(215)香港華人抵制美貨見 Frank Welsh, pp. 345-346 及 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1993 (hereafter as "Ts'ai"), pp. 182-206。彌敦之提早調職與此有關。抵制日 貨運動見"Ts'ai", pp. 207-237。
(216)1874年1月5日,香港首家純粹由華資經營的報紙《循環日報》誕生。由著名政論家王韜創辦,每日刊政論一篇,鼓吹變法 自強。1900年,孫中山授命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傳播革命思想。自1900年至抗日戰爭爆發,不少愛國志士在 香港創辦報刊,宣揚維新、革命及民族主義,影響甚大。如《維新日報》、《商報》、《有所謂報》、《世界公益報》等是。詳見 鍾紫(編):《香港報業春秋》,1991年,頁3-4;吳倫霓霞:〈孫中山早期革命運動與香港〉,載《孫中山研究論叢》,第 3集,1985年,頁67-78;譚永年:《辛亥革命回憶錄(上冊)》,香港:榮僑書店,1958年;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 (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頁215-243·
ස
(217)《華字日報》(1911年11月7及8日);China Mail (November 7, 1911)轉引自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1990( hereafter cited as CBHK), pp. 88-89。此段亦參考吳倫霓霞:<香港對武昌革命的反應 及與粵軍政府的關係>,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編):《史藪》,1993年,頁 203-219。
25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盧嘉(Sir Lugard, Frederick, 1858-1945;港督任期:1907-1912)在向倫敦匯報中
指出:
(218)
5
所有的華人突然歡欣若狂,情緒之高漲在這個殖民地的歷史上前所未
見,也從未聽聞,爆竹聲此起彼落,伴着從未間歇的歡呼聲,民眾不停地動
着旗幟,華人這種舉動非比尋常。
10
11月9日廣東省宣佈獨立,總督張鳴岐躲入沙面英使館避難,消息傳來,香
港全市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商店被搶掠,警察企圖拘捕滋事者而被人投石,西
人在街上受到襲擊,華人群眾甚至喊出"殺死洋人"、"趕走英人"的口號。
(219)
盧嘉在 11 月 19日召集華人領袖開會商討對策,他解釋了港府的立場:英國
政府只承認滿清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香港的華人在政治取向上可以自由選
擇,但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不容破壤。他旋即頒佈緊急法例,賦予警察驅散群眾
及入屋搜查進行拘捕的權力。軍方更從印度方面調兵增援,通過嚴厲而有效的手
段,把騷亂平息下來。1912年2月,盧嘉宣佈取消緊急狀態,市面恢復平靜。
(220)
市民慶祝辛亥革命成功而激發的騷亂雖告一段落,但華人的反英仇外情緒仍
15 然高漲,從 1912至1913年,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盧嘉三月離任,曾任職輔政
司的梅軒利(Sir May, Francis Henry, 1860-1922;港督任期:1912-1919)於7月 抵港履新,在卜公碼頭登岸時,遭人開槍射擊; 他的坐駕後來更遭人投石;
20
(221)
襲警案件暴增。1917年4月,港府通過法例,禁止用外國貨幣,包括在香港市面
流通的中國銀毫及銅元。此舉原來是一項金融措施,但被視為對廣州新政府的侮
辱。11月,政府勒令電車公司及天星小輪不得再接受中國銅錢,馬上激起杯葛行
動,人們甚至脅逼乘客不得乘坐電車。梅軒利通過《防止杯葛法案》,嚴懲以武力
威嚇乘客者,並勒令杯葛電車之地區之居民須繳付罰款,所繳款項用以津貼因杯
葛行動而生意受損之電車公司,民眾害怕罰款,杯葛行動才告一段落。
(222)
另一方面,1913年初,宋教仁被刺殺,袁世凱免去國民黨籍的皖、贛、粵
25 省都督的職務,1913年7月,廣東都督陳炯明宣佈廣東獨立,通電討伐袁世凱,
袁命龍濟光派兵聲討,陳無法控制局面,棄官出走,孫中山等革命黨首腦逃亡
30
(218)CBHK, p. 103.
(219)同上注,頁 104。
(220) HKIR, p. 4.
(221)關於梅軒利被刺殺事件,詳見 Miners, N. J., "The Attempt to Assassinate the Governor in 1912, " JHKBRAS, 22(1982),
pp. 279-285。
(222)CBHK, pp.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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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日本。廣州再陷入一個不穩定時期,不少人移居香港,香港的局勢反而穩定下 來。(223)
香港華人對辛亥革命反應激烈是值得深思的,這是中華民族革命運動衝擊下
所起的新變化。曾在香港服職過多年的梅軒利重臨香港履港督職,慨嘆地指出自 他再踏足香港的第一天,已發現香港的華人敵視西人。(224) 反映了華人的民族意識
有所增強。1911年的騷亂在盧嘉冷靜處理下渡過,但這種不滿情緒的持續和累
積,加上民族主義的抬頭,終於在1922及1925年釀成大規模罷工爆發。
5
(六)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
10
辛亥革命後,國內許多人移居香港避亂。從1911至1921年這十年間,香港
人口增加了37%,人口劇增造成了嚴重的住屋問題,房屋租金飛漲,米價上揚,
薪金增長遠不及通脹,香港社會的不滿情緒滋生起來。
(225)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愛國民族主義潮流席捲全國。
15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成立了中國革命黨,吸收了不少工人和海
員。 。1917年孫氏在廣州成立護法政府,廣州附近地區勞工活動漸趨活躍,工會組 織發展蓬勃。1920年孫中山重返廣州,積極支持工會活動。(226) 這種組織工會的風
潮,也吹到香港來,1922年,香港已有約 100 間工會。早在1920年,香港機器
工人發起罷工,持續了19天,得到廣東及內地工會的支持,結果獲增工資 20 至 20
30%。機器工人的勝利,鼓勵其他工人通過罷工爭取改善待遇。
(227)
1922 年,香港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發動罷工,要求加薪30至40%, 並
要求日後招募海員必須通過工會而非買辦進行,船公司拒絕要求,海員乃進行罷
工。工人從鐵路回廣州,得到廣州政府提供住宿、食用。1月31日,碼頭卸貨
工人、苦力、煤工加入罷工行列。工會並派糾察監察禁止食物運入香港。2月28 | 25
132
(223)查 1911年香港華人人口是444,666人;1913 年增為467,644人;1914年香港人口突破 50 萬人。
(224)梅軒利是第一個官學生出身的港督。1902年他出任輔政司,服務香港前後達38年之久,所以,他在1912年重臨香江的觀
察,能客觀地反映了華人民族意識有所增強及仇英情緒高漲的情況,這是辛亥革命帶來的衝擊。見CBHK, p. 120。
(225)關於 1919年米價上揚及20年代因人口驟增所帶來的住屋問題,詳見 HKIR, pp. 9-11。
(226)關於孫中山支持工會活動、吸納海員和工人為黨員,激發工運蓬勃發展,詳見陳明:<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初廣東工運>,
載陳明球(主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 1986年(以下簡稱《縱橫》),關於此次香港機器工人罷工,見頁 3-20。
(227)同上注,頁10;及同書刊載周蘿茜:〈一九四九年前華機會與港府關係〉,頁116-118。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日,工會呼籲全港工人罷工並列隊回廣州。麵包師、廚師、文員、司機、苦力紛
紛罷工。3月4日,罷工工人回穗途中經過沙田時遭槍擊,造成四人死、八人傷
的慘案。香港廠商通過英國駐華大使與工會及廣州政府展開談判,雙方達成協
議。船公司答應加薪30%,港府對發動這次罷工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予以解
5 禁,沙田慘案中受害人得到賠償。此次事件延續了兩個月,香港政府受到一次空
10
(228)
前的挫敗。 而海員的勝利,刺激了香港工運之蓬勃發展。
(229)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發五卅慘案,香港部分工人於6月 19 日響應廣州工
會領袖之呼籲舉行罷工。6月23日,廣州舉行遊行示威,52名示威者在巡行至沙
面時被租界當局開槍射殺,消息傳至香港,全市旋即陷入一片混亂局面。至7月
中旬,幾乎全港所有行業都受到影響,包括政府的低級公務員都參與罷工。 未
幾,罷工工人像1922年參與海員罷工的工人一樣徒步走回廣州。在廣州,工人受
到廣州政府的接濟,在大罷工發展至最巔峰時,估計共有25萬人離開了香港,佔
當時全港華人人口30%。
在省港大罷工的影響下,交通、供電、社會治安都大受影響,受打擊最大的
15 是商業貿易。"罷委"對香港進行經濟封鎖,不准香港英人或華人的船隻駛入廣東
任何港口,任何載運有香港貨物或曾停靠過香港的外國船隻亦不准停靠廣東的港
口。這種"禁運"行動維持了15個月,對香港商業做成空前損失,進入香港的船
隻減少了60%,不少商號因此破產倒閉。香港的商行損失了五億港元之鉅。
20
"罷委"及廣州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多點復工要求,包括:容許辭退的工人
復工、罷工期間工資照發、增加立法局華人議席、廢除所有歧視華人的措施、每
天工作八小時、全港租金下降25%。罷委所提的要求中除部分着眼於改善工人生
活外,主要針對華人的政治權利, 矛頭直指港英政府,這正顯示了省港大罷工
本質上是一次政治活動。
(2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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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海員大罷工詳見 HKIR, pp.12-14;Chan, Ming K. "Labour and Empire :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h. D. dissertation, 1975, hereafter cited as L & E), Chapter 10;Glick, Gary W., "The Chinese Seaman's Union and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of 1922"(Unpublished M. A. essay, 1969)。
(229)省港大罷工詳見 HKIR, pp. 15-19; L & E,Chapter XI;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卅運動和香港罷工》,1985 年;《省 港大罷工資料》(以下簡稱《罷工資料》),1980年。John Carroll 在 Edge of Empires 一書中對這兩次罷工有深入探討。見該 書,頁131-158。
(230)"髋委"所提出的復工條件中下列數項值得留意:香港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教育、居住及舉行救國運 動及巡行之絕對自由權;香港居民,不論中籍西籍,應受同一法律之保障與待遇,務須立時取消對華人之驅逐出境條例,笞 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為;香港定例局之選舉法應行修改,以增加華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這些要求,反映了日漸醒覺的華 人工人階級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滿。上列條件詳見"省港罷工委員會致港商會函",見《工人之路》,第101期,1925年10 月3日。見《罷工資料》,頁56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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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港督司徒拔(Sir Stubbs, Reginald Edward, 1876-1947;港督任期:1919-1925)
毫不猶疑地拒絕了"罷委"的要求,直至他在10月離任止,港穗雙方處於膠着狀
態,死結始終打不開。直至金文泰蒞任,採取懷柔手段,與廣州當局接觸並進行
談判,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進行磋商,廣州當局終同意終止杯葛行動。1926年
10月 10 日廣州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示威遊行後,大罷工才告一段落。
必須指出:省港大罷工與海員大罷工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的地方。海員大
罷工固然帶有反英民族主義的色彩,特別是沙田慘案發生以後。但它基本上仍是
一次工人爭取權益的運動,工人向政府提出的只是增加工資,並沒有其他政治上
的訴求。但省港大罷工中,"罷委"提出的結社、出版自由、華人與西人法律平
等、華人有選舉權利、華人有在任何地區自由居住的權利,目的在為全體華人爭
取政治權利,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省港大罷工是香港華工向港英政府的一次攤
牌,是積累了多年的忿懑的爆發,正因如此,規模才會如此大,民眾才會這樣齊
心。
海員大罷工與省港大罷工都獲得廣州政府的支持,廣州成為罷工工人的庇護
所,這與孫中山的積極支持工會活動爭取工人的擁護分不開。省港大罷工爆發
時,孫氏剛去世,但罷工仍受到廣州政府內左、右派的支持。但自1925年8月20
日廖仲愷被殺後,國民黨內部鬥爭趨於激烈,蔣介石揮兵佔據廣州,大肆搜查"罷
委"總部,並決定與港英政府談判,商討結束罷工和杯葛運動,香港之罷工既因
中國方面之煽動而起,亦因中國政局改變而結束。(231)
在上海五卅慘案後,中華全國總工會便派遣鄧中夏、楊匏安等人到香港與曾
領導海員大罷工的蘇兆徵(1885-1929)一起成立了香港工團聯合會。廣州沙基慘
案後,為了加強對罷工行動的領導,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擔任委員長的正是
蘇兆徵,顧問包括鄧中夏、汪精衛、廖仲愷等人。"罷委"的主要人物:蘇兆徵、
林偉民、鄧中夏、楊匏安等都是共產黨員,因此,省港大罷工實際上是中國共產
黨策劃的一次運動。 (232) 它在本質上是一次反英、反殖的政治性罷工。
社會動亂帶來經濟蕭條,因此,商人特別是富商都渴望安定繁榮。省港罷工
造成百業蕭條,貿易半停頓。商人以利益攸關自然站在港府的一邊,何況這個運
動還是由資本家最害怕的共產黨領導的。當時的香港華人代表--立法局華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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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楊意龍:<香港兩次工潮所引發的震盪一二五至二六大罷工及六七騷動之比較和啟示>,見《縱橫》,頁196-202。
(232)可參看蘇兆徵:〈香港大罷工〉,原載《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收入《罷工資料》,頁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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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議員周壽臣和羅旭龢均積極協助港府維持香港秩序和解決罷工帶來的問題。香
港主要的華人社團組織如香港華商總會、東華醫院、香港廿四行商都支持港府,
向香港及海外華人解釋港府的立場,得到殷商如馬煀朝、黃德光、李亦梅、盧
項舉等的協助。殷商何東創辦的《工商日報》在反擊"罷委"的宣傳中發揮了一定
5 作用。 (233)作為香港華人社會代言機構的東華醫院的立場是值得注意的,東華醫院
自成立以來,一直避免牽涉政治,但在省港大罷工中卻毫不含糊的站在港府
邊。(234) 東華的總理都是殷商巨賈,是罷工禁運行動的直接受害者,他們的利益與
政府是一致的,支持政府,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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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罷工結束後,港府為了安撫華人--特別向在罷工工潮期間支持港府
的華人領袖致意,特破格委任周壽臣為行政局議員,成為行政局三名非官守議員
中的一位,這是首名華人擔任港府決策中樞的重要位置。未幾,立法局的華人議
席亦從兩席增至三席,加強華人在立法局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港府亦通過立例禁止一切政治性罷工和工會組織,禁止本地工會
成為中國工會的分支部,同時設立勞工主任一職,專責處理勞資糾紛。
(235)
金文泰從省港大罷工的解決過程中明瞭到香港要保持繁榮穩定,必須與廣東
政府建立良好關係,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他親到廣州官式拜訪廣東政府的李濟
深,與廣東政府加強合作殲滅大亞灣的海盜。李濟深倒台後,港府仍與其後的陳 銘樞、陳濟棠政府維持合作關係。(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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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佔時代的行政架構及政策
剛經歷了 100 年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在1941年的聖誕節落入日本人手中。自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到1945年8月30日日本在香港統治結束的三年零八
個月,是香港歷史上一段空前黑暗的歲月。歷史上稱為"日治(佔)"時期。
港英政府投降後,日本人便把英治時期的領導階層、英軍、敵對國家--主
30
(233)詳見 CBHK, pp. 190-193。
(234)有關東華醫院在海員及香港大罷工中的角色,詳見氏著:《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展的東華醫院(1870-1997)》,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149-161 及注(191)。
(235)見陳明球、單瑞蓮:〈戰前香港勞工調查〉,收入《縱橫》,頁 111-115。
(236)詳見 CBHK, Chapter V, pp. 22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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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要是英、美、荷等國的國民,拘禁在赤柱,又把戰俘拘禁在亞皆老及深水埗戰俘
營。所以日人在香港管治下的主要是百多萬的華人,其次是少數"友國"及中立國
的國民。從1941年12月底到1942年2月下旬,香港由日本軍人統治,最高長官
是酒井隆中將,其下劃分為總務、民政、經濟、司法及海事五部,這就是所謂的
"軍政廳"時期。(237)
日本並沒有把香港變成像台灣、朝鮮一樣的殖民地,也沒有把它像廣州沙面
一樣劃歸汪政權管轄,而是視香港為一個堡壘、補給站、華南的中樞和軍事基
地,(258) 換言之,它成為日本再向外侵略的跳板。正因為如此,它直接受日本內閣
管轄。港日政府必須把資源集中處理最逼切的事項,故此在香港建立起來的行政
架構與一般正常政府管理下的體制不相同。日本人稱攻陷香港為"把華人從英國
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港日政府非常重視籠絡華人社會中的領袖人物,爭取他
們的合作,以期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239)
1942年1月10日,酒井隆以香港軍政廳首長名義假半島酒店宴請 133名香港
社會知名華人,向他們解釋日本人的意圖和政策。兩天後,中華總商會組成一個
九人小組(後增至12人)名為"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專責處理更換政府後所
出現的糧食、貨幣、治安、交通、醫療等與社會民生直接有關的逼切問題, 由
本來在港英統治時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首席華人代表的羅旭龢爵士當主席,
副主席是行政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在香港政壇上德高望重的周壽臣爵士;委
員名單內還包括原立法局議員:羅文錦、李子方和譚雅士;名單中還有商人、銀
行家、醫生等,皆為一時俊彥。(240) "善後會"是一個臨時性組織,軍政廳時期結束
後,"善後會"工作就由"兩華會"接掌,"善後會"便告解散。
以
哆
<<
"善後會"是一個中央組織,但有關社會民生工作,還有賴地方落實執行,所
日人在授意成立"善後會"的同時,還積極籠絡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人物,爭取
他們的支持和合作,務求把地方上的力量組織起來,以方便中央政令的推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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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在香港和九龍分設區政聯絡所,同時在港九兩地分設12個和六個區役所,由 25
所長主掌,區役所必須向該地區的區政聯絡所負責,而區政聯絡所之上是香港或
(237)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1993年(以下簡稱《日佔》),頁66;齊藤幸治:《軍政下之香港》,1944年(以下簡稱《軍 政》),頁 108-114。張貼在香港各地的安民告示-(部長聲明>就是以日本軍民政部長矢崎勘十的名義發佈的(香港博物 館藏)。
(238)Endacott, G. B. and Birch, Alan, Hong Kong Eclipse, 1978 (hereafter cited as Eclipse), p. 124.
(239)同上注,頁126。
(240)"善後會"委員名單詳見《日佔》,頁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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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圖3.10 1941 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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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港島被日軍佔領後被俘的英軍(19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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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區事務所(初期兼管新界各區)
立以後續有發展。
。
(241) 區政所組織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
淪陷前,香港的人口已達到1,615,629人,其中約六十萬人是在日本侵華後 從內地逃港避難的,(242) 日人有鑑於香港人口眾多,管治不易,保證糧食補給更極
為困難,故此自始便釐定政策,要盡一切力量把香港人口減至60萬人。為了切實
執行他們釐定的"歸鄉政策",軍政廳特別成立了一個"歸鄉委員會"(後改稱"歸
鄉指導委員會"),(243)透過香港各類社團:宗親會、同鄉會、商會、工會等,呼籲
並安排僑港人士回歸故鄉。1942年7月,政府更成立了一個"歸鄉事務部",專責
處理華人回鄉事宜。這個政策在日治時期一直貫徹執行,到日本投降前夕,香港
人口只剩下約六十萬人。
1942年2月25日,磯谷廉介履任首任香港佔領地總督,"軍政廳"宣告取
消,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為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民政府時期遂告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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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其下設參謀部(掌管憲兵、警察及
防衛隊)、副長官及總務長官。前者負責維持香港的治安及秩序,而後者卻是政 15
府的行政首長,公職主腦和政府最高發言人,負責協調和監督所有政府機關的
工作。
總務長官下分為七部:民治部(其下再細分為庶務、商業、文教和衛生四課;
下轄區政所)、財政部(下細分為稅務和金融課)、交通部(下分陸軍、海事、土
木及陸上交通四課)、經濟部(分產業及軍事費課)及報導部(下分為總務、新聞、
宣傳、藝能四班),另外還有管理部及外事部。(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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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日政府的架構,在組織上要比原來港英政府精簡,部門遠比港府為少,卻
統轄了政府所需處理的主要事項。正如前面提過的,日本要把香港發展為其在華
南的中樞,故需把人力物力集中於處理最逼切的事項,其行政架構有別於一般政
府管理下體制。日本人這個行政架構的精神在吸納華人領袖作為政府與民眾間溝 25
(241)有關區所之運作,詳見《日佔》,頁103-108;及注(228),頁126-127、131-132。
(242)查香港的人口在羅富國(Sir Geoffrey Northcote;港督任期:1937-1941)任内首次突破100萬。1938年廣州淪陷,香港 人口激增,日本人在1942年3月進行人口調查,所得數目為1,659, 337 人,但從1941年底至1942年3月間已有不少香 港居民被遣回內地。
(243)見注(238),頁62。有關歸鄉政策,可參考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5 年,頁176-183。
(244)分別參考《日佔》,頁173;Eclipse, p. 173。又港日政府所發命令,均以"香督令"名義發出,是研究日佔時期措施之珍貴史
料。詳見《香督令特輯》,1942年(以下簡稱《香督令》);可參考《重光之路》,頁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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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通的橋樑,以利於"上情下達"及"下情上達",以達致"以華制華"的目的。軍政
廳時期的"善後會"以至民政時期的"兩華會"都是這類組織。
磯谷廉介上任不久,"兩華會"亦告成立。兩華會是"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
(245)
界協議會"的簡稱。 日本人放棄了港英政府的行政及立法局的制度,改而成立兩
5 華會作為諮詢機構,再配合以地方區所制,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網絡,以確保政
10
15
令能下達到地方基層,在理論上,下情亦可通過不同渠道轉達到總督去,矯正了
過往港府對地方的管治幾乎失控的弊病。
"華民代表會"由一名主席及二名委員組成(後增至三名委員),是香港華人
的最高諮詢機構,該會成員每日開例會就華人有關事項向港日政府反映民意及作
出提議。"華民代表會"的成員包括羅旭龢(主席)、劉鐵城(銀行家)、李子方(銀
行家、原立法局議員),後來加入了陳廉伯(買辦、商人)。這四個人中,羅旭龢
及李子方是原港英政府器重的人,而劉、陳兩人與日本人關係密切,是日方信任
的人,這個組合,既有公信力,又牢牢地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可見人選安排是
經過精心構思的。
"華民各界協議會"的成員是由"華民代表會"挑選出來的,而且受其指導。
人數要比代表會多得多,它由一個主席、一名副主席及19名會員組成,每兩星期
開會一次,主要作用是聽取社會各階層意見及協助推行已釐定的政策。主席周壽
臣,德高望重,而副主席和委員:李冠春、葉蘭泉、羅文錦、譚雅士、鄧肇堅、
陸靄雲、郭贊、顏成坤等或為原港英政府立法局議員、或為團體領袖首長、大機
20 構主管、殷商巨賈,代表了百貨業、銀行、錢莊、建築、醫療、新聞、製造、運
25
輸及教育各職能,皆為華人社會中有頭有面的人物, (246)在其所從事的行業裡具有
較大的影響力。在戰前港英政府時期,能被委為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的華
人,鳳毛麟角;日本人卻把華人俊彥一網打盡,在策略上是高明的,因為從理論
上看,所能收集到民意愈廣泛和全面,政府在釐訂政策時便愈能照顧不同行業的
需要,更何況得到各界領袖的支持,政令可以推行得更快。
"兩華會"都是諮詢機構,但政策的貫徹實施,還需地方切實執行。日本人
對地方組織非常重視,軍政廳時代已有地區事務所及區政所的雛型,民政府成立
30
(245)"兩華會"詳細名單見《日佔》,頁172;及注(238),頁384-385。兩華會之規程,見《香督令》,頁7。
(246)有關羅旭龢、周壽臣、李子方、羅文錦、譚雅士之生平資料,可參看 Cheng, T. C., pp. 7-30。而鄧肇堅、葉蘭泉、郭、
顏成坤等之生平,見吳醒廉:《香港華人名人史略》,1937年;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p. 230-32, 96-98, 262-263.
139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後,加緊籌組區政所,作為各區市民和民治部分區官員間的橋樑。
戰前香港的管治並無系統性的分區行政管轄,港島、九龍及新界有的只是按
地理,劃分為若干地域,地區的警署、消火局、衛生局等即有分處,也仍由中央
政府管治。因此,正如關禮雄指出:區政所的設立開創了百載未有的新局。
(247)
5
10
分區管治的具體方法是:民治部在香港島、九龍及新界各設一個地區事務
所,所長一職,由日人擔任,負責監察區政所的運所;每一地區事務所下設三個
辦事處:總務科主管區內商業貿易、文化教育等事宜;經濟科主理區內經濟、通
訊、交通事項;衛生科負責區內醫務衛生。地區事務所操實際權力,是一個重要
的行政機關。地區事務所之下是區政所(1942年7月改名為區役所)。香港、九龍
及新界被劃為28區,港鳥12個區、九龍九個、新界七個,各區設正副所長各一
人,管治區內事務。所長由地區上知名人士出任,例如中區區政所的區長是名律
師冼秉熹(他也是區政聯絡所所長);九龍塘(鹿島區)的區長關心焉醫生等。每
一區所下設一區議會,作為區所的諮詢機構,議員人數由五至十人不等。區所直
接向該區的地區事務所負責。區所制度1942年7月20日正式實行,與兩華會一
縱一橫,互相配合。港日政府通過"兩華會"搜集民意,又透過區所監察其政策在 15
地方推行的實際情況及其對民生之影響。正如關禮雄說的,區所制把地方行政從
中央政府解放出來,化整為零,使中央之於分區運作,如臂使指,比港府原來
的制度更合乎管理原則。(248) 事實上,區所制在日治時期的行政管理上發揮了很大
的作用,英國在香港統治了100年,但並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食米的配給、維持治
安及監察"歸鄉政策"的執行,而戶口制的建立和一系列對糧食、人口的監察制度
都是由區所協助進行登記及調查的,換言之,通過區所的設立,日本人把本港華
人置於嚴密監管之下。
兩華會及區所制的推行,加強了政府與華人之間的溝通,然而,港日政府推
行這個制度的目的是加強對華人的控制,使中央政令能更快速地傳達到地方上,
並保證切實執行。
按照日本人原來的構思,區所經費由各區自行徵收,自給自足,但經受戰火
洗禮後的香港居民生活艱苦,根本無法徵集經費,結果還是總督部支付。兩華會
的代表本來已經是被日本人威脅之下出任的,而且,"兩華會"始終是諮詢機構,
20
25
140
(247)見注(237),頁105。有關地區事務所之管轄區域及規程詳見《香督令》,頁8-9。
(248)同上注。
30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並無實際權力,一些港日政府釐定的政策,兩華會完全無力反抗,只有當政府喉
舌,說服民眾接受,自1944年中葉以後,日軍節節敗退,敗局已呈,兩華會會員
更無心戀棧,或虛與委蛇、或託病不出,制度已名存實亡了。
在戰火剛平息的香港,市面一片死寂,流氓和暴徒四姦淫擄掠,社會陷於
5 一片混亂。1942年1月,港英政府時代的華警及印裔警察被徵召,重新組成一支
警隊,由憲兵部直接管轄。後來第二任總督田中之一履任時,更親自統籌警隊工
作,並授意成立一個警隊委員會,由周壽臣當主席,以爭取華人的支持。1945年
4月成立了一個特護衛隊。(249)
10
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之前,香港由日本軍政廳以軍法統治。磯谷廉介上
任後,開始引入民事法,並成立了一個民事法庭,處理各類民事訴訟,英國傳統
的以陪審員及律師辯護制度被廢止,由法庭執事按照控辯雙方供詞而判案。1943
年,律師制度恢復。刑事案件則仍然由軍事法庭審決。
(250)
港日政府所發出的官方文告中,不時強調中日兩國人民同文同種,故應該緊
密合作,共建"大東亞共榮圈"。然而,日本人深知中國人對日軍的暴行深惡痛
15 絕,何況香港的華人人口中約有五分之三是因日本侵華而從國內逃難到香港來
的,當然不會對日本人懷有好感。要統治這160萬的華人,除了盡量盡快把一部
分遣返國內外,便須把華人置於嚴密監管之下。這包括:華人的出入境、境内的
遷徙流動、商業活動均須向憲兵總部申報,每個家庭所用的食水、煤氣、電力及
電話,均須予以登記,每個業主必須向當局申報其名下物業,維修房屋要向當局
20 申請,所有醫生、律師、中醫、小販及街市攤檔均須登記,所有宗教組織及學校
25
亦須向有關當局呈上其詳細資料,連搬屋或擁有收音機亦須向憲兵部登記, (251) 必
須指出:這些繁複的登記工作不少是區所協助下進行的。另一方面,港日政府亦
全力洗刷港英政府百年統治遺留下來的殖民統治色彩,這包括把原來具有英國色
彩的街道或機構名稱改上日本化的名字、(252) 逼迫學校教授日文及日本歷史、改用
日本曆法、日本的慶典或節日列為假期等,大力宣揚大和文化,以取代原來的大
不列顛文化。
總的來說,由於日本佔領香港的目的,是要把香港作為日本對外擴張的戰略
30
(249)詳見注(238),頁134-135。
(250)同上注,頁133-134。日佔時期民事審判規則,詳見《香督令》。
(251)同上注,頁 137。
(252) 有關街道之易名,詳見注(237),頁176。
141
142
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A=1 4/4
再會吧函港
田漢詞、姚牧曲
2 6
07123.176 6 5 0135 6
31 35 2
再會吧香港
你是旅行家的走廊 也是中國漁民的家
鄉
105 72 43 21 你是享樂者的
7 0613155 2.34 3 2 1 天堂 也是 革命戰士的 沙
2/4
11234
場
這裡
洋溢着驕淫的
4/4
55 05
0555 11 234 55 055 66 5342
0222
娘
美酒 横流着英雄的血漿這兒有出賣靈魂的 名 也有獻身祖國的姑
32
21766 012 3 4 5 1 6 6 5 |65 2010 0176|512 34| 555 055 65 迷恋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担當起國運的兒郎 這兒有一擲萬金的暴發戶也有義賣三年的行
535
16 16122 323
•
4321
這兒有
4/4
-
03 21 6 6 | 07 12 317.6
·切善的矛盾中生長一切恶的矛种减 ť 再會吧香港!你是這樣使我
6 5 0 36.7|1.2 5.6 3. 1/43 21 716. 0 56 í812.5 31 3216 難忘 你筲箕湾的月 愈 扯旗 山的 斜 陽 皇后大道燈 火 香港仔|
5
10
0 17653 5
•
3
0 35 616 7
|1712 3 6 5
澳光
淺水湾的碧波盪漾
大埔松林的 猿聲慘傷 [宋皇台的蔓草荒蕪
2/4
0 43 216 7 3 2 1
-
3123 4 6 5 30|1765 54 3 1
101056 12
青山禪院的| 晚鐘 悠揚 西高嶺的夏萌怒放 鲤鱼門的歸帨絕漲
|衄鮮肉 歸帆飽冰 ||
15
33023 5 6 53.
653|20 1656 14 666
|05 31|246 5.3|2
「殘壘想起張保仔 阿香啊
百年前的 海上霸王1
真值得|民族的後民| 傳
03 216
6
25 35 6.6 5.313.
66
再管吧香港
可聽得海的那一 | 方(海的)奔號着兇猛的豺 03 3 3 3-1 7-6 511 335 686 222
狼 他們
4.2.
合唱|
06 66 3 2
再會吧 香港
of 111 1.1133551444 $355. 可聽得海的 那- 方海的那一方奔沉着觉的1豺
66.
狼 他們
20
66 321 16072 2ì 2.176 踐踏着 我們的田園 傷害着我們的夢
6 3
101 62 3.5 6.6
娘
我們還等
什麽
莫只靠别人帮忙
0.3 33 3.
37
06 66 6.1 2
5. 423
踐踏着我們的田園「傷害看我們的爹
娘
2/4**
6 53 2 1.2 33 0535 6 6
+
3 3.3 53 234 65.
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力
1.1 11 712 3
可靠的還是自己的力
1
03 33 1.2 4.4
莫只靠别人帮忙】
65611212 33|32355 535 66| 0
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提起了行囊 穿上了戎装 踏上了征途 顯不了風霜
25
033. 76
只有全民的
056 11 012 33 023 55 035 66 033
76
提起行囊 穿上戎裝踏上征途 不顧 風霜 只有全
65611 212 33 323 55 321 36 066 3. 21
民的
01 11 6.
6* ș
- 我們還等
什麽
提起行囊穿上戎裝踏上了征途顧不了「風霜只有全民的!
圖3.12 田漢填詞,姚牧作曲的《再會吧,香港》,抗戰期間在南方廣為流行。
30
5
63 012133 4321
63 012 33 4321 7
~
團結才能 阻過法西斯瘋
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33
76163 0121 3343211 3
10
33. 76 63 012 33 4321
33.16.1 3
班
血花才能 推動的巨 只有青年的
浪巨浪浪
16 066 11 2176 5. 16.
4/4
66 3. 23 16 066 11 217657 6.6 3.36
103 21 6 6 107 12 31 7.6 6 5 1.2 3.45 2
-
6
•
30 1612
-
10
再會吧香港你是民主國的营房:反侵的城墙 看
3333
吧 侵者的
6666
2/4
3 3 235 5
6.6 60
o i 6 556 323 1 2.3235 3 2 116
1 1
3 3 3 4.4 1 0
03 3 3 33 321 66 1612 3
1 65
烽火已 『燒遍了 太平洋
别留恋着一時的 安康疏忽了對人的提防
16.6 531 1 1 11 4
0 5 5 5 16 565 32 3235
3 21
15
1 6.1
2 2 20 3 2.3
5 5 501055 35
53 1 23
6
人人 扛起|槍
朝着
地無分 東西南
|
1 1.1 77 7o 1 1.1 33 3.0 30 30 44 40
色無分 棕白黄
4 4 4 5 5 50
33 321
A 人 扫起槍 朝着共同的敵人
5 55 11 10 10 10 11 10 (11 1764 5
82
20
0 2
161 201212 323 55 051535 60|55 656
5
放
02
312 30 555 666 77 02 312 30 33 434 53
用 我們的手 奠定了今日的 香港用 我們的手 征争明日的 香港
S
05 434 50 555171 22 05 |111 60|11 15431
171|22
問
1
3
4/4
0321
6 6
106 53 2
02 16 5
再會吧香港
再會吧 香港
再會吧香
港
25
。。。。
03 21 6 6 再會吧 香港
06 53 2 2
再會吧香港
再會吧 香港香
。
。
03 21 6
再會吧 香港 香
30
-
3港
1
港
3 香 香
3
。
。
O
143
144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中心,因此其體制與一般政府有異;而且被統治的華人皆懾於日人的淫威,敢怒
而不敢言,但對日本人及其政府深惡痛絕,當然不會真心支持合作,因此,要客
觀,全面地評估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運作成效,並不容易。無可否認,港日政府
對華人生活起居的監管之嚴是百多年來所僅見,(253)而兩華會,特別是區所在配給
米糧、戶口調查、居民遷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5
10
日本人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統治,把英國在香港一個世紀以來統治所建立
的體制全部拆掉,英國人再踏足香港時,這裡已不是昔日的"維多利亞城"了。
經歷了第二次大戰的洗禮,英國的經濟飽受摧殘,元氣大傷,反而以家庭為本位
的華人手工業及小本商人大幅發展起來,戰後更多華人進入手工業行列,打破了
戰前歐人的壟斷,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崛起。港府對於這個現象不能漠視。
戰後,行政及立法局的華人議席均有新增加,立法局在1946年重新組成後,非
官守議席的分配是英、華各佔三席,葡裔一席。到1951年,華人議席首次超越了
英人,成為非官守議員的多數派。而港府亦聘更多本地公務員,華人擔任更高更
重要的職位;另一方面,本地的外籍人士社會的組成也有很大的改變,不少人經
過戰亂、羈留或病死集中營、或提早退休,不少在戰前叱咤風雲的英人沒有再回 15
來,從倫敦新來的人思想較為開放,大大沖淡了原來濃厚的殖民統治氣氛。安德
葛指出:二次大戰的戰火宣佈了殖民統治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紀元的來臨。
(254)
20
25
30
(253)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頁41-56。
(254)同注(238),頁320;又見《重光之路》,頁188-189。
5
10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鄭赤琰
15
·二次大戰後的香港政制
早在1932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Westminster Act)中,已反映了英國人意
識到時代的轉變,今非昔比,如要維持宗主國與其殖民地的密切關係,非要把彼
此的關係重新界定不可。《法案》的構想,也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所擬出的藍
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本土受到戰爭的破壞,再加上戰後各地的民
20 族自決,民主獨立的呼聲甚囂塵上,英國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局勢,也就非要加
25
速非殖民地化,加快完成英聯邦計劃不可了。在此計劃下,原有的殖民地,如果
形勢有必要非獨立不可,便得加快其政制改革,唯求其能獨立生存,並以平等身
份,加入英聯邦作為一個"家庭成員"。於是從1946年開始,政制改革紛紛在其
全球各地的殖民地被排上政治日程。
(1)
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自不例外。緬甸、(2)馬來亞、新加坡和汶萊,(4)先後進
30
(1) 詳見 Grimal, Heni, 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 French, Dutch and Belgian Empires, 1919-1963, 1965。
(2) 緬甸早在1932年就與印度一同被提出要政改,但為二次大戰所中斷。1947年英緬在政制、政權上談不攏,緬甸內部又十分 混亂,英國匆匆結束其殖民統治,緬甸沒有實行政改,被軍人政府取代。詳見 Pluvier, Jan, Southeast Asia From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ce, 1977, pp.389-400。
(3) 馬來亞自1946年開始憲制改革,成立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獨立建國。其政改過程詳見同上引書,pp.530-548。
(4) 新加坡和汶萊均在1946年開始計劃憲制改革,最終獨立。新加坡原屬馬來亞,1965年自行獨立;汶萊受國內動亂影響,到
1984年才脫離英國獨立。參閱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The Pioneering Years, 1979。
145
146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行憲制改革,有的甚至以英國政制為模式,進行建制建國。
在一連串殖民地爭取獨立運動的衝擊下,香港作為一個極具戰略與商業價值
的英國遠東殖民統治地區,必然地要受到這種時代性與地區性政治運動所影響。
但其演變的過程則與本區其他殖民地的政治動向有相同與不相同的地方。相同之
處是其作為英國的一個殖民統治地區,必須跟着英國全球殖民地的統治調整計劃 5
行事;不同之處是其作為一個從中國割據與租借出去的地方,一直被中國認為是
在歷史上被逼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結果,是英國人通過不合法途徑而取得的。中
國宣示要在適當的時候尋求適當的方法收回香港。因此英國在處理香港問題時,
不得不把這種態度作為考慮的因素,未能像處理其他殖民地那樣去處理香港的問
題,尤其是政制的發展問題。
有關這種既相同又不同的特點,可以從第二次大戰後開首兩位港督楊慕
琦(Young,Sir Mark Aitchison,港督任期:1941-1947)與葛量洪 (Grantham,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港督任期:1947-1957)處理香港政制改革的方 案中看得很清楚。兩人都礙於英國全球性調整殖民地統治方案的影響,而非在
香港進行政不可。但在進行此項工作時,卻又得顧及香港的特殊政治情況。在
1941年楊慕琦任內開始至1957年葛量洪下野為止,楊、葛是企圖把香港的政制發
展引領到世界發展主流的格局中去,但卻受到了香港本身一連串特殊的政治條件
所影響,始終走不進主流中去,而只能因自己的條件走自己的道路。
10
15
先看楊慕琦的政改意向。當他在1946年5月1日結束軍統而恢復民政時,曾
在同一天宣告要在香港實行政改,目的是建立一個政制,可讓香港居民有更多的 20
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5)經過三個多月的時間,楊督將其政改構想擬成計劃,這
(6)
就是香港史上的"楊計劃"。 這個計劃的重點因為是想讓香港人有更多責任參與
香港事務,所以改革重點放在成立一個市政局。因為要民主化,所以市政局成員
的三分之二開放為民選,其他三分之一為委任。在這計劃中的"民選",只涉及其
中部分的名額,而且規定中國人與洋人各半。而其他三分之一的委任成員也是華 「25
洋各半。表面看來,這樣的改革並不複雜,可是因為整個計劃要取得民意認同,
一到公開討論,重重困難便出現了。例如市政局的權力界限、議員資格、選民開
放到甚麼程度、選區劃分等,都成為"楊計劃"的頭痛問題。除市政局外,"楊計
(5) 參看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May, 1946,楊慕琦的講辭紀錄。
(6) 所謂"楊計劃"指的是楊慕琦在1946年8月26日在香港電台所陳述的政改綱要。有關"計劃"的介紹與討論,可參看
Endacott,G. B., Govem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964, p.195。
30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5
10
劃"也企圖對立法局作有限度的改革:增加非官守議員一名,減少官守議員兩名,
總數是七名官守,八名非官守。八名非官守議員中四人由非官方機構推舉,其他
四人則由太平紳士中推選一人,商會推選一人,另兩人則由市議會推舉。即使如
此,非官守議員也未能佔上風,因為港督作為主席可有投票權。
由"楊計劃"可見,整個政改的精神,只是很有限度的開放。選民、候選人、
權力都有很嚴密的規範,離開全面開放還很遠。即使如此,"楊計劃"不但得不到
當時代表中國人社會的代表完全認同, 也得不到洋人社會的讚許,所以當1947
年5月17日楊慕琦退休返英時,花了一年時間"研究"的"楊計劃",仍未有定
案。他離任後由葛量洪接替這項政改工作。但是整個計劃愈深入討論,所碰到的
困難就愈大。有更多的華人攻擊計劃不夠開放,主張政改重點應放在開放立法局
上;連洋人也主張開放立法局,以免與市政局職權重疊。正當大家熱烈討論政改
時,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共產黨當政,接着香港湧入大批中國來客。戰後僅
六十多萬的居民,這時猛增到二百多萬人。香港在政治形勢改變的震蕩下,前景
更陷於不明朗,一向以"反殖反帝"為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會否即時解放香港,成為
15 部分人心中極大的疑慮。於是政改形勢急轉直下,至1952年10月,英國與港府
同時宣佈,時機不適合,正式將"楊計劃"取消。
儘管"楊計劃"被取消,但並非原有的政改意念完全被打消,葛量洪任內的十
年(1947-1957),無論是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或是公共服務機關,都作出
了逐步的改革。行政局的改變辦法是增加非官守議員與增加華裔人士入局。1946
20 年行政局恢復運作後,原有成員是七名官守議員,四名非官守議員,至1948年官
守與非官守議員各為六人。立法局則在1946年恢復運作時原有九名官守議員,七
名非官守議員,但至1951年時增加一名非官守議員,成為九名官守議員,八名非
官守議員。如果說兩局的政制改革不明顯,真正說得上顯著的政制發展,那就該
是市政局的成立及其帶出來的民主意念了。儘管"楊計劃"被放棄,但市政局仍然
25 在 1952 年實行了選舉部分議員制。至1953年,其原有的兩名由選舉產生的議員
增為四名,選民人數也有所增加,但人數很有限,只有18,500名選民。1956年非
官守議員增加到16名,其中二分之一由選民選出,另一半則由委任產生。
30
除上述政制外,另一項政制發展應該就是"非殖民地化"或"本土化"的某些
政改,也即"楊計劃"中所說的要讓本地人多點去參與管治他們自己的事務。這
(7) 同上注,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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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便是香港公務員本地化的開始。在1946年恢復民政之前,公務員只保留給歐籍
人士。1946年才把此原則取消,開始招聘本地華裔人士,並且規定海外人士的招
聘只能在沒法找到適合的本地人士的情況下,才能如此做。在這本地化開始後,
1946年聘用了第一位政務官級的華人。至1951年時,本地的這個級別的政務官及
專業級別的官員,達到 10.75%。這種發展趨勢持續不斷,到1971年時,同級別的 2,874位官員中,有52%屬本地人士。(8)
由於來自大陸的新居民使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口結構非常不穩定,使原有
居民的比例相對愈來愈縮小。如果依一般國際慣例的標準,要經過居住七年或十
年才能被當作定居下來的永久居民,才能有本土的政治認同的話,這便給了港英
政府一個很有力的理據去推延行政局、立法局的重大改革了。但在人口急劇增加
的情況下,公共機構的改革卻是無法避免的。除了上述的"本土化"外,政府的行
政機構也已在人數與部門增長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發展,新增部門不下半打,原有
部門的擴展更不在話下。(至1958年柏立基(Robert Black)接替葛量洪時,公共行
政機構的發展已基本上做到相當的"本地化",行政與財政也具有了相當的自治
權,在對外關係事務上,英國也都盡量讓港府執行自治的方針。
由此可見,由"楊計劃"的提出與取消,雖然做不到具有實質意義的行政局與
立法局的重大政改,但在市政局與公共服務機構的發展上卻成了"一枝獨秀"。這
樣的發展後果,也就成了整個政府架構中的決策層(行政與立法兩局)出現相對
縮現象,而行政層(公共服務機構)則特別發達。這現象導致後來學者提出了"行
政吸納政治"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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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至70年代的政制變遷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與50年代的全球性非殖民地化的發展,遠東區 25
的非殖化到了60與70年代,基本上已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同時也出現了另一種
形勢。這一時期的新情況是,前一階段所要爭取脫離殖民地宗主國而獨立的國
家,大致上都已取得獨立自主權。印尼與宗主國荷蘭的鬥爭到此時已結束,建立
148
(8) 參閱 Endacott, G. 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1964, p.310。
(9) 新增的行政部門有居民安置部、新聞部、交通部、社會福利部、勞工與礦務部及移民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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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了印度尼西亞這個共和國。馬來亞也在此時期取得了東馬的沙撈越與沙巴加入,
同時也邀得新加坡合併成為馬來西亞。英國在東南亞的非殖民地化政策除汶萊以
外算是完成了。
可是正當非殖民化而出現新興獨立國之際,另一股以中國與蘇聯為主的"反
5 帝反殖"勢力卻在遠東崛起,在印支半島、印尼、甚至馬來西亞都受到了這種"反
帝反殖"的政治衝擊。在中蘇的軍事支持下,北越傾全力要消滅南越的"反共政
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也都因為反共的需要而傾力對南越軍援。於是從 60
年代開始,以中、蘇、北越一邊的"反帝反殖"共產集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
集團在印支掀起了一場長達十多年的大戰。而這時蘇卡諾領導的印尼政府站在中
10 蘇一邊,對英美作出了他的"反帝反殖"鬥爭,把英國計劃將東馬與新加坡併入馬
來西亞的安排當成是英美新殖民地主義的陰謀,並聲言東馬應屬於印尼領土,英
馬無權將其合併,由是而展開了他的"對抗"運動,直到他在1965年9月30日,
印尼共產黨政變導致反共軍人在蘇哈多領導反擊而倒台,"對抗"才告終止。與此
同時,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主張也招來了親中國的政黨極力反對,與蘇卡諾敵
愾同仇,視此為英美殖民地主義的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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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這種"反帝反殖"如火如荼地在遠東展開之際,中國內部發生了極左的政
治運動,而在國際共產陣營內則發動了反蘇共"修正主義"的鬥爭。在中共黨內掀
起了嚴厲的整肅運動,而在國際共產革命,也掀起了"放棄議會鬥爭",主張全力
進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改變。從1965年開始更展開了"紅衛兵運動"、"文化大
革命",大搞"打倒當權派"。
1967 年,"反帝反殖"的政治運動波及了香港。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香港
政策"一向以"統戰"為戰略主導,對於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採取相當克制的態
度。可是這時帶極左思想的人卻批判了這種"統戰"戰略,在北京發動群眾衝擊英
國大使館;在香港則發動了港九新界"反帝反殖"運動,於是連續發生了警民衝突
25 的大暴動、工會大罷工,但是這種帶極左思潮的暴力運動持續不久。據1979年中
國《人民日報》發表批判"四人幫"的"二月逆流"文章揭露,香港的"六七風暴",
實際是"四人幫"藉此推翻周恩來及其"統戰"政策,尚幸及時被周恩來出面成功
阻止。
(10)
香港經受這次"六七風暴"後,原有在40與50年代延續而來的政改,也就受
30
(10)見《人民日報》,197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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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到了一定的衝擊。雖然葛量洪的十年政改未能依照"楊計劃"的方向對行政與立法
兩局推行漸進改革,但卻能在政府行政管理的層次上作出改革。
1958年港督柏立基上任後也朝着這改革方向發展,盡量擴展公務部門,使到
政府的服務範圍擴大,以求做到雖不算是民主政府,但還能算是好政府。接他之
後的港督是戴麟趾(Trench, Sir David Clive Crosbic,港督任期:1964-1971)。他在
任期間碰上了聯合國通過條例呼籲全世界終止殖民地統治。英國本土也因為經濟
佳境不再,執政的工黨有意要放棄遠東的殖民地。按理,香港的非殖民化應在此
期間加速進行才是。不巧就在1967年當工黨政府宣佈決定結束蘇彝士運河以東的
殖民地統治時,香港碰上了"六七風暴",政局陷入非常混亂的局面,此時不但政
改無條件向前再跨一步,就是結束香港殖民統治也都不合時機。更加上印支戰爭
此時已進入高潮,美國已派遣50萬大軍在越南與越共交戰,並聲言東南亞"已受
到共產革命的威脅",西方勢力絕不能放棄遠東的自由國家而不顧,否則"骨牌效
應"將會由印支開始。接着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逐個倒向以中蘇為首的共產集 團一邊。(11)
面對這個形勢,香港作為觀察中共動靜的戰略要地,即使英國有意撤
走,美國也不會同意。
(12)
因此,發生"六七風暴"後所見到的政治發展恰好是與英國所宣告的政治撤
退背道而馳。在暴動期間,港英政府顯示了維護香港政權與治權的決心, 及時
地把某些工會封禁,逮捕了一些搗亂分子,即使是面對來自大陸某些極左勢力的
壓力,港府也都不怯退。(13)另外,由"六七風暴"引致而出現了左右兩派群眾對峙
的局面。一派要推翻政府,一派卻出來維護香港的安定。這種有群眾表示支持政
府的局面,可以說是進入60年代後,第一次使港英政府感到還可維持在香港的統
治。 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曾考慮過是否把香港交還中國的問題,不
過,當時並沒有實行的歷史條件,此事便拖延下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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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歷了"六七風暴"後,英國強化了統治信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接着下來
香港政制的發展。這就是由戴麟趾作出的種種社會福利與港人權益的建制工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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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關"骨牌理論"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50年代中期對東南亞所掀起的共產革命所作出的評論與看法。
(12)1967年5月17日英國政府發表文告全力支持香港政府的鎮壓示威行動(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May, 1967)。
而戴麟趾也在 1967年5月18日發表聲明表示決心維持法治(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May, 1967)。
(13)1967年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援香港工會的"打擊帝國主義"的行動。
(14)在戴麟趾的1967年5月18日聲明中指出:"過去幾天來,本港許多個人和團體,都表示支持政府和希望本港局面恢復和平
安定......這種表示使人極感鼓舞,不過,我們必須堅持不餒,繼續表示我們真正的感想,使本港以及世界各處的人都知道本 30 港居民對目前情勢的真正看法。
(1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中英曾為香港主權回歸問題舉行談判,英國也曾答應會在戰爭結束後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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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1967 年,香港左派用大字報抗議港英政府"鎮壓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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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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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謂"夕陽政府"的心態有所改變。戴麟趾認為"六七風暴"反映了工人種種
不滿和不平的待遇,因此才容易受到共產革命的感染。為了改善這種社會環境,
戴督在其退任的1971年作了不少經濟、社會與教育方面的建制工作。這為其繼任
人麥理浩(Maclehose, Sir Crawford Murray,港督任期:1971-1982)任內的改革打
下了更堅實的基礎。
麥理浩上任後,從1973年開始,着手推行更大膽的政制改革。首先是在 1973
年將市政局的全部官守議員席位取消,只保留委任與選舉產生的非官守議員,並
將原有的各十名議員增加到各12名。目的是使其更具民意代表性,也同時增加其
財政自主權,發出各業牌照經營權,文化與康樂等服務工作也都在此時委託市政
局去管理。其次是在1981年成立區議會,而且在其1982年退任前,開始策劃成
立區域市政局的工作。更具實質意義的是在1981年開始把過去嚴格限制的選民資
格取消,改為任何年屆21歲在香港住滿七年的永久性居民,都可登記為選民,結
果將原有的三萬多名選民增加到七十多萬名。1982年的區議會與1983年的市政局
選舉便是以此擴大了的選民基礎進行選舉的。這樣的政改可以說是把戰後以來的
民主發展作出了重大的推進。
儘管在麥理浩任內的立法局不曾作出重大的改革,但下任港督的重大改革是
由他開始策劃的。其中最具關鍵性的改革是把立法局逐漸民主化,也即是逐步用
直接由選民推選議員的制度。這個意念在1946年的"楊計劃"中曾被探討過,但
未經定案便被放棄了。現在不單被探討,而且被確定,並計劃逐步擴大選舉議員
的人數。
除了改革立法局外,麥理浩也對行政局作出了相當具意義的非殖化改革。那
便是不定數額地增加行政局議員,由八至十一名不定,並且由立法局的資深非官
守議員中委任一名入行政局當要職。為了減少行政局的白人色彩,這時開始也都
把非官守議員本土化,以華裔為多數。
除了在政制改革方面動腦筋外,麥氏也了解到"民主政府"既然重要,"良好
政府"更不能忽視。因此,他在任內對公務機構的改革成績也是顯著的。首先是
大力推動司級公務員的本土化。在他上任前,本地司級公務員在1970年只佔總體
的19%,海外的佔81%。到他離任前的1980年,據統計,本地人的司級官員已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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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次是成立了廉政公署,授予其實權去處理政府機構、公共機關以及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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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參閱 Miners, Norma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1991,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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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E NORTH District PubK ĮBRARY
圖4.2 區域市政局轄下首座有空調的街市:石湖墟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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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貪污行為,這個機構成立僅四年,在1977年已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在這段
期間雖然曾引起一些警務人員公開挑戰該署,但卻被壓制下去,足可見其作用與
權力。再其次是大事擴展屬於半官方的公共機構。例如將房屋署調出市政局成為
獨立的公共機構。在交通方面的改善工作亦頗具成效。例如在1974年成立地鐵公
司,以作長期疏導市區的交通運作。類似這種公共機構的設立,對於改善政府機
構的服務不足有很大的作用。這些改革措施,逐步改善了港人對政府的印象,使
他們對政府政策的認同性增強,從而加強他們對政府政策實施的支持。
此外,誠如過去的港督所明白的,麥氏也相信要在香港進行民主政制改革,
卻不能忘記其最終的目的是要結束在這裡的殖民統治,完全做到港人自治,而又
非獨立建國。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要取得北京政府的認同或支持,才能順利
進行。麥氏從上任開始,就留意尋找時機,到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他
認為時機已到,便主動與北京取得聯繫,以期北京政府接受香港種種改革,當然
也包括他的政制改革,這就是麥氏的北京"現代化之旅"。(17)然而麥氏沒有想到,
他的行動卻帶出中英"九七談判"。1982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親自告訴了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中國必須在1997年新界99年租約滿約後,連同香港與九龍三個地
方的主權全都收回。中國表示絕不承認那三條不平等條約,英國應與中國談判如
何保持香港安定繁榮,在1997年將主權、治權交還中國。 (18) 同時也為了配合英國
維持香港的繁榮與安定而不受衝擊,中國答應通過外交談判的方法與英國商談如
何根據中國答應的"港人治港"、"一國兩制"與"五十年不變"的原則,協商出一
個平穩過渡地將香港主權、治權交還給中國的方案。
由於中國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出乎英國與麥氏意料的強硬,使人覺得麥氏錯誤
地估計了北京的立場。而當中英"九七談判"開始不久,麥氏便在1982年退任,
由倫敦派出了一名號稱資深的"中國通"尤德(Younde, Sir Edward,港督任期:
1982-1986)繼任。麥氏任內政改的成敗優劣,也就只能留待歷史家去作出更客觀
的評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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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麥氏在 1979年4月6日從北京回來後,說他此行訪問中國,目的是想突破中港兩個政府長期存在的屏障與無溝通,與廣東 及北京建立官方接觸,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展示香港在中國現代化中可扮演的角色。又,麥氏主張在香港實行重大政改必須與 中國取得協議的看法可從他在英上議院發言批評"彭方案"看到。參閱香港文匯出版社(編):《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1993 30 年,頁12。
(18)參閱《鄧小平文選》,第3卷,1993年,頁12-15。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三·1997年與政改發展
如果說麥理浩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立場估計錯誤的話,那他卻在民主政改
的問題上正確地判斷了北京的立場。同時也求證了英國一向存在的觀點:在香港
5 實行其他英殖民地那樣的英式民主政改必須取得北京認可,否則必然招致反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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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通。只是過去眼見北京太執着於毛澤東思想的政制模式,認為推行類似"楊
計劃"的政改不合時宜,必須等待。到了鄧小平復出,而且力主改革開放,加上
他長期受到極左政治運動的壓制,又聲言要從香港學習經貿成功之道,種種跡象
導致麥督與其英國的同僚相信這時機為最適合在香港推行"英式"的民主政制。
即使麥理浩下任的尤德在1982年上任,他所推行的一套政改仍然是循着麥理
浩的思路與藍圖,只是麥理浩的改革未臻完善,由尤德去繼續完成而已。
尤德根據麥理浩的"英式"政制藍圖,在港全面推行民主政制的各個組合。在
他任內推出了1984年的政改《白皮書》,建議逐步把立法局開放為用民主選舉的
辦法推選議員,並配合以政黨參與選舉,最終希望做到全部立法局議員議席由政
15 黨參與角逐。這個《白皮書》立刻招致北京反對。之後中英通過聯絡小組的外交談
判渠道,達成在1991年開始部分開放民選立法局議員的決定。儘管港英政府訂下
1991 年在 60 名議員中開放18名由直接選舉產生,21名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決
議,但仍然表示不夠滿意,繼續通過外交部跟中國談判開放更多議席,用一人一
票的單選區單議席的民主選舉辦法去選舉議員。 (19)但就在中英為此選舉問題爭持不
20 休時,中國完成了1997年後將成為香港憲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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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明 1997 年後政制改革的日程:2007年之前只能有30名直選立法會議員,其他
30 名由功能團體選出。 中方更聲明任何1997年前的政改若超越《基本法》的規
定,1997 年後都會被推翻。為了避免這種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中方堅持港英政府
必須重視政制接軌。尤德在1986年任內心臟病突發在北京去世。留下的工作由另
一個"中國通"的學者衛奕信(Wilson, Sir David,港督任期:1987-1992)接任。衛 氏根據他對中國的學識,認為凡事不宜與中國硬碰,應通過耐心的協商辦法取得
中國的同意才能去做。
衛督接過麥理浩與尤德未完成的政改工作後,根據自己的信念,繼續努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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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英雙方在1997年之前的立法局到底應有多少直選議員的外交爭論後來被英國公開,以圖向港人表明英國立場。但也因此被
中國指責,認為英國人藉此"打民意牌",沒有談判誠意。
(20)參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