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新編 —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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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圖4.3 1987年4月9日,港督衛奕信履任時檢閱儀仗隊。
198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VO
ILLOT BO,
N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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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1988年香港立法局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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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北京協商政改事務。雖然他也未能成功說服北京同意讓香港有更多的立法局直選
議席,但在完善區議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選舉,與政黨參選的工作上,倒是
作出了相當的貢獻。最難能可貴的是在他任內加強了中國對他的信賴。他成功促
使政府與政黨加強與中國交流,中港政府部門之間、大學學術團體之間、政黨之
5 間更是如此。(21)
可是這種較為融洽的關係不過維持了三年多,當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爆發
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哄而起,紛紛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同時向中國施
壓,展開外交杯葛。香港市民也兩次舉行大遊行,人數最多的一次估計有50萬人
上街聲援北京民運。這是香港罕見的大規模群眾示威,也引起英國重新考慮如何
10 處理香港政局發展的問題。
英國考慮處理香港政局的結論是"徙其將",把衛奕信調走而換上彭定康
(Patten Chris,港督任期:1992-1997)。這實際是英國對華、對港政策的重大轉
變。在彭定康以前的港督人選,都是以外交專業或以"中國通"人選為基本條件。
彭定康既非外交家,更非中國通,而是英國保守黨的主席,對參選議會有豐富經
15 驗,剛好在國會議席選舉落空,而香港又需要一個長於議會選舉的總策劃走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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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此可見,英國不再講究是否用長於中國外交或是否研究中國的學者,而改
用專業政治家前來任職港督。這個決定標誌着英國處理香港問題,基本上要取得
中國認可的思維方法,改為鼓勵香港人積極爭取民主自由發展的空間。這種轉變
可由彭定康上任後所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得到證實。
彭定康上任後,一改以前三位港督的作風與政策。特別是過去對民主政改的
重大機制,像立法會選舉與政黨政治都以低調、漸進的政策處理,但到了彭督手
上,卻改用鼓勵政黨發展的辦法。在他上任前,政黨沒有法定的地位,只能以商
業註冊的名份成立。政黨沒法定地位參選,也只能以政團或社團方式參選然後再
以政團成員參政。彭督上任後,原有政團見他高調提倡議會民主化,大力主張全
25 面問政議會直選,也就因此得到鼓勵而紛紛高調採用政黨名義參選。於是自由
黨、民主黨、民建聯等都變成無名而有實的政黨。這種改革對香港社會所產生的
影響,相信在以後會逐步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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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發展有此情況,議會改革同樣也從原有中英協商的基礎突變為中英
對抗,難以協調。彭定康的一意孤行,可從其提出的"彭方案"一覽無遺。根據這
(21)參閱他任內的〈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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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1982年9月,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深入討論香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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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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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個方案,香港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雖然直選立法局議員仍保持在 20 名不
變,功能組別的30名也不變,但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卻被大大擴大。原來是各功
能團體選出的代表才有投票權,現都變為團體成員直接參與選舉代表他們團體的議
員,(2)中方視此舉為變相的"直接選舉",違反了前此中英所達到的協議。(23)這種單
5 方面的獨斷獨行的做法,明顯破壞了先前中英通過外交談判取得共識才照協議條文
辦理的協商程序,引來了北京外交部及港澳辦官員全面反對。從此逆轉了中英談
判,形成了不對話,不談判,堅持彭定康必須先撤回其政改方案才有可能繼續對
話。但是,彭定康不但不退讓,最後還在立法局討論及通過略作修改的"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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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定康開始的香港政改,標誌着中英在香港政制發展由先前的協商變成了
對抗。這對香港九七後的政制發展,由中英順利交接,將"九七"前的政改版本過
渡到"九七"後的意願,給破壞了。這對"九七"後的政局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中方將"彭方案"視為違反前此中英達成的共識,即"九七"前政制改革要
循序漸進,基本上要在原有制度上不作重大改革。而英方對此看法並不理會,其
結果是英方不讓步,中方也不讓"九五選舉"出來的立法局議員"坐直通車"過渡
15 到"九七"之後。中方還為"九七"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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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香港過渡期政制問題成為中英雙方爭論的焦點。第二,"彭方案"與英方堅
持不退讓在香港的政海掀起了波濤,從此難再有風平浪靜的日子。尤其是這個方
案對政黨產生的影響,可視為是堅持議會全面直選的一種示範。在"彭方案"進行
熱議的期間,香港政黨以堅決支持加以響應,預示着它對香港未來的政治將會產
生影響。
考察香港政制改革及發展的具體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第一,英國在處理香
港政改問題時,是既有顧慮中國是否同意這一因素,也有其本身保守的因素,更
有區域環境的因素,因此令到香港直接民選政制的建立未能早日開步。第二,香
港在政制方面並非一成不變,雖然沒有完成政府中決策層次的行政局與立法局的
民選改革,但卻在政府中的公務機構、市政局、公共機構、行政諮詢委員會的執
行機關中不斷地作出本土化與專業化改革,使其能向"更好的政府"、"更負責任
的政府"、"更多專家參與的政府"邁進。如果以這個角度去看政制發展與其民意
基礎,相信將更能反映香港政制發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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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原本的規定是功能組別選民只有40萬人,但"彭方案"下的功能組別選民卻達270萬人。
(23)中國指"彭方案"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與中英外長關於政制的承諾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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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HONG KONG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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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4.8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上)和區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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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四·幾種議論的評議
關於香港政制及開放選舉改革的歷史,歷來受研究者關注,下面所介紹的,
是兩種主要的看法。
第一種是阻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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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談及持有這種論點的人首先應是安德葛(Endacott, G. B.)。他在《香港憲制
史1841-1962》一書中,列舉了阻礙二次大戰後香港民主政制改革的因素,指出
很大程度是來自客觀環境。例如,他認為1946年"楊計劃"之所以胎死腹中,是
因為遠東局勢有變。主要是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由中國共產黨當政,影響所
及,原本是反對英國繼續持有香港殖民統治權的美國,這時也為了反共的需要,
反過來支持英國在港的殖民統治權。因為這樣做一來可以將香港轉化為一個具有
重大軍事意義的據點,不但在印支的反共戰爭中可派用場,即使在韓國的反共戰
爭中也有此需要;其次,安德葛還指出二次大戰後回流和大陸來客的湧入,直至
1956年都沒有間斷,使香港人口由1945年的60萬人突增到1950年的二百三十多
萬人;加上與大陸的貿易幾乎完全中斷,一時之間香港經濟幾陷於停頓。政治經
濟如此不穩定,自然就不宜多作政改的打算。安德葛還指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
爭不但在大陸展開,當部分國民黨人員從大陸退到香港後,兩派的對峙也在香港
出現。而任何民主政改都有可能會助長國共的鬥爭。因此,港英當局也就更有"理
由"將原本的政改計劃長期押後。
與安德葛相同的,還有在香港政制上有深入研究的諾曼·邁納斯(Miners,
Norman)
。
他對香港欠缺選舉機制與內部自治作出了更詳細的論述,從而進一步
闡明阻力論。(24) 他認為香港過去之所以沒有開放民選政改,與早年的政治環境不安
定有關。邁納斯觀察到,即使當年出現80與90年代的"選舉機制"的政改,也都
一樣地不會成功。他認為不成功的理由有以下幾個。
第一,自戰後以來,香港長期有大陸來客湧入,他們來此的最大心願是想見
到香港政治安定。他引述一項民意調查指出:1977年發現有87.3%的新居民重視
政治安定更甚於經濟發展。
第二,香港經濟增長長期持續,後來甚至出現高增長,經濟繁榮促成政治安
定,港人也就滿足現狀,無求於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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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詳見 Miners, Norma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1991, p.5。外長關於政制的承諾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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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香港的行政機器操作效率高,能對港人的種種需求作出有效率的反
應,尤其是在建屋、道路、資訊、海港、供水、以及其他公用事業方面滿足港人
的需求,因此無求於開放選舉的制度。
第四,由於港人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他們受二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薰陶,衡量
政府的標準不外是"愛民如子"與"仁政"。只要政府在他們心目中符合這個標準, 5
他們便不會想到追求參與選擇統治者與政策規劃這些事情。
總之,在邁納斯心目中,80年代中期所出現的立法局、區議會、市政局與區
域市政局等連串的"選舉政改"都不算成功,因為真正投票選舉他們的代議代表的
選民,佔合格選民的比例還不到20%。
。
(25)
10
與安德葛、邁納斯相似的另一位阻力論者是曾生(Tsang Yui-sang),在他
的著作:《民主被擱置:英國,中國與香港憲制改革的試圖,1945-1952》中,
曾氏集中研究 1945至1952年間在香港所試圖作出的憲制改革。與其他研究者一
樣,曾氏也把這段時間當作是立法局與市政局民主改革的關鍵時刻。他的研究所
得到的開放選舉政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下列三種因素:香港本身事件、中國
因素和遠東政局。當香港與英國政府官員考慮到這些不利於香港政改推行的因素 15
時,原本是早已排上政治日程的開放政制改革,終於在1945至1952年間被擱置
了。(26) 與安德葛和邁納斯略為不同的,是曾氏較強調公眾輿論對政改的取態。雖然
一般民眾對此態度如何,他認為難以衡量,但就大量的報紙社論與輿論來看,
般上還是傾向支持政改的。正因為蔡氏關注傳媒的輿論,他得到的結論是主要阻
力來自英國本身。而英國之所以擱置憲制改革,不是因為缺乏輿論的支持,而是 20
由種種因素共同促成。
。
在研究者中,也有把港英政府看成是開放選舉改革擱置的主要因素。劉兆佳
教授就是其中之一。(27)劉教授認為,雖然香港是華人為主的地方,但卻未能孕育有
群眾威望的本地領袖,去取代香港政府或是像其他殖民地那樣去爭取民主政權。
而香港之所以未能在戰後就開始政改,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國佔領香港"並非為了 25
吞併領土或開發自然資源",而是藉此"發展及保衛其在遠東地區的經濟利益"
為了達到此目的,英國需要在香港建立一套以西方為準則的政治架構。又因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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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同上注,Chapter 1。
(26)詳見 Tsang, Steve Yui-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30
Kong,1945-1952, 1988, p.10。
(27)參閱劉兆佳:(沒有獨立的非殖民地化及香港政治領袖的匱乏〉,《廣角鏡月刊》,1990年9月,頁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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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圖4.9 香港立法局大樓(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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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港缺乏原有長期在此定居的居民,"所以英國自始以來便排除了透過地方領袖來間
接管治香港的可能性"。(28)基於英國本身的政治動機與統治策略,在其面臨香港不
斷轉變的政治環境時,英國與港府便會用各種方法去"敵視那些自發性地湧現出
來與它競爭的或不友善的政治力量,若這些力量一旦出現,殖民地政府會毫不手
軟地並嚴厲地對付之。"劉教授並進一步指出:"在60年代之前,殖民地政府經
常以嚴苛的方式來清除政治威脅。在1979年之前,英國非常抗拒香港政制改革的
各種建議,因為這會削弱殖民地政府的政治主導地位。"劉教授這個假設引導出
來的結論便是香港不但沒有憲制改革,即使有,也只是"零碎的改革",而且只
是"門面功夫,而非變更香港政治體制的重大措施"。 然而,這個假設反映了劉
教授僅關注到立法局與行政局的政制改革,以及為這兩局而設的民主選舉與政黨
制的有無,至於其他整體政府政制,如行政與司法這兩大部門的有無改革,或其
權力如何調配,劉教授則不加理會。因此劉教授引導人所看到的香港政制改革,
屬一片空白,既沒有民主,也沒有民主制度操作下的相對自由。既如此缺乏民主
自由,為什麼香港又能長期處於安定與持續繁榮呢?劉教授歸因於華人社會的特
性。這個特性由好幾方面所構成,第一,香港的中國人都持過客心態,對香港缺
乏歸屬感。第二,香港的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比較性","傾向拿自己與其他社會
的人比較"。例如,他們常與大陸的中國人比對,從而突出自己的優點。如此,
便得到社會自滿,忍受了這個欠缺民主發展的殖民統治政權。第三,"港人傾向認
同狹隘的家庭或其他特殊利益。他們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很低,也極少認同或積
極參加家庭以外的社會群體"。因此他們對政治的興趣便偏低。(3)總之,劉教授得
出的結論是華人的特性配合了港英政府阻礙民主改革,造成了香港自戰後以來到
1979年從未有過民主政制內部改革,有的只是零碎及不足稱道的小改造。
綜上所述,阻力論者作出的立論,其基本假設都是把政改的有無全看立法局
與行政局這兩個主要政府機關有無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去產生其成員。而事實上,
在這方面的政改除非到了80年代中期,否則確是欠奉的。因此早期的學者儘管各
人所看到的"阻力"來源有不同,但都得到同樣的結論:香港政制民主化改革一片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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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上注。
(29)同上注。
(30)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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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吸納論。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與阻力論者持不同意見的,還有另一批學者。這些人所看到的,不是政改一
片空白。香港的政制模式與英國其他殖民地不同,採取的是另一種政制模式,它
主要的設計不是把行政權與立法權這兩個機關的操作成員公開由人民選出,而是
5 由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用委任的辦法選出。這樣的設計,所持的精神是"協商",
而不是基於"競爭"。一般由殖民地獨立建國所作出的民選行政與立法代表制度,
所持的精神則是"競爭",而非"協商"。這種"協商"有沒有民主價值?本身是否
民主?則有不同看法。一般主張用選舉制的學者,會視以"協商"為本的委任制全
無民主可言,但也有持不同看法者。而其中,金耀基教授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
10 把香港的政制發展看作很有創造性,而且也很民主。行政局與立法局的成員產生
雖由總督委任,但總督在委任議員時,卻也得考慮到其"代表性"問題。在研究兩
局成員的種族背景、專業背景與社會背景時,金教授發覺隨着政治環境的變遷,
所被委任出來的人逐步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些代表性的體現,不在其如何選
出,而在其如何被分派到其應代表的社會階層的角色。然後通過這些人所分派到
15 的角色在立法與行政的工作中充分發揮大家互相協商的精神。金教授發覺這種制
度的操作雖不是"民主形式的政府",但確也算得上是"符合民主價值"的政府。
因為這個政府很關注其統治要取得人民的認同,而非全然視其統治的合法性來自 英皇。(31)
除了留意到立法與行政這兩個主要政府機關的民主改革的特性外(由委任人
20 選中去體現其代表性),金教授還強調香港政制改革中的另一個特色,那便是採
用"公務機關去吸納政治"的辦法。一般殖民地獨立建國後所有的建制所採用的原
則均是"政治與行政二元化",即政治人員當政時只司決策與立法的工作,而公務
人員則只執行政策與法律的工作。前者搞政治,後者則嚴守政治中立的立場,兩
者分工嚴格。而香港的情況恰好相反。政制中刻意要公務員去擔當不少重要的政
25 治角色,愈是高級的公務員愈是如此。
但金耀基教授在探討公務機關"吸納政治"時,只說它在香港的貢獻是其協助
大大促進政治安定,而沒有說這種"吸納政治"是不是協助體現民主自由,公務機
關如何"吸納政治"。在金教授的論點中,只提到"本地化",(32)而沒有論述其相對
30 (31)King, Ambrose Yeo-Chi,"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in King.
Ambrose Y. C. & Lee, Rance P. L.(ed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88, pp.127-146.
(32)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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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外國化"問題。其實在香港,"本地化"問題之所以不因"外國人"與"本
國人"的矛盾而激化,主要原因是出於香港在政府人員的知識化方面早就做了大
量工作。因為,甚麼人擔任政府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操控政府工作的人是不是
在專業知識上具備合格的條件。這種知識化在公務人員方面的全面推行,使到香
港公務機關的"裙帶關係"、"種族關係"問題趨向式微。
韋伯(Weber, Max)曾在政治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討論中指出,現代官僚之所以
比傳統封建官僚與獨裁專制的人治官僚來得理性,是因為前者講究知識化、法治
化;而後兩者講究的都是人的政治網絡重於知識與法律。韋伯的觀點可以援引來
解釋香港的官僚體制與其操作人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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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吸納論者也同意香港的政制民主改革曾受到某方面的阻撓,但與阻力論
的看法是不同的。吸納論所得到的結論是:第一,立法局、行政局和市政局雖然
在體制上還不曾採用一人一票,由政黨公開競選的辦法,去選出執政者,也即沒
有民主代議制,可是自戰後以來,主要的改進是採用民主諮詢的協商式辦法,而
不是民主競爭的代議式辦法。因此,結論是三局不是全無改進,而是採用不同模
式的改進;第二,三局之外的其他政府機關,尤其是公務機關,與特定對象的民 15
意社團,都被政府委以重任去"吸納政治",消解政治矛盾。(33)這方面的設計,吸
納論者認為是戰後以來香港最大政治改進,而且自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制。
五.簡短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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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從概述二次大戰後有關政制改革的過程入手,進而探索香港這四十多年
的政治架構及其改革。提出阻力論者由於把民選政制作為民主政制的唯一體現,
所以,當他們看到香港沒法在立法局與行政局的民選政制進行改革時,便認為香
港民主政制改革受到阻礙而一無建樹。後來,這個看法受到了吸納論的糾正,指 25
出儘管立法局與行政局無法實行民主選舉,但並不等於兩局的政治工作處於無人
問津的狀況。實際上,政治問題被公共行政機構消化了。吸納論的好處是看到了
公共行政機構的特出功能。
可是阻力論與吸納論仍未能從整體政制的有機體去看待香港的政制發展。應
30
(33)同上注。
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該看到的是:在立法局與行政局面對民選制受到阻力後,不等於民意便無法伸
張,不等於政府與民意產生了絕緣。除了吸納論所看到的公共行政機構的吸納民
意功能外,應強調的不單是那逐漸增長的公共諮詢機構,後來擴展和新成立的
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都強化了香港整體民意諮詢的政制發展。這個發
5 展是在立法局與行政局的主導下進行,大家共同配合工作,因此產生了整體的
有機體。這個有機體所展示出來的特點,不是民選民主制 (electorate democratic
system),而是社會民主制(social democratic system),這種社會民主制的內涵,不
像民選民主制的地方,是前者強調的是民意諮詢,而後者強調的是民意競爭。前
者的工作實效是以全面向民意探詢來做決策為根據;而後者的工作實效是由不同
民意的競爭出線者作為決策的根據。兩者都有民意的根據,至於誰的民意代表多
10
·點,則要看民智的開發程度高低,政治文化的價值觀取向如何,而有不同的表
現。換言之,民選民主制可能在不同的民智開發條件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價值
觀的條件下,可能發揮不同的功能。同樣,社會民主制也有這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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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財政司
布政司
律政司
申訴專員公署
總督特派廉政 專員公署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
中央政策組 政治顧問
|
市政總署
區域市政總署
圖4.10 香港政府組織圖(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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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響
主要的法定行政組織
房屋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
律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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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
香港考試局
香港貿易
發展局
土地發展公司
香港出口信
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
地下鐵路
下公
用保險局
香力
港捉
生產
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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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業邨
公司
九廣鐵路
公司
香港旅遊
臨時機場
協會
管理局
消委
費員
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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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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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香港政制發展
政務總署
4
4 區議會
1政務處
2政務專員
5 地區管理委員會
3秘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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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全港共有18個政務處,負責執行政務總署下的工作。
(2)政務專員即政務處主管,代表政府督地方行政在區內的運作。
(3)秘書處負責向區議會提供相應服務
(4)從1994年10月1日開始,全港共有18個區議會,除了由新界鄉事委員會27個
當然議員外,所有的區議員均由 346 個地方選區中,透過直接選舉產生。
(5)地區管理委員會是官方委員會,成員包括區內各主要部門代表。其作用在於提供一
公開討論機會,以回應區議會意見及增加對區內各部門的了解。
30
圖4.11 香港地方行政結構圖(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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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洗玉儀
。
這一百多年間,香港社會經歷的變遷,千頭萬緒,錯綜複雜。我們可以從許
多角度,選擇不同焦點來看社會的發展,還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法來處理這個課
題 (1)這裡採用的是透過對一些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的研究,反映其社會的組織原
15 則、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取向,並以此作為了解香港社會的入門。另外,
資料的取向,於每二三十年間,選擇一個年頭,具體觀察當時存在的組織的狀
況,希望能使讀者好像看一連串"快照"一樣,可以感受到香港所經歷的每一個階
段,更生動地體驗到香港社會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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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 年
1841 年,英國佔領了香港島後,進行了好幾次的人口調查。當時島上居民
約兩千人,停泊在各海灣的艇家又約兩千人。港島主要的村落有赤柱、香港仔、
25 黃泥涌、筲箕灣等。(2)其中一些村落在明朝時已經存在,到1841年,起碼已有
二三百年的歷史。
30
(1) 近年來有關香港社會史的作品包括 Chan, W.K.,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1991;及徐曰彪:(香港的社會結構〉,見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19世紀的香港》,1994年,頁299-378。前者專論香港社會裡三個階級的形成過程,而後者則 注重結構,不大重視演變的過程。
(2) 香港早期人口數目頗有爭論。Eitel,E.J.認為香港1841年5月15日《憲報》所登的數字出了問題,據該報報導赤柱人口是 2,000人,Eitel 認為沒可能,因此他提出正確的數字是鄉村人口是 2,550人,水上人口約為兩千人,而另外約兩千人是英國 佔領後才入住港島"市區"的新移民。詳見 Eitel, E.J., Europe in China, 1983,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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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時,居民主要以農漁業為生。村民多是佃戶而不是地主大戶,島上土地部
分由新安縣的大族所擁有。例如,錦田的鄧氏擁有黃泥涌、香港仔和薄扶林的土
地;上水廖氏擁有掃桿埔50畝農地;南頭的黃族則擁有港島南部赤柱、深水灣、
淺水灣一帶的若干田地。 香港島可以說是新安縣的"邊陲之地",在經濟、社會
和文化各方面都較內地為落後。雖然,島上盛產的花崗石亦吸引了不少人來採鑿
出口,不過,大概可以說,到1841年為止,島上的經濟主要仍是自給自足的經濟
模式。
除了合法的經濟活動外,香港島一帶亦是海盜出沒的地區。因此,這一區流
傳著許多關於海盜的傳說,例如"張保仔洞"等,十分有趣。由於這一區地理環境
獨特,到了19世紀90年代,海上的治安仍然受到海盜的威脅。
英軍佔領香港後,向村民宣佈港島已由英國統治。不過,為了安撫民心,英
國商務監督兼對華全權大臣義律同時又宣明,准許村民保留他們原有的宗教儀式
和習俗,並且答應根據中國的習俗和法律管治他們。這篇宣言後世稱為<義律宣
言〉,在19 世紀華人常引用它,作為抗拒英國法律蠶蝕華人風俗的護身符。然
而,許多習俗,如蓄婢制、一夫多妻制等,後來都因為和英國法律有抵觸而逐步
被取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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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人又同時宣佈香港為"自由港",免收關稅,歡迎華人來港經商。本來,中
國在 19 世紀實行海禁,鴉片戰爭期間,特別嚴禁華人住在"英人所據之邑"、或
與英人有來往、或跟隨及伺候英人。中英在1842年正式簽署《南京條約》,清廷
俯降諭旨,將與英國人有關係的這類犯人恩准免罪。這一來消除了華人來港的重 20
要阻力。此後,大量華人來港,其數字一直佔香港人口90%以上。
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島上人口便不斷的增加。除了單純人口數字增長以
外,那些從東西各地而來的人士,在香港原有的漁農社會以上,多加了一層以貿
易為主的商業層面,經濟活動漸趨多元化。人口的增長帶來了城市的擴展。新城
市在港島北岸建立,向東西兩面伸展,遠離原來的村落。香港優良的深水海港是 25
整個香港經濟生命的泉源,城市環繞着它來發展是很自然的。因此,市區的發展
並不是以原有的農村為核心而擴建出來的。
從人口、經濟活動和城市發展來說,1841年後的香港可以說是從外面移植到
來的社會,而不是從原有的漁農社會衍生出來的。
172
(3) 霍啟昌:(英國佔領的香港地區〉,《19世紀的香港》,頁1-19。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二·1871 年
時至 1871年,香港社會已出現了非常顯著的變化。單從人口數字看,總數已
達124,200人(包括1860年割佔南九龍的人口)。人口以男移民佔大多數,男女的
5
比例是1,000:399.5,十分不平衡,是典型的移民社會。
(一)華洋雜處
10
常說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其實,早期香港社會的一大特色是種族
隔離。大致上,華人和其他種族的人士,包括了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美國人、
印度人及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除了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都盡量互相保持距
離。從群體的地理分佈便可見得很清楚。在商業和居住上,域多利皇后街和花園
道成為了分界線。域多利皇后街與花園道之間的,包括威靈頓街、雲咸街、雪廠
15 街在內的地區,成為西人住宅區和洋行、銀行的集中地。一部分洋商在半山區環
20
境優美、空氣清新的地區建築花園別墅,令這一區成為清一色的洋人世界。華人
多聚居域多利皇后街以西的上環和西環,還有較東的灣仔,比較大規模的生意則
集中在上環。這個現象是由於政府把華人與歐美人隔離的政策所造成。其次,經
濟因素也很重要。我們也不能忽略文化導致種族分區而聚居的影響。
華人和外國人的社交活動範圍劃分得特別清楚。外國人在1846年組織的香港
俱樂部(Hong Kong Club,原稱新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成立的目的,一方面
是為離鄉別井來港的英籍公務員、海軍、陸軍官員及商人提供一個聯誼的場合。
另一方面是要給往來澳門、廣州和其他商埠的外僑一個休憩的地方。可見它原來
就是為指定的一小撮人而設,是個典型的英國紳士會所,主要提供膳食、圖書室
25 和戶內玩意兒,如桌球、撲克牌等。這些消遣和華人的消閑模式迥異,所以很多
年來,香港俱樂部都沒有華人會員。不過,這個會歧視的不單是華人。其入會的
條件很苛刻,除了要有會員提名外,還需要經過其他會員投票通過才可以入會。
因此,社會背景比較差的歐西人士也難望加入。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會是不接
受女會員的。
30
西方人還組織了多種不同的體育活動和體育團體,最早的包括香港木球會
(Hong Kong Cricket Club,原稱香港打波公司)、艇會(Victoria Regatta Club,原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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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香港鬥三板公司)、帆船會、射擊會等。這些會所都不歡迎華人加入,而華人對
這些活動亦確實不感興趣。19世紀的華人社會貧富懸殊,主要分兩個階層 --富
有的和貧窮的。工人階級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終日為餬口奔馳,根本沒功夫再
找消耗體力的玩意兒來消閑。事實上也沒閑可消。這時代有錢和有閑的華人更不
會像外國人一樣穿着短褲,追着球瞎跑;或者赤了胸膛去游泳。這些"不莊重"的 5
行為,對力求仿效中國士紳階級道貌岸然、莊嚴肅穆形象的上流華人來說,簡直
不成體統。香港華人比較普遍的參加體育活動,要等到20世紀才看到,而開華人
體育活動的先河之團體,是"南華足球會"。
同樣地,1884年組成的香港賽馬會,也是到了1926年才接受華人會員。不過
這些民間的種族歧視是雙向的。大部分華人的社會組織也是沒有外國人的份兒。
"俱樂部"這個概念對19世紀的華人來說,其實是陌生的。香港華人遲至
1900年左右才成立比較相近的組織-華商會所(Chinese Club),而活動也跟西
人的俱樂部不盡同。華商會所成立的目的是聯絡感情和作為社交之所。該會由殷
商何東、西醫關心焉、買辦謝纘泰等發起。會員以個人為單位,入會基金50元,
月費五元,絕非一般市民應付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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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華洋互相隔離,最有意思的例子莫過於妓院分界--妓院嚴格的分為外國人
光顧的和華人光顧的,真是河水不犯井水。
(二)經濟發展與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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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1年,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都發展得相當有規模了。當年進入香港的
船隻共 2.8 萬噸,比1861年時的1,286噸,增長了很多倍,可見發展的迅速。從商
業年鑑中,可看到外商成立的洋行,經營各種出入口生意,貨品以鴉片、絲綢、
茶葉、棉紗為最大宗。此外還有造船、修船、造糖、造麻繩等工業和保險、金銀 25
買賣、銀行、貨倉、旅店等服務。專業服務如醫生、律師也在港開業了。
華人經營的行業也更加多元化。幫助外商在華做生意的有買辦。他們協助不
懂華語、不了解華人做生意的作風和習慣的外商在中國和香港經營。實際上,買
辦在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商人之間,擔任着橋樑的角色。在香港,當買辦是發
財和晉升入社會高層的主要途徑之一。除了當買辦以外,華人也有獨立經營生意 30
的。其中,出入口和轉口貿易的行頭最重要;有和外商合作的,也有全部由華人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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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包辦的。經營的貨品以米、瓷器、疋頭、絲、茶葉、莆包、硃砂、藥材、木
材、檀香等為大宗。另一種重要的商品,當然是鴉片了。
外商輸入鴉片後,由華商向政府投標爭取包稅權。投得者,可將鴉片實行加
工(煮熟)、本地銷售和再出口。19世紀時,政府從鴉片抽到的收入約為全年稅
收的四分之一,可見鴉片貿易對香港的重要性。
出口行商又以貿易的地區分類,分為南北行、金山莊(與美國、澳洲貿易
的)、暹羅莊、日本莊等。
除了出入口,華人的經濟活動還包括多種服務和製造行業。地產買賣和建築
業亦隨着城市的擴展蓬勃起來。由於香港的土地全部歸英國皇家擁有,土地只是
臨時的和有限度的供應,奇貨可居,從開始土地便成為投資和炒賣的對象。今天
香港的巨富全因地產起家,實拜香港政府一貫的土地政策所賜。
19 世紀時,華人又開設銀號(錢莊)、當舖(押店)、酒樓(館子)、藥房、
鴉片零售店和煙格、市場等供應市民的需要。另外還有供應船上各種用品的"辦
房"。大部分華人則受僱於以上的工場和店舖,或當小販、洗衣、理髮、轎夫、
運輸工人、傭人等。
除一般的經濟活動以外,香港當時大規模而且較為特別的,是與華人出洋有
關的各種行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於地理、政治、經濟等環境,香港成
為自1849年(即美國加利福利亞州發現金礦的一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華人出
洋最多的口岸。根據船政廳的統計,從1868至1939年,從香港出洋的華人,共
20 超過 600 萬人次,比從汕頭或廈門出洋的為多。這些從香港出洋的華人,帶動了
多種行業的發展,如航運(包括租船)、招工的工頭、賒帳給移民買船票的經紀、
辦房、出入口(特別是金山莊)等,都蓬勃起來。另外,出洋後的華人,匯款回鄉
亦多取道香港;僑匯令香港商界資金充足,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原動力。
而且香港成為世界航運中心,"移民事業"的功勞亦不少。
25
經濟活動多元化,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相應而起。
到了 1871年,在外國人方面,最重要的組織是在1861年成立的"香港商
"
。
名稱雖是香港商會,實際上,初期的會員都是外商,因此俗稱"西商會"
到了 1881 年始有華商入會,而且一直佔少數。其成立是為了"維護商業利益,搜
集商業情報,排除商業發展的障礙,仲裁會員內部糾紛
。
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
30
(4)《19 世紀的香港》,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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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向香港政府爭取權益。西商會的地位漸漸提高。到了1884年,香港憲制改革,西
商會有權提名一位議員入立法局。雖然當時立法局的權力有限,不過儘管如此,
西商會有權提名議員入局,已足以顯示香港政府對它的重視。此外,西商會還能
直接通過英國國會,或間接通過英國各大城市的商會,提供情報與提出建議,影
響英國外交部的對華政策,所以在商務和政治方面均是舉足輕重的。
(三)華人社會組織
5
華人佔香港人口的大部分,社會組織相當多層次。初期的移民將內地原有的
社團移植來香港,成為新移民凝聚的核心。這些包括了以商業、宗教和慈善事業
為前提的組織,當然亦包括了以三合會為主的秘密會黨。
10
1. 行會
行會是中國舊社會最基本的組織之一,從富商大賈到苦力都有組織行會。行 15
會可概括地分為行頭行會和同業行會,後者又可分為技工(或手工藝人如木匠)
非技工(如人力車夫)及專業(如中醫)行會。行會的成員有包括勞資雙方組成的,
也有純粹由老闆組成的,叫"東家行",或純由職工組成的,叫"西家行"。行會
以團結同行、聯絡同業、防止同業惡性競爭和保護同行利益為宗旨。在形式上,
同業行會特別注重拜祭本行的祖師,這種儀式亦是團結行內成員的重要手段。
行會有以下的特點:(1)組織範圍不能超越本行業的界限,其成員限於從事
同一行的人士;手藝工人尤其嚴禁"跨業"(兼做兩行)和"跳業"(改行)。這些
都是容易造成行業與行業之間的隔閡與成見,助長狹隘與保守的傾向。(2)在勞
資共體的行會裡,資方壟斷了領導權,實行"家長制",將工人、學徒置於被保
護人的地位,強化了行幫意識,倡導的是上和下睦的思想,模糊了階級關係。(3)
同業者多為同鄉,業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緊密結合,使行幫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行頭行會和同業行會同樣有強烈的排他性。西家行更具有互助社的性質:除了保
護整個行業以外,主要的工作還包括救濟失業。會友患病,則施贈醫藥費,會友
仙逝,則發給帛金,協助辦理殯葬事宜等。以上的特色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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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15
圖5.1 聯聚堂西家仝人敬贈予文武廟之橫額,時為咸豐元年(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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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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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在香港開埠以後很快就出現,最早的有豬肉行、番衣(洗衣)行、番鞋行
等。它們的行規多從內地抄襲而來,而且又仿效内地的行會稱為某某堂、某某公
所等。如番鞋行的公會取名綿遠堂,買辦的稱敘利堂,公白(鴉片)的稱聚賢堂,
米行稱公義堂,木東家稱協和堂,煤炭西家稱公義堂,搭棚的稱同敬堂等。如上
所述,組織方面除了以行業界定以外,還以同鄉、方言劃分。
行會組織到了1871年,最具規模的算是南北行公所了。本來"南"是指華南,
"北"是指華北,南北行就是指華北和華南之間的貿易。後來,貿易的範圍擴大
了,以致"北"泛指中國內地,而"南"則指南洋各地;而到了19世紀末期,南北
行商的貿易範圍甚至伸延到日本、美洲以及澳洲了。南北行經營的貨物以大米、
大豆、京果、藥材、絲綢等為主。香港開埠以後迅速成為南北行的重要樞紐;
香港逐漸發展為世界性的轉口港,實有賴南北行貿易的蓬勃。到了19世紀60年
代,南北行商執香港商業的牛耳,一些南北行行商更被公認是全埠最有財有勢的
華商。
南北行商多設行莊在文咸西街一帶,以致這條街亦俗稱"南北行"(按:廣東
話"行"字和"巷"字同音,更容易混淆,有趣的是,時至今天,知道南北行這條
街的人多,而知道有這行頭的人卻很少)。初期,行商之間設有南北行公約,1868
年行商得政府贈地,在文咸西街建築公所,始易名南北行公所。設立公所是為了
"立行規,守商德,崇道義,重言諾,樹以階模,重為典則"。(6)
南北行公所是一個多鄉籍、多方言的組織。粵籍的會員有招雨田(第一屆主
席)、陳雨藩、盧佐臣、馮平山等;閩籍的有吳理卿、胡鼎三等;潮籍的有高滿
華、陳春泉等,都是顯赫一時的人物,公所因而勢力範圍愈發擴大。南北行的潮
籍商人後來又另外成立了自己的商會,名為聚賢堂,可說是南北行公所會中有
會,亦足以證明同鄉關係在行會中的重要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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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辦理行內事務以外,南北行公所還處理公益,如組織更練巡守街內商舖, 25
設置消防車,又於每年孔聖誕時,全街張燈結彩,大肆慶祝。從這些可見到南北
行公所並非一個純粹商業組織,而是肩負社會公益和教化的重任。這更足以反映
當時香港華商是怎麼樣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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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世紀的香港》,頁374;任騁搜集整理:《七十二行祖師爺的傳說》,1986年。
(6)《香港華人社團總覽》,1986年,頁19。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對遷移到香港的華人,香港政府大致上採取不干預態度。英國佔據香港,其
最終目的是促進對中國的貿易。它在香港主要的政策,是維持社會安定以確保商
業正常的運作。所以必須採取高壓手段防止居民,特別是人口佔90%以上的華人
破壞治安。對華人的法律和刑罰都比其他種族的人更苛刻。其中歧視的措施包括
5 規定華人登記(1844),和規定華人在晚上外出時,要領有"街紙"和攜帶燈籠。
後者不但對華人做成諸多不便,而因為這法例只用於華人,對華人來說,更是莫
大的侮辱,是香港政府早期對華人歧視最明顯的例證。儘管華人強烈反對,但政
府和外籍居民都堅持,必須執行這項法令,才能維持治安。因此街紙和提燈的制
度,直到1897年,在華人激烈抗議下才被取締。
10
(7)
由於沒有政府的干預,所以華人之間很多事情都由華人自己處理,而這種環
境亦鼓勵華人根據傳統的方法成立不同的組織,處理不同的事務和解決不同的問
題。
從1842至1870年間,他們所辦的機構除各種行會外,還有廟宇、義祠、同
鄉組織、更練團、街坊會、義學和醫院。
15
2. 文武廟值理
20
25
宗教方面,華人中除了一少部分進教為基督教徒外,大部分依然信奉中國傳
統民間信仰,因此供奉各位神靈的廟宇便應運而生,成了華人另一個層面的活動
焦點。除了1841年前已建成的廟宇外,新建的、規模較大的廟宇有上環荷李活道
的文武廟和稍後在灣仔建成的北帝廟。
文武廟在香港歷史上地位特殊。它是在1847年,由藉着英人成立殖民統治而
發財的盧貴和譚才等發起興建的。1851年重建時,花了差不多1,000鎊,這在當
時是非常可觀的數目。其建築的宏偉及裝飾的講究,引起了英文報紙的注意,大
做文章。(8)
文武廟不但是拜神的地方,在華人社會中還扮演多種角色。管理它的值理全
是有財有勢的人士。在19世紀50年代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包括建造商、鴉片
商、地產商及與華人出洋各項有關的行業等。以後,南北行商亦有很多。
文武廟擔負的任務並不簡單。當時,曾任香港政府中文秘書的華人事務專
30
(7) 街紙攜燈制度,詳見 Wesley-Smith, Peter,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in Chan, Ming K. (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 Britain, 1842-1992, 1994, pp.91-105。
(8) China Review, I (1872-1873), pp.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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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咸物篇
圖 5.2 此匾額為清光緒皇帝經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議賜予東華醫院,以表揚該院於1885賬濟兩廣水災義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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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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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家、德籍教士歐德理便這樣寫它:"文武廟的值理已升格為半官方的地方議會,它
主要是由南北行商組成。這個值理團秘密地控制華人事務,仲裁商務糾紛,安排
接待路過香港的中國官員,為捐官事宜進行談判,更作為居港華人與廣東官方之
57 (9)
間的非官方媒介。 文武廟的側面有一間公所,是議論公共事項的場地。公所大
5 門的對聯寫着:"公爾忘私入斯門貴無偏袒,所欲與聚到此地切莫糊塗。"正好說
明文武廟值理的工作與維持社會公義之間的重要關係。
10
我們看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可以從文化角度着眼。華人文化與統治者的西
方文化不同。華人有其獨特的風俗習慣,是統治香港的英國官員所不了解的,或
者是沒功夫去了解的。因此,有些華人生活上的需要就必須由華人自己提供了。
義祠的成立正好證明了這個事實。
3. 廣福義祠與東華醫院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流動性高,移民以男性為主,舉家搬來的佔極少數。
初期來的華人,離鄉別井,隻身到港,一旦客死異鄉,無人祭祀。這對重厚葬、
15 隆祭、久祀的華人來說,實是慘不忍睹的下場。到了1851年,譚才等便建議建立
20
25
30
一所義祠,安放在港身亡的人的神主牌,待日後轉送回鄉,再安在家裡,讓後人
供奉。譚才等入稟港府,得在上環撥了地,建成義祠,名為"廣福義祠"。此舉造
福華人,功德無量。義祠的功能後來漸漸改變,除了安放神主牌以外,一些病重
的人亦因無處容身而被送到義祠去。
原因是移民中能夠自購房子的人極少,大都是租客,或暫住專門容納等候出
洋人士的客棧。他們一旦患了病,房東或客棧的老闆由於不願意見租客死在房子
裡,便將他們送到義祠去。義祠當然不是醫院,沒有任何的醫療設備,但這樣做
總算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待他們死了,才請人到義祠料理身後事。這種現象在香
港的特殊環境中出現,不足為奇,很能反映華人對生死的觀念和處理生死的做法。
在華人當中,義祠的存在是眾所周知的,唯獨是政府對它的情況一向不聞不
問。到了1869年,一位政府官員偶然發現義祠裡,地窄人稠,空氣污濁,垂死
病人與死者雜處其間,完全缺乏基本的醫療和衛生設備,從而感到嘩然。他認為
把病人送進去是慘無人道的。這件事很快傳了出去,香港和英國的報章,都大肆
披露。事件遂演變成醜聞,引起殖民地部的不滿,便命令港督調查底蘊後作出報
(9) Eitel, 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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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東華醫院於1872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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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港督作了一些調查後才了解到,華人對西醫西藥存有莫大的恐懼。因此,政
府雖然設有醫院,華人生了病,都裹足不前,寧願被送到義祠,甚至死在街頭,
也不願進入政府醫院。可見他們對西醫西藥的偏見是多麼的根深蒂固。
港督逼於無奈,惟有破天荒跟華人領袖商量解決的辦法。商量的結果是建立
5 東華醫院。
10
東華醫院是19世紀香港最大規模的華人組織。它於1869年籌辦,1870年奠
基,1872年落成。醫院開幕時,儀式隆重,盛況空前。一開始主禮人便奉神農行
崇升禮。祀典用古制三獻,巡遊儀仗,一如迎神賽會,冠蓋雲集,觀眾如潮。最
矚目的是醫院的總理、值理皆穿清朝官服,其中甚至有拖翎者,可見他們都不肯
錯過這個炫耀尊榮的機會。最後,由港督揭幕。港督紆尊降貴,"駕幸"一個華人
機構,也是破天荒的。這個殊榮奠定了東華醫院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
建院的目的是為華人提供他們信任的中醫服務。一開始,東華醫院便和華人
社會的精英分子結下不解之緣。他們為創辦醫院,籌了四萬七千多元。雖然香港
政府撥了 11.5 萬元捐款,但同時聲明以後不會再資助經常費用。因此,日後募捐
15 經費的擔子就由醫院的總理負起,而捐款的來源則是華人,包括了本地的、國內
的以及海外的華人。
第一屆的總理是由創建醫院出力最多的12位人士擔任;以後,每年選舉一
次,大部分總理由行會提名,再由坊眾形式上選舉。有資格提名總理的行會,當
然是執本港商界牛耳的行頭的公會,包括南北行公所、敘利堂(買辦)、金山莊
20 行、公白行等。這個選舉方法確保東華醫院每一屆的總理均是財雄勢大,德高望
重,備受全港華人尊敬的人士。從開幕盛極一時的場面開始,東華醫院的董事局
已經取得了特殊和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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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香港沒有士紳階級,商人可成為社會最高的階層,這是香港社會和內地
社會之間的一大分別。從文人王韜的描述可見到香港華人是怎樣看東華醫院的。
籌辦東華醫院時,王韜在英國。他回港後,發覺"港中象氣迥異。人士多彬
郁謹願。文字之社,扶輪風雅,宣講格言,化導愚蒙,率皆汲汲然引為己任"
他看見香港社會的風氣改進了,非常欣慰。但移風易俗的功勞,應歸功於誰呢?
後來王韜探訪東華醫院,恍然大悟,認定新氣象,是因東華醫院而起。他感嘆
曰:"香港渺然一島耳,僻在炎陬,素非孔道,而一旦為善之效,可睹已如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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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理總建倡暨人大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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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4 東華醫院倡建總理(1870-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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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35 (10)
則在人而已,固不以地限也。 可見他認為東華醫院備有教化作用,使整個香港
的華人社會升格。
東華醫院本以贈醫施藥為首任,但漸漸亦承擔了很多其他的社會工作,包括
舉辦義學、將流浪外地的難民遣回原籍、拯救被販賣的婦女和被拐誘出洋的人。
5 (有關難婦的事務後來由1878年成立的保良局處理。)後來,它接管了義祠,又
實行施棺、殯葬;設置義莊、義山,便利本港及海外身亡先僑權厝棺柩,候運原
籍安葬,使老有所終。醫院總理又為華人排難解紛。由於他們了解華人營商的特
色,調解華人間的商務糾紛,比以英國法律作根據的法庭有效得多。同樣地,由
於他們擁護中國傳統的禮教,也可以根據這一套禮法調停與一夫多妻制、蓄婢
制、學徒制等有關的問題,而當然這些問題也是當時香港的法庭難以處理的。從
前很多文武廟值理的功能便漸漸由東華醫院的總理代替了。
10
更重要的是,東華醫院的總理擔當了華人和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樑。直至東華
醫院的成立,政府與華人間存着很大的距離。東華醫院是第一間根據香港法例成
立的華人民間組織,得到官方承認,因此享有特殊的地位。醫院又為大眾提供寶
15 貴的服務,替政府解決了很多社會問題,政府因而省了很大的支出。由於醫院總
理都是經濟上舉足輕重及華人公認為德高望重的人士,加上形式上又是由坊眾選
舉出來,一方面深受市民的愛戴;另一方面,也令市民肅然敬畏。這些因素使政
府無法不給他們三分薄面,聽取他們的意見。東華醫院的董事局因而成為華人的
發言人,代表華人與政府交涉。另一方面政府亦漸漸懂得怎樣利用東華醫院總理
20 來控制華人,將對頭人變成管制華人社會的伙伴。東華醫院在香港歷史上扮演的
特殊複雜的角色,正好反映香港這個特殊地方的複雜性。(11)
4. 保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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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東華醫院就不能不提保良局了,雖然保良局是1878年才成立的。
1870年間,幾位旅港東莞商人,鑑於香港一帶,拐帶日熾,歹徒逼良為娼,
轉賣外埠,而被拐者以東莞人為多,便提議集眾捐資,組織起來對付拐匪。其實
他們計劃的工作跟東華醫院已經實行的工作很相似,於是發起人便和東華醫院聯
手組織保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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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韜:(創建東華醫院序〉,《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下冊,1970年,頁140。
(11)東華醫院在歷史上還有另一作用,就是與中國官員,尤其是廣東省官員聯繫。有關義祠及東華醫院,見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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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1896年,保良局大樓舉行開幕禮,官商雲集,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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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成立初期,保良局的工作主要是拯救被拐帶、或被迫為娼的婦女和被虐待的
婢女,將她們遣回原籍,或為她們安排擇偶配婚,或待領育。其間則由保良局安
置,供給衣食。
保良局成立後,一直和東華醫院保持密切的關係。由於到了1896年保良局才
5 擁有自己的局址,之前,所有的辦公和會議等事宜,都借東華醫院的地方進行,
甚至連拯救回來的婦孺也是安頓在醫院內。在人事方面,東華醫院和保良局的總
理重疊的很多。當然在許多慈善業務上也是共同進退,緊密的合作。因而有"東
保一家"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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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立到 19 世紀末,保良局由香港及海外國內所拯救之婦女數以萬計,其大
恩大德,一如東華醫院,備受世界各地人士推崇。也有仿效香港建立保良局者。
不過我們也須指出,一如東華醫院,保良局的賢達,都以維護傳統禮教為依歸,
他們保護婦孺是本着崇正黜邪的宗旨,懷着悲天憫人的心情,而非以批判社會的
倫理架構,或以為婦女抱不平為出發點的。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保良局的倡辦人對蓄婢問題的立場清楚地看出來。蓄婢
15 制度在中國盛行已久。香港開埠前有沒有婢女,無從稽考。不過,開埠後,很多
華人帶了婢女來港,婢女人數大增。初期蓄婢未受港府干涉,到了1870年間,香
港法官 Smale, J. 認為蓄婢和奴隸制度相同,擬檢控買賣婢女的人士,令華人惶恐
不安。保良局的倡辦人大力為蓄婢制度辯護,強調中國歷久以來都不禁制蓄婢,
而中國於"買人常規,與買各種物類迥然不同",故蓄婢與奴隸制度不可同日而
20 論。他們要求港府體察中國民情,"變通辦理",切勿"行擾民之政"。在這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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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保良局倡辦人的傳統宗法思想是顯露無遺的。我們甚至可以推斷,他們創
辦保良局其中的目的,就是要把"合法販賣人口"與"非法販賣人口"分辨出來,
令蓄婢制度得以保存下去。不過儘管如此,保良局在這狹窄的保護婦孺的原則下
所作出的貢獻,依然是功不可抹的。
實際上,保良局的歷史很能反映出香港歷史的特徵。正因香港是華人出洋的
主要港口,大量婦女被販賣出洋的情況才會出現。反過來看,也正因為香港是一
個四通八達的運輸樞紐,旅港的華商透過各種關係,建立了廣闊的、跨地區的、
跨國的華人關係網絡,而能利用這些網絡來推行各種慈善的服務。從保良局和東
華醫院的成就,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香港歷史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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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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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東華醫院內之福壽樓,後由保良局借用以收留拯救回來之難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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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OLIE WOMAN AND HER CHILD
圖5.7
一位着孩子的女苦力〔斯坦南迪(C.J.
staniland)繪,19世紀中後期]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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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01年
1901 年的香港地區和30年前比較,最顯著的分別就是版圖擴大了很多。1898
年英國租借了新界,為香港增多了365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原來港島、南九龍半
島的面積多了十倍以上。
同時,香港的總人口突然增加了:港島和九龍合計的人口由1871 年的
124,000 人增至 241,694人,再加上新界的85,011 人、水上居民的42,282人,總人
口達到368,987人。而且因為新界是比較固定的農村社會,男女的比例較為平衡,
比較市區男女比例失調的狀況,正常得多。
港島人口的增加使城市進一步向東西兩方伸展。西營盤、堅尼地城、石塘咀
和灣仔等區相繼發展。1894年前,太平山區是港島人口最稠密的,也是最不衛生
的地區。但由於在1894年發生了鼠疫之後,政府將部分房屋拆卸,開闢了卜公花
園,部分居民也遷移到別區去,使得太平山區的環境有所改善。
1888年山頂纜車建成,使山頂住宅區得到發展。那裡空氣清新,環境優美,
15 西方人刻意的把它劃為西人專住區。鼠疫發生後,他們就"名正言順",利用衛生
為理由,阻止華人住在山頂了。1904年政府竟通過《山頂(專用區)條例》,禁止
任何人將山頂的房子出租給華人:唯一獲豁免的是傭人、轎夫等。其他華人要住
進去的話,須向港督正式申請。直到1946年,這項法例被取締的一年,只有富甲
一方的何東一位華人住在山頂。這也是種族歧視的另一最好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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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香港社會和30年前有甚麼不同?
(一)同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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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01年,最普遍的華人社會組織之一是同鄉組織。重桑梓之情是華人的
特性。在國內各地同鄉會館早就出現。而隨着華人出洋,海外也先後有會館的成
立,蔚然成風,遂成為華僑社會的特色。在香港,19世紀40年代早期已有新安會
館,是新安同鄉聚集聯誼之所。這所會館還置業以保日後經費。可惜其領導人"馬
草王"因犯案被流放,會館似乎也因此而解體了。其他早期的會館還有福州的三
30 山馨社,和由僑美的番禺人成立的繼善堂。
早期的移民組織以行會為主,而大的行幫則間中有以鄉籍分界。同鄉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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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和有規模地成立是後來的事。
19 世紀 70 年代,同鄉組織活動開始活躍起來,各邑會館相繼出現。1872
年,香山縣的三灶鄉鄉人用"聯義堂"的名義在摩星嶺建了義冢;1875年高要、高
明人也在那裡建了義冢。這種建義冢、組織春秋公祭、安葬同鄉等活動是聯絡同
鄉和建立長期性同鄉會的基礎。到了1901年已經成立的同鄉會包括番禺的"敦義
堂"、三水的"敦善堂"、台山的"新寧會館"、南海的"福仁堂"和東莞的"東義堂"
等。而且在1901年後新的同鄉會還不斷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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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組織基於地緣,會員包括不同階級的同鄉人士,如舊式行會一樣,淡化
了階級間的矛盾。同鄉會的共同宗旨是"敦睦鄉誼",敬恭桑梓,為同鄉會友提供
實際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實際的服務包括排難解紛、職業介紹和擔保、金錢
接濟、發放帛金、舉辦銀會、互通行情等。一些組織完善的同鄉會更贈醫施藥、
興辦義學、遣送棺柩骨骸回籍,涉及事務繁瑣,而辦事的規模很大。此外,有一
個場合可以聯絡同鄉、講和聽到鄉音、聽取一些鄉間的消息、甚至欣賞到故鄉特
有的戲曲等,對一個身在異鄉的遊子是難得的精神安慰。這些行會和同鄉會所提
供寶貴的社會服務,填補了移民社會常見的精神空虚,是有助於穩定香港社會的。 15
但同鄉會的功能並不限於此。
1901 年以後,同鄉組織繼續發展,一部分還採用商會的形式組成。同鄉商會
較為資源雄厚。1909年創立的四邑商工總會就是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和革命後成
立的廣東政府的一大支柱。隨着20世紀初期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香港
的同鄉商會開始干預國內的政治和關心故鄉的建設、公益和治安。對於賑濟國內 20
各次災禍,亦不遺餘力。
同鄉組織越蓬勃,越令香港政府顧忌。1910年前後,香港政府擔心同鄉會繼
續發展下去,會變得比三合會更難控制,而且他們的活動又涉及廣東省的政局,
事關重大,便於1911年制訂社團法案,規定所有社團向政府註冊。那些有非法
活動和目的的,與香港社會治安有抵觸,或會在中國引起動亂的社團,一律被禁 25
制。可見當時同鄉組織發展引起多大的迴響。
1917年,最令政府頭疼的四邑商工總會被解散了。但總的來說,社團法案頒
佈後,並未對同鄉組織構成太大的威脅。新的團體不斷建立,而且都很活躍。到
了 1937 年後,它們致力於救國救鄉的工作。
香港的同鄉會以服務鄉人為原則,但工作性質,則隨着社會、經濟和政治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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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而改變,很具彈性,也正因為這樣,今天的香港還是同鄉會林立的地方。(12)
(二)輔仁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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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鄉會蓬勃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性質迥然不同的社團。
1892 年成立的輔仁文社,雖稱"文社",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宣傳政治思想改
革。它的拉丁文座右銘是 Ducit amor patriae(全心全意愛國家)。該會的創辦人是
謝纘泰和楊衢雲,都是很具代表性的香港人物。
楊衢雲在香港出生,唸英文學校,深受西方革命思想的影響;畢業後先教授
英文,後任職洋行。謝纘泰在澳洲出生,15歲回港,讀入有名的中央書院(即後
來的皇仁書院),畢業後入政府工作。後來,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組織興中會,與
楊、謝倆合作。楊衢雲甚至被選為興中會的主席,在中國近代史名人榜上佔一
席位。
當時輔仁文社只有十多位會員,在港的影響力並不大,但卻有很深遠的歷史
意義。
到了1901年,英國統治香港已經60年了,在教育和文化方面,雖然不能說
有很大成就,不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政府和教會辦的學校,培養了一群懂得英
文的人。他們無論是洋行買辦,出入口商人、文員、政府公務員或教師,在這個
20 國際貿易中心和殖民統治地區,能說能寫英文當然會佔一定的優勢。不過,並非
所有人視學習英文光為謀生和向上爬的手段。其中透過英文教育來了解外國事
情,將接觸到的外國文化、社會和政治思想、科學精神等,作為他們立身處世的
基礎的,亦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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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不單是部分華人接受西方教育,同時,通過報紙、
書籍、日常生活和觀察,耳濡目染,成為華人認識外國文化、政治、經濟、社會
各方面知識的門戶。他們認識外界事務比較廣泛,反應比較敏銳,思想和做事態
度也較開放。如王韜、何啟和孫中山。他們用新知識來批評中國各方面的流弊,
帶動了改良主義和革命運動。他們對香港和中國的歷史發展的影響是眾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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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inn, Elizabeth, "A Histor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in Pre-war Hong Kong, in Sinn, Elizabeth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90, pp.15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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