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簡史 — Page 4

重要影響。罷工是有組織的勞工力量的勝利,顯示工人明白團結的重要
(單在1920年就有超過一百個工會成立),並且懂得以罷工為集體討價還
價的手段,爭取集體權益。罷工也顯示東華醫院這類團體已無力充當華
人勞工階級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中介。在那時候,有組織的工人已有力
量直接與僱主周旋。一個工會竟有如此能耐,令政府完全手足無措,其
後它在處理華人行會、工會和其他組織時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態度。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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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的《社團條例》( Societies Ordinance)禁止任何懷有「不法目的
或妨害本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社團成立。雖然這條例可以取締三合會
組織,但也用於查禁十幾個沒有大爭議的團體,包括酒店門僮與廚師行
會、針織工人工會、基督教青年團體和理髮師工會。最後,這場罷工鼓
舞了毗鄰香港的廣東省工人,他們隨即發動自己的罷工,爭取得更佳待
遇。單在 1921年,廣州工人就在各個重要工業領域組織了成功的罷工。
1922年海員大罷工
1922 年 1 月至3月的海員大罷工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
員工會)組織,剛開始時有約一千五百人參與。在蘇兆徵、林偉民、陳
炳生三名海員領導下,罷工海員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以追上飛
漲的生活費,還提出聘用海員須由工會介紹,而非通過包工頭。到了1
月底,已有超過一萬名海員離開香港,回到生活費較低的廣州,時任廣
州市長的孫中山之子孫科歡迎他們到來。華商要求東華醫院和華商總會
介入調停,但談判不久就破裂。
12
海員大罷工持續超過五十天,是「華人勞工力量第一次真正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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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 當僕役、文員、侍應和電車司機全都陸續離職,高高在上的歐
籍人和華人發覺自己十分狼狽無助。歐籍人起初對罷工者的同情最終消
失,但這場罷工對他們來說有如暮鼓晨鐘。一份英文報章說:「如果它令
我們明白到,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已和戰前的那個世界完全不同,
12 譯註:其前身是1896年成立的中華會館,1900年擴大為華商公局,1913年再改名華商總
會。
13
Paul Gillingham, At the Peak: Hong Kong between the Wars (Hong Kong: Macmillan, 1983),
32.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7
那它總算是有些正面作用。」“香港政府求助於周壽臣、劉鑄伯、何東和
羅旭龢這些華人和歐亞混血裔領袖,但這些精英最關心的似乎並非調停
斡旋,而是防止工會取代他們成為華人社會的領導者。劉鑄伯和周壽臣
這兩名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堅稱,罷工是有政治圖謀而非經濟運動,
並且是受「布爾什維克主義」鼓動。他們譴責罷工者自私愚昧,力促
民地政府取締所有勞工工會,「寸土不讓」,
15
。
殖民地政府、華人精英和歐籍人都把罷工歸咎於中國的左翼煽動
者,他們過去也一直為掀起這工人鬥爭的「第一波怒潮」而居功。但是,
海員始終堅稱罷工純粹出於經濟原因,沒有政治意圖(無論香港還是其
他地方,罷工通常都是以經濟為理由,但蘇兆徵和林偉民後來都加入了
中國共產黨)。港督司徒拔處理罷工時反應過度強硬,舉措失當,還一口
咬定罷工是由廣州煽動者領導的政治運動。當海員工會在沿岸派駐武裝
糾察,並截留九廣鐵路列車運載的食物後,司徒拔於2月1日將海員工
會列為「妨害本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非法組織」加以取締。警察拘
捕工會領袖,查封工會總部,又卸下由孫中山題寫的招牌,工會隨即號
召所有香港工人罷工返穗。再有逾十萬名工人響應,包括港督府全體員
工。立法局為了報復通過《緊急狀態條例》,禁止張貼海報和舉行公眾集
會,並授予警察更大權力,可以檢查郵件和隨意搜身。司徒拔下令往來
廣州的火車停駛,在3月4日,罷工工人徒步返粵,途經新界沙田時遭
警察開火射擊,釀成五死八傷。
歷史學家陳明說,由於殖民地政府的措施,這次罷工「從一場經
濟罷工演變成英國殖民勢力與中國愛國尊嚴和民族利益之間的全面政治
14
Quoted in Gillingham, At the Peak, 32.
15 Quoted in Chan Wai 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UK: Clarendon, 1991),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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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 在海員、船公司、廣州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間廣泛談判後,工人
的要求幾乎全都得到滿足。香港政府同意撤銷取締海員工會的禁令,釋
放被捕領袖,並賠償沙田慘案的死傷者。罷工在3月7日結束,「中國海
員大獲全勝,英國當局則全面屈服,威信與名譽掃地。 J 7根據結束罷工
的協議,司徒拔要撤銷查禁海員工會的命令,拆走海員工會牌匾的那名
警察須把它掛回原處。這場罷工也顯示華人勞工已自成一階級,不再仰
賴華商精英的幫助。1922年還發生了多場罷工,但很少有如海員大罷工
那樣成功。
1925 年至 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
發生在兩次大戰之間歲月的最重大事件,是1925年至1926年的省
港大罷工,這場罷工顯示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如何影響香港。1925
年5月30日,英國人指揮的印度錫克人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向一群中國
示威群眾開火,至少九名示威者被殺,多人受傷。這宗史稱「五卅慘案」
的事件的消息,以野火燎原之勢傳遍中國,在各地引發抗議,尤其在英
國利益最集中的兩個城市——上海和廣州。在6月23日,廣州沙面英
法兩國租界附近發生一場異常激烈的示威,外國人指揮的軍隊射殺超過
五名中國示威者,另有約一百二十人受傷。大屠殺的消息傳出,廣州工
人和工會領袖號召在華南,尤其是香港這個最明顯代表英帝國主義的地
16 Ming K. Chan, “Labour vs. Crown: Aspects of Society-State Interactions in the Hong Kong Labour Movement before World War II,"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139.本文也收錄於 David Faure,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75-95。 Chan, “Labour vs. Crown,"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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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9
方,舉行大罷工。國民黨領袖和他們的蘇聯顧問甚至考慮攻打沙面英法
租界。香港出現反英傳單和揭帖,呼籲華人挺身而出趕走英國殖民者和
他們的華人「走狗」。廣州罷工領袖呼籲全體華人離開香港,散播謠言指
香港政府計劃在此地水源下毒,他們還免費提供火車或輪船接載工人回
廣州。
沙基慘案發生後最初兩個星期,超過五萬華人離港以示抗議。香港
食物價格飛漲,導致銀行擠提,經濟瀕臨癱瘓。到了7月初,這個殖民
地猶如「死城」。*廣州的糾察隊阻止罷工工人回港。司徒拔在7月10日
寫道:「所有正常貿易都陷於停頓。」香港警察把無業游民和其他「不
受歡迎人士」遞解出境。"到了7月底,約二十五萬華人離港返粵。9月
18 日,司徒拔形容香港財政狀況「極為嚴竣」 0 一家著名華資銀行已遭
清盤,其他公司也在破產邊緣,司徒拔擔心這種情況還會接踵出現。華
商總會要求英國政府提供貿易貸款。雖然最惡劣的情況在 1926年初已經
過去,但大罷工持續時間超過一年,英國政府須提供三百萬英鎊商業貸
款,以防止香港經濟崩潰。此外,令這場大罷工破壞力如此大的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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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隨罷工發起的抵制英貨運動,而這抵制英貨在大罷工結束後還再
持續幾個月。
港督司徒拔與其繼任者金文泰都堅稱,大罷工是由廣州的布爾什維
克煽動者和他們的蘇聯顧問幕後主使,與香港的經濟或政治狀況無關。
司徒拔尤其常被人批評不了解中國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但關於廣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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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illingham, At the Peak, 37.
CO 129/488, July 10, 1925, Stubbs to Amery, 580-81, quoted in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3-34.
CO 129/489, September 18, 1925, Stubbs to Amery, 212, quoted in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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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罷工的影響,他未必是誇大其辭。早在罷工發生前,左派知識份子
和工會組織者已散播傳單,號召工人罷工,藉以煽動香港人支持民族主
義的情緒。司徒拔和金文泰也沒有誇大來自境外的資金援助的重要作
用。廣州的國民黨革命政府"提供大筆財政資助,另外海外華僑、俄國
工人和一個匿名的英國工會亦有提供資金。香港政府竭力要令英國當局
相信罷工與此殖民地的情況或華人商界無關,還因為一個原因:英國國
內有許多人對在港的歐籍僑民不表同情,他們相信這次罷工是一場正義
的工人運動,目的是反抗在英國本土早已明令禁止的惡劣工作條件。
為什麼這場罷工聲勢如此浩蕩?雖然觸發罷工的導火線是在中國發
生的事件,但現實的經濟憂慮,以及對於外國人特權地位的普遍反感,
是推動罷工的本地力量。這從罷工委員會提出的要求中明顯可見,除了
每天工作八小時、廢除包工制和童工、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減
低房租這些通常的要求外,還有一些要求是強烈針對本地情況的,如各
工會有權投票選舉華人立法局議員、華人所受的對待與歐籍人平等、准
許華人居住太平山。第二,雖然許多華人離港返穗是出於愛國熱情和為
伸張民族大義,但有些人離開卻是為勢所逼,想回香港的人也遭到阻
止。1926年2月初,金文泰報告說,罷工糾察隊對香港的敵意升級。他
們向邊界香港方面的印籍守軍開火,又射擊香港與中國之間深圳河上的
警艇,攔阻往來中國的火車,並阻止鄉民越界回港。在廣東省,參與大
罷工的只限於廣州市及其周邊地區。儘管沿着廣東省與香港之間邊界的
許多農村縣市支持罷工,但是,抵制活動和不准向香港出售農作物和漁
穫的禁令,卻往往遭到農民抗拒。
在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後,殖民地政府已預計會再遇到這樣的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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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指廣州國民政府。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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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故早就增加駐軍,改善情報蒐集,又興建儲煤的供應倉庫,以防患
未然。雖然司徒拔沒有深究引發罷工的原因,反而反應過度,令本地的
情況火上加油,但他通過的緊急措施對於阻止罷工擴大可能是奏了效。
根據1922年海員罷工期間制定的《維持治安條例》和《緊急狀態條例》,
司徒拔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動員義勇軍和禁止糧食和資金流出。對
於華人銀行家提出有關華資銀行延期償付的要求,司徒拔也予以允准。
他限制可帶出香港的貨幣數目,派警察守衛水塘,派軍隊接管天星小輪
和巡邏街道,提早放暑假關閉學校,並頒佈宵禁令。他也下令主要華資
和歐資百貨公司每天須至少開門營業四小時。在7月,他授權審查所有
華人信件和電報,又下令華民政務司審查中文報章。三名人員從早到晚
分班工作,刪除任何叛亂或支持罷工的內容,與罷工有關的團體不得在
報紙登廣告。司徒拔也嘗試利用政府和私人資金援助廣州反對革命政府
的勢力,又建議英國外交部收買北京政府去消滅廣州的革命政府。
罷工期間,香港的華洋社群都出力協助政府。志願人員到醫院工作
和駕駛電車。東華醫院總理開設食物攤檔,以低價出售食物,另外有
不少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加入義勇軍、後備警察和聖約翰救傷隊。曹善允
協助招工局,招募義工填補罷工者的崗位空缺。罷工爆發後僅三天,曹
善允就召集了超過五百名華人義工;三週後更招得三千人,大出洋人意
料之外。另一些效忠政府的華人就協助當局審查電報、郵件和報章。許
多華人加入義務消防隊,並成立街坊委員會和巡街更練,巡邏自己的社
區・團防局協助維持秩序、調停糾紛和防止有人恐嚇威脅。一批華商領
袖創辦商業維持局,利用他們的人脈從澳門、上海、西貢、新加坡和檳
城進口糧食。政府僱員大多沒有響應罷工的呼籲。到了1925年9月,為
殖民地政府工作的105名華人文員、電話接線生和通譯中,只有一人離
開崗位,而335名警察中只有7人棄職。水警和駐守新界邊境的華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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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探的情況據說也大致相仿。
殖民地政府尤其得力於兩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協助,這兩人是周
壽臣和羅旭龢。羅旭龢雖是歐亞混血兒,但卻佔據立法局內專為華人而
設的兩個議席之一,並普遍被視為華人代表。周壽臣和羅旭龢都收到威
脅對他們施以暴力甚至殺害的匿名信,廣州也有人懸賞要他們的人頭,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策劃了細緻的宣傳攻勢打擊罷工。他們成立反宣傳
局,張貼海報和發傳單鼓勵民眾反抗罷工者。兩人又創辦《工商日報》,
這份從事反罷工宣傳的報紙,除了在香港發行外,在一直支持罷工者的
美國和澳洲海外華人間也行銷甚廣。周壽臣和羅旭龢也建議港督下令軍
隊定期行軍巡遊和操演,以炫耀武力。他們勸說政府成立一個保護工人
不受威迫恐嚇,並對恐嚇者實施反擊的秘密部門————工業維持會。領導
工業維持會的人曾當海盜和將軍”,該會僱用流氓和前海盜保護留守崗位
不參加罷工的工人,又恐嚇教唆罷工的人。倫敦官員對工業維持會的成
員和他們的背景經歷甚為關注,但周壽臣和羅旭龢卻毫不在乎。
周壽臣和羅旭龢因在大罷工期間支持政府,在廣州被斥以英帝國主
義者「走狗」的惡名。如同其他在港華裔和歐亞混血裔商人,兩人協助
港府結束罷工的原因之一,當然是為保護自己的利益。然而,這不只是
保護階級利益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眼中,這場罷工是廣州為對付香港而
發動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戰爭。打擊這場罷工,是為保護這個曾是傳說中
的荒島,經他們共同開拓而成的殖民地,並維護他們共同塑造的新生活
方式。這些人並不覺得與英國人合作是出賣中國。因為他們視廣州政府
為激進左派份子,他們認為與殖民地政府合作結束罷工,既是對香港盡
忠,也顯示他們對中國的愛國心。
222
譯註:陳炯明舊部梁永燊。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3
港督金文泰多次嘗試談判(並威脅動武),經過一連串磋商,加上
廣州的政治形勢轉向後,廣州政府最終在1926 年 10 月結束罷工。雖然
香港經濟最終恢復元氣,但與廣州的關係仍然緊張。在蔣介石於1926年
至1927年發動北伐試圖統一中國前的一段混亂日子裏,香港再次成為
反英攻擊的對象。金文泰在1927年3月報告有人從廣州派出槍手想要暗
殺他、夏理德、周壽臣、羅旭龢和其他效忠港府的華人。但是,港府最
終與廣州發展出更良好的關係,尤其在蔣介石的國民黨在1927年鐵腕清
黨、整肅共產主義份子後。金文泰和其後的港督從這場罷工中看到中國
民族主義的力量,也明白香港和廣州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無法割裂,
遂決心與廣州政府維持友好。
省港大罷工沒有對香港的政治或經濟穩定產生長期影響,但它對香
港以及英國在中國的位置帶來幾個重要後果。殖民地政府要求報章繳付
保安費,從而使報章更難發表反政府的言論。政府在1927年修訂《承印
人與出版人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防止對殖民地
政府的攻擊。1927 年制定的《非法罷工與停業條例》(Illegal Strike and
Lockout Ordinance)規定,如果罷工是要脅迫政府,或它除了想解決行
業內紛爭外,還懷有其他目的,則屬於非法。此外,港府把曾參與省港
大罷工的工會全部取締,又壓制一切有政治動機的罷工,禁止工會把資
金用於香港以外的政治目的,並且不准中國國內工會在香港設分會。
大罷工結束後一段長時間,曾參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團體都被禁止
在本地報章登廣告,來自境外有關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
聞報道都須刪改。政府又對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百般騷擾刁難,令本
地人打消加入共產黨的念頭(不過香港卻是胡志明在1930年成立越南共
產黨的地方)。雖然香港在1920年代是廣東共產主義活動的重要基地,
但 1927 年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後,港府大力鎮壓此殖民地的共產主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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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简史
動,往往在接到廣東當局通風報信後,就拘捕共黨份子並引渡回廣東處
決。蔣介石鎮壓共產黨,加上香港政府「決心粉碎這種活動」,因而壓制
了香港勞工工會運動發展達二十年。
23
殖民地政府也試圖利用教育遏抑激進民族主義在香港發展。省港大
罷工期間,羅旭龢建議在學校加強教育儒家思想,藉以化解席捲全中國
的革命民族主義的影響。在1927年,金文泰鼓勵一些在港最有名望的士
大夫(這些人大多是在辛亥革命後和五四運動期間離開中國的前清遺老)
在港發揚中華文化和提倡傳統禮教,承諾政府會支持香港大學成立中文
系,以培養本地學校教師。金文泰藉着贊助支持這些士大夫,試圖樹立
另一套文化、道德和政治思想,以抗衡激發省港大罷工的革命民族主義。
大罷工沒有改變香港華人的政治地位,但它令政府警覺到不能輕忽
對待華人子民。政府了解到不再能漠視工人,並須與華人領袖更密切地
合作。因此,金文泰在1926年5月委任周壽臣為行政局首名華人議員。
這項任命是重大的舉動,旨在向香港和廣州罷工者顯示港府願意妥協,
另外也是香港殖民政策不變的象徵。廣州為回「家」的罷工者發揮庇護
所的重要作用,向殖民地政府顯示,對於中國民族主義不能掉以輕心。
金文泰在1927年訪問廣州,「象徵中國與這個英國殖民地開始進入恢復
和睦關係的時代」。
24
最後,這場大罷工顯示,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所引發的巨大危機,
足以左右英國的對華政策。這場罷工對香港經濟損害之大,令英國外交
部認為須向中國讓步,而它在1927年至1928年就把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歸
還中國,1930年又歸還威海衛。外交部相信與國民黨合作是保護英國在
華利益的最好方法。但這令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英國駐北京公使館和
Chan,“Labour vs. Crown,” 137.
23
24
Ibid., 141.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5
香港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港府擔心其他人會為改善英國在華的政治和
商業地位而犧牲香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面對中國民族主義日益
高漲,英國官員曾經幾次建議交還香港,以表示英國的善意,他們認為
英國已不再需要一個殖民地來保持在華的商業利益。令上述矛盾更形激
烈的是,香港政府按情按理須直接與廣州政府來往,但英國外交使團卻
在北京,並堅持與中國打交道時,北京方面是唯一外交渠道。外交部經
常批評香港總督試圖干涉廣東政局,批評他們不了解英國想在中國達成
的大目標,又不諳中國政情。
各自的世界,各自的生活
1925 年至 1926年的罷工與抵制顯示,外部影響無法完全把香港的
中國民族主義轉化為反殖民主義。許多華人仍然忠於殖民地政府,廣
州政治也過於四分五裂和變化無常,難以孕育和維持有力的反殖民統治
思潮。相反,這場罷工令許多香港人更加珍惜這個殖民地穩定的政治和
經濟環境,尤其是毗鄰的廣東省政局動盪不安,形成強烈對照;罷工也
再次加強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奉獻精神。正如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所
說:「香港在1925年已經很成熟發展:不再是由一群貪婪、漂泊、暫時
寄跡的烏合之眾組成的大雜燴,而是開始凝聚成共同體,如果把所有種
族都包括在內,它更發展成了多元社會;可以說,它的成員在一種契約
安排的網絡中團結在一起,某種身份認同於焉形成。
25
即使華人和英國人能夠並肩對抗罷工,但他們仍然過着互不來往的
25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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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國人往往把華洋隔閡歸咎於華人不願與外國人交往,英國人
創造了自己的廣闊社交世界,其內容包括俱樂部、音樂、派對、正式晚
宴,還有每年一度的聖喬治舞會和聖安德魯斯舞會。任職於滙豐銀行這
類公司的英國男性,須參與木球這類由銀行贊助並被視為有益身心的運
動,並藉此認識其他公司的歐籍同僚。這些活動通常不讓華人參與,大
部分歐亞混血兒同樣被摒諸門外(例如,到了1940年代,華人和歐亞混
血兒仍不能加入香港木球會)。在殖民地政府和歐資公司任職的華人,到
達某一職級就無法再晉升。雖然歐資公司聘用華人僱員,但幾乎全非高
層職位。滙豐銀行的政策是不會讓華人進入董事會。曾在英式學校和大
受教育的華人往往對此痛恨不已。
外資公司對於僱員與華裔女性的關係一般都有嚴格(儘管往往不是
明文的)規定。滙豐銀行不贊成其歐籍主管人員娶非英籍女性為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沒有一名銀行主管與華人結婚。在公家機構方
面,雖然沒有法律明文禁止歐籍公務員和非歐籍女人結婚,但華洋通婚
不獲鼓勵。有些工務司署職員需簽署協議,如娶華人為妻或納華人為
妾,就會被解僱;而與華人或歐亞混血兒結婚的人,不准住在政府宿
舍。的確有少數高層官員娶了華人女人,但他們會被人鄙夷,並會因
此喪失到另一個殖民地升遷的機會。娶華人或歐亞混血兒為妻的歐籍警
察,在合約到期後不會再獲聘任。
歐籍人普遍覺得香港並非健康之地,不適合歐籍兒童在此成長。這
些小孩會被送到英國或中國的學校,中國的天氣較舒適,假期時回港度
假也較方便;而留在香港的歐籍兒童通常會入讀專為歐籍學生而設的學
校。歐亞混血兒一般入讀拔萃男書院或拔萃女書院,而華人則入讀皇仁
書院或英皇書院這類官立學校。許多外籍人總是恐懼華人會起而造反。
據說在1934年6月,五名歐籍幼童被一名華人擲下山溝,一人死亡,屍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7
體後來在海裏尋獲。
對於香港社會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有些華裔和歐亞混血裔領袖曾
試圖抑止。在1921年,包括後來獲委任為首名葡裔立法局議員的布力
架,以及著名歐亞混血裔律師羅文錦在內的不同社群的領袖,成立聯誼會
( League of Fellowship ),目標是消除「種族歧視」,並且「不分種族、階
級和信仰,促進此殖民地內的和睦友好」。但是,不同族群之間大都繼續
不相往來,而且幾乎是樂於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到訪香港的
政治學家說:「雖然英國人和華人有各自的俱樂部,並且整體上種族之間
的交往十分有限,但在印度引致麻煩不斷的種族摩擦,卻不見於香港。許
多個人之間的關係反而很友好,並且也許有人會大膽猜測,華人十分滿足
於自己種族所組成的社會,對於自己被排除了歐籍人圈子之外不以為忤。
他們的優越感很強,完全沒有許多印度人那種神經過敏和自卑感,這些感
覺令印度人對於被排除於西方人社會感到忿忿不平和痛苦。」
26
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香港對公共建設工程、社會立法和社會福
利的興趣趨於濃厚,這一方面是因為英國出現類似的發展——在英國,自
由放任經濟已不再受歡迎,取而代之的是福利社會理想;另一方面因為
殖民地政府決心遏止中國民族主義和勞工意識的成長。在1937年,位於
新界的銀禧水塘”落成,香港擁有當時大英帝國最高的水壩,命名銀禧
水塘是為紀念英王喬治五世登基二十五周年。另外還修建了新的道路,
26 Mills, 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 410.
27
譯註:即城門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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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維多利亞港兩岸更展開填海工程。醫療和衛生服務也有所擴大。瘧疾局
在1930年成立,而市政局在1936年取代潔淨局。政府興建的九龍醫院在
1926年落成,而在1920年代末動工、位於港島薄扶林的瑪麗醫院,則在
1937年啟用。1935年頒佈的《建築物條例》為照明和通風定下標準,只
是由於來自中國的難民大量湧入,居住環境擁擠的情況仍然持續。再有
一些為華人和歐籍人而設的學校建成,另外還開辦了幾所師範學院。
如同在英國本土和大英帝國其他疆土,此地開始關注社會福利。英
國人到來之前,香港的社會保障向來是靠家庭、氏族和宗親會提供。雖
然有歐籍傳教士開辦孤兒院和其他慈善機構,但在1920年代之前,社會
福利大都是由東華醫院、保良局等華人團體承擔,另外也靠本地富有居
民提供,例如篤信佛教的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原名張靜蓉),她在香港
和澳門開設佛教道場和專收貧寒兒童的義學。不過,到了1920年代,政
府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開始趨於積極,這是一個受到英國、中國和香港
的發展影響的漸進過程。現在託管統治的概念已取代殖民主義成為治理
的準則,而在英國,主要由於工黨得勢、工會盛行和社會主義者崛起,
英國出現新的社會立法,令建設福利國家成為廣得人心的概念,取代
十九世紀的自由放任個人主義。大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很快就令志願
組織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不勝負荷。香港工人的政治意識較廣東工人薄
弱,原因之一是他們(尤其是為歐籍僱主工作的人,歐籍僱主通常比華
人僱主付出更高工資)的薪水一般高於廣州工人,雖然如此,政府仍然
希望能通過稍為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壓抑勞工意識的成長。
香港的社會福利和立法相對地進步,至少在理論上及相較於新加坡
等其他殖民地或上海等中國城市算是進步。1922年的《兒童工業僱傭條
例》( 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Children Ordinance)是東亞首條同類
法例,禁止工廠僱用十歲以下兒童,搬運煤炭、建築材料或瓦礫等「危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39
險行業」,則不得僱用十二歲以下兒童;到了1930年代,童工已在大多
數工廠絕跡。1927年的《工廠條例》(The Factory Ordinance)任派工廠
督察。同年,華民政務司署之下設立勞工部。1929年的《婦女、青年及
兒童工業僱傭修訂條例》(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mendment Ordinance)對女性受僱於某些行業的情
況加以規管。1932年的《工廠及工場條例》(The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dinance)禁止十六歲以下兒童和婦女從事煙火、製玻璃、鉛加工和朱
砂製造等危險行業。在1938 年,政府委派一名勞工事務主任專責處理工
會、勞工情況和行業糾紛。
儘管如此,殖民地政府仍然盡量不花太多錢在社會福利之上,擔
心如果香港的情況太好,會吸引更多中國移民湧入。歷史學家科大衛
(David Faure)寫道:「英國就算在國力最鼎盛的時候,也沒有對香港制
定什麼社會政策。」 28 在 1935 年,政府承認香港的「生存競爭」是「非
常嚴酷」,並說它不久會提供某種資助房屋。”由於有些家庭過於貧窮,
無法妥善安葬先人,屍體被遺棄街頭的情況很常見;根據政府的報告,
單在 1937 年發現超過一千三百具街頭棄屍。雖然英國方面鼓勵殖民地總
督互相借鑑,效法其他殖民地採用的新制度,但殖民地部很少施壓要求
他們在各自的殖民地進行大改革。例如,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即使
香港政府接到為強制工人賠償立法的要求,它仍兩次拒絕制定這樣的法
例。雖然在 1938年港督羅富國(Geoffrey Northcote)指出,政府必須
增加稅收以免社會服務被削減,但無論政府還是管理層都不關注工人福
利。少數公司(通常是歐資公司)為員工提供像樣的房屋和工作環境,
28
29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1.
Report of the Housing Commission, 1935, reprinted in Faur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205.
140
香港簡史
但大多數工作場所是既危險又擁擠。在1939年,勞工事務主任畢特報
告,有一家裁縫店的工作環境「擁擠不堪,一名男性熨衣工竟然是從屋
頂的橫樑吊在半空,熨衣板則是吊掛在他面前」
30
。
娼妓與妹仔
社會福利愈來愈受重視,加上英國改革者對香港的關注增加,令有
關娼妓和妹仔的爭論在1920至1930年代再度熾熱起來。雖然在十九世
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殖民地部訓令香港政府廢除娼妓登記發牌制
度,但到了 1920年代,香港政府想出了一種採用法律以外手段來規管娼
業的複雜制度,利用總督的各種酌情權去關閉不符合規定的妓院。華民
政務司根據接待的嫖客是歐籍人、印度人還是華人將妓院分類。和十九
世紀的情況一樣,接待歐籍人的妓女所受的規管最嚴。結果,歐籍人之
間的性病傳播受到控制,華人則性病蔓延。在1920年代初,估計有百分
三十至四十的華人男性患上性病。
要求廢除娼業登記制度的壓力主要來自三方面:英國的改革者、國
際聯盟和本地歐籍婦女團體,後者成員包括港督金文泰之夫人( Penelope
Clementi )、警察總督察之妻吳爾芙夫人(Mrs. Wolfe)、華民政務司之
妻特位特曼夫人(Mrs. Tratman)和輔政司修頓(Wilfred Southorn )之
妻修頓夫人(Bella Woolf Southorn)。領牌妓院在1931至1935年間陸續
停業,而結果可想而知:街頭流鶯驟增,歐籍士兵和水手感染性病的數
字上升,另外,以按摩院、桑拿浴室和澡堂名義開設的地下妓院大量出
30
Report by Labour Officer Mr. H. R. Butters, 135.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41
現。日本在1941年佔領香港後實行規管和巡查妓院的制度,但1945年英
國人重回香港後又將之廢止。
在 1917 年,一宗關於兩名妹仔涉嫌被綁架的案件開審,令婢制問題
在本地備受矚目。一名英國國會議員剛好途經香港得悉此事,遂質詢殖
民地部,為何大英帝國境內不但容忍此種奴隸制度存在,而且竟還受法
律保障。殖民地部尷尬不已,而且似乎懵然不知早在1880 年代已發生過
有關婢制的討論。港督梅含理在1918年8月解釋,雖然蓄奴在香港於法
不容,但婢制並非奴隸制,而且非常普遍,幾乎每個有能力的家庭都會
蓄婢。由於殖民地部認同不宜過份干涉本地風俗,它建議擱置有關此事
的爭議。1921年華民政務司在報告中說,香港華人家庭有一半養婢。
反蓄婢運動是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中,有關英國殖民地政策最激烈
和最曠日持久的爭議之一,這次的反蓄婢運動與1880年代那一場有三大
分別。首先,它集中於蓄婢制本身,而沒有旁及娼妓問題。第二,這次
的反蓄婢運動從各地獲得奧援:香港的英籍女性、一個由本地華人組成
的小團體,英國國會議員、宗教領袖(包括約克大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
教),以及國際婦女團體。第三,辛亥革命後中國明令禁止蓄婢(儘管禁
令只是一紙空文),所以香港華人再難以蓄婢是中國風俗為由,主張曲予
寬容。
推動反蓄婢運動的健將是駐港皇家海軍一名少校之妻希士路活夫人
( Clara Haslewood)。她接連投書報章批評婢制,觸怒華人領袖,港督
司徒拔要求海軍部調走希士路活。但希士路活夫婦退休回到英國後,繼
續致函報章和國會議員,號召反對蓄婢。不久,殖民地部不斷接到反奴
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 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 )、
費邊社( Fabian Society)、國際婦女選舉權同盟(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lliance)、國際聯盟協會(League of Nations Union)等團體投
142
香港簡史
訴。隨着反蓄婢運動在英國聲勢日漸壯大、香港的反對婢會也在1921
年成立,該會值理幾乎全是華人。有見及此,立法局兩名華人議員也成
立防範虐婢會加以抗衡,此會旨在管制而非廢除婢制。反對蓄婢會獲得
本地團體支持,如1920年成立的基督教女青年會,許多勞工工會也贊成
禁婢,另外,外國人也支持反蓄婢運動,尤其在反對蓄婢會西文司理安
德臣( C. G. Anderson )定期向香港和英國的報章投書後,更加贏得外國
人聲援。但是,防範虐婢會有東華醫院董事會、團防局和保良局為之
腰。
1922年2月,從前曾為婢制辯護的殖民地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向英國下議院說:蓄婢制應當廢除。雖然港督司徒拔認為時
機不恰當(這個剛經歷海員大罷工的殖民地,元氣仍未恢復),而且華人
中產階級反對禁婢,但邱吉爾向下議院承諾在一年內禁婢。華人領袖堅
稱婢制能造福那些女孩和她們的父母,並可防止殺嬰,司徒拔向殖民地
部提出警告,過於干涉本地風俗可能令華人對英國統治者產生異心。不
過,《家庭女役條例》(Female Domestic Service Ordinance)仍在1923 年
通過,司徒拔盡量避免自己與這條法例扯上關係,他說英國的改革者立
意雖善,但卻根本不了解婢制或華人風俗(和十九世紀末的情況一樣,
華人對這習俗的看法完全付之闕如,但英國政府認為殖民地政府沒有反
映那些反婢制華人的意見),而且這條法例除了禁止新的婢女轉讓,以
及規定十歲以下女孩不能當家傭外,成效不彰。但是,司徒拔於 1924 年
說,再沒有新增的婢女,婢女數目亦已大幅下跌後,殖民地部就不再對
此事窮追猛打。雖然1930年代中期的報告顯示,婢女數目在1923年後可
能有所增加,但這條例暫時平息了英國的紛擾。
但是,廣東政府在1927年3月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奴隸制,並收繳
買賣婢女契約註銷後,香港婢女問題因而再度浮現。1928年10月,再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43
次活躍起來的反對蓄婢會宣稱,自1923年以來情況變得更糟,並向英
國的團體提供詳細資料。反奴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的秘書得悉後,致函
自由派報章《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這封投書不久收
錄在一本小冊子中廣泛流傳。殖民地部被千夫所指:它沒有履行邱吉爾
向國會許下的承諾,新上任的港督金文泰現在還為婢制百般迴護。金文
泰指,沒有證據顯示婢女數目上升,而且廢婢之事不能操之過急,以免
令華人離心,尤其是婢制在中國仍然存在,因為當地的廢婢法律沒有貫
徹執行。金文泰確信革除婢制弊大於利或許不無道理。在1929年,被棄
屍街上的死嬰死童有1,851人,比1928年多出約300人,比1927年多約
700人。
31
許多曾在1920年代參與反蓄婢運動的英國人再度出山,散佈題目聳
人聽聞的文章如〈英國旗下的黃種童奴>(“Little Yellows Slaves under the
Union Jack")。歷史學家蘇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認為,這個問
題「不只是關於如何定義「奴隸」,還關乎英國統治的廣大聲譽和責任」。
反蓄婢運動是英國國內和整個大英帝國境內母性主義(maternalism )思
潮的一環,顯示英國婦女開始成為社會運動家,推動在她們的帝國之內
擴大社會服務。然而,這當中也牽涉相當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因為許
多英國改革者相信,只有英國婦女能夠照顧那些被解放的奴婢,華人團
體全都無能為力。
面對如此大的壓力,立法局在1929年通過《家庭女役條例》修正
案作為回應,規定須為婢女註冊,並付薪金。雖然註冊數字終於增加,
殖民地部大致滿意,但並非人人都樂見1929年這個修正案。立法局議
員曹善允認為,婢女完全不是奴隸,她們所受的對待猶如養女,因此會
31
Susan Pedersen, "The Maternalist Moment i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The Controversy over
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 1917-1941," Past and Present 171 (2001): 164.
144
香港简史
被要求「做一些親生女兒隨時須做的家務」。”許多華人覺得修正案把蓄
婢醜化抹黑,為此忿忿不平。反對蓄婢會指出,已登記的婢女不足實際
數目之一半。在英國的團體加強施壓後,香港政府在1931年7月增派-
名警察幫辦和兩名華人女性稽查辦理婢女登記。英國方面的壓力愈來愈
大,國際聯盟的奴隸制常設專家諮詢委員會又派出調查團到殖民地視察
( Woods Commission),為回應這些壓力,立法局最後在1938年4月立
法,強制所有養女都須向華民政務司登記。不過,這只影響那些真正登
記了的女童(約只有一千多人),對於大量最後被賣為娼的女孩沒有太大
幫助。蓄婢風俗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甚至到了1970年代還時有
所聞。
撙節用度
香港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沒有受到太大損害,部分原因是香港受惠於
1932 年渥太華帝國經濟會議後實行的帝國特惠制。儘管如此,英國和
香港官員仍然日益擔憂這個殖民地的開支情況,並開始聘任更多非歐籍
人,以求在聘用公務員方面撙節用度。雖然歷任港督都常指出,相較於
其他英國殖民地,香港公務員體系中的歐籍人員數目十分龐大,但直至
1930 年前,都不聞有本地聲音要求以本地華人取代歐籍公務員。相反,
在1914年立法局歐籍非官守議員要求政府在官營的國家醫院聘任更多歐
籍護士,即使該院的歐籍員工數目,已比大英帝國其他同類醫院為多。
在1921年,警隊有超過180 名歐籍人員,相較之下,新加坡和錫蘭(該
32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930, 255-60, reprinted in Faur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175.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45
地人口是香港六倍有餘)分別只有40人和 23人。這樣不僅造成種族歧
視問題,而且十分花錢。在1914年,歐籍警員的薪金比本地華籍或印籍
警員高出逾七倍,而到了1939年,低階歐籍警員的待遇幾乎是同級華人
警察的八倍。
殖民地官員和歐籍居民常說,相較於華人,歐籍的政府員工較少貪
污、更可信賴、效率更高,對英國也更忠心,以此證明大量聘用歐籍人
合理。政府擔心粵籍警察無力和不願意管束他們的廣東同胞,因此從英
國、印度或威海衛招聘警察。華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才獲准
擔任警察副幫辦,但即使如此,他們還得聽命於職位比他們低的英籍警
察。許多由歐籍人充任的文書職位,其後由他們的兒子繼承(這些歐籍
人有部分確實比華裔居民與香港淵源更深。193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在
港歐籍人在遷徙流動方面稍為少於市區的華人,他們有百分之八點五長
居香港超過三十年,相較之下,市區華人只有百分之六點四)。立法局的
非官守議員,無論華洋,都敦促政府聘用更多本地居民。雖然殖民地部
也希望聘用更多本地人,以降低公務員薪金支出,但它甚少施壓逼令港
府這樣做。
1930 年後,一份有關政府工資的報告引起公眾譁然,總督與立法局
的華裔、歐亞裔和葡裔議員愈來愈強烈要求聘用更多本地人。歐亞裔律
師兼立法局「華裔」非官守議員之一的羅文錦大力支持這項政策,並在
1935 年得到港督郝德傑(Andrew Caldecott)接納。1936年政府原則上
同意,遇有公務員職位出缺時,會優先考慮本地人,如無合資格本地申
請者,才在英國刊登廣告招聘。不過,增聘華人公務員的進度很緩慢,
不但由於歐籍人根深柢固的既有利益,也因為華人員工的薪水比歐籍人
低,令合資格的華人卻步。在1930年代由於港元貶值,薪金差距更有
所擴大,但立法局的華裔和歐亞混血裔非官守議員從沒提出華洋公務員
146
香港簡史
同工同酬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華人沒有大量加入香港政
府,即使英國工黨政府在1946年下令,大英帝國的公務員職位開放招募
本地人,但直至1966年,能擔任政府高層職位的華人仍是寥寥無幾。科
大衛說:「在 1980年代本地化成為大勢所趨之前,香港華人無論教育程
度多高,在專業領域多有成就,想在公務員體系中有所發展仍是窒礙難
行。」
33
33
David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50.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日本在1937年7月全面侵華。儘管蔣介石麾下的國民政府部隊奮力
抵抗,但大多數中國主要城市很快就落入日軍手裏。在1938年10月
蔣介石撤退至四川省的重慶,這座城市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同月,大
約三萬名日軍登陸距離香港東北只有三十英里的大亞灣,兩週內攻陷廣
州。幾乎在一夜之間,香港對於中國有了新的重要意義。這個殖民地成
為逃避日本侵略的難民的庇護所(單單在1938年就有約五十萬人),也
是輸入中國抗戰所需軍火的主要來源。在1938年日本佔領廣州前,每
月有超過五十噸從海外購買的彈藥和補給經九廣鐵路輸入中國。即使在
廣州淪陷後,軍需物資仍經陸路和水路源源不絕偷運到中國。許多中國
報社遷到香港,而本地組織如香港華商總會籌賑會、中國婦女兵災籌賑
會、香港中國婦女會都協助籌款支持抗戰。
抗日戰爭對香港經濟影響極大。在日本人封鎖上海和其他中國港口
後,到了1938年初,中國的對外貿易有一半改經香港進行。中國銀行和
交通銀行等銀行把總部遷到香港,把此地變成全中國的匯兌銀行中心。
來自中國的難民大批湧入,令這個殖民地本已擁擠的居住環境更形惡
化,也為它的資源帶來沉重負擔,但也造就土地買賣興旺,使政府收入
大增。華人企業家不但帶來資金,還把整座工廠遷來,有些工廠是生產
軍用裝備供中國抗戰所需。這幫助香港建設工業基礎,有利於戰後香港
經濟的復甦。
148
香港簡史
香港政府對於中國戰事的政策,是受英國國防政策所關注的重點所
影響和囿限。雖然英國軍方高層早料到會發生另一場世界大戰,並會和
日本衝突,但它竭力阻止任何與日本為敵的行動,以免迫使德國和意大
利在歐洲發動戰爭。殖民地政府不能挑釁日本政府,尤其是香港在1938
年9月宣佈保持中立(在1931年日本侵略東三省後,引起連串騷動,憤
怒的民眾搶掠日人商店,襲擊日本僑民,並殺害人家庭,令殖民地政
府十分尷尬。敵意行動持續五天,政府召來軍隊協助警察維持秩序).
因此,中國政府要求港府向香港華人提供武器,以協助中國大陸上的抗
戰,香港政府即予以拒絕。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提出向中國送贈賑濟
金,同樣遭殖民地政府拒絕。香港紅十字會也被禁止派員到交戰區。
。
不過,殖民地政府同情中國,也不願彈壓支持中國抗戰的活動,以
免開罪華人子民。所以,對於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從香港向大陸輸送物
資,並在此地爭取國際支持,港府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中共來說,
香港是與外界聯繫的窗口。1938年1月,港府容許中共在香港成立八路
軍辦事處(以經營茶葉生意為掩飾,以免牴觸英國保持中立的法律 ),
向海外華人募集醫藥物品和款項。中共也設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和新華
社,以培養記者和協助中國抗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和
孫中山遺孀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則致力爭取港人支持中國抗日。
蔣介石的國民黨在香港也很活躍,在此地出版報紙和繼續宣傳戰。日後
將在南京與日本人合作的汪精衛及其派系,則通過《南華日報》宣傳自
己的政治主張。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49
知其不可守而守之
儘管有些英國軍官不相信日本人有能力挑戰強大的大英帝國,但
1940年對德國的戰事全面爆發後,更多高瞻遠矚的領袖立刻知道香港守
不住。但他們也強調必須力保這個殖民地,以保存顏面和防止這裏的海
港落入敵手。首相邱吉爾決定不減少香港駐軍數目,以免損害大英帝國
威信和打擊中國士氣。不過,香港政府在防備入侵方面境況堪虞。來自
中國的大量難民耗掉本港資源(在1941年初,這個殖民地的人口已超過
一百五十萬),而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加上開放無阻的中港邊界,令它無法
遏阻移民湧入,遑論制止日本間諜和親日份子的活動。
即使香港保持中立,但殖民地政府為準備保衛這個無法防守的殖民
地,處境甚為艱難。在1938年9月,政府再次頒佈1922年制定的《緊急
狀態權力條例》,授權警察可將任何無業人士遞解出境,禁止公眾集會和
結社,審查中文報章、小冊子和揭帖,並徵召特別警察後備隊。政府也
有權管制食品價格,拘留在港避難的中國和日本士兵,並禁止維修和補
給參戰的日本或中國船舶。
雖然政府宣佈香港保持中立,但它也一直為防範日本入侵而積極備
戰。在1939年7月,所有十八至五十五歲歐裔英籍男子都須強制加入防
衛後備軍( Defence Reserve)。港府在受到本地報章和立法局華人非官守
議員批評後,始於1940年夏天築建防空洞。在1940年,政府把大批英國
婦孺撤往澳洲,當中包括持英國護照的歐亞混血兒,但因為澳洲政府實
行白澳政策,這些歐亞混血兒被棄留在馬尼拉,引起香港歐亞混血兒和
華人領袖大加撻伐。在1941年7月,在港日人資產被凍結(英國和美國
的日人資產情況也是一樣),然而他們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易貨貿易。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對德宣戰,香港和所有英國殖民
150
香港簡史
地一樣,都須參與英國的戰事。儘管香港之前在名義上宣佈中立,但這
個殖民地早已在支援中國抗日作戰,而現在中國和英國都捲入戰事,令
華人和英人敵愾同仇。在1940年4月,香港通過徵收新稅項和捐款支
援英國作戰。《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發起轟炸機基
金( Bomber Fund),而華人和外僑都捐助各種運動,如英國戰俘基金
會(British Prisoners of War Fund)、英國戰爭組織基金會(British War
Organization Fund)、籌賑中國協會(Chinese Relief Association),以
及英國籌賑中國難民會香港與華南分會(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Branch of the British Fund for the Relief of Distress in China)。保衛中國同
盟發起「一碗飯運動」,捐款人花吃一個大餐的錢,到參與運動的酒樓餐
室只吃一碗飯,就可以把所剩餘款捐給中國抗日救國運動。歐亞混血大
亨何東則向香港志願海軍捐贈一艘船。
儘管華人慷慨捐款支持中英兩國作戰,但香港政府不覺得能依賴華
人防衛這個殖民地。官方看法是:大多數華人只當香港是暫居之地,
不會為它犧牲。然而,過去一百年,政府沒有做什麼去培養現在它想
從華人子民身上得到的忠誠。政府也一直不信任華人,從來沒想過要
徵召他們保衛香港。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的1855年就成立的義勇軍
( Volunteer Defence Corps),直至1938年5月才增設一個華人連隊。此
外,待到立法局華人議員信誓旦旦向港督保證華人會支持政府後,英籍
華裔子民才獲准登記加入防衛後備軍。英國戰爭部最終在1941年10月
同意接受華人步兵入伍,但有關身高和體重的最低規定,令許多華人被
拒諸門外:六百名申請人中,只有三十五人獲接納。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151
香港淪陷
在香港時間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轟炸機空襲香港、馬來亞、珍珠
港和菲律賓,五架停在九龍啟德機場的皇家空軍戰機頃刻間被摧毀。
軍迅速越過新界,開進九龍,日本人散發傳單宣傳「亞洲人的亞洲」,號
召這個殖民地的華人和印度人起來驅逐英國剝削者。日軍在十七天內奪
取香港島,整個殖民地都被日本佔領,直至1945年8月30日。1941年9
月才從坦噶尼喀來到香港履新的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 ),在日軍向港
島發動三路進攻後一週,於聖誕日向日軍中將酒井隆無條件投降。到了
1942年2月,馬來亞和新加坡相繼陷落後,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版圖已經
日薄西山。
英軍的抵抗為何一擊即潰?或許更正確的問法應是:日軍如泰山壓
卵之勢的強大兵力,香港為何沒有更早就陷落?雖然後世的批評者為英
軍沒有給予日軍更頑強的抵抗而扼腕,但當時不論正規軍還是義勇軍,
都如邱吉爾所命戰鬥到底。港督楊慕琦在最終投降前,曾三度回絕日軍
招降;而他投降的原因之一,是要避免日本侵略軍在香港重演1938年
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在日軍入侵前夕,英軍少將莫德庇( Christopher
Maltby)麾下的香港守軍約有一萬兵力,包括英兵兩營、香港義勇軍、
印度步兵兩營和加拿大政府派出的步兵兩營,另有少量軍機和戰艦,海
軍增援不用指望。12 月20 日英軍誤傳約六萬中國兵正兼程趕來增援,這
或許振奮了官兵士氣,但不能改變日軍擁有明顯海陸空優勢的事實
本有超過二萬二千兵力,戰機和軍艦數目更多且更先進,並能源源不絕
從中國派出增援。待到蔣介石的三個師抵達廣州攻擊當地日軍時,香港
早已淪陷。如同托尼·班納姆( Tony Banham )最近有關這場攻防戰的研
0
152
香港史
究所說,香港「毫無勝算」。
1
英軍指揮官幾乎全是初到香港(莫德庇8月才到達),兩營增援的加
拿大步兵是尚在受訓的新兵;而日軍在中國已有幾年實戰經驗,多支部
隊還為攻打香港一直進行聯合訓練。英國的防衛方案在1941年最後階段
作了變更,由本來只防守香港島改為先在醉酒灣防線阻擊日軍(此防線
是由一連串機槍堡組成,全長十一英里,從香港西面的醉酒灣延伸至東
部牛尾海),最然撤退至香港島堅守。但方案制定得過於倉卒,不夠時間
作有效的部署和訓練。英國人也沒有充份運用本地華人,約450名志願
軍大都派往後勤崗位。英軍主要靠道路調動,在軍用運輸系統崩潰後即
舉步維艱,而身強體健、組織完善和裝備精良的日軍,通常在夜間徒步
急行軍,沿途又得到間諜協助。
英軍的大炮和彈藥火力既弱又老舊,數量也不足。他們的情報一直
不準,低估了日軍的數目和戰鬥力。日本人幾年來在全港各地不同民間
單位潛伏了間諜,因而擁有更精確的情報(英軍投降後不久,幾名日本
居民突然身穿日本軍服出現)。香港自1930年代以來已有大量日商,而
到了 1941 年末幾乎還有一百名日本人留在此地。從哈佛大學地圖館藏中
的一份日本軍用地圖可見,日本人對於他們的目標瞭如指掌。這份以英
國人所製地圖為藍本的地圖,其上的標示鉅細無遺,包括行政區界線、
鐵道、公路和小徑、電話線和電報線、無線發報器和海底電纜、警察局
和郵局、電話電報局、學校、醫院、教堂、寺廟、佛塔、墳場、水井、
果園、沼澤和濕地、未開發地和荒地,以及落葉林和針葉林。
這場攻防戰的人命傷亡數字並不十分清楚。英方資料估計有2,311 名
士兵陣亡或失蹤,受傷人數相若,但近期研究認為,確切數字應是接近
1
Tony Banham,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153
1,560人陣亡或失蹤。日方數字較不可靠,最初期稱只有675人陣亡或失
蹤,2,079 人受傷;後來東京同樣可疑的報告指有7,000人陣亡,20,000
人受傷;更為符合事實的推算應是約2,000人陣亡,5,000至6,000 人受
傷。和大部分戰爭一樣,在這場攻防戰中有多少平民傷亡難以估計。有
人推算 4,000人死亡,3,000人受傷,但真實數字可能要高得多。
2
日佔時期
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佔領地」歲月於焉展開,雖然日本人宣稱香
港從此加入了「大東亞共榮圈」,但其實不過是被日本殖民統治。口口
聲聲解放亞洲反殖民的日本人,很快便把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變為日本殖
民地。此地的英國皇室人員雕像被拆除,街名和地名改用日本名稱(例
如,皇后大道改名明治通)。連在快活谷比賽的馬都取了日本名。新統治
者還豎立各種紀念物,令市容更具日本色彩,如銅鑼灣就設有軍馬塚,
紀念進攻香港時死亡的日本軍馬,路過華人都要向它鞠躬行禮。日本人
又廢除公曆改用當時日本天皇的年號,並引入日本節日,如天皇壽辰,
紀念日本戰爭陣亡者的靖國祭,以及紀念日本建國的紀元節。在1943 年
5月,新政府成立東亞學院培養未來的公務員、教師和商人認識日本道德
和習俗。據日本官方刊物所說,現在香港已是「東亞人的香港」,「英國
2
Ibid., 317-19.
譯註:即昭和。
154
香港簡史
殘餘的文化遺毒」,是時候「徹底的加以掃除」。
4
雖然日本人宣稱自己的侵略是要把亞洲人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
但和這個新帝國的其他領土一樣,香港的日本人很快顯示他們比歷來統
治此地的英國人都殘暴得多。1942 年1 月4日,所有在港的英國、美國
和荷蘭居民都被拘捕。日本人命令戰俘遊街示眾,又強迫盟軍俘虜向華
人鞠躬、拉人力車和清潔街道,藉此向在港非歐籍人顯示自己戰勝了英
國人。英籍平民大都囚禁於港島南面的赤柱,軍人俘虜則囚禁在九龍深
水埗的前英軍兵營。大部分美國僑民被遣送回國,但赤柱拘留營被拘留
人士的代表詹遜(Frank Gimson),卻堅持所有英國僑民留在香港,以顯
示力量,詹遜是在日本入侵前一天才來港上任的輔政司。許多平民和軍
人俘虜遭到處決,另一些則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雖然日本首相東條英
機下令,對歐裔囚犯只配給最低量的糧食,但是,比起他們囚禁在東南
亞某些日本集中營的同胞,在港英人所受的對待還不算太糟。歷史學家
菲利普·斯諾(Philip Snow)寫道,在香港,「他們所受的虐待主要是羞
辱,而非肆意的殘酷暴行。」不過,由於「戰敗和被囚的雙重打擊」,「戰
前英國人在香港那種優越地位的整個體系,其根基已受破壞。」
5
在日軍攻打香港和日佔時期苦難最深重的人,就是日本人一再宣稱
並非敵人的那些人——華人。日本當局為了減少香港人口,下令日本入
侵前幾年由中國來此地的難民歸鄉。他們在1942年1月初宣佈,在香港
沒有居住地址或職業的人都要離開。雖然日本人在執行這政策時不完全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New Hong Kong: A Special Article from the Hong Kong Broadcasting Office,” New East Asia, September 1942, 107-8, reprinted in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5.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3−34.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155
順利,但在一年內香港人口從超過一百五十萬減至一百萬。到了1945年
8月日佔時期結束時,香港人口降至不足六十萬。在三年半內,至少一萬
名香港平民被殺,另有許多人遭折磨、強姦或身體傷殘。日本軍官比起
士兵更暴戾,而最有系統犯下暴行的是憲兵隊,他們在九龍皇囿。定期斬
頭殺人,又拿華人當作練習射擊或拼刺刀的活靶。社工李蕙妍回憶那時
人人都生活在「『夜半敲門』的恐懼之中。日本人會隨時走進你的家門,
徵用你的房子。在淪陷初期,還會上門姦污婦女」。李蕙妍親眼目睹一名
人稱「殺人王」的日本下士,幾分鐘內砍下十二名平民的人頭。?
日本人在日本帝國內的暴行擢髮難數,但香港的獨特情況或許令日
本人在此地的殘暴行為更多和更惡劣。如同在馬來亞、印度支那和印尼
的情況一樣,許多日本行政官員和士兵鄙恨香港華人甘之如飴地服侍歐
籍主子。然而,與東南亞的殖民地不同的是,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令佔
領此地顯得無價值。雖然新政權展開重開工廠的計劃,利用來自印度
支那和馬來亞的橡膠製造鞋子等貨品,但日本經濟成績相當不濟。東京
下令將有價值的物品全部搜刮充公,送到日本,令本地物資短缺和物價
飛漲情況更加惡化。到了1942 年末,日本戰局失利,總督更加着力把香
港的稀缺資源限制只供日軍使用。在1943年1月,憲兵隊放出兩頭德國
狼犬追咬一群正在撿拾柴草作燃料的華人婦女,她們被狗咬得血肉模糊
後才獲釋放。到了1943年中期,由於這個殖民地的海外貿易受挫,食物
短缺到達苦不堪言的地步。每天都有幾百具屍體被棄街頭——有些大腿
和臀部被人割去當食物,而許多居民只能靠吃老鼠充飢。隨着日本在戰
爭中敗象已呈,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減弱,加上貪污橫行,令情況更加惡
6 譯註:King's Park,即今所稱的京士柏 •
7
Dorothy Lee, "Release and Rehabilitation,” in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156
香港簡史
劣,並「為無節制的私人貪慾敞開了道路」。已不受控制的香港憲兵隊恣
意妄為,創造了一個「任何其他佔地區憲兵隊都瞠乎其後的帝國」,並
且「令販毒活動猖獗起來」
8
雖然日本人為香港貧民提供一些教育資源,但當時的教育體制基本
上陷於崩潰。戰前登記在學的兒童有逾十萬人,到了戰爭結束之時,這
個數字暴跌至只有約三千人。但是,談論日佔時期時,若不提一些較正
面的變化也有欠公允。斯諾認為,日本人讓更多華人參與這個殖民地的
「中央行政機關,這是歷來任何英治時期都難以企及的」。”日本把工作下
放的做法,令華人擔當了在英國人統治下從沒有過的重要角色,而日本
人所建設的區役所網絡,也是英治時期前所未有之舉。日本人不同於英
國人,他們會做很多工夫向華人宣傳和解釋政策。日本人在公共衛生和
農業方面也有一些建樹。他們對於保持公共衛生有着「幾乎狂熱的執著」
(主要是為保障日本士兵的健康),使得天花和霍亂的發病率大大低於戰
前
10
在日佔時期,香港華人與日本人合作的方式形形色色,參與程度也
不一。12月27日,日本國旗在中區升起後,全港各地都掛出日本旗,香
港的新統治者在招攬人手加入他們的政府方面也毫無困難。有些華人可
能相信日本所說「亞洲人的亞洲」的宣傳,但為戰事結束回復太平而鬆
一口氣的香港人,與敵合作大都是委曲求全。歐亞混血兒響應新政府的
招募,重操舊業,回到他們在英治時期所工作的同一文書和秘書崗位,
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與敵合作是順理成章的選擇。香港佔領地政府
將日商在戰前創辦的《香港日報》復刊,該報作者主要是歐亞混血兒和
8 Snow, Fall of Hong Kong, 161-62.
9
Tbid., 130.
10
Ibid., 164-65.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57
印度人。許多歐亞混血兒和葡萄牙人允當日本人政府和華人之間的中間
人,他們經營各種黑色或灰色市場。日本人也極力攏絡印度人,答應協
助他們把英國人趕出印度。有些英國人也與日本人聯手,例如高級銀行
家為保持金融穩定而協助日本人。前醫務總監司徒永覺( P. S. Selwyn-
Clarke)也跟日本人合作,以保護華人、被囚歐籍人和戰俘。
日本人為鞏固統治,試圖拉攏那些曾與英國人合作的社會領袖。
1942年1月10日,即英國人投降後兩週,酒井隆中將在九龍半島酒店設
正式午宴,邀請約130名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頭面人物赴會。酒井隆對他
們說,攻打香港是為對付英國而非中國,華人應和日本人通力合作,
同促進大東亞共榮圈內各民族的繁榮。同一月稍後將就任總督的磯谷廉
介中將,成立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合稱「兩華會」)兩個代表
機構,成員俱為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領袖,負責管治華人。華民代表會主
席為羅旭龢,成員有交通銀行經理兼華商銀行公會主席劉鐵誠,東亞銀
行(該銀行在戰前已與許多日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經理兼前立法局非官
守議員李子方,以及曾任滙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的陳廉伯。華民各界協
議會則有二十二名委員,由華民代表會從各專業精英中選出,該會主席
是周壽臣。
有些華人領袖是真心誠意與日本人合作,劉鐵誠就是一例,他是香
港留日同學會會長,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指他「早年在日本留學時被徹
底洗腦」,所以「非常親日」。1945年4月劉鐵誠去世,總督也出席喪
禮致哀。日本進攻香港期間,陳廉伯曾因發表「失敗主義言論」和通敵
罪名被英國人逮捕。1944年他坐船前往日本途中被美國轟炸機炸死。但
11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 I. C. Jarvie and Joseph Agassi, eds., Hong Kong: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110–11.
158
香港簡史
12
大部分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領袖之所以與日本人合作,心情大概與大多數
香港市民一樣,「既不甘願又惶恐不安,但為求自保而不得不為之」。 恐
懼與實事求是無疑是與敵合作的有力理由,另一個理由就是保住自己的
階級利益。許多人與日本人合作是為幫助本地社群。三個殖民地官員在
戰後就作證說,香港快將淪陷之前,他們曾與周壽臣和羅旭龢密會,要
求他們與日本人合作,以保護華人利益。日佔時期華人對兩華會沒有太
大恨意,顯示華人大都明白華裔和歐亞混血裔領袖與敵合作是迫不得已。
如同在日佔時期與敵合作有不同形式,反抗方式也是不一而足。與
英治時代的情況一樣,許多華人乾脆不管日本政權頒佈的規定和公告。
總督府的華人員工常常不去上強制日文課;華資百貨公司的店員以缺貨
為藉口,不肯賣貨物給日本人;學校不願採用新課程,全遷到大陸尚未
淪陷的地區。1943年夏天,香港人知道日本人敗局已定,到了 1944 年,
華人和歐亞混血裔領袖開始不履行兩華會的職責。
1
由於香港的都市環境,大部分有組織的抵抗活動是發生在新界鄉
郊,尤其中港邊界沿線。從深水埗戰俘營逃出的香港大學教授兼義
勇軍成員賴廉士(Lindsay Ride)領導英軍服務團( British Army Aid
Group) 並得到剛從港大畢業的徐家祥等本地華人幫助。英軍服務團
協助歐籍和華裔居民逃離香港、蒐集情報和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盟軍飛行
員。英軍服務團以廣西省的桂林為基地,按編制是受駐印度英軍節制的
非戰鬥單位。到了1942年末,國民黨恢復地下活動,而名為東江縱隊的
共產黨游擊隊則活躍於新界和香港市區。儘管英國人、國民黨和共產黨
之間互相猜疑又各懷異心,但彼此聯手抵抗日軍,消解了英國人和中國
12
G. 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edited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by Alan Bir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8.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159
人之間的種族隔膜,並創造「戰前難以想像的同志情誼」。
13
戰時規劃和搶佔香港
香港陷落加上新加坡和馬來亞先後失守,沉重打擊了英國士氣,而
幾乎在香港落入日本手中後的一刻,英國就馬上着手規劃戰後恢復統
治香港的計劃。殖民地部開始檢討香港失守的原因,其中一個結論是英
國人當初應更倚重本地華人,並應接受蔣介石的國民黨部隊協助。有些
戰時規劃者認為,日本侵略或許為英國帶來契機,令戰後英國可以在香
港重新起步,而英國應致力在英國人和華人之間培養更緊密的共同體意
識,手段之一是開放政府高層職位讓華人擔任。他們尤其急欲遏止那種
在印度突然高漲、最終導致1947年印度獨立的反殖民族主義。
但是,英國收復香港的計劃受到中美兩國反對。蔣介石在美國總統
羅斯福(他的祖父是美資公司旗昌洋行合伙人,母親曾在香港居住 )協
助下,在1942年1月成為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希望利用這
場戰爭收回香港,廢除不光采的不平等條約。在美國支持下,蔣介石的
國民黨人在1942年中與英國磋商,要求英國人放棄香港或至少交還新
界。在 1942 年末,中英開始談判在戰後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重新
界的地位。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答應蔣介石,如果他
應允幫助中國共產黨對付日本人,就協助他收回香港。
英國的戰時規劃者雖然決心在戰後收回香港,但他們也明白到,對
於國民黨的要求不能掉以輕心,而且戰後香港的情況和戰前將不可同日
13
Snow, Fall of Hong Kong, 184.
160
香港簡史
而語。雖然國民黨突然放棄收回新界的運動——暫時滿足於中國日後有
權再提出此問題的協議,但有些英國官員認為可能還是應交還香港,以
便英國集中精力處理其他領地,尤其是印度和埃及。有些英國官員知道
不少美國官員支持中國,因此有人甚至建議,應在美國施加壓力迫使英
國交還香港前主動放棄。在1942年中,殖民地部承認戰後可能須把香
港歸還中國。甚至在1945年末,英國外交部中國司司長凱特森(George
Kitson)也建議英國交還香港,以達到象徵和實質的目的:對中國協助打
敗日本表達感激;顯示英國在戰後新世界的友好姿態;證明英國殖民主
義進入了新階段;並且藉此先發制人,以免須為這個地區與中國爆發衝
突。
但是,隨着日本戰況失利,到了1943年初,殖民地部決定在戰後保
住香港。1944年2月,著名華人外科醫生李樹芬前往倫敦,向殖民地部
和外交部保證,上層華人大多寧願香港在戰後繼續由英國人統治,而不
想由中國接管,這尤其令殖民地部感到樂觀。那年夏天,香港計劃小組
成立,由前輔政司史美(Norman Lockhart Smith)擔任組長。1944年後,
這小組改由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 )領導。麥道高是香港官學生,日
佔時期逃離香港。到1945年中,邱吉爾很清楚蔣介石如沒有美國支持是
無法收回香港,而美國現時的想法是,大英帝國繼續存在,對美國在戰
後世界的利益十分關鍵。在1945年夏天盟軍勝利在望之際,香港計劃小
組和中國協會這個代表英國在華商業利益的強大遊說團體,開始審視不
同的政制改革方案,包括更加重用本地華人。邱吉爾現在宣佈,想把香
港從大英帝國手上拿走,「我誓死不從」。
既然英國計劃要拿回香港,那些舊的商界和專業上層人物應如何處
置,就是須要處理的問題。英國人需要本地人支持的基礎,雖然有些
戰時被拘禁的歐籍人抨擊羅旭龢和周壽臣等領袖人物對日本人一味承顏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161
順旨,但重返香港的殖民地政府難以找到取代舊領袖的人選。此外,英
國還要處理一個問題,就是要令本地華人相信,戰後的香港理應由英國
管治,而非國民黨執政的中國。這解釋了為何英國人決定保留舊領袖,
他們不能沒有從前一直倚仗的那些人,也說明了為什麼這些領袖那麼賣
力協助英國恢復統治。殖民地部最終裁定,周壽臣和羅旭龢一直所做的
事,都是為了這殖民地的最佳利益。
隨着對日戰爭勝利在望,一個更為迫切棘手問題出現了。日本在8
月 14 日投降,比大多數英國軍方策劃者所預計的為早。美軍和中國國民
黨部隊在中國節節推進,日漸逼近廣州。英國人知道羅斯福希望蔣介石
以最高統帥的身份,接受在中國戰區內幾乎所有地方的日軍投降,擔心
蔣介石的部隊會到香港受降。雖然蔣介石向英國人保證他受降後不會收
回香港,但英國還是派海軍少將夏慤(Cecil Harcourt )率領艦隊,從悉
尼兼程搶先進駐香港。蔣介石建議授權英國官員在香港受降,條件是英
國須待蔣介石正式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人投降後,英國才能接受香港日
軍投降。英國人同意,夏慤在9月16日代表英國和中國,在中美兩國官
員出席的儀式中接受日軍投降。
雖然這種安排在一段短時間內造成中英之間心生嫌隙,但它既務實
也具有象徵意義,也有助解釋為什麼香港在戰後仍然是英國殖民地。
雖然中國國內有很強烈的聲音要求收回香港,並且雖然在日本投降時,
國民政府在距離香港三百英里的範圍內有近六萬大軍,但蔣介石知道英
國不會輕易放棄香港,而如果強行索還香港不遂,會損害他在中國的威
望。此外,他需要美國和英國的支持,使他能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主要
角色。蔣介石的關注重點是收復華北和阻止共軍重新奪取日本人控制的
領土,他不想刺激中共加入爭奪香港的競賽,尤其是中共指揮的東江
縱隊比他麾下的國軍離香港更近。美國則對戰後的世界秩序感到憂慮,
162
香港簡史
現在對殖民主義的立場有所軟化。羅斯福在1945年4月去世,繼任總
統的杜魯門( Harry Truman)不像他的前任那麼執著於協助中國恢復對
香港的主權,而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大力支持大英帝國在東亞繼續存在。英國人知道,蔣介石的
部隊如要奪取香港,他們無力阻止,而無論美國現在對殖民主義持什麼
新態度,都不會協助英國抵抗中國以武力奪回香港的行動。他們也了解
到這樣的安排可以博取香港華人的好感,有些華人對中國的新地位感到
很自豪,認為現在是趕走英國人的良機。
重建香港
如同所有經戰火蹂躪的社會,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問題叢生:通
貨膨脹、失業、搶掠、健康衛生情況惡劣,還有貨幣短缺、房屋不足、
人手匱乏和糧食短缺(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營養不良)。除了要解決這
些問題外,還須拘禁和遣返數以千計日本軍民。推動戰後復甦殊非易
事,但麥道高領導的臨時軍政府管治這個殖民地八個月,為恢復秩序做
了卓越的工作,它進行物價管制,提供應急糧食,並振興漁業。本來隸
屬於駐中國的英國特別行動處單位的安妮·蘇弼,由中國大陸來香港為
臨時軍政府工作,她憶述:「陸軍、海軍和民政三方建立了真正的團隊
精神......一切都令人非常鼓舞。我們決心要令它成功,結果真的做到
了
❤
」
15
14
15
譯註:Anne Sorby,她原名 Anne Burrows、嫁給後來擔任工商署署長的蘇弼(Terence Dare Sorby)改冠夫姓。
Quoted in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with additional text by Caroline Courtaul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4-45.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63
但是,若非有一群拼搏和機靈的市民,香港復甦是不可能實現,這
群人撐過逾三年的日佔時期,已急不及待要參與香港的重建。到了 1945
年11月,經濟業已復甦得相當理想,政府管制取消,自由市場恢復。
到了 1946 年初,人口已回升至約一百萬,雖然這是與中國局勢混亂,令
移民穩定湧入有關,但臨時政府的努力同樣功不可沒。貿易已將近回復
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香港在同年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國泰航
空,它是一家以英資為主的公司。由於經濟恢復迅速,政府在 1947 年至
1948年的財政年度錄得盈餘。香港經濟也大大得益於中國的國共內戰。
雖然香港工業在戰前已經相當發達,但南來避禍的中國工業家為香港工
業帶來新活力。殖民地政府後來估計,得到來自上海的資金和營商經驗
注入,令這個殖民地享有領先東亞其他地方十至十五年的優勢。
有觀察家注意到,夏慤少將在 8 月 30 日登陸香港時,歡迎他的旗海
中每出現一面英國國旗,就會有約四面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不過,即使親中情緒如此強烈,反英情緒也不明顯,更遑論戰後在其他
歐洲國家殖民地逐漸高漲的那種反殖民族主義。香港在戰後迅速復甦,
有助恢復港人對英國統治的信心,尤其是相較於日本佔領時期的苦難,
以及戰後中國的政治動盪和經濟凋敝。不過,許多華人乃至一些歐籍人
都同意,一些舊有的種族隔閡應該消除。本地報章上開始大量出現對戰
前英國統治諸多流弊的批評,另外還湧現新而強烈的聲音要求取消歐籍
人特權:結束工作場所的歧視,開放更多政府職位讓非歐籍人擔任,容
許更多華人代表參政,以及取消不准華人居住山頂和參加香港會的禁令。
很自然地,香港人要求懲處日本加害者和協助他們的華人及歐亞混
血兒,但由於香港的戰時經歷,在中國和歐洲發生的那種對通敵者的
痛斥聲討,從沒在此地出現。有些印度警察和獄卒因為協助日本人而被
送返印度,警隊也不再招募錫克教徒加入。但英國人再次發現他們所能
164
香港簡史
倚賴的人,多半是他們在戰前借重的同一批人。在1945年10月,羅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