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簡史 — Page 3

國特有的父權宗法制度的表現形態,在香港處於其存亡絕續的關頭時,
起到支持維護的作用」。一旦有關婢制的爭議消退,「官方的惰性再次顯
露」,婢制直至1917年前仍「不受質疑」。2* 社會學家亨利·萊思布里奇
( Henry Lethbridge )斷言,保良局不但沒有革除婢制,反而「間接令大
量華人女孩繼續受到奴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24
23
24
Elizabeth Sinn, "Chinese Patriarchy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19th-century Hong Kong," in Maria Jaschok and Suzanne Miers, ed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3. Henry J. Lethbridg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The Po Leung Kuk," in his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82.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891 年是英國統治香港五十周年,為了紀念這次體面的英治金禧,
舉行了一場排場浩大的慶典:船舶張燈結綵,聖公會和天主教教堂舉行
禮拜,戰艦在維多利亞港發放禮炮,快活谷跑馬場舉行閱兵儀式,還有
運動比賽,大會堂更舉辦公眾舞會。雖然這場金禧慶典重複熟悉的、自
吹自擂的英國殖民主義主題,但它確實是一次通力合作的活動,因為本
地歐籍人、華人、歐亞混血兒族群和印籍領袖全都參與組織慶祝節目。
金禧慶典的官方宣傳反映了這一合作,它強調香港是東西方的交會點:
「是西方與東方進取精神相對特色的奇特寫照。
各種周年慶典和其他紀念活動都是把各社會和它們的歷史,以理想
化的面貌表現出來。不見於1891年香港英治金禧紀念官方宣傳的事實
是:各自生活、互不往來的華人和歐籍人常常彼此猜疑,這點在1894年
的鼠疫期間最為突出。許多不滿的歐籍人希望有更大的政治代表權,並
在管理這個他們有份建設的殖民地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十九世紀
末,歐籍人對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和其他列強的潛在威脅感到警覺,日益
擔心這個殖民地的防務,但1898年英國取得新界,稍為緩解這種恐懼。
至於香港華人,儘管他們不少人愈來愈憂慮中國的命運,但這些人已開
始自視為特殊的華人社群,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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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鼠疫大流行
I
。
1894年5月,香港爆發鼠疫,源頭相信是來自廣東,當地已有十多
萬人病死。在往後的五個月,香港染病死亡人數超過二千五百人,主要
是低下階層華人。港督威廉·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在5月17日
的報告中說,疫症「完全局限在較貧窮的華人階層」 殖民地政府的應
對措施,是挨家挨戶搜尋病人,然後送往由歐籍醫生監督的醫療船「海
之家號」( Hygeia)隔離。這些防疫措施遭到大多數華人抵抗,許多華人
不信任強調消毒和手術的西醫。有些居民對由男性檢查人員進行逐戶搜
查十分反感,認為侵犯婦女隱私,因而藏匿染病親人,不讓檢查人員發
現。疫症肆虐期間,約有八萬人離開香港。城中謠言四起,包括:醫生
剖開孕婦肚子,剜出嬰兒的眼睛製藥;政府計劃從本地學校挑選兒童,
施手術摘取他們的肝臟以獲得膽汁,因為膽汁是唯一能治疫症之物;還
有謠傳指,兒童只要臉上稍為長了一點青春痘或疥瘡,都會被送到「海
之家號」。廣州有揭帖指香港西醫將華人婦孺開膛破腹,警告百姓不要
到香港。殖民地政府發出告示,曉諭居民切勿聽信這種「荒誕無稽的謠
言」。 東華醫院董事會意見分歧,有些總理抗拒政府的防疫措施,另一
些則公開支持政府,並指摘華人不合作。
華人對於政府防疫措施的抵抗,在歐籍人眼中是排外心態、迷信和
敵視西方醫學的表現,但實情沒那麼簡單。香港政府和大多數殖民地政
2
Robinson to Ripon, May 17, 1894,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Outbreak of Bubonic Plague at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94), 4, reprinted i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6: Correspondence,
Annual Reports, Convention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82- 99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390.
Enclosed in Robinson to Ripon, May 23, 1894,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Outbreak of Bubonic Plague, 4, reprinted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6, 395.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1
府一樣,在殖民地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從來沒有採取如此積極干預的
角色。在十九世紀中期前,殖民地醫務工作的重點,是保護歐籍人不受
熱帶環境的危害。直至十九世紀末的細菌學革命後,人們才知道傳染病
是由帶菌者傳染,而非熱帶氣候影響體質所致。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受英國政府委派到香港調查健康和衛生情況,並在1882年發
表報告,這份報告促使香港政府在1883年成立潔淨局,該局有權進入民
宅檢查和消毒,並可強制傳染病人在醫院隔離。但這些措施潔淨局大都
無力執行,主要是由於受業主和商人反對,他們擔心減低擁擠環境和改
善衛生的措施太過昂貴,還援引殖民地政府容許華人保存原有風俗的歷
史承諾,為自己的做法撐腰。
此外,對於政府防疫措施的成效,華人沒有非信不可的理由。對歐
籍人來說,這場疫症似乎證明關於疾病爆發的最新理論,因為它似乎只
限發生在貧窮和擁擠的華人聚居區域。有些殖民地官員嘲笑華人相信疫
症是因天熱久旱,令土地蒸鬱瘴氣所致,但西方醫學當時也仍未發現疫
症是由老鼠傳播,大多數醫務官員認為疫症的主因是衛生惡劣和居住環
境擁擠。因此,政府的防疫政策集中於控制和隔離疾病的傳染源——華
人(染病歐人的死亡率遠低於華人)。潔淨局現在獲得更大權力,可以
下令軍隊進屋搜查,有權移走和火化屍體,並把染病者隔離在「海之家
號」。疫症重災區的許多房屋被燒掉,大量人流離失所。在華人眼中,政
府的政策極具侵擾性,他們對之的反抗既理性,又與其他殖民地和非殖
民社會的反應大同小異。
1894年的鼠疫對香港社會有幾個重要影響。雖然有些華人領袖協助
發放藥物,但大部分殖民地官員和歐籍居民都批評中醫藥和東華醫院。
在1896年,有醫務官員要求關閉東華,這促使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委
員會建議東華醫院由醫務部監管;該院提供西醫服務,病人可自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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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治療;並委任曾習西醫的華人醫生常駐該院。政府遂在1897年委任
一名華人為「掌院」,監督東華醫院的環境衛生。華人對政府防疫措施的
抗拒,似乎證明他們的西方健康衛生概念甚為貧乏,歐籍人和一些華人
精英因而要求更多學校教授英語。這次鼠疫大流行也再次印證了歐籍人
的成見——他們應盡量遠離華人,愈遠愈好。
不過,這場鼠疫最終撲滅,並非殖民地政府或西方醫學的勝利。雖
然殖民地的醫療官員對中醫大加撻伐,指它是經驗主義和江湖騙術,批
評東華繼續提供中醫治療,但殖民地部反對關閉東華醫院。而且即使到
了十九世紀末,有半數東華醫院病人選擇接受西醫治療,但最初這些病
人的死亡率比以中醫治療的病人還要高。印度在1896至1900年也爆發鼠
疫,很可能是由香港傳入。跟香港的情況一樣,部分曾受西方教育的印
度中產階級對強制入院和隔離措施感到不滿。謠詠紛傳的情況也和香港
並無二致,只不過在印度還流傳會發生大災難和英國統治崩潰的謠言。
其他謠言包括:接種疫苗會令人馬上死亡;醫院毒殺病人,剖開屍體抽
取他們的「摩米埃」(生命之油);連身體健康的人也被迫入院,而且沒
有人能活着出院。印度殖民政府在印度人大規模反抗後,才同意撤銷或
修改一些較為高壓的抗疫措施。
1894 年的改革運動
到了十九世紀末,在各英國殖民地中,自治程度如此低的就只有香
港。儘管華人很少質疑這個制度,但許多歐籍人認為,自己有份建設這
個殖民地,理應在管治方面有更多參與。政制改革協會(Constitutional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3
Reform Association)在1894年陳情,爭取有權選舉英國國民為立法局
非官守議員,並要求對殖民地財政有更大的控制權。但英國政府不允要
求,認為這是毫不掩飾想為歐籍人攫取權力的舉動。曾任印度總督的殖
民地大臣里彭勳爵(Lord Ripon)認為,香港「已成為華人社會,而非英
國人社會」,而華人定居於此,是這個殖民地「繁榮的主要因素」,因此
他不能批准任何排除華人的代議制度。’殖民地部也擔憂若順從歐籍人的
要求,會鼓勵華人爭取同樣權利。雖然里彭勳爵提及委任華人進行政局
的可能性,但他警告:如果賦予歐人代表權,則須相應給予華人更大的
代表權。
反諷的是,1894年這次爭取政制改革的要求,其結果是華人得益大
於歐籍人。立法局增加了官守和非官守議員各一名,而該名新增的非官
守議員,是1896年獲委任的買辦兼企業家韋玉(又名韋寶珊)。1896年
5月,里彭勳爵的繼任者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准許行政局增設
兩個非官守議席。他們由「總督自行」從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中選任,並
應「以個人優點為斟酌因素」,而「無須考慮特定階級或種族」。雖然直
至 1926 年才有首名華人獲選入行政局,但考慮到1894年的政制改革運動
無意間令華人得益,歐籍人此後沒有認真重提政制改革,直至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
3
Quoted in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121.
4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1841-1951, Series 129 (CO129),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CO 129/274/119, May 29, 1896, Chamberlain to Robinson, reprinted in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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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新界
1898年6月,英國以「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為由,
與中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深圳河以南至九龍之間一片主要
是鄉郊地帶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這片新租之地面積約三百六十五平
方英里,相當於香港島和九龍加起來十倍左右,當中包括二百三十個離
島,其中一個離島大嶼山,其面積比香港島還要大許多。整個地區有超
過八萬居民。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香港的殖民地官員和英國商人提出各種理據,
慫恿英國政府奪取新界——這地區可作為阻隔中國的緩衝地帶,又可提
供土地興建房屋和軍隊駐紮、訓練所需的設施。英國政府本來不接納這
些呼聲。建議擴張的人,心中仍然懷着把中國變成另一個印度的圖謀,
但英國政府在1860年代已決定不在中國擴張領土。大多數英國領袖都認
為「中國通」誇大了中國的經濟潛力(到了十九世紀末,在英國出口貨
品中,出口到中國的不到百分之二),或者覺得這種經濟潛力不足以成為
奪取領土的理由,因為如生絲和茶葉等貨品,無須奪取領土就可輕易獲
得(中國向外輸出的貨品,一半以上是出口到英國)。把中國變成另一個
印度會令大英帝國的力量擴張過度,此外,在中國進一步擴張領土,可
能會令中國像非洲那樣被瓜分,這只會損害自由貿易。在中國擴張領土
可能令其他歐洲列強群起仿效,甚至導致戰爭,並會招致正積極在中國
通商和傳教的美國所反對。
到了 1890 年代末,英國對新界的政策改變,反映英國人愈來愈憂慮
香港的防衛情況,而他們眼中對香港安全的威脅,並非來自中國,而是
來自其他正在挑戰英國在華霸權地位的列強。俄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迅
速向東擴張,並在中國東北獲得一幅沿海領土。德國雖然最初不大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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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帝國,但也終於發展為殖民大國,並垂涎中國沿海的港口。法國在
中法戰爭(1884-1885)獲勝後,在中國南方擁有很大勢力,1893年更
與俄國結成同盟。雖然英國與美國通常關係良好,但在美西戰爭期間,
美國海軍以離香港東北不到二十英里的大鵬灣為基地攻打菲律賓(大鵬
灣和香港東北的深圳灣同樣包括在租借新界的條約之中)。
。
令英國改變政策的更重要因素,是一個亞洲新興強國正在崛起,那
就是日本。日本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得勝。《馬關條約》
顯示日本如何仿效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技倆。這條約除了規定中國向日
本賠款、開放四個中國港口,並賦予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和設立工廠的權
利外,還須向日本割讓中國東北的遼東半島(後來德、法和俄三國迫使
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而中國要向日本付補償金)、澎湖列島和台灣
島。
甲午戰爭除了顯示日本的新實力外,還觸發列強在1897年至1899
年爭相瓜分中國。雖然英國和美國敦促其他國家保持門戶開放,並且
不要再在中國奪取領土,但在1897年底,兩名德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山
東被殺,德國趁機佔領山東半島南部的膠州灣,翌年迫使清廷租借膠州
九十九年。1897 年 12 月,俄國佔領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下一年春
天,俄國強迫清廷租讓這兩個港口二十五年。英國急欲在這瓜分中國的
競賽中分一杯羹,要求清政府租借山東半島北部的威海衛。後來法國提
出租借廣州灣九十九年的要求,該地鄰近海南島,距離香港只有二百英
里,英國人聞訊後即向新界出手。
與早前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其他條約比較,《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
談判過程堪稱順利。雖然英國人希望中國永久割讓新界,但英國主要談
判代表兼駐北京公使竇納樂(Claude MacDonald)認為,租借九十九年
事實上與永久割讓無異。清政府原本不願租借該地區,但它跟英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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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希望盡快割讓一塊較小的土地,以免夜長夢多,令其他國家以英
國獲取此地為藉口,要求更多割讓。由老練的改革派政治家李鴻章為首
的清廷談判代表,曾要求英國為租借新界繳付租金,但不久決定擱置不
提,因為中國民族主義者愈來愈嚴厲指摘滿人和他們的漢人幫凶賣國
要求英國付租等於坐實這種指控。因此英國不花分文,又不影響它與中
國和其他列強的關係就得償所願。
與佔領香港島和九龍時的情況不同,英國人接管新界鄉郊時在各處
遭遇抵抗,而抵抗勢力來自新邊界內外兩方,這也許是由於受廣東當局
鼓動。新殖民政權架設的棚很快被鄉民焚毀。1898年10月,新界西北
錦田的鄉民發起募款,如果英國人試圖干涉他們在土地業權擁有的傳統
權益,就起而反抗。英軍砲轟這條圍村*的圍牆,村中耆老交出圍村的鐵
環門表示歸順(港督卜力〔Henry Blake〕把鐵環門迅速運回愛爾蘭的老
家,一直保存到1925年)。1899年春天,有人張貼揭帖號召鄉民抵抗侵
略者。遭遇如此頑強和有組織的抵抗出乎英國人意料之外,但他們還是
不費吹灰之力就擊潰幾千名反抗的新界鄉民。英軍逮捕反抗軍領袖,收
繳武器並破壞圍村鐵門。
在1899年4月14日延續至19日的「六日戰爭」,華人鄉民為抵抗
英國人而組成的鄉勇是烏合之眾,戰事最後以英軍無人陣亡,華人逾
五百人戰死結束。如歷史學者兼前公務員夏思義(Patrick Hase)最近
指出,這場屠殺是典型的掃蕩戰,被掩蓋了超過一世紀。官方報告低報
了傷亡人數。從一開始反對鎮壓的港督卜力試圖了結事件。他不准懲罰
反抗者,下令軍隊從該地區全數撤離,與鄉村耆老會面時對戰事三緘其
口。政府不想這場戰爭破壞新界和平安寧的印象,鄉民也很快明白到發
5 譯註:吉慶圍。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7
起反抗是不智之舉。因此,這事件從此在官方和民眾記憶中消失,湮沒
無聞。6
這些抵抗有的是由地方鄉紳組織,他們的氏族在這片土地世代聚族
而居,擔心英國政權會威脅他們享受了幾百年的權益。其他擔憂則類似
於那些在另一些地方激發反抗殖民擴張的原因。鄉民害怕英國侵略者會
強徵新稅,沒收土地,干涉傳統習俗,並破壞風水,更有謠言指女人會
被強姦。雖然《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訂明「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
令遷移」,若須收取土地供官工用途,則「應從公給價」,但鄉民不相信
這說法,而他們是有理由不信的。立法局兩名華人議員何啟和韋玉,與
其他華商一同散播謠言,說英國人將沒收所有土地,藉此勸說鄉民賤價
賣地。歐亞混血裔大亨何東則協助英國當局蒐集新界情報,以便接管。
一家本地投資公司派代表到新界收購地皮,囤積居奇,期望在英國統治
新界後土地漲價,從中漁利。
在英國人顯示他們根本無意干涉本地生活,以及英國人在1899年4
月 16 日正式開始佔領新界後,大部分抵抗都已消退。英國人管理新界的
方式類似於大英帝國其他地區(例如西非)採用的間接統治。1898年出
任港督的卜力,來港前歷任巴哈馬、紐芬蘭和牙買加總督,他認為新界
跟較為都市化的香港島和九龍不同,不應照搬同樣的管治方式。他打算
仿效中國官員統治這地區的手法:除徵稅外,盡量不加干涉,而主要依
靠鄉紳父老去管理。卜力把新界劃分為不同區域和分區,各設由鄉村耆
老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管理,維持治安。整個新界就由一名身兼警察司、
巡理府和行政首長職責的英國官員統管。1909年後,新界分為兩大區,
6 Patrick H. Hase,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譯註:南約和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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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設理民府。多年以後,理民府制度擴大,新界不同區域都各有理民官
負責管理。這制度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不過,殖民地政府對於控制新界仍然保留相當大的權力。例如,
1899 年的《傳召華人條例》(Summoning of Chinese Ordinance )授權總
登記官「調查和報告任何與新界有關的事情· 前提是此事所牽涉及的
只有華人」。總登記官也可傳召任何華人接受盤問。儘管上述兩名立法局
華人議員對這條法例曾有疑慮,但他們沒有反對。何啟說他「樂意犧牲
我們的一些自由,以協助政府執行有益於新界華民的政策」。*立法局一
名歐籍議員力指為該條例賦予總登記官過大權力,但何啟只要求該條例
須巧用和慎用,並且只作權宜之計。
在理論和實際上,新界大部分地區的管理方式,是不同於香港其餘
地方——這並非由於殖民地政府仁慈,而主要是因為多年以來,新界已
和廣東省其他地區密切地結合。新界為殖民地政府帶來許多行政管理上
的問題,政府被該地混亂繁複的土地業權搞糊塗,開始着手勘測丈量土
地。新界大部分土地都不大肥沃(現在仍一樣,香港大部分食物須從中
國大陸進口)。在第一年左右,政府用於治理新界所花的費用,相當於從
這裏獲得的收入的三十倍以上。打從英國佔領一開始,新界就獲豁免許
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包括一些關於屠房和街市、公共衛生、鴉片、牌
照及登記的法例。隨着時日推移,新界在香港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愈來愈
重要。然而,許多在香港城市和中國大陸(尤其是在1949年共產革命後)
逐漸湮沒的傳統中國習俗,仍在新界保留下來,直至1970年代。例如,
禁止婦女承繼土地的做法,在1990年代前仍屬合法,這在中國大陸和台
8
Quoted in Peter Wesley-Smith,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in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rmonk, NY: Sharpe, 1994),
97.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89
灣早成歷史陳跡。在1947至1957年擔任港督的葛量洪,形容新界「的中
國色彩,幾乎比中國本身更加濃厚」
凸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容許中國保留九龍城的
管轄權,清廷在英國佔領香港和吞併九龍後,把九龍城擴建了不小。根
據條例,九龍城仍由中國政府管轄,「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
礙」。但是,1899年英國接管新界時,清軍兵協助鄉民抵抗,英國人
就片面宣佈九龍城不再歸中國管轄。九龍城後來成為英中兩國政府爭執
的源頭。英國人在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60年代,數度以整治衛生
為由,試圖拆除九龍城遷走居民,本地居民分別向當時的中國政府求
助,歷屆中國政府都提醒英國人,九龍城在法理上仍歸中國管轄。九龍
城確實成為英治香港內中國主權的有力象徵,1948年殖民地政府試圖清
拆城寨並在原址建公園時,抗議此舉的中國愛國者就火燒英國駐廣州領
事館。因此,作家莫理斯(Jan Morris)說,這個古老要塞最終變成「三
不管地帶,一般人稱它為城寨。每當英國人提出要拆除這個地方,中國
人就反對;英國人常用的市政規例,從來無法在這裏執行;到了1970年
代,據說真正管理城寨的是三合會」
10
。
長遠而言,英國人憑着《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得新界,但借用歷
史學家曾生的話,這條約是「英國外交的一大失誤」,"因為它留下
懸而未決的問題,最後令它原意想要保衛的殖民地受到傷害。雖然英國
人按此條約租得新界,但他們據之以擴大管轄權的文件,是1898年10
月20日的樞密院令,新界根據這道樞密院令正式成為香港殖民地的一
部分。這道樞密院令訂明英國的管轄權行使至租期屆滿為止,共九十九
9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1.
10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1997), 264.
1 I
Steve Tsang,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Tauris, 1997), 1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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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以英國管治權將在1997年6月30日終止。新界與香港其他地區的
結合變得愈來愈密切,尤其是1949年共產革命之後,而到了那時候,英
國已經無力要求修訂條約了。英國人簽署了這條約,不但沒有保證香港
有穩定的未來,反而「與中國訂立了一個約定」。八十年後,他們就須赴
約,與強大得多的新中國政府談判。這次他們不再能予取予求了。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的崛起
在十九世紀末至1900年代初,香港已成為由中國至東南亞的華人
資本主義擴張的樞紐,新的華人商人和專業人士階級開始在此地出現。
華人除了控制中國和東南亞的貿易外,還開始主宰香港經濟中的工業環
節。在1880 年代末至1890年代,一批新的移民遷到這個殖民地,他們是
來自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華僑,移居香港是因為英國自治領實施限制
性的移民法,以及美國在 1882年制定排華法案。中國政局動盪,令富有
華人移民不斷湧入,還帶同新的資金、營商手腕和可貴的商業聯繫來到
香港。到了190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產大部分由華人擁有。1910年九廣
鐵路竣工,把香港與中國和國際市場連繫起來,有助本地工業家進口原
材料和出口製造品。
華人資產階級經濟地位的上升,也清晰可見於消費文化和炫富消費
的增加。在澳洲發跡的華人馬應彪於1900年創辦先施公司,而同樣在澳
洲起家的郭樂、郭泉兄弟則在1907年成立永安公司,這些百貨公司的出
現,標誌着華人資產階級商業文化的成長。華人顧客在這些公司可以買
到幾乎任何想要的貨品——古巴雪茄、意大利氈帽、美國刮鬍刀、法國
香檳、瑞士巧克力、美國留聲機、以中國絲製的日本和服,以及英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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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皮鞋和香煙。經濟地位改善後,隨之而來的是凝聚力和組織力的增
強、一批新的零售商、銀行家和工業家在二十世紀初葉出現,更令這點
得到強化。代表華商利益的新組織於焉出現,如華人殷商和買辦在1896
年創立的中華會館。
華人資產階級雖然財雄勢大,但他們和所有香港華人一樣,仍然在
各方面受到種族歧視。種族隔離通過法律規定和各種非正式規範在香港
實行。在 1901年,一批歐籍人向殖民地政府陳情,認為華洋學生同校,
會損害歐籍兒童的道德和品格形成,要求開辦專供歐籍兒童入讀的學
校。有華人居民在本地報章投訴:「把華人排除於某些學校之外,是違反
自然規律,也加劇華洋之間的仇恨。」雖然殖民地大臣張伯倫也譴責這
個建議,但它得到歐籍父母和殖民地政府大力支持。諷刺的是,為此而
開辦的新校——九龍英童學校,是由歐亞混血兒何東向政府捐建,他的
原意是開辦一所招收不同族裔兒童的學校,但政府把它變成只收歐籍學
童。何東雖不甘願也只好同意,無奈地說:這一決定「與我為這個殖民
香港會和香港賽馬會不准華人加入,某
地捐獻此校的初衷背道而馳」
13
。
些酒店只准華人入住指定房間,或者不能留宿。
政府執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最明顯例子是太平山。香港島上的這個山
區,除了為歐籍人當傭人、廚子、家僕和司機的華人外,其他華人一律
不准居住。1902年殖民地部准許山頂只供獲港督首肯的人居住,這種居
住區域的隔離正式成為法律。1904年和 1918 年再相繼立法,明令禁止
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居住太平山·香港歐籍人的心態和在印度及其他英國
12
13
Letter to the editor, Hongkong Daily Press, February 7, 1901, reprinted in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273-74.
Quoted in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rev.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81.
92
香港簡史
殖民地的歐籍人一樣,擔心與華人接觸太密切,會在生理和道德上帶來
嚴重風險。大多數香港歐籍人相信,這個殖民地的命運至繫於歐籍人的
健康。與華人的接觸愈來愈多,又面對華人資產階級愈來愈強的經濟競
爭,都令歐籍人惴惴不安,這些限制性的行動旨在維持在港歐籍人上流
階級的地位和社會結構。
對於香港如此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香港華人和歐亞混血兒有何感
受?何東女兒鄭何艾齡說,對於 1918 年制定、禁止非歐籍人居住太平山
的《山頂區條例》,「香港華人和其他亞裔居民深惡痛絕」。“但是,立法
局華人議員沒有反對該條例,直至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才
有聲音要求准許華人住在太平山,而提出這種要求的人卻是大罷工的組
織者,就算開放太平山讓華人居住,他們也不會住得起。到了 1919年,
政府又制定另一條類似法例,保留長洲部分地區供英美傳教士渡假之
用,這次遭到立法局華人議員反對,劉鑄伯對於竟然連傳教士都有這種
行徑感到震驚和失望;何東之弟何福指摘這是「種族歧視法例」而加以
撻伐。在 1930年代,少數華人獲行政局准許在長洲該區域居住。但這些
有關山頂和長洲的法例,直至1946年才撤銷
。
富裕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對種族歧視的通常反應,是創造專屬於他們
的社交世界。這些領袖常自視為一個特殊階級的一員,有別於其他本地
華人,也不同於中國大陸同等階級的人物。例如,一批華人精英在 1901
年3月聯名具稟港督卜力,請准成立一所專為他們的子女而設的學校。
聯署者都是香港最顯赫的華人名流:何啟是大律師、醫生、財務家兼立
法局非官守議員;何啟的好友韋玉是最早到英國求學的華人之一,也是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且是有利銀行買辦和東華醫院前主席;曹善允則
14
Irene Chen,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xiv.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3
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著名律師。這些聯名上稟的人認為,現時在官立學
校對於「社會和道德背景迥異家庭的兒童不加區別,而使他們密切雜處
在一起 」,使得「有名望的華人家庭子女不以為然,認為不適合他們入
讀」。雖然華人社會有人反對,但他們倡辦的這所新學校終於在接下來一
年興建。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領袖也成立幾個專屬會所和協會,以鞏固和保持
他們的精英地位。幾名被禁加入香港會的華人和歐亞混血兒翹楚,在
1899 年成立自己的會所——華商會所。創辦人包括歐亞混血兒何東、何
甘棠兄弟,另一創辦人關景良則是最早在香港行醫的華人西醫之一。華
商會所會員和主席都是商人和專業人士,全是香港華人和歐亞混血兒社
群的頭面人物。另一個上流階級會所是1912年由何啟、韋玉和另外幾位
華人名流創立的中華遊樂會。它的會員除了可以參與木球、網球和桌球
這些英式運動和玩意外,還可以練習國術或打麻將。比運動更重要的是
這些機構和環繞它們的功能。跟英國人的會所一樣,中華遊樂會篩選會
員的過程很嚴格,會籍費用也很高昂。該會的規則十分嚴格,打木球和
網球需要穿正式得體的白色球服。該會主席和會員都是這個殖民地內最
有名望的華裔和歐亞混血裔男性。
香港和中國民族主義
歷史學家常常強調,香港對於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至1900年代初的
國族建設有很大貢獻。如中央書院這些本地學校的學生,不少人畢業後
投身中國公務機構和中國海關,為國效力。另一些曾在香港受教育的華
人,最後在中國擔任教師、醫生、科學家和工程師。香港企業家大量投
4
94
香港簡史
資於華南的商業和工業活動,並捐貲造福桑梓,興辦慈善、教育事業,
建設公共設施及資助醫療項目。香港也是華南的匯款中心,超過百分之
五十的僑匯是經香港匯回中國。
許多香港華人也參與民族主義抵制運動,如 1905年至1906年的反
美抵制運動。在整個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美國政府頒佈一系列排
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而其他在美華人也遭到歧視和暴力對待。1905年
7月,波士頓移民官員沒有逮捕令就拘捕一名華人,此人在美國駐上海
領事館前自殺,引發中國大規模抵制美貨運動。香港許多華商領袖反對
抵制,擔心會損害香港經濟,但老師、學生、記者和商人進行到底。有
些商店拒賣美貨;華人報章大幅報道抵制運動的過程,又拒登美國貨廣
告;轎夫和人力車夫不肯接載來港訪問的美國戰爭部長塔夫脫(William
Taft )( 他重達三百磅,確實是不小的負擔)及其隨員;一批華人富商,
包括在加州發家致富的李煜堂,成立了拒約會(抵制苛約不用美貨公所)。
另一場同樣顯示中國民族主義的事件,是由1908年3月持續至 12 月
的反日抵制運動。事件起因是日本貨輪「二辰丸」走私軍火到廣東,遭
中國政府扣押,日本政府卻強迫中國謝罪道歉,廣州華人視之為國恥,
憤而發動抵制日貨抗議。香港的抵制日貨運動主要由本地商人組織,聲
勢比廣州更加浩大。違反抵制令的商人會被罰款,敢死會則揚言,會把
破壞抵制活動的商人殺死和割掉耳朵。在 11 月初,有暴徒襲擊出售日
貨的商店。雖然參與抵制行動的人沒有攻擊日本公司,但殖民地政府須
為它們提供保護。為抗議警察射殺兩名參與騷動的華人和拘捕至少一百
人,並且不經審判就把抵制運動領袖驅逐出境,華人商店罷市兩週:有
人從滙豐銀行提走巨款。歐籍商人擔心大力彈壓會令華人恐慌,損害貿
易,因而勸說政府不要太強硬拘人。當日本出口到香港的貨品減少逾三
分之一之際,日本副領事試圖與華人商界領袖重修舊好。抵制行動在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5
1909年1月結束,但該年後期為抗議日本對中國東北擴大勢力範圍,抵
制行動死灰復燃。
香港的殖民地環境,也令它能在辛亥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場革
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獲華人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曾
在香港受教育,他最初入讀中央書院,後來考進香港西醫書院。雖然港
府致力不讓香港成為巔覆基地,但這個殖民地還是成為中國革命黨人招
兵買馬和受訓的根據地。孫中山在檀香山唸書時在當地創辦興中會,後
來在香港建立興中會香港分會。他在1905年又於東京創立同盟會,這
個革命團體在香港也很活躍。香港是自由港,可以輕易取得來自日本和
西方的軍火,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因而能在此地籌劃一連串秘密活動。
1895 年第一次廣州起義“是在香港策劃的;1900年在距離新界只有十英
里的惠州發動的第二次起事,也是在香港謀劃。原定1903年1月起事卻
未舉而敗的廣州起義”,也曾在香港策劃。這個殖民地還有大量支持革命
黨人的本地組織,而本地華商也出資支持革命。
由於香港有較大的新聞自由,如《中國日報》等革命報章都在香港
出版並發行到海外華人社會,它們不單在此地與保守派報章論戰,反駁
它們提出在中國實行漸進改革的主張,還可以公開鼓吹革命。香港也充
當了華人改革家和革命黨人的庇護所。孫中山在1895年起義失敗後就避
禍於此。1898年夏天推行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英國
政府協助下流亡香港,他剛到達時,殖民地政府還派員保護。興中會領
袖楊衢雲在 1900年起義後寄跡香港。1901年楊衢雲被清廷刺客刺殺,香
港政府甚為尷尬和憤怒,遂派警察保護另一革命黨人陳少白,並發給他
15 譯註:乙未廣州之役。
16 譯註:庚子惠州之役。
17 譯註:洪全福廣州之役 *
96
香港簡史
可攜槍自衛的許可證。
和其他殖民地的政府一樣,香港政府無心插柳助長了華人民族主義
的成長。為免鼓勵排滿或革命情緒,港府不在本地學校教授中國近代
史。但是,殖民地教育的課程內容包括議會政體等課題,因而鼓勵學生
思考政治,塑造了他們的政治意識。此外,在中央書院這類學校中,學
生接觸到不同國籍和背景的師生,學校圖書館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書
刊。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宣稱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即為香
港」。他說,香港的秩序整齊而安穩,與中國的混亂腐敗成強烈對比,激
發他發動革命。「我恆默念............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於七八十年間在一
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 但有一點孫沒有提到:他在觀察到1884年的反法示威後,知道香港可
以為他的革命活動提供有利的環境。)
雖然港府對於中國革命黨人的官方政策是保持中立,但香港政府要
小心走一條很窄的鋼索。它和大多數香港華人一樣,支持中國的政治變
革。英國政府命令殖民地政府不要讓香港變成顛覆基地,但港府不能鎮
壓革命活動,以免華人子民離心(但1907年為防止香港成為反清排滿情
緒的重鎮,港府頒佈《中文出版物條例》)。因此,在1896年3月,港
督羅便臣拒絕廣州當局要求,不把一名孫中山追隨者引渡到中國。政府
也沒有試圖取締興中會這些革命組織。但在1896年3月,羅便臣向孫中
山發出驅逐令,限制他五年內不得進入香港,那時孫中山去了夏威夷籌
款,正在返港中。羅便臣堅稱,香港政府不容許這個殖民地「被人用作
庇護所,在此策劃叛亂或陰謀,危害友好鄰國」。19
18 譯註:又譯《禁止報紙登載煽惑友邦作亂之文字專律》·
19 CO 129/283, October 4, 1897, Lockhart to Sun, reprinted in Tsa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78; also quoted in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7
孫中山被港府驅逐之事,在1897年為香港和英國政府帶來尷尬,孫
中山在那年於倫敦被清廷密探綁架,扣留在倫敦的中國公使館。直至孫
中山之友、曾是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的康德黎( James Cantile)聯同外交
部介入營救後,孫才得以脫身。一名英國士兵把驅逐事件向本地報章透
露後,報界和英國政治家詰問:為何孫中山在英國是政治難民,在一個
英國殖民地卻沒有相同權利。最後,張伯倫裁定,因為孫中山在驅逐令
發出前業已離境,該令仍有效。1899年 10 月維新派康有為回到香港,清
政府以他陰謀顛覆清廷為由,要求將他驅逐。港督卜力指康有為並沒有
製造麻煩,英國外交部拒絕清政府的要求。但到了同年12月,外交部認
為,容許康有為留在香港,可能會授人以柄,其他國家會以此指摘英國
助長中國的叛亂。最後外交部以新加坡較安全為由,婉轉地建議康有為
前往新加坡。
20
不過,我們不能過於高估香港對中國民族主義壯大所發揮的作用,
這是有理由的。如歷史學家陳劉潔貞所說,香港人對於中國所發生事件
的關注,充其量只是「半溫不熱」 2 革命刊物存在的時間全都不長,雖
然革命記載把香港描繪為革命的孕育地,但事實上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活
動,並非如這些記述所說的那樣廣泛和有效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香
港也沒有參與策動。《中國日報》那些報章的影響力很小。興中會在1895
年和1900年起義失敗後就銳氣頓失。香港所孕育的,似乎反而是一種保
守的中國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受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地位所塑造。
試想想何啟的經歷,他屬於在香港和條約港冒起的一小撮改革者,
人們認為孫中山的政治思想是受這批人影響。像何啟這類在香港出生
和受教育的人,一方面自視為一個得天獨厚團體的一員,不獨在香港如
20 Chan Lau,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4.
98
香港簡史
此,在大中華世界和大英帝國也是如此。但他們和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許
多華人一樣,愈來愈關注祖國的命運。何啟是新教牧師之子,以炒地皮
和經商為業,何啟身上所體現的民族主義,是與他所生活的殖民地環境
密不可分的民族主義。他所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先後在香港和英國的
學校就讀,早年在中央書院求學,其後負笈英國,修讀醫科和法律。
何啟在1882 年回到香港,掛牌行醫一段短時間後,轉而發展大律師事
業,又像其父一樣投資房地產和本地生意,在公職方面也事業顯赫。他在
1890 年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且是雅麗氏利濟醫院(以其亡妻雅
麗氏〔Alice Walkden〕命名,他倆是在英國結婚)和香港西醫書院主要創
辦人,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教授生理學和法醫學,又兼任保良局和東華醫院
顧問,此顧問職務是由政府委任而非由華人推選。何啟因服務殖民地和英
國政府的功績卓著,在1892年獲頒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1912年更獲冊封爵士。
何啟深受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邊沁和穆
勒等自由主義思想家啟發,認為英國統治有解放之功,而非專事壓迫。
他相信,香港可以在商業和政治上垂範中國,而中國應借鑒英國,實行
人民主權的君主立憲制。他為香港感到自豪,認為香港的繁榮和政治穩
定,是任何中國城市均難望其項背,而且香港政府沒有那麼腐敗和高
壓,香港的教育和公務員制度是中國所望塵莫及。香港代表兩個世界的
精髓---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原則和自由開明管治所支持和保護的中國工
商企業精神。香港得益於商業發展,變得比中國更繁榮和穩定,因此,
治療中國的良方,同樣是以英式自由主義和議會政治為支柱的商業發
展。何啟與其友胡禮垣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表達這種思想,並在1900
年結集為六卷本的《新政真詮》出版。
何啟在世紀之交也參與革命活動,並在興中會歷史中扮演重要角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99
99
色。他與其他幾名本地華商資助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並協助策動
1895 年的廣州流產起義。在謀劃1900年的惠州起義期間,何啟嘗試利用
自己與香港英文報界的聯繫,代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爭取英國人協助,
或至少確保香港政府會善待革命黨人(在外交部的壓力下,殖民地政府
准許清兵取道香港去鎮壓起義)。在1900 年的惠州起義後,何啟在革命
活動方面的參與已大不如前,也很少擔當中國革命黨與香港政府之間的
中間人,但他對中國事務的關注並沒減少。反之,何啟認為中國不應實
行共和政體,而應像英國那樣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所以他開始覺得孫中
山及其革命黨人的共和理念過於激進。但何啟終其餘生仍致力於促進中
國的福祉。在今人眼中,何啟是影響深遠的改良派。一位歷史學家稱他
的著作是中國改良運動中「具象徵意義的轉捩點」。21
辛亥革命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在 1911 年 10 月10日,駐紮武昌的一支清廷新軍部隊起義,奪取了
城內一個軍械庫。其後,兩個鄰近城市”軍中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相
繼發難,武昌宣佈獨立。這觸發各地紛紛響應,兩星期內有十省宣佈獨
立,及後其他各省也陸續脫離清政府。1912年1月1日,起義軍成立中
華民國,定都南京,並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辛亥革命爆發,令香港各界華人為之振奮歡騰。港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 )寫道,革命的消息傳來,「頓時全城沸騰,這種不可思議的景
21 Lloyd E. Eastman, "Political Reformism in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4) (August 1968): 698, 709.
22
譯註:漢陽和漢口・
100
香港簡史
象,是此殖民地歷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 全體華民此刻似都欣喜
若狂」
23
。
25
1911 年 10 月 18 日,四百名群眾遊行到中國銀行“和一家保皇
派報章 * 的香港辦事處,強迫他們取下滿清黃龍旗。馬應彪和李煜堂等
商人成立粵東紅十字會,提供藥物和醫護人員治療參與革命的傷員。東
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逃避兵燹的難民,學生和商人募款支持起義軍,剪
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清廷強迫清帝國所有男子像滿人一樣留辮子),愛
國妓女則宣佈捐出一半收入資助革命事業。革命後,香港也成為前清遺
老避難之地。這些官員和家眷在這裏興建中式別墅,以聽音樂、作詩和
打麻將度日,儼如流亡貴族。
革命黨人為了令外國列強保持中立,不鼓勵排外情緒,但許多在港
華人認為,既然已驅除滿人,接下來應該輪到英國人。殖民地政府查獲
製炸彈工場,香港各處爆發暴亂。群眾搶掠商店,向警察擲石,港督現
身公眾場合也遭扔石,還有人試圖劫獄營救囚犯。在有歐籍人在街上遇
襲後,他們爭相購買槍械。被警察拘捕的人太多,以致監獄當局在一些
囚犯刑滿前就釋放他們。1912年7月,一名年輕華人刺殺新任港督梅含
理( Francis May,又譯梅軒利)不遂。雖然這宗刺殺事件似乎沒有政治
動機,但從中可見辛亥革命在香港引發的緊張局勢。
這場民眾動亂為時很短暫,一方面由於它主要局限在香港低下階
層,另一方面也因為新成立的廣州政府表明不予支持。香港華人精英
雖然支持革命,但不想它損害香港的經濟和政治穩定。革命後不久,
立法局兩名華人議員何啟和韋玉投票支持修訂《維持治安條例》(Peace
Preservation Ordinance),批准對因煽動暴亂被囚在獄的人施以笞刑
。
23 Quoted in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Kodansha,
1993), 353.
24
譯註:大清銀行。
25
譯註:保皇會機關報《商報》: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01
1912 年總登記官在報告中說,中國「革命所孕育的激昂情緒」加上「愚
昧無知的政治熱情」,帶來了「凶險情勢」和「肆意妄為之徒可乘之機」,
不過,全賴團防局「眾士紳不辭勞苦」,「殖民地上各人恪守法紀,治安
平靖,他們功不可沒
J 不過,辛亥革命後,香港政府對中國和香港的
26
D
革命活動感到憂慮。在1913年,港督梅含理制定《教育條例》(Education
Bill),要求所有私立學校向政府登記。梅含理聲稱目的是為提高這些
學校的教育水準,但他與殖民地部之間的通信顯示,他其實是要防止這
些學校變成反英宣傳基地。1914年頒佈的《煽亂刊物條例》(Seditious
Publications Ordinance),則是針對任何可能破壞香港或中國穩定的刊物。
27
現今華人世界全都推許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但
是,跟大多數革命一樣,它所引起的問題並不少於它所解決的問題。
1912 年 3 月取代孫中山成為總統的北洋軍領袖袁世凱,無法凝聚團結新
生的民國。雖然袁世凱致力維持秩序和統一,並推動中國現代化,但他
對於保住自己的權力同樣不遺餘力。1913年他刺殺國民黨領袖 鎮壓
孫中山領導五省反袁的二次革命。翌年袁世凱解散各省議會。他聽信美
國政治學家之言,認為中國還沒有條件實行民主後,在1915年復辟稱
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袁世凱於1916年去世,但在他死前,中國的權
力已開始流到軍閥和軍事領袖之手,這些人崛起成為新的掌權者。中國
遂陷入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直至 1920 年代末。
辛亥革命無法令中國成為穩定的共和國,對香港有兩個重要影響。
到了 1913 年,許多香港華人對於孫中山已熱情不再,當年6月孫中山訪
港,大部分時間受到冷待。香港政府和本地華人精英確實都支持袁世凱
26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for the Year 1912,"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1912, reprinted
in Tsang,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209-10.
27
譯註: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
28
譯註:古德諾 (Frank J. Goodnow)。
102
香港簡史
鎮壓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為香港帶來太多煩擾:每天都有大量
難民從中國湧入,到了1914年,香港人口達到五十萬。這場革命也根本
改變了香港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因為北京政府只是名義上統治中國,香
港政府須與廣州此起彼落的歷屆政府直接打交道,其中幾個廣州政府還
試圖破壞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穩定。因為英國外交部繼續承認在北京掌權
者為中國合法政府,這常引致外交部和香港政府之間的摩擦。
1912 年至 1913 年拒搭電車運動
1912 年至 1913年的拒搭電車運動顯示,香港如何受革命時代中國國
內政治變化劇烈的影響。在1912年4月,香港政府禁止中國錢幣流通
自香港開埠之初起,廣州與香港兩地的經濟已是息息相關,而中國錢幣
從一開始就在香港流通。但辛亥革命後,廣東局勢惡化,廣東的中國錢
幣貶值,港府愈來愈擔心這些貶了值的錢幣流入的影響。許多香港華人
把禁令視為對新生的中華民國的侮辱。在同年11月,港督梅含理勸說天
星小輪、電車公司和山頂纜車停收中國錢幣。這引發華人更大的憤怒,
因為香港錢幣比中國錢幣少,香港錢幣供應不足令本地居民缺少付電車
車資的錢。全港爆發拒搭行動,它的組織者以各種方法威嚇那些違反拒
搭命令的人。
1912 年12 月,梅含理促請華人社會的頭面人物協助結束拒搭行動。
他指電車公司不收中國貨幣純粹是經濟決定,並無侮辱中國之意,而拒
搭電車只會損害香港和中國,因為有不少華人資金投資在電車和纜車公
司。在12月20日,何啟和韋玉這兩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一次華商
公局會議上為電車和纜車公司辯護,並譴責拒搭行動損害香港和廣東的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03
經濟。他們說,香港經濟不振,那麼香港居民能用於接濟廣東親戚的錢
就更少了。在本地華商幫助下,拒搭行動在1913年2月初結束。雖然
幾名與政府合作結束拒搭的華人接到恐嚇信,但梅含理仍對華人名流感
到失望,因為現在這些人在華人社會之中,似乎已不再有一呼百應的能
力。他對於何啟和韋玉那麼遲才出手了結拒搭事件尤其不悅。事實上,
何啟沒有及早協助政府,是他無法五度連任立法局議員的原因之一。拒
搭電車行動失敗收場,令政府的威信上升。
香港大學
香港第一所大學在辛亥革命後不久成立。推動成立這所大學的是
1907至1912年出任港督的盧吉。盧吉在大英帝國歷史上最有名之舉,是
在非洲實行間接統治制度,這套制度允許土著統治者在英國居民監督下
保持權力。盧吉在到港五個月就醞釀成立大學的構想。當時香港唯一的
高等學府是 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
要為成立新大學籌措經費絕非易事,過程中也顯露出無論香港
或英國都有人對香港激進主義和高等教育感到憂慮。帕西商人麼地
( Hormusjee Mody)提供近一萬八千英鎊興建大學校舍,另加一筆慷慨捐
款,他後來因熱心捐輸和對英國政府貢獻卓越而獲封爵士。但許多華人
精英不願解囊相助,因為他們不想捐款給一所自己沒有監督權的學府,
此外,從國外大學學成回港的學生沾染了激進思想,也令他們憂心忡
忡。在港英商群體更加猶疑,認為盧吉成立「遠東的牛津和劍橋」的大
計,不過是當時英國及其殖民地「大學熱」的另一例子。如盧吉寫給妻
子(著名記者弗洛拉·蕭〔Flora Shaw〕)的信中說:「那些唯利是圖的貿
104
香港簡史
易商擔心,如果中國人接受了我們的教育,就會成為他們的勁敵。」”殖
民地部把建大學的構思稱為「盧吉爵士的寵物羊」,倫敦有些官員憂慮提
供純粹的世俗教育,會助長排外主義和激進思想。
終於,必要的資金都募齊了。本地華商吳理卿捐款興建解剖學館。
一位來自海峽殖民地的華商捐資成立文學院。其後,歐亞混血兒何東捐
款成立外科醫學講座教授席。至於本地英商,要待到盧吉夫人向他們的
倫敦總部游說後才肯捐款。太古洋行捐出四萬英鎊,這主要是因為該公
司一名收票員被指踢死一名年老華人,太古希望藉大手筆捐款化解該公
司可能遭到的抵制。北京和廣州政府也各捐二萬五千英鎊,英國政府最
吝嗇,僅捐出區區三百英鎊,成立英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
香港大學在191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有大約七十名學生,分別來
自香港、廣州和其他條約港,以及遠至海峽殖民地(經過一番爭取後,
港大到 1921 年才兼收女生)。1917年一份本地英文報章的編輯寫道:「在
地圖上,香港這個殖民地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點,但在商業、工業和教
育各方面,它於遙遠的東亞點燃着英國傳統和高水準的明燈,並將薪火
傳遞。」可是,盧吉希望港大成為遠東的牛津和劍橋的夢想從未真正實
現。開辦這所大學原是想吸引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但中國學生更為嚮
往的,仍是日本大學及美國傳教士在華開辦的大學。港大要到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才真正發揮潛力。
29 Quoted in James Pope-Hennessy, Half-Crown Colony: A Hong Kong Noteboo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9), 129.
30
譯註:事件發生在1908年該公司經營往來香港至廣州航線的「佛山」輪
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05
香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六至十萬名華人居民擔心香港會受襲,暫
時搬回廣東避禍,但戰事沒有直接波及香港,而且從沒面對真正的軍事
威脅。除了通貨膨漲和某些貨品受到管制外,戰爭也沒有為香港帶來嚴
重的經濟威脅。歐洲貿易撤出亞洲,本地華資公司因而得益。由於殖民
地內約四分之一的歐籍男人奔赴戰場前線,華商得以大舉進入銀行和航
運等從前由歐籍人把持的商業領域。至於樟木、糖薑、藤器、肥皂、豉
油、煙草和朱砂等規模較小的華人傳統工業,仍然繼續發展,但已不再
是華人工業家的焦點。一戰期間香港發生了一些嚴重事故,卻與戰事無
關:1918年2月跑馬地馬場大火,導致六百人死亡,四百人受傷;同
年年底,擁擠的華人房屋爆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超過一千人死亡。不
過,戰爭確實深刻影響了歐籍人社群,因為德籍婦孺全被遣返,男人則
被拘留直至戰事結束。
香港和大英帝國其他地方一樣,也出一分力支援英國參戰。幾近百
分之二十五的英籍男性自願參軍,並有大量華工在法國的華工軍團中
服役。華人和歐籍人都向戰爭慈善事業捐款,籌募戰爭開支。華人業主
同意開徵百分之七的特別戰務差餉,在戰爭最後兩年籌得超過二百萬港
元。歐亞混血裔大亨何東捐款購買兩架飛機和幾輛救護車送給英國政
府。華人保險業及航運業鉅子兼地產商周少歧出任戰爭慈善事業委員會
委員。
1919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全港各界同慶和平,大放
煙火,又舉行花車巡遊和閱兵,街道遍掛燈籠和盟軍旗幟。華商組織了
一英里長的巡行隊伍,由跑馬地走到中環,帶着各種動物形狀花燈,隨
106
香港簡史
後最矚目的是一條巨龍。許多人從廣東省來港觀看慶典,觀者如堵,以
致電車停駛。但是,和平慶典過後一週,香港就爆發開埠以來首見的搶
米風潮。雖然這場風潮很快平息,但卻預示着1920年代將會影響香港的
一些重大事件。
快活谷賽馬,1902 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The
RIVIERA of the ORIENT
旅遊海報,1930 年代。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中區,1930 年代。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日軍勝利入城式,1941年12月28日。
(圖片提供:高添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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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美國援外匯款合作組織盒子旁的年幼難民,1958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準備在邊境裝設鐵絲網,以阻止大陸難民湧入的婦女,1962年。
(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力比浇水
約1960年於小商店旁收聽收音機的居民,這是當時草根階層的主要娛樂之一。 (圖片提供:高添強)
1960 年代初的天台小學上課情況。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TIR Canon
雷達表
Canonet
GORK TOAINE
LAPEYAR
1966年4月5日晚,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的示威者在天星碼頭席地而坐與警方僵持。
( 圖片來源:文匯報 )
1967 年夏,港督府外的示威者。 ( 圖片提供:高添強 )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香港,有時候被人形容為沉沉入睡的僻遠殖民
地,尤其是相對於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這樣的描繪忽略了一個
事實,就是香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比以往更緊密地進入中國、大
英帝國和世界歷史的軌跡。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帶來了一個罷工和抵制
運動盛行的年代,不管在中國還是香港都是如此。中國國內竭力爭取政
治統一,隨之而來的是,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和外國租界的
呼聲也愈來愈高。這種激盪的民情沒有在香港引起任何重大的反殖民運
動,但卻令 1920年代成為香港歷史上政治最動盪的歲月。隨着社會主義
抬頭與工黨崛起,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英國受到的抨擊日益猛烈。雖
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英帝國把前奧斯曼帝國和德國的一些殖民地
和自治領劃入版圖,令其領土擴張達到最高峰,但 1922 年簽訂的《華盛
頓公約》限制了英國能用於保護其在亞洲商業利益的軍力,英國的工業
生產值和世界貿易份額都下降。
因為中國國內不同政黨勾心鬥角,各省又互相對抗競爭,香港此時
比以往更受到大陸的事件(尤其是鄰近廣東省的動盪局勢)影響。廣州
不但政權更迭頻繁,它更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中心。廣東省的鬥爭令香
港人口大增:1921年香港人口約為六十萬,到1931年升至接近八十五
萬。此外,廣東政局混亂導致當地罪案頻生,還常常蔓延至香港。例
如,在1920年代,香港水域每週都有海盜劫掠事件發生。1924年發生了
118
香港簡史
一宗尤其駭人聽聞的事件,海盜騎劫了一艘由長洲開往香港島的小輪,
把乘客帶到在中國大陸的巢穴,割下三名受害者的耳朵,寄給他們的親
人勒索贖款。
由於中國缺乏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有些香港商人為保護在大陸的
生意,就試圖影響中國政情。如歷史學者鍾寶賢所說,這些人因而「培
養出針對這個殖民地以外的政治的民族定位」。'另一方面,許多本地華人
( 尤其是富有居民)是依賴於香港的殖民地環境賺取財富,香港的穩定與
中國的動盪成強烈對比,令他們對香港產生愈來愈強的認同感——1920
年代他們與殖民地政府合作結束罷工就是明證。一位在二次大戰前夕訪
港的西方政治學者觀察到:「中國多年以來一直動盪不安,是造就一種視
香港為家的華人階級的因素之一。」’隨着殖民地政府更願意聽取華人意
見,尤其是 1925 年至 1926 年省港大罷工發生後,這種歸屬感變得更加強
烈。
通訊和交通工具的進步,使香港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更加便捷,
並令這個殖民地成為熱門旅遊地點。1920年出版的一本英國人旅遊手冊
形容香港為「遠東最有趣的旅客停靠港,它也是這個地區最重要的商業
和航運樞紐」。*著名華人學者和改革家胡適憶述1920年代末訪港之旅
時,盛讚這個城市的夜景是世界最美之一。1928年九龍啟德機場啟用,
2
3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8), 19.
Lennox A. Mills, 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itish Malaya and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390.
R. C. Hurley, Handbook to the British Crown Colony of Hong Kong and Dependencies (1920), reprinted in John and Kirsten Miller, eds., Chronicles Abroad: Hong Ko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94), 171.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19
到了 1936 年帝國航空公司(Imperial Airways)開辦香港至馬來亞檳城的
航線,旅客可取道檳城飛往英國。泛美航空則經營往來馬尼拉的航班,
從而將香港與三藩市連繫起來,而乘搭中國航空公司開辦的航線,則可
由這個殖民地往來中國大陸。
香港對英國作家也有很大吸引力,令他們着迷不已,因為在他們眼
中,這個殖民地「是帝國的前哨,是被廣袤的中國包圍的細小飛地,是
生機勃勃、充滿新鮮經歷的異國轉口港;而矛盾的是,它是處於一個險
惡大陸邊陲的正常的彈丸之地」。“著名小說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 )
在《彩色的面紗》(The Painted Veil, 1924)這本小說裏,把香港的歐籍人
社會寫成是情慾和醜聞的淵藪。他下筆辛辣,以致殖民地官員抗議,書
中角色所影射的人物更控告毛姆誹謗並贏得官司,後來荷里活把這本小
說搬上大銀幕,由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主演。名氣沒有毛姆大,
但寫過不少有關中國和亞洲著述的作家普特南·威爾(Putnam Weale ),
在1930年出版一本虛構作品《馨香之港》(The Port of Fragrance ) 花
了不少筆墨描寫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但也處理了香港歐籍
婦女苦悶和不愉快的生活。嫁給一名英國軍官的斯特娜·本森(Stella
Benson)根據自己在香港的經歷寫了幾本書:《可憐人》(The Poor Man,
1923 )
暫
,
《小小世界》(The Little World, 1925)和《眾世界》(Mundos,
1935)。本森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向國際聯盟撰寫報告,打擊香港的雛妓問
題。
4
C. Mary Turnbull, “Hong Kong: Fragrant Harbour, City of Sin and Death," in Robin W. Winks
and James R. Rush, eds., Asia in Western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117-18.
120
香港簡史
華資工業與銀行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大陸的發展,華商在這時期的香港現代
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這場戰爭令歐洲商貿撤離亞洲,較小的
華資公司因而能乘虛而入;而辛亥革命後中國局勢混亂,尤其是在 1920
年代初,孫中山所領導的廣州國民政府接受蘇聯顧問幫助,全國處於多
事之秋,令富有華人企業家大量湧入香港。來自廣東的華人每年蜂擁而
至的情況,一直維持到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大量華人遷入從前以歐籍
人為主的住宅區,華資百貨公司、餐廳和茶樓數目增加,都反映了香港
華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上升。
大多數學者認為,要到1940年代末,中國大陸的企業家為逃避內戰
和共產黨統治來到香港,那時香港的工業化才起飛。但在1970年代末,
學者弗蘭克·利明(Frank Leeming )指出,香港工業的「轉型並非發
生在四十年代末一兩年間,而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為轉型準備就
緒,而其基礎是此前一百年來在勞工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工業傳承」。'到
了 1940 年代,殖民地政府的報告仍一如以往低估香港華資工廠的數目,
但華商組織的報告顯示,香港華資工業的規模遠較政府報告所說的為大
和現代化。到了1960年代,香港已以工業聞名於世,但在1960年代之
前,殖民地政府的刊物仍一直稱香港的工業規模很小。
支持利明的說法的證據所在多有。1881年,港督軒尼詩在報告中指
出,本地華人經營的工業林林總總,包括造船、製玻璃和製繩。在1900
年代初,華人企業家力圖與外資工業競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香港設
廠製造香煙,與英美煙草公司分庭抗禮。一批華商在 1912 年創辦廣生
5
Frank Leeming, “The Earlier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9(3) (1975): 342.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1
堂,生產化妝品、香水和肥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華人資本家開始把
九龍的某些區域變成工廠區,生產手電筒、電池和內衣。香港工業到了
1930 年代已發展得很成熟,本地出口貨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由汽
車零件至食鹽、大麻布、粗麻布等五花八門的貨品,行銷到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成立於1910年代末至 1920 年代初的製藥廠,向中國和世界出口
產品。其他重要工業還有漂染、針織和煙火。在1939年,勞工事務主任
畢特( H. R. Butters )發覺,雖然如船塢和水泥等重工業大都是由歐籍人
擁有和經營,但大部分新近成立的公司和工廠「全屬華資」。6
殖民地政府一直貶低香港工業的原因,清楚反映出香港在歷史上對
於大英帝國的用途。如政治學家吳德榮所說,殖民地政府的官方記述指
香港工業在1949年後才發軔,是無視任何「非由統治當局批准的活動」,
例如華人企業家的工業發展,而只着眼於英國商人進行的對華貿易。’英
國政府擔心從殖民地進口的貨品會與英國本土貨競爭,在1930年代前
仍阻撓殖民地的政府發展工業。在香港行政、立法兩局及英國國會擁有
極大影響力的的大型英資公司,對於工業沒有太大興趣。因此,即使在
1949 年前香港各種工業非常發達,華資工業更是這個殖民地最大的僱
主,但殖民地政府還是不斷說香港的經濟成就是來自對華貿易。1934年
港督貝璐(William Peel)成立經濟委員會(當中包括主要英資公司的代
表 ),探討經濟大蕭條對香港的影響,結論是香港的經濟命脈仍然是對
華貿易,而非工業生產。但是此時香港製造的貨品,如化妝品和皮革製
品,已取代進口貨,而本地生產的手電筒也攻佔從前由英資、日資公司
6 Report by the Labour Officer Mr. H. R. Butters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1939), 109.
Tak-Wing Ngo, “Industrial History and the Artifice of Laissez-faire Colonialism,"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9.
122
香港簡史
把持的東南亞市場。英國官員更抱怨從香港進口的貨品太便宜,促使英
國和加拿大政府對之開徵進口關稅。
。
華資工業的穩定成長,既幫助也得益於香港華資銀行的發展。在
1919年前,香港的銀行分兩大類:大型的西式銀行和較小型的華人經營
的銀號。冼玉儀寫道:「大部分華人在業務上都不大與外國銀行打交道
華人經營的業務,其信貸的主要來源是西環的銀號,因為它們更清楚本
地華商的業務需要,但銀號是風險事業,業務主要靠東主或少數股東的
聲譽。這些銀號利息高,借貸期短,又無法滿足現代商業的多種需求,
例如支票戶口、押匯和信用證。到了二十世紀初,「現代化的外資銀行與
舊式銀號之間的巨大差距」,令精明的華人企業家意識到「時機已經成
熟,可以創辦既有現代化設施又能適合華人生意作風的銀行」
1919年
創辦的東亞銀行,是首家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的華資銀行,銀行的董事
都是香港影響力極大的華人,在中國、日本、印尼、印度支那和東亞各
地都有龐大商業利益。
8
。
政制發展
華人商業勢力和影響力上升,有助說明兩次大戰之間歲月的一些政
制發展。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社會上有人要求建立政治代表制和
對殖民地財政有更大的控制權。這些主要由歐籍人組織的運動全都不成
功
。
1916 年要求推行政制改革的陳情遭殖民地部拒絕,而1917年5月成
立的政制改革協會(Constitu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存在時間不長,
8
Elizabeth Sinn, Growing with Hong Kong: The Bank of East Asia, 1919-1994 (Hong Kong: Bank of East Asia, 1994), 4-5.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3
成果也不彰,港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在 1920 年更斥之為「荒唐
的組織」。在1919年,一群居民(主要是英國人,當中包括立法局非官
守議員)要求更多代表權。對於他們的要求,無論港督梅含理還是英國
政府都不予批准。九龍居民協會( Kowloon Residents' Association)是另
一政治組織,由一群歐籍人在1921年成立,該會要求在九龍修築更多道
路和公共設施,又要求設立類似太平山的歐籍人保留區。在 1922 年,港
督司徒拔否決另一爭取代表權的陳情,理由是那是來自「寥寥可數的歐
籍過客」。
10
和從前一樣,殖民地部拒絕要求政制改革的聲音,是因為它不信任
本地歐籍商人。殖民地部也擔心若答應這種要求,就會激發富有華人提
出相同要求。司徒拔在1923年說,給予歐籍人或歐亞混血兒投票權,
促使香港華人提出同樣要求。英國政府反對香港推行政制改革,則是出
於另一個原因。歷史學家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說,這個殖民地
「只是英中關係這個大棋盤上的一個小格子」。在1920年代,英國政府
更加堅定執行這個政策。例如,1922年外交部批評司徒拔試圖與廣州的
左翼政府建立更密切關係,指他違反英國支持中國統一的官方政策。同
樣,在 1920 年代後期,外交部反對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提出把
新界由租借變為永久佔據的建議,指它牴觸英國與中國民族主義和解的
政策。
不過,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香港確實曾推行了幾項重要的政制
9
Stubbs to Milner, July 20, 1920, quoted in John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10
Decolonization," in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London: Macmillan, 1997), 19.
Stubbs to Duke of Devonshire, March 14, 1923, quoted in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Decolonization,” 19.
11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Decolonization,” 20.
124
香港簡史
改革。在 1926年5月,金文泰提議委任華人周壽臣為行政局議員,令殖
民地部震愕不已。周壽臣是顯赫華商和華人領袖,1870年代就讀哥倫比
亞大學,是最早留學西方的華人之一,其後效力清廷嶄露頭角,他擔任
行政局議員至1936年,卸任後其議席由歐亞混血裔商人羅旭龢(Robert
Kotewall )接替。到1928年,殖民地部接納金文泰的建議,於立法局增
設官守和非官守議席各兩名。但英國商人想要增加自己的代表的願望被
粉碎,因為金文泰所選的是華人律師曹善允和葡萄牙商人布力架(Jose
Pedro Braga ),後者是首名擔任立法局議員的葡籍人。
罷工與抵制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香港社會的特點是罷工與抵制活動頻發。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香港無甚影響,但戰爭的後果卻有很大衝擊。
在戰爭期間派出逾二十萬華工到歐洲的中國,希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的
權益。但事與願違,戰勝的協約國在戰爭期間與日本有秘密協議,把
德國權益轉交日本。《凡爾賽條約》是根據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倡的公開外交和民族自決原則制定,但德國在華權益卻被私
相授受,令許多中國人認為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只是騙人把戲。德國在山
東權益轉交日本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大學生於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
廣場舉行民眾示威。北京爆發的多場示威(其中一部分今天稱為五四運
動)如野火般蔓延至其他城市,並引發大規模抵制日貨運動。在香港,
學生和記者發動反日示威,商人則領導抵制日貨運動,呼籲本地華人用
國貨。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示出西方的野蠻,並促使全世界受殖民統治的
人質疑殖民主義的合法性,而戰後簽訂並引發五四運動的《凡爾賽條
第四章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125
約》,更刺激革命民族主義的發展。受到中國民族主義崛起,以及中國和
世界各地勞工運動影響,香港的勞工意識日益高漲。
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
1920 年春天的機器工人罷工,是香港首次由工會——香港華人機器
會——組織的罷工。該會要求加薪百分之四十。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以來,港幣已貶值百分之五十,物價又騰貴,但華人勞工的待遇卻沒高
於戰前(薪水本已比華人高的歐籍工人,則獲加薪百分之十五)。大米
在 1919 年送到歐洲以緩解當地糧食短缺,引致香港大米嚴重不足和價格
上升,以致政府須實行價格管制。香港華人機器會延請了著名歐亞混血
裔律師羅文錦協助他們提出要求。在資方(主要是船塢、電力公司和政
府本身)四度拒絕勞方的加薪要求後,工人在3月31日發動罷工,一週
內有近一萬名工人參與,令香港經濟活動陷於停滯。許多罷工者離港返
穗,獲得孫中山政府和當地工會支援。雖然大多數香港人,包括許多歐
籍人,都覺得工人的要求合理,但資方寸步不讓。罷工持續超過三個星
期,最後在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 R. Hallifax)施壓後,資方才同意向工
人加薪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1920 年的這場罷工主要是經濟運動,但它在經濟領域以外也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