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簡史 — Page 5

龢被要求暫停擔任公職,直至他的戰時記錄完全得到釐清。到了翌年5
月,這個殖民地的文人政府恢復運作,羅旭龢被迫辭去行政局議員職
務,此後不再獲委以公職。周壽臣沒有再完全受重用,李子方不再獲委
任為立法局議員。然而,歐亞混血兒羅文錦得以回到公職生涯,因為英
國人相信他是迫不得已才與日本人合作(羅文錦在戰時的兩華會往往默
不作聲,這種態度大異於他在戰前擔任立法局議員時期的作風。他僅曾
在少數幾個場合上發言,其中一次是日本當局問他,如何才能改善華人
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他答道:或許首先可以做的,是日軍不要當眾解
手)。羅文錦在1946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在局內扮演重要角色,其
後在 1948 年因協助重建香港有功獲封爵士。著名律師兼成功商人周埈年
不想與敵合作,逃往中立的澳門,他也獲委任為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
並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
在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戰爭罪行審判帶來的轟動場面和創痛,也
不見於香港。一百二十九名被控以戰爭罪行並在香港受審的日本人,只
有二十一人被處決。在1941年指揮攻打香港的酒井隆中將,在中國大陸
被俘並在南京處決。1945年擔任香港總督的田中一中將,也在中國大
陸被俘,之後在廣州受審和處決。磯谷廉介總督也是在南京受審,被判
無期徒刑,但只坐了五年牢就獲釋。香港被日本佔領,也沒有產生至今
仍見於中國大陸的那種情緒。事實上,雖然日本商人受到美國佔領
軍的控制,但他們很快就在1940年代末回到香港。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65
戰後變化和楊慕琦計劃
1946年5月1日,港督楊慕琦重臨這個他在1941年12月交給日本
人的殖民地,他的回歸是有象徵意味之舉,用意是強調日佔時代只是短
暫的中斷。但楊慕琦很快顯示他無意開歷史倒車,反之,他提出了香港
歷史上最激進的政制改革。楊慕琦認為必須給予香港華人更多政治代表
權,以加強他們希望繼續受英國統治的意願。楊慕琦相信香港最終能成
為大英帝國和英聯邦內的城邦國家(city-state),要求行政立法兩局增加
華人議員的數目,又建議成立市議會,當中三分之二的議員由華人選民
投票選出,而殖民地政府則保留對財政和防務的控制權。楊慕琦也提出
加強政府本地化,以華人取代歐籍官員。儘管楊慕琦提出的計劃,是以
最近在大英帝國其他地方推行的政制改革為基礎,但他也吸取了英國人
從美國革命中學得,並應用在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南非白人子民的
古老教訓——在管治方面給予殖民地子民更多發言權,從而培養對帝國
的認同感。
雖然英國政府在1947年7月原則上批准楊慕琦計劃,但這些改革從
一開始就注定失敗。過了不久,英國政府派葛量洪接替楊慕琦,因為英
國政府擔心楊慕琦與對日投降的聯繫太密切。葛量洪在1925年至 1926
年省港大罷工時期於香港當官學生,他跟楊慕琦不同,他認為,由於這
個殖民地與中國近在咫尺,因此永遠不可能把本地華人塑造成效忠英國
的子民。葛量洪同意可以稍為增加立法局的代表性,但認為香港不能實
行他在牙買加、尼日利亞和斐濟擔任總督時發展的那種制度。他後來寫
道:「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同,因為香港永遠不可能獨立。它要麼繼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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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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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殖民地,要麼被中國收回,成為廣東省的一部分。」 葛量洪也認
為楊慕琦的改革並不必要。他和香港的英商、華商關係良好,與中國的
政軍要員也交情甚深。葛量洪認為香港華人大都寧願英國統治香港,也
相信英國能夠阻止國民黨收回香港,但如果中國共產黨控制,英國能
否阻止共產黨人收回香港,他就不那麼樂觀了,但他肯定,只要共產黨
覺得這個殖民地對他們有利用價值,就不會找香港麻煩。
但是,楊慕琦計劃無疾而終不能只怪在葛量洪頭上。雖然這位新總
督須為扼殺這些改革負上很大責任,但英國政府和香港華洋商人都不予
支持,以及中國政局波譎雲詭,都是令改革受挫的因素。雖然殖民地部
大致上支持楊慕琦的方案,但外交部擔心推行民主,以及任何要把香港
保留在大英帝國和英聯邦內的計劃,會挑釁中國政府(不論是國民黨還
是共產黨 )。有些香港官員把這些改革視為對他們行政權力的威脅。英籍
和華裔公務員和商界領袖都擔心推行這些改革,會令蔣介石的國民黨得
以影響本城的政治。國共內戰期間難民湧入也打擊了政改計劃,因為這
些難民關心眼前的生計多於政制改革。1949 年共產黨革命後湧入的中國
難民潮,這些人為不想受共產黨統治而南來避秦,對於殖民地政府更加
沒有什麼不滿。
英國政府早前很關注要求在香港推行改革的聲音,覺得須加以安
撫,但這種關注不久就煙消雲散。前一陣子矢言會致力在大英帝國推行
反殖化的工黨政府,在1948年12月和1949年8月明確表示它要保住香
港。在1949年6月,主要由外僑組成的香港革新會和九龍總商會向葛量
洪陳情,要求立法局直接選舉,而在7月,近一百五十個華人團體,包
括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九龍總商會,也向葛量洪
16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1.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67
請願,要求推行中央和市政層面的政制改革。但是,共產黨在1949年奪
得中國政權後,馬上就在1950年參與韓戰,英國外交部擔心政治改革會
激怒中國(一如要求在直布羅陀推行改革的類似建議激怒了西班牙)。
外交部在 1952 年 5 月批准葛量洪較為溫和的改革方案,但行政立法
兩局的非官守議員突然反對任何改革。四個月後,英國國會同意全盤撤
銷香港的政制改革方案。殖民地大臣利特爾頓(Oliver Lyttelton)在10
月告訴下議院,政制改革只限在市政局推行,並說任何重大改革都「不
恰當」。1958年接替葛量洪出任港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也認為,
推動任何政治改革都會挑釁中國。雖然歷史學家曾生發現,已解密的
1950 和 1960 年代英國檔案,沒有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曾警告港府
不要進行政治改革,但英國官員在為香港不推行民主找理由時,經常就
以中國不會容忍任何民主改革為託詞。”顧汝德(Leo Goodstadt )曾在香
港工作了幾十年,撰有多本關於香港的著作,他因此說:「由外籍人組成
的殖民地政府,與以華人為主的商界精英串通一氣,致力保存遺留自上
世紀的殖民地政治體制,連最溫和的改革都要扼殺。」
18
不過,戰後初期確實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諷刺的是,推動這些變
化的原動力有部分是來自日本人,他們在戰時宣傳中把香港的問題徹底
暴露於人前,最顯著的就是種族歧視和合法吸鴉片煙。斯諾寫道:「1941
年12月被日本征服,強迫舊殖民統治者暫時離職休假,讓他們退下來檢
討自己在戰前的缺失。 雖然有些老殖民者不一定同意這個後人所稱的
「1946年大遠景」(1946 Outlook),但英國政府官員和本地殖民管治者都
明白到,至少須在香港推行一些輕度的政制改革,而且這個殖民地已不
19
17 Steve Tsang,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Tauris, 1997), 117.
18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57.
19
Snow, Fall of Hong Kong,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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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到戰前的種族歧視時代。這種看法有些由如麥道高和楊慕琦等殖民
管治者本人提出,在他們眼中,英國殖民統治是邁向自治的重要步驟。
另外,求變的原動力也有出於務實考慮的重要根據:英國人知道他們須
攏絡本地華人,以令他們在香港的持續管治得以維持和具有合法性。
楊慕琦重回香港後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在1946年7月底廢除 1904年
和 1918 年的山頂條例,以及保留長洲部分地區供歐籍人使用的法例。不
久,富有華人陸續移居太平山。種族歧視突然被視為不合時宜。葛量洪
觀察到,比起 1920 和 1930 年代他在香港的時候,現在「社交場合的勢利
顯著減少」,而且「不同種族間的交往有所增加」。20戰前香港種族隔離之
普遍廣泛,常被來自其他殖民地的訪客詬病,但戰後來訪香港的人,見
到華人和外籍人共用巴士和電車,往往令他們感到詫異。在10月,戰時
曾參加英軍服務團的港大畢業生徐家祥,成為首名華人官學生。政府也
禁吸鴉片煙,又把每天最低工資增至原來的三倍。行政局的規模有所擴
大,以納入同等數目的華人和歐籍非官守議員。
但是,我們也不應誇大這些改變的重要性。許多高級俱樂部在1950
年代末前仍不接納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入會。最重要的政府和商界職位仍
然由歐籍人把持,而且由外國人主宰的香港總商會一直沒有華人主席,
直至 1980 年代情況才有所改觀。本地化計劃無甚進展。反之,政府職
位由所謂的「退役復出人員」充任,他們是由其他英國殖民地請來的外
籍殖民官員。雖然這些新官員大多比以往的殖民統治者開明,但戰爭時
期所凝聚的短暫華洋團結消失殆盡。外籍官員享有高薪和更好的聘用待
遇,更佳的晉升機會,以及優渥的房屋和醫療福利。許多殖民地官員一
直懷疑香港華人的忠誠,而這些疑慮在1949年中國革命後更有所加深,
20 Grantham, Via Ports, 104.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169
顧汝德寫道:「政府認為,華人比起英國人更易出現意識形態變化(儘管
英國外交部也有蘇聯間諜醜聞 )。」 21 隨著中國難民在國共內戰愈演愈烈
而大量湧入,本地要求改革的聲音漸漸消失。因此,英國人可以更加確
信無需推行重大變革也能保住香港。
到最後,二次大戰對香港最大的影響,可能並非在社會或政治層
面,而是在經濟層面。一方面,英國人在戰前在香港經濟所享有的支配
地位,從此一去不復返。例如,華人名副其實是這個殖民地的重建者
在1946年,工務局為香港重建工程聘用的承辦商全是華資。華人工
業家也重建他們在戰前為香港奠下的輕工業基礎。從1947年至1949年,
上海主要企業幾乎全把業務遷移到香港,令此地擁有了更大和更先進的
工廠。社會學家黃紹倫稱這些來自上海的企業家為「移民企業家」。香港
的工業基礎是在1900年代初建立,1930年代末日本侵華時期,南來的中
國工業家再把這個工業基礎擴大,移民企業家就與本地工業家合力,利
用香港這個原已建立的工業基礎加以發展。
22
另一方面,有些英國領袖從前曾懷疑香港的經濟價值,但經過這場
戰爭後,對版圖日益縮小的大英帝國來說,香港就顯得更加重要。由於
戰後外國在華的租界取消了,令外國人多年來所享有的經濟安全受到威
脅,許多外資公司不久就把總部由中國遷到香港。香港因此成為英國在
華商業樞紐,戰略價值比以前更大。由於馬來亞爆發由華裔共產黨員領
導的叛亂,加上共產黨在中國奪得政權已是指日可待,保住香港因此在
心理上也十分重要。喪失這個殖民地會傷害英國威信,並且不利於在泰
國、緬甸和馬來亞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香港有如此重要的戰略價值,
21
2222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41.
Wong Siu-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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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但保住這個殖民地的成本卻極低。1948年後,雖然大部分香港衛戍部隊
的軍費仍由英國負擔,但除此以外,香港不需英國資助一分一文。
香港與1949年中國革命
對於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和香港的反應是既憂
心忡忡,又如釋重負。大部分香港華人為內戰結束而高興。遷到台灣重
新建立中華民國的蔣介石國民政府民心盡失(雖然香港的親蔣報紙現在
要求把這個殖民地歸還中華民國)。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似乎不直接
威脅英國在華商業利益,中國共產黨也不在意要收回香港。曾把香港稱
為「一座荒島」的毛澤東主席,據說在1946年曾向英國記者說,他本人
和中國共產黨都對香港不感興趣,只要英國人不苛待香港華人,他不會
讓香港的地位損害中英兩國關係。在1948 年11 月,中共的新華社香港
分社社長喬冠華向香港政府保證,新的共產黨政府不會找香港麻煩,它
甚至容許殖民地政府為國民黨領袖提供庇護。
不過,在共產黨贏得勝利前幾個月,中英關係十分緊張,香港政府
和市民也人心惶惶。在1949年4月,共軍炮兵在長江下游炮擊英軍戰艦
「紫石英號」(Amethyst),艦長陣亡。「紫石英號」最後逃到香港,在港
英國人視船員為英雄,盛大歡迎,英文報章則把逃脫行動描繪為英勇壯
舉,但這事件令皇家海軍和英國蒙羞。雖然英國政府認為共產黨不會攻
打香港,但仍開始向香港增派駐軍,而香港政府則拘捕左派記者和取締
共黨組織,鎮壓本地的共黨活動。在1949年8月,立法局通過特別公共
安全立法,賦予港督更大的審查權力,並實行一些包括令人想起第二次
鴉片戰爭期間頒佈的措施:要求所有十二歲以上居民領取身份證,賦予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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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更大權力搜查民居,以及把「不受歡迎人士」拘捕和遞解出境。雖
然共軍在1949年10月17日(他們在兩天前抵達廣州)推進至中港邊境
就停止了,但對於許多香港人看來,那已是非常千鈞一髮的情況。
中共政府既決意在全世界消除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為何容忍英國
在自己的後院實行殖民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初幾十年,常見
翻天覆地並往往帶來災難的大變動,相較之下,新政府對於香港的政策
一直保持沉着老練。在整個國共內戰期間,香港事實上是共產黨活動的
重要基地。中國共產黨在 1947年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初更名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中共通過新華社在香港境內、中國大陸和海外華僑
間散播宣傳,利用這個殖民地的安全環境培訓幹部,並「有組織和持續
地」從本地學校和工廠招募黨員。”當共產黨在1949年勝利在望之際,他
們更為關注於控制華北。共產黨人再向英國人保證,他們執政後不會收
回香港,而且下令軍隊迫近香港邊境時,不要引起無謂糾紛。
共產黨打贏內戰後對於香港的政策也同樣務實。如曾說生所說,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說,香港問題是「介乎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
的事」。由於英國人是靠中國所簽的不平等條約中最早的一條取得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迅速說它不予承認),因此香港問題是最終須循外
交途徑和平解決的中國內政。在一個充滿反共移民的殖民地內煽動民族
主義,做得再好也是徒勞無功,做得不好更是魯莽愚蠢,甚至可能迫使
本地華人支持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權。(港督葛量洪憶述,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在鼓動香港華人難民方面並不順利,「因為這些難民是為逃避共產
23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New York and Hong Kong: St. Martin'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
24
Tsang, Hong Kong,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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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主義天堂而來的,而且對中國政府都沒有好感。 25 更危險的是,如果
共產黨人試圖在香港挑動任何反殖民鬥爭,其他強國——以及美國
可能插手干預。跟過去一百多年一樣,這個殖民地可以擔當中國通向外
部世界的窗口,對中國大有用處。來自海外華人的僑匯能提供寶貴的外
匯,有助重建中國飽受戰爭蹂躪的經濟,而中國無法生產的貨物,也可
以從這個殖民地輸入。
中國政府也了解到,可以利用香港在東亞政策方面離間英美兩國。
韓戰爆發後不久,中國總理周恩來下令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遵從
中共命令,不要干擾香港,又提醒他,香港對於打破美國和聯合國禁運
很有用,還可以令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方面產生分歧。在1951年,政治
局成員彭真指出,現在收回香港有困難,也會在國際關係方面為中國帶
來問題。彭真說,最好還是維持香港現狀,利用這個殖民地為中國的經
濟建設服務。「在沒有充分準備前去處理香港問題是不明智的」。
26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香港與新中國之間的關係總是一帆風順。中港
邊境封鎖後不久,廣東當局在羅湖和文錦渡(兩個主要過境地點)架設
高音喇叭,謾罵英國和香港政府。中方邊防守衛辱罵港方守衛,揚言一
旦中國解放香港,就會傷害他們的家人。殖民地政府擔心親北京的學校
會訓練學生從事顛覆活動,於1950年代在香港警隊編制內成立政治部,
嚴密監控香港的顛覆份子。1949年12月廣州當局挑動了一場電車罷工,
雖然罷工未遂,但卻顯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力量不可小覷。1951年
11 月一場大火令萬多人痛失家園”,在1952年3月,來自廣州的慰問團在
邊界被阻入境,引發殖民地警察與示威群眾之間爆發暴力衝突,導致一
25
Grantham, Via Ports, 158.
26 Quoted in James Tuck-Hong Tang,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92), 186.
224
27
譯註:九龍城東頭村大火。
第五章戰爭與革命
173
名示威者被射殺,超過一百人被捕,十二人被遞解出境。本地左派報章
嘗試煽動反英情緒,激起約一萬名同情者示威,抗議射殺事件,而親北
京的《大公報》又轉載《人民日報》(中共的主要國營報章)的一篇文章
批評港府,港府關閉該報六個月。在1953年9月,中國岸炮部隊向在公
海執行反走私巡邏任務的皇家海軍巡邏艇開火,造成七名軍人陣亡、五
人受傷。
但是,這類激烈事件不常發生。因為香港的生存依賴中國的善意,
更不用說食物和食水都來自中國(廣東政府最初建議向香港免費供水,
但殖民地政府擔心這會被用作宣傳,拒絕這建議),殖民地政府學習與邊
界彼方的新政府建立合作關係。英國外交部在1948年12月提出警告:
如果共產黨贏得內戰,香港會像「活在火山邊緣」。“在葛量洪的記憶中,
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緣的香港,處境並沒有那麼駭人聽聞。「中國當
局對香港的態度是消極敵視,再加上不時爆發的積極不友善活動;情況
好比廚房爐灶上的鍋,香港就是這隻鍋。平時這隻鍋放在後方文火的爐
子上慢慢地煮,令裏面的東西熱而不沸;不過,那位廚師——中國政府
-不時會把這隻鍋端到前方火力強的爐子上,讓裏面的東西一下子猛
烈沸騰起來,過一會兒又放回後方的爐子。至於這隻鍋什麼時候會拿到
前面的爐子,煮沸裏面的東西,我們一向無從得知。」
29
28 Quoted in James T. H. Tang,“World War to Cold War: Hong Kong's Future and Anglo- Chinese Interactions, 1941-55," in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29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Armonk, NY: Sharpe, 1994), 114.
Grantham, Via Ports, 179-80.
第六章
新香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令香港無論對於大英帝國還是全世界
都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儘管共產黨人強調無意收回香港,但許多英國官
員認定香港終須交還中國。事實卻是共產革命為香港帶來新的勞動力、
資金和活力。如同大英帝國史權威路易斯(Wm. Roger Louis)所寫道,
共產黨在 1949年底佔領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英國人馬上知道「他
們將會在香港目睹一場人口和經濟的大變動,而這場變動對於此殖民地
的居民乃至整個大英帝國都有深遠影響」。'由 1946年到1950 年代中期,
約有一百萬人從中國來到香港——平均每天近三百人。雖然殖民地政府
在1950年5月限制來自中國的移民數目,但到了該年年底,湧入的移
民把香港人口推高至將近二百萬。1951年2月中國政府開始限制人民移
往廣東,這有助減低南遷香港的人數,但到了1955年香港人口已約有
二百五十萬。
1 Wm. Roge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4) (October 1997): 1056.
176
香港簡史
韓戰與冷戰
1950年韓戰爆發,香港成為「身不由己的冷戰戰士」
2
0
英國需要美
國協助它維持世界強國的地位,希望向美國輸誠,顯示自己是忠心可靠
的盟友,但又要低調行事,以免挑釁中國。同時,英國須保護其在華利
益,並維持對香港的控制。英國不大擔心中國會直接攻擊香港,反而憂
慮如果中美兩國在印支半島、韓國或台灣的敵對行動愈演愈烈,會損害
香港的前景。英國很清楚如果中國入侵香港(無論這多麼杞人憂天),香
港絕對守不住,但英國人也擔心他們所稱的「美國威脅」。美國需要盟友
圍堵中國,而香港是蒐集情報、發動宣傳戰和策劃對華秘密行動的理想
地點。不過,英國人擔心與美國合作太密切,並且過於縱容它在香港為
所欲為,會觸怒中國,令它在香港挑起事端,如果中國與美國開戰,甚
至可能攻擊這個殖民地。
儘管美國過去對香港曾很感興趣,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
已不再重視香港。美國出口到香港的貨品微不足道,這個地區似乎也沒
有什麼軍事價值。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韓戰爆發,迫使美國重
新估量香港的戰略價值。此外,由於冷戰升級,美國覺得可以利用現有
和從前的殖民地來協助圍堵共產主義。香港與中國近在咫尺,英國在這
裏有精良設施(包括信號情報蒐集站),本地華人人才又不虞匱乏,令香
港成為蒐集中國情報和監視中國的完美基地。在1949年底,中央情報局
在美國駐港領事館建立監聽站。杜魯門總統在1949年冬天至1950年陸續
關閉美國在華大使館和領事館後,領事和匯報工作就遷到香港 因此,
及至1950年代,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編制,是全世界美國領事館中最
2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Oxford, UK: Clarendon, 2004), 6.
第六章新香港 177
龐大的。在美國對抗中國的心理戰中,香港也發揮重要作用。在香港的
美國新聞處出版反共宣傳雜誌,例如《今日美國》和《四海》,還有各類
小冊子和傳單。香港是美國海軍的熱門渡假休整地點,其後在越戰期間
也是。港督葛量洪回憶說,中國政府「一直以此為宣傳口實,聲稱這證
明香港是美帝國主義的基地,而英國則是美國的走狗」
。
碍
反諷的是,在1949 年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後的歲月,對香港經濟最大
的威脅並非來自中國共產黨,而是來自最堅決要遏止共產主義散播的國
家——美國。雖然香港因支援英國出兵韓國獲得一些經濟利益,但香港
經濟因為兩個禁運而受害:聯合國以中國介入韓戰為由對中國實施的戰
略物資禁運,以及美國對中國實施的全面貿易禁運。英國政府也限制出
口到中國和香港的貨物,但負責執行美國禁運令的檢察員,為確保中國
貨不會通過香港運往美國,採取了非常極端的手段。葛量洪說:「最經
典的例子是臘鴨。臘鴨是在香港製造,然後出口到美國。製造臘鴨的鴨
子是在香港孵化,但鴨蛋卻是從中國運來。那麼,這些鴨算是共產主義
鴨,還是道地英國鴨呢?雙方為蹉商這個問題的往來通信,堪稱卷帙浩
繁,最後終於找到解決方法。就是孵蛋時要有檢查人員在場,為剛孵出
的小鴨在腳上蓋印,鴨子長大後再另加記號,這樣才可以把鴨子宰殺、
曬乾,再運到美國。」'作家韋爾什(Frank Welsh )發現蝦也面對相似的
窘況。牠們「或許是在可輸往美國的香港水域捕獲,但是,這些甲殼類
動物究竟是在這裏出生成長的,還是滲透進來的共黨份子?由於找不到
*
3 譯註:後改名《今日世界》。
4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69.
5
Ibid., 166.
178
香港簡史
確切證據說清楚蝦的來源,香港的蝦一律禁止出口到美國」
隨着冷戰緊張情勢日趨熾烈,香港開始有「東方柏林」之稱。之所
以有這樣的稱呼,部分是由英國決策者創造,以吸引國際支持,但這個
比喻模糊了一個事實,就是香港的生存有賴於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尤
其是廣東省政府),而非與之疏離。在韓戰和整個冷戰期間,香港政府
都採取非常務實的對華政策。它同中國一樣,不去管香港政治地位的問
題。韓戰時期,香港對中國用處極大,在中國受到禁運期間,天然氣、
煤油和盤尼西林等稀缺貨品從香港走私進中國,僑匯也經香港匯回中
國。許多新界居民走私貨物到中國,從禁運中獲利。本地名流張人龍回
憶:「所有能在中國賣得出去的東西,都用貨車或船走私進去。在月黑
風高的晚上,吉澳的海灘上滿佈小艇,還有提着燈籠的男人和一堆堆貨
物,一派我想像中十八世紀英國走私海灣的景象。」
7
東方柏林這個比喻,並不表示英美兩國對中國和香港必定持相同立
場。英國在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則
繼續承認台灣的蔣介石政府。1949年底發生了一宗事件,顯示香港政府
須如何平衡與英國、中國和美國政府的關係。當年12月,英國和中國就
中國國有資產及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運輸公司爆發爭執,這兩家航
空公司在國共內戰期間為了安全理由把基地遷到香港。國民政府要求香
港政府扣押這兩家公司的飛機,以免它們落入中共手裏會被用來攻打台
灣,但在英國政府回應前,有七架飛機就被在港的國民黨特務炸毀。此
外,美國政府詢問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港府能否不要把剩下的飛機交
給中共,美國插手令事件更為複雜。
6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Kodansha, 1993),
7
450-51.
Cheung Yan Lung, “Rural Politics," in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
第六章新香港
179
1950年4月,香港首席按察司把這些飛機判歸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所有,美國國務院立即施加壓力,要求英國政府介入。英國很
清楚這事件對中英關係會有重大影響,擔心若不把飛機交給中共,可能
導致中共在香港策動罷工、暴動和破壞活動,或甚至對香港實施經濟禁
運;但若將飛機交給中共,則會傷害與美國的關係。美國參議院和眾議
院議員大聲疾呼,警告這些飛機不但會用於攻擊台灣,還可用來攻擊日
本和東南亞,指摘英國助長共產主義散播,威脅不再支持向英國提供經
濟協助的計劃。英國政府竭力表現出並非向美國壓力屈服的姿態,樞密
院司法委員會在1952年6月裁定,這些飛機歸美國王牌飛行員兼二次大
戰時期飛虎隊的創辦人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擁有的航空公司「民
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但不應被轉移到台灣。飛機最後被
它們的合法擁有人當成廢鐵和零件賣掉。
戰後經濟繁榮
在香港官員眼中,美國和聯合國的禁運似乎常常是以傷害香港經濟
為目標,但它們卻是「似禍實福」。*禁運迫使香港步上從轉口貿易改為製
造業的轉型,如果沒有禁運,香港在戰後可能不會達到如此高度的經濟
繁榮。這種以輕工業為重點的新發展,並非由於殖民地政府採取什麼措
施所促成,事實上政府仍然以狐疑的態度看待工業,反而繼續強調香港
的貿易港地位。率先引領香港轉型的是本地華人企業家(雖然在禁運時
期,走私貨物進中國利潤很高,但他們知道這種勾當風險很高,也非長
Michael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23.
180
香港簡史
久之計 )和由中國大陸湧入的企業家。
香港華人(不管是久居此地的人還是新來乍到的移民)是1949年後
工業繁榮的最大功臣,他們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而香港的殖民地地
位,也是這種驕人的經濟轉型得以發生的關鍵。此外,一些自從香港成
為英國殖民地以來就塑造着香港經濟發展的因素,同樣功不可沒,這些
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穩定,擁有深水良港,以及來自中國穩定而廉價的
勞動力供應。在1953年,香港出口貨物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是本地製造;
到了1959年,這個比例升至百分之七十。這個殖民地製造和輸出的製造
品種類繁多,包括服裝及紡織品、塑膠玩具和塑膠花、手電筒和電池,
還有鋁製品、搪瓷製品和藤器。如果沒有過去一世紀建立的貿易和銀行
網絡,這種急速工業化是不可能發生。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偏袒英資銀
行,而華人工業家則亟需這些銀行提供的貸款。雖然史學家一般認為,
香港是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初始崛起成為區內的金融中心,但經濟史
家凱薩琳·申克(Catherine Schenk)指出,其實早在1950年代,香港受
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佔的位置及其殖民地狀態「深刻影響」,這種崛起
在那時業已發軔。根據申克所說,在戰後發展的、規管趨於嚴格的國際
體系中,殖民地貨幣體系令貨幣保持穩定。”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又是亞
洲轉口中心的地位,因而奠下了它崛起成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而東亞
其他地方政治動盪,更加強了香港的經濟競爭力。
9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London: Routledge, 2001), 8.
第六章 新香港
181
應對世界新秩序
到了 1950 年代末,香港再度成為世界最繁忙港口之一,經濟也更
加工業化。但是,在印度、緬甸、馬來亞和區內大部分其他前英國殖民
地相繼獨立後,英國在亞洲的領土利益消失,香港因而對英國已無重
大的戰略價值。香港駐軍人數減至最低,海軍船塢也關閉。在1957年
10月,英國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Dwight Eisenhower)達成秘密協議,如果中國攻打香港,美國將會協
防,條件是英國答應不支持(至少暫時)中國加入聯合國。
1950 年代是香港的關鍵年代。許多來自中國的難民居住在山邊木屋
區,缺水缺電,還隨時會發生火災和山泥傾瀉。英籍教育家、社會運動
家兼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原名葉錫恩〔Elsie Elliot〕)在1951年來港,
當時是傳教士的她與木屋區居民住在一起,她難忘這些難民家庭為了生
計胼手胝足的苦況,許多這些家庭中的婦女是繡花工,杜葉錫恩憶述:
即使她們「從早到晚」工作,「掙的錢也不夠養活一個人。男人還得到別
處找活幹。要想全家有口飯吃,孩子也得去掙錢。他們的小屋裏只能點
盞小油燈,天黑以後根本幹不了活。所以他們只好坐在門口,眼睛湊近
細細的絲線,竭力捕捉最後的亮光。」有些女人「四十歲就幾近失明」。
即使年幼兒童「也得久久地坐在那裏,努力掙口飯吃。 由於營養不
良加之居住環境濕熱難耐,大多數孩子,包括最小的娃娃在內,都患有
大塊的疥瘡和皮膚感染」
10
。
人們過去大都認為,殖民地政府對於木屋區問題無動於衷,直至
1953 年 12 月 24 日九龍石硤尾發生大火,令超過五萬八千人無家可歸,
10 Elsie Tu,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184
香港簡史
•
會令中共以為英國人有份參與這種活動,因而刺激中共攻擊香港。
在 1954 年,中共戰機擊落國泰航空客機,造成八人死亡。在 1955年 4
月,接載中國官員和外國記者的印度航空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啟
德機場飛往雅加達途中爆炸。中國政府認為是台灣特工所為,要求香港
政府拘捕策劃事件的特工。在1956和58年,均發生台灣戰機在與中國
戰機空戰後降落香港的事件,引起牽涉中國大陸、台灣、英國和香港的
外交糾紛。雖然這些事件都沒有造成長遠影響,但顯示香港的新地緣政
治地位的凶險性質。
在文化方面,中港邊境封閉令許多香港華人萌生一種隔離感,殖民
地政府馬上通過教育政策加以利用。在1952年,香港教育署任命一個委
員會檢討香港學校課程內中國歷史、語文和文學的問題。1953年11月
該委員會建議着重中國文化,以抵消內地和台灣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
主義。這並非想要復歸某種文化傳統主義,反之,歷史學家陸鴻基說,
它是「在共產主義威脅下,中國文化和英國殖民管治共存之道」。因此,
1949 年後的「香港一代一代的華人學子成長起來,通過中國文化科目認
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這種身份卻與當代中國或香港本土無關。那
是一種抽象的中國人身份,屬於移居海外華人的一種愛國情操。另外,
由於這種情操與中國這個有形實體的善惡美醜毫無關係,他們因而可能
更無所保留地堅持」 *雖然這種課程一方面有助培養學生對於中華文化
的傳承感和認同感,但另一方面也令香港人產生一種認為自己處於中國
和西方邊陲的感覺。
16 Bernard Hung-kay Luk,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4) (November 1991): 667–68.
第六章 新香港 183
由於『瞥伯』無處不在,她們通常得找人陪伴才行。所謂廁所,只有一
條貫穿整排蹲坑的窄窄的溝渠,每隔一段時間會放水沖廁。」
13
。
14
政府也繼續極為依賴宗教和慈善團體提供社會福利,例如,歷史學
家朱益宜說,天主教瑪利諾女修會「帶頭為難民社群服務」,在徙置區開
辦學校、診所和青年中心,並「走到山坡木屋區,照顧有需要的人」
香港政府沒有更盡力照顧大陸來港難民的原因之一,是它認為一旦中國
局勢穩定,這些人就會返回中國。但如安德葛所說:「沒有宣之於口的想
法是:沒有人逼亞裔人(尤其是中國人)來香港,他們要來與人無尤,
來了以後無論境況如何都得接受。」「許多殖民地官員擔心提供太多社
會福利,會吸引更多大陸難民來港。這看似是歪理,卻反映了殖民地官
員、華人精英,甚至許多普通華人共有的恆久擔憂,他們往往拿香港的
情況與中國大陸作對比,從而把香港一些很不堪的問題合理化。
在政治方面,香港政府須學習如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中華
民國共存。例如,在1956年10月,一座徙置區大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被移走,觸發親中和親台民眾衝突,親國民黨人士搶掠共產黨支持者
開設的商店。在有親共人士遭親國民黨群眾襲擊和殺害後,香港警察就
向親國民黨暴徒開火。事件發生兩週,共有59人死亡,443 人入院。
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敵對行動經常危害到香港的穩定。三地政府
常常為漁權和領海問題發生齟齬。在整個1950年代初,國民黨時常對共
產黨控制的沿海島嶼進行游擊擾襲,並截查和騷擾包括英國貨輪在內的
外國船舶。香港和英國政府擔心國民黨在香港附近進行封鎖、佈雷和襲
13
Tu, Colonial Hong Kong, 45.
14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2004), 6.
15
G. 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ed. Alan Bir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20.
184
香港簡史
擊,會令中共以為英國人有份參與這種活動,因而刺激中共攻擊香港。
在 1954年,中共戰機擊落國泰航空客機,造成八人死亡。在1955年4
月,接載中國官員和外國記者的印度航空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啟
德機場飛往雅加達途中爆炸。中國政府認為是台灣特工所為,要求香港
政府拘捕策劃事件的特工。在1956和58年,均發生台灣戰機在與中國
戰機空戰後降落香港的事件,引起牽涉中國大陸、台灣、英國和香港的
外交糾紛。雖然這些事件都沒有造成長遠影響,但顯示香港的新地緣政
治地位的凶險性質。
在文化方面,中港邊境封閉令許多香港華人萌生一種隔離感,殖民
地政府馬上通過教育政策加以利用。在 1952年,香港教育署任命一個委
員會檢討香港學校課程內中國歷史、語文和文學的問題。1953 年 11 月
該委員會建議着重中國文化,以抵消內地和台灣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
主義。這並非想要復歸某種文化傳統主義,反之,歷史學家陸鴻基說,
它是「在共產主義威脅下,中國文化和英國殖民管治共存之道」。因此,
1949年後的「香港一代一代的華人學子成長起來,通過中國文化科目認
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這種身份卻與當代中國或香港本土無關。那
是一種抽象的中國人身份,屬於移居海外華人的一種愛國情操。另外,
由於這種情操與中國這個有形實體的善惡美醜毫無關係,他們因而可能
更無所保留地堅持」。雖然這種課程一方面有助培養學生對於中華文化
的傳承感和認同感,但另一方面也令香港人產生一種認為自己處於中國
和西方邊陲的感覺。
10 Bernard Hung-kay Luk,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4) (November 1991): 667–68.
第六章新香港 185
1960年代
香港的邊陲氣質令英國作家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為之着迷,
他形容這個殖民地「是我見過最生氣勃勃和令人振奮的城市」;「在猶如
戲劇般的東方場景中,卻有現代的舒適享受」,香港是個「愉快和璀璨的
殖民地,煥發着生命力,昂首前行」;知道「在距邊界僅幾英里之遙,就
有六億五千萬信奉共產主義的中國人,似乎更為這個殖民地各方面的刺
激生活平添興味;而且自港督以降的眾人,即使潛藏着緊張感,但肯定
沒有絲毫驚惶。中國只須彈一下巨指,奪下香港顯然是不費吹灰之力之
事,但中國並無顯出有此意圖」。弗萊明最後說:「不論未來發展如何,
此刻沒有跡象顯示那不祥的大限倒數已經開始。」
17
弗萊明對香港樂觀是有道理的。這個殖民地到了1960年代初已以輕
工業產品(尤其是電晶體收音機等電子產品)聞名於世。在1961年,
理查德·梅森( Richard Mason )的小說《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 )改編成電影,由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和香港演員關
南施(Nancy Kwan)主演,香港成為全球無人不知的東西方交會點。三
年後,披頭四(The Beatles)樂隊來港,在樂宮戲院舉行兩場演唱會。
1963 年,當時香港最大的水塘——位於大嶼山的石壁水塘——建成,似
乎再證明英國決心保住這個它在亞洲最後的殖民地。雖然同年《人民日
報》不祥地宣佈,香港問題將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
決」,但三年後中國外交部長宣稱會優先解決台灣問題,再處理香港和澳
門。
17
lan Fleming, Thrilling Cities (London: Glidrose, 1963), reprinted in John Miller and Kirsten Miller, Hong Kong: Chronicles Abroa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94), 101−3.
186
香港簡史
1966年天星小輪騷動
在這麼光鮮亮麗的表層底下暗潮洶湧,社會緊張已經到了非常嚴重
的地步。香港人口自1960年以來,由約四百萬躍升至近五百萬。這些新
增人口大部分是在釀成巨災的中國大躍進(1958年至1961年)和其後
的三年饑荒時期來港,據估計單單在1962年就有約十五萬名難民湧入。
1962年5月,約六萬至十萬內地人在中國邊防守軍協助下,非法越過邊
界( 雖然一個月內約六萬人被捕和遣返)。香港警察和英軍其後在英方界
線後築建鐵絲網圍欄。到了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
天台小屋。在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度懸殊、工作環境惡劣、缺乏政治
代表的情況下,加上政府貪污猖獗,1966年春天會爆發暴動,毫不叫人
意外。
當年4月4日,名叫蘇守忠的年輕華人為抗議天星小輪加價宣佈絕
食,他原本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後來改到位於重要遊客區的尖沙嘴
碼頭。第二天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他,引起其他青年發起騷動,並向警
察擲石。一名參與騷動的人被殺,到了4月8日,超過一千四百名青年
被捕。騷動似乎不是由經濟因素引發,而儘管全球反運動日益熾熱,
這場騷動也不是特別反英。參與騷動的人反而是在宣泄對社會現狀的不
滿,情況和英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騷亂者並無二致。
以為貧民爭取權益和揭露警察貪污著稱的葉錫恩,收集市民簽名反
對小輪加價,蘇守忠在抗議時也提到葉錫恩的名字,調查這場騷動的委
員會在報告中譴責葉錫恩教唆暴徒,並對警察進行「沒有事實根據」的
指控。調查委員會指騷動並非由經濟、政治或社會現況引發,但卻提不
出其他解釋。有些年輕人稱參與暴亂主要是為抗議加價,另一些人則說
是出於一時興起,鬧着玩,或者只為發泄。一名暴動領袖後來自殺,另
第六章新香港 187
一人則進了精神病院。不過,調查委員會承認,人口擠迫所產生的壓
力,加上謀生困難,「以及因為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使本港生活有潛在的不
安定——這一切所造成的種種緊張情勢,如果在別的地方,已足以時常
造成騷動。」
18
1967 年暴動
1966 年的騷動歷時不足一星期,而 1967年5月因工資和工時糾紛觸
發的暴動卻迅速升級,成為由中共香港支部——港澳工作委員會——幕
後主使的暴力事件,持續超過六個月之久。當時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
被稱為紅衛兵的年輕人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繼續革命鬥爭,香港左
派份子受文革激發,也展開對殖民地警察的鬥爭。1966年澳門也發生類
似情況,當地葡軍向參與騷亂的親北京群眾開火,但香港的情況更加嚴
重。暴徒縱火燒車和襲擊警察,本地左派學校則鼓動學生參加暴動,在
校內實驗室製造炸彈,再到全港各地放置。歷時六個月的事件結束後,
官方公佈死亡人數五十一人,其中十人是警察;至少八百人在騷亂中受
傷,另有超過三百人被炸彈所傷。超過五千人被捕入獄,往往還未經審
訊,另外有許多人被秘密遞解出境。中英關係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以來的歷史低谷。
香港之前未曾經歷過像「六七暴動」(殖民地官員的稱呼)這樣的事
件,但如同前一年的天星小輪騷亂,這次動亂暴露出香港有許多問題,
提供了易於醞釀社會騷動的環境。台灣和南韓工人的低廉工資,令香港
18
Quoted in John D. Young, “The Building Years: Maintaining a China-Hong Kong-Britain
Equilibrium,1950-71," in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Armonk, NY: Sharpe, 1994), 138.
188
香港簡史
工人憂慮會遭解僱和失業,香港半數人口是二十一歲以下,十五至十九
歲的年輕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三在學校唸書,而當中約百分之十二的學
生入讀親北京的學校,他們在學校受到文革和全球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激
發。
5月1日勞動節傳統上是工人慶祝和遊行的日子,1967年的這一
天,有三場罷工開始,而糾紛過了一星期仍沒解決,到了5月6日,在
不參加罷工的工人和警察相繼到達九龍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後,罷工
就演變成暴力衝突。當時在香港居住的英國人約翰·庫珀(John Cooper )
寫了一本關於六七暴動的詳盡記錄,如他所說,新蒲崗擁有孕育民眾騷
亂的「一切天然有利條件」,「一街接一街又高又殘舊的房屋,互相擠挨
着爭奪有限的空間;數百又數百充滿敵意的市民,在擠得像養兔場般的
屋子裏過活;多如牛毛的工人足以開展一場暴亂,不知凡幾的工人組織
又能支持暴動,更有不可勝數的學生能加入給予政治聲援。」
19
就在這種有利於騷動發生的環境中,在5月11日早上,新蒲崗的
罷工演變為政治運動,有人貼出譴責「港英當局」的大字報,揮舞着毛
澤東「紅寶書」的工人呼喊革命口號,又高唱革命歌曲。到了下午,示
威者衝撞工廠閘門,警察奉命到場。當天黃昏,有年輕人加入聲援示威
者,開始向警察投擲石頭和玻璃瓶,警察則以警棍和催淚彈還擊。警察
自1956年反共暴動後,就接受過應付騷亂的訓練,而在1966年的天星小
輪騷動和澳門衝突後,他們鎮暴技巧更加熟練。騷動蔓延至附近的東頭
邨徙置區,整個地區實施宵禁。第二天早上,九龍巴士公司司機和售票
員在尖沙嘴天星碼頭巴士總站朗讀毛語錄,並在巴士貼上反帝國主義標
語。兩名自稱來自廣州的青年身穿紅衛兵制服,在旺角一所學校外高呼
19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1970), 10.
第六章新香港 189
共產主義口號。第二天,有人貼出寫着「打倒戴麟趾」的大字報,有群
眾架設路障和街壘,又放火燒汽車和巴士。
到了5月中旬,暴動蔓延整個九龍和香港島。憤怒的示威者在港督
府外牆貼滿大字報,要求見港督,並要求釋放他們的被捕同志。這些示
威者遊行至中環,沿途塗污建築物,襲擊英國廣播公司電視攝製隊,又
要求希爾頓酒店除下英國和美國國旗。此時各種謠詠四起,如即將停水
停電、將爆發大罷工等,市面物價也飛漲。政府為鼓舞士氣發出公告,
並在電台廣播闢謠。不過,從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
零售行業,以及紡織廠和一些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
雖然在許多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中,都指事件幾乎全是由本地共產
黨人和來自廣東的紅衛兵所煽動,不過,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
爭委員會(鬥委會)是得到中國中央政府和一般民眾的大力支持(至少
在早期階段是如此 )。中國政府和香港左派激進份子一樣,認為香港的鬥
爭是全球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在5月中旬,中國外
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北京代辦霍普森(Donald Hopson)遞交正式
抗議,並提出一系列要求:接納工人的全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停止
一切「法西斯措施」,向受害者道歉及賠償,並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羅貴波譴責英國「暴行」和「血腥鎮壓」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
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並指摘英國人縱容美國利用香港作為「侵略
越南的基地」。群眾遊行到霍普森的代辦處,高呼口號、揮舞旗幟、貼大
字報和大字標語,並焚燒英國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的芻像。
在5月17日,一百萬名示威者手持大字報遊行到英國駐北京代辦
處,要求英國撤出香港,並揚言要「吊死威爾遜」。中國官方電台宣稱,
英國在香港的暴行經過精心策劃,是英國勾結美國反華陰謀的一部分 ( 美
國認為這是中英之間的糾紛而只作壁上觀,尤其是沒有美國公民捲入事
190
香港簡史
件)。5月18日北京體育場舉行了一場有十萬人參加的群眾集會,出席
的顯要人物包括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長陳毅和公安部長謝富治,謝富治
指摘香港政府與蔣介石勾結破壞中國穩定。在上海,示威者闖進英國外
交官侯衛德(Peter Hewitt)的寓所大肆破壞,塗污英女皇伊利沙伯的畫
像,強迫侯衛德向毛澤東畫像叩頭。侯衛德不肯就範,示威者就逼他繞
着自己的家走,又騷擾他的妻子和子女。
英國政府最初不願評論北京提出的要求,但它在5月 18 日發表聲
明,支持香港政府履行「其無可旁貸的責任,盡量不偏不倚和公正地維
護法律和秩序,以保障全體香港人的利益」,並說勞資雙方應有能力「以
理性和善意」解決這場騷動的起因— 「比較輕微的勞資衝突」。英國也
從聯邦事務部和外交部派出三名官員到香港逗留一週調查事件。在6月2
日英聯邦事務次官哈特夫人(Judith Hart)在下議院為香港政府辯護,但
她承諾會檢討香港的勞工法例和處理勞資糾紛的機制。即使《人民日報》
在6月3日發表社論,號召香港華人「勇猛地向着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
開鬥爭」,但英國政府仍保證會協助中國爭取聯合國席位。上議院在6月
22日辯論香港形勢,要求英國維持香港安全,但同時須改善勞工情況。
左派在香港也有多種宣傳工具,包括近十份左派報章;指揮宣傳運
動的新華社,該社還向中國內地報紙發放誇大暴動在香港得到的支持的
報道;中國銀行等建築物外架設的高音喇叭;揚言要「血債血償」、「紅
燒白皮豬」、「生炒黃皮狗」、「打倒英帝國主義」和「吊死戴麟趾」的大
字報;還有港督及其他本地英籍和華人領袖的芻像,這些芻像裝有或真
或假的炸彈,令警察不敢隨便移走。左派報紙認為香港警察偏袒資方,
令資方可以無視工人的合理要求和苦況。新華社譴責港督戴麟趾不與請
願者見面,並說他把港督府變成「批判英國紙老虎的場所,以及活學活
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大教室」。在5月29日,新華社指摘英國人
第六章新香港 191
利用航空母艦「堡壘號」(Bulwark )恫嚇香港華人,該艦名義上為進行
早已安排的演習而開到香港(事實上是戴麟趾要求英國海軍部派此艦來
炫耀武力)。
殖民地政府對於左派宣傳的回應,是進行廣泛的反宣傳工作,負責
統籌反宣傳的麥理覺(Jimmy McGregor)經常收到死亡恐嚇,並被左派
人士指斥為「流氓罪犯」、「港督的豺狼」和「在黑夜裏嘷叫的狼」。根
據《緊急狀態條例》,警察有權不經審訊就拘留涉嫌滋事人士。在5月中
旬,港府禁止使用那種設在中國銀行的高音喇叭廣播。港督戴麟趾發表
電視講話,鼓勵公眾在騷動中要堅忍沉著。到了6月1日,政府禁止煽
動性的大字報,並針對印製、派發和展示這種大字報的人制定刑罰。中
國政府和新華社香港分社譴責禁令是「政治挑釁」和「法西斯命令」。
有些英籍警官曾在其他殖民地工作,深知以武力對付這些運動十分
危險,尤其是中國就在咫尺之遙。由於中港之間的邊界很容易滲透,新
界的情況尤其棘手。在7月8日早上,來自沙頭角華界(這條位於邊境
的村落分華界和英界兩部分)的村民,用石頭、玻璃瓶、炸彈襲擊警崗,
之後甚至動用自動武器。早在6月24日,同一條村已發生過暴力衝突,
而在第二次襲擊中有五名警察殉職。當時警崗內有超過八十名警察,但
港府不欲挑釁中國,須待倫敦批准才派軍隊解救。發生這次沙頭角衝
突,加上有報告指,在中港兩地主要過境通道之一的文錦渡橋,有幾千
名穿制服的人逼近,令香港風聲鶴唳。由7月9日至11日,香港島各地
都發生暴徒與警察暴力衝突,一名警察殉職。在7月12日,政府在香港
和九龍實施宵禁。
一個週末內有六名警察殉職不但令全港震驚,也促使警察在對付左
派人士時採取更積極、更激烈的手段,掃蕩懷疑是共產黨活動的中心 ( 經
常是與駐港英軍聯合行動),收繳武器、炸彈和共產主義宣傳品。警察在
192
香港簡史
7月中旬改變戰術,左派人士亦然,他們開始用炸彈襲擊警署和其他政府
建築物。到了7月底,炸彈攻擊的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和其他
公眾地方。巴士和的士被縱火,真假炸彈幾乎無處不在。在7月20日,
政府實施九條在1949年制定的緊急法令,大部分是賦予警察更大的搜查
權和拘捕權。三家左派報紙的編輯、督印人和承印商被控刊登虛假消息
並被定罪。
到了8月份,左派份子由策動暴動改為襲擊反對他們的人和放置炸
彈,警察遂加強鎮壓。最轟動的一次掃蕩發生在8月4日,超過一千名
警察和軍人,在英軍航空母艦「赫耳墨斯號」(Hermes)的三架直升機
支援下,從陸空兩路向三個左派據點發動攻堅,其中一處設置了詭雷
並有製造炸彈的設備。左派之後改為把炸彈放到兒童容易找到的地方。
在一次事件中,一名炸彈客帶着自己的孩子去放炸彈,結果炸彈提前爆
炸,把他的孩子炸死。在8月20日,香港島北角的兩名兒童被放置在一
個球內的炸彈炸死。在8月24日,左派份子伏擊林彬的車子,林彬是很
受歡迎的播音員,曾經批評左派的行動。他們放火燒林彬的車子,又在
林彬和他的堂弟20身上淋汽油,把他們活活燒死。左派早已向華人商界和
社會領袖發出恐嚇信,現在他們又發出所謂要處死的叛徒名單。
中國政府對於警察以高壓手段對付暴徒十分關注,並對香港的軍事
活動跡象,如英國戰艦泊港,尤其感到不安。但是,最令他感到困擾的
是港府「橫蠻無理地」以「法西斯」手段拘捕和監禁左派記者。新華社
記者薛平遭香港警察拘捕後,中國政府在7月21日把駐北京的路透社
記者安東尼·格雷(Anthony Grey)軟禁(直至暴動結束很久後的1969
年 10 月,他才重獲自由)。香港警察大舉搜查親中商店,查封報館和拘
20譯註:林光海•
第六章新香港
193
捕支持者後,紅衛兵在8月22日火燒北京英國代辦處,又毆打霍普森和
代辦處內的兩名女人,直至中國士兵干預和護送這些外交人員到安全地
方。中國政府阻止英國外交和商務人員離開中國後,英中兩國政府互相
取消對方的某些外交權利。在8月29日,駐倫敦的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
民眾互毆,需警察介入處理。這引起中國更多憤怒的回應。中國政府指
英國指示警察毆打中國外交人員,取消在華英國人的出境許可,以示抗
議。紅衛兵再到駐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
到了9月,本地左派開始失去北京的支持,似乎大勢已去。警察查
封許多左派大本營,殖民地政府又答應,只要罷工者承諾不再罷工,就
會寬大處理。左派陣營出現分裂,一方想捨棄暴力路線,另一方則想繼
續襲擊。中英之間的關係已有改善。到了9月底,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報
告,儘管中國近期有這樣的行為,但英國仍然相信應該讓中國加入聯合
國。在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中方遵循每年傳統,依照協議
每天二十四小時向香港供水(暴動期間供水量有所減少)。
在紅衛兵擾亂中國輸港貨物供應後,中國領導人變更輸送路線,並
頂住了紅衛兵提出推翻香港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制度的要求,最終阻止運
動的事態鬧大。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密切注視事件,對左派的策略愈來
愈不以為然,也不滿某些著名的香港左派人士生活奢華(一名共產黨領
袖乘坐由司機開的平治汽車到港督府參加抗議)。中國政府得知香港左派
所報告的關於警察暴行的故事,是誇大失實甚至子虛烏有,又誇大港人
對左派的支持,對此大為不悅。一名鬥委會領袖出走台灣,令左派人士
和中國十分難堪。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抱怨,給予鬥委會的資金應當用於
在香港學校推動紅衛兵活動。鬥委會為慶祝十一國慶舉行了一場奢華晚
宴,也飽受中國政府和大陸報界批評。
但是,在香港和九龍市區以及中港邊界,衝突仍有發生。在9月
194
香港簡史
底,兩名香港華人警察被擄走,到了11月才獲釋,以交換五名被港警拘
捕的大陸人。在 10 月中旬,一名英籍警官被擄走,他在一個月後自行逃
脫回港(一些觀察家猜測,他其實是交換囚犯後獲釋的)。英聯邦事務部
次官石寶德勳爵(Lord Shepherd)在10月13日到港訪問,激發了新一
波暴力事件。不過,發現炸彈的報告在12月有所減少,而到了1968年1
月,騷動已大致平息。
左派在本地一直無法廣得人心,原因顯而易見,尤其是在此地人口
中,有那麼多是為逃避中共政權而來,他們對文革感到害怕和嫌惡。雖
然有些年輕人因為在1966年騷動中受到警察粗暴對待而參加六七暴動,
但左派無法獲得廣大學生的支持。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呼籲停止暴力,香
港大學學生會也表態支持政府,許多社區組織、專業協會和學校也相繼
表示支持,而幾十名本地人參加了香港輔助警察。左派中文報章支持動
亂,視之為受壓迫民族理所當然、英勇和愛國的反應,但其他中文報章
呼籲市民不要參與暴動。寄到中英文報章的讀者來信常要求政府採取更
強硬措施,但也要求結束騷動,並提出調解之道。這場亂局令許多人站
到殖民地政府一邊,而左派採取暴力手段的戰術,令警察成為英雄-
儘管警察以催淚彈和警棍襲擊鬧事者,並監禁年輕人(有美國電視台拍
攝到一群年輕示威者,在身穿防暴裝備的警察逼近他們前,用紅藥水把
自己弄得「血流披面」,這片段令民眾對左派很反感)。1969年英女皇伊
利沙伯為表揚香港警隊盡忠職守,向其賜予皇家頭銜,改名皇家香港警
察隊。
六七暴動對香港有幾個重要影響。雖然本地的共產主義運動,直至
1980 年代前一直一蹶不振,但政府對待參與騷動的人的手法,加強了如
曾鈺成等人的親中信念,當時曾鈺成的少年弟妹都被捕入獄,弟弟由於
印製和派發反政府傳單被捕,妹妹則只是因在校內行為不檢。曾鈺成回
第六章 新香港 195
憶說,許多暴動者「只是一生受壓迫的單純工人」,而政府卻以「非常高
壓和殖民地式的手段」處理騷亂。在暴動後,曾鈺成在大學內成為人們
避之惟恐不及的人物,但「在左派圈子卻感受到很多朋友之情、同志之
誼和同情理解」 其後他當上一所香港左派中文學校的校長,並在1992
年創立親北京的民主建港聯盟;其弟曾德成則在香港一家親中報章任職
21
但是,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這場動亂賦予了港府新的聲望和合法
性。六七暴動似乎證明了香港的生活比大陸好,也顯示任何形式的反英
運動對香港人都沒有好處。當時是香港大學學生的科大衛寫道:「六七暴
動是首次公開反抗現政府的行動,但對許多人來說,示威、炸彈和不時
發生的暴動,證明報上所載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是事實。
22 被迫在中
國和香港之間做選擇的香港人,大多認同殖民地政權是他們的政府。同
時,他們愈來愈視自己為一個特殊群體的成員,既區別於殖民地政府,
又不同於在中國大陸的同胞。
J
受到這場動亂的激發,無論英國和香港都有人要求殖民地政府改善
勞資關係、培養歸屬感、改善官民溝通,並擴大教育——部分原因是令
年輕人不會那麼容易接受政治思想灌輸。本地報章擔心緊急法令會繼續
實行,並批評勞工處無力處理勞資糾紛。對於被捕左派人士該如何處置
也成了問題:許多居民希望對參與放炸彈的人判以極刑,但另一些人認
為,許多參加暴動的人是年少無知,並受鬥委會領袖誤導,而這些領袖
卻毫髮無損全身而退。有些被告被定罪後判刑很重。例如,一名十四歲
的男孩因攜帶炸彈被判四年,而一名五十四歲男人因參與沙頭角暴動而
被判刑五年。
21 Tsang Yok Sing. “Coming of Age in '67," in Blyth and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98.
22
Faure,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75-76
196
香港簡史
戴麟趾政府雖然顯示它不會容忍這種動亂,但也明白到官民之間的
鴻溝非縮小不可。結果,它實行了幾項行政變革,以減少香港人的政治
疏離,並防止未來再發生動亂。港府又仿效自1900年代初就在新界實行
的理民府制度,在市區設立民政處制度,委派民政主任擔當政府與市民
之間的橋樑。這些民政主任的責任是「協助那些心中有委屈的人,清晰
地申訴不滿,並在有需要的時候維護他們的權益」。”政府部門內的公關
工作得到改善,各種諮詢委員會也有所擴大,而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
議員獲賦予更大的角色。1969年華民政務司改稱民政司,此舉顯示政府
承認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不能被當作獨立的群體來區別對待。
政府還計劃推行免費義務教育,並準備制定更多社會福利和勞工法例(例
如最終在 1970年實施的每週一天強制休息日)。儘管許多這些改革要待
到 1970 年代初,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 )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後才
實行,但是,「1967年是關鍵的轉捩點,令殖民地政權從此醒覺到須要更
關心和照顧社會低下階層,並改弦更張,銳意承擔更合乎良知和回應大
眾需要的社會政策」。此後香港一直太平無事,沒有發生嚴重騷動,直
至1984年1月初,九龍旺角爆發短暫的的士司機暴動。
不過,戴麟趾的政制改革計劃卻因六七暴動而被束之高閣。在1964
年戴麟趾來港履新那年,他有意進行政治改革。他在英國談到要擴大香
23
24
“The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 A Report to the Governor, 24 January 1969,"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 Report by the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reprinted in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8.
Ming K. Chan, “Labour vs. Crown: Aspects of Society-State Interactions in the Hong Kong Labour Movement before World War II",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142. The article is also reprinted in David Faure,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575-
95.
第六章新香港
197
港的代議政制,其後又成立委員會研究是否可能以選舉方式產生立法
局。但英國政府在1967年宣佈,由於香港的地理和政治情況特殊,尤其
是考慮到中國局勢動盪,以及文革時期中英關係緊張,不宜成立民選議
會。現在的流行用語是「諮詢」,港府靠各類諮詢委員會而非投票來達成
一致意見。戴麟趾在1969年為香港沒有民主辯解,他說:「沒有一種民
主制度或者政策方針,是放諸任何地方在任何發展階段皆適用。」
25
對於政府為縮小官民隔閡所作的努力,我們也不宜過於高估。雖然
有人建議設立申訴專員,調查有關政府部門行政失當的投訴,但這個專
責處理行政投訴的職位,要待到1989年才設立。政府在1974年頒佈《法
定語文條例》,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此舉只是為敷衍應付本地社運人
士的要求。政府政策文件和內部文件仍然全用英文,這種情況再維持了
二十年,直至 1989 年才用中文頒佈法律,而到了1995年,在較高等的法
院,英文仍然是唯一使用的語言,華人被告收到的傳票也仍然以英文書
寫。
建立福利社會
在1970年代初之前,香港政府盡量不在社會服務上花費太多。如同
1965年一份政府白皮書所說:「無論任何社會,其經濟福祉都端賴於社會
中每名居民盡力為充實其資源而貢獻,而非從中取用消耗。」不過,香
港並非一般人所認為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天堂,相反,在1960和1970
年代的香港經濟中,政府扮演愈來愈關鍵的角色。六七暴動令英國和香
25 Quoted in John Rear,“One Brand of Politics," in Keith Hopkins, ed.,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55.
198
香港簡史
港的高級官員醒覺到,如果想維持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尤其是面對文
革期間來自中國、來自其他英國殖民地,甚至來自英國國內的反殖民宣
傳,就非改善社會狀況不可。天星小輪暴動事件暴露出由社會和經濟狀
況引起的不滿,六七暴動則顯示這種不滿如何激發政治緊張。
香港政府奉行新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其主要擘畫者是 1961 年至
1971 年擔任財政司的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郭伯偉的想法與同
時代的英國人不同,他相信發展經濟最好放任自流,讓商人處理,政府
盡量不要介入。不過,他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公共建設,並為真正有需
要的人提供公共教育、醫療服務和房屋。在他任內,實質工資上升了百
分之五十,貧窮家庭的百分比則由約百分之五十下降至約百分之十五。
但是,免費義務小學教育被推遲,擴大福利改革(包括工人退休和保險 )
的計劃觸礁,對於這些郭伯偉都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新的徙置區居住
環境惡劣不堪(約五十名居民共用一個公共浴室)。雖然1963年落成的
瑪麗醫院是當時英聯邦最大的醫院,但各診所和醫院仍有人滿之患,病
人有時候須共用病床。許多兒童得不到正規教育,小學免費義務教育直
至 1971 年才推行,中學則要到1978年才實施。
26
鑒於香港在 1960 年代面對的問題和情況,許多香港人覺得麥理浩
政府「幾乎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20 麥理浩是首位並非出身殖民地的港
督,而是從外交部的職業外交官中選派。他在二次大戰期間曾任英國駐
漢口領事,之後擔任過駐西貢和哥本哈根大使,1960年代初也曾任港督
柏立基的政治顧問。麥理浩竭力擺脫殖民統治者的形象——他從港督府
走路前往立法局議事廳,不坐港督坐駕;他巡視本地社區時穿短袖開領
襯衫,與一般人見面攀談。杜葉錫恩回憶,麥理浩是「一位不同的港督,
26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1.
第六章 新香港 199
他是外交官出身,而不是根本不關心其統治下的殖民地的當地居民權利
的老派殖民者」。
27
麥理浩的觀念迥異於以前的港督,他覺得福利概念很可取,只要它
們經濟上可行,並且不會被濫用。在他執政期間,公共房屋、免費義務
教育、公共援助、交通、勞工法規和社會福利都長足發展。麥理浩擅長
以豪言壯語大膽許諾來宣傳他的計劃。例如他宣稱他的十年建屋計劃會
令木屋區成為歷史陳跡,並消除居住環境擁擠的情況。他的其他改革,
尤其是教育和醫療改革,和建屋計劃一樣雄心勃勃,令市民對他的政府
印象極佳。到了1983年,超過百分之四十的香港人住在政府房屋,主要
是由高層大廈組成的大型屋邨。麥理浩政府也在新界開展新市鎮(即衛
星城市)計劃。新市鎮計劃並非只興建住宅單位,而是要建設自給自足
的社區,每一個市鎮都有學校、商店、餐廳和休閒區域,還有工業區。
在麥理浩任內,公務員編制擴大超過百分之七十,由1973年的近102,000
人,增至 1983年的174,000人。面對自然環境廣泛惡化,麥理浩政府在
1976 年規劃出郊野公園網絡(香港最長的遠足徑,就是以這位總督命名
的麥理浩徑)。
。
麥理浩的作風明顯迥異於老派的殖民地總督。但他的許多改革,是
早在戴麟趾時代已經構思,當中有部分是對 1966 和1967年騷動的回應
香港正在變化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形勢,也大大有利於麥理浩的改革。他
在1971年11月到任時,香港已經從六七暴動中恢復過來。現時執政的
威爾遜首相工黨政府,比起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統治英國的保守
黨政府,更為關心社會問題和工人權益。在麥理浩時代替郭伯偉的夏
鼎基(Philip Haddon-Cave),在不知不覺間已偏離於其前任的經濟政策。
27
Tu, Colonial Hong Kong, 120.
200
香港簡史
由 1970 年至 1972 年,政府開支增加超過百分之五十,從此穩定上升。在
1970 年至 1971年,社會福利開支是四千萬港元,1986年至1987年的超
過二十五億港元,在1996年至1997年則逾一百五十億港元。
麥理浩擔任港督期間,剛好是香港經濟蓬勃成長的時期。香港到了
1960 年代末,已經集齊了所有成功經濟體系應有的要素:廣大的貿易網
絡和穩固的工業基礎,現代的國際銀行業務體系,完善的公共服務,以
及受過相當程度教育的勞動力。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令香港擁有龐
大人口,也就是說有更多生產者和消費者。由 1960 年代進入1970年代,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而由1970年代初
到 1980 年代初,則共增加了四倍。房地產業的發展也大大推動了香港的
經濟成長,這行業主要由華人企業家領導,如以經營塑膠廠和投資房地
產起家的廣東移民李嘉誠;另外,香港經濟也得益於大量湧入的外國投
資,尤其是由日本和美國。到了1970年代末,華資公司實力已開始壓過
老牌英資洋行,華人企業家更建立了三個股票交易所,與在1880年代創
立、由歐籍人主宰的香港證券交易所分庭抗禮(四家交易所在1986年合
併)。航運業鉅子包玉剛在1950年代開展業務時,旗下只有一艘小船,
到了 1979年,他收購怡和洋行於1889年創立的子公司香港九龍碼頭及貨
倉有限公司。李嘉誠則收購和記黃埔,它是1870年代創辦、專營碼頭和
航運業務的本地英資大企業。
此外,麥理浩是戰後第一個不用擔心與中國關係緊張的港督。在首
相希思(Edward Heath)主政期間,英中兩國開始談判恢復正常關係。
中國在 1970 年代末開始開放政策後,中英關係有所改善,中國也開始在
香港經濟中扮演更大角色。1972年美國與英國分別是香港第一和第二大
28 譯註:遠東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和九龍證券交易所。
第六章 新香港 201
市場,到了 1986 年,中國已成為它的第二大市場(美國仍居首位,而英
國則跌至第四位)。在1972年,日本和中國是香港最大的進口來源地,
英國排第四。到了1981年,英國跌至香港第七大進口地。總體而言,到
了 1986年香港與中國的生意來往多於任何其他國家。
麥理浩在任內及後來都常遭人批評不推行政治改革。香港的政治結
構確實沒有什麼轉變。在1981 年前,市政局是唯一有民選議員的議會。
有高級官員建議改組行政局,遭到麥理浩否決。立法局議員中近半數是
政府官員,而非官守議員也只能代表整體人口中的極少數人。行政局成
員主要是高級官員和代表商界利益(尤其那些老牌英資公司)的委任議
員。如同記者休斯戲謔地形容:「香港的民主很乾脆俐落。行政和立法都
是以殖民統治方式進行而不以為恥。」不過,在麥理浩主政的時代,有
些立法局議員是由低下階層出身的人中選任,而在1976年,麥理浩沒有
用盡他有權委任的官守議員名額,從而使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中成為大
多數。1981年實施的地方行政計劃,旨在提供有效的溝通渠道,以就有
關地區層面的施政諮詢公眾,並推動公眾參與地區事務。雖然在麥理浩
任內實行的區議會,只有部分議席是由民選產生,也無權通過法例或制
定政策,但他們還是扮演了諮詢的角色。
然而,麥理浩任內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不應因他改革有功而
隱諱。雖然他致力改善官民關係,但殖民地政府仍然經常監視提倡改
革的人和壓力團體,如香港觀察社、教育行動組、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
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此外,政府還竊聽參與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
人的電話,常常試圖抹黑他們為左派激進份子來加以威脅。直至 1980 年
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政府常指本地華人不具
29 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2nd rev.
ed.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76), 35.
202
香港簡史
備合適的品格、資質、眼界,或對公共事務缺乏興趣,以此為它不願意
聘任本地人的藉口。如同顧汝德所寫:「在英治時代最後十年之前,本地
華人在政府中所能擔當的職務一直受到限制,最高級和涉及敏感事務的
職位都由外籍人壟斷,這令官民之間的隔閡愈來愈深。」
30
儘管 1970 和 1980年代的生活水準有顯著改善,但社會上還是發生
了一些悲劇和令人黯然神傷的事件,不應視而不見。例如,在1972年6
月,在連續四天下了約四十英寸雨量的大雨後,導致山泥傾瀉,令超過
250人死亡。1975年越南共產黨得勝統一全國後,約七萬名越南船民為
避難逃到香港。1982年香港導演許鞍華的電影《投奔怒海》,把越南船
民的悲慘遭遇刻劃得淋漓盡致,引起香港人的一些同情,但他們的出現
也挑起恨意和敵意,特別是本地的社會服務和房屋設施原已不足,現在
因這些難民來到而更捉襟見肘。港府為遏止更多難民來港,在1982年7
月實施禁閉營政策,把大量越南難民關閉在由懲教署管理的禁閉營內。
儘管政府竭力安排其他收容國收留這些難民,又勸他們自願返回越南,
但禁閉營一直存在至1992年。在1980年代末·香港仍有許多人露宿街
頭,更不要說有約四十萬住在山邊木屋區的人。在1986年冬天的農曆新
年,九龍朱牯仔村大火,令二千人無家可歸。
30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38.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