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愎自用、固執、講話囉嗦”，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他總是把名人的名字掛在嘴上，還熱衷於大談名人的趣聞逸事。不過，他之所以能夠在
1859年以 38歲的年齡獲得首任昆士蘭總督之職，靠的是與格拉斯敦的交情。
寶雲
34歲時就已是二等高級聖邁克爾和喬治勛爵士，出任昆士蘭總督之後，又獲得了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大十字勛章。
(15)他似乎有望爬得更高，因為在傲慢自大和趨炎附勢的外表下，他還是有點真才實學的。但是，對寶雲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太大了，他把澳大利亞的養羊場
.成 “有如荷馬筆下的競技場 ”，放牧權之爭是
“古羅馬貴族與平民公地之爭的翻版
”，讓人聯想起賀拉斯《拉里薩戰場的戰利品》裏的達林丘陵草原。
(16)寶雲的殖民地生涯持續了 20多年，其間也並非一事無成，
在新西蘭尤其有所建樹。 1867年，他接替好戰的喬治
·格雷爵士出任新西蘭總督，.服那些不滿於白廳所給待遇的殖民者不要轉而要求併入美國。
1872年，寶雲被任命為維多利亞州總督，在那裏他遇到了麻煩。
1877年，該州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與終身任職的政務會圍繞預算案發生激烈爭執，
“一場政治風暴 ……一些政務會成員揚言要僱傭和武裝愛爾蘭匪徒
……與此同時，一些立法會議員呼籲採取暴力和革命手段
”。寶雲未能平息事態，此事 “極大地損害了我的 ……聲譽和前途，我再也無
法挽回 ”。(17)這一點給他.中了。之後他在毛里求斯待了 3年，
1882年被派往香港擔任他此生最後一個公職。殖民地部之所以任命他，是希望在桀驁不馴的軒尼詩之後，他能夠起到安撫作用。寶雲爵士樂於合作，只要這有助於他儘可能輕鬆地向上爬。
1883年，寶雲抵達香港。此時，他已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令人生厭者，遊手好閒，自視甚高，一味諂媚那些高高在上的相識。寶雲的上司全都瞧不起他，格蘭維爾勛爵.他是
“自命不凡的猴子 ”，金伯利注意到他“荒唐可笑的自私自利 ”。殖民地部助理次官
W.R.馬爾科姆向裏彭勛爵透露.：
“寶雲已經服務了很長時間，我們在公開場合.他很出色。實際上他滿口空話，他之所以能夠長時間保住職位，完全是由於寶雲夫人的機智、聲望以及與赫伯特（殖民地部常任次官羅伯特
·赫伯特爵士，他在澳大利亞時曾在寶雲手下工作）很深的個人交情，他極其過分地濫
用了這種交情。 ”(18)寶雲的繼任者威廉
·德輔.述了卡納豐勛爵一次晚宴的情景：當時寶雲的前任軒尼詩也在場，寶雲
“像往常一樣大聲.話，大意是.他一天之內接連見到了羅馬教皇、維克多
·伊曼紐爾和加利波第，在這個話題變得相當乏味之後，他接.廢話連篇地.道：
‘非常奇妙的事情，實在奇妙。我在同一天應邀與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道進
餐。 ’”話音未落， “矮小的波普 ·軒尼詩 ”馬上尖刻地反駁了他。 (19)
寶雲本來完全有望在香港度過愉快閒散的任期，因為正如他自己所.，
“在我看來，與我以前管理的任何一個直轄殖民地相比，香港政府的日常和緊迫工作從一開始就要輕鬆得多
”。這多半要歸功於政務官的貢獻，這些官員都是通過
20年前設立的官學生招募計劃選拔出來的。這些人包括駱克（
1883年任助理輔政司）、阿爾弗雷德 ·李斯特（財政司）、沃爾特
·迪恩（警察司）和詹姆斯
·羅素爵士（巡理府），他們都通過嚴格的考試，具備關於華人及其語言的豐富知識。在寶雲任職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輔政司威廉
·馬殊爵士管理.香港政府，事實證明馬殊完全能夠獨力挑起總督的擔子。寶雲的不幸在於，他抵達香港之際，正值戰事頻繁、戰爭謠言四起的時期，香港的防務負責人又是一位十分活躍、性情暴躁的軍人
J.N.薩金特中將。
“霍奇 ”級鐵甲艦
此時正值薩金特在遠東的第三次海外服役期，他第一次海外任職是在1860年。自那時以來，鑄炮技術又有了重大進展，巨型鋼製大炮普遍投入使用，火藥有所改進，大炮的射程和精確度都大大提高。即使是美國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鑄鐵滑膛炮，其射程也大大超過
3英里，新型大炮可以射得更遠。法國 “霍奇 ”級戰列艦的主戰武器是重達 75噸的
13﹒4英寸大炮，足以在現有岸防炮射程之外輕而易舉地摧毀維多利亞城。香港的防禦工事甚至無法抵禦輕型火炮的打擊，一些最重要的戰略防禦工事都是開放式的露天炮塔，只能防禦正面火力，無法抵擋頭頂上方落下的炮彈。薩金特敏.地注意到這個欠缺，確信陸軍部清楚他的觀點。英法合作已有
70年曆史，薩金特與白廳的皇家騎兵.隊依然憂心忡忡地把法國視為潛在的侵略者，法國在東方擴張造成的緊張局勢進一步證實了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香港從窮鄉僻壤的殖民地被推到國際衝突的最前沿。
1881年，傑出的軍事工程師、日後當選為代表普茨茅斯的下院議員威廉
·克羅斯曼爵士訪問香港，為香港設計了合適的防禦體系，但工程一直沒有開工建造。軍需司令安德魯
·克拉克爵士同意薩金特將軍的看法，認為香港的“防禦工事遠遠比不上許多中國港口，一旦爆發戰爭，法國人用
6艘鐵甲艦的優勢兵力就足以摧毀香港的首府和航運業
”。克拉克建議採取應急措施，大力加強.戍部隊，再增加
3個以上的印度團，兩艘最好的魚雷艇，更多重型大炮和速射武器。德比勛爵十分關切，下令把準備配置在普利茅斯新要塞的大炮
“十萬火急 ”改道運往香港。
安德魯 ·克拉克爵士還致函寶雲：
“目前，香港面對一艘鐵甲艦等於是手無寸鐵，一旦戰事突然爆發，我想你會淪為階下囚。
”寶雲也清楚意識到這種危險， 1884年3月8日，他向殖民地部提出警告：
“任何外國列強的
4000到5000名士兵一旦在這個島嶼的背面登陸，肯定能夠衝入城鎮（離海岸只有
4英里），我們弱小的.戍部隊難以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
”安德魯爵士的信函讓寶雲大為驚慌。
1884年9月13日，德比勛爵發來一封簡短函電通知更讓寶雲無法釋懷，德比勛爵表示希望該殖民地支付薩金特所需榴彈炮的費用：
“軍事基地的全部費用 ……同時墊付駐軍總司令所要求的各項費用。
”寶雲哀怨地詢問那位將軍： “‘墊付 ’究竟是什麼意思？
”兩天後，他以風濕病復發的可疑理由，隻身一人前往日本避難去了。
薩金特暴跳如雷，寫信給寶雲.：
“此刻正是置生死於度外，不可苟且偷生的時刻。
”殖民地新聞界也是一片嘲諷之聲， 9月13日的《士蔑西報》寫道：
在無疑是自上一次中國戰爭以來本殖民地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那位大人憑藉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平靜地背棄了自己的職責。不論有多少靠不住的理由，身體欠佳之類軟弱無力的辯解，對事實的歪曲和大量老掉牙的託詞
……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總督寶雲
……憑輕易弄到手的一紙醫生證明作為站不住腳的理由
……前往日本的浴室去過輕鬆愜意的假日 ……如果
王國政府部門的負責官員有很多是喬治
·寶雲爵士這種素質的話，英國的霸權不可能長久。 (20)
薩金特將軍雖然得到了榴彈炮 ——卡納豐勛爵在
5年後抱怨.，這些大炮的口徑仍嫌太小 ——卻丟掉了職位。喬治
·寶雲爵士有許多身居高位的朋友，足以敦促英國政府召回這位將軍。薩金特寫了一本書，字
裏行間不斷指責寶雲爵士和劍橋公爵極不公正的行為。
(21)然而，僅靠這些迅速裝配起來的新式大炮，仍不足以確保香港的安全。薩金特將軍曾親自偵察過一些敵軍可能藏匿的海灣和港口北面能夠威懾這個殖民地的制高點，他得出結論，除非佔領這些要衝，否則，
“中國人擁有的該港口的北岸將成為麻煩和不安全的根源
……一旦這個地區落入英國之外的外國列強之手，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即便不能佔領這些重要的戰略地點，至少也要使之中立化。薩金特寫道，這一點
“對於我們及時阻止那兩個歐洲強國（法國與俄國）中的任何一個攫取、或以其他方式獲得控制香港港口入口和港口本身的中國領土，具有最重大的意義
”。薩金特當時未必是想獲得如今以 “新界 ”聞名的整個地區，他僅僅是指
“對於我們的防務來.絕不可少的 ……地區
”。薩金特接連向陸軍大臣哈丁頓勛爵發出措辭強硬的函件，寶雲通過殖民地部進行了反駁。倫敦收到了薩金特發出的信息，但英國染指更多中國領土的時機尚未成熟。
這個殖民地的官員一直飽受寶雲無能統治之苦，對薩金特的離去感到惋惜。駱克表達了深切的遺憾，這個殖民地需要
“堅強有力、朝氣蓬勃、無所畏懼的領導人 ”。塞西爾 ·克萊門蒂
·史密斯寫信給薩金特：
“我非常遺憾您離開這支部隊，我們再也不會有能夠如此融洽相處的將軍。
”寶雲自己也沒能在香港久留， 1885年12月，寶去離開香港，他擔任香港總督
32個月，在這個殖民地的時間僅有 15個月。一位 “商界領袖”寫信給薩金特：
“我想不會有任何人惋惜他的離去。他是個愛慕虛榮的、愚蠢的老人，有一種毫無顧忌乃至令人反感的自我膨脹情緒。沒有安排任何告別儀式，他曾派人請賴裏先生為他安排儀式，但那位紳士拒
絕了。 ”(22)
瘟疫
不論榮譽應歸於寶雲還是那些優秀的下屬，寶雲任職期間香港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其中，意義最重大的要算立法局改組。繼伍廷芳出任臨時議員之後，首位華人議員正式進入立法局。寶雲代表殖民者與殖民地部進行了討論，最終的決定正如金伯利勛爵曾經建議的那樣，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中至少應有一名華人。立法局還引入代表制，授權全體太平紳士和香港總商會各推選一名議員，這種間接選舉方式一直沿用至今。立法局將有
5名“非官方
”議員（非官守議員），從理論上.將比以往更好地履行代表社會輿論的職能。問題在於商人勢力佔了上風。
保羅 ·遮打
香港總商會的成員和太平紳士大多是英國人。總商會成員中有 20名英國人、
6名歐洲人、 3位猶太人、兩位華人、一位帕西人和一名美國人。
79位太平紳士中， 62人是英國人， 7位華人、 7位帕西人和美國人、
3名猶太人。只有 60位不支薪的 “非官守
”太平紳士才有投票權，他們必須擁有英國國籍，全體華裔太平紳士也是如此。（香港華人可以申請加入英國國籍，但並非必須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到這個殖民地旅行或居住。）
太平紳士推選出來的立法局議員是來自孟買猶太大家族的大.
·沙遜。這麼做是為了有意識地增加立法局中非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成員（作為這一傳統的延續，沙遜的繼任者是亞美尼亞人保羅
·遮打爵士）。香港總商會推選的是乃則臣，他是匯豐銀行總經理，一位無可挑剔的大班。
立法局其他兩個非官守議員名額中有一個必須留給怡和洋行，因此立法局的意見總是明確的、毫無懸念的。整整一個世紀之內，這種體制基本上沒有任何改變，直到
1985年才引入選舉機制，而且是非常間接的選舉。
德輔
不過，香港並不缺乏無拘無束的批評，這個殖民地享有言論自由，有時候這種自由的言論近乎謾罵。寶雲也沒有想壓制對他本人的抨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經歷早已使他習慣了這一切。他安排對外分發立法局會議記錄和政府部門報告，設立了由非官方代表組成的常設委員會體制。這些委員會中最重要的是財政委員會，它有權在預算案送交白廳之前發表意見，這種體制至少產生了有益的心理平衡作用。這些改革幾乎沒有遭到殖民者的反對，他們因為無須再對付約翰
·波普 ·軒尼詩而鬆了口氣。寶雲離開這個殖民地時，立法局資深議員菲尼亞斯
·賴裏已經能夠表示，儘管以前立法局曾有過
“官守與非官守議員之間的摩擦與嚴酷的氣氛 ”，“現在已煙消雲散了 ”。
1887年10月，寶雲的繼任者威廉
·德輔爵士上任，也在制度建設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寶雲離職後，前後兩任總督之間有將近兩年的空位時期，代理總督威廉
·馬殊爵士繼續承擔自 1879年擔任輔政司以來先後在難以共處的波普
·軒尼詩和不稱職的寶雲手下一直從事的工作。德輔從切身經歷中領會了塔列朗對年輕外交家的那句忠告：
“尤為重要的是，不能有太多的熱情。 ”德輔
29歲時獲得多倫多大學的學位，對於一位殖民地總督而言算是少有的經歷。
1863年，他受命前往查理
·義律過去的領地英屬圭亞那擔任法官。像義律一樣，德輔抗議種植園主對待勞工的方式。同義律時代一樣，這些勞工並非黑奴，而是契約華人苦力，他們的狀況與過去相比沒有多少明顯的改善。德輔的抗議被《泰晤士報》.成是自
75年前沃倫 ·哈斯丁斯在印度因莫須有罪名受審以來
“公職官員所做的最為嚴厲的控告
”，為此還專門組織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德輔的一些抨擊之辭被認定言過其實，日後他也因此仕途受挫。另外部分原因是他身體很差，需要經常休假。德輔爵士的私人祕書梅含理承擔了大部分工作，總督本人也樂於承認這一點，雖然他依然覺得有必要
“每週一到兩次
”完成從山頂的夏季別墅到總督府的痛苦行程。寶雲建立的立法局例會制度侵佔了這位總督的閒暇時間，便被取消了。
德輔爵士把主要精力用於拜會名人。德
·巴爾迪伯爵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這位伯爵很難.是享有國際聲望的人物，不過畢竟是波旁家族成員，又是尚波城堡的擁有者，德輔很高興收到尚波城堡的回訪邀請。
1891年，俄國亞歷山大大公爵和日後成為沙皇的尼古拉皇儲也曾下榻總督府，他們還進行了所有訪問香港者都樂此不疲的一項消遣：購物。這是一次微服出行，未來的沙皇頭戴圓頂軟氈帽，腳穿褐色皮鞋。相比之下，年輕的喬治
·寇鬆雖然已在議會和社交界嶄露頭角，仍屬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日後一個不長的時期內，他曾對這個殖民地的前途發揮了重大影響。寇鬆熱衷於靠得住的東西，對維多利亞城
“樂土般的優雅”非常.迷。
1907年幹諾公爵到訪
德輔爵士十分遺憾的是，
1889年他因長期休假，錯過了艾菲的弟弟、維多利亞女王寵愛的兒子幹諾公爵的來訪。公爵訪問期間，德輔道和幹諾道正式開始動工興建，從而啟動了新的圍海造地計劃，濱水區將延伸到幹諾道，在香港島中心地帶提供寶貴的土地。
1862年之前，最初的海岸線就已經向外擴展，用海堤加以保護，還進行了圍海造地，只是工程一直時斷時續。這項新計劃完成後（
17年後才全部竣工），將修建一所新會館、最高法院大樓、一座板球場以及電車道，所有這些都是這座城市標誌性的新建築。
不過，德輔爵士不得不關注一個不那麼有吸引力的問題：公共.生。瞿域
1882年的報告已經移交給一個新的委員會 “潔淨局
”，在潔淨局實施瞿域的建議之前，瞿域與艾爾斯的一個預言就已經應驗了。在軒尼詩阻礙進步的任職期內，當局忽視.生狀況，等於是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1883年，這顆炸彈以霍亂大流行的方式爆炸了。新組建的潔淨局不得不停下手來應付傳染病的直接後果，等到他們可以騰出手來制訂未來的規劃，又遭到強烈的反對。在大潭興建了瞿域提議的自來水廠，污水也做了處理，關於食品管理、市場監督和重建垃圾處理工程的建議也付諸實施。但是，居住密度過大問題沒有解決，必然導致疾病蔓延。在香港，沒有錢來改善住房條件始終是個充足的理由，更何況數千名歐洲人都有相當寬敞的住宅，即使他們的房子算不上豪華。
19世紀
90年代，在《香港指南》上刊登廣告的旅館，客房都有浴室。最嚴重的過度擁擠集中在華人區，很多證據表明，一英畝大小的地皮上要住
1000多人，這意味.高房租和房東的高收益。惟一有效的解決途徑是強制留出淨空，這肯定會招惹麻煩。
瞿域希望人均有 300立方英尺的居住空間，相當於一個四口之家擁有一間
12平方英尺的房間。在香港的房東看來，即使是這樣一個有限的標準也顯得太大了。反對派的首領是何啟（很奇怪，何啟本人是個合格的醫生），為了使事情能夠順利進展，他被邀請進入潔淨局。何啟是東華醫院創始人之一何福堂牧師的兒子，作為一個傑出的人物，何啟身上體現出香港所有的長處和矛盾，在日後
30多年時間裏，他一直是這個殖
民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23)何啟曾在英國待過
10年，學習醫學和法律，成為皇家外科醫師協會和林肯律師協會的會員。在回到這個殖民地之前，他娶了一位英國妻子，還熱衷於英國的憲政和社會思潮，同時致力於提出中國人的觀點。早在何啟
25歲時，就有人提議推選他進入立法局， 1890年他被任命為立法局議員時僅有
31歲。潔淨局草創之初，百事待舉，成效甚微，即使潔淨局擁有傑出的寄生蟲病學家孟生博士這樣的成員。孟生創立了倫敦熱帶病學院，他辨別出象皮病的病因，還是瘧疾病因研究的先驅。華人似乎寧願住在不.生的環境中，也不願支付高房租和接受體檢。實際上，曾有
47名華人上書反對任何.生管制。
1879年，卡明夫人對這個殖民地簡陋的.生狀況感到震驚，她寫道：
（香港）沒有任何可用的下水道或排水溝
……不管什麼樣的污水都順.（雨水管）直接沉澱在整個港口的海濱，污染了本應是宜人的環境
……就“.生設施 ”一詞通常的含義來. ……
所有此類必備的設施都是最最原始的。各家每天一次（窮人是兩週一次！）運出垃圾（然後作為一種農業貿易的貨物運往大陸）的處理方法在女王陛下帝國的.生統計上寫下極不光彩的一筆。
(24)
直到瞿域報告發表 7年後的
1889年，香港才在殖民地部的敦促下采取了改善.生狀況的初步舉措。當年發佈的《收回官地條例》授權進行強制性購買，
“促成旨在永久改善本城.生狀況的預期實驗。本城很大一部分居民居住在擁擠密集的住房，這些住房沒有後院或後窗，其中六分之五的房間始終密不透風
”。即使這項實驗沒有收到成效，德輔仍認為無須擔心：
原本希望對翻修住房的需求，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因提供 “後院
”所帶來的改建費用和建築面積上的損失。倘若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該項目不應再繼續執行。但是，我認為值得付出一些代價來消除公眾對公共.生的極大反感和嚴重危害，惟有采取目前提出的不會導致華人居民普遍猜疑和不滿的措施。
無論如何，歐洲人始終是安全的，因為上一年發佈了《歐人區保留條例》。外國居民遞交了一份請願書，
“要求立即消除一個顯著的不幸”，即
“眾多當地人竟然獲准聚集在離歐洲裔居民如此近的地方
”。(25)現在，保留條例彌補了這個 “不幸
”，規定保留城鎮中地勢較高的中心地區，這個地區
“並非完全由歐人佔據，而是用於建造歐式房屋
”。對於這種頗為丟臉的種族隔離做法，當局閃爍其詞地做了許多解釋：
“華人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大概是因為他們本身頗為傾向於與歐人隔開。
”歐洲人在香港生活是為了華人的利益，
“華人雖然具備很多寶貴品質，卻缺乏真正進步所必需的某些素質，他們或許要花很長時間才能認識到這一點
”；他們習慣 “密密麻麻地擠在房子裏 ……這是他們各個階層的普遍狀況 ”；他們
“經過長時期的自然選擇過程之後，逐漸對與人口極度密集直接相關的健康狀況習以為常、無動於衷了
”。畢竟，倘若他們想在歐
人區居住， “條例並沒有禁止他們這麼做 ”。(26)
華人住宅與英人住宅
1894年瘟疫流行，當局出動工人清潔。
但是，復仇之神即將到來。
1894年，瘟疫襲擊香港，這場瘟疫是橫掃亞洲的大範圍流行病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廣州就曾經爆發過一場嚴重的疫病，據報告有
1000多人死亡。這場疫病爆發之際，香港社會已截然分為傳統的華人社會和現代的英人社會，只有極少數受過西方教育的華人享受到科學的公共.生醫療。當時對疫病的起因只有粗淺的認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年香港發現的疫病桿菌是由兩名日本醫生青山和北里分離出來的。中國的科學仍然落後於時代
500年之際，日本已經開始取得重大的科學發現。
人們一度懷疑這種疾病的傳播媒介是老鼠，但沒有得到證實。可以肯定，過分擁擠、不.生的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疫病迅速蔓延，香港成為這方面最有.服力的實例。如果.香港政府沒有采取什麼措施來預防疫病爆發，他們卻依照地道的家長制統治傳統，相當利落地應付了這場危機。士兵自願小分隊
——他們當中有的將死於這場疫病
——前往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搬走屍體，用石灰對感染的房屋消毒。當局採取一切可行措施控制疫情，建立緊急隔離醫院，還準備了一艘水上巡迴醫療船。
“然而，不幸的是， ”總督報告.， “華人沒有用歐洲人的眼光來看
問題。
”(27)但是，不論是德輔還是他手下的官員，誰也沒有想過要站在華人的角度來看問題。
1891年5月，德輔離開香港，之後又度過了
18年愉快的退休生活，這表明他時常發作的疾病並不那麼嚴重。
威廉 ·羅便臣
繼任者威廉
·羅便臣爵士毫不掩飾地敵視華人的習俗和思想。香港總督是羅便臣擔任的最後一個公職，此前他經歷過一番艱難的努力。他沒有上過大學，最初是以小職員身份進入殖民地政府部門，他能爬到殖民地總督的高位實屬難得。他的職業生涯是在倫敦和西印度.島度過的，因此不具備任何關於中國的經驗和知識。他在香港總督任上表現出一種可怕的冷漠，在公文的字裏行間流露出歐洲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成為他任職期間的突出特徵。按照羅便臣爵士的.法，華人之所以不願對他的預防措施給予合作，是因為
他們養成了不.生的習慣，從嬰兒時代起就.居混處，不瞭解隔離的必要。他們非常樂意像羊一樣地死去，只要他們不被打擾，疾病就在他們當中傳播
……無疑，這些看法是盲目的偏見和迷信的產物，驅使他們東躲西藏，最終必須組成搜索隊，挨家挨.地尋訪。發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情況：當一支搜索隊進入一座有數名患者的房子時，（華人）倉促間想盡辦法躲
藏……華人的聰明才智從未經受過如此嚴重的考驗，或者.從未應用於如此可悲的事情上。
(28)
東華醫院與保良局
華人也不相信政府醫院的治療方法，寧願接受對疫病幾乎束手無策的傳統中醫治療。西醫並未發現有效的治療方法，但
82%的華人患者死亡，歐洲人的死亡率卻只有
18%。東華醫院董事會能夠干預兩種文化的衝突所導致的危機，自
1872年成立以來，東華醫院董事會一直深得人心，在約翰 ·波普
·軒尼詩爵士的扶持下，醫院董事會幾乎承擔了華民政務司（同時兼任撫華道）的職責。軒尼詩有充分理由認為，僅僅委任一名官員（在當時甚至不懂漢語）負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的福利，簡直是荒謬絕倫，華人應當是政府最關切的對象。軒尼詩宣佈東華醫院董事會大廳將是
“經常與我的華人朋友就本殖民地應採取的最佳方針進行磋商
”的場所，這足以招致歐洲僑民做出不友善的反應。他們認為東華董事會不該插手政策問題，董事會
“接管了本應由華民政務司履行的職責”，正在扮演政府 “總顧問
”的角色。軒尼詩趕走了與自己的關係劍拔弩張的威廉
·馬殊，之後恢復了華民政務司的職位，任命一位能講流利廣東話的官學生出任此職。
在軒尼詩的支持下，醫院董事會組建了一個姊妹機構：保良局，這個機構旨在保護婦女兒童免遭拐賣，她們常常被賣入妓院。保良局很快就發展成類似替代性法律體制的機構，
“保良局的總理們身.清朝官員的服飾，長袍馬褂，頂戴花翎
……總理們審理案件的方式與清朝官員如
出一轍。審案多在晚間，每次至少有兩位總理出席。聽審開始之前，所有涉案者由局裏的訪事護送到局
”。(29)只有當總理們寫下裁決意見之後，一樁案子才送交華民政務司處裁決。這樣的體制在處理疑難案件時遠比英國法庭有效，英國僑民並不歡迎，他們根本不瞭解華人居民的失望情緒。
總督及其高級官員難免常常與少數最重要的歐洲公民打交道，把絕大部分時間花在招待會、花園聚會、賽馬、俱樂部、板球比賽、草地網球、音樂和戲劇演出，以及殖民地社交生活必不可少的各種茶會和晚宴。這個排外的上流社會中見不到一位華人（就這一點來.，也沒有多少下層英國人），香港俱樂部、香港賽馬會（成立於
1884年）、維多利亞遊樂會（成立於 1872年）以及業餘劇團（成立於
1844年）的成員沒有一個是華人。即使是宣稱致力於促進人類同胞之情的共濟會，最初也墨守成規地反對華人加入。在這種氛圍下，任何一位官員都不太可能無視歐洲僑民的意見。歐洲人與華人的接觸受到重重阻礙，雙方即使有接觸，也幾乎完全限於商業事務，大概各民族只有在商業領域才有一致的利益。立法局華人議員本來應該維護華人的觀點，但是，像何啟這樣的人忙於生意，大多數時候與他們的歐籍同事保持一致。
在這種情況下，羅便臣勉強與東華醫院董事會合作控制瘟疫。在東華董事會通情達理的贊同下，這位總督沒有放棄實際上絕對必要的挨門挨.查訪，他還設想了一個計劃：
不論從醫學角度看它有多麼行不通，當前的緊迫局勢和危急情況證明它絕對是正確的。我指的是建立一所臨時性疫病醫院，由東華醫院的華裔醫生主持
……華裔患者現在可以選擇歐洲或本國的治療方法，很多人選擇了前者，但絕大多數人寧願由他們自己的同胞照料。
位於堅尼地城玻璃工廠內的臨時醫院
對於受到傷害的感情而言，做什麼都無濟於事。由於死者太多，
“掩埋隊不得不把棺材埋在壕溝裏
……對於一個主要宗教儀式就是葬禮，每年都要祭掃死者的民族來.，這無異於感情上的巨大打擊
”。羅便臣發現華人對此懷有一種難以理解的恐懼。絕大多數華人出生在這個殖民地之外的地方，非常希望死後回到故鄉與祖先葬在一起，這位總督認為這隻會導致疫病進一步蔓延。自中世紀以來，嚴格限制人口流動就是控制瘟疫的惟一途徑。時至今日，那些可能發生瘟疫的地中海沿岸國家依然強制執行嚴格的檢疫所隔離制度。廣州與香港一樣疫情嚴重，這種限制本來沒有必要，但羅便臣認為，華人要求允許疫病感染者離開這個殖民地的請求
“極為荒謬，當這項要求是由一個華人紳士代表團提出來的時候就越發顯得荒唐，這些人本應很清楚不應該提出這種要求”。駐廣州總領事白利安爵士被羅便臣的態度
“激怒 ”，徒勞地想支持華人的主張：
“香港的立場似乎是，尊重華人的情感就是懷疑西方的醫學……像以往一樣，香港新聞界把對華人情感和宗教信仰的同情污衊為
在香港出賣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30)
形勢日益嚴峻，羅便臣不得不採取行動。他記錄下當時的情況：由於被禁止離境，
“華人以大批離開本殖民地來報復，買辦、承包商、收賬人、商販、家僕和苦力全都加入了大逃亡，人數多達
10萬之眾
”。難民逃往廣州，那裏的排外狂熱如火如荼，醫生被指控用新生嬰兒的眼珠炮製治療瘟疫的藥，公開張貼的佈告譴責
“本政府的種種暴行，號召民眾向外國人復仇
”。香港政府不得不安排一次有組織的疏散，用專門的帆船把患者送往廣州，虔誠地相信他們在廣州會被隔離在醫院裏。
人員流動狀況令人焦慮不安，東華醫院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不但殖民地政府，就連受過科學教育的華人也指責醫院董事會縱容
“苦力階層為主的憤怒、無知、暴亂的民眾 ”，煽動
“無知、狂熱和荒唐的嫉妒”。另一方面，華人民眾願意相信一切與外國人有關的傳聞（有一個傳聞.，外國人運走疫病患者的屍體是為了給英國皇室作藥），東華董事會主席承認必須採取醫療措施，結果差一點被華人百姓私刑處死。
1894年瘟疫過後，疫情最嚴重的太平山地區進行了重建。孟生博士是香港西醫教育的開創者，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業師。
隨.秋季來臨，氣候變得涼爽，瘟疫消退了。在之後的年代裏，瘟疫又不同程度地復發過。政府強行徵購了疫情最嚴重的太平山地區，費用高達
821，000元。潔淨局試圖進一步推行改革，又遇到麻煩。 (31)4年前的
1891年，當局曾頒佈過地方法律，要求移民來港的苦力居住的公寓進行登記，以便實施相應的.生管理。在華人看來，任何性質的登記都極其令人反感，他們把登記視為收.、勒索和其他騷擾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在何啟的領導下，華人居民舉行了多次抗議活動，最終使得該法律被悄無聲息地束之高閣。這場瘟疫徹底改變了這種不惜一切代價求得和平的政策，當局宣佈將再次實施這項法令。
政府從這場瘟疫吸取了教訓，花了
3個月時間解釋登記的目的，試圖使疑慮重重的苦力相信並沒有什麼邪惡的陰謀。雖然當局做出了不少努力，登記仍無法進行，政府決定
“不再會商，直接實施該項法令
”，結果得到的迴應是一次港口罷工。這場罷工迅速發展成全面停工，有大約兩萬名工人蔘加，貨物搬運完全中斷。與以往針對法國或為了提高薪酬的港口罷工不同，這次罷工是第一次明確地旨在迫使香港政府改變其決定的大規模行動。總督羅便臣雖然十分激動，卻正確地認識到這次罷工的性質，
“顯而易見，這次罷工不是經濟罷工，實際上是對抗該項法令和政府
”。他提醒香港總商會：
“華人確實像孩子。父母不與孩子討論問題，他們只是.明要做的事情，堅持要把事情做完。
”不過，總商會仍試圖直接與罷工者談判，信心十足的羅便臣不願接受總商會打算提出的妥協條件，敦促他們爭取徹底的勝利。於是，資方以略微提高的工資在大陸招募苦力
——大陸的苦力資源總是非常豐富的
——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勝利。羅便臣得意洋洋地報告.：
“那些開始時認為他們掌握了政權的罷工者和苦力已經得到了一個反面教訓，希望他們不要忘了這個教訓。
”
整個事件有兩個引人深思的特點。首先，它揭示了英國人對待多元文化的態度；其次，它標誌.公眾情感業已成為香港政治生活的要素。若是英國人推行十足的文化帝國主義，顯然會無視華人對那些無疑屬於改良舉措的不合理的反對。很難設想法國、美國或德國政府會表現出同樣的寬容，他們肯定會表現出不耐煩和高人一等的態度。但是，英國政府吸取了印度的經驗教訓，侵犯其他民族的情感必定要付出代價。一名英國軍官若被指控蔑視穆斯林儀式，就有可能被免職（確實曾有人因此被撤職）。像以往一樣，廣州的清朝官員想方設法避免騷亂，英國殖民地大臣和香港總督也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與此同時，人們認為確實不應該再讓華人按照
“盲目的偏見和迷信 ”去安排他們的生活，為此必須提高英語和西式教育的水準。
孟生博士在發展西式教育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1887年，他創辦西醫書院。就在這一年，何啟的雅麗氏紀念醫院正式啟用，為西醫書院的創辦奠定了基礎。這所醫院為書院輸送指導教師，併為臨.研究提供設施。孟生對原始的中醫不抱幻想，但他顯然具備英國官員所缺乏的敏感，認識到嘲弄一切的優越感於事無補。他對中醫的評價大概是實情：
（中醫的）解剖學和生理學概念是荒謬的；沒有名副其實的外科；他們有豐富的藥物，但不具備關於藥物功效以及疾病病理和診斷的知識
……如今不應滿足於新奇的觀察和思考
……而是應當不懈努力，使想像與事實相符合。
但是，西方人不能指望華裔聽眾專心聆聽他們的指導，當他們如此頻繁地 ——
把無知、沒有教養的不明事理歸結為愚蠢，把知識歸結為智慧
……我們在他們面前裝模作樣，用語言和行為告訴華人：你們是一.笨蛋。你們奉為神明的一切，都是徹頭徹尾的欺騙。你們的祖先崇拜，你們的文化，你們關於孝道的空談，你們的家長制政府
……不過是愚昧、迷信和空洞的言辭。相反，看看我們吧，我們的蒸汽船、鐵甲艦、鐵路、電報、工業機
器、代議制政府、言論自由 ……難道我們不是神靈，你們不是白痴？！ (32)
西醫書院教職工
孟生的西醫書院取得了當之無愧的成就，中華民國首任總統孫逸仙博士是該學院最早的畢業生之一。
第二年，香港繼續朝.正確方向邁進，潔淨局引入選舉機制，何啟與孟生都當選了。潔淨局雖然仍像過去一樣權力有限，效率低下，卻是香港第一個擁有民主選舉成員的官方機構。
1888年6月的首批選民包括所有列入陪審員名單的納.人，不限民族，
“所有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英語……善良而合格的人士
”，這就在所難免地會把一些華人囊括進來。最初兩次選舉的投票率令人失望，名單上的
669人只有 187人蔘加投票， 1891年第二次選舉時， 738名選民中有
492人投票。看起來香港將擁有一個真正民主（這是按照英國對地方選舉的定義，英國的地方選舉僅限於納.人蔘加）的市政當局。然而，不管如何限制選舉資格，在不遠的將來華人選民的人數仍會超過英國人。當時，英國殖民地沒有從種族角度對選舉權做出絕對限制，在牙買加、洪都拉斯和毛里求斯，黑人享有與白人相同的投票權。
然而，香港再一次被認為是與眾不同的。 20世紀 20年代的總督金文泰爵士認為：
“這個殖民地如此小而緊湊，實際上相當於一個大市鎮，所以，香港政府應當、而且必須始終關注市政事務。我認為我本人實際
上是香港市長。 ”(33)像一個世紀之後的瑪格麗特 ·撒切爾一樣，喬治
·寶雲爵士把管治香港比作管理一個郡議會。不過，香港可是在一個暗藏敵意的龐大帝國邊界保持平衡的
“郡議會 ”，而且大多數選民對這個帝國負有某種效忠的義務。
香港社會的歐洲僑民繼續施加壓力，要求獲得更多的自治權利，這個要求在倫敦得到
“英商中華社會 ”的支持。該協會的前身為 “東印度與中國協會
”，主要由那些從香港和上海回國的人士組成，成為致力於勸.英國政府支持英國在華商業利益的最重要的院外遊.集團。對於香港來.，這個組織有一點值得提及，它結束了一段由來已久的宿怨。阿爾弗雷德
·顛地是老顛地洋行的低級職員，
1866年顛地洋行破產後他不得不前往上海，如今他已經成功地爬到了社會頂層，成為阿爾弗雷德
·顛地爵士、英國諾思
·波尼奧公司總裁，在英商中華社會董事會與怡和洋行的大班們友好共事。一直以來，克錫家族始終控制.怡和洋行，克錫家族是怡和洋行創始人威廉
·查頓博士的姐姐簡
·查頓的後裔。在半個世紀時間裏，這個倫敦的對華事務遊.組織以及香港和上海總商會的活動宗旨沒有多少變化，儘管
1875到1895年間，英國對華出口的狀況令人失望：
1875年香港大會堂
這些數據令人驚奇地幾乎一成不變，掩蓋了以港幣結算的出口貿易的增長，究其原因，當是與匯率的變動有關。不容辯駁的事實是，英國對華出口仍然不到英國對荷蘭出口的三分之一。製造商和商人依然認為補救辦法只有一個，只要擺.所有限制，貿易就會迅猛增長。他們並沒有費力去解釋同期日本是如何設法把對華出口從
746，000英鎊增加到
2，794，000英鎊的。
這些人不得不承認香港本身發展得並不慢，只是苦於受到不理解香港特殊情況的英國政府的控制（這種抱怨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據稱，香港對於英國的對華貿易至關重要，應當被視為帝國的一份資產，由帝國政府支付開支。相反，本地人的錢財被用來做大方的善舉，卻沒有任何發言權，當然也就無法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早在
1863年，香港承擔的殖民地防務費用確定為每年 2萬英鎊。
1884年，這一份額被英國政府單方面提高到
56，000英鎊。次年，薩金特的新防禦工事又使得這筆款項提高到
60，375英鎊。為了支付這些開支，香港政府不得不募集貸款，被迫以英鎊結算貸款，雖然其收益是以港幣結算的。對於香港來.，這筆貸款很不是時候，隨.銀價下跌，港幣對英鎊匯率大大貶值。
1889年，倫敦決定將香港每年上繳的費用翻一番。英國政府指出，這筆費用僅佔已增長的殖民地財政收入的
17%，不過是恢復到原先的比例，穩定在香港年收入的
16%上下。渣打銀行香港分行經理托馬斯
·懷特黑德為首的殖民地居民反對這種.法，不過他們在確認了一些條件後接受了這個方案。這些條件包括用英國軍隊充實.戍部隊，為此印度土兵被遣送回國。德輔離職後擔任看守總督的菲林明爵士也認為，白廳既不坦誠也不開明。人們極為憤慨，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一致反對提高歲貢，投票決定降低政府官員的薪水以示不滿。
裏彭勛爵
至於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殖民地居民的意見就不那麼一致了。懷特黑德、何啟和遮打支持提交倫敦的一份請願書，另外兩名非官守議員，怡和洋行的詹姆斯
·克錫和這個殖民地最大的鴉片商人庇理羅士，表示反對。這份請願書提及
“英國人的慣有權利
”，聲稱有權管理地方事務，控制這個殖民地的開支，這個要求暴露出這些殖民者的主張前後矛盾。不幸的事實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香港人口有
221，400人，其中華人 211，000人，其餘的居民中只有
1450人是英國人。這些英國人當中，又只有
800人符合成年男子選舉權的條件，有資格參加投票。英國政府決不可能允許一個人數如此少的寡頭集團決定將近
25萬人的命運。殖民地大臣裏彭勛爵認為，香港成為
“儘可能不分階層和種族”的直轄殖民地，要遠勝於
“將導致大多數居民完全沒有代表權的選舉
制度 ”。(34)
裏彭小心翼翼地提及那份請願書，他注意到，在英國政府的保護下，香港已經成為一個華人社會而非英國人社會，而且這種狀況正迅速地變得越來越顯著。他認為行政局引入非官方代表是合情合理的，提醒那些請願者不要指望這種代表必定落到歐洲人頭上。事實上，這位殖民地大臣曾致函威廉
·羅便臣，提出行政局應有兩名非官守議員，其中一人應為華人。羅便臣聞訊大驚，迴避了這個問題。羅便臣提出，華人不瞭解代議制政治，況且沒有合適的候選人。倫敦做出最後的決定之前，約瑟夫
·張伯倫已取代了裏彭。張伯倫決定立法局應再增加一名非官守議員，他清楚地暗示這名議員不應是華人。與此同時，行政局兩名非官守議員將完全擇優錄用，不考慮階級或種族。結果不出所料，兩名議員分別是怡和洋行的伊榮先生以及保羅
·遮打。
(1)巴麥尊政治生涯之長在英國政壇幾乎無出其右者。從美國政壇看，能與之相比的是林肯，他的政治生涯始於傑弗遜政府時期。
(2)
奧賓：《高貴的喬治：劍橋公爵傳》（ G.St Aubyn，The Royal George：The
Life of the Duke of Cambridge），第 144頁。
(3)
資料來源：《不列顛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九版。
(4)莫利彭尼、巴克爾，前引書，第五卷，第 194—196頁。
(5)
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迫使安東尼 ·艾登辭職。
(6)科洛姆的兄弟、海軍上將菲利浦同樣不屈不撓地鼓吹捍.帝國。
(7)
迪呂伊：《法國史》（ V.Duruy，Histoiredu France），第五卷，第 899頁。
(8)馬奈
·德·巴斯蘭案卷，法國外交部檔案（ Malletde Bassilan，Quaid’s Orsai）。
(9)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197—198頁。
(10)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耆英與則濟勒的通信。在華傳教士與教民
(11)馬奈
·德·巴斯蘭案卷。
(12)
引自迪爾克：《英國擴張的難題》（ C.Dilke，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第二卷，第 526—527頁。
(13)關於
“文明使命 ”和法國殖民地政策，請見珀塞爾：《法國殖民地遊.者，
1889—1938年》（S.M.Persell，The French Colonial Lobby1889—1938）。
(14)關於這此罷工，請見洗玉儀博士發表於《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的文章，第
22卷， 1982年。
(15)在19世紀，各種榮銜尚沒有
1916年設立英帝國勛章之後那麼氾濫。聖邁克爾勛章和聖喬治勛章設立於
1818年，最初是為了獎勵馬耳他和愛奧尼亞.島的居民，
1868年擴大到殖民地和外國政府官員。英帝國勛章等級有：聖邁克爾及聖喬治爵士夥伴勛章（簡稱
CMG，謔稱： “叫我上帝 ”（Callme
God））；二等高級聖邁克爾和喬治勛爵士（簡稱 KCMG，謔稱 “.柔地叫我上帝
”（Kindly Callme God））；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大十字勛章（簡稱 GCMG，謔稱
“上帝叫我上帝 ”（Godcallsme God））。
(16)歐文
·卡萊爾，見《名人傳記辭典》（ Irving Carlyle，in DNB）。
(17)
請見寶雲的自傳作品《殖民地政府三十年》（ Bowen，Thirty Years of Colonial
Gov ernment）。
(18)
布雷克利：《殖民地部》（ B.L.Blakely，The Colonial Office），第 118頁。
(19)
德輔：《我的殖民地生涯》（ W.Des Voeux，My Colonial Service）第一卷，第
263頁。
(20)
《士蔑西報》有傾向性，其創辦人和主編羅伯特
·弗雷澤－史密斯堅決反對寶雲，而且在報上發表不敬的言辭；他曾兩次因誹謗罪入獄。
(21)薩金特的經歷取自《一位士兵的通信》（ ASoldier’s Correspondence）。
(22)
寶雲關於任職 ——玫瑰色的任期
——的.述，請見《殖民地政府三十年》，德輔（前引書，第二卷，第275—276頁）表示自己
“完全不贊同 ”前任的憲政改革。
(23)
請見蔡永業：《何啟爵士的生平與時代》（ Choa，The Life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像肯尼迪總統和戴高樂總統一樣，何啟的名字也被用來命名機場，香港的國際機場命名為啟德機場。
(24)卡明夫人，前引書，第 25頁。 (25)陳偉.，前引書，第 118頁。
(26)《1889年香港年度報告》。 (27)《1889年香港年度報告》。 (28)引文引自《
1884年香港年度報告》。更為公允的評價請見洗玉儀：《權力與慈善》（
‘Powerand Charity’）。 (29)陳偉.，前引書，第 88頁。
(30)科提斯，前引書，第 204頁。 (31)見伊文斯（
D.E.E.Evans）發表於《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的文章， 1970年，第
10卷。
(32)請見《孟生爵士傳》（ Life of Sir Patrick Manson），第七章。
(33)《香港立法局會議錄》（ Hong Kong Hansard）， 1930年1月23日。
(34)關於香港憲政問題的討論，請見邁樂文：《帝國統治下的香港，
1912—1941年》（ 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1912—1941）。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合適的動手機會
中國無條件割讓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至少在英國人看來，這兩個地方已經成為英國王室的永久領地。這個殖民地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即面積大得多的新界地區，在
1898年時僅獲得
99年租期。這個事實使得之後的香港歷史更趨複雜，而且這種複雜性將一直延續下去。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奕
歷史學家一致譴責 19世紀末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所作所為，
(1)來自香港的看法卻大相徑庭。
1894年之際，中國似乎將再次走上穩步發展之路，太平天國鎮壓下去之後，中國在
30年時間裏基本維持了穩定。朝廷的改革者鬆散地圍繞在李鴻章
——按照追隨者的話.，他是 “中國的俾斯麥
”——周圍，引導中國朝現代經濟邁進。鐵路、棉紡廠、汽船航運開始出現，還建立起一支理論上能夠抵禦任何潛在侵略的艦隊。在總理衙門，皇帝的兄弟恭親王與外國政府建立起正常的外交聯絡渠道。羅伯特·赫德爵士使總.務司署成為清廉、可靠的政府收入來源。除了俄國人在
19世紀 70年代攫取了邊境省份伊犁
——經過反覆談判，包括割讓很大一片並非很有價值的領土和支付一筆賠償，才把俄國人逐出這個地區
——中國的邊境線基本完整。
1879年，日本兼併琉球.島，中國宣稱從未認可該.島的歸屬。葡萄牙人對澳門的佔領得到正式承認，在
350年既定事實之後，這已經算不上一個重大事件。法國征服印度支那和英國兼併上緬甸，與其.在實質上，不如.是理論上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實際是中國未行使宗主國權力的屬地轉到了實際行使這一權力的法國和印度手中。英國在對華貿易穩執牛耳，把利益的砝碼置於維護中國的穩定之上。因此，儘管英國並未幫助中國抵禦法國的侵略，卻站在清政府一邊阻止外國劫掠。
1886年卸任的駐英公使曾紀澤認為：
“（與法國的）每一次衝突，尤其是最近一次衝突，中國不但看到自身的弱點，也覺察到自身的力量。
”他預言中國很快就能夠 “正式廢除 ”涉及
“領土主權割讓”的條約，主權的喪失包括 “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和其他一些方
面”。(2)
然而，這種信心所託非人。極端保守的慈禧太后始終把持大權，先後充當她的兒子同治和外甥光緒的攝政。大筆資金從國防工程中挪用，用於皇宮開銷，包括在北京城外修建一座奢侈的夏宮（頤和園）。除赫德的領地外，貪污受賄十分猖獗，據.李鴻章本人就聚斂了數額巨大的非法財富。改革派本已不敵頑固派，他們在局勢相對平穩時洋洋自得，一旦出了問題，就陷入歇斯底里之中難以自拔。
朝鮮海峽對面的那個國度實行了真正的變革。日本同樣曾面臨西方的強大壓力，結果，日本與西方人達成了條約，但未獲批准，外國人遭到刺殺，報復行徑層出不窮，外國人索取賠償，宮廷則開展了反抗西方入侵的艱鉅行動。然而，德川幕府崩潰，年輕的明治天皇即位，在與美國人簽署第一項條約之後，僅過了
10年時間，日本就足以不再被迫簽署任何條約。新的明治王朝推行 “維新
”，用一代人的時間就把日本從一個封建國家轉變為現代國家，而且是像所有歐洲列強一樣的一意擴張的現代國家。
慈禧太后
明治天皇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在黃海北部海域相遇，遂爆發了中國近代海軍建軍以來最大的一次海戰。
1874年的事件預示.未來的趨勢。就在這一年，日本佔領福摩薩（即台灣）。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爵士提出抗議，之後日本人被趕出了那裏。
20年之後，中國與日本在獨立的王國朝鮮發生一連串衝突，日本炮製了一個合適的藉口，未經正式宣戰就挑起戰端，未經任何正式程序便擊沉了一艘運載中國軍隊前往朝鮮的英國船隻。雖然西方列強試圖阻止，中日兩國最終還是爆發了全面戰爭，其結果是明確和決定性的。數月之內，清朝海軍和陸上部隊被徹底擊敗，這次失敗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個人的腐敗把防務經費消耗殆盡。赫德發現，有
3600萬兩白銀被挪作他用，導致海軍的
“克魯伯大炮沒有炮彈，阿姆斯特朗大炮沒有火
藥”。(3)
在這種腐敗行徑中大發其財的李鴻章前去與日本親王伊藤博文談
判。 1895年3月20日的會談記錄表明，李鴻章提出，中國與日本
“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
”。伊藤博文問及中國現代化進程為何如此緩慢： “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
於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4)李鴻章無法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而藤伊的紳士氣息太濃，不會去回憶往事：作為一名年輕的武士，他曾經屈尊降紆地在一艘開往倫敦的英國船隻的船桅前找了個鋪位，他在倫敦瞭解了西方的語言和風俗。
對於同一階層的中國人來.，伊藤的舉動是不可思議的，它充分.明為什麼日本比中國更好地適應了環境。到
1895年，日本的法治進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國自願廢除了早先條約規定的治外法權。直到
35年之後，同樣的事情才在中國發生。
李鴻章與日本談判代表伊藤博文等人會面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在日本馬關春帆樓與日本代表簽定《馬關條約》。
英國《笨拙》雜誌漫畫，船上方是德皇威廉二世，解僱了 “領水員 ”俾斯麥。
威廉二世與帝國海軍官兵合影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署的《馬關條約》（
1895年4月）極其苛刻，提出的條件遠遠超出了此前任何西方列強的要求。整個福摩薩、澎湖列島和滿洲的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賠償金為兩億三千萬兩，十倍於英國從《南京條約》獲得的賠償。這個條約在中國引發了極大憤怒，人們視之為巨大的恥辱。尤其是，遼東半島地處滿清皇室的心臟地帶，隔.渤海灣與北京所在的直隸相距不過百里之遙，不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喪失遼東半島都意味.這個王朝的沒落。不過，俄國的干涉扭轉了局面，俄國人也一直對這個地區虎視眈眈。在法國和德國的支持下，日本人被勸.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同時獲得一筆額外賠償。不過，這種有益的居間調停是要付出代價的。
三國干涉還遼是德國首次有機會對遠東施加有力影響。
1890年之前，俾斯麥牢牢地掌握.德國的政策，他並不特別熱衷殖民擴張。缺乏
經驗、趾高氣揚、頗為瘋狂的年輕皇帝威廉二世斥退了這位引航員，笨拙地親自掌管德國大政。之後，殖民擴張就成為時代的命令，中國被看成是為德國新
“世界政策 ”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不過，俄國是向清政府勒索租界的始作俑者。俄國迅速向東擴張，
19世紀時抵達阿穆爾河， 1850年在那裏建立了尼古拉也夫斯克城
(5)。8年後，根據在天津達成的條約，俄國獲得了從阿穆爾河到新城鎮符拉迪沃斯託克（意思是
“統治東方 ”）之間幅員達
700英里的廣大地區，俄國從此與朝鮮和日本接壤。作為幫助中國抗衡日本的代價，俄國還獲得了一個最高獎賞：歐俄所沒有的一座不凍港。
1896年6月3日，李鴻章與俄國羅拔諾夫親王和維特伯爵達成祕密協議，但協議內容當時就成為公開的祕密。協議規定，如果日本進攻俄國或中國（包括朝鮮），兩國將採取一致行動，允許俄國艦隻使用中國所有港口；俄國人還獲准把鐵路從莫斯科延伸到符拉迪沃斯託克。
俄國的成功刺激了德國人。蒂爾皮茨海軍上將密切關注.中日戰爭的進程，確信必須在中國建立煤水補給站，合適的地點是膠州灣和大鵬灣。大鵬灣距離九龍東北僅
15英里，因為離香港太近而作罷。德國選中膠州灣和青島作為據點。
1896年11月，駐北京德國公使收到指示， “要
特別留意促成合適的動手機會 ”。(6)機會沒多久就來了。次年
11月，兩名傳教士被殺，德國有了派遣艦隊的口實。
1897年12月18日，德國艦隊開往中國，帶.威廉皇帝要求獲得賠償的指令，
“如果必要，就採取最嚴酷無情的方式
”。最後通牒的誇張詞句暴露出德國的擴張野心，
“德意志的大天使米迦勒已經把鐫有德意志雄鷹的盾牌放到了中國的土地上”。海軍上將亨利親王（他在
17年前特別欣賞約翰 ·波普 ·軒尼詩的奶油）響應了皇帝的上述宣言，
“激勵我前進的目標是在外國的土地上宣告神聖陛下的福音，向將要聽到的每一個人宣講福音，還要向那些聽不
到的人宣講 ”。(7)
這個事件成為其他列強動手的信號。俄國維特伯爵就把它看作是“我們攫取一箇中國港口，特別是旅順港的有利時機
”。他還與法國人達成協議，表示俄國不反對法國對廣州灣的要求。德國和俄國很快就分別獲得了青島和大連灣附近的旅順商港。在隨後的談判中，以租借方式確認了這些地區的讓渡，英國人把這些租借條件當成拓展香港的先例。整個膠州灣地區和毗鄰島嶼租借給德國，租期
99年；另外
50平方公里地帶的主權仍歸中國，由德國軍隊駐紮，其管治需得到德國的認可。俄國人的租借地租期只有
25年，但規定進入旅順港的船隻僅限俄國和中國船隻，雖然大連灣向所有國家開放。俄國人也建立了一個類似的安全區，主權歸中國，控制權由俄國人掌握。
上述兩項協定都是在 1898年3月達成的。同年
4月，法國宣佈租借廣州灣作為海軍基地，這次的租期又是
99年，租借地範圍從廣州港向外擴展35海里。
所有這些事件令英國政府大為惱火，把這些武裝干涉視為對地區穩定的嚴重威脅。英國政局也有了新變化。格拉斯敦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在上院的堅決反對下未能通過。
1894年，羅斯伯裏勛爵接替了格拉斯敦的首相職位，繼續與貴族反對派作鬥爭，最後因為很次要的火藥供應問題在信任投票中被擊敗。
1895年，保守黨政府上台，索爾茲伯裏勛爵和阿瑟 ·貝爾福在此後
11年中先後執政。保守黨執政的頭 9年時間裏，約瑟夫
·張伯倫一直擔任殖民地大臣，事實表明他是曾任此職的最有影響的政治家，其影響遠遠超出了以往的歷任殖民地大臣。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張伯倫推行咄咄逼人的擴張主義政策，但是，保守黨政府有理由宣稱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
列強瓜分中國。漫畫中人物從左自右分別代表英、德、俄、法、日。
寇鬆
英國政府看重的依然是對華貿易的前景。發展中的工業國家憑藉關.壁壘保護本國產品，英國出口商品遇到越來越大的阻礙。
1880到1900年的 20年間，英國鐵和鋼的出口增幅不大（從 3200萬英鎊上升到
3800萬英鎊），仍然被視為最重要出口貨物的紡織品出口實際上下降了（從
10，400萬英鎊下降到
9700萬英鎊），其他國家的產品逐漸趕上英國產品。中國依然是一個自由的市場，英國在對華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1898年，中國海關關.的 56﹒4%來自英國商品的.收，俄國與法國商品分別僅佔
1﹒63%和2﹒49%。中國外貿總額為3﹒78億兩白銀，英國佔了
2﹒34億兩，法國和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的份額僅為
3500萬兩。只有日本和美國正在把他們在華的市場份額增加到相當大的比重。
從英國的角度看，中國市場的經濟重要性有待進一步拓展。 1898年
英國對華出口僅佔其出口總額的
1﹒5%，即使把中國從包括香港在內的所有英國屬地的進口都計算進來（其中鴉片進口仍然佔有很大比重），中國在英國出口總額中所佔比例仍低於荷蘭。在
25年時間裏，英國對華出口幾乎沒有多大增長，英商中華社會卻始終認為對華貿易前景廣闊。在這個時期，阿根廷已擁有
6000多英里鐵路，中國鐵路里程僅有
340英里。外國政府強行從中國攫取特權，越來越強烈地刺激.英商中華社會在倫敦和海外的成員，他們提出了一連串過分的建議，對本國政府糾纏不休。怡和洋行的克錫先生提出，應當把所有中國沿海省份都劃入英國的勢力範圍，
“我們有這個實力，所以有這種權利 ”。來自渣打銀行的立法局議員托馬斯
·懷特黑德要求致電外交部，
“中國日益動盪，民怨沸騰，不可能無限期地防止大爆發，形勢十萬火急，迫切要求派出一支英國機動部隊前往威海.或香港
”。懷特黑德的真實意圖是佔領整個揚子江河口，進而與地方當局合作，把北京政府拋在一邊。那些在英國下院擁有議席的英商中華社會成員則建議，
“如果有必要，英國應當做好戰爭準備，維護在中國的主導地位 ”。
這種近似歇斯底里大發作的背後，有.急迫的經濟原因。棉花王國日漸衰落，工業革命的心臟地帶正在走向衰退，英國棉紡織品出口逐年下降，從
1880年的 75，564，000英鎊下降到 1900年的
69，751，000英鎊。以往歐洲國家消耗的皮棉還不到英國進口皮棉的三分之二，如今這些國家的進口量已是英國的兩倍。只有印度和中國依然是英國主導的市場，對於英國商人來.不祥的徵兆是，
1891年中國人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家棉紡廠。同年
7月13日，英商中華社會向政府發出了一封憂心忡忡的正式函件。協會書記蓋德潤私下裏勸.外交部的
F.L.伯爾蒂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建議：
“最好是找到一位明朝遺老，扶持
他在南京與北京 ‘對峙 ’。”(8)
這些建議不可能得到英國政府的認真對待。伯爾蒂
——日後成為泰晤士的伯爾蒂勛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英國駐法大使
——毫不含
糊地駁斥了諸如此類不負責任的魯莽想法，
“政府永遠不會同意這種行動”。這些建議也沒有得到多少預期的支持。
1898年1月，下院領袖阿瑟
·貝爾福在演.中指出：
“我們的在華利益並非領土方面，而是在貿易……領域。至於我們無需為潛在的軍事行動提供基地，這不是一個有利因素，而是不利因素。
”財政大臣邁克爾 ·希克斯 ·比奇爵士緊隨其後，在一週之內宣佈了一份
“對華門羅宣言
”：“我們不把中國看成是任何歐洲列強的征服對象或獵物。我們把中國視為未來我國貿易和世界貿易自由開展的場所，大有希望之地。
”是年
3月，下院舉行了一次辯論，主題是“應當維持對英國貿易和勢力至關重要的中國領土之獨立
”。外交部常任次官喬治 ·寇鬆代表政府作答： “本屆政府傾向於接受該項動議
……中國的獨立與完整 ……應當成為我們政策的主要基石 ……我們反對犧牲中
國領土，反對犧牲中國的獨立。 ”(9)
很難.這些言論預示.英國對帝國主義擴張有多大熱情，不過，即便是寇鬆也注意到其他列強正在加緊對中國下手。這位常任次官提醒下院，一旦形勢發生變化，英國就需要改弦更張，儘管
“英國政策的主線並不是攫取中國領土、兼併中國領地或僭越中國主權
”。形勢很快就有變化，雖然寇鬆有言在先，英國人發現必須迴應所謂的俄國威脅。首相兼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裏勛爵親自主持有關談判，可是他在談判中屢屢出錯。索爾茲伯裏未能與其他列強達成任何協議，也無力勸.中國收回給予德國、法國和俄國的租界。因此，英國人最終尋求一些小而彌珍的東
西，抗衡其他列強獲得的權益。
(10)中國人提出，英國人可以考慮離德國人膠州灣租界不遠的威海.，索爾茲伯裏起初拒絕了，理由是兼併中國領土不符合英國政策。隨.局勢日益明朗，其他歐洲列強不會因為英國政策而有所收斂，英國冷淡地接受了中國的提議，租借期
“與俄國佔領旅順港的時間相同 ”。與此同時，英國要求中國同意拓展香港邊界。
無視法律的惡例
1884年，薩金特將軍首先提出香港拓址，倫敦回絕了他的提議。當時認為，倘若真的遇到麻煩，只要進行一次遠征，就足以輕鬆佔領香港防務所需的任何地方，因為英國要麼是與中國開戰，要麼是站在中國一邊向其他國家開戰，相比之下，後者的可能性還要大一些。直到日本人證明能夠多麼迅速地打敗中國軍隊，歐洲列強開始執行掠奪計劃之後，英國人才有了緊迫感。
1894年，香港駐軍司令伯加將軍向威廉
·羅便臣爵士建議，出於防務的需要，香港邊界應擴展到深水灣至大鵬灣一線，包括距香港
3英里範圍內的所有島嶼（英國最終獲得了這些島嶼，還增加了大嶼山）。
1880年中國邊境清軍官兵
1896年6月9日，竇納樂代表英國政府與清政府代表李鴻章簽署了《拓展香港界址專條》。
保羅 ·遮打爵士支持這些意見，他是個出色的亞美尼亞金融家，
1887至1926年間一直擔任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議員。遮打曾倡議在維多利亞中區填海造地，他不僅關注其他許多事務，還注意到潛在的九龍拓址所帶來的地產發展機會。他指出，中國雖然被日本打敗，蒙受恥辱，
“這個帝國固有的頑強，豐富的資源以及一如既往的忍耐和毅力，將使得她很快就能擺.目前的狀況
”，英國應乘中國積弱不振之機採取行動。羅便臣對拓址十分熱衷，甚至建議把惹麻煩的孫逸仙博士引渡給中國，以此作為拓址的交換條件
——他因此受到申斥
——倫敦卻仍未答覆。英國人認為，乘中國軟弱之機拓展英國領土，不僅與英國政策完全背道而馳，而且是不道德的，將為小國樹立無視法律的惡例。直到那些國家開始仗勢欺人，或如德國那樣咄咄逼人，英國人終於認識到形勢已不復從前，陸軍部方才同意要求拓址。於是，駐北京的英國公使竇納樂爵士受命前往總理衙門，要求獲得補償性特權。
兩年後，竇納樂爵士在北京組織各國公使館抵禦義和團的進攻，旋即成為世界關注的人物。這樣的大膽舉動對於竇納樂來.不過是家常便飯，至於他是否具備外交家的素質，卻值得打一個問號。到北京之前，竇納樂一直在陸軍服役，服役
24年之後才晉升到少校軍銜，其間有
9年時間擔任駐西非總領事。他的全部外交經驗僅止於此，他對中國的瞭解自然是少之又少。日後，外交部任命這位北京的英雄出任英國首任駐日大使，結果引起爭議，外交部肯定對他不再信任。竇納樂好戰和尖刻的特點在拓址談判中暴露無疑。
年輕的光緒皇帝眼見甲午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恥辱，推行新政，變法圖強。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軟禁了光緒。
袁世凱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個重要人物，從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與其有密切聯繫。
1847年，清廷修建九龍寨城，駐兵數百，以加強海防。圖為 1891年時的九龍城。
索爾茲伯裏
此時，竇納樂的談判對手總理衙門已是一蹶不振，更何況這個機構從來就沒有真正掌握過實權。
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受此慘敗的刺激，朝廷裏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加緊推行彼此截然不同的計劃。
1898年6月，改革派佔了上風，在一個不長的時期裏，光緒皇帝決心行使權力，開始了短命的憲政改革。這次流產的嘗試本來至少可以減少義和團造成的流血傷亡，避免外國列強隨後索取鉅額賠償。改革僅僅推行了
3個月，就被兵部侍郎袁世凱出賣，最終被慈禧太后無情地扼殺。無論如何，英國人要達成九龍拓址的協議並非易事，在一系列會晤和談判中，條款是由中國人提出，英國人接受的。在英國，下院領袖索爾茲伯裏勛爵放手讓阿瑟
·貝爾福處理相關事務。協議必須包括三個要點：領地的範圍，獲得的條件以及該地區的司法審判權。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九龍城問題將成為一個障礙。九龍城城牆外已經形成了被稱作
“九龍寨
”的城郊，聲名狼藉的賭場、妓院和店鋪都聚集於此，而九龍城本身是中國在這個地區設防的管治中心。香港當局很想肅清九龍城郊的不法活動，中國人也贊成這一點，但九龍城
——其城牆修建於 1847年，目的是防禦香港的英國人
——是中國主權的象徵，北京當然希望維持現狀。
談判剛剛開始，竇納樂就於 1898年4月26日表示，
“如果我們保證中國在九龍城繼續行使管轄權，將對談判大有助益
”。貝爾福堅持認為：
“不論我們如何剋制我們的要求，這個城鎮必須歸我們所有。 ”（4
月28日函）
(11)英國的要求沒有先例可循，在其他西方列強的租借中，中國一直保有 “緩衝帶
”的主權。即便是威海.，也允許朝廷官員進駐。若要使貝爾福和中國人雙方都滿意，勢必要回避某些問題。
總理衙門對英國人提出的領地面積大為吃驚，他們
“考慮的只是有限拓址，能夠使英國當局在香港港口兩側設防，防禦俯瞰港口的山
丘”。英國人曾經設想拓址的兩條理由，實際上只提出了其中的一條。在1898年5月27日致索爾茲伯裏勛爵的
225號函件中，竇納樂爵士毫不掩飾自己的情緒，他覺得香港方面提出的狹隘理由實在可笑。署理香港總督在函件中列舉了
“五花八門的贊同擴大香港領土的理由，諸如要興建一座打靶場，為部隊提供操練場地，香港公墓面積不足等等。但是，據我估計，鑑於所要求土地的面積約為
200平方英里，我認為不適合把這些意見提交
……總理衙門，他們將在與我會晤時給予我們為上述目的所要求的全部領土。 ”
英國人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要求，主要原因在於造炮術上最新的技術進步。阿爾弗雷德
·諾貝爾研究炸藥的成果發明後，英國大炮的炮彈使用了無煙火藥
——這件事間接導致了自由黨政府的垮台
——再加上大型鋼鐵鍛件鑄造技術的進步，英國能夠製造出威力更大的大炮（
1893年的 9.4英寸口徑伍利奇大炮的射程將近
3萬碼，射擊精度相當高），這種重型大炮可以由當時準備修建的廣州至九龍鐵路
——不論鐵路的終點設在英國的還是中國的領土上
——輕易地運送到發射位置。因此，香港的防禦線若要覆蓋林村山丘的反坡、深水灣水域和吐露港，勢必比中國人原先設想的位置突前許多。當時中國人並不完全清楚英國建議的內容，竇納樂也沒有一份經過雙方協議認可的地圖，劃分海上疆界時也出現了混亂，但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英國人想要的超出了中國人的預料。英國人要求獲得以維多利亞港為中心、半徑
20英里範圍內的大陸和島嶼 ——其中大嶼山的面積比香港島大得多
——從而形成了一條與中華帝國接壤的大約 10英里長的陸地邊界。
總理衙門極不願意割讓如此大面積的領土，爭辯.已經同意英國租借威海.以抵消其他列強獲得的租界。竇納樂爵士認為，威海.
“租讓給我們，既是為了我們的利益，也是為了他們的利益，假如俄國人離開旅順港，我們明天就放棄威海.
”。至於香港，
“倘若我們不是擔心為其他列強樹立先例，很早以前就讓中國把這個殖民地的安全所必需的地方轉讓給我們
”。竇納樂還指出，出於非常相似的原因，為防禦新獲得的青島領地，德國人已經獲取了一塊同樣大小的地盤，法國人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4月28日，竇納樂通知英國政府， “必定是以租借方式安排所希望獲得的地區
”，他加上了一句聽起來像是一項建議的話，即該協定日後可以轉變為長期性的：
“應當指出，英屬九龍最初也是以租借方式獲得的。
”貝爾福沒有提出異議，只是希望租借不要確定明確的時間，
“其期限可以由雙方協商確定 ”，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那麼，
“像膠州灣一例”的99年租期也是可取的。當時外交界有一種極端的傾向，倘若原則上達成框架協議，細節問題可以留待日後解決。但是，問題就出在細節上。
英國最終做出讓步，中國仍保留對九龍城的管轄權，九龍登陸點也仍由包括戰艦在內的中國船隻使用，中國戰艦還獲准使用深水灣和大鵬灣。這些讓步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總理衙門的主要顧慮，在香港卻引發了強烈批評。竇納樂意識到這些讓步不會在這個殖民地受到歡迎，因而堅持要求香港當局通力合作，要求
“香港政府盡一切努力與中國官員平穩共事 ”。他還贊成羅伯特
·赫德爵士勸.香港在控制走私方面提供更多幫助，提出殖民當局應保證
“採取適當措施整頓大鵬灣的秩序，把另一個地區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並且防止走私
”。
香港輿論充分表達了憤怒之情。香港總商會認為，中國保留九龍城管轄權，
“無異於一個外國政府在英國領土上行使管轄權 ……絕無先例可言
”。英國上院也表示反對。 6月13日，坎帕登勛爵提出，政府已經簽署一項條約，
“大意是大大地拓展了香港殖民地的邊界
”，議會兩院卻未得到任何正式通知，議員們只是從《泰晤士報》的專欄文章才獲悉這項條約的內容。索爾茲伯裏勛爵態度極為傲慢地親自作答：
“我高貴的朋友的不滿，要歸咎於電報所造成的新情況
”（當時，倫敦與香港的電報已經開通
27年，上院卻沒有多少發展）。索爾茲伯裏勛爵表示，政府收到條約文本後會立即提交議會，但他
“認為此事的細節無關大局，雖然它們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他還接.談到
“香港殖民地的些微拓展
”。這位首相對這個問題所知甚少，不得不囉哩囉嗦地迴避實質性問題。他宣稱目前所做的一切，
“符合謹慎的一般性軍事原則，即修正所有戰略考慮，以便在發生無法預見的突發事件時，我們不會受到任何危險或不利條件的影響
”。中國政府 “重視我們所表達的關切
”，“在此事上異常坦率和慷慨地滿足了我們的要求
……我想再沒有什麼可以向這位可敬的貴族.明的了 ”。
1898年8月6日，兩國政府批准了協定。英國人若要接管這個早已以“新界
”聞名的地區，還面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此時出現了一個新的困難，當時正值美西戰爭期間，美國海軍正把大鵬灣作為基地，英國佔領這個地區無疑會侵犯美國軍艦停泊的權利。這是英國政府不願意看到的，此時英國正試圖修補
1895年——美國國務卿奧爾尼宣佈美國對美洲大陸享有 “實質上的主權
”——以來陷入僵局的英美關係。此外，這個地區的中國海關檢查站的前途也需要做出安排。羅伯特
·赫德爵士從竇納樂那裏只得到數句安慰之辭，.中國的財政收入不會蒙受不利影響。總理衙門受到赫德的鼓動，何況本來就對殖民地當局抱有懷疑，依然關注關.徵收問題。
11月10日，羅伯特爵士承認，
“中國不反對為防禦香港所做的任何嘗試，但絕不會積極從旁協助
”，他希望在租借地區保留收.站。香港總商會堅決反對，
“如果.我們有望從領土獲得中得到更大的好處，那就是有望擺.這些收.站
”。他們認為中國的要求 “完全無法接受
……應當明確加以反對，這不但是為了貿易，也是為了英國在香
港和中國的地位和聲望 ”。(12)
1899年英國與清朝官員在標定粵港邊界
合乎邏輯的做法是雙方首先明確劃定邊界，但這項工作並未啟動，部分原因在於缺乏合適的測量圖。實際上，多年來雙方一直圍繞一些細節問題爭論不休；甚至到
1967年，兩國官方出版物中仍有彼此矛盾的地方。兩廣總督勉強承認北京所作的割讓，要求把他自己頒佈的法規納入租借地區的法令，這大概算是直截了當的不合作，表明他確實誤解了租約的法律地位。索爾茲伯裏勛爵正確評價了這位總督的要求，認為總督的要求是
“試圖把該租借地區視為一個通商口岸的租界
”，並立即拒絕了這些要求。不過，雙方斡旋期間，香港輔政司駱克有機會詳細考察了這個地區及其居民的狀況。駱克的考察在日後帶來了很多好處，為決定該地區前途的重大決策奠定了基礎。
1898年中港邊界的海關官員和武裝護.
由於雙方存在諸多爭議，耽擱了相關事宜，英國直到次年才佔領新界。這引發了一些抱怨：
“我們獲知九龍內地現在已歸我們所有，但是我們迄今仍未看到任何接管的跡象。
”（《士蔑西報》，
1899年1月19日）在不穩定的過渡時期，一些新界居民由於其前途未被考慮，表示要抵制英國的佔領。有人斷定這種反抗要歸咎於三合會的密探，要麼是受到鄉紳和家族首領的鼓動，這些人擔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害。事實也確實如此，但很多村民是自發地嚴密組織起來抵制佔領。清政府的態度很有可能已經轉變，這項條約批准後的數週之內，
1898年9月發生了一場政變，首都的排外情緒十分強烈。當時，朝廷地方官出於慎重，鼓勵乃至組織抵制外國人佔領中國領土。英國人最終做出決定，即使依然存在懸而未決的問題，仍將於
1899年4月17日實施接管。 14日，一個連
的香港義勇軍
(13)（當地的民兵）和一些警察前去該地區為接管做準備。他們發現清軍駐守在預定的陣地，還有大炮的支援。於是，香港方面增派了
3個連，每個連配備一挺馬克沁機關槍， “名譽
”號炮艇提供火力掩護。這樣一來，英國的國旗提前一天，於
4月16日升起。一些中國人死亡和受傷，英國方面無人死亡。香港義勇軍很高興參加這次行動，他們的司令伯傑上校寫道：
“在看慣香港自私的物質生活之後，與一.毫不做作的人相處真是一件樂事
……一個人不會因為忘了在大衣上別一朵花，或是讓自己的鬍子保持捲曲而受人冷落。
”17日又發生了一場混戰，英國人輕易擊潰了大約
3000名中國人的數次進攻。總而言之，雖然中國人傷亡數百，
“一頭暴怒而愛國的水牛也對英國部隊造成了最嚴重的損害
”。中國人的抵抗並不激烈，也沒有持續多久，卻足以表明
60年前可能遇到的麻煩，假如當時把殖民地選在富庶的舟山而不是人煙稀少的香港島。
保存至今的這塊刻石刻於南宋鹹淳甲戌年間，即公元 1274年。
1841年，香港島僅有少數漁民。新界人口眾多，居民有固定的職
業。同樣，英國人到來之前，香港島只有不多的文字記載，大陸上的新安縣雖然幅員不大，卻是廣東行政體制中公認的組成部分。
(14)新安最早的居民大概集中在食物豐富的沿海地帶，石刻留下了他們曾經居住過的永久痕跡。新界海岸邊發現了一些石刻，它們不同於英國北部發現的
同一時代刻在杯形或輪狀物上的雕刻。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大約是公元前1000年，這些石刻中的人物就已經具備了
“中國人 ”特有的體貌，雖然這裏的土著居民並不是漢族人。
目前尚不清楚沿岸地區何時併入中華帝國，保留下來的
11世紀之前的文字材料不多。在這個時期之前很久，漢人就已經來到此地，即使尚未在此地定居。有關記載的時間能夠上溯到宋代，其中，最著名的是刻在大廟灣一塊石碑上的碑文。這塊公元
1274年的石碑記錄下一位鹽官嚴益彰的慷慨，他在東龍島建造了一座塔，修整了位於如今天后宮附近的吉澳天后宮。嚴益彰到達此地之前的一段時間裏，中原漢族定居者不斷遷徙到這個地區，自稱是
“本地人
”（土著，他們其實不是）。據.，受排斥的土著居民形成了如今的船上人家 “蛋家
”，他們是香港島最初居民的主體。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建築是鄧族、侯族、彭族、廖族和文族等
5箇中原定居者大家族修建的大屋，雖然目前保留下來的建築可能並非全都建於
17世紀末以前。
17世紀，新的清朝統治者殘酷無情地征服了新安縣的居民。
1662年，新安縣進行了徹底的強制性遷移，老百姓被迫遷離沿海地帶，東印度公司在蘇拉特的代理人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用一根繩索筆直地劃出一條界線 ……挖了一道深壕 ……越過此壕一步即處死
……妻離子散，男童的賣價是兩加侖大米，女童則是一百銅板
……一些家庭全體服毒，另外一些則跳河自盡……當局對待這些人如同螻蟻，不提供任何救濟
……據記載，有來自 8個區的數萬人死亡。
蛋家過去居住的船屋
這次遷移之前，當地曾發生過反清運動，結果， “這個縣在 3年之內有如一個戰場
……屍骨累累，晝則哀鴻遍野，夜則啜泣之聲不絕於耳”。新安縣人口.減，這個地區的人口本已從
16世紀的 3萬人下降到這次遷移前的 17，871人，遷移後又.減至
2000人多一點。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個地區的人口才恢復到過去的水平。
從很大程度上.，人口增長是因為北方沿海省份的新來者大量湧入， “客家人
”讓當地農業再度恢復生機。 “福佬 ”是來自福建沿海的漁業居民，他們從事與
“蛋家 ”相同的行當。不同的民族難以共同生活。 E.J.M.羅茲評論.：
這三個.體彼此關係的特徵是爭執不斷，公開衝突時有發生。原因之一在於
“本地人 ”看不起 “福佬 ”和“客家人
”，認為他們根本不是漢人，而是未開化的土人。另一個原因是客家人的攻擊性，身處逆境的客家人贏得了刻苦、節儉和勤奮的名聲。
(15)
1899年4月，英國人將錦田吉慶圍鐵門運往愛爾蘭，直到 1925年才運回原位嵌裝。
1573年之後的《新安縣誌》記載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宋學鵬（音譯）的收藏則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傳記資料。
(16)兩位令人印象最深的名士是兩廣總督周有德和廣東巡撫王來任。
1669年，他們上書康熙皇帝，請求撤消遷海令，錦田修建了用他們的名字命名的紀念祠堂。至今新界各地仍散佈.各種宗祠、私塾、廟宇、炮台和圍寨，這些古建築往往深藏於新建築.落之中，難覓蹤跡。錦田還有吉慶圍、永寧圍、泰康圍等鄧族圍寨，荃灣有三棟屋客家民俗博物館，所有這些建築都保留了
1898年以前新界生活的痕跡。 (17)大嶼山的東涌炮台是個很好的例子，它與
其.是名副其實的防禦工事，不如.是設防的軍事大本營。九龍城寨屬於一個更大的類似設施。
廣州的不合作以及起義的失敗，給英國提供了絕好的藉口，英國人藉此可以用於己有利的方式解釋九龍城問題。最直接、最有吸引力的選擇是不再承認中國對該城的管轄權，於是，英國人指出九龍城危及這個殖民地的軍事防禦，
1899年12月27日，英國單方面對九龍城實施管治。依英國人看來，自那時起九龍城就併入了這個殖民地。中國人持保留意見，經常明確表示他們沒有同意英國佔領九龍城。香港的許多英國人強烈要求徹底割佔這個地區，英國政府仍堅持不鼓勵其他列強對中國提出進一步要求的政策。英國政府的政策並未阻止歷任香港總督鼓吹把握時機把租借轉化為永久佔有，梅含理於
1905年，盧押於 1909年，司徒拔於 1921年，金文泰於
1927年，都曾提出過同樣的建議。
卜力
推遲佔領新界的原因之一是希望等到新總督上任後再採取行動。
1898年11月，亨利
·卜力抵達這個殖民地。卜力是個友善的大塊頭愛爾蘭人，不但具備前任約翰
·波普 ·軒尼詩的仁慈品質，還擁有其他多方面的素質。 1898年時，他已經有
15年擔任殖民地總督的經驗，曾先後出任巴哈馬、紐芬蘭和牙買加總督。由於他在前一個職位工作了
8年，探親長假延誤了他抵達香港的時間。卜力與下屬和公眾的關係不錯，儘管他的妻子艾蒂斯首次邀請華裔女士到總督府曾招致了一些非議。艾蒂斯的姐姐是一位女公爵（聖阿爾班女公爵），這層關係使她的草率舉動較易為英國婦女所接受。卜力是從愛爾蘭警方進入殖民地部門的。他曾擔任常任治安法官，這種經歷對他掌握管理藝術大有幫助。他在緊急情況下施展出一名警察的技能，他曾親自照料疫病病人，參加颱風救援工作。卜力在日後的著作中記下了對華人處境的評價：
接觸到外國列強的華人把外國人視為惡棍，憑藉其破壞性的本領強迫中國接受他們。迄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尚未出現明確的抱怨，但決不能認為沒有任何憤怒的情緒
……我們不知道，重新考慮對外關係的要求會多麼迅速地變得日益緊迫。 (18)
輔政司兼華民政務司駱克從一開始就負責管理新界。新界的面積有
365平方英里，而不是索爾茲伯裏勛爵所.的 200平方英里。
(19)駱克與上司截然不同，他是個能幹的蘇格蘭人，身材矮小，咄咄逼人，很少能夠容忍笨人。他以官學生身份前來香港，已經在這個殖民地工作了
18年。他學識頗為淵博，親身瞭解華人的習俗，這個長處緩和了能幹的殖民地官員時常表現出來的敏.、有時甚至是冷漠的講求效率的特性。對於那些
“想到這個殖民地發財，以期儘快返回英國
”的行商，駱克表現出職業性的厭惡。在香港這樣的殖民地，居民是華人以及一心想盡快
“發財”的英國人，駱克的這些情緒勢必使他難以大展拳腳，惟一可以預料的是駱克在一系列問題上很難與卜力步調一致。英國與中國的條約簽署時，駱克正在倫敦度假，他被迅速派回香港以做出初步的評估。日後，
正是他商定了雙方的邊界，升起了國旗，與軍隊一道橫掃新界。
駱克
卜力與駱克兩人在處事方式上的差異很快就變得明顯。就在英國人接管新界的當天晚上，
3名中國村民被殺。駱克對這一罪行的處罰是燒掉嫌疑犯的房子，對村莊課以罰款。卜力抨擊這種舉動：
“我們來此是為了引入英國法律體系，而不是採取中國人的做法。 ”駱克
“頗為失望，至少可以.
……英國法律體系在理論上是極好的，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但是，卜力提供懸賞的政策很奏效，殺人者被抓獲、審問和判刑，其中一人是死刑。罪犯中有兩人是鄉紳，如果按照中國法律，他們本來能夠逃過嚴厲的刑罰。
駱克還惱火地發現，一些鄉紳為了阻止英國佔領，曾經上書新安縣
知縣。駱克試圖立即驅逐這些鄉紳，沒收他們的財產。卜力否決了這種做法，認為上書者完全有權這麼做，要贏得華人居民的支持就應當通過鼓勵和公正的舉措，而不是恃強凌弱。在必須儘可能保留與英國觀念相容的中國法律和習俗方面，卜力和駱克的意見較為一致。
英國人頗為老練地.手管治這塊新近獲得的中國領土。關於新界問題的樞密院令特別強調，這個地區是
“女王陛下香港殖民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它實際上已成為該殖民地的一部分一樣
”（1898年1月20日）。卜力意識到新界的環境完全不同於香港，在城市化、發達的香港，居民已經適應了英國人的方式。他希望與一位英國駐外公使共同管理相關事務，採取一種最初在非洲實行的間接統治體制，由年長者組成的委員會進行管理。新九龍，此時九龍半島的這一部分尚未割讓，和大嶼山則另行處理，這兩個地方被認為有可能併入毗鄰的香港地區。在少數官學生
——其中包括日後成為總督的金文泰
——的協助下，駱克受命在不過分打亂既有習慣的前提下，逐步把這個地區其餘部分的
8萬名居民納入到維多利亞女王的保護之下。
1900年九龍一家農.
1898年新界拓址後的香港（英國人繪製的示意圖）
在農業社會中，土地所有權是個敏感問題。新界不同於作為英國王
室財產的其他殖民地，後者可以授予長期土地租約，而新界的 99年租期
限制了土地的自由讓渡。總督宣佈
“土地和商業利益將得到保護，土地的使用和良好的習俗不會受到任何干涉
”，(20)這不過是承認了土地使用期限的限制。要明確區分各種土地利益並非易事，有的土地按照地價劃分成不同等級，有的分成五花八門的特殊類型（個人地產、祖傳地產、廟宇地產、在冊的會所地產），面積度量單位也不統一。正式記錄中以“畝”（每畝約合
0.15英畝）為單位，租金卻根據播種一塊地所需的種子數量來計算。由於缺乏平面圖，不可能精確標出土地之間的界線，土地所有者往往無法辨認出自己的地產。許多人不願意這麼做，
“眾所周知，中國人是個多疑的民族，他們一旦起了疑心，就很難消除
……對他們政府統治方式的長期經驗使得居民普遍對所有的官員都疑慮重重
”。不過，許多曾經體驗過英國行政管理可靠性的人，急於用低價格從憂心忡忡的人手裏購買土地。竇納樂對香港僑民的不信任不遜於任何人，他宣稱在過去數年間，一些殖民地居民在以愛國為由煽動擴張的同時，始終在偷偷摸摸地廉價購買他們希望變成英國領地的土地，
“他們將使之成為一樁有利可圖的交易 ”。
問題及時得到解決。
1899到1903年間，印度測量人員首次繪製出這一地區的測量圖。新界地區不僅修建了道路，鋪設了電話線，還引入了有效的治安體制。以往，這個地區治安混亂，海盜和土匪頻繁出沒，大躍頭的一個圍寨曾被強盜圍困長達
3個月之久。隨.治安走上正軌，犯罪迅速減少，雖然這個地區仍有許多歹徒逍遙法外。英國人並沒有立即推行英國標準和習慣，許多法令在新界沒有執行，新界的管理方式也不同於香港。每一座村莊，或者一百人的小組，都有權指派小區委員會的成員同政府磋商，雖然這種磋商是以一種謹慎的家長制方式進行的。這種間接統治體制沒有收到多大成效。巴克爾博士評論.，
“以前的非官
方體制之所以能夠延續，是因為官方體制的不作為和無能
”。(21)由於英國地方法官清廉、可親，對法院的信任度迅速提高，該委員會沒有收到多少要求協助解決爭端的請求。農民第一次有機會擺.鄉紳對土地的控制，免除以往的各種宗族捐.和費用。至少有一個區，長洲，
“主動提出支付增加的王室租金，我或許可以公正地稱之為增加的土地. ”。
這些爭取公正的努力代價不菲，新界花費巨大。在最初的
8個月之內，新界的開支就達 233，034元，其中僅有
7273元是各種收入所得。新界90%的地區是灌木叢和巖石，遠遠算不上肥沃的良田：
香港 10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大約有
67平方公里屬於可耕地，其中已耕種的土地約有
6943公頃。其餘大多是陡峭不毛的山地，土壤一般為酸性，養分不足
……自租借新界之日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農民小面積地種蔬菜，主要是為了自己食用。 (22)
農作物的成色不好，需要進行科學改良。
1900年2月19日，總督在措辭謹慎的第一份報告中似乎想退而求其次：
新界能夠發展到何種程度尚有待觀察。這主要取決於是否能夠在山坡上種植多汁植物或有商業價值的林木。如果前者可行，就有理由發展極有價值的養牛業。福特先生（政府林務主任）準備用樟腦樹和葡萄藤做一些實驗，這兩種植物都能成為這個殖民地的寶貴資源。
雖然新界的獲得終將改變這個殖民地的性質，效果的顯現仍尚待時日。這個地區面積巨大，人口分散，人口僅佔殖民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的習慣以及與維多利亞城不同的生活方式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大嶼山的大澳等地至今仍是如此。
祕密社團的 “惡棍首領 ”
19世紀
90年代，香港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這主要是由於銀價下跌造成的。匯豐銀行的處境也岌岌可危，有謠言.匯豐銀行將在
1890年1月倒閉，羅伯特 ·赫德爵士聞訊後把存在該行的海關關餘
5萬英鎊轉存到英格蘭銀行。兩年之後，他依然感到擔憂， 1892年6月他寫道：
“我已經分批把存在匯豐的錢大多存到英格蘭銀行。情況依然叫人不放心。
”赫德對匯豐銀行的看法非常乾脆： “誰讓它總是舉辦板球賽 ……做事漫不
經心 ……它（挪用利息）的新念頭真是丟人。 ”(23)
前排左起依次為楊鶴齡、孫中山、陳少白、尤列，他們議論時政，抨擊清政府，被時人稱作
“四大寇 ”。
在赫德爵士的中國僱主看來，更可惡的事情要數香港政府庇護那些致力於推翻清政府的中國人。相對中國的其他地方，香港為青年人提供了汲取西方憲政思想和學習英語的機會。
19世紀
90年代初，香港的人士就提出過一些早期的建議，這些建議很難.是革命性的。楊衢雲和謝纘泰都曾在香港學習，他們在香港從小就講英語（楊衢雲甚至幾乎不會講漢語），從英國當局的統治手法中找到了他們認為足以取代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的東西。他們憑藉所受的教育認識到，他們在嚴格實行種族限制
的英國政府部門機會十分有限。他們的社團 “輔仁文社
”(24)是個非常.和的組織，遠遠不如 “四大寇 ”——楊鶴齡、陳少白、尤列和孫逸仙
——在“紅樓 ”舉行的祕密會議。紅樓地處當時仍屬廣東省的屯門，在之後
20年時間裏，它始終是上百位革命者的庇護所、醫院和炸彈工廠。
“四大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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