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話題
在晚清中國的政治人物中，李鴻章可謂是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直到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仍是譭譽不一。
污水與肉刑問題
堅尼地
1869年“艾菲
”的到訪，標誌.香港進入了一個備受重視的時期。和藹的羅便臣和活潑的麥當奴這兩位繼任者更為關注內部事務，已經消除了包令
——他自以為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人物 ——那些怪異行徑的影響，接替麥當奴的亞瑟
·堅尼地爵士也沒有捲入任何國際糾紛。清政府極端血腥地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恢復了對中國的統治。朝廷軍隊在佔得上風之後，常常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屠殺起義者。朝廷同樣用屠殺手段鎮壓
19世紀
60年代的騷亂，如新疆、四川的穆斯林暴動以及持續時間很長的山東捻軍起義。經過
10年征戰，中國形成了一支戰鬥力強、紀律嚴明的核心軍隊，湧現出一位傑出的領袖李鴻章。在之後的
40年時間裏，李鴻章成為 “自強
”政策的領軍人物，是中國與世界打交道所不可或缺的代表。此時，在願意接受西方援助的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領導下，統一的中國似乎能夠避免進一步動盪，在世界強國之林佔據一席之地。
麥當奴屬於香港人欣賞的那類總督，堅忍不拔、坦白直率。麥當奴擔任總督
7年之後，於
1872年4月11日離開香港，歐洲人和華人都感到依依不捨。麥當奴有豐富的殖民地管理經驗，認識到香港
“極為特殊
”的處境，殖民地的老規矩在香港根本行不通。殖民地部官員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對牛津的興趣遠比對遠東的興趣大（當時沒有哪位英國殖民地部的高級官員到過地中海以東的地方）。
麥當奴離開一週之後，亞瑟 ·堅尼地爵士抵達香港，當時他
63歲，行將結束自己的殖民地生涯，渴望過一種安寧的生活。他聽從勸告，支持商人僑民提出的抱怨，批准了一些離經叛道的做法，比如在某些特殊場合邀請華人進入總督府，增加華人警察人數，使用曾令吉南領事大為惱怒的錫克人充當監獄看守，因而頗得人心。
香港的人口穩定在 12萬人多一點：
1895年後，外國人的總數維持在兩萬人以內，而華人人口不斷增
加。
種族分佈如此不成比例，勢必帶來十分棘手的問題。中國文化和習
俗根深蒂固，影響極為顯著，華人難以適應英國人的行為方式和習俗。溺嬰和海盜行徑激起一致反對，也確實日漸減少，但纏足、賭博、抽鴉片、童婚和納妾等陋習就不那麼容易對付了。賣淫雖然很普遍（僅倫敦一地就有大約
25萬名婦女靠賣淫為生），官方肯定不會承認。就連華人顯然能夠接受的刑罰，也受到越來越敏感的英國選民的反對。黥刑（按照通常的.法，這種刑罰是用墨汁在耳朵上紋上一個粗箭頭，據.毫無痛楚）肯定不是英國式的刑罰。鞭笞是比較常見的刑罰（英國軍隊直到
1880年才廢除鞭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監獄仍在實行鞭笞），但必須控制在適當限度之內。
所有這些問題引起了殖民地部官員的嚴重關注，他們總是惴惴不安，選民的道德義憤讓他們大為頭痛。但是，香港當局另有看法。同以往一樣，殖民地部與香港政府都意識到幾乎不可能改變華人的習慣，也都認為華人不願做出改變，五花八門的拖延手段層出不窮，使得一些陋俗，例如逐漸變為童養媳和姬妾的
“妹仔 ”，一直延續到 20世紀 30年代，令英國輿論大為震驚。
華人住宅
中醫得到容忍，進而在東華醫院指導下得以制度化。西方人無不指責華人缺乏.生觀念，華人對個人整潔一絲不苟，但毫無公共.生觀念。他們可以在最不.生的環境中擠作一團，自然也會在.底下養豬（當局曾在一套公共租屋中找到過
172頭豬）。他們把污物倒在提桶裏，不肯讓那些專門收垃圾的人運到廣州做肥料。不能賣錢的東西被扔進雨水溝，排水溝因此成了公用下水道。在家裏養牛沒有養豬那麼普遍，
1875年的一次調查發現，由於養牛的房子太小，牛犢一長大就被當場宰殺。究其原因，不幸的華人居民並非性喜如此，而是受到房東、通常是華人房東的剝削。這些房東把成百.家庭硬塞進狹小的聚居屋，收取高額房租。倘若這些令人厭惡的事情僅限於華人區，外國人也就準備容忍了，尤其是外國人自身也是房東，正急於通過修建高密度的住房來牟利。一旦這些問題開始波及外國僑民的住宅區，他們的耐心便煙消雲散了。歐式住宅與華人住宅之間涇渭分明，由於香港空間狹小，兩類住宅靠得很近。
1874年，精力充沛的新任總醫官菲尼亞斯
·艾爾斯博士視察了華人區，發現那裏的情況十分糟糕，
“我常常忍不住從房子裏跑到
街上嘔吐 ”，“倘若情況得不到改善，將發生可怕的流行病 ”。(1)
當年晚些時候，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毀滅性颱風襲擊了香港，進一步惡化了本已惡劣不堪的環境。當時在香港的歐德理描述.：
“該城看起來像是遭到一場可怕的炮轟。成排成排的房屋被掀掉屋頂，上百幢歐洲人和華人的房屋毀壞，大樹被連根拔起
……隨處可見死屍漂浮在水
上、散落在廢墟中 ……35艘外國船隻沉沒或嚴重受損。 ”(2)
1874年，法國炮艇在海灣被颱風吹翻。
軒尼詩
香港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經濟上的原因。當局認為糊牆紙比混凝土便宜，而且一樣能充當建築材料。當局頒佈了一系列值得稱道的.生條例，卻很少切實改善排污系統。艾爾斯博士與同時被任命為總測量官的
J.M.普賴斯結成默契的搭檔，共同致力於修建有效的污水排放系統。殖民地部拖延不決，他們的努力一一落空，不要.開工新工程項目，就連一些基本的修繕工作也完全停頓下來。醫院在暴風雨中損壞嚴重，花了
3年時間才修好。倫敦方面不斷抨擊艾爾斯和普賴斯關於興建完善排水系統的建議，拖延方案的實施，不斷削減其規模。這種拖延戰術一直有效地維持到
1877年，這一年香港迎來了一位堅決反對抽水馬桶之類現代時尚的新總督，很難指望這樣一位總督能夠在環境.生方面取得進展。
約翰 ·波普
·軒尼詩大概是天底下最不適合擔任殖民地總督的人。軒尼詩極富個人魅力，是個矮小、傲慢的愛爾蘭人，對他眼中的弱者抱有天生的同情心，但他幾乎毫無常識，缺乏條理，既不可靠也不老練，沒有馭下手腕。他的總督任命完全是出於政治恩寵，是託利黨政府安慰落選的託利黨議員的酬答。軒尼詩不僅是託利黨議員，而且是最少見的那
類人：託利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徹頭徹尾的天主教徒。
(3)人們必須為軒尼詩做點什麼，因為他第二次參加大選就遭敗績，失去了議會席位，同時又債台高築，一對私生子的重負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1866年託利黨的大選勝利挽救了他，狄斯雷利欽佩軒尼詩氣宇軒昂的派頭，答應為他
找一個 “待遇好又安閒的總督職位 ”。(4)
納閩島被選中作為安頓軒尼詩的合適地點。納閩島是婆羅洲海岸的一個小島，島上白人人數尚不足
100，可以.是最小、最沒人願意去的英國殖民地。軒尼詩不停地抱怨這個任命是對自己的侮辱，仍於
1867年被打發到那個小島。他先後出任納閩島總督、黃金海岸總督和向風.島總督，在各個殖民地站穩了腳跟，把悶悶不樂的白廳官員和心懷不滿的殖民地居民踩在腳下。他時常使白廳常任官員陷入近乎絕望的境地，這
一點可以從白廳官員在備忘錄中對他的評價看出來： “誹謗
”，“刻薄、心胸狹窄、充滿惡意 ”，“軒尼詩先生的風流韻事數不勝數
”，“軒尼詩先生顯然沒有管好任何一個託付給他的政府 ”。(5)
金伯利1883年香港的.生檢查人員
即使有如此明確的反對意見，殖民地部仍然在 1877年把波普
·軒尼詩提升到香港總督這個重要職位，.來實在有些讓人難以置信。其實，軒尼詩的任命依然是出於政黨的政治姿態。另外，他之所以能獲得提升，是因為狄斯雷利在
1874年再度執政，託利黨又掌握了一些肥差可供追隨者瓜分。殖民地部常任官員表現出可以理解的緊張，
“我希望這個不安分的人安靜下來
”，一位官員寫道。殖民地大臣金伯利勛爵終於意識到自己犯了個錯誤，
“我不幸把亞瑟 ·堅尼地爵士調到香港 ……任命波普·軒尼詩更是讓我遺憾不已
……他消息靈通、頗具才幹，但自視過
高、沒有操守、缺乏準確的判斷和常識，還經常與下屬爭吵
”。(6)另一方面，出色的仲裁者羅伯特 ·赫德爵士認為軒尼詩
“基本上還算正直，是個親華派和親海關派
”，在羅伯特爵士眼裏，親華和親海關都是長處。
軒尼詩爵士肯定不缺想像力、才幹和真正的仁慈，但自始至終未能
通情達理地與同事相處，這幾乎完全抵消了這些天賦。軒尼詩與同事的關係非常糟糕，乃至正常的通信聯繫都幾乎難以為繼。軒尼詩的政策總是顧及華人利益，如那些心懷不滿的官員所.，軒尼詩總是贊同華人的嗜好，這當然無助於改善軒尼詩與白廳和香港官員的關係。軒尼詩聲稱：
“我時常與我的華人朋友協商本殖民地應當採取的最佳方針。
”這種做法當然值得稱道，卻不為外國僑民所喜。這位新總督還有一個怪癖，那就是傾向於使用土茅坑，或者乾脆用馬桶，始終如一地反對他所謂的“在房間裏沖洗穢物的惡行
”。軒尼詩曾向殖民地大臣遞交一份怒氣衝衝的備忘錄（想必這位大臣會對這份備忘錄的內容目瞪口呆），指責下屬普賴斯
“.手 ……讓政府批准在新醫院中安裝抽水馬桶 ”，“香港已經不合時宜地修建了
182座抽水馬桶
”，他要求倫敦准許用茅坑來取代這些有害的設施。普賴斯和艾爾斯都提出申訴，但總測量官和總醫官的反對意見有如石沉大海。按照歐德理的話.，艾爾斯
“每年一次的猛烈抨擊”非但無人理睬，還被總督壓了下來。實際上，這位總督做得更絕，他不僅廢除了一些.生條例，還指示身為視學官的歐德理開列一份需要廢除的條例的清單，後者明智地沒有答應。
1881年8月15日，普賴斯不得不致函殖民地部，抨擊 “官方認可的
……熱病蔓延的獸穴 ……令人髮指的人類養兔場 ”，“官方支持使用骯髒的下水道
”，迫使他 “絕望地放棄
了進一步努力 ”。(7)
援助很快就來了。
1881年初，副總醫官麥金農博士擔心日趨惡化的.生環境會影響軍隊士兵的健康狀況，向陸軍部提出申訴，還派了一位檢疫官前去倫敦報告有關情況。金伯利勛爵向總督發去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函件，指出
“反對那些該殖民地.生官員認為實屬必要，你的前任也批准了的措施，你要承擔重大責任
”，還宣佈任命 “一位有豐富專業經驗
的官員對實際情況做出判斷、調查和報告
”。(8)任命的這位官員是瞿域，瞿域的父親是著名的愛德.
·柴德維克爵士。老柴德維克是邊沁和包令的同事和合作者，自 19世紀
30年代初以來他一直是歷屆輝格黨政府推行市政改革計劃的幕後推動者。
瞿域的報告頗具權威性，或許這只是因為這份報告直到軒尼詩離開香港之後才發表。報告承認，在安裝適當的沖水排污設施之前，
“倒便盆”的方法將繼續存在下去，但完全不贊同使用乾土去污的茅坑。報告還指出：
“提倡使用的是 ‘沖水的
’設施，我並不是提倡使用普通的（有褐色座位和銅把手） ‘抽水馬桶
’。”他言辭激烈地譴責現有的排污方法：
華裔工人階級的住處極為不便、骯髒、有害身心。他們的住處垃圾遍地
……最重要的是供水狀況十分糟糕。除非為他們提供適合的清潔手段，否則把他們指責為不潔的民族是不公正的。我認為政府的職責就是提供並運用這些手段。
(9)
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內心深處，肉刑是與環境.生同樣重大的事情，而肉刑正是總督軒尼詩的另一個嗜好。在這個殖民地的早期階段，令人生畏的威廉
·堅上校對華人實行準軍事化的管制。
1844年正按察司休姆組建殖民地法庭之前，歐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處於放任自流狀態。威廉
·堅掌握了很大權力，他可以決定為期
3個月的監禁，處以最高達400元的罰款，或是最高為
100下的鞭刑。華人很少有人能拿出這麼多現金，加之監獄容量有限，濫施肉刑也就不足為奇了。
1846年，包令博士插手干預，暫時停止了當眾鞭笞。不久，當局又恢復了鞭笞，這多半是為了讓歐洲僑民滿意，他們相信只有嚴刑峻法才能保護自己免遭心懷叵測的華人侵害。當眾鞭打英國人的場景自然更易引起爭議，所以，
1866年之後，對歐洲人的鞭刑就得體地改為祕密進行了。
九尾鞭
理查德
·麥當奴爵士像殖民地居民一樣嗜好實施肉刑，他認為以前用藤鞭來執行鞭刑太過寬厚，便用當時英國軍隊仍在使用的九尾鞭代替藤鞭。他還制定了一種靈活的體制，規定定罪的犯人在施以黥刑之後，可以選擇驅逐出境的懲罰。他們若是接受判決，就可以得到赦免，倘若日後又回到香港，並因為臉上的烙印被認出來，就必須服原先所判之刑，還要額外加上一頓鞭打。這種訴訟程序完全不符合英國法律體制的規定，卻受到香港歐洲僑民的贊同，而實施效果似乎又證明它是正確的，犯罪率和被判監禁的人數幾乎下降了一半。殖民地部開始還對麥當奴的措施抱有疑慮，不久就允許其便宜行事。
只有一樁案子引起了麻煩。
1866年，阿伯丁市自由黨議員、年高德劭的老兵、下院裏聲名狼藉的令人生厭者威廉
·亨利
·賽克斯上校提出控告，一個名叫莫旺（音譯）的人要求在這個殖民地政治避難，卻被移交廣州當局，遭到凌遲處死，而且行刑一結束他的心臟就被吃掉了。威廉
·孖沙 ——他在羅便臣與麥當奴之間的空位期代理總督，可貴地保持了
政策延續性 ——逐條反駁了賽克斯的報道，孖沙斷言：
“很少見過在如此短的篇幅裏如此錯誤百出的報告。 ”(10)
1877年，波普
·軒尼詩抵達這個殖民地，立即.手解決肉刑問題，下令對鞭刑問題展開調查。鞭打不僅針對一些最輕微的行為失檢，如“隨地大小便
……常見的遊手好閒 ……單獨監禁時唱歌 ……偷摘水果”，也針對一些嚴重的罪行，如
“反常的犯罪
”。一些受害者遭到非常嚴厲的懲罰。一個名叫李阿義（音譯）的人兩次被判鞭打
90鞭，入獄後又受到一次 36鞭和兩次 12鞭的鞭打， 4年之內一共被鞭打
240鞭。當眾鞭打尤其令波普 ·軒尼詩震驚：
“半裸的囚犯招搖地通過擁擠的街道，一名英國獄卒狠狠地當眾鞭打一個華人，華人身上血流不止。
”在得知公開鞭打遠比他所想像的要少之後，軒尼詩感到慶幸而不是失望，
“我完全沒有想到鞭刑中只有如此小的比例（ 1150次鞭刑中有 55次）是公開執行
的。我印象中當眾鞭打似乎很頻繁
”，(11)他輕而易舉地.服各級官員切實廢除當眾鞭打的做法。
1880年，香港不再執行當眾鞭打，即使對華人也是如此。
公開鞭打
香港的英國人歷來是當眾鞭笞和公開死刑的忠實觀眾，倒不是他們熱衷於這兩種刑罰，只是沒有哪個人激進到建議徹底廢除肉刑的地步。應當如何實施肉刑的問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新總督下令就執行鞭刑的最佳方法展開調查。調查由兩名醫生奧布萊恩和威爾斯主持。威爾斯擔任皇家海軍外科醫生已有
33年時間，具有豐富的經驗， “能夠判斷用九尾鞭抽打背部和臀部的效果
”。兩位醫生認為，儘管 “九尾鞭導致的重傷很可能造成多種惡性後果
”，它還是比藤鞭更可取，藤鞭是
“十分厲害的刑具，其鞭打創口很可能深入到細胞和肌肉組織，導致肌肉壞死，傷口長時間無法癒合
”。（威爾斯在海軍服役時，從來沒有見過超過
48鞭的鞭刑，由此可見李阿義受到多麼殘酷的對待。）兩名醫生建議，最好是採用已證明效果良好的九尾鞭，同時採取
“戴上厚帆布假領的防護手段，使頸部不至受傷，腰部也用同樣方法加以保護
”。對年齡在 13至18歲的犯罪者， “用六尾鞭抽打臀部
”，“對更年少的犯罪者則使用 ‘樺
條’”。(12)
軒尼詩真誠同情弱者，顧及華人利益，其政策與包令基於功利主義立場的政策如出一轍。
20年前，拉布謝爾在答覆包令的建議時表示：
“如果日後你能夠從華人居民中挑選出值得信賴的人，你認為他適合擔任這個職務（巡理府）或任何其他行政職務，我將樂於批准這種任
命。 ”拉布謝爾接.提到 “應當十分謹慎地進行嘗試
”。(13)由於英語是辯論和立法的惟一語言，英國國籍是獲得皇家職位的必備條件，當時不可能有符合條件的候選人。
米切爾 ·希克斯 ·比奇
這種任命直到第二代香港華人才能實現，即便如此，其範圍也十分有限。
1880年，這個殖民地僅有一位在英國受過教育的華裔專業人士，這個人就是伍廷芳。伍廷芳生於新加坡，擁有英國國籍，
3年前成為第一位被稱作 “大律師
”的華人。軒尼詩任命伍廷芳為暫任支薪巡理府和同屬暫任性質的立法局議員。白廳勉強批准了這項任命，雖然當時的殖民地大臣是以心胸開闊著稱的保守黨人米切爾
·希克斯
·比奇爵士。倫敦對此事缺乏熱情，主要是極端不信任軒尼詩，而不是不願給華人機會。白廳認為，只要是軒尼詩要做的事情，多半就是錯的。實際上，比奇的繼任者、自由黨人金伯利勛爵在拒絕任命伍廷芳為常任官員時寫道：
“告之軒尼詩的繼任者有望使一名華人進入立法局。
”只是這個人選大概不會是軒尼詩屬意的人。最後，伍廷芳由於經濟拮据，於
1883年4月辭去了立法局職務，轉而為清政府效力，一躍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後任首位
中國駐美公使。 (14)
梅毒只能通過接觸傳染
對於駐紮香港的英國士兵和水手來.，生活在炎熱、乏味、濕熱的香港，一個主要的補償是廉價的烈酒和性。統計數字表明，英國士兵的性慾遠比歐洲大陸的戰友旺盛，在性事上也更輕率，不論什麼時候，他們當中總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染上了
“哈瓦那流感 ”。
每千人中因患性病缺勤的人數 (15)
迄今為止，疾病始終是海外駐軍的頭號殺手，性傳播疾病更是難以採取有效預防措施。在早期階段，香港性病發病率與印度不相上下。
1853年，皇家海軍 “.徹斯特 ”號上有三分之一的水手感染性病。
1856年，香港總醫官報告.：
“警察，不論歐籍還是本地的，都因這種最可怕的疾病苦惱不已。
”第二年他又寫道： “從香港的警察和水手當中可以找到某些最嚴重的性病
……我已經把那些染上我曾見過的症狀最觸目驚心的妓女（警察在街頭抓到的，她們顯然是因為患上性病而被妓院老鴇拋棄）看護起來。死亡將最終結束她們的痛苦。
”就連在東方待過很長
時間的威廉 ·堅上校也曾.性病 “荼毒太甚，難以詳. ”。(16)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堅定的功利主義者包令採取了標準的邊沁主義方法：妓院登記註冊，定期體檢和強制治療。當局還採取了針對嫖客的強制措施，商船海員由船長下令接受檢查和治療。國內政府十分勉強地批准了包令的措施，拉布謝爾像所有善良的自由黨人一樣，對任何隱含
奴役因素的事物十分敏感。他在發給香港政府的函件中指出：
我認為，殖民地政府未能充分重視一個非常重大的事實：在一個英國殖民地，大量婦女為了賣淫而處於事實上的奴役狀態
……被放任 ……悲慘地死於疾病
……只是為了使欺壓她們的那些人獲取財富。整整一個階層的人並非出於自己的選擇而受到這樣的對待，迫切需要政府加
以有力的保護。 (17)
香港早期的妓院《倫敦插圖新聞報》上關於倫敦婦女遊行反對《傳染病防治法案》的圖片
1867年，作為軍隊改革和公共.生改革的組成部分，英國政府通過了《傳染病防治法案》，規定在駐軍城鎮和指定海港對妓女實行強制體檢。香港略加變通地推行了這項法案，政府向所有獲准開業的妓院發放許可證，強制體檢只針對接待外國人的妓院，華人經常光顧的妓院妓女無需體檢。華人婦女將被迫接受體檢，有可能轉到西方人開設的醫院治療，這種想法極大地傷害了華人的情感，強制體檢難以實行。香港正式出現了接待外國人和華人的紅燈區。警察受命搜尋沒有註冊的
“地下 ”妓院，所以毫不奇怪，警察的性病發病率居高不下。
1869年，患病警察中有16.6%感染了梅毒，而軍人患梅毒的人數比例略低於 7%。
除了可以想見的一些差異之外，香港採取的控制措施取得了維多利亞時代社會工作者希望看到的成效。性病感染率下降了
50%，總醫官報告.： “我有把握認為這將帶給這個殖民地難以估量的好處
……我希望這些規定不但涵蓋所謂的純華人住宅，也囊括船民這一依然較易滋生疾病的感染源。陸軍和海軍當局都贊同我高度評價這項條例給他們的士兵
健康帶來的好處。 ”(18)美國隨船外科醫生馬庫恩博士驚喜地發現，美國軍艦
“德拉維爾
”號訪問香港之後艦上人員無一感染，而軍艦到訪日本時的情況要糟糕得多，他祝賀香港總醫官獲得了
“成功 ……出於人道目的付出的辛勞 ……取得了圓滿成功 ”。
波普 ·軒尼詩對推行妓院註冊制度的種種理由毫無興趣，他的個人經歷
——他在愛爾蘭西部的一個羅馬天主教家庭度過童年，有個領養老金的情婦、兩個私生子和一位年輕貌美的混血妻子
——使他對於所有涉及到性的事情特別敏感（他曾把那不勒斯國立博物館的目錄斥之為
“猥褻”）。他猛烈攻擊妓院註冊制度，使之成為一個典型的軒尼詩式泥
潭。 (19)他任命了一個僅有
3名成員的調查委員會，事先告知委員們希望得出的結論。殖民地大臣卡納豐勛爵對軒尼詩的做法大為不滿，
“我姑且認為你有充足的理由任命這個委員會，我毋需指明，組織非官方人士委員會調查一個重要政府部門的行政工作，乃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做
法……你預先確定該委員會的結論本身就是不同尋常的 ”。(20)
1877年11月，委員會.手開展調查，除政府官員之外，委員會未能得到任何一個歐洲人的證詞，政府官員提供證詞也多是出於自身的考慮。不僅如此，委員會的一位成員，怡和洋行的威廉
·克錫，反對另外兩位成員的大多數結論，軒尼詩試圖掩蓋委員會的內部分歧。不過，正是由於這次調查，負責巡視有照（性病）醫院的海軍巡視員
W.H.斯羅吉特博士提交了一份詳盡報告。斯羅吉特報告充分表明，即使是經驗豐富的英國本土官員也很難了解香港的特殊體制。斯羅吉特認為，頒發許可證無異於正式認可在英國被視為犯罪的賣淫，提議廢除許可證制度，又希望對妓院進行登記和管理，不論是接待華人還是外國人的妓院。他不瞭解華人妓院不受管制的原因，
“委員們對華裔鴇母和妓女的情感和成見極為敏感，因為華人妓女被認為是專門接待華人的
”。他還奇怪地發現，當局對於那些 “受保護的妓女 ”表現出
“毫無必要的體諒和容忍 ”，她們把
“自己的房子提供給未登記的妓女作為賣淫場所 ”。
斯羅吉特駁斥了委員會關於沒有證據表明法規能有效防止性病傳播的.法，認為這種.法與
“民間、海軍和陸軍醫療當局的意見截然相反”。他譏諷地評論.：
“委員們似乎不瞭解梅毒的歷史以及這樣一個病理學上的事實，即它只能通過接觸傳播，患病婦女只要不與其他人接
觸，就不會傳播這種疾病。 ”(21)這句話清楚表明了他對委員會的蔑視。
英國國內的態度正在轉變，道義規範日漸取代嚴格的功利主義成為立法的準繩，因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並不意味.可以侵犯個人自由，正如斯羅吉特指明的，公開認可
“墮落 ”（它只有一種含義）是不道德的。反對派的首領是非凡的約瑟芬
·巴特勒，他們尤其抨擊《傳染病防治法案》規定的地方法官和高級警官有權強行實施體檢。雙方的爭論很快引起英國公眾的注意，尤其是一個完全無辜的青年婦女（事後被證明還是處女）因被懷疑是妓女而被迫接受強制體檢。
1883年，該項法案在英國暫停實施， 3年後廢除。
各殖民地的立法機構也必須採取相應措施，不論他們認為自身所處環境與英國本土有多大差異。香港盡力拖延，向倫敦轉達了妓院鴇母和妓女向總督提出的保留該項法律的請求。香港藉助這種辦法推遲了數年時間廢除這項法案。立法局也有意見分歧，最終官守議員憑藉多數票強行廢除了這項法案。
廢除《傳染病防治法案》給海外軍人帶來了意料之中的後果。性病發病率直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下表所示，到
1890年，英國駐印軍隊中有一半人染上了性病。
英國著名作家吉卜林
香港憑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避免了最糟糕的後果，這個辦法就是當局陽奉陰違，權當該法案依然有效，繼續對妓院實行管理，妓院也依然分成接待歐洲人和接待華人的。接待歐洲人的妓女繼續接受體檢，接待華人的無須體檢。即便如此，倫敦當局仍百般阻撓，
1890年，立法局在提出強烈抗議後被迫取消了整個監管機制。這一次香港是在劫難逃了，立法局華人議員（當時有兩名華人議員）抱怨
“地下
”妓院迅速增加。英商中華社會的統計數據表明，包令推行首批法令之後，情況
“不斷改善”，“法令廢除後出現了劇變和惡化
”。承認感染性病者的比例和患者人數都增加了一倍，這一數字足以讓人印象深刻。
1897年頭 4個月，香港駐軍每千人中承認感染性病者達 499.26人，其中
213.29人患梅毒。 3年之內，香港駐軍有一半以上的人接受過性病治療。
顯然，當局必須有所行動，結果找到一種變通的解決辦法。英國公眾輿論不能容忍向妓院頒發許可證，並沒有反對
“地下
”妓院。於是，殖民地部和香港政府同意授權巡理府查封警察指明的任何一家妓院，這個舉措引來.道士一片喝彩。實際上，警察不讓巡理府注意到那些繼續讓妓女接受體檢的妓院。如此一來，各方皆大歡喜，這種簡單的辦法此後一直沿用多年。
從某種程度上.，年輕的拉迪亞德
·吉卜林引發了英國公眾對香港妓女問題的關注。
1889年，他報道了造訪一家香港妓院的經過。吉卜林不是特別喜歡這家妓院，他受到科林西安
·凱特的恐嚇，還發現這些妓女“曾經到過丹佛市的利德維爾以及廣袤西部的荒野，她們有一些未成
年的同伴 ……她們普遍行為不端，各有令人心焦的煩惱 ”。(22)
總.務司赫德
19世紀 60年代英國政府辦公地唐寧街
引人注目的排污、毒品、妓院和鞭刑問題，還不是導致香港歐洲裔居民與白廳政府部門爭吵不已的惟一原因。香港顯然已成為歸殖民地部管轄的屬地，其他不時與殖民地部發生利害衝突的政府部門逐漸開始敵視香港，其中最突出的是外交部。一直以來，外交部與殖民地部這兩個政府部門明爭暗鬥乃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外交大臣屬於最重要的三個職位之一，由資格最老的政客把持，殖民地大臣之職雖然官階僅低於前者，卻被視為雞肋，適合有功勞的二流角色或前途光明的年輕人。兩個部的官員各具特色，體現出外交部與殖民地部的差異。外交部官員如同舉止優雅的大使，被培養出來前往巴黎和維也納的大臣官邸周旋，他們居高臨下地看待殖民地部官員，認為後者無疑是可敬而幹練地與雙手起繭的殖民者打交道，但他們的工作實際上很簡單。殖民地部官員對外交部官員的這種態度頗為反感，他們要麼消極抵制，要麼不予合作。
貿易部更乏善可陳，而且像其他部門一樣，根本不信任任何實際從事貿易的人。所有的文官，不論屬於哪一個部門，全都不信任中國沿海的英國商人。貿易部常任次官路易
·馬萊爵士在 1863年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我們與中國交涉時要避免的最大困難和危險，乃是英國商人與當地人之間毫無必要的接觸。想擠進這個尚未開拓的新領域的不列顛人主要是那些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冒險家，他們只求憑藉特殊的交易獲取鉅額利潤，很少去關注長遠的貿易利益，更不會顧及真理和正義的原
則。這些人總是用愛國主義和文明來掩飾他們的不公正行徑。 (23)
很顯然，不論當時還是現在，沒有哪位香港商人會承認自己是馬萊所.的那種人，但這個殖民地非常容易引發這種誤解。殖民者、總督和殖民地部都關注這個殖民地的安寧，雖然對於如何維護安寧他們想法各異。外交部負責對華關係，其渠道是駐北京公使和向公使報告的領事。外交部通過白廳政府部門掌控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必然有許多事務涉及其他的政府部門，如貿易部和財政部。這帶來了重重阻礙，即便是純粹的殖民地事務，總督的行動自由也越來越多地受到限制。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英國通向印度和中國的航路大大縮短。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第二年，連接英國與香港的海底電纜投入使用。從理論上.，既然交通和通訊有了改善，倫敦可以密切控制殖民地事務。實際上，殖民地事務仍由在現場的總督負責，哪怕總督的所作所為像軒尼詩那樣令人不安。不過，較之
19世紀
40、50年代的平靜時期——當時香港總督還身兼外交使節、商務監督和全權公使，可以得到商人的直接支持
——新形勢成為引發殖民者憤怒的根源。殖民者更為沮喪的是，外交部認為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遠比香港的本地事務重要。在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裏，外交部頂住了對華貿易遊.者在議會施加的壓力（至今英國人不願承認情況依然如故，不願承認香港的安寧是歷屆英國政府重大的、然而是次要的目標，不願承認英國選民對香港根本不感興趣，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瞭香港人的不滿和挫折感的原因）。
香港總督常常與廣州總領事發生激烈衝突。駐廣州總領事布魯克 ·
羅伯遜抱怨歷任總督總是被商人支得團團轉，試圖進行不妥當的干涉，他們
“看不出控制與談判的區別，他們墨守成規的做法不適合中國
”。(24)香港總督與殖民地部也時有齟齬，麥當奴就曾因發放賭場許可證一事與白廳發生衝突。總督與殖民者也屢有摩擦，例如，持續不斷的.收問題，以及波普
·軒尼詩任期內特殊情況下發生的幾乎所有問題。不過，在即將到來的 “封鎖香港
”問題上 ——香港的殖民者關注這個問題長達 20年之久
——商人、總督和殖民地部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外交部及其官員。
赫德與.務司，中坐者為赫德。
這場爭端始於包令時期設立、日後發展為海關總.務司署的江海關.務監督。外國商人從一開始就反對.務監督，他們根本不願看到清廉而高效的.收機關把收入原封不動地送交北京。
1861年，怡和洋行評論.： “這個國家正陷入癱瘓狀態
……這個對外海關征收的關.被用於皇
帝而不是各省的需求。
”(25)儘管面臨商人和守舊的朝廷官僚的重重阻力，在總.務司羅伯特
·赫德強有力的領導下，新海關在 1861至1906年間（嚴格地.是從
1863到1908年）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機構。赫德上任伊始就在給海關官員的指令中明確表示，他們與他本人一樣是中國政府行政部門的一員，
“最重要的是應當時刻清楚牢記，.務司署是一箇中國而非外國的機構
”。不論其他外國人舉止有多麼惡劣，也不論赫德在言語間流露出對許多同胞的蔑視，赫德明白無誤地告訴手下人應當如何行事：
不論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外國人自認為有權做什麼，不論他們這種想法是出於他們的地位，或是自認的對於中國人的優越感，或是通過橫行霸道的歧視來展現他們高人一等的教化……人們期望那些支取薪水的人，那些中國政府的僱員，至少既不會傷害人們的感情，也不會引起嫉妒、懷疑和反感。在與當地官員交涉和與人民交往時，（應當記住）他們是同僚，而
且由於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他人的同胞，從而就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明確的義務和責任。
(26)
赫德意識到，一個具有如此動機的機構不可能指望獲得外國商人的支持，
“商人們大都對.務監督抱有根深蒂固的厭惡。他們中的許多人毫不費力地掩飾起這種嫌惡，一旦管制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全都大聲抱怨
”。赫德在訓令的末尾特別強調，自總.務司以下的所有海關職員都是由中國朝廷支薪的僱員，
“總.務司對中國政府負責 ……他可能會被一紙通知而解職
……倘若政府確實不滿意的話 ”。
海關總.務司署
總.務司的估計完全正確，外國商人確實百般阻撓，其中尤以香港的大班跳得最兇，很長時間以來他們一直只按自己的規矩行事。怡和洋行向倫敦的朋友求援：
“（中國的）整個海關體制業已成為阻礙貿易的重大障礙
……外國人越早不支持它越好，亟盼國內有影響力的貿易人士在這方面採取行動。
”他們的報紙《上海載紀》呼籲取消所有關.和限制，但朝廷官員置之不理。他們還要求貿易由個人當場完成，並且像以前一樣以私人武裝船隻作為後盾。起初，香港總商會帶頭反對實際上已經實施的土地法規。他們認為赫德手下的英國職員幫中國人.話，尤其可惡的是赫德的手下辦事還很有效率。從某種意義上.，赫德的手下背叛了自己的同胞，這種強烈的、雖然並非經常公開表露的情緒令香港商
人更加惱羞成怒。 (27)
1898年長洲島上的海關檢查站
海關總.務司署在謀求中國的最大利益時，不但要應付常常得到香港政府支持的桀驁不遜的外國人，還要對付長期以來腐敗低能的朝廷政府部門。赫德的部門只負責國際貿易，沿海貿易仍掌握在傳統的朝廷官員手中，他們一直靠武裝帆船來管理，
“讓小艇、爬龍和快蟹得以逃.”，帆船水手也肯定不會有蒸汽緝私艇水手的高標準，因此走私活動屢禁不止。鴉片現在已經合法化，但就連
5%的關.也被認為值得走私，何況數十個鴉片球很容易藏匿夾帶。食鹽比鴉片更難藏匿，由於中國對這種國家專賣品徵收更高的賦.，走私食鹽始終有利可圖。
與早先時期一樣，廣州依然是貿易的中心，不論是合法貿易還是走私貿易。貿易依舊歸同樣的官員
“.部
”管轄，.部照舊在管理貿易時追求自己和朋友的個人利益。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部把持了大把的海關職位，有權在直抵香港邊界的中國水域巡邏。赫德充分意識到潛在的問題，他樂於看到中國知府或他本人控制的部門來承擔.部的職
責，同時也清楚地意識到自己 “不明確 ”和“突出 ”的身份。 (28)
當時，香港水域的範圍只有環繞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 3平方英里海域。日後成為
“新界 ”的所有島嶼和海灣 ——它們為不法之徒提供了理想的藏匿地
——在當時還屬於中國領土，距香港只有半英里遠。因此，緝私巡邏隊往往十分惹人注目，緝私隊汽船作為國際法許可的軍艦，可以使用香港的港口設施。赫德向廣州.務司包臘闡述了當時的形勢：
1.關於向中國領水內的中國船隻裝運的貨物徵.，中國無須與任何人協商就有權立法並採取行動。
2.英國政府已經宣佈，只要中國不在香港採取行動，並確實尊重完全標註為屬於英國的水域，殖民地當局不得干涉廣州官員的行動。
3.不論是香港總督還是廣州領事，他們採取的任何違背中國官員意願的查禁鴉片倉庫的行動都不會得到支持。
此前，赫德曾於 1871年3月7日告訴包臘：
“威妥瑪先生（接替阿禮國出任駐北京公使）站在我們這一邊，貿易部和外交部也支持我們，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定他們（香港當局）不會大力反對我們。
”(29)
與赫德的估計相反，他們遇到了重重阻礙。中國人的管理不可避免
地出現了或大或小的違法亂紀現象，那些挖空心思鑽空子的香港商人乘機大造輿論。他們認為香港屬於外國港口，是一個自由港，貿易管制應當降低到最低限度。香港船政廳的統計資料反映出這種利己主義的態度。所有進入香港的船隻，甚至包括來自數英里外的中國港口或澳門的船隻，一律被視為
“外國 ”船隻，這樣一來統計數字大為膨脹。
1906年，香港自豪地宣佈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貨物吞吐量達
22，453，007噸，超過了倫敦和紐約（兩者的年吞吐量都在
2000萬噸上下）。但是，香港的進出港貨物大部分屬於沿海貿易，真正來自外國港口的貨物僅為
8， 812，827噸，這個數字更準確地反映出香港的國際地位。
1898年維多利亞港全景阿禮國
1867年，《天津條約》的十年修約期臨近，香港商人認為機會來了。他們用一種令人聯想起
20年前曾大大激怒過璞鼎查的口吻，要求中國方面
“從形式到實際一體遵守那些始終被迴避，從未.現過的條款規定”。他們還否認
“中國海關有權裁決違反.則的案例
”，這無異於否認中國政府在本國法律範圍內的司法管轄權。不論是英國領事、北京的駐華公使還是外交部，都不打算支持商人們這種專橫傲慢的要求，殖民地部則陷入了窘境。
這一回商人們佔據了上風，他們在英國召集強大後援，.服格拉斯敦政府支持他們曖昧的要求。阿禮國爵士
——巴夏禮從前的上司， 1865年接替卜魯斯出任英國駐北京公使
——本已同總理衙門達成修訂《天津條約》的條款，包括開放更多口岸和適當提高關.。商人集團強烈反對這些合情合理的條件，繼續要求獲得充分的貿易和居住自由。英國官員與中國官員在北京經過友好而艱難的談判完成的這次修約，本應標誌.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的新階段，但是，商業利益壓倒了一切。商人們以香港為基地，成功.服英國政府否決了阿禮國的方案。更令人吃驚的是，當時的貿易大臣正是那位正直得無以復加的激進派約翰
·布萊特。貿易部不僅支持政府否決阿禮國方案，還提出了一項有失公正的建議：政府否決阿禮國的方案
“不應公開地歸之於商人的反對。這樣一種做法難免會給中國政府造成一種印象，即時常對他們懷有敵意的商人的勢力強大到足以對本政府施加影響，甚至在本政府的信念與商人的觀點相牴觸的情況下亦是如此
”。實際上事實正是如此。如果.
19世紀英國政府曾經與英國商人聯合起來強行傷害中國，這一次就是明證。阿禮國深感失望，強烈指責他的同胞對總理衙門採取的行動，總理衙門的文祥對他
表示同情： “我也被指責為變節者，只不過穿.中國服裝而已。 ”(30)
圖為格拉斯敦政府成員，中間為格拉斯敦，還有格拉斯敦政府一些重要成員，如約瑟夫·張伯倫、倫道夫
·丘吉爾。
外交部官員也頗為失望，他們本來是鼎力支持阿禮國的。英國政府以一種最為奇特的措辭宣佈了自身的屈從：政府
“極為遺憾地 ”“決定推遲批准那些非常急切地發出呼籲的商業團體的要求
”，儘管他們斷定批准這些要求將帶來
“巨大的直接利益、以及更為重大的長遠利益
”。對於格拉斯敦政府來.，這個決定異常軟弱，因為政府在議會擁有絕對多數，地位十分穩固。惟一可以替格拉斯敦內閣開.的藉口是，像以往頻繁發生的那樣，政府被重要得多的愛爾蘭土地問題弄得焦頭爛額。
1866—1867年的危機過去之後，貿易復甦並未延續多久。
1873年又發生了一次大衰退，這場衰退持續了數年時間。
1882—1886年，又爆發了更嚴重的危機，這次危機是一家法國大銀行興業銀行的破產引發的。危機首先對香港帶來了很大沖擊，破產公司數量激增，其中包括歷史悠久的廣州行商奧古斯特
·侯德。由於與多家破產公司有業務往來，匯豐銀行損失巨大，被迫出讓股份，就連怡和洋行也曾數次面臨危機。英國對華出口下降，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始終低於
1869—1872年的水平。像以往一樣，香港商人為了尋找替罪羊，把矛頭對準了中國當局。
香港商人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成員都是那些怨聲載道的人。不出所料，他們發現
“始終存在一種十分令人氣憤的封鎖體制 ……這些水域的範圍內
……各種型號的巡邏艇四處橫行
”。(31)商人們對布魯克·羅伯遜爵士的評價非常低：
“身為保護英國利益的英國官員，他的言談實在奇怪。
”英國政府應當採取外交行動，擺.這種糟糕的局面，倘若外交行動不奏效，就用炮艦來對付中國緝私艇，這些緝私艇
“如今毫無阻礙地肆意損害這個殖民地的貿易
”。為了聲援這些主張，商人們向總督遞交了一份據稱是由數位華裔商人聯名提交的請願書，這份請願書用“幾乎難以卒讀的中文
”寫成，實際上是出自一些英國商人之手，目的是掩蓋自己的利害關係。這個點子是卡德威爾與布里爾頓公司想出來的，其中的卡德威爾就是日後被逐出這個殖民地的高和爾的不爭氣的兒子。
1880年維多利亞港
起初，堅尼地對商人們的抱怨還有所保留。隨.商人們的憤怒日漸升級，他不得不採取行動。
1874年9月14日的公開會議上，商人們提到了“（中國人）明目張膽、史無前例地違背國際慣例
……（香港的）貿易面臨迫在眉睫的滅頂之災 ”。1874年12月1日，布魯克
·羅伯遜發往外交部一份條分縷析的長篇函件，極力揭露香港總商會似是而非的主張。羅伯遜揭示了香港商人不願承認的一個事實：走私才是造成困境的真正根源。麥當奴曾經用他一貫的挖苦口吻表示，中國海關的建立
“致命地打擊了這個殖民地的繁榮，毫無疑問，這種繁榮過去是，現在依然是走私的繁榮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人有意干涉合法貿易，恰恰相反，當時帆船貿易穩步發展，甚至在貿易狀況普遍惡化的頭兩年，沿海帆船貿易的貨運噸位也僅有小幅下降，從
1，817，810噸降至
1，789，598噸。這麼小的降幅恐怕很難.是遭到了滅頂之災。怡和洋行高級合夥人詹姆斯
·域陶也認為情況沒有那麼糟糕，表示從未見過合法的中國商人發過什麼牢騷。中國人只是徵收他們有權徵收的關.，對該港口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封鎖，貿易衰退完全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羅伯遜毫不含糊地支持廣州知府，同情後者的政府所面臨的重重困難，
“他們不僅未從香港得到絲毫的幫助，就連他們用來防止走私的僅有的安排，也遭到指控……在香港，總商會以及所有商人
——只有極少數例外
——全都公開指責所謂的封鎖體制，他們要求摧毀這個體制，卻提不出任何替代這種體制的方案。正是這種不講道理的態度加劇了目前的困境
”。
卡納豐19世紀 70年代廣州
在倫敦，堅尼地的請求送到了卡納豐勛爵和殖民地部官員的手中，羅伯遜有力的反駁則擺到外交部德比勛爵的桌上。當時的駐華公使是有
34年在華經驗的巴夏禮爵士，他站在羅伯遜一邊。倫敦收到堅尼地首封函件將近一年之後，事情才有眉目。
1875年3月22日，卡納豐勛爵向堅尼地發出回函，卡納豐雖然態度上同情商人，卻拒絕了商人們的要求：
“中國政府在公海或其領海上搜查本國船隻的權利不容置疑
……所申訴的中國政府行使這一搜查權利
……並未影響該港口的自由，不構成提出外交抗議的有效理由。
”卡納豐幾乎是直截了當地申斥香港官員使“該殖民地蒙受保護和鼓勵走私貿易的指責
”。他警告.，英國只會支持“符合女王陛下政府歷來維護的那些國際法原則 ”。
卡納豐勛爵的答覆在這個殖民地遭到冷遇。國際法在香港商人的眼裏沒有這麼高的地位。一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承認，
“從某種技術角度上. ”，羅伯遜的觀點 “或許是正確的
”。1876年2月10日，香港總商會對英國政府決定遵守國際法感到遺憾：
“十分不幸，政府決定與目前涉及的那些具有戰艦性質的船隻保持一致，這些船隻無權做任何事，他們從事的惟一戰爭就是扼殺本殖民地的貿易。
”
於是，各方開始了新一輪函件往來，總督堅尼地此時已經完全倒向殖民者一邊，抨擊羅伯遜領事。
1876年7月13日，他寫道：
“我對廣州當局毫無理由的要求和主張感到吃驚，女王陛下駐廣州領事不但默許這些要求和主張，還積極給予支持。
”香港總商會找到一個小題大做的新理由：廣州的布朗先生（海關總.務司署的托馬斯
·布朗）居然在收集本殖民地境內走私者的情報！ “通常 ……密探報告某艘帆船
……裝運了鴉片， ‘鵬程 ’號（海關炮艇）隨即尾隨其後將船隻捕獲。上船搜查
……一旦發現任何走私貨物，這艘帆船旋即被帶往廣州 ”（巡理府報告，
1876年5月3日）。這些行動聽起來像是一流的情報工作，香港司法當局卻驚訝地稱之為
“代表中國海關在本殖民地進行有組織的間諜和祕密偵察活動”（署理律政司，
1876年6月6日），
“為中國政府效力的低級官員大搞恐怖手段，這些恐怖行動嚴重妨礙了本殖民地愛好和平的華人居民”（正按察司，
1876年6月13日）。憤怒的羅伯遜寫道：
“我幾乎從不在意香港總督及其屬下的意見，我知道情況遠沒有他們.的那樣
糟。 ”(32)
1876年9月的《煙台條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僵局。除了其他較為重大的事項，這項條約組建了一個獨立委員會調查所謂的封鎖問題，並警告香港商人，中國當局不會改變巡邏舉措，
“總期於中國課餉有
益，於香港地方事宜無損 ”。(33)委員會直到
1886年才正式組成，英國政府再一次肆無忌憚地拖延，之後進行了相當艱苦的談判，談判主要是由赫德代表中國政府與香港當局進行。赫德一度被香港政府
“畏懼鴉片走私勢力
”所激怒，威脅.要辭職。雙方最終同意由經過認可的政府代理人單獨從事鴉片貿易，所有帆船貿易，不論是否販運鴉片，一律.離.部的管轄，轉而置於赫德的總.務司署的可靠控制之下。赫德爵士很高興能夠離開香港（
“在上了年紀的老古板看來，此地極其乏味 ”(34)），對會談結果感到滿意。
1887年8月10日，他致函美籍同事杜德維： “我們促成了.部制度的消亡
……25年來我一直想得到這些帆船，現在可以.我們終於把它們弄到手了。那些想留住這些帆船的老紳士坐立不安的樣子
有趣又可氣，我同情他們，但我們不能讓弊端阻礙改革的道路。 ”(35)
來訪者的評述
阿爾伯特 ·維克多親王伊薩貝拉 ·柏德
隨.造船技術的發展，到 19世紀
70、80年代，海上旅行變得更安全、更穩妥。隨.複合發動機、雙推進器、水密倉的發明，船隻尺寸的增大，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到東方的航行不再是一種冒險。不過，許多旅行者仍然渴望領略異國風光，他們在漫長的航程之後往往在這個殖民地短暫逗留，享受文明的舒適設施。未來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普魯士的亨利親王特別喜歡新鮮奶油，他曾在
1880年下榻總督府。波普 ·軒尼詩記下了當時的情景，這位親王打草地網球時
“勁道十足，實際上他打球太用力了，雖然我們的球場非常大
”。第二年，亨利親王的兩位堂兄弟來到香港，阿爾伯特
·維克多親王與日後成為喬治五世的喬治親王都是海軍軍官候補生，隨皇家海軍
“伯坎蒂 ”號作為期
3年的環繞帝國航行。總督想借他們的到來小題大做，聲稱擁有
“女王陛下的特別指令”。兩位親王的指揮官阻止了總督，兩位海軍軍官候補生也平靜地接受了。兩位親王對一部表現首批葡萄牙人登陸的日本電影尤其.迷，記下了
“船上的人都穿.肥大的燈籠褲
”。這次訪問期間，軒尼詩爵士僅花在照相上的費用就達
800英鎊，此事曝光後，殖民地部大發雷
霆。 (36)1879年，前美國總統尤利西斯 .S.格蘭特到訪，他與過去的對手約翰
·辛格爾頓
·莫斯比互相打趣，莫斯比在內戰中曾任南方聯邦的騎兵指揮官，當時任美國駐香港領事。
(37)
與官方人物相比，私人訪問者的記述當然要有趣得多。其中一位來訪者是不知疲倦的著名旅行家伊薩貝拉
·柏德。柏德小姐是個十分虔誠的新教徒，對 “羅馬
”教會疑慮重重，很適合擔任會督之職。她喜歡並讚許維多利亞城，
“通過電纜與英國連接，大企業和英國奢侈品隨處可見”。但是，她對香港上流社會持保留態度，
“它的派系、無盡的殷勤、生活的鋪張、各種爭執、慶典、野餐、舞會、賽船會、賽馬、宴會、草地網球聚會、業餘劇團、下午茶會，以及所有其他一大串被視為樂事的時尚
”。私下裏，她更強烈地表達了不滿，
“我相信那些人當中有一半人不和另一半人講話，除兩個人之外，所有傳教士彼此互不理睬
……總督（軒尼詩）
……據.是葡萄牙籍會督高主教的嘍囉（後者是香港羅馬天主教會會督）
”。她對軒尼詩也沒有多少好感，軒尼詩
“穿.太過考究……有一張永遠在笑的嘴巴和從來不笑的陰險眼睛 ”，而且表現出 “對
罪犯的 ……顯然是病態的同情 ”。(38)
戈登 ·卡明夫人與伊薩貝拉 ·柏德同時來到香港，時間是在
1878年12月。她看到了香港生活的另一個側面，似乎也從中得到更多的享受。卡明夫人先是與她的朋友、經紀人阿特韋爾
·考克森之妻路易莎
·考克森住在一起，她們一起觀看賽馬，考克森夫人頗為大膽地趕.一輛小馬車，這是
“那場盛會中惟一帶輪子的交通工具
”。卡明夫人的這位女主人即使不能.很放蕩，至少頗為魯莽，她在業餘劇團的首次演出中扮演貴夫人，用藝名把這事掩飾過去，
1879年演出的劇目恰好是《謊言學堂》。考克森夫人還是婦女遊樂會的發起人之一，這個會所專門接待貴婦人玩草地網球。其他接待卡明夫人的女主人
——律政司的妻子斯諾登夫人和洛科克夫人，後者的丈夫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則顯示出香港上流社
會的一個完全不同的側面。 (39)
布拉西夫人無須與朋友同住，她是與丈夫托馬斯爵士一道來香港的，住在自己的
“日光 ”號遊艇上。托馬斯爵士應邀與 “幾位華人紳士 ”共進晚餐，發現他們
“掌握的英語完全可以同受過最好教育的英國人媲美”，這正是當時的時代特徵。托馬斯爵士被款待享用各種美味佳餚，其中包括
“鴨掌、魚腦和燕窩羹
”，這些菜讓他覺得很不舒服。托馬斯爵士是鴉片考察專員，前來香港執行調查鴉片貿易的正式使命。他造訪了香港的工廠，發現
“財富的積累與僱員的低工資 ”反差巨大，僱員工資從
每天 1便士到 4便士不等。 (40)
來訪者很少稱讚香港的歐洲人社會。在他們的記.中，大洋行老闆慷慨好施的款待不再像以往那樣佔據顯著位置，反而有許多對殖民者狹隘、暴躁性情的批評。
19世紀 70年代中葉，傑出的攝影師詹姆斯 ·湯姆森對歐洲人 “奢華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為他的英國助手提供的住所以及“他們樂此不疲的豪華設施 ”感到震驚，
“我認為他們過.大大超出他們應得的奢侈生活
”。湯姆森得出結論，美國人和德國人生活更有節
制，與英國人不同，美國人和德國人不辭勞苦地學習當地語言。 (41)
湯姆森的最後一項指責時有耳聞，它表明英國人沾沾自喜、志得意滿的心態日甚一日，乃至最終喪失了早先曾經擁有的工業和貿易領先地位。許多來訪者對華人遭受的冷漠乃至無情的對待感到震驚。柏德小姐指責.：
“在香港，你不時能看到歐洲人用手杖或傘柄毆打苦力。 ”羅納德·高爾勛爵指責第
74步兵營（高地輕步兵營）的陸軍少尉對待華人的方式
“如同對待低劣的動物。難怪我們英國人所到之處總是被人深深地厭惡
”。(42)1854年，年輕的羅伯特 ·赫德剛剛從烏爾斯特來到香港，非常
吃驚地 “看到上司是如何對待華人的：他把華人的貨物扔到水裏，用手杖敲他們
”。(43)最早的華人傳教士之一的黃寬博士 ——他在愛丁堡大學獲得醫學學位
——抱怨.他的工作困難重重，華人
“對英國人成見很深，他們（華人）認為英國人事事專橫 ”。
湯姆森是 19世紀後期著名的英國旅行攝影家。圖為 1871年約翰
·湯姆森在廈門與清兵合影。
詹姆斯 ·湯姆森對香港下層生活出言謹慎，他報告.有 180家“演藝劇場
”，還發現與警察打交道時
“明智地使用該地區的貨幣，就可以獲得安全以及體面的沉默 ”。拉吉亞德
·吉卜林對社會底層的描述不那麼謹小慎微，披露了該島生活的諸多層面。他.述了與
“該島最大、也是最正派的大班
”的會晤經過，道出了當時乃至今日香港的本質。吉卜林問道：
“怎麼這裏的每一個人都.不了銅臭味？ ”他被告知：
“這是因為這個島正在蓬勃發展。凡事都要付錢。
”他看到一份股票目錄，所有股票都在溢價出售。
“從牛奶場開始，樣樣都要付錢。
”(44)（這家牛奶場是香港西醫書院的創辦者孟生博士富於想像力的產物，他想為歐洲兒童提供新鮮牛奶，在香港，就連這項適度的投機也難免涉及金錢交易。）
吉卜林鞭辟入裏地分析了香港的殖民地情結：
“僑民們深信不疑的依賴心態中有一些十分可悲的東西，想必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性情乖僻、缺乏信心。
”吉卜林是在 1889年時.這番話的；香港將不再 “依賴 ”，或許正在變得 “乖僻
”，卻仍然沒有清楚意識到 “宗主國 ”對香港是多麼缺乏信心。
(1)《關於限制香港華人的文件》（ Papers Relatingto Restrictionsupon
Chineseat Hong Kong（PRRC）），艾爾斯， 1880年7月8日。
(2)歐德理，前引書，第 514頁。
(3)歷史上，託利黨是堅決反對愛爾蘭獨立的，也是反天主教的。 ——譯註
(4)引自波普
·軒尼詩的孫子詹姆斯 ·波普－軒尼詩為祖父所作傳記《陽台》（ Veran
dah）。有人暗示軒尼詩是特羅洛普小.主人公菲尼亞斯 ·芬的原型。
(5)《波普
·軒尼詩檔案》，現藏於羅茲圖書館（ Rhodes House：Pope Hennessy Collec
tion），第 8匣。在許多文件裏，惱怒的文官對波普
·軒尼詩評頭品足。常任文官不但難以忍受這位總督為人尖刻，還對其未能區分資本收益與.收收入氣惱不已。
(6)
金伯利日記，約翰 ·伍德豪斯（ Kimberley Journal：John Wodehouse），
1880年自由黨上台後，金伯利伯爵擔任殖民地大臣。當時，軒尼詩已經無法再得到自己所屬政黨的支持。
(7)《關於限制香港華人的文件》，軒尼詩， 1880年4月19日，
1881年4月29日；普賴斯， 1881年8月15日。 (8)《關於限制香港華人的文件》，
1881年8月20日。 (9)《關於限制香港華人的文件》，柴德維克，第 248節，
1882年7月18日。 (10)1866年《藍皮書》，第一卷， 1865年7月25日。
(11)
《關於香港鞭打囚犯的文件》（ Papers Relatingto the Flogging of
Prisonersin Hong Kong）：軒尼詩致希克斯 ·比奇， 1878年9月28日，
1878—1879年《藍皮書》，第 51卷。
(12)同上， 1879年5月13日。 (13)拉布謝爾致包令，
1856年7月29日，另見第八章。
(14)請見安德葛：《香港政府與人民， 1841—1962年》（ Endacott，The
Governmentand People of Hong Kong1841—1962），第
95頁。在中文歷史著作中， NGChoy拼作 Wu Ting fang（伍廷芳）。
(15)資料來源：《不列顛百科全書》（ Source：Encyclopaedia
Britanniaca），第 9版。
(16)關於妓院的條例，請見《關於香港傳染病防治條例的文件》（ Papers
Relatingto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Hong
Kong（PRCDO）），邁樂文：《帝國統治下的香港》（ N. 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1912—1941），第 10章。
(17)拉布謝爾致包令，
1856年8月27日，載《關於香港傳染病防治條例的文件》，第 270頁。
(18)總醫官 1869年的報告，見英商中華社會遞交殖民地部的報告，包括
1897年6月30日羅便臣致張伯倫的函件，《關於香港傳染病防治條例的文件》。
(19)詹姆斯 ·波普－軒尼詩：《陽台》（ J.Pope
Hennessy，Verandah），關於軒尼詩的私生子，見第
52頁，軒尼詩在香港的任職，見第六部。
(20)卡納豐致軒尼詩， 1878年1月25日，《關於香港傳染病防治條例的文件》。
(21)1879年11月13日，《關於香港傳染病防治條例的文件》。
(22)吉卜林：《飄洋過海》（ Kipling，From Seato Sea）。
(23)1863年2月10日備忘錄，上海英國總商會 1862年9月4日致約翰
·羅素勛爵的備忘錄。（ BTGen Dept114/1863）。
(24)科提斯，前引書，第 198頁。 (25)《怡和洋行函件集》（ JMLetter
Book）， 1861年3月30日。
(26)1864年第八號指令，引自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卷，附錄 D。
(27)關於英國商人與對華投資者 ——雙方的代表分別是英商中華社會和英國當局
——的關係鮮見真誠，雙方始終無法徹底消除對對方的懷疑，馬奈事件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請見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外交部》（N.Pelcovit，Old
China Handsand the Foreign Of fice）。
(28)關於.收之爭，請見堅尼地於
1874年7月10日發出的.長乏味的《關於香港商業僑民對中國.務緝私船及本殖民地鄰居的申訴的通信》（
‘Correspondencerelatingto the Com plaints of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in
Hong Kongagainst the Action of Chinese Revenue Cruizersand
theneighbourhood of the Colony’），以及署理總督柯士甸（ Gardiner
Austin）於 1875年6月9日的《其他通信》。
(29)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 382頁。
(30)引自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 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 204頁。直到
1876年去世前，文祥一直是恭親王在總理衙門的得力助手。英國政府的觀點，請見
1870年《藍皮書》，中國問題，第 11、 7卷。
(31)《藍皮書》，《關於.務緝私船的通信》和《其他通信》。
(32)科提斯，前引書，第 198頁。
(33)
《煙台條約》中文文本相關條款如下：
“香港洋.，粵海關向設巡船，稽查收.事宜，屢由香港官憲聲稱，此項巡船有擾累華民商船情事。現在議定，即由英國選派領事官一員，由中國選派平等官一員，由香港選派英官一員，會同查明核議、定章遵辦。總期於中國課餉有益，於香港地方事宜無損。
”——譯註
(34)
赫德：《書信集》（ Hart，Letters：The I.G.in Peking），第 577封（
1886年7月11日）和第 595封（ 1887年8月8日）。
(35)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 389頁。
(36)詹姆斯
·波普－軒尼詩，前引書，第六部。
(37)
莫斯比在《回憶錄》（
Mosby，Memoirs）中.述了領事生涯，看上去他很喜歡這個工作。
(38)
柏德：《黃金半島》（ I.Bird，The Golden Chersonese），第
125頁，在羅茲圖書館收藏的 1879年1月8日信函中（ Rhodes House
CHBox8），柏德曾. “會督夫人有點像普羅迪夫人 ”。蘇姍
·霍伊的出色著作收錄了伊莎貝拉 ·柏德的一些未刊書信，第 125—126頁。
(39)
卡明夫人：《漫遊》（ Mrs
G.Cumming，Wanderings）。另見史密斯：《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
C.T.Smith，JHKBRAS），第 22卷， 1982年。
(40)
布拉西夫人：《 “日光 ”號的航程》（ Lady Brassey，AVoyagein
the‘Sunbeam’），第 373頁。
(41)
湯姆森：《馬六甲海峽》（ J.Thomson，The Straits of Malacca），第
203—208頁。 (42)詹姆斯 ·波普－軒尼詩，前引書，第 193頁。
(43)
赫德：《步入中國清廷仕途》（ R.Hart，Journals：Entering China’s
Service），第 15頁；陳偉.，前引書，第 117頁以下。
(44)吉卜林：《飄洋過海》。
第十章 香港要塞捍.英帝國
巴麥尊羅素
1865年，巴麥尊勛爵去世，他的死標誌.一個時代的終結。巴麥尊首次出任公職是在
59年前，即耶拿戰役打響的 1806年。 1868年，巴麥尊的同事和對手、
1804年進入議會的約翰
·羅素勛爵也終於退休了（他一直活到可以親自教導年幼的孫子伯特蘭
·羅素，後者在 20世紀
50、60年代曾讓艾登和麥克米倫兩位首相的日子不好過）。巴麥尊和羅素步入政壇之際，世界正處在拿破崙統治之下（羅素與拿破崙有過一面之緣）；
當他們退出政治舞台的時候，俾斯麥的身影籠罩整個世界。
(1)這段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裏，英國似乎是個地道的歐洲強國， “這兩個老人
”比同時代人更好地把握了這個國家操縱歐洲事務的有限能力。
1864年，奧地利、普魯士入侵丹麥，英國公眾輿論強烈支持丹麥，要求政府進行干涉，派遣艦隊前往波羅的海。然而，巴麥尊從來就是現實主義者，在他看來，英國僅憑自身的力量難以在歐洲大陸有所作為。
英國的資源極度匱乏、太過分散，無力推行獨立的歐洲政策。俾斯麥一針見血地點破了這一要害，他曾經表示，如果英軍在普魯士登陸，他將派一名警察把他們全都抓起來。這句教訓式的話傳到英國
6年後， 1870年夏，普魯士軍隊在一場動員了 100萬人的戰爭中，只用了不到
3個月時間就打垮了法國。此時英國即使想插手干預，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外交部德國問題專家羅伯特
·莫里爾爵士宣稱，倘若政府在
24小時之內向英國公眾表明自己的勇氣，這場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皇家騎兵禁.軍總司令劍橋公爵的評論引起了激烈爭論：
“沒有軍隊，哪裏談
得上勇氣，我們根本無勇氣可言！
”(2)此時，英國的全部陸上武裝力量，包括自願者在內，尚不足
10萬人，僅此一點就難以組織起一支 1萬人的遠征軍。
1870年，普魯士贏得普法戰爭的勝利。圖為在巴黎凡爾賽宮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
巴麥尊 —羅素當政之後，託利黨政府上台，
1866—1868年的託利黨政府先後由德比勛爵和狄斯雷利領導。在之後
16年裏，格拉斯敦和狄斯雷利兩人交替執政，自由黨兩度執政
5年時間，其餘都是託利黨當權。在這一時期，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格局都已改變。德國和意大利統一，奧匈帝國復興，俄國作為現代強國嶄露頭角，法國也治癒了戰爭創傷，列強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所有這些國家以及荷蘭、比利時和美國，都把發展工業放在首位，政府通過提供資助、修建鐵路、碼頭、運河，實行保護性關.等方式給予本國工業廣泛的支持。英國開始喪失早先不可動搖的世界工廠地位。
1870年，英國生鐵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
50%強，鋼產量也將近佔到世界產量的半壁江山。
20年之內，美國在這兩項指標上超過了英國。
美國一躍成為最強大的工業國，不過美國工業的發展對世界市場影響不大，因為美國迅速擴大的國內市場很快就消化了生產能力。
19、20世紀之交，後起之秀德國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鋼產量一舉超過英國。與美國不同，德國鋼鐵很快就打入早先是英國產品一統天下的市場。有一些市場是德國產品難以滲透的，例如移民殖民地和印度，其他一些地區則向德國出口商敞開了大門，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洲和中國。
儘管其他現代工業國家日漸領先，英國仍保住了世界貿易的頭把交椅。
1870年，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貿易額超過了法、德、美三國總和（6﹒75億英鎊對
6﹒04億英鎊）。 20年之後，這一格局仍未改變，為 10﹒38億英鎊對
9﹒97億英鎊。究其原因，部分是由於英國特有的投資海外和殖民地的資本輸出，海外投資固然利潤可觀，卻導致國內工業部門缺乏適應新競爭所需的資金。世界貿易模式有很大的差異，英國海外投資總額通常至少達到國內投資總額的一半左右，有時甚至更高。
1881 —1890年的
10年間，英國海外投資上升到國內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三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對海外商業和工業企業的投資達到國內投資額的
75%。海外投資雖有一定風險，回報也比國內投資豐厚得多，更何況英國人憑藉銀行業的財富和倫敦金融界的交易經驗，能夠較好地規避風險。
德國的克虜伯工廠愛德華 ·卡德威爾
英國有如此大比例的國民財富需要加以保護，而此時德意志帝國政府在製造商的影響下推行咄咄逼人的政策，通過殖民擴張來獲取新市場。英國曆屆政府面臨保護現有投資和市場的巨大壓力，要實施這種保護，至關重要的是擁有強大的海軍，龐大的陸軍則遠非必要。
格拉斯敦政府的陸軍大臣愛德華 ·卡德威爾不顧劍橋公爵的頑固阻撓，制訂了
1869—1874年大規模重整陸軍計劃。之後的歷屆政府，不管是保守黨還是自由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十分廣泛的必要措施，包括廢除軍職買賣，改進設施和裝備（最終引進了後膛來福槍，將軍們仍拒絕接受除前膛炮之外的任何大炮），改組團的編制，甚至還規定用卡其布而不是紅色嗶嘰來製作埃及沙漠作戰部隊的軍服
——這個想法讓劍橋公爵狂怒不已。經過改革，陸軍兵員有所增加，陸軍的目標是以快速的殖民地戰爭保護海外既得利益，而不是打一場歐洲規模的陣地戰。即使是有限戰爭，人們也疑慮重重。殖民者受命避免衝突，如果需要防.，也應自行解決。
卡德威爾為了實現擴充本土陸軍的計劃，從各個自治殖民地遣返了大約兩萬人的部隊。殖民者要自行安排本殖民地的防務，而格拉斯敦素來懷疑任何可能導致額外開支的殖民地衝突。狄斯雷利像過去一樣，四處尋覓機會
“挫敗輝格黨人 ”，抓住自由黨人渴望逃避承擔帝國義務大做文章。狄斯雷利
1872年6月24日發表的演.常常被看成是一個轉折點，從此英國決定扮演世界性角色，而不僅僅是一個歐洲國家。狄斯雷利嘲笑功利的輝格黨人絲毫沒有帝國榮譽感，他們
——
已經如數學驗證般明白無誤地表示，英國的王冠上從來沒有過一顆寶石，擁有印度實際上代價高昂。屢屢有人提出我們應當立即從這個夢魘中擺.出來！他們（輝格黨
—自由黨人）把英國的殖民地，甚至把與印度的關係當做這個國家的負擔，他們從財政角度看待一切，卻完
全忽略了使民族變得偉大的道德和政治因素，忽略了人所特有的有別於動物的感化力。
(4)
狄斯雷利是 19世紀中葉十分有影響的政治家，英國第一位猶太血統的首相。
1874年，狄斯雷利終於有機會把自己的觀點付諸實施。數月之前，格拉斯敦在下院遭到失敗（這次仍是因為愛爾蘭問題，兩大政黨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愛爾蘭問題上摔跟頭），宣佈舉行大選，結果保守黨人贏得壓倒性勝利。狄斯雷利曾在
1868年擔任過 9個月首相，這次是他惟一完整的首相任期。他推行
“使民族變得偉大 ”的政策，其標誌是為維多利亞女王安排了一個 “印度女皇
”的新頭銜，這個頭銜不過是惠而不費的象徵性舉措（雖然女王感到莫大滿足），購買蘇伊士運河
7/16的股份才是狄斯雷利政策的真正成就。英國通向印度之路從此有了保障，儘管付出了重大代價，英國此後不斷與法國發生爭端，還捲入開支浩大、錯綜複雜的埃及局勢。直到
1956年，英國與埃及的衝突還把一位英國首相拉下
馬來。 (5)
保守黨與自由黨在殖民地事務上的分歧並非實質性的分歧，更多地是表面的分歧。格拉斯敦政府不管多麼希望避免捲入，還是被迫承擔了帝國義務。
1877年被狄斯雷利併入英帝國的特蘭斯瓦的布爾人認為格拉斯敦會恢復他們的自由，他難道沒有把這次兼併稱作
“近乎瘋狂之舉 ”，還表示拒絕承認用 “令這個國家蒙受恥辱的手段
”實現的兼併？然而，在事實面前，所有美好的願望徹底破滅。
1880年自由黨政府上台後，決定推行壓制布爾人的政策，布爾人直到打敗英國軍隊才保住了格拉斯敦曾經應允恢復的獨立。埃及的情況也是如此。
1882年批准炮轟亞歷山大城、鎮壓阿拉比起義的不是保守黨政府，而是自由黨政府。阿拉比起義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民族主義起義，起義者承諾建立埃及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責任政府。
布爾戰爭中的英軍
真實情況是，不論政治上如何花言巧語，任何一屆英國政府總是被無法駕馭的因素拖入殖民地爭端，要麼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如特蘭斯瓦和緬甸（
1885年），要麼必須迴應其他歐洲列強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政策。殖民地部常任官員仍然反對再增加任何負擔，大臣們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不斷削減殖民地開支，結果形成了兩黨合作的殖民地政策，這種政策至少延續到
19世紀末第二次布爾戰爭爆發之際。兩黨合作並沒有徹底貫徹到所有的政府部門，外交部與殖民地部在香港問題上依舊爭吵不休。外交部始終堅持認為這個殖民地的利益必須服從英國與中華帝國的關係，殖民地部則傳達殖民地居民的意見，儘管他們對殖民地居民的態度忽冷忽熱。
海軍部和陸軍部與殖民地部也有分歧。一段時間以來，海軍上將約翰·科洛姆爵士接連向海軍部提交防禦戰略報告。
1877、1879年，他相繼出版《殖民地防務》和《大不列顛及其屬地的防務》，起到了決定性
作用。
(6)科洛姆闡述了憑藉強大海軍防.宗主國和殖民地的方針，強調只有海軍才能抵禦潛在的入侵，這樣一支海軍必須配備一系列安全的燃料、食品補給站和維修點。美國內戰期間聯邦政府
“亞拉巴馬
”號劫掠艦的事例表明，蒸汽船對這類港口的依賴性很大，蒸汽艦隻完全依靠這些港口補充給養，必須按照預定航線航行。科洛姆認為新加坡和斐濟的重要性超過香港，海軍部採納了他的原則，只是認為斐濟不如香港重要。從此，香港的戰略地位得以確立，只是重要性不及新加坡。香港將不僅是有益的貿易中心，還將成為帝國防務體系的重要一環。誰來為此付賬，殖民地居民還是英國納.人？這個問題懸而未決，成為爭論的焦點。
格拉斯敦及其繼任者對內政的關注遠勝於對歐洲及殖民地事務的關注，愛爾蘭問題當屬最要緊的國內事務，這個問題最終導致了自由黨的毀滅。歐洲大陸似乎有望進入一個穩定時期，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如此。狄斯雷利的最後一個大動作是簽署《柏林條約》（
1878年），該條約表面上是為了結束俄國與土耳其重新爆發的衝突，實際上樹立了一種解決歐洲爭端的模式，這種模式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已經沒有爭奪的空間，列強在不同因素的驅使下，紛紛把注意力轉向殖民擴張。
法國的野心
路易 ·菲利浦
1790到1852年間，法國經歷了
9次政體轉變：三個王朝、兩個共和國、兩個帝國、一屆執政府和一屆督政府，每一次政權更迭都伴隨.暴力。歷屆法國政府無不對公眾輿論異常敏感，深切意識到他們的繼續執政乃至個人生命都取決於不能過分激怒老百姓（直到
1885年，法國對華政策還差一點導致一位總理被私刑處死）。英國佬接二連三的陰險行徑總是令法國人憤慨不已，英國佬越是看起來不那麼令人討厭就越是可疑。
1815年後，法國的國策就是堅定地與英國合作，畢竟除法國之外，英國是當時惟一非獨裁的立憲制歐洲強國。但是，只有可靠而自信的法國統治者才敢冒犯勢力很大、有時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恐英派遊.者。
1838到1840年，法國公眾輿論激憤到頂點，奧爾良王朝藉助人們對於拿破崙的熱情，提高自身的世俗號召力。
1840年，拿破崙的遺骸從聖赫勒拿島運回法國，巴黎舉行了場面宏大感人的儀式。總理梯也爾完全控制了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局勢，鞏固了法國在那裏的統治。法國人熱衷於重新武裝，滿心希望打一場對英戰爭，
“舉國上下沉浸在狂暴的激情之
中……法蘭西利劍在握 ”。(7)然而，務實的國王路易
·菲利浦把與英國合作當做法國政策的基礎，將梯也爾免職，接受了《倫敦條約》，這項條約解決了英法兩國的爭端，卻讓法國人民極度失望。
菲利浦國王急欲轉移臣民的注意力，便把目光轉向東方。當時，法國沒有多少理由關注中國。法蘭西民族嗜好咖啡和葡萄酒，法國財政收入也不像英國那樣依賴來自茶葉的.收。法國人擁有嚴密保護的絲綢工業，由於喪失了絕大部分印度屬地（被無恥的英國佬奪去），他們無須為棉花或鴉片尋找市場。即便如此，法國政府一直渴望及時獲知中華帝國的一舉一動。
1839年，一位密使受命前往中國。
路易 ·菲利浦政府委以祕密使命的 M.馬奈
·德·巴斯蘭大概算不上有見識的間諜，英國商人顯然樂於迷惑這個輕信的法國人。他們用酒宴款待他，使之相信東印度公司在廣州仍有勢力，
“只是名稱有所變動 ”，而且有接管整個中國的奸詐密謀，初步計劃是推翻
“韃靼蒙古人的皇帝
”，代之以一個漢人，也可能是個適合的英國人，此人非怡和洋行的年輕人羅
伯聃莫屬。 (8)
不論法國人是否相信這些天方夜譚式的幻想，他們在兩年後派出了以真盛意為首的正式使團。真盛意成名於印度，渴望在中國取得同樣的成功。法國人和中國人對真盛意使團的報道大相徑庭。從公開角度.，他是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私下裏他為法國向中國要求一塊居留地，就像英國人得到香港那樣，他提出這塊地方應是獅子洋入口處的虎門－穿鼻。耆英以彬彬有禮的嘲弄態度拒絕了這項要求，法國的對華貿易並未大到足以獲得像英國一樣的待遇，虎門具有戰略意義，是中國極為重要
的門.，其地位與香港不可同日而語，香港被視為無關緊要的外圍島
嶼。
一個突發事件使事態變得更為複雜，法國快速戰艦 “愛裏貢
”號艦長則濟勒自作主張，於
1843年8月抵達上海，這個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一個謎。
(9)則濟勒告訴中國人，法國與中國沒有矛盾，法國的宿敵是英國人，所以會幫助中國人抵禦英國人，中國藉助法國的幫助，可以掌握建造戰艦和大炮的技術以及海戰戰法。耆英依然不相信，當時他正與英國人談判一項協議，瞭解並信賴英國人，況且英國的實力一目瞭然，法國
的實力尚在未知（他肯定曾被告知特加法加爾戰役）。 (10)
法國人為中國設計的堡壘
法國的幕後活動沒有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1844年，法國派出一個正式使團，使團由經驗豐富的外交家拉萼尼率領。拉萼尼曾參加過維也納會議，當時就坐在傑出外交家塔列朗的身邊。拉萼尼使團抵達中國後，發現法國駐廣州領事已經獲得了《南京條約》規定的最惠國待遇，拉萼尼高超的外交手腕毫無用武之地。但是，拉萼尼的使命中還有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預測法國未來的亞洲戰略。他受命尋找一個戰略地點作為法國在東方的前哨，這回選中的是菲律賓.島中棉蘭老島附近的巴錫蘭島。這座小島已被西班牙人佔領，很難由中國人.了算，除非法國是想找理由與西班牙開戰。不用.，拉萼尼在這個問題上也毫無進展。
拉萼尼決定把寬容傳教活動作為法國的要求，這大概是為了挽回顏面，不然的話，耗資巨大的法國使團除了本已到手的利益外一無所獲。拉萼尼是受保守的基佐內閣派遣，基佐政府一直致力於贏得天主教會的支持，因為天主教會大多敵視奧爾良王朝。在這種情況下，拉萼尼的這個舉措將被巴黎視為有益的政治讓步。中國人應允了這個要求，為法國人日後在必要時炮製
“開戰理由 ”埋下了伏筆。
到下一個王朝，路易 ·波拿巴的第二帝國，法國人.手利用原先條約的規定，
1858—1860年的英法遠征進一步確認了這些條款，條約（譯者按：《中法天津條約》）規定：
“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
”（第十三款）此時，馬奈 ·德·巴斯蘭又跳了出來。 1857年2月至
1859年12月間，他向法國政府提交了一系列正式報告，這些文件充斥.仇英情緒和可笑暗示，
“他們（英國人）將盡一切努力反對（法蘭西）帝國，惟有帝國能夠阻止他們
”。德 ·巴斯蘭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
“埃及的騷亂使我清楚地意識到，英國人 ……希望有朝一日能夠佔領它
”。他還預言英國人肯定會干涉西藏（這兩項預言日後都.現了）。他還指出了中國南部河流的重要性，這些河流很快
就成為法國在華擴張的跳板。 (11)
1870年9月2日，拿破崙三世在色當向俾斯麥投降。
一段時間以來，法國在華商業利益不大，所以能夠與英國合作。
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次年又發生了巴黎公社起義，形勢發生變化。法國在歐洲一蹶不振，無望收復戰後割讓給德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期望憑藉外交成功來挽回臉面。雖然德國企業家遊.俾斯麥攫取法國領地作為戰爭賠償，法國殖民地在戰爭結束後未受觸動，這種情形完全是滑鐵盧戰役後歐洲局勢的翻版，當然此時的形勢要嚴重得多。滑鐵盧戰役後，復辟的波旁王朝國王查理十世.手征服阿爾及爾；路易
·菲利浦王朝鞏固了法國在阿爾及爾的統治，之後，法國曆屆政府先後入侵墨西哥、塔西提和埃及。法國佔領馬達加斯加，公開把該島作為反英戰略的一步棋。激進派議員、海軍部長德
·拉納桑在《法國的殖民擴張》一書中指出，法國艦隊以馬達加斯加和印度支那為基地，
“切斷英國與新加坡、香港和中國的所有貿易往來，直至威脅印
度”。(12)
中法戰爭中在諒山大敗法軍的老將劉永福
不論是否自覺地採納了巴斯蘭的建議，路易
·波拿巴政府轉而把擴張矛頭指向印度支那，企圖以印度支那為基地，與英屬印度相抗衡。
1862年，法國在西貢建立據點，但英國兼併下緬甸，旋即抵消了法國在這個地區的勢力。此後的
5年間，法國佔領了整個湄公河流域，湄公河三角洲成為法屬交趾支那省，問題在於湄公河流域毫無商業價值可言。從海洋到河內和中國雲南必經的出入口是地處現今越南北部的紅河，紅河歸屬東京省，後者是古代安南帝國的一部分，而安南至少在理論上屬於中國的領地。安南皇帝在種族上是漢人，帝國政府的部分官員是漢族學者型官僚。
中國人未必履行對藩屬的義務。例如， 1879年，日本佔領琉球.
島，中國人出於謹慎，沒有堅持傳統的權利。但是，這一次中國答應支援安南。中國人很有可能認為安南本身不值得大動干戈，但東京省構成了中國與掠奪成性的法國之間的緩衝帶。於是，朝廷決定派兵干預，抵禦法國侵略。中國至少派出了一支精.的非正規軍：黑旗軍。中國最傑出的革新派人物李鴻章十分清楚他的國家軍事和海軍力量有限，試圖避免衝突，後黨卻熱衷於對法開戰。
孤拔1885年2月，清軍取得鎮南關大捷。圖為鎮南關清軍佈防圖。
法國人決意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把幅員有限的帝國擴展成西方第二大殖民帝國，這個決定並非一蹴而就、毫無爭議。法國軍隊的建制是針對大規模歐洲軍事行動，不適應小規模殖民地戰爭，而且很多人反對任何干擾
“復仇 ”——打贏下一次對德戰爭，收復法蘭西的失地
——準備的事情。法國左翼人士當中開始流傳一種奇特的想法：即使是傳播法蘭西文化，也不證明對外冒險是正當的。法國政局不穩，難以形成一以貫之的政策。在法國歷史上，
19世紀 70、80年代是政府如走馬燈般頻繁更迭的時期之一。 1879年2月到
1883年3月，法國至少先後有
8屆政府執政：瓦丁頓內閣、弗雷西內內閣、費裏內閣、甘必大內閣、第二屆弗雷西內內閣、杜克勒克內閣、法利埃內閣和第二屆費裏內閣。直到儒爾
·費裏憑藉反教會教育和致力殖民擴張的綱領再度執政，法國政壇才穩定下來。
1884年8月，在雙方都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中國捲入了與法國的戰爭。海軍司令孤拔輕而易舉地打了一場勝仗，在福州摧毀了裝備非常落後的中國艦隊；雙方的陸上軍隊互有勝負。前往福薩摩的法國遠征軍在基隆被包圍。
1885年2月，法國軍隊在靠近中國與東京省邊界的諒山被打敗。這場敗仗導致費裏內閣垮台，費裏本人僥倖逃過一名狂怒的巴黎暴徒的毒手（中國軍隊促成了此事，他們歸還法國陣亡者時，把頭盔靈巧地縫在無頭屍體上）。不過，法國雖然幾乎輸掉了戰爭，卻贏得了和平。在羅伯特
·赫德爵士的協助下，中法兩國在巴黎達成協議，法國對安南帝國、東京省和交趾支那的主權得到承認，法國的直接統治得以確立。與此同時，暹羅帝國，即現今的老撾和柬埔寨，被納入法國勢力範圍。這樣，法國控制了大小相當於其本土面積的地區，與中國南部接壤的邊境線綿延
1000英里。一些法國政客貪得無厭，想攫取更大地盤。頗有權勢的出版商約瑟夫
·夏萊－伯爾認為，法國的 “文明使命 ”應當囊括
暹羅、澳門和部分中國本土。 (13)
圖為黑旗軍與法軍作戰場景
馬尾海戰
法國的殖民野心日益膨脹，似乎要把殖民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帝國和中國南部邊境，這引起白廳的嚴重關注。在這個地區，掠奪成性的法國取代了無足輕重、很大程度上只剩下空架子的中國，法國人計劃把擴張矛頭直指雲南。英國政府考慮到在華利益，對此保持善意的中立。英國已經把中國納入其
“非正式帝國
”，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對華貿易中佔據最大份額。另一方面，法國人的一舉一動始終受到懷疑。
1884年8月，法軍炮擊福州，造成大約
3000名平民死亡，這一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巴夏禮認為，法國此舉
“無異於背信棄義 ”。英國下院也提出質詢。
1884年10月28日，來自艾爾的託利黨議員阿什米德 ·巴利特先生要求
“英國海軍將領阻止這些海盜行徑
”。法國宣佈封鎖中國海岸，還考慮把大米列為戰時禁運品，英國憤怒地做出反應，暗示將調遣皇家海軍進行對抗。一位觀察家認為這個舉動
“震撼了文明世界 ”，上院則把法國人的行動斥之為 “野蠻行徑
”。伯裏勛爵發言.，本國隨時可能捲入戰爭。因協助鎮壓太平天國而以 “中國的
”戈登而聞名的戈登上校寫道：
“根據以往的經歷，倘若中國與法國開戰，我們必定會採取相同的行動。 ”
戈登
法國的進攻立即點燃了中國人的憤怒，電報和蒸汽印刷機第一次使炮轟福州和中國艦隊覆滅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中國舉國上下一片譁然，兩廣總督發佈公告，號召中國人鑿沉法國船隻，把下過毒的食物賣給法軍。在香港，當局頗為驚恐地獲知中法開戰的消息，香港舉行了反法遊行，碼頭工人拒絕為法國船隻服務，這是該殖民地普通民眾第一次自發表現出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民族主義是針對一個特定國家，完全不同於過去常見的不分青紅皂白地排斥外國人的仇外情緒。殖民地政府沒有認清這一點，不合時宜地採取了獨斷強橫的做法。罷工者被勒令復工，還被課以罰款。結果，當局不得不召集軍隊鎮壓隨之而來的騷亂，立法局也匆匆通過授予政府廣泛權力的緊急條例。這些舉措遭到廣泛的抨擊，許多英國人表達了對華人抗議行動的同情。代表威格頓的議員、曾在中國服役的海軍少將約翰
·海伊爵士支持罷工者，要求香港當局 “發
出指令，禁止把任何契約強加於工人 ……他們出於愛國熱情，理當反對這種強制
”。一家香港法院否決了政府對一位報紙主編的起訴，這家報紙刊登了兩廣總督的文告。
(14)
這場戰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約對法國的讓步對中國利益的損害不大，因為清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義上享有對印度支那的權利。然而，這場衝突徹底打破了《北京條約》簽署後
25年間逐漸形成的穩定局面，其他歐洲列強懷.對法國在華野心的戒備，決意在隨後的坐地分贓中不落人後。英國也意識到香港很容易遭到法國或其他列強的攻擊。各國海軍戰略家目睹了中國的新艦隊被輕而易舉地擊潰，日本海軍軍方對此最為關切，他們的現代化進程迅速而有力。中國本來指望得到西方的庇護，如今全部希望都化為泡影。英國和美國被中國視為盟友，卻沒有進行干預。但是，法國難以為所欲為，中國也開始形成一種好戰的民族主義。
薩金特將軍的大炮
任昆士蘭總督時的寶雲
任香港總督時的寶雲
在國際局勢緊張、危機重重的時代，香港不得不忍受一位軟弱膽怯的總督。喬治
·寶雲爵士在殖民地仕途一帆風順，卻是個典型的華而不實之人。寶雲在牛津大學表現十分出色，三一學院學生，古典學名列榜首，兩任學生會主席，巴里奧爾學院研究員。
1847年，年僅
26歲的寶雲被任命為科孚的愛奧尼亞大學校長（該地在拿破崙戰爭之後由英國人管治），還當上了愛奧尼亞.島政府的政務祕書。
1849年，他在匈牙利有過一次歷險，協助解救了匈牙利革命英雄路易
·科蘇特。他還出版了包括《默里氏希臘指南》在內的若干著作，一直是公眾矚目的人物。《澳大利亞傳記辭典》恰如其分地指出，寶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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