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通過香港瞭解到西方的觀念和習俗。未來的國民黨締造者和中華民國總統孫逸仙，
1892年畢業於孟生博士創辦的香港西醫書院，是書院培養出來的最傑出的學生。在他的性格形成時期，孫逸仙始終受到英國的影響。除開在瓦胡學院和一所廣州醫院的短暫時期之外，他一直就讀於夏威夷的一所英國國教會學校和香港的皇仁書院。
倘若沒有一些富裕贊助人的支持，年輕的革命者就無法從紙上談兵轉為實際行動。贊助者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反常的立法局議員何啟爵士。他曾經強烈反對推行西式.生和醫療措施，同時又斥資創辦了西醫書院和雅麗氏紀念醫院。何啟是孫逸仙在西醫書院的導師之一，幾乎可以把他與孫逸仙的關係看作是恩格斯與馬克思的關係，只不過他走得更遠，不但為武裝暴動提供資助，還親自參與構想中國未來社會的藍圖。像香港其他華人領袖一樣，何啟的中文水平不高，便找了一位合作者協助發表政治觀點。藉助也是在香港接受教育的胡禮垣的協助，何啟完成了自己的文集。
1887年，文集以《新政真詮》為名出版。這些論文沒有翻譯成英文，陳劉潔貞博士概述了它們的主要內容：
“何啟主張，要擺.中國積弱不振的狀況，必須從實質和方法論兩個方面瞭解和採納西方知識和制度。不過，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必須遵循明確的輕重緩急次序。社會改革應先於軍事改革，攘外必先安內。
”
何啟是清末民初香港最重要的一位華人領袖
何啟談不上有多少關於中國的經驗，他借鑑的對象是英國，尤其是香港。他切身瞭解英國，更在
20年間積極參與香港政治。何啟的方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應用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從來沒有任何正式民主機制的國家，尚值得懷疑，但他提出的許多優先考慮事項實際上已被
20世紀中國政府所採納。何啟希望建立一個民主選舉的（不幸的是，這一點至今仍需努力）
“由志同道合者組成的政府
”（這是中國的做法，但通常是採取極端手段），消除腐敗，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只有在完成這些改革之後，才能.手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和鞏固國防，不能像當時那樣採取三心二意、零敲碎打的做法，事實表明這種做法收不到任何成效。
這項計劃將在外國投資的幫助下實施，中國應當摒棄不寬容的排外立場，不再堅持中國能夠
“獨立自主
”。海關.務司已經表明外國人能夠給中國帶來何等重要的幫助，何啟提出應將外國人的權限擴大到國內財政.收領域。何啟所.的外國人特指英國人，他是徹頭徹尾的親英派，
“明顯偏愛英國，英國是他最看重的西方強國。依他的看法，英國當屬強中之強，應當效法英國的政治制度
”。此外 ——
何啟引以為自豪並始終不渝地忠於自己的出生地英屬香港。在他看來，它是英國實力和威望皇冠上的寶石，是他所仰慕和倡導的政體的縮影。香港的教育和考試製度遠比中國優越。在這個殖民地，商業繁榮興旺，商人階層在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總而言之，何啟認為香港華人受到英國人的公平對待，獲得了社會中向上爬的一切機會，只要他們具備這種能力。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興中會。圖為會員祕密宣誓的李昌住宅。
香港興中會總部乾亨行舊址
康德黎
1895年2月，革命者從理論走上實踐的道路。此時，畢業後即離開香港的孫逸仙又回到香港，在當地組建他在夏威夷創立的興中會的支部。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較少官方干預的自由，香港很快成為興中會最重要的活動中心。興中會香港分會的成員包括孫逸仙自紅樓時期以來的老朋友，此外還有一位重要的新成員、富商黃詠商。黃詠商是黃勝的兒子，如今接替了伍廷芳在立法局的位置。興中會很快就籌劃了一場由當地人提供資助的政變，目標是推翻廣東政府。香港一家同情革命的英文報紙
——何啟查證過它的傾向 ——完全公開了政變計劃：孫逸仙的組織被稱作 “改革黨
”，這個黨的意圖是保證實行
“公正的改革，範圍涉及現代教育、宗教寬容、經濟發展和地方政府改革
”。該黨允諾開放更多的貿易中心和口岸， “廢除一切妨礙貿易的法律
”，所有這些無不令香港商界大為安慰和滿意。
提前曝光起事計劃並非上策，對密謀者毫無助益，他們的計劃無可
挽回地失敗了。 1895年10月，起義者在香港以每人 10塊錢的代價僱傭了
400名苦力，用船把他們送到廣州。他們一上岸立即被抓了起來，藏在水泥桶裏的武器也遭起獲。
3名謀反者被處決，絕大多數人設法逃回香港，據.紅樓一下子庇護了二三百名沮喪的革命者。
香港政府落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不論私下裏如何贊同革命者的目標，他們不希望被看成在鼓勵推翻一個友好大國的政府。總督威廉
·羅便臣爵士並不贊同革命，當時中英兩國並沒有出於政治原因向中國引渡人犯的安排。羅便臣願意考慮改變這種狀況，以換取眼前的利益
——他指的是九龍拓址。索爾茲伯裏勛爵更反感那些擾亂既定秩序的人，認為這是一筆
“上好的交易 ”，英國能夠從中獲得回報，還可以除掉 “一小撮
藏匿在香港的祕密社團的惡棍首領 ”。(25)在殖民地部，約瑟夫
·張伯倫一開始就阻止了這個玩世不恭的 “現實政治
”舉措。張伯倫並不反對在適當時機推行 “現實政治
”，1895年他參與特蘭斯瓦的詹姆森突襲，就很能.明問題，但他認為羅便臣的建議
“荒誕不經 ”，斷然拒絕予以考慮。
為解決孫逸仙這個難題，羅便臣頒佈了一道命令，禁止孫逸仙重返這個殖民地。雖然有人提出抗議，命令依然生效了。
1896年，英國報紙頭版頭條刊登了孫逸仙在倫敦遭綁架，被祕密帶往中國公使館的消息。只是憑藉他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的大力營救，孫逸仙才從中國公使館獲釋。前芬尼黨革命者邁克爾
·達維特 ——如今他更讓人肅然起敬，他蹲過兩次大牢，並且在
4次當選後最終獲得議會席位
——在下院質問，為什麼孫逸仙未能在香港獲得他在英國得到的政治避難的權利。達維特為人正直、口才過人，他成功地讓政府出醜，卻未能使禁令撤消。此後，孫逸仙不再去香港，雖然那裏仍是他的革命組織的重要大本營。
何啟是個現實主義者，他認為自己把籌碼下在了輸家身上，便不再公開支持革命者，除非時機更加成熟，從此滿足於為革命事業募集資
金。中國的局勢前途渺茫。
1898年，光緒皇帝企圖獲得自由，推行改革，結果百日之後遭慈禧太后廢黜和軟禁。改革派遭處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康有為設法逃到香港。從那時起，不可能再指望朝廷會實行任何憲政改革，一場成功的革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圖為義和團審訊俘虜的場面
八國聯軍自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發卜力與李鴻章
之後，朝廷支持荒唐可笑的義和團起義，強迫西方列強做出只能有一種結果的決定，所有希望全都化為泡影。極端排外的義和團圍攻北京的西方國家公使館，西方國家派出遠征軍，這場主要發生在中國西北地區的起義被迅速鎮壓。中國對所造成的損失和大約
200名西方人的死亡支付了鉅額賠償，金額將近
1億兩白銀，賠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
39年之內償清。外國軍隊佔領北京，王朝臉面盡失，喪權辱國。在香港，人們對義和團十分反感，除一家報紙外，所有中文報紙都把造反者污衊為“強盜
”。慈禧太后再次轉而推行改革措施，但為時已晚，只不過激發了革命的浪潮。
1898年11月，亨利
·卜力爵士抵達香港。新總督、何啟與被貶謫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之間形成了不同尋常的三角關係，在香港避難的革命者處境有所改善。義和團運動興起後，李鴻章像許多十分明智的地方督撫一樣，預見到其必然的結局，盡力置身事外。他竟然一度考慮宣佈兩廣獨立，還邀請當時在日本的孫逸仙到廣州會晤。孫逸仙也認為義和團起義將遭到迅速鎮壓，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民眾的憤怒浪潮，便同意與李鴻章會面。李鴻章發出邀請時，卜力不在香港。卜力返回這個殖民地的當天，何啟便匆匆趕來爭取他的支持。這位總督被告知，李、孫之間有可能達成協議，何啟還出示了他自己起草、得到孫逸仙同意的一份聲明，聲明宣佈成立一個
“以李鴻章為首、有孫逸仙的合作和英國保護 ”的獨立南方政府。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圖為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卜力對此十分支持，同日致電殖民地部稱，一些 “中國紳士
”通知他準備反抗朝廷，他們的計劃沒有任何排外的成分，事實上其首領還希望能夠獲得英國的支持。
10天后，他在另一封電報中建議：
“為維護英國的利益，應同意孫（逸仙）與李鴻章達成協議，根據卜力的消息來源，李鴻章甚至提出要武裝
‘改革者
’。本總督認為，擬議中的協定完全能夠防止（中國）南方出現可能發展成一場排外運動的大騷亂。
”
相當讓人驚奇的是，並不贊同革命的索爾茲伯裏勛爵政府願意考慮支持孫逸仙，條件是相關計劃必須得到李鴻章的首肯。問題是李鴻章已經改變主意。
1900年7月17日，孫逸仙抵達香港，此時李鴻章已接到朝廷召他赴京的命令。李鴻章並不急於表態，沒有馬上接受英國人發出的會晤邀請。他意識到自己作為惟一具有國際聲望的人物，在王朝行將崩潰之際出現在北京，可能會帶來一項最高的獎賞，按照卜力的話.，李鴻章自己當
“總統或國王
”。李鴻章決定依靠列強的支持冒一冒風險，便在孫逸仙抵達香港的當天離開了廣州。
李鴻章與索爾茲伯裏和寇鬆
卜力事先獲悉了李鴻章的打算，此時他念念不忘李孫聯盟的念頭，便要求英國駐廣州領事勸阻李鴻章前往北京，還致電殖民地部請求允許把李鴻章拘禁在香港。張伯倫不容分.地否決了這個異乎尋常、根本不現實的建議，他在回電中答覆.：
“絕對禁止拘禁李（鴻章），或是以任何方式強行干預李的行動。
”香港總督與兩廣總督確實在
7月18日舉行了會晤，孫逸仙沒有到場，當時他在港口的一艘船上空等。李鴻章會晤卜力時隻字未提以前的計劃，還敦促卜力不要允許造反分子利用這個殖民地為基地。一旦有機會攫取權力，李鴻章就不想再與革命者打交道了。他甚至試圖.服卜力相信這種權謀的智慧，極為詳盡地闡述了
“他力求作為 ‘中國最合適的人
’成為中國的統治者，如果像到處傳聞的那樣，義和團確實已經殺掉了各國公使，列強就應當做出抉擇
”。
卜力沒有放棄支持革命者的立場，何啟也再度代表孫逸仙爭取讓英國支持另一次冒險行動，這一次是在九龍北面的惠州舉行有計劃的起義。英國人認為這太過分了。總督提出應當向列強遞交一份請願書，具體.明孫逸仙及其支持者想推行的改革，然後他再致電張伯倫，努力勸.這位殖民地大臣相信英國應當敦促把這些要求納入和平協定。何啟概述了改革者的計劃，計劃的內容是從他本人論述改革的著作中抽出來的：一位政府首腦將對
“人民的意志負責，服從憲法的制約
”；同時，他應得到外國代表的大力支持，隨後穩步發展民主、現代化和經濟，取消對貿易和工業的所有限制。這個方案適於吸引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外國政府，張伯倫對這類思想毫無興趣，明令卜力終止和鎮壓這個殖民地的一切革命活動。
卜力不願協助清朝廣東當局實施鎮壓
——張伯倫再次命令他與清政府配合。革命者發動了所籌劃的起義，起義再次被血腥地迅速撲滅。何啟又一次退到幕後，沒有參與革命者在香港策劃的下一次行動，那次行動也失敗了。
廣東政府並不滿足於平息暴動，還想懲罰那些發動起義者，即使他們已在香港獲得庇護。
1901年1月10日，孫逸仙在香港最早的合作者楊衢雲正在夜校授課，
4名男子突然闖入，其中一人 “抽出一把左輪手槍，迅即連開
4槍……槍槍命中，一槍擊中頭部，另外 3槍打中左肩、胸部和腹部
……雙方都未發一聲，整個過程僅持續了數秒鐘
”。當時懷疑這些刺客是廣東政府僱傭的，後來證實確實如此。
全港輿論大譁，強烈要求對廣東當局採取有力行動，最終事態通過各種方式平息下來。廣東方面先是獎賞了罪犯，之後首先處決了那個開槍的殺手，後來又處決了另一個殺手，第三個殺手在香港被捕和處決。
唆使謀殺的兩廣總督也死了
(26)，卜力仍施加壓力，要求賠償和進一步懲罰，外交部卻決定見好就收。卜力還代表革命者獲得了道義上的勝利，廣東當局送來一份香港涉嫌參加革命活動的人士的名單
——其中有何東，即後來的何東爵士
——這位總督憤怒地提出抗議，表示名單上的人全都沒有牽連。真正的首領李煜堂甚至得到警方的大力保護，以防止廣東當局採取進一步的報復行動。
彌敦爵士的鐵路
香港著名的華人領袖何東
彌敦
廣九鐵路施工
1903年11月，卜力離開香港，前去接任錫蘭總督。在次年
7月新任總督抵達之前，輔政司梅含理.負責掌管這個殖民地。梅含理畢業於哈羅公學和都柏林三一學院，
1881年來到香港。他為人緘默，不露聲色，講求效率，喜歡發號施令。梅含理比卜力年輕
20歲，缺乏頂頭上司那種對中國激進變革的熱情，十分憎惡革命者。他尤其懷疑革命者接近總督的動機，雖然他的這些疑慮往往是出於正當的理由。他本人日後也曾擔任總督之職，成為第一位擔任總督的官學生。在總督任職期間，他猛烈抨擊何啟，指斥何啟是個
“奸詐之徒 ”。
梅含理馬上利用他的新職位來拆前任總督的台，通過了旨在禁止非歐洲裔居民在山頂地區居住的《山頂區保護條例》。出於對英國國內自由主義輿論壓力的顧忌，這項條例尚未膽大到公然禁止非歐洲裔居民出入山頂區。條例中有一項撫慰性的條款：
“總督有權豁免任何一位華人遵行本條例。
”事實上，總督認為只有一種情況下才適合這樣做，那就是英籍華裔的何東爵士申請在山頂區居住（與何啟不同，他總是身.中國服飾）。萊斯布里奇把山頂區描繪成
“索比頓和.布爾登
”，那裏的環境就像烤牛肉和小松餅一樣是地道英國式的。華人即使能夠設法使總督相信他們適合在那裏居住，也將被自動排除在山頂俱樂部之外，這個俱樂部是
“晚餐前提供茶舞會和橋牌聚會的中心
”。應該公道地補充一句，華人這個敏感的民族並沒有流露出任何想加入這種消遣的跡象。何啟覺得這項條例帶有
“明顯的階級立法意味，便與華人團體進行磋商，發現他們沒有明確的意見或反對
”，他們滿足於 “修訂措辭，使華人遭到排斥一事看上去不那麼顯眼 ”。
梅含理的舉措惹怒了卜力，他從錫蘭致電殖民地部，控告這種種族歧視的做法。更讓卜力氣憤的是，梅含理驅逐了抨擊清政府的華文報紙主編。嚴格.來，梅含理無權這麼做，但驅逐令仍然付諸實施。殖民地部遲疑不決，卜力捍.公民
“自由思考和發表言論，只要遵守法律就可以依照自身意志行事
”的權利，不過他的行動沒有收到什麼成效。 1904年7月，新任總督馬休
·彌敦爵士抵達香港，更熱切地支持梅含理的限制性法令。一位殖民地部官員評論.：
“如果《笨拙》雜誌是中國人辦的，在香港肯定會受冷落。 ”(27)
不難想見，要服從對中國所知甚少，又比自己小兩歲的彌敦，梅含理多半會覺得委屈，不過他完全剋制住了自己的這種情緒。彌敦的偏見與梅含理的觀點不謀而合，兩人各有擅長的領域，令人欣慰地可以取長補短。彌敦有不少缺陷，他本人也明確意識到這一點。他是個年輕（當時42歲）的猶太人，家世背景一般，官階不高（只是皇家工兵少校），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還是個單身漢，之後也終身未娶。這倒不失為一個有利條件，畢竟梅含理夫人已成為這個殖民地上流婦女的首領，在社交事務上一言九鼎。
雖然英國曆來沒有法國那樣強烈的反閃族主義，像彌敦這樣年輕的猶太人首次任職便擔任殖民地總督
——37歲時出任塞拉利昂總督 ——還是很難得的，更何況他是從軍隊中.穎而出的。
(28)只有才智出眾，背靠得力的政治後台，才有可能獲得這樣的升遷。彌敦確實才華橫溢，他曾在約瑟夫
·張伯倫主持的殖民地防務委員會擔任祕書，得到張伯倫的青睞。除此之外，彌敦雄心勃勃，能夠割斷可能會妨礙事業的感情紐帶（他的繼任者盧押的婚姻卻與其事業息息相關）。彌敦沒有親密的同性朋友，與許多富有才華和情趣的女性友人（其中包括瑪麗
·金斯利）也保持一定的距離。彌敦爵士不愛出風頭，雖然意識到必須維護自身職務的尊嚴，卻很少流露出專橫的態度。彌敦放手讓有
25年香港經驗的梅含理去做他本人不願親自過問的所有事情。
殖民地部任命彌敦時，大概已經考慮到新界需要具備行政區長官經驗的人選，這種管轄體制在非洲很普遍。彌敦確實對新界的發展抱有濃厚的興趣，促成修建把九龍和新界連接起來的彌敦道，這項工程當時被稱作
“彌敦的荒唐事
”。他最適合、對他來.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工程是九龍至廣州的廣九鐵路。與怡和洋行有業務往來的中英公司獲得了特許權，在
6年時間裏該公司與廣東政府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彌敦指責雙方辦事拖沓，懷疑該公司董事對轉讓特許權比工程施工更感興趣。
1905年，廣州至漢口鐵路的修築權將要出售，一旦這條鐵路與廣九鐵路相通，香港就可以與中國心臟地帶建立起直接聯繫。彌敦認為如果與中國合作買下修築權，就不但可以防止這條鐵路落入法國或俄國之手，還可以推動廣九鐵路的修建。彌敦在殖民地部頗有勢力，勸.殖民地部通過王室代理人為廣州提供了一筆優惠貸款，利息為票面價值的
4﹒5%，這一條件比以往所有貸款要優惠得多，但這筆貸款未能吸引市場，利潤大部分落入承銷人的腰包。
1915年竣工不久的廣九鐵路尖沙嘴車站
彌敦爵士十分得意於他所謂的 “財政上的妙.
”，實際上整個事情一團糟。又經過一年的艱苦談判，才最終與兩廣總督達成關於鐵路修建和運營費用的協定。這對彌敦的耐心是個嚴峻考驗，他決定從九龍起始的鐵路至少要延伸到中國邊境。彌敦身為專業工程師，對鐵路自然是行家裏手。他急於參與具體施工，時常與承建商和殖民地部發生衝突。彌敦爵士的傳記作者.述了他
“對鐵路幾乎是.魔般的興趣，以及他暴躁而傲慢的舉止
”。結果，殖民地部對這位總督的熱情開始消退。
這條鐵路最終開通
——1910年修到中港邊界，兩年後全線開通。此時彌敦已經離開香港很長時間了
——九龍迅速發展起來。鐵路開通前
50年英國佔領期間，九龍的建築設施大多位於佐敦道以南。聖安德烈堂背面的金伯利道和加拿分道地區修建了一些舒適的民用住宅，但大部分土地仍由軍隊佔據。如今九龍公園的所在地當時是威菲路軍營，其他地方還有一些較小的設施。為紀念那位總督而命名的彌敦道在他任職時還只是一條小路，在廣九鐵路的帶動下，九龍開始發展成規模很大的社區。
1904—1905年日俄戰爭引發的問題，使彌敦的才幹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俄國艦隊曾在北海把英國漁船誤認作日本軍艦，暴露出俄國艦隊的無能。如今這支艦隊侵入南中國海，英國海軍部對此深感不安，惟恐俄國人進攻香港，不論是有意為之還是再次弄錯都不能容忍。結果，這個殖民地的.戍部隊和皇家海軍中國艦隊進入長達
6周的戒備。島上擠滿了俄國難民，他們旋即遭到拘禁。為杜絕向俄國輸送武器的走私活動，香港實施警戒，香港華人開始表現出與祖國的團結。
彌敦在昆士蘭
這種團結以抗議方式表現出來，華人的抗議不是針對俄國人，而是針對美國旨在
——按照本傑明 ·哈里森總統的話. ——“驅逐異族，捍.我們的文明
”的法律。哈里森所.的異族是指華人，那位 “智力遲鈍 ”的國務卿詹姆斯
·布萊爾聲稱華人 “帶來了精神和肉體疾患、貧窮和死亡的
種子
”。(29)美國在新徵服的菲律賓和夏威夷等地粗暴實施這些法律，激起了極大義憤。一位學生在上海自殺以示抗議，這個事件在全中國激起廣泛的抗議浪潮。苦力舉行罷工，對美國貨實行全面抵制，美國香煙被當眾銷燬。華人商會計劃舉行一次公眾集會，彌敦迅速加以制止，稱之為“侵犯一個友好國家的商業
”，他還驅逐了一家刊登反美連環畫的報紙的主編。當時的美國陸軍部長威廉
·霍華德 ·塔夫.向彌敦表示感謝。此時殖民地部已由阿爾弗雷德
·利特爾頓執掌，殖民地部對此事不那麼熱情，認為這位總督採取的行動不合法。利特爾頓擔憂這個問題的原因不難想見，正是他在
1904年做出決定，允許華人契約勞工以英國公眾認為幾乎無異於奴隸制的條件前往南非，此事將導致他的政府垮台。
這個事件導致彌敦任職只有短短
3年時間就被調離香港。彌敦提前離職並不意味.他已在白廳或香港失勢，雖然新上台的自由黨政府沒有任何理由去關照張伯倫的被保護人，尤其是彌敦反對自由黨削減國防開支的政策，乃至曾在
1905年以辭職相威脅。他的兄弟
W.S.彌敦進入開平礦務局管理層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那裏的反閃族主義頗為興盛。《泰晤士報》的莫理循在抨擊彌敦的同時，把這位礦務局主席.成是
“一個
在打牌時會欺騙自己的瞎眼老祖母的猶太人 ”。(30)
彌敦提前調任的真正原因在於，那位令人敬畏的弗洛拉
·肖如今已是盧押夫人，她想讓自己的丈夫遷到一個氣候宜人的地方，而盧押夫婦的勢力是難以抗拒的。弗洛拉
·肖極為優秀，不但是成功的職業女性、有影響的新聞記者，還是殖民地事務的行家。按照
L.S.艾默裏的話
.， “一位才華出眾、勇於進取的女性 ”。弗雷德裏克 ·盧押結婚
4年後就當上了駐北尼日利亞的高級殖民地專員。為了給盧押騰出香港的位置，殖民地部搞了一個搶座位遊戲。當時
65歲的卜力被勒令從錫蘭退休，亨利·麥卡勒姆爵士自納塔爾調到錫蘭，彌敦則不情願地被派往納塔爾，薪水也減少了。梅含理再次被留在香港獨自支撐局面，等待一位新總督的到來。
(1)史景遷在其大作《追尋現代中國》中寫道：
“1898至1899年間，作為帝國主義擴張狂潮的一個組成部分，外國列強加緊對中國施加壓力和迫害。德國人以他們的傳教士受襲擊為藉口，佔領了山東省的港口青島……英國攫取了威海.的港口
……還強迫清朝承認香港北面九龍半島上一大片富饒的農田的
99年租期，英國人隨即把這一地區稱作 ‘新界 ’。”（第
231頁）。那裏確實有富饒的農田，但大部分是崎嶇而荒涼的鄉村。
(2)這篇文章刊載於 1887年2月9日的《德臣西報》（ China
Mail），並且立即引起何啟博士的批評。曾紀澤是曾國藩的兒子，他可以.是李鴻章和容閎的導師。曾紀澤曾隨
1876年任命的中國首任駐英大使郭松燾出使英國。
(3)赫德信函，第 947號、 942號。
(4)引自鄧嗣禹、費正清前引書，第 35頁。
(5)1850年8月13日，沙皇軍隊佔領中國黑龍江口的廟街，用沙皇的名字改廟街為尼古拉也夫斯克。
——譯註
(6)克萊麥特， 1896年11月28日，引自約瑟夫：《對華外交， 1894—1900年》（
P.Joseph，Foreign Diplomacyin China，1894—1900），第 195頁。
(7)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卷，第 108頁。
(8)佩爾科維茨，前引書，第 250—206頁。
(9)約瑟夫，前引書，第 234—254頁；另見利普遜：《守.》（ Lipson，Standing
Guard），第 43頁；更為晚近的觀點：
“（英國對華）政策是嚴肅的，但它們做出了小心謹慎的限制。事實表明，在法國和德國的對外政策日益咄咄逼人的情況下，這些政策難以維繫
……即便如此，人們普遍不願拋棄早先的做法。 ”值得指出的是，希克斯 ·比奇的
“門羅宣言 ”比海約翰的 “門.開放 ”政策要早將近兩年時間。
(10)約瑟夫，前引書，第 286、306頁。
(11)往來函件請見
1898年議會文件，全面研究請見韋斯利－史密斯：《不平等條約，
1898—1997年》（Wesley Smith，Unequal
Treaty，1898—1997），本節關於英國佔領新界的資料主要來源於這部著作。
(12)約瑟夫 ·沃頓議員，載《中國及目前的危機》（ Chinaand the Present
Crisis）。
(13)香港義勇軍基本是志願人士組成的部隊。 1920年改稱 “香港防.隊
”，1949年改組為 “香港軍團 ”，1995年解散。 ——譯註
(14)關於新界的歷史與文化已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尤其是近年來，新界一直是中國少數傳統社會形式得以延續的地區之一。最好的介紹性著作當屬吳與貝克爾的《和平新市鎮》（
P.Y.L.Ngand H.D.R.Baker，New Peace County），海耶斯：《香港地方，
1850—1911年》（ J.Hayes，The Hong Kong
Region，1850—1911），兩本書都有很好的書目。
(15)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 E.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第 13頁。 (16)請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第
13、14卷。
(17)
關於香港古文物的介紹，請見白德：《香港文物志》（ S.Bard，In Search of
the Past：AGuideto the Antiquities of Hong
Kong），羅德威爾：《歷史上的香港》（ S.Rodwell，Historic Hong Kong）。
(18)
卜力：《中國》（
H.Blake，China（1909））。雖然本書基本上是畫冊，但卜力的.明文字饒有趣味，反映了他本人的觀點。
(19)
關於駱克，請見艾爾利：《薊與竹》（ Airlie，The Thistleand the
Bamboo），以及萊斯布里奇：《穩定與變革》（ Lethbridge，Stablityand
Change），第六章。
(20)
此處及以下的引文，引自《關於香港新界的報告》（ ‘Reporton the New
Territoryat Hong Kong’， cd.403）， 1900年11月。
(21)
貝克爾：《一個華人同宗村莊》（ H.D.R.Baker，AChinese Lineage
Village），第 12頁以下。
(22)
《香港地理》（ Chiuand So，AGeography of Hong Kong），第 161，164頁。
(23)
赫德書信，第 736、843號（ 1896年6月19日）、 1039號（ 1890年10月18日）。
(24)
輔仁文社的宗旨是 “開通民智
”，這反映了這個運動的特徵。關於香港的革命者，請見陳劉潔貞博士：《中國、英國與香港，
1895—1945年》（ Dr Kit ching Chan Lau，China，Brit ainand Hong
Kong，1895—
1945），下引文即引自該書。關於廣東的事件，請見史景遷：《中國的助手》。
(25)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36頁。
(26)追捕革命者的兩廣總督是譚鍾麟，他於 1901年以病告歸，卒於 1905年。
——譯註.梅含理（ Francis Henry
May）。關於梅含理的書目，也可以按照他的教名來查找。他在通信中署名
“Frank”。
(27)
關於彌敦，請見海登：《馬休 ·彌敦爵士》（ A.P.Haydon，Sir Mat thew
Nathan）。彌敦是香港總督中少數有傳記行世的總督之一，儘管任職香港在其公職生涯中所佔的分量不重；另見海厄姆：《帝國與性別》（Hyam，Empireand
Sexuality）。
(28)
僅有的另一位猶太人殖民地總督是弗雷德裏克 ·格吉斯伯格爵士（ Sir Frederick
Guggisberg），他也出身工兵部隊，就任黃金海岸總督時已經 50歲了。
(29)引自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第
215頁。關於布萊爾的性格，請見莫理森：《牛津美國史》（Morison，Ox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三卷，第 44頁。
(30)莫理循：《書信集》（ Morrison，Letters）， 1906年9月8日，致
V.奇羅爾函。
第十二章 香港與中國革命
惡毒的議員
1905年12月，索爾茲伯裏勛爵之後的阿瑟 ·貝爾福內閣垮台，亨利
·坎貝爾－班納曼爵士領導的自由黨取代了執政
11年的保守黨，隨即憑藉壓倒性的大選勝利站穩了腳跟。新的自由黨內閣在才具和品德方面堪與任何一屆格拉斯敦內閣相媲美。那位
“威嚴的老人 ”的孫子赫伯特
·格拉斯敦擔任內政大臣，印度事務大臣是格拉斯敦的傳記作者約翰
·莫利，愛德華 ·格雷爵士出任外交大臣，歷史學家詹姆斯
·布賴斯出掌愛爾蘭事務部。惟一名聲不好的任命是勞合
·喬治出人意料地出掌貿易部。在低級閣員中，殖民地部大臣是第九世額爾金伯爵、前駐華全權公使的兒子，自由黨新成員、
31歲的.斯頓 ·丘吉爾出任殖民地部次長。
亨利 ·坎貝爾－班納曼
青年時代的丘吉爾
新政府在殖民地事務上猛烈抨擊前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反映出新政府不從國教派支持者的道德關注。自由黨在大選中提出所謂的
“中國奴隸 ”問題， “中國奴隸
”是對南非華人契約勞工的一個方便的稱呼，這個稱呼並不準確。最惡劣地虐待早期中國移民的
“豬仔貿易
”已有所改觀，但來自南非的報告打動了自由黨人的良知。苦力簽訂為期
3年的契約，到蘭德的礦井做工。他們被關在圍地裏，條件簡陋，管制很嚴，還常常遭受體罰，這樣一種體制是自由黨人早就承諾要廢除的。公眾輿論逐漸拋棄沙文主義的那一套，願意彌補與自由黨的道德準則背道而馳的罪過。在這些罪過中，鴉片這個老問題並不是最不重要的。
在南非礦井的中國契約勞工
1906年5月30日，蘭開夏自由黨人西奧多 ·泰勒在下院提出 “印度
—中國的鴉片貿易在道德上不可原諒 ”的動議，要求採取
“一切必要步驟，迅速終止這種貿易
”。印度事務大臣陷入一個兩難境地，他並不想為他在議會辯論中所稱的
“一種可怕的藥物 ……瘟疫般的災禍 ”辯護，然而正是這種 “災禍 ”平均每年帶來
225萬英鎊左右的收入，佔印度政府年收入的7%。如果有人要求財政大臣用其他收入來取代鴉片收入，他肯定願意進行討論，但他
“認為討論不會持續多長時間 ”。不過，如果
“中國嚴肅而真誠地希望限制這種藥物在中國的消費，英國政府不會關上大門……儘管這或許要以我們做出犧牲為代價
”。這項審慎的承諾並沒有限制任何人的任何行動，下院只是走走過場便一致通過了動議。
讓很多人感到驚奇的是，中國似乎急於取得實質性的進步。半個世紀後仍在掌舵的慈禧太后頒佈一道飭令，關閉鴉片煙館，限期
10年銷燬
鴉片製品。作為迴應，英國和印度政府同意在 10年內同步削減對華鴉片出口。
消息傳到香港，立即引起一片驚慌。鴉片專賣收益巨大，對香港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對印度的重要性。包令推行實用主義的立法，設立鴉片專賣制度，授權在這個殖民地配製一定數量的鴉片，不管這些鴉片是就地銷售還是重新出口。專賣權由出價最高的競投者獲得，隨.時間的推移，這種頗有價值的專賣權帶來了鉅額財富。在上一年度，雖然鴉片專賣已經顯露出衰退跡象，專賣收入仍然高達
204萬英鎊，將近佔到這個殖民地總收入的
29%。彌敦被召回國內後，署理政府的梅含理曾給殖民地部發去一份措辭尖刻的備忘錄，不過這個具有潛在破壞性的問題要留待即將上任的新總督來處理。
在非洲的盧押
1907年6月，盧押爵士抵達香港。他接受這項任命頗有些勉強，在寫給其兄弟愛德華的信中，盧押表示自己從未承擔過這樣一項職位：
“我感到自己才具不足，因此越發猶豫不決。
”盧押是個富於浪漫色彩的人物，在阿富汗、蘇丹和緬甸打過仗，參加過打大獵物的狩獵（他心愛的來複槍就是用打死一頭食人虎的獎金買的）。他還曾在非洲探險，與奴隸販子作戰，效力於聯合非洲公司的創始人、開發尼日利亞的
喬治 ·戈爾迪爵士。 (1)1900年後的
6年時間裏，為了平定和統一那個廣袤的地區，盧押一直與北尼日利亞的酋長作戰和談判。在這
6年中，他與倫敦社交界的一位女士有過一場並不幸福的戀愛，結果造成他情緒一直很緊張。
《泰晤士報》殖民地事務編輯弗洛拉 ·肖一直愛.喬治
·戈爾迪。當戈爾迪贏得自由身，可以不受約束地與她結婚時，卻拋棄了她，弗洛拉只好嫁給盧押。兩人結婚時都已年屆
40，他們成為頗有勢力的一對夫婦。盧押能夠出任香港總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妻子（蘇珊娜
·霍伊引述羅茲圖書館佩勒姆檔案的一份文件指出，盧押的傳記作者認為：
“一位尊貴的女士想去香港，看起來這不但是她的意向，也是他
的。
”(2)）。然而，盧押在香港留下了歷任香港總督中最令人難忘的記錄，他也成為那個時代英國殖民地部門最傑出的人物。盧押不但把大片非洲土地納入英國統治，還差一點就成功地完成了一項更為艱鉅的任務：勸.殖民地部改變整個殖民地管理體制。他提出一項建議：殖民地總督每年只花半年時間處理轄區事務，另外半年回到白廳處理其他相關事務，協調與其他部門的關係。丘吉爾反對這種做法，以一種早期丘吉爾式的風格評論.：
“我們不會為了殖民地總督休假，以一種把殖民地
部變成萬神殿的方式來簡化工作。 ”(3)
1903年的總督府
盧押爵士精力異常旺盛，富於決斷，不過並不獨斷專行。實際上，他為人相當靦腆
——“實在太過靦腆了
”，一位香港女士如此評價他。他喜歡在總督府花園裏漫步，有一次還曾被一個渴望在總督府來賓簽名簿上留名的年輕人誤認作園丁。盧押夫婦不喜歡閒談和輕佻的聚會，對外交禮儀和禮節秩序也不感興趣。弗洛拉試圖組織讀書聚會，提升這個殖民地上流社會女士的知識水準，卻並不受她們的賞識。從億萬富翁、前《泰晤士報》記者、立法局議員默裏
·史都華的言語，不難看出反對盧押夫婦的那些人的素質：
“對於寶座的兩位擁有者，我真的沒有任何好話……我對他們不感興趣，這就是我想.的一切。
”史都華接.寫道： “我們的一些 ‘紅頭阿三
’臣民，巴格達人、帕西人、孟加拉巴布以及諸如此類的人，因為與英國人的待遇不同，自然會覺得自己珍貴的情感受到傷害。難道我們中的一些人不也是卡爾頓俱樂部的會員，其他人不
也在誇耀與國王的友情嗎？ ”(4)
來年 5月，紐利敦的自由黨後座議員威廉 ·約翰斯頓先生成功提出一
項個人動議，要求重新就鴉片問題舉行辯論。如此一來，任何周全地解決鴉片問題的機會都喪失了。約翰斯頓宣稱，印度和中國政府已經有所行動，殖民地部卻
“幾乎沒有 ”動靜，香港當局乾脆根本沒動。他提出的動議很明確：
“採取措施迅速廢除我們一些直轄殖民地目前通行的發放鴉片煙館許可證制度，尤其是香港、海峽殖民地和錫蘭。
”西奧多
·泰勒也重提兩年前的舊話，儘管他在此期間曾經訪問過中國，在香港問題上同樣態度堅決，香港是
“我們擁有的中國的一個偏遠角落 ”，我們 “從這種鴉片貿易中獲取成百萬的金錢
”，香港 “沒有做出任何努力，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
答覆動議這個不值得羨慕的任務交給了殖民地部新任常務次官傑克
·西利上校。西利此人不是以謹慎，而是以勇氣和幹勁出名。答覆動議的講話是他新官上任後的首次演.。希萊爾
·貝洛克評論.，這次演講是“必要時刻的一次果敢行動，表明了誰是英雄，卻沒有任何成果
”。在未與任何人協商的情況下，西利宣佈已於前日致電盧押：
“女王陛下政府已經決定，必須採取措施關閉香港的鴉片煙館。
”辯論過程中，有人提出警告，加速實施雙方同意的取締鴉片製品的計劃可能會給印度帶來影響，但沒有人指出這將對香港造成更嚴重的後果，最終動議再次獲得一致通過。
消息傳到香港，引發了憤怒和懷疑，人們獲知下面這個消息後更是大為惱怒：
1908年7月28日，西利因為自作主張而在下院受到批評，他答覆.：
“儘管他們盡了最大努力來了解人們的意願，卻根本不可能從香港居民那裏獲得任何通情達理的意見。
”在香港居民聽來，西利的話不僅是謊言，而且是一個侮辱性的謊言。立法局舉行了公開譴責西利的表決，全體非官守議員表示支持，官守議員以多數票否決了動議。盧押不得不盡力為倫敦的上司辯白，不過他的辯護毫無熱情可言。他.手進行調查，不相信鴉片有害處，他曾走訪過眾多
“吸煙室 ”——他更喜歡這個詞而不是感情用事的 “煙館 ”，發現它們
“與我從西利上校那裏得知的‘煙館 ’概念截然不同
……那裏一切都富於生氣、深思熟慮，沒有半點糊塗或眩暈
……最後給人的印象是，這種所謂的 ‘惡習
’實際上是酒精等物的極其.和、符合要求的替代品
……在英國的酒館裏看不到這樣的情
景”。(5)
清末的吸食鴉片者
這個插曲典型地反映出倫敦與香港之間的誤解。倫敦政府的政策不論好壞，都服從於政治壓力，香港卻無力維護自身所認為的，不論正確與否的本地利益。英國的議員，尤其是後座議員，認為最重要的聽眾不在下院，而是所在選區的選民。來自伍茲托克的自由黨議員貝內特先生認為，必須譴責愛德華
·格雷爵士，抨擊 “‘在現場的人
’這種帝國主義的偶像，他們的出眾才智和經驗在決定重大政策和道德問題時是最為重要的”（1908年5月6日）。貝內特猛烈抨擊盧押的主張，斥責盧押是
“阻撓本國政府政策的帝國官員 ……難以容忍，我認為應當非常嚴厲地申斥這類官員
”（1908年7月27日）。
盧押不是那種可以隨便加以嚴厲申斥的人，最終殖民地部提供了一筆津貼，幫助香港彌補潛在的收入損失，事情才平息下來。事實表明，這不過是暫時的解決辦法，盧押離職後鴉片問題再度重提。
1909年7月 26日，盧押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譴責 “趕時髦的人
”，“這些惡毒的議員……因為他們是某個郊區住宅區的議員而得意忘形
……造成了極大損害，使殖民地仇視宗主國。讓華人獲知對他們總督的這些指責，毫無益
處可言 ”。(6)
愛國的通姦行為
這幢位於青山道的房子是當時孫中山等人在香港開展革命活動的地點之一
在中國革命的困難時期，盧押成為許多事件上首當其衝的理想人物。他倚重梅含理從旁協助，把這位副手.成是
“知識的活字典
”，他本人也像梅含理一樣對革命者抱有謹慎的懷疑。鑑於官方高層的這種不支持態度，盧押任職期間革命運動在香港得以如此自由地開展，而且香港顯然成為最鞏固的革命基地，就顯得很不尋常。
1905年8月，流亡的孫逸仙在東京創建同盟會，此時同盟會正逐步發展成國民黨。同盟會很快在香港建立支部，在以後的
6年裏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
(7)革命者創辦炸彈工廠，收集武器，招募成員，籌劃一連串起義和刺殺行動。同盟會在廣東和廣西兩省至少發動了
6次起義，這些起義都是在香港謀劃的，也全都失敗了。何啟與另一位立法局華人議員韋玉（珀斯郡克萊克曼南學院的畢業生，後封為爵士）雖然贊同暴動者的目標，卻對這些不合格的造反者敬而遠之。廣東當局企圖以莫須有的搶劫罪名引渡著名革命家尤少紈，何啟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擔任律師。尤少紈的辯護律師、王室法律顧問亨利
·伯克利爵士使法庭相信，他的當事人實際上是以政治犯身份被要求引渡的，理應受到香港法律的保護，不能被引渡回中國。
在辛亥革命時期，人們常常 “孫黃
”並稱。孫是孫中山，黃就是黃興。1911年10月11日，革命黨人在武昌成立湖北軍政府。
1911年4月，香港革命小組做了最後一次努力，但仍以徹底失敗告終。這次起義在廣州造成大規模流血犧牲，此後香港人對革命運動的熱情幾乎喪失殆盡。當年晚些時候最終成功推翻清王朝的起義，發生在湖北省的武昌城，與同盟會的努力沒有多少關係。湖南、湖北兩省的革命領袖黃興偏離了孫逸仙的政策，推行自己的戰略。這次起義不是平民的密謀，而是職業軍隊發動兵變點燃革命火種，隨後其他省份紛紛舉行起義，宣佈.離中央政府獨立。北京的清政府把賭注全都押在圓滑的騎牆派袁世凱身上，一旦袁世凱決定支持革命，清王朝的下場也就註定了。
1912年2月11日，
5歲的宣統皇帝溥儀正式退位。從這時起，除一個省份之外，中國各省均為袁世凱或當地顯要所控制。只有在廣東，同盟會
—國民黨取得了成功。清朝在廣東的最後一任總督是頗具才幹的年輕人張鳴岐，他設法避免了廣州城爆發軍事革命，國民黨得以在
1911年11月和平接管城市，.和派的胡漢民成為政府首腦。
推翻滿族統治的努力最終獲得成功，為此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犧牲了上百萬生靈，然而新政權並沒有取得十分明顯的進步。為了支持袁世凱，公認惟一可能擔任政府首腦的孫逸仙推辭出任國家元首。
1912年12月，舉行了一次選舉，雖然這次選舉的選舉權有諸多限制，仍是到那時為止中國僅有的一次合法選舉。國民黨在選舉後成為第一大黨，袁世凱覺得這未免民主得過了頭，於是宣佈國民黨為
“煽動性組織
”，查禁了國民黨。此後，袁世凱加緊推行新帝制，這種做法太不得人心，許多省份正式宣佈斷絕與中央政府的關係。
1912年2月12日，溥儀在隆裕太后的監護下，舉行最後一次朝儀，正式宣告退位。
宣統皇帝溥儀的退位詔書
1912年1月28日，孫中山與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合影。
盧押寫道，
1911年11月廣州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過早地被視為帝國覆亡的標誌，消息傳到香港後，引發了
“這個殖民地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最令人驚異的情感爆發
……華人居民欣喜若狂，嘈雜的爆竹聲
……震耳欲聾，歡呼聲不絕於耳，到處旗幟招展，對華人來.這是最不同尋常的狂
熱方式 ”。(8)這位總督還寫信給他的兄弟： “就連妓女也在海報和報紙上
宣佈把收入的一半交給 ‘事業
’，出於愛國的動機邀請額外的顧客光臨。只有在中國才會有這種非常愛國的通姦行為！
”(9)盧押明智地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幹涉這些示威行動。
11月13日，他徵求何啟與韋玉的意見。雙方達成協議，允許華人再次舉行示威，但示威不是認可一場仍處於初期階段、遠遠談不上成功的革命，而是
“對廣州沒有發生流血表示欣喜
”。何啟和韋玉話裏有話地向總督保證，示威沒有任何政治意義，盧押明智地相信了。
數天後，
11月19日，盧押召集華人領袖開會。他在會上解釋.，華人有權對中國政局表達自己的看法，他本人
“同情他們合法的渴望
”，但這個殖民地必須遵守某些行為規範。公眾的熱情已經過火，發生了不少排外行為、搶劫和妨害治安事件，其中大多是廣東
“船民
”乾的，坦率地.，這些人與歹徒沒有什麼兩樣。以前在尼日利亞時，盧押時常碰到這類問題，他也樂於應對這種局勢。他派出武裝巡邏隊前往形勢最緊急的地區，宣佈實施緊急《治安維持條例》。這項條例授權法官當場執行鞭刑，
“從而使大多數造反的地痞流氓當眾出醜，寧願老老實實待. ”。到次年
2月緊急條例取消時，共有大約 50名“地痞流氓
”遭到鞭打。香港似乎又回到過去的街頭暴力和蓄意投毒的糟糕時期，人們大為驚慌，但與邊界另一邊所發生的一切相比，香港的事態不值一提。陳劉潔貞博士認為：
“這位總督確保了革命期間香港在對外關係上舉措得當。他採取無情的嚴厲政策對付所謂的不法之徒，成功地在這個殖民地恢復了法律與
秩序。 ”(10)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在北京居仁堂稱帝，圖為袁世凱赴天壇祭天。
像之後數任總督一樣，盧押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殖民地部設置的種種限制。中華帝國明顯正在分崩離析，英國的政策卻依然是儘可能長久地維持這個帝國。
1915年，英國決定支持袁世凱復闢帝制，表明英國希望這個帝國能延續得更久。香港的外部利益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這些利益與北京的當權者沒有多大關係，倒是與廣東的局勢密切相關。在盧押看來，這種局面委實令人沮喪。作為最後的領土擴張主義者，盧押慣於藉助懲罰性的遠征來強化外交努力，與隨後數位繼任者相比，他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處境微妙，因此努力與廣東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他在這個方面做得很成功，乃至引起殖民地部和外交部的不滿，他們認為盧押僭越了本屬於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的職責。
盧押為香港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對香港大學的創建發揮了重要作
用。他成功的關鍵因素是獲得了兩廣總督的支持。 (11)早在 19世紀
80年代西醫書院創辦之際，就已經有人提議設立一所綜合性大學。盧押提出新的綜合性大學應由現有的西醫書院與剛剛開辦的工程學院聯合而成，《德臣西報》主編
W.H.唐納德（ “一個性格.和、笑口常開的人 ”）之前就熱切地支持這種想法。
摩地
孟生博士的西醫書院培養出為數不多的合格醫生，始終依靠本地學生交納的數額不等的學費勉強維持，政府資助每年僅有
2500元。要創辦一所新學校，籌措資金十分關鍵，這大概歷來是艱鉅的任務。一位卓有成就的帕西人
H. N.摩地不僅極富同情心，還非常仰慕盧押夫人（盧押曾寫信給弗洛拉.：
“可愛的老摩地，他對你幾乎是頂禮膜拜，這個可愛的老傢伙。
”(12)）。摩地捐贈了第一筆慷慨捐助。之後，籌建工作進展十分迅速，堪為任何想把工作做好的殖民地政府借鑑的榜樣。摩地把初期籌備事宜託付給香港.粉廠的創辦人
A.H.賴內（ “我看與盧押商量這件事沒有用 ……我把一切都託付給你
……我的好友，我完全信任你，如果你對選址和其他方面的安排都滿意，你就擁有了為興辦一所綜合性大
學而設的 15萬元。 ”(13)）。
1908年2月17日，賴內面見盧押，提交了一頁的可行性報告，報告設想新大學將開設醫學、商科和工程等系科。盧押與保羅
·遮打爵士進行磋商，決定立即.手籌建。
3月13日，盧押又與賴內和梅含理（他對此事並不熱心）開會。
3天后組織了一個委員會， 3月
18日，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委員會向東京大學、伯明翰大學、曼徹斯特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徵求意見，詳細研究資金和收入項目的可行性（就在.粉廠倒閉，賴內自殺後不久）。各方在校址的選擇上出現了一些爭執，摩地認為預定的太平山校址是
“一個疫病孳生的..，連華人都避之不及
”，西醫書院校方則認為摩地選擇的地點根本行不通。
到10月份，萬事俱備，盧押發起了一場募捐運動，呼籲保守的華人為香港大學捐款。香港需要一所綜合性大學，因為在國外完成中等教育和大學教育要花
10年時間，這段時間對於與父母離別的青年人來.太漫長了，
“我還聽.，華人父母憑經驗得知，子女從國外學成歸來時沾染了革命思想，成為國家的危害。香港大學將特別留意不鼓勵或容忍任何此類有害的學.
”。華人對盧押的呼籲反應謹慎：是否只有華人才為大學籌款？華人對大學的管理是否有發言權？學費是否比倫敦的學校低？最後，大學會不會比一所
“紅頭阿三
”的大學好不到哪裏去？盧押保證，華人絕對能夠進入大學管理部門，他們的貢獻將
“依照捐贈的數額而非捐贈者的社會地位
”鐫刻在合適的牌匾上。擬議中的名單送交華民政務司伊榮審查，他認為名單可行，
“他們都是地道的平民，被推薦的惟一原因是他們都很有錢。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反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然而，廣州的吳道台接到總督的指令，指證這些人中有兩人
“是著名的以孫逸仙博士為首的革命黨活躍分子
”。1909年3月19日，警務專家梅含理在審查了名單後報告.：
“陳（藹廷）是一家中文報紙的主編……身.歐式服裝
……但不是革命黨。倘若他真的像孫逸仙博士一樣危險，那早就沒命了。 ”
香港大學奠基
查理 ·埃利奧特
香港大學首次畢業典禮
起初，歐洲人甚至比華人更疑慮重重，當局遲遲沒有募得大額捐贈。幸運的是，最大的行商之一太古洋行此時正與華人鬧糾紛：他們的收票員踢死了一個上了年紀的華人，華人實行報復性的聯合抵制。太古洋行慷慨解囊，提供了
4萬英鎊捐贈，足以使抵制結束，英商中華社會也提供了同等數目的捐款。
人們必須解決一些實際困難，經過勸.，立法局同意為香港大學斥資5萬元，殖民地部介入進來否決了這筆贈款。從某種程度上.，殖民地部此舉是受了另一所競爭學校的影響，這所學校的後台是日後的埃塞克特大主教威廉
·塞西爾勛爵。塞西爾正在為創辦一所專門的教會大學尋求支持，他用虔誠的語句表達了對盧押計劃的厭惡，
“我們基督徒把更高的道德素養擺在他們（年輕人）面前。純粹功利主義的大學很容易使年輕人的熱情無從釋放，將成為滋生革命密謀的..
”。帝國政府最終給予新大學的只有區區每年
300英鎊，用來設立愛德華三世國王獎學金。北京政府做得更好，提供了
25，000英鎊，廣東也提供了大致相等的贈款，之後當局又多方募集了
150萬元資金。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學舉行了奠基儀式。盧押在典禮上作了演講，這次演講以缺乏先見之明而著稱：
“讓我們展開豐富的想像 ……我們正在鑄造用友誼和善意把我們與這個偉大帝國
——本殖民地就位於其邊界 ——連結起來的鏈條。
”僅僅過了一年，這個帝國就徹底崩潰了。
雖然威廉
·塞西爾勛爵做了悲觀的預言，香港大學卻非常成功地實現了當初設定的一個目標：防止學生熱衷於革命學.。吸引大陸中國人前來就讀的目標就不那麼成功。在中國年輕人的心目中，日本是更令人嚮往的求學之地，中國人在那裏沒有太大的語言障礙，也不必忍受那種降尊紆貴的冷漠態度，英國人對待華人的態度充其量也不過如此。至於美國人在華開辦的大學，充足的資金使其辦學水準遠遠超出香港大學。香港大學的規模也不夠大。
1912年，大學如期建成、配備師資以及合併後開始招生，全校只有
77名大學生，學生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分別就讀於醫學院、工學院和文學院。遠離塵世的威廉
·塞西爾勛爵悻悻地寫道： “非常不幸，英國人依照世俗制度開辦香港大學
……如果香港大學完全依照基督教原則來創辦，並且如我們希望的那樣傳授對儒家哲學的
尊崇，廣州就不會有任何麻煩。 ”(14)
香港大學首任校長的人選頗為出人意料。查理 ·埃利奧特爵士是本傑明
·喬伊特在巴里奧爾學院的得意門生，
“牛津的重要學術神童之一”。埃利奧特是個身材修長纖細的年輕人，眼睛明亮，嘴巴.個不停，他能夠流利地.
27種語言，但是 “很難算出一堆英鎊、先令和便士的數目 ”；他
“厭惡工程師職業，認為這些人使城市濃煙密佈，骯髒不
堪，從而令老派的居民感到不滿
”。(15)上述這些品質大概無助於埃利奧特擔任一所基本上屬於工科性質的大學的首腦，何況這所大學最大的學院正是工學院。埃利奧特曾在外交和駐外部門工作，
1901—1904年出任英屬東非專員。在東非期間，他的白人至上主義立場和政策表露無遺。他曾發表自我辯白的《東非人的庇護者》，從這本書中摘錄一些詞句，可以讓我們對這位香港大學首任校長的品質略見一斑：
“美國黑人不適合有選舉權 ”，“非洲人顯然沒有絲毫藝術感可言
”，“歐洲人與黑人絕無融合之可能 ”，黑人
“這個人類的劣等種族必須受到保護，以免遭到非正義的侵略，還應當確保有足夠的土地滿足他們的需要。但是，我認為應
加上一個附加條件：必須承認歐洲人的利益至高無上
”。(16)在英屬東非被解職後，埃利奧特當上了謝菲爾德大學校長，
1912年從那裏前來香港。他在香港大學並未取得多大成就，
1920年，為了挽救香港大學，香港政府不得不提供
170萬元的補助。這筆款項用來償還
50多萬元的債務，以及設立一項捐贈基金。這筆意外之財來自這個殖民地歷史久遠的財政支柱
——鴉片。中國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正在雷厲風行地查禁這種毒品（通過槍斃吸食者這樣一個簡單的辦法，已經把累犯率幾乎降低為零），結果使香港政府的鴉片專賣變得極為賺錢，香港大學也就成為由這種毒品貿易資助的少數對象之一。
1918年，埃利奧特辭去香港大學校長之職，就任英國駐西伯利亞高級專員。圍繞新校長人選發生了一場典型的香港式的爭吵，立法局邀請威海.行政公署長官莊士敦出任校長，香港大學評議會拒絕批准這項任命，原因據.是莊士敦有
“明顯的反傳教士偏見 ”。有傳言.殖民地部的金文泰有意出任此職，後來證實純屬
子虛烏有。
(17)結果，莊士敦前往北京，當上了被軟禁在紫禁城的小皇帝的老師，金文泰則在
6年之後以總督身份來到香港。
香港大學為新中國培養領袖人物的努力沒有成功。
1937年的一篇評論雖然頗有諷刺意味，卻正確評價了香港大學的目標：
1911年，中國開始甦醒。她的教育體制依然可悲地不完備。中國的鐵路、公路、自來水廠、發電站和工廠，無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英國一直在工程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應當在英國在華前哨提供一種途徑，通過這種途徑培養這種覺醒所需要的工程師。對於英國來.，有什麼比這種角色更為恰當的呢？這將會帶來威望，善行，以及間接的益處，當中國開始購買工廠設備時，中國的開拓者將考慮英國標準和原料。
盧押
這種期望沒有成為現實。香港大學的畢業生大多沒有回到中國，
“多數人的職位很難與其所受教育的花費相稱
”。醫科畢業生獲得了國際承認的學位，更不願回到國內，而文學院
“像不那麼受歡迎的異父兄弟一樣隸屬於兩個科學學院，至少在其創立者看來，正是後兩所學院
做出了毫不含糊的承諾 ”。(18)
1912年3月，盧押離開香港，重拾他在非洲的事業。梅含理終於獲得總督職位，至少在他本人看來，他的資歷完全能夠勝任這個職務。實際上，梅含理這位一流的助手是否具備擔任總督所需的素質是值得懷疑的。
1893到1902年間，梅含理升任警務處長，他在警界推行全面改革，嚴格遴選警察。在署理總督期間，他採取
的行動往往是輕率和欠考慮的。他從不參與公共場合，而這本來可
以使他能夠嚴詞反駁各種批評意見。梅含理的妻子海倫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總督本人的缺陷。海倫娜的名字來自同名會所，
(19)同她丈夫一樣，海倫娜也是香港的元老，她是提議拓展九龍的伯加將軍之女，為這個殖民地充滿活力的慈善事業工作了
25年。
在初次踏上香港的土地
31年之後，梅含理擔任了此生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總督職位。
1910年，他曾出任斐濟總督。
1912年從斐濟回到香港後，他發現中國不再是他在波普
·軒尼詩手下時所瞭解的樣子，中國局勢甚至與兩年前也大不一樣了。在這短短兩年時間裏，滿清帝國已經滅亡，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任總統的脆弱的共和國。
梅含理1904年香港開通電車
梅含理上任的第二天，新環境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當時，梅含理從碼頭前往香港大會堂參加就職典禮，人.中有人向他開槍。香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針對官員的暴力事件，這與廣州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10年的數月之內，廣州先後有兩位提督遇刺。針對梅含理的襲擊並非出於政治目的，而是一個誤會。
1912年8月11日，梅含理致函《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
“針對我的襲擊沒有任何政治目的，我敢肯定那人是個瘋子，雖然在我的提議下，醫生對他進行檢查後認為他神智清醒。他反常地把斐濟與南非（廣東話叫
‘非洲 ’）混為一談，還以為
我是特蘭斯瓦的總督，把他的同胞趕出了那個國家。
”(20)顯然，當時的自由黨政府禁止在特蘭斯瓦使用中國契約勞工的禁令不受它所保護的人的歡迎。然而，雖然香港很少發生直接針對英國官員的政治暴力，廣東的騷亂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這個殖民地，尤其是新界，大量船民從新界湧入香港。
1912年8月，海盜洗劫了大嶼山附近的長洲島，搗毀警局，殺死警員。
頗具香港特色的衝突發生在電車上。為了方便起見，香港歷來廣泛使用大小重量與港幣相同的廣東硬幣。
1912年秋，廣東通貨大幅度貶值，香港政府被迫.手實施幣制改革，這勢必要禁止廣東硬幣在香港流通。電車公司和天星小輪公司不得不堅持只收香港鑄造的硬幣，這個舉措引發了普遍的憤怒。人們不但覺得不方便，還把這種做法視為對新生的中華民國的侮辱，因此發起抵制行動，拒乘電車。性格專橫的梅含理採取了異乎尋常的強制措施，頒佈了一項《預防抵制條例》。這項條例賦予總督廣泛的權力，懲處煽動抵制者，對發生抵制的地區徵收懲罰性.收。
白廳頗為懷疑這項 “極其令人不快
”的條例，也確實曾指示香港廢除該條例，但梅含理置之不理。
(21)這位總督還憤怒地斥責那些在他看來沒有盡力抗衡抵制的華人。實際上，當地報紙和幾乎所有華裔名流都站在政府一邊，但仍不足以使他們逃.梅含理的憤怒指責。梅含理尤其死盯住老對頭何啟不放，指責何啟
“沒有作過一次支持政府的演.
”。梅含理無法接受華人應當進入政府機構的想法，對何啟在當年被封為爵士耿耿於懷，他在給殖民地部的報告中寫道：
“我仍然很相信韋玉先生（另一位立法局華人議員），經驗表明這種信任放在其他任何一位華人身上也是穩妥的，我得遺憾地.，何啟爵士是個例外。
”(22)殖民地大臣劉易斯·哈考特爵士作為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自由黨人，並不是梅含理的仰慕者，認為梅含理在電車公司一事上
“處置失當 ”。哈考特尖刻地評論.：
“這個人簡直太能幹了，我或許必須把他提拔到聖赫勒拿島上去。
”作為妥協，雙方同意立法局議員不得連任兩屆，從而排除了
1890年當選為議員的何啟重新當選的可能性。一個月之後，梅含理就提名韋玉第三次出任議員，上述決定成為一紙空文。
廣東國民政府的財政狀況日益惡化，引起了廣東和香港商人極大關注。
1913年春，情況開始有所好轉，袁世凱總統從北京提供一筆貸款，拯救了廣東政府。這個舉動受到香港華人的熱烈歡迎，他們對於孫逸仙博士及其追隨者的熱情已大不如前。
1913年7月，孫逸仙途經香港時竟然受到冷落，甚至有謠傳.，有人朝這位革命之父的照片扔石頭。當袁世凱進攻國民黨控制的省份時，
1913年7月的 “二次革命
”在香港受到普遍歡迎。尤其是殖民地當局，他們認為廣東穩定的先決條件就是建立一個得到北京支持的地方政府。因此，殖民地當局準備容忍
“公然的腐
敗、低效、暴行和野蠻
”，(23)只要邊界那邊發生的事情沒有影響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圖為
1913年8月，他從上海經台灣赴日本途中。
1914年8月以後，歐洲不再關注中國的事件。對於英國政府而言，香港比過去更加無足輕重。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太多地擾亂香港的生活。匯豐銀行董事局有若干德裔董事，匯豐銀行與德國銀行有業務往來，還受到一定的德國影響，因而成為神經過敏者的懷疑對象。德國人遭拘禁，對德業務也停止了，香港的英國人組織了人數眾多的義勇隊。香港在戰爭期間日趨繁榮，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那種歷史久遠的支柱商品：鴉片。
雖然英國政府有所保留，中國人似乎比預想的要更認真地打算禁絕這種毒品。這種熱情往往流於形式，陳劉潔貞博士指出：
“該省（廣
東）以禁煙為幌子，在廣州設立所謂的鴉片檢查所，實際上是企圖集中貨源、集中出售，然後把利潤輸往北京。
”(24)不過，其他省份採取了有力措施，尤其是
1911年革命後，僅湖南一省就有包括 5名婦女在內的
47人因提煉或吸食鴉片被槍斃。這種嗜好如今變得如此危險，其吸引力很快便喪失殆盡，對進口鴉片的需求隨之驟減。這樣就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狀況，香港庫存鴉片的價值達到
1200萬英鎊，貨款都是由遠東的英國銀行提供。中國禁絕鴉片消費的措施使得這些積壓鴉片根本不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賣出去，與此同時印度生產商仍按照十年協議的規定源源不斷地大量生產鴉片。商人和銀行家瘋狂地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出面強迫中國當局遵守十年協定，允許鴉片再度進口。
當時的情形似乎就是 1839—1840年事態的重演，下院同樣舉行了類似的辯論。
1913年5月7日，威爾士民族主義者約西亞 ·陶恩
·瓊斯牧師在下院提出動議，要求廢除中國允許鴉片進口的條約義務，那樣的話，
“她（中國）就有權禁止目前堆積在各通商口岸和香港的庫存鴉片進口
”。這項動議一旦獲得通過，將導致巨大的、也許是災難性的損失。瓊斯請求人們原諒他首次演.的缺陷，因為英語對他而言是一門外語，但他講得非常精彩：
在英國，我們把鴉片列為一種毒藥
……從其作用來.，不論膚色與種族，國家與地域，它四處傳播疾病、墮落和死亡
……英國政府正在違背中國人的意願和良知，憑藉極不正義的戰爭帶來的不公正條約，強制推行這種不道德的貿易，這個事實無法估量地加深了我們的罪孽和恥辱。
怡和洋行的大班、從香港退休後當上代表伊普鬆的議員的亨利
·克錫企圖抗衡這股潮流，他在下院表示：
“如果你們相信今晚在本院所.的一切，你們或許會以為吸食鴉片乃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罪惡。它的壞處並不比一杯啤酒或葡萄酒更大。
”泰勒質問克錫是否願意自己的兒子吸食鴉片，克錫回答.不會，
“我本人吸鴉片，這確實使我身體很差
”。他接.提出英國人的體質適合喝葡萄酒和威士忌，中國人適於鴉片，至於他的三個兒子，他希望他們
“在適當的時候 ……自行決定 ”是否享用這種飲料。
1913年的自由黨政府不可能採取巴麥尊的那種強硬路線，也不可能強迫銀行承受如此巨大的損失。印度事務部常務次官愛德.
·蒙塔古用恰如其分的華麗辭藻提出了惟一可行的解決辦法：
我很高興能夠向本院報告
……儘管我們與中國訂有條約，儘管我們能夠從這些鴉片中獲得大約
1100萬英鎊的財政收入
……我們不打算在中國出售更多的鴉片，不光是今年，也不是這些庫存鴉片都售完以後，而是永遠。
1917年9月1日，國會非常會議舉行大元帥選舉會，孫中山當選為大元帥。司徒拔
動議被撤回，雙方相互祝賀以最小的代價完成了正確的事情，辯論就此結束。
各國在禁絕鴉片問題上有了長足進步。
1912年，各國通過《海牙公約》，規定通過 “漸進的有效措施
”徹底禁絕鴉片貿易。由於《海牙公約》以及禁止印度對華出口鴉片的禁令，香港政府在與鴉片承包商重議合同時不可避免地陷入貿易困境。為努力扭轉這種狀況，殖民地部主動提出廢止這種體制，香港政府應當把鴉片專賣權掌握在自己手裏。為了彌補查禁鴉片煙館造成的損失，同時對煙草、酒類徵.，香港業已組建起打擊走私的部隊，所以政府掌握鴉片專賣權不會帶來額外開支，海關人員能夠同時控制各種成癮的毒品。梅含理與立法局、行政局都同意這個方案，英國下院也對下面這樣一種解釋感到滿意，即鴉片專賣權的變更是禁止鴉片貿易長期計劃的組成部分。（這項工作確實拖得很長，因為直到
32年之後香港才宣佈鴉片為非法。
1945年9月20日，戰後香港軍政府宣佈禁止鴉片貿易，也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缺位的情況下才能做到這一點，不然的話，殖民地當局會像前任一樣頑固地為這種政府財政收入的來源辯護。西奧多
·泰勒活.慶祝了這一天的到來，因為他一直活到 1950年，享年 102歲。）
鴉片專賣權的轉手取得了直接的、甚至是令人尷尬的成功。在以往的體制下，經過廢除鴉片貿易者的努力，
1912年的鴉片收入已經下降到
1，183，200元。政府專賣後的第一年，鴉片收入猛升到 2，680，617元，
1918年達到最高點的將近 800萬元，鴉片收入佔香港政府財政收入的比例超過
46﹒5%。雖然收效異常令人滿意，也必須保持得體的平靜，以免熱誠的改革家提出控告。當局為了掩蓋真相，鴉片專賣收入的名目是
“許可證、國內.收等專用賬.
”收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設立專賣制度時擔任總督祕書的
G.R.塞耶在其香港史著作中隻字未提上述事實，把這個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繁榮.成是來自更為體面
的收入，這種收入能夠使香港提供 500萬元 “供國王陛下政府使用
”。(25)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5年間，香港的鴉片淨收入超過 2500萬元。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導致了作戰人員的可怕傷亡，對英國的長遠影響往往比人們想像的要小。在戰後世界，愛德華時代的上流社會重新享受舒適的生活，大量的失業工人保證了軍隊依然有充足的兵源，雖然士兵們沒有以前那麼彬彬有禮。帝國的願望得到莫大滿足，聚集在帝國旗幟下的不但有白種人的自治領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就連南非、愛爾蘭和美國也派出成千上萬的自願者。印度軍隊忠心耿耿地為帝國效忠（一兩次兵變除外），看起來帝國的各個地區能夠恢復元氣，重新聚合，逐步走上自治的道路。
在這種背景下，很難指望香港的統治者會輕而易舉地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與中國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相關的事物。在中國，先是嘗試
建立一個有望成功的共和國，接.是北京的帝制政府，都隨.
1916年袁世凱之死而失敗。中國陷入地方割據之中，手握兵權的地方領袖掌握了各地的控制權。孫逸仙再度試圖以廣州為基地建立政權，
1917年在廣州建立起短命的政府。軍閥統治下的中國，權力如走馬燈般頻繁更迭。
1923年2月孫逸仙復出，擔任軍政府的首腦 ——“大元帥 ”。
香港民眾對任何一位大陸領袖的支持依然是有限的、不甚熱情的，香港政府卻未能享有戰後的平靜時期。梅含理得過一次不太嚴重的中風，之後不情願地於
1918年9月離職。司徒拔爵士將於
1919年9月接任總督。兩任總督之間有長達一年的過渡期，輔政司施勛在此期間負責管治香港。施勛是
“一個機智、幽默的老胖子 ”，“一個和善的人，只是有點狂妄自大
”。有一次，他負責將一位新娘交給新郎，結果在教堂等候的
時候居然睡.了。
(26)施勛來自一個體面的殖民地家庭，喜歡板球，愛寫一些輕鬆的詩，深愛新婚妻子南恩，他的新上司卻是在嚴格得多的環境里長大的。
司徒拔爵士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牛津主教斯塔布斯。斯塔布斯個性
極強，是當時一流的歷史學家。司徒拔
“繼承了父親的全部學術才華，在言談直率方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27)司徒拔憑藉古典文學和經典作品兩門功課的第一名輕鬆過關，進入殖民地部。在白廳工作
13年之後，他決定轉到殖民地工作。年輕時，司徒拔如同所有的白廳官員一樣，對
“在現場的人 ”極盡抨擊挖苦之能事，尤其是針對香港官員，在香
港， “甚至連官學生也想以上帝的身份行事 ”。(28)在殖民地僅僅工作 6年
——在秩序井然的錫蘭擔任輔政司，這麼短的見習期前所未有 ——之後，
43歲的司徒拔就被任命為香港總督。司徒拔先是在氛圍高雅的牛津和白廳，戰爭年代又一直在相對較為平靜的錫蘭，因此很難跟上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急速變革。此外，他脾氣急躁，堅信只有自己的那些十分傳統的觀點才是正確的，這往往使他陷入窘境，有時甚至是嚴重的困境。
戰後，香港政府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兩難境地。香港當局迫於現實的壓力，不得不與廣州的任何一個政府打交道，廣州離香港只有
3個小時的火車路程。英國政府派出的大使和其他外交使團都駐在北京，控制北京的卻是常常與南方發生衝突的另外一批政客和將軍。在中國首都的朱爾典爵士從未更多地考慮過香港，而戰後的和解似乎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機會，可以通過把新界歸還中國來改善兩國關係。朱爾典承認這將是“很大的犧牲
……就獲得或繼承了
1898年租借地區的所有列強而言，似乎不做出犧牲就無法解決（中國）問題
”。外交大臣寇鬆勛爵不理會這種 “理想化又根本行不通 ”的看法，
“我們不能把以往的割讓、永久租借等等全都連根拔掉。我認為絕無可能歸還九龍拓展地
”。外交部負責中國的部門則始終持懷疑態度。
1919年，北京青年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
一般來.，中國北方發生的事件很少波及到香港。《凡爾賽和約》談判期間，前任北京政府在西方盟國支持下，把山東省的廣泛權益轉給日本。事情曝光後，全中國人都以憤怒和幻滅的心態反對這個協定。但是，
1919年的五四運動
——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遊行引發的全國性騷動——只在香港激起些微漣漪。不論本身抱有何種政治態度，香港的華人居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傾向於支持任何一個能夠在廣東維護適度穩定的集團。
1913到1916年，雲南軍閥龍濟光將軍殘忍腐敗的統治一直未受觸動，還得到北京的支持。梅含理鎮壓了香港國民黨支持者的活動。
1916年5月4日，他致函殖民地部表示：
“我過去和現在一直致力於支持現政府，阻止香港華人用實際行動或革命宣傳來支援反叛，該政府已經表明能夠獨力維持那個省的秩序。
”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龍將軍撤出廣東，孫逸仙的老戰友、以前香港同盟會的成員陳炯明上台，香港輿論開始出現分化。陳炯明致力於維護廣東的安寧，出於實際考慮很少使用革命言辭，吸引了較為保守的人，孫逸仙則贏得更富熱情的年輕人的支持。梅含理認為孫逸仙是
“祕密的布爾什維克
”，毫不遲疑地支持陳炯明。司徒拔抵達香港之際，孫逸仙對共產主義的熱情正在降.。袁世凱背叛革命後，孫逸仙的黨已靜悄悄地取消了所採用的
“中華革命黨 ”的稱號，恢復了 “國民黨 ”的稱呼。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後與師生合影。
孫逸仙大概始終傾向於贏得英國的支持，他非常瞭解這個國家，十分推崇英國的體制。他在廣東掌握政權後，旋即於
1923年2月正式訪問香港，司徒拔在總督府熱情迎接和款待了他。孫逸仙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把這個島嶼.成是他的
“智識之誕生地 ”，他在香港形成了 “革命與現代之理想 ”。在一陣
“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中 ”，他稱讚英國的議會制
度，敦促聽眾把這種良好政府的範例推廣到全中國。
(29)這種觀點大受歡迎，司徒拔急欲支持孫逸仙，為此還在英國國內遇到麻煩，差一點就丟了官。
對於司徒拔而言，在前一年必須與廣東政府保持友好關係無疑是很痛苦的。那裏的地方政府一直面臨財政困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無法保留關.這一最可靠的收入來源。這筆收入直接上繳北京，倘若在扣除商定數額的外國債務之後，能夠有一部分關餘直接劃歸廣東，地方政府就能夠以之作擔保，向香港借到急需的貸款。北京當局希望自己控制這筆錢，自然對此不予理會，理由是外交公使仍在北京。司徒拔收到廣東的提議，請他代表廣東開展有益的行動。司徒拔非常樂意這麼做，他致函殖民地部，請求不要反對孫逸仙對海關.收的要求，
“我最強烈地要求，國王陛下政府的干涉不應超過償還外國貸款所必需的程度。採納孫（逸仙）的最新建議，可以防止發生這種狀況
”。
寇鬆勛爵為首的外交部認為，一個小小的殖民地總督竟然插手國家對外政策，實在太出格了。寇鬆十分看重禮節和自身的地位，必須對司徒拔來個殺一儆百，要麼把他解職，最低限度也要
“嚴厲申斥
”。結果，外交部斥責了司徒拔，司徒拔及時允諾改正，當危機再度出現時司徒拔
已經能夠採取正確的慎重姿態。 (30)
1924年10月15日，廣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團叛亂，廣州商團頭領陳廉伯逃往香港。
為廣州叛亂商團私運槍械的丹麥輪船 “哈佛號 ”
關於
1924年的廣州商團事件，迄今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次異乎尋常的冒險之後不久，事件的主要當事人就死了。在這次冒險中，一家聲譽卓著的銀行涉嫌軍火走私。匯豐銀行的總經理
A.G.史提芬是個有創意的銀行家，樂於抓住傳統的出借人往往猶豫不決的機會。廣州商團是一支在當時的中國十分常見的私人武裝，它由商人提供的捐款組建，目的是維護廣州商人的利益，對抗外來的革命者。廣州商團的首領陳廉伯負責廣州與香港之間的聯絡，陳廉伯是匯豐銀行在廣州的買辦，極為富有。史提芬熱切支持陳廉伯進口一批數量可觀的輕型武器，至少有一萬支步槍和手槍以及數百萬發子彈。這項計劃不但與英國政策相牴觸，也違背了現有的協定。陰謀被揭露，武器也遭沒收，史提芬暗示司徒拔至少是默認此事的。司徒拔憤怒地否認了這個極具潛在破壞性的暗示，
“史提芬先生絕對從未與我談起過此事 ……我不知道史提芬函件中……關於
‘香港政府將保持善意的沉默 ’的.法 ……我難以相信像史提
芬先生這樣熟悉我的人會有這樣一種看法 ”。(31)
兩個月之內，這支商人武裝就與國民黨發生衝突，結果國民黨迅速贏得絕對勝利。香港輿論刻薄地看待這個消息，
“孫（逸仙）必須離開”成為《士蔑西報》的頭條標題，華人報紙的態度也同樣苛刻。事態到這個時候已經很明顯，由於已沒有任何選擇餘地，孫逸仙決定依靠俄國人的支持。
1923年10月，俄國 “特別顧問
”鮑羅廷抵達廣州，試圖使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建立起和睦關係。與此同時，一位退役的俄國內戰時期騎兵指揮官加倫在黃埔新組建一所軍事學校訓練士官生。兩人很快取得成功，到
1925年3月59歲的孫逸仙去世之際，國民黨左翼和共產黨人聯手控制了廣州，全力以赴地把這個帝國主義前哨的動亂引向中國南方。
孫中山主持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後，同蔣介石（中）、何應欽（左）、王柏齡（右）合影。
香港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
1925年5月30日，上海數千名工人、學生、.眾前往租界組織反帝大示威，遭公共租界巡捕鎮壓。圖為五卅慘案現場。
1925年6月23日，英法水兵向廣東各界示威.眾用機槍掃射，造成死 52人、傷
170餘人的“沙基慘案 ”。
以往，香港華人曾經通過有組織的罷工和聯合抵制抗議他們所認為的不公正，而司徒拔面對的是已臻於完善的罷工與抵制。他抵達香港後不久，
1920年4月，香港就發生了第一次罷工。當時，香港華人機器會代表機工要求增加工資
40%，以抵消生活費用的上漲。香港華人機器會成立於
10年前，一戰後，香港物價騰貴，尤其是大米價格上漲，機工幾乎難以靠工資維持生計，他們做好了採取行動的充分準備。僱主拒絕了他們客氣的請求，於是大約
9000名機工乾脆離開香港前往廣州。此時，香港至少已部分成為一個現代工業化社會，通訊、電車、電力、煤氣行業構成了這個發展中工業社會的基礎，各種熟練工程技術人員的驟然喪失，很快導致社會生活陷入停頓。兩個星期之後，僱主才同意增加工資
32﹒5%。與以往的罷工不同，東華醫院董事會之類的傳統機構在這次罷工中沒有任何干預的機會。這次罷工組織嚴密，工人直接與僱主對峙。
第二年，中國海員工會提出類似的增加工資要求，勞資雙方爆發了更嚴重的衝突。
(32)海員是最缺乏組織性、最底層的工人，華人海員處境尤為悲慘。他們的工資僅及相同崗位的歐籍海員的零頭，還不得不把微薄工資的很大一部分交給為他們提供職位，在航行間歇期提供飯食和寄宿處的船東。對於華人海員來.幸運的是，正是由於這種把海員集中在污穢不堪的寄宿所的體制，他們更容易組織起來。每一幢寄宿屋推選代表組成一個富有戰鬥力的加薪委員會，還配備了英文和中文祕書，向資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資。僱主竟然愚蠢無禮地對這一要求置若罔聞。
1922年1月13日，海員們仿效機械師的榜樣，舉行罷工並前往廣州。越來越多其他行業的工人也參加罷工，其中包括僕役、機工和苦力，罷工工人多達
12萬人，佔這個殖民地勞動力總數的半數以上。苦力的僱主明智地表示立即增加工資。苦力們表現出團結一致的決心，堅持繼續罷工，直到海員的要求得到滿足。面對如此大規模的抵抗，僱主、政府和傳統的華人領袖舉行了一次氣氛緊張、毫無成效的祕密會議。以往維護華人利益的東華醫院董事會成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錢袋，完全站在僱主和政府一邊。他們污衊罷工者是自私自利的蠢貨，
1926年當上行政局首位華人議員的周壽臣爵士要求政府決不能 “後退半步
”，希望公開鎮壓所有的工人聯合會。在這種 “明辨是非的華人輿論
”的支持下，政府頒佈一項賦予政府特殊權力的《緊急管制條例》，宣佈海員工會為非法組織，並襲擊了工會總部。最醜惡的一幕終於上演：華人被禁止離開這個殖民地，印度士兵增援警察，向試圖穿越邊界的大批人.開火，當場打死
5人。
這種鎮壓措施招致倫敦的指責。 1922年3月6日，工黨議員約西亞
·韋奇伍德上校在下院指責香港政府阻止勞工離去，實際上就是 “用飢餓代替工作
”，香港政府的鎮壓行動不但是可恥的，也根本於事無補。政府和僱主咬牙切齒地指責共產黨支持罷工工人，不得不承認自己遭到屈辱的失敗，海員贏得了這次著名的罷工勝利。司徒拔意志消沉，
1922年
9月16日，他向殖民地部預言： “我們至多再保有香港 20年時間。
”(33)這大概是一個少有的精確的估計， 19年之後，日本人於
1941年12月佔領了這個殖民地。司徒拔在同一份函件中做出了另一個同樣準確的預言：
“遲早將發生一次聯合抵制。
”3年之後，這個預言也完全應驗了，這次聯合抵制成為考驗新的廣東左翼政府和香港政府意志力的試金石。
這場聯合抵制 (34)的導火線是 1925年的五卅慘案。在上海公共租界，
11名示威者被英國人指揮的中國和印度警察殺害。這個事件在全中國激起極大憤慨，人們號召上海和香港舉行總罷工。活躍在香港的廣東共產黨工人領袖本來還需要做大量宣傳工作，以使人們廣泛響應罷工號召。但是，
3周之後，另一.示威者在廣州遭到英國人為首的軍隊開槍射擊，死亡
52人。至此任何鼓動都是多餘的了。香港政府拖拖拉拉的調查未能確定是哪一方挑起的衝突，但這與雙方的傷亡（僅有一名外國人被殺）以及中國人對中國城市的心臟地帶有武裝的外國飛地的痛恨沒有多少關係。廣州的憤怒浪潮日益高漲，很多人呼籲對英開戰。香港首次掀起了猛烈而明確的反英浪潮，罷工迅即發展成總罷工，在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裏，
25萬罷工工人和家屬從香港前往廣州，組織嚴密、資金充足的罷工委員會在廣州為他們提供膳食和住處。從某種程度上.，罷工委員會幾乎相當於一個政府，罷工委員會設有中央委員會，下設幹事局、騎船局、聯絡部、宣傳部和財政委員會，一個罷工者法庭和一支
2000人的身.制服的糾察隊。一箇中國城市的行政當局首次擁有屬於自己的有效、可靠的管理機構。
香港當局做出迴應，政府提供貸款，阻止對華人銀行的擠.，醫院和基礎設施行業配備了自願人員，組建臨時機構負責監督食品供應、勞工和運輸。東華醫院董事會也首次積極參與政治。當局正式頒佈了常見的緊急管制條例。針對罷工者的宣傳，當局組織了反共產黨宣傳，在很多情況下對罷工者的脅迫進行反脅迫。到
7月末，罷工熱潮已經降.，工人陸續返回這個殖民地。廣州罷工委員會運用一個更有力的手段，即全面抵制英國商品，禁止所有船隻進入香港。這次行動一直持續到次年
10月司徒拔離去之後，給香港造成極大損失。
1925年6月至次年 10月的省港大罷工。圖為罷工工人示威遊行。
司徒拔曾經請求留任以結束這場危機，但日趨明朗的事態表明，與以往的罷工不同，聯合抵制不是香港能夠解決的。廣州罷工委員會的行動顯然違背了條約規定，北京政府卻無能為力。英國惟一可行的方案是重新採取炮艦政策，憑藉武力維護條約規定，驅逐廣東的當權者。從司徒拔到殖民地部都極力主張採取這種行動，職責所在的外交部認為這麼做無法自圓其.。總督越來越激動，堅決主張推翻廣東的布爾什維克政權。
1925年8月，似乎出現了一線機會，施勛在寫給妻子南恩的信中.：
“我們希望對廣東和公然違背條約的行為採取行動。昨天，一名重
要的工人領袖和共產黨人被刺殺，這或許會有一些效果。
”(35)這名受害者是廖仲愷，他在革命前就已經是一位著名的國民黨人，但除掉他根本無助於阻止轟轟烈烈的聯合抵制。
司徒拔再次轉而尋求資助一支 “反共
”力量的可能性，極力要求殖民地部批准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提出的一項建議。這項建議提出徵集
100萬元資金，這筆錢要麼從公共基金劃撥，要麼向私人募集。外交部再次否決了這項提議。司徒拔在失望之餘，不惜鋌而走險，建議賄賂北京當局進行干涉，
“迫使廣州結束反英行動，為此目的，國王陛下政府應提供資金和物質援助
”（1925年11月12日）。司徒拔提出給北京的適當報酬是300萬元，這個計劃同樣遭到白廳否決。司徒拔迫於無奈，耍了一個可憐的小花招，讓東華醫院祕密（一個非常公開的祕密）提供
5萬元資金資助一次叛亂。這次行動一敗塗地，東華醫院除了財政赤字之外一無所獲。最終，殖民地部不得不支付這筆開支，告誡司徒拔不得再次
“可恥乃至是違法地盜用信託基金 ”。與此同時，左翼華人指責東華醫院董事會是
“英國人的走狗 ”，只顧保全自己的財產，無視 “民族聲望的淪喪”。
這個事件曝光的時候，司徒拔已經離開香港（ 1925年10月），而聯
合抵制正如火如荼。
(1)馬喬裏 ·佩勒姆夫人（ Dame Marjorie
Perham）權威的盧押傳記至今依然是上乘之作，另見海厄姆：《帝國與性別》（
Hyam，Empireand
Sexuality）。陳劉潔貞博士深入研究了羅茲圖書館所藏盧押檔案。
(2)霍伊，前引書，第 209頁。
(3)佩勒姆：《盧押》（ Perham，Lugard）第二卷，第 242頁。 (4)致莫理循，
1908年6月6日，莫理循書信。 (5)佩勒姆，前引書，第二卷，第 329頁。
(6)佩勒姆，前引書，第二卷，第 335頁。 (7)陳劉潔貞，前引書，第一、二章；
A.Ng發表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上的文章， 1981年第 12
卷。 (8)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03頁。 (9)佩勒姆，前引書，第一卷，第
361頁。 (10)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05頁。
(11)
梅樂彬：《香港大學》（ B.Mellor，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未分類檔案：《香港大學的設想和創建》（ Misc.Documents，‘The
Conceptionand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CFUHK），現藏於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 Hung On to Memorial
Collec tion）。
(12)佩勒姆，前引書，第二卷，第 351頁。 (13)《香港大學的設想和創建》。
(14)梅樂彬，前引書，第 73頁。
(15)
帕萊特，《回憶》，載埃利奧特：《日本佛教》（ H.Parlett，Memoir，in
Eliot，Japanese Buddhism）。
(16)埃利奧特：《東非的庇護者》（ Eliot，The East African
Protectorate）， 1905年。
(17)
關於這場典型的香港式爭論的經過，請見施勛手稿，羅茲圖書館（
Severnmss.，Rhodes House Ind.Oc.S176）。
(18)香港大學評議會的報告， 1937年。
(19)蘇姍娜
·霍伊認為，梅夫人婦女會是
“一個成功的婦女俱樂部，地點在可愛的古代建築。薩利
·霍威爾認為它也以聖女靜修而聞名 ”。
(20)莫理循，信函。
(21)邁樂文：《帝國統治下的香港》（ N.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第 75頁。
()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17頁。 ()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31頁。 ()同上，第
134頁。 ()塞耶：《香港， 1862—1919年》（ G.R.Sayer，Hong
Kong，1862—1919），第 120—121頁。 ()斯特娜 ·本森，引自霍伊前引書，第
184頁。 ()請見《名人傳記辭典》的司徒拔條目，另見施勛手稿，羅茲圖書館。
()佩勒姆，前引書，第二卷，第 368頁。 ()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54頁。
()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58頁。
()關於廣州商團事件，請見金前引書，第三卷，第
156—157頁。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59—168頁。
()關於罷工和聯合抵制的最佳.述，請見陳偉.前引書，第五章。史景遷：《中國的助手》。
()引自斯韋丁前引書，第 393頁。 ()即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 ——譯註
()施勛手稿，羅茲圖書館。
第十三章 動盪的局勢
冷若冰霜的面孔
總督司徒拔情緒激動地要求用賄賂或武力來結束抵制，繼任者金文泰爵士則採取了較為平和的政策。金文泰是殖民地部門的一個怪人，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牛津大學，文官考試的成績異常出色，足以讓他任意挑選工作部門。他本可以去印度事務部、外交部或財政部，結果卻選擇了被視為才智平庸之輩避難所的東方殖民地司。金文泰興趣廣泛，頗具個人魅力，還曾編輯出版
4世紀拉丁情詩集《維納斯的不眠之夜》，這本書是少數出自殖民地總督之手的學術著作。
1900年，金文泰前往香港，在新界從事土地登記工作。金文泰的上司全都熱情稱道他的才幹，卜力認為他是
“東方司最具才幹者之一，一個學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
金文泰
省港大罷工期間廣州的聲援遊行
將有所成就 ”。(1)盧押認為他才華橫溢，富有同情心，令人愉快。
在出任香港總督之前，金文泰曾被鄭重其事地提名為香港大學校長。他的足跡遍佈中國，學會了多種語言。
1907年，他開始進行從中亞到九龍長達
3000英里的徒步旅行。此後，由於殖民地部眾所周知的原因，金文泰在英屬圭亞那和錫蘭工作了
12年，關於中國的稔熟知識在那裏毫無用武之地。
可憐的輔政司施勛竟然一度想當總督，
1925年8月22日，他在給妻子南恩的信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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