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爵士就長期與一箇中國女子保持體面的曖昧關係。但是，娶一箇中國妻子會引發幾乎是難以克服的社會問題），還會.數國語言。高和爾很快就被安士迪指控犯有多項罪名，其中包括自營娼業、私通海盜和收受賄賂。
這些指控中至少有部分完全屬實。高和爾此人頗有爭議，這些爭議的問題始終困擾.香港的法律與秩序。高和爾擔任助理警察司期間，確實在捉拿竊賊、緝捕海盜方面十分得力，經常得到與之共事的皇家海軍艦長的交口稱讚。
1849年11月3日，文翰向格雷勛爵報告.，高級海軍軍官海伊中校
“用最為讚賞的言辭極力稱讚高和爾先生
…….若是沒有他的效力，自己不可能取得成功 ”。文翰請求褒獎高和爾，
“高和爾先生職責十分重要、責任重大，而且與他的正式職業毫無關係
”。高和爾很容易招致批評，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他一手組建的密探網絡，因而不能把任務交給其他人，只能直接與香港黑社會打交道，更何況他總是經手大量現款，這些錢的來路很難.是清白的。
安士迪對高和爾特別反感，內中原由倒是使我們可以更多地瞭解安士迪其人：
“高和爾先生出生在聖赫勒拿島，顯然是個混血兒。他的父親是當地民團的普通士兵，把他帶到檳榔嶼，他就是在那裏和新加坡度過青年時代，從事岸邊和海上的各種下等行當。
”安士迪身為律政司，自然可以蒐集到足夠的證據把高和爾送交一個委員會接受質詢。該委員會發現，針對高和爾的
19項指控中能夠證實的只有 4項，而且是最不重要的
4項指控。事實表明，其他人更應受到懲罰，其中就有署理輔政司布烈治博士。幾乎可以肯定，布烈治燒燬了一些可能牽扯到高和爾的文件，安士迪認為這是
“一個卑鄙、可憎的陰謀 ”。
安士迪異常狂熱地抨擊一切人和事，按照殖民地部的.法，乃
是“不顧一切的對抗 ……十足的無禮
”。因此，他的意見不管多麼切中要害，都不可能受到認真對待。
1861年，包令的繼任者赫科萊斯
·羅便臣爵士主持調查，證實安士迪的指控確有其事。紐卡斯爾公爵也向安士迪承認，
“針對高和爾先生的指控，你是這些指控的主要發起人 ……實質
上已經成立了
”。(3)但是，息事寧人的華人居民支持高和爾，不管其行為多麼可疑，他確實有效地維護了法律。羅便臣的調查結果公佈後，高和爾最終於
1862年被解職，但仍被視為不可或缺的人物，
“當局倚重的人”。1868年，他再度復出，為理查德
·麥當奴爵士籌劃發放賭博業許可證，組建華人偵探隊，年薪達到
“令人難以置信的 ”25，000元。
香港需要具備高和爾式特殊才幹的人。太平天國運動造成難民不斷湧入香港，文翰任期內有所緩和的犯罪問題又日益突出。皇家近.龍騎兵團的
C.A.紐曼中尉把維多利亞城描繪成
“世界上最可怕的匪巢，我敢.這裏是個賊窩。舉個例子來.，如果有人在胸前佩帶勛章去街上散步，等他回來時勛章肯定已被搶走
……我以前從未到過這樣的地方，也
永遠不想去另一個類似的地方
”。(4)葉名琛號召消滅夷人，進一步激化了華人的情緒。當地報紙登載了
“華人暴行錄 ”，內容包括：兩週之內， “4人被投擲燃燒彈；因為喝過有毒的湯，
3名歐洲人短暫昏迷；發
現一具無頭屍體；皇后大道中蓆棚起火 ”。(5)
最嚴重的事件是
1857年1月15日發生的所謂集體投毒案。當時人們認為一名.包師在.包中加入大量砒霜，
“騷動自然十分強烈。這個殖民地的醫生也因中毒而痛苦異常，仍奔走於各家住宅之間，不時聽到狂
亂的呼救 ……急需催吐劑
”。(6)中毒症狀不算太嚴重，只是嘔吐不止。據.，之後很長時間裏還有人因這次中毒而死亡，包令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公眾的反應近乎歇斯底里，當地報紙敦促總督
“把裕升.包店所有下毒的夥計統統絞死在店鋪門前
”。法治再次發揮作用，陪審團宣判.包師無罪，因為無法確定究竟是誰在.包中下毒。
1839年的林維喜一案中，正是這種要求確鑿證據的奇特英國體制讓欽差大臣林則徐非常惱火。美國商人小奧古斯特
·侯德沮喪地表示，這或許正是人們期望英國司法的地方，
“張亞霖（.包店店主）在英國人的法庭受審，沾了英國人注重技術細節的光。我們的擔心變成為現實，無法證明是他把砒霜摻
入.粉，他被宣判無罪 ”。(7)
事情其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值得稱道。一個小插曲表明了香港與生俱來的矛盾，.包店夥計實際上全都被關進監獄，其中
42人被囚禁在一間僅有
15平方英尺的小屋。這種做法平息了憤怒，卻很快激起抗議，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些抗議正是來自那些治療中毒者的醫生。
1845年接管香港警察隊的倫敦警官查爾斯 ·梅理宣稱，牢房的
“房門開在皇后大道，我被告知、同時我深信不疑的是，這扇門經常打開
”。此外還有慣常的藉口：
“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又面臨其他各種緊迫而艱鉅的任務”，“沒有依照通常的正規做法做好各種安排
……不值得大驚小
怪”。(8)
包令否決了英國僑民要求迫害全體華人的更為荒謬的建議，但還是採取了緊急措施，
“任何華人在其居所之外的地方閒逛
……不帶通行證……將被太平紳士當場施以罰款、監禁、當眾鞭笞或在碼頭上公開示眾”。條例鼓勵居民維持治安，
“值勤哨兵或巡邏兵 ……若有理由懷疑（華人）圖謀不軌 ……有權將其擊斃
”，“對於執行本條例的任何行為或
企圖，法庭不予追究
”。(9)由於延誤了向華人發放必備的通行證，晨報無法在早餐時間投遞，這個小小的不便很快引起當地僑民的不滿。《中國之友》提到
“‘安全 ’的空談 ”，還嘲笑包令，
“埃塞克特大廳（和平協會以及所有諸如此類正義事業的總部）裏的虎斑貓
”會發現他們昔日的英雄墮入了野蠻的司法，
“任何法庭都不會依照這個法令進行審理，不論是由於何種加利福尼亞式的死亡原因
”。
不過，外來評論家注意到包令時期香港生活有了顯著改善。亨利 ·
埃利斯上尉曾在 1855年描述過 “淒涼的生活和囚犯般的感覺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維多利亞城難以再向兩側擴展一到兩英里，部分原因是由於沒有修建暢通的道路，部分是由於華人肆無忌憚的奸詐
”。至於英國僑民，
“人人都或多或少地抱定一個同樣的目標：有機會就死命撈錢……愚蠢地諂上欺下
”，“心胸狹窄、不近人情到十分可笑的地步 ”。3年後，埃利斯修正了自己的.述：
“記得這是 1855年時的情況，自那以
後……各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 ”。(10)
包令實際上不願採取專斷措施，他始終是個堅定的民主派和改革者，願意藉機通過多方努力，使香港成為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包令最激進的舉措是試圖引入涵蓋華人居民的名副其實的代議制。像包令爵士的許多嘗試一樣，這次努力最終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他不知變通，未能贏得自己的副手、輔政司孖沙的合作，後者提出了一份針鋒相對的方案。更重要的是，輝格黨政府此時已不再支持選舉改革。
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帶給英國人的選舉權十分有限，每
5名成年男子中有投票權的還不到一人。巴麥尊勛爵無意繼續改革，他本人所在的蒂佛頓選區有人口
11，143人，選民僅有少得可憐的
508人。阿什伯頓選區幾乎成為在華利益代表者的一統天下，這個選區
3，432名居民中，只有 193人有投票權。約翰
·羅素勛爵是輝格黨上層中惟一熱衷於改革的，但他已辭去殖民地大臣之職。因此，包令的建議，最初是以
1855年8月2日第 110號公文送呈羅素，被白廳擱置起來。
包令建議立法局增加
3名非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候選人沒有種族限制，只要擁有每年收益
10英鎊的土地，或擔任公職3年以上即可參選。新任殖民地大臣亨利
·拉布謝爾不同意這種做法。拉布謝爾（即後來的陶頓勛爵）是個睿智的政治家、人道的自由主義者，不要把他與他的那位更為有趣和神氣活現的同名外甥搞混了。後者是個政客和記者，在馬戲團裏工作，與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在編號為
1856年7月29日第
29號的公函中，拉布謝爾闡明瞭限制香港代議制的理由，這份文件是理解日後歷屆英國政府在香港民主化問題上的態度的關鍵。這位殖民地大臣寫道：
我確信，眼前提交的在亞裔居民中引入那些機制的初步建議只涉及極小一部分英國人乃至歐洲裔居民。因此，我認為很有必要仔細權衡正反兩方面的理由。
他認定不能在香港舉行選舉，因為香港居民不守規矩、不穩定，多為過境人口，這種狀況短時期內很難改觀：
那些非常瞭解華人的人士所作的證言表明，華人有很高的聰明才智，但十分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準則。香港的華人居民，也許極少數體面的人士除外，道德素質非常低下。
但是，若把權力賦予人數很少的英國僑民，同樣會帶來很多問題，這大抵不是因為
“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準則 ”：
香港的英國僑民很少打算自己或自己的後代永久在那裏居住，他們僅僅是出於商業或職業上的目的在那裏逗留不長的一段時間，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立即離開這個殖民地。
不論在何種程度上部分引入代議制政體，把當地事務的控制權移交給這個階層，結果必然會把權力越過永久的居民，交給與他們在種族、語言和宗教上不同，並且不會被他們的輿論所左右的臨時居民。無論這些居民的品格如何值得敬重，我不認為這樣一種安排能夠令人滿意地發揮作用。
這位殖民地大臣寄希望於將來，
“如果日後你能夠從華人居民中挑選出值得信賴的人士，你認為他們適合擔任這種或那種行政職務，我將樂於批准這種任命
”。這類職位沒有必要舉行選舉， “倘若純粹是出於選拔才幹出眾者的目的
……我認為，要甄選管理這個政府的官員，考
試……與公開選舉一樣有效 ”。(11)
19世紀 60年代的行政局成員
殖民者把大量中國契約勞工輸往海外
至此，包令的首次民主化嘗試失敗了。直到下一個世紀頭
25年，香港立法部門才第一次引入民主機制。即便在那時，民主機制也多為表面文章，雖然在確保華人發言權和職責方面取得了一些緩慢遲疑的進展。無論如何，包令設法為華人居民提供更多的機會，拉布謝爾曾經表示可以挑選華人擔任法官，因此第一個步驟就是准許華人進入法律部門，包令很快做到了這一點。由於難以找到合適人選充任領事和其他一些職務，早先的任命大多是出於政治上的恩惠，而文翰不信任會.漢語的官員，自然無助於選拔人才。有鑑於此，包令爵士.手推行招募和培養殖民地官員的計劃。該計劃倚重倫敦大學英王學院新設立的中文系，同時從愛爾蘭各所大學徵求應試者。起初，計劃收效不大
——包令認為英王學院中文系主任蘇謀斯（前香港聖保羅書院院長）既無知又無能
——日後卻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包令全力解決最惡劣的華人苦力貿易問題。
1848年，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很快就需要大量幹粗活的勞工。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苦力為了較高的工資也願意踏上漫長的航程。這種貿易由包工頭組織，包工頭僱傭苦力，把他們送到港口的臨時禁閉營等待上船。不幸的移民在禁閉營的狀況十分悲慘，每人僅有
8平方英尺的空間。這種
“豬仔貿易”運輸船的條件極為惡劣，甚至比販奴船還要糟糕：一艘船裝載了
332名移民，竟然有
128人自殺，儘管船上的水手可以憑藉每一個活.上岸的苦力得到
400美元的獎金。包令實施了一些最低標準，其中包括船上必須配備醫療設施和一名醫生。一名香港法官的判決幫了倒忙，這位法官判決一名英國人和
5名華人犯有囚禁移民的罪行，判處 5名華人入獄，對那個英國人卻只罰款
5元。白廳批評這項判決沒有 “提高英國當局的聲望，增進對英國司法的尊重
”。然而，更為嚴格地執行
1855年3月的《華人乘客條例》，不過是促使豬仔貿易從香港轉到那些管制更寬鬆的港
口。 (12)
包令任職期間，香港逐漸擺.了早先那種一團糟的形象，香港社會日益開化。總督攜妻子一同赴任，住進總督府。
1850年第一位主教來到香港，這些因素推動了進步。
1850年之前，英國國教會在香港的惟一代表是隨營牧師維克多
·史丹頓。不從國教者和羅馬天主教會掌握了在香港傳教的主動權，這兩個教會分別以新加坡和澳門作為東方的基地。早在1842年，美國浸信教會就緊隨天主教會之後在維多利亞城和赤柱設立了教堂。
1844年，有.多重身份的郭士立以傳教士身份協助修建了一座巴色會教堂。香港的英國清教徒令人不安地分裂成兩大派別，一是國教派聖公會，二是包括不從國教者和蘇格蘭國教會在內的集團。聖公會作為英國國教，自然在香港殖民地地位確立伊始就成為官方教會，直到此時，聖公會的發展仍面臨相當大的困難。清教傳教士之間仍有明顯分野，雖然他們常常共事，甚至頗為寬容羅馬天主教徒，按照香港首位聖公會主教的話.，這些羅馬天主教徒
“信奉一種腐敗的基督教
”。曾經有人建議他們共用一座臨時禮拜堂，白廳嚴令禁止這種促進基督教會團結的舉措。英國聖公會宣教協會與倫敦傳道會之間的競爭也反映出類似的對立，前者屬於聖公會的傳道組織，後者為不從國教者控制。所幸的是，早期傳教士大多幹練過人，為人寬厚，他們與妻子一道為香港社會帶來了迫切需要的文明氣息。
聖約翰教堂始建於 1847年，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教會建築。
亨利 ·科普爾
聖保祿學校創建於 1854年，是香港享有盛譽的女校。
錫克警察
史丹頓夫婦尤其受到人們的喜愛。史丹頓早些時候曾有過遭華人綁架的不愉快經歷，他對於組建聖保羅書院和第一所英國兒童學校貢獻良多。
1849年，聖保羅書院開始培訓華人教師和神職人員。約翰
·德庇時爵士高度評價這所學校 “胸襟開闊，毫無門.之見
”，為其他學校樹立了理想的榜樣。聖保羅書院首任院長蘇謀斯頻頻表現出狹隘和偏頗，
1849年，蘇謀斯訪問澳門，被要求在萬聖節遊行隊伍經過時.帽致意。為了表示對這種天主教奢侈儀式的抗議，他拒絕.帽，結果當場被抓了起來。高級海軍軍官亨利
·科普爾上校當時恰好在場，不容分.要求釋放蘇謀斯，結果未能如願。於是，科普爾派一支突擊隊掃蕩了監獄，殺死一名看守，救出蘇謀斯。這個事件導致了一場全面國際爭端，巴麥尊勛爵不得不正式道歉，並申斥了科普爾。這件事似乎絲毫沒有傷及那位不思悔改的上校，他於
94歲高齡去世時已是海軍元帥。蘇謀斯則去了倫敦
大學英王學院教授中國文學。 (13)
1850年，喬治
·司蔑被任命為首任維多利亞會督（主教），這標誌.正式確立為國教的宗教開始傳入香港。此時，英國國教會因書冊派運動發生分裂，高教會派與低教會派之間矛盾重重。司蔑出任會督之前，已為英國聖公會宣教協會在華傳教
3年，他雖然是個狂熱的低教會派，但首先是個傳教士。 1847年，他回到英國，
“蒙主榮耀，這個國家被選作把基督新教的純粹之光傳播到全世界的工具
”。這種得意洋洋的自負正是這位新會督的特徵，也反映出這個殖民地越來越受到重視。
1851年，郭士立去世，聲名狼藉的老修道會失去了一位特立獨行的支持者。即便在此時仍然鬧出一樁醜聞，司蔑手下的一名牧師愛上了郭士立的遺孀，結果因為行為不檢點被遣送回國。
香港的一些傳教活動獲得了更大的成功。拔萃女書院被強行關閉，它有點過於成功了。歐德理可算是這方面的權威，他娶了該校的一名教師為妻。按照他的.法，幾乎所有幸運的華裔女子都接受西式教育，能
.英語，之後又成為當地外國居民的主婦，生活優渥。
(14)這種狀況或許增進了香港生活的適意，卻與學校創立者的初衷相去甚遠。司蔑試圖.服英國政府資助一所培訓
“本地譯員 ”的書院，這些譯員將憑藉
“歐式教育養成的效率和基督教教化過程所灌輸的道德完善原則
”，“以下級職員的責任感來表達感恩之情 ”，從而有助於
“用基督徒的忠貞影響當地社
會大眾 ”。(15)當然，不言自明的是，
“這樣一個機構應由英國國教會在該殖民地的教會代表負責管理
”。當時，英國各教派激烈對立，沒有哪屆政府甘冒招致非難的風險把公共資金投入這樣一項計劃。作為一個悲觀的功利主義者，包令認為聖保羅書院的男畢業生沒有多少用處，他們當中還沒有人能夠在政府部門派上用場，他傾向於集中力量發展公立學校。
1848年，包令開始實施計劃，一個教育委員會管理的華人學校得到政府提供的有限津貼（每月
10元，約合 2英鎊）。這位改革派總督認為，在教育老百姓上只花
120英鎊，在管制老百姓上卻花費 8620英鎊， “非常荒謬 ”。香港大約有
9000名學齡兒童，其中僅有
150人就讀於公立學校（此外還有一些疏於管理的華人私立學校）。包令設法使入學人數增加到
873名男童和 64名女童，確保每年有
1200英鎊的教育預算，還任命了一名視學官。直到
1864年司蔑離開之後，香港才得以建立起組
織嚴密的公立教育體制。
(16)不過，包令在齋戒日問題上挫敗了司蔑，這位會督要求當局明文規定齋戒日，總督在殖民地部的支持下拒絕了這項請求。
像大多數激進分子一樣，包令.文爾雅、富於教養、脾氣.和，但無法融入所處時代的輿論主流，也未能與各種勢力的代表和諧相處。他曾騎過馬地臣的一匹賽馬，還從馬上摔了下來，這大概使他更喜歡其他的體育項目。他想要的是平和的心境，因為除了家庭變故（包令夫人中毒後，他們的女兒又決定出家當修女）和讓人難以忍受的安士迪之外，這位總督還受到詹姆斯
·吉南的傷害。吉南是個肯塔基上校，曾在墨西哥戰爭中服役，此時當上了美國駐香港領事。這個獎賞有點成問題，因為吉南素以爭吵為樂，不論是清醒的時候，還是在經常性的喝醉之後。吉南與美國高級海軍軍官卡德瓦拉德
·林戈爾德艦長有過書信往來，林戈爾德發現有必要提醒這位領事注意 “海盜
”與“領水員
”之間的區別，還建議吉南讀一點有益的書籍。香港在處理英國逃兵問題上遇到很大困難，這個港口的美國捕鯨人慫恿他們逃亡。輔政司孖沙向吉南提出抗議，
1856年頭 3個月，第 59步兵團（東蘭開夏團）開小差的 “大約有
50人”，要求吉南在處理逃兵問題上合作。這件事肯定不會有.落，因為與許多美國人一樣，吉南歷來遷怒於英國人讓錫克人當警察，他在往來信函中提到錫克人時始終稱之為
“黑鬼 ”或“黑人 ”。1855年發生了一起事件，起因是錫克人登上 “河鳥
”號汽船檢查，《紐約時報》抓住這個事件大做文章，配上了一條通欄標題：
“暴行！黑人登上一艘美國船隻。美國領事被拖到大街上。
”吉南被香港當局指控妨礙司法程序，他給美國國務卿威廉
·默西發去一封充滿怨毒的信函，控告英國人的執法，要求政府進行報復：
我最熱切地請求我們的政府採取行動，不僅要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還要達到將所有涉及這一暴行的官員全部免職的目的。立即召回這個殖民地的總督約翰
·包令爵士，並把查理.B.禧利、 W.J.米徹爾（助理巡理府）和查爾斯
·梅理（巡捕廳）撤職。
如果不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懲罰這些褻瀆國際法的無恥狂妄之徒 ……美國的聲望
……將成為笑柄，蒙受恥辱。
吉南領事接.以更歇斯底里的語調寫道：
“一.自稱是來自巡理府法院和警察隊的暴民的非法行徑
……中國佬和前來助陣的穆斯林黑鬼……英國官員日甚一日的敵意 ……英國壞疽
……必須迅速加以診治。 ”
老年的包令
包令爵士憑藉 “有節制的感化力
”來安撫吉南。吉南隨同美國海軍進入廣州，為自己過剩的精力找到了宣泄渠道。吉南自作主張地在廣州城牆上升起美國國旗，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因為美國並沒有參與進攻廣州的行動。儘管吉南矢口否認，美國駐華公使伯駕博士還是將他免職，這引發了另一場激烈爭吵，最終還是美國總統布坎南本人親自把這位不思
悔改的領事免職，事態才算平息下來。 (17)
包令也不得不離開了。在他的同胞看來，包令太過激進。
1859年5月，在大多數歐洲僑民憎惡目光的注視下，包令起程回國，此後他仍不斷收到惡意的書信和無中生有的指控。另一方面，華人
“由衷地敬重
”這位卸任總督，把包令視為第一位把華人利益放在心上的總督。妻子去世，回國途中船隻失事，包令爵士與其他乘客在珊瑚礁上擱淺，回國後包令又生了一場大病，所有這些變故絲毫沒有改變他那樂於給人忠告的嗜好。巴麥尊完全原諒了包令，派他前往意大利為維克多
·伊曼努爾國王新政府的經濟政策出謀劃策。 1872年，在他以
80高齡去世前不久，人們還看到包令爵士在埃塞克特郡的家鄉小鎮對.
300名聽眾發表演.。
九龍半島
對於香港而言， “亞羅
”號戰爭帶來了一個始料未及的好處：九龍半島。九龍半島位於維多利亞城北面的中國大陸，面積約為
3平方英里。早在
1844年7月27日，英國人就開始關注九龍半島北部海岸。當時，《香港公報》刊載一份政府公告，宣稱那裏出現了
“永久性房屋和建築”，“倘若中國政府.手拆除這類建築，英國政府不會進行干涉
”。德庇時曾經向耆英表示，這些侵略行為 ——美國人也和英國人一樣幹了這種事
——事先並未徵得他的批准。入侵者隨即被驅逐，
“數年之內，九龍半島上僅有五六個石匠和燒石灰工人租住的毫無價值的小村莊
”。威廉·孖沙描述了 1859年6月時的情況：
當時的情景在我的記憶裏歷歷在目。大約是
1853年夏天，尖沙嘴開始形成現在的村莊，自那以後，它因為接收偷盜來的贓物而遠近聞名。它在最近兩年有了很大發展，其性質無疑也有所改變。
航運一直在向這個港口的另一端遷移，在颱風季節，這個有傷風化的聚居地往往發展得更快。
1859年九龍半島
保存至今的阿姆斯特朗大炮
為了進一步證實當地居民聲名狼藉的習性和外表，孖沙曾在警察的護.下到那裏巡察了一番。他決定採取一個善意的、同時也是重大的行動：接管這個問題重重的地區。他列舉了這麼做的理由，
“我認為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防止九龍被另一個外國列強或是目無綱紀、不服管制、藐視中國管轄權的非法定居者佔領，後一種情形尤其令人擔憂
”。實際上，當時的情況幾乎就是如此， “一.客家匪幫
”使得原有的官府形同虛設。如果佔領這個地區，香港港口地區的界限將得到明確，
“這個過度擁擠、生活費高居不下的城市 ”的居民可以
“不時換換空氣和景色，不必
總是面對丘陵地區那種千篇一律的陰鬱景緻 ”。(18)
接管九龍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英國海軍和陸軍從一開始就因為大陸
與香港如此接近而憂心忡忡，九龍半島的任何一座要塞都可以憑藉輕型大炮控制香港島。在
2000碼的距離上，
24磅炮的射擊精度相當高，只要在尖沙嘴架起大炮，就能夠控制這個新殖民地的大部分海岸線。義律很快覺察到這種危險，提出應當拆除現有的中國炮台，即使這些炮台被一位軍事觀察員.成是
“年代久遠、鏽跡斑斑的鐵傢伙 ”，“如果想用這些
大炮開火，炮手很可能會被炸死 ”。(19)士兵在戰時放縱不羈，
1842年時英軍曾暫時佔領過九龍地區，
1857年戰爭爆發後，九龍再度被佔，這次佔領是以相當友善的方式進行的，沒有遭到當地官吏和老百姓的反抗。約翰
·包令爵士對軍官們在九龍的行動感到不安，便假裝自己遭到綁架，以撇清與此事的干係。他回到香港島的總督府後，及時斥責了這一行動，把這個地區歸還給中國。
自那以後，軍事技術迅速發展，英國的態度有了變化。隨.滑膛炮的發明，火炮的有效射程和威力大大提高。法國人在
1859年的意大利戰役中使用了滑膛炮，紐卡斯爾的律師威廉
·阿姆斯特朗發明了新型野戰滑膛炮，從此輕型的火炮可以裝填更多火藥，射程也更遠。阿姆斯特朗大炮是後膛裝彈，發射速率很高（
1860年下水的 “勇士
”號裝備了這種大炮，至今仍能在普茨茅斯看到這些大炮）。其他列強開始覬覦中國，九龍若掌握在相對友好和無能的中國人手中，局勢還沒有那麼糟糕。一旦法國人或俄國人插手，在九龍修築配備新式大炮的炮台，就足以威懾港口和維多利亞城。英國與俄國剛剛結束耗資巨大的克里木戰爭，與法國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也始終存在，儘管此時英法兩國還是盟友。指揮香港駐軍的馮
·斯托賓齊少將和後來成為 “復仇神 ”號艦長，此時指揮
“加爾各答”號的霍爾上校向包令指出了這種危險，勸.包令敦促英國政府至少要獲取九龍半島和距離海岸一英里左右的昂船洲。九龍半島對於騎兵作戰至關重要，斯托賓齊少將擔心受到敵方炮兵的威脅，因而特別希望佔領昂船洲。遠征軍到達香港後，再次來華的霍普
·克靈頓爵士認為九
龍“對於香港港區和維多利亞城的防.來.不可或缺 ”，屬於
“我很想直接佔領的地點 ”。克靈頓勉強承認，
“強行奪取這個岬角不完全合法”。(20)
駐華公使額爾金及其兄弟弗雷德裏克
·卜魯斯贊同軍方的看法，兩人也都深感憂慮，一方面從內心反對以武力攫取更多的中國領土，又擔心這樣做會為其他歐洲列強樹立惡劣的先例，況且已經達成
1858年《天津條約》，眼下正在等待北京批准。卜魯斯建議在廣州單獨就九龍問題進行談判，同時部分或全部免除早先商定的廣州賠償金。約翰
·羅素勛爵尤其擔心，倘若英法採取聯合行動，最終結局卻是英國獲得領土，法國會因此不滿，進而要求獲得補償。
事態並未如預料的那樣激化，因為巴夏禮找到了解決辦法。 1859年
3月19日，巴夏禮與兩廣總督勞崇光在廣州解決了所有問題，兩人起草了一份建議草案，這份建議草案打消了霍普
·克靈頓將軍的顧慮。巴夏禮.述了這次會談的經過：
中午
1點鐘，我帶.上述草案登上高地會晤了克靈頓將軍，他完全同意這份文件。我還與他談及警察等問題，立即使他授權我組織一支強大的騎兵隊，即使不能給我
100人，也要從現在的 30人增加到
80人。我與兩位將軍、他們可敬的夫人和全體參謀共進午餐，然後回到辦公室。下午去見勞（崇光），口袋裏裝.我的函件。他同意了整個計劃，我甚為快慰，只是身體有些不適。
曾參加兩次侵華戰爭的霍普 ·克靈頓
第二天，巴夏禮
“起草一份租借契約和關於九龍的公告，總而言之是把昨日的安排付諸實施，我很滿意，我們渴望得到的租借契約在晚上籤署、封緘和交換，我的一份給勞（崇光），勞的一份給我，它解決了九龍問題，直到該半島徹底割讓給我們，我堅信這將是下一步的行
動”。(21)
一位清朝高官就這樣漫不經心地把九龍割讓給一位英國領事，代價是500兩白銀，而此時兩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卜魯斯批准了這項協定，雖然並不是十分熱切，
“這個協議還不完善，但我認為推遲獲得一個地區的極其重要的所有權是不明智的
”。一位年輕的領事館官員 ——巴夏禮時年
31歲——以個人名義把一塊中國領土據為己有，殖民地大臣紐卡斯爾公爵顯然對此甚為不安，
“明智的做法是向達成這次租借的巴夏禮先生暗示女王陛下政府的意願
”。於是，羅素勛爵通知巴夏禮，女王陛下“將高興地獲得九龍半島所有權
”，大概在巴夏禮先生認為方便放棄他的所有權的時候。
這個地區的永久割讓還需得到中國皇帝的正式批准，卜魯斯有意迴避這個問題，企圖把責任推給其他人。
1860年2月19日，在致馮 ·斯托賓齊的函件中，卜魯斯模稜兩可地寫道：
女王陛下的政府已經表明希望割讓這一部分九龍半島，它對於這個港口的安全和在居民中維持秩序來.必不可少
……我無法就中國人把它讓與我們的可能性提出看法，實施佔領將是有益的舉措
……閣下必將認為這種措施是明智的，您將看到，我認為這個舉措不會遇到政治上的反對。
僧格林沁是蒙古人，襲封科爾沁郡王。
3月6日，卜魯斯致函包令的繼任者赫科萊斯 ·羅便臣爵士：
“我想向您，與此事關係最密切的人，申明我從外交角度對該問題的看法，其餘的由您來決定
……我無須表明，如果我們與其他國家共同採取行動，就有重大的政治理由反對討論領土獲得問題。
”
巴夏禮再次讓問題迎刃而解，不過這次並非出自他的本意，而且是以一種極其痛苦的方式。巴夏禮會講漢語，又有
18年與中國人辦交涉的經驗，因此成為
1860年8月陪伴額爾金勛爵第二次北上的當然人選。在談判過程中，滿族將軍僧格林沁抓獲了巴夏禮和額爾金的部分隨行人員，其中包括額爾金的私人祕書羅亨利和《泰晤士報》記者包爾比。羅亨利和巴夏禮受了幾天虐待後獲釋，僧格林沁剛剛放了他們，就收到了皇帝發來的下令將他們立即處死的命令。其他隨行人員，包括包爾比和
人數不多的護.隊，被以極其殘忍的方式處死。
(22)這個事件立即導致談判中斷。中國人要麼接受英國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不然就有可能遭受必將導致王朝崩潰的毀滅性打擊。囚禁俘虜的圓明園遭到洗劫和毀滅，額爾金經過反覆考慮，認定它是適合的報復對象。在額爾金看來，火燒圓明園不像洗劫北京那樣嚴厲，卻足以構成嚴重的警告。徹底割讓九龍成為英法聯軍所提各項要求中微不足道的一項，立即獲得了中國朝廷的認可。
英國吞併九龍半島的條款英軍進駐九龍半島
英國新近獲得的這個地區前途未卜，不論是民用還是用於軍事目的。陸軍大臣西德尼
·赫伯特 ——他曾協助弗洛倫斯 ·南丁格爾開展提高軍隊護理水平的運動
——提醒克靈頓將軍
“密切留意九龍。香港民眾有一種強烈的情緒，認為獲得該地區的所有好處全都應該留給他們。我已經向殖民地部強調，前往香港或其他地方的英國商人，必須為他們的貨物承擔風險。已派出士兵前去保護商人
……政府的職責在於盡最大可能
為他們提供最好的.生和舒適條件 ”。(23)赫科萊斯
·羅便臣爵士代表殖民地居民宣稱佔據九龍半島是他們提出來的，而《北京條約》明確宣佈“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
”。雙方爭論的結果是將軍贏了總督，歐德理博士對此憤憤不平，殖民地居民
“不容置疑的理由 ……僅僅因為帝國政府的一道命令就被棄之不顧。為了帝
國的軍事利益，無情地犧牲了這個殖民地的需求、繁榮和發展
”。(24)一段時間裏，九龍只是維多利亞城一個有用的附屬地，只有一些碼頭、倉庫和用作軍事設施的避暑別墅。
《天津條約》簽署後，香港進入了地位不明朗的時期。除原有
5個通商口岸外又增加了新口岸，中國沿海對國際貿易開放的城市北達滿洲
里，揚子江也已開放，雖然要等到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以後才開始修建各種設施。廣州入城問題再次得到解決，不過開始時雙方爭論得更加激烈。沙面島建立起新的國際居留地，它比過去的居留地大得多，靠近以往的商館區。英國駐華公使進駐北京，香港不再是英國在華利益的惟一中心，香港總督也變成一位殖民地官員，歸白廳的一個部門殖民地部直接管轄。即使在殖民地部，新興力量也正在崛起。
殖民地部
自17世紀初建立弗吉尼亞殖民地以來，英國相繼建立了為數眾多的殖民地。在兩個世紀的時間裏，除了最初的北美殖民地，英國王室獲得了遍佈世界各地的大量領地。
1843年，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同時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還有新加坡、馬六甲、威爾士王子島、納閩島、塞舌爾.島、毛里求斯、錫蘭、開普殖民地、贊比亞、塞拉里昂、聖赫勒拿島、福克蘭.島、亞丁、眾多加勒比海屬地、直布羅陀和黑爾戈蘭.島。在澳洲，早先的流放居留地逐漸演化為適度授權的殖民地新西蘭以及稍後成立的澳大利亞聯邦（印度從未被看成是殖民屬地，印度事務分別由監督委員會和印度事務部負責處理）。
當時，通信聯絡取決於最快的帆船（在這個時期，帆船大多比蒸汽船速度快）傳遞函件，根本不可能對廣泛而分散的眾多屬地實行集中管理。唐寧街
13、14號（殖民地部不舒適的辦公樓）明智地沒有推行集中管理，有關決策大多出自殖民地總督。殖民地部始終習慣由在現場的人解決問題。電報、電話、噴氣式飛機的出現，使得這種做法不再那麼絕對必要，殖民地部仍在很長時間裏保持.這種慣例。
殖民地部常任官員的政治主人既沒有提供多少幫助，也很少插手干涉。殖民地大臣（
1854年前還兼任陸軍大臣，雖然這兩個部門的性質南轅北轍）從來不是什麼美差。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輝格黨人一度想撤銷殖民地部，把殖民地部與內政部合併。一些能幹的年輕人往往把殖民地部當作謀取前程的跳板，這個部門的首腦多是一些二流角色，很少有人在這個部門長期任職（
1855年，殖民地大臣一職四度易人）。 “亞羅 ”號事件之後的
20年左右時間裏，除軍事改革家愛德華 ·卡德威爾（ 1864—
1866年任職）之外，佔據這個職位的人雖然都是體面的紳士，卻沒有什麼過人的才幹。紐卡斯爾公爵、卡納豐伯爵（綽號
“嘰嘰喳喳者
”）、格蘭維爾勛爵和金伯利勛爵等人先後出任殖民地大臣，這些人當中只有金伯利勛爵認真對待殖民地事務。除非情非得已，這些人全都對香港毫無興趣。下院則把殖民地事務視為徹頭徹尾的瑣事，只是偶爾舉行相關辯論，還經常湊不足法定人數。
詹姆斯 ·斯蒂芬亨利 ·泰勒
與殖民地大臣的情況相反，不論當時還是之後
30年裏，殖民地部的高級文官全都是十分優秀的人才，他們長時間從事本職工作，足以保證殖民地政策的形成和延續。這種傳統的開創者是詹姆斯
·斯蒂芬。
1836到1847年，斯蒂芬爵士一直擔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他是個學識淵博（日後成為牛津大學欽定現代史講座教授）、盡職盡責的福音派新教徒。憑藉個人素質和出眾的工作能力，斯蒂芬組建起聯絡渠道暢通的體制，明確了殖民地部各個崗位的職權範圍。斯蒂芬在巨大精神壓力下退休之後，殖民地部不得不設立
3個職位來應付本來由他獨立完成的工作：赫爾曼
·梅里韋爾擔任常任次官，無所不在的義律家族的另一位成員弗雷德裏克
·埃利奧特出任助理次官，弗雷德裏克
·羅傑斯爵士（日後的布拉赫福德勛爵）擔任法律顧問。這三人個個才幹超.。梅里韋爾是當時惟一能夠在知識的廣博程度上與麥考萊相媲美的人，
23歲就成為牛津大學巴里奧爾學院研究員，後來又當上了政治經濟學教授。
1860年接替梅里韋爾的羅傑斯一直是巴里奧爾學院研究員。殖民地大臣如走馬燈一般頻繁易人，掌握實權的始終是上面提到的這些人。一位澳大利亞記者尖酸地評論道：
“在過去整整 15年裏，各個殖民地實際上是由一個名
叫羅傑斯的人統治的。 ”(25)
1872年，羅傑斯退休，常任次官的職位輪到
1836年以來的三巨頭中碩果僅存的那個人。殖民地部形成了一種公認的 “世家風範
”，這種獨特風格或許可以定義為自由主義的傾向，即強烈主張維持法治，對所管轄的臣屬民族盡心盡責，不願再增加新的臣屬民族。殖民地部的低級職員往往同樣出色，事實上資深職員是地位很高的文官，如今一般稱為
“副次官 ”。亨利 ·泰勒爵士是文學大家，詹姆斯
·斯佩丁也有很深的文學造詣，他們兩人都是丁尼生的朋友。實際上，斯蒂芬退休後，斯佩丁曾被提名接任常任次官，他拒絕了，寧願去編輯弗蘭西斯
·培根紀念全集。殖民地部官員的選拔是由著名人士推薦，幾乎全都來自中上階層，一般是鄉紳而非貴族，更喜歡外交部裏不那麼嚴肅的氛圍。
麥考萊
赫科萊斯 ·羅便臣
羅便臣離開錫蘭
麥考萊勛爵首倡的體制變革已蔚然成風。
1854年，他提議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東印度公司職員。麥考萊體制與中國官僚體制的選拔標準沒有什麼不同，
“運用希臘文或拉丁文寫詩作賦的技巧，確實與培養法官、金融家或外交家沒有直接聯繫。但是，倘若一個年輕人能夠把身邊那些最具才幹、最有雄心的青年想盡力做好的事情做得十全十美，一般
來.就足以證明其才華出眾 ”。(26)（麥考萊承認，就 “運用古代語言賦詩的藝術
”而言，蘇格蘭人的 “教養異常貧乏 ”，因此必須在普通科目上勝人一籌。）
1853年的《諾斯科特
·屈維廉報告》把麥考萊的想法加以具體化，該報告建議設立文官委員會，監督官員選拔工作。
1855年，這項建議付諸實施，
1873年推廣到外交部。實際上，這種做法並沒有擴大應聘者的選拔面，一個世紀之後，應聘者仍是來自非常相似的背景，雖然政府千方百計拓寬選拔對象的來源渠道。不過，這種制度確實從總體上消除了官僚機構的無能狀況，也進一步加深了成功者所特有的自鳴得意的優越感。
1859年9月，赫科萊斯
·羅便臣爵士接替包令出任香港總督。羅便臣的一大成就在於，依照包令早先提出的思路，建立了招募和培訓未來香港管理者的制度。羅便臣只是為了應急才實施這一計劃，因為羅便臣到達香港時，政府中只有
4個人懂廣東話， 4人中只有一人，一位法院譯員，稍微懂一點中文。
1862年，香港首次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
“官學生”，這些人很快就.穎而出。兩年之內，塞西爾 ·克萊蒙蒂
·史密斯就當上了華民政務司，負責華人事務。從那時起，香港政府無需再依靠由當地人和那些招募來香港的英國人臨時拼湊起來的隊伍，開始配備職業化的官員。這些官員創立了高效的管理體制，雖然他們與白廳高官之間依然有巨大的鴻溝。官學生大多來自正派的中產階級家庭，曾就讀於
“二流公立學校，或不出名的私立學校 ”，他們當中將近一半人畢業於地方
大學，而此時進入內政部和外交部的大多是牛津和劍橋的畢業生。 (27)
不過，殖民地部有時仍不得不沿襲過去的選拔方法，而香港政府官員的素質雖有所提升，卻依然魚龍混雜。羅便臣本人無須參加任何競爭性考試。羅便臣出身於一個顯赫的盎格魯－愛爾蘭家族：西密特郡羅斯米德的羅便臣家族。這位新總督的父親、海軍上將赫科萊斯曾與柯林武德共事，按照他自己的.法，為了討好這位依然健在的特拉法加爾戰役的勝利者，他常常愛撫柯林武德的那條名叫
“龐斯 ”的狗。老羅便臣的兄弟布萊恩在紐芬蘭當過
50年法官。海軍上將的幾個兒子中有兩位當上了殖民地總督：威廉是西澳大利亞、南澳大利亞和昆士蘭總督，他還是個著名作家；小赫科萊斯是新南威爾士、錫蘭、南非總督和香港總督。小赫科萊斯
·羅便臣先是在軍隊服役（ 1843年，羅便臣
19歲時進入皇家愛爾蘭燧發槍團服役，
3年後退伍），後進入愛爾蘭政府部門，主要負責《濟貧法》的實施和賑災事務。之後，他出任西印度.島中較小的蒙特塞拉特和聖基茨島總督。羅便臣出任香港總督時年僅
35歲，但已具備長期的殖民地工作經歷。他退休之後，又於
1895年復出，擔任從前在開普敦擔任過的職務，因為那裏的局勢陷入了僵局。羅便臣是個和藹可親的愛爾蘭人，妻子年輕漂亮，二人
“展現出健康的社交形象 ”。晚年在新南威爾士時，羅便臣自命為
“德比和聖裏格殖民地的獲得者 ”。這種快活的言行只是表面現象，真實的羅便臣
“冷酷、精於算計，不講親情，不分好惡，最大的興趣就是明哲保身 ”。約瑟夫
·張伯倫對羅便臣在南非的表現頗有微詞： “我希望他偶爾也能露一露崢嶸。 ”
經歷過包令任職期間的動盪之後，香港需要有個性格.和的人掌管。在任職的最初數年中，羅便臣花了很大力氣來消除以往刺激性事件的影響。羅便臣到香港將近兩年之後，於
1861年12月16日向殖民地大臣紐卡斯爾公爵提交了 “文職部門濫用職權調查備忘錄
”，希望以此了結高和爾一案，穩定香港的政治生活。羅便臣的調查判定高和爾涉嫌
“與海盜王麻子長期密切往來 ”，建議解除高和爾公職。
1862年4月10日，紐卡斯爾公爵批准了這個提議，之後紐卡斯爾公爵花了更多的時間來使安士迪保持沉默，
“這次遲來的 ……偏頗的、不完整的、片面的調查 ”（1862
年6月4日安士迪在一封信中以他特有的措辭寫道）至少證實了安士迪提出的一項指控。
像高和爾一樣，與動盪的過去聯繫在一起的其他人也逐漸退出舞台。
1852年，律勞卑使團的倖存者亞歷山大 ·參遜離開香港； 1859年，威廉
·堅和約翰
·休姆退休；早期的殖民地政府官員中，只有憤憤不平的孖沙依然在任。新任命的都是較為穩妥之人，正直而勝任。其中的朱利安·龐斯富特在此後
10年中一直擔任律政司，更算得上是個著名人物。官員的薪水標準確定下來，從總督的
5000英鎊到按察司的 2500英鎊不等，各部門負責人為
1000英鎊左右。部門負責人中還包括郵政司，因為香港已經擁有了自己的郵政系統。香港逐步.離倫敦控制的另一個標誌是發行了自己的貨幣。與其他新興殖民地一樣，香港的貨幣單位沒有采納英鎊體系，而是中國傳統的
“元”。1862年，殖民地的賬目以元計算。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創建於羅便臣任內，雖然這家銀行與羅便臣本人沒有多大關係。匯豐銀行之於香港，相當於英格蘭銀行之於倫敦。在香港，匯豐銀行始終被當作
“銀行
”的代名詞。匯豐銀行在很短時間裏就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金融機構，並且始終是一家重要的國際銀行，對香港具有舉足輕
重的意義。
(28)創建匯豐銀行的榮譽應歸於大英火輪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蘇石蘭。蘇石蘭幹練過人，白手起家，年僅
28歲就被任命為大英火輪公司駐中國和日本代理行的負責人，還當上了香港立法局議員。
1862年，在印度的 F.W.肯德爾 ——日後在蘇石蘭任大英火輪
蘇石蘭
公司董事長時擔任公司總經理 ——寫道：
“蘇石蘭終於熬過來了。我想，他回國時相當失意，如今威風八面地捲土重來，將成為香港的大班。蘇石蘭比我們大多數人更聰明、更開通、更敏.。他完全融入了上
流社會 ……是個徹頭徹尾的生意人，沒有過多的蘇格蘭人習氣。 ”(29)
1864年7月，蘇石蘭打聽到孟買銀行家正籌劃開辦一家
“中國銀行”，打算把這家銀行辦成一家主要的印資銀行，賺取對華貿易的利潤。蘇石蘭獲知籌劃者正在尋找在中國海岸開展業務的合法公司，便馬不停蹄地行動起來，組建了一家合適的商號。
5天之內，他就準備好招股.明書，還爭取到顛地洋行的支持，由顛地洋行發佈招股.明書。鑑於顛地與怡和兩大洋行的關係，他這樣做顯然是把怡和洋行排除在外。由於馬地臣爵士
6年來一直擔任大英火輪公司董事會主席，這種做法勢必在日後帶來無窮的煩惱。顛地洋行的弗朗西斯
·崇利牽頭的臨時委員會分派了股權：香港和上海商人認購 8000股，
2000股歸印度商人，另外
2000股給了日本、馬尼拉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人。委員會不允許任何持股人擁有超過總股本
2﹒5%的股份，確保了公司股票持有的廣泛性。最終，蘇石蘭籌集了
250萬元股本，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金額。
幾乎與 “香港與上海銀行
”(30)同時，加爾各答籌資開辦了印度國民銀行，兩家銀行有.頗為有趣的相似之處。印度國民銀行有.與匯豐銀行相同的目的，即讓本地投資者能夠從自己經營的銀行業獲利，也同樣成功地募集了一筆鉅額資本：
500萬盧比，約合
50萬英鎊。印度國民銀行很快就把倫敦作為基地，而匯豐銀行始終是一家香港的註冊銀行，雖然該殖民地以外的人士擁有這家銀行的大量股份。另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是，印度國民銀行自成立之日起就擁有印度裔董事，此後一直延續了這個慣例，直到
1984年這家銀行被澳新銀行兼併；匯豐銀行選舉首位華人
進入董事局則花了一百年時間。 (31)
蘇石蘭利用了商人們的積極性，正如招股.明書
——事實上它不過是對預期利潤的一個初步.明 ——的開場白所表明的：
“在本殖民地創辦一家本地銀行，並在中國最重要的地點設立分行的計劃，已經.釀了很長時間。
”招股.明書以樂觀的口吻抨擊競爭，規定了廣泛的權利，這些權利會讓今日的證券交易所新股發行部門震驚不已，在當時卻完全.現了：
目前，中國的各家銀行僅僅是總部設在英國或印度的公司的分支機構
……難以令人滿意地為本地貿易提供比以往年代更廣泛和多樣的服務。
“香港與上海銀行 ”將彌補這個缺陷 ……預計該公司有充分的理由取得成功
……銀行將在香港和上海同時開展業務。
怡和洋行當然不會支持有顛地洋行參與的項目，他們竭力在立法局施加影響，試圖挫敗競爭對手。但是，蘇石蘭和崇利都是立法局議員，開設銀行所需的條例仍在立法局得以通過。
1865年3月3日，匯豐銀行開張營業。
早期匯豐銀行大樓
事後看來，匯豐銀行似乎生不逢時。不到一年時間，倫敦一家期票貼現銀行
“奧佛蘭與古內銀行
”倒閉，把整個英國金融界攪得天翻地覆。這家銀行的破產引發了擠.狂潮，多家公司連鎖倒閉。在中國，怡和洋行靠拍賣大量資產再反租回來的辦法勉強渡過難關，顛地洋行卻不得不
關門大吉，兩家大行商並存的局面就此告終。
(32)顛地洋行在香港的位置以及約定俗成地分配給他們的立法局席位轉給了另一家最早的廣州行商“仁記洋行
”。但是，英國商號對於華人社會的重要性迅速下降。顛地洋行倒閉後的
15年之內，只有怡和洋行始終位列香港 18家最大納..之列，其餘
17家均為華人商號。
怡和洋行憑藉所屬輪船的速度優勢，至少設法從一家瀕臨倒閉的銀行撤回了存款，其中一艘船甚至比從加爾各答帶回消息的蒸汽郵船速度還快，
“我們船上明輪翼的轟鳴聲和蒸汽管道的嘶嘶聲 ……讓我覺得所有的軸承都要融化了
”。怡和洋行贏得了一個小時的時間，設法提空了賬.，.現了全部未付期票，搶在其他香港人得知消息之前挽回了
“整
整一船的硬幣，其中絕大多數是英國金幣
”。(33)老對手顛地洋行退出舞台之後，怡和洋行頂替了他們在匯豐銀行裏的位置，從此在銀行業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
在這段危機頻仍的時期，香港的銀行數量從 10家減少到
4家。匯豐銀行之所以能夠倖免於難，恰恰是因為它正處於草創時期。歷史悠久的銀行建立起資產負債表和貸款賬目體制，這種體制在經濟繁榮時期能夠帶來良好的收益，當時由政府債券無條件擔保的貸款，利息可高達
14%。但是，這種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消損耗了應付擠.必備的即.資產。新銀行的業務尚未發展到這種程度，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流動資產。不但匯豐銀行得以倖免，印度國民銀行也倖存下來，而印度的老銀行幾乎全軍覆沒，這個頗富戲劇性的事例表明了新來者的優勢。
危機過後，匯豐銀行面臨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銀行董事會迅速抓住了這個有利時機。
10年之內，除了中國的分行之外，匯豐銀行還在日本、印度、西貢、馬尼拉、舊金山開設了分行或代辦處。對手的競爭始終沒有給匯豐銀行造成多大威脅。
1884年，東方最大的英資銀行麗如銀行倒閉。
1869到1880年間，印度國民銀行試圖打入香港，也以虧損和互相埋怨而告終。
1872年，匯豐銀行成為香港政府的指定銀行。總督理查德·麥當奴爵士致函白金漢公爵：
“我很快就與匯豐銀行達成了協議
……行政局堅持認為應當毫不遲疑地抓住機會與匯豐銀行達成更有利的條
件，該銀行實力雄厚，在商界信譽卓著，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34)兩年後，北京公使館的業務也委託給匯豐銀行。從此，匯豐銀行無可置疑地成為中國第一大銀行，同時也是銀行總部所在地香港的一大財富。
非法遊戲
輪盤賭
滾木球
香港的番攤賭館
香港不再是英中關係的中心，殖民地當局轉而忙於處理內部事務。白廳文官與香港政府在香港內政問題上常常發生意見分歧，前者總是認為他們的政治主人隨時會引爆某些被忽視的殖民地問題。殖民地問題很少在英國引發爭端，更不會引起辯論。但是，香港有一些特別令人尷尬的問題，賣淫、販賣奴隸、鞭刑，尤其是引人側目的賭博，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新聞界也總是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
在上述問題中，賭博首先惹了麻煩。英國有各種錯綜複雜的法律限制賭博。
(35)只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雙陸棋、彈子戲、.球、賽艇、滾木球、摔跤、惠斯特等消遣才是許可的。其他一些遊戲，如骰子戲、法羅牌、輪盤賭，完全是非法的。拳擊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有錢人在懷特俱樂部或塔特薩爾俱樂部等私人俱樂部裏下注，想下多大賭注就下多大。窮人卻不得不經常光顧非法賭場，或是同樣非法地在街頭巷尾下賭注。實際上，窮人被禁止參與賭博。起初，這些法規是為了阻止
“狡詐之徒 ”誘惑誠實的人
“接觸桌球、網球、骰子、紙牌、滾木球、撞球、擲木遊戲
”以及各式各樣的非法遊戲， “因為射箭術大大衰微了
……失去工作的潛水夫、制弓匠、制箭匠前往蘇格蘭定居 ”。這些法規宣稱，要想使
“技師、手藝人、農夫、海員、漁夫、舟子或其他傭人遠離 ”賭
博， “除非是在他們主人的房子裏過聖誕節
”。(36)到維多利亞時代中葉，雖然射箭術的衰微早已不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種基於等級劃分的立法卻依然適用於這一時期急欲抵禦下層社會誘惑的英國人。問題是，這項立法在香港根本行不通。
人人都想不勞而獲，華人熱衷賭博卻是個文化現象。這種現象與儒家世界觀密切相關，儒家強調贏得神明寵幸的重要性，這個民族的生活從不同層面體現出對幸運的渴求，從皇帝親自到天壇祭祀祈求風調雨順，到苦力賭番攤（數一堆胡椒的粒數）。不論是賽馬還是藏豆子游戲，任何一樣東西都可以成為下注的對象，雖然中華帝國正式宣佈賭博為非法，賭博卻始終十分盛行。務實的包令.手解決這個問題，他認為貫徹不下去的法律難以見效，建議仿效葡萄牙殖民當局不久前在澳門成功推行的辦法，把賭博合法化，同時實行嚴密監督。包令的建議如石沉大海，老派的輝格黨人依舊沉溺於玩法十分複雜的福克賽特牌，在牌桌上發大財或者輸個精光。但是，輝格黨正在演變成由極其可敬的格拉斯敦領導的不從國教派的自由黨，不可能贊同賭博合法化，哪怕是在香港這樣一個遙遠的地方。
直到 1867年，理查德
·麥當奴爵士主動採取行動，局勢才有所改觀。麥當奴爵士沒有什麼顧忌，行事很少畏首畏尾。與各位前任不同，麥當奴出任香港總督時，已臨近其漫長的殖民地生涯的尾聲，香港是他退休前的最後一個任職地。此前，他曾擔任贊比亞、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南澳大利亞的總督，還獲得了騎士封號，所以沒有理由害怕與白廳發生爭執。麥當奴天性專斷，喜愛冒險
——他曾在澳大利亞從事開拓探險——不能容忍懶散和欺騙。他對殖民地部大人物.話的習慣口吻在殖民地總督中是不多見的，這一點尤其令文雅而貴族化的格蘭維爾伯爵惱怒不已。麥當奴還直接插手外交和領事部門，阿禮國憤憤不平地數落麥當奴
“粗野傲慢、行事草率、不知禮儀
”。麥當奴身為資深律師，曾任殖民地按察司，深諳法律。他在西非的經歷，包括數次參加戰鬥，則表明他性喜冒險。他的公文生動、.利，時常向殖民地部提出有爭議的問題。
麥當奴
像所有類似性格的人一樣，麥當奴事必躬親、乃至獨斷專行地管理香港，既不倚重自己的屬下，也不把公眾輿論當回事。不論他的做法正確與否，麥當奴用前任總督不曾有過的方式把這個殖民地的華人與歐洲人重新團結成一個整體。為期
4個月的調查結束後，他採取一系列有力行動，範圍涉及.收、行業登記、敉平海盜以及刑事審判制度。在推行這些舉措的過程中，麥當奴時常遭到強烈反對。麥當奴的革新舉措中，爭議最大的是發放賭場許可證。在香港，賭博習慣難以抑制，禁令流於形式，不可避免地造成貪污蔓延。警察薪水低廉、缺乏訓練，向非法賭場的老闆索取鉅額金錢。即便採取極端措施，用不那麼容易受賄的蘇格蘭巡警來代替英國人，仍未收到立竿見影的成效。麥當奴爵士遊.不情願的殖民地部採取發放許可證這一切實可行的辦法。麥當奴很幸運，當時的殖民地大臣卡納豐勛爵年輕而開明（他甚至支持婦女選舉權），還擁有上院議席，從而確保了自己的地位。因此，卡納豐樂於做出有可能不得人心的決定，而那些囿於前例的繼任者往往不願輕易改變傳統的政策。
1867年9月，香港
11家公開賭場開業，激起傳教士的強烈反對。之後，傾向改革的倫敦
“社會科學協會
”也予以抨擊，他們極力諷刺香港“地方當局自作主張地通過一項條例 ”，這項條例
“使英國國內外的聲望蒙受 ……巨大恥辱
”。麥當奴反駁了協會的抨擊，想必他內心格外苦澀，因為他本人就是該協會的成員。麥當奴表示，不知該協會從何處得知中國業已
“徹底禁絕
”賭博這一非常奇特的消息，他直言不諱地承認，要想在短時間內禁絕賭博，只有採用中國曾經實行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把賭場夷為平地，拷打賭場老闆，實際上本政府從未訴諸這些手
段”。(37)
香港曾經嘗試運用法律手段來禁賭，對參與賭博者施以英國司法所許可的態度曖昧的處罰，結果只是導致貪污和犯罪增加。麥當奴爵士不願像委員會無意中建議的那樣一如既往地利用這種藉口，他還語帶誇張地詢問委員會成員，是否寧願要那種
“譁眾取寵的立法，這種立法就像乏味的演.者為了贏得掌聲而文過飾非，卻不可能贏得真誠人士的認可，這些人士完全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對他們的職責充滿責任感
”。
可以.，麥當奴爵士本來可以憑藉自己的機智佔得上風，只是他忽略了一個因素，即從前的害.之馬：高和爾。
麥當奴發放賭場許可證的政策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乃至那些正在大發其財的賭場老闆紛紛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總督不是希望禁止外國
人進入賭場嗎？好辦，他們不會被允許進入賭場，儘管這樣將損失一些利潤。總督不是想把那些可疑分子和出名的惡棍抓起來嗎？好，這些傢伙很快被抓起來，數量還相當可觀。治安好轉靠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成問題但又十分得力的高和爾。高和爾如今受僱於那些有執照的賭場老闆，協助賭場老闆避免觸犯法律，薪水每年
2萬英鎊，幾乎與總督本人的年薪一樣高。高和爾頗為得力，一個月之內（
1869年1月15日到 2月14日），經過鑑別需要抓捕的 24名“非法賭徒和危險分子
”中，有 21人被“高和爾先生的偵探
”抓進了監獄。麥當奴意識到高和爾的價值，他致函格蘭維爾勛爵（他繼卡納豐勛爵和白金漢公爵之後出任殖民地大臣，麥當奴任職期間先後與
4位殖民地大臣打交道）：
高和爾先生在華人社會的口碑很好，對他們有很大的個人影響力，我認為他完全配得上這種影響力。此外，從立法局熱切表達的讚許可以大致看出他目前在外國人社會中的地位。
1866年8月15日，（立法局）公開讚揚他，完全認可他以前和近年來的所作所為。
朱利安 ·龐斯富特
但是，麥當奴爵士沒有意識到，維多利亞時代強大的道德浪潮足以席捲一切。英國國內政客難以啟齒的是，賭場經營者上繳香港財政的牌照費之多，已經達到令人尷尬的程度。白廳擔心被人指控利用
“邪惡的利潤
”來彌補殖民地的財政缺口，因此不肯批准公開使用這筆收入，只用它來支付一兩項特定的治安開支。白廳官員的這種態度得到斯馬萊爵士的支持。斯馬萊是這個殖民地的正按察司，正在發動一場要求廢除賭場許可證制度的狂熱運動。
1870年，麥當奴離開香港度假，斯馬萊.手聯絡香港輔政司和署理總督威菲路將軍，他宣稱：
“在這個殖民地賭博的不良影響已經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迄今為止從未充分認識到
……賭博的可怕後果 ……警察的可信度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低。
”對於麥當奴來.幸運的是，當時香港的律政司是那位非凡的朱利安
·龐斯富特，他日後成為一位傑出的外交家，英國首任駐美大使，還協助創立了海牙國際法庭。龐斯富特用最直言不諱的語言猛烈抨擊斯馬萊：
我無法認可他（斯馬萊）所舉事實的準確性，他竭力把這些事實作為反對這種體制的基礎……相反，我堅持認為，由於實行了賭場許可證制度，犯罪大幅度減少
……總之，我冒昧地表達一個願望，正按察司不要再從法官的角度攻擊政府的這項政策，無疑，他（這麼做）等於
是鼓勵
……每一種與發放賭場許可證制度有關的謊言，這些謊言將給這個殖民地帶來恥辱。
(38)
就連如此直率的反駁也不足以在殖民地部扭轉局面。香港商人
——他們可以悠閒自在地在俱樂部賭博
——站在斯馬萊一邊，許可證制度最終取締。歐德理當時在香港，他在事件塵埃落定後的
1895年寫道：
“取締賭場沒有收到任何積極成效。自那以後，賭博和警界腐敗依然肆無忌
憚。這個問題完全被政府忽視，依然有待一位行家裏手來解決。 ”(39)
香港警察標誌上保留下來的香港徽章
圍繞香港徽章的爭論，集中反映出麥當奴爵士對待白廳上司的輕慢態度。香港徽章奇特的圖案是在
1842年時匆匆拼湊而成，圖案描繪一個英國人和一箇中國人在海灘上交易，邊上有一堆茶葉箱，背景有一個海島，若不去深究，這個島大概就是香港島。
1869年，這一圖案成為這個殖民地新旗幟上的徽記。麥當奴很不喜歡這種圖案，
7月3日，他憤憤不平地致函格蘭維爾勛爵：
“（徽章）圖案像是瓦平的一個油畫顏料商為了區區 3英鎊拼湊出來的。
”麥當奴提出 “應該代之以一位身.晚禮服的紳士在九龍海濱
——對於這種交易來.，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場所 ——購買茶葉的圖案
……著名的大不列顛和英國雄師的圖像 ”。
殖民地總督不是非得用這種冷嘲熱諷的口吻對列位伯爵和內閣大臣.話的，恰巧徽章真的是瓦平一家體面的油漆供應商湯姆森公司設計的，這樣一來，麥當奴的信函越發令人不快。結果不難想見，徽章圖案依然如故。許多年之後，博學的總督金文泰再次試圖更改徽章圖案。他在1926年建議徽章應該加上一些頭戴王冠的華人形象。這個建議遭到立法局否決，立法局議員、怡和洋行的
C.H.羅斯評論.： “這個殖民地能夠告訴你（徽章上）那些人物是誰的歐洲人
”不會超過 10個。金文泰非常憤怒，尖刻地挖苦.：
“這個社會終於憑藉自學達到了瓦平的美術水準。
”雖然人們很不滿意，徽章圖案始終如一，直到
1958年，總督柏立基爵士要求設計一款新圖案，徽章才有一些細小改動。香港警察依然堅持保留老圖案，這種徽章至今仍噴塗在香港警察
“陸虎 ”巡邏車的兩
側。 (40)
麥當奴極為內行地從事緝捕海盜的鬥爭，外交部和海軍部並不支持他，這兩個部門都不願意在未獲得中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到這個殖民地海域之外採取行動。總督設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武裝了兩艘帆船（他把其中一艘命名為
“荒謬
”號），讓九龍巡理府上船，從而使這種做法帶有某種合法性。雖然沒有得到白廳的支持，麥當奴如法炮製之後，海盜從此不再猖獗。
親王來訪
香港的戲劇演出
對華戰爭提升了香港社會的地位，刺激了貿易發展，討人喜歡的軍官們暫時加入到這個社會之中，為遠征軍服務的後勤部門也建立起來。包令、羅便臣和他們的妻子熱情好客、款待殷勤，英國國內也開始出現適度誇獎這個殖民地生活的報道。一位倫敦劇團經理阿爾伯特
·史密斯 ——19世紀 50年代，他在倫敦皮卡迪里路埃及大廳的表演非常成功
——決定創作中國題材的節目，為此在
1857年開始了一趟收集素材的旅行。史密斯屬於人們通常稱作 “怪人
”的那類人，他是醫生、最典型的波希米亞人、加里克俱樂部的顯赫人物。狄更斯和薩克雷都是該俱樂部的成員，史密斯與前者是密友，與後者鬧翻了。據.，正是他鼓勵狄更斯.手創作了那些大受歡迎的公眾讀物。不過，史密斯本人的職業就不那麼嚴肅了，他與一些華人女子表演的二重唱大獲成功，他在表演中
“化粧成老年婦女，像我在巴登博覽會的舞台上常常表演的那樣
”。香港社交生活單調乏味，人們把史密斯的到訪視為受歡迎的變化。炮兵上尉特威斯負責照顧史密斯，他帶史密斯去了
“一家美國酒吧，我們在那裏吃了一些上好的草莓餅 ”。約翰
·顛地邀請史密斯赴宴，這頓飯是
“我曾經吃過的最好的晚餐之一，不論是與倫敦還是巴黎的餐館相比
”，晚餐是由顛地的法國廚師烹製。席間的話題總不外是賽馬、賭博和賽艇。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是，
“許多人乘馬車進進出出，一些美國佬坐四輪輕便馬車；黑人馬伕牽.查頓先生的一.賽馬出來遛馬
”。
斯托賓齊
.文爾雅的約翰
·包令爵士博學地談論他建立的植物園裏的樹木和植物。史密斯在總督府與包令爵士、馮
·斯托賓齊將軍和查爾斯 ·查頓友好地共進晚餐，
“我們拿包令爵士的一些日本葡萄酒大開玩笑，這種酒實在難以下嚥
”。這位皮卡迪裏的表演者收到了豐厚的禮物（其中包括葉名琛的裘皮大衣和他凌遲處死囚犯時用的十字架，以及顛地洋行的錢納利繪製的素描）。儘管受到真誠款待，史密斯仍然覺得香港平淡乏味。犯罪依舊司空見慣，只是不再像以往那樣具有戲劇性。史密斯錢包失竊，他發現一位朋友總是隨身帶.一根木棍，還養了條
“兇猛的狗 ”。這裏的英國人對華人所知甚少，而且似乎不願意接近華人，英國人
“很少提及當地多數居民的習俗，即公眾必定會關注的那些細小的顯著特徵”。英國人彼此之間倒是瞭如指掌，
“香港社交界有一個獨特特點，人人都猛烈攻擊其他人，都在我面前把其他人.得一無是處
”。在經歷過皮卡迪裏刺激生活的史密斯看來，殖民地生活令人生厭：
大宅邸裏年輕人時間觀念很差。品茶被視為消遣，它算不上智者的有益活動。我從未見過哪個年輕職員手裏拿.書，他們在陽台上虛擲光陰，要麼就躺在長竹榻上打發時間；抽煙很兇；在俱樂部玩.球，俱樂部裏.球的聲音從一大早開始就無休無止；他們得空也瀏覽一下本地報紙。這些報刊通常充斥.最乏味、最無足輕重的本地小爭論，安士迪先生、布烈治先生、約翰
·包令爵士以及高和爾先生不時受到這些報紙的攻擊，這讓來訪者感到困惑不解，他們很想
知道這些小風波究竟有什麼大不了的。 (41)
1856至1859年間，阿爾弗雷德
·韋瑟黑德曾在香港擔任政府職員，他的看法與史密斯的觀點大同小異，雖然他略微為殖民地社會辯護的立場會影響其看法的準確性：
香港沒有多少社交性娛樂。這裏沒有文學、科學研究機構和互濟會等組織。這裏有皇家亞洲協會的分會，更讓人痛苦的是它只面向嚴格限制的少數人。這裏倒是有一座圖書館和.覽室，靠每月兩元的高額會費維持，會員可以在那裏下棋、演奏樂曲、舉辦演講會和晚會，如果他們願意的話，還可以上課。但他們不願意。在這個最重要的場所，這類活動使不同圈子的人彼此相識，指責是很不妥當、令人不快的
……在俱樂部這個特選者的樂園和殖民地紳士的會
所，他們非常喜歡打.球。 (42)
1868年香港跑馬場
香港下層社會的生活要有趣得多。 1850年，第 59（東蘭開夏）步兵團的詹姆斯
·波德爾中士到香港服役。最初，他發現這裏的情況令人吃驚：士兵們每天身穿全套制服和皮製硬頸帶操練數個小時；患病率和死亡率高得驚人；上校逃回英國，由於找不到接替的人選，最後把
H.H.格雷厄姆少校提拔為團長。到此時，情況已經好轉，板球、足球、拳擊和九柱戲取代了過量操練，怡和洋行為士兵提供了一些製作精良的搖槳小艇。波德爾擔任.戍部隊戲劇表演的舞台監督，還受到其他參與表演者的款待，
“在炎熱天氣裏
……他們把麥芽酒、杜松子酒放在籃子裏，吊入井中冰鎮。這些飲料變得非常柔和，口感很好
”。另一位有益的朋友是顛地的馬伕，他是和兩匹賽馬一道從英國來的，他帶領波德爾參觀了賽馬場，
“你在賽馬場一天見到的華裔貴婦，比在香港維多利亞城 5年之內見到的還要多
”，雖然那裏 “華裔婦女的名聲不好的宅邸比我到過的任何地方都多 ”。
1868年的怡和洋行
阿爾弗雷德親王
緝捕海盜也是件趣事。皇家海軍 “雷納爾
”號抓獲的海盜尤其多，因為它可以調低桅杆和煙.，船上的排氣後燃器可以減少煙霧，從而能夠悄悄地沿江而上，不被海盜發現。波德爾
“看到海盜被抓起來，彼此用辮子系在一起，後來被處決，排成 3行，每行
3人”。一位年輕女士的魅力誘使波德爾.離了軍旅生涯，他對這位女士
“用情書大獻殷勤 ”，1854年10月，他與薩拉
·麥金萊結婚，團部樂隊參加了婚禮，大家全都很開
心。 (43)
1869年10月31日，香港迎來了首位王室客人，阿爾弗雷德親王、愛丁堡公爵指揮皇家海軍蒸汽動力快速戰艦
“迦勒底 ”號抵達香港。 “艾菲”是維多利亞女王的次子，備受眾人的喜愛。他有
“非常坦誠友善的氣質”，與其兄長的任性脾氣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幸運地獲准加入皇家海軍，而威爾士親王無法從事任何有意義的職業。
1869年，年僅
25歲的艾菲已經遭到過一名愛爾蘭恐怖分子的槍擊（他倖免於難），並在公民投票中以絕對多數當選為希臘國王（他拒絕了）。公爵一到香港就表現出取.於人的才華，他發現自己從前的指揮官亨利
·科普爾 ——就是蘇謀斯事件中的那位上校，如今已是海軍少將
——恰好將在他正式抵達前離開這個殖民地。艾菲馬上安排手下的軍官代替海軍少將座艇上的水手，把科普爾從碼頭送上軍艦，公爵親自為科普爾繫纜繩。
為公爵安排的娛樂表明香港在成為一個體面的殖民地方面有了長足進步。除了常見的舞會、焰火和宴會外，艾菲觀看了業餘劇團演出（約克先生還送給他一部莎士比亞選集）和德國唱詩班的演唱，兩次活動都安排在新落成的香港大會堂（用煤氣燈照明）。艾菲還親自指揮了一場音樂會（他是個不錯的小提琴手），觀看了一出華人戲劇，打了板球（板球俱樂部早在
1851年就成立了）和滾木球（在東方滾木球場），還為一座天主教堂奠基。公爵把剩下的時間用來平息
3年前的一場爭執，當時沃奇爾先生與託姆塞特上校為座次安排鬧翻了。誰有資格坐教堂
6號小包間的問題最後不得不提交白廳裁決， “雖然這個所謂的
6號小包間離佈道壇的距離比原先的 6號包間近 2英尺 6英寸
”。白廳決定支持上校，因為 “教區居民有權要求按照職位和地位高低排定座次
”。1860年，香港俱樂部的新會所投入使用，
“會所的內部佈置十分雅緻，為建築師（ S.斯特羅恩先生）帶來了很高榮譽
”。俱樂部章程規定海軍軍官不得入內，如今這項規定對 “迦勒底
”號軍官大概不再有效。共濟會香港分會肯
定不會遇到類似的窘境，因為總督本人就是分會成員。 (44)
公爵的訪問日程中，至少有一天時間專門由華人負責接待，這表明香港的華人居民事實上已經開始得到承認，雖然這種承認與華人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稱。麥當奴收到的指示是出自權威的自由黨改革家愛德華
·卡德威爾，指令要求未經白廳批准，香港不得通過任何立法，因為
“那裏的非洲裔或亞裔會面臨 ……歐洲人或其後裔所沒有的不利條件
”。麥當奴沒有因為這道指令而停止採取那些讓許多華人憤怒不已的行動，不過這只是因為他為解決問題不惜開罪所有人，而不是出自對華人社會的
偏見。事實上，華人社會很快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和融合。 (45)
1870年香港的華人商號
伍廷芳
1880年的文武廟
太平天國起義給香港帶來了一個好處，即相當數量 “體面的
”中國人首次湧入香港，他們為逃避大陸上持續不斷的動亂，被迫拋棄安定和富裕的生活前來香港。與早期成.結隊來香港的苦力不同，這些人是帶.家眷一起來的。理雅各認為這是
“香港發展歷程的一個轉折點。當廣州面臨危險時，富有的家庭匆匆棄之而去，其中很多來到這個殖民地
”。 1844年，香港人口的男女比例為 5比1，到 1869年，男女比例已穩定在
2.7比1，在 19世紀其餘時間裏始終維持在這個比例上下。 1845年，香港僅有
78幢家庭住宅， 1867年時已增加到
1775幢。許多移民實際上都是有財產、有膽識的人。到 1859年，
65家華人商號已經積累起相當雄厚的資本，其規模大得足以作為 “行商
”登記。一些華裔商人的實力堪與英國大商人相匹敵。大英火輪公司買辦郭甘章買下了該公司工程部的全部產權，建立了自己的汽船航線，到
1876年，他已是這個殖民地的第三大納.人。
1869年，教會培養出第二代香港華人，他們掌握流利的英語，熟悉西方人的經商手段和政治策略。他們不僅受教於蘇謀斯這樣固執己見的人，也受教於裨治文和理雅各這樣的人，後者不僅秉持自由主義觀點，還了解中國，同情中國人的渴望。自商務監督署成立伊始到
1857年，羅壽嵩一直為商務監督效力，他的侄子羅善萬後來成為立法局議員，他的孫子羅少鎧當上了聖保祿教堂的院長。
1871年，何福堂牧師去世，留下
15萬元遺產，這筆錢來自成功的地產投機。兩年後，他的兒子何啟前往英國學習法律，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何啟的姐夫伍廷芳也到英國學習法律。
1880年，伍廷芳成為立法局首位華人議員，他在立法局的繼任者是黃勝，後者曾隨容閎前往美國。
1896年，伍廷芳的女婿韋玉也當上了立法局議員。
第二代華裔殖民地居民開始進入殖民地政府，與此同時，人們試圖在變化了的環境中重建華人社會的傳統。殖民當局態度謹慎，三合會一類的華人會所受到猜疑，而且是出於正當的理由。其他一些會社，包括商業行會在內，始終沒有得到承認。不過，一些華人組織得到不同程度的扶持。華人更練最早獲得官方承認。為了彌補正規警力的不足，麥當奴頂.很大壓力，將華人更練作為輔助性警察部署在華人區。華人更練董事會逐漸成為是進入政界的階梯，由此可以進入立法局，獲得大英帝國的榮銜。傳統的華人會所集中在廟宇附近，尤其是荷里活道的新文武廟，它已經發展成一個法庭，華人在熟悉的環境中用漢語訴.冤屈，解決爭端。這裏的訴訟程序完全不像新設立的英國法庭那樣令人驚恐，哪怕英國法庭真誠地努力適應華人習俗，英國法官沒有清朝法官那麼專橫兇惡。人們總是認為由自己人來平息事端更可取，這座廟宇建成後的
8年時間裏，英國法庭沒有受理過一宗純粹的華人案件。
廟宇委員會類似於英國的教區委員會，其成員是通過鄰里組織推選產生。委員會成員很快就掌握了比教區委員會大得多的職權，他們
“祕密地管理本地人事務，充當商業仲裁人，為途經香港的清朝官員安排合適的款待，就官職買賣進行磋商，成為香港華人居民與廣州當局之間非正式的聯繫人
”。街坊會最初並不專門針對香港政府代表華人社會的利益，他們的現實存在卻使得政府官員在用得.它們的時候與這些新興組織進行磋商。
殖民地政府以頗為讚許的態度看待華人會社，尤其是那些涉及貿易和治安的會社，這兩個領域是雙方都關注的。但是，英國官員很難理解華人的.生和醫療觀念。在數個世紀時間裏，中國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始終停留在羅馬帝國的水平，後者直到文藝復興之前幾乎毫無變化。時至今日，中醫的基礎仍是與伽林學.大同小異的
“體液
”和機體平衡理論。中醫幾乎完全不具備解剖學知識，外科技術停留在帕黑之前歐洲醫學的水平。不過，中醫有一部收羅完備的藥典，這部藥典甚至比中世紀伊斯蘭藥典還好。在某些生理學領域，中醫至今仍被歐洲醫生接受（最受認可的是鍼灸、心智訓練和吐納術）。
1869年香港的公墓
顯然，
19世紀歐洲醫學迅速湧現出來的最新發現沒有傳到中國。麻醉術和無菌法使外科手術徹底變革，公共醫療管理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維多利亞時代中葉，英國人憑藉巨大的活力清潔了城市，僅僅一代人之前這些城市還同狄更斯筆下的城市一樣令人作嘔。英國人把這種新興的熱誠信念應用於解決香港的問題。中國文化對醫療領域受到侵入感到震驚和厭惡，所有外科手術都引起恐懼和反感，西式醫院那種陌生的秩序常常被打擾。強制性的.生措施尤其使家庭隱私完全暴露，還侵犯了華人傳統中許多最受重視的東西，包括死亡、土葬以及對死者遺體的尊重。
在香港這樣的社會，絕大多數居民不是本地人，而且有大批移民過境，很快就需要有一所死者在被送回原籍村莊安葬之前暫時停靈的
“義祠”，以及一座保存祖先牌位的公共祠堂。臨終過程總是要舉行各種花錢而煩瑣的儀式，死過人的房屋被視為不潔，人們惟恐避之不及，因此香港義祠逐漸成為停放垂死者的場所。不難想見，沒有什麼比這更容易讓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按其.生和道德標準而大感震驚的了。
1869年，首批官學生之一的阿爾弗雷德 ·李斯特描述了義祠的情況：
一間屋子裏有一塊木板，上面躺.兩個半死的可憐人，還有一具屍體，泥地上到處是一窪窪的尿液。另一間屋子裏是那些陪同者認為還活.的人
……其他各間屋子到處是痛苦而羸弱的人，他們要麼已不能言語，要麼無法行動，他們身上襤褸的衣服顯然自來到這裏以後就一直沒有換過，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匱乏到難以言述、令人難過的程度。
1872年，東華醫院總理合影鄭觀應
麥當奴對於領地內的這種可悲狀況感到尷尬，便採取切實可行的有力措施關閉義祠，制訂改善計劃。政府部門中的一些華人首先提議，華人社會應該開辦和自行管理一家醫院，這所醫院將提供傳統的中醫治療，收治晚期病人，同時接受官方的監督。香港社會很快採納了這個建議，倫敦也很快批准了，殖民地部此時正為動盪不已的新西蘭和加拿大忙得不可開交。華人領袖迅速組成董事會，籌集了大筆資金，麥當奴獲准從政治上令人尷尬的賭場許可證收費中撥出一筆津貼。東華醫院應運而生，這所醫院新奇和富有想像力地融合了西方與中國的觀念。從華人角度看，意義最大的一點在於，他們的意見即使只是
“偏見和迷信 ”也應當得到體諒，傳統中醫得到正式承認。
新醫院的管理機構由香港最富有、最有勢力的華人組成，從而把帝國的學者型官僚和家族士紳排除在外。董事會與街坊會和商人行會聯繫密切，幾乎立即成為這個殖民地的華人權力中心。仁記洋行的買辦樑安擔任醫院管理委員會主席，一些頭面人物，如大英火輪公司、匯豐銀行、瓊記洋行和有利銀行的買辦，也都是委員會成員。這些人以得到官方認可的
“東華醫院董事會
”名義行事，能夠向政府施加壓力，他們立即就彬彬有禮地這麼做了。
東華醫院董事會是個守舊的小集團，非常熱衷於名分地位，很多成員花錢買了當時是自由買賣的清朝官職和榮譽。不過，他們當中也有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如伍廷芳與何福堂牧師，雖然醫院董事會只能由商人和行業公會代表組成。董事會中最有勢力的是買辦。華人買辦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與廣州的公行商人大同小異，他們是外國商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華人的語言和習俗，華人社會特有的錯綜複雜的權力與義務體系，使得外國人無法在沒有中介者的情況下從事貿易。買辦由最初卑微的家僕或商行管事人之類的人物演化成職員，他們為外國商人效力，也充當外國商人的合夥人，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外國商人爭相獲得他們的幫助。
中國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常常公開表示對買辦的憎惡，這個階層被看成是叛徒和外國人的走狗。顯然，買辦必須掌握不錯的英語，日漸精通西方人的生意之道。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的買辦融合了華人的世故和進取心，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力量，對
19世紀中國的經濟進步貢獻良
多。
(46)買辦對中國早期工業的發展貢獻巨大，這種貢獻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一位年輕的買辦鄭觀應對中國政治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鄭觀應曾受僱於顛地洋行，期間出版了一部著作。這本書在
30多年時間裏以各種名目和版本印行不衰，青年毛澤東顯然曾熱切地.讀過這本書
(47)。鄭觀應認識到西方的強大不在於軍事技術，而在於商業、工業以及社會組織：
“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
”英國士兵之所以能夠摧毀寧波，不是憑藉他們的毛瑟槍，而是射擊紀律。
鄭觀應與何啟等人的思想衝破了他們所屬的傳統，東華醫院董事會逐漸發展成新興的華人行政機關，儘管其權力有限。而殖民地當局首次有了瞭解華人輿論的可靠途徑。
附：
中國企業的資本來源（ %）
(1)《笨拙》，第 15卷， 1848年，第 125頁。
(2)
安士迪的傳奇事蹟的詳盡細節見於已經出版的《關於香港殖民地弊端的文件》（
Pa pers Relatingto Abuses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Blue
Book）），本章的相關引文均出自於此。
(3)
香港律政司、日後成為著名外交家的朱利安
·龐斯富特對高和爾抱有一種更為務實的看法：
“一些人認為他受到刻薄對待，但不失為一個體面的人，其他人不贊同這種看法，但只要他跑過來表示
‘我能抓住兇手 ’，我們只能回答.： ‘我們很高興你能抓兇手。
’”莫瓦特：《龐斯富特勛爵傳》（ Mowat，The Life of Lord Pauncefote），第
17頁。
(4)希伯特，前引書，第 13章，註釋 1。
(5)歐德理，前引書，第 310頁以下。
(6)同上，第 311頁。
(7)
引自郝延平：《 19世紀中國的商業革命》（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in
Nine teenth Century China），第 200頁。
(8)
《香港公報》（ Hong Kong Gazzette），第 35期，第 14頁。 (9)同上，第
95期， 1857年6月25日。
(10)
埃利斯：《從香港到馬尼拉》（ Ellis，Hong Kongto Manila），第 5—7頁。
(11)
《關於組建香港立法會的通訊》（ Correspondence Relative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Blue Book）），
1855年， 1856年。
(12)關於這種貿易的狀況，請見陳偉.前引書，第 5章。
(13)關於科普爾自己關於這次事件的毫無悔意的.述，請見他的自傳。關於襲擊行動，請見司蔑：《中國口岸城市巡遊記》；史密斯：《中國的基督徒》（
C.T.Smith，Chinese Chris tians）；安德葛：《維多利亞教區》（ Endacottand
She，Diocese of Victoria）。
(14)霍伊，前引書，第 121頁。
(15)外交部檔案（ CO129/22），
1847年1月16日，引自斯威廷：《香港的教育》（ Sweeting，Educationin Hong
Kong），第 177頁。這部有用的研究著述廣泛使用了原始資料。
(16)主教除非在香港鬧出醜聞，否則不會撤換。接替司蔑的柯爾福主教是作為一項政治
“職業 ”被任命的。
(17)關於吉南事件，請見美國國務院檔案，香港領事文件（ USState Departments
Ar chives，Hong Kong Consular Papers）。
(18)
《關於九龍半島的備忘錄》（ ‘AMemorandumon the Kowloon Peninsula’），
1859年6月6日。
(19)
波德爾：《一個士兵眼中的帝國》（ J.Bodell，ASoldier’s View of
Empire），第 64頁。 (20)諾里斯，前引書，第二卷，第 49頁。
(21)請見巴夏禮文件，劍橋大學圖書館，萊恩－普爾，前引書。
(22)魏斐德教授（《中華帝國的衰落》第
157—158頁）縮小了這項罪行的嚴重性，他認為，這些談判者只
是“遭囚禁
”。拷打和殺害《泰晤士報》記者，更不必.還有其他人，在當時和現在都是駭人聽聞的。若是放在當今，只怕會更加無情地進行報復。
(23)諾里斯，前引書，第二卷，第 164頁以下。 (24)歐德理，前引書，第
362頁。
(25)致喬治
·阿瑟爵士， 1844年4月6日，引自塞爾：《 19世紀中葉的英國殖民地管理》（
J.W.Cell，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in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第 15頁。
(26)請見特里維廉：《麥考萊的生平與書信》（ G.O.Trevelyan，Macaulay’s
Lifeand Let ters），第 17章。
(27)
關於官學生，請見萊斯布里奇：《香港：穩定與變遷》（ H.J.Lethbridge，Hong
Kong：Stabilityand Change），第 17章。
(28)弗蘭克
·金教授的鉅著《匯豐銀行史》（ History of the Hongkong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幫助研究者解決了眾多困惑，我在此處大量引證其研究成果。
(29)肯德爾信函，現藏於國立海洋博物館。
(30)
匯豐銀行最初的英文名稱為 Hongkongand Shanghae Bank，其中，
Hongkong是一個詞， Shanghae後拼作 Shanghai，直譯應為 “香港與上海銀行
”。——譯註
(31)關於印度國民銀行，請見泰森：《亞洲、非洲銀行業百年》（ G.Tyson，One
Hundred Years of Bankingin Asiaand Africa）。
(32)顛地洋行倒閉的部分原因是約翰
·顛地的揮霍無度，他在香港賽馬上僅買賽馬就花了 1萬英鎊。年輕的阿爾弗雷德
·顛地當時是上海辦事處的職員，他決意復興家族的商行，他創辦了一家公司，以後成為英國國民波尼奧公司。
(33)盧博克：《鴉片飛剪船》（ B.Lubbock，The Opium Clippers），第
371—373頁。 (34)金，前引書，第一卷，第 160頁。
(35)布萊克斯通在《英國法釋義》第四卷第
13章中對下文提及的遊戲和賭博做出了法律上的界定，他把這
些遊戲和賭博定為 “Public Wrong”（公眾過失）。 ——譯註 (36)亨利八世（
33HenryⅧc.9）。
(37)此處及下引文引自《關於香港賭場的通信》（ Correspondence Relatingto
Gambling Housesin Hong Kong，1868（Blue Book））。
(38)同
276頁注，《律政司備忘錄》（ Memorandum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1870年11月27日。 (39)歐德理，前引書，第 440頁以下。
(40)
請見《印章與旗幟》（ ‘Sealsand Flags’），現藏於香港大學香港歷史文獻館。
(41)
史密斯：《中國紀行》（ A.Smith，To Chinaand Back），第 23—35頁。
(42)
韋瑟黑德手稿（ A.Wea therheadmss.），現藏於香港大學香港歷史文獻館。
(43)波德爾，前引書，第 61—71頁。波德爾比第 98團中尉奧蘭多
·布里奇曼過得更自在，他寫道：
“我今天下午去觀看部分粗心的駐軍士兵打板球。我之所以稱他們是粗心的，是因為我認為那簡直是瘋狂的舉動
……他們就在火辣辣的太陽下打板球 ……我可不想在這種可怕的地方赤身露體。
”Robin Maclachlanin JHKBRAS， vol.14，1974。
(44)關於共濟會的活動，請見哈夫納：《東方的行會》（ Haffner，The Craftin
the East）。
(45)許多關於香港的歷史著作都忽視或曲解了這個殖民地內部華人組織的興起。
1989年，冼玉儀博士發表關於東華醫院的論文《權力與慈善》（
1991年），陳偉.博士出版了《香港社會的形成》，人們對這種超政府組織的發展必須給予全新的認識，它們很有可能對未來產生了重要影響。
(46)郝延平：《 19世紀中國的買辦》（ Y.P.Hao，The Comprador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第 201—
206頁。關於買辦對中國早期工業化的財政上的重要性，請見郝延平編制的表（附本章後）。
(47)這本書是《盛事危言》。下文所引出自《盛世危言》自序。 ——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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