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 — Page 2

1,310,383
116,335 2,986
119,321
1865
4,445
2,134,164 121,497 4,007
125,504
郭亞祥(又稱郭甘章、郭松)原來也是貧賤的蛋家,也在鴉片戰爭 之中,替英國水陸士兵籌辦糧食供應,因而獲利。不過,港英當局並 沒有給他土地或其他特權。他雖然是蛋民,卻與開平籍的譚亞才關係
密切,而成為譚氏族人,企圖隱蔽其貧賤出身。1843年英國人經營的 「半島東方輪船公司」(The P. and O. Steamship Co.,通稱「大英輪船公 司」)在香港設立分公司,開闢歐洲與遠東之間的郵輪航線,並經營香 港與廣州及其他港口之間的航線。郭亞祥是該公司的買辦。1854年以
後,他自己也同時經營航運與修護船隻,1860年代已擁有船隊航行 省、港、澳門之間,與洋商競爭。郭亞祥同時還擁有其他商業店鋪, 到1870年代,更成為香港華人之首富與社會領導人物,慷慨捐助各種
慈善事業。31
29 "The District of Hongkong and the Name Kwan-Tai-Lo," in The Chinn Review, vol.1(1872-73),
p.333.
30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p. 29; Carl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pp.87-88.
31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880.4.23; Carl Smith,"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pp. 97-98.
香港的人口結構起了變化。1848年,女性只佔人口的20%,而
1853年以後到1865年,則是33%,蓋舉家移民來港,增加家庭戶數
與女性人數。33 商人與紳士之移入,也提高香港華人社會精英之素
質。人口和資金的流入,則帶動了經濟的成長。行商相繼建立,經營
國內外進出口貿易。香港逐漸取代廣州的地位,而成為中國沿海重要
的轉運口
34 。
促成香港商業繁榮的另一個有力因素,是十九世紀以後,中國對
外大量的移民。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
張:造成大量人力需求:古巴、秘魯和西印度羣島的棉花、甘蔗農
場;美國西部、加拿大和澳洲的開墾和鐵路的建造;東南亞各地的農
32.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33 E.G. Pryor, "A Historical Review of Housing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2)12: 92.
34 T. N. Chiu, The Port of Hong Kong: A Survey of Its Developmen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ix, 1, 3, 16-17.
2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7
場;都需要大量勞動力。這些地方吸引了許許多多中國移民。35
根據一項估計,從1851年到1900年的半個世紀當中,有兩百萬 以上的廣東人和福建人,經由香港移民海外。36 為了提供他們的住、 食與交通,香港中外商人,取得了暴利。”移民事業,刺激香港商業 之發展:香港不僅是跟中國沿岸,形成更密切的商業關係,而且對外 貿易也興盛了起來。華人移民到海外,還是保持着原來衣食住行之習 慣,所以香港就大量供應海外華僑的衣物與日常用品。因此,到十九 世紀末葉,香港就成為太平洋盆地的商業中心。38
1850年代移民香港的閩粵商人,紛紛建立他們的經濟地位。譬如 說,李陞(亦稱李玉衡、李昇、李璿)和李良兄弟,於1854年,舉家由 新會遷居香港以後,長久之間經營多種事業:創立和興行金山莊、錢 莊、賭業、鴉片包商、苦力包工經紀、租船運載苦力出洋生意、保險業 等等。同時,李陞熱心公益。出資在故鄉新會造橋與建築河堤以防水 患。1862年,有一洋人經營的船隻,載數千名華人擬前往美國加州,途 中遭遇暴風而觸礁。李昇聞訊,即刻出資數萬元、派員包租一汽船、預 備食糧、出海救助,將所有乘客安全載運返國,救了許多生命。39
又如吳翼雲(亦稱吳振揚)之家族,也於1850年代由東莞舉家移民 香港,1858年創建福隆鴉片行,盧亞貴做擔保。另外有潮州人高滿 華,於1853-54年間來港經營元發行南北行,轉運暹邏白米而致富。
35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p.136; 彭家禮,〈十九世紀西方侵略者對中國勞工的擄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 研究所集刊》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1:235-239;255.
36 可兒弘明,《近代中國の苦力[豬花」》 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24頁。
37 Charles Denby, China and Her People: Being the Observations, Reminiscences, and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 Boston: L.C. Page, 1906, vol.2, pp. 93, 110; Eitel, Europe in China, p. 259. 38 G.B. Endacott, ed.,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64, pp. xiv-xv, 146; Arnold Wright and H.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ports of China, pp. 116-120, 200-210;嚴中平等人编,《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 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239-241頁。
39 Wright, ed.,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i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PP.
184-186.
1858年香港華人行商有35家,1859年有65家,此後又持續增加。
1850年代來港的華商,在營業致富之同時,也建立他們在香港華
人社會的領導地位。
移居香港的華人當中,以講廣州話的廣東人最多,也有四邑人
(來自開平、恩平、新會、新寧或稱台山)、潮州人、客家人、福佬人
與艇家(蛋民)等等。他們各有自己的風俗、習慣和方言。
水上居民的艇家,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與忌諱。艇家又有講廣州
話、福佬話、客家話與四邑語之分;其中以講廣州話的最多。他們講
廣州話有些獨特的口音,別具風格的語調,與陸上居民的廣州話略有
不同。他們的習俗與迷信,反映他們的水上生活方式。比方說,他們
吃魚的習慣,小心翼翼,吃了一面,避免翻身吃另一面,惟恐折斷魚
骨。他們喝酒時,禁忌乾杯。因為它預兆翻船。艇家主要以捕魚、運
貨與渡海載客謀生,是個非常令人矚目的羣族,生活刻苦勤勞,「晝
夜居住在船上,在大浪中顛簸漂盪,忍受各種不安和危險的折磨。」
他們對香港的經濟有重要的貢獻,但備受陸上居民卑視欺辱,稱之為
「賤民」。艇家出身經商致富的郭亞祥,企圖隱蔽他的原來背景。艇
家雖然在水上謀生,但仍然有許多方面依靠陸上社會:向陸上店鋪購
買日常生活必需品、捕魚器具、船隻用具等等。陸上居民也依靠艇家供
應生魚、港口運貨與載客等等。水陸社會,相互依賴,息息相關。40
在多羣族的香港華人社會裏,雖然不同方言的族羣之間,為了工
作機會和自然資源的分配,而互相競爭。可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
下,他們也面臨着共同的困難和問題,須要互助合作,才能克服困難
解決問題。於是,在各族羣商人的領導下,他們慢慢地組成超越羣族
界限的街坊和寺廟委員會,來維持地方治安、來維護共同的宗教信
40 Hiroaki Kani,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oat Peopl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7,pp.9-10,12-14,73;中文書名《香港艇家的研究》。 日籍人類學家可兒弘明教授,是香港學的資深學者,在這本家的研究書中,寫一筆 流利的英文和漂亮的中文,對家生活生動的描述,令人神往。他的另一日文著作 《近代中國の苦力之「豬花」》,也是優異之作。
2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9
仰。因此,不同方言族群之間的衝突與競爭,並不排除相互之間的攜
手合作。何況他們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香港華人各群族,有個共同的願望:祈求眾神保佑,俾得社會安 寧,人和吉祥,商務隆盛。他們皆供奉天后(媽祖)、洪聖、觀音、福 德公與關帝。位於西營盤的土地公廟供奉福德公,能治百病,頗享盛 名,吸引來自全港各處的善男信女。福德公是個稟性寬大的地神,有求 必應,關懷照顧每一個華人,並不歧視任何群族。許多艇家也來祈求保 佑。不過,由陸上的街坊華商當任值事,舉辦盂蘭盆及各種祭典。
。 41
位於荷李活道的文武廟,崇祀文昌帝與關帝。1851年各鄉籍、 各方言族群的華商店主,共同出資,整修擴充廟宇。盧亞貴(艇家出 身的商人),譚亞才(開平),與何阿錫(順德)等人,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後,廟宇值理由各區街坊組成。1857年,太平山、西營盤、上環與 中環等四區(總稱「四環」)之街坊,聯合組成盂蘭盛會,以備舉辦宗 教祭式、作樂、演戲等慶祝活動。文武廟內,有鑾輿兩座,乃各行商 (於1862年與1885年)聯合獻送者,每歲神誕慶典,用以奉請神像出巡
街道。文武廟儼然成為香港華人社會之文化中心。
另外,1851 年華人集資,建立廣福義祠,也同樣標誌香港華人 社會之意識的成長。早期來港謀生的華人,大多是獨身前來,有些人 死後,神主(魂魄附着之主)無地安置,靈魂無所歸依。這是香港華 人所共同關心的事。於是,譚亞才等十四位華商街坊,聯名陳情港英 當局撥地,在太平山區,供華人建造義祠,以慰死者,亦便其家屬異
日來港、把神主領回供奉。44
41 James Hayes, "Secular Non-Gentry Leadership of Temple and Shrine Organizations in Urban British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3), 23:114, 121-124. Hiroaki Kani,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oat People in Hong Kong. pp. 71-73, 80-
81.
42 "The Districts of Hongkong and the Name Kwan-Tai-Lo,"The China Review, vol.1(1872-73),
PP. 333-334.
43 《香港文武廟事略》 2頁。
4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by His Excellency Sir William Robinson, To Enquire Into the Working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Tung Wa Hospital, Hong Kong: Noronha & Co.,1896, enclosure 5, pp.xvii-xviii.
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卻保存着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習俗。
在異族統治下,傳統文化使華人社會凝聚團結,與洋人社會劃分界
限。港英政府規令,如有侵擾華人社會權益,華人上下階層就聯合抗
爭。而抗爭過程中,更強化了香港華人社會之意識。
1856年港府頒佈〈屋宇與妨礙公安條例〉,嚴厲取締犯例華
民。11月20日,華商召集全港華人會議,議決下列要求:港府需修
改條例,放寬處罰,警察不得隨意拘捕、驅逐小販,不得隨便對小
民罰金,不得誣指商販接受贓物,不得隨時取締碼頭堆積之貨物,
必須容許華人有足夠的時間將貨物由碼頭運至商店與倉庫等等。翌
日,全港罷市,等待港府回應。港英當局不得已,出示安民,接受
華人要求。45 商人與小民聯合行動,爭取維護香港華人社會之權益。
他們並不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他們僅要求在殖民統治下,改善自己
的生活、工作條件。
必須強調:這個事件發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港人最關心的
是碼頭的貨物和商販與小販的生計,而不是英國侵略中國;港人聯合
爭取香港華人社會的權益,而不是聯合反抗英國對中國的侵略。也就
是說,早在1850年代,港人的政治意識已經逐漸形成:以香港華人社
會為優先的政治意識。
從1840年代到1860年代,中英兩國之間關係緊張。兩次鴉片戰
爭的結果,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華人與洋人「番鬼」之間,時常有
種族衝突。來自三角洲的香港華人,自然也難免有排外種族意識。但
是,另一方面,眾多華人自願來香港謀生,為洋人效勞以換取物資報
酬。那麼,1856-60年,中英兩國之衝突,到底對香港華人有何衝擊?
1856-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對香港華人之衝擊
首先略論戰爭之爆發與廣東官紳之抗英運動。
45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I: 408-410;霜崖,《香江舊
事》,108-109頁。
3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1
香港華人蘇亞成擁有一「亞羅號」(Arrow)划艇,曾向港英政府註
冊登記,懸掛英國國旗。1856年10月8日,該船停泊在廣州海珠炮
台附近。中國水師疑船上藏匿海盜,登船搜索,扯下英旗,將船上水
手十二名,全數捕拿入城。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S. Parkes)向
兩廣總督葉名琛抗議,謂:中國水師侮辱英國國旗,且違反中英條 約,「凡英屬船隻,無論在通商五口何地,皆歸該口英領事官辦
理。」但葉名琛則謂:「此划艇係中國人蘇亞成所造,用洋銀一千
員,買得牌照,假借貴國旗號。」 46
總之,英國藉口「亞羅」事件,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0月23
日,英艦駛入珠江,佔據海珠等多處炮台,炮轟廣州城,摧毀總督衙
門,沿燒民房與店鋪。激起廣東軍民之反抗。12月中旬,民眾縱火
燒毀廣州多間洋行。
此時,法國也以廣西教案(一法人神父被殺害)為藉口,決定派軍
侵華。五千名英法聯軍終于在1858年1月5日攻取廣州,捕獲葉名
琛,將他送往印度囚禁。從此,一直到1861年10月21日,英法聯軍
佔據廣州。廣東巡撫柏貴(和繼任的勞崇光)無可奈何,為了維持省城
之秩序,只好與外國侵佔部隊協力合作。廣東巡撫之幕後,有一個聯
軍管制委員會(巴夏禮為首),操縱一切。
然而,英法勢力尚未延伸到廣州省城之外。廣東上級官紳龍元
僖、羅惇衍與蘇廷魁,於1858年2月,在花縣設立廣東團練總局,企
圖動員全省團練反抗外來侵略者。但事實上,由于地方主義的作祟,
他們只能動員省城以南的三個縣(順德、東莞與新安)。1858年的上半
年,壯勇向廣州節節進逼,襲擊守城番鬼士卒,派員進城縱火,
張貼抗拒番鬼之佈告。7月21日,團勇七千人聚集攻打廣州城牆,但
被英軍大炮轟擊而挫敗。此後,英法士兵進軍廣州城外,雇用華人苦
力為挑夫、探員和前卒,攻擊各處團練陣地。1859年2月以後,抗英
團練勢力潰散。英軍巡邏隊伍所到之處,鄉紳耆老卑恭迎接。鄉紳
46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 420-422: 430 ·
32 香港人之香港史
視外夷為政敵,但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民則接受外人為廣東的統治
者。一直到1861年10月21日,英法聯軍撤離為止,英領事巴夏禮手
下的管制委員會,站在廣東巡撫的幕後,有效地統治省城與粵東一
帶,維持一般秩序。許多居民、商人與農民,都誠心依靠外人統治勢
力的保護,以防止盜賊,以對抗腐敗的廣州華人官吏。47
這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聯軍佔據廣州、統治廣東之情
況。以上的背景,有助于吾人瞭解當時香港華人對戰爭之反應。
中英交惡,置香港華人於困境。本來他們自願來港謀生,安和樂
利。但戰爭帶給他們多重的困難,擾亂生意與日常生計。來自廣州及
廣東各地的港人,對于英軍進攻廣州感到不安,憂慮他們家鄉的安
全。另一方面,廣東官員與鄉紳對港人施加壓力,試圖強迫他們離港
返鄉,抵制英人。1856年12月19日,新安全縣士紳,在明倫堂聚
會,議決嚴禁向香港提供食物:
至我邑各人,向在香港裙帶路開店貿易者,自本... 1日起,限以一月,各
皆罷市回家,以免株累,倘逾限不回,各該鄉衿著,將其姓名報局,作為
漢奸後緝。至於庸劣生童,向有為鬼所惑,教習耶穌,惑世誣民,尤傷風
化,自應速將邪書焚燬,生徒迸逐,如有不遵,立即送官究治。 ·各宜
凜導,無貽後悔。48
另外,東莞紳士也對該在港貿易者,「胥令歇業」。49
這種威脅恫嚇的手段,不是要啟發港人的「愛國主義」,而是要
強迫他們放棄生計,離港返回內地。果然,廣東官紳的恐嚇與壓力,
導致香港華民紛紛關閉店鋪,離職返鄉。永泰、和生、萬泰三大米鋪
率先停業,「各莊口凡唐人大半告去。......在港華民紛紛搬還鄉。」 50
47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pp. 159-176.
48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339頁。 49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341頁。
50《盧玉堂探報》,1857年1月17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931/1825; 轉引自余繩武、
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62-63頁。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3
新安抗敵會會長陳桂籍,派其弟、舉人陳芝亭(譯音)率領鄉勇二
千人到九龍,從事抗英活動:他們攔截向香港偷運物資的船隻,襲擊
零散英軍,派員到港島偵探敵情,試圖放火,企圖鼓動華民抗英。然
而,港英警察戒備森嚴,不易鼓動。
就在這個時候,香港發生麵包含毒案件,轟動一時。它到底與廣
官紳的抗英運動,有無關聯?真相如何?
1857年1月15日早晨,三、四百名洋人因吃了麵包而中毒。醫
院化驗證實,麵包中含有大量砒霜,吃了之後,嘔吐厲害,把毒素吐
出,反而沒有人死亡。不過,有些人(包括寶靈總督夫人Mrs. Bowring)
曾陷于昏迷狀態。麵包是由「裕盛辦館」提供的。警察迅速逮捕辦館
所有工人五十一名。館主張阿霖恰巧一早就帶同父親、妻子、孩子乘
「皇后號」船到澳門去了。在船上他的家人也吃了麵包而中毒嘔吐。顯
然他事先不知情。他本來要到澳門辦貨回港擴充業務,但發現麵包含
毒,乃自動請求「皇后號」駛回香港,警方也追到,帶他返港審問。
張阿霖是個頗享盛名的殷商買辦,不顧廣東官紳的警告,專門供
應洋人食糧。他在廣州的一個商店,曾遭人燒毀,但他仍然忽視警
告。他的辦館生意日益旺盛,錢財滾滾而入,一直到案件爆發才被封
禁。警方懷疑廣東官紳買通工人下毒所致。可是,法院經過三天的審
訊,找不出證據,宣佈罪名不成立。不過,為了緩和中毒洋人的情
緒,港府將扣押之工人驅逐出境,亦令張阿霖離境,限五年內不得回
港。懼怕廣東官員之通緝,張阿霖乘輪往西貢去。裕盛辦館封禁後,
香港大部份的麵包需求,轉由洋人 George Duddell經營的麵包店供應。
後來,當局再追查結果,發現事件很可能全屬意外:裕盛辦館收
購的麵粉,由一艘輪船運來,它也運載一批砒石,兩種貨物堆在一個
貨艙裏,以致麵粉含有大量砒霜。52
麵包中毒案件爆發,正是廣東官紳派員來港鼓動抗英活動的時
候。港英當局大起恐慌,警察皂白不分地亂抓人,逮捕路上「可疑份
子」總共八、九百人,其中167人被驅逐到海南島。港英當局的高
壓手段,引起許多港人之憂慮與反感。另一方面,一般港人也厭惡廣
東官紳派人來港擾亂治安、阻擾商業、干擾民生。
54
廣東官紳派員來港放火,假扮普通乘客,於1857年1月13日,
登上Thistle號船,刺殺船上英國船員,並將船隻燒毀。2月23日S.S.
Queen 號船也遭到同樣的命運。2月28日,位於下環的Duddell麵包
店,及一千多擔麵粉,遭人縱火燒毀。 廣東派駐九龍的抗英鄉紳陳
芝亭說:「燒毀給養,是比禁運更為成功的措施。」九龍是中國抗英
運動的前哨陣地。1857年4月21日,港府遣派兩百名軍隊,渡海襲
擊九龍城;大鵬協副將張玉堂拒絕交出抗英華人,因此被英軍劫持到
香港。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 r.1854-59)聲稱某些密謀是在九龍策
劃的,要求賠償損失。香港社會情勢緊張。
如上所述,1858年1月5日,英法聯軍五千人攻佔廣州。7月21
日,抗英團練壯勇七千人試圖反攻廣州。廣東抗英官紳發佈告示,號
召華人對港英當局實行制裁,「行封港之法,絕其貿易接濟。」同
時,官紳再度威脅恫嚇香港華人:
凡嗎呫〔按:商人merchants〕敢私買賣者,拿獲治罪。為洋人服役所謂
沙門者[按:僕役 servants〕,及代為駕火輪船樺艇者,限十日回家,不
准逗留。違者緝獲治罪,並罪及本家親屬,三代不准應試。56
總之,港人必需放棄生計,離港返鄉,否則罪及內地家屬。廣東
官紳的威脅恐嚇,不可能激發港人的愛國感情,卻造成一片恐慌,二
51 《十九世紀的香港》 ,63-64頁。
52 霜崖,《香江舊事》,79-91頁。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pp. I: 417-422.
34 香港人之香港史
53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 94.
54 Eitel, Europe in China, p. 311, 315.
55 《十九世紀的香港》
}
65-66頁。
56轉引自《十九世紀的香港》,66頁。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5
萬名港人紛紛棄業返回內地(當時港島華民總共七萬四千人)。港島食
物缺乏,物價暴漲。
7月29日,香港洋商集會,議決要求當局對香山、新安官紳,採
取武力報復。港督寶靈於是遣派海陸兵士,攻佔新安縣南頭城,強迫
當地官紳恢復對香港之市場供應。57
英國依賴部份華人的合作,進行對中國的侵略。英法聯軍曾于
1857年雇用750名客家人當苦力,又于1860年攻打天津之時,雇用
2,000名客家人當挑夫。其他鄉籍的下層華人,也多被英人雇用充當
苦力、佣工、挑夫與攻城前卒。58 此外,一些既得利益的香港華商,
也與英軍合作無間。譬如,殷商李陞、李良兄弟,捐出現銀十萬元,
並募集壯勇,支援英軍北犯天津。戰爭結束後,他們乃得分享部份戰
爭賠款、及掠自頤和園之古董寶物。5 1860年10月,英國強迫清政
府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端3.5平方英里(包括昂船洲)。
1861年1月19日,英軍割據九龍,歸屬香港殖民地。
綜觀上述,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一般香港
華人的主要考慮,是試圖維護他們的日常生計,而不是反對外國侵略
的「愛國主義」。戰時,既得利益的華商、對港英殖民政權的效忠,
為戰後港府與華商之間的合作關係,鋪設了道路。1860年代後半期,
港府加強與華人社會的對話,通過華商為中介以管治華人社會。
英國殖民統治下,華商社會經濟實力之成長與壯大
香港是個英皇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總督由英皇委任,擁
有頗大自主權(autonomy)。港督委任行政局和「立法局」(舊稱定例局)
來協助統治。從1840年代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英人統治下的香港「立法
局」,一直不具民意基礎,只不過是獨裁港督委任的諮詢機構而已。
從1840年代到1860年代,為了建立治安、控制華民,在港督獨
裁統治下,殖民政權嚴格進行人口登記、夜禁,採取歧視華人的法律
制度,對下層華人之觸犯法令者,施加監禁、鞭打、及各種嚴苛不公
之刑罰。大英帝國所標榜的仁德之政、公平的法律與公正的司法制
度,只是迷思與修辭誇飾(myths and rhetorics)。英國在香港的早期
民政策,並非一般學者所說的「間接統治」,而是「直接管制」。殖
民政權司法人員,為了執行治安任務,往往直接深入管制人民起居。
這是最近一位學者 Christopher Munn 的博士論文所強調的。他並指
出,從1860年代後期到1870年代,港府加強與華商領導階層之對
話,試圖利用華商協力控制華人社會。港督麥當奴(Sir Richard G.
MacDonnell, r. 1866-72)與堅尼地(Sir Arthur E. Kennedy, r. 1872-77)之歧
視華人政策,雖與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 r.1877-82)同情華人
之人道主義,迥然不同,但他們以華制華之政策是一致的。殖民政府
與華商皆注重治安與社會秩序。因此,就形成保守的殖民政權與同樣
保守的華商領導階層之間的合伙關係(partnership)。殖民政府試圖以
華商精英為中介,對華人社會加以控制。
60
必須指出,英國佔領香港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征服土地、或
擴張領域,而是為了推進貿易。因此,只要能夠維持社會秩序,以促
進國際貿易,港英政府對華人並無興趣採取同化政策,而是任他們依
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謀生過日;在華商的領導下,華人組
織各種職業行會、文化社團,形成一個華人社會。
港英政府另一政策是種族歧視的隔離主義(segregation)。因此華
人社會與洋人社會,就分別形成,互不相關。雖然華人與洋人之間,
常有緊張敵對現象,可是他們也經常協力合作,以追求共同的利益。
為了維持殖民地之治安,並推進商務的繁榮,港英政府企圖拉攏華
57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I: 495; Eitel, Europe in China,
pp. 319-320.
58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2342-347頁。
59 Carl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p.91.
- 60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 187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7, pp.480-485. 這是一篇非常用功而且慎重 優秀的博士論文。1997年11月,多倫多大學邀請我當 the External Examirier,前往參 預審核此論文。
3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7
商,對華人領導階層,多加攏絡。殖民政府利用華人商,對一般民
眾加以管制。
首先,華商必須進行商業營利、發展實力,然後利用其財富為資
源,施行其社會權力。香港的商業貿易,在十九世紀後半期,起伏進 展。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1856-60年),因英軍雲集,訂貨激增,又因 人力、物資由大陸流入,華人殷商紳士攜帶大量資金來港,使香港經
濟呈現戰時繁榮。1860年代,因為國際經濟不景氣之影響,香港市場 蕭條。但 1869-1872年,經濟開始回復。外國商品在華大量傾銷,香
港已成為各國商品的集散中心。1873-75年又因世界經濟危機之影
響,香港經濟再度衰退。不過,其後又開始回轉。下列統計可見船運
貿易與社會發展之一斑: 61.
南北行之業務,日益興盛。1868年,「南北行公所」同業組織之成
立,標誌着華商在香港轉口貿易勢力之成長。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
上,已佔重要地位。中國的輸入與輸出貨物總值之中,香港所佔百分
比如下:63
中國從香港輸入
中國輸出香港
1871-73年
1881-83 年
32.5%
36.2%
14.7%
25.4%
港督軒尼詩在立法局會議,興奮地報告:從1876年到1881年短
短四年間,香港經濟急速發展,華商各行業數目大增:
年份
船隻
噸數
華人
非華人 總人口
40
208
78
109
年份行商零售商經紀人 兌換人 疋頭: ̇花紗: 茶業 米行 木材
1876 215 287 142
1881 395 2,377 455
洋貨
罝
38
58
26
51
95
128
15
167
77
107 191
95
1861
2,545
1,310,383 116,335
1866
3,783
1,891,281 111,482
1869
4,426
2,256,049 114,280
2,986 119,321
3,616 115,098
7,699
121,979
1872
6,099
3,795,566 115,564
6,421
121,985
1876
5,751
4,359,616 130,168
1881
6,412
5,686,488 150,690
1886
8,448
1889
7,588
9,080,390 171,290
8,971,990 183,650
8,976
9,712 160,402
10,412 181,720
10,832 194,482
139,144
總的說,在香港轉口貿易起伏進展之中,香港華商實力逐漸增
長,華人各業行商數目增加。自從1850年代以後,香港已逐漸取代廣
州之地位,而成為中外貿易的轉運口。1866年,香港與中國之貿易,
已擴展到全國各地,包括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台灣、寧波、上
海、九江、漢口、天津等等。而中、港貿易總值,則由1864年的87,
920,518英鎊,躍升至1866年的110,831,818英鎊。金山莊、南洋莊與
61 見《十九世紀的香港》 ,257頁。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62 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 88頁。
,
另外,各種製造業,亦逢勃發展。1880年之一年內,華商購入原屬洋
人所有之地產和物業,總值達1,710,0366元。港督指出,此一大筆財
產轉移到華商手中,極其重要,標誌華商經濟實力壯大。華人已經
成為香港的最大業主,港府之税收,有百分之九十來自華人。1881
年,年納房地捐3996元以上的大戶二十人,內華人十七人。65華商已
成為洋商之同等伙伴與強勁競爭對手。
1860-80年代,紳商文化霸權之下的華人社會
華商在香港華人社會,佔據領導地位。自從1840-50年代,華商
即已自任文武廟及各廟宇值理,管理華人社會公益事業。他們主持街
坊公所,以推進香港華人之福利為己任,當任華人社會紛爭之仲裁
63 嚴中平等人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65-
66頁。
64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June 4, 1881; G.B. Endacott, ed.,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146-147.
65 林友蘭,《香港史話》,79-80頁。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330頁。
3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39
者,亦充當香港華人與廣東官府之間的中介人。1866年2月1日,五 環街坊會議決定,報請港府批准成立「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組織更練,協助警察維持華人社區治安。“而1868年, 「南北行公所」之設置,同時標誌華商在香港轉口貿易勢力之增長, 以及香港華人社會之進一步成長。該公所之任務,不僅協調商務, 而且亦促進華人社會治安與福利。其創建值理(如招雨田、陳春泉、 馮平山、劉老澤、蔡士傑等)皆是華人社會領導階層。67
香港華人社會也發行中文報紙。1860年《中外新報》創刊,由 黃勝與伍廷芳主持。報導船舶消息與貨價行情,反映南北行金山莊之 市況。1872年,陳言(陳亭)主辦《華字日報》。1874年黃勝與王韜 創辦《循環日報》,是華人獨資之中文報。大眾新聞媒體幫助促進
華人政治社會意識,鞏固華人社會。
1872年東華醫院創立,更表示香港華人社會之成熟發展。2月14 日,港督麥當奴親臨主持落成典禮,觀禮羣眾人山人海。東華創建總 理十三人(包括梁安、李陞、高滿華、何錫、吳振揚、羅振綱、黃勝 等)皆是殷商士紳,華人社會之領導人。符合港督以華制華之殖民政 策。殷商富買之東華總理,捐得清廷官銜,穿上清朝官服,拖翎戴 頂,以華人領袖之身份,與港府官員和洋商周旋。東華醫院的功能不 僅提供醫療服務,還從事其他慈善事業。東華醫院的董事(盧禮屏、 馮明珊等人),在1878年向港府請准創設「保良局」,以收容保護貧 困的婦女與孤兒,拯救被拐騙販賣充當妓女的少女與婦女。70
66 H.J. Lethbridge,"The District Watch Committee: "The Chinese Execu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1971), pp. 118-119.
67 "The Nam Pak Hong(南北行) Commerci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9(1979), pp.217-218.
68 林友蘭,《香港史話》,74-75頁。
69 H.J. Lethbridge, "A Chinese Associationin Hong Kong: The Tung Wah,"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vol.1(January 1971), pp. 144-158.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是對東華醫院的一本謹嚴詳盡的專著研究。 70 保良局編,《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1978年,137頁。H.J. Lethbridge, "The
Evolutionof A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The Po Leung Kuk,"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10, no. 1(January 1972), pp.33-50.
香港華人社會之成熟發展,獲得港府的肯定與重視。1880年1
月,立法局英籍議員H.B. Gibb請假離職,港督軒尼詩便委派伍廷芳
出任立法局議員,代表香港華人。軒尼詩宣佈:
我確信,沒有人能夠否認、我向女皇推薦委派華人當立法局議員之正當
性,因為在這個殖民地,那麼多商業由華人管理,此地最富裕的商人是華
人,華人擁有那麼多財產,他們又是此地的永久居民,而且他們貢獻九成
政府收入。1
那麼,華人紳商如何支配香港華人社會?
香港華人社會,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肥沃土壤。移居香
港的華人,跟大陸的家鄉,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殷商富賈捐錢給廣東
政府,購得官位和紳士名位,以保護在大陸的親戚及財產,並提高他
們在香港華人社會之地位。正如晚清中國的紳士階級一樣,香港的紳
商(紳士商人)運用傳統的儒家教義,來行使對下層民眾的「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
「文化霸權」之觀念,主要來自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與革命
家 Antonio Gramsci之理論。他發現近代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僅強制
(coercive control)控制社會,並且利用各種組織(如教會、工會、學校
等等)之管道對社會民眾施行「霸權」(hegemony)支配。 Hegemony 與
domination 有重要的區別:domination 是指強制的控制,由國家政府
(the state)壟斷使用暴力,並扮演着所有爭端的最後裁決者之角色。
相對地, hegemony 則不是強制的,而是建基於社會共識(social
consensus)與民眾之認同(popular consent)。只靠暴力強制控制的政
權,是個脆弱的政權。一個強勁的政權,是hegemony 和 domination
71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Correspondence, Dispatches, Reports, Returns, Memorials and Other Papers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62-81,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p.728.
4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1
雙管齊下。”也即是說:一個強勁的政權,必有民意基礎,用道德說 服民眾(moral suasion)。而專靠蠻橫的暴力強制的政權,則是個脆弱
的政權。
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E.P.Thompson,也認為解釋歷史不能 只顧經濟因素,而必需兼顧文化傳統之社會因素。他運用「文化霸 權」(cultural hegemony)這個觀念來解釋英國社會秩序:紳士階級用宗 教、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來支配十八世紀之英國社會。「文化霸 權」不是用暴力,而是用道德的說服力,以上下階層共有的文化價值 觀念為基礎,以社會共識為基礎的社會秩序。3「文化霸權」稍為類 似孟子所謂「王道之治」,而專靠強制暴力的政權,則類似孟子所謂
「霸道」。
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也把「文化霸權」的觀念,用來解釋近代中國 社會。晚清中國紳士階級,運用儒家之價值觀念,對社會民眾行使 「文化霸權」。儒家思想強調精英家長式(elite paternalism)的社會控 制、社會的和諧、社會階層不平等的關係,以及上下階層之間相互的
權利與義務(reciprocal obligations).
紳商是香港華人社會的精英。他們運用各種社會、經濟資源, 來炫耀自己的財富與權力,向下層民眾昭示自己的優勢地位,使民 眾順從屈服。為了享受社會控制的優越權力,紳商必須從事慈善事
72 Walter L. Adamson, 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Antonio 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165, 170. Antonio Gramsci 2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7.
73 參考E.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May1978), 3(2): 133-165; "Patrician Society, Plebeian Cultur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Summer1974),7(4): 382-40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74譬如: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42 香港人之香港史
業,提供社會服務,排解社會紛爭;並且代表民眾向港英政府申訴
民願。對地方公益有所貢獻,才能夠贏得民眾的順服,而取得支配
社會的地位。
東華醫院是華人社會之權力中心,醫院董事處理華人社會的公眾
事務。香港大多數華人,不懂英語,也不瞭解港府法令;因此他們盡
可能避免英人的法庭。華人之間,有民事和商業紛爭,就跑到東華醫
院請求裁決。比如說,做生意起了糾紛,債權人要向伙伴討債,就跑
來找東華董事。有個木匠,他的學徒逃跑了,也來找東華董事幫忙。
家庭糾紛,妻子或姨太太離家出走,丈夫也來找東華董事。東華醫
院紳董(紳士董事),就運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及道德威望,來調解、說
服和裁決。
這種社會仲裁的運作,必須有上下階層共同信奉的一套價值觀念
為根基,才有可能。香港紳商處理公眾事務,相當注重大眾輿論,希
望能透過社會共識,來處理公眾事務。紳商奉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
是儒家思想)為「文化霸權」的意識形態(hegemonic ideology),來行使
對下層民眾的支配權。這種傳統的意識形態,強調精英的領導地位
(elite leadership)和社會階層不平等的關係。其實,這種霸權意識型態
之下,所達到的社會共識(social consensus),從下層民眾的觀點來分
析,可以說是一種「假共識」(pseudo-consensus 借用 Jürgen Habermas
的用詞),因為民眾不自覺的內化(internalize)並接受這個意識型態,而
自居於劣勢地位(也即是Herbert Marcuse所謂 false consciousness 錯誤
的意識)。總而言之,香港的紳商運用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源,
來支配控制香港華人社會。
那麼,為什麼港英政府容許華商擁有這樣的權力?有許多原因。
在殖民政府監督之下,紳商沒有私人武力(紳商組織「團防局」之
75 E.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p. 96-98.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3
更練,在港府直接監督下,協助警察維持治安,跟晚清中國地方紳士
操控團練大不相同)。二、紳商出資提供社會服務,殖民政府樂觀其
成。三、紳商所奉行的儒家保守教義,強調社會秩序和諧,有利於英
人統治。四、殖民政府需要紳商的支持,來強化其威望與合法性。
五、紳商也可提供意見、資訊,協助維持社會秩序,調解紛爭。紳商
跟港府合作,維持公安秩序,確保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因
此,紳商與殖民政府的關係,是一種利益的結合與交換。
為了要對下層民眾行使「文化霸權」,港商必須紳士化,以增進
自己的社會地位與聲望。
香港華商之紳士化:以高滿華家族為例
高滿華是早期香港歷史上白手興家的富商,名盛一時之「元發
行」的創業人。1822年前後,出生於廣東潮州府澄海縣玉窖鄉的一個
農村家庭,乳名叫滿和。從十二、三歲時就幫助家人種田,農事稍暇
時,才在鄉間祠堂跟村夫子學字,讀些《三字經》、《千字文》的訓
蒙書,粗略認識一些字。他認為種田沒出息,因為看到同鄉「過番」
(出洋)往暹羅的人,有的發財寄回僑匯,家計頓時改觀,造新房、建
祠堂、買買地。於是他也動心了,就決定「過番」去了。76
年紀尚輕的高滿華到暹羅後,做過好多工作,曾在碼頭當托米苦
力,也當過廚師。若干年後,存了些錢,就和朋友合股開設火磨(碾
米廠),被人騙了一筆錢,只得再從頭做起。過了好幾年,大有所
獲。買了一艘帆船運貨物往潮州,曾自駕「紅頭船」來往暹羅與潮州
之間,人們叫他「滿華船主」。他在曼谷發了財,開設「元發盛」碾
穀廠,碾成白米後,運至香港,供應廣東民食。暹羅僑胞尊稱他為
「滿華座山」(座山猶言「事頭」)。”
另一位暹羅華僑澄海人高元盛,於1843-44年間,來香港設立
76 林熙,〈從香港元發行談起〉,《大成》,第117期(1983年8月1日),50-51頁。此
文作者林熙是筆名,實名高貞白,是高滿華之孫,高舜琴之子。
77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大華》,一卷四期(1970年10月),2頁。
「元發行」。經營十年,業務不振,1853-54年間,高元盛因年紀大,
而兒子又不務正業,於是就讓給同鄉的高滿華接手經營,仍叫「元發
行」。大加整頓之後,業務日見發達,主要經營與南北土產。
1857年,高滿在曼谷的妻子金氏替他生個兒子,取名琴。從此香
港與曼谷兩處的生意蒸蒸日上。高滿華非常高興,認為有了「元發
行」,三年有成,就產下「招財貴子」。不久,在新加坡也開設「元
發棧」。
原來農民出身的高滿華,文化水平低落;在海外發了洋財之後,
有一次還鄉,被縣衙門的差役、製造假文書把他拘捕,罪名為「通
番」。後來,花了八百兩銀子、託縣衙門的書吏把罪名脫掉。受此打
擊之後,高滿華決意讓他的兒子讀書,期望得個功名,免被欺侮;但
兒子都還小,不如自己先捐個官銜,「以便和士大夫來往,人家就不
敢隨便來欺壓了。於是花些錢捐了一個正五品的候選同知,已是「衣
帶榮身」,廁於士紳之列了。」 79
既已捐了官銜,也需要取尊號與別字。乃改名廷楷,字宗實,號
楚香。這些紳士的象徵,改變他的自我形象與社會身份,使他成為嚴
然一位紳商。元發行是香港南北行之中,首屈一指的最老的商號。東
主高滿華也成為華人社會之精英。他開始從事公益,以回饋社會,並
提升自己的聲望。1872年東華醫院正式創立,高滿華是十三位倡建總
理之一。1877-78年,山西、河南一帶旱災,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賑
務,由福建巡撫丁日昌負責向香港南洋一帶勸捐。高滿華在香港、暹
羅、新加坡極力助捐,大為丁日昌稱贊,說他急公好義。李鴻章上奏
清廷云:「香港、新加坡、安南、暹羅等處,潮人貿易尤多,查有候
選知府柯振捷、候選同知高廷楷,深明大義,勇于為善。」因此,高
滿華獲得「即用知府加五級」之功名。 80
78 林熙,〈從香港的元發行談起> 《大成》 79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
80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
孪
117期,48-49頁。
事
2-3頁。
•
3頁。
4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合 45
熱心社會公益帶來的功名,不僅提升他的社會名望,同時也促進
元發行的商務營業。他建立了一個國際商業網絡:由汕頭、香港、
羅與新加坡;各地都有商號與家產。他擁有四個妻妾。在澄海家鄉
的蔡氏夫人是正室,蓋當初高滿華首次出洋時,十六年不歸,而其父
抱孫心切,於是給他娶蔡女為妻,並替他領養一長子名振綱。但當時
高滿華身在暹羅,已娶金氏夫人;她是生活習慣已過羅化的華僑,但
尚能講潮州話,「諳商術,能助君籌策」。另外,高滿華在香港又娶
鄧氏夫人與林氏夫人。兩妻兩妾總共替他生九個兒子(包括領養的長
子)和兩個女兒。其中,他最寵愛次舜琴(金氏夫人所生),期望他
讀書求功名,並繼承父業。
1882年高滿華在故鄉逝世,享年六十歲。留給兒子們各地產業、
良田二千畝、還有現銀不知多少。光是蔡氏夫人的「卧室閣樓那五六
隻大木櫃,和室內兩隻大紅雕花木櫃,都裝滿元寶和金飾,這批財寶
是她的私房。」高滿華臨終時,以各地生意大權授與次子舜琴(時26
歲),並囑親信姪兒陳春泉協助經營。春泉是琴的表兄,已在元發
行任事多年而升為經理。82
高舜琴是富家子弟、手不釋卷的讀書人,「不曾在商場打滾過
的,只會讀書寫字」,怎麼會做買賣經驗老練的表兄陳春泉,叫他
不必耽心。凡事有表兄在旁指點,「他只要以家的身份安坐在事頭
廳裏,和客人應酬,拉多些生意上門就好了。南北行生意,以代客買
賣貨物為主,賺的是佣金,客貨多,當然賺得越多。......元發行的生
意日盛一日,客貨爭着託元發行代賣。」 83
人們覺得奇怪,為什麼元發行生意那麼好?有人說:是風水的關
係;高舜琴的八字和元發行的坐向都有關係。也有人說:先人高滿華
竭力做善事,首創東華醫院,救濟貧苦民眾,又在華北大旱時,捐款
81 林熙,〈從香港的元發行談起> 《大成》,117期,50頁;118期,48頁。林熙,〈高
資政公阡表與高楚香公家傳〉,《大成》 ,121期(1983年12月1日),55-56,58頁。
82林熙,〈從元發行談起〉,《大成》 117期,50頁,118期,48頁。
83 林熙,〈從香港元發行談起〉,《大成》,118期,45頁。
46 香港人之香港史
賑濟,出錢出力,救活很多人,「積有陰德,福蔭後人」,所以興
盛。又有人說:「前人種樹後人涼」,元發行自從開辦以來,代客買
賣,收到貨價即刻結帳付給貨主,從無拖欠,故此信用昭著聲譽良
好。更有人說:東主高舜琴不是普通做生意的,他是老實的讀書人,以
秀才主持商店,主客十分相敬。1882年,任東華醫院總理。1888年,參
加科舉,中了舉人,又捐有官職,人們對他更相敬更信賴了。驳
從此以後,元發行踏入黃金時代。高舜琴[不停地來往香港、暹
羅、新加坡、安南之間,親自招攬客商,爪哇的糖王黃仲涵也信任元
發行,他的建源行把白糖的南華代理,委託元發行辦理。」此時,
元發行的聯號,遍佈東亞各大主要商港,包括在日本神戶的文發行。
並且代理蘇格蘭東方船務公司和 Norddeutscher Lloyd 輪船公司曼谷
香港航線的船隻。
86
元發行的國際商業網絡,生意旺盛。單就香港的元發行來說,從
1883到1889年之間,每年的純利平均二十五、六萬兩。從1889年以
後,每年代理客戶所賣的貨物,價值一千六、七百萬元。高舜琴繼
承父業之後的二十五年間,所賺的錢,至少在一千五百萬左右,比他
父親遺下的財產多了好幾倍。紳商高舜琴經常為商務而奔跑東亞各
地,突然於1909年不幸在日本神戶病逝,享年僅四十三歲,遺下子女
二十三人。兒子高繩之,接辦元發行業務,生意持續隆盛;他曾于
1903 年考中舉人,而且政治意識強烈,即將參與中國之革命運動。
這一段高滿華家族「紳士化」的歷史,反映香港紳商如何運用各
種資源,來促進與維持他們的社會精英地位。他們擁有廣泛雄厚的資
源:包括物資(金錢、商業財富、土地等等);社會資源(家族親屬關
係、同鄉地緣關係、超鄉籍社會組織如東華醫院與保良局、國際商業
>
118期,45頁。
84 林熙,〈從元發行談起> 《大成》 85 林熙 〈從元發行談起〉 《大成》 ,118期,45頁。
86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arts of China,
p.229.
87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和> 5頁。
88 林熙,〈從香港的元發行談起〉,《大成》 ,118期,50頁。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7
網絡等等);個人資源(個性、人品、人緣、組織能力、領導才能等
等);象徵資源(科舉功名、捐得官銜、尊稱名號、名譽、富貴的生活
方式等等);以及文化資源(文化價值、宗教信仰、迷信、習俗、風
水、八字、崇拜祖宗、孝順父母之儒家傳統等等)。華人精英運用這
些資源,促成香港華人社會的形成。特別是社會與文化資源,助長獨
特的香港華人社會,有別於香港洋人社會。
高滿華家族三代的歷史,也反映香港華人多層次的身份認同。來
自潮州的高滿華在香港經商二、三十年,認為自己是旅居香港的潮州
人。他熱心香港社會公益,協助創建東華醫院與保良局,以造福香港
華人社會,顯然他也認同香港。華北大學,他出錢出力,賑濟災難,
榮獲中國官銜,他亦認同中國。出生在暹羅、成長在香港的高舜琴,
繼承父業,參加科舉,考中舉人,捐得中國官銜,並任香港東華醫院
總理與主席,造益香港華人社會。出生成長在香港的高繩之,也自認
祖籍潮州,繼承父志,中舉人,並將加入中國的革命運動。三代家
族,均同時認同潮州、香港與中國。
然而,認同中國並不一定與中國政府官員合作無間,雙方關係也
有緊張的情況。
處於中英兩國之間,華人、華商的困境
港商跟中國政府是維持什麼關係呢?為了提高社會地位並保護在
大陸的親戚與財產,香港的華商往往向清政府捐錢購買官銜和紳士名
位。可是「紳士化」(gentrification)帶來的,不僅是權力,也有義務。
中國官員經常對香港紳商提出種種要求。每次大陸發生水、旱災,都
要華商捐輸賑濟。
比如,1885年春天,廣東洪水泛濫成災,香港華人踴躍捐輸。
美洲、澳洲、南洋之華僑團體,也紛紛匯款到香港,先後共捐十萬
元,委托東華醫院代為處理賑濟事務。東華醫院陸續轉交廣東賑濟。
事後,剩下三萬一千元餘款,由東華主席關愷川暫時保管,以備將來
再有災難時賑濟之用。但廣州官府命令關氏將餘款交來。可是,關氏
48 香港人之香港史
認為有義務暫時保管餘款,不能遵命。廣府則一再催款。關氏不堪廣
府的無理索求與威脅恫嚇,而請求港英政府保護,也因此引起廣府的
極度不滿。
89
中國官員視香港華人為臣屬,不顧英人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權,自
然激發港英政府的憤怒。香港華人,處於中、英兩國政權的夾縫之
間,雙方官府都對港人要求忠貞歸順,港人往往陷入兩面為難的困
境。然而,港人也試圖利用處于兩個政權的夾縫,保護自己權益。東
華主席關愷川請求港英政府保護。
港人的困境,又在1884年顯現。中、法戰爭爆發後,廣東官府
大事宣傳中國民族主義,要求海內外華人及香港華民,愛鄉愛國、羣
起報效,以各種明暗手段(放火、殺害、食物置毒等等)抗拒打擊法國
侵略者。香港紳商李德昌和何亞美,與廣府協力合作,在港分發廣府
諭告,並秘密電告兩廣總督張之洞,有關法國人員在港行蹤。廣府
派密探到香港偵察敵情,並收買洋人當密探。張之洞向清廷報告:
「洋人來粵最久,譎猾尤甚......餌之以利,洋人亦往往肯為我用......
有一香港法人,時為我密報,法人動靜情形,十得七八。」法國軍
艦船隻,駛入香港九龍船塢修護,但是華人工役拒絕為法人服務。
廣府對香港華民發佈諭示,自然激怒港府。港督向北京政府抗
議,逼使總理衙門電告廣府對香港要收斂節制。另一方面,港府懲罰
刊印廣府諭示的香港華文報紙,並對拒絕服務法國人的華工罰款處
罰。總之,廣府諭示香港華民不要為法人服務,而港府則強迫華民為
法人服務。華民兩面為難。港府的高壓手段,終于引起羣眾暴動,反
英抗法。有一名苦力被警察射殺身亡,數人受傷。廣州《述報》之記
者報導:「中法自開戰之後,華人心存敵愾。無論商買役夫,亦義切
89 CO 129. 225. 7651, Marsh to Granville, March 24, 1886, pp.328-331. 90 胡傳釗,《盾墨留芬》,1898年出版,台灣學生書局重印,民國62年,136,150頁:
「頃接何獻墀(按:何亞美】二十六日所發電報,言三五日,法人以小兵船一二艘到 虎門探軍實,是大有窺伺之意。」
91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2年,卷16,頁17。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49
同仇」。在這個反英抗法的羣眾暴動當中,有些華人表現模糊的民
族國家意識,雖然那只是曇花一現。
然而,羣眾暴動造成流血事件,破壞社會秩序,商業停頓,這是
華商所不願意看到的。紳商於是與港府合作,英軍進駐東華醫院的大
廳,以便鎮壓暴動。但是,當秩序稍恢復之後,紳商即刻請求撤軍。
這件事流露紳商的矛盾心態:當為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紳商,一方面
同情華工的處境,試圖維護華工,私自賠償勞工被罰款的損失;另一
方面,紳商卻與港府合作,共謀壓制華人羣眾暴動。這是殖民地華人
精英的矛盾處境。這種上下階層矛盾關係的現象,當時還只是隱隱約
約,但它將隨時間及社會經濟的演變而加劇,到1920年代將轉變成嚴
重的勞資衝突。1880年代的香港華人社會,尚是紳商文化霸權的黃金
時代。此次暴動是在複雜的内外因素交加之下,一時失控所致。事
後,迅速恢復紳商支配的社會秩序。
華商與殖民政府的矛盾關係:合作與抱怨
1884年羣眾暴動是香港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從此以後,港府企圖
加強控制華人組織,以維持治安。同時,港府也設立了上進的新管
道,來拉攏安撫一些有志的紳商與華人精英。先後任伍廷芳(1880-
82)、黃勝(1884-90)、何啟(1890-1914)、韋玉(1896-1914)等人當立法局議
員。並於1886年以後,先後委任何啟、黃勝、韋玉、胡連元(福佬)、
劉渭川等人為潔淨局委員。港府並任命英籍的華人精英當太平紳士
(Justices of the Peace),襄助殖民政府維持社會秩序。1884年六十名非
官守太平紳士當中,只有七位是華人;1893年八十四名當中只有十二
位華人。93
不過,這些委任職位,並無政治實權。潔淨局只是管理一些倒垃
圾和清理糞便的事,是今日市政局(City Council)的前身(英國殖民時 期,港人譏笑它是垃圾局 Garbage Council)。甚至於「立法局」,實
92 方漢奇輯:<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鬥爭》《近代史資料》,1957,第6號,頁26。 93 Hong Kong Directory [1884], pp.348-349;[1893] pp.612-613.
際上也只是咨詢機構。在殖民情況(colonial situation)之下,被委任的
議員大部份是順服的華人。港督軒尼詩稱伍廷芳是立法局裏面「無足
輕重的人」(a cipher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黃勝經常表現「合作
的態度」,殖民政府對他也不用擔心。那麼,為什麼華人精英願意
接受沒有政治實權的官銜名位?因為它增進社會地位與聲望,有助於
他們個人的商務與事業。
香港歷史上,華商一概支持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究其原因,不
外是利益的結合。自由貿易將華商的經濟利益,跟外國資本結合在一
起。比如說,洋行雇用華商當買辦。許多華商附股洋行,成為洋人企
業的股東。事實上,外國資本在中國建立了商業、金融與工業的支配
地位,因此華商必需依賴外國資本提供各種服務——航運、銀行、工
業技術......等等各方面的服務。甚至於傳統的錢莊,也跟外國資本
形成密切的關係,而造成錢莊的「買辦化」。96 總之,華商對外國資
本的依賴,華商與外資的密切利益關係,促使華商跟港英政府合作,
支持英國殖民統治。
可是,支持與合作只是雙方關係的一面。另一面,是緊張與抱
怨。華商既依賴、又抱怨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支配與控制。而且,
洋人在香港享有統治者的特權,對港府頗具影響力;這一方面,華商
無法與洋商競爭。譬如說1882年,李德昌與何亞美辦一個華人資本的
「華合電報公司」,向港府申請裝設九龍與香港之間的電報。由于種
族歧視,港府不准其請,他們感到怨恨。不過,他們還有其他事業
(保險公司)和洋人合伙。因此華商與洋人是伙伴,也是對敵;是朋
94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pp.95,109-110). 1890年後,何啟在立法局 (1890-1914)發言,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講一口流利漂亮的英語;他跟非官守的英人 議員一致採取「忠誠的反對政策」(loyal opposition),真誠擁護殖民政權。韋玉在立法 局(1896-1914)甚少發言,他對政府官員唯唯喏喏。英皇授給何啟(1912年)和韋玉(1919 年)爵士名位,嘉勉他們的效忠服務。
95 Marie-Claire Berge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49-250. 96 汪敬虞,〈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歷史研究》,1965年,第
四期,70-72頁。
5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51
友、也是敵人。雙方維持着曖昧矛盾的關係,既合作又競爭。華商對
港英政權,既支持又抱怨。
基層民眾與殖民政府之關係
香港殖民政權與華人基層羣眾之間,關係如何?在漫長的英國殖
民統治期間,統治族羣與被統治的華人基層羣眾之間,有合作也有敵
對,有和諧也有衝突。譬如,1861年運貨船夫罷工,抗議港府強制他
們登記身份註冊的法令。1863年轎夫罷工,抵制政府對苦力館抽稅的
條例。1883年為了反抗警察的管制與侵擾,攤販與人力車夫聯合起
來,張貼海報,威脅要起義攻打洋人社羣及殖民政府。這個騷動,顯
示排外主義與保護勞工利益的動機。 98
原來,貧窮逼迫民眾由大陸遷移香港,尋求工作與謀生機會;他
們樂意為洋人效勞,以換取物質報酬。可是,當殖民政府企圖以法律規
令,來管制他們的生活與工作,而侵擾到他們的習俗與利益時,就引起
他們的反抗。可是,他們並不是反對「殖民主義」,他們只不過是反對
特定的法規,希望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改善他們的生活與工作條件。
社會動亂影響到香港華人商業階層的利益,引起華商的關切;況
且紳商也自認為有道德義務,為民伸冤。因此紳商居間協調,解除紛
爭。這是香港華人社會,在紳商的「文化霸權」之下,重複顯現的解
除紛爭的型態。
十九世紀的香港華人社會,有八成以上的人口是靠勞力謀生的勞
動工人。他們每日為生活而掙扎。他們最關心的是,直接影響到他們
生計與習俗的當地的事務。而「愛國主義」、「國家意識」、「民族
大義」與「反對資本帝國主義」這些觀念,對於勞動民眾,是既抽象
又遙遠。有關國家、民族與國際問題,假如跟他們實際的生活沒直接
關連的話,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譬如說,英帝國主義者於1860年強
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並於1861年1月10日,佔據九龍半島;這
97 CO 129. 198.3979, Hennessy to Colonial Office, telegrams, 2-3, March, 1882, p. 43.
98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May 23, 24, 1883.
並沒有喚起香港華人愛國主義的抗拒。
然而,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在一個內外因素交錯的環境
之下,香港羣眾暴動當中,有些民眾的語言和行動,就含糊地流露原
始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傾向。這有幾個原因。第一,法國軍艦
在香港海面干擾華人船隻,並恫嚇將炮轟廣州及廣東沿岸,直接危害
到香港華人和他們在廣東的親戚家人。第二:廣東官員大事宣傳愛國
主義,要求香港華人通力合作,保衛自己身家,抗拒法國侵略。第
三,香港紳商李德昌與何亞美,支持協助廣府,在港分發愛國抗法諭
示,影響基層民眾。第四,香港華人船夫拒絕載運貨物,港英政
府科罰金,引起暴動。第五,警察開槍射殺羣眾,更喚起工人罷
工、商人罷市。港府對華民的高壓手段,使原本排外抗法的情緒,擴
大為反英抗法的民族情緒。殖民政府派遣軍隊巡邏市街,駐軍東華醫
院之大廳。紳商居間調停。華人船夫張貼佈告,抗議罰款,並懇請紳
商臂助,「免被法國人譏笑」。有一屠夫用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向洋人喊話:「番鬼豈能打敗中國人(Chinaman)?」他煽動羣
眾「打番鬼」。第六,華文白話畫報刊物,「多互製戰勝空氣,大
為社會所歡迎。』100當時在香港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就學的孫
文,對於碼頭工人罷工的愛國行動,頗感欣慰鼓舞。101
回憶兩次鴉片戰爭時期,中國沿海有許多「漢奸」,曾為英、法
侵略者雇用。這次中、法戰爭期間,還是有許多「奸民」為法人所
用。《述報》報導,沿海與南洋一帶,有華人被法人雇用為密探(「常
往來省港」)、兵卒、佣工;也有華人被迫充當奴隸;也有上海華人接
濟法人以取利。102 兩廣總督張之洞,於1884年9月12日,發佈〈禁
漢奸受雇當兵及為法人修船示〉:
99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6, 11, 1884.
100 陳大同編,《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香港華文報業演
變> 此書無頁數。
*
101 Paul Linebarger,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Y.: Century, 1925, p. 177. 102 《述報》、乙酉、 四(1885年3月20日);乙酉 ·十九(1885年3月5日);乙
酉、 十六(1885年3月2日);甲申、十二、二(1885年2月6日)。
5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53
聞香港澳門一帶,向有漢奸,串誘多人,給予厚值,或騙往雇工,或
給為服役,一經上船,便迫令為兵,置之前驅...... 是以中華之人而害中
華,以廣東之人而攻廣東,致爾之鄉井因爾而蕩為邱墟,爾之親鄰為爾而
慘羅鋒鏑。清夜自思,忍乎否乎。103
7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2
1885—1900年代
總之,中、法戰爭期間,沿海、港澳與南洋一帶,還是有許多
「奸民」為外國侵略者所用。
然而,當時香港也有新氣象。《述報》報導香港華人「心存敵
愾,無論商買役夫,亦義切同仇。」又,「粵省籌辦海防,開捐軍
費。日前香港華民,無論商民,無不踴躍捐輸。」張之洞對香港華
人,有平實的評議,報喜也報憂,稱贊港人各階層之抗法活動:
在港華民生理事事取資洋人,似有近墨染泥之慮。然自前年〔1884年]海
防有事以來,在港商賈、工徒、船戶、俯作,無分貧富賢愚,咸懷敵愾,
發於本心,或堅拒法役,或密輸敵情,或力助軍火,或憤發公論。
.......105
。
我中國文明大邦,何以窮弱一至於此......今以英國商務
論,實與我中國唇齒相依,互相維繫,他山借助,舍英
無以為心腹之托。 一香港紳商何亞美,1899年
抵制美約之上等花露水出現。好極好極。 ·本公司
之雙龍伴珠嚜花露水,係由華人陳氏發明,向中東採
取材料自製,其芬芳處,與美貨比例,有過之,無不
及口 -雙龍公司花露水商業廣告,1905年。
經營[製造肥皂]業者,不僅為了營利,而且為國家
挽利權。 一肥皂廠商商業廣告,1908年。
私自秘密進行外貨日貨】之交易者,不僅應受罰
款,甚至死刑都不足抵償其罪過。 一抵制日貨之粵
商,1908年。
總之,中、法戰爭期間,在多種因素交錯(諸如:法國的侵略,港府
的高壓手段,廣東官府的愛國諭示,香港紳商的誘導,白話報紙的宣傳)
之環境當中,有些香港民眾開始意識到,保護己身利益與中國抗拒法國
侵略,有連帶的關係,因此隱約地表現愛國意識:己身利益是主要的考
慮,愛國意識是次要;有些民眾已經意識到兩者的連帶關係。 106
雖然,隱約的愛國意識只是曇花一現,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失無
蹤。一般香港民眾最關心的,是直接影響每日生計與習俗的當地香港
華人社會之事務。
103 《張文襄公全集》
+
卷119,16頁。
104 《述報》,已酉、二、五(1885年3月21日)。
105 《張文襄公全集》
,
卷十五,15頁。
106 詳見拙著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124-146,第五章,全章討論
中、法戰爭時之香港。
1880
年代中期到1900年代,香港華人社會,漸趨多元複
雜,老一輩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面臨挑戰。同
時,香港也感受到晚清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衝擊,港人知識份子投入
中國維新與革命運動。一般香港華商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認識,反映
香港商業環境,有其特性。他們既認同英國殖民體制下之香港,亦認
同中國。兩個認同混合,形成我所謂「結合外國強權的民族主義」
(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部份香港華商利用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
與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來爭取商業利益。港商善用中國民族主義,
以爭取己利。
1885年至1900年代之社會變遷
從1885年到二十世紀初年,香港華人社會,漸趨多元複雜。幾
個重要的因素,帶來社會的變遷。
5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55
香港人口與商務逐年增加。列表如下:
1
年份
船隻
噸數
華人
非華人
總人口
1876
5,751 4,359,616
130,168
8,976
139,144
1886
8,448 9,080,390
171,290
10,412 181,720
1895
9,089 11,525,586
237,670
10,828 248,498
1905
18,103 19,778,176
359,873
17,977 377,850
1910
17,557 20,966,504
415,180
1911
19,644 20,490,520 445,384
20,806 435,986
18,893 464,277
1914
23,740 22,069,879 480,594
20,710 501,304
二、轉口貿易快速發展。香港是個轉口港(entrepot),它對中國
的輸出,大部份非本地產物,它從中國輸入的貨物,也大部份不在
本地消費。它在中國對外貿易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從下列的統計
可見梗概:2
年份
中國從香港輸入
中國輸出香港
1871-73
32.5%
14.7%
1881-83
36.2%
25.4%
1891-93
51.2%
39.3%
1901-03
41.6%
40.8%
1909-11
33.9%
28.2%
1919-21
22.4%
23.8%
因為人口增加,和快速經貿發展,香港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
產生了變化,漸趨複雜多元。代表廣東、福建各地邑的同鄉會館、公
所,開始建立。1890年代已有幾個,到1911年以後,更像雨後春筍
般地出現。其目的在聯絡同鄉感情,互助合作,促進同鄉利益,對新
移民的同鄉提供服務,對內地的家鄉提供協助。然而,在一個漸趨
1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32.
2 資料來源:嚴中平等人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5年,65-66頁。
3 E. Sinn, "A Histor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in Pre-War Hong Kong," in Elizabeth Sinn, ed.,
複雜的香港華人社會裏面,有關華人的政治社會問題,就愈難獲致社
會共識。
三、由于經濟發展,大型華資企業,也開始形成(雖然中、小企
業還是佔絕大多數)。例如:大成機器造紙有限公司,於1891年設
立,使用由英國輸入之新機械,1909年雇用職工百餘人。隆記(火柴)
公司於1899年前後創立,到1917年職工一百七、八十人。廣協隆船
廠於1877年僅以2,000元初創之後,業務迅速發展,到1890年,資金
增至200,000元。1908年,雇用職工三百人,進行建造與修理小蒸汽
船。另一造船廠 Tung Tai Tseung Kee & Co.(初創於1897年)於1908年
雇用職工五百名。此時,階級意識,逐漸形成。勞資對立的情形,也
開始出現。各種工會也有時候為了提高工資而進行罷工。然而,在1911
年以前,勞資糾紛還不是頂嚴重,時常由紳商協調妥協而平息。
6
四、新生一代商人、實業家、專業人士和新知識份子(new
intelligentsia)開始出現。他們比前一代西化,更願意接受新事物。譬
如說,馬應彪於1900年創立香港第一家現代式的百貨公司——先施公
司(Sincere Company):採用新式組織和經營管理方式。”郭樂、郭泉
兄弟步其後塵,於1907年創立永安公司(Wing On Company)。又有蔡
英輝、蔡昌、蔡子輝等多人,於1912年創立大新百貨公司。“專業人
士(如醫生、律師、工程師、教師、新聞記者)與新知識份子,大都接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pp.159-186.
4 前田寶治郎編,《香港概觀》,東京,大正8年,494-495頁;野田實之助編,《香港
事情》,東京,大正6年,293頁, 296頁。
5 野田實之助編,《香港事情》 ,285頁。Arnold Wright and H.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1908, pp. 245-246.
6 A.E. Wood, Report on the Chinese Guilds of Hong Kong, Compiled from Material Collected by the
Register General, Hong Kong: Noronha, 1912, pp. 7,19-20.
7 Wellington Chan,"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m Refor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Summer 1982), 56(2): 218-235.
8 陳大同編,《百年商業》 <撐持市面繁榮的幾家華資公司史略〉。此書無頁數。
5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57
受過新式教育,不僅擁有新的專業知識,而且具有新的政治社會思想
和價值觀念。甚至於受過舊式教育的年青一代,在世紀之交,也比上
一代,勇於創新革舊。比如紳商高繩之(潮洲人,舉人,元發行第三
代東主,高滿華之孫,高舜琴之子),投資新式企業,並投身中國共
和革命與民族主義運動。,
新知識份子雖然還保持許多中國傳統思想、習俗和觀念,但是他
們也勇於挑戰某部份舊習俗、舊傳統。比如,謝纘泰自稱是儒家教義
的捍衞者,可是他也是個基督徒。在皇仁學院(Queen's College)學生時
代,就時常和十六位摯友談論共和革命,志在拯救中國億萬人民。稍
後,於1892年,與楊衢雲、黃詠商(立法局議員黃勝之子)、溫宗堯等
十六人,組織輔仁文社。1895年以後,加入孫文的革命活動。謝纘泰於
1903年,當南華晨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買辦。10
這些香港新知識份子,是「傳統偶像、迷信的破壞者」
(iconoclasts):攻擊某些舊觀念、舊習俗(風水、妹仔、纏足、迷信),
不遺餘力。香港華人社會漸趨複雜多元,新知識份子挑戰舊禮俗,對
社會大眾感到疏遠。要贏得下層民眾的認同,就得跟民眾打成一片,
到文武廟去燒香拜關帝,並為民爭福利。可是香港年青一代精英與知
識份子(包括興中會員),卻對舊禮俗不屑一顧(立法局議員何啟,公開
承認不熟悉拜關帝的禮儀),因此就對社會大眾覺得疏離。何啟、謝
纘泰、孫文和許多興中會員是基督教徒,他們把拜關帝的信仰當[迷
信」,把拜上帝的信仰當「信仰」;把傳統的習俗當「鄙俗」,把舶
來的習俗當「時尚」。香港華人社會漸趨複雜多元,對許多社會政
y
9 高貞白,〈辛亥潮汕革命與高繩之〉,《大華》 1卷11期(1971年5月),2-5頁。 10 See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 pp. 7-8,24;黄嘉仁,在香港搞革命的謝纖泰〉,《大華》, 一卷三期,1970年9月1日。
11 二十世紀初期的舶來新時尚,有YMCA, YWCA,游泳競賽、板球、足球等等體育活 動。見John M. Carroll,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January 2-5, 1997.
治問題,漸難獲得社會共識。老一輩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面臨挑
戰。紳商支配下的社會秩序,開始徐徐動搖。
1890年代以後,殖民政府、紳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
紳商、基層民眾和港英政權之間的關係,複雜微妙。政府資助紳
商,設立東華醫院與保良局等慈善機構,不僅為了促進社會福利,而
且為了從事社會控制。慈善事業,固然是上層階級人道主義與愛心的
表現,但也是用以平息安撫下層人民的工具。殖民政府與紳商,利用
慈善事業,來緩和下層階級的不滿與憤怒,以便維持社會秩序,保持
資本主義的體系,及維護英國殖民統治。當慈善事業不足以維持秩序
的時候,當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動搖的時候,紳商與殖民政府就不惜
訴諸強制與暴力。
貧窮是犯罪的主要根源。1890年代,老舊的香港維多利亞監
獄,人滿為患。為了減除擁擠,殖民政府預備建蓋一個新監獄。可
是,許多華人紳商表示反對。他們告訴殖民官員說:囚犯在舊監獄內
的生活,已經比窮人在監獄外的生活還寬爽舒暢;要避免下層階級的
華人犯罪,最好的方法是,體罰、鞭打囚犯及驅逐出境。21890年代
以後,紳商與下層華人之間,有時呈現緊張的象徵。
1894年5月,香港爆發嚴重的鼠疫。許多紳商支持殖民政府的衛
生措施。衛生局派人到華人住區,逐戶檢查,找出染病患者,強將他
們送往洋人管理的醫療船隻,並加隔離。下層民眾大感憤怒,抱怨軍
警每日侵犯私人家居,橫加干,懷疑洋人有不可告人的企圖。民眾
攻擊衛生局成員,並擊破保良局門窗,抗議局紳袖手旁觀,未能盡職
保護華人權益。東華醫院主席劉渭川,與殖民政府合作無間。羣眾包
圍劉主席,推翻他的轎子,他想逃跑,羣眾投石追打。幸有警察趕來
保護,送他回家。這個事件,反映香港社會結構的變遷。紳商的文
12 The China Mail, 1893.1.14.
13 The Hongkong Weekly Press, 1894.5.24, pp.402-403; 420.CO129.263. 10936) Robinson to
Ripon, pp.194-200, enclosure.
5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2章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59
化霸權已經面臨挑戰:來自下層民眾、及年青一代新知識份子,之雙
方面的挑戰。
新知識份子往往最先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動力之
衝擊,而投入民族主義運動,試圖在香港活動。
多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國民主義)
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是中國多事之秋——中、法戰爭(1884-
85),中、日戰爭(1894-95),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1898),列強掠奪租
界、分割勢力範圍,義和團事件(1900)與八國聯軍之役。這些事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