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 — Page 1

ISBN 978-0-19-592778-8
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
蔡榮芳
COW & GATE
FOOD
OXFORD
香港人之香港史
蔡榮芳
出版社
la.com.hk
9 780195 927788
DAMUKD
代理商 三民書局
電話 02-25006
25086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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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頁地圖選自《袖珍香港九龍地圖》(香港:中華書局, 1940 年):
1.香港九龍新界形勢圖 1940年
2. 香港市區街道圖 1940 年
3.九龍半島街道圖 1940 年
COW & GATE
香港人之香港史
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1841-1945
of Hong Kong
蔡榮芳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92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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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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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ublishe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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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
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1–1945
蔡榮芳(Jung-fang Tsai)
ISBN 978-0-19-592778-8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目錄
緒言
香港華人身份認同與歷史研究之「用處」
「殖民史學」、「愛國史學」與「香港本位之史學」 本書之主題
致謝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1841---1884年
歷史淵源:廣東的經濟、社會情況
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民」
1840年代的香港:邊緣開墾地
1850年代:歷史的轉捩點;華人社會的成長
1856-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對香港華人之衝擊 英國殖民統治下,華商社會經濟實力之成長與壯大
1860-80年代,紳商文化霸權之下的華人社會 香港華商之紳士化:以高滿華家族為例 處於中英兩國之間,華人、華商的困境 華商與殖民政府的矛盾關係:合作與抱怨 基層民眾與殖民政府之關係
二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1885-1900年代
1885年至1900年代之社會變遷
1890年代以後,殖民政府、紳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 多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國民主義)
何啟與胡禮垣的維新論:依附外國強權之自由式民族主義 香港華商的特性:「與英帝協力的民族主義」
英國佔據新界(1899年)
香港:中國革命的基地
1905-06年反美杯葛運動
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
15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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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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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品
目錄 #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三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1909-1922年
83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革命志士、勞工與四邑商工總會
83
辛亥革命對香港之衝擊,1911-1912年
企圖刺殺梅軒利總督
1912-1913年杯葛電車運動
各邑會館,如雨後春筍
廣東國民政府自毀形象,遭省港民眾背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之香港,1914-1918 年
五四運動與香港,1919年 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
100
685268
87
1937年「七七事變」後,香港社會緊張情緒
189
89
香港之抗日文化活動
190
91
惠陽旅港青年之抗日活動
197
93
工人工會與抗日運動
199
97
旅港各邑商會、同鄉會之抗日運動
201
香港的另一面:「頹廢的」資本主義消費者社會
203
102
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7
107
政治派系雜處的香港
214
海員的工作、生涯與組織
109
新聞出版界,左右黨派之爭
216
1922年海員大罷工
111
汪精衛派系也自稱愛國
218
國民黨特務與黑道人物,皆自稱愛國
222
四 省港大罷工(1925-1926)及其後之社會文化:新解釋與評估 121
五卅慘案後,國共左翼人士,緊密籌備罷工罷課
再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之複雜性與多面性
225
123
各校學生罷課
125
六日軍佔領地(1941-45年)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29
香港工團委員會宣言與要求
127
各業工人罷工,民眾匆匆離港
128
新界、九龍迅速陷落:民眾唾棄英人統治者 港島淪陷:人心惶惶,文化人猶圖團結抗日
230
234
罷工九大因素:僅僅愛國主義:不足以解釋錯綜複雜的大罷工 罷工諸多重要因素:緊密運動、威脅、利誘、謠言、恐慌、混亂 沙基慘案及其後罷工之劇展
129
131
港島街市一場浩劫:日軍、爛仔與文化人
抗日游擊隊與文化人的脫逃
238
242
-134
港人與港府協力,恢復秩序與生意:自衛團與工、商維持運動 「救國功夫,頭頭是道,不必同出一轍,方算愛國」
138
港人對日人統治之反應:抗拒、流亡、接受與合作 新秩序之建立:統治者拉攏華人紳商精英
244
248
142
三種協力者:消極被動、積極主動與真心誠意的協力者
252
左翼廣東國民革命政府與港府之對抗
147
華民參與地方行政管理:期望與慶祝盛會
261
廣東商人對罷工之態度
149
日據後期:港人期望幻滅
265
國民黨左、右派的矛盾
151
太陽旗倒了:「日軍佔領地」終了
268
華商代表團、懇親團晉省聯絡感情,企圖協商
153
廣州政治緊張
158
七 結語
275
罷工之結束
159
「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省港大罷工的重要涵意
161
「愛國史學」迷思
276
港府配合粤府勦共,港人懼共:「生人毋近」
162
身份與國家認同之五點基本觀念
278
罷工後港府保守的社會文化政策 魯迅與蕭伯納之香港經驗
164
回顧港人多層次身份認同之歷史演變
278
167
港人運用各種身份,推進主張、維護權益
281
「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
284
五 抗日戰爭期間(1931-41年)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173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286
1931年香港華人抗議日本侵略滿州:杯葛日貨,毆打、刺殺日僑
174
1932年港人對上海事件之反應
182
主要參考資料
1930年代大陸企業遷港及華資之發展
183
索引
297
313
內地新文化的影響:香港文學之誕生
187
vi香港人之香港史
緒言
世界文化,一半為半受教育者摧殘,一半為飽受教育
者摧殘。 一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香港大學演
講,1933年2月13日
史學家所要掌握的,正是[世事的變化。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一群港人的大陸子女,上星期在[香港]政府總部門
口示威......與警方有激烈的對峙和衝突...... 高喊
「生做香港人,死做香港鬼」,堅決不回大陸去了。
《世界日報》1999年12月15日
香港華人身份認同與歷史研究之「用處」
近年來,香港華人的國家認同與自我定位,一直是關心香港的人
們之一個議論焦點。到底香港華人如何界定自己與香港及中國之關
係?根據近年來多次的調查報告:「香港人」與「中國人」是香港華
人的兩個主要身份認同。,他們雖然都是香港華人,但兩者有明顯的
不同: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對「六四事
件」的體會、對香港民主政制改革的立場,皆有不同。可是,兩者都
同樣抱持傳統的中國價值觀,以及認同一個建基於民族與歷史意義的
中國。並且,兩者都對中國政府懷有負面的感情。2
1 在1985年的一項調查當中,60%的人自認為是香港人,36% 自稱為中國人。1988年 的比例是63.6%香港人,28.8%中國人。見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劉兆佳、關 信基,The Ethos of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 Lau Siu-Kai 劉兆佳: Lee Ming-Kwan 李明堃, Wong Po-san 尹寶珊 and Wong Siu-lun 黃紹倫,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s: Hong Kong 1988,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pp.177-178.
2 Lau Siu-kai, Hongkongese or Chinese: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Hong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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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一百多年來,港人在政治上認同中國為祖國,卻往往對 中國政府抱着負面的態度。政治意識的形成,有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的歷史背景,由歷史演變而成。因此,以「香港為本位」的史觀 來研究香港歷史,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演變 過程,也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為什麼對中國政府時常懷有負面感情。 以「香港為本位」的歷史知識,也可以幫助中國領導階層認清事實, 對香港採取符合港人意願的政策,任由港人自己去創造自由、民主與 法治的政治制度,任由港人充分發展他們的才智。惟有如此才能贏得 港人正面的感情。否則,他們就以負面的態度,視中國政府為外來的
強權,本質上類似過去英國殖民政權。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界、甚至學術界,都一致強調:「香 港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神聖的領土」,港人認同中國,熱愛祖國。我 認為「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的研究,確實是一個重要課題,不論 「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在今日世界各地的顯現是福、或是禍。它 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我發現港人熱愛祖國,卻經常希望與祖國的政 權保持一段距離。我在本書的許多章節,會詳細討論「愛國主義」 (national 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實質與表現非常複 雜:它有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表現;它含有實質也有迷思(realities and myths)。而且,人們對國家認同的政治意識,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 着歷史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著名的法國史學家 Marc Bloch(1886-1944) 曾經說:歷史是研究社會變遷的科學;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要知道 世事如何變化;「史學家所要掌握的,正是〔世事的〕變化。」("It is change which the historian is seeking to grasp.")。 3 香港雖然「自古以來是 中國神聖的領土」,但歷史並不是靜止不變,港人的身份認同與政治 意識也隨着政治社會環境之變遷而改變。關於這點,下面稍做申論。
3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p.46。與Daniel Chirot,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Marc Bloch,"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3.
1842-1949 的大約百年間,由於香港與廣東之地緣與社會經濟之
密切關係,中國對香港社會有巨大的影響。每逢大陸發生天災或經濟
政治危機,都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等到大陸情況稍為舒暢,才還回
家鄉。大部份的流動人口,視香港為暫時的避難地。然而,也有許多
難民選擇留居香港,以港為家。選擇即是認同,某種程度的認同,有
的人多,有的人少。香港人口逐年增加,認同香港的人年年增長。
身份認同有層次之分別:有主要與次要的層次。一般來說,華人
重視祖籍,所以祖籍往往是他的主要認同對象。比如,一個來香港經
商二、三十年的潮州人高滿華(1822-82年),可能永遠認為自己是潮州
人。但是,他也自稱為「旅港的潮州人」,有別於留居家鄉的潮州
人;他熱心香港之社會公益,協助創立東華醫院與保良局,來造福香
港華人社會;顯然地,他也認同香港。4
關於身份認同,有幾個基本的觀念,必需考慮,才能把歷史事實
解釋清楚:第一,身份認同是多層次的,每個人可以同時有氏族、家
鄉、地域、國家、階級等等的認同觀念。第二,認同一個國家,並不
一定認同它的政權。一個人可能熱愛他的國家,可是痛恨它的腐敗政
府。比如說,孫文熱愛中國,但痛恨中國的滿清政府。鄧小平熱愛中
國,但憎惡蔣介石的腐敗專制政權。十九世紀中葉後一百多年來,移
入香港的許多居民既認同中國,也認同香港;可是他們對中國的政權
往往抱着負面的態度,所以選擇移民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兩害相權取
其輕。
1950年,香港與中國雙方將邊界封鎖之後,兩地之政治、社會、
經濟與文化,開始朝着資本與共產主義兩個相反的方向發展。香港人
口當中,在港出生的人數,1971年已超過50%,1981年為57%,1991
4甚至於,許多潮州人的後代在香港出生成長,也自稱原籍是潮州。大概他們主要認同
香港,次要認同潮州。根據198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總人口當中,57%出生於香港, 但只有2.4%的人說原籍(the place of origin)是香港。見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in 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rmonk, N.Y.:M.E. Sharpe, 1994, p. 22. 假如這樣 就斷言只有2.4%的港人認同香港,那麼顯然是錯誤的。
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綠 3
年是60%,逐年上升。出生成長於香港的新生代,對香港產生熱烈的 認同感,而對中國則相對地疏遠陌生。人類學家 Hugh Baker 於1983 年的一篇論文指出,70年代與80年代的「香港人」既不像中國人, 也不像英國人;他具有獨特性:頭腦靈活、容易適合新環境、富有隨 機應變的機智、倔強的競存能力、老練的物資享受嗜好、經常渴望與
奮與刺激。5
1970年代在香港受教育成長的新生代,政治意識高漲,投入各種 社會政治運動。他們成為1980年代與1990年代香港民主運動的先驅
者,為爭取香港人民的權益而奮鬥。。
最近,有些港人對中國的負面態度,也傳遞給大陸內地出生的子 女。1999年12月15日的《世界日報》報導來港的大陸港人子女,爭
取香港居留權的抗爭:
一群港人的大陸子女,上星期在[香港]政府總部門口示威, ·與警方
有激烈的對峙和衝突......,高喊「生做香港人,死做香港鬼」,堅決不回
大陸去了。”
「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人民自發性的意識表現,而不是任何
政權所能強加於人民的身上。如何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同,是執政者應 該時時刻刻介意的。執政者可以從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與日本佔領時 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演變當中,學到正面與負面的教 訓,獲得一些智慧。而被支配的一般民眾,也可以從歷史當中學到一
5 Hugh D.R. Baker,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95(September 1983), pp.469-479;與"Social Chan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an in
864-877. Search of Majori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6 (December 1993), pp.
6 參考蘇耀昌 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著,《香港學生運動回 顧》,廣角鏡出版社,1983年。
7 《世界日報》1999年12月15日,C8頁。據1991年的一項估計,95,000名港人有配偶 住在大陸內地;150,000名港人有子女住在大陸;總共大陸有310,000名在大陸出生的 港人子女。見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p. 23.
點機智:可以看清楚支配者一方面用權力威力、另一方面用虛構的政
治迷思與神話(myths)來維持其統治。(比如:港英政府標榜「公平的
法律」與「公正的司法」,同時它也獎勵「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社
會秩序與奉公守法的「美德」;而日本統治者高唱「王道之治」與「大
東亞共榮圈」;目前特區政府則訴諸「愛國主義」與「民族感情」。)
香港歷史的研究,對今日的香港與中國頗有「用處」。
香港歷史研究,對今日的台灣也有「用處」,因為香港是台灣的
「借鏡」。中國一再強調「台灣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神聖的領土。」可
是,處於中國龐大陰影之下,多數的台灣人比香港人更強烈的希望與
中國劃清界線、保持安全的距離。如何以理性來面對這個事實,目前
對中國與台灣政府是一大考驗。歷史知識可望增進政治智慧。
本來,學術研究旨在探求真諦與追求知識,研究學問有其自足的
領域,而不必斤斤計較它是否「有實際用處」。然而,華人(亦即中
國人、香港人、台灣人,以及海外華僑)往往急功近利,談到知識就
即刻追問它的「實際用處」。不知學術知識之價值是久遠的,它是批
判性思考與理論之基石。沒有這塊基石就沒有前瞻性的智慧。學術知
識的含義與「用處」隨着時間與環境之變化而改變。所以沒有學術知
識之基石,就沒有前瞻性的智慧,就要等到面臨新問題之後,才要去
尋找對目前有「用處」的知識,其結果是永遠學些皮毛,永遠落後一
大步。華人重視「實用」與技藝,而相對地忽視探求真諦的學術研
究,忽視抽象理論與基礎科學。近代中國科學之後,其來有自。
「殖民史學」 「愛國史學」與「香港本位之史學」
香港的歷史,有各種不同的解釋與觀點。一直到最近,大多數的
英文著作皆以西歐為中心來觀察與解釋香港的歷史。作者多數是英
籍人士,包括 E.J. Eitel, James Norton-Kyshe, G.R. Sayer, G.B. Endacott,
Nigel Cameron, Frank Welsh, Jan Morris 等等。這些著作不僅採取以
8 有關香港通史的主要英文著作有: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ri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1895年初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年再版). James
4 香港人之香港史
論 5
歐洲為中心(Eurocentric)的史觀,而且以殖民者精英的(elitist)立場來寫
歷史,試圖合理化外來的殖民統治,因此可稱為「殖民者的歷史」或 「殖民主義的史學」(colonial historical scholarship)。這些著作裏面,少 數的英國統治者是歷史主要的演員,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行使大英帝 國的殖民政策;而為數眾多的華人,要不是被忽略,就是站在旁邊被 統治者任意指使。Jan Morris 所著通俗流行的《香港:一個帝國的收 場語》(1997年修改版)這麼說:「香港華人是歷史的消極旁觀者。 甚少華人的名字出現在歷史書籍,因為甚少華人在香港的發展中扮演 公共的角色。」這可說是「殖民者的香港史」。
如今,香港雖處於「後殖民時代」(postcolonial age),上列英國殖民 史學著作,仍然是一般讀者的熱門讀物,依然充塞市上書店。這是今 日香港的一個矛盾現象。香港尚未真正踏入「後殖民社會」之階段。
至於香港通史的中文學術著作,為數甚少,主要是中國史學家的 作品,比如:丁又,《香港初期史話1841-1907》(北京1958年);元邦 建,《香港史略》(香港1988年);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 1998年);余繩武、劉存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1994年);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1995年);鄧開頌、 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州1996年),與《粵港關係史 1840-1984》(香港1997);以及齊鵬飛,《日出日落:香港問題一百五十
六年(1841-1997)》(北京1997年)。10
Norton-Kys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1898, 2nd edition 1971). G.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193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80). G.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193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nd edition, 1974).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3)其他還有通俗的讀物,如Nigel Cameron 的 Hong Kong: The Cultured Pear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與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及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evised and updated, 1997.
9.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pp. 194-195.
10 其他比較有用的通俗書籍,有金應熙,《香港史話》,廣州1988年;劉蜀永,《香港 歷史雜談》,石家莊市1987年;劉澤生,《香港古今》,廣州1988年;劉澤生,《香 江夜談》,香港1990年;劉小清、劉曉滇編,《香港野史》,北京1997年;林慶元、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上列著作,有幾個特徵:第一,以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史觀為基點,斥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與殖民主義對華人
之剝削。第二,以頗大的篇幅報導帝國主義如何發動戰爭,來奪取香
港、九龍、新界等地。第三,也以頗大的篇幅討論中英外交協商與關
係。第四,強調華人對香港經濟發展之貢獻。第五,強調香港自古以
來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港人熱愛祖國,經常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
統治的英勇鬥爭。第六,堅稱香港人民與中國內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一致的,有反對資本帝國主義之共同任務。第七,以中國為本位,以
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香港的歷史。認為香港只是附屬於中國的一部
份,無個別的特徵與權益。港人的反帝運動,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
動的一部份。假如香港與中國之間,有利害衝突,則以中國為優先考
慮。這是典型的「愛國主義的史學」(patriotic historical scholarship)。
中國的「愛國史學」與英國的「殖民史學」,在意識形態方面,
形成強烈的對比。但矛盾的是,中國史家在許多地方,時常引用英國
殖民史學的著作,依賴其資料與研究成果。因而兩者之間,就有重要
的共通相似之處。第一,兩者都不以香港為本位,來研究香港的歷
史。第二,兩者都不以「地方」人民的權益為首要考慮來解釋歷史。
兩者都偏執「國家」的權力,不能容忍「以地方為首要」之「異說」。
兩者都執迷「國權」,以「國權」壓制地方權益。兩者都蒙敝了「地
方」人民各自爭取權益之歷史事實。第三,兩者都忽略了對複雜的香
港華人社會作深入的研究。第四,兩者都未能深入分析統治者與被
統治者之間的複雜微妙的關係。
這類的分析,是以「香港為本位」的學者之興趣所在。自從1960
年代以來,Carl Smith 與 Henry J. Lethbridge 就開始發表一系列的研
究論文,對香港之政治與社會作精緻的微觀與分析。在他們的論述
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南京1997年;霜崖,《香江舊事》,香港1974年; 林友蘭,《香港史話》,香港1975年;與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香港1948年。 11 《十九世紀的香港》第八章討論香港的社會結構,是堅實的一章,是好的開始。
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諭 7
裏,華人不再是歷史上消極被動的族羣,而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他
們的論述,當然也多方談論到中國大陸,但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 香港從屬於中國,而只是因為大陸與香港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之關係。他們的研究興趣與焦點,在香港本土的歷史人文地 理,而不在大陸。這就是我所謂「香港本位之史學」。”他們開創
個研究方向之後,其他學者紛紛跟進,陸續發表研究報告。
13
雖然,香港本位的史學家之間,對香港的歷史人文地理,也各自 有其不同的解釋與看法。因為,到底歷史是一種「敘述故事」 (narrative),以有證據的客觀事實為基礎,加上敘述者的主觀看法合 併而成。每一個敘述者都有自己的立場與看法,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歷
史,因此就有許多不同見解的歷史論述。而且,每一個史家,都自覺 或不自覺地,以今日的經驗、思想與價值觀念,來思考與敘述過去發 生的事。誠如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
說,歷史是吾人對於過去的活的思維,亦即是當代的思維(History is the living thought of the past);「歷史是活的年鑒]("History is living chronicle.");無論歷史家所寫的是古代、或近代的事,「每一部真實
的歷史,都是當代歷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12見Henry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 比如:James Hayes,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Ct., 1977;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s, Hong Kong, Oxford, 1986. Elizabeth Sinn 冼玉儀,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1989.K. C.. Fok,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1990. Wai 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Oxford, 1991.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1842-1992, M.E. Sharpe, 1994. Jung- 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等等。而近年來的中文學術著作,則有霍啟 昌,《香港與近代中國》,香港:商務書局,1992年;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 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 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1997年。日文著作,有人類學家可兒弘明, 《近代中國》苦力「豬花」》,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
我相信每一個嚴謹的作者,都必需謹慎地考慮他(她)所用的文
字,推敲每一個字句,試圖以最適當的文字真實地描述客觀的事實,
並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看法。本書時時使用批判性的文字,使用
沒有修飾、沒有掩蓋的語言,來形容事實,目的在追求客觀與真實。
譬如說:我用「獨裁統治」(dictatorship)一詞來形容名符其實的獨裁統
治;而不用「強人政治」或「硬性權威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之
類的術語(jargon)來掩飾獨裁。正好像用「汽車司機」一詞來稱呼汽車
司機,而不用「汽車駕駛工程師」一詞來美化他;這樣比較接近客觀
與真實。
從1971年,我就對香港歷史開始感到興趣。三十年的學習過程
中,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受到多位朋友與同事的鼓勵與指導,自己也
做過許多思考。這本書是長期間的學習心得報告,希望提供喜愛香港
的讀者,作為參考資料。我發現自己對香港與中國歷史的思考與解
釋,在許多地方與其他作者不同,盼望讀者參考指正。
本書之主題
香港的地理位置決定性地影響它的歷史演變。它跟中國大陸緊緊
相連,因此無論是社會、經濟、文化與人口的結構,都跟廣東與中國
大陸互相關聯。甚至在政治方面,雖然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六年,
港人很大程度上,經常感受到來自廣東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之衝擊
與壓力。每次大陸發生什麼變動,即刻波及香港。因此,嚴謹地說,
吾人不能單獨孤立的研究香港歷史,而必須兼顧中國大陸。然而,本
書秉持「香港為本位」之史觀,以香港人之權益為首要考慮,來解釋
14 Benedetto Croce說: "History is living chronicle; history is principally an act of thought."克 羅齊之名著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pp.12,19和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New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pp.17-19: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which underlie every historical judgment give to all history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because, however remote in time events there recounted may seem to be, the history in reality refers to present needs and present situations where in those
events vibrate."
8 香港人之香港史
豬 9
香港的歷史,因此命名《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年》,目的在 探討: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大約百年之間,在來 自中國之政治、社會勢力的衝擊之下,香港的歷史演變與主要社會、
政治運動。
本書共分七章。第一章首先討論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 民」,大多缺乏國家民族意識。進而探討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華人 社會之形成與演變;以及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的關係。1860年代以後,華人紳商如何在華人社會建立「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處於中、英兩國之間,港人有何困境?港人如 何維護自己的權益?殖民政府、華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若何?1884年 中法戰爭期間,殖民地緊張的社會關係導致動亂,有何含義?
第二章討論 1885年至1900年代,香港的社會變遷。華人社會漸 趨多元複雜,老一輩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面臨挑戰。與此同時, 香港也感受到晚清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衝擊,有些華人知識份子投入 中國的維新與革命運動。可是,他們的維新思想與康有為、梁啟超的 思想有何不同?有什麼特色?如何反映香港的社會?革命黨人以香港 為基地,他們的民族主義如何受到香港環境之影響?一般華商對中國 民族主義的認識,如何反映香港的商業環境?總之,香港華人的中國 民族主義有什麼特性?到底個人利益與民族主義之關係如何?這種關 係如何反映在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和1908年的反日杯葛運動?港
商如何運用民族主義運動,來爭取自己的商業利益?
第三章則敍述1909年至1922年期間,香港之各種社會運動。辛 亥革命對香港造成什麼衝擊?一般民眾之政治化如何表現?為什麼有 人要刺殺香港總督?當時為什麼各邑會館紛紛成立?港人認同中國民 族主義之同時,為什麼還要跟中國保持距離?五四運動對香港有什麼 影響?走在「近代化」前端的大英帝國,在香港獎勵中國「傳統文 化」,其故安在?香港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港人對國家與 地方認同的矛盾,新舊文化的矛盾,以及勞資紛爭的矛盾。五四運動 之政治衝擊,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經濟環境,兩個因素之結合,推
10 香港人之香港史
動了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與1922年海員大罷工。香港罷工工人,
如何利用反帝愛國主義,來促進自己的經濟利益?
從來敍述1925-26年省港大罷工的著者,大都以中國的政治為焦
點,以中國勞工羣眾之民族主義為立論基礎。他們強調香港勞工羣眾
響應愛國主義的號召,返回廣東參加反帝杯葛運動。在他們的論述
中,看不到大多數香港居民如何反應。事實上,光是愛國主義不可能
解釋持續十六個月的罷工運動。本書第四章試圖以香港為焦點,重新
解釋與評估。除了愛國主義,還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必需討論。當時香
港的社會情況如何?各階層港人如何反應?如何維護香港的治安與港
人的利益?此次罷工強化了港人對香港個別的意識與認同。罷工結束
後,港府對社會秩序非常敏感,強力取締左翼勞工組織,打壓迫害共
產黨人,同時採取保守的社會文化政策。魯迅與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分別於1927年和1933年訪港。他們的香港經驗有何涵義?
1930年代的香港,正面臨着來自大陸的巨大衝擊,與日本侵略中
國的挑戰。第五章敘述抗日戰爭期間(1931-41年),抗日救國是眾多港
人的共同願望,左右派人士同時參與。各邑旅港商會、同鄉會與工人
工會,紛紛組織募捐賑濟,回鄉服務,為着救鄉救國而奮鬥。許多港
人的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聚合為一。然而,另一方面,香港是個頹
廢的資本主義消費者社會。抗戰期間,並非每一個港人都是憂國憂民
的愛國志士。三、四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極端多元複雜。各種不同階
層、不同背景的人羣雜處,充滿緊張矛盾,社會百態宛如一個萬花筒
的世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從英皇屬地淪陷為日軍佔
領地。這是第六章所要討論的。目前一般歷史書籍,大都強調日軍是
如何殘暴、「大東亞共榮圈」只是政治宣傳、而愛國的港人對日軍是
如何痛恨。這些大部份是事實。但一意強調這一面的事實,則不免籠
統粗糙,忽略了多變的歷史環境與面相。隨着環境的變化,港人的心
態也有猶豫、動搖、疑惑、期望、進而與日人合作的時候。當時多變
的環境、港人複雜的心理與動機,必需詳細分析。日軍佔領的歷史經
绪 11
驗,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在困難的情況下,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1945年8月底,日本的太陽旗突然倒下去的時刻,港人的政治態度如
何?有何涵義?這都是值得探究的。
最後,本書第七章之「結語」(Epilogue)則討論「愛國史學」之迷 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並且兼論香港歷史研究 對台灣國家定位之政治涵義。惟有「實事求是」的歷史知識,才可望
促進政治智慧。
香港的歷史多姿多彩,有悲有喜,變化多端,非常迷人。其實不 只是香港,世界上無論那個地方,凡是有人類居住的社羣,都有許多 有趣的、令人矚目,令人感動的事,等待我們去發掘、記錄與敘述。 我在這本書裏面,對香港、中國與台灣的許多思考、觀察與見解,只 是愚者千慮一得,祈望讀者參考指正。1993年,我開始整理、修改大 學講稿,決意寫這本《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年》,以為大學 生、研究生和一般喜愛香港的讀者之讀物。這是一部以「香港為本
位」的史觀寫成的香港社會、政治史。
致謝
本書第一、二章的許多地方,與第三章的小部份,擇要取材自英 文拙著《中國史中之香港:英國殖民地的華人社團與社會動亂, 1842-1913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3年,全書375頁)。謹
向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致謝。
我必須感謝的學者與作家,非常的多,謹將他(她)們的大名與著 作,列舉在本書各章的註釋裏。在此,再向他(她)們表示誠心的敬 意。事實上,每一部追求知識與探究真諦的學術著作,都須廣泛參考 其他學者的研究。很少人能夠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本書前後費時七個夏天才寫成,因為平時教學工作繁忙,自己又 缺乏充分的知識,而且只有暑假期間才能做遠途旅行去收集資料。楊 國雄先生(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加港文獻館館長)、尹耀全先生、陳桂
12 香港人之香港史
英女士和香港大學孔安道記念圖書館的各位職員,給我許多收集資料
的方便;高添強先生提供一些寶貴的資料;台北的中央圖書館,與政
治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的李菊蘭女士及各位職員,給我很多幫
忙;我就職的查爾斯頓大學,提供部份研究旅費,而大學圖書館的各
位先生女士,特別是Shirley Davidson, Michael Phillips, Shirley A. Jeffries,
Sherry B. Gadsden, James Williams III 和 Tony L. Lessington,給我許多
幫忙,謹此致謝。
在查爾斯頓大學選修「中國近代史』的同學們,以及1993-94年
秋季,我在國立台灣大學客座教授「香港社會史」課堂上的同學們,
時常提出聰明有趣的質問,我覺得非常感謝。
寫書期間,時常會想到大學時代的兩位同班同學、也是幾十年的
老友鄭仁兄和江樹生兄。欽仁兄是中國政治制度史與魏晉南北朝史
之專家,也是台灣政論家。樹生兄旅居荷蘭多年,精通荷蘭文,是荷
蘭統治時代的台灣史之專家,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巨冊。兩位同行
老友給我的治學典範,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另外,我特別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林道群先生。由於他
的協助、合作和鼓勵,本書才能如期出版,跟讀者見面。
懷著愉快的心情,我也必須說明,寫這本書可說是一種「家庭事
業」。大哥篤勳、三姐玉雲、三姐夫家候、小妹玉瑞與妹夫勝基,都
閱讀數章書稿,給我很多鼓勵;大姐彩霞、二哥篤顯、二姐玉燕、大
妹彩玉、大弟榮隆和小弟榮宗,都有很大的興趣與耐心,期待我寫好
這本書,雖然我寫書的速度像蝸牛走路,慢吞吞。每年夏天學校一放
假,我就「離家出走」,外出收集資料;家裏的妻子和兒子,已經習
以為常,表示無限的幽默與寬容。我以感激的心情,謹將此書獻給愛
妻美惠、愛兒欣合與我家敬愛的兄弟姐妹。
本書所謂「香港人」是指家居香港、認同香港之各階層、各方言
族群的華人。他們佔香港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希望少數的英、印、
巴、葡、菲等族群的香港人,也各自參與論述他們所認識的《香港人
之香港史》。
請洽 13
1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
1841 -1884年
乃獨有英咭唎者,其主忽女而忽男,其人若禽而若
獸。 ·勾串粵省奸商,私住澳洋島上,盛販鴉片,
毒我生靈。 〈全粵義士義民公檄》,1842年
汝等若來香港貿易,本官定必保護身家貲貨,俾得安
心辦事無虞。 ·C. Elliot, 1841.
本處理刑之官,殘忍苛刻,通埠皆知。受冤無訴,無
奈其何。 〈香港匿名揭帖〉 1840年代
1
我邑各人,向在香港裙帶路開店貿易者,自本......日
起,限以一月,各皆罷市回家,以免株累。倘逾限不
回, 各該鄉衿耆,將其姓名報局,作為漢奸後緝。
-新安邑紳士,1856
〔港商高滿華,心想捐個中國官銜]以便和士大夫來
往,人家就不敢隨便來欺壓了。於是花些錢捐了一個
正五品的候選同知,已是「衣帶榮身」,廁於士紳之
列了。 --高貞白,〈香港東華醫院與高滿和〉
中法自開戰之後,華人心存敵愾。無論商賈役夫,亦
義切同仇。 《述報》,1884年
。
省港既相鄰接,安危彼此共之。 ·港亂則省之商路
不通,省亂則港之匪徒四起。 ·香港有事,我固生
肘腋之憂,我若有事,香港亦無安枕之理。 -張之
洞奏請設領事,1886年
歷史淵源:廣東的經濟、社會情況
討論香港歷史,首先必需考慮的是,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密切
關係。香港的發展,尤其跟廣東省的經濟、社會情況,息息相關。自
從十六世紀,美洲的玉米、花生、馬鈴薯輸入中國以後,中國人口不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5
斷地增加。到1787年,廣東省已經有一千六百萬人,至1850年就增 加到兩千八百萬人。另一方面,廣東的耕地面積並沒多大增加,因此
形成了人口過多之患。再加上農村經濟商業化,農民生活時常感受到
國際市場物價波動的壓力與影響。1842年南京條約和其後其他不平等
條約,對社會經濟也有很大的衝擊:滿清政府為了戰爭賠款與清返外 值,必須對人民增加稅收。外國工業產品輸入,對廣東手工業也構成
甚大壓力和威脅。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以後,「自由貿易」取代了
過去廣州對外貿易的壟斷。
以上諸多因素,帶來了嚴重社會問題:廣東失業人數大增,社會 動亂不安。由於生活的逼迫,許多窮苦人民鋌而走險。三合會及其他
秘密社會組織,在珠江三角洲尤其興盛,東南沿岸的海盜,橫行無
忌。另外,1840年代和1850年代水災和旱災,使廣東人民生活更加
困苦。就在這個時候,英國人來香港殖民開墾,需要人力和物資。英
國政府宣佈香港是國際自由港,大開門戶;香港提供了工作的機會,
於是許多廣東人,來自梅縣和惠州一帶之客家人、部份潮州人與福佬
人,就跑到香港去謀生。鴉片戰爭時期,來港謀生的華人,往往被中
國官員視為「奸民」。
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民」
鴉片戰爭(1839-42)期間,中國沿海華人,有多數無業遊民,隨時 皆可為洋人雇用,毫無國家民族之政治意識。清朝官員,深以為意,
欲招募之,訓練為水勇。「所為勇者,大抵沿海遊手之人,奸民盜賊
之無賴。為我用則用之以攻夷,為夷用則導之以擊我。我多一勇,夷
少一奸。練十萬之勇,沿海亦因之稍安。此勇之用,不但攻外,且可
清內也。」工
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家書,對戰場情況有生動的描述,談到「逆
夷」利用「漢奸」在戰時所扮演之各種角色:
1 〈英咭唎說〉 ,1841年,載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研究:資料篇》,東京:
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275頁。
本月十五日,逆夷突率多船,來攻沙角砲台。後面有二千人,用竹梯爬上
後山。 ·後隊逆夷並漢奸,復擁而進,打至申刻,我兵止六百名,彼有
五倍。 ·並漢奸船數十隻。 此次爬沙角後山之人,大半皆漢
奸。 ·本日早晨,督署接到廷寄,琦相[欽差大臣琦善]即來拜。
琦相仍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戰之故。名為來此面商,實則封箱其口。無
庸與之細說。即使極力與辯,伊必恨我阻其和議。 ·此時萬無措手之
處。較之從前一氣做下,難易迥殊霄壤。奈何。奈何。此次延寄,此間竟
不敢轉變。然隨處皆有漢奸,探聽事情。......此次川楚調兵,難暪漢奸耳
目。 ......2
中國官員,必需處處提防「漢奸」。臬憲王庭蘭致藩憲曾望顏書中,
這麼說:
問
夷船之至省河也,用漢奸之引導,實由我無備使然, ·省之有炮台,猶
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不關,可乎 .此不可解者一也。 ·城守
時有拿獲漢奸,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名,分為四班,進城窺探。
彼能用漢奸,而我獨不用一夷奸作離間者,此不可能者二也。賊踞香港,
大蓋帳棚一百餘間,並設有偽官。3
戰爭期間,既有「奸民」,也有「英勇抗英之義民」。自從1841
年5月31日廣東三元里抗英事件發生後,中國愛國史學家對它津津樂
道,說它表現「當時人民愛國主義精神」。很多愛國詩人(如張維屏、
朱琦等人)也頻頻歌頌,紛紛著作「敍廣東人民憤起抗英獲得輝煌勝
利的英雄史詩」。戰時,官府與鄉紳告示大眾的檄文(如<告諭英商
大略〉與〈全粵義士義民公檄〉),宣稱:「中國之地,雖官亦不能奪以
與人;」又說:「天朝大統,豈容裂土以與人;而草野效忠,但知殺
賊而報國。」這些檄文確實表露部份官紳之愛國政治意識。
4
2 〈林則徐家書〉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研究:資料篇》 :261-264頁, 3 〈王庭蘭致曾望顏書〉,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286-287頁。 4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11-14;35-36;781頁。
1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7
然而,當時三元里之一般鄉民大眾,是否具有國家民族意識與愛 國思想,則頗為可疑。臬憲王庭蘭的書信,雖誇張死傷人數,但對大 眾起事之動機,則有比較切實的縷述:
初十日
+
四方砲台賊,偶出泥城、三元里。村眾因[英夷]淫掠,憤極鳴 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百餘鄉,男婦數萬人,圍之數。夷眾僅止千餘 人,冒死突圍,死者八、九十人,殺死兵頭二人,受傷無數。百姓亦有受 傷者。然人眾可恃,愈擊愈多。 ·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輪姦一老婦
人,忿激而起,雖人眾真烏合耳。5
鄉村民眾仇恨英夷姦淫婦女,侵犯地方風水,侵擾村莊安寧,因 此起而抗英。當時一般鄉民的視野,局限于地方風水與鄉村的安寧。
事實上,1840-50年代的中國沿海民眾,無論是「奸民」,或是 「英勇義民」,大多缺乏國家意識與民族思想。特別是許多無業游 民,「為夷用則導之以擊我」,就稱之為「奸」。「為我用則用之以 攻夷」,就稱之為「勇」。而且,「往往兵勇互鬥,放火殺人。
城中逃難之民,或指為漢奸,或奪其財物。」。造成「兵勇」與「爛 匪」分辨不清楚的情勢。而三元里的鄉村民眾,則仇恨英夷冒犯婦女 與地方風水,因此武裝抗英,村民的意識,未曾超越當地鄉村。
鴉片戰爭前後,「漢奸」是一個廣泛的名詞,凡是跟「英逆」有 商業交易和任何利益交換關係的華人,諸如行商、買辦、通事、雇 佣、走私商販、蛋民、勞工、苦力等等,都被華官和鄉紳指稱為「漢 奸」。他們多數來自廣東沿海城鎮和香港地區;物資誘惑驅使他們跟 洋人保持利益交換之關係;因此大致上,就形成城鎮之部份商工市民 結合英人與仇英之官紳結合鄉村民眾,雙方對峙之情況。”王庭蘭又
有切實的分析:
5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6 佐佐木正茂,《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288頁。
: 289頁。
7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48-49.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66, pp.
夫逆夷滋事,豈獨漢奸引導,實亦眾百姓使然。蓋少穆〔林則徐]查辦煙
案以來,禁興販,杜走私,雷厲風行,未免操弓過急,故兵怨之,差怨
之,夷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為絕我衣食之原也。故於逆夷蠢動之時,群
相附和。此輩頑民,既不畏王法,安顧國本,只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
則前轍不能復蹈。而逆夷又散流言,以為與官為仇,絕不向民加害。於
是奸民愈貪其利,頑民受其愚。 ·良者少,而莠者多,能不寒心,真可
為痛哭者矣。 B
臬憲王庭蘭感嘆道:眾百姓附和「逆夷」,多數「奸民食其利,頑民
受其愚」,不畏王法,不顧國本,毫無國家民族意識,使他痛哭流涕!
總之,在戰爭期間,中國官員最介意的,是洋人在沿海各地,尤
其在廣東福建,隨時都可以輕易地雇用華民為洋人效勞,到處都是
「漢奸」。況且,他們不僅是無賴之徒,恐怕也有「才能知識之徒」,
跟洋人合作,乘機謀利:「夷人全恃漢奸,為之用重貲勾引。閩廣者
尤多。向來夷之於奸,猶必曲誘。奸之於夷,猶必遠從。馬〔按:
碼]頭設,則夷與漢混,無所謂招致。向猶暗附,今則明勾結
之。......向之遠從者,無賴之奸。後之近接者,恐才能知識之徒,
乘其事機,出而為之謀主。......則可慮者,必非小患。」,香港有許
多各類「奸民」。
1840年代的香港:邊緣開墾地
鴉片戰爭前夕,面積29.5平方英里的香港島,大約只有四千人,
散居在島上一、二十個漁村、石礦村與農村。他們大多是漁民、農民
與採石工人。港島北岸地勢高峻,人口稀少,但是該地瀕臨九龍半
島,形勢險要,可開闢為優越的深水港。自從1839年6月,英國艦隊
在此出現之後,就吸引許多廣東沿岸華民,提供糧食飲水;他們為了
謀生,甘冒中國官員之忿怒,私自供應「逆夷」食物補給和各種服
8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288頁。
9 〈英咭唎說> ,1841年,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269頁。
1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9
務。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據香港。6月7日,大英欽奉全權公使 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發佈曉示,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所有運進 運出貨物,一概免其税餉。......為此告粵東及沿海各省商民知悉。汝 等若來香港貿易,本官定必保護身家貲貨,俾得安心辦事無虞。」20
當時前往香港的大都是貧苦窮民,蛋戶(艇家)、苦力、勞工、採 石工、僕役、以及小販。1841年5月,港島人口總共5,650人,其中, 西北方的石礦村筲箕灣有1,200人,完全是流動的採石工;黃坭涌是 個農村,有300人;西南岸的香港仔主要是個漁村,有200人。而本 來人口稀少的北岸,則因英國人之開墾而吸引華人新移民800名和來 自九龍的華工300人、以及港灣艇家2,000人。1香港人口持續增多, 到1842年3月,已達12,361人,其中半數以上居住北岸的「女王城」
(Queen's Town 1843年改稱「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
12 。
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定,香港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9月 5日,大英欽奉全權公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之照會中指出, 「帶同家屬常住香港,已有內民千餘。此時香港既歸我國主掌,斯民 即我國治屬。......其餘暫住香港,以及當時來往商人,即係中國黎
民 J1
13
當時,戰爭雖已結束,廣東官員仍然疾視赴港華人為「漢奸」。
但是,英人開墾港島對貧窮的華人提供謀生的大好機會。道路之興 建,以及房屋、官署、教堂、商店、市場、倉庫與碼頭之各種建設,
需要大量人工,吸引了沿海一帶眾多華民赴港尋找工作。1844年4
月,香港華人總數19,009人,其中13,000人以上聚居在「維多利亞城」
10 〈義律曉示〉,佐佐木正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110頁。 11 1841年5月15日的港府憲報,公佈香港華人總共有7,450人;其中港島南端的赤柱有 2,000居民;The Hongkong Gazette, May 15,1841, p. 289;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1941. 但是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London, 1895, reprinted in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68,p.171.指出這些數目 有誤,赤柱居民只有幾百人,全港人口5,650人;此外,九龍之尖沙咀 800人。 12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1842.3.24.
+
13 〈璞鼎查照會〉,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力研究:資料篇》,222 頁。
20 香港入之香港史
和附近港灣。1845年6月,港島人口總共23,817人,內華人22,860
人,其中水泥工7,460人,勞工10,000人,僕役1,500人,艇家3,600
人。15華民人口逐年增加:1848年22,496人,1849年28,297人:1850
年31,987人。16
1840 年代香港華人,大多是下層階級的蛋戶(艇家)、苦力、勞
工、採石工、僕役、工匠、小商販,以及海盜、罪犯、賭徒、娼妓
戶、三合會員、鴉片走私犯與冒險投機份子。當時維多利亞城不適
合家庭居住;絕大多數華人移民是單身男人。社會治安惡劣,1843年
4月26日竊賊甚至闖入總督官府。兩天之後,在同一個晚上,強盜結
隊搶劫三家洋行(Dent's, Jardine's, Gillespie's)。港府下令,華人夜間
上街必須提燈並攜帶通行證,十點鐘以後施行夜禁,不准華人上街,
九點鐘以後,港口不准華船行駛。但此等歧視華人法令,不能杜絕
犯罪。1844年6月18日,一百五十名海盜襲擊港島倉庫。部份洋人
海員和某些港府船政廳管理員,與海盜勾結,供應軍火武器,並提供
貨運情況與警察動態之內線消息,因此海盜猖狂橫行。19 1840年代,
香港吏治之敗壞,充份反映在當時「匿名揭帖」:
本處理刑之官,殘忍苛刻,通埠皆知。受冤無訴,無奈何。 ·理事之
官,視唐人如草芥,作生命如蟲蟻。 ·審事不問其情,不察其真偽虛
實,惟憑一證人以定是非。 ·有匪徒搶奪,優游事外;良人無辜,誣陷
為盜者。 其僱工於番人之家,受其凌辱,手打足踢,而忍辱不敢出聲
者,莫奈其何故耳。 ·受鞭背之慘,或鞭數十,或鞭至百,肉飛血流。20
14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Chung Chi Journal, # 48(May
1970), p. 28.
15 G.B. Endacott, A Historyof Hong Kong, p. 65.
16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17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pp. 26-28.
18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I: 29.
19 Eitel, Europe in China, p. 239.
20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 , 312-313 頁。關於1840-60年代,香港 法律制度對華人之歧視與嚴苛不公,可參考 Christopher Munn 的兩篇文章: 'Scratching with a Rattan': William Caine and the Hong Kong Magistracy, 1841-1844," Hong Kong Law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1
英籍和印籍警察,不諳華人語言風俗,要管治華人諸多困難,因
此殖民政府試圖利用中國傳統的保甲制度,實行社會控制。1844年港
督戴維斯(SirJohn Davis, r. 1844-48)委任各村鎮耆老與地保為甲長與保
長,協助警察,維護法紀,處理盜竊、搶劫、騷亂、走私、非法集
會、登記戶口等事。”赤柱、黃泥涌、薄扶林等村落,原來就由傳統
的耆老與地保實行自治,所以保甲制容易推行。但是維多利亞城的
中、下環,是由新移民組成的新地區,許多他鄉移民互不相識,而且
流動性大,保甲制的實行困難重重。
22
香港華人主要來自廣東各地,諸如廣州、東莞、順德、惠州、潮
州、寶安、以及四邑(開平、恩平、新會、新寧或稱台山)等地。不同
鄉籍、不同方言的華人新移民,湧入港島北岸新市鎮。為了爭取工作
機會和資源的分配,同鄉籍的方言族羣,往往聚居一起,互助合作,
以便與其他鄉籍的方言族羣相互競爭。然而,在外國殖民者的統治
下,不同方言族的華人也時常遭遇到共同的困難,需要協力合作,
以克服共同的困難、爭取共同的權益。於是超鄉籍的社會組織,諸如
市區街坊、宗教寺廟,逐漸形成。
至于香港華人與洋人之間的關係,有合作也有衝突。華人來港尋
找工作,被洋人雇用,或雙方進行貿易,就是合作。但是,洋人的民
族歧視,和殖民政府的無理苛求,往往導致緊張與衝突。長期之間,
華洋之衝突,逐漸促成香港華人自覺命運共同之社會意識。「香港華
人社會」之意識,逐漸形成。這個過程,下面舉例說明。
1844年8月21日,殖民政府立法局通過法例,決定登記全港人
口,並對居民徵收人頭稅(每年每人需繳稅一元),藉以防止華人中之
Journal, vol.25, part2, 1995, pp.213-238; "Giving Justice A Second Chance": The Criminal Trial in Early British Hong Kong," China Information, vol. XII, nos. 1-2 (Summer/Autumn 1997), PP.36-65.
21 G.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p.37. 22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
上冊,95-96頁。
「下賤份子」(the "scum" of the Chinese)湧入香港。10月底,港府通告,
措辭含糊,華人以為每月需繳稅一元(當時華工每月僅得二元或三元
的收入);因此眾情嘩然,華工紛紛離職停工。11月1日,華人商店
與市場全部關門罷市,運貨小艇停業,所有建築工人、苦力和僕役都
加入總罷工。 23
針對殖民政府的苛求,所有不同鄉籍的華人方言族羣(東莞、四
邑、潮州、客家、福佬等)和各階層華人(勞工、貨艇、小販、商人、
買辦等),共同加入罷市罷工。面對共同的困難,來自各邑的商人與
買辦舉出代表,發表〈華民公啟〉謂:
舊例重收地租,已無限辛苦,新例加收身價,又何等艱難。 ·嗟呼唐人
受害,種種難堪。 ...今者公議:各行工商暫行停止,貿易者罷其市,傭
僱者歇其工,大眾踴躍同心,務行挾制之法,俾得聯情懇免,然後再開生
意之門。......切須患難相顧,協力扶持。若其執例必行,寧可席捲而去,
天下豈無佳境,何必香港乃為樂郊? 24
華商代表,一方面呼籲全港華人「踴躍同心,......患難相顧,協
力扶持」,協同罷工停業;另一方面,代表全港華民,向政府提出陳
情與抗議。「香港華人社會」之意識,初步形成。他們自覺有共同的
困難,共同的權益與命運,有別於香港的洋人社會。三千名華人,離
港還鄉。全港各業停頓。港英政府終于屈服,宣佈暫不實行新例。11
月13日,立法局修改法例,廢除人頭稅,但下層民眾每年仍需赴政
務司登記人口。25
從此以後,每逢殖民政府對華人有所苛求,華人就採取集體抗爭
行動。此後長期之間,華人與洋人的緊張與衝突,逐漸助長香港華人
23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Nov. 2, 1844, pp.561,563,565.霜崖,
《香江舊事》 香港:益羣出版社,1974年,105-107頁。
24 轉引自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 ,170頁;原文採自F.O.233/185,
1844年中文檔,第29號。
25 Eitel, Europe in China, pp. 224, 226.
2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3
自覺命運共同之意識。可是,必須強調:政治社會意識之形成,是一
種過程,而不是一蹴即至的。香港華人社會的流動性頗大,而且社會
份子複雜,「全港華人社會」之團體意識,在1844年的罷工罷市當
中,初步形成,但必須經過環境與時間的考驗,才能成長。
華人與洋人之間緊張衝突,在港島的村莊也時有所聞。譬如,
1849年2月25日,兩名英國軍官(Da Costa上尉和Dwyer中尉)酒後遨
遊黃麻角村落,逐戶尋找女人;肆意衝入一老翁之家,見一少婦與老
婦正在煮飯。英軍官乃動手恣肆調戲少婦。老翁夫婦厲色告誡之,但
軍官反而執杖襲擊老翁夫婦,以致雙人頭破血流。老翁向村鄰大喊救
命。村民趕到救助,但兩名軍官以拐杖攻擊村民。此時,逗留在該村
落的海盜頭目徐亞保,聽到喧嘩之聲,即刻率其部屬,手持槍矛,
趕來保衞村民,擊斃兩名英國軍官,將其屍體拋進海裏。
次日,港英政府動員警察與一百名英國軍隊,到處搜索兩名失蹤
軍官。黃麻角村民懼怕英人報復,都已逃亡離去,只有前日頭破血流
的老翁留在村裏;他毫無畏懼,說自己並沒有做什麼不對的事。海盜
頭目徐亞保逍遙法外。他擁有盜船二十三艘,率眾一千八百人,配備
火炮十八門,横行珠江口海岸。1851年,英國海軍以欺詐手段生擒
亞保,擊破其海盜船隊,將他判決終身放逐。但徐亞保不堪其苦,獄
中自縊而死。26這個事件表示,海盜有時候也能仗義保衞村民,打「番
鬼」,成為村民的英雄人物。它也反映當時港島社會治安之情況。
1840年代香港是個冒險者與開墾者的世界,充滿危險,也充滿機
會。來這裏謀生的,有許多人冒着風險,什麼事都敢做:走私鴉片、
設賭館、開妓院,或當強盜、做海賊,有時或打番鬼、保衛村民,或
與洋人合作、當買辦,或經商貿易而致富。
邊緣開墾地的冒險者,具有複雜、曖昧的性格。他們原來的社會
口
26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I: 228-230 霜崖,《香港
江舊事》,75-78頁。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年, 15頁。
背景,是閩粵海岸所謂「游手好閒之輩」。1844年,兩廣總督耆英說道:
粵民風氣勁悍,爛匪尤多,游手好閒之輩,動以數千計。以前各國太平無
事,爛匪亦不過賭博鼠竊,藉以糊口而已。自上年英國構兵,而各爛匪乃
結黨成群,趁勢搶奪賤物者有之,募充壯勇、得受口糧者有之。 27
「壯勇」、「爛匪」與「奸民」,都來自同樣的社會背景。
下層階級的冒險者當中,有的人在中英交戰時與英人合作而致
富。之後,善用其財,熱心地方公益,樂善好施,因而成為香港華人
社會之精英。下面舉幾個實例。
盧亞貴(亦稱盧亞景,和斯文景)原來是黃埔一個貧窮的艇家。在
鴉片戰爭中,他敢冒廣東官吏的忿怒,充當英船買辦,替英軍籌措糧
食而獲利;戰後定居香港,獲得港英當局給予下環一帶大幅土地和各
種優惠。他開睹館、設妓院、獲專利賣鴉片。1845年,他還開辦戲
院,並且獲得港英政府的特許,建造一個公共市場。到1850年,他已
擁有一百間以上的房屋與店鋪,租金滾滾而入,成為當時香港華人首
富與社會精英;很多華人依賴他而謀生。像他這樣冒着風險、由貧賤
而致富的人,具有複雜、曖昧、危險的性格。曾經有一度,港府當局
控訴盧亞貴勾串海賊,但找不出證據。謠傳盧亞貴是個「海上國
王」,傳說他有強大船隊霸佔某處海域、強徵通行稅。28 這種謠言令
人對他感到畏懼。但另一方面,為了社會公益,為了救濟貧困,他時
常慷慨解囊,因此也令人尊敬。能夠令人感到既畏懼又尊敬,這是當
時港島粗暴社會的精英、所具有的品性。
宗教信仰帶給人們精神的慰藉,在華人的生活裏佔有中心的地
位。從閩粵各地來港的華人,在維多利亞城的華人住宅區、需要有個
27 〈欽差大臣耆英照復>,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
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360頁。
28 Carl Smith,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p.26; Carl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1971), pp. 80-81.
2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1章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25
寺廟祭拜神明,保佑安寧。1847年,盧亞貴與譚亞才出資,在荷李活
道興建「文武廟」,供奉文昌帝和關帝。盧、譚兩人在此廟堂「開庭 裁判」華民之糾紛案件,儼然成為香港華人社會的仲裁者。一直到 1851年,才由一些華商店主「整修文武廟,選舉一委員會,裁決所有
公益事件。」 香港華人社會之意識,又一佐證。
1850年代:歷史的轉捩點;華人社會的成長
1850年代是香港歷史一個重要轉捩點:太平天國運動(1850-64)對
香港的社會經濟結構,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許多內地商人與紳士,為
了逃避戰亂,舉家移民香港,帶來許多人力和資金。香港商務與人口
激增:32
譚亞才(亦稱譚才、譚三才、譚錫珍)原籍開平(四邑中之一邑)。曾 在新加坡的船塢當工頭。1841年,鴉片戰爭之中,來香港服務英人, 因此獲得港英當局給予土地與各種優惠,當包商承辦建築多棟大屋
宇,並且開辦一個市場,因而致富。他乘機炒地皮,投資房地產,又 獲厚利。1848年以後,更大事包租船隻載運移民出洋。成了巨富的譚
亞才,也是一個熱心公益的慈善家;因此成為香港華人社會之精英領導
人物,身任各寺廟的值理,扮演傳統耆老的角色,仲裁社會紛爭。30
年份
船隻
噸數
華人
非華人
總人口
1851
1,082
377,084
31,463 1,520
32,983
1852
1,097
433,383
35,517 1,541
37,058
1854
1,100
443,354
54,072 1,643
55,715
1855
1,736
604,580
70,651 1,956
72,607
1857
1,070
541,063
75,683 1,411
77,094
1859
2,179
1,164,640
85,280 1,661
86,941
1860
2,888
1,555,645
92,441 2,476
94,917
1861
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