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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局 ———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
先生那份文件的第一表內曾作出分析。在分析方面,剛才梁淑怡議員曾指出比數大概是3比2, 或韋伯所說的2比1左右,因為我在計算中摒除了雅捷調查,而從9個全港性用科學方式進行抽 樣調查結果來看大約是百分之六十左右。若不計算没有意見者在內,相對於百分之三十左右赞成 八八年有直選,所以基本上已經可確立,明顯地我們可以說存有分歧的現象。基本上政府在白皮 書內所引論據,亦指出存有分歧,而在這分歧方面我認為需要斟酌一下。何為分歧?因為對於任 何問題,各人的意見必定不同,有不同就有分歧,政府就不可能作任何決策。我們必須考慮分歧 的嚴重程度,和人們堅持其立場的程度。
關於這一點,在本局就綠皮書進行辯論時,剛好民匯處呈交其報告書,當時看過該報告書後, 我曾說過一句話,我認為是次民意調查没有說明民意的强烈程度,似乎十分可惜,但即使没有列 出,有關左、右傾向的强烈程度,也可以略知一二。從雅捷進行的調查研究,我們可見在第一次 調查中,40%的人表示没有意見或不知道、不了解。這些人士在一般構想下似乎集中在分佈圖 的中間位置,而在第二次調查中,這些人士佔45%,即他們表示沒有所謂,不知向左或向右走 才好。
剛才所述的調查載於民匯處報告書第1部份13.37段,加上有關數字後可以見到上述比率。從 13.39段則可以見到在香港市場研究社所進行的研究中,表示有其他意見、不予置評或没有意見 的百分比大約是28%至33%;市場策略研究中心進行三項調查,所得的結果是10%至35%表 示没有意見;在大專教職員關注政制發展小組所作的一項調查中,41%的人士表示没有意見或 沒有所謂;模範市場研究社所得的結果是23%;其他以某類群體人口為對象的調查共有25個, 意見的分佈似乎很混亂,在一些調查中只有1%的人表示没有意見,但在其餘調查中,表示没有 意見的人士則高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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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香港人的態度基本上非常保守,而在保守的情況下: 那些不同的意見不可以說是分歧,只可以說是兩類不同的意見。假若我們用頻率分佈圖來加以劃 分,如可見的情況在基本上是一個中型的「正常分佈」,我們就不能說這是分歧至分裂的程度,因 而作出延遲的決定。若我們看見雙峰的分佈,就認為事態嚴重而不知所措。但事實上我們可以延 遲作出決定,將不同的意見看作兩個不同的陣營,設法把各走極端的人士之間的距離拉近,才是 合理的辦法。故此,我認為講道理雖然是正確的做法,但判斷方面似乎有錯,錯失了從一九八八 年開始引進直選的良機。
在此等情況下,白皮書所提的論據顯然没有提及中國的因素,但我認為中國的因素根本上可見 於字裏行間。倘若真的是由於中國的因素,而在基本法的初稿也尚未公佈的時候,政府就能在白 皮書中承諾一九九一年必有直選,我認為是一種有膽色的做法,實在難能可貴。但在此情況下, 必須誠實地說出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當然,政府可能不願意承認卻是另一問題。但我認為不能 以分歧為理由就說八八年不應該有直選,要九一年才可以推行直選。按照同一論據,九一年的 時候難保没有分歧,因為這次的決定是基於一九八七年所作的調查,倘若在一九九○年再作調 查,發現分歧仍然存在,是否表示再推遲至一九九四年呢?所以我非常擔心分歧的說法。在我看 來,民意不是分歧,但很多議員說存有分歧,而部份議員更特別提及一定要考慮各級議會中議員 的分裂意見。
我認為這方面的分歧比較民意的分歧更大,因為一般議員對於政治事務認識較多,政治意識也 會較高。我認爲除立法局外,在其他各級議會中,意見似乎相當平和,因為大部份議員都不至太 激昂,但自從綠皮書發表後,我在立法局內所看到的現象卻似乎相反。若蘇海文議員認為没有派 別的話,或即使認為有的話,我認為基本上可以這樣說,一批是理想主義者,而另外一批是務實 者。務實者可稱為守舊者,或建制派,而理想主義者是另外一派。此外,建制派或務實派可能 認為理想主義者別有用心或過於激進。基本上我認為這是由於大家政見不同,抱着互不信任的態 度,甚至對立對峙,不能夠平心靜氣地考慮應該怎樣處理問題。倘若我們讓這情況繼續發展下 去,一方面有人燒書、一方面有人救火,本局内部的分歧就會非常明顯。倘若分歧已經存在,我 希望可以彌補,若然没有,我希望不會出現。我更希望政府能回心轉意,現在再重新考慮在一九 八八年引進直選是否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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