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White and Li, “China Coast Identities," 190.
250
香港簡史
直選,1999年增至二十四個,2003年再增至三十個。在1991年3月,
超過424,000人(佔選民人數的32.5%)在區議會選舉中投票。在5月,
超過393,000人(選民人數的23%)在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選舉中投票
1991年9月舉行首屆立法局直接選舉,儘管前往投票的人不到登記選民
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約750,000人),但這次選舉還是能反映許多香港
人對中國政府的感覺。這次選舉中最重要的議題是候選人對天安門事件
的反應。結果民主派候選人大獲全勝,親北京候選人則悉數落選。1990
年創立、由李柱銘、司徒華、楊森(社會工作學教授)、吳崇文(醫生)、
李永達(教師)、蕭賢英(工會領袖)和吳明欽(教師)率領的香港民主
同盟(港同盟),在十八個議席中贏得十二個。
對中國來說,1991年9月的這場選舉是極大恥辱,以致中國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要警告港督衛奕信不要委任李柱銘和司徒華為行政
局議員。雪上加霜的是,到了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大部分
直選產生的立法局議員抗議中國對待政治犯的手法。雖然魯平在1992 年
3月鼓勵香港人參與本地政黨政治,但在6月,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
席代郭豐民反對委任李柱銘進入行政局。衛奕信說,委任行政局議員是
港督專有的特權,不過,最後如中方所願,沒有一名港同盟領袖獲委任
進入行政局。
最後的帝國主義者:彭定康的改革
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這片充滿政治爭議和情緒高漲的
氣氛中上場。彭定康被派來安排英國撤出這個它最後的主要殖民地,因
此他被稱為「最後的帝國主義者」。彭定康在1992年抵港時,由一開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1
始就清楚顯示他是與眾不同的港督。不但由於他不穿傳統總督官服和裝
束,還在於他是首名政治任命的香港總督,他因為以保守黨主席身份協
助該黨贏得1992年的大選(卻丟掉自己的下議院議席),而獲他的朋友
馬卓安給予港督職位。
身為政治任命的官員,彭定康擁有比以往港督更大的政治實力。他
在1992年10月初宣佈建議,在1994年至1995年推行一系列擴大功能組
別選民基礎,並加強立法局代表性的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包括:立法局
直選議席數目由十八個增至二十個(符合《基本法》規定);取消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的委任議席;二十一個功能組別的團體投票由個人
投票取代,從而擴大選民基礎,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地區直選的多議
席選區制改為單議席選區制;以及投票年齡由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和
英國和中國一樣 )。
由於英國人對於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長久以來總是諸多推搪,因
此許多批評者(不只是中國政府官員)認為,彭定康是受英國政府之命
來香港擘劃英國的光榮撤退,遏止因天安門事件後的疑慮產生的反英情
緒,並協助英國在九七後保持影響力。但是,彭定康提出的改革也體現
了許多香港政壇自由派人士的希望。港同盟主席李柱銘和副主席司徒華
在1992年5月前往英國,面見馬卓安和候任港督彭定康,討論在1995年
選舉中增加直選議席。如同彭定康所說,他嘗試利用《基本法》的「灰
色地帶」,給予香港人盡量多的控制權為自己的事務作主,同時安定民
心,令他們相信香港在九七後會有確定前景。顧汝德認為:「事實上,到
了1990 年代末,如果再不擴大公眾在管治過程的參與,香港政治制度的
公信力顯然已難以為繼,還可能造成政府的統治危機。」。
6
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0.
252
香港簡史
彭定康的改革其實並非如他描述的那麼激進,立法局的直選議席連
三分之一都不到。不過,改革超出中國的容忍限度,並且沒有遵從任何
影響香港九七後情況的政治安排,均須諮詢中國的做法(儘管這種做法
是新定的)。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不信任彭定康,指他的政改方案違反
《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兩國外長在1990年達成的諒解。彭定康
因提出此改革方案而在香港民望極高,一般民眾對他尤其擁戴。北京要
求英國撤換彭定康,但英國人深知這樣做不但會令它在香港威信掃地,
還會損害它在國際社會的聲望。在1993年3月,中國同意與英國磋商
1994年和1995年選舉安排事宜。中方願意降低投票年齡,但不願取消市
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指此事應由九七後的香港政府
決定。中方也希望保留團體投票,因為他們想立法局內有代表商界和金
融界利益的人。中方接受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選舉採用單議席
單票制,但希望立法局暫時不要採用這種投票制度。
雙方經過十七輪談判仍沒能達成協議。英國人在一份國會白皮書公
佈談判過程,並堅說他們的建議是香港人所希望得到的,在1993年11
月通過經過修訂的彭定康政改方案,並且只在幾天前通知中國,同時希
望繼續談判。中國中止談判並宣佈將「另起爐灶」,堅稱彭定康進行的改
革在九七後會被新的制度統統取代。中國也先發制人成立預備工作委員
會(預委會),負責委任成員組織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
處理 1997 年7月1日後香港各項事宜的安排。預委會主任委員一職由中
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擔任,五十七名委員全是來自中國政治機器
或以反對彭定康方案著稱的香港人。中方指摘英方缺乏誠意,並違反中
英兩國的協議和諒解,把談判破裂歸咎英方。立法局在1994年6月底投
票,以三十四票對二十四票通過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獲得立法局支
持的彭定康,決定片面地把他建議的1994年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選舉,
第八章 九七倒數
253
以及 1995 年立法局選舉的方案付諸實踐。北京的反應是宣佈由彭定康
的政改制度所選出的最後一屆立法局,會在九七後解散,由四百人組成
的推選委員會委任的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取代。這令立法局議員過渡
九七、擔任議員至1999年中的直通車安排成為泡影。
許多批評者責怪彭定康令十年來中英之間的諒解盡付東流,這些人
忽略了兩國早前已因天安門事件和新機場計劃而關係緊張。支持彭定康
的人則指北京只是利用他的改革方案,令自己在主權移交前能加強對香
港的控制。雙方都低估了彭定康複雜的兩難處境:他希望藉着推行民主
和比衛奕信更出色的表現(香港和英國有許多人覺得衛奕信太容易向中
國屈服),能令英國人留下美好形象,並獲得香港人支持,另一方面又
與中國政府保持友好關係,但中國政府不相信彭定康開展政治改革是出
於真心誠意。令彭定康的處境雪上加霜的是,倫敦為了修補與北京的關
係,在1995年突然撤回對其改革方案的支持。
無論如何,彭定康提出的改革方案引起北京與倫敦之間多年的摩擦
和猜疑,雙方都自稱恪守《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北京憂慮香港民主
運動會激發大陸民運復熾,因此中方對於香港民主改革的立場,比起天
安門示威之前更強硬。在一些中國官員眼中,彭定康建議的政改方案不
但牴觸《聯合聲明》,而且是想靠推行民主來延續英國的影響力,甚至藉
此搞亂中國。中國還指摘英國違反英方否認曾經達成的一些秘密協議。
北京為聲討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了一百五十年後才忽然實行民主,並違
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使用了一些自文革以後已不曾見過的反
帝國主義語言,包括針對彭定康提出各種各樣露骨粗俗的謾罵,如「騙
子」、「 毒蛇」、「娼妓」、「兩頭蛇」、「千古罪人」,以及為民主派跳「最
後探戈」。中方也支持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這個本地基層政治團體
是在彭定康 1992年來港後不久成立的。
254
香港簡史
雖然在 1995 年後,中英兩國就終審法院和新機場計劃的問題達成協
議,雙方關係有所改善,但仍遠稱不上一帆風順。錢其琛在1995 年 10
月訪問英國,中英兩國外長同意在有關香港的事宜上合作。彭定康承諾
協助預委會和日後獲選為香港行政長官的人。港澳辦主任魯平在1996年
3月訪港,香港布政司陳方安生則在翌月前往北京。但雙方無法就 1997
年7月的交接典禮安排達成協議。香港政府不願意將某些關於政府部門
的資料交給中國,並大力反對成立臨時立法會,堅稱香港不能同時有兩
個立法機構。
北京和倫敦開始直接合作規劃 1997年的主權移交之時,彭定康就逐
漸被邊緣化 ( 柯利達把此情況稱為「這位總督難以置信地萎縮的奇景」)。
無論如何,彭定康的改革對香港有幾個重要影響。它們有利於民主派陣
營,因為民主黨在1995年後掌握了近半數立法局議席。彭定康的政改
方案引起中英衝突,但這方案也代表許多香港人的願望,這可清楚見於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結果。該年9月,香港登記選民中有百分之三十六
的人投了票,許多人捨棄被視為親中的候選人,如民建聯成員。親中候
選人在六十席中只奪得十六席。以李柱銘為首的民主黨在選舉中得勝,
雖然他們不會因此獲得執政權,但李柱銘、司徒華、劉千石和劉慧卿等
民主派人士,成為立法局民望最高的議員。
彭定康的改革一方面大大增加了透過正規渠道的政治參與,令「投
票成為社會認可的行為」,'另一方面又導致了一種「爭逐式民主」,因
為被彭定康違反《聯合聲明》激怒的北京,憤而委任商人到預委會擔當
本地顧問。在1996年1月底,北京根據《基本法》規定成立香港特別
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共有一百五十名委員(五十六人來自大陸,
7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215.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5
九十四人來自香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擔任主任委員。許多香港
籌委是眾所周知的親中商人;二十八人來自政黨或政治團體,如新香港
同盟、香港協進聯盟、民建聯、香港自由民主聯會,以及香港民主民生
協進會(民協)。大部分香港人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中國的
主要政治諮詢機構)和全國人大委員。有一批人卻不見於其中,十分惹
人矚目:儘管民主黨是立法局內最大政黨,但該黨沒有一人獲委任為籌
委。李柱銘批評北京和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北京把他的黨摒諸籌
委會門外。
在1996年11月,籌委會成立四百人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
推選委員會( 推委會 ),負責選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和組織臨時立法
會。推委會成員同樣絕大多數是富商巨賈(包括李嘉誠、郭炳湘、胡應
湘、何鴻燊和李兆基這些重量級富豪)。到了12月,推委會成立了不經
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準備在1997年6月30日後運作,引起港府和英國
政府抗議。籌委會試圖令這個臨時機構類似於香港立法局:六十名成員
中超過一半是現任立法局議員(包括四名民協成員,但李柱銘的民主黨
無人入選)。另外,十名在 1995年選舉中落敗的親中候選人獲委任進臨
立會,而百分之八十五的臨立會議員本身是推委會成員。籌委會內一名
港人成員投票反對成立臨時立法機關,中國官員宣佈將開除他出籌委會
及推選九七後香港行政長官的委員會。
彭定康的改革可能也令北京對香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並表現出不
會容忍批評和異見姿態。在1994年8月,中國政府關閉香港傳奇企業家
黎智英擁有的服裝連鎖店佐丹奴在北京的分店。黎智英是香港銷量最高
的週刊《壹週刊》創辦人,經常批評中國領導人,甚至稱總理李鵬是「IQ
零蛋的王八蛋」和「國恥」。彭定康的改革也加劇了1990年代瀰漫香港
的不明朗情緒。人們十分關注高級公務員(尤其是那些支持彭定康改革
256
香港簡史
的人)在九七後能否保留現職。此外,這些政治改革不但沒有令英國從
香港撤退顯得光榮,反而令人注意它的歷史缺失。例如,眾所周知立場
反中的立法局議員李卓人,在1996年10月就批評英國人這麼遲才實行
民主。
特區行政長官角逐戰
臨立會選出後,中國總理李鵬在1996年12 月任命前航運大亨董建
華為香港行政長官,管治主權移交後的香港。雖然行政長官的推選過程
並不民主,但其設計是讓全體香港社會得以參與,候選人在推選過程中
會與所有主要政黨和利益團體會面。許多人在電視上觀看推選委員會聽
取候選人報告施政主張的直播。在競選中也看到,一些曾經敦促英國保
留香港的上層精英,在 1984年《聯合聲明》後就改變效忠對象。開始使
用中文名字的羅德丞(歐亞混血裔律師羅文錦之子)在1990年代初取得
中國護照,放棄英國國籍和大英帝國司令勳銜(CBE)。但羅德丞的支
持率只有約百分之一,遂知難而退。羅德丞退出競選後,前按察司兼東
亞銀行董事李福善(他是本書第五章提過的李子方的姪兒)參與角逐。
李福善贊成成立臨時立法會,又支持收緊治安管理,以維持香港穩定繁
榮。放棄英國爵位參選的首席按察司楊鐵樑,則警告不要挑戰中國權
威。已故船王包玉剛女婿吳光正也參選角逐,他在宣佈參選前曾向北京
方面探聽口風。
董建華贏得百分之八十的選票,他受到青睞毫不令人驚訝。中國國
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前在北京的一次會面中,特意走向身處
眾人之中的董建華,與他親切握手,許多學者就認為董建華當選已成定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7
局。許多批評者(尤其是西方媒體)嘲笑他缺乏政治經驗,視他為北京
的傀儡,但有些中國領導人和香港親中陣營反而擔心他在政治上是否可
靠(他的家族與台灣有長久的聯繫)。美國報界尤其視他為北京的馬前
卒,不過,如香港記者秦家在主權移交前夕指出,在殖民地時代,所
有港督都是由倫敦委派,從沒有徵詢香港人意見,而董建華獲委任前,
至少還是稍為徵詢過香港人的意見。
8
董建華生於上海,分別在上海、香港和英國受教育,1960 年代曾在
美國工作。雖然他的父親,在1949年共產革命後被迫離開中國來到香
港,但仍把兒子送到香港的親中學校唸書,他在香港建立航運王國,日
後由兒子繼承。董建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關係其來有自,1980年
代他的公司東方海外瀕臨破產,全靠得到中國銀行幫助才渡過難關。董
建華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又獲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名為
政協委員,在香港也有頗豐富的營商和從政經驗。雖然在1996年末參選
行政長官之前,董建華的名字不大為人熟悉,但他是1992年首批獲北京
委任的港事顧問之一,同年得到中國政府間接推薦後,他獲彭定康委任
為行政局議員(後來為避免與籌委職務有利益衝突,他辭去行政局議席)。
董建華當選特首後不久,就委任他的行政會議成員,當時彭定康仍
是港督,董建華的行政會議的安排,是想同時令香港人和中方利益集團
滿意,方法之一是保留兩名彭定康的行政局議員。董建華因為沒有委任
任何民主黨成員加入行政會議而受抨擊,新的行政會議被指跟殖民地時
代的行政局沒有分別。另外,他也因為支持中國提出限制香港政治表達
的建議而惹來批評。董建華在談論公民自由時,常常強調社會秩序,不
滿香港的公眾示威和抗議,並且屢屢提起他記憶中美國的抗議示威事件
Frank Ching, “Misreading Hong Kong," Foreign Affairs 73(3) (1997): 54.
8
9
譯註:董浩雲·
258
香港簡史
來為自己的態度辯護,董建華說他在美國的時候,「目睹權威漸漸受到侵
蝕」,因而「社會變得沒有人們所希望的那麼有秩序」。董建華在競選
行政長官的過程中,始終認為香港人關心房屋和教育問題多於政治和抗
議。他警告,為防止外國勢力干擾香港主權移交,或須犧牲表達自由。
董建華另一為人詬病之處,是他反對本地政黨接受外國捐款,但自己卻
在1992年英國大選中向保守黨捐贈巨款。
倒數結束
1997年6月30日晚上8時,香港維多利亞港舉行了有史以來最昂
貴的煙火表演。之後不久,在位於灣仔海濱新建成的會議展覽中心新翼
內,四千名嘉賓就坐享用精緻晚宴,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正越過邊
界,準備進駐香港接管防務。英國王儲威爾斯親王查理斯率領英國代表
團參加政權交接儀式,團員包括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外相郭偉邦
( Robin Cook)、港督彭定康和英軍總參謀長格思理(Charles Guthrie)將
軍。中方代表則有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務院副總理兼
外交部長錢其琛、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張萬年和董建華。嘉賓中有來
自全球各地的代表。在這場廣州報章所稱的「中外傳媒世紀之戰」中,
數以千計記者前來報道這個歷史時刻和慶祝活動。法國出生的著名美籍
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和一個香港的兒童合唱團合作演出,香港管弦樂團
演奏大陸作曲家譚盾特別為香港回歸創作的《交響曲1997》。
晚上 11 時 30 分,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旗徐徐降下,查理斯王子開始
演說,內容主要是保證英國會履行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王子說,
香港憑着「拼勁與穩定」,創造了「舉世稱羨」的經濟成就,還顯示「東
第八章九七倒數 259
方與西方可以共存共榮」。查理斯王子宣佈:「1984年的《聯合聲明》向
世人許下莊嚴承諾」,將「保證香港的生活方式不變」。他承諾英國會「毫
不動搖地支持《聯合聲明》」。隨着午夜臨近,英國統治進入尾聲,王子
向香港人承諾,「我們不會忘記大家,我們還會以最關切的眼光,注視你
們走入不凡的歷史新紀元。」
10
在7月1日凌晨零時,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冉冉上升,伴隨中
國國旗升起的,還有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旗飾有香港特區的官
方標誌——洋紫荊。在約半英里以外的駐港英軍總部",軍營指揮官把這
座建築物移交解放軍。首位訪問香港的中國領導人——中國國家主席江
澤民宣佈,1997年7月1日這一天,「將作為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日子載
入史冊」。江澤民說:「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誌着香港同
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發展從此進入一個嶄新
的時代。」他承諾,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執行「一國兩制」方針。2
董建華是香港開埠一百五十多年來首名管治此地的華人,他在就職
演說中宣佈:「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
又強調香港「終於重新跨進祖國溫暖的家門」。董建華向他的新選民和
世界保證:「我們非常珍惜這權力,我們會負責任地運用這權力。」"主
權交接儀式舉行過後不久,英國代表團乘坐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
( Britannia )和英國軍艦「漆咸號」(Chatam )離開這個前殖民地。彭定
康和家人在碼頭向群眾揮手道別之際,皇家海軍陸戰隊軍樂隊演奏《不
列顛尼亞主宰天下》( Rule Britannia)和《希望與榮耀之地》(Land of
10
Reprinted in Alan Knight and Yoshiko Nakano, eds., Reporting Hong Kong: Foreign Media
and the Handove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195-97.
11
譯註:添馬艦基地,
12
Ibid., 197-99.
13
Ibid., 199-200.
260
香港簡史
Hope and Glory)。在7月1日清晨,解放軍四千名部隊和二十輪裝甲運
兵車越過邊界,這是自從1953年慶祝英女皇伊利沙伯登基以來,香港從
未看過的軍力展示。另外還有解放軍部隊坐直升機和海軍艦艇到來。
這次政權移交和其他歷史事件一樣,對於參與其中的各方,意義各
有不同。對英國來說,這標誌著這個曾是世界最大帝國的終結,現在大
英帝國主要只有直布羅陀和十來個散佈在世界各大洋上的小島。英國廣
播公司(BBC)電視新聞在6月30日報道:「在季風時節黑雲壓頂的天
空下,香港甦醒過來,迎接英國統治的最後一天,也迎接注定到來的不
確定命運。」“ 在6月30日,大雨滂沱之下,前英國海軍基地“舉行了
一場令人感慨萬千的典禮,彭定康在典禮上宣佈,這一天是「應當慶賀
而非感傷的日子」。他強調對於香港的「承諾」,以及它「不會改變的命
運」,他說:「這座偉大城市的故事,早在今晚之前的歲月已經開始,而
今晚之後的成功歲月,也肯定會把這個故事延續下去。」身穿白色熱帶
制服的皇家海軍陸戰隊軍樂隊成員,還有穿蘇格蘭裙的黑衛士兵團和蘇
格蘭師團風笛手,加上啹喀兵團和蘇格蘭近衛團的樂手一同列隊,吹奏
最後的歸營號。英國陸軍、皇家空軍和海軍官兵,在查理斯王子、彭定
康和其他英國代表面前步操,有數千名觀眾在場觀看。英國國旗在大雨
紛飛之中徐徐降下。這個儀式中有一個人的缺席十分顯眼,那就是董建
華,他當時去了迎接國家主席江澤民。董建華在儀式舉行前說,他不出
席並非輕蔑英國人,無論如何,這象徵了香港新的政治地位。按照古老
傳統,離任港督的坐駕會沿港督府車道繞行三周,寓意會重回這個殖民
地,但這次彭定康的坐駕只繞行兩周。
14
Quoted in Allan Knight, “Will the Chinese Be Kinder about British Rule? The BBC," in Knight and Nakano, Reporting Hong Kong, 120.
15
譯註:添馬艦基地·
16
Reprinted in Knight and Nakano, Reporting Hong Kong, 194-95.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1
然而,英國也因為這次主權移交而贏得新的威望和尊重。在對香港
的統治步入尾聲前一直拒絕實行代議政制的英國人,在臨近九七的時候
搖身一變,忽然成為民主改革的堅定推動者(西方媒體尤其以這種形象
來呈現英國人),而對比起中國政權,這個形象更是鮮明。有關殖民地政
府種族歧視和缺乏政治代表性的種種歷史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一種
自鳴得意的信念,認為香港若非在英國統治下變得如此繁榮,中國大概
不會想拿回這個城市。英國廣播公司在報道中讚揚香港是「英國的遺產、
自由市場的低税天堂、華人幹勁與英國仁治的完美結合」。 美國有線新
聞網絡(CNN)香港分站站長齊麥可(Mike Chinoy)發覺,美國新聞有
關解放軍部隊開進香港的報道,「給人儼如北京屠夫壓境的感覺」,而對
「數以千計興高采烈歡迎解放軍進城的新界居民視若無睹」
17
18
收回香港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是巨大的外交、民族和精神勝
利,擺脫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中期強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各
地報紙和海報慶祝結束「百年恥辱」。在國際發行的中國官方英文報《中
國日報》,7月1日的頭版大字標題是:「終於回家了」,配圖是一幅主權
移交典禮的照片,這幅照片經過裁剪,彭定康被裁掉,中國代表團則放
在中央焦點。《廣州日報》推出厚達九十七版的香港回歸紀念特刊,號稱
是值得珍藏的新聞珍品,該報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宣佈主權移
交是「洗雪百年恥辱、揚眉吐氣的時刻」,又預言7月1日「這一天,舉
世矚目,永載史冊」
。
在 1994 年,中國在位於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入口,安
裝了一個香港回歸倒數計時牌,逐日逐時逐分逐秒地倒數香港回歸的時
間,這個倒數計時牌彰顯了主權移交的歷史性質和政治迫切性。中國研
17 Quoted in Knight, “Will the Chinese Be Kinder about British Rule?" 122. 18 “Insiders' Insights," in Knight and Nakano, Reporting Hong Kong, 60.
262
香港簡史
究學者葉胡達(Michael Yahuda)在1996年說,設立倒數計時牌「是為
公開提醒香港人,他們注定不久後就要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祖國懷
抱」,但是它也是在滴滴答答為北京倒數,因為中國政府在「象徵意義如
此強的地方」豎立這個倒數計時牌,等於「把香港主權移交提升為關乎
民族尊嚴和意義的事情」。倒數計時牌不但警告香港人,他們在殖民統治
下生活的時光已所餘無幾,它也成為「形像化的提示,提醒新領導人:
收回主權及採取這個新步驟來邁向民族統一,是攸關最高威信的事情,
須要好好處理和及早處理」。1、如藝術史家巫鴻在1997年春天寫道,這個
倒數計時牌既是「政治宣示,也是北京向香港擺出的威嚇姿態」。該時牌
是「政治計時器」,警告香港人不要試圖以民主為藉口顛覆中國的共產主
義,並「截然劃分出」香港「兩個非此即彼的身份」,即「外國殖民地」
或者「社會主義祖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排除第三種選擇——屬於香
港自己的另一種身份。20
雖然大部分中國百姓從前一直不大注意香港,但到了九七臨近的最
後階段,人們卻極熱心關注此事,包括有關香港的多集電視記錄片。在
距離香港一千二百英里之遙的北京,約十萬名經細心挑選的嘉賓聚集天
安門廣場,透過架設在廣場上的巨型電視屏幕,觀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
交接儀式上的演說。香港回歸倒數計時牌上的數字跳至零的一刻,群眾
歡呼喝采,廣場到處發放煙火,還有愛國歌曲和傳統舞獅助慶。為香港
回歸而印製的一款海報,印有鄧小平這位一國兩制總設計師的半身像,
兩側是長城和天安門廣場,他臉上掛着讚許的神情,凌空懸浮在香港壯
麗的海港和都市輪廓線之上。另一款海報則印有一名抱着小兒子的中國
19
Yahuda, Hong Kong, 17, 94-95.
20
Wu Hung, “The Hong Kong Clock: Public Time-Telling and Political Time/Space,” Public Culture 9(3) (Spring 1997): 352, 354.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3
母親,這名小兒子高舉新的香港特區區旗,海報背景則是中國各少數民
族的代表,聚首一堂歡慶香港回歸和獲得新的政治地位。
對香港人來說,主權移交是自豪、憂慮和懷舊幾種情緒的交織。隨
着回歸中國的日子臨近,許多本地藝術家日益致力於表達他們的本地身
份認同,以及對香港未來不明確的憂慮。藝術家何兆基製作了一個錄像
表演,在錄像裏,一個人嘗試站在兩個球上步行,寓意在一國兩制下保
持平衡的困難。另一位藝術家文晶瑩則創作了一個具諷刺意味的多媒介
作品,以斗大的漢字重複「九七回歸我很高興」這句話。主權移交令許
多其他藝術家萌生對舊時光的緬懷眷戀和回顧,這體現於他們描繪某些
古蹟或歷史時刻的作品之中。這種懷舊情緒更擴展至藝術圈以外,在主
權移交前幾個月尤其如此。1997年3月,香港政府發行最後一套印有伊
利沙伯女皇頭像的郵票,超過一萬一千名集郵人士湧到郵政總局購買,
許多人通宵等候,一名年長集郵人士在激動中不支倒地死亡。3月8日至
9日是總督官邸——港督府最後一個週末開放庭園讓市民入內,約十萬人
趁此歷史場合前去參觀。
香港人對主權移交的不同態度,也體現在他們對移民海外的看法之
中,而這又取決於他們的文化和階級。主權移交後兩年,社會學家黃紹
倫整理出四種關於香港回歸中國的主要態度。「忠誠派」生於中國,在
人生後期才來到香港,通常出身低下階層,他們認為回歸對香港和中國
經濟都有好處,並有助於令自1949年共產革命後分隔兩地的家庭團聚。
「本地人」屬於較年輕一輩,與中國大陸的家族聯繫不多。他們在政治上
持中立態度,但習慣於香港擁有個人自由和自我表達權利的生活方式,
「與香港感情深厚」,準備「默默接受主權易手」。「猶豫觀望派」大多
屬工人階級,寧願受英國統治而不想被中國控制,他們想移民但找不到
國家收留,無奈只能靜觀其變。「四海為家者」通常出生於南來中上層家
264 香港簡史
庭,這些家庭在1949年後因政治問題逃離中國南來香港。這些人希望接
受英國統治,反對香港交還中國。他們為了九七籌謀多年,已在西方建
立家族聯繫。21
1996年3月,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外大排長龍,因為許多人抓緊這
最後機會為自己在九七後的前途打算,申請歸化為英國屬土公民。雖然
英國屬土公民國籍到1997年6月30日後就失效,但歸化後就有資格領取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這種護照的持有人沒有英國居留權,但可以免
簽證到多個國家旅行。在1990年,超過三百萬香港人持有這種護照。香
港政府在 1993年宣佈,1996年3月31日後不再接受歸化申請。最初向
政府申請的人並不多,但到了3月底,在入境處外排隊申請的人甚眾,
以致入境處要二十四小時開放疏導人潮。入境處在3月31日午夜前一分
鐘關門,總共有超過五萬四千人申請歸化。最後一天成為公眾奇觀,尤
其是有一群無禮的年輕人插隊,不巧被他們插隊的老人是武術高手,這
群年輕人因而大遭其殃。
但是,到了1997年初,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大幅上升。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2月份做的調查發現,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受
訪者對於香港前途感到「樂觀」或「十分樂觀」,相較之下,表示「悲
觀」的人只有百分之六。此外,超過百分之六十(1993年2月的數字是
約百分之四十 )寧願回歸中國,而不想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或獨立。對
中國政府的滿意程度升至歷來最高(百分之三十八),儘管這只及香港
政府支持率(百分之七十三)的一半多一點。本地重要中文報章《明報》
在1997年2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公眾信心指數和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一樣
21
Wong Siu-lun, “Deciding to Stay, Deciding to Move, Deciding Not to Decide," in Gary G.
Hamilton,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139-42.
第八章九七倒數 265
高。政府在1994年11月所做的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訪者
對九七後的香港前途有信心;而1997年4月的同類調查則顯示,差不多
百分七十五的受訪者相信香港在回歸後會保持穩定繁榮。
這種信心(雖然是審慎的)和樂觀情緒大多源於兩個因素:一是香
港和中國在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愈來愈深,另外是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
香港在 1980 年代末因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已躋身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僅次於倫敦和紐約之後)。根據政府報告,在1996年每天有超過二萬
六千輛汽車、二十班火車、七十二班飛機和八百艘船往來中港兩地。在
1979 年,只有362艘中國遠洋輪船抵達香港;到了1997年前半年,這種
來港的船舶接近二萬艘。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1990年代初,香港製造
商在中國政府鼓勵下,將更多生產線遷往廣東省(在1979年,香港有近
九十萬人從事製造業;到1997年這個數字降至三十八萬)。大型港資企
業前往中國投資房地產和基礎建設,開始時是僅限於珠江三角洲,但很
快就擴展至全中國。在九七前夕,超過九萬七千名香港居民在中國大陸
工作。
香港此時成為中國的最大投資者,處理一半的中國出口貨物和接近
百分之六十的外國總投資,而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三分之一來自香港。
在 1986 年,中國是香港第三大投資者(排在美國和日本之後);到了
1994 年,它在香港的投資相當於美國和日本加起來的兩倍以上。超過
一千七百家中資公司在香港註冊,在香港受僱於中資企業的員工超過五
萬人。香港城市景觀的變化,也反映出中國日益重要的商業地位。在
1990年3月,中國銀行遷到新總部,這幢坐落中環的中銀大廈,由著名
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樓高七十層,以鋁和玻璃建成。中銀大廈
是當時世界第五高建築物,不但高於香港主要的殖民地銀行——滙豐銀
行大廈,而且造價僅需滙豐銀行大廈的一半。
266
香港簡史
雖然香港人對中國及其政治停滯不前仍然甚不以為然,但是,最能
激起中國人的民族感和愛國心的,莫如日本民族主義的威脅,這在中
國近代史上屢見不鮮。在1996年夏天,日本右翼團體在中日有主權爭
議的釣魚台列島(日方稱為尖閣諸島)中的兩個島上設立燈塔和日本國
旗。本地中文報章說釣魚台已經淪陷,香港人發起遊行示威,並到日
本領事館抗議。由香港人和台灣人組成的保釣團體組織了兩次登島保釣
行動。第一次在9月26日悲劇收場,領導這次行動的香港保釣人士陳
毓祥,在試圖泅游登島時溺斃,第二次登島行動則成功避過日本艦艇攔
截,在島上插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雖然有些
觀察家認為這次保釣行動只是為煽起反日情緒,但另一些人則視之為香
港人表現他們的中國性的方式。
大部分香港人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憂慮,那就是中國政府在九七後會
試圖干預香港事務。在1997年1月,籌委會選出新的立法機構,把約一
半席位分派給現任立法局議員,餘下一半則給予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中
落敗的親中候選人。同月,籌委會法律小組建議,香港現有二百四十條
現行法例中,有超過百分之十應該廢除或修訂。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
1997 年 2 月做的調查發現,許多人仍然擔心九七後會喪失個人自由。在
1997年4月,籌委會法律小組公佈兩條在主權移交後適用於香港特區的
新法例,一條要求舉行示威須事先獲警方許可,另一條要求本地社團與
外國組織建立聯繫須得批准。在許多人眼中,這些都是北京試圖限制香
港自由的措施。民主黨成員知道半夜過後,他們就進不了立法局大樓,
在主權移交後半小時於大樓舉行和平示威要求民主,登上了國際媒體版
面。民主黨主席李柱銘發表自己的主權移交演說,要求落實「《聯合聲
明》賦予我們的自由」,並警告「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沒有自由,人
權就得不到尊重」。
第八章九七倒 數 267
香港主權移交產生了超越此地的國際影響。雖然世界各地有許多華
人熱烈慶賀,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香港移民眾多的城市的華人,目睹
英國國旗降下五內如焚。對台灣人來說,視乎他們對於與大陸統一持何
種看法,香港回歸或是靈感的來源,或是令人寒心的警號,預示着即將
降臨他們身上的命運。在東亞和東南亞,主權移交代表殖民主義終結。
即使他們自己的國家與中國改善了關係,但許多這些地區內的人把香港
交還中國視為中國擴張勢力的警兆,並且是對他們的安全的潛在威脅。
另一些人則擔心香港受中國統治,會導致貪污增加和政治自由減少,令
在香港做生意變得困難。香港是日本人的熱門旅遊地點,許多日本人密
切關注香港主權移交,對於香港將落入一個極權國家手上感到不安,並
且憂慮中國在亞洲愈來愈財雄勢大。這解釋了為何在移交前夕,到香港
採訪的日本記者數目是中國大陸或英國記者的兩倍之多,唯一採訪陣容
比日本記者團大的,只有香港本地媒體。
香港主權移交對中美關係也有重要影響。美國國會在1992年制定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訂明,只要美國總統認為香港有「足夠的自治」
美國在九七後就繼續把香港當作與中國分開的領土看待。此法案是由肯
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提出,因此也稱《麥
康奈爾法案》( McConnell Act),此法案要求美國與香港建立雙邊關係,
並要求美國國務卿定期提交有關香港的報告,在1990年代初發表的這
些報告,表示了對香港民主改革和表達自由的支持。華盛頓屢屢提醒北
京,它承諾過九七後恪守一國兩制;北京反過來也頻頻提醒華盛頓,香
港地位是中國內政。
既然有這麼多疑慮和不信任,為什麼主權移交卻那麼順利?根本原
因是英國是跛腳鴨,完全沒有辦法保住香港,中國政府很清楚香港需要
維持繁榮,也明白主權移交是全球矚目的大事,而香港人對於改變這歷
268
香港簡史
史進程無能為力。1997年既代表中國領導人經常提到的中國「百年恥辱」
的終結,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開始,代表這個國家進入經濟急速發
展、社會控制放寬、與世界其他地方關係改善的時代。香港主權移交也
是中國向世界(尤其是台灣)證明它真誠履行一國兩制的機會。但實際
情況卻更為複雜,並且牽涉中國和香港不斷變化的環境和態度。
隨着主權移交的日子臨近,北京採取一種新的懷柔政策。在 1995
年,香港人對中國甚無信心,以致中國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子榮智健警
告,大陸官員若在九七後試圖干涉香港事務,就會「殺死香港」。其後中
國政府開始更著重於穩定人心。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把香港經濟比喻
為大蛋糕,說在港中資企業「不是來分蛋糕」,而是要把它「做大做香」。
港澳辦主任魯平,以及因為其在鎮壓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而被許多香港
人痛恨的總理李鵬,都宣佈中國共產黨不會派黨委書記監督香港行政長
官。1993 年 11月成為香港首名華裔兼女性布政司的陳方安生,在1996
年4月獲中國政府邀請訪問北京,副總理錢其琛接見她時讚揚香港公務
員,並促請他們在九七後留港服務。那些申請英國屬土公民國籍的眾多
港人,其歸化申請如獲接納,須宣誓效忠伊利沙伯女皇,中國官員對他
們也沒有多加批評。中方強調香港首任行政長官選舉將是公開公平,候
選人也必須是能為香港市民接受之人。
北京政府、香港特區新政府和民主黨之間的關係,是蘇耀昌所稱的
「對抗性同盟」,儘管彼此在意識形態和政策問題上仍然意見分歧,但在
7月1日前達成「民主妥協」。”這種諒解的基礎是各方達成協議,九七後
的選舉會涵蓋所有主要政黨,此外大家也有一個共識——香港須繼續保持
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在九七過渡前夕,香港三大政黨是民主黨、民建聯
22
22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252.
第八章 九七倒數 269
和自由黨。由李柱銘任黨魁的民主黨致力爭取民主和反共,但不反對香港
回歸中國(它早期的口號是「民主回歸」)。民主黨領袖大多是不滿天安
門鎮壓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但它的福利政策主張,也令它得到低下階層
大力支持。由曾鈺成這名親中愛國學校校長領導的民建聯,是親北京的政
黨,與工人階級有深厚聯繫。儘管民主黨和民建聯對中國持不同的政治態
度,但在教育、房屋、醫療、勞工和福利政策上,彼此大都意見一致。
自由黨成員以商人和專業人士為主,它支持香港回歸中國,同時與彭定康
關係良好,但在九七臨近時,它效忠的對象轉向了北京。
世界歷史中的1997
23
糖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有幾個特點,是世界史上很獨特的。它不但
是英國最後一個非殖化的重要殖民地,也是英國眾多殖民地中經濟發展
最成功的。如顧汝德所說,香港「持續而又自發的增長,似乎為殖民主
義和資本主義挽回了聲譽。這個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最後據點,儘管在政
治和經濟上面對相當不利的情況,但仍躋身第一世界城市之列」
主權
移交是預早安排的,不同於1947年印度獨立,或者1989年柏林圍牆倒
下那種猝然發生的情況。香港主權易手,也沒有令它像二次大戰後幾十
年間大多數歐洲殖民地那樣獨立。事實上,某些觀察家認為香港沒有非
殖化,而是被再殖民,只是宗主國由倫敦轉為北京。然而,對大部分香
港人來說,最迫切的問題不是這次主權移交在世界歷史中的意義,而是
1997 年後,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在一國兩制模式下是否仍能保持不變。
23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4.
第九章
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在香港回歸中國前後,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所面對的最迫切問題,是
如何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生存。在1997年7月1日,《紐約時報》頭版
問道:「不確定的年代開始:北京會否踐諾?」兩年後,政治學家熊玠注
意到,對於香港回歸後前途的預言大多是「沮喪和徹底悲觀。最惡劣的
情況是北京插手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事務,並且踐踏此地的自由,包括新
聞自由、司法自由、學術自由和自由選舉。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還會帶來
貪污腐敗、裙帶關係、任人唯親和其他相關惡習」
Q
1
但根據記者秦家驄所說,這些悲觀黯淡的預言忽略了一點,就是中
國的對港政策一直是以「自身利益為依歸」。如果中國願意的話,其實
可以更早收回香港——在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推進至中港邊界就不
越雷池一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政府也阻止紅衛兵越境進入香港
但中國政府不去找香港麻煩是有其理由的。這個殖民地擔當了中國
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更是中國與非共產主義國家通商的基地;1950年
代美國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期間,香港向中國供應走私貨物,1970
年代又協助中國的經濟發展。不過,秦家驄承認,他擔心中國政府會為
了確保自己能壟斷權力而干預香港:「中國答應不會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有點像左撇子答應只用右手。他許下這種承諾時或許是真心誠意的,
James C. Hsiung, “The Paradox Syndrome and Update," in James C. Hsiung, ed., Hong Kong the Super Paradox: Life after Return to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1.
272
香港簡史
但若是沒有約束,左撇子遲早會忘記承諾,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用起左手
來。」2
無論中國還是香港領導人都很清楚,香港重新與大陸統一如處理不
當,會在本地和國際帶來災難後果。這可能會觸發香港人大舉移民離
開,因而損害國際投資。香港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十分重要。
北京把收回香港提升為攸關民族榮辱的事件,不能就此毀了它。香港失
敗不但會貽笑國際,甚至還會損害中國共產黨本身(雖然有些學者認為,
香港殖民統治的結束可能威脅中共的合法性,因為中共現在不再是反殖
民主義和反壓迫鬥爭的先鋒)。如果香港回歸搞砸了,也會損害中國與英
國、美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此外,一國兩制模式最初是針
對台灣設計的,因此確保回歸順利也對統一台灣十分重要:回歸失敗會
損害與台灣的經濟關係,並會激發更多台灣人要求獨立。
香港主權交回中國,雖然令人注意到香港的不明朗前景,但也把此
地變成國際矚目的聚焦點,使這個蓬勃和世界性的社會在全球聲譽更
隆。在 2004年7月,訪港旅客達到破記錄的近二百萬人,當中逾半數
來自中國大陸。西方遊客也大量來到香港,但他們造訪的目的不同以往
了。過去歐美旅客到香港旅行是為一睹邊界彼方的共產中國,還有保存
在新界的傳統中國社會,它似乎不因邊界彼方的共產革命而有所改變。
國際報章和雜誌現在鋪天蓋地報道香港的情況、它推廣本地傳統文化的
工作,以及體現於其電影、美食和建築的活力和中西融合特點。一般人
(主要是本地外籍人)以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這種看法不合乎事實。來
自世界各地的管弦樂團均前來香港演出(尤其是每年香港藝術節期間)
香港也有自己的管弦樂團、愛樂團和舞蹈團,還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
9
2
Frank Ching, “The Hong Kong Press: A Post-1997 Assessment," in Hsiung, Hong Kong the Super Paradox,163-66.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73
香港特別行政區從成立之初起就有點風雨飄搖,但它最早面對和最
迫切的困難與回歸中國無關。比如,從1997年初至1998年初,六人感
染「禽流感」(H5N1禽鳥類流行性感冒)死亡,特區政府下令撲殺近
一百五十萬隻雞。香港的英治時期結束後一天,因泰國貨幣貶值導致的
亞洲金融危機就爆發,令香港股市暴跌、房地產價值下挫、失業率上升
和經濟衰退,香港直至 2000年後期才能完全恢復。1998年,即主權移交
後一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儘管出現經濟衰退,但市民對香港特區的政治
前景仍然愈來愈有信心,原因是北京沒有干預特區事務,令他們甚感滿
意。即使最看淡香港前途的美國和台灣觀察家,也承認北京沒有插手香
港事務。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不但分毫無損,這個城市在九七後變化竟然那
麼少,有時候連觀察家也說感到驚訝。當然,旗幟和其他官方標誌不同
於往日了。英國國旗和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旗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
香港特區區旗。除了如香港皇家遊艇會之類外,幾乎所有原本有「皇家」
一詞的機構都摘掉這個頭銜。或許是最惹人矚目的政治變化之一,是
1967年因在校內散發所謂「煽動傳單」而被殖民地政府拘捕入獄的左派
記者曾德成,在2007年獲委任為民政事務局局長。訪港遊客絕大多數不
再是西方人,而是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往往發覺來港旅遊是慘痛經驗,
因為香港同胞很熱中於向他們售賣假名牌手錶和次貨(生產地當然是中
國大陸)。
不過,同樣惹人注意的是連貫性。香港在許多國際組織中保有自己
的代表席位,並保留遷入移民審批和程序方面的控制權(至少理論上
如此 )。許多政府高官留任原職。雖然英國人在香港的數目大幅減少,
而國語(或普通話)的使用比從前更普遍,有些教育工作者和僱主更發
覺九七後社會的英文質素有所下降,但是,想在商界和政府有成功的發
•
274
香港簡史
展,良好的英語能力仍然十分重要。帶有英國殖民地色彩的地名依然不
變。香港外籍人仍佔全港人口百分之二至三。大多數西方人從沒學過中
文,但與本地人相比,他們仍然住在更好的房屋,享有更高薪金,而且
不打算長居此地。英國人(當中有些人與香港的家族淵源可追溯至十九
世紀末)繼續在此地賺取他們在英國無法獲得的高薪。英國政府在1996
年給予七千名在港南亞裔人(大部分是印度人)移居英國的權利,儘管
如此,本地印度人數目仍然相當可觀。曾為英軍作戰有光榮歷史的尼泊
爾戰士啹喀兵,不再為殖民地主子服務,改為在住宅、辦公大樓和購物
商場擔任保安員,身影仍遍見於香港各地(不過,在香港外僑中佔最大
多數的族群,卻與英國殖民統治並無歷史淵源——她們是為中上層華人
和外僑家庭當家庭傭工的菲律賓、泰國和印尼女性)。賽馬仍然是極受本
地人歡迎的活動,外來訪客往往對此大惑不解;賽馬風氣熾熱,令人不
禁想起九七後「馬照跑」這個鄧小平的著名保證。香港最主要的休閒活
動仍然是吃喝購物,於是餐廳和購買商場大量湧現。
1997年英治時代結束,並沒令香港在政治上有嶄新的開始。相反,
北京仍然致力保留香港在殖民地時代最後歲月形成的政治結構,尤其是
新的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因為來自這些組別的議員,一直投票反對促進
民主改革、公民自由或政治問責制的措施。儘管接替董建華的曾蔭權標
榜自己出身低下階層,但其內閣成員都是年紀不小和較保守的人,與殖
民地政府和董建華政府沒有太大差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此地奉行
的自由放任制度不但沒被威脅,反而受《基本法》保障,並得到中國政
府支持。有些批評者認為,《基本法》除了令香港特區無法因應時代變化
的需要,修改或擴大其福利和經濟政策外,還擴大了商界精英(尤其是
地產商)在香港權力架構中的角色。據顧汝德說,《基本法》使得特區政
府難以打破自由放任信條的障礙,確保香港經濟「以最保守穩健的方法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75
管理」。’特區政府和殖民地政府一樣,試圖以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令市
民不去注意香港的政治停滯,不過它現在還有另一項新工作要做——「集
體回憶」。「集體回憶」在2006年12月歷史悠久的中環天星小輪碼頭被
拆卸後,幾乎在一夜之間進入香港的政治語話。
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滿與失望
相較於許多其他前殖民地,香港在後殖民時代的經驗可說極為成
功。但是,這個城市在九七後經歷的那段短暫歷史,令許多香港人感到
失望。民主社運份子和立法會議員經常批評北京拖慢香港的民主化進
程。有些學者責怪港督彭定康趕在英治時代最後一刻進行的改革,指
無論這些改革出發點多麼良善,因改革受到重用的那些官僚精英,卻只
汲汲於實現民主,而沒有能力處理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的過渡。
另一些人則認為香港現在的問題是由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所有前殖民
地在適應調整方面都會遇到問題,香港的狀況卻很特殊,雖然進行非殖
化,但沒有獨立,這使得這個地方特別難以管理。在殖民地時代的香
港,殖民統治者到了1960年代開始享有頗大自主權,不受英國政府干
涉,並且在1960年代前大都視民意如無物;可是,香港特區的新統治者
面對左右為難的處境,既要使北京中央政府放心,又要令香港財雄勢大
的商界利益集團和市民大眾滿意,而市民由於九七前一段歲月的變革,
現在對政府有了很大期望和更多要求。
香港在1990年代末起採取的方向,令一些殖民地時代的外籍官員
3
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4.
276
香港簡史
感到沮喪。1972年開始在香港工作的夏思義,1996年退休時擔任社會福
利署助理署長,他在 2001 年寫道,公務員士氣「非常低落」,官民合作
的理想「正逐漸消失或已蕩然無存。夏思義將這個時期與1970年代和
1980 年代初作比較,他認為那時候是「香港歷史上管治得最好的時期,
當時政府的行動最接近於市民的真正期望,是之前或之後任何日子都難
以企及」。政府「那時候比起以往或後來更能體恤民情」。士氣很高昂,
官民關係「極融洽」,而政府內部「矢志提供高效、可靠、明智和賣力
的服務,一心為香港市民謀福祉,這些理想十分真切,使人感之甚深」。「
1987年從新界政務署長退休的許舒慨嘆,隨着政府管治的覆蓋範圍擴大
和趨於專門化,1970年代開始「告別純真」。在九七後,新界傳統家庭
和氏族利益受到愈來愈大的攻擊,許舒對此尤其不滿。英國人的政策是
以少數官員來統治新界,這意味着許多風俗習慣得到承認和保護,而《中
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威脅原居民的習慣法和權利與優惠。
前殖民統治官員批評後殖民時代的新政權是很常見之事(許多前殖民
統治者仍然認為,印度在英國統治下生活更美好),不過,有些在英治時
代發起爭取民主運動的民運領袖,也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的表現不如殖民地
政府。在1999年7月1日,即移交兩周年之際,李柱銘接受訪問時說:
「英國人在這裏的時候,這是法治社會,現在則是人治。」「前線」的劉
慧卿發覺,許多香港人覺得港督彭定康比董建華能幹。各界市民即使不拿
新政府與殖民政府作比較,也不斷表示對港府的不滿。在香港特區成立頭
幾年所做的調查顯示,許多人認為董建華更為注重於扶植和奉承大財團,
而不是實踐自己的諾言,滿足長者對於醫療、照料和房屋的需求,以及為
4
Patrick Hase, "The District Office,” in Elizabeth Sinn, ed., Hong Kong, British Crown Colony,
Revisited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134,144-
45.
第九章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277
市民大眾提供更好的房屋。在1999年7月1日,一群長者組成代表團向
董建華請願,要求他兌現在1996年競選時所許的承諾,改善長者服務。
一項在回歸周年紀念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市民對於中國政府的觀感有改
善,不過三分之一受訪者對於董建華政府給予「負面」或「非常負面」的
評價,給予「相當正面」或「非常正面」評價的人不足百分之二十,而對
回歸周年紀念給予「正面」評價的人,則少於百分之八。
對許多香港人來說,回歸中國周年紀念不是慶祝的日子,而是每年
一度向特區政府表達不滿的場合。在1999年6月30日,即回歸兩周年的
前夕,約二百人舉行燭光晚會,紀念在特區統治下的所謂黑暗歲月。立
法會議員兼工運領袖李卓人認為,香港需要新的特首。民主派政黨「前
線」成員批評新政府「霸道」。到了7月1日,政治團體和香港專上學生
聯會發起遊行前往中環政府總部。示威者戴上黑色臂章,象徵香港「法
治已死」,又高舉特首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的照片,指摘政府「出賣港人」和「斷送法治」。屬於另一民主黨派「民
主2000」的劉家儀則指一國兩制是「謊言」。示威者在宣讀政府的「罪
行」後結束遊行。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在記者會說:「蜜月期已經完結,「兩
制』的界線正在模糊」,並抨擊梁愛詩「把大陸法的河水引入普通法的井
水中」,「破壞普通法法制和摧毀法治」。
在2001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四周年的日子,數以千計爭取民主
的社運份子為抗議九七年後民主遭到侵蝕,分別舉行幾個不同的遊行。
一群示威者帶着象徵香港「民主、人權和法治已死」的假墓碑遊行;另
一群人則高喊「一人一票」,要求普選特首。2004年7月1日,數十萬人
上街,抗議中國政府否決普選5。在2006年7月1日,由維多利亞公園出
5
譯註:這裏是指07、08雙普選,即200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全數
議席由普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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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發前往政府總部的遊行充斥着各種訴求,包括設立最低工資、解決污染
問題、資助幼兒教育和最重要的全民普選。遊行組織者聲稱有五十八萬
人參與,包括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這個數字是2005年的三倍。李卓
人在2006年說:「七一遊行已成為傳統,市民每年都會遊行,直至我們
爭取到普選權。」
這些遊行當然不是香港人慶祝回歸的唯一方式。例如,在 2002 年
香港特區成立五周年的日子,慶祝活動包括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的
回歸盃足球賽,邀得香港、蘇格蘭、南非和土耳其的足球隊進行連串賽
事。而在維多利亞港的煙花匯演,據說比起1997年那場史上最昂貴的煙
花更花錢。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龍聲飛揚」音樂會上,超過一萬名
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和澳門的年輕人演奏敲擊樂,創造健力士世
界記錄。伊利沙伯體育館則舉行搖滾音樂會,有來自香港、中國大陸、
台灣、日本和澳洲的樂隊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表演舞蹈、演唱
和步操。此外,政府支持者和親北京人士也組織活動慶祝香港回歸。例
如,在2006年,這些活動包括有五萬人參與的慶祝回歸大巡遊,親北京
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則舉行綜藝表演,演出節目包括傳統舞獅
和解放軍拳術表演,還有幾名特區政府高官出席。
然而,如果以為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的人全是民主派精英(北京政府
經常持這種想法),那就大錯就錯。來自各種階層的人都不斷表達對特區
政府的不滿。比如,2007年7月1日舉行、每一年度由維多利亞公園前
往中環政府總部的遊行,參加者包括陳方安生、陳日君樞機(天主教香
港教區主教 )、李柱銘、黎智英(壹傳媒集團主席兼《蘋果日報》創辦
人)。當天遊行參加者還有一名拄着拐杖的六十四歲老婦,她自2003 年
起每年都參加這場爭取民主的遊行。主辦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估計有六
萬八千人參與,人數是過去三年來最高。遊行人士高舉旗幟和橫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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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種口號,如「一人一票」、「香港前途在我手」、「爭取民主」、「相信
港人」、「還政於民」,他們要求包括實行普選、制定最低工資、保障學
術自由,以及釋放被指是台灣間諜被大陸監禁的新聞記者程翔。剛宣誓
就職開展其第二任任期的曾蔭權答應會擴大民主,但許多參加者誓言每
年都會遊行,直至民主降臨香港。北京駐港最高官員中央駐香港特區聯
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說,遊行恰恰證明了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均沒有改變。沒有跡象顯示這些抗議活動的熾熱情緒會在短期內消退。
2012年7月1日正值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周年,梁振英正式就任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之前的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
滿意度跌至歷來最低點,當天的遊行抗議是自2003年以來最大規模,數
十萬爭取民主的示威者要求梁振英下台。
一國兩制概念與香港自治
根據「一國兩制」安排,中國政府答應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是,
許多香港人認為中國政府經常干預特區政治事務。一個主要憂慮是香港的
法律和政治自主權,而在 2002 年劃上句號的居港權爭議,就凸顯了這方
面的擔憂。《基本法》訂明,香港中國居民的子女,只要出生時父或母是
香港永久居民,他們就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但新的立法會在1997年通
過條例,對證明居港權的程序加以限制,這觸發了法律訴訟。1999 年終
審法院裁定挑戰政府一方得直,特區政府就警告,法庭裁決會使一百六十
萬可能來港的大陸移民獲得居港權,香港資源將難以承受(政府聲稱,為
這些新移民提供房屋和教育的開支將高達七千一百億港元)。特區政府把
案件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引發香港法律界嘩然。終審法院全體五名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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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法官考慮辭職。李柱銘指摘政府「斷送」香港高度自治。在6月30 日特
區成立三周年前夕,六百名律師身穿黑衣沉默遊行反對釋法。
擁有《基本法》解釋權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與特區政府站在同一陣線。
超過五百名居港權申請人認為,全國人大的解釋剝奪了終審法院裁決賦
予他們的權益,因而引發代表這逾五百人提出的大規模法律挑戰,批評
者指摘特區政府玩弄數字,誇大對於房屋、就業和公共衛生的壓力,製
造恐慌並挑撥公眾反對移民的情緒。但親北京報章指終審法院犯錯,支
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自2008年起擔任立法會主席)
認為特區政府應尋找「更好的方法」,以阻止一百六十萬可能來港的移
民湧入。此外,在人大常委會釋法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雖然顯示市民對政
府信心下跌,但同時顯示逾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令他們更為擔心的,
是愈來愈多大陸移民來到香港)不滿終審法院的裁決,百分之六十五的
人支持政府限制移民湧入的做法。在絕大多數人眼中,顧全整體社會的
福祉似乎比維護法律更重要。終審法院在2002年1月接納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推翻之前的決定,裁定為爭取居港權興訟的人
敗訴。
另外一宗案件似乎也是對香港法律自主的考驗。在2001年7月,特
區政府容許被中國拘留五個月的香港城市大學美籍華裔教授李少民回香
港。李少民被中國起訴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為台灣做間諜,雖然他堅稱
自己只是從事研究,但經秘密審訊後他被定罪,其後被中國驅逐出境。
許多觀察家認為李少民案的發生,是中國出於政治原因打壓與美國有聯
繫的學者,尤其是因為美國一名華裔學者在類似情況下被拘留。李少民
之父是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的智囊,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因同情學生
6 譯註:李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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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監禁。雖然香港入境處處長否認准許李少民入境前曾徵詢北京意見,
但特區政府容許李少民回港顯然是得到北京首肯。美國總統喬治布殊
( George W. Bush)和美國國會領袖都敦促中國政府釋放李少民,而國務
卿鮑威爾(Colin Powell )才剛訪問北京。正如李柱銘說:「無論是誰作出
決定,此人知道此事對香港十分重要,全世界都在關注。」雖然此事件
看似是香港特區享有司法自主的證明,但有些批評者認為它是北京(乃
至香港)肆無忌憚把法律判決用作政治籌碼的另一事例。
在批評者眼中,2002年的居港權判決清楚證明了香港根據「一國兩
制」所得到的自治權是何等脆弱。這種恐懼在2003年底似乎得到證實,
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告誡董建華,如不事先諮詢北京,不能推行選舉改
革。儘管北京政府曾承諾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但這時已經採取措施
限制香港的民主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6日決定,香港若
要修改選舉法例,須先得到北京同意,香港行政長官不能未得人大常委
會批准就推行任何修改現行選舉安排的法案,立法會也不能立法改革選
舉。香港反對黨派指摘這決定違反「一國兩制」,4月26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宣佈,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直選違反《基本法》,這等於否決 2007 年
全民直選行政長官和 2008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的可能性。2004
年春天進行的調查顯示,市民對於港府處理與北京中央政府關係的手法
十分不滿,怨氣達到 1997 年回歸以來的最高點。
另一個令人憂慮的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前景。迄今為止,香港繼續享
有相當廣泛的言論自由。在1999年3月,上訴法庭推翻早前兩名人士因
侮辱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被判有罪的裁決。法院指出,兩人被判罪
牴觸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言論自由,而根據《基
本法》香港繼續享有此公約保障的自由。雖然終審法院在1999年12月又
推翻上訴法庭的決定,維持兩人有罪的判決,但香港人批評中國政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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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自由。在1998年7月1日,示威者抗議國家主席江澤民來港訪問,
特區警察的應對方法只是播放古典音樂蓋過示威者的聲音。1999年7月
1
9
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主持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揭幕儀式,致辭時遭
六十多名民主派人士高喊「李鵬下台」和「民主中國」口號打斷。每年
天安門事件周年紀念,過萬名市民包括許多內地人,都會舉行和平示威
和燭光晚會。
雖然《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但在香港回歸前的一段時期,中國
政府就已顯示它對何謂新聞自由有自己一套看法。在1996年5月,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絕不」
容許鼓吹「兩個中國」或香港、台灣獨立的新聞報道。同年 10 月,副總
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承諾,香港傳媒會享有完全自由,也可以提出「批
評」,但告誡傳媒不能散播「謠言或謊言」,也不應對中國領導人作人
身攻擊。這些和更早之前提出的警告,似乎營造一種自我審查的氣氛。
在1994年1月,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一部關於毛澤東的記錄片被中國政
府指斥為偏頗,本地電視台無線電視遂決定不予播放。1996年香港中文
大學新聞和傳播學系一項調查顯示,許多新聞工作者不願意批評中國政
府。香港記者協會在1997年預計,對香港言論自由斲喪最大的,可能是
新聞界自我審查,而非直接政府干預。
不過,香港享有的新聞自由,仍然比大多數亞洲國家為大,若與中
國大陸相比肯定更是大得多。在1998年春天於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分組會
議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港區委員徐四民批評公營的香港電台,指
它播放批評中國和香港政府的節目。不過,江澤民曾告誡香港的全國人
大代表不要干涉港府事務。此外,董建華說新聞自由很重要,卻認為對
於特區政府應該作正面報道,但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堅說香港電台
應享有編輯自主,而且這屬於本地事務。秦家在1999年說:「在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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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部分西方和本地傳媒仍然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的眼光去看
中國,所以均提出悲觀黯淡的預言,但這些預言並沒成真,香港新聞自
由繼續發達。」
7
問題是沒有人能肯定這種新聞自由能維持多久,或者範圍能有多
大。在1999年8月,徐四民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王如登抨擊香港電
台,指它容許台灣駐港代表在電台發表鼓吹中國和台灣是兩個國家的言
論。*親中政黨民建聯的兩名領袖批評香港電台違反《基本法》明定的一
個中國政策。其後副總理錢其琛說,鼓吹台灣和中國是國與國關係牴觸
一個中國原則。在2000年10月,香港記者向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問是否
支持董建華在2002年連任的問題,遭到江澤民斥責。主張台灣獨立的民
主進步黨提名的陳水扁在2000年春天當選台灣總統後,中聯辦副主任王
鳳超警告香港傳媒不要報道台獨活動。雖然中國當局沒有明言新聞機構
若違反禁令將如何處置,但香港傳媒明顯出現自我審查的趨勢(並非所
有傳媒專業人員都那麼關心新聞自由的。1996年左派報章記者就成立香
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抗衡帶頭捍衛新聞自由的香港記者協會)。
中國政府與特區政府很關注香港內部的煽動叛亂和顛覆活動,這是
特別敏感的問題。北京一直強調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基地,在2001
年初,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宣佈政府會「密切注視」法輪功。法輪功是
結合佛教靜坐與中國傳統氣功的半宗教組織,自1999年起被中國大陸列
為「邪教」取締。但在香港,法輪功是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合法組織,
成員經常舉行和平示威,抗議中國大陸打壓。在2001年期間,董建華對
於法輪功的稱呼從「或多或少」是「邪教」,改為「毫無疑問」是「邪
教」。行政會議成員方黃吉雯促請政府通過禁止煽動叛亂法,以監察法輪
7
Ching, "Hong Kong Press,"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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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香港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在「香港家書」節目談論「兩國論」
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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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2001年5月,特區政府正式宣佈有意制定反邪教法,針對目標是法
輪功。這項宣佈在本地傳媒引起爭議。在6月底,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他
剛接替陳方安生)突然撤回反邪教法建議,說特區政府會以「香港的方
式」來處理這問題。
到了 2002 年 9月,在北京全力支持下,董建華在其第二任特首任期
內,嘗試就煽動叛亂和顛覆國家罪行立法,此舉是為落實《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的規定,該條文授權特區政府「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
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並禁止香港政治組
織與外國政治組織建立聯繫。香港特區政府和1980年代末殖民地政府的
做法一樣,發表公眾諮詢文件,列出所建議的法例的主要條文,其中一
條授權政府可取締任何在中國大陸被禁制的組織(如法輪功)。立法的消
息引發大型公眾示威,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後來特區政府在2003
年初宣佈,立法會將在7月表決議案。
同時,在2003年3月,香港受到簡稱沙士(SARS)的嚴重急性呼吸
道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侵襲。港府飽受批評,被
指沒有及時承認爆發疫症,又淡化有關感染源頭是中國大陸的報告,但
即使面對這樣的指摘,港府還是決定繼續推動備受爭議的國家安全條例
立法程序。在市民對政府信心下跌的情況下,此時推動立法時機不可謂
不差。在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六周年的日子,發生了這個年輕特區歷
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遊行,有超過五十萬人參與。更令政府難堪的是,
新任總理溫家寶當時身在香港參加回歸慶典,並見證中國和香港之間簽
署新的自由貿易協議。
*
董建華同意刪除容許特區政府取締內地非法組織的條文,但堅持國
9
譯註: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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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條例其他內容維持不變。反對條例的人要求他下台,董建華同
意延後表決。他前往北京與溫家寶、新任國家主席兼中共黨總書記胡錦
濤、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會面後,在8月宣佈政府會就國家安全條例立法
事宜再次諮詢公眾。不過,在受到反對立法的人甚至他自己的支持者施
加龐大壓力後,董建華最終在9月初撤回條例草案。國家安全條例爭議
餘波蕩漾,影響到2003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雖然中國大陸和本地親
中媒體指摘民主派不愛國,但許多民主派候選人贏得議席,而與國安條
例有關的候選人都鎩羽而歸。
沙士:重新整合的醫療、社會和政治影響
2003 年沙士爆發,是迫使董建華撤回國安條例草案的因素之一,這
場疫症是香港後殖民時代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沙士是一種傳染性極高
和會致命的肺炎,從3月19日港府姍姍來遲地公佈五宗死於此病的個
案起,到6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將香港從沙士疫區名單中剔除止,有
約一千八百人被診斷感染沙士,當中近三百人死亡。位於九龍的私人屋
苑淘大花園是重災區之一,該屋苑到了3月底有超過一百名住客感染沙
士。在4月1日愚人節,恐慌達到最高峰,當天一名少年假冒甚有公信
力的《明報》網頁發放假消息,指香港快將被宣佈為「疫埠」,並且與外
部世界隔離。數以千計市民聞訊蜂擁到超級市場搶購食物和必需品。同
一天還發生一宗事件,雖然顯然與沙士危機無關,那就是電影明星兼流
行曲偶像歌手張國榮,從中環文華東方酒店二十四樓跳樓自殺。他的離
世令全港陷入愁雲慘霧。
沙士爆發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最直接衝擊香港的危機,暴露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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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重新整合在政治、社會和醫療方面帶來的影響。沙士爆發時,
正值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心已跌至谷底,這場疫症令香港人產生了一種
脆弱感。心理學家李烱前和殷國榮說:「在淘大花園爆發前,大部分市
民都覺得只要待在家裏就可以避過沙士。但現在連自己的家也變成危險
地帶。大部分家庭的應對方法,是開始每日用稀釋漂白水清洗家具和地
板的習慣。含氯漂白水的刺鼻氣味,提醒人們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危
10
險。」
此外,沙士危機帶出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大量的捐款和支援
就是明證,並創造了一種共同體意識和公民自豪感,但它也帶出最醜惡
的一面。本地報章報道充斥着無數與沙士有關的醜聞,包括醫護人員不
肯照顧沙士病人,殯儀館不肯處理沙士死者遺體,病人和他們的家人被
迫離職,以及醫護人員被同僚避開。醫院管理局不准沙士患者的家人探
病,令情況雪上加霜。雖然長遠來說香港經濟沒有出現嚴重收縮,但房
地產價值急跌,旅遊業陷入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低潮,酒店入住率暴
跌,機場客運量降至每天約二萬人次,相當於正常情況的五分之一。香
港經濟困難令政府宣佈動用118億元推出紓困方案,包括稅項和公共服
務收費的寬免。在5月1日,新成立的香港旅遊業聯盟推出「我們愛香
港」運動,目標是刺激消費和重建人們對於香港特區的信心,以重振香
港經濟。
沙士危機也嚴重削弱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的信心。正如政
壇人士陸恭蕙注意到,由於大陸當局拒絕承認沙士的影響範圍和嚴重程
10 Dominic T. S. Lee and Yun Kwok Wing,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SARS in Hong Kong- Report from the Front Line," in Arthur Kleinman and James L. Watson, eds., SARS in China: Prelude to Pandem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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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香港實際上成為了這場疫症爆發的中心。」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在
4月8日向外國傳媒披露,北京軍方醫院的病例比中國政府所承認的多,
引發國際社會向中國施加龐大壓力,這才逼使中國政府發放準確的沙士
病例數字。中國衛生部在4月20日公佈,單在北京就有339 宗沙士確診
和 402 宗懷疑病例,相當於它早前所說數字的九倍。早在中國政府隱瞞
沙士患者真正數字的問題暴露出來之前,香港政府已飽受抨擊,被指沒
有及時承認爆發疫症,並且淡化有關感染源頭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報告。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3月17日指摘世界衛生組織散播恐慌,
還否認沙士傳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隨即反駁楊永強
的說法,指沙士蔓延已經不受控。鍾尚志向傳媒披露醫院以外的社區已
出現沙士疫情,這時政府才宣佈首五宗感染沙士死亡的個案。鍾尚志、
最早確定沙士元兇是冠狀病毒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家袁國勇,以及威爾
斯親王醫院負責照顧沙士病人小組的主管沈祖堯,成為了市民心中的英
雄。屯門醫院胸肺科醫生謝婉雯,自動請纓到該院深切治療部照料沙士
病人,不幸受到感染在5月 13 日去世,成為首名死於沙士的公立醫院醫
生,市民為之悼念,並對政府處理危機進退失據感到憤怒。
沙士危機對香港的公民文化和政治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政治學者
兼民意調查專家戴高禮( Michael DeGolyer)說,這場疫症爆發「造成
的醫療緊急狀態和公共衛生災難,完全瀰漫於香港各收入和教育程度人
群的社會意識中。它在大陸和香港都扮演了關鍵角色,令人明白到新聞
自由、透明度的必要性,以及管治問責制之間的聯繫。以往只有少數人
11
Christine Loh, “Lessons Learned," in Christine Loh and Civic Exchange, eds., At the Epicentre: Hong Kong and the SARS Outbrea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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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感興趣的抽象和頗為遙遠的問題,突然成為攸關每個人生死的大事」
2003年7月1日的大遊行有五十多萬人參與,是自1989年6月天安門事
件以來規模最大的同類活動,既是沙士爆發的後果,也是這場危機如何
影響香港政治文化的明證。它是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型的反政府示威。
但不同於 1989年6月的情況,這場示威主要是由香港內部事件引發。
示威不但導致財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辭職,還令為落實《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而制定、備受爭議的國安條例立法被推遲。
殖民統治及其遺留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