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註:指發生在秀茂坪的「六一八雨災」・
捉葛柏盆
1973年9月,大專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示威遊行,促請政府逮捕涉嫌貪污並棄
保潛逃的前總警司葛柏。
(圖片提供:高添強 )
船艙內的越南難民,1979年。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港督麥理浩。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直通旅客列车通车典
THRE
1979年4月,中斷三十年的港穗直通火車再度通車。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今日我成刀上肉 “他朝各業也相同
TAXI
1984年1月,的士司機不滿政府加稅罷駛,引發騷動。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香港:利文出版社〕)
1984年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
(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1984年筲箕灣成安村一帶的寮屋。
(圖片提供:高添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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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屋邨的廉租屋單位,約1985年。 (Courtesy of Alamy Stock Photography)
1997年6月30日,港督彭定康接過英國國旗和香港殖民地旗幟。
(圖片提供:高添強 )
1997年6月30日晚在會展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 圖片來源:《香港全紀錄 · 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第七章
成為香港人
1950、1960和1970年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對於獨特的香港
人身份認同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許多學者認為,這種身份認同直至 1949
年共產主義革命後才出現。根據這種說法,在1949年前,大多數香港
華人都是寄居的過客,他們主要認同的對象是中國。但是,大部分 1950
年後在香港出生的人,對中國沒有什麼經驗,父母又是避禍南來的,所
以他們不大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其共產黨政府。港督葛量洪在
1962 年寫道,過去「大部分華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自從共產黨
統治中國後,情況有所改變,現在很少香港華人打算返回這個他們出生
的國家,而逐漸成為永久定居香港的市民」。「香港人把香港的政治穩定和
經濟自由,對照於內地的壓迫和混亂,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
期。因此,在1960和1970年代,更多本地出生的華人開始視香港為家。
本地身份認同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已經出現,那時候許多在港的富
有華人開始視自己為此地的永久居民,並且是一群特殊的華人,不同於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胞。經過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革命民族主義後,
尤其是在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們的這種歸屬感更形強
烈。不過,人口中其他階層的人,則要待到1960和1970年代,才開始對
香港產生更加強烈的認同感。這種對於香港的身份認同,不是由上層滲
1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12.
214
香港簡史
透而下形成的。反之,這種歸屬感是由幾種因素塑造,包括香港經濟愈
來愈繁榮,與中國關係愈來愈緊密,以及殖民地政府為培養這種本地身
份認同所作的努力。但是,塑造這種香港身份認同最重要的因素,也許
是人們在1980年代初清楚知道香港主權將在1997年移交中國。
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香港身份認同感是有其深厚的經濟根源。在1973年,香港的本地生
產總值與 1968 年相比,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到了1970年代,更多
人有能力購買住宅,並且投資於香港經濟。港人擁有更多可用於休閒的
金錢和時間,意味着他們有了到外地旅行的新機會,從而可以把香港與
世界其他地方作比較。隨着經濟日益繁榮,香港人對文化的興趣也愈來
愈濃厚,由粵劇到每年舉行的香港藝術節,後者的節目包括歐洲的交響
樂團,以及來自全球各地的表演藝術。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政
府投放於推廣藝術的開支更多了,這可見於1979年香港藝術中心設立,
1984年香港演藝學院成立,以及1985年香港藝術館落成。
1970 年代初至1980年代香港經濟急速發展,也促使了表現在電影、
音樂和電視節目的本地流行文化興起。1974年是粵語流行曲誕生元年,
這種款款情歌的曲調是西式流行音樂,卻譜上粵語歌詞。1960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是本地電影業的大爆發時代,領導這場爆發的是邵氏兄弟公
司(由在新加坡涉足電影業發跡的邵逸夫於1961年創立)和嘉禾電影公
司( 創辦人之一是前邵氏要員鄒文懷 ),而最能代表這場大爆發的是李
小龍短暫而輝煌的演藝事業,李小龍 1972年的電影《龍爭虎鬥》既令世
人認識中國功夫,也奠定香港在世界電影版圖上的地位(李小龍在 1973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15
。
年因腦出血逝世)。成龍的首部電影《蛇形刁手》(1978)極為賣座,
1983年徐克的《新蜀山劍俠》樹立了香港特技電影的里程碑。在1980年
代末,首次執導就拍出《阿飛正傳》(1988)的王家衛,開創新類型的表
現主義劇情片,而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則領導了一種新的警匪
電影潮流,後來更影響了荷里活電影。香港明顯在文化、社會和經濟上
對中國有所影響。例如,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流行曲和電台電視節
目在廣東省大受歡迎,常常令擔心這種所謂精神污染的當地政府坐立不
安。港式粵語長久以來都是獨樹一幟,但到了1970和1980年代,「的士」
和「士多」等港式粵語用詞開始滲透進廣東省粵語詞彙,這些差異更加
顯著。
許多本地人開始為香港的混種地位感到自豪:它融會中西文化,既
重視傳統中國價值(如家庭和教育),又強調現代西方價值(如經濟自由
和法治)。香港理工學院和位於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學(由新亞書院、崇基
學院和聯合書院三所原本各自獨立的學院合併而成)成立後,香港人的
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到了1970年代,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在本地就業,而
非到海外謀職。香港也愈來愈國際化,而不只是一個中國或英國城市。
在 1950 年代引進本地的美國流行文化,到了1960和1970 年代影響力更
大,大量美軍官兵在越戰期間來港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原因是傳播媒
介的力量。荷里活電影在香港一直有廣泛影響力,但在1960和1970年
代成長的那一代香港人,陪伴他們成長的是配上粵語對白的美國電視節
目。1975年第一家麥當勞在港島銅鑼灣開業;到了1990年代末,全港約
有一百家麥當勞餐廳,當中四家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麥當勞分店。釣魚台
列嶼(日本人稱為尖閣諸島)是由八個位於東海的無人島組成,中國和
日本都宣稱擁有主權,有些本地社運人士發起保釣運動,抗議日本聲稱
釣魚台屬於該國,但自1970 年代起,日本事物在香港愈來愈受歡迎,沒
216
香港簡史
有經歷過二次大戰的年輕一代尤其趨之若鶩。日本百貨公司是熱門的購
物地點,小孩子則愛看配上粵語的日本卡通和電視科幻劇集。
由 1970 年代開始,香港愈來愈密切地與廣東省重新結合,廣東的廉
價勞動力和香港的資金及廣泛國際聯繫,構成雙方的共生關係。香港憑
藉其商務知識及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繫,通過投資、融資和貿易協助中
國經濟改革。香港投資者大量投入資金到廣東省,並在該省設立工廠,
尤其是在1982年設立的深圳經濟特區。及至1980年代末,超過三百萬大
陸人為廣東的港資公司打工。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助香港轉型,從
原來生產電子產品等輕工業製品的製造業基地,搖身一變成為領先的金
融和服務業中心。在1970年代末,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不足百分
之六十五,到了1990年代中期,已佔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五。及至1990年
代中期,約九成的香港工廠已遷往中國,製造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不
足百分之十(這種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的趨勢,對香港產生重要的社會
經濟影響。有些技能變得再無用武之地,而受衝擊最大的是藍領女工,
因為男人較容易在大陸找到管工職位。另外,由於要在服務業覓得較佳
工作,須有較高學歷,這令香港的收入差距加劇)。
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國更加向外部世界開放,香港人到
訪中國大陸,令他們看到香港和大陸差距有多大。在1978年至1987年
間,到訪廣東省的香港居民超過三千萬人次。過去前往中國旅行得乘長
途火車,但到了1980年代,香港人可以坐水翼船、直通巴士和飛機到廣
東。及至 1987年,逾十七萬名中國居民到訪過香港,主要是為探親。香
港人重新接觸中國,令一些人感到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時令許多
人覺得自己是一群特殊甚至與眾不同的華人。港人開始明白到,他們可
以自認為文化上的中國人,卻不用去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1985年
的一項調查顯示:五分之三的香港華人視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國人。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17
本地學者在1980年代開始撰寫著作,述說香港對現代中國的歷史貢獻。
此外,本地社會運動的論述和行動重點,從中國民族主義變為本地
社會事務,也反映了這種對香港的身份認同。在1970年代初,社會運動
往往是以中國事務為焦點。例如,被美國阻撓了幾十年後,中國終於進
入聯合國,香港的大學生因而對中國政治愈來愈感興趣,並為中國感到
自豪。在 1971 年,學生未經當局批准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示威,抗議日
本不肯放棄釣魚台列嶼主權。在1971年和1972 年,大學學生會組織前往
中國的回國旅行團,又在 1973年舉行連串「中國週」展覽,這些學生組
織在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隨着香港經
濟改善,港人教育程度提高,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以及香港社會
工作者總工會等眾多社會運動團體相繼出現,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它
們在 1976 年發動反對公屋加租的示威,1977年要求在制定公屋政策方面
有更大的參與,1980年又組織反對巴士加價示威。這些社運團體的組織
者不少是前學運份子,曾經十分關注中國事務。
由於通訊進步和交通運輸發達,這裏的人已不再覺得自己來自香港
島、九龍或新界,而是都同屬一個地方——香港。1972年第一條過海隧
道啟用後,香港島和九龍聯繫更緊密,1975 年動工興建並在 1980 年代
末竣工的地下鐵路,也發揮同樣作用。主要在地底行駛的地鐵快捷、乾
淨、高效率、又與九廣鐵路連接,把港島、九龍和新界聯繫在一起。在
1950 年代前,新界在香港內頗似自成一國。當地社會以務農和趕墟為生
活重點,墟市既是商業場所,也是社交聚會的場合。新界的學校或醫療
設施很少。但到了1960年代末,這裏的生活步伐已在急速變化。新界
在 1950 年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是與英國戰後經濟復興同時發
生。由於在 1962 年以前,任何生於英聯邦的人都可以到英國定居,因此
218
香港簡史
新界居民開始向英國連鎖式移民,令當地中國餐館數目驟增,並形成香
港華人社區,而這些移民匯回家鄉的僑匯,又刺激了新界的經濟發展。
政府在1972年決定發展新界,以舒緩港島和九龍人口擁迫的情況,「新
市鎮」計劃把原來居於這個殖民地其他地方的人從帶入新界,令鄉村與
市區的界線變得模糊,從而改變了新界的性格。
從殖民統治的角度看,香港也成為一個別樹一幟的地方,有自己的
行政身份,享有頗大的政治和經濟自主。香港在1947年至1948年財政年
度錄得預算盈餘後,英國不再對香港實行嚴格預算監督。到了1950 年代
初,英國政府給予香港相當程度的行政和財政自主。英國政府在1950年
代末柏立基擔任港督任內,不再審核香港的年度預算,這個殖民地得以
自由訂定稅務政策,構思自己的房屋和社會福利計劃。在1960 和1970 年
代,殖民地政府獲得自行制定商業政策和匯率,以及處理外匯儲備的權
利。由於殖民地政府擁有這種自主權,對於英國政府發出關於去殖民化
和政治改革的命令和指引,就經常能虛與委蛇,但也因為這種自主權,
香港才得以成為一個行政和經濟實體。這個殖民地以獨立的身份參與各
類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重要城市設有貿易發展辦事處(不過,英國政
府在某些事項上,例如執行死刑,仍保留推翻殖民地政府決定的權利。
1973 年英國政府就推翻麥理浩不肯赦免一名死囚的決定。雖然法律條文
一直保留死刑,直至1991年才廢除,但香港自1966年後就沒再執行死
刑)。英國政府歷來都對香港無甚興趣,而英國優先關注的重點,已是與
中國的外交和經貿關係,而非香港,殖民官員和英國商人發覺自己愈來
愈與英國政府格格不入,並須努力維護香港的地位。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19
以提升公信力建立身份認同:肅貪倡廉
>
殖民地政府在塑造香港的身份認同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情況就如
之前幾十年一樣。比如,政府發覺市民對中國事務愈來愈感興趣,就在
1970 年代藉着舉行香港節、清潔香港運動等活動來培養香港身份認同
並鼓勵消費主義以抗衡中國的社會主義。對於通常由稱為蛇頭的船家偷
渡到香港的非法入境者,政府也採取更強硬的政策,此舉有助加強本土
身份認同感。港督麥理浩在1980年10月宣佈,政府將取消「抵壘」政
策。港府自1950年以來,一直容許那些已經與家人團聚或覓得有酬工作
的非法入境者留在香港,現在被捕獲的非法入境者則會被遣返。麥理浩
說,舊的政策已成為「悲劇般的遊戲」,對非法入境者來說是「百利而無
一害,所以甘冒被中國和香港部隊追捕」。麥理浩指,這些非法入境者
令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資源捉襟見肘,而且這些人犯罪數目之
多,「與他們的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他的說法反映了香港公眾的情緒。
打擊非法入境者的措施涇渭分明地把香港華人區別於大陸中國人,提醒
他們,香港華人擁有大陸中國人所無的特權和優惠。
如果不是靠着處理香港最嚴重的問題——貪污,來達到非凡的政治
公信力,殖民地政府創造本地身份認同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比起他任
何其他改革,港督麥理浩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打擊政府貪污。杜葉錫恩
花了幾十年揭露政府貪污和其他瀆職舞弊情況,據她說,麥理浩「不像
他的那些前任那樣對貪污現象視而不見」。杜葉錫恩長期竭力指出「貪污
受賄現象是對法治的嘲弄,但到頭來只是給自己惹來麻煩」,她的看法
2 Hong Kong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October 23, 1980, 103–5, reprinted in Steve Tsang,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87-88.
220
香港簡史
是:「如果沒有麥理浩港督,貪污現象一定還會繼續,因為作為執法機構
的警察本身就是腐敗的,這就不可能對那些破壞社區的嚴重罪行採取法
律行動。」在香港工作多年並撰有多部關於這個地方著作的顧汝德,對
於麥理浩肅貪倡廉工作的評價就沒有那麼高。據他說,這位港督拒絕聽
取想要投訴警隊貪污的高級警官的報告,因為他「不想廉潔問題成為公
眾討論的焦點,擔心他辛苦地為殖民地政府建立的良好新形象,會因此
而破壞」。
儘管這兩位香港政壇老將對麥理浩的看法不一,但他們幫助我們了
解到為什麼貪污在香港成為如此嚴重的問題,以及為何肅貪倡廉最終成
為對政府公信力的考驗。殖民地官員經常把貪污橫行歸咎於華人,堅稱
貪污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陋習,永不可能遏止,更遑論根除,「而英國
人則大都潔身自愛,白璧無瑕」。”但是,政府最終決心處理問題後,因貪
污被定罪的外籍人數目之多,證明貪污腐敗並非華人專利。對杜葉錫恩
來說,罪惡的根源在於立法機構缺乏代表性,「從而在公務員隊伍中產生
了許多貪污受賄和營私舞弊的機會」。"顧汝德同樣把問題歸咎於殖民地政
府和本地英資和華資商界精英之間的「官商同謀」,指它「形成了一種令
營私舞弊和貪贓枉法的行為,能在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滋生的環境」。
7
香港貪污橫行很難完全歸咎於殖民統治和缺乏代議政制,因為民主
政府也可以很腐敗。無論如何,自香港開埠以來,貪污就是這個殖民地
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二次大戰之後,貪污情況變得尤其氾濫和非常制度
3
Elsie Tu,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15, 63.
4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5.
5
Tbid., 13.
Tu, Colonial Hong Kong, 134.
7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139.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221
化。不過,大部分殖民地機構認為,貪污受賄的主要是低級華人公務員
和警察。在1950年代中期,貪污猖獗已經昭然若揭,致令政府在1958年
成立反貪污諮詢委員會,顧汝德認為港督葛量洪處理貪污問題的措施「軟
弱無力」,而「只是虛應故事的表面工夫」。1966年天星暴動後,貪污
成為嚴重政治問題。儘管殖民地政府出版的官方報告對貪污情況輕描淡
寫,但高級官員私底下卻甚為憂慮,並派考察團到新加坡,向這個前英
國殖民地借鑑打擊貪污之道。1966年的騷動令人更加關注警務處和其他
政府部門的貪污情況,不過,警隊在六七暴動中的表現卻「戲劇性地」
提高了它的聲譽,並令香港公眾「對一些在太平日子不能接受的行為睜
一眼閉一眼」。
10
们
到了 1970 年代初,貪污受賄滲透在港府每一個部分,從高級官員到
深深捲入集團式貪污的警察,以及拿不到「開喉費」就不開水龍救火的
消防員。顧汝德寫道,即使「市民大眾在與政府各部門的日常接觸中,
受到無盡無休的敲詐勒索,已經怒火中燒」,殖民地官員卻指「這些投訴
居心不良或誇大其辭」 但是,葛柏案的發生令政府非常尷尬,令麥理
浩不能再對問題坐視不管。總警司葛柏(Peter Godber)因在六七暴動中
表現英勇獲頒獎章嘉許,並在 1971 年獲擢升為九龍警區副指揮官,1973
年4月警務處長得悉葛柏把大筆金錢轉移出香港。警方刑事偵緝處反貪
污科調查發現,葛柏擁有的財富相當於他過去二十年薪金的六倍。但葛
柏使用他在政府的人脈網絡避過機場保安檢查潛逃出境,先落腳新加
坡,再轉到英國,他知道自己到了英國就不會被引渡回港。本地和英國
媒體大幅報道這宗醜聞。香港社動人士馬上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
8
Ibid., 143.
9
Ibid., 147.
10
Ibid., 31.
222
香港簡史
動,激發大規模反貪污示威,進一步令香港政府蒙羞。
} }
葛柏潛逃被大肆報道後,麥理浩委任最高法院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
( Alistair Blair-Kerr)調查事件。百里渠的報告「揭露警隊腐敗已經深入
骨髓,政府部門幾乎無一不貪污」 1974年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由姬
達(Jack Cater)和彭定國(John Prendergast)領導。姬達在二次大戰後
首次來到香港,服務於當時的臨時軍政府,之後在1967年重回香港擔任
防衛司;彭定國是曾在巴勒斯坦、黃金海岸、埃及、肯尼亞、塞浦路斯
和阿丁服役的情報官。姬達「以近乎福音傳道的熱情推行反貪污運動」
雖然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人們對之嗤之以鼻,但它在1975年成功將葛
柏引渡回港,顯示它是認真做實事的。杜葉錫恩說葛柏「使事情敗露了,
自己服了刑,而且在無意之中推動了懲辦貪污受賄行為的車輪 J
13
。
12
廉政公署現在面對另一個問題。由於很多警察被捕,警隊士氣大
跌,而且低級警員抱怨廉政公署利用被定罪的警察和其他罪犯取得證
據。在1977年10月,幾千名警察遊行至警務處長辦公室抗議,之後有
些警察再遊行到廉署總部,闖入大廈並打傷幾名廉署人員。麥理浩擔心
警察會罷工,令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在11月5日頒佈局部特赦令,除
了情節特別嚴重的案件外,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貪污罪,一律不予
追究。總督竟然向警察退讓,令許多人感到震驚和氣餒,但是,除非要
求軍方介入支援,否則很難在這麼短時間內另覓人把香港的龐大警隊取
而代之。正如麥理浩後來憶述:「起訴那些在很久以前犯罪的人,並非不
可行,但這樣做有一個壞處,就是會令從前貪污和現在貪污的兩批人聯
合起來,而後一批人是當時幾乎發生的警察叛變的核心。特赦分裂了這
11
Ibid., 141.
12
Ibid., 146.
13
Tu, Colonial Hong Kong, 117.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3
兩批頗不相同的人,也簡化了廉署的工作,使它可以集中力量打擊當前
的貪污罪行。」
14
1977 年的這場危機,在警廉之間劃下一道深刻裂痕,直至 1980 年代
中期才能彌合。雖然廉政公署最終能再次贏得市民信心,但當時也相當
丟臉。另外還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例如,廉署對於英籍公務員似乎往
往會網開一面;至於經常為貪污公務員(尤其是警察)擔當中間人的黑
幫,廉署也無力約束。如顧汝德所說:「針對警察的刑事訴訟,以及警界
貪污明目張膽的性質,分散了市民的注意力,令大家沒察覺商界一些更
賺錢、組織更嚴密的同謀行為。」貪污風氣在房地產和建築業尤其熾烈。
由於要規避消防和安全規定,「地產和建築界的醜聞不斷,在餘下的英治
時期仍然揮之不去,並禍延至後殖民地時期的政府」。而且雖然廉政公署
揭發了「少數高官及一些次要的商界和專業人士」,但一些政府官員「無
懼廉政公署的公開批評,仍然與他們在職責上本應監管的商人和專業人
士過從甚密」。IS
不過,鑒於貪污情況在香港是那麼根深蒂固和無孔不入,廉政公署
的成立和 1970年代的反貪污運動是很了不起的成就。顧汝德寫道:「幾
乎在一夕之間,廉政原則成為公務員文化的一部分。現在社會仰賴一個
專業機構......監察殖民地政府和杜絕貪風。」成立廉政公署還有協助政
府對付貪污問題以外的功能。如顧汝德所言,它「為英國統治賺取了寶
貴的政治籌碼」,香港市民「幾乎馬上相信英國人終於建立了一個機構,
讓他們可以免於恐懼和有效地投訴官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和非法敲
詐。廉政公署一舉扭轉市民對殖民地政府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也加強
14 Lord MacLehos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15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5.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140, 148, 151.
224
香港簡史
政府服務廣大市民的責任感。在殖民統治和不民主的政治環境下,此舉
令政府氣象一新,是政府公信力的可貴來源」。16
香港前途談判
香港未來政治地位的問題,為1970年代的變遷和發展投下揮之不去
的陰影。自從1949年建政後,中共政府通常不大管香港問題,也鮮少談
論它的政治地位。香港在1960和1970年代為中國經濟發揮重要作用。在
釀成巨災的大躍進發生後直至文化大革命,透過香港取得外匯是中國用
以購買進口貨的資金來源。在1960年代,中國近一半的硬貨幣是靠向香
港出售糧食和飲用水賺取。記者休斯形容香港是「中國唯一的橋頭堡,
令它可以通向世界其他地方獲得好處;也是中國最方便的跳板,讓它可
以向東南亞實行出口傾銷」。中國透過香港向市場大量賣出自行車、罐
頭食物、衣服、收音機,以及價錢只有日本同類產品一半的縫紉機。中
國政府在香港經營超過五十家百貨公司、中國銀行和八家規模較小的銀
行、兩家保險公司、三個金融集團,以及「形形色色毛時代的鞋店、出
版社和餐館」。 英國和美國在香港設立針對中國的監聽站,是眾所周知
的事,但是,利用香港與外部世界保持接觸的中共幹部和活動家,反過
來也在這個殖民地做同樣的事情。中國領導人深知香港的經濟和政治價
值,竭力與殖民地政府維持在1950年代建立的務實關係,就是自然不過
之事。
17
16
Ibid., 146, 156.
17
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2nd rev. ed.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76), 41-42.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5
但是,中國在1971 年 11 月最終獲批准進入聯合國後,中國駐聯合
國代表黃華在1972年3月明確宣佈,香港的政治地位是「英國當局佔領
的中國領土」,並要求把香港與澳門從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中除去。黃華
說,香港問題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中國政府會「在條件成熟時,
用適當的方式」解決。在1972 年11 月2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香港
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除去,沒有反對黃華聲明的英國,從此不用每年
向聯合國秘書長呈交有關香港的報告。為反映這種變化並合乎英中兩國
政府的要求,就出現了一些名稱上的改變,香港由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變成屬地(Dependent Territory,但「殖民地」一詞仍印在少
票上,直至1985年),而英文原稱 colonial secretary 的輔政司也改名為
chief secretary(布政司)。英國政府為向中國政府示好,在1973 年敦促
港府釋放最後一批因六七暴動被監禁的囚犯。
黃華不但說香港的未來政治地位是由中國而非英國決定,他還暗示
此過程不會有香港人參與。但許多香港人只把黃華的聲明當成官方辭
令,以為中國會一如既往不管香港。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令一些香
港人希望中國會讓香港維持現狀,尤其是這個殖民地的經濟如能繼續繁
榮,中國就能從中得益甚多。此外,葡萄牙在1974年建議歸還澳門,被
中國政府拒絕,許多香港人視之為吉兆,顯示中國可能也不願意收回香
港。1975 年英女皇伊利沙伯訪問香港,是首位到訪這個殖民地的在位英
國君主,她受到數以千計支持者歡迎。在1978年9月,新華社香港分社
一名高級職員承認六七暴動是錯誤,中國應向香港和其他工業化國家學
習。
但是,由於港府不能批出超越1997年的地契,有些香港投資者對
於獲取新土地租約問題愈來愈感到憂慮。1976年香港總商會總裁理覺
警告,中國須要作出保證,才能令投資者安心在香港長期投資。1979年
226
香港簡史
3月,中國政府邀請麥理浩官式訪問北京,是首次有在任港督官式訪問
中國,麥理浩視之為討論新界租約屆滿問題的機會。他與中國新領導人
鄧小平見面時,麥理浩提議,立法局在不提出擁有這塊土地主權的情況
下,可以單方面不理1997年的期限。儘管他們的建議被鄧小平拒絕,但
麥理浩回到香港感到如釋重負和樂觀。他字斟句酌地向香港公眾解釋,
雖然鄧小平主張中國最終會解決香港問題,但他也告訴這位港督可以
叫香港投資者「放心」。麥理浩沒有向香港市民透露鄧小平拒絕他擱置
1997 年限期的建議。
沒有人知道中國政府究竟是什麼時候決定要收回香港。記者凱文·
拉弗蒂(Kevin Rafferty)相信鄧小平在麥理浩訪京時,向他說中國會在
1997 年收回香港。拉弗蒂注意到1981年通過的《英國國籍法》,把逾
二百五十萬名原本有資格領取英國護照的香港華人的身份降為「英國屬
土公民」,並剝奪他們的英國居留權,這顯示英國政府已了解到香港的英
治歲月將在 1997年終結。雖然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想派代表團到
倫敦,遊說英國國會不要通過這法案,但麥理浩叫他們取消行程(這些
非官守議員原本有可能成功,因為這法案只以三票之差通過)。
。
無論如何,麥理浩的北京之行令香港人暫時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股票和房地產市場上升,儘管香港的地價是全球最貴,但外資銀行和
企業還是大舉進軍香港。香港人十分欣賞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和鄧小平
的開放政策。這種樂觀情緒到1982年開始消退。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計劃在11 月訪問亞洲,中國也在行程之內,她到
了中國肯定會提及香港問題。當時還出現其他警兆。中國的最高立法機
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在前一年草擬了關於設立特別行政區
18 Kevin Rafferty, City on the Rocks: Hong Kong's Uncertain Future (London: Viking, 1989),
389.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7
的法律條文。1982年1月,中國總理趙紫陽告訴英國掌璽大臣艾健時
( Humphrey Atkins ),中國已為1997年後香港的情况制定了相關法律規
定。當年7月,中國高層領導人彭真在談話中提到,會以設立特別行政
區的方式處理香港、澳門和台灣回歸中國問題。雖然有些學者相信,戴
卓爾夫人從沒認為可以達成令英國保留香港的協議,但這位英國首相在
9月22日抵達北京時,英國剛在福克蘭群島戰勝阿根廷,她挾着新勝餘
威,至少裝出樣子,令人覺得她認為有機會保留香港,因為香港和九龍
是根據條約割讓的。戴卓爾夫人堅持中英所簽署的條約不能更改,不能
廢除,並且英國對於香港市民負有道義責任,但中國官員宣稱那些條約
是不平等條約,而簽署它們的清政府早已不存在。
到了戴卓爾夫人離開北京時,人們已很清楚中國有意在1997年收回
香港。但鄧小平向戴卓爾夫人保證,中國恢復對香港的控制後,香港會
由香港人管治。過了不久,一些香港頭面人物獲邀訪問北京,受到中國
領導人歡迎。不過,香港市民對於九七後前景的信心不斷下跌,引發香
港金融市場恐慌和房地產市場崩潰。由於投資者信心低迷,香港的本地
生產總值出現自1975年以來最緩慢的增長。在1983年9月,跌勢不止的
港元與美元掛鈎,此舉挽回香港人的一些信心。但這種信心沒有維持很
久,到了 1984年3月就再遭打擊而消失殆盡,當時香港歷史最悠久和最
龐大的英資公司怡和集團,宣佈將註冊地點由香港遷往百慕達,以求在
1997 年後其業務運作可受英國法律保障,而中國政府在一年前才讚揚怡
和協助中國發展國際貿易。
對中國來說,收回香港除了能廢除不平等條約外,還可贏取面子和
聲望。鄧小平視香港為中國統一台灣和澳門大業的一部分,在他看來,
收回香港可向台灣證明一國兩制是成功的模式,事實上一國兩制原本是
為統一台灣(而非香港)構思的。隨着中國經濟在1980年代末更加開
228
香港簡史
放,更有理由把香港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精神污染的源頭。以往的
中國領導人對於能從英國治下的香港獲得好處,已感到心滿意足,但
是,鄧小平本人對於收回香港甚感興趣,而且相關決定都是由他作主,
鄧小平現在相信中國可以既收回香港主權,又可同時從中獲得經濟利益
(因此他要求大陸企業到香港投資)。中國之前長期按捺不發,容忍香港
的殖民地狀態,也令它到了1997年可以繼承的戰利品更為豐厚。
英國人手上的牌是否能有不同的打法?英國有些人建議只歸還新
界,保留香港島和九龍,這主意是行不通的,中國政府也不會接受。英
國可以說,按照國際法,1842年和1860年所簽的條約仍然有效。但在今
時今日,如果中國打算強行收回香港,早已不是帝國主義強國的英國無
意也無力阻止,而且它現在所着眼的,是在中國身上獲得更大的外交和
商業利益。到了1960年代初,英國在香港的投資已跌至不足1930年代的
一半。英國財政部在1967年指,對英國來說,香港已不再是經濟資產。
在軍事上,英國也無力抵抗中國。英國的規劃者早在1950年代末已知
道,如果中國發動進攻,英國是守不住香港的。1958年海軍船塢關閉,
過了不久,駐港英軍裁減至僅足以承擔內部保安任務的規模。英國政府
在 1968 年宣佈,會在1971年底前撤走蘇伊士運河以東的所有英軍。1966
年,殖民地部併入聯邦事務部,再在1968年與外交部合併為外交及聯邦
事務部。從此以後,英國的策略僅僅是盡量不要讓中國太早收回香港。
中英談判和《聯合聲明》
接替麥理浩出任港督的尤德(Edward Youde)在1982年5月來港履
新,當時正值人心惶惶、風雨飄搖的時期。據當年5月和6月進行的一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29
項民意調查顯示,即使 1981 年《英國國籍法》令香港人感到被英國出
賣,大部分香港人仍然寧願繼續受英國統治。英國政府認為尤德有能力
與中國制定出妥當的協議。尤德是職業外交官,曾任英國駐北京大使,
能說流利中文,1949年曾與中國共產黨人談判釋放英國戰艦「紫水晶
號
。
J
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歷時兩年。首輪談判在1982年10月
至1983年6月進行,主要是由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 Richard Evans )和
中國外交部進行。此時雙方齟齬的重點是,中國要求英國承認中方擁有
香港主權,遭英方拒絕。待到戴卓爾夫人讓步,說如果香港人願意接受
回歸,就會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這樣談判才進入第二階段。另一個問
題是,雙方對於談判最終要達成什麼樣的成果,有很不同的看法。前港
府政治顧問兼英方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David Wilson) 1o憶述:「我們希
望制定出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
份兩三頁 A4 紙大小的文件。
20
第二階段的談判在1983年7月展開。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為副外長
姚廣,其後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接替;英方代表團團長是前駐華大使
柯利達(Percy Cradcock),在1983年末伊文思接替柯利達出任英方團
長。港督尤德也參加談判,但中方堅持他只能以英方代表團成員身份出
席,中國官方立場是:談判完全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香港人的聲音則
由中國代表。雖然香港民意是一面倒反對回歸中國統治(新華社香港分
社社長許家屯的實際身份是中國駐香港代表,他對這點十分了解),但鄧
小平卻認為香港人渴望回歸中國。他在1983年底警告,如果1984年10
19 譯註:他當時使用的漢名是魏德巍~
20
Lord Wilson, "Learning to Live with China," in Blyth and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179.
230
香港簡史
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談判仍未有結果,中方將單方面宣佈
收回香港的方案。
第二輪談判的主要障礙是英國希望治權和主權分開,1997年香港
主權歸還中國,但繼續由英國管治。柯利達後來說鄧小平決心完全收回
香港,「即使這意味着收回一座荒島」也在所不惜。”中國清楚顯示它
收回香港心意十分堅決,英方到了1983年底不得不改弦易轍,把談判
重點轉為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後如何保持穩定。1984年4月外交大臣賀
維(Geoffrey Howe )遺憾地告訴立法局,希望1997年後香港繼續由英國
管治,是不切實際的設想。中方建議委任一個聯合委員會來管理過渡安
排,這又製造了另一個障礙。港督尤德認為這種做法不可取,建議成立
只擔當諮詢角色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聯合聯絡小組在談判結束後不久
於香港成立,衛奕信擔任英方首席代表,他在1987年回港出任總督)。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在1984年12月19日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兩國在1985年5月28日互換批准書,這份聲明臚列
了雙方關於香港未來政治地位的協議的要點。整個香港地區將在1997年
7月1日歸還中國統治。英國在該日之前會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並維
持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中國則對此給予合作。香港會成為享有高
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惟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政府管理。香港的社
會、經濟制度不變,現行法律也基本不變。香港政府保持對其貿易政策
和貿易協定的控制。香港保持自由港地位,並且無須向中國政府繳稅。
言論、出版、集會、宗教信仰等權利和自由均繼續保持。駐紮香港的中
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不會干預特區事務。戴卓爾夫人形容這種一國兩制為
「天才的構想」,鄧小平則說「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
21
Quoted in Michael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21.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1
歷史唯物主義」,這種安排在1997年後將維持五十年不變。
香港人對於《聯合聲明》反應不一。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希望
香港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但大多數人已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雖然
有些人對未來要在中國統治下生活感到擔憂,但對於終於能達成協議,
他們還是感到欣慰。大部分香港華人領袖曾力促英國盡力保留香港,但
協議達成後,他們很快就把注意力轉向中國。有些人加入中國國籍,並
放棄英國授予的勳章和頭銜,但在北京眼中,這不一定足夠。1984年6
月,行政局資深成員利國偉、鄧蓮如和鍾士元獲邀訪問北京。團長是兩
次獲英國封爵並在早期力促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鍾士元,他因為質疑中
國能否兌現一國兩制承諾而被鄧小平訓斥。
在中國政府眼中,《聯合聲明》的作用是為香港順利回歸做準備,並
令香港人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而感到放心。不過,許多香港人
十分沮喪,並對自己被排除在談判過程之外感到憤怒。政治漫畫家尊子
淋漓盡致地捕捉這些感受,尊子為一份本地重要報章工作,他在一幅漫
畫中把戴卓爾夫人和鄧小平畫成父母,香港則是將嫁給一卷紙的少女,
那卷紙由一個無名無頭的人拿着。那卷紙代表《聯合聲明》,這幅漫畫表
達的是,香港回歸中國猶如中國舊時的盲婚啞嫁,新娘完全不能作主。
這種挫敗感和憤怒可以解釋為何在1980 年代初,大量新政治團體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它們包括:香港前景研究社、新香港學社、匯點、香港論
壇、太平山學會、港人協會、民主公義協會,以及香港政策透視。雖然
這些團體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場,但卻有一些共同特質,它們的組織者通
常是前學運份子,現在則是從事社會服務的專業人士,工作上與社會低
下階層有密切聯繫。這些團體致力於推動民族主義、民主和福利資本主
義,利用舉行公開研討會、新聞發佈會和發表意見書等合法渠道來宣揚
他們的目標。
232
香港簡史
對於英國人來說,《聯合聲明》的功能是為九七後的香港提供保障,
並使英國人能體面地撤退,不致令人覺得他們是被迫交還香港並出賣了
香港人(柯利達稱這份聲明包含了「一切所能想到和雙方能同意的全面
保障」)。2 這也說明了英國人為何在中英談判期間,在香港小幅度地推
行姍姍來遲的民主,這樣做不但為保護在中國統治下的香港,也為令把
香港交還中國統治更容易為英國國會接受。在 1984 年7月,香港政府發
表諮詢文件《代議政制綠皮書》,解釋它的意圖是逐步建立一個「其權力
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港
人負責」的政制。改革方案包括部分立法局議員由間接選舉選出。雖然
政府沒有承諾實行直接選舉,但它在1984年11月發表《代議政制白皮
書》,指「各界人士都認為應該慎重其事,在1988年逐步開始,先直接
選出很小部分的議員,然後按次遞增,至1997年便應有相當多的議員通
過直接選舉選出」
。
中國履行《聯合聲明》而沒有抱怨。但在1985年,中國駐港代表許
家屯指摘英國人違反《聯合聲明》,並意圖在九七後繼續統治香港。為
了息事寧人,英國人同意在1990年《基本法》公佈前不會作重大改革。
雖然 1985年立法局加入二十四名由選舉產生的議員(1988年增至二十六
名),由選舉產生的議員仍然只佔全體議員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而且全
部不是直選產生,當中半數是由功能組別選出,另一半則由較低級別的
議會,成員組成的選舉團中選出。在1985 年 9 月 26 日舉行立法局十二
個功能組別議席和十二個地區議席的首次間接選舉(該屆立法局共有
五十七個席位)。在此之前,上一次重大政制發展已是1896年的事,該
年行政局加入兩名非官守議員。雖然立法局和行政局都擴大,並且兩局
22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209.
23
譯註:即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3
都加入了華人議員,但政府的整體架構不曾更動,港督與兩局和公務員
隊伍之間的關係也一直沒改變。
恐慌之城
滙豐銀行長久以來是香港殖民地狀態的象徵,1985年滙豐新總行落
成,這座由著名英國建築師霍朗明(Norman Foster)設計的總行,是當
時全世界最昂貴的建築物。銀行高層和政府官員希望這座新建築物會傳
達對於香港前景的信心。此外,雖然許多外資公司面對九七過渡選擇撤
出香港,但更多公司來到這裏,希望利用香港與中國重新結合所提供的
經濟機遇。香港政府似乎在中英談判中很成功地撐過來了。在1985年所
做的調查中,少於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訪者說他們信任中國政府,但說相
信香港政府的有超過百分之七十三。
在 1986年5月,總部設在香港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形容香港是「恐慌之城」(jittery city )。當年4月蘇聯
在切爾諾貝爾的核電廠發生爆炸事故,中國要在距離香港東北約三十英
里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的計劃,開始令香港人擔心。核電廠選址是1982
年選定的,該廠將由法國公司興建,當時英國、中國和香港政府全都支
持建廠計劃,但關注核電廠聯合組織和地球之友等壓力團體,大力展開
反對興建核電廠的遊說活動。調查顯示,在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災難後,
百分之七十七的香港人反對大亞灣核電廠計劃;超過一百萬香港人簽署
反對意見書(雖然中國政府決定按計劃建廠後,大多數人就意興闌珊)。
1986 年 12 月 5日,港督尤德在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睡覺時心臟病發辭
世,是第一個死於任內的香港總督,尤德猝逝令香港人的恐懼和不安更
234
香港簡史
形加劇。雖然在中英談判期間,這位港督不獲准正式代表香港,但他仍
在談判中為港人爭取權益,所以他的遺體運回香港舉行喪禮和火化時,
大批民眾前來向這位港督致哀。布政司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由
1986 年 12 月至1987年4月擔任署理港督,直至前港府政治顧問兼漢學
家衛奕信來港接任總督。
面對這種不明朗的情況,有些香港人的反應是更熱中於本地政治,
但其他人則用腳投票。在中英談判之前和期間,不斷有香港人移民海外
(主要目的地是澳洲、英國、加拿大和美國),但《聯合聲明》簽署後,
移民無論數目和意慾都大為增加,香港出現「日益洶湧的移民潮」
。
24
從
1980至1986年,每年約有二萬名港人移居海外,但根據政府數字,在
1987 和 1989年,移居海外的港人分別升至近三萬人和四萬。這些數字不
容小覷,因為它們只代表那些找到收容國接納他們的人,而沒有反映那
些渴望和曾嘗試移民的人的數目。儘管港督衛奕信否認香港出現人才外
流,但這些移民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能操雙語,並擁有英國護照的中
產專業人士,1981年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了他們的英國居留權,所以
在 1997 年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之前,他們就轉而尋找其他庇護所。
為了維持市民信心,香港政府在1987年5月發表《綠皮書:
一九八七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並成立民意匯集處蒐集民意。該綠皮
書列出包括立法局直選在內的四個選項,邀請香港公眾選擇。但是,這
些提出的選項模糊了直選問題(綠皮書沒有直接問回應者是否贊成直接
選舉 )。當年10月民意匯集處發表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人不贊成直
選,但獨立調查顯示絕大部分香港人支持 1988 年實行直選,港人對政
24
Wong Siu-lun, "Deciding to Stay, Deciding to Move, Deciding Not to Decide,” in Gary G.
Hamilton,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136.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5
府的做法反應「非常激烈」
25
。
批評者指摘政府操弄民意調查以拖延民主
改革。大律師兼立法局議員李柱銘在1988年1月率領民主代表團前往倫
敦,遊說英國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支持直選,但失敗而回。在1988年2
月,香港政府發表《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解釋由於缺乏「明
顯的一致意見」,直接選舉會延至1991年才實行。因此,在1988年9月
的立法局選舉中,五十七名議員中有二十六人以間接選舉選出。港府和
英國政府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不推行民主改革,反說香港人不想實
行民主,香港人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對三個政府都十分反感。
《基本法》
中方幾乎在履行《聯合聲明》的批准手續後,就馬上着手起草《基
本法》。《基本法》是要將中國在《聯合聲明》許下的保證,明文寫成法
律條文,但中方也可利用此機會,確保1997年前香港的任何政治變化,
都合乎中方心中希望九七後香港的情況。但草擬《基本法》也暴露出《聯
合聲明》的先天弱點——許多這些弱點是一些故意寫得籠統含糊的地方,
因為當初中英雙方談判者無法就這些問題達成協議。由於有這些籠統含
糊之處,英中兩國常常對《聯合聲明》的條文有各自解釋。如政治學者
鄧特抗所說,《聯合聲明》沒有消除中英之間的分歧,反而成為「這些分
歧的源頭」。
26
雙方爭執的重點是1997年前香港制度變化的步伐和範圍。《聯合聲
25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84.
James T. H. Tang, “Hong Kong'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The Fate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26
in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London: Macmillan, 1997), 150.
236
香港簡史
明》規定香港「現行」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但卻沒有說明「現行」的
定義。中國政府認為,香港應該照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時的模樣交
還中國,但英國政府和港府則說,香港不可能凍結十三年時間而毫無變
化。在中國政府眼中,任何引入政治、制度或立法改變,目的都是為保
持英國在1997年後的存在。英國和中國同意1997年立法局會「由選舉產
生」,但英國和中國對此的解釋非常不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關於全
民普選的建議,尤其是英國人統治香港這麼久,之前卻從不推行普選。
在 1985 年,許家屯宣稱「諮詢」等同於選舉。雖然英國人堅持《聯合聲
明》規定香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中國後來稱他們不清楚英國人對
「選舉」這個詞的定義的後果。但是,早在中英談判結束之前,英國人已
於1984 年建議推行極溫和的改革,包括1985年立法局的間接選舉。
制定《基本法》歷時將近五年。在1985年7月1日,全國人大成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共有五十九名委派成
員(三十六人來自大陸,二十三人來自香港),並在該週在北京舉行首
次全體會議。9月18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在香港成立,有
一百八十名委任成員,全是香港居民。在1986年初,英國外交部主管
香港事務的次官李連登(Timothy Renton)宣佈英國政府的銜接政策,
意思是對於一切涉及九七過渡的事項,英國都會諮詢中國,並且在 1990
年《基本法》公佈前不會推行政治改革。事實上,英國和中國在 1985 年
底達成秘密協議,推遲任何政制改革直至1991年。雖然英國其後說,這
項安排迫使中國政府同意在1991年實行廣泛的政治改革,那是中國原本
不可能容許的,但在許多香港人眼中,銜接政策是向中國政府投降的協
定,並且嚴重損害香港政府的形像。1986年10月英女皇伊利沙伯先後訪
問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是銜接政策獲得批准的象徵。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在1988年4月底公佈,進行五個月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7
公眾諮詢,在香港引發排山倒海的批評。諮詢期間收到近七萬五千份意
見。經修訂的《基本法(草案)》在1989年2月公佈,在為期八個月的
諮詢期內也接到大量批評,指它沒有擴大代議政制,這些批評主要來自
自由派團體,但也有中間派和保守團體。1989年6月,北京學運最終演
變成「天安門事件」,也擾亂了《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在中國政府於5
月20日頒佈戒嚴令後,報人查良鏞和聖公會大主教鄺廣傑退出草委會。
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兩名大力鼓吹民主化的起草委員,並兼香港市民支援
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創辦人,則被中國政府撤除草委職務。
英國政府試圖說服中國修訂某些條文,包括容許中國在香港駐軍和
宣佈緊急狀態的條文,但中國反而加上新的條文——第二十三條,這條
文容許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禁止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行為。草
委會在 1990 年1月開會修訂法律後,於該年2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九次也
是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採納最終文本。根據英中兩國官員在1月
至2月間在北京達成的秘密協定,定案須包括一項修訂:1991年立法局
須有十八席直選議席,1995年則增至二十席。英國政府後來為秘密協定
辯護,指全因這一妥協,中方才容許新的政制安排過渡至1997年以後。
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正式通過《基本法》,之後由中國政府頒佈。
大部分香港人都明白到,中國政府試圖藉《基本法》向香港人顯示,
它是真心誠意想要實行一國兩制,但中國政府也以此顯示,九七後香港
的前途是由它主宰。《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它訂明香港享有「高度
自治」。香港的外交和防務由北京負責,但它可獨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和
奧林匹克委員會等國際組織。雖然《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證香港
法律和司法制度不變,但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
和修改權,並有權廢除任何它認為牴觸《基本法》的香港法律。
238
香港簡史
九龍城寨的終結
正當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開始倒數,引起舉世矚目之際,瀰漫於中英
談判和《基本法》起草過程的緊張,在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後更形加
劇。不過,相較於歐洲人撤出其他殖民地時,往往免不了暴力和戰亂,
英國結束在香港的統治平靜而有序,是相當值得稱道的過程。有一件事
件完全體現出英國在香港統治的終結,而鮮少為香港以外的人所注意。
1987年1月,在中國政府首肯下,香港政府宣佈將在1997年前拆卸九龍
城寨,在原址興建公園。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城寨留給中
國管理,後來因為清兵協助鄉民抵抗英國接管新界,英國人佔領城寨,
這個小地方就成為獨立於香港的飛地,英國通常對它不聞不問,放任自
流。城寨在二次大戰前夕幾乎消失,但在戰後和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後
又復甦起來。如同莫理斯所形容,這個地區「給人的感覺是香港裏的飛
地,不屬於這個城市領域的事物,甚至有點虛幻的感覺」。27
到了 1960 年代,城寨已演變成一堆由陳舊破敗建築物混雜而成的
龐然巨物,那些建築物互相緊緊地挨着靠着,幾乎連日光都無法穿透。
城寨裏沒有正式的排污系統,電力是靠一堆密密麻麻的電線非法偷接而
來,而那些電線常引起火災。莫理斯寫道,這個區域是「令人望而生畏
的貧民窟。沒有任何四輪車輛可以開進去,因為裏面的街道不夠寬;城
寨的建築物有些高達十至十二層,犬牙交錯地交織在一起,凝聚成像彷
彿是以磚石構築的龐然巨物,由縱橫交疊的構件、樓梯、通道、水管和
電線密合在一起,通風就只有靠臭氣熏天的通風井 ·迷宮般的黑暗
巷道從這龐然巨物的一頭穿入,再從另一頭穿出,日光根本照不進來,
。
27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1997), 264.
第七章成為香港人 239
成圈狀的電線懸垂吊掛在低矮天花板上,因潮濕而滴着水,景象十分駭 人」。28
和香港一樣,城寨成為一個充滿矛盾和細微差別的城市。它既是臭
名遠播國際的黃賭毒中心,也是超過三萬名居民的緊密社群,這些人有
強烈的集體認同感,他們的家就混雜在商店、小型工廠和工場、妓寨、
按摩店、賭場,以及無牌醫生和牙醫診所之間。雖然城寨常由有勢力
的黑社會管理和維持秩序,因此被人批評龍蛇混雜、藏污納垢,不像香
港其他地方那樣法律森嚴、秩序井然,但到了1980年代初,城寨的罪
案率似乎不比周邊地區高。中國政府一直對城寨有種矛盾的感覺,一方
面不放棄它擁有此地區司法管轄權的主張,另一方面又不願為此大做文
章,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英國擁有香港其他地區的司法管轄權。因此,
莫理斯的結論是,城寨「繼續詭異地提醒人們,這裏是中國在香港的舞
台,以及中國人以含蓄、忍耐和欲擒故縱的方式,旁觀這個殖民地的進
展」。
29
根據 1987 年的協議,城寨在1994年被拆卸夷平,原址改建為中國古
典園林風格的公園,在1995年由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主持開幕。如同《聯合聲明》終結了香港不確定的政治地位,夷
平城寨則象徵中國將在1997年後完全取回這個地區的主權。歷史學家夏
德士( Seth Harter)所說,在城寨原址重建中國古典園林,是蓄意要強調
香港原來的中國特質,而非英國人來到以後,香港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所
具有的中西混合特性。這座園林公園是按清朝初年的風格建造,那是鴉
片戰爭前中國的「盛世」,文化、經濟發展和版圖擴展都達到顛峰,此時
的中國「幾乎不受歐洲殖民主義騷擾」,清帝國對廣州和香港地區的控制
28
Ibid.
29
Ibid., 265.
240
香港簡史
能力也達到最頂點。《聯合聲明》令失落已久的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重新
統一,這種「純中國式」園林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把香港殖民時代前的
過去跟它殖民時代後的現代與未來統一起來。30
30
Seth Harter, “Hong Kong's Dirty Little Secret: Clearing the Walled City of Kowloo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7(1) (November 2000): 104-5.
第八章
九七倒數
及至 1980 年代末,大部分香港人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都接受香港
主權到了 1997年回歸中國已是無可改變之事。1988年一項民意調查顯
示,逾半數受訪者認為中國恢復統治香港會損害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
接近一半人說他們信任香港政府,約百分之三十的人說信任英國政府,
但只有約百分之二十的人說信任中國政府。超過百分七十的人希望香港
可以實行民主(雖然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支持創立政黨)。但是,1989
年春天北京發生的事件,令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心蕩然無存,並
且「有意識地......重新思索自己的身份認同,以及對於未來的選擇」。
1
1989年4月15日,因阻止1986年學生示威不力而遭撤職的前中共
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組織了一連串爭取民主的示威。到了5
月4日「四五運動」七十周年的日子,示威引起全世界關注。學生在5
月13日佔據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抗議政府貪腐,並要求民主改革。在
香港,北京的示威是給人希望的徵兆,預示中國即將邁入民主。但是,
總理李鵬在5月20日頒佈戒嚴令,超過五十萬香港人冒着颱風上街遊
行,表達支持北京示威者。
有些人參加遊行是出於愛國,另一些則因在中英談判和《聯合聲明》
1
Lynn White and Li Cheng, “China Coast Identitie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0.
242
香港簡史
的制定過程中,對香港人被拒諸門外而感到不滿。本地民主運動領袖組
織支聯會,這個組織馬上發動籌款(主要靠舉辦大型流行音樂會),以
購買毛毯、睡袋和帳篷派發給北京學生。北京的示威也令許多人相信,
香港須要加快步伐推進自己的民主化。在 5月 24 日,行政立法兩局官守
議員一致同意,香港立法機關百分之五十的成員在1995年由直接選舉產
生,到 2003 年則全部由直選產生。即使正常情況下會反對香港推行民主
的保守商人,也開始表示支持學生,並希望中國的政治改革能加速香港
民主化。
天安門廣場:反應與影響
2 和全
在6月4日,天安門事件發生,「令整個殖民地為之哀慟」
球數以百萬計在電視上目睹鎮壓景像的人一樣,香港人感到震駭、厭惡
和驚恐。他們也擔心類似情況1997年後會在香港發生。香港發生此地
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示威,近一百萬人上街示威,許多人身穿中國傳
統喪俗的黑色和白色衣服,或者戴上黑色臂章,他們遊行支持倒下的示
威者,又譴責中國領導人。參與這場抗議示威的有香港各色人等,包括
原本不願沾惹政治的商人、親北京的工會人士,以及中國銀行和親北京
報章的僱員。豎立在中環紀念陣亡將士的和平紀念碑滿佈鮮花和黑色旗
幟。許多人跑去捐血。有些人則從本地的中資銀行提走存款,試圖藉此
令這些銀行發生擠提。支聯會收到超過三千萬元港幣支持中國民主運動
的捐款。
Kevin Rafferty, City on the Rocks: Hong Kong's Uncertain Future (London: Viking,1989),
2
7.
第八章九七倒數 243
天安門廣場改變了香港人對九七回歸和中國政府的看法。雖然在
1949 年共產黨奪得政權前後離開大陸的老一輩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一貫無甚好感,但許多年輕人相信中國政府已經改弦易轍,尤其是在
1970 年代末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但是,天安門事件令許多香港人
對中國政府信心蕩然,也對香港前途完全盡失信心。這反映於股票市場
下挫百分之二十五,房地產價值下跌,申請移民人數大增,而在該年稍
後進行的調查顯示,人們對於中國在1997年後不會改變香港大失信心。
港同盟主席李柱銘比喻把香港人交給中國,等於把猶太人交給希特勒的
納粹德國。著名女商人兼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問英國人怎麼能心安理得「把
英國子民交給一個毫不猶疑地用坦克和軍隊對付本國人民的政權」。
英國對於天安門事件最初的反應是震驚。首相戴卓爾夫人表示,對
於殺戮感到「極度反感和憤怒」,承諾會放寬英國移民法律,以協助減輕
香港人的憂慮。1989 年7月,英國政府片面中止原定該年夏天舉行的中
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但是,英國說1984年的《聯合聲明》仍然有效,
北京承諾保持香港自治五十年。英國政府能做的不多。該年夏天,戴卓
爾夫人在幾個國際論壇上提到香港的情況,《人民日報》指摘英國人意圖
利用國際支持阻撓中國收回香港。但是,英國人確實採取了幾項措施去
安撫國際社會和恢復香港信心:鼓勵香港市民留港的國籍計劃,加快推
行代議政制,以及《人權法案》在1997年後維持有效。
如果香港人突然大舉出走,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對於這點英國官
員、港府官員和本地商界領袖全都了然於胸。行政立法兩局因此推出「香
港是我家」運動,要求英國政府給予三百二十五萬香港英籍居民可到英
國定居的英國本土公民身份,並協助其餘港人在別的地方尋找家園,這
個主意的目的是替香港人留個退路,如果九七後情況變壞可以選擇離
開,從而令他們安心留港。戴卓爾政府斷然拒絕,考慮到當時英國失業
244
香港簡史
率節節上升,這種反應毫不奇怪;而中國政府也會認為這種要求是侮辱
它在《聯合聲明》所作的保證。在1989年7月,外交大臣賀維訪港,他
在香港淡化給予港人英國本土公民權的可能性。反之,英國政府勉為其
難地答應港督衛奕信提出的要求,向五萬五千名擔任要職的合資格港人
及其直系親屬發出居英權,總共涉及二十二萬五千名香港居民。
1989 年 12 月頒佈的《英國國籍(香港)法案》,向五萬五千名這類
人士及其家屬提供英國本土國籍( 當中三分之二來自私人企業,三分之
一來自政府部門,這個向港人發出英國公民權的名額,是外交部與內政
部妥協折衷的結果,前者希望人數盡量多,後者則希望盡量少)。中國政
府指摘英國違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堅稱它在1997年後不會承
認這些人是英國子民。結果,申請這個居英權方案的人數,比英國政府
和港府所預期的少,主要是因為大部分人知道,推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
要令他們放心留在香港,另外也因為中國說,持有這種新護照的人在中
國境內不會享有領事保護。
1991年6月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是英國政府
試圖恢復港人信心的另一舉措。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反對這法案,指它
牴觸法律和《聯合聲明》的精神,並說《基本法》已提供足夠保障。但
本地法律學者有不同意見,而且 1989年10月港督衛奕信宣佈政府會制
定新的人權法案,以體現《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的條文。中國自然把這條
法案視為侮辱,不但因為它質疑中國是否有誠意遵諾,保持香港現有經
濟和政治制度,還因為英國遲遲沒有制定這樣的法案,直至他們管治香
港的最後十年才忽然制定。中方官員此時宣稱,中方有權檢討和廢止任
何牴觸《基本法》的香港法律(包括《人權法》)。
雖然中國政府在天安門事件後努力挽回港人信心,並重申對於
第八章 九七倒數 245
九七後香港維持不變的承諾,但它譴責香港人捐款給示威學生,指摘他
們想協助學生推翻中國政府。有些中國官員甚至把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稱
為美國與香港聯手的陰謀。幾個曾支持示威者並參與香港示威的本地共
產黨組織,也遭到中國政府清洗。在1989年7月11日,新任中共總書記
江澤民提出「井水不犯河水」的告戒,暗示九七後中國不會在香港實行
社會主義,香港也不應強行要中國實行民主和資本主義。在7 月 21 日,
《人民日報》譴責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兩名支聯會創辦人進行「種種顛覆中
央人民政府的活動」。中國政府撤除李柱銘和司徒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委員的職務(這令兩人在香港獲得更大支持),並要求香港政府取締支聯
會。儘管港府指這種組織在香港完全合法,但在10月23日,港府政治
顧問歐威廉(William Ehrman)向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事部部長紀紹祥保
證,港政「無意讓香港被人用作顛覆〔中國〕的基地」。
新機場爭議
天安門事件破壞了英中兩國政府之間本已脆弱的互信,也損害兩國
往後幾年的關係,還令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互不信任和猜疑。例如在
1989 年秋天,中國游泳運動員楊洋自稱是中國民運組織成員,在香港尋
求政治庇護,引發一場紛爭。中國要求把楊洋遣返大陸,遭港府拒絕,
中國政府則不肯接收在香港被捕的大陸非法入境者。此舉引起香港和廣
東省大為焦慮,香港許多人擔心這消息會引發非法入境者大量湧入,廣
東官員則憂慮中國各地的無業遊民為了偷渡到香港,會從四面八方跑到
廣東,令這個省不勝負荷。
楊洋事件的重要性到了10月底已減退,但港督衛奕信在該月宣佈
246
香港簡史
在大嶼山赤鱲角興建新機場和貨櫃碼頭的計劃後,港府和中國政府的關
係又再度緊張。位於九龍的現有啟德機場已無法再擴建,而且香港最近
超越鹿特丹成為世界最繁忙的貨櫃港。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計劃將耗資
一千三百億港元,雖然第一階段(機場)到1997年就能竣工,但整個計
劃要到2006年才完成。許多觀察家認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要恢復香港人
對前途的信心,尤其是衛奕信是在開展草擬《人權法》過程的同月宣佈
此計劃,但衛奕信後來否認這個說法。
在天安門事件後,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計劃幾乎馬上成為英中兩國
衝突的源頭。中國政府說,任何影響到九七後香港的政策都要諮詢它,
認為此計劃是詭計,目的是令它為1997年前未能完工的建設付賬,就
如江澤民所形容:「你請客,我付鈔。」在1990年4月27日,中英聯合
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郭豐民堅稱,所有重大決策都應諮詢中國。到了
8月,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要求英國派代表團到北京商討
新機場計劃・英國政府認為,興建新機場是香港內部經濟事務,無須徵
得英國或中國政府同意,抨擊中國阻撓計劃是想逼英國遏制香港的民主
化。不過,專責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祈福禮勳爵(Lord
Caithness )在1990年9月突然訪港,並宣佈會就新機場計劃諮詢北京,
責成港府向中國官員提供有關計劃的資料。
但是,在中國的機場代表團到達前,香港政府就在10月宣佈會動用
公帑按原定計劃開展新機場計劃的第一期工程——興建青馬大橋。在中
國政府拒絕認可該計劃後,港督衛奕信在1991年1月訪問北京,與中方
討論新機場計劃。衛奕信現在強調港府準備更加靈活變通,並同意任何
這類跨越1997年7月的計劃,都會先諮詢中國。到了4月,英國外交大
臣韓達德(Douglas Hurd )前往北京商討新機場計劃,他是天安門事件後
訪華的最高級英國官員。最後,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的外交政
第八章 九七倒數 247
策顧問柯利達,在6月率領秘密代表團到北京商討機場問題。在同一時
間,港督衛奕信前往倫敦,與馬卓安和其他高級英國官員會面。
經過超過一年半時間苦心經營之後,終於達成一個折衷方案。1991
年6月30日,柯利達與中方草簽諒解備忘錄,而7月4日衛奕信公佈
中英就興建新機場計劃的協議:香港負責承擔計劃第一期的費用,一名
中國官員會參與規劃和建築,英國外交大臣和中國外交部長每年會晤兩
次,而英國首相馬卓安會訪問中國以示尊重(他成為天安門事件後首位
訪問中國的主要西方領袖)。1991年9月3日,馬卓安抵達北京,與中
國總理李鵬簽署諒解備忘錄。儘管這份備忘錄舒緩了中英兩國的緊張關
係,但許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讓步令中國過多地左右九七前香港的財務管
理,屬不必要之舉。
應付九七
天安門事件後中英雙方之間達成的種種妥協,香港人無權置喙。有人
建議促請中國把香港租借給聯合國一百年,這個建議中國政府絕不可能接
受,但它揭示出香港人的挫敗感和無奈感。有些觀察家甚至斷言,香港節
節上升的離婚率(香港離婚率由1983年至1992年上升了一倍)與這種悒
鬱有關。即使香港人不大憂慮天安門廣場那樣的殘酷鎮壓會在香港發生,
但許多人擔心中國官員對香港了解不足,而這並非杞人憂天。1988年新
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承認,若非曾在香港居住和工作了四年,他可能
就會像在大陸的同志一樣,對於資本主義有着無知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李瑞環在1995年3月承認,中國領導人不了解香港賴以成功的因
素。李瑞環用一個故事比喻中國收回香港,他說:有位婦人有一把百年紫
248
香港簡史
砂茶壺,用來沏茶茶香氤氲。婦人把茶壺拿去賣,她不知道積澱在壺內的
茶垢是茶香的來源,將之全部刷洗掉,結果原來想買壺的客人一看,就說
這隻茶壺一文不值了。如李瑞環所說:「許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覺,就
很難把好東西堅持下來,也很難說你去掉的是好是壞。」
3
天安門廣場的鎮壓和九七帶來的不明朗因素,令香港人惶恐不安,
以下兩種主要策略是許多人的反應:用腳投票和用選票投票。香港人移
民海外屬於一種長期趨勢,而非純粹因天安門事件引發的反應,不過,
移民數目由 1989年四萬人激增至 1990 年的六萬五千人,1992年更攀升
至六萬六千人的巔峰。從1984年到主權移交前夕,香港總人口中約有一
成人離開,他們主要移民到澳洲、加拿大和美國,也有前往英國、新西
蘭和新加坡等地(新加坡政府在天安門事件後宣佈,在往後五至八年,
它容許二萬五千個香港家庭移居該國,第二天就有超過一萬人湧到新加
坡領事館 )。到了1990年代初,有近五萬八千名香港出生的人居住在澳
洲,五萬人在加拿大,十四萬七千人在美國,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如
悉尼、舊金山、洛杉磯、紐約、溫哥華和多倫多。另外,從1960 年代
到 1980 年代英國頒佈各種移民法,減慢了移民遷入英國的速度,但到了
1990 年代中期,華人還是佔英國第三大族裔。
儘管不少移居海外的人在取得外國國籍後就回流,但這些數目龐大
的移民,擴大了海外的香港人社群,並創造了兩種新形的家庭結構
太空人家庭和降落傘兒童。「太空人」是粵語相關語,指太太不在身邊的
男人,這些人移民後把妻兒留在海外,自己則穿梭香港和移居地工作或
做生意;降落傘兒童是父母回流香港,自己卻被父母為安全計留在海外
的兒童。學者認為兩種做法都令家在何處的概念變得複雜,並且顯示這
3
Quoted in Michael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56.
第八章九七倒數 249
些人不願意完全斷絕與香港的聯繫。也許更加重要的是經濟因素:這些
家庭很快發現,他們在新定居地的收入,比不上他們在香港所賺的多。
天安門事件令許多人離開香港,但也促使許多人投身本地政治,從
而帶來一種政治覺醒。這種對於政治的新興趣,雖然是源於對於北京
鎮壓的關注,但也反映出對於九七後中國當局會在香港做出什麼事的恐
懼。1994年2月的一項民意調查,受訪者中滿意香港政府的表現有百分
之五十八,但滿意中國政府表現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九。如同社會學家蘇
耀昌解釋,天安門事件「引起香港公民社會的大規模發展」。各種新的
公民組織紛紛成立,學生運動也復興。天安門事件後,「民主和民主派成
為主宰香港政治話語的用詞」,即使是保守商人和親中左派都改變對於
民主化的思維。天安門事件也強化了現有的香港身份認同感。它提醒許
多人,雖然種族上他們屬於華人,但他們不認同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
府。政治學者林恩·懷特(Lynn White)和李成說:「儘管他們對中國政
府愈來愈不滿,並向國際尋找日後可能需要的託庇之所,但在那一年,
香港人變得更加中國化。
5
天安門事件後,英國無論在香港和國際都受到很大壓力,要求它加
快香港的民主化。不過,由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提出,香港立法機關
在 1995 年半數議席直選,2003年全部直選的建議,遭到中國反對。到
1990年1月,港督衛奕信說服中國總理李鵬和其他北京的中國官員,如
不在 1991 年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員數目,會損害市民對港府和北京為九七
後制定的政治方案的信心。妥協之下,英國人同意1991年立法局可以有
十八個直選議席,而中國則容許1997年的香港特區立法會有二十個議席
4 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9,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