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這些唸建築而學成返國者,都非常熱愛中國文化,致力探索"現代的中國建築"。梁思成和夫人組織中國營造學社,專門研究 中國傳統建築的營造法,而另一批則為執業建築師。在這種中西結合的建築潮流下,遇上"本色神學"的運動,於是產生了中 國式的西洋教堂建築,而香港的教堂也受到這種風氣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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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聖約翰大教堂,1846至1873年間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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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平面空間,線條利落,與殖民地風格的建築(如上環街市)有很大的分別。中央市
場外形簡單,呈長方形,四角則呈流線形,立面的主要元素是由橫向長窗和雨篷
所組成的橫線條,窗框的劃分也很有比例。灣仔街市大廈也同樣以橫向長窗和雨
篷為主要的造型元素,但雨篷更大,更強調圓角的流線形,加上屋頂上的欄杆設
5 計,造型比中央市場更酷肖船隻。爾後的20年間,香港有許多住宅尤其早期政府
建的徒置屋邨都採用這種簡潔實用的設計風格,以符合經濟及大量生產為原則。
10
上述"摩登"建築標誌着香港邁向現代化,但更值得探討的是其風格本源於
歐美的不同流派,有其歐美的深厚政治、文化和經濟基礎,當地的建築師不光只
注重建築的商業實用性,更關心建築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然而
香港的仿效卻只是活剝生吞的,只着重外型、功能及成本計算,並沒有借鑑於原
來的建築理想。30年代末,香港的工商業受世界性不景氣影響逐漸處於半停頓狀
態;又有1937年的中日戰爭使大量中國移民湧入而形成嚴重的人口問題;旋即又
有日軍的侵佔,使一切經濟活動停頓,城市建設亦只能有限度的滿足需求,建築
方面只有基本公共設施如警局、消防局、市場等而已。香港淪陷歷時三年又八個
15 月,除了督憲府被改成帶點"東洋味"外,日本人並沒有怎樣影響到香港的建築風
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本港政府忙於復興社會元氣,差不多所有建築物及公共
設施都需要重建和修補。戰後大量移民又不斷遷到本港,連基本建築的住房亦供
不應求。由戰後到50年代初,香港的建築可說是處於艱難時期,這時有一批曾
20 留學海外的中國建築師在港發展,如范文照、徐敬直、鄭觀宣、朱彬、陸謙受和
李楊安,他們都是在1949年中共建國時,隨着上海、南京的資本家們遷到本港
的。 他們設計了許多商廈、工廠大廈和住宅,可惜並未留下影響深遠的建築理
論,以致後人要整理其作品也面臨困難,形成本港建築史上的一段空白;較佳例子
有朱彬設計的萬宜大廈,可惜亦已在1995年拆卸,其底層的構思已接近現代的購物
25 廊,內部的裝飾帶有裝飾藝術(Art Deco)的味道,其整體設計跟隨1923至1932年
美國的摩登主義風格;此外,陸謙受設計的1950年建成的中國銀行大廈也很有特
(79)
30
(79)這一批人還包括有楊寬麟、楊廷寶、劉福永、梁思成和其夫人林徽因,他們是第一代在外國受正統建築教育的中國建築師。
他們都是在20至30年代留學外國的學生,其中留學美國為最多。他們進入當時著名的大學建築系,比如賓夕法尼亞大學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麻省理工(M.I.T.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密芝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伊 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和奧立崗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另外還有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留學生。他們 早期受法國古典主義(Beaux Arts)學派的教育訓練,後期也受歐洲包浩斯學派的影響。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在上海、南京等地 開設建築事務所,選用現代建築材料設計有中國風格的"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范文照、朱彬、李楊安、鄭觀宣等建築師曾 在香港執業。參閱吳啟聰、朱卓雄:《建聞築蹟:香港第一代華人建築師的故事》,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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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建於1935年的聖瑪利亞堂,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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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色,無論是造型或風格上都與1935年的滙豐銀行相似,但外牆裝飾則多用中國傳
統圖案,門口的一對石獅子與滙豐銀行的一對銅獅子更相映成趣,各領風騷。
香港大學在1950年成立了建築系,標誌着培養本地建築人才之始。當時的系
主任哥頓·布朗教授(Brown, G.)引入了英國摩登學派(English Modernism)的建築
5 風格,帶有北歐田園色彩(Scandinavian School)及以實用空間為主;他又提倡用本
地材料,頗合香港戰後的實際需要。實例有港九兩所華仁書院,其主要材料便是
本地的經濟的天然麻石和混凝土,設計上毫不掩飾其功能性,並考慮到對亞熱帶
氣候的適應,對香港後來的建築設計有深遠的影響。戰後的住宅建築方面,除了
胡亂搭蓋的路邊棚屋和山坡木屋外,大部分港人住的都是舊式唐樓,也就是30年
代或以前所建的一些三至四層高的公寓式樓宇。這些唐樓都以承重磚牆和木質地
板建在寬4至4.5米、長12至13.5米的狹長地盤上,屋內以木屏板作分隔,更有
搭建的閣樓,每層高3至3.6米;只有建築物的前部或後部才稍有通風和照明,每
層一般設一個廁所和一個廚房,都是住戶公用的。這些唐樓當時往往住上三四十
人,其擠逼及衛生程度可以想像。到太平洋戰爭以後才有所謂新唐樓出現,這些
15 樓宇每幢的建築總面積約為舊式唐樓的四倍以上,但每層的每個單位面積還是跟
10
從前差不多。不過已改用鋼筋混凝土興建,窗框也用鋼鐵取代木條。根據1955年
生效的建築條例規定,每住客平均應佔3.2平方米,每八人便必須至少有一個廁
所、一個附帶水槽及供水設施的廚房;但是住客為了應付昂貴的租金,往往把住
房又分隔成多個小間隔再分租予他人,使光線、通風及活動面積的情況又惡劣起
20 來。當時的法例還規定不足十層的樓宇不一定要裝電梯,所以許多新唐樓都是八
至九層的建築。(80)
1953 年石硤尾大火後,政府開始直接介入平民的房屋事務,以最經濟的方
式在災區建置樓宇,這便是公共屋邨的雛型,其後的大坑東邨仍是這樣的設
計。這些樓宇以最粗糙的材料在最短的時間內建成,每幢高六層,每單位面積
25 為19平方米,平均每人只有2.4平方米(八歲以下小童減半計算)。其設備極盡
30
簡陋,沒有電力供應,也沒有電梯,浴室、廁所以及自來水喉都是公用的,走廊
既是通道,也是煮食物和曬晾衣物的地方。樓宇的底層用作商舖,而天台則成
為臨時幼稚園。這種第一及二型公屋的治安及衛生情況都令人難以接受。就其建
材、造型及重複地大量生產等特點而言,很有點50年代英國的新橫蠻主義 (Neo-
(80)同注(60),頁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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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建於1935年的舊滙豐銀行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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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talism)建築的味道。新橫蠻主義於戰後在英國興起,頗合乎當時物資短缺的
社會情況,多見於工人階級的住宅建築,其設計關注存在的特性,有反美學的表
現,建築外形都簡單粗獷,追求粗糙的質感,因而在混凝土建築的內外牆上都不
加任何粉刷,仿如19世紀英國的一些鄉間倉庫;其方形的構件又作橫向的組合,
5 重複排列所產生的線性形成了一種秩序感。本港早期的公屋只貪圖低成本以及在
短時間內大量生產,雖然有新橫蠻主義的外表,但實質上在居住空間及設備方面
都遠不如英國工人的新橫蠻主義式的住宅。(81)此後,本港續有各類型公屋的興建,
在設備及居住面積方面逐步改善,而且向高空發展,但離不開緊扣成本、重複單
一模式而大量生產的原則,這種現代社會的工業生產形式在建築發展上可追溯到
德國藝工聯盟(Deutsche Werkbund, 1898-1927)。其目的就是希望利用現代工業
的快捷技術、準確及低成本等有利條件,締造最理想、最完美的產品造型,提倡
機械美學(engineering aesthetics),建築上可提供簡潔、舒適的居住及工作環境,
藉以改善人類的生活;在追求大量的、經濟的產品時,並無忽視質素,相反更甚
為重視品味,基本態度便是要求工業與藝術能夠和諧結合。反觀本港大量生產的
15 公屋,雖然在空間及設備上漸有改善,但只針對社會的實用需要而未有考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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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舒適、文化及現代生活精神等要素。即使到了80年代,公屋的造型設計及整
體屋邨設施確實提高了水準,但仍未稱得上是包含人文精神,在建築思想方面未
見傑出成就。今天第一、二型公屋大部分已拆掉,少量仍保存的亦已改建作工業
用途。
戰後較理想的中下階層租住屋邨可見於1958年的渣華街北角邨。北角邨的外
表平凡卻簡單而實用,其簡潔明確的表現功能的設計,合乎熱帶氣候的對流通風
的要求,體現了現代建築的基本精神,每個建築單位都有廚房、浴廁、房廳及陽
台等,邨內又有公共汽車站、商店、公園、郵政局、學校等各項設施。北角邨的
另一建築特色,就是每個單位入門處造有混凝土的門檻,除了方便公共走廊的清
25 洗外,更是保存中國傳統的跨門方式,可說是對本地文化的認同。這個屋邨成為
後來低入息市民的屋邨設計典範。
儘管旨在服務基層市民的公型房屋建造並未能夠充分體現人文精神,其設計
也未有所突破,但卻為戰後的香港工業發展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礎。其中一個顯
30
(81)新橫蠻主義的建築風格亦見於本港大埔的聖公會莫壽曾會督中學,此學校的建築設計在1976年獲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發銀獎
(Silver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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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例子就是石硤尾邨美荷樓。美荷樓建於1954年,剛好是石硤尾大火的第二
年,是現時碩果僅存的第一型公屋。美荷樓雖然比當時的公共屋邨矮了幾倍,但
在升降機並未普及化的香港,樓高七層的公務建築已是屈指可數,時至今日,這
些公屋建築仍舊見證着香港建築的歷史進程。儘管美荷樓在2010年被列為二級歷
史建築,但當時尚未受法律規定要原址保留,然而隨着香港的保育意識於近年逐
漸增強,美荷樓的改建及活化使得其實用的建築設計得以在21世紀重新定義。
2008年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將美荷樓列 首批改建對象之一,改建後的美
荷樓青年旅舍成為了歷史和新一代的交接點。(2)除原本橫向性甚強的現代建築風格
得以保留外,新加裝的升降機及環保元素更為建築物增強效能,並充分體現當代
建築師保護環境的職責。
在私人樓宇方面,1955年修訂的《建築物條例》放寬了高度限制,從而出現了
許多 20 層高的商住樓宇,市區面貌因私人發展也產生很大改變,如九龍彌敦道。
其中不乏投機取巧的反面例子,如佐敦渡船街文景樓、文蔚樓等,在符合條例限
制下把大廈之間應有的容積亦建成居所,形成一長排的樓宇,儼然一座大墳墓。
同時,由於缺乏足夠的有資格建築師,政府修改條例,使測量師、工程師都可成
為"認可呈圖人士"(Authorised Persons)進行樓宇設計及建造工程,無怪乎當年出
現一大批在設計方面較差的大廈建築。
其後到1961年啟用的大會堂是香港真正具代表性的現代建築。第一座大會堂
建於 1869年,屬法國古典主義(或稱布查,Beaux-Arts)風格,1933年因旁邊的
滙豐銀行擴充重建而遭拆去部分,剩下的又在1947年因中國銀行大廈的興建而拆
掉,爾後經過多年的規劃,1962年才再建成新的大會堂,其翻修工程在1994年底
完成。它最初由港大建築系系主任哥頓·布朗設計,因預計建築成本太昂貴,後
來轉由任職政府的費雅倫(Fitch, A.)及菲臘(Phillips, R. J.)設計。新大廈包括音樂
廳、劇院、展覽廳、圖書館、酒樓等設施,佈局分高座、低座、紀念花園和迴廊
等,採用典型的英國"摩登主義"風格。各部分以不同的功能加以區分,將圖書館
和辦公室集中在高座,而音樂廳、劇院則分散排佈於低座,中間相隔有幾何圖形
的花園。高座外形有包浩斯設計風格,露出結構部分,以玻璃為外牆構件。而低
座的圓柱廊則有科布西埃的風格,符合他的"底層架空"和"橫向條窗"等設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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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美荷樓青年旅舍於2016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榮譽獎(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Conservation Award - Honorable M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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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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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要顏色採用白色粉牆、黑色窗框和灰色鋪地為主調。大會堂按功能設計,
分區明確,結構清晰,至今仍未感過時,而它重建於60年代亦象徵着本地文化重
新確立,在香港建築史中非常重要。
踏入 70 以至 80年代,香港的建築特別是商業建築較為豐富多彩,其中 1974
年落成的康樂大廈(1988年改稱怡和大廈)率先揭開了香港建築的一個新局面。
康樂大廈樓高52層,為當時全東南亞最高的建築,其地皮的價值也是當時全世界
最高的,拍賣成交價平均為每平方呎4,867港元。結構上,其頂層有特別的抗風強
度設計,而且並非傳統的核心筒設計(central core design),而是採用穿孔混凝土 剪力外牆(perforated shear box for the external walls)、服務核心(central service core) 10 和肋條樓面系統(a system of ribbed floors)的結構。設備方面有24 部載客電梯,
15
其速度達每分鐘1,400呎,另每層還有兩個服務電梯與消防電梯等,單是這個升降
機系統的造價已是當時全亞洲最高。外形方面是典型的現代建築形式,整體分為
頂部、屋身和基部等三部分,條理分明,充分表現出一個世紀前高層建築師祖沙
利文所提倡的建築特色。
隨着 7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大型的工商業樓宇需求增加,大型承建商以及外
資的建築集團亦紛紛出現,直至80年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商業大廈
更成為代表性建築物。許多發展商不惜花巨資請來國際著名建築師作設計,這種
情況早在50、60年代已有,例如1959年意大利建築師 Ponti, G. 設計的尖沙咀瑞 興公司大廈;到了70、80年代有美國S.O.M. (Skidmore, Ownings and Merrill)設計
20 的尖沙咀新世界中心、貝聿銘(Pei,I.M.)設計的銅鑼灣新寧大廈和新中國銀行大
廈、(83)端布(Turnbull, W.)設計的大潭美國會所、澳洲施得拿(Seidler, H.)設計的香
港會所、英國福斯特(Foster, N.)設計的滙豐銀行總行新廈等。此外,也有外籍建
築師在本港執業的例子,如交易廣場就是本港巴馬丹拿建築事務所的瑞士籍建築
師李武華(Riva, R.)的作品。這些豪華商廈可說是壟斷資本的大集團的權勢象徵,
25 雖然透過它們可以帶來國際水準的建築設計,但我們亦難以要求每個外國建築師
都能發掘及表現本土的文化特質,以致大部分林立於港九的商業建築都成為了包
裝美觀的舶來商品而已。另一方面,這情形亦導致本地建築師難以染指大型建設
項目的設計,即使有好的構想也無從表現,誠為可惜。
70年代以後的商業大廈有一普遍特徵,就是鋼架結構和玻璃幕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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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貝聿銘設計的新寧大廈建於80年代,於2014年拆除,只有 30 年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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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 50至60年代的廉租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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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這又是香港盲目跟隨外國建築潮流的另一例子。其實大面積的玻璃幕牆本身容易
對陽光造成反射從而增加室外氣溫,而往往亦不能阻止陽光直射內部,以致必須
使用空調系統,消耗更多的能源以便降溫,對陽光猛烈、氣候炎熱的香港絕不適
宜;此外,香港的建築密度極高,大幅的玻璃幕牆換來的往往只是毗鄰高樓大廈
5 的反射畫面而已。所幸,從1995年起,本港即實施管制建築物能源效益的新條
例,逐步改善不適當使用玻璃幕牆所引起的能源損耗。
撇開上述缺點,這些商業建築也不乏精彩之處,在設計與結構上都有其自身
的創新。在建築設計層面上,這些建築固然沒能充分表現出本土文化,但受香港
特殊地理環境的限制以及金融貿易地位的影響,這些建築折射了建築師們挖掘與
10 發展他們對當代建築的新思維與新概念,以及意識形態上的重塑。如1985 年竣
工的滙豐銀行總行新廈便是對高層建築的反思,同時將商業建築與公共空間融合
於一身。而在技術層面上,它可說是高技術建築的典範,與30年代它的前身一
樣,走在時代的尖端,成為舉世矚目的當代建築。總行新廈並沒有採用一貫的核
心筒式設計,反而著力塑造建築內部的公共空間,在大樓的中心部分騰出大量位
15 置來創造通透的內部中庭。這不僅重新定義了高層建築中核心筒的設計規範,更
是展現了辦公樓設計多樣性。它的整個結構由八個豎向的組合柱和五組斜面懸吊
結構組成,每組懸吊的層數由八個結構層遞減至四個,中間是兩層高的斜面結構
本身,既是電梯的分區停靠層,也是火災時的避難所;整座大廈露出的構件和玻
璃幕牆的組合,理論上都可拆卸、搬移、再裝嵌,電腦控制的太陽反射裝置,把
20 陽光接收並反射到內部中庭,成為很好的天然照明,凡此都是現代高科技的成功
運用;此外,其底層是三層高的大堂,無任何中央支撐,並把南北兩面的街道連
接起來,空間設計巧妙。滙豐銀行總行新廈的設計重新探討同一建築裏公共空間
和商用空間的共存性。當年福斯特的設計原意或許是極大限度地增加行人的流通
性,但他意料不到的是,這一個個的公共空間現已成為了家傭的假日天堂;加上
25 在資本主義社會,兜售奢侈品的商舖和休閒的公共設施成為了矛盾的存在體,在
這些消費力受限的勞動人口前,這個開放空間一方面在現行建築物管制條例下給
大衆獲取了更多的樓面面積,另一方面卻標誌着貧富的界限是如此的模糊,卻又
如此的清晰,彷彿在啟發每個經過的都市人去思考。
1990年建成的中國銀行大廈亦不遑多讓。大樓高70層,採用一種類似橋樑的
30 新結構興建,整個建築依靠底部四角四條12層高的巨型鋼柱支撐,內部都有一系
列外包混凝土的鋼桿斜撐,室內完全不用立柱,既給外觀帶來獨特面貌,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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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60 年代的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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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使用空間,有效地加強結構承載力及抗風力,並且比傳統方法節省約四成的
鋼材,構思非常獨到。據設計師貝聿銘稱,其外形設計取竹樹節節上升之意,帶
有中國文化的吉祥涵意,但亦有不少人批評其外形如同鋒利的尖刀,煞氣太重云
云,而且從側面看亦有點不完整的感覺,但無論如何,其聳立的外形已達到雄視
四周的效果。
綜觀香港自70年代以後至今的商業建築,發展商除了考慮最大限度地使用
土地外,亦注意到外部空間的功能,如在建築前留出空地建花圃或噴水池等,稍
為緩和了緊張的城市空間,這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市民也因此得到較好的城市景
觀,大廈本身的形象亦得以提高。1982年落成的置地廣場,突破了建築內部的
10 空間佈局而提出商業建築的另一種模式。置地廣場的內部採用中庭(atrium)的概
念,把原有的四層商業空間掏空而成一個偌大空間,內庭設置噴水池及盆栽等,
配合屋頂的玻璃天窗把自然光線引入室內,形成商業鬧市中的一個"室內綠洲"
這種嶄新的空間處理手法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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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商業建築外,20世紀60年代起本港住宅建築的空間處理亦有新突破,
就是平台(podium)的利用。例如60年代末興建的美孚新邨,其住宅都建在四至
五層高的平台之上,平台底層是車路,以上各層則設有停車場、商場、餐廳等,
平台上除了住宅大廈外,更有休憩空間,包括綠化地帶、緩跑徑、兒童活動場等
設施,儼如一個公園。這種設計除了增加基地的使用面積外,亦為住宅居民提供
了各種民生及康樂設施。建築設計的焦點從單個建築物擴展到整個住宅區的環境
規劃,是香港住宅建築設計一個進步的表現。後來的太古城(1975年開始興建,
1985 年落成第一期)亦是充分考慮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佼佼者,規模更為龐
大,除了住宅樓宇及平台花園外,更包括綜合性的商業中心(內設商場、電影院、
食肆、溜冰場)、學校、運動場、菜市場、郵局、銀行及地下鐵路服務。這種着
重整體考慮的大型屋邨模式非常受市民歡迎,後來的例子有黃埔花園、置富花
園、杏花邨、沙田第一城,分佈於港九、新界各處。
但本港在文化建設方面,較之前述的商業建築及住宅建築發展蓬勃的情況
而言簡直不成比例,自1961年的大會堂以後,一直要等到1978年的香港藝術中
心,方可稱為植入純粹文化性質的重點建築。香港藝術中心的建築計劃是由民間
發起再爭取到政府資助的,在政府撥出的一幅100 呎乘100呎的狹小土地上,設
30 計師挖盡心思利用空間,使它的設施能包括有劇院、電影院、畫廊、實驗劇場、
餐廳、書店、咖啡館、文化團體的辦公室、教室。其正面立面對稱而工整,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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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以三角形為設計的母題,在天花藻井及外牆上一再重複出現,帶來活潑的
節奏感;其內部由入口大堂直達四樓挖空為天井,在樓梯環繞的天井中央懸垂着
一個裸露的淺黃色通風管道,除了實際功能外,視覺上更成為一個空間重心及帶
來縱向的延伸感,突破了原來狹窄空間所造成的壓逼感。
此後較大型的文化建設,則有80年代的香港體育館、科學館、香港文化中心
(包括太空館、演藝大樓、香港藝術館)、香港演藝學院等,它們各自擁有獨特的
外形及各種先進設備。其中香港體育館(1983)採用了"從上而下"的施工工藝,
將屋蓋的大跨度間架結構在近地面裝配,然後在場館的四個角位,分別架設一部
臨時鋼架支柱,為頂蓋的臨時支撐,待空間構架完全嵌造完畢後,利用油壓起重
機,將頂蓋升至23米高,然後擱置在臨時鋼架支柱上。當場館的建築工程完成
後,才拆除該四支臨時支柱,這種工藝是繼美國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一個
體育館之後的全世界第二個實例,又再反映出香港人樂於採用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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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文化建設中,比較諷刺的是香港文化中心原址是20世紀10年代九廣
鐵路火車總站所在地,這個標誌着香港最初與歐亞國家的交通連繫的歷史古蹟除
了鐘樓外都已毀於一旦,卻在原地重建與附近環境毫不相關的密封式的香港文化
中心,顯見香港政府對保護本地歷史文化完全缺乏識見,並沒有想到採用像法國
羅浮宮般糅合新建設與歷史古蹟的做法,使香港人平白損失了一個有紀念價值
的歷史建築及錯失了繼承傳統、認識香港與珠三角以至其他內地地區深厚的地緣
歷史文化關係的機會。事實上,整組封閉式建築插於半島的尖端,卻完全不考慮
客觀環境,浪費了顯彰的位置及優美海景等有利條件,實在是市民極大的損失。 20
而 80 年代建成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是本港首個為舉辦國際大型會議及展覽
而建的場地。在歷經1997年的二期和2009年的三期擴建工程後,會展中心已然
成為維多利亞港的另一聚焦點。會議展覽中心由來自王歐陽香港有限公司的林和
起建築師,和芝加哥 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Inc (SOM)負責建築設計,外部用
鋼架支撐起約四萬平方呎的鋁合金翼狀屋頂,在建築內部塑造一個巨型的空間, 25
內設會議廳、展覽廳、演講廳及大禮堂等以滿足大型宴會及展覽需求。為了延續
建築的通透性,外用玻璃幕牆圍合,將維港的景色納入建築內部。1997年7月1
日凌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容納了來自超過40個國家,總數達4000人的國際政
要,進行了長達11小時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見證了香港主權的回歸。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現今已成為本港的新陸標,標誌着本港拓展公共服務業,發展國際貿易 30
關係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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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ge Square A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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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80 年代的交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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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本港近代的建築歷程,20世紀50及60年代間主要應對社會上對住房及
辦公室的需求,着重講求實用性而少有顧及建築的意識形態,70至90年代間,本
港經濟起飛,才開始有實質意義上的發展。1950年香港大學開辦建築學系以來,
便一直為香港培養本土建築師,為香港建築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批受本土教育
的建築師在考慮建築物的功能之餘,尚關注其外形和環境的和諧。(84) 但此中有一特
殊現象,即本港市區裡的代表性建築物,大部分是由外國建築師領導設計的,這
些本地陸標(landmarks)有高水準的設計,堪為本地及鄰近地區建築的範例,並因
此提升了香港建築在國際上的地位,但代價是犧牲了本地專業人士在大型建築項
目上的參與機會,使他們無緣從事自己家鄉的大型創作,往往只能退到二線或以
下的位置。本港的大商業集團在投資大建設時對本地人才的不信任,深遠地影響
到香港本地人的建築設計難有理想或信念可言,所謂本地建築風格的發展更無從
說起。
5
10
15
誠然,本港也不乏優秀之設計實例,如添馬艦政府總部便是一個甚佳的容許
社區融入的傑作。政府總部由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學系的本土建築師嚴迅奇設
計、金門和協興建築聯營,於2011年竣工。其設計秉承了建築師提倡的"門常開"
理念,在建築中間設置一個淨高百餘米的有蓋空間,成了一扇敞開的"門"。政府
總部的設計精髓並非其通透的表層,而是其將邀請公眾融入建築的意圖雜糅到設
計中,在綠油油的中央草坪上不難見到民眾在享受閒情逸致、小孩在嬉戲,於香
港而言,這是極為珍貴的、公眾可與綠地零距離接觸的公共場所。平日裡,在這
片沿海的休憩用地和中央綠地上,亦不乏有向政府發表意見的公眾團體,就不同 20
議題為普羅大眾發聲
(85)
香港在八九十年代經濟發展之急促,刺激了建築工業的迅猛發展,但由於香
港地少人多,使得建築僅能夠在狹隘的地域裡面向高空發展。加之地價的高昂,
歷史建築的保育在經濟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清拆重建的意欲亦凌駕於文物保育;
當一座又一座載滿本港歷史的舊建築被清拆之後,民眾開始萌生反對之聲。2006
年因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所引發的社會輿論,正好體現了民間對"拆、拆、拆"
25
(84)香港大學在1950年成立建築系以來培養了不少建築師,由最初每年數個畢業生發展至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約82 個,加上香 港中文大學在 1991年起亦開辦建築系,應使建築業人才不缺。但本港的建造事業實在頻繁,加上近年中國內地地產市場的需 求,使本地建築師頗有應接不暇之感,更無心置身研究工作,以專業所長領導社會。在規劃人才的培育方面,港大在 1989 年 已開辦城市設計碩士課程,另又有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於 1991 年由原來的城市研究及城市規劃中心 ( 1980 年成立 ) 改組而成,開辦有關之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以上的課程確保了本港在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等方面的人力資源。
(85)請參閱鄒崇銘:(我們一起走過的街道:嚴迅奇專訪>,載於鄒崇銘,韓江雪:《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香港:
印象文字,2013年,頁24-33。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文化的醒覺和對切合實際的文物保育之重視,甚至連中小學的文物保育教材,都
鼓勵民眾去探究保育議題;民眾開始有機會接觸到文物保育的理念和文化傳承的
重要性,須知浸滿歷史的文物建築才是一個城市蓬勃發展的根源所在。建築的意
義並非淺顯地停留在商品化的表層,提高商業社會中民眾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
5 是一個發達城市去蕪存菁的必然工序。1997年古物諮詢委員會在香港舉辦了"文
物與教育國際研討會,受此啟發,筆者於2000年在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創辦建
築保育碩士課程(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Programme),以此作為契機搭構起歷
史建築與新建築之間的紐帶。經活化的歷史建築得以重新融入社會並重新發揮新
的建築功能。這個學術分支的創立開拓和擴展了民間對文化保育的認識、了解和
10 熱誠,令建築的活化工作不再是一紙空文,而舊建築的保育亦不再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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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巧妙的心理轉變在香港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問題是,文物保育意識雖說是增
加了,但保育卻無可避免地要與時間和金錢競賽。為此,特區政府採納了筆者在
1999年"文物與旅遊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的建議,將管理文物的部門管理文化
民政事務局轉交至土地發展局負責。 (86) 此舉表示政府直接地承認文物保育與善
用土地資源的關係,法定古蹟始終得靠納稅人支持才得以延年益壽。前文所及由
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大力推行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和市區重建局
的設立,把建築保育推至新的頂峰;前者的保存項目包括灣仔藍屋、深水埗雷生
春,而後者則以部分加建和復建靈活交替的方式保育了灣仔綠屋(今動漫基地)和
灣仔和昌大押等建築。此外,中環街市設計方案的落實至今仍是如火如荼,政府
和半官方機構亦群策群力,保育對城市有價值的文物。
(87)
環顧本地建築,別具創意及涵蓋本土文化精神的成功例子似乎就只有香港藝
術中心(何弢設計,1975年)、望東灣與白沙澳的青年旅舍(嚴迅奇設計,80 年
代)。有人指後二者屬後現代風格,其實不過是建築師嚴迅奇關注本土文化、取
材於中國傳統民間建築的精髓,再加以現代的手法,可稱之為新鄉土建築(Neo-
Vernacular)的範例。上述三個例子均照顧到地方特色和歷史文化背景,如果香港未
30
(86)Lung, D.P.Y.. "Is Heritage for Sal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in Hong Kong", Conferenc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ritage & Tourism, Hong Kong (China),2013;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 Hong Kong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ritage & Tourism: Hong Kong, 13-15.12.1999: [programme] (pp.9-12). Hong Kong: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1999, December).
(87)筆者曾於2000至2007年致力於澳門歷史城區、開平碉樓與村落、馬來西亞馬六甲和檳城的研究與評審,進一步印證了文物 建築的價值並非僅限於建築物本身,而是隱含在建築背後那一段能夠真實地反映歷史脈絡、印證本土文脈根源的故事。如廣 東開平碉樓與村落,其核心價值在於開平先民漂洋過海,在異國他鄉艱苦創業、致富歸鄉後興建碉樓、保衛族人的故事,同 時也是彼時內憂外患國情下,華人受逼的歷史縮影;此外,文物建築的保育不應止於單一建築物,建築與其所處的環境,如 街區、社區、城鎮乃至城市,是不可分割的互為共存體,此亦為香港歷史建築的保育方針開拓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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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來的建築都能如此,由本地人領導,配合香港的歷史脈搏,體現本地獨特的社會
文化,旨在建立本身的精神文明,則必可打破過分模仿及實用主義的悶局。
五·結語
5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Calvino, I.)在《看不到的城市》一書中這樣描述城市的
記憶:"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故此對
城市的描述,必須包含過往的一切,要了解過往的一切,則必須從城市的每一個
角落去尋找。在城市的每個角落,都銘記着城市歷史的刻痕、缺口和邊緣。"同
時,卡爾維諾更指出建築就是城市的符號,他說"就如寺廟門上可見的諸神塑像,
帶有特殊的象徵,信徒們可藉此辨認神祇並禱告。即便一座建築物沒有任何招
牌,仍能依靠它的形式,以及它在城市格局中所佔據的位置,來展示其功能。故
此,建築的價值在於其功能所衍生出來的符號。當觀賞建築物時,人們只不過是
記錄了城市用來界定自身及其各部分的符號,
(88)
。
城市的記憶與符號,是互為共存、彼此相連的整體。城市的符號印記着城市
的記憶,城市的記憶幻化成城市的符號。在城市中的每一座建築物,或大或小、
或新或舊,都記載着民衆的點點滴滴,無論是平凡的勞作,還是神聖的信仰;無
論是淳樸的求知,還是繁華的商貿,都真實地凝聚在城市的記憶裏,烙印在城市
的符號上。原始部落先民對自然的崇敬,演變成神廟與祭壇,成為城市裏祈福與
禱告的符號;現代都市裏民眾對繁榮的追求,演變成商廈與銀行,成為城市裏金
錢與欲求的符號。城市裏的建築,將人們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鏈接成密不可分
的脈絡,倘若符號消失時,城市的記憶也便隨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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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香港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其城市與建築一直以實用、高效、密集為取
向,其以商業為基礎的發展模式至今仍然沒有過多的變化,由於地皮貴重的原 25
因,建築物往往50年就重建一次,故此,市區內有很多建築物由開埠至今,已是
原址的第四代重建,中環滙豐總行便是最佳的例子。從殖民時期起,香港的城市
發展定位便缺乏思辨和理想,在經過19、20世紀戰時戰後的急促發展以及過渡時
期的掙扎後,最終在過渡後期開始重新定位,香港民衆的歸屬感及責任感也逐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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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頁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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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圖6.11 90 年代的青馬大橋(通往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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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致力於建設屬於自己家園的想法亦逐步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有利條件。在
建築上,香港有古老淳樸的中國傳統建築,有風格各異的西洋近代建築,有個性
鮮明的現代建築,同時也不乏建築先驅們傾力巨鑄的中國式文藝復興建築,更不
乏本土建築師研精致思的新鄉土建築。無論是過往的缺乏思辨,還是今日的群策
群力;無論是金光閃爍的西洋現代,還是厲精更始的鄉土創新,香港的城市與建 5
築均真實地反映了其歷史、人文、社會的本質。縱古觀今,以商貿為主導的社會
模式賦予了香港特殊的文化符號-靈活、自由與多元,而這種符號也恰恰反映
在其城市與建築上,匯聚成香港民衆的記憶。
本章第一稿 1997年版由香港大學研究基金資助,得時任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
理教授王維仁先生(現任建築學系系主任及教授)和建築師黃錦星先生(現任環境
局局長) 給予寶貴意見,由林苑鶯小姐協助編寫;第二稿 2016年版由香港大學羅
旭龢夫人(建築環境)基金資助,得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榮譽教授梁焯輝先
生(前規劃署署長)提供寶貴意見,並由高栢勤先生(建築系碩士畢業生) 協助收
集資料及編寫,吳鼎航先生(建築系博士研究生)協助文字修訂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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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莫覬
引論
15
香港地處中國南天海隅,在亞太地區位置適中,而且是個世界有名的天然良
港,這些條件都有利於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但是,優良的港口和適當的位
置,都只是客觀的必要條件,還須要和有利的歷史條件相配合,才能成功地得到
發揮。事實上,在唐宋年間,廣州已經成為一個中國對南洋的貿易中心,香港還
20 是默默無名。甚至到了17、18世紀,當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澳門進行貿易的時候,
香港一帶地區的經濟仍然以農業為主,附近的海面也不過是漁民和海盜出沒之
所。當時所指的香港,只不過是今日港島南面的一個港灣,人們從那裡將附近地
區盛產的莞香轉運到中國各地,這可與國際貿易無關。
香港地區由港島、九龍(界限街以南)和新界(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三
25 部分組成。前兩者地方偏狹,山多而可耕地少;新界則平地較多,自宋元年間已
有南來移民遷入,開闢土地發展成農村。清代時,整個地區歸新安縣管轄。19世
紀中期,香港地區人口稀疏,除了漁農業以外,只有港口可作轉運之用。在中國
的管制貿易政策下,外(英)國人為了要打開貿易之門,便以武力奪取港島作為根
據地。自由港和自由貿易的旗幟招徠了大批從事中國貿易的商人,轉口貿易因而
30 蓬勃。其後地界又一再擴充,大量人口相繼流入,促使各業成長,規模經濟、範
圍經濟和聚結經濟都得到充分的發揮,匯成一股動力,使經濟得到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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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香港還一般地被稱為是個轉口港。實際上,它今日的成就,已非
轉口港一詞所能形容。由於一些歷史的原因,香港的轉口貿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曾經一度式微。但它能及時地善用在轉口貿易時代所累積下來的設施、資金、
人才、經驗和商業關係,轉而建立它本身的出口工業,繼續貿易,並且向金融和
其他服務事業方面發展。到了轉口貿易重新蓬勃的時候,它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發
達的製造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的都市,貿易的內容和服務範圍,也遠非昔日可
比。今天的香港是一個面積達1,000平方公里,人口數百萬的大都會,本土內部的
商貿活動自然也非常活躍,但這些活動大都是由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所衍生的。
香港因貿易而生,由於先天條件所限,要生存、要發展便不能不繼續倚靠貿易。
本章主旨在介紹香港如何憑著"自由港"的特殊地位,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
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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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口貿易的發展
15
(一)鴉片戰爭前的香港
早在唐宋年間,中國便已經和阿剌伯、波斯、印度、南洋各地進行市舶貿
易。當時廣州有市舶司之設,管理對外貿易,今香港地區的屯門為廣州外港之
來往船隻多以之為停泊所在。明初實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但仍設市舶司 20
於廣州,便利東南亞各國的使團定期來華朝貢互市,而位於珠江口的屯門則為一
個外國船隻停泊,等候被召喚進入廣州的地方。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實行的是
一種由政府壟斷的朝貢貿易。但是,私商貿易,特別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南洋
-帶的華人社會之間的私商貿易,卻是禁之不絕。
在西方國家中以葡萄牙人東來最早。明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便已抵達 25
屯門,且曾一度進入廣州貿易,其後又退回屯門,並準備建立根據地。明朝政府
先後經正德十六年(1521)屯門之役和嘉靖元年(1522)西草灣之役,將葡萄牙人
驅逐出境,並因此而一度禁止與諸國貿易。結果,私商的非法貿易更為蓬勃,而
葡萄牙人卻繼續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活動,其中有部分更與日本浪人和中國私梟
勾結,四出劫掠,成為當時的倭寇。
基於財政上的需要,明朝於嘉靖九年(1530)恢復廣州的貢舶貿易,又因為海
30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5
10
防關係,於嘉靖十四年(1535)將舶市遷到澳門與諸國互市。其後,葡萄牙人亦重
來貿易,並且賄賂廣東官員,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竊據澳門。除了私商以外,
當時這一帶地區的倭寇和海盜都非常猖獗,明朝亦於大嶼山、屯門、九龍等地設
置炮台、汛站,駐軍以作防衛。
清初亦行海禁,並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二年(1662-1683)實施遷界,以堅壁清
野辦法對抗鄭成功的反清活動,將私商、民等一概視為化外,嚴加取締。遷界
對香港(特別是農村人口較多的新界)造成極大的損害。另外一種不良後果是,私
梟和盜賊更因而肆意横行。
直到台灣平定以後,清政府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解海禁,闢廣州、漳
州、寧波及雲台山四港與外商貿易。但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改行一口
通商,將所有對外貿易集中於廣州。當時所行的貿易制度稱為公行制,由政府所
特許的十三行所壟斷。外國人雖然可以設商館於廣州,但行動卻受到極大限制,
交易必須經過公行,而且不能久留。由於當時西方早期的殖民勢力已逐步來到東
方,在南洋一帶活動,所以這時來華貿易的主要是西方商人,而清政府的限制,
15 又使他們只能集中在由葡萄牙人經營的澳門活動。
20
25
清政府的管制貿易政策,使中國沿海的私商活動非常活躍,而澳門亦成為其
中心之一,也引來海盜的劫掠。嘉慶年間(1796-1820),珠江口一帶的海盜以張
保仔一股最為龐大。張保仔以港島為根據,嘯聚達四萬人,有船數百艘,橫行於
海上,使清政府要在大嶼山、屯門、東涌等多處設立站,而外商、私商及十三
行等船隻來往均須武裝護航。單從海盜的規模,便可見當時貿易之盛。直到嘉慶
十五年(1810)張保仔降清,此事才告一段落,但其他小股海盜依然猖獗
。
清政府開海禁後,英國人亦來華貿易,東印度公司且在廣州設有商館。工業
革命以後,英國國力大增,對中國的貿易要求亦日甚。由於廣州的貿易為十三行
所壟斷,而澳門亦為葡萄牙人所獨佔,為了要自由販賣鴉片,英國人屢次向清政
府要求開放貿易,並割讓沿海島嶼,皆不得要領,便準備以武力奪取根據地。其
實,當時的鴉片走私船隻早已活躍於港島海面,清政府亦在港島和九龍一帶增兵
設防監視,最後由禁煙衝突而引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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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廣州十三行(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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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英國走私鴉片的船隻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二)草創期:由《南京條約》到《北京條約》(1842-1860)
根據一般估計,鴉片戰爭前的港島,人口不及一萬人,主要以漁農為業,從
上文所述,可見它當時只不過是私商和盜賊逃逋之地。在國際貿易上,雖然許多
5 其他鄰近地方早已見於史冊,但香港還是默默無名,它之踏上歷史舞台,是以鴉
片戰爭開始。
鴉片輸入中國,初為藥用,始於何時,則無從稽考。18世紀初,每年由葡萄
牙人和荷蘭人輸入亦不過200箱(每箱約為一點一擔),其後國人吸食者日多,
進口日增。18世紀末,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取得鴉片的製造和販賣特權,便在印度
10 大量種植,輸到中國,其後特權雖告取銷,私商販賣更盛。鴉片戰爭前,每年輸
入中國的鴉片竟高達四萬箱,使中國前此的對外貿易出超變為入超,白銀大量流
失。由於鴉片對英國為利之大,對中國為害之深,最後便因林則徐銷煙為導火線
而演成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清政府根據《南京條約》於1842年將香港島割
讓給英國。事實上,在開戰早期英國人便已佔據港島,並於1841年中宣佈香港為
15 "自由港"。
20
25
從《南京條約》到《北京條約》的一段日子,可以說是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的
草創時代。英國人既得香港,便在港島北岸拍賣土地,興建民房和貨倉,外商亦
相繼遷入,除了經營進出口的洋行以外,還有船務公司和銀行,而一些工廠如糖
廠、酒廠、水泥廠、冰廠、麵粉廠等亦相繼建成。
根據 1845年的估計,香港島只有二萬三千餘人,其中歐籍及印籍者不及千
人。華籍人口主要以務農和捕魚為業,其中亦有流動人口約一萬人,他們主要是
鄰近地區的居民和艇戶,因為香港在建設上需要大量人力而來港謀生。但無論如
何,由於香港的內部市場非常狹小,還有待固定人口的增加,工商業才可得到平
穩的發展。
在對外貿易方面,初期的發展就並不見得一帆風順,還是以鴉片走私為主要
內容。當時海盜依然猖獗,居港的華籍商人不多,而廣州依然是華南從事華洋貨
品買賣的重心,加以五口通商以後,外商船隻也可以直接北上通商。因此,香港
充其量不過是個轉運站而已。
到了19世紀中期,由於美國和澳洲先後發現金礦,吸引了大批華南沿岸的中
30 國人到海外淘金,同時也有不少遠赴南洋、加拿大和南美等地當苦工。他們數以
萬計,群聚於香港等待出發,大大地促進了香港的商業、旅館業和航運業。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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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軍興,國內的戰亂又造成了人口和財富南移,以香港為避難所,結果使香港
人口倍增,城市日漸擴大,百業亦隨而興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華僑數目
不斷增加,在海外造成了一定的中國產品市場,香港商人憑着信息和航運上的方
便,最能滿足這種需求,一些所謂金山莊和南洋莊便應運而生。此外,隨着中國
沿海航運的發展,經營南北貨品的"南北行"亦告興起。由是,香港便逐漸成為一 5
個轉口港,從事貨品和人口的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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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長期:由《北京條約》到《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60-1898)
10
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兩國在1860年簽定了《北京條約》,清政府將九
龍半島南端(包括昂船洲)割讓給英國,整個維多利亞港便被納入英國管治範圍以
內。從此,香港政府便積極加強港口的建設和管理,使香港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
時代。由於航運和貿易上的需要,私營的輪船建造和維修船塢、碼頭、貨倉等亦
先後出現。這些基礎設施的完成,使香港的航運事業迅速發展,英、美、法、日 15
等國家的輪船公司也開始提供定期航班服務。在這時期內,無論是出入港船隻的
數目和載運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長。
香港面積擴大也使人口進一步增加,1860年香港已經有九萬多人,1865年便
達到十二萬多人,其後的增長非常迅速,1886年計有十八萬多人,到了1898年竟
高達 25 萬人以上。這一方面顯示了中國的向外移民潮繼續不斷,大大地增加了香
港的流動人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吸引了大量人口來港
謀生,而國內戰亂頻繁,政局不安,也促使了許多人到此定居。在這時期內,香
港亦因為各種公用事業如電報、電話、電力、電車、自來水等先後投入服務,逐
漸成為一個略有規模的城市。
20
人口聚居促使了香港商業的成長,一些規模較小的工業如火柴廠、肥皂廠、 25
羽毛廠、紡織廠等亦相繼出現。但是,香港當時的經濟發展以轉口貿易為主,除
了航運以外,其他有關行業如銀行、代理、保險等亦日益興旺。轉口貿易的內容
也不斷擴大。在出口方面,除了早期的絲、茶,和供給海外華僑的各種中國產品
以外,還有大豆、皮革、羊毛、植物油、大麻、煙草等,而在進口方面,除了棉
花和鴉片以外,還有煤油、食油、火柴、食米、染料、金屬等。在這時期內,大 30
量鴉片依然源源不絕地經香港流入中國,但到了19世紀末,由於種種國際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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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3 早年香港船隻的貨物裝卸,多用人扛或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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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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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貿易也逐漸停止。
香港轉口貿易的迅速發展,使它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這是由
於香港是個"自由港",有優良的港口和輔助設施,有多方面的國際聯繫,和比較
穩定的政治環境。根據中國海關資料,中港貿易在1880年已經佔中國的總進、出
口分別為37%和21%,到了1890年更分別上升為55%和37%。須要指出,這些 5
數字還沒有將走私計算在內。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香港在這時期內更成為了中國的沿岸貿易中心。當時中
國已經開闢了多個通商口岸,鴉片貿易亦已合法,外國船隻運來的鴉片和洋貨經
過海關完稅後再分銷到各地,這是外商將貨品經香港轉口到中國的正常途徑。但
是,隨着又出現了蓬勃的所謂"帆船貿易",有些香港商人利用帆船將鴉片和洋貨
北運,避過口岸,在沿海各地銷售。這種與正規貿易並行的走私活動亦稱"平行
貿易","水客"、"水貨"等名稱亦因此而起。走私活動使清政府蒙受關稅收入上
的損失,但中國海岸線漫長,禁不勝禁。因此,清政府曾一再提出交涉,並對香
港實行封鎖,對帆船貿易有一定的打擊。但是,香港是個"自由港",而事實上這
類"帆船貿易"又以華人為主,涉及中港兩地商人,當時的香港政府即使有意,亦
難加以管理。
10
15
從這點我們便可以看到一個自由貿易轉口港和一個普通貿易港的不同之處。
雖然它們同樣地為腹地服務,同樣是貨物的集散地和轉運中心,但由於轉口港是
個腹地"境外"的"自由港",盡能發揮所長,這是它能特別吸引貿易之處。換句
話說,如果貿易和其他經濟活動根本上是自由的話,轉口港的重要性便會大為削 20
減,變為與條件相同的貿易港無甚差別。香港的轉口貿易能夠迅速成長,除了它
的地理位置和港口設施以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使它在周
圍的管制貿易環境中,發揮了自由貿易的作用。
25
308
(四)成熟期: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到淪陷前(1898-1941)
根據 1898 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政府將新界租借給英國,使香
港平添了大幅土地,形成了今日的規模,人口亦增至30萬人。從此,香港的經濟
更為蓬勃,1910年九廣鐵路通車,使它在華南的交通和運輸上的地位更為重要, 30
轉口貿易也進入了成熟時代,直到淪陷時期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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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列特念紀年週十六報日環循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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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有
司公施先
施先
港香
上
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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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香
卅廣
15
店懑文获車
海上
京南
20
津天
平北
25
口漢
設為三市酒保於貨大百本 郵利十多店險廣店道貨公 寄便五有旅州總中商司 部遠聯先舘業上行店始 妥地合施等人海於自之創 當籟資旗事壽更德置矯於 快客 本幟業燕推輔規矢一 捷特達統迄梳廣道模初九 保在千計今化營中宏設O 能港五營各粧業再大老○ 蒲滬百業大品範分之舖年 意兩萬地都汽圍設新於篇 行元點會水經枝式香 遠 添現凡城廠營行百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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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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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 先施公司刊登於《循環日報六十週年紀念特刊》(1932)上的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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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在這時期內,香港的發展也歷經波折,主要是因為轉口貿易受到了世界局勢
變化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重大的打擊,戰後航
運恢復,一些華人創辦的輪船公司亦投入服務,香港的造船業也得到空前的發
展。20 年代的轉口貿易更趨蓬勃。雖然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使香港的經
濟活動一度陷於停頓,但其後迅即恢復,使香港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30 年代的世界經濟蕭條又使香港陷入嚴重不景,及至日本侵華,香港便受到更大
的衝擊。
由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內地戰亂頻繁使人
口不斷流入香港,根據1921年的人口統計,香港已經有六十多萬人,到 1931 年
又增至八十多萬人,其後日本侵華更促使大量人口湧入,在淪陷前夕的1941年,
據估計,香港的人口高達一百六十多萬人。人口移入除了為香港帶來勞動力以
外,也為香港帶來了資金,使香港的工業如紡織、水泥、糖、煙草、玻璃、肥
皂、藤器、木器、繩索等得到一定的發展。日本侵華又使一些內地較具規模的工
廠搬到香港,包括織染、樹膠、食品、印刷、五金、電器等等。
香港的工業發展使它的貿易形態開始有所改變。雖然轉口依然是主要的貿易
内容,但是香港本身的工業產品也逐漸地進入世界市場。30年代世界經濟不景,
各國紛紛用保護貿易政策以求自保,英聯邦在1932年通過特惠稅協定,香港亦幸
可享用,使它的棉織品、食品、藤器、膠鞋、電器用品、水泥、肥皂以至爆竹等
等得以低稅輸往英聯邦各地。這雖然對香港的經濟有所裨益,但終30年代,香港
的對外貿易還未能回復到20年代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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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20
表一:對外商品貿易的來源和市場份額(1921-1939)
(%)
貿易
年度
英國
英聯邦
中國
其他
進口
1921
10.24
10.79
19.12
59.77
25
1931
9.94
8.88
27.84
53.34
1939
6.62
7.03
37.95
48.40
出口
1921
0.91
9.99
64.65
24.45
1931
0.89
9.09
51.67
38.35
1939
5.23
13.93
14.83
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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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 291。
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由於貿易統計數字不全,我們只有從零星的資料窺看當時的情況。表一顯示
1921 至1939年香港商品貿易的來源和去向。其中可以看到特惠使香港對英國和
英聯邦的輸出有顯著的增長。來自中國的進口雖然續有增加,但對中國的輸出卻
因戰事而大幅減少。1921年香港輸往中國的貨品總值達四億三千多萬元,1931年
5 因經濟不景而下降至二億四千多萬元,中日戰爭爆發後的1939年竟跌至只有約
九千萬元。
總括來說,由開埠到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知名
的轉口港。我們可以從表二所列出的進港船隻及其噸位看到其中的進程。香港政
府初期沒有中國帆船進出的紀錄,但其後亦一併計算在內。從船隻數目看來,似
10 乎無甚增長,但和噸位比較,便可想到船隻愈來愈大,帆船日漸為輪船所代替。
從噸位的變化,我們又可以看到香港的迅速成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
華對香港轉口貿易的沉重打擊。
表二:進港船隻及噸位(1844-1939)
15
年度
數目
職位
1844
538
189,257
1861
1,286
652,187
1871
28,635
3,158,519
1881
27,051
4,475,820
20
29
1891
26,953
6,768,918
1913
21,867
22,939,134
1918
19,997
13,982,966
1927
29,052
36,867,745
1939
15,021
28,840,566
25
資料來源:Anonym, The Hong Kong Guide 1893, p.45; 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p.74,274-275, 290。 注:1861年及以前數字不包括中國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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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五)30年代的對外貿易
由 30 年代開始,香港才有較具系統的貿易數字。當時的貿易統計並沒有將出
口分為本地產品出口和轉口,也沒有將進口分為本地自用或轉口,因此便只有總
進出口的數字。不過,從香港的經濟情況和貿易數字看來,我們可以推想約有近
半的進口屬留港自用,供本地生活及生產用途,其餘則為轉口,而在出口中則大
部分為轉口。
5
從表三可見,30年代的世界經濟蕭條對香港的打擊很大,隨之而來的中日
戰爭又使進口和出口都低沉不起,一直到1940年才能回復到1931年的水平。由
於香港地面積偏狹,缺乏天資源,而人口又不斷膨脹,大部分民生日用所需、工 10
商各業的原材料、以至機械設備等,都需要從外地輸入,因而造成龐大的貿易逆
差,要靠航運等服務業的收入去彌補。
表三:對外商品貿易額(1931-1940)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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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進口
出口
貿易總額
貿易差額
1931
738
542
1,063
-196
1932
624
472
1,096
~152
1933
501
403
904
-98
1934
416
325
741
-91
20
1935
365
271
636
-94
1936
452
351
803
-101
1937
617
467
1,084
-150
1938
618
512
1,130
-106
1939
594
533
1,127
-61
25
1940
753
622
1,375
-131
資料來源: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表四列出當時貿易的主要商品內容,其中的中藥、食品、金屬、油脂、紡織
品、紙及製品等都同列前茅,而且出口價值不菲。以當時香港的工業類別和發展
看來,相信這些出口貨品主要還是來自進口,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這些貨品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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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
口都遠超出口中可以見到。換句話說,這些貨品都是轉口貿易的主要內容。成衣
是其中的例外,在各年度中出口都超過進口,而且差距愈來愈大,這說明了當時
香港本地的成衣工業已經成長,並發展為一個重要的外向型工業。同類型的還有
電器用品工業,出口以電池、電燈泡、電手筒等為主。
表四:對外商品貿易內容(1931-1940)
(百萬元)
1931
1936
1940
商品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10
食品
241.4
211.2
123.4
91.9
211.8
158.9
金屬
44.6
34.6
41.0
37.0
36.7
26.8
油脂
54.3
43.4
40.0
33.1
100.2
74.1
紡織品
131.7
75.8
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