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作了研究分析,雖眾說紛紜,但一般都認為前者是由於社會經濟因素造成,而後
者則是內地"文化大革命"的餘波所引起。兩次騷亂的起因是否可以分辨得那麼清
楚卻很難說。由於事情複雜,要下定論實不容易。但我們仍可以推斷,1967年的
騷亂雖然與當時内地"文革"有一定的關係,兩次騷亂都有一定的群眾參與,說明
社會廣泛地存在着一定問題和矛盾。
1967年的騷亂變成香港歷史上的轉捩點。最初,市民對有關的勞資糾紛,大
都模棱兩可。甚至有些人認為港英政府多年來作威作福,給一點顏色它看,也是
大快人心的事。然而,當騷亂蔓延,破壞的行為變本加厲,嚴重地擾亂香港市民
的安全和生計的時候,市民的立場開始有所改變。同時,"文革"對內地經濟、文
25 化的破壞更使香港人痛心疾首。雖然香港大部分華人對港府是冷漠的,但面臨着
這種社會危機,使他們感到香港人需要自保,必須支持港府平息騷亂。從這時候
起,"香港人似乎開始珍惜這地方。最低限度,香港是他們的避難所,讓他們免去
"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浩劫。"
(35)
兩次騷亂,震撼了港府,就像當頭棒喝,使它恍然大悟。政府現在才發現,
30
(35)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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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一直以來,它和民間草根階層之間存在着那麼深的鴻溝。市民不信任政府,對政
府做的一切,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們不認為政府照顧他們的利益,對香港缺乏
歸屬感。為了彌補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隔膜,和重新鞏固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港英
政府放棄了一貫的政策,推行了一連串的新措施。
1967 年後,政府馬上在市區設立了十個地區民政署,在新界設立新界民政
署。這個部門的工作是探討市民對政府政策的反應,和負責向市民解釋政府的政
策,目的是為了贏得市民對各種政策的支持。為了要了解市民的心聲,民政署
經常和各類民間社團,如東華三院、保良局、同鄉會、宗親會、街坊會、宗教團
體、青年組織等聯絡。這樣,政府可以了解民間疾苦和不安情緒;也可以處理市
民的申訴,答覆詢問,提供資料以及調解各種糾紛。可以說,這是香港開埠以
來,香港政府破天荒的第一次認真的重視民意,重視自己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
無論政府的誠意有多少,有了民政署的服務,市民還是受益的。從行政的角度
看,民政署對騷亂時暴露出來的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鴻溝,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彌
補的。
5
10
至於上文曾討論的華人民間社團,政府的新政策,對它們又有甚麼影響呢? 15
民間團體,從來是受政府忽略的,特別是同鄉會和宗親會。現在,政府和它們的
關係開始密切起來。他們舉行的活動,如敬老會、旅行等,民政署給他們很多方
便,甚至津貼這些活動,使他們辦起事來,事半功倍。政府也透過這些社團來宣
傳它的政策。這種民間社團和政府合作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20
民政署對社區的基本原則是"社區建立"。社區建立就是通過一些活動和建
設,鼓勵一個地區的居民對其切身問題和需要加深認識,並通過合作,促進該地
區的福利事業。社區建立政策,最終目的是加強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甚至可以
說是建立一種地區性的"鄉土主義"。根據社區建立的原則,政府新措施的核心除
了民政署外,還有社區中心及服務處。中心設有日間托兒所、圖書館、各組年齡
的友誼會社、公用會堂、以及各種職業訓練班。這些中心後來又推廣到人口日漸 25
增長的新區,為它們服務。社區中心的重點工作是為年輕人提供健康及有意義的
活動,如協調暑假活動計劃,及指導社區組織與青年團體,其用意就是要香港年
輕人過着健康的人生,藉此減少罪案。而在政治方面,就是要削弱年輕人的反叛
性和對港英政府的敵意。這些都是安定社會有力的長線投資。
此外,政府在教育、醫療、居住各方面都實施了新政策來贏取市民的支持, 30
確保社會的安定。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政府資助及鼓勵青少年課外活動影響了香港新一代的消閑模式。除了電影、
麻將外,游泳、遠足、野餐、露營等都成了人們新的消閑方式。這些玩意兒以前
是少數人的活動和愛好,現在都變得普及了。這當然和經濟環境普遍改善有密切
的關係,但政府建設游泳池、社區中心、開闢公園等亦是重要的因素。市民生活
5 比以前豐富的另一個指標是,1961年時,電視機是一種奢侈品,到了1971年,全
港七成的家庭已經擁有電視機了。香港社會的生活質素,實在是起了基本的變化。
10
戰後初期,福利重點放在最基本服務,而且主要是透過協助和津貼志願團體
來實行。政府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是間接的。直接的援助只限於救濟火災、水災或
其他災禍的災民。60年代後期的新政策,是較全面和直接地提供援助,令更多貧
困和傷殘人士受惠。這可以視為將社會資源更公平分配的做法。
政府的新福利政策影響了民間社團的角色。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這些機構的
功能和地位均不能維持不變。過去,同鄉會和宗親會一個主要的服務是贈醫施
藥、組織帛金會等,隨着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政府的福利擴張,這些民間社團
過去提供的福利不再是必需的了。同時,民間組織接受了民政署或福利處的協
15 助,和政府的聯絡密切了,當然是有某種好處,可是,卻失去了過往的獨立性,
不能再獨來獨往了。
至於工人組織,1967年後也出現了轉機。學者認為香港工會長時期陷入意識
形態和政治鬥爭,無暇關注工人事務,工人階級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權益又沒有
保障。1967年的騷亂使工人和關注工人的社會工作者有所醒悟,奮然組織以爭取
20 社會公義為口號的壓力團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簡稱
"工委會"。該會成立於1967年,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組織。目的是擴大勞
工教育,提高工人意識,表達工人心聲。另一方面,工委會還透過《工人周報》以
工人階級顧問的身份介入勞資糾紛。它這方面的工作頗成功。1970年它協助海底
隧道工人罷工事件取得勝利便是早期成功的例子之一
(36)
。
25
30
這也可以說是工人組織走上"第三路線"的一個面相。
(36)李雲、張翠容:(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頁17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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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七·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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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841 至1971年的130年間,香港風雲萬變,社會經歷了不少滄桑。具體
的變化,如人口、城市發展、經濟模式等;也有比較無形的變化,如社會組織、
社會價值觀念、文化的取向、以及民間和政府的關係等。這些變化都是巨大的。 5
從 1841 年起,一些華人和外國人帶着不同的社會觀念和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
來到這個新發展的地區,各依自己的方法建立社團,為成員服務,形成一個獨特
的社會模式。
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是很複雜的。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嘗試尋找出一些規律
來。這樣做能幫助我們了解香港社會整體的發展。
10
首先,從社團的發展,可以看到的是政府的不干預政策演變成干預政策。最
初,香港政府盡量不干預社會發展,只求保持社會治安良好,以達到利用香港作
為推進英國與中國的貿易的前哨站,確保英商和英國政府利益的目的。對於民間
社團,通常任由它們自生自滅。隨着時代的變遷,政府對民間社團活動的參與愈
來愈多,民間社團得到了人力、物力或精神上的支持,部分社團因而增強實力, 15
卻同時失去獨立性。
第二點是,社團趨向國際化。所謂國際化,一方面是指部分香港社團的成員
從早期只容許同國籍的人參加,變成由不同國籍的人組成。"華洋分處"慢慢變成
"華洋共處"。另一方面是指,香港社團受外國社團的影響,或是摹仿這些社團的
組織形式,如商會,俱樂部等;或是成立國際團體的支會,如扶輪社等。香港接
觸外國的機會多,受外界的影響多了,畛域之見漸漸削弱是自然的事。這些團體
證明了香港的國際性,更反映了香港是一個較開放、容納性較大的社會。
20
還有一點是很有意思的。從香港開埠以來,基督教會無論是新教還是舊教,
活動範圍都很廣泛。一方面它直接的宣揚教義,導人入教;另一方面透過形形色
色的社會服務,間接的宣揚教義。奇怪的是,正式奉信基督教的香港居民人數不 25
多,但教會的"非宗教"的影響卻非常深遠,很多人無意中受了它的社會理想的感
染。這種理想以不同形態,滲入香港人的意識,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華人原有的社團,亦隨着時代而變遷,但它們的發展並不是單線的。它們既
保留着華人組織的特性,如重視血緣、地緣、同姓關係等,又提供不同的服務來
適應時代的轉變。新界的宗族社會,在20世紀末期,還能差不多完整地保存,也 30
可以說是一個奇蹟。這種狀況亦反映了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的事實。表面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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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口
止水
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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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切勿亂吐
肺亂
痨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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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小數點:「請用手巾仔」
A NEW personality appeared on the Hong Kong scene in 1958 and, although merely a two- dimensional cartoon figure, rapidly gained popular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ffection including frequent mention in the
Colony's press. She is Miss Ping On (or, in nglish, Miss Good Health') and she is possibly
5.11 "平安小姐"宣傳海報
'凡有炼物垃圾
解入政级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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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些團體和上面所提及的國際性和"現代性"是互相矛盾的,但在香港,卻並行不
悖,就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社會。這更證明了社團的性質是不能很簡
單的用"傳統的"和"現代的"概念來界定。
還有一點很重要,無論是社會、經濟或是政治,香港歷史發展都和中國內地
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中,亦清清楚楚地說明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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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龍炳頤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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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風貌,無論新穎或古舊,無論繁華或荒涼,皆能反映出該城市的
歷史文化、人文藝術、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及生態環保,香港亦然。自1842年開
埠以來,香港便以商業貿易為主導發展城鎮設施,由於在自然環境上沒有豐富的
天然資源,故此土地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唯一可供貿易的籌碼,一切政治、經濟、
文化皆繫連在土地上。現時香港人口密度與私人房屋價格已被列於全球前列,時
至2014年,香港已發展土地僅佔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四,其中住宅用地僅
佔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七。(2)坐擁第一世界經濟體的香港,其居住擁擠程度卻比第
三世界的城市更為不堪。而在現行的政策及法例下,政府也只能依靠有限的權力
去開墾荒地,以致地權爭議日益嚴重。而政府亦在無形中變相地接納了高地價政
25 策,與之相隨的房地產經營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最直接的致富渠道。簡言之,香港
受歷史因素與自然環境的影響,其城市與建築均真實地反映了以土地貿易為根源
的發展模式。
30
(1) 根據香港地政總署測繪處的2015年2月香港地理資料 (Hong Kong Geographic Data)顯示,香港陸地總面積為1,105.62 平 方公里,其中香港島佔78.60平方公里,九龍佔46.94平方公里,新界佔978.00平方公里;香港海面總面積為1,648.41 平 方公里。香港水陸總面積為2,755.03 平方公里。
(2) 請參閱團結香港基金:《倡議推行"補貼置業"及加快土地供應:團結香港基金發表首份研究報告》,(2015, Novemb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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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城市類別可分為市區(urban area)和鄉郊(country-side)兩大類。市區 指的是港島(Hong Kong Island)和九龍半島(Kowloon Peninsula),鄉郊指的是新
界(The New Territories)。由於歷史原因,新界土地從開埠至回歸前十年(即1987
年) 的一百多年間,除開闢了新市鎮外,港府從未正式地做過全面性的發展規劃,
以至今天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最大的爭議點,也成為政治的熱議題。本章集中
討論城市規劃中土地發展及建築特色兩大範疇,以此為契機去探索香港的城市面
貌,及其如何反映香港社會、經濟、政治與民生狀態。
5
二·歷史文化背景
10
15
在探索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之前,必須了解香港的社會、歷史文化內涵
廣義地說,城市規劃牽涉一切環境上的物質元素(例如住宅、社區、學校、古蹟、
政府機構、文娛場所、商業中心、山川海港等)的籌劃,涉及的範圍包括土地的
使用、交通及運輸的網絡、環境衛生、綠化、就業、起居、文化等方面,以締造
一個更理想的居住環境,從而促進社會的繁榮。因此,城市規劃實際上是一個政
府對當地人民起居生活及地方發展的政策、規劃和管理手法的總綱,也就是城市
發展的一個總綱;這個總綱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一種生生不息、不斷調節的過
程;而建築則是其實體表現及歷史見證,具體反映了當地社會文化的轉變,並且
是當地人民的意識形態、生活素質、喜好和品味、社會的政治及經濟勢力、甚至 20
是社會的道德觀等的表徵,
目前負責香港城市規劃有兩個主要機構,分別是城市規劃委員會(Town
Planning Board)和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on Planning and Land
Development)。前者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委任出非政府官員24人和官方
六人組成之法定組織,負責制訂及審核各類規劃圖則及批核各區土地用途申 25 請。後者則由 20世紀70年代開設的土地政策發展委員會(L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ttee)改組而成,由各相關政府部門之主要官員所組成,由發展局 (Development Bureau)局長擔任主席,決定長遠發展策略、大型土地用途及土地發
展政策。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歷史不算很長,雖於1939年就已成立規劃小組,卻在第二 30
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開始運作。本港的地區性規劃則始於20世紀80年代,而涵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蓋新界鄉郊區的全港性規劃還是1991年的《城市規劃(修訂)條例》頒佈後才得
以實施。故此,香港的城市發展可說是缺乏有系統的規劃,導致今天所產生的後
遺症。
本來,英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主要動機就是維護及發展其商貿利益,殖
民地的建築自然先以服務工商業發展為本。簡·莫里斯(Morris, J.)的文章指出
英國可說是世界上最擅長於開拓工商業城市的國家,堪稱"都市帝國"(Urban
Empire)。她以殖民地政府作為權力及利益的中心,卻能從無到有地把一個個城
市建立起來,如新加坡、悉尼、孟買、加爾各答以及香港等。 (3)這些殖民地的繁榮
發展使人難以想像其原來的荒涼面貌。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後曾任首相)巴麥尊
(Palmerston, Lord)於1853年便形容香港島是一個"屋瓦難尋、荒涼不毛的島嶼",
今天的香港卻已是一個繁華的都會。不過這些殖民地如果發展理想也純粹是"歷
史上的意外",即如加爾各答只是"倫敦和曼徹斯特的私生子"而已,只有新德
里才是英國政府刻意規劃、選址而建立的,但已有點夕陽殘照的味道了。(5)英國之
所以選擇香港作為殖民統治地區,無非是為了抗衡葡萄牙和荷蘭等當時遠東貿易
15 上的兩大讎敵,從而拓展她在中國以至東亞的貿易。葡萄牙人早在16世紀中葉
10
已被准予在澳門居停及營商,與中國的貿易歷史比英國早了兩個世紀,兼又佔盡
地利,無怪乎英國人一直猜忌葡人在中國所佔的地位及商業利益。(6)19世紀30年
代,英國經香港與廣州進行的貿易活動逐漸頻繁,而走私入廣州的鴉片更是數量
龐大,其盈利達合法商業利潤總和的雙倍,英國人愈發感到需要有一個據點以保
20 護其合法及非法的商業利益,在其武力威脅下終在1842年成功地取得香港島作為
殖民統治地區。據1793年英國使華團秘書斯當東(Staunton, G.)所著《英使謁見乾
隆紀實》的記載,就毫不掩飾地道出大英帝國為要開拓貿易市場才不惜遠涉重洋,
25
30
(3) Morris, J.. "in Quest of the Imperial Style", in Morris, J., & Fermor-Hesketh, R.. Architect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6, pp.17-19.
(4) Amery, C. "Public Buildings", in Morris, J., & Fermor-Hesketh, R.. Architect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p.136; and also Tindall, G.. "Existential Cities". idem, 1986, p. 74.
(5) 正如 Amery 所說,英國在印度建立殖民地的最大目的只是為了方便其商貿網絡的運作,故並沒有長遠建設的打算。在加爾各 答最豪華的總督府也不過是重複英國的鄉村式大宅的設計,談不上符合整體的城市設計。直到1911年立德里為新的首都,情 況才有轉變,由英國著名建築師陸秦氏(Lutyens, E.)等人先作出全盤計劃,建築設計也考慮加入印度本土特色,故城市建設 的各方面都比較完善,共費了19年始完成全部工程,可惜對大英帝國而言已是太遲,印度不久便脫離其統治而成功獨立了。 詳細情況請參閱看注(3),頁132-133。
(6) 英國人初到中國必須依靠葡萄牙人在中國已建立的貿易及社交關係,但一方面又怕他們從中取利,一直希望爭取到和葡人一
樣的貿易地位。見斯當東(Staunton, G.)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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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中國及要求建立殖民地。正如天鐸(Tindall, G.)所說:"帝國主義最必要的事
*5 (8)
從來都是以貿易而非教育為主導,雖然英國在其帝國霸權最高峰時仍能維持一
個可支撐的和使人相信的相反的假象。 但到底教育不過是貿易利益的偽裝而已。
香港之得以開發便純粹是上述歷史與政治因素使然。正如天鐸指出許多大城
市之出現都並非因為其地理條件特別優勝,只不過基於歷史背景而偶然形成;殖
民勢力之選擇佔據某地,每每並非出於當地條件優厚而有開發意願,只是不想別
的國家擁有之,他們需要這個立腳點以霸佔及擴大其勢力範圍而已。(葡國人早已
立足於澳門,英國為了佔取廣州鄰近地區與之競爭,被逼退而求其次選擇與澳門
一水之隔,同樣扼守珠江口的香港。當時的香港島牛山濯濯,對英國人而言本是
無可取的,這就是當時英國人的態度。
香港島給割讓後,英國為了保障其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及加強軍事威脅,即在
港島設軍營及讓英商建民房、貨倉和碼頭,其他的便都任由其衍生,並沒有刻
意地為城市發展而制訂政策。殖民政府及英商等的建築也不過把整套英國在工
業革命後開拓的工商業城市的發展經驗硬套到香港來而已。有學者如德利基亞
(Tregear, T. R.)和貝利(Berry, L.)曾批評香港早期的城市發展為零散和沒有規劃 的;雖然卑利斯道(Bristow, R.)則稍有異議,指當時已有道路的開拓及土地的測
量,然而這些工程都只因應即時的需求而來,實在缺乏長遠性。(1)其實,城市規劃
應包括意識形態、目的及手段三大元素。香港的情況是開埠至今一直運用各種方
法發展城市,以滿足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需求,僅僅只是局部地方性規劃,根本沒
有靈魂,更是缺乏整體發展目標和意識形態,只有功利目的而沒有社會理想及文
化取向,故此嚴格地說,香港即使有城市規劃也是片面的。香港不過是殖民政府
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發展起來的,因此注定無法與法國的巴黎、美
國的華盛頓、中國的上海和北京等一些在有國家觀念、有文化觀念的基礎上,配
合地理環境(深水海港或河流)而發展的城市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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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的英國本土建築文化亦及不上鄰近歐洲國 25
家,後者的一些建築師對建築抱有崇高的理想,認為城市規劃和建築有建設社
(7) 同上注斯當東著作,頁1。
(8) 見注 (4) Tindall 的文章,頁84。
(9) 同上注。
(10)Bristow, M. R. Land-use Planning in Hong Kong: Histo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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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11)
會、改善生活及發展文化的功能。 但英國的工業城市如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
特等及首都倫敦的面貌最初都只是因應工業革命形成,其城市範圍隨着工業發展
而逐漸膨脹,鐵路線不斷向外延長,沿着鐵路又逐漸開發成工業區,更隨之衍生
出旅舍、貨倉、銀行、商店、餐館、百貨公司、市場和民居,吞噬了原來的郊野
5 但又建設得雜亂無章,完全沒有整體的周詳的部署。英國的城市發展要到19世紀
末才有顯著變化,由荷畏特(Howard, E.) 於 1898年的《明天:真正革新的和平之
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of Real Reform)一書中提出了"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構想,認為城市可用聚落形式建立及發展,以人為的設計和干預達到社區
內各方面的平衡發展和自給自足,相信藉此可改善人的工作及居住環境,全面改
10 造社會及建設文明。其構想後來逐步得到實現。(12)這種慢慢發展成熟的城市模式,
令英國的城市設計於20世紀初為之改觀,香港亦於20年代引入這個概念,作為
九龍塘花園城市開發計劃的根據,才使本港的城市發展奠下了明顯的根基。
就建築而言,當時英國因工業革命造就了中產階級的興起,亦帶來工人被剝
削的問題,藝術家及建築師對這種種現象都感到不滿,渴望在精神上尋求出路,
15 因而崇尚中世紀的純樸道德精神,以致建築設計一度追求哥德風格、古典主義。
不過,這種理想也只是體現於工業城市的新興建築物上,如火車站、旅店和商廈
等,理想與經濟現實的矛盾表露無遺。這些建築風格更因殖民統治而無端搬到香
港來,實已脫離了原來的涵義。
總的來說,正如簡·莫里斯所稱:大英帝國的建築放諸帝國歷史中並非最具
20 想像力或最突出者,但卻是在規模上和應用上最為廣大的,在20世紀末不但影響
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更分佈於差不多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陸地上,它每每因
應不同地點的不同情況如氣候、材料等而作調節,又滲雜歐洲各種建築文化的因
素,顯得很綜合及多元化,難以明確界定它自身的性格,所以在建築的教科書上
從來沒有列出"大英帝國風格"的,它常常因時空不同而變化,從沒有扮演一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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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國著名建築師甘尼爾(Garnier, T.)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致力於"工業城市"(Industrial City)的研究,秉承社會主義理 想,透過各種需要的適切規劃而訂出各種規則,從而建立一個以重工業為主導的自治區。他的計劃雖然沒有完全落實,但其 理論對歐洲以外的國家大有影響。其他如都市學家祖士利(Jaussely, L.)亦對國際間很有影響,相比之下,英國的花園城市運 動(Garden City Movement)雖然能在20世紀落實,但其規模卻小得多,其設計的複雜程度與建造文明的理想也遜色得多。
(12) 19 世紀末英國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變化,許多人包括建築師對社會文化有特別抱負。如莫里斯(Morris,W.)提出的"無處" (nowhere),期求一個人人平等,教育工作都是自由的社會;後來他又修正他的理論,以花園城市作為工藝創作及公社般 的地方,不久便有卡特庇利(Cadbury, G.)建立、黑頓(Heaton, R.)等人設計的粗具雛型的花園城市於伯明翰等地出現了。
1898年,荷畏特提出的花園城市則意圖將都市居民分散到鄉村,主張商業機構承擔住宅建造的財務,公社擁有土地所有權; 為了防止膨脹,以綠色地帶環繞城市邊緣,形成聚落的形式,再以鐵路與其他市中心相連;市區內除住宅外,有休憩處、商 店、學校、辦事處、公社、貨倉、交通設備、食肆和市場等各種設施,務求達到社會各方面的平衡發展及自給自足;他相信 藉此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和居住環境,達到改造和建設社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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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角色(organic role),其消失也不是因為抵抗外來的力量,或道德上的自我否 定,而只是因為缺乏使命感。(13)
香港早期的建築緊隨殖民宗主的概念,很多早期建築是由英軍的工程師和測
量師按着模式手冊(pattern book)而設計建造,按着歐洲(尤其英國)傳統古典建
築的模式,僅就技術、材料及氣候條件的限制而作適當修改,形成了無性格的、
無文化內涵的、折衷的、大雜燴的所謂"殖民地風格"。這樣的殖民式建築徒具裝
飾性的外表,而且往往先決於實用性及經濟條件,用的更是廉價材料。即如1855
年落成的香港總督府也不例外,彷彿是一座鄉村宅第而非雅緻莊嚴的行政長官府
邸;略為抄襲得像樣的反倒是前三軍司令官邸,屬於喬治亞式(Georgian Style)的
設計,取材於格林威治(Greenwich)的皇后大宅(Queen's House)。可見,英國
人從來沒有想到改造或建設香港的社會文化,一切都從經濟利益及實用目的出
發,以致早期香港的建築設計是生硬的移植,土地使用情況紊亂,城市裡的環境
衛生、房屋、交通等方面都談不上規劃,只是由其肆意衍生,必要時才作應急的
處理。
香港的殖民式建築也可說是英國中產階級興起及發展歷程的符號。他們有感
於在本國發展有限制而跑到遠東來冒險,他們習慣了高尚奢華的歐洲人社交生活
方式,但亦知在異地要安守本分,一切從簡。他們的宗旨是保證其社會地位受到
尊重,財務上又能得到回報以維持其一貫的生活方式。因此,香港的英國式殖民
建築便令他們擁有歸屬感;同時他們又必須接受地方條件的限制,作出一定的妥
協。另一大影響便是他們熱衷於各種運動及娛樂,以保持社交活躍及身體健康,
因此在香港開埠初期便興建了許多會所、運動場和賽馬場等活動場所,為他們提
供社交、運動、娛樂及文化的服務,符合他們作"上等人"的心態。 而這些建築
物亦反映出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特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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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港早期華人的居所及其活動範圍,因為缺乏總體的規劃,以及受公共
設施落後、人口密度過高等因素影響,區內顯得混亂喧鬧,衛生環境尤差,城市 25
設施簡陋,以至於滿足不了基本的生活起居。香港在19世紀末發生疫症,催生了
一系列的衛生條例及建築物管制條例,後者經過不同年代的修訂,至今仍影響着
本港建築的高度和外型。
(13)同注(3),頁11-13。
(14)有關英國中產階級在殖民地的生活和心態,請參閱 Charles, A. "A Home Away from Home", in Morris, J., & Fermor-Hesketh,
R., Architect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6, p.32。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香港對舶來的建築文化影響亦缺乏思辨和消化的能力,以至於大部分的建築
物設計都沒有自己的個性,而只是體現了服從於經濟原則及實用目的,同時受建
築物管制條例的影響和盲目宣揚大集團的財力而已。舉例說:由早期的殖民式建
築到今天的滙豐銀行大廈,先後在原地重建的四座總行大廈都被公認為劃時代的
5 傑作,無論從結構、材料、外觀、技術及功能方面都有獨到之處,但這些建築物
卻從未能融入本地文化或帶動本地建築理論的發展。香港本來是一個殖民統治地
區,殖民主義的特點之一是當權者會竭盡心思宣示其權勢、地位和財力,以及務
求付出最少而得益最大,照顧文化角度是次之又次的事。香港的當權者從來都集
中在政商兩界,他們的價值取向匯聚成各種政策的主流,在建築上也反映出來。
事實上許多為人稱許、設計新穎的建築物都是大財團邀聘外國建築師設計的"新
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舶來產品,很難要求他們能繼承或發揚本土的文
化精神。本來新界的一些農村建築及城市的早期華人教堂還能表現本土文化精
神,但因為得不到及時的適當的保護和發揚,已因城市化而逐漸消亡,現時倖存
的一些遺蹟因而顯得格外珍貴。
10
15
從歷史的層面看,殖民時代的港府除了在本港城市發展上值得詬病外,在新
界的土地使用上亦因最初的懷柔政策而種下種種惡果,包括胡亂棄置廢料及設置
貨櫃車場、自然環境受污染、綠帶萎縮、水災、交通擠塞等問題。根據1898年
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an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 The Second Convention of Peking) ›
20 "租借"新界的理由只是鞏固在港九所建立的殖民統治的防衛所需,同時,英國若
基於行政及防衛需要欲在新界作任何建設,亦可用合理價錢向原居民換地。(15) 因
此,英國雖接管新界,但原居民仍擁有土地自主權,港府亦不能任意作出規劃,
反之,在開設軍營、水塘、道路、郊野公園及新市鎮等設施時更要和當地原居民
協商換地條件,為了安撫民心,當時港府用了懷柔策略應對新界村民,把實質管
25 理權交給新界鄉議局,保證村民得到一定的決策權。這特殊背景帶來各方面的衝
突,例如新界鄉村居民雖保有地權,但公共服務如自來水、電力、消防等卻受到
忽視;在宏觀上,港府的放任政策更使新界因沒有完整的開發計劃,土地使用沒
有適當的規劃和管制而弊端叢生。港府在後過渡期遲至1991年才立例把新界鄉郊
土地納入規劃範圍,其中錯誤的土地用途限於既定事實亦無法立即改變;所作的
30
( 15 )Wallen, D. "How Britain Drew the Li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4, October 8).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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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土地規劃亦每每引來原居民的反對,如在1994年中烏蛟騰村民便曾聯名抗議港府
把該地劃為"鄉郊活動區",限制土地用途而剝奪了他們的私人土地運用權,這
種衝突隨時都會產生。政府為了更有效率地管治,2007年成立發展局,負責有關
規劃、土地用途、屋宇、市區重建、公共工程,以及與發展有關的文物保育等事
宜。總之,新界的土地使用問題在目前和將來都是香港的一大隱憂。
5
三·香港的城市發展
香港的人類活動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割讓給英國人之前,原屬廣東省 10
新安縣,遠在唐宋時期一度是經濟及軍事上的重要地點。(16) 受地理條件所影響,新
界區西北部平原的市鎮開發歷史比港九要早,在明代已發展有繁華的墟鎮網絡,
反而位於香港和九龍的一些小村落,直到開埠以後才逐漸城市化起來。
(17)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傳統建築不易保存,且清初(1661)又有遷界事件, 彼
時沿海的田地、農舍及漁村都荒蕪了,直至康熙八年(1669)才開始逐步復界,本 15
地人及外地人包括客家人等回流及遷入後才再漸次興旺起來。故香港現存的古建
築,大部分是復界以後才重新建造的。
(一)早期的發展(1842年以前) 20
根據學者研究,北宋末年,中原人士為避戰亂而南遷,據記載最早遷到香港
的是來自江西的鄧氏。(18)鄧族在新界西北平原錦田先建村立業,是為香港最早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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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請參閱本書第一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17)清初,明將鄭成功仍據守台灣,謀商復明,清廷窮於應付,遂採納鄭成功降將的建議,於順治十八年(1661)實施遷界。沿 海 50 里劃地為界,強令居民內遷及禁絕出海,以孤立台灣軍民。1666年,香港所屬的新安縣併入東莞,不再成為一個行政 區。遷界令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始完全撤除,但已造成一場大劫。復界初期,遷回故土的原住民很少,許多土地都荒廢 了,房舍亦失修損毀,經過相當日子才恢復元氣。
(18)據宋學鵬 "Legends and Stories of the New Territories: Kam Tin", in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3. 1973, pp.111 - 130 一文稱,有說最早落籍新界錦田的鄧氏祖先是鄧禹,原籍是河南新野;後又有人認為應是鄧禹的 第47代子孫鄧漢黻,他原籍江西吉水縣白沙村,於北宋開寶六年(973)才遷到今日錦田附近的桂角山;但錦田鄧族在明成 化八年(1472)編修族譜時又稱可能鄧符(即鄧符協)才是最早落籍錦田的先人,是他把祖先骸骨由江西移葬於此已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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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村。 (19) 其後人又分遷立業於屏山、厦村、龍躍頭、大埔頭及今天東莞市和中山市等
地,成為新界的大族。南宋末年又有另外兩大族遷來香港,即定居上水河上鄉的
侯氏及粉嶺的彭氏;元代中葉又有廖氏遷入上水;加上元末明初遷到新田和大埔
泰坑的文氏,即成為開發新界的五大氏族,而全部都定居於新界肥沃的平原區。
新界村民所建的圍村都是闔族而居的。他們在村的周圍建高牆將同族各戶圍
住,牆外挖護河,牆上建更樓、裝鐵閘等以求自保。據康熙年間《新安縣志》所
載,本港圍村共19條,到嘉慶二十四年(1819)已增至29條,除圍村外,尚有元
朗、屯門村、錦田村、大步頭、大步墟等村落。(2)這些村落一般都在村口有棵大榕
樹及土地廟,村內房舍排列整齊,屬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南方合院式民居。村的
10 東南部立祠堂,是族人的議事廳、執法場及拜神祭祖之處,遇喜慶節日便在祠堂
設宴慶祝,族裡添了男丁亦會在祠中註冊。新田的麟峰文公祠建於17世紀,於 18
世紀初完成重修工程;18世紀中,侯氏亦在河上鄉建居石侯公祠;清乾隆十六年
(1751),廖氏於上水建萬石堂;同年,鄧氏在厦村的宗祠亦完成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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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方面,除最早錦田鄧氏的力瀛書院外,有史可查的書室不下四十多間,
大多分佈於錦田、屏山、厦村等鄧族居地及新田文氏居地,包括周王二公書院、
二帝書院、若虛書室、覲廷書室、聖軒公家塾等。除屏山的若虛書室可能建於明
代之外,大都建於清嘉慶之後(19世紀初)。從多個書室的建立可見當時的新界
居民非常重視教育。
新界的村鎮雖曾受清初遷界令的影響,但在1669年復界後,新界的經濟活動
重新活躍,很快已有繁榮的墟市出現。墟市的形成源於農村本身未能完全自給自
足,因而需要一個聚合處交換買賣所需的貨品,包括各種糧油雜貨、禽畜以至棺
材等貨物。據許舒(Hayes, J. W.)研究,墟市還是一個文化中心,每每於其中舉行
節慶、習俗儀式、表演,兼具經濟及文化的功能。
最早開墟的是元朗墟和大埔墟。前者原稱大橋墩市,據大王古廟的石刻(1837
年)所記載,此處早於明代已開墟,清康熙八年始由鄧族中進士的先祖鄧文蔚所
領導遷到元朗舊墟處,即南邊圍與西邊圍之間。據說這裡地權屬錦田鄧氏所有,
後雖賣予他人但仍任墟主;後者在1672年開墟,舊墟址位於今天汀角路口,面向
大埔,在觀音河東北岸。此外,19世紀初又增石湖墟(前身是天岡墟,復界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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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Lo, H. L., Hong Kong an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Before 1842: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Prior to British Arriva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1963, pp.134-136.
(20)高添強:《香港今昔》,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頁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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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成立,舊稱咱婆巷,石湖墟則在1925年立墟)及長洲墟。這些便是香港早年最重
要的墟市,後來逐漸增加一些非官認的墟市及規模較小的市集。
(21)
墟市選址必須是交通方便的地區,所在地有廣大而富庶的農業地帶,能夠提
供大量的農產品。通常在墟內的一條至數條大街上,有不下百間的各行各業的店
舖相連,前舖後居,均為一至二層的青磚房舍,本地及外來人便在這些商店做買
賣。墟市一般都是三天一會,例如甲墟在初一、四、七,乙墟則在初二、六、
十,各有週期,但各墟墟期不相疊,買賣雙方都可按日子"趁"不同的墟,增加買
賣的機會。每墟都設廟作為祭祠及審判犯人的地方,有時也在此舉行節日慶祝儀
式;又在廟中放置"公平",墟期中便由當年投得承辦權的村民取出應用,"公平"
的使用保證了買賣雙方,因而人人信任,而承辦者則酌量收取手續費。有些遠道
而來的村民,白天做完買賣索性在墟中留宿一夜,故墟中亦有飯店、客店、錢莊
等各種服務業。
據元朗墟大王古廟的石刻記載:"廛肆縱橫,街衢通達,商賈居奇;...... 而往
來行旅,莫不挾其所求而來,所求去,豈非儼然一大都會矣!"(22) 可見當年墟市
的繁榮。當時的店舖由早上6時營業至晚上11時,街道上整天都是人來人往,水
洩不通。
當時元朗(舊)墟為新界最繁盛者,因水陸交通之利,連深圳人亦來光顧及交
易。墟中共有3條街道,即利益街、長盛街及酒街,出入口分東門與南門,逢農
曆三、六、九數的日子為期。墟內有上百間店舖,貨物都陳列於石墩上,包括
食品、山貨、農具、藥材、五金等,以油糖酒米的交易為最大宗;又有"喃摩"、
補鞋及屠豬等行業,更有當舖"晉源押",可賭可飲的俱樂部,以及大王古廟和二
帝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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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舊墟地方不敷需擴充及其貿易為鄧氏所壟斷,後來另有六鄉人士成立了
合益公司,在1915年於五合街(即合益街、合發街、合成街、合和街與合和後
街之總稱)另立新墟,即今泰祥街附近。他們並不從中牟利,只是酌收店租和秤 「25
佣。新墟的房舍高兩至三層,也是舖住兩用,賣的有缸瓦、棉被、山貨、香燭、
糧油雜貨等,尤以絲苗米最受稱頌,甚至外銷至沙頭角及南洋等地。當時運載穀
物的船隻均停泊於東堤及西堤兩岸起卸,故今有東堤街和西堤街之稱。今元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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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章墟市資料引自香港電台製作、何文匯博士主持的"百載鑪峰"之"新界墟市"及"元朗新舊墟"等電視特輯,1984年。
(22)吳倫霓霞:<歷史的新界>,載於鄭宇碩(編):《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印務,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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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5
成為新市鎮,只有雞鴨墟尚在舊曆初三、六、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
二十六、二十九等日開墟,每次開墟由凌晨4時至晚上7時,並且已不用秤,但
仍保留酌收手續費的形式。
至於大埔(舊)墟,本為鄧氏立村之地,先建有天后宮古廟,後又立鄧孝子
祠。 。1672年,清政府批准鄧氏在祠旁立墟。墟中有直街及環頭街等兩條街道,
後再有擴充,頗為繁榮。村人到墟中買賣必經文屋村,使文屋村的經濟亦得到發
展,但一場訴訟後,官府只准文氏建屋辦舖卻不得立墟以顧存鄧氏辦墟的利益。
文屋村後遭火劫,由大埔七成鄉民協助重建,並於1893年於太和市立新墟,不
過規模很小,只有一條街,即今日富善街。上水石湖墟只有單層的屋宇,售賣穀
10 米、蕃薯、芋頭及豬仔等。今天該處因為新市鎮發展計劃已成為現代化的都市。
長洲墟原在長洲北社街,在北帝廟的古香爐上可找到有關記載,當年墟內有食
品、雜貨、海味、山貨等買賣。
據記載,在嘉慶年間,遠自沙田瀝源村和烏溪沙,都有渡船開往大步頭,即
現在的大埔,讓人們前往參加市集。(23)而各墟的本村村民亦會因買賣需要而來往於
15 各墟之間。某些農產品更有較遠的外銷,如大埔墟、石湖墟等便有農產品運經深
圳再轉往南頭,而元朗墟亦偶有把農產品直銷南頭。可見自17世紀以來,新界的
墟市已非常興旺,已逐步形成一個北連深圳、南頭等地的龐大經濟貿易網絡,這
時英國人還沒有開始在港的殖民統治。
雖然港島和九龍半島山多平地少,除了石礦外又沒有甚麼資源,與當時繁華
20 的新界相比可謂荒蕪,所幸維多利亞港的水域卻水深而無浪,可以停泊大洋船甚
至軍艦,非常利於船運業或轉口貿易的發展。18世紀和19世紀間,外國商船經過
漫長的旅程到達華南,有些便停泊於南丫島、鴨脷洲與石排灣(今華富邨旁)之間
的水域,在附近瀑布汲取淡水及竭息過後才再駛上珠江口岸黃埔。
與此同時,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只有零星地分佈的小農村和小漁村。港島方面
25 可考的村落有赤柱、大潭篤、石排灣、阿公岩、黃泥涌、薄鳧林和香港村;九龍
則有九龍寨、衙前村、長沙灣、尖沙頭、芒角村、土瓜灣和深水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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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注 (22),頁 13。
(24)同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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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二)港九市區的開發(1842-1898)
1842年英國在香港島建立殖民統治之時,英國人只考慮在遠東的軍事及商業
利益,沒有意圖開發這個簡樸荒涼的小島,只是按照一貫的殖民地政策進行各種
部署。首先是設軍營,地點在今日的金鐘、中環以及西營盤一帶,包括添馬艦總
部、美利兵房及域多利兵房,還有在半山及沿岸設炮台。由於添馬艦總部與半山
的美利兵房之間只留下一條羊腸小道連接中環和下環(即灣仔),但當時英國人只
顧及軍事部署而根本沒有細想如何發展香港。英國人早在1841年佔領港島後即成
立田土廳(Land Office),並立即測量及劃分土地,在同年6月14日便舉行了第一
次"官地"拍賣以取得財政來源,建議的拍賣地段共有200幅,先推出的有50幅,
範圍在港島北岸的上環至今日灣仔道一帶, (25) 都是分賣予歐洲人作住宅及商業用途
(如建辦公樓、貨倉、碼頭等),所謂拍賣其實只是出租,但以價高者得的方式進
行。最初歐洲人的聚居範圍在港島北岸,西至鴨巴甸街,東至花園道,南及荷里
活道,另外又在灣仔春園街一帶聚居;而華人則在鴨巴甸街以西的地方,搭建簡
陋的木屋居住,但在1841年一次颱風下,所建木屋悉數摧毀,後來華人聚居在文
咸街一帶,可說是華人在中區的最早居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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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由英國調派或自願來港的商人都是年輕而富野心的中產階級,為了迎
合他們的信仰、娛樂及社交需要,在政府的開埠建設中便有教堂(聖約翰教堂,
1849)、會所(香港會會所,1846年)、馬場(跑馬地首場賽事,1846年)及各種
英式運動場。此外,尚有美利樓(兵房,1846年間)、軍隊司令官邸(1846年,今
茶具文物館)、軍醫院等軍方物業;政府辦事處、檔案處、警署、裁判處、法院、
監獄等政府設施;以及道路(如連接中西區的荷李活道及在1842年於港島北面
沿海岸線而立的頌揚英女皇功業的皇后大道)、醫院、學校、市場、郵政局、羅
馬天主教墳場(1842)、基督教墳場(1842)等照顧英國移民的民生建設。至於華
人的住宅、廟宇、市場及各項公共設施等則由其放任衍生,只要不抵觸英國人利 25
益,港英政府也不會干預。
英國靠軍事力量取得香港並建立殖民統治,為保障其在遠東的貿易活動能順
利運作,故駐港英軍有很大的權力及特殊的社會地位,是直接對英國政府負責
(25)請參看香港電台製作、何文匯博士主持的"百載鑪峰"之"香港島發展"電視特輯。
(26)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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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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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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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HO
YM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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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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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WLOO
HARBOUR
HONG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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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MATION & DEVELOPMENT
KURS BAY
IN HONG KONG
$500
Cameras Bulɔne (88)
3 509)
£ 300:
1100
+000
100
1968-1976
up to 1887
1888-1924
1925-1945
1946-1967
圖6.1 香港發展及填海圖(1842-1994)
第六章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的;為了方便管理,英國另派員出任港督領導一個行政政府,故香港政府與駐港
英軍從來都不是一個從屬關係;事實上,在開埠早期,港府與駐港英軍相較在權
力及財力上都頗為次等。由於不受英國政府的重視,香港首三任總督都沒有自己
的官邸,首任的砵甸乍住的是政府檔案室。第二任的戴維斯租住副商務總監莊士
頓(Johnston)的住宅,因受旁邊兵房操練的聲音滋擾,又改租大法官堅吾(Caine)
的房子。第三任的文咸(Bonham, S. G.)亦要向一位英商羅信(Rawson)租住房子,
原址在今日灣仔春園街。直到第四任的寶靈(Bowring, J.)在任期內才有正式的總
督府(1855),比起軍隊司令官邸足足遲了九年,可見當時行政首長的地位更在軍
人和商人之下,後二者對香港的發展政策有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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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土地委員會(Land Committee)和工務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
先後成立。前者在1843年又重組。這些部門專責處理本港開埠的租務、土地的建
設工程和配合設施。同年,測量師哥頓(Gordon)曾提出一個大規模的建設計劃,
包括劃定住宅區、行政局、商業區,立定市中心及建人工運河,皇后大道延長至
圍繞港島,作填海工程及沿岸建海濱路徑等。 (27) 當時香港政府和英商們均無意參
與這樣的大工程。前者無(財)力,後者無心,香港第一個全面的城市發展藍圖 15
遂夭折了。不過,道路工程仍舊隨着英國人的商業活動和社交活動需要而逐步開
拓,除了前述皇后大道和荷李活道等外,到1845年,中區至香港仔、赤柱、柴灣
等當年的郊區小路已築建完成。1848年間,政府因財政危機而作緊縮政策,一切
工程都暫緩進行。1851年,般含道及堅道完成延長工程外,政府已考慮較大型的
建設,包括中區的填海計劃,但未有實質結果。1860年又有道路沿海岸向西可通
到西營盤,東可達銅鑼灣,港島城市範圍逐漸向東西方向伸延。到翌年,羅便臣
道亦開發至太平山上了,更方便了集居於山頂的富有英國人。從以上發展可見本
港的道路網在19世紀中葉已漸具雛型,當時道路的鋪築主要取決於英國人的貿易
和起居需要,以及受天然的地理環境限制。港島的城市發展初始形態是隨意形成
的,先是軍方佔據戰略上有利的地段,餘者以中環為中心因歐洲人,尤其是英國
人的商業活動而蓬勃起來,行政機關亦集中於此,華人的住宅區便退讓至沿岸,
僅能在非常有限的平地上順勢向東及西發展,而歐洲人因為不適應酷熱潮濕的氣
候,選擇在山頂聚居以其涼快乾爽及享受較佳的景觀,又因為他們的郊遊雅興促
成了一些通往郊區及海灘的道路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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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同注 (10),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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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
:Ի
圖 6.2 19世紀60年代中環海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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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直到1853年,港島約有491間歐式及2,416間中式的房舍,後者包括458間
在 1851 年大火後重建的。(28) 1851年的大火,除了帶來基本的復原工作外,並促使 政府初次考慮在沿岸用填海方法開拓更多土地以建設房舍及道路。(29) 當時香港的平
地實在很少,港島北面沿岸不少地區又都是沼澤樹林,可供興建商住樓宇的土地
不多,商業發展亦受限制。港府慮及經濟因素,又喜於新填地進行拍賣可以得到
額外收入,遂產生填海增地的念頭。但事實上,建議中的填海工程往往會遭當時
得勢的英商所反對而被拖延甚至否決,因為工程一旦實施,他們的碼頭設施及貨
物起卸的生意都會受到影響。1853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引來大批難民,人口激增
連帶土地的需求亦大增。寶靈於1854年出任港督後,翌年重提大規模沿岸填海計
劃,卻依然因為得不到商人的支持而擱置下來。一直到1858年才真正完成在跑馬
地岸邊的填海工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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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南九龍半島亦被割讓予英國,最初英軍打算把南九龍半島列為軍
區,但港督羅便臣卻希望能爭取一些土地行政及民事建設,以緩和港島土地不
足的壓力,並且看準九龍半島西南區可發展為新的商業港,遂與英軍爭持,經多
番交涉,才由英國方面下決定要英軍讓出一些地區行政及民生用途,但市內許 15
多重要位置已被軍方先霸佔了。(31)英國在港九地區的軍事用地除了因為位於市中心
重要地段而地產價值非常可觀外,戰略上亦具實際功能。英軍在此駐紮並非象徵
式的,而是配合海軍船艦及維多利亞海港兩岸的炮台形成真正的武裝實力。英軍
在19 世紀末正式在中環設海軍區,有船塢可停泊及維修軍艦,與對岸尖沙咀的軍
部相對,從而形成維多利亞港交通瓶頸上的監視站,佈防之嚴密與開埠初期只擁
有香港島管治權時是無可比擬的。
割讓前的九龍半島約有村莊十條,人口只有五千多人,多是客家農民。英國
軍人早在割讓前已佔據並駐守於南九龍半島,稍後更正式劃定軍區及設置炮台。
炮台設於尖沙咀沿岸,即今官涌及九龍灣畔等地。軍事用地方面,按1887年的地
圖紀錄,位於今日彌敦道以西的油麻地至九龍公園一帶、今日紅磡黃埔花園一帶
及尖沙咀東南岸;另外,今日京士柏公園至九龍木球會一帶範圍當年也是軍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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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注 (10),pp.28。
(29)同上注。
(30)同上注。
(31)同注 (10),p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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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警察的練靶場。 (32) 九龍半島最早的發展便是這些軍事地區的建立,令原來的村莊面
貌大為改變,而各種公共設施、樓房及道路的開拓等都是其後的發展。
港府在 19 世紀60年代的城市發展注意力轉移到九龍,港島區由於土地資源
所限及填海發展受沿岸地主、英商等反對,並沒有甚麼大工程,只有零星的小型
5 填海計劃完成。如1868年的填海計劃,得土地面積約8.5英畝,即今日文咸西街
與威利麻街之間。又如中區鐘樓、大會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大廈等都在 19 世紀
60年代先後落成,反映港島的城市化又跨步不少。當時九龍區的開發則集中在油
麻地至旺角一帶、尖沙咀及紅磡沿岸等,都受沿岸泊船及交通之利而帶動發展。
紅磡灣的填海工程在19世紀60年代初草批,至1867年施工,增加了九龍半島的
10 發展潛力,漸漸追上港島的步伐。
15
20
25
港九之間有海港阻隔,來往交通只能依靠渡輪。公共的渡海交通服務在1867
年開始,當時除了私人碼頭及船隻外,尚有九艘蒸氣船橫渡維多利亞港。1880年
開始有定期小輪服務,初期只有四艘小輪,直到1898年,天星小輪公司正式成立
後,港九交通才比較方便,城市發展也比較容易互相配合。
由於受大陸難民潮及自然人口增長欠缺控制的影響,港九的居住用地供應-
直非常緊張,特別是華人住宅區因公共設施不足而令情況甚為惡劣,填海計劃一
直波折重重,直至一連串颱風襲港,不得不重修堤岸才得以填海。港督堅尼地
1874年提出填海工程。此計劃下,銅鑼灣於1883年完成了1,400英呎的防波堤;
1884年又增加23 英畝土地(1889至1904年又在該區填得27英畝地)。這些大型
填海計劃一直改變香港的海岸線,得到的新填地使本港的城市得以擴展。1876 年
港島全長 1.82 英哩的堅尼地道完成,顯示英國人的住宅已不局限於中區山頂範圍
而有所伸展,而當時山頂的洋人住宅區亦擴大不少。1877年間,港島華人住宅區
更為膨脹,但仍被排斥於洋人活動範圍以外,因受歧視而只能續向港島東及西區
延展,後來銅鑼灣所填得的土地才減低了華人的居住密度。
華人住宅區由於受政府不願花費作公共建設、人口太多及樓宇(舊式唐樓)面
積少(每戶約五十平方米)等因素影響,衛生情況一向非常差。這些唐樓沒有足
夠的通風,為了盡量利用地皮,致使每幢樓互相緊貼,前後排屋中間密度極高;
樓高兩層,沒有地下污水渠,街道用碎石鋪成,只留下狹窄的通道,日久成為溝
30
(32)請參閱 Empson, H.,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t. Printer, 1992。有關九龍炮台、尖沙咀炮台和
官涌炮台,請參閱蕭國健:《關城與炮台:明清兩代廣東海防》,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1997年,頁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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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槽,積滿污水,加上以柴草為煮炊燃料而產生濃煙,空氣質素差;每戶住有5
至十個家庭,甚至違法地把豬隻畜養在單位內,簡直是傳染病菌的溫床。香港政
府本來一直對此置之不理,但最後為了避免影響附近軍營,英國政府曾特別派人
來港作調查,結論是華洋絕對不能為鄰,但並無定出改善華人住宅問題的措施。
1881 年,英國殖民地部又派衛生工程師翟維克(Chadwick, O.)來港作深入調查 5
研究華人住宅衛生問題對英國人的影響。
在此之前的1877至1881年間,香港的地產正值一片投機熱潮,不少華商亦
有參與。當時的華人也不乏富商和名門望族,有替洋人辦事的,也有來港經商的
海外華僑。 (33)在1881 年地產物業投機風氣最盛時,政府沒有加以抑止,反而為增
加收入而積極開山取地用以拍賣,又收回出租的空地再拍賣。(*)但很多洋人都預先
探得可靠消息,知道英國當局將派員來港研究取締華人屋宇,紛紛趁高價時拋售
物業,這些物業全部由不知就裡的華人投得,包括皇后大道中、雲咸街、荷李活
道一帶等本來難以到手的"洋人區"。稍後,翟維克來港,華人才醒覺其中奧妙,
紛紛拋售地產物業,令樓價地價急瀉,不少華商因此招致破產。傳說首任立法局
華人非官守議員伍廷芳亦因此而黯然離港,到北方任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去。這時
的城市發展自然亦因地產大滑坡的影響而停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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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維克在 1882年提交了報告,指華人住宅區情況,足以在未來引發疫症,
必須採取果斷措施。此報告引來政府的一連串措施。先在1883年成立了衛生局
(Sanitary Board),又有《衛生修正條例》加强管制衛生情況。1885年又成立另一
個土地委員會評估人口問題的解決方法,最終提出了19世紀80年代末的填海計
劃。1886 年完成的堅尼地城填海工程,提供了較多土地予華籍居民(1891年該區
又再有新填土地,前後合共30英畝),使其向西再擴展,不再局限在上環與西營
盤一帶。1887年又通過新的《公共衛生條例》,並成立潔淨局,有權進入民居檢查
衛生情況及送走傳染病患者。此外,1887年以來又有一連串建築物條例的修訂以
及限制再興建舊式唐樓。1888年又提出《收回官地條例》,把原有舊式唐樓收回及 25
拆卸,開闢街道,建下水道等。這一連串的措施顯示政府解決問題的非常有限的
決心,只限於管制及取締性質,未有就問題尋根溯源去改善或建造華人民居及公
共設施,亦未有商討如何控制人口及改善民生,可說是治標不治本,故此收效亦
(33)請參閱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47-48:
口
(34)香港自開埠至今都實行土地租用制度(leasehold system),雖由政府舉行土地拍賣,但其實只出租而不賣斷,故租用者只有
有限的土地業權,有別於英國本土的土地永久業權制(freehold system)。
30
甚微。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港府更於1888年立例禁止華人住宿於堅道一帶,除得到特別許可外,華人不
得在該區度宿,明顯帶有種族歧視成分。此後還再把山頂(1904)及長洲(1919)
亦列為法定的洋人專區。即便是1888年開通的登山纜車也可以說是為山頂區的外
5 籍居民而設,對改善一般華人生活環境無甚貢獻。
由於政府一直沒有誠意改善華人住宅區的居住及衛生問題,翟維克所作的疫
症預言終於應驗了。1894年5月10日本港發現第一宗淋巴腺鼠疫症。在6月7日
一天內就有107 人因此症病歿的紀錄。當時華人多請中醫治理,患者都留在家中
養病,香港政府為採取徹底隔離政策,索性把染病者最多的上環太平山區封閉,
10 民居全部拆去,後來改闢為今日的卜公花園;此外,又派人查,把患者強行送
往西醫院,但仍有些患病者故意匿藏,死後才由家人棄屍街上。當時許多人都離
港避災,人口驟減八萬多。大瘟疫持續了十多年才受到控制,其間每年都有一千
多人染此疫而死。也因為這場空前絕後的災疫才促使政府訂立更嚴格的衛生及建
築物條例,包括限制新建築物的間隔空間、樓宇高度與道路寬度的比例、陽台等
15 僭建物,由此而發展到後來的獨立的建築物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這些源於當年
大災疫的條例,迭經修訂,沿用至今。
19 世紀 90 年代為了增闢土地以應付商業區擴充需要及增加一些住宅用地,曾
在1890至1904年間進行了大型的港島填海計劃。在中區的海軍船塢至西營盤全
長兩英哩的海岸填土,由此而增闢了干諾道及附近的土地,包括今日遮打花園、
20 皇后像廣場一帶。此外,九龍方面的油麻地、大角咀、紅磡一帶也有填海工程,
但由居於沿海的洋商負責,政府只作監管;配合這些新增地段的工業建設、道路
等工程,亦受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門管制。這種在今天已很普遍的政府與私人發展
商合作的方式可說是由來已久。透過這些填海工程使港九市區發展突破了地理環
境的障礙,又使商業區得以擴展,促進了本港早期的經濟,不過土地的供應量相
25 比於需求量仍很有限。
30
(三)"租借"新界以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1898-1941)
港九漸次開發,但地少人多,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許多用品、食品靠外
來補給,本土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加上英國一直伺機擴張殖民統治範圍及打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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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易市場,終在1898年以"租借"名義再取得新界的管治權,有了新界這大片
後勤腹地,使香港行政區的面積驟增十倍,並且更接近廣州。從此便形成今天的
香港版圖,在這整個區域範圍內,香港有自己的海港、碼頭、工商用地、民居用
地、充足的勞動力,以及新界提供的食品及用品資源,又有鐵路貫通九龍至廣
州,使香港的城市有向北擴展的可能,並且加強與大陸的聯繫,由是具備了城市 5
發展的充分條件,得以逐步發展成今日繁華的面貌。因此,1898年對香港是有重
要意義的一年。
(35)
在1898年英國人接管前,展拓界內(包括新界、界限街以北之新九龍及離島)
一直維持鄉村面貌,以前面提過的幾個新界大族最為富泰,但論村落數目,客家
村落卻佔了大半。這部分客家村落分佈零散,除了九龍區外,有集中在沙田、大
埔、西貢、大嶼山、青衣島等地。據當時記錄,展拓界內的鄉村共有423 條,客
籍的佔 255 條。 英國人接管了新界等地後即鋪設往大埔的公路,又着手整理税收
制度及重新登記土地。界內居民原來持有清廷所發的地契,屬永久擁有,只須按
時繳納地租,直到香港政府在1900至1903年間把所有地段在集體官契內重新登
記,確認了超過354,000幅地段,當時登記的居民,即所謂"原居民"被承認為土
地所有者,其餘的均屬向政府租用,一律當作由1898年7月1日批出,年期為99
年減三天,即所有展拓界地區的地契均在1997年6月27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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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城市發展的重心仍在港九沿岸,特別是港島區。港島在1884至
1905 年完成了太平山街的貧民區清拆及重建計劃,使其面貌有新的發展;1904年
的大型中區填海工程的完成又增加了大片土地,兩年後便在該區建立了中區郵政
總局等政府物業,以及太子大廈及香港會所等建築,顯示中區仍是殖民統治的行
政及商業中心;1904年完成的中區重建計劃更使畢打街至上環街市一帶的地價大
漲,發展蓬勃,山頂道及司徒拔道亦於此時相繼修建;20世紀00年代出現的摩托
車標誌着本港道路發展的漸次完善;還有1904年開始由堅尼地城至筲箕灣的電車
服務,反映了今天港島東西向的帶狀的城市發展形態已形成。九龍半島方面,主 25
要的地段已用作軍營,城市樓房的密度不如港島,以沿海岸的開發較好,如油麻
地便因造船業發達而形成一個小市鎮。爾後藉着始於1905 年九廣鐵路的築建使自
廣州經新界以至九龍有直接快捷的交通聯繫起來,為香港的城市發展奠定良好基
礎。九龍半島的發展潛力帶動了大型的填海工程,彌敦道亦在1905年開始鋪設,
30
(35)同注 (22),頁7。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成為打通九龍半島南北向的交通主線。至於展拓界內則以西面的深水埗在私人推
動的發展計劃下,率先走向城市化。
接壤界限街的深水埗農村,許多土地原屬錦田鄧氏所有,再分別或賣或租予
數個姓氏的村民;另又有些村民是因為當年英軍在尖沙咀闢軍營而被逼流落到這
5 裡的。該區的經濟中心在深水埗西岸的深水埗村,自西角山腳至周氏的上圍之
間,環繞而建有市場、碼頭、店舖及關帝廟。西角山的西南為蠔床及操作漁業的
海岸,西角山以北是稱作西角沙的沙灘,即長沙灣的南端,而西角咀的南方是深
水地帶,是可泊船及上落貨物的碼頭所在處,深水埗一名或由此而來。
(36)
港府在深水埗重新登記土地後,即在1906年舉行公開賣地,使土地重新分
10 配,引來一連串新的發展,此後最先建造的房屋是1909年在南昌街附近,而填
海發展工程於1910年展開。在1911年鴨寮村大火後,政府制定了深水埗改善計
劃,與私人機構合作,進行較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及建造新樓房以取代原來的寮
屋,1912至1914年的填海工程便是其中例子。(37)原來的農村再不復見,此地從此
與九龍的市區相連,成為西九龍發展重要的一環。
15
隨着深水埗的開發,1912年已修建公路接連大角咀至深水埗;1916年又再加
以延長連接旺角的彌敦道。自此深水埗便直接與九龍半島市區相連。同年,九廣
鐵路全線投入服務,總站設在尖沙咀,使九龍有飛速的發展。政府進一步開發
九龍西部作碼頭予大船停泊;另一方面,因港島已太擠逼,商人樂於改用九龍的
碼頭停泊並建立貨倉,使這裡瞬即成為一個貿易中心。九龍半島從此除道路、碼
20 頭及貨倉(如廣東道的九龍倉)外,更設有酒店、旅館、食肆、銀行、商店等方便
外國前來的商人,而貨物在碼頭起卸後很快便可送到火車站北運內陸,中國的貨
品亦很方便地運到本港繼而外銷。至此,九龍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里程。與此同時,
新界除了鐵路外,必須修築道路使之與九龍市區更緊密連接,政府在1916年開
闢環迴公路到青山。此項工程於1920年間完成,新界遂成為九龍市區發展的重要
25 後盾。而深水埗在1918年完成了往荔枝角的道路工程後,又在1919年進行更大
型的填海工程,新得土地有65英畝以上,即由東京街遠至荔枝角蝴蝶谷的溪流一
帶,城市發展可謂如火如荼。1920年間,九龍城市範圍繼續擴展,許多地方都進
行清拆重建,例如大角咀以東至芒角咀(即今旺角)一帶亦被填土及開發,原來的
30
(36)請參閱 Smith, C. T.. "Sham Shui Po: from Proprietary Village to Industrial-urban Complex", in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84, pp.73-87。
(37)同上注,pp.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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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鄉村顏貌不復存在。但與此同時,這些發展計劃也帶來了土地買賣的投機風氣及
原來居民與政府在換地及賠償方面的紛爭。據統計,在1909至1921年間的建造
項目合計有407所房屋、一間廟宇及兩個貨倉。
(38)
再看港島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變化,便只有東區西灣河的太古船塢
的建立(20世紀10年代),帶動了東區的經濟發展,逐漸有些廠房、貨倉及華人
住宅出現;同時使大船的維修移到這裡,減輕中區海岸泊船的壓力。而中區卜公
碼頭也在 1900年落成了。其次,道路網的拓展,包括開築了往深水灣(1915)、
淺水灣(1917)、赤柱至筲箕灣(1918)及往石澳(1923)等地的道路。這些道路工
程使香港這些風景點能發展成為旅遊勝地,本港的商業活動亦因此而不只局限在
市區範圍。雖然在1898至1920年間,本港的城市發展有長足的進展,但華洋之
間的分歧仍然顯著,前面已提過有法定的歐洲人專區,華人不得稍越半步,這些
條例直到1946年間才廢除。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樓宇都受1903年《公共衛生及建
築條例》所管制,範圍涉及室內的居住面積及屋宇的深度。又如在1903年以後興
建的建築必須提供相當於它覆蓋面積三分之一的室外空間,建築物高度和街道的
寬度成比例;而1903年之前的建築也受高度限制,最高限制為 76呎,這些條例
務使得到陽光透入及通風的效果。
踏入 1920 年代,本港有許多重大的公共服務發展,如在交通及通訊方面,中
巴在 1921 年開業(1939年取得港島巴士專營權);1924年,油麻地小輪開業,加
上原來的天星小輪服務(1898),使港九間的交通更為便利,往離島的渡輪服務亦
逐漸開航。1925年,本港即有電話服務,象徵着都市化的進展;本港的航空事業
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自此,港、九、新界各處都有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聯
繫,以維多利亞港為中心而形成一個龐大的都市網絡,並有海、陸、空交通與外
地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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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機場的興建其實源於一個市郊華人住宅區的建造計劃,由華商何啟及區
德組成的啟德土地公司於1919年提出在九龍灣填海 230 英畝,並在該填土上建造 25
47 座高尚的以華人為對象的住宅,此計劃顯示當時本港富裕的華人為數不少。可
惜受到 20 年代中地產市道滑落的打擊,結果由港府插手才完成填海工程,但 1928
年該地已改發展成啟德機場,展開了香港的航空交通歷史。啟德機場最初只作軍
事用途,直到1936年才有民航服務。
248
(38)同注 (36),pp.91-92。
30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除此以外,1922年的城市規劃方案及同年批出的九龍塘花園城市的開發計劃
意義更是重大。由於九龍半島發展迅速,地產買賣相當活躍,政府遂成立了一個
特別小組專門研究整個半島的城市發展。這是本港首次將城市規劃的原則應用於
城市發展的研究上,即自1843年由哥頓提出,但計劃胎死腹中後,另一個大型的
5 規劃計劃,將整個九龍半島作了詳細的地圖記錄,以及許多的調查、研究,定出
各種發展需要及制定各種發展藍圖,指引整個九龍半島的發展方向。此方案定出
的翌年,立即刺激九龍的地價上漲達四倍,受此影響的各種建造計劃直到30年代
初經濟衰退時才放緩發展。 (39)
10
(40)
九龍塘的花園城市的構想則是本港首次受外國規劃思想的影響,源於英國建
築師荷畏特1898年提出的花園城概念, 香港是在20年代引入這種發展模式,
其構想是要在九龍塘建立一幢幢獨立或半獨立、附帶小花園的兩層高平房,為
般入息的市民在近郊開闢一個理想的住宅環境,其中有學校、遊戲場,並且配備
鄰近火車站。1922年正式批出的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預算在80 英畝土地上建
造 250 所平房。隨着此計劃的推出及地產市場興旺,發展商亦提出在馬頭圍、啟
15 德、九龍仔、旺角及油麻地等地推行類似計劃;其中馬頭圍的發展計劃更是帶有
中國農村色彩的模式,但政府以不符合已有的城市規劃為理由否決了這個帶本地
特色的提案。(41) 其後受地產價格走下坡的影響,所有這些計劃都受阻延。九龍塘的
發展計劃最後也由政府財務支援才於1930年間完成。
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最終雖得以完成,但與英國的花園城市大相逕庭。在九
20 龍塘出現的只是一些與地產市場掛鈎的高尚住宅,居民集中來自中上階層,不符
合平衡發展的概念,與荷畏特提出的包括工人住宅和公社等的聚落模式已相去甚
遠,而且區內社區設施不夠多元化,並不符合花園城市自給自足的概念。這種種
變質一方面是政府雖最後通過並協助完成這項計劃,但未有考慮花園城市原來的
社會意義,亦未有為低入息人士提出優惠方案;同時,在當時的城市規劃下,政
25 府的意向是在九龍半島以至近郊範圍發展方格城規佈局及建造唐樓式的商住並用
建築物,這點促使政府否決了發展商原來較有創意的構想,而偏向一貫沿用的規
30
(39)同注 (10),pp.41-43。
(40)花園城市是個特定大小的住宅及工商業兼容的小鎮,內部設施都充分考慮工作起居及社交生活之需,以綠帶環繞整個小鎮, 以免盲目膨脹,土地都是公有的,由公社管理及綜合規劃,務求達到區內各方面的平衡發展及自給自足。請同時參閱注(12)。
(41)同注 (10),p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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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劃方式,發展成為純粹的住宅區。 九龍塘新興的兩層高獨立平房,每戶附有花
5
園,區內又有空曠的公共空間、英國鄉村式的綠色視野、學校、會所以及方便的
陸路及鐵路交通,可算是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的住宅區,整體環境都滲透着英國
鄉村風味,甚至連區內街道亦取英國的街道名字,如多實街(Dorset Crescent)
根德道(Kent Road)、森麻實道(Somerset Road)、沙福道(Suffolk Road)、劍橋道
(Cambridge Road)、牛津道(Oxford Road)。 但這個本港史無前例的建設昂貴非
常,一般市民大眾根本不可能負擔得起,以致這個近郊的新住宅區,充其量只是
"花園洋房區",而不是甚麼"花園城市"。這種花園洋房亦見於嘉道理山(1932)
九龍塘與九龍城之間地區(1932)以及又一村等,這些住宅區至今仍屬高尚住宅區。
港島發展方面,1921至1931年完成了東區海岸填海工程,把在摩利臣山挖
出的泥土堆填在軍器廠街與東角(East Point)之間,填得 90 英畝土地,即今日怡
東酒店一帶,並且重修了軒尼詩道,使之成為當時港島的主要大道之一。其次,
1924至1931年又在銅鑼灣至東區太古船塢之間(即今日太古城)作大型的填海工
程。1930年,灣仔區亦在填海而得的土地上興建了630所唐樓,城市發展非常迅
速。倒是中區沿岸雖曾多次研究過發展計劃,但一再被否決,除了1921年有皇后 15
碼頭落成外,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前也沒甚麼大改變。此外,南區的香港仔和鴨脷
洲在 1920 年也因填海而增加了一些土地。
由於 30 年代初世界經濟不景氣,再加上日本侵華的間接影響,本港經濟
受到打擊,同時人口大增,到30年代中期才恢復元氣,因此30年代初的城市發
10
展亦拖慢了步伐,此期間的發展計有英皇道的修葺工程、赤柱和石澳的擴展計劃 20
(1932)、堅尼地城的小規模填海工程(1934)等,都是在已有基礎上略作建設,還
有荃灣小型改建計劃,把原來的鄉村改建成帶有休憩空間的城市環境,此計劃到
1936及1937年間陸續完成,可見當時市區範圍已發展到九龍西北的荃灣了。1931
年,港粵間開始有長途電話服務;1933年,九巴加入公共汽車服務;1937年,又
增添汽車渡輪服務;還有前面提過的民航服務在1936年開始;在反映出本港市內 25
交通發達,國際連繫加強,整個社會已然相當繁榮。
前面提過 1903年的《公共衛生及建築條例》,到了1932年發展成新的獨立的
建築物條例,其中一項明顯的修改是雖然建築高度仍由街道寬度定出比例,但限
制住宅樓宇的一般高度最高為五層,而其他建築物最高只有三層,從而限制了建
30
(42)Bristow, M. R. Hong Kong's New Towns: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
第六章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43)
築密度,以改善通風和採光的條件。在這些條例下建造的唐樓今日尚可在灣仔軒
尼詩道一帶及深水埗區等地找到。不過,這些純屬限制性質的建築物條例並未能
真正解決市民的住房問題,因為人口實在太多,而住房數目卻太少了,低下層市
民都把本來較寬敞的居住空間再用木板分間成多個小房間共住,致使擠迫情況依
5 然。其實政府在這年亦成立了一個新的房屋問題小組(Housing Commission),研
究本港住房及人口密度問題,而奧文(Owen, W.H.)在該小組的工作報告備忘錄
(1938)中,清楚指出本港有必要在清理貧民窟的同時尋求新地點發展住宅區。
不過,還沒等及進一步研究,隨着30年代末日本大舉侵華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爆發,又有大量的中國內地難民湧到本港,不只擠滿了各幢樓宇,就連山坡、
10 街道及天台都搭蓋了密密麻麻的寮房,香港市民此時的住房條件堪稱惡劣。1939
年,港府成立了一個有12位成員的城市規劃小組,並制定了《城市規劃條例》,
確定了新的市區佈局和舊區的重新規劃,爾後即因日本軍攻佔香港而全部停頓下
來,要到戰後才能真正起作用。
15
(四)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1941-1985)
在1941至1945年本港淪陷期間,港督府被徵用作日寇政府總部,1936年落
成的滙豐銀行總行則成為日軍總部,元朗的潘屋則是新界區的日軍總部,聖約翰
20 教堂更成為酒吧。在日佔期間,本港發展全面受挫,各處房屋損毀不堪,人口亦
由 163 萬人驟減至60萬人;到1945年8月30日香港重光由英國人繼續管治,各
種建設已是肢離破碎,更有大批難民回流,一時間有16 萬以上人口流離失所,
重建社會的工程已急如燃眉。1946年,港府特別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研究房
屋重建問題,不過此時正值物料短缺,重建工程頗多窒礙。另一方面,英國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