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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FF OF DIS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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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5.9 20 世紀初期專門供應西式食品的香港牛奶公司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的。而楊、謝亦是這群人中的表表者。
何啟於1887年成立了雅麗斯醫院,又在同年和倫敦傳教會創辦中西醫學院,
一方面訓練華人成為西醫;另一方面則誘導華人接受西醫西藥。他希望以此打破
華人抗拒西方科學的頑固思想。後來他更大力推動香港大學的建立,給華人多開
5 一個觀察世界的窗子,對整個社會的文化取向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由於這些新的社會意識和價值取向與傳統的不同,導致了香港華人的
分化,使香港社會出現了新的矛盾。
。
受了西方教育和文化影響的人,開始懷疑原有的傳統價值。最明顯當然是表
現於推翻腐敗的滿清皇朝和封建的君主專政。這種趨向在其他方面也表現了出
10 來。譬如,對以維護傳統價值為己任的團體,如東華醫院,他們就失去信心了。
對他們來說,舊一套的禮教和社會觀念是無知和落後的。1894年,香港發生鼠
疫,使這些人得到機會向東華醫院挑戰。
港府發現鼠疫後,立即推行一系列的衛生措施。宣佈香港為疫埠,禁止染疫
者離港。另外,又強制將染疫者送到政府醫院醫治。染疫之家,予薰洗消毒,以
15 防傳染。染病而死者,其屍體須藏以石灰,然後埋葬。這些措施遭到群眾的反
對。很多病者寧願歸鄉治理,但因為香港已宣佈為埠,不獲批准離港。華人從
來抗拒接受西醫西藥,在大家都感到恐慌、風聲鶴唳的情況下,他們對被強逼送
到政府醫院,反抗得更激烈。至於外籍的衛生工作人員上門搜查病人,進行消毒
等,最是擾民。而將死者草草埋葬,對重視殯葬儀式的華人來說,更覺是橫蠻無
20 理,難以接受。凡此種種措施,引起群眾的不滿,差點兒引起暴動。東華醫院亦
順應民意,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但未為政府所接受,反而使醫院和政府之間的關
係變得緊張。公共衛生問題演變成文化衝突,更引起群眾和政府之間的對抗。
。
兩方正僵持不下之際,謝纘泰在英文報紙上發表文章。他認為暴亂是由"無
知"和"激動"的苦力階層引起,而東華醫院總理竟然支持他們,令人感到遺憾,
25 這封信與他平時抨擊中國其他"舊"東西,如風水、纏足、吸食鴉片和奴婢制度
等言論是一貫的。西報又登載了另一位華人的信,指出東華醫院總理並不代表所
有華人,因為部分華人認為政府實行的衛生措施是明智和合理的。可見謝纘泰
等人,以進步、開明的知識分子身份,對代表舊社會價值觀的東華醫院,進行批
判,而且要劃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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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們對東華醫院以及保良局的批評愈來愈利害,致使他們在一般民眾中
的崇高威信受到動搖。不過,這是社會演變中從簡到繁的必然過程,反映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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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在中國社會思想現代化過程中扮演的先鋒角色。
其實到了1901年,東華醫院等機構的社會地位和勢力,亦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響。1880年,港督委任了第一位華人為立法局議員,開了華人晉身立法局的先
河。1891年,政府又成立了團防局。政府委任入團防局的華人,不用說都是商
界及專業界的翹楚。理論上,設立團防局是為了協助華民政務司經營四環更練。
實際上,政府向局紳諮詢有關華人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幫助政府更有效的管制華
人。所以他們的功能很廣泛,影響力亦很大。從某一個角度看,有了立法局華人
議員和團防局,反映出政府對華人的態度比以前積極,更願意聽取"民意",更重
視了解"民情"。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這些工作都是透過少數的所謂華人領袖
來做,結果是政府的視野可能比以前更狹窄,甚至可以說,政府和群眾之間,更
加多了屏障,距離更遠了。
立法局和團防局都不是民間團體,但值得順帶一提,因為它們影響了民間團
體的發展。最顯著的是,以前華人成為東華醫院或保良局總理,是最高榮譽。現
在,華人既然有機會晉身立法局和團防局,社會和政治地位更崇高,東華醫院總
理的地位相對的下降是難免的了。有些學者甚至推斷,華人領袖加入東華醫院和
保良局,藉此表現他們的領導才能,以得到政府的垂青而被委任入立法局或者團
防局。根據這種論調,作為東華醫院和保良局總理不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手段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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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人組織
在香港營業的外國商人,在1861年成立了香港商會。到了19世紀80年代
後期,華人也感到需要組織全港性的華商團體,便一邊着手籌備,一邊向港府
申請撥地建會所。他們擬將組織的英文名字仿效西商會,叫Chinese Chamber of 25
Commerce,還擬沿用西商會的章程和細則為藍圖。可是因為種種阻礙,到了1896
年才成功組成。中文名字,一如許多海外的華僑商會,取名"中華會館"。
中華會館開幕時,場面隆重壯觀而肅穆。據時人的記載,"紳商諸君,衣冠齊
集,恭諧關聖帝君神座前行禮。九龍協陳昆山副戎,命駕渡海而至,同人即延副
戎主祭。"既有樂曲迎神送神,又有諸位紳商揖讓團拜,禮樂兼備,極盛一時。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這種場面,在香港實在少見。(13)令人不禁回想到東華醫院落成開幕的盛況。這種場
面,反映了香港商界的奢華排場和商人渴望模仿士紳階級的作風。他們的政治趨
向,也是"北望神州"的。邀請中國官員來主禮,祈求得到中國官員的認可,令會
館合法化,是值得注意的。所行的儀式,禮是盡了,但亦有人嫌它繁瑣和帶有迷
5 信色彩。何啟本來一直積極參與籌備中華會館的工作,但開幕時竟沒有出席,引
起很多猜測。他不到是因為不同意邀請中國官員主禮,還是不滿儀式帶有迷信色
彩?倒是耐人尋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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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華商,重視行幫,分疆劃界,渙散不群,隔膜甚深。有一如中華會
館之公共團體,為全體華商謀福利,本是有建設性的。可惜,中華會館建立後不
久,便因事而解體了。
到了1900年,又有類似華商會館的組織出現,取名華商公局,英文名字叫
Chinese Commercial Union。雖然華商公局為市民做了一些事,如在1902年,強烈
反對政府徵收"額外水費",但實際上它的規模很小,會員只有一百人左右。由於
經費拮据,過了幾年,連找主席也有困難,因此影響力有限,並未得到商界廣泛
15 的支持。(4)和西商會的力量比較,十分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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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界的農村社會
香港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地方。如果說輔仁文社的創立意味着香港的城市化
和現代化,那麼,當時被租借、劃為香港一部分的新界的農村社會,正與它形成
了強烈的對比。
。
1898年,英國向中國政府租借新安縣的南部。這地區約有423條村落。在19
世紀末期,村民主要以務農為生。除了種糧食,村民也有種菠蘿、甘蔗和製鹽
25 有些村民則做買賣。新界的幾個墟市,如大埔、粉嶺、元朗、石湖都十分興旺。
還有部分村民出洋謀生,遠赴夏威夷、舊金山、新金山等地方。新界的開發較港
島為早,鄉民聚族而居,不少有數十代以上的歷史。其中如錦田、屏山、廈村的
鄧氏、新田的文氏、上水的廖氏、粉嶺的彭氏和上水附近的侯氏,都久在新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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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華會館落成記〉,見《說劍堂文集》,一冊,頁 12。
(14)《香港商業年鑑》,1951年,頁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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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這些大族擁有富庶的地段。如前文所述,其中鄧氏還在大埔、青衣、香港島
等處擁有不少田地。正如內地的大族一樣,新界的大族很重視教育,致力於幫助
族人獲取功名,進入仕途,藉此光宗耀祖和擴張全族的財勢。在他們的祠堂書室
裡都掛滿了科第中式的牌匾來炫耀這些尊榮。
19 世紀末,新界地區的父老和士紳對地方的影響很大;清朝的地方官依賴
他們負責戶籍登記、維持治安和追徵税收等工作。此外,尚有團練,是一種民兵
組織,有外來侵擾時用來保衛族鄉。組織和訓練團練都由士紳負責。家族或村中
如有盜竊,或田產債務等糾紛,往往由族中父老和士紳調停。所謂父老,是族中
輩分高和年紀最長的村民。在較小的村裡,他們地位最受尊重。但在較富裕的村
落,如有曾獲功名或官銜的士紳,他們便是區內最有勢力的人物。他們多數是大
地主,功名和官銜雖不一定是考試得來,可能是靠捐納而得,但持着功名和官
銜,他們便和一般老百姓的地位不同。可以直接和州、縣、府乃至省中的大吏來
往。這造成他們在地方上的特殊勢力。換言之,土地、功名和官銜構成他們在地
方上勢力和地位的主要條件。
村民除了自己處理本村或本族內部的事務外,對外來的問題,如海盜的侵
擾,或與他族的糾紛,由於官府的力量有所不及,亦往往靠自己處理。地方鄉村
間有聯盟組織,其中有的是弱小村落間的聯盟,如錦田的八鄉、大埔的七約、沙
田的九約等。此外,以墟市、墟期、水道和其他活動為中心的各類鄉約組織,亦 為數不少。(15)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對那些習慣自治和長期享有特權地位的村民說來,
簡直是晴天霹靂。他們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包括在"税制度"下徵收地税的權
利。他們又擔心英人風俗習慣與中國迥異,實難保存各鄉傳統。因此很多村民力
主對英武力反抗,憑着他們多年來村與村、鄉與鄉械鬥和組織鄉勇、鄉約所積累
下來的經驗,在大族子弟領導下抵抗英兵。當時的抵抗是遠較1841年港九居民厲
害。最後,他們還是失敗了,但他們頑強的對抗使英國人意識到新界鄉村的社會
結構有悠久的歷史,自治效率又高,既得利益廣泛,即使他們是暫時失敗了,從
長遠來說,也不容易統治。管治新界斷不能再用管治港島那一套。因此英人決定
在新界保留中國的"傳統和慣例",尤其是有關土地權益的習俗方面,來安撫他
們。港英政府聲明日後新界土地法庭在審理地契案件時,中國法律仍然有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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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吳倫霓霞:(歷史的新界〉,見鄭宇碩:《變遷中的新界》,1983 年,頁1-24。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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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新政府上台至少對他們的土地業權不會帶來太大的威脅。此外,香港政府設
置了理民府來管理新界。這套行政制度遠比市區行使的鬆散。實際上,只是維持
一種間接管治,和清朝時的地方行政架構差不多。在理民府的制度下,很多事務
都讓村民自己辦理,使原來的地方自治和大族的權力制度得以持續下去。
這些政策實有助於原有的鄉土社會宗族觀念的延續。
。
新界的農村生活在1898年以後,大致上沒有變化。祀神、祭祖都是農村重
要的風俗。區內的居民世代以來,集資建廟,供奉各位神靈,以求庇佑。一年裡
各種多姿多采的神誕慶祝盛況,為單調的農村生活生色不少。而且,不同鄉、不
同村的居民亦通過共同供奉的神明,藉以聚會,作為團結象徵。在合作籌辦一些
大型的慶典時,村與村、鄉與鄉之間更須發揮合作精神,重新強調大家歷代以來
的和諧和共同利益,加強團結。因此風俗的持續既有宗教的意義,又有社會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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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祭祖亦是非常重要。慎宗追遠,其目的是緬懷祖先開族之勞,建村
立業之苦;每年於祭典期間,分居各地的子孫,齊集成一堂,除向先人致敬外,
15 還能維繫族內的團結。族墳、祠堂都是這方面重要的象徵。而祖、堂的蒸嘗涉及
到實際利益,更是維持家族延續的重要因素。
因此,雖然新界在1898年租借了給英國,還能保存鄉村社會和宗族組織的
特性。甚至當國內的宗族社會崩潰後,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下,這制度竟能維持下
去。後來,新界居民因為與政府爭取合理的地價補償,於1924年組織農工商業研
20 究總會(後改為鄉議局),幾十年來,鄉議局多次為新界原居民出頭,與政府談判
和對抗,爭取和保衛村民的利益。這樣鄉議局便成為突出新界居民身份的一股大
勢力。而直至20世紀90年代,香港已經演變成現代化城市,很多方面都走在世
界之前列,但新界還是保持着濃厚的鄉村和宗族社會的特色,似乎是一種諷刺,
而這也正是香港歷史耐人尋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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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見蕭國健:《香港前代社會》,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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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31年
1931 年的香港社會呈現了一種全新的局面。
先看人口。人口由1901年的369,000人增長到 840,500人。這時期的人口增長
主要是由於辛亥革命以後,廣東一帶政治動蕩,治安惡劣,居民大量避難來港。
移民中很多是有資產的人,而且是舉家遷來。上文已說過,以往的移民多是單身
勞動者,從 20世紀10年代開始則偏向男女老少一塊兒來。因此,移民的模式基
本上是改變了。香港人口的結構亦起了變化。第一,1931年,市區的男女比例是
1,000:727.63,開始較以前平衡。第二,在港孩子的人數和在港出生的嬰兒數目都
增加了。1931年人口統計的官員認為這情況是健康的,還推斷這舉家來港的移民
模式是導致西區一些妓院關門的原因!
在這 30 年間,人口增長主要是在九龍,港島人口的增長反而放緩。新界的
拓展為香港帶來了寬廣的、可供多方面發展的土地。香港的邊界向北方推後了一
大段。以前九龍半島是香港的"邊陲地帶",1898年後竟成為了"腹地"。因為
地價較港島便宜,吸引了新移民和新工業。根據1931年的統計,港島的男居民
有 206,223 人,女居民有77,752 人。九龍半島的男居民有57,344人,而女居民竟
有44,910人,可見新移民多趨向九龍,令九龍的男女比例較港島的舊區平衡。旺
角、深水埗、九龍城等區漸漸興旺起來。港島的商業用地佔的比例則愈來愈高,
地價也愈來愈貴。直到20年代後期灣仔填海工程完成後,多增了莊士敦道至告羅
士打道一帶的土地,住宅用地的需求才略為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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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經濟亦不斷的發展。在經濟方面,華人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從
20 世紀開始,他們經營的生意範圍不斷擴大,打進了以前由外國人壟斷的行業,
如保險、銀行、百貨、運輸、製造工業等。原來的行頭規模亦同時擴大。華資在
20 年代開始發展工業。香港工業除了原有的造船、修船、製糖、食品加工外,還
增加了織造和製衣;織造和製衣遂成為香港工業的旗艦。根據政府提供的就業數 25
字,在1931年,24%的人口是從事製造工業的,這是相當大的比例。相對地只有
21%就業於貿易、保險及金融,13%作傭工和服務於飲食行業。 有學者指出,當
時受僱於製造工業的人數,實際上比政府所提供的數字還要多得多。(IB) 可見製造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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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香港人口普查》,1931年,頁152。
(18)Leeming, Frank, "The Earlier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Modern Asian Studies, Vol.9, No.3, 1975, pp.33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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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在30年代的香港經濟已佔重要的地位。
我們須要破除兩個神話。第一個神話是香港的製造工業是韓戰時才發展出來
的。其實,工業在韓戰前20年已經開始蓬勃,養活了很多香港居民。誠如華商總
會主席黃廣田在1932年所述,"查本港工業製造,近年頗有蓬勃興起之機。中國
5 人現有一種強烈趨勢,即欲使中國,不依賴外國機製進口貨而自製造之,以供自
用。香港既得地理交通方便,復得政治保護之安寧。凡欲辦理一新實業,則彼
必自然的趨集於本港開辦之"。 (19)另一個神話是香港製造工業是靠上海南來的工業
家領導發展的。其實,在二三十年代以廣東人為主的資本家和工人,已經為香港
的工業發展打下了很鞏固的基礎。他們積累的經營經驗和技術,通過出入口商與
10 世界各地建立的貿易關係,都是香港製造工業在50年代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還有,對市場靈活適應的能力也是香港製造工業的一大特色,這在30年代已表露
無遺。
隨着經濟及社會的發展,新的社會組織自然興起,其中包括以下各類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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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商總會
上文已提及華商公局建立後不到幾年,便走下坡。到了1913年又有新的華商
團體出現。香港華商總會由劉鑄伯、何福、何甘棠、葉蘭生等創立。其宗旨最初
20 為"聯合各僑港行會及社團,為華商啟智,推廣貿易。 (20)及後,宗旨更詳細的
申述:"設法保護華人商務各項利益。凡有關切於華人商務之事皆廣諮博採,且
盡力酬商,合例善法以求除弊而興利。凡本港制法律條例,隨時擇其要者翻譯解
釋,俾同人得以明白。凡政府訂立則例,籌辦公務,有關及華人者,則將輿情如
告獻可替否或以筆札陳明,或以謁見剖訴,俾得為政府之助。凡生意事務,間有 25 爭執,求本會調處者,均可隨時代為設法,持平解釋。" (21) 總言之,華商總會的宗
旨,是要全面的為華商服務。
華商總會成立的背景,很值得一提。民國成立以後,北京政府擬接受各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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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香港華商總會年鑑》,民國二十一年(1932),頁 2-3。
(20) C.O.129/399, p.345.
(21)〈香港華商總會章程>,見戴東培:《港僑須知》,民國二十二年(1933),頁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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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商會派代表,組成選團,選舉國會議員。這是華僑參與祖國政治的良機。香港
的華商都非常踴躍。可是華商公局到了1912年已經衰落,缺乏代表性。劉鑄伯等
便擬另起爐灶。他得到港督梅軒利(May, Henry, 1860-1922;港督任期:1912-
1918)的鼓勵,遂於1913年,根據北京政府工商部的規條,建立華商總會。最初
的英文名字是A Principal Society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Hong Kong,十分累贅。但
取這個名字的主要目的,是強調它代表香港的華商,有資格參加國會選舉。新商
會組織完備後,徵求華商公局當事人同意,合併統一辦理,由公局將產業移交總
會,還決定曾在華商公局創立時入會已繳付基金者,不須另繳入會基金與總會。
合併後,華商總會按港府1911年頒佈的社團法案,正式註冊,且沿用華商公局
的英文名字 Chinese Commercial Union。名義上,華商總會是從華商公局改組出來
的,但事實上,兩者之間的關係很複雜。 1935 年,總會申請註冊為有限公司,
同時把英文名字改為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到了1950年,再改為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1952年,中文名字又相應改作香港中華總
商會。中英文名字遂沿用至今天。
(22)
華商總會的一個"總"字,強調了它在香港商界的代表性和領導性。而事實
上,它很快便成為香港華商的軸心團體。它的成就,應歸功於它組織上的結構。
它的會員由各行頭商會和各邑商會及行店組成。行頭商會和各邑商會可舉兩位代
表為值理。幹事值理再從值理中選出來。可見行頭商會和各邑商會成為會員後,
可直接控制總會的運作,影響很大。因此,還沒有組織商會的同鄉商人和行頭商
人,都在這幾年間爭相建會,爭取具有成為華商總會值理的資格。就同鄉商會而
言,從第一個四邑商工總會在1909年成立起到1930年,竟增加到34個。連只有
幾十人在港的雲南商人也成立商會,就清楚說明那種建會不甘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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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總會非常活躍。除了為華商謀福利外,還代表了全港市民與政府對話,
在這方面取代了東華醫院作為華人代表的角色。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總會為復
工談判,奔走省港兩地,不遺餘力,盡量表現它在香港商界的領導本色。又多次 25
為國內災禍捐款、散賑,出錢出力。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對於救國救災義
舉,更是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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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O.129 / 399, pp.340-352;《香港華商總會章程附施行細則》,民國二十三年(1934),頁7;Sinn, E.,"Regional Associat-ions, pp.167-169;魯言:〈香港華人社團的發展史--三易其名的中華總商會),見《香港掌故》,第5冊,頁 35-57;〈香港華人社團的發展史--三易其名的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華商總會章程>,見戴東培:《港僑須知》。各項 資料對此會的沿革,報導頗有出入。其中有商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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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它還為香港商界和市民辦了許多別出心裁的事。1919年,總會和《中外日報》
合作,創辦《華商總會報》,報導經濟行情。1932年又出版《華商年鑑》。1932年
之前,它本來是每年印行的《徵信錄》。《徵信錄》是向會員報告一歲之財政、出
納、商務概況以及會議紀錄、辦事經過等的年刊。《年鑑》則增加了各國匯兌市
5 價、貨物出入統計、中外貿易和介紹同人的職業地址等資料,目的是將更豐富的
資料給廣大的讀者作參考研究。1934年,總會還出版《華商月刊》,除提供商業情
報外,還提倡新文藝,實難能可貴。
華商總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在1929年設立圖書館。當時香港的公眾中文圖
書館只得學海書樓一間,藏的主要是古籍,以保存和發揚國粹為務。華商總會認
10 為古今書籍並重,因此,它開辦的圖書館藏書包括哲理科學、教育科學、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語言學、歷史、地理等,力求完備。歷年閱讀人數
由 1929 年的 37,953 人增至1931年的53,854人。可見當時港人對圖書館的需求甚
殷,亦說明華商總會開設的圖書館是港人期待已久的設施。(2)同時,從這件事也可
以清楚見到港人對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對知識追求的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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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書樓又是甚麼回事呢?學海書樓創於1923年。自晚清辛亥革命建立民國
後,一班遺老移居香港,認為當時社會風氣日趨敗壞,道德淪亡,"崇夷鄙夏之
風,蔚為時尚,戚然憂之",因此組織愛護國粹人士,倡議保存發揚中華傳統文
化,聚眾講學,轉移風氣,挽救世道人心。學海書樓代表了香港社會的另一面。
和當時的一些比較"新派"的社團,如華商總會、青年會,特別是女青年會,相映
20 成趣,也正反映了香港社會的多元化和高度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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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總會辦的事愈多,愈表現其造福商界和市民,聲譽就愈昭著,勢力亦愈
大,入會的商會和商戶就愈踴躍。不到幾年,會員數目已達到一千五百多人,遠
遠超過華商公局的陣容。
值得順帶一提的是,隨着工業的發展,中華廠商會亦於1931年後三年成立。
顧名思義,它是華人廠商為了解決種種問題而組成的社團。當時最逼切的任務包
括向國民政府申請減徵香港出產的貨品入口稅,和要求中華電力公司減徵電費。
後來又為推銷香港商品而每年舉辦香港工展會,多年來對香港工業發展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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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香港華商總會圖書館概況〉,《香港華商總會年鑑》,民國二十一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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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頭商會
1901 至 1931 年的30年間,除了華商總會,還有很多行頭商會出現。這是新
舊交替的時代:華商總會的會員包括了新式的和舊式的行會。大量新行會出現的
主要原因有以下四個。
第一,20世紀的中國社會起了基本的變化,也可以說是承襲了王韜、何啟、
鄭觀應等的社會經濟思想而實行之。這時候,內地和香港的商人都流行將愛國和
營商混為一談,提出要透過"商戰"謀求自強來抗衡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組織
商會、團結華商,便是備戰的方法之一。辛亥革命前後這種思潮尤為澎湃。在國
內,清政府亦鼓勵商人建立商會,並於1903年頒佈《商會簡明章程》作為指引。
香港華商組織商會要比國內為早,但民國成立後,香港的商會則有跟隨國內的商
會章程。
借斯賓塞社會進化論中"物競天擇,優者生存"的意念來鼓勵華人努力於工商
業的口號,比比皆是。甚至有公司用它來作招股的口號和推銷商品的宣傳手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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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種思想在當時是普遍受到接受的。對新思想的人來說,舊的行會,安陋守 15
陳,固步自封,已經不合時宜。他們認識到在新世紀經營生意,要注意多方面的
因素,如政府的土地和税收政策,還有政治局面、生產、交通、金融等,因此不
能沒有充分的資訊,特別是科學地收集和分析的統計資料。華商總會的年鑑及月
刊包括這類資料,正反映了這種求知的趨向。新式的商會,比較強調發展和改良
業務,重視開拓市場,較富進取精神。他們的新態度和新方法,符合辛亥革命後
的時代氣氛。因此,一些本來已經有行會的行頭,另外又組織了新商會。
第二,新行會的誕生和商業在地理上擴展也有關係。商業從港島伸展到九龍
半島,範圍擴大了,從事每一行的人數增加了,新行會自然隨之出現。例如,香
港本來已經有漁商的組織。到了1920年,鮮魚商人鑑於經營鮮魚業者,遍佈港九
各區,無任何一個社團之組織,聯絡同業感情,造成隔膜,為求互助起見,以共
策將來商業之發展,遂有鮮魚行總商會的成立。(24)
第三,新興的行業面世當然亦會導致新行會的建立。銀行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20世紀初期,香港已有很多銀行,但都是外國人辦的,而顧客主要也是他們本
國的商人。華商所需的財務服務,如貸款、存款、兌換等,大多由舊式的銀號(錢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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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見〈僑團史略>,"鮮魚行總商會條",《百年商業》,1941年。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莊)提供。1906年,銀業商人成立了行會,名為"聯安會",勢力很大。1912年,
廣東銀行成立,開了香港華資銀行的先河。其他華資銀行接踵而來。由於華資銀
行的數目增加,為了團結華資銀行,到了1919年,便有香港華人銀行公會的成
立。這時候,銀舖並沒有因為新式銀行的成立而衰落。相反地,它們在業務上與
5 銀行互相配合,相輔相成,業務依然蓬勃,而聯安會則繼續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在商界佔有很特殊的地位。可見有新舊的行頭共存,就有新舊商人社團並存不悖
10
的情況出現。
第四,科技發展刺激了新的經濟活動,引致新行業的出現。香港的電器業在
20 世紀冒起,電器銷售商和廠商便於1920年成立香港電器商會。
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行內人士因意見不合而另立門戶,分庭抗禮,以致一
行有數會的情況,也是尋常的事。我們需要了解到,社團的創立,往往與個人有
關。人際關係是時常影響某組織的創建、延續和衰落的主觀因素,實不可忽略。
15
(三)工人組織
這時期,經濟模式轉型,社會組織相應改變。工人組織亦經歷了相當的演變。
走在工人組織發展前面的是在1909年成立的中國研機書塾。它成立的近因是
機工團結船塢的同工來對抗資方的無理對待。成立後,該會積極推行教育活動,
20 如開辦會員機研班,工人子弟識字班和出版《研機報》等。當時,香港經濟迅速發
展,就業於各船塢和其他與機械工程有關的大小企業的機工大為增加。該會的誕
生不但反映了這行業人數的增長,也反映出機工的自覺。
中國研機書塾在1919年改稱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在結構上,它是舊式的
"混合"行會,會員既有老闆,又有職工,會長還多為小型華資廠家,基本上並不
25 強調勞資之間的矛盾,與所謂"現代"的工會不同。但儘管它的形式是較為傳統和
保守的,它的行為在當時的環境來說,已算是很具革命性了。1920年華機會發動
20世紀香港第一次大規模的以經濟為動機的罷工,在香港歷史和中國勞工運動史
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還,香港物價激升,受薪階級生活備受打擊,連收入比較
30 優厚的機工都難以維持生計。到1920年,機工便向主要的僱主,即船塢和政府,
要求給所有的機工,無論工資多少,一律加薪40%。罷工持續了18天,參加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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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來自26 個單位,約有六千名機工。終於,機工獲得 30%的加薪,算勝利了。而
且,工會方面的組織完善,領導罷工的過程秩序井然,為香港勞動人民爭取經濟
利益的歷史寫下光榮的一頁,給予同期以及後來成立的工會很大的鼓舞。
(25)
除華機會外,當時影響最大的工會當然是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海員工會
在1919年創立。它也有輝煌的成就。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1925至1926年由海 5
員領導的省港大罷工都使香港的經濟癱瘓,令香港政府束手無策,表現出工人的
力量和海員工會的高度組織能力。
當時有不少的工會出現。1925年大罷工爆發時,全港共有兩百多個各式各樣
的勞工團體。
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原是因為上海五卅慘案,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
首先罷工、罷課、罷市;繼而長沙、漢口、九江、青島等城市的群眾都採取同樣
的愛國行動。在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工人階級,具有強烈的反帝鬥爭精
神和愛國思想,很快就由海員發起,組織罷工。這次罷工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政
治運動,並沒有經濟動機,和1920年的機工罷工及1922年的海員罷工,迥然不
同。1925年香港的罷工工人,回到廣州,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勢力愈來愈大。後
來還對香港實行武裝封鎖,斷其糧食和打擊它的航運事業。罷工和抵制的規模龐
大,延續的時間長達16個月,嚴重地打擊了香港的商業。洋行商戶破產的不計
其數。出入口的貨值銳減。政府的財政收入本來是年年有盈餘的,可是在1925、
1926 這兩年,都出現超支。而受打擊最大的,莫過於英國國家的尊嚴。這事件實
是英國帝國主義在華衰落的前奏。
罷工和抵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工人得到廣州政府的支持。當時,雖然孫
中山先生已去世,國民黨仍然實行他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政策,又設黃埔軍
校,訓練新式軍隊,以便北伐,統一中國。這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工人罷
工委員會是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的左派領導的。一年後,廣州局面改變,蔣介石
當權,為了既要揮兵北上,又要肅清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的勢力,便一面跟港府談
判,一面勸工人復工。沒有廣州的支持,香港工人也無可奈何,終於在1926年10
月10日宣佈結束罷工。
罷工結束後,港英政府猶如驚弓之鳥,對工人組織和共產黨的活動步步為
營。隨着 1927年春夏間國內政治劇變,國共分裂,左派勢力被消除,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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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見周蘿茜:(一九四九前華機會與港府關係),見陳明球(主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1986年,頁116-126。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亦乘機採取行動,鎮壓境內認為有顛覆意圖的工會。當年,政府頒佈非法罷工條
例,嚴禁威脅政府或牽連行業內部糾紛以外之罷工行為。連運用工會經費來支持
香港以外的政治目的、本地工會成為中國任何工會的分支部,均視為違法。同
時,政府又將海員工會封禁和解散。及至1927 年 12 月中共領導的廣州公社失敗
5 後,廣東當局大規模徹底鏟除激進的工運,令香港的工運更孤立無助了,
10
。
(26)
還有其他客觀環境不利於工人運動。罷工後,很多工會已筋疲力盡,陷入困
境。30年代,世界經濟不景氣,工廠商店被迫停業的不計其數。國內移民又不斷
來港,使勞工市場長期供過於求,勞動者根本上沒有條件和資方討價還價。這些
都是工人運動每況愈下的原因。
更由於當時工人的階級意識,整體來說,還是很薄弱。可以說香港的勞動群
眾的階級意識,遠遠及不上民族意識和反帝國主義情緒。這種情況是香港工人階
級的特色,到了今天,依然可見。當時香港工人的組織,數目很多,但這個並不
表示工人階級力量的強大。相反地,只表示出工人組織的支離破碎。工會到了 30
年代,界限分得很細,除了每一行有工會,又常常就宗親、同鄉、同方言、同姓
15 等關係再劃分。因此,每一個會的會員人數和力量都有限。海員工會的會員包括
了整個船務行業裡不同工作性質的工人,實屬例外。當省港大罷工爆發前夕,香
港有 25 萬名工人、兩百多個工會,竟無一個統一的工人總工會。罷工爆發時,才
有一個臨時性中央機關全港工團聯合會出現;這個組織在1927年4月,被港府宣
佈為非法組織。換言之,香港華籍資本家有組織相當完善的華商總會的領導和代
表,工人卻沒有相等的領導和代表他們階級的組織。
20
25
在作風上,30年代的工會,與從前的行會還是很相近,傳統鄉族色彩很濃
厚,功能方面近乎互助社而不強調為會員爭取經濟利益。無論對政府或老闆,威
脅都不大。不過在港府沒有提供任何社會福利的情況下,這些互助社式的工會對
會員提供了寶貴的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新的行業出現也帶來了新的工會,特別是專業工會,如華人
審計師工會、華人西醫組成的中華醫學會等。雖然我們可以說這些是新類型的工
會,但在功能方面,這些專業工會,如工人工會一樣,和傳統的行會分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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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陳明球:(當前香港工會發展及其歷史淵源〉,《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頁203-21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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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娯康樂組織
1892 年,輔仁文社的成立是香港社會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標誌;到了20世
紀,這種文化影響更趨普遍。從體育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這個趨向。
1904年,香港成立了華人足球會,四年後改名為南華足球會,揭開了香港華
人體育史。
上文已說過,多年來,外國人在香港搞的足球、網球、木球、排球、壘球、
田徑、游泳,都與華人無緣。不過,20世紀以還,華人的經濟和思想都起了變
化。一方面,他們的思想比較開明,深感"病夫"之辱,知非強民強種,不足以競
存於世,對運動的看法開始有所改變。本來香港學校大多設有體育科,但家長都
不鼓勵子弟過於沉迷,因為"勤有功、戲無益"的想法還是根深蒂固的。等到這一
班在校時醉心運動的學生畢業後,進身社會,任職公務員、洋行文員、技師或是
其他的專業,他們有了經濟條件和空閑,思想又不像上一代保守,一旦擺脫了父
母的掣肘,便成為了第一代推廣體育的華人。
5
10
南華會就是由這樣的一群離校學子所辦的,可見中產階級的擴張和體育活動 15
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
20
南華會創辦後八年,又有中華遊樂會的建立。該會的發起人,兩位立法局華
人代表何啟和韋寶珊,都是英國留學生。他們鑑於當時中區香港木球會已經成立
多年,但只限英國人入會,於是聯名向港府申請撥地,建設一個草地足球場,供
華人遊樂之用。中華遊樂會創會以提倡體育遊樂,強健身心為宗旨。當年入會費
為50元,月費三元,如華商會所同樣是費用相當昂貴的。無怪開始時會員只得約
有百人。所設的球類還有木球和網球,都不像足球大眾化。與平民化的南華會,
各為不同的社會階級服務。而且,會員全屬男性,會所樓上麻將牌桌和桌球,只
限男性享用。第二次大戰後才容許女會員加入,如香港會無異。中華遊樂會的創
辦人代表了新派的上流社會。他們視為模範的不再是中國的士大夫而是着重體育 25
活動,推崇所謂體育精神的西方紳士。
華人在 20 世紀初期提倡體育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1941年,華人體育界巨
人李惠堂這樣說:"前者嚴禁子弟'踢足球'之家庭,今且極盡獎勵誘掖之能事。
一般達官貴人,販夫走卒,以及於深閨婦女,亦群起而趨之若鶩,且多能辨別藝
術之優劣,深明欣賞之道,期間社會心理家庭風氣之巨大變遷,實吾僑體育日趨 30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 (27)
普及日益進展之最大樞紐,洵年來演變中最顯著之好現象也。 他指的是當時
社會對足球改變態度的情況。但這一段話,也可以更廣泛的引申到其他體育項目
如籃球、田徑、游泳等,因為學校和社團都大力推廣體育,而家長對體育的抗拒
心理亦慢慢削弱。反而,家長了解到體育對身心重要,不再堅持子弟光做書蟲。
5 從前崇尚的手無殺雞之力的孱弱書生典範,反而被嘲為頹廢。從這種新的價值觀
念,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社會正朝着新方向發展。
10
20 世紀初期推廣體育的社團,南華會和中華遊樂會除外,還有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不過青年會的功能非常廣泛,並不限於提供運動的設備。青年會可
以說,代表了西方文化影響的另一面相。青年會運動源自美國。1901年,美國
協會來香港籌備立會。其時經濟缺乏,幸得港商李紀堂兄弟慷慨,各捐資500元
開辦,且答應以後繼續在經濟上支持,遂即成立香港華人青年會。不久,會務發
展,會友增加,地方不敷應用,數次遷移會址,仍有供不應求之勢,可見它受歡
迎的程度。它提供的設施,除研經講道、日夜學校外,還有商科職業學校、露天
球場、冰室、供會員休憩的大客廳、公開閱讀的圖書館,體育部設有健身室、籃
15 球場以及室內游泳池等。其他活動還有童子軍、救傷隊和白話劇團。在體育遊戲
康樂方面,青年會的設備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完備的。對香港的華人來說,實在
是很新鮮的。
20
25
多年來,青年會的智育部除開設日校以外,還有開辦工商夜校,分多種課
程,如銀行科、中文商務科、英文商務科、簿記、珠算、打字、翻譯等,都是香
港這個商業社會十分需要的實用知識,供在職的人士進修,受惠的人很多。
基督教新舊教會在香港開埠以來,在教育、宗教、社會福利各方面都有很大
貢獻。不過中華青年會的成立是有其獨特的意義。雖然創辦時,構思來自美國,
但很快便受本地人士接受和得到他們的支持。特別是增建九龍支會時,沒有向外
國募捐,純就本地籌集,已經完全可以應付開支。由於它提供多方面的活動,香
港很多青年受惠,無形中接觸了基督教德智體群的精神,可能比教會辦的學校"正
規"教育的影響還要深遠。這些強調啟發心智,提倡心身健康的活動,跟中國傳
統重腦力輕體動的價值觀念有很大的差距。 (28) 青年會在香港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
是一股原動力,可惜一直以來都沒有受到學者的注意。
30
(27)李惠堂:(香港華僑體育發展史>,載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1941年,頁126。
(28)《香港中華青年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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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文化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香港作為一個英國殖民統治
地區,受英國的影響,順理成章,不足為奇。但美國影響的廣泛,鮮為人道。香
港社會史裡這一股文化勢力,也是值得學者更深入探究的。
青年會反映出另一個特徵,就是香港的社團從20世紀開始國際化。就是說,
一些外國的社團來香港成立支會,吸引華人會員,向華人宣傳它們的社會理想。
這些社團擴闊了香港華人的視野,讓他們認識到除了他們從華人社會承襲下來的
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外,還別有天地的。由於香港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地區,無論
是經濟、文化方面,跟外界的接觸面廣,反應快,容易吸收外來的事物和思想。
因此香港居民生活方式多了選擇,社會發展更多元化。這些國際社團和國際理
想,更慢慢打破華人堅守畛域、分疆劃界的傳統思想。這並不是說一向普及的重
視血緣、地緣的觀念,在香港社會,都被取締了。反而,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
思想,無論是實質上還是表面上互相矛盾的思想,都能夠同時在香港存在,百花
齊放。
下面還有別的例子,證明這個國際性趨向愈來愈明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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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華青年會有相同歷史意義的,甚至可以說比青年會更有歷史意義的組 15
織,是在1920年成立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它建會的宗旨是"本基督之精神促
進婦女德智體群四育之發展,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團契之精神。服務社會造福
人群"。自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後,聯絡各階層婦女,實施培養和鍛煉,透過種
種活動,傳播立人立己、自助助人的道理,對歷代受舊禮教束縛,思想行動皆失
自由的中國女性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改變。1918年,四位熱心的女基督徒:馬 20
應彪太太、胡素貞女士、馬永燦太太和李鼎新太太和始創幹事黎理悦女士(Miss
Elliott, Nell E. )開始在聖保羅女校內,設祈禱班、研經班、演講班、聯誼會,要從
廚房裡吸引一般婦女走到社會去。
兩年後,該會正式成立,會務不斷擴張。最初開設女子宿舍和辦少女事業;
繼而為女傭開辦識字班、舉辦保育嬰兒事業、指導母親育兒方法和檢驗嬰兒體
格。(2)在各階層、各方面增加婦女的知識和自信,擴闊香港婦女的活動領域,是女
青年會重要的任務和成就。
女青年會在這時期最有意義的活動就是提倡廢除蓄婢制度。19世紀華人社會
領袖對蓄婢制度的態度,前文已述。到了20世紀初期,蓄婢制度再次引起中外人
25
(29)《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三十周年》,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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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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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隊求徵旗紅會年青
君護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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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内瘁W
旗隊中馳
驅
公
當
仁不
奪錦我武維揚
讓
圖5.10 青年會紅旗徵求隊長廣告(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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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注意。英國和香港一些人出於人道主義和其他理由,提出廢除蓄婢制度。從
1921年開始,這問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迴響。
當時社會就蓄婢問題分成兩派--反對蓄婢的人士在1922年組成反對蓄婢
會,而主張保存這個制度的人士則組織防範虐婢會對抗。在反對蓄婢會行列中,
基督教會和青年會的聲音很大。他們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工作,先後派員在各工
會、香港大學、學校、教堂等演講,推動運動的開展。最值得注意的是,女青年
會會員也是該會的活躍分子。當時女青年會會員參與反對蓄婢,並不是為了提倡
女權,因為這個概念還未流行。他們的出發點是基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解放被
奴役的人。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女青年會參與廢婢運動,的確是香港婦女參與社
會活動、為其他婦女服務的好機會。在香港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社會的漫長的
路上,女青年會是一個里程碑。
。
(30)
除男女青年會外,另一個在這時期在香港出現的社團--扶輪社,也是來自
美國。扶輪社於1905年在美國創辦。最先傳入中國的地方是上海。1930年在香港
建立第一間扶輪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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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的徽號是一個齒輪,它的意義是喚起全世界各地不同種族、不同宗教 15
的工商業和自由職業人士團結一致,本着服務社會的理想,謀求個人以及社會生
活的安寧幸福。它鼓勵及策進以社會服務之理想為立業的基礎,特別倡導各種職
業倫理標準提高和各行各業的尊貴性。扶輪社的目的是每個會員本着他職業的
尊嚴,為社會服務,進而藉世界職業界人士,本着服務社會之精誠團結,促進國
際之間的諒解與和平。
由此可見扶輪社的宗旨,像青年會一樣,有別於傳統華人社團的宗旨。它的
跨業性和國際性和強調為不同鄉族、種族、行業、宗教的人士服務,的確是嶄新
的理想。
20
扶輪社創辦時,會員人數有限,是意料中事。會員包括了華人和外國人。第
一屆的副社長是曹善允,義務秘書是黃炳耀,他們都是受西方教育的華人。該社 25
初期的執事以外商為主幹,不過,華人扮演的角色則愈來愈重要。及後出任社長
的華人有羅文錦、李樹芬、胡惠德、曹善允、譚雅士、蔣賢法、馮秉芬、郭贊、
淩志揚等,均屬受西方教育的上流社會人士。
扶輪社初期組織的基礎無疑是狹窄的,但隨着專業人士人數的增長和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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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香港蓄婢問題》,1923年;《反對蕃婢會年報》三年合刊,1932至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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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改變,扶輪社戰後,發揮了更大的力量,越趨普及,分社廣設港九,為其他相類
似的社團,如獅子會、青年商會等的建立,奠下了基礎。
五·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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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至1951 年間香港在政治上經歷了很多滄桑。先是1941年,日本侵略香
港,英軍苦戰18天後,終於向日本投降,結束了剛好100年的英國殖民統治。香
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直到1945年8月英國才重新佔領。但社會上比較大的變
遷,主要是在1949年大陸解放後才發生。
30 至 40 年代,香港的人口出現了幾次大波動。1937年日本侵華,上海和廣
州先後被佔領,大量難民湧到香港,令香港人口一年間由大概80萬人增至180
萬人。淪陷時期,因為物資短缺,很多人都跑到澳門或返回内地的鄉下,而統治
香港的日軍政府亦千方百計勸導或強迫居民離去。到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人口
15 已經跌到五六十萬。不過,人潮不久又湧回來,到1946年的年底,人口已回升到
160 萬人。其中,有原來的香港居民,也有是抗戰時從大陸逃難,和平後路過香
港回內地的,但由於國內經濟和政治都出現了危機,部分難民就滯留在港。到了
1949 年中期,人口已增至186萬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又導致香港人口波動。政權易手,部分僑港
20 的人士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祖國而回國,同時又有人為了逃避共產政權而來港,真
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總的說來,1949年後,香港人口是增長
了,而且是急劇地增長。到了1950年初,據官方估計,已增至230萬人。此外,
非法來港的,更是不計其數,人潮的洶湧,可想而知。
港府有見及此,便將邊界封鎖。港府發出身份證給香港居民,以辨別香港居
25 民與非居民。港府從未需要這樣做過,所以封鎖邊界的措施,是史無前例的。從
這一點,我們可見已時移勢易了。從這時開始,香港居民如回內地,返港時須出
示回港證,才能入境。華人此後不能再自由出入香港了。同時,中國方面亦將邊
界封鎖。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邊界,在《南京條約》簽署後約一百年,終於成為事
實。這種新局面使人口流動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每逢內地發生天災人禍,
30 都導致大量難民來港,不過待情形改善後,難民很快又回流內地。即使是來港工
作的人,都不準備長居香港。許多社團的名字都帶有"旅港"或"僑港"兩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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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種過客心態表露無遺。1950年後,邊界封鎖了,香港的人口結構改變了;
更重要的是,市民對香港的看法亦改變了。封鎖了中港邊界,使兩地分隔為兩個
世界。此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各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這情
況對香港社會發展的影響,尤其深遠。
5
戰後,英國重新統治香港,面對着困難重重。港府要在頹垣敗瓦中,恢復各
種基本物資如食物、水電、交通工具等的供應,提供居民的日常需要和讓工商業
重新正常運作,每件事都是急不容緩的。此外,港英政府還有其他更逼切的任
務。日本侵港時,香港的華人不但曾目睹日軍頃刻間把英軍擊敗;淪陷時,他們
更目睹英國軍民被困在集中營內,飽受日人的奚落和侮辱。原來是日不落國的英
國人,在華人心目中的地位,何止一落千丈。因此港英政府深感到英國在香港的 10
威信大受打擊,急須重振英國昔日的聲威。
港府明白到,要重振聲威,有必要籠絡人心,贏取香港華人的擁戴。1946
年,立法局重開後,馬上撤銷歷年來令華人至為反感的山頂專區條例,是爭取人
心重要的一步。此外,港督楊慕琦提議改革憲法,擴大華人參政的機會,認為這
會令居港華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隨而努力建設香港社會和支持港英政府。他的
政改方案提出後,曾用了幾年時間向各界諮詢。不過這份本來可以為香港帶來民
主代議政制的方案,經過多次修改後,竟變得面目全非。最後實施的改革,微不
足道。但是儘管如此,從這次建議政改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楊慕琦以及英
國政府二次世界大戰後對香港的新態度,和戰前比較是改變了很多。
1945年年底開始,工商業都陸續恢復,當時香港的商人面對着物資短缺、
航運短缺等困難,但都各出奇謀,千方百計恢復生產。香港從來受大陸的形勢左
右。1945至1947年間,大陸經濟不穩,政治動亂。1947年,國共內戰爆發,除了
難民外,還有大量的資金流入香港。這些熱錢,部分用作正常的工商業投資,部
分則廣泛用於投機炒賣活動。在香港這數年間,黃金、地產、股票炒賣情況直逼
上海,成為華南的冒險家樂園。
到了1950年,韓戰爆發,新中國政府實施嚴格經濟和船務控制,貿易額大幅
度下降,原準備從香港運往大陸的貨品,都積壓下來。押匯業務,亦每況愈下。
由於海外華僑不明瞭國內新的匯款規例,僑匯亦因而減至1949年時的兩至三成。
這些情況都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正當香港受到大陸解放的衝擊,經濟元氣大傷之際,美國和聯合國又對中國
實施禁運,美國凍結了中國的美元資產,令香港一直與中國經濟息息相關的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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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各業,蒙受嚴重的損失。
1951年,香港的貿易總量銳減了100萬噸。1951年,亦是香港經濟面臨十字
街頭的一年。現在眾所周知,韓戰把香港從一個主要服務大陸的轉口港變成世界
工業中心之一。然而,這個過程絕非是一帆風順的。實際上,那幾年間,香港的
5 經濟前景曾極不明朗。商人面對着風雲幻變,陌生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均感到前
路茫茫。他們經過多番挫折才摸索出一條生路來--就是用大規模的手作工業生
產,力求打開國際市場。香港的所謂"經濟奇蹟",是用許多血汗換取回來的。今
天年青的一代,對上幾代人闖天下的辛酸事跡,鮮有所聞,亦是香港學校忽略教
授香港歷史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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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會
到了1951年,向政府註冊的工會有280個,其中有206個是純粹由職工組成
15 的。1945年後,香港的工會受國共兩黨的影響,是意料中事。當時勞工處長認為
香港的工會只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工具,但勞工處並未刻意阻礙兩黨向工會的政
治滲入。勞工處採取的是所謂"半干預政策"態度,即是對擬組織獨立工會的工
人提供意見及協助,但並不主動去接觸工人或組織工人。處長還認為工會缺乏人
才,工人中很少具備組織工會所需的知識、教育和能力,而那些具備以上條件的
工人,則已通通被黨派籠絡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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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後,工會趨向合併,逐步出現了兩個核心。一個是親北京的香港工
會聯合會;一個是親台北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正如20年代,左派工會當中,
多是企業、產業工會,主要吸納船塢、紡織、公共事業、印刷、木藝等工人。
親台的多是技藝式工會,吸納的以建築、飲食行業的工人為多。工會受政治鬥爭
25 影響,令它們在功能和組織上出現重複。例如,左派工聯屬下有電車職工會,右
派工團屬下則有電車自由工會。其他例子不勝枚舉。大致上,右派的工會規模較
小,人數較少,較傾向傳統的行會化技藝式的工會模式。除了政治因素引致工會
的分歧和重複外,工會,特別是右派工會,更就技術、工作性質、工具、工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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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sang, Steve, Democracy Shelved, 1988,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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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點等進一步再劃分,導致勞工界嚴重的內部分歧和分化。
(32)
這種分左右兩派的趨向反映了中國政治對香港的影響。這個現象不但在工會
出現,在其他團體中也同樣存在。
香港工會受內地政治影響早在20年代已很顯著,是香港工運的特色。到了
1949 年,工會更着重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而工人的生活和經濟利益比較被忽
略。有些工人鑑於原來的工會過於政治化而脫離,另立門戶,不過他們的勢力十
分薄弱。在50年代初期,在經濟蕭條、工人供過於求的環境下,不但是工人的生
活困難,就算是獨立的工會都往往入不敷出,捉襟見肘。 (33)在香港工會新興的所謂
"第三勢力"要到60年代才崛起,主要是由公務員和教師組成,而不是藍領階級
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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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對工會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當某些工會的政治活動過於激烈時,
政府便會將頭頭逮解出境,或將他們起訴和監禁。但政府卻不主動的動員工人組
織工會,藉以直接地影響工會的方向。從行政的角度來看,這是節省人力物力的
做法。但這樣做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政府與工人之間,沒有溝通。從工人的角
度看,勞工處是與資本家勾結,串通欺壓工人。政府沒採取主動協助工人組織起 15
來爭取合理權益,工人的積怨加深,結果引發起60年代的工潮和暴動。這可以說
是政府多年來不干預政策種下的惡果。
(二)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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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面臨種種社會問題。大批難民造成了衛生、教育、居
住、治安等問題,都必須迅速解決。原有的民間組織,如東華醫院、保良局、以
及部分同鄉團體,淪陷時期福利工作一直沒有間斷。戰後,其他組織陸續恢復服
務,各自解決困難。香港政府依然實施一貫的不干預政策,香港種種社會福利需
要,一如以往,還是仰賴民間組織提供。1948年,港府在華民政務司轄下設立了
福利組,主要是為了協調各志願福利團體的工作。福利組的工作範圍狹窄,力量
有限,很多志願團體根本上就是個別的運作,沒有因設立了福利組而獲得任何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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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陳明銶:(當前香港工會發展及其歷史淵源>,載《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頁208-210。
(33)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1,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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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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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要等到1958年,政府才正式成立福利處。
比福利組工作更廣泛和更實際的是1947年成立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它的
宗旨是統籌全港各民間志願團體以及倡議新的福利計劃。聯會本身是一個民間組
織,構思來自英國。
50 年代,在香港社會辦福利活躍的是一些國際志願團體。大量的難民從中國
湧來,引起了國際間的關注,令香港獲得很多的支援。有些西方國家還藉着救濟
從大陸逃難來港的人,變相的攢取抗共的政治本錢。當時,一些在戰前已經在香
港活動的團體,如紅十字會、救世軍等,從總部分配到更多的物資;一些原來在
內地工作的團體在解放後,被迫撤退到香港,改為為香港服務。另一方面亦有新
的團體在這時候成立,如美國天主教社會福利會(1949)、普世教會難民移民處
(1951)等 一時間,香港的社會福利界十分熱鬧。有人稱50年代為香港接受國際
援助的"黃金時期",一點兒沒誇張。相信很多中年以上的市民都接受過不同團體
派贈的米、奶粉、餅乾等救濟品。但隨着香港經濟在60年代起飛,許多國際團體
認為香港不再值得救援而陸續撤走了。
。
戰後,發展比較蓬勃的,或者應該說是最受政府支持的民間組織是街坊福利
會。街坊會從香港開埠後已有,以地區劃分。筲箕灣、上環和西環很早就有街坊
組織,初期是由財雄勢大的華商出任值理。後來東華醫院、保良局等機構成立,
那些社會領袖便轉移目標,趨向社會地位較高的社團,而街坊組織的地位則相對
地下降。戰前,政府並沒有給街坊組織任何的認可。
50 年代,港府極力推崇街坊福利會,希望一如過去,要利用民間團體的力
量,解決種種的社會問題。表面上,這樣做法是發揚所謂華人傳統的互助精神。
事實上,它有着政治動機。上文提到,香港的社團很受中國政治的影響,不但工
會分成左、中、右三派,其他的社團如同鄉會、商會等都如是。為了避開這些政
治聯擊,建立一種以香港為本位的社團,政府便大力鼓勵和協助建立街坊福利
25 會。初期,街坊福利會運動相當成功,光是1949年就有12個福利會成立。到了
1960年,香港共有60個街坊福利會,可見政府對推廣街坊會是多麼積極。街坊福
利會辦理義學、診療所和賑濟水災和火災的災民。他們還為政府宣傳各種政策,
如勸導市民保持公共衛生、撲滅罪行等,是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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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三)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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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1 年,香港商人組織大致上和戰前的沒有基本的改變。西商會依然是外
商的天下。雖然戰後較多的華資公司和華商參加西商會,但一百多年來,還沒有
一個華人當過該會的主席、副主席、秘書,甚至是副秘書!華商組織的核心,仍
然是華商總會。在50年代,華商總會每兩年舉行一次選舉,均競爭激烈,被形容
為"週期性的風暴",而參選的均是叱咤風雲的人物。可見華商總會在香港商場上
以及整個社會,仍然是舉足輕重的。另一個主要的華商組織:中華廠商會,亦隨
着香港的工業發展,會員不斷增加,會務不斷擴充,影響之大是直逼華商總會的。
在原有的商人團體繼續發展的同時,新的團體亦相繼出現。其中較有代表性
的是青年商會。青年商會的意念來自美國。亞洲第一個青年商會成立於1947年,
而香港的青年商會則成立於1950年,隸屬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的青年商會十分
強調它的國際性。這特徵,可從它的組織結構看出來。一開始,它的會員來自不
同的種族、國籍。它的董事就包括了華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與畛域觀念很重
的西商會、華商總會和中華廠商會等相比,開放得多。而且,會員較年輕、教育 15
水平較高、思想較開明,反映了香港新一代商人和專業人士的特色。我們可以看
到,他們要在原有的商會外,另闢新天地的需求。
青年商會的宗旨可分成兩方面。在經濟方面,它要促進全世界會員之間的商
業來往。它又進行各種經濟調查研究,向會員提供資料,特別是技術性的資料,
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它與政府的工商處建立了密切的聯絡關係,藉以促進會員
的業務和香港的商業發展。商務以外,它更懷着崇高的社會理想。它要為青年人
提供發展領導才能,培養社會責任感及增進情誼的機會。希望能創出建設性的改
進,為全球社會發展作出貢獻。這方面它與扶輪社有點相似。青年商會參加了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為香港貧困無助的人服務。在50年代,它主要是為貧童服務
為貧童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哆
50年代在香港成立的國際性社團,除了青年商會,還有構思也是來自美國的
獅子會(1955)。同時,早在1930年在港成立的扶輪社亦繼續發展,增添了不少
分會。
香港部分的社團趨向國際性,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在這時期,組織原則可
以說是最狹窄的同鄉會又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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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着新的環境,同鄉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1950年兩地邊界封鎖了,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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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港市民與故鄉分隔開來,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同時,解放後不久,內地的同鄉
會、會館等很快便消聲匿跡了。這些變化對香港的同鄉會的打擊很大。過去,同
鄉會一邊為客居異鄉的人士服務,一邊充當與故鄉保持聯絡的橋樑角色。通過同
鄉會,遊子可以參與故鄉的建設,關注故鄉的政治局面、治安、經濟發展等。在
5 有需要時,同鄉會發起為賑災、興建祠堂、修地方志等活動募捐。解放後,這類
活動都停頓下來了。而時間長了,對故鄉的感情免不了開始淡化。新一代的香港
人,尤其是在香港出生的,多數已沒有上一輩那份思鄉的情懷。新會潮蓮同鄉會
在 50 年代索性把洪聖爺迎來香港,方便居港邑人供奉,正反映了港人與故鄉直接
聯繫在這段時期的減少。
10
自此,香港的同鄉會多着眼本地的社會活動。與故鄉聯繫的功能,隨着政治
和社會的變化而萎縮。
六·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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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至1971年間,香港又出現了巨變。在這時期,最令人矚目的事件是1967
年的社會動亂。這一年可說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對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很大的
影響。
1971 年,香港的人口已達到400萬人。除了1951年以後的自然增長以外,新
人口數字還包括了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尤其最厲害的一次難民潮,是1962 年的大
逃亡;短短半年間,香港竟多了30萬人。
二次大戰後人口的驟增,給政府帶來了很大的困擾。在地少人多,寸金尺土
的香港,住房從來是最頭痛的事。戰後,當大量難民湧來,情況愈趨嚴重。居民
被迫入住租金昂貴、地方狹窄、環境擠迫的樓房裡。幾家人同租住一層樓是常見
25 的事,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幸運的了,因為處境更可憐的人比比皆是。那時香港很
多山頭都建滿了木屋,幾十萬人就居住在那裡,飽受風吹雨打。此外,街上還睡
了不少露宿者。戰後香港居住條件的確是非常惡劣的。
香港政府抱着不干預政策,認為住房是私人的問題,居民必須自行解決,樓
房的供求自有市場調節。況且,早期港府覺得人口流動司空見慣,而人潮只是暫
30 時現象,一旦大陸的政局安定下來,人們就會自然回流,所以不為他們作長遠的
打算。港府認為假如為難民設想,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和其他社會環境,反會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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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致更多的人從中國湧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因此,港府最後還是以不變應萬
變,袖手旁觀,讓難民自生自滅。
到了1953年,香港已有25萬人,即約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住在木屋區。這一
年的聖誕節,石硤尾木屋區大火,釀成了5.8萬人無家可歸。這次嚴重的大災難
使港府無法再袖手旁觀,被逼改變政策,實行徙置計劃。雖然這個計劃是在逼於
無奈的情況下實行的,結果卻發展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共房屋計劃。除了安置
災民以外,港府還成立了房屋協會,為貧苦的居民提供"廉租屋"。這批龐大的建
築工程當然影響了香港的市容和市區發展,但它的社會意義更大。
日後,初期的徙置區和廉租屋都備受各界批評,不過,無論香港的公共房屋
政策有多少缺點,對流離失所的難民來說,的確是雪中送炭。公共房屋至少給人
們一個家。"安居樂業"的理想總算實現了一半。本來逃難來港的人只想暫停,但
一住便是二三十年,暫時的變成了永久的。"戰後一切便是如此。凡事都是短暫
的,沒有人能夠預測難民不但沒有返回家鄉,他們家鄉的親友卻不斷湧來。臨時
性的措施成為永久,沒有想過在香港建立家園的也得在這兒生根。
》 (34)這段話,
正好描寫了那時候的情景。1950年中港邊界封鎖,產生了第一代定居香港,視香
港為家的"香港人"。在香港出生的人數,於1971年第一次超過50%。在1971年
以前的20年中,在香港出生的、受教育的人遠比以前多。對整個香港社會發展來
說,這些數字是重要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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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0年代中期,香港已出現了一批生於斯,長於斯的,沒有濃厚"故鄉"
觀念的一代。當然"北望神州"的還大有人在,但和以前大部分居民都懷着過客心 20
態的情況比較,實在相差很遠
由於市區的人口已接近飽和,全港人口在這時期重新分佈。市區向九龍及新
界還未發展的地區伸延,新界的荃灣和葵涌發展成新市鎮。相反地,港島的人口
下降;最擠逼的中上環舊區,人口減少。到了1971年,減少至1961年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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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人組織
50年代以後,香港的工業不斷發展。經濟持續上升,但還有很多問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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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1990年,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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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這時期,正值世界各國實施保護政策,香港商人努力為香港的工業產品找尋出口
市場,工作十分艱巨。原有的商人組織,如華商總會、西商會、中華廠商會等都
一如過去,不遺餘力推銷香港產品,另一方面,新的組織成立,如香港出口商會
和香港棉紡業同業工會等,都以開拓市場、提高產品質素、確保香港工業的聲譽
5 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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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商人社團還未能完全應付這個空前的局面。50年代,世界的經濟
局面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商業的問題已由國與國、政府與政府之間通過外交途
徑談判,而絕不是商人能獨自處理的了。例如關貿協定、出口貨品配額等問題,
就需要政府的協助,參與和領導才能有效地處理。
正當世界的經濟發展要求高層次的組織來處理商務之際,香港就連一個代表
全香港工業的團體也沒有,這是十分不合時宜的。港府有見及此,便於1957年向
中華廠商會提議修改章程,要求它一改過去的立場,容納全港不同國籍的廠商入
會。可是中華廠商會沒有答應。港府惟有改變政策,着手籌辦一個全新的團體,
名為香港工業總會,於1960年正式成立。它是法定機構,主要工作是將基層組織
15 鞏固起來以協助發展香港工業,在國際間提高香港貨品的形象和地位。它的會員
來自各行各業,以及大小規模的企業。但更重要的是,會員屬於不同國籍。由於
香港工業總會得到港府財政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規模較大,建樹良多。1971年
時,它的服務包括一個產品標準中心,及一個測驗紡織、塑膠與電器製品的實驗
室。此外,還設立了兩項工業產品設計獎鼓勵本港的工業設計,目的是教香港的
20 廠商不再依賴抄襲外國的工業設計,給廠商很大的啟示。工業的另一個主要層面
是包裝,但以前沒有得到香港廠商重視。香港工業總會則設有包裝局和包裝中心
促進這一方面的發展。可見香港工業總會領導香港工業邁進現代化的道路,勞苦
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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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香港工業總會的成立,我們可以看出港府已漸漸介入香港的社會和經濟
活動。其實,這個趨向從公共房屋計劃已經看得出來。1957年,政府又籌辦旅
遊協會以擴張香港的旅遊業。比起辦香港工業總會時,這個趨勢就更明顯了。況
且,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很多事情已非純民間團體所能處理,尤其是組織觀
念狹窄、作風保守的團體,就更難適應。在很多層面,需要全港各行各業合作,
還非由政府提供人力物力和行政上的支持不可。香港工業總會的成立與發展正反
映了這一點。
這種半官方的商業團體愈來愈多,其中勢力最大的莫過於貿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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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60 年代,雖然有了香港工業總會的成立,仍然有很多問題困擾着香港工商
界。當時原有的商人團體和半官方團體都大力向世界推銷本港貨品,但他們時而
合作,時而毫無協調,各施各法,浪費不少人力物力,又缺乏明確的方向。鑑於
當前混亂情況,港府便再次放下其不干預政策,籌辦了貿易發展局。經過研究和
長時間的籌備,該局終於在1966年面世。一如香港工業總會,貿易發展局是法定 5
團體,成立的目的是促進、協助及發展香港的海外貿易,特別是推廣本港的出口
貿易。該局的主席由港督委任,委員包括各重要工商業機構代表,兩名政府高級
人員及四位提名委員。貿易發展局的經費概由政府從稅收撥充。1971年,該局在
海外的辦事處有11個,分佈在倫敦、法蘭克福、布魯塞爾、紐約、芝加哥、洛杉
磯等 11 個城市。貿易發展局協助本港廠商及出口商參加為數不少的一般性以及專
門性的,如玩具、時裝、珠寶等貿易展覽會,又安排本港的貿易團出訪世界各地。
該局的工作規模龐大,活動範圍廣泛,組織複雜,民間社團實難望其項背。
一百多年來,香港經濟發展主要仰賴商人自行組織和推動。政府對華商尤其
任其自生自滅,而華商亦長期以"自治"成功而引以為榮。但政府不干預的局面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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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破了。另外,從前華商與外商各立門戶,華洋分處,華人的經濟發展依靠華 15
人社團如華商總會、中華廠商會、各邑商會、各行商會等互相扶持。當然這些社
團在 50 年代以後繼續存在,而且非常活躍,對香港經濟發展仍有一定的價值;不
過新的、容納面更廣的組織出現,削弱了這些舊社團的功能和影響力。華人只為
華人服務的觀念,無論是經濟或是社會方面,開始漸漸淡化了。
(二)工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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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工業總會等顯示了香港工商業繁榮進步的一面。政府在這
方面作了很大的投資,效果昭著。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香港經濟起飛,國民
生產總值大增。可是這時期創造出的財富,並沒有公平的分配。真正受益的只是
小部分人。經濟發展給大部分人帶來的只是通脹,其實很多人生活質素下降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貧富懸殊變得更顯著。繁榮的背後存在着不少辛酸,亦潛伏了
不少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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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指出,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人的就業條件十分苛刻。大部分工人每星 30
期工作七天,每天平均11小時以上。這時候,香港工業迅速發展,基本上沒有
第五章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
人失業;甚至有勞工短缺的情形。不過,工資卻追不上通脹,一般市民的生活十
分吃力。勞工法例是有的,但作用有限。連對於最基本的問題,例如解僱、欠薪
等,都沒有一套妥善的解決方法。遇到勞資糾紛,往往是工人吃虧。
引起市民不滿的還有其他問題。例如住房雖然到了60年代中期,已經有很
5 多人享受到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但居住木屋的人仍然數以萬計。而且,居住私
人樓房的人,亦不怎麼好過。從1962至1966年,全港竟有五分之一的租客曾被
逼遷。可見租客受房東魚肉,實際上沒所謂租客的權益。住房問題還是困擾着市
10
民的。
除了貧富不均以外,接受教育,一種被視為幫助改善生活和提高社會地位的
工具的機會亦不平等。1966年前的幾年,港府已經增加教育津貼,但花在教育的
經費還是很少;就是1966年,教育經費也只佔政府總支出的4.5%。教育還是奢
侈品。一般家長要送子弟上學是很困難的。
這些社會矛盾,隨時會爆發出來,只是等待導火線而已。果然,1966年,天
星輪船加價引起了騷亂。翌年,因勞資糾紛引發的騷亂更震撼了全港,甚至搖動
15 了港英政府的管治,可視作香港開埠以來最激烈的政治鬥爭。學者對這兩次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