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於地層中。殼灰窰結構簡單,分窰門、火膛和窰室三部分。砌窰時,先在地上
挖出一個直徑約兩米左右的圓形淺坑,除窰門部位外,四周用磚石或黏土砌出約
高50 厘米略向內歛的窰壁便成。裝窰時,先在窰室底部墊上一層柴枝和黏土製的
25 通火陶棒,然後才放上一層原料。其後如是一層柴枝和通火陶棒,一層蠔殼,層
30
層疊放,使之逐漸成為圓錐頂為止。燒窰時,在火膛生火,窰內各層的柴枝被燃
着後,火膛仍繼續燒火,直至原料成灰為止。殼灰的用途,除用作建築材料和農
業之外,在香港產鹽區,主要是用來塗抹加固竹篾織成的牢盤,使之不漏水,用
以盛放鹹鹵。古代製鹽,"在鹽田掘地為坑,坑口横架竹木,鋪上蓬席,再推上鹹
(40)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大嶼山北部調查發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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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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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白芒遺址出土的鐵鋌銅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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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赤鱲角殼灰窰出土情況
036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沙。海潮漲時,'鹹鹵'淋在坑內,潮退時提出鹹鹵,用細篾編成、牡蠣灰泥固的
牢盤中煎煉即成鹽"。(4)從香港遺留難以數計的殼灰窰和其遺物,可見當時需用殼
灰數量之大,牢盤的數量當更為驚人,從而也可推知當時的製鹽業是十分繁榮和
興盛的。這一點,史籍的記載也頗詳,可作印證。據北宋王存等撰的《元豐九域
5 志》:"東莞縣有靜康、大寧、東莞三鹽場和海南、黃田、歸德三鹽柵。"又據康
熙《新安縣志》:"宋時,新安縣有東莞、歸德、黃田、官富四鹽場"。這麼多的鹽
場,可見各個海灣都有鹽田。其產量之大,據《宋史·食貨》載:"廣州東莞,靖
康等13場,歲鬻二萬四仟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軍。"鹽
利更為驚人,《宋史·食貨》記載"廣州鹽倉每年課利30萬貫以上,潮州 10 萬貫
以上,惠州5萬貫以上,南恩州3萬貫以上"。課利收入的四成足供廣東各州縣的
開支。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東莞縣大奚山鹽民大暴動,一度波及廣州城。
大奚山即今之香港大嶼山,鹽民暴動竟能波及廣州城,香港之鹽民人多勢眾於此
可見。
10
(42)
15
(四)香港是歷代重要的水路交通樞紐
自漢以來,廣州不但是中國的主要進出口口岸,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港市。香
港的屯門則是廣州的外港,重要的水路交通樞紐。屯門港位於珠江口的東岸,兩
20 山夾峙,港灣優良,緊扼着江海交通的咽喉,形勢險要。海外使節商旅的船艦,
進入珠江口前,必須經過屯門和在屯門等候傳召才能進入廣州。番舶返航時也往
往需要在此避風或等候季風揚帆才離開中國。因之每年在此停泊的外國船艦不知
凡幾。隋唐以後,廣東沿海交通也漸趨活躍,載重千石以商業運輸為目的的貨
船,早已航行於粵東及粵西海面,(43) 屯門正是中途站或中轉站。加上香港和附近地
25 區又是個官營的大鹽場,產量巨大,與鹽業有關的貿易、工商各業都需要大量的
交通運輸去配合。如此種種,都使這個廣州的外港成為重要的水路交通樞紐。
漢朝時,香港已有屯兵駐守,以維持邊境的安全和監督鹽工的勞動生產。
30
(41)《天工開物》,<作鹹>,頁255-257。
(42)《宋會要輯稿》,卷194,(方域〉。
(43)《舊唐書》,卷19上,(懿宗紀〉,頁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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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國吳和東晉在此設置司鹽校尉和司鹽都尉,就帶有軍管性質。到了隋唐以後,由
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和沿海交通漸趨活躍,少量的駐軍已趕不上形勢發展的要求,
因此,唐朝在屯門設鎮以保護往返廣州的商船和維持境內治安。屯門鎮並不是一
般的以農貿市集為主的鄉村墟鎮,而是兵鎮,或稱軍鎮。《新唐書·兵志》記載當
時廣州的軍事機構:"有經略軍,屯門鎮兵。""兵之戍邊,大日軍,小曰守捉,
日城,曰鎮。"屯門鎮兵除配備陸軍外,並擁有一支艦隊。唐玄宗天寶二年(748)
冬,"海賊"吳令光在閩浙起事,南海郡太守劉巨麟調屯門鎮兵參與鎮壓。這支艦
隊曾開抵揚子江口,並擊潰吳令光部。(4)五代南漢時,在屯門設軍寨,駐有重兵守
衛,對番舶貨物抽取關稅。宋朝在屯門設"巡檢司",防止海盜入侵和拱衛廣州地
區,還在佛堂門設稅關。《新安縣志·山水略》載有佛堂門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
石刻碑文"碇齒灣古之稅關,今廢,基址尤存"。上述史跡,說明香港在古代不僅
是鹽業生產基地,而其屯門更是中國南大門廣州的外港、江海交通的樞紐、海防
軍事要塞。在中國歷史上應有一定的位置。
與其有關的遺跡遺物每有發現:如大嶼山妹灣仔遺址,出土大量宋明陶瓷
片,既有廣州西村窰和潮州筆架山窰等廣東窰場的陶瓷器,也有江西景德鎮窰和
福建德化窰場的產品;竹篙灣遺址也發現大量的陶瓷片堆積,出土明代景德鎮青
花瓷片和廣東各窰口的陶瓷片,並出土一些越南馬大班褐釉刻劃紋陶罐和馬來西
亞"葆馬來"陶器;(45) 糧船灣淡水湖沙咀遺址發現了明代沉船,遺物有數十顆波斯
琉璃珠和大量馬來西亞陶瓷。 (46) 妹灣仔遺址和竹篙灣遺址昔日原是海灣,出土的陶
瓷片堆積當是中外商舶在此下碇時拋下海中的廢物,經過長時間日積月累而成。
該兩海灣面積很小,容納停泊的船隻不多,停泊的時間也不會長久,而竟能堆積
如此大量的陶瓷片,那麼像屯門這樣的大港灣,中外商舶必經之地,每年停泊之
船艦,其數量之多不難想見。這些出土遺物,為香港是古代重要交通樞紐提供了
一些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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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44)《簡明廣東史》,頁109。
(45)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香港考古學會調查發掘資料;Lam, Peter Y.K.,"Ceramic Finds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Penny's Bay,"
JHKAS,13:79-90,1992。
30
(46)Frost,R.J., "Sha Tsui, High Island, " JHKAS, 5:23-27,1974; Hong, C.H. and Ng, B., "Sha Tsui, High Island, " JHKAS,
5:28-33, 197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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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25
圖1.11 東晉墓隨葬物出土情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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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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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位於珠江出海口,依山面海,魚鹽豐富,水上交通便利,地理環境
非常優越,自古以來都是一處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每一個歷史時期都不斷有內地
的人士前來開發這塊富饒美麗的土地,成為移民拓殖者的天堂。可以認為,香港
的繁榮富庶是千百年來的外來拓殖者逐步建立的。6,000年前最早到達本地區定居
的居民,其文化與湘北湯家崗文化非常相似,關係非常密切,可能就是從湘北輾
轉南遷而來。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居住在五嶺南北的古越人大量遷入,成為本
地區的主人。秦始皇戍邊開發嶺南和漢武帝在番禺設置鹽官後,大批中土人士(包
括官員、屯兵和謫民)帶着較先進的文化技術到來嶺南,與越人雜處。他們的
·部分也來到香港地區,從事行政、邊防和食鹽的產銷,使香港地區逐漸繁榮興
盛起來。六朝時期北方戰亂頻繁,"人相食,死者太半"。中原人士為逃避戰禍,
紛紛攜家出走。他們從黃河流域流入長江流域,一部分則進而流入珠江流域。大
嶼山白芒遺址發現東晉土坑墓,出土青釉陶罐、陶碗六件和綠松石珠、鐵較剪、
銀戒指、五銖壓勝錢。南丫島沙埔遺址也發現南朝墓一座。從該兩墓的墓形與隨
葬品看,均是中原葬制,提供了北人曾流入香港的物證。隋唐以後,香港地位日
益重要,不僅是江海交通的樞紐,更是邊防要塞,加上製鹽業鼎盛,帶動工商百
業繁榮,更吸引各地的鹽工和商人來香港尋求機會。特別是有宋一代,北方少數
民族長期南侵,給中原以至江南地區造成嚴重的破壞,人民大量流亡。廣南兩路
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大量尚未開墾的可耕地吸引渴望安居樂業的各地士民,使
人口南移的規模超過漢、晉和南朝。今香港之圍頭人、客家人據稱多是在宋元時
從江西、福建等地遷來。新界鄧、廖、文、侯、彭五大族的族譜可以為證。清康
熙初年的遷界,造成土地荒蕪,人口大減,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獎勵移民進
入展界地區,除部分原居民遷回外,也遷進不少廣東境內和江西、福建等地的客
籍人士。綜觀上述數千年來,香港人口不斷流動,居民來自五湖四海,難免因姓 25
氏、地域、語言、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產生某些矛盾和碰撞,但基本上
還能和睦相處,各司其業。這種優良的歷史傳統,正是今天香港取得偉大成就的
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香港可愛之處!
20
(2)幾十年來,香港的考古成果很大,但存在的問題不少,很多問題尚有待
解決。犖犖大者如史前的歷史模糊不清,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早期和新石器 30
時代晚期早段的文化遺址遺物尚未發現,整個新石器時代的發展序列還有許多缺
第一章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
環。香港是否經歷青銅器時代和與它相適應的奴隸社會,由於沒有獲得足夠的地
下資料實證,仍然意見紛紜,莫衷一是。秦漢以後,香港是歷代的食鹽生產基
地、海防軍事要塞和重要的江海交通樞紐,遺留下來的歷史文物無疑是相當豐富
的,可是至今我們所發現的僅是滄海中的一粟,既未發現歷時2,000 年的鹽場和其
5 居址建築,也未發現明清以前軍事設施的遺蹟,就是唐宋時期的墓葬也無一發
現。這說明香港的考古工作,任重道遠,實有加速發展的必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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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近年香港考古不斷有新發現,如2014年4月在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施工的地方發現有古物、古蹟,其中有六個古井和數千
件遺物。初步估計此處是屬於宋元時期的遺址,可能曾是住有1,000人以上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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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 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霍啟昌
現在稱"香港"的,多指香港地區,即是包括了英國於1842年割佔的香港島、
1860年割佔的南九龍半島和昂船洲、以及1898年租借的新界及鄰近島嶼的全部土
地。驟看起來,香港的歷史似乎很短,更由於英國首相巴麥尊在1841年4月21
15 日曾對香港島作出以下評估:"只是一荒涼海島,連一間房屋亦不容易看見到。
因此不少人有個錯覺,都認為在英國人管治之前的香港,只是一處渺無人煙的荒
島,並無甚麼古蹟文物,自然更談不上有社會的存在。本章的主旨在於首先簡略
說明,香港地區各處不僅在石器時代以來即有文化的存在,而且一直是中國人繁
衍生息的地方。然後本章將會較為詳細分析和引述可信性較高的史料及保存的古
20 蹟文物,來證明從明至清被英人奪取前的這段時間,香港地區各處已有相當完備
的軍事防衛系統和行政機構,同時,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文教事業也有較大發展,
與中國內地鄉村比較,並無多大遜色。
25
明代以前的香港地區
(一)概況
根據中國歷史文獻的記載,現今的香港地區,早於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
30 南越後,設南海郡時已納入中國版圖。之後經歷漢、晉、隋、唐、五代、宋以至
於明,香港地區所屬的縣治,歷代都有所更改:漢時隸屬番禺縣,晉時隸寶安
043
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
(1)
縣,唐代屬東莞縣,明萬曆年間(1573-1619)則改名新安縣。到了清代,除了
在康熙年間(1662-1722)曾一度被併入東莞縣外,香港地區仍屬新安縣管轄
香港地區內的地名,在中國歷史文獻中最先出現的要算"屯門"了。屯門一名早在
《新唐書》中已有記載。在唐代,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優越,是廣州在海上對外交通
的要衝,故此有屯門的設立,並駐兵作為保護往來商舶之用,更有郵驛人員負
責傳遞消息,可見屯門在當時已是重要的防守及駐軍地區。到了宋代則改在大奚
山(即大嶼山)設駐摧鋒軍。同時宋政府亦在香港地區內設官管治,所以兩宋間有
官富司之設。及至元時則改設屯門巡檢司。相信宋之官富司和元之屯門巡檢司對
香港區內一些地方都曾負起民政的職責。但在明之前,香港地區內哪些地方是屬
於哪個官員的管轄地域,則難以考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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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地文獻記載,中國內陸人士陸續遷移到本地區定居是始於宋代的。北
宋時大概由於中原戰亂的影響,而香港地區盛產莞香、珍珠及海鹽,所以吸引了
一些中原人民前來。其中有文獻記載,最早遷入的可能是元朗錦田鄧氏的始祖鄧
符協。他大概在北宋熙寧年間(1063-1077)定居在屯門河谷以北的富庶地區錦
田,其後鄧氏家族繁衍,逐漸分支到屏山、厦村及龍躍頭等地。隨着鄧氏的遷 15
入,一些現今新界的大族相繼前來定居。如新田文族、上水廖族、河上鄉侯族及
粉嶺彭族。他們為香港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對以後當地的建設,貢獻甚
大。
20
(二)軍防
廣東是在1394年開始才設有海防部隊。在這一年中,明太祖下詔設立廣東海
道負責守護廣東海岸以防倭寇侵犯。(2)當時香港地區屬東莞縣界內。而又是在1394
這一年,明政府在東莞距離香港地區很近的地方特別設立了一個防禦千戶所。(3)更 25
且在同一年,又於東莞縣城東南四百里處設置了大鵬守禦千戶所。(4)明代初年,香
044
(1) 蕭國健認為在漢代香港地區屬南海郡博羅縣,而不是番禺縣管轄範圍,而直至到東漢及三國時期仍然沒有改變。見蕭國健:
《香港前代社會》,頁 13。
(2)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01,頁11上。
(3) 胡宗憲、鄭若曾:《籌海圖編》,卷3,頁8-16;《大明一統志》,頁4867-4868。
(4) 史澄:《廣州府志》,卷73,頁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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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安新
-
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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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鸛天
圖
圖2.1 16世紀《新安縣志》地圖(部分)
坦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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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屯門青山禪院
3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5
港地區的防禦,主要依靠東莞千戶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賴於大鵬千戶所的兵
力,因為一小部分香港地區是在這戶所防禦區域之內。隨後,廣東沿海防倭的巡
防網絡系統便組織起來,而香港地區內一些戰略要點就相繼成為這個廣東沿海守
禦系統中前哨基地之一
(5)
。
根據明代有關海防的文獻,在1540年廣東沿海重要地區的巡防系統劃分為
路以防禦倭寇襲擊。 香港地區屬於中路的範圍。如顧炎武所說:"海口有三路,
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中路自東莞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在澳門港口
外)、冷水角諸海澳。 》(6)中路防禦的構成是恐防倭寇在其從福建到廣東航程中,
若果無法在柘林登岸,則必定會轉駛向東莞海疆。因而必然經過一些戰略港口,
10 如屯門、大嶼山(大澳、東涌)、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特
別是南頭,極可能被寇船用作為停泊與潛匿的理想地點。
所有上述戰略港灣和島嶼周圍水域合起來就是防禦系統的中路。在這些港口
周圍都有官兵巡邏或留駐。明文獻並未有說明這些官兵為誰,但有提及防衛系統
包括陸軍和水師。香港地區的防衛陸軍應主要來自東莞千戶所,而亦有可能很少
15 部分抽調自大鵬千戶所。但按照明代軍制,除衛、所外還在沿海岸戰略要點設置
巡檢司。 位於香港區內的巡檢司是官富巡檢司。 (8)但現存的資料顯示,這個官富
巡檢司是到16世紀70年代才在香港地區設立的。(所以在1550至1570年這段時
間,主管香港地區沿岸防務的陸軍官員是東莞和大鵬兩處千戶所的指揮和千戶、
百戶等。每當倭寇或其他海盜侵掠香港地區時,他們便馬上帶領部隊前往各戰略
20 要地抵禦,而在侵掠者撤退後,這些官兵便返回平時的守衛處所。不過,到設立
官富巡檢司以後,負責守衛香港地區的明官員就常駐在那裡了。
25
除陸上巡邏外,在明時還有戰船在香港地區水域內執行任務。但明初的水師
並無獨立的編制,而是置於衛、所等軍官指揮之下。因此主管香港地區的水師的
官佐,也應是東莞、大鵬兩千戶所的軍官。
大概在1565年廣東全省水師正式組成六寨。(10)廣州寨主管廣州一府巡海任
(5) 周廣:《廣東考古輯要》,卷30,頁1上。
(6) 顧炎武:前引書,卷97,頁9下。
(7)《明會要》,卷13,頁76。
(8) 胡宗憲、鄭若曾:前引書,卷3,頁5;茅元儀:《武備志》,卷213,頁6上一下。
30
(9) 王崇熙:《新安縣志》,頁61。
(10)周廣:前引書,卷30,頁9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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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總部駐於東莞縣的南頭。(II)更有一名參將任命為南頭寨的指揮。到1586年
曾由一員軍階較高的總兵代替參將統率水師,但只施行了四年便恢復由參將指 揮。(12)南頭寨最初的兵員為1,486名,但由於倭寇為患日益猖獗,南頭寨的水師
兵力相應地於 1591 年增加到 2,008 名。(3)而寨所擁有的戰船亦由53艘增添至121
艘。(14) 除此之外,戰船停泊的巡防前哨基地也相繼由佛堂門、糧船灣、洛格、大
澳、浪淘灣和浪白六汛,擴大到包括屯門、急水門、東涌、西涌、鵝公頭等多
處。
(15)
其中可考訂在香港地區海域以內的至少有七處之多。
。
(16)
明代在香港地區設立的防禦措施,原是保衛廣東沿岸重要地區的防巡防網
絡系統的一部分。但倭寇問題未完全解決,葡萄牙人的東來又引發了新的問題。
西洋人(葡萄牙人,在明文獻又稱"佛朗機")在澳門的出現和留駐,引起許多明
朝官員的關注。他們關心怎樣設立防止葡人從澳門侵擾入內地的措施。 關注的結
果是明朝的廣東地方官員為了容許西洋人在澳門進行貿易,建立了一套細緻的防
禦機制,對在澳門及附近區域(包括香港地區的一部分)出現的外國人進行監察和
管理。 所以在倭寇被平定以後,在這地區的海防都仍然不放鬆戒備。上文所述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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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地區水域內的屯門、佛堂門,大嶼山的大澳和東涌以及其他海灣,在這防 15
禦系統中地位相當重要。它們都位於通往南頭半島的航路上,而南頭半島是防備
葡萄牙、荷蘭船隻沿珠江上駛進入廣州的主要屏障。因此上述各處海澳周圍水域
需有防衛船隻頻繁巡邏,這就是明廣東官員要在屯門、佛堂門、大澳和東涌等處
設立巡防前哨點的原因。這些為一般人熟識的明朝巡防要點都是設立在現今新界
及離島。但根據一些可信性高的明清史料,在明萬曆年間(1573-1619)九龍一地 20
也是一個重要汛站,而且肯定已設有防禦措施。(18)
(11)周廣:前引書,卷30,頁9上一下。
(12)王崇熙:前引書,頁55;靳文謨:《新安縣志》,卷8,頁12上一13上。
(13)同上注。
(14)同上注。
(15)同上注。
(16)Fok, Kai Cheong,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pp.140-154.
(17)同上注。
(18)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頁 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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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三)經濟和文教
根據本地文獻記載,到了明代,現今新界的最大氏族如錦田鄧族、新田文
族、屯門陶族、上水廖族、河上鄉侯族、粉嶺彭族、九龍東頭村吳族及西貢林
5 族,早已開村立業。在明代新遷入香港地區者最少有溫氏、朱氏、袁氏、黎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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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而鄧、彭、林、廖、陶、吳、文等姓因為自宋元入遷後,其族人已經日漸
繁衍,到了明代時已開始分遷到粉嶺龍躍頭、元朗廈村、錦田吉慶圍及荃灣石圍
角等處。故此,在明郭棐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中的香港地區部分,已載有與現
今相同的地名數十處之多,顯示出在這些地方已有村莊建立。較為人熟識的有在
香港島的香港、赤柱、筲箕灣、黃泥涌;在大嶼山的石壁、大澳、東西涌、梅窩
村;其他離島的龍鼓洲、長洲、博寮(即今南丫島)、赤鱲州(今之赤鱲角)、仰
船洲(即今昂船洲)、急水門、蒲苔、南佛堂(今東龍洲);新界屯門、葵涌、
瀝源村、大步頭(即今大埔頭)、蠔涌村、將軍澳;及九龍半島的尖沙咀、九龍山
等。可見當時香港地區已有不少人居住。
在明代的本區居民的經濟作業,主要是種植莞香,採珍珠及煮鹽;但一些居
住在新界,離島和香港島之谷地者,亦有務農為生;而居住於沿岸的村民亦有以
捕魚為業的。相比來說,採珠業在明時較前代已走下坡,但香港區域仍然以產鹽
和香樹著稱。鹽產皆由大鵬灣經梧桐山運至廣州。至於香樹,則以瀝源堡及沙螺
灣兩地的為最佳,這裡所種的香木,多是由九龍尖沙頭草排村的香埗頭,載運至
廣州,然後再轉運至江浙之蘇松等地方出售。
至於明代香港地區的文教事業,雖然說不上是文風鼎盛,但亦絕不能說它是
蒼涼的邊陲之地。據記載,宋鄧符協在錦田創立的力瀛書院(一所學舍)在明時仍
存在。又現今仍存在的宗祠中不少是在明代建成的。例如位於新田蕃田村的文氏
太祖祠(又名惇裕堂),據新田文氏族譜的記載是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興建的。
25 而位於河上鄉的侯氏宗祠、屏山的鄧氏宗祠和愈喬二公祠、粉嶺的松嶺鄧公祠、
30
錦田的清樂鄧公祠和大埔泰亨村內的文氏宗祠,雖然現在或是已經頹敗不堪,或
是已經多次重修,但都是在明代建成的。這類宗祠,往往是明代居住於香港地區
的氏族用以作為教育村中子弟的場所。因此明代在本區亦有考獲功名的人士,如
錦田的鄧延貞和鄧良仁、龍躍頭的鄧湛名以及上水的廖獻延等。
在明代於本區出現較為宏偉的建築物,現可以考定的,包括鄧氏在錦田興建
的吉慶永隆圍(現仍保持完整圍牆)、屯門青山的青雲宮(即前杯渡寺;今之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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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院)、元朗廈村的靈渡寺、佛堂門的天后古廟(俗稱"大廟"),及錦田觀音山
的凌雲寺等。這些都足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居民的風俗習慣,以至宗教信仰
也是與閩粵沿海一帶並無多大差異,而其中亦不乏富庶人家,其文教水平亦無多
大遜色。
5
二·清代的香港地區
(一)軍事設施
10
在明代設立的沿海"防倭"和其後"防葡"的軍事措施,到了清代政府不單繼
續推行,而且更加以強化起來。這是與清朝所制定與西方人貿易的政策有密切關
係。清政府的對外海上貿易政策其實是源於明朝的,是從倭寇沿海為患的經驗中
學到的。明朝當局一早就體會到,"倭寇問題"絕不只是一種外患這麼簡單。倭寇
所引起的動亂是由中國一些不良分子從內部促成的。這些不良分子充當倭人的內
應,是倭寇劫略有時得手的真正原因。故此要成功防禦外來劫略者就要同時管制
潛在的協作者和內奸。(1)從多年來同外國人交往的經驗中,明代的廣東官員們經
已認識到假如把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人限制在一個確實安全的地區(澳門)
,而
政府在該處又擁有充分的防禦和監視機制來審查那些充當雙方交往媒介的當地居
民,和控制外國商人的活動,那麼就可以平安無事地與外人進行貿易。(20) 清代合
法的海上對外貿易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開始已全部集中在廣州。清政府選擇
廣州成為對外通商的港口,主要原因是自從明中葉以來,廣東官員在澳門(包括
香港)附近地區,早已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監管防衛機制。這個防禦系統是預防洋
人與內奸勾結做成威脅的措施,而這些原有的措施很容易被清政府加強用作保衛
廣州的安全。
(21)
自乾隆二十二年,在廣州設立的所謂"廣州貿易"制度的運作,很明顯反映出
清政府的一個周密的防禦機制來監管和控制前來經商的西方船隻和商人。香港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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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9)同上注,頁17。
(20)同上注,頁19。
(21)同注(16),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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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圖 2.3 建於 1817年的大嶼山東涌炮台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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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區自清以來設立的軍事措施,在整個廣東海防機制上比較在明朝時更為重要,這
是由於愈來愈多西方船隻開到香港地區海域,而且在19世紀初期,英國人漸顯露
對香港地區內一些島嶼有覬覦之心,圖謀奪取過來,像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將
其變成一個受英人控制的英國在華做貿易的基地。而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島與
九龍半島的海域已屢次被英軍侵擾,在此期間一些有見識的官員曾多次增強對防
禦英人入侵的軍事措施。下面是這個歷史演變過程。
如前所述,在明末時新界及離島一些戰略性地點已設有汛站。除了在遷海期
間,清政府在這些香港區內的原有防禦基地都一直加派兵力防守。例如在康熙七
年(1668),新安縣沿海增設塾台21座以鞏固海防,其中有五座是坐落香港地區:
即佛堂門塾台、屯門塾台、大埔頭塾台、麻雀嶺塾台及九龍塾台。這些塾台都有
千總或把總帶兵防守。(2)到了雍正年間(1723-1735),
到了雍正年間(1723-1735),清政府更在佛堂門及大嶼
山增建炮台各一座,以鞏固這地區的海防。 (23) 在嘉慶時(1796-1820),在大嶼山
又設有大嶼山(水)汛和東涌口汛,以增強大嶼山炮台的防守力量。(24) 嘉慶二十二
年(1817) 清政府更於東涌口增建汛房,並且加築圍牆建成東涌所(寨)城,又
於東涌石獅山腳加建炮台兩座,大大地強化了此處的防禦力量。
,
(25)
香港地區內的海防戰略要點在清代廣東海防機制上比較在明朝時更為重要,
原因是由於中外的海外貿易重心,到清中葉時已轉到鴉片方面,而參與鴉片貿易
的西方商人船隻多喜歡停泊在香港區海域從事各種活動。但整區的防禦中心由 18
世紀下半期開始已漸次移到香港島及九龍半島,這大概由於西商的鴉片躉船已大
量寄泊在現今尖沙咀的海面。加以英軍曾數次侵擾九龍半島上的官涌,所以從 19
世紀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期間,清政府對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兩處顯得十分關注,
先後在此建立新的軍事防線,設汛兵以為監察及防禦。及至鴉片戰爭爆發後,清
政府雖然被迫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但為了防止英人進一步入侵,曾銳意加強九
龍半島的軍事措施,結果是決定在九龍城興建寨城,設立另一條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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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外文獻的記載,大概在嘉慶時期開始,清政府已在香港島設有紅香爐 25
和赤柱兩汛,駐兵防守。(26) 而自此之後島上的官兵有增無減。至於九龍半島,在復
052
(22)靳文謨:《新安縣志》,卷8,頁4下-5下。
(23)顧炳章:《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頁17-25。
(24)阮元:《廣東通志》,卷130,〈建置〉6、〈廨署〉2。
(25)同上注。
(26)霍啟昌:前引書,頁26-27。
30
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界後清政府即在當地建立九龍塾台,有士兵30名防守。 (27) 康熙二十一年(1682),
新安縣裁減兵員,並將縣內21座墊台削減為八座。但九龍塾台並不在裁汰之列,
(29)
(28)
只改名為"九隆汛",駐兵十名。 可見對這個地方之重視。其後工部尚書杜臻被
康熙帝派到廣東和福建巡視復界,認為九龍形勢很重要,還迅速增加了九龍區的
5 駐軍。 嘉慶十六年(1811),清政府更將原在佛堂門的大砲移至九龍寨海旁,並
建成炮台。(30) 道光初年,除了九龍炮台設有千總及兵員防守外,更有九龍海口汛由
十名兵丁駐守。(51)到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該炮台的駐軍已由38名增至47名,
另有協防外委一名帶兵20名,分守九龍海口汛。又在鴉片戰爭之前及期間,英人
曾多次侵擾九龍,顯示有覬覦之心。清政府為了加強在九龍的防衛,首先在道光
10 二十年(1840)在尖沙咀興建兩座炮台:一名"懲膺",一名"臨衝",共配有鐵砲
56座,分派大鵬左右兩營防守。(32)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改調大鵬營副將
一員、九龍巡檢一員駐紮九龍以加強該地的監察和防禦力量。
(33)
從上述清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軍事措施來看,在鴉片戰爭前後當英人經常入
侵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海面之際,不能說清政府沒有採取措施來保衛香港地區的海
15 域。在尖沙咀建立的兩座炮台,用意就是用來阻止英人入侵九龍。根據英方的資
料,這兩座炮台對英人在尖沙咀及九龍其他地方海面的活動和佔據香港島有諸多
不便,所以當中英雙方停火進行談判期間,義律即向琦善提出要求清政府將尖沙
咀的兩座炮台摧毀:
20
25
照得先日與貴大臣爵閣部堂,議將香港一島讓給英國主治,其對面之尖
沙咀地,聽照貴大臣爵閣部堂來意,不請兼給,當經面說明。尖沙咀不應留
存炮台軍士,致嚇該處洋面及香港海邊地方。惟據尖沙咀炮台數台,現聚軍
士多人......請望就將該台砲械軍士,統行撤回九龍,可期相安全妥矣。不然
則各該處既有軍台,其對面之香港山處處,即須堅立炮台,俾開放砲彈,起
火箭砲,以為自護,並須多留英國水陸軍士,保守地方。誠恐其中難免偶因
不相順處,致壞兩國承平和好之意。不如先將各該台汛軍械將士,均即撤回
30
(27)靳文謨:前引書,頁5下。
(28)同上注,頁9上一下。
(29)杜臻:《粵閩巡視記略》,卷2,頁39上一下。
(30)顧炳章:前引書,頁17、25。
(31) 阮元:前引書·卷175,〈經政略〉、〈兵制〉3,"水師提標左營及大鵬營"條。
(32)顧炳章:前引書,頁 19。
(33)同上注,頁4。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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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九龍,則英軍炮台,除須在門口等處,備武提防,堵禦外國相敵者及海盜寇
船外,自可無庸多建,兵亦不用多留矣。此果兩相重信,友交保和常遠之美
法也。本公使大臣因念如此議擬辦理,可期相安永久,倘因未能如此,必致
以安易危,欲保和好,終適礙難,勢所必有。故特此專請貴大臣爵閣部堂,
熟思之,且知此際該處光景,固非善妥,一日難保無事。其尖沙咀等處炮
台,應以軍械將士退回九龍之情至緊要。貴大臣爵閣部堂,就便查照施行登
覆,為此照會。(34)
義律(Elliot, Charles)要求琦善馬上從尖沙咀的"懲膺"和"臨衝"兩座炮台撤
防的意圖,是不難窺見的:主要是由於這兩座炮台,對英人佔據香港島和進一步
入侵九龍半島造成不便。雖然義律在上列的公文中聲聲以和為貴,但其實暗中出
言恐嚇,若果琦善不答應將這兩座炮台摧毀,就要再次開戰。琦善是個軟弱無能
的人,為了委曲求全,只好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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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十一日接據來文,內開請將尖沙咀砲械軍士撤回,則英軍炮台,除
須在門口等處,備武提防,堵禦外國相敵者及海寇船外,自可無庸多建,兵
亦不庸多留等語。查貴國求請承平,已均議定,具有公文,原可無庸添兵防 15
守,所有尖沙咀砲位兵丁,現已檄行撤回。惟砲位須由海船載運,貴公使大
臣即飭知貴國軍士人等,此係依允所請,撤回存貯砲位,無得起疑,致滋別 故。(35)
當義律接到琦善這個公文後,即馬上去信呈告英國外交部大臣巴麥尊(Henry Temple Palmerston)有關尖沙咀炮台事宜,可見重視。(36)而從這個時期至 1844年
底,英國外交部和殖民地部首長的往來公文,每當論及中英關係情況時,都
不時提及有關尖沙咀炮台。例如,在1843年1月4日,英國外交部大臣鴨巴
甸(Aberdeen, Lord)即就尖沙咀炮台一事質詢已代替義律職任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問及何以在中英條約草稿上未有列入清政府對撤防尖沙咀的承諾
而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大臣史丹利(Stanley, Lord, 1799-1869)亦於同年7月27日,
就同一文件向鴨巴甸查問有關撤防的詳細情況,並要求知道鴨巴甸對璞鼎查有何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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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の研究》,頁76。
(35)同上注,頁78。
(36)《英國外交部檔案編號17》,卷42,頁222。
(37)同上注,卷64,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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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凡基建造年月
心長尺及配弁兵
跑位数目開列呈
電
後詳綢廸巢各在案诎奉前因當健遽匹 原佑建造九龍寨城池神廟街
一級細骨前来伏直
製藥局台汎望
鼇詩
九龍砚台壹爆
查薇砲台僚嘉慶十六年建造周
桐共長 三尺前
道寬一
續奉删去快船工銀三百五十两寔估銀二萬六千三百五十 雨先發几成庫平花銀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兩單飛等帶佑細 核無浮
五寸左右
名分駐九龍海口汎
配台砲位内
壹千五百勣生默賣
委带兵二十
憲台察 校肅此具臬恭請
岳望
壹千二百勣生飲砣賣位
紅
叄下創生施壹位
計瘼繳九龍寨城工細冊一本
借廣粮分府
城等项工程細冊由
大人 闇下敬窠者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刻接本
冬
四
日東
憲礼飭好勘估九龍寨
以憑核明鲜辦
復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
署等處工程工料細数清冊造鑽 等勘佑
借用南海縣印
門方向遂即造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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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道光二十六年(1846)勘測九龍炮台設施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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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E DEFENCES OF KAUL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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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九龍寨城的防衛大炮〔斯坦尼南迪(C. J. staniland)繪,19世紀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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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指示。(38)
(38) 最後,為了使倫敦各大臣安心,璞鼎查在回函中保證尖沙咀兩座炮台已不
能對英人在香港及九龍的活動構成任何威脅,因為它已被"夷為平地"。(39)
綜觀上述的史實,足以證明清政府在尖沙咀興建的兩座炮台,對英人佔據香
港島,對英國商船和兵船進出入香港港口和九龍半島洋面曾經構成一定的威脅,
5 是備受英當局關注的。可惜清政府軟弱無能的督臣輕易將之摧毀,因而令英人在
該處的活動更加肆無忌憚。不過清廷亦察覺到琦善處理與英方談判有關香港、九
龍的事宜可能將個中實況隱瞞,於是下旨調查真相。經過調查後得知由於琦善畏
葸無能,以致英人在九龍一帶愈形猖獗。(40)於是清廷下令督臣前往九龍作實地勘
查,認為九龍山因逼近香港,而英夷居心叵測,必須加意防備。香港偶有動靜,
10 九龍山聲息相通,所以"亟應建立城寨,以便防守"。(41)
九龍寨城是足以令敵人生畏的一座軍事建築物,它是在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初
七日興工,而於次年四月十八日完竣。(42) 整個石城周圍180丈,高連垛牆一丈八
尺,內東西南三面城牆,厚一丈四尺,並於敵台配32位,北面城牆厚七尺,
但由於依山所以無須裝備火砲。後山則建有粗石圍牆一道,長170丈,高八尺,
15 厚三尺。在寨城內建有其他軍事建築物,包括軍裝局一間、火藥局一間和兵房
十四間。(43)除此之外,更將原有的九龍炮台南面牆加高培厚,內有之官廳兵房一
律修葺,並添 3,000斤砲兩座,以為九龍寨城的犄角。(4)所以九龍寨城的興建,確
實可以藉此防止英人進一步入侵九龍半島,而對於廣東的海防"大有裨益"。
(45)
20
以上所述有關九龍半島的軍事措施,足以顯示出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後,已
留意到九龍防務的重要性。
25
(38)同上注,卷75,頁109。
(39)同上注,卷66,頁249。
(40)文慶等(編):《籌辦夷始末》(道光朝),卷23,頁7上。
(41)同上注,卷76,頁3上一下。
(42)顧炳章:前引書,頁 73。
30
(43)同上注,頁67。
(44)同上注,頁6。
(45)《籌辦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頁3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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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世紀中葉以前的經濟實況
順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開始實施內遷沿海居民的政策,目的是制禦台灣
鄭成功的反清勢力,到了康熙初年更加嚴厲執行堅壁清野的"遷界"政策,以斷絕
閩粵沿海官民與鄭氏的交通聯繫。在此期間,香港地區大部分原有居民,因為他
們的村莊都位於被遷地界之內,故此被逼遷徙至內陸,令本區沿海一帶變為荒棄
之地,被海盜乘機佔為巢穴。較著名和聲勢龐大的海盜領袖包括鄭建及其子孫、
李奇、郭婆帶、石二及張保仔等。這些海盜在本區海域長期為患,直到嘉慶年
間(1796-1820),才為清政府或招降或舉兵擊破,令境內居民能夠逐漸恢復平靜
的生活。這是遷界對香港影響之一。
復界後初期,雖然已有一些原有居民漸次遷回,但由於海寇為患甚熾,加以
原有耕地荒廢太久,難以再墾種。更加本區並無交通運輸工具與其他地方通濟,
以至倒圮的房屋,因為物資供應缺乏,難以找到瓦木可供修建,故此實際上遷回
的人口不多。後來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始,經過清政府設置軍、獎勵開
墾、招攬其他地區農民前來墾殖,本區人口才陸續增長。除了在遷界前已在本區
居住的"本地"、"福佬"及"蜑民"漸次遷回之外,亦有不少在珠江、東江、北江、
韓江流域和閩贛二省的客家人逐批遷入,因此構成了香港地區居民的四個基本方
言群,直至到英人佔領前並無改變。而這四個方言群的居民,雖然在語音、生活
習慣、生產方式或有所不同,但大致上都能平安共處,而經過長期聚居,在19世
紀中葉時期,他們的生活及文化特徵已有走向一致的傾向。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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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界前在香港地區曾經興盛一時的經濟作業如採珠、煮鹽和種香樹,在這時
期因為停頓已久而無法復業。復界之後直至被英人佔領之前,香港地區的主要經
濟作業已變為捕魚及其他海產、耕種及打石。根據在1841年5月15日出版的《轅
門報》記載,當時香港島上的居民分為三大類,即漁民、農民及打石工人。(47)按比
例漁民是眾數。這是由於在18世紀末期開始,西方商船陸續前來中國,多喜歡 25
停泊在香港海域內的一些漁村港口,進行食水及其他物品的補給,促成這些漁港
變為當地居民聚居及購物的地方,也是往來漁民的糧食日用品補給站。兼且派駐
的清官兵人數一直有增無減,使經濟活動更加頻繁,因此人口遞增,經濟繁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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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 1841-1870〉,頁11。
(47)《中國叢報》,1841年5月,卷10,第5期,頁28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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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圖2.6 新界元朗吉慶園宗祠中供奉的龍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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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最佳的例子是在離島的長洲、大嶼山的大澳和香港島的赤柱及石排灣。尤其
是赤柱,根據當年參與侵佔港島的一位英國官員的描述:"赤柱村是全島最大及最
重要的村落......人口約有800......共有房屋及商舖180間......居民多從事農耕、
商業及腌曬鹹魚,約有農田 60畝......常有350艘大小船艇在此碇泊,但其中只有
約三十艘是赤柱村民所擁有,船隻多用作捕魚,魚穫多腌製成鹹魚,販運到廣州 5
或附近地方去。"(48)可見赤柱是當地居民聚居及購物的地方,也是其他地方往來漁
民的糧食日用品補給站。而長洲亦在18世紀末期至19世紀中葉這段時間發展得
相當快,也是不少農民、小商戶和漁民聚居及購物的地方,現仍存在的長洲廟宇
就最少有一間北帝廟、一間洪聖廟和兩間天后宮是在這段時間建成的,反映出該
地已有不少人口居住和經濟旺盛的情況。
(49)
基於同樣的原因,九龍城附近一帶在19世紀後,亦逐漸人口增加,興旺起
來。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已經舖民雲集,漸成市鎮。現仍存於九龍城
侯王廟內的石刻<重修侯王古廟碑記〉,是在道光二年(1822)所刻的,此碑文列
有捐贈者的芳名,其中就有最少一百間是位於九龍城及九龍其他地方的店舖名
字。 有關這時期九龍已有不少店舖和民房這一史實,亦可以在清政府的公文見
到的。在興建九龍寨城之前,道光皇帝曾下旨諭令兩廣總督委員前往當地實地勘
查。勘查委員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所寫的一份奏告,就指出"在九龍白鶴
山五里以内沿海一帶,店舖民房數百餘戶"。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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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及軍事設施
由清初至19世紀中葉,香港地區都隸屬新安縣治的範圍內,亦即是說香港地
區是在新安縣丞的管治權力範圍內。不過從康熙年間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
"
些新界及離島的村落應該是較直接地被官富司巡檢所管轄,之後則是屬九龍司巡 25
檢所管治。雖然香港地區距離新安縣政府相當遠,可以說得上是一邊陲之地,但
(48)Johnson, A. R.,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London Geographical Journal, XIV, Reprinted in the Hong Kong Almanac
and Directory, 1840.
(49)香港古蹟委員會內部文件編號 AAB/10/85,《香港歷史建築物名冊》。
(50)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匯編》,第1冊,頁76。
(51)顧炳章:前引書,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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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從現存的一些文獻和碑文顯示,直至到19世紀中葉,新安縣治仍然能夠直達香港
地區各處,不能說是經已廢弛。例如在新界元朗舊墟大王古廟和東涌侯王廟在乾
隆四十二年(1777)所立的石碑顯示出,在這兩處地方的田主和佃農為了租稅問題
曾引起爭執,後來要經縣官親自前往調解,方能夠停息這些紛爭。(52)又例如在嘉
5 慶七年(1802),離島的吉澳村民曾經到兩廣總督處告狀,最後總督派署理新安縣
丞親自到吉澳天后宮立石曉諭。 (53) 道光十五年(1835),在離島的坪洲民,因為
政府對他們諸多需索,所以到縣丞署請求停止此等擾民的活動,而獲得批准。(54)
根據現今新界錦田族仍存的一些文件,在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821-1843)
之間,錦田鄧族田主因為他們在香港島的佃農未能繳納租稅,曾經到新安縣丞告
10 狀要求申冤,起因是由於英人霸佔香港島的群大路一帶,破壞當地農田以致佃農
無法收割而致欠稅。(55)最後雖然新安縣丞未能替鄧族主解決難題,但亦有多番批
示,這主要證明了,直到英人佔領香港島後,香港地區的居民與新安知縣仍然保
持一定的聯繫。
但由於香港地區距離縣城確實太遠,而巡檢的人手又不足,雖有官兵駐守,
15 官府常有鞭長莫及之感,所以實際上,漁村和鄉村的日常事務,是要依靠當地的
耆老、族長、地保、總理代表等人處理的,而治安方面亦是往往由村民、漁民自
行組織團練及公安所等社團來維持。例如在咸豐年間(1851-1861)長洲和沙頭角
的村民,早已聯合起來,首先建立團練公局和組織社團,訂立規約,以靖地方的
安寧,(56) 而在港島赤柱居民,在英人登陸之前,亦早已創建善安公所,處理地方
事務。(57)上述香港地區居民用來處理地方事務的鄉里制度,顯然是由於傳統的保甲
制在香港地區已難產生實際作用。不過保甲制曾經在乾隆年間在香港島施行則是
無庸置疑。(58) 所以在19世紀中葉以前,香港地區的管治情況大體上與大陸其他鄰
近地區是相同的。
20
25
(52)科大衛等:前引書,第1冊,頁41、45。
(53)同上注,頁59。
(54)同上注,頁84。
30
(55)丁新豹:前引文,頁13。
(56)科大衛等:前引文,頁142、256-257。
(57)同上注,頁102。現存善安公所碑記提及該公所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修的,通常任何一間建築物是至少數十年方重修
一次的。
(58)丁新豹:前引文,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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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教及建築
至於清代香港地區的文教事業,隨着人口的陸續增長,到了清中葉時,較之
明代時有顯著的進展。各大氏族秉承先人的遺風,都爭相設立書室、家塾專為教
書講學的場所。而一般居民亦都普遍假祠堂來教育其族中子弟,對於幫助族人獲
取功名和進入仕途,亦相當重視。文風較盛的要算錦田、屏山、上水、新田、沙
頭角等地方。這方面的情況可以從這些地方建立的書舍和該地子弟考獲功名的人
數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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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1860年之前而現仍存在的書舍就有若虛書室(屏山)即維新堂、聖軒
公家塾(屏山)、鏡蓉書室(沙頭角)、覲廷書室(屏山)、友善書室(村)、善
述書室(粉嶺)、周王二公書院(錦田)、泝流園(錦田)、二帝書院(錦田)、應
鳳廖公家塾(上水)即明德堂、應龍廖公家塾(上水)即顯承堂等。現仍可以見到
的在同一時期建成用作教學用的宗祠,為數亦不少,包括鄧氏宗祠(厦村)、居石
侯公祠(上水)、萬石堂(上水)、萃野文公祠(新田)、麟峰文公祠(新田)、明
遠堂(新田)、鎮銳鄧公祠(錦田)、彭氏宗祠(粉嶺)、龍泉鄧公祠(錦田) 15
來成堂(錦田)、長春園(錦田)、梁氏宗祠(元朗八鄉)、郭氏宗祠(八鄉)、李
氏宗祠(八鄉)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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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這些用作教育學子和專為準備他們參加科舉考試而設立的場所,都是位
於新界,由一些望族建立的,如錦田、屏山及厦村的鄧族;上水的廖族和居於元
朗新田及大埔泰亨村的文族。若果將這些學舍祠堂的數字和清代當地的人口作比
例,則新界地區的居民對於教育他們子弟方面,不能說不十分重視。至於香港島
及九龍半島,雖然在19世紀中葉時經濟已有相當發展,但人口多是漁民店戶,多
聚居於漁港或市鎮,農業比新界大為遜色。香港島的主要農耕地集中在黃泥涌、
掃桿埔及薄扶林等處,而且都是由佃農操作,並沒有望族居住,自然沒有具規模
的學舍設立。雖然如此,根據英方的資料,在英人佔領前港島已起碼有五所私 25
(60)
塾,所以亦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教育的設施。 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之前,九龍
半島並無紀錄建有學舍,但在這一年,九龍的官紳於九龍城寨內興建一所龍津義
(59)香港古蹟委員會內部文件編號 AAB/10/85。
(60)根據香港政府教育小組在184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當時香港島有8間私塾,見"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847′′
in Lobschied, W. A Few Not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 1859,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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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圖 2.7 19 世紀香港地區有很多石灰窑,這個位於西貢北潭涌上窑村外,至今保存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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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上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學。這是由於香港被英人佔領以後,九龍的"人情重貨寶而薄詩書"
,
(61)因此九龍
(62)
城寨建委員認為有必要"捐建民間義學", 以振九龍城的學風士氣,"士氣既
伸,而外夷亦得觀感於絃誦之聲,明以柔其獷尔之氣"。 (63) 這是興辦龍津義學的主
要目的。
從上述資料可以得知在19 世紀中葉之前,香港地區內的教育設備以新界為
最多,而在新界又以名氏大族的文風為最盛,所以很自然地,歷代考取功名的
香港地區人物,絕大多數是來自鄧族,而剩下的少數則分別來自廖族、文族、侯
族及其他。根據近年一位學者的研究,由清初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在香港
地區考獲科甲的只有錦田的鄧文蔚一人。中鄉式的則共有11人,其中八位是鄧
氏族人,一位是金錢村姓侯,而餘下的一人則是上水姓廖的 中恩貢義貢的合
共13人,其中七位是來自鄧族,廖、文兩族各有兩人。(65)至於在嘉慶二十四年以
後本區中科舉的人士,仍然大部分來自鄧族,但上水的廖氏中舉的人數則比以前
有顯著增加。(66)
(64)
綜合來說,新界的望族不單建立為數不少的學舍,更且歷代都有子弟考獲功
名,雖然不能說得上是文風鼎盛,但亦斷不能說他們是荒涼邊陲無識之士。
況且香港地區在19世紀中葉已出現了不少頗為宏偉的其他建築物,都是相當
有價值的文物。廟宇在中國傳統社會是維護當地禮儀的重要場所,在英人佔領之
前,香港地區各處早已建立不少廟宇,其中以天后廟最為普遍而為數亦最多。不
單止現今的新界離島各處仍可見到清代建立的天后廟(長洲、佛堂門、大埔、粉 嶺、屏山、西貢、赤鱲角、大嶼山的分流等),(67)而且在港島和九龍亦肯定有不少 天后廟是在1850年前興建的。(68)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北堂天后廟(即佛堂門天后廟
或稱大廟)的興建歷史,可以算是廣東沿岸現存天后廟中歷史最悠久的一間。
而一般仍存在的其他廟宇都保留了不少前代有名文人題寫的匾額對聯,亦不愧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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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科大衛等:前引書,第1冊,頁101。
(62)顧炳章:前引書,頁65。
(63)科大衛等:前引書,第1冊,頁101。
(64)Lun Ng, Alice Ngai-ha,"Vill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egion under the Ch'ing", in Faure, David, Hayes, James( eds. ),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p.108.
(65)同上注。
(66)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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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香港古蹟委員會內部文件編號 AAB/10/85。
(68)同上注。
(69)廣東現仍存在最早的天后廟是天妃宮,是建於1368年,即明洪武元年(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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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9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
(70)
有價值的文物。 除此之外,更有其他清中葉之前的古蹟建築,例如沙田曾氏的山
廈(又名曾氏大屋)、屏山的覲廷書室、河上鄉的侯氏宗祠及元朗新田的大夫第
等,無論在建築、裝修和雕刻的技術上,都稱得上十分精緻和具有特色,是難得
的前代中國文化遺產。
三.結語
10
以上許多事實歸納起來,可以知道香港地區由清初至19世紀中葉的基本實
況。在軍防上,清朝一直有正規軍在戰略要點經常駐守。在行政上,清朝的縣治
仍然能夠直達本區,並沒有完全廢弛,而且有可信資料表明,當年曾實行保甲
制,但日常的地方事務則大部分有賴當地居民自行組織社團處理。本區的原居民
隸屬於四個基本中國方言群。他們不單長時期聚居在許多大小村落,從事捕撈、
耕種、打石等經濟作業,而且將一些漁村、農村發展成為市鎮和市場,替本區
15 經濟開發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文教事業方面,在英人強佔、強租本區領土之
前,原居民中的望族,早已創立書舍、書室教育族中子弟,並且協助他們參加科
舉考試,而歷代所獲取的成績亦可算是差強人意。同時這些大氏族亦創建、留下
不少其他古蹟文物,如廟宇、祠堂、圍屋、圍村等,顯示出香港地區的居民,與
閩粵沿海一帶的比較,他們的文化水平並不遜色,而且他們的風俗習慣以至宗教
20 信仰也沒有甚麼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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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例如在位於新界元朗廈村附近的靈渡寺,仍存有清代才子宋湘所題的"小蓬瀛"匾額及陳灃的對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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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史的轉折:
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丁新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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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佔
(一)割佔香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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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 年是香港歷史發展上的分水嶺。當年英國通過戰爭,佔領了香港,一年
後,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香港乃正式被割佔。
英國人很早便有意在中國沿海取得一個島嶼,作為立足點,以便儲存貨物,
及在不受中國政府的監管下從事貿易。18、19世紀來華經商的外國商人在廣州進
行貿易,感到掣肘甚多,諸多不便,(1) 因而對葡人獲准長居澳門羡慕不已。(2)
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 George, 1737-1806)訪華,曾提出
求取舟山地方小海島一處以作停歇及收存貨物之用,為乾隆皇帝(弘曆,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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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洋人在廣州生活情況,可參閱 Hunter, William C.,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1938; Bits
of Old China;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1937年,等。又在華英國僑民曾在1834年上書英皇請願,申訴在華貿易所受 肘。請願書中譯本見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譯):《鴉片戰爭史料選譯》,1983年,頁22-40。
(2) 見粵督百齡為英據澳門事奏參前督吳熊光一摺,收入許地山(編):《達衷集》,1969年,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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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3)
1799;1736-1796在位)所拒,不得要領, 乃企圖逼澳葡政府把澳門拱手讓予
英國。1808年,英人覬覦澳門,欲以武力從葡人手中奪取澳門,但為中國政府干
預,無功而退。(4)
(5)
1820年,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奉命禁煙,英商載運鴉片的船隻再不
准停泊黃埔,便改泊面對珠江口的伶仃島(或稱內伶仃,以別於長洲之南的外伶
仃島),鴉片轉至躉船上,再由快轉送到廣州的中國鴉片煙商手中;但伶仃島
南方全無遮蔽,當夏天吹西南季候風時,只得轉往香山的金星門去, 所以尋找一
個"脫離中國政府監管的貿易中心"是英國商人所夢寐以求的。(6)1830年,47名英
商曾聯名上書英國議會,要求佔領中國沿海島嶼一處。(7)英國商民對於奪取海島
作為居停地方的要求愈來愈逼切,所以在英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 1784-
1865)草擬的條約中包括了此項要求。至於要奪取的是哪一個島嶼,當時的看法比
較分歧,因此在巴麥尊給懿律(Admiral Elliot, George, 1784-1863)和義律(Captain Elliot, Charles, 1801-1875)的訓令中,並未標明島嶼的名稱。簡言之,當時有兩 派看法,一些主張佔領香港,另一些則偏向於舟山群島。(8)
(9)
英國人對香港並不陌生,早在1780年,喬治·希托船長(Hayter, George) 據
葡人及中國地圖繪成的珠江河道圖上,已標有香港(Hong Kong)的名字。 1806 至 1819 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測量員霍斯伯格 (Horsburgh, James)勘探珠江口地形,所繪製地圖上也有"紅江"(Hong Kong)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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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Cranmer-Byng, J.L.,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 1961. Hsu, Chung-yueh, The Rise of Modem China, 1975
pp. 206-214.
(4) 1808 年,英海軍司令嘟路喱(Drury, William)帶兵船13 隻,兵士一千餘人,企圖佔據澳門,兩廣總督吳熊光(1750-1833) 下令停止廣州貿易,嚴禁供應食糧予洋商,後乃退去。詳見《達衷集》,參閱注(2),頁15-229。對於此次事件,亦請參 閱 Coates, Austin, Prelude to Hong Kong, 1966, pp. 94-100。
(5) Morse, H. B.,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IV, 1926, p.260(hereafter cited
as Chronicles).
(6) Wright, Arnold, Twenty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1908 p.56(hereafter
cited as Impressions ).
(7)
Greenberg, Michael,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1951, p.178.
(8) 事實上,除舟山和香港外,英人曾覬覦過的地方 -指在英人的文獻中曾提及過的,還包括:廈門、台灣、金門等地。有關 資料散見於英國商人的書信。見嚴中平:〈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近代史資料》,1958年4期( 1958年 8月)(以下簡稱(幕後活動〉),頁1-88。
(9) 該地圖之全名為"A Chart of the China Sea from the Island of Sancian to Pedro Branca with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Tigris from Canton to Macao from a Portuguese Draught Communicated by Captain Haytar and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hart of the Macao Pilots"。希托船長是東印度公司"約克"號(York)的船長,在1741至1786年間在中國沿海活動。詳見Talbot, Henry D., "A British Maritime Chart of 1780 Showing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reafter cited as JHKBRAS), 10(1970), pp.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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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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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10).
霍氏向英國外交部匯報時,稱許香港島南岸的大潭灣是四季皆宜的良港。
(11)
1816 年,英使阿美士德(Lord Amherst, William Pitt, 1773-1857)使節團訪華 時,便曾寄碇於香港仔附近,並在寄回英國的家書上寫有香港(Hong Kong)的 名字。1833年,阿美士德訪華使節團的副使史丹頓(Sir Staunton, George Thomas, 1781-1859)更向下議院推介香港島的優點。
(12)
自歐洲東來的商船繞道馬來半島北航,經過長途旅程後,多會先在香港仔瀑
布灣補充食水,再沿南路(長洲、大嶼山分流)或北路(急水門、青山龍鼓灣)直
航伶仃島,然後北上虎門及黃埔,(13)故此對香港南面海岸的形勢瞭如指掌。1829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船在虎門外進行了一次周詳的探測工作,地區包括"從港
島西北角向東至鯉魚門一帶",找尋可供碇泊的良港。翌年,東印度公司把全季
度的船隻從黃埔轉移到九龍去。
(14)
英國朝野對香港的印象日益加深,1834年奉英廷命來華磋商拓展貿易的律勞
卑(Lord Napier, William John, 1786-1834)便在致函英國首相格雷伯爵(Earl Grey, 1764-1845)時提議:"用一點武力... 佔據珠江口以東的香港";(15)與廣州英商
15 關係密切的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London East India China Association)也認為應
該佔領大潭灣及附近島嶼,作為商埠。 (16) 而曾在廣州居留多年,怡和洋行創辦人之
一的威廉·渣甸(Jardine, William, 1784-1843)亦曾向巴麥尊獻計佔領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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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事實上,自1837至1838年前後,英船已大量集中於香港海面。1838年
位法國畫家波塞爾(Borget, Aunguste, 1808-1877)途經香港,把船隻下碇的港灣, 稱為 Beit de Hong Kong,他畫筆下的海港,帆檣如林,從一個側面證實了英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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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地圖繪製比較精確,可惜香港島只劃到西半部,圖中不少地名的中文名稱與今天迥異,如香港稱"紅江";南丫稱"藍麻"
留意 Hong Kong 一名,似指全島而言。見 Sayer, Groffrey 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1980( hereafter cited as H.K. 1841-1862), pp.23-24。
(11)同上注。
(12)見 Impressions,頁56。阿美士德使節團的副使史丹頓約定與代表團在香港瀑布附近會合再北上,這是香港一名首次記錄在 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上。該使節團的麥克勞爾醫生、艾貝爾醫生、副使埃利斯爵士及馬克斯韋爾船長都對船隻寄碇的香港瀑 布灣一帶有詳盡的描述。詳見 Leod, J.M.M, Narrative of a Voyage in His Majesty' s Late Ship Alceste, 1817; Sir Ellis, Henry, Joum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1817; Abel, Clark, Narrative of a Joum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1818。 文中提到的瀑布即今華富邨以西的瀑布灣。英人對香港有所認識乃自瀑布始,至於阿美士德使節團之目的,詳見 Hsu, C. Y., "The Secret Mission of the Lord Amherst on the China Coast, 183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pp.231- 252
0
(13)Silva, Armando Da, "Fan Lau and Its Fort: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HKBRAS8(1968), p.83.
(14)Chronicles, Vol.3, p.213.
(15) H.K. 1841-1862, p.213.
(16)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1815-1905," Series 17(hereafter as F.O.17), Letter from Larpent, Smith and Crawford to Palmerston, 2nd November, 1839, F.O.17/36。現引自《幕後活動〉,見注(8),頁55。
(17)William Jardine to Palmerston, 26th October, 1839, F.O.17/35,見同上注引文,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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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已寄香港。
(18)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
(19)
巴麥尊在 1840年2月20日致海軍部的密件,實際上就是指令懿律和義律
如何在文件中強調開放港口讓英人自由居住、經商是首要的。 英國在遠東利益
最大,也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的積極分子拉本德(Sir Larpent, George, 1786-1855)給巴麥尊的建議書也把開放商港列於首位。(20) 英國發 兵侵華的主要動機之一,是拓展中國市場,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必須強逼中國
開闢更多商埠,以打破廣州十三行行商壟斷貿易的局面,所以開放港口實際上比
爭取"居停"更為重要。義律終於選擇了香港,但巴麥尊形容該處為"空無一屋的 荒島"。(21)
5
義律自1834年抵華,便一直在廣州工作,對中英商業貿易狀況瞭如指
掌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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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3月21日林則徐(1785-1850)下令包圍商館,斷絕食水及蔬菜供
應,中國職工撤離。義律在24日從澳門到廣州,與林氏商議,亦曾被困商館區,
深感英人寓居廣州,生命財產缺乏保障。1839年7月,尖沙咀村民林維喜被英國
水手殺害事件發生後,林則徐責成英方交出兇手,先禁絕英人柴米食物,撤其買
辦、工人,繼而向澳葡當局施加壓力,把英人驅逐出澳門。義律於是率同英國商 15
民,浮海至香港暫避,前後寄住船上達十個月之久,既缺乏淡水,又不易從岸上
獲得糧食供應。(25)所以義律深切明白取得一個立足點是當務之急,而這個近在咫尺
的"居停"當然是香港了。
義律的老上司律勞卑和羅便臣(Sir Robinson, George)都曾建議佔領香港, (24)
對義律有一定的影響。可知義律矢志佔領香港,既有思想上的淵源,復有實際上 20
(18)波塞爾的畫作及其日記:Borget, Aunguste, Sketch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2, p.2。查法國畫家波塞爾在1838年8月 23日乘"西奇"號(Pcyche)抵港。在港期間,他繪畫的風景畫,後來均刻成版畫,留傳至今,是香港開埠前極珍貴的歷史圖 錄。波塞爾每天所寫的日記,是研究香港在1838年時實際情況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參考資料。根據書中所載及其繪畫顯示,可 以觀察得下列三點:
(1)香港島上有莊稼、有房屋、有瑩墓:
(2)波爾塞往往是香港島及海港並稱(bay and island of Hong Kong),足見外國人所指稱之香港島乃指全島而言,而所指海 港即今天的維多利亞港;
(3)波塞爾的日記沒有提到英人在岸上建居留地,圖畫中也看不到有此跡象,故此有謂英人在1837年已在香港島上建立居留 地之說,不無疑問。
(19)Elliot to Palmerston, 3rd April, 1839, F.O.17/31,見注(8),頁17。
(20)Larpent, Smith, Crawford to Palmerston,同上注,頁44-52。
(21)Morse, H.B.,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34-1860, 1910, Vol. (hereafter as IRCE), Appendix G,
p.642.
(22)Endacott, G.B.,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1962(hereafter as Sketchbook), pp.4-5.
(23)Adam Elmslie to William Elmslie F.O.17/35,同注(8),頁67。
(24)律勞卑主張取香港,見H.K1841-1862, Napier to Grey, 21 August 1834 in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hereafter as BPP),1971, 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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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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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逼切需要。他被罷免後,曾在1841年6月致函印度總督奧克蘭爵士(Auckland,
Lord, 1784-1849)解釋佔領香港的原因:
即使中國的君主在其武力脅逼下答允開放港口,那御璽並不能保障英人
的性命和財產,......我們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護,使我急切地尋求
一個在我們國旗保護下的安全商業據點。香港在我們掌握中,駐有足夠的海
軍,我認為實在毋須於東岸建立永久根據地。
(25)
義律於信中詳細分析在華東建立根據地毫無益處,最後更強調若與中國簽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