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史话/刘蜀永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1969-5
Ⅰ.①香… Ⅱ.①刘… Ⅲ.①香港-地方史-史料 Ⅳ.①K29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997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区域文化系列
香港史话
著者/刘蜀永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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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5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字数/99千字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69-5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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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刘蜀永
刘蜀永，教授，香港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史课题负责人。现任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主要论著有《二十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经济》、《简明香港史》、《香港的历史》、《刘蜀永香港史文集》、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历史概要》）等十余种。
目录
一 鸦片战争前的香港 1 香港考古
2 历史沿革
3 经济开发
4 海防要地
二 英国侵占香港地区 1 割占香港岛
2 割占九龙
3 租借新界
4 九龙城问题
三 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 1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
2 香港兴中会与同盟会香港分会
3 武装起义的基地
4 革命宣传重地
5 革命经费筹集和转汇之地
四 香港与抗日战争 1 抗日救亡运动
2 香港的沦陷
3 营救进步文化人士
4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5 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活动
6 英国重占香港
五 香港的政治制度 1 香港总督
2 行政局和立法局
3 香港政治制度的变化
六 香港经济的发展 1 经济发展概况
2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
3 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
七 香港的文化与教育 1 教育
2 报刊
3 文学艺术
八 香港的社会问题 1 贪污
2 娼妓
3 赌博
4 吸毒与贩毒
5 黑社会种种
九 香港的回归 1 中国人民的夙愿
2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
3 基本法的制定
4 特区政府的建立
参考书目
一 鸦片战争前的香港
香港地处中国南部边陲，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濒临南海，人称“东方之珠”。据2009年统计，全境陆地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人口约702万人，绝大多数为中国人。
从历史角度看，香港地区可分为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香港岛（包括邻近小岛）面积约80平方公里。九龙指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包括昂船洲等小岛在内，面积约47平方公里。新界包括新界本土和离岛。新界本土指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离岛包括大小200多个岛屿，其中较大的有大屿山岛（又称大濠岛）、青衣岛、南丫岛等。新界约占香港地区总面积的88%。从鸦片战争开始，香港岛、九龙和新界逐步被英国强占和强租。
香港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政府很早即对这里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中华儿女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英国侵占之前，香港地区的农业、盐业、采珠业、制香业、瓷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早在南北朝和唐代，该地区的屯门已成为军事重镇和交通要冲。明清两代，香港地区在军事上地位更为重要，建立过比较系统的军事防御体系。英国占领以前的香港并非是荒凉的不毛之地。
1 香港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热心考古事业的中外人士在香港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据1980年统计，香港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已达100多个。大量出土文物和人类活动遗迹说明，人类在香港地区居住，大约已有6000年的历史。
香港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5000～6000年）遗址，分布在舂坎湾、蟹地湾、细湾、大亚湾、铜鼓洲、大湾、深湾、东湾等地。遗址中打制石器和天然砾石工具占多数，磨制石器较少。陶器是绳纹粗陶和细泥软陶，后者饰有划纹、穿孔，有时施彩。1988～1989年间，香港考古工作者在大屿山东湾发现的遗址规模较大，遗物数量较多。有50多件石器，包括单边砍砸器、双边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砺石、石屑、石片和分割砾等。还有一个制造和使用石斧的大型工场，从中发现石斧胚、制造斧胚时打出的废片与斧胚再结合、未使用的石斧、使用过的石斧、使用中断的石斧、磨制石斧的大型砺石等。
香港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000～4000年）遗址，分布在大湾、深湾、榕树湾、石壁、沙洲、铜鼓洲、大贵湾、小亚洲、芦须城、滘西等地。遗址中大量发现种类繁多的磨制石器，制作较佳，出现了有段、有肩的新型石器，这大约与装柄技术的进步有关。遗址中还发现用石英和其他石料制成的饰物，如大小不一的石环和石块等，制作比较精细。陶器以几何印纹陶为主，已有原始陶窑，烧成温度提高到摄氏1000℃以上。
香港青铜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遗址分布在大湾、石壁、深湾、万角咀、南丫岛北段小学、大浪湾、怡朗（二浪）、铜鼓洲、茅达湾、扫管笏、牛牯湾、牛坎沙、牛铃冲、舂坎湾、蟹地湾等地。出土文物为兵器（斧、钺、匕首、戈、镞等），也有一些青铜工具（空銎斧、削、鱼钩等）。大屿山石壁东湾出土的青铜器陶范，说明香港地区的青铜器有许多是本地制造的。这一时期的陶器，夹砂陶大为减少，泥质陶占主要地位。制陶使用陶轮。出现一种经过较高火候烧制而接近结晶的硬陶。纹饰中除了传统的绳纹、几何印纹外，出现一种外国学者称为“双F纹”的夔纹（夔龙纹），是这个时期特有的纹饰。
大量出土文物表明，香港地区和广东的古文化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看，香港大湾、蟹地湾、铜鼓洲等地发现的彩陶，与1961年以来在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深圳大、小梅沙，以及1949年在海丰沙坑发现的彩陶相似。一是器形多数是圈足盘和碗（钵）；二是花纹图案基本是几何图案。此外，香港遗址出土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从造型到制作，甚至有些石料（霏细岩），都和广东特别是西樵山石器制作场的产品很相像。再者，香港大湾、深湾、石壁、东湾等遗址出土的刻划纹、绳纹的粗砂陶器，以及年代较晚的几何印纹软陶器，和深圳大小梅沙、鹤地山、赤湾、宝安蚌地山，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南海灶岗，高要茅岗及珠海拱北等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极其相似。从青铜时代遗址出土文物看，香港的青铜器与广东的一样，特点之一是武器多，礼器、容器少。大湾出土的一件人面纹匕首，和清远三坑东周墓、曲江石峡遗址上层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个时期香港的夔纹、云雷纹陶器（相当于春秋或稍早）和米字纹陶器（相当于战国时期），在广东已见于两百处以上的遗址和五六十座墓葬。在广西、福建、湖南等省也有发现。
中国东南沿海在古代曾经是百越部族生活的区域。古代学者臣瓒对《汉书·地理志》所做注释说：“自交阯至会稽七八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香港地区与广东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具有同一性，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居住生活的都是百越人。
在香港地区还发现了8处岩画，分布在石壁、蒲台岛、东龙洲、大浪湾、长洲、大庙湾、滘西和清水湾。其图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云雷纹、圆圈纹，另一类为鸟、蛇、夔龙、怪兽等动物形象。这些图案类似中国青铜时代铜器和陶器上的某些纹饰，由此推断其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岩画大都位于临海的岩石上，面向海湾，前面有比较平坦宽阔的空地。据推测是百越人所刻，可能与他们举行某种祭神仪式有关。
1955年8月，在九龙深水埗的李郑屋村发现古墓一座，成为轰动整个香港地区的一件大事。香港大学林仰山教授（Prof.F.S.Drake）率领师生员工进行发掘，获陶器61件、铜器8件和许多有文字或图案花纹的墓砖。李郑屋村古墓墓室呈十字形，墓顶为穹隆形状，甚圆整坚实，与1921年在广州东郊驷马冈发现的汉墓，形制相同，只是规模稍小。这种十字形穹隆状屋的墓形盛行于广东地区，是在东汉中期。古墓出土的陶器，有陶罐、陶尊、陶壶、陶盂、陶碗、陶勺、陶豆、陶奁、陶缶、陶屋、陶仓等，皆与内地汉墓中发掘出之陶器相仿。其陶勺、陶鼎，陶尊，尤与广州东山羊山横路汉墓所出陶勺、陶鼎相似。该墓出土铜器虽少，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铜铎一个，较1945年广州市郊出土的一件稍小，但同为汉代遗物，亦同为受吴越影响而成。这种较铜钟细小的乐器，曾盛行于吴越旧地。另外，出土铜镜上的鸟首纹样，与广州东山羊山横路汉墓出土铜镜的纹样相似，其为汉代遗物亦无疑问，该墓墓砖上有的有“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等字样，字体为隶书略带篆笔。有的墓砖有动物形或几何图案形花纹，其墓砖字体与图案花纹与中国内地汉墓的字体和花纹极为相似。“大治历”为汉代各地通行之吉语。“番禺”二字指明所葬地区归番禺管辖，番禺为秦汉时代南海郡的一个县，也是郡治所在地，其地在今天的广州。墓砖上写“番禺”，而不写“宝安”、“东莞”或“新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综合上述种种情况，学者们比较一致地断定这座古墓建造于东汉中期。该墓的发掘有力地说明香港地区与广东的文化具有同一性，并且都越来越强烈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2 历史沿革
香港地区在秦、汉、三国及东晋初年共500多年的时间内，属番禺县管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平定南越，在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南海郡下辖番禺等四县。香港地区与番禺治地相连，应属番禺管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晋初年。李郑屋村汉墓墓砖上有“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等铭文，就是该地区在汉代属番禺管辖的明证。
东晋咸和六年（331）至唐朝至德元年（756）400多年的时间内，香港地区属宝安县管辖。咸和六年东晋成帝将南海郡东南部划出，新置东官郡，下辖宝安等6个县。东官郡治与宝安县治皆设在滨海重镇南头，与香港地区紧相毗连。后来，南朝梁武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隋文帝时撤销东莞郡，并入南海郡，到唐代又取消郡一级行政机构，但宝安县的建置长期未变。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改宝安县为东莞县，县治由南头迁到涌，即今日东莞县治。此后，经历五代、宋、元，至明朝隆庆六年（1572），前后800多年的时间内，香港地区一直属东莞县管辖。
从明朝万历元年（1573）起，到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开始逐步侵占香港地区为止，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明朝嘉靖年间，南头一带发生饥民抢米暴动，乡绅吴祚曾参与平息暴动，事过之后，吴祚等向广东海道副使刘稳请求在当地建县。众多官绅皆认为当地离东莞县治百余里，管理不便，又常受“海寇”骚扰，纷纷附议。刘稳转详粤督，奏准设立。万历元年从东莞县划出56里、7608户、33971人，成立新安县。县治仍设在南头，即东官郡治与宝安县治旧址。元朝初年，元朝政府曾在该地区设置屯门巡检司，额设巡检一员，辖管寨兵150人，衙署位于屯门寨。后又在该地区设置官富巡检司。巡检司是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单位，巡检司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管理的加强。
洪武三年（1370）明朝政府亦在该地区设置官富巡检司。担任官富巡检司巡检有姓名可考者，最早的是福建人林云龙，万历二年到任。官富巡检司署设在九龙半岛的官富寨（今九龙城附近），大约在清朝初年，衙署年久失修，莅任者多借深圳附近赤尾村民居办公。康熙十年（1671）巡检蒋振元捐献薪俸购买赤尾村民地，起造衙署，将驻地正式迁往该地。从嘉庆年间王崇熙等修纂的《新安县志》卷二《舆地略》记载的情况看，官富巡检司管辖的土客籍村庄，大都分布在今天的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仅福田、赤尾、小梅沙等部分村庄，分布在今深圳特区内。可见官富巡检司的管辖范围，与现在的香港地区大体相当。
香港地区多优良的海湾，很早就是中国南方海上交通要冲。新界的屯门在古代曾是该地区的重要港口，南北朝时期，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春，曾“于宝安县设屯门镇，以重兵守之”。唐代广州对外贸易十分繁忙。当时屯门是广州海外交通的外港，是海船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新唐书》曾引用唐朝地理学家贾耽撰《古今郡县道四夷述》“广州通海夷道”条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商船众多，地位重要，唐朝亦在此设置屯门镇，派兵驻守。《新唐书·地理志》“南海郡”条写道：“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唐朝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中出现过描写屯门的诗句。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诗之六中写道：“屯门云虽高，亦映波涛没。”刘禹锡在《踏浪歌》中写道：“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目前尚无史料证实韩、刘两位到过屯门。屯门的景色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说明由于海上交通便利，该地在唐朝已经遐迩闻名了。
3 经济开发
香港地区位于南海海域。南海中中国的西沙群岛等由珊瑚礁构成，有利于贝类繁衍，产蚌丰富。因海潮向北涌流，海蚌随之北移，使香港地区至广东合浦一带沿海成为蚌类聚集之地。广东人称此类海蚌为螺。螺中年代长久者，内壁往往育有珍珠，其珠圆润光泽，深受仕女喜爱，香港地区采珠业肇端很早。五代南汉的几个君主都嗜爱珍宝，经常派人采珠。后主刘
于大宝六年（963），在合浦的海门镇和东莞的大步海，招募采珠士兵数千人，设媚川都，专门从事泅水采珠。都为军翼之意，媚川都为驻军之一类。《宋会要》曾经这样记述媚川都采珠的情况：“（采珠士兵）皆令以石硾足，蹲身入海，沉水而下，有至五百尺深者。咽溺而死者，无日不有。”虽然采珠工作艰辛危险，但因采珠士兵人数众多，采撷的珍珠很快就充盈内府。后主的殿宇内，栋梁帘箔都用玳瑁珠翠装饰，华丽异常。南汉设媚川都的大步海，即今天香港地区新界的大埔海，由宋、元至明，在这一海域，时而明令官采，时而下诏禁采，到康熙初年才永禁官采。
宋代在古代香港经济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这个时期该地区的制盐业、航海业十分发达，内地向这里的移民活动也颇具规模。
香港地区海岸线漫长，沿海许多地方是适于产盐的潮墩、草荡，自古为产盐地区。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政策，曾在番禺设置盐官，驻地在与该地区紧相连接的南头，该地区当时为产盐之地，似无疑问。宋代曾在该地区九龙湾西北、今九龙城一带，设立官富场，派遣盐官，驻扎士兵，管理这一盐场。《宋会要》记载说：隆兴元年（1163）“提举广东盐茶司言：广州博劳场、官富场，潮州惠来场，南恩州海陵场，各系僻远……欲将四场废罢，拨附邻近盐场所管内……官富场拨附叠福场……从之”。隆兴为南宋孝宗年号。从这段史料看，官富场的设置年代当在孝宗以前，至迟在宋高宗时。1955年，香港一名建筑师在当地北佛堂天后庙庙后，发现宋代盐官严益彰摩崖题记：“古汴严益彰，官是场。同三山何天觉，来游两山……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咸淳甲戌为南宋咸淳十年，即公元1274年。“官是场”之“场”，因刻石地点与官富场相连，似应为官富场。如果这一判断正确，则可认为官富场在一度并入叠福场后，又曾恢复其建制。但无论这个“场”是指“官富场”，还是“叠福场”，宋代该地区制盐业比较发达，设有盐官专司其事，则是毫无疑义的。
大屿山，古名大奚山，是香港地区最大的岛屿，开发较早，居民以捕鱼、制盐为生。宋高宗时曾招降当地来佑等人，选其少壮者为水军，宽其渔盐之禁，称之为腌造盐。宋宁宗时，广东提举盐茶徐安国派人前往大屿山缉捕私盐贩子，引起岛上大规模的盐民起义，以万登为首的起义者一度乘涨潮攻到广州城下。
宋代香港地区九龙半岛的航海业已经比较发达。据九龙蒲冈村《林氏族谱》记载，宋时福建莆田一个名叫林长胜的，举家迁往今日新九龙黄大仙附近的彭蒲围（即今日的大磡村）。一连几代靠行船为生，艚船往来于闽、浙、粤等地。一次，他的孙子林松坚、林柏坚驾驶艚船出海遇到飓风，船毁货失。他们两人力挽船篷，紧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神主，浮到东龙岛（南佛堂），安全脱险。他们认为这是神灵保佑，便在南佛堂修建了祭祀林氏大姑的神庙。林松坚的儿子林道义后来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同类神庙。这个林氏大姑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天后。宋代林氏家族的迁徙史和该地区南北佛堂天后庙的修建，曲折地反映出当时该地区航海业的发展。
很古的时候，就有来自祖国内地的移民和香港当地居民一起，共同开发这个地区。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移民活动始于东晋。东晋末年，卢循领导的浙东起义军曾经攻陷广州城。起义失败以后，余部多退至今大屿山一带。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写道：“卢亭者，卢循前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叠壳为墙壁。”这里没有明确指出避难海岛的名称。清代东莞邓淳在《岭南丛述》“卢亭”条则写道：“大奚山三十六屿，在莞邑海中，水边岩穴，多居疍蛮种类。或传系晋卢循遗种，今名卢亭，亦曰卢余。”
此后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发生在宋朝。据邓氏族谱，宋朝开宝六年（973年）江西吉水人、承务郞邓汉黻宦游至粤，定居于东莞圭角山下的岑田（今香港新界锦田）。他为邓族迁粤的始祖。邓族四世祖邓符协生于岑田，为熙宁进士，也是宋承务郎。据传，到明朝万历年间，邓氏后裔邓元勋已成为拥有良田万亩的富户。到清初康熙年间，邓族不仅拥有锦田一带的富庶土地，在香港岛也拥有不少田地，成为首屈一指的望族。此外，北宋末年，进士侯五郎迁至东莞县，其子侯卓峰迁往今日河上乡筑茶寮，做小生意。其后人目前居住在新界的燕岗、金钱、丙岗等地。宋代以后，廖、文、彭等家族陆续迁入。他们与邓、侯两家族，合称新界五大族。
新界各族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创设书院、学舍，传播中国文化。据统计，这类学校共有25所。其中历史最久远的是宋朝邓符协为聚众讲学，在桂角山下设立的力瀛书院。其始创年代，比广东省内的著名书院广州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还要早100多年。该书院遗址清初犹存。清朝时期，比较著名的则有锦田的周王二公书院、屏山的觐廷书室、九龙城内的龙津义学等。上述情况说明，香港地区的部分居民很早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香港地区山岭与坡地的许多地方，土质适于种植香木。当地在明朝盛产香木。这种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与江浙等地备受欢迎。每当中秋佳节，运存在苏州府城的莞香，往往一个晚上就销售一空。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卷二《舆地略·物产》曾提及香港地区往昔出产香木的景况：“香树，邑内多植之。东路出于沥源、沙螺湾等处为佳。”沥源即今日新界的沙田等地，沙螺湾则在大屿山西部。今日沙田白田村附近尚有名为香粉寮的地方。清朝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1662～1684），清政府企图断绝闽粤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实行沿海迁界30里以至50里的政策。香港地区的人民也被迫内迁，造成当地香业的凋衰。到雍正年间，在东莞又出了个因承旨购求异香杖杀里役的县令，种香人家纷纷忍痛砍树，四出逃亡。从此香木生产一蹶不振。
4 海防要地
明清时代香港地区成为海防要地。明代在这里设防，是为了防御“倭寇”、葡萄牙和荷兰侵略者。清代在这里设防，先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和沿海海盗，后来则主要是为了防御英国侵略者。
洪武十年（1377），明朝政府在东莞县治南设置南海卫，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设置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并隶南海卫。香港地区应是这两个千户所的防御范围。就在洪武二十七年，明朝政府命令吴杰、张金宝等率领武官，前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官军，以备倭寇”。当时在广东设有备倭巡视海道副使一人、都指挥一人、卫指挥一人，“专管巡海”。至明朝中叶，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佛堂门在香港地区，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
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奏请恢复设置水寨旧制，“每寨设福哨，乌桨、号船四十只，屯大洋贼船必经之处，其余各寨附近紧要港澳则分哨以防内侵”。在此之后，明朝政府在广东的潮州、惠州、广州、高肇、雷州、琼州等地设置了水师六寨，在广州地区的为南头寨，防御地区东至大星，西至广海。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起，南头寨的军事首长是一名参将，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1586～1590）一度改为由级别更高的总兵担任。南头寨旧额大小战船53艘，官兵1486人；万历十九年（1591）以后，战船曾增至112艘，水陆官兵及杂役曾达到2008人。该水寨辖有佛堂门、龙船湾、洛格、大澳、浪淘湾、浪白等汛地6处。每处汛地驻军200余名。其中至少有佛堂门、大澳两处汛地属于今天的香港地区。
从明朝正德九年（1514）起，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曾经侵占香港地区的屯门达7年之久。他们在当地立石柱，刻葡萄牙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他们还建军营、造火铳、设刑场、劫掠财物、贩卖人口，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恨。广东巡海道副使汪
亲自出征，驱逐葡萄牙侵略者。起初葡萄牙人据险顽抗，以佛朗机铳轰击明军，并企图占据南头城。汪
亲临前线，指授方略，用破旧的船多载枯柴和干燥的荻草，灌以油脂，因风纵火。葡船大，不易动，被火所焚；同时还遣善游泳的人潜入水中，把葡船凿沉。汪
还叫东莞白沙巡检何儒派人到葡萄牙船上，劝说为葡人服务的华人为祖国服务。这些华人回到岸上，照葡人的方法制造铜铳、火药。明军用这种铳轰击葡人，缴获他们的大小铳20余管。葡萄牙殖民者见无法继续顽抗，只得抛弃部分船只，仅乘3艘大船趁黑夜潜逃。据《汪公遗爱祠记》说：屯门之役“于正德辛巳（1521）出师，嘉靖壬午（1522）凯旋”。此次战役，是中国军民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清朝初年，清政府曾强令沿海居民内迁。香港地区多属迁界范围，康熙七年（1668）复界时，为加强海防，曾在新安县沿边踏勘，设置墩台21座，其中至少有5座在今香港地区。这5座墩台皆为新安营汛地。其中屯门墩台应在今新界之青山或九径山，当时驻有千总1名，士兵50名。九龙墩台应在狮子岭，大埔台墩台应在大埔旧墟西北，各驻兵30名。麻雀岭墩台在今沙头角与粉岭之间，驻有把总1名，士兵50名。佛堂门设置的是瞭望台，驻兵10名，其他当在今田下山半岛。康熙二十一年（1682）该地奉命裁兵，许多墩台亦改设为汛。汛，或称营汛，为清代绿营兵勇分驻地。当时原九龙台改为九隆汛（九龙汛），驻兵10名。原大埔头台改汛后驻兵10名，原麻雀岭台改汛后驻把总1名，士兵22名。原屯门台改为屯门寨，驻千总1名，士兵30名。但佛堂门瞭望台改为北佛堂台，驻把总1名，士兵30名，力量有所加强。乾隆年间，当地仍设有屯门寨、北佛堂台、九隆汛、大埔头汛、麻雀岭汛。
嘉庆十五年（1810），广东地方当局着手将佛堂门的炮台移往九龙寨海旁。锦田《邓氏族谱·家传·邓英元传》记载说：“嘉庆十五年，海氛大炽，提督钱梦虎，以佛堂门原有康熙间所建炮台，年久圮坏，孤悬海外，无陆可通，又无村庄居民互相捍卫，且距大鹏营二百余里，距九龙汛水陆四十余里，控制不能得力。应将该台移建九龙地方，兵与民合，声势联络，较为得力。总督百龄著新安劝捐建筑。知具李维榆以经费不易措，亲至锦田，谋诸英元。英元曰：‘九龙一带，石匠甚多，若晓以义理，必当效力输将’。乃亲往九龙，集石匠，劝其为国效劳。群匠悦服，踊跃协助。建筑落成日，英元题‘固若金汤’石额以志。”该炮台即九龙炮台，与康熙年间的九龙墩台地点不同。道光年间顾炳章所编《勘建九龙城炮台全案文牍》对九龙炮台本身的情况，有如下说明：“查该炮台系嘉庆十六年建造，周围城墙共长三十一丈。垛子四十二个，每个高三尺。前面城墙马道宽一丈三尺五寸左右，后城墙马道宽五尺。内营房一十间，谯楼一间，派防千总一员，配台兵丁四十二名，另协防外委带兵二十名，分驻九龙海口汛。”
清政府在香港岛亦设有营汛。同治年间所编《广东图说》写道：香港岛“东有红香炉汛，东南有赤柱汛、两湾汛”。嘉庆二十四年（1819）所编《新安县志》说：“赤柱山……有兵防守。”此书在大鹏营管辖的营汛中，已列有红香炉汛。道光二年（1822）所编《广东通志》说，红香炉水汛在大鹏营西，设千总、外委各一人。该汛兵丁拨配米艇巡逻。从上述史料看，至迟在1819年，香港岛上已设有红香炉汛，赤柱已有兵防守。
大屿山是香港地区第一大岛，是该地区的战略要地，清政府亦在这里设置过炮台和营汛。
清政府最早在大屿山设置的炮台是鸡翼角炮台，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该炮台又名分流炮台，位于大屿山西南部分流半岛，遗址犹存。王崇熙纂《新安县志》说：“自复界后，海宇敉宁，而设险更为周密。虽今之汛地及设兵，皆与旧制不同，而大屿山鸡翼角炮台、南关炮台、赤湾左右炮台，最为险要。”这里所说的“复界”，是指康熙二十三年（1684）明令复界。鸡翼角炮台的地址在今大屿山西南部石笋村之东湾。
嘉庆年间，英国多次入侵大屿山附近。嘉庆七年（1802），他们曾“泊兵于鸡颈洋”，欲在大屿山西南之老万山居住。嘉庆十三年（1808），又借保护澳门英商为名，对老万山“阴图占据之事”。为防御英国侵略，清政府决定在大屿山西部的大澳口修筑垛墙，并在大屿山北部的东涌添设汛房和炮台。《广东海防汇览》一书谈及大屿山时写道：嘉庆二十二年（1817），“总督蒋攸铦饬候补知府彭绍麟查勘该处，孤悬海外，为夷船必经之所，又有大澳、东浦二口可收口泊船。二处亦俱有村落，民居稠密。其东涌向无汛房，惟大澳口原设守兵十三名，虽有鸡翼炮台，派大鹏营千总一员，带兵四十名驻扎防守。但地势阔宽，距东涌、大澳口遥远，势难兼顾。请在东涌口添设建汛房八间，围墙五十丈，抽拨大鹏营外委一员、兵丁二十名分驻。并请在大澳口西面近左右村二处各建垛墙四十丈，北面汛房后亦建垛墙四十丈，以备随时添兵架炮之用。从之”。再据《广东通志》，该年“又于东涌口石狮山脚，建炮台二座，兵房七间，火药局一间”。
道光十一年（1831），清政府将大鹏营分为左右二营，右营驻在新建的东涌所城，派守备一员驻守，加强了大屿山的防御力量。
香港地区海域的巡逻保卫工作，清代由新安营和大鹏营分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两广总督认为各镇协营原有的艍船笨重、驾驶不灵，建议按浙江战船式样制造名为米艇的战船，分别向新安、大鹏两营各配备大中号米艇5只，并配备巡船、捞绘船。
二 英国侵占香港地区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背景下，英国借助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通过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先后强行割占香港岛、九龙，租借新界，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
1 割占香港岛
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它即开始向海外扩张，同其他欧洲强国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到19世纪初，英国已经夺取了海上霸权，成为世界上头号殖民帝国，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英国很早就图谋占据中国沿海一些岛屿，将其作为对华扩张的基地。
1635年12月，英商“可甸联合会”派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率武装商船4艘前往中国贸易。此时正值明朝崇祯年间。行前英王查理一世曾授权威德尔说：“凡属新发现的土地，若拥有该地能为朕带来好处与荣誉，即可代朕加以占领。”1637年8月，这支武装商船队闯入珠江，炮轰并占领亚娘鞋炮台，强行在广州进行贸易。回国后，威德尔曾在给“可甸联合会”的报告中建议，为了开展对华贸易，应该占据海南岛，使其成为英国的属地。
奉英国政府之命，1792年9月全权大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率领80余人出使中国。他们远涉重洋于次年9月抵达中国承德，受到乾隆皇帝接见后又前往北京。离京前马戛尔尼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6条要求，其中包括把舟山附近一个不设防的小岛让给英商存放货物和居住。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的领土要求。
1830年12月，包括船长在内的47名旅华英商向英国下议院呈交请愿书，声称鉴于两次遣使北京的完全失败，要求英国政府派代表常驻北京，至少要“采取一项和国家地位相称的决定，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
为了照顾英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的利益，1833年8月英国议会决定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并派遣商务总监督赴华。1834年7月15日，英国首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W.J.Napier）抵达中国。8月21日他致函外交大臣格雷（EarI
Grey），建议动用一支不大的武装力量，“占领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岛”，并说港岛“令人赞叹地适合于各种用途”。律劳卑可能是最早提出武力占据香港岛的英国官员。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经常将香港海域当做锚地。据《东印度公司编年史》记载，1829年冬该公司船只至少有6只停泊在香港港口，有3只停泊在其西部入口急水门。东印度公司这些船只多数是鸦片船。他们将鸦片由印度运往珠江口，装在趸船上围积起来，出售给中国当地烟贩。后者再用一种叫做“快蟹”的小艇将鸦片销往沿海各地。这些鸦片趸船平时多停泊在零丁洋一带，台风季节则移往金星门和香港海域。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他强迫英美鸦片贩子交出烟土2万多箱，于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津（C.Elliot）蓄意挑起战争。他一方面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实行武装干涉，一方面将英国在华人员和舰船集结在尖沙咀附近海面，并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当年先后发生了九龙山之战、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鸦片战争的这三次前哨战，有两次发生在香港地区。
1840年6月，英国政府为发动鸦片战争派遣的远征军到达中国。他们北上侵犯厦门，攻陷定海，并于7月底抵达白河口，投递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偿烟价、割让海岛等无理要求。清政府惊慌失措，答应在广东就地磋商，并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办理对英交涉。
在广东的中英交涉中，英方全权代表义律步步进逼。他在1840年12月12日的照会中，提出赔偿烟价700万元，开放广州、厦门、定海三口通商等要求，并说应留英军在香港岛“暂屯”。在同年12月29日的照会中，义律又进一步要求将“暂屯”改为“竖旗自治”，即割让。为了迫使琦善就范，1841年1月6日，英军突然发动进攻，夺取了大角、沙角炮台。义律趁势提出5项条件，要求3天之内答复。条件之一是将沙角割让。沙角在虎门口外，是广州的第一重门户，琦善不敢轻易允许，但表示可将义律来文所说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代为奏恳”。义律接着提出以尖沙咀和香港岛替换沙角。1月15日，琦善在照会中要求英方“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次日，义律复照提出可只割让香港，但照会中将“香港一处”写为“香港一岛”。
英方一面向清政府进行外交勒索，一面派兵强行侵占了香港岛。英军“琉璜”号舰长贝尔彻回忆说：“我们奉命驶往香港，开始测量。1841年1月25日（星期一）上午8时15分，我们登上陆地。作为真正的首批占领者，我们在‘占领峰’上三次举杯祝女王陛下健康。26日舰队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在我们的哨站升起了英国国旗。司令官伯麦爵士在舰队其他军官陪同下，在陆战队的鸣枪声和军舰隆隆的礼炮声中，正式占领该岛。”这说明在《南京条约》签订前1年零7个月，香港岛已被英国侵占。当年英军登陆地点在香港岛西北部的大笪地，即今天的上环水坑口街附近。
2月1日，义律和伯麦联名在香港发布告示说：“照得本公使大臣奉命为英国善定事宜，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善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尔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故自应恭顺乐服国主派来之官……倘嗣后有应示事。即有派来官宪，随时晓谕，责成乡里长老，转辖小民，使其从顺。毋违。特示。”
义律和伯麦宣称琦善同意割让香港岛“已有文据在案”，似乎中英双方已签署了条约。在此之前，义律于1月20日在《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中，称他和琦善之间“达成了初步协议”，其中包含，“把香港岛和海港割让给英国”。
英国人欧德理（E.J.Eitel）在其1895年所著《欧西于中土》（Europe in
China）一书中说：“1月20日签署了《穿鼻条约》。”美国人马士（H.B.Morse）在其1910年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曾使用“义律和琦善签订协议（1月20日），割让香港”作为标题，受他们的影响，后来有些学者将义律的公告称为《穿鼻草约》或《穿鼻条约》，认为签署过条约。但事实上，到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岛为止，中英双方并未签署过任何条约。此后，义律和琦善关于香港岛的交涉仍在继续进行。
在当年2月11日，广东巡抚怡良即奏报英军强占香港岛，并发照会“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道光皇帝获悉此事极为愤慨，以为琦善“擅予香港”，于2月28日命令将他立即革职锁拿，押解赴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3月13日，琦善被押解赴京。
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决定停止广东谈判，扩大侵略战争，并委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取代义律任驻华全权使臣兼商务监督。8月21日，璞鼎查亲率37艘舰船和3500名士兵，北上进行新的军事侵略。他们强行占领了厦门，再度占领定海，并侵占了镇海、宁波。
1842年6月，从印度派来的英国增援船只百余艘、陆军士兵万余人陆续抵达中国。璞鼎查再次北上，指挥英军进犯长江。英军攻占上海后，“采用了极端残酷的手段”攻下长江、运河交汇处的重要城市镇江，接着长驱西进，于8月4日兵临南京城下。
由于清军多数将领腐败，武器装备落后，无法抵御英军的进攻，军事上节节失利，道光皇帝决定妥协投降。当双方还在长江沿岸交战时，他就密令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按照璞鼎查提出的要求，与英方讨论议和问题。关于割让香港岛问题，璞鼎查在其提出的条约条款中说：关于“让地通商一端，大清必将香港地方让与大英永远据守。盖大英之国体，既被大清之凌辱，理当让地方以优其罪，而补所伤之感仪也”。用清朝凌辱英国国体这种无中生有的说法，强迫中方割地赔罪，是十分荒唐和蛮横的做法。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来到英国军舰“皋华丽”号，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第三款规定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香港岛的割让是中国社会走向沉沦的一个标志，是国家和民族蒙受耻辱的开端。
2 割占九龙
九龙半岛是一个丘陵起伏的半岛，位于狮子山、笔架山以南，其范围大致包括目前香港地区的九龙和新九龙。九龙半岛的岬角尖沙咀隔着宽约1.5公里的海面，与香港岛的中环与湾仔相望。很古的时候就有中国居民在此聚居。沿岸的土瓜湾村等村落，至迟在7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到1860年英国割占九龙时，该半岛农业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有耕地2000余亩。
鸦片战争以后，因香港岛被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地位岌岌可危。1843清政府决定将官富巡检司改为九龙巡检司，并于1847年筑成九龙城。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鸦片商曾多次鼓吹占领九龙半岛。随后，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M.Seymour）等也鼓吹割占该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1858年春，参加侵华战争的“加尔各答”号舰长霍尔（W.K.Ha11）鼓吹当时是割占九龙岬角和昂船洲的良好时机。驻扎广州的英军司令斯托宾奇（C.van
Straubenzee）少将也提出类似建议。他们的建议获得英国政府赞同。1858年6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Ma1mesbury）写信命令全权专使额尔金（Earl
of
Elgin）说：“一旦出现机会，应竭力通过条约从中国政府手中将这些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至少要割占香港对面的九龙岬角。”
1860年3月18日，在未向中国宣战的情况下，新任侵华陆军司令克灵顿（H.Grant）中将派遣英军在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登陆。英军在那里安营扎寨，进行北上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训练锡克族骑兵，并对新式武器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和准确性”进行试验。租借与军事占领几乎是同步进行的。3月16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在香港就租借九龙半岛同克灵顿和港督罗便臣（W.Robinson）进行了磋商。3月21日，在英法联军控制下的广州，巴夏礼以“九龙半岛的混乱状态给维护英国利益带来了不利之处”为借口，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在他拟定的租约上签字。
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安定门。他们在城墙上安置大炮，炮口直指紫禁城。10月18日、19日他们又纵火焚烧了圆明园。在英法两国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之下，清朝全权代表恭亲王奕表示完全接受侵略者提出的投降条件。额尔金认为割占九龙半岛的时机成熟了。签约前夕，英方突然要挟在中英《北京条约》中增加3条，其中第一条便是“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奕“畏其逼迫”，对新增各条一概应允。
10月24日是举行中英《天津条约》换约仪式的日子。英军司令克灵顿在安定门上布置了一个野战炮兵连，“随时准备奉命行动”。当天下午，在100名骑兵和400名步兵的簇拥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乘坐装饰华丽的轿子，由克灵顿陪同从安定门前往礼部大堂。额尔金一行途经的主要街道全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把守。额尔金的轿子进入礼部大堂时，乐队高奏英国歌曲《上帝保佑女王》。恭亲王奕作揖迎接，额尔金报以轻蔑的一瞥和高傲、冷漠的点头示意。就这样，在英军大炮阴影的笼罩之下，在令人窒息的屈辱气氛中，奕同额尔金签署了中英《北京条约》。
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1860年3月20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按照这条规定，中国新安县九龙司的一部分领土，即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部分（包括昂船洲在内）便被英国强行割占。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割占的中国领土面积并不大。中英《北京条约》中文本称割让“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这种表达方式容易引起歧义。有的研究者对九龙司的管辖范围不甚明了，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割占了整个九龙司。但条约英文本写得清楚，割占的只是Portion
of the township of
Cow1oon，即九龙司之一部分。据香港政府量地官克莱弗利1860年实地测量，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部分当时的面积为1774英亩，约合7.18平方公里，而昂船洲的面积为0.75平方公里，合计不足8平方公里。
但是，不能因此低估这次割让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中国方面丧失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一个战略要地，中国沿海地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侵略威胁。这是英国方面在中国插进的一个楔子，完全控制了维多利亚海港，侵华基地香港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英国因而有可能利用香港基地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谋取更多的侵略权益。1861年1月，额尔金曾在香港写信说：“这次得到广州（府）的这块好地方以及中国北部和日本的开放，使欧洲在中国的影响至少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英国割占九龙，同沙俄割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一样，进一步刺激了列强对中国的领土野心。
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把割占九龙视为自己任内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他离华归国之前，英方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领土移交仪式。
1861年1月19日，驻港英军各兵种2000多名官兵渡海前往九龙参加仪式。下午3时，全权特使额尔金在巴夏礼、香港总督罗便臣和代理按察司亚当斯（W.K.Adams）的陪同下抵达会场。新安县令、大鹏协副将、九龙司巡检和九龙城一名级别较低的军官共4名清朝官员也被迫前往。额尔金同清朝官员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巴夏礼担任翻译。接着，巴夏礼把一个装满泥土的纸袋塞给清朝官员，让后者再把纸袋交给他，以此象征领土的移交。侵略者用这种仪式炫耀他们割占中国领土的胜利，清朝官员竟言听计从，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感到痛心的场面。
3 租借新界
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英国利用这一时机，强行租借了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及其附近岛屿，即后来所谓的“新界”，从而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侵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清军节节败退。港英当局认为有机可乘，正式提出了展拓界址的主张。1894年11月9日，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以香港“防务安全”为由，向殖民部建议将香港界址展拓到大鹏湾、深湾一线。他说：“应当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向它强行提出这些要求。”1895年5月，英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发表《关于香港殖民地边界的报告》，再次提出扩界要求，并立即得到陆海军大臣赞同。1898年3月，英国政府决定以法国租借广州湾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
1898年4月2日，中英双方就香港扩界问题开始谈判。谈判地点在清政府的总理衙门（遗址在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9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对中方谈判代表李鸿章等施加压力，强迫中方接受他提出的扩界范围和条约方案。李鸿章等被迫接受英方主张，仅仅要求保留对九龙城的管辖权。
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字。该条约于7月1日“开办施行”。通过《专条》的签订，英国强租了沙头角海至深圳湾最短距离直线以南、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附近大小岛屿235个，以及大鹏湾、深圳湾水域，为期99年。此次“租借”，陆地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较原香港行政区扩大约11倍，水域较前扩大四五十倍。这些被强租的中国领土和领水后被称为香港新界，约占广东省新安县面积的2/3。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不平等性质昭然若揭。外国学者史维理（P.Wesley
Smith）在《不平等条约（1898～1997）：中国、英国与香港新界》一书中认为：“1898年的北京条约（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只有一方从中得到好处。中国暂时丧失了土地，但没有得补偿。再者，在起草条约时，缔约双方并非处于平等谈判地位。”
1899年3月11日，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谈判在香港举行。3月19日，英方定界委员、香港政府辅政司骆克（S.Lockhart）和中方定界委员、广东省补用道王存善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该合同违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粘附地图有关新界北部陆界的规定，是英方扩大侵略的产物。骆克本人也承认，通过这一合同，英国“完全控制了那条在《专条》粘附地图上没有包括在英国租借地内的河流（即深圳河）”。
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在新界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居民“一旦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他们在爱国乡绅的带领下组织起来，反抗英国武力接管新界。
1899年4月3日，香港警察司梅轩利（F.H.May）一行前往大埔检查搭设警棚情况。中国居民闻讯赶来，向他们投掷石块，要求拆除警棚。当晚，邻近各村群众赶来，将警棚烧毁。
4月15日，英军香港团队一连士兵在大埔墟强行登陆。新界居民和前来支援的深圳居民共数千人聚集山坡，“开挖坑堑，拒阻英兵”。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使用步枪和轻炮从各个山头猛烈开火，使英军陷入重围。次日，英军援军在“荣誉”号军舰的火力支持下，突破包围圈，与被困英军会合。接着，“乘民不备，升竖英旗”。香港团队400名士兵列队参加升旗仪式。骆克当众宣读1898年10月20日英国《枢密院令》和港督命令，声称从1899年4月16日下午2时50分起，新界的中国居民已归英国管辖。
新界居民坚持武装斗争，抗议英军的武力接管。4月17日下午，抗英志士用重炮猛烈轰击大埔英军兵营。接着，在林村山谷伏击英军。4月18日下午，抗英志士又向上村附近石头围的英军发起攻击。
抗英队伍武器装备较差，又缺乏作战经验，未能取得最后胜利。英军击散抗英队伍后，前往锦田炸开吉庆、泰康两围的围墙，并将吉庆围的连环铁门缴去，运回英国炫耀他们的“战绩”。
新界中国居民反抗英国武力接管的斗争是香港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们表现出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骆克不得不承认：抵抗者“要是有近代化武器，我们的军队恐怕就更为难了。即使如此，他们用原始武器开火的那股劲头，也显出他们浑身是胆”。
4 九龙城问题
在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的谈判中，清政府官员坚持保留对九龙城的管辖权，因而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规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
获悉《专条》中有关九龙城的规定后，英商和英军一些有影响的社团极为不满，纷纷要求取消中国对该城的管辖权。1899年4月，因英方迫不及待提前接管“新界”，引发了当地中国居民反抗武力接管的斗争。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强行占领九龙城。1899年5月9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建议外交大臣张伯伦（J.Chamberlain）下令港督“采取保证履行《专条》和占领九龙城的必要措施”。5月14日，张伯伦下令占领九龙城和深圳。两天之后，英国皇家威尔士火枪队员和100名香港义勇军在九龙城码头登陆，开进九龙城寨。城内的清朝官员提出强烈抗议，但因未接到上级命令，没有进行反抗。入侵者在九龙城上升起英国国旗，并“将九龙城城内官弁兵丁一并逐出，军械号衣悉行褫夺”。英军违反《专条》强占九龙城一事，引起清政府的不断抗议。
英国进一步扩大侵略的行径，引起清政府的强烈抗议。5月20日，总理衙门致电英国外交部，指出英方的暴行违背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要求立即撤走英军。总理衙门还指示驻英公使罗丰禄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
本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竟得寸进尺，企图否认条约保留的中国对九龙城的管辖权。这引起了历届中国政府的注意和反对。因而，九龙城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因香港英国当局强迫城内中国居民拆迁，在几十年间风波迭起，导致中英两国多次外交交涉。
1933年6月10日，香港南约理民府通告九龙城内居民，将于1934年年底前收回他们所居之屋地，酌情给予补偿，并指定城外狗虱岭为重新建房的地段。当时城内住户多是贫苦人家，重建住房困难很大，他们又明白所住地方一直归中国管辖，所以便向当时的中央和广东省政府求援。中国五省外交特派员甘介侯依据条约和英国政府交涉，英方才取消原议。1936年12月29日，香港英国当局督拆城内门牌第25号民屋，中国外交当局向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重抗议，同时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进行交涉。但香港英国当局仍于1940年强行拆迁，全城住户50余家住房几乎一扫而光。当时城内房宇保存完整者，仅剩老人院、龙津义学和当地人曾生祖传房舍一所。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政府曾有意在九龙城恢复设治。当时，有许多中国居民回到九龙城内，搭建临时房屋作为栖身之处。1947年11月27日，香港政府发布通令，限城内居民在两星期内将所建木屋自行拆毁。中国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郭德华立即对此提出异议。1948年1月5日、6日两天，香港警察强行拆毁城内民房74间。居民代表朱沛唐、刘毅夫阻止拆屋遭到逮捕。1月12日警察再度进入城寨拆房，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他们竟开枪射击，打伤居民张忠武等6人。1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要求停止逐出九龙城居民，并释放所有被捕居民。
1960年5月，香港英国当局发表了《九龙东北部发展草图计划》，把九龙城寨列入其计划范围之内，当地居民纷纷对此表示反对，并向香港城市设计委员会提出抗议。1962年3月～1963年1月，香港政府徙置事务处人员多次进入九龙城寨张贴徙置通告，试图拆迁房屋近200间，涉及居民2000余人。当地居民拒绝接受派发的通知书，组织“九龙城寨居民联合反对拆迁委员会”，抗议香港英国当局侵犯中国主权，损害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做法。1963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郑重指出九龙城寨是中国的领土，管辖权属于中国，历史上一向如此，要求英国政府责成香港英国当局立即撤销拆迁九龙城寨的决定，并停止任何有关拆迁的行动。
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拥有对九龙城的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未能实际行使管辖权，没有重新派遣官员和军队进驻九龙城。由于中国政府对管辖权问题态度坚决，英方亦未敢长期占据九龙城。这种特殊情况，使九龙城实际成为一个“三不管”的地区。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的问题得到解决，中国恢复对九龙城的管辖权就更不成其问题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香港政府提出准备清拆九龙城寨，并耗资数十亿在原址上兴建公园，城内4万～5万居民将获赔偿安置。经过一段时间讨论，中英双方达成一致意见。1995年，在九龙城旧址兴建了一座中国园林风格的公园，城内的九龙巡检司衙署作为历史的见证仍然矗立在原处。
三 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
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之地。孙中山及其战友曾在那里秘密地建立革命组织，筹集革命经费，从事革命宣传和发动武装起义，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1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
1883年11月，孙中山17岁的时候，因在家乡香山县毁坏庙内偶像，招惹乡绅愤怒，被其父送往香港读书。他先在香港拔萃书室就读，第二年4月转入中央书院。在中央书院就读期间，曾前往檀香山半年。他于1886年秋，返港进西医书院就读，1892年7月毕业。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的时间包括中学2年、大学5年，合计7年。这7年时间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是香港著名的官立中学。创办于1862年2月，1889年改称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1ege），1894年改称皇仁书院（Queen’s
Col1ege），后一校名沿用至今。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何启、胡礼垣、谢缵泰、王宠惠、陈锦涛等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该校课程中对西方历史、特别是英国历史的介绍比较深入。该校1886年参加剑桥大学初级和高级考试的试题中，要求学生说明处死查理一世是否正确，詹姆士二世为何丧失王位等问题。可以判断，中央书院的教材中包含了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情况的介绍。这种教学内容对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一定产生过积极影响。
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读书期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当时香港的中文报纸《华字日报》、《循环日报》、《香港中外新报》、《维新日报》等一致谴责法国的侵略行径，对战况不断有详细的报道。孙中山得知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捷报频传，又耳闻目睹香港中国工人拒修法国军舰、拒卸法国货物的爱国行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后来回忆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说孙中山当时已有创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志向，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说他萌生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思想是可信的。
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之后，曾经考虑学习军事，这可能与中法战争的影响有关。但由于国内马尾船政学堂被毁等原因，他未能如愿。孙中山认为“医亦救人之术”，因而选择了学医。经喜嘉理牧师介绍，他于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科学校。孙中山曾回忆说：“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院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这所英文医校即著名的香港西医书院，（The
Hong Kong Col1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系五年制医学院，1887年10月1日由孟生博士（Dr.Patrick
Manson）等一批外籍医生在何启参与下创办，目的在于培养华人医生、护士，在中国传播西医学。
孙中山在大学时代求知范围广泛，除了课本知识，他很早就注意救国利民的其他有用知识。1890年，他在给郑藻如的信中曾说：“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他在西医书院的同学关心焉后来回忆说：“总理（孙中山）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彼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但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后乃知其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为不少也。”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曾在香港大学发表讲演。在回答他“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这一问题时，他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在回答该问题时，他还谈及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他说：“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
外国学者卡梅伦（N.Cameron）1978年在《香港：培育的珍珠》一书中，曾对孙中山的这次讲演加以评论说：“他的讲话表现出他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显然没有注意到，香港华人的状况不是有保障，而是没有保障。对大多数华人而言，在不同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竟来源于他对香港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的错误理解，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时候，香港在很多方面大概与中国本上一样腐败，而且表面上的秩序井然实际上是极少数人对没有发言权的多数人进行的地地道道的殖民控制。”卡梅伦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孙中山的讲演在某些方面脱离了历史实际，存在片面的溢美之词。从香港历史上看，贪赃纳贿是长期困扰香港社会的严重问题。以1897年6月2日破获的私开赌博大案为例，就有英籍帮办、警官、书记官以及警察、通事100余人因受贿被判刑或革职。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孙中山的讲演在某些方面又反映了历史实际。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他在光绪五年（1879）22岁时“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康有为对香港的印象与孙中山的认识非常接近，这说明香港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在当时已经获得相当成就，使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把香港的进步和发展与封建统治下中国内地的停滞和落后加以比较，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城市建设和管理角度反映出的香港的发展和进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英国通过对中国内地的侵略和榨取积累了财富，一方面是由于采取了比较开放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香港的发展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的进步性，对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思想触动很大，使他们立志学习西方，改造中国，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奋起斗争，这种客观的历史作用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2 香港兴中会与同盟会香港分会
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和同盟会曾先后在香港建立重要机构，使香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指挥中心和活动基地。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后，召集志同道合的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联合爱国团体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建立香港兴中会。初期陆续入会的有数十人，包括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商人和会党分子。
1895年2月21日，香港兴中会举行成立会。《香港兴中会章程》规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因而，香港兴中会被称为香港兴中会总会。该会会所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外悬“乾亨行”商号招牌做掩护。
香港兴中会会员入会时，须高举右手对天宣誓。其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这一誓词明确反映出他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兴中会的革命性质。
1905年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该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计划在国内设5个支部，国外设4个支部。国内的南部支部设在香港，负责云南、广东、广西、福建4省革命事务。但实际上最初在香港建立的同盟会组织不叫南部支部，而叫香港分会。
孙中山十分了解香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地位。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仅两个多星期，1905年9月8日孙中山即委托会员冯自由、李自重前往香港、广州、澳门等地联络同志，发展组织。
当年9月冯自由抵达香港后，即与李自重、陈少白、郑贯公等筹备组织同盟会香港分会。工作进行过程中，孙中山乘法国邮船由上海经香港前往越南西贡。10月16日船过香港时，冯自由与陈少白、李自重、郑贯公、李纪堂、容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登轮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当即亲自主持同盟会宣誓仪式，陈少白等一一举手加盟，虽是兴中会会员仍须填写誓约。为了隆重起见，数日之后，又在中国日报社四楼举行了正式的加盟仪式。会员们选举陈少白为香港分会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在香港加盟的约有百人之众。香港分会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以外建立的第一个分会，会所设在《中国日报》社长室。
1906年秋，冯自由接替陈少白，任香港分会长。此后会务工作进展较快，按同盟会规例，只会长一人有权接收会员，派往各地发展组织的皆称代理主盟人。1907年香港同盟会派往广东、广西、福建和澳门的代理主盟人及军事联络员有43人之多。派出人员中，以许雪秋、邓子瑜运动惠潮会党及张谷山、姚雨平运动广州军学两界成绩最为显著。
同盟会香港分会建立后，香港充当革命运动后方基地的作用更为明显。把香港作为联络地点、退守基地和中转站的革命党人与日俱增。各方同志来往港、粤、沪、桂、日本、南洋、欧美各地，常把中国日报社作为暂驻之地。分会还先后在宝庆坊、坚道、兰桂坊、湾仔进教围、摩礼臣山道、皇后大道马伯良药店四楼等处设立招待所。此外，革命党人在结志街25号开办的实践女校，湾仔东傍海街76号冯自由住宅，李纪堂、邓荫南分别在新界青山开办的农场等，也常被用作招待所。每年各方来港同志络绎不绝。以1907年为例，各方同志过港登记者，就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孙眉、居正等百数十人。1909年秋，革命团体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因事赴港，曾前往中国日报社拜访冯自由，通报湖北省有共进会组织，如粤有事，鄂必响应。孙武在冯动员下办理宣誓手续，加入了同盟会。
随着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香港分会的任务越来越繁重，香港同盟会会员因而建议成立南方支部。1909年，同盟会南方支部宣告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汪精卫任书记，林直勉任会计，会所设于黄泥涌道。最初开办经费由林直勉捐助。香港分会向例兼理西南各省党务军务，以及南洋、美洲各地交通事务，南方支部成立后，香港分会仅负责港澳方面会务，西南各省工作则移交南方支部。
3 武装起义的基地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曾以香港为基地，发动过多次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从1895年香港兴中会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间，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南方10次武装起义，就有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秘密策划的。这6次武装起义是乙未广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三二九”之役。此外，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也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
在上述7次武装起义当中，香港既是指挥和策划中心，又是经费筹集与转汇中心、军火购制与转运中心、海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与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避难场所。
乙未广州之役是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何启等在香港“乾亨行”、杏花楼酒家等地秘密策划的。起义主力香港特遣队的骨干是在香港招募的。手枪是杨衢云从一家香港商行购买，装入5个水泥桶伪作货物交省港班轮运出的。
又如，1900年6月和7月，孙中山曾两次乘船抵达香港，因港英当局1896年对他发出的驱逐令未取消，他便在船上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庚子惠州之役。起义的经费和军火均在香港筹集，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一直驻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工作。起义失败后，领导人郑士良、黄福、何祥和四五百名起义士兵陆续退往香港，得到香港兴中会妥善安置。
再如，惊天动地的广州“三二九”之役（亦称黄花岗之役），也是在香港发动的。大概在辛亥正月，黄兴在港分别召集留日党人和国内各地党人前来香港待命出发。到2月，应召前来的党人已达数百人之多。为了统筹兼顾，在香港跑马地35号设立了革命军统筹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到3月初，各地爱国华侨捐款陆续汇到香港。有了经费，统筹部即着手在香港、日本、越南等地购买军火。由国外购买的军火，先运往香港，然后转运广州。因为炸弹杀伤力大，造价也低，革命党人将其当做一种主要武器。他们在香港摆花街设立实行部，专门制造炸弹，并在九龙海边荒滩进行试验。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总机关召开发难会议，议决分十路在广州发起进攻。发难计划确定后，由香港向广州运送军火的工作更加紧张地进行起来。革命党人在香港鹅颈桥开设一家头发公司，在广州设两家分号，用小包饰为头发运送子弹。西贡到港枪械，藏在铁床装台及花盆运往广州。杨光汉伪装巨商，多次携带枪械闯关。参战的革命党人亦分批从香港潜入广州。此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失败后，香港同志派人赴省城处理善后，抚恤烈士遗属，延医给费治疗受伤志士，设法保存未被发现的军械，迁易旧时机关等。到港起义志士也酌发川资分散。
尽管革命党人在香港发动的各次武装起义皆未取得成功，但他们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于唤起民众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曾产生过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4 革命宣传重地
香港曾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宣传重地，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中国日报》即诞生在这里。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国外。后来，陈少白认为他们两人皆留在日本活动，似无必要。他要求回香港开办一家报馆，一方面可以“用文字鼓吹革命”，同时还可用做“革命总机关”。1899年秋，陈少白回到香港，通过何启、区凤墀等了解到，对孙中山的驱逐令尚未满期，他则可不受拘束。于是他租定中环士丹利街24号为报馆发行所，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定报名为《中国日报》，印刷机器、铅字由孙中山在横滨购办运往香港。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正式出版。该报先后成为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初期的宣传机构。辛亥革命后报社迁往广州，1913年军阀龙济光攻占广州后，该报被封禁停版。
《中国日报》创办之初未敢公开宣传革命反清。半年之后，由于义和团运动使港英当局对反对清王朝的活动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该报言论才逐渐激烈起来，引起中外人士注意。《中国日报》创办之初缺乏宣传资产阶级新学的人才。1901年春，孙中山介绍郑贯公任《中国日报》记者。郑由日本归来后，在该报撰文介绍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阐发新思想、新名词，持论新颖，大受读者欢迎。
《中国日报》刊载过不少文章正面阐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该报曾译载孙中山1904年撰写的《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历数清政府的十大罪状，断言“满洲政府之推倒，不过时日之问题而已”，明确提出“改良满洲往日专制政体，变为中国共和之政体”，该报1907年9月28日刊载的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文告宣称：“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该报同年9月30日刊载的钦州革命军致海内外同胞布告公开号召同胞投身革命：“革命则国家之根本大计也。我同胞即为祖国兴利，则当务其大者。利之至大，孰有过于革命者乎？”
《中国日报》多次投入论战，批驳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例如，1903年1月洪全福广州之役失败后，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鹗大放厥词，诋毁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陈诗仲、黄世仲等在《中国日报》撰文严词批驳。双方笔战逾月，广州志士纷纷投稿声援《中国日报》。因此次论战，革命书报在广东销路大增。又如，康有为门生汇编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竭力非难革命，在海内外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1903年《中国日报》率先发表黄世仲撰写的《辩康有为政见书》，力斥其非，其时间早于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书》。又如，1904年康有为命徐勤在香港创办《商报》，提倡扶满保皇，《中国日报》曾痛加还击。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商报》乘机排斥革命，鼓吹君主立宪，《中国日报》根据法理事实严加驳斥，文章多出自朱执信手笔。
《中国日报》对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有详细报道，有时还印发号外，广为宣传。《中国日报》建立了战地记者制度，在萍乡之役、安庆之役和镇南关之役等多次武装起义中，该报都派有特约从军访员，用电报拍发战地实况至报馆，消息迅速，远驾其他各报之上。
《中国日报》上揭露清廷腐败的短新闻俯拾皆是。例如，该报1907年2月27日的《本报特电》专栏中，就载有《清国警兵行劫》、《清官又妄毙民命》等新闻。《中国日报》还通过一些生动活泼的形式鼓吹革命思想。1909年该报曾举办过一次征联活动，海内外应征者极为踊跃，初评入选者即有2000名左右，最后录取200名。入选各联多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革命性。其中冠军联有云“将到毛长又剪清”，亚军联有云“横扫膻腥独立旗”，殿军联有云“一洗辫污大革新”，此外，还有“饱载腰缠尚剥民”、“擅弃膏腴曰媚夷”、“厚敛脂肥假振华”等语。
《中国日报》在社会上产生过极大的政治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民报》的一则广告推荐说：“香港《中国日报》为中国革命的机关报之元祖，自己亥年创始以来，其间经历几许大风潮，屹然不少变动，其名誉其价值久为一般社会所称道不值，无俟赘述矣。本年该报更大改良，言论之精辟，资料之密丰，均臻绝顶，其尤著者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万余言，受社会最大之欢迎，等于洛阳纸贵，诚空前之杰作也。其他如对拒约及粤汉铁路各问题，均能实事求是，摘伏惩奸。”
《中国日报》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甚至在清吏中也拥有读者。1902年冬，广东两名知府庄蕴宽、姚绍书出国参观博览会，经人介绍在河内与陈少白相会。庄、姚两人得知陈为《中国日报》主笔，惊喜不已，坦言他们日读《中国日报》，“未尝间断”。庄还当场背诵该报社论一两篇。他们与陈纵谈革命，并称他们以官为食，欲罢不能，他日革命军到羊城，他两人当先引领受戮，必无悔也。1911年11月上海、苏州先后光复。庄蕴宽因参加义举，在程德全辞职后，曾被举为江苏都督。他能参加义举，与早年《中国日报》对其影响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前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报纸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等。这些报纸是郑贯公陆续创办的，但存在时间不长，其影响无法与《中国日报》相比。
5 革命经费筹集和转汇之地
香港曾经是革命经费筹集和转汇之地，在财政方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亦不可低估。香港一些爱国商人曾经倾家鬻产，支持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有的甚至因此生活陷入困境。此外，正是由于香港一些爱国商人慷慨资助，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才得以度过多次经济危机，顽强生存十余年，为革命宣传做出重大贡献。
孙中山曾说：乙未广州之役“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这里所说“香港一二人”，是指黄咏商、余育之两人，但实际资助数目更大些。黄咏商售其苏杭街洋楼一所，得款8000元，充作军费。日昌银号东主余育之亦曾捐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杨衢云、黄咏商至红毛坟场交款。余育之捐款事系秘密进行，在革命同志中也鲜为人知。
孙中山在谈到惠州之役经费时说：“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费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这里的“李君”即李纪堂。李纪堂自己回忆说：“迨至惠州失败，交我之二万元不够，我垫去十八九万元，办理善后。因其时先父方去世，我分得遗产不少，所以有款可垫。”陈少白则说，1900年李纪堂在香港轮船上与孙中山见面时，“捐出三万元，亲交孙先生，为革命的补助费”。以上几种说法皆是当事人多年后的回忆，未必完全准确。孙中山所说的“十余万元”与李纪堂垫出的“十八九万元”是否同一回事，亦不清楚。但综合上述资料分析，李纪堂1900年捐助的革命经费很可能不只2万余元。
李纪堂捐资最多的一次是洪全福广州之役，他承担了全部军饷50万元。在筹备此役时，他曾馈赠旅费1万元，请陈少白带给远在河内的孙中山，待事成后即请孙中山回粤。经过此役之后，李纪堂家道逐渐中落，日形拮据之象。
冯自由在《革命富人李纪堂》一文中写道：庚子至丙午（1900～1906），“此七年间香港革命机关之党务报务，均由陈少白负责主持，而其经费皆仰给于纪堂。而纪堂对于少白所请，有求必应，毫无吝色。故纪堂对于革命事业之贡献，亦以此七年间为最伟大，可以谓子庚子至丙午时代兴中会之中流砥柱”。
广州新军之役需款2万元。当新军运动大体就绪，有一触即发之势时，孙中山仅从美国筹得款项8000元。香港同盟会机关同志焦虑万分。此时李海云在香港任远同源号经理，经营港、美两地汇兑业。他获知同盟会筹款缓不济急，毅然提取远同源号现款2万余元，献给同盟会机关，以充军用。远同源号本是海云父佑谱、陈元英父赴贤与同族某人等的合股公司，李海云假称金银业失败亏空公款，请求李煜堂、陈元英向股东说情。股东了解真相后，皆表示谅解，答应不向法院起诉。
香港《中国日报》开办之初，资本概由孙中山拨付。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无力顾及宣传机关经费。1900～1906年7年间，维持《中国日报》之经费大都取自李纪堂一人。1905年初，中国日报社与香港印刷业著名企业文裕堂合并，定名文裕堂股份有限公司。1906年秋，文裕堂以营业不佳宣告破产。幸亏事前一个月，港商李煜堂应陈少白、冯自由之请，慨然斥资5000元，从文裕堂承购《中国日报》，使该报避免被拍卖之厄运，此革命喉舌得以保全。这5000元中，原有3000元为文裕堂对李纪堂所负之债，李纪堂志愿将此债权转为《中国日报》新股，以支持报社工作。购回产权后，中国日报社长改由冯自由担任。冯接办后，前后所集资本仅得商股9000余元。当时有同盟会新会员林直勉，系富家之子，与其叔父争产兴讼得直，获资2万余元。他随即认购《中国日报》新股3000元，使该报得以渡过经济难关。
香港作为革命经费转汇之地的作用，在同盟会时期尤为明显。海内外筹集的革命经费源源汇往中国报社代为处理。以冯自由保存的《丁戊二年之革命收支账目》为例，1907、1908两年，他在中国日报社先后收到孙中山多次汇款共计36000余元，以及新加坡、上海、檀香山、暹罗、美国巴士杰埠等地同志汇款，合计48000余元。他将这些汇款分别用于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接运军械及其他革命活动。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同盟会将李煜堂经营数十年之金利源药材行改为交通机关。从广州“三二九”之役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所有海外汇输的革命经费，皆汇往南方支部指定的香港文咸东街金利源药材行转李海云收。李海云即南方支部会计主任。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李海云曾遵命将南方支部收存的30万元汇往上海，作为大总统就职日犒赏军士用。
四 香港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与祖国内地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再一次得到体现。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两地同胞相互支援，团结对敌，留下了许多值得回顾的史事。
1 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时期，由于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香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曾在这里从事活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曾在这里开展工作，香港各阶层民众曾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内地的抗战。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保盟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立的组织。宋庆龄和宋子文分别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会长。不少在香港的国际友人参与了保盟的工作，如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为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傅朗思为名誉司库。在港的廖承志、邹韬奋、史沫特莱等知名人士也是保盟成员。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
保盟利用香港国际联系广泛等有利条件，通过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等方式把中国民众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紧迫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特别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募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保盟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募集到来自各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捐款25万元港币，以及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罐头食品等大量物资。
1939年5月，收到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的紧急报告后，保盟发起了为新四军游击队伤病员募集毯子的“两万条毛毯运动”，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捐助了大量毛毯和资金，运动取得圆满成功。
当时运至香港的救援物资，先在保盟设于湾仔的仓库中分类整理，集中装箱，然后运往内地。粤汉铁路畅通时，救济物资多由此线运送。粤汉铁路陷落后，改由经法属印度支那运往中国广西或云南，然后转送他处。无论是战时首都重庆，还是交通闭塞的延安，甚至远在山西五台山的国际和平医院，都曾收到过保盟辗转运去的救援物资。
保盟还多次发起电影、戏剧和音乐的义演，呼吁香港各界资助抗战。例如，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电影募捐演出。宋庆龄邀请港督罗富国夫妇、何东、周寿臣等知名人士观看演出。两场演出为国际和平医院筹集基金3000元。1949年10月18日，为庆贺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保盟在半岛酒店举办音乐舞蹈演出，所得收入用作保盟战争孤儿基金。
宋庆龄在香港曾多次为“工合”募捐。“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11月由路易·艾黎（Rewi
Alley）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夫妇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组织难胞和伤残人等，开展生产自救运动。1941年夏的“一碗饭运动”将为“工合”募捐的活动推向了高潮。为进行此次活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港督罗富国为赞助人。委员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元。持券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提供炒饭。7月1日的开幕典礼上，宋庆龄将她珍藏的孙中山先生墨宝及其他文物和纪念品当场义卖。“一碗饭运动”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通过出售餐券和接受捐款共筹集港币2万余元。
1937年年底，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并争取国际社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援助，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此举征得了英国方面同意。1938年1月，办事处正式成立，廖承志和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前往香港工作。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当时，海外华侨和香港人士大多尽量避免与中共公开联系。办事处通过廖承志的表亲、香港华比银行买办邓文田、邓文钊兄弟，把华比银行和大英银行作为接收海外华侨汇款的地点。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的救援物资，大多由办事处设法转送。邓氏兄弟的崇德堂进出口庄就是办事处接收和转运物资的联络站。1939年10月，办事处收到南美华侨捐赠的大批西药以及东南亚华侨捐赠的20辆卡车和2辆轿车，这些物资都转交给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还向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传播有关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并协助多批华侨回国服务团回乡参加抗战。1938年底至1939年初相继成立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和1939年10月由新加坡和香港司机组成的华侨回国服务团都曾经得到办事处的支持。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七七事变后，在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2万余元。1938年8月，香港的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开始于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而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将庆祝双十节宴会款项改作捐募寒衣，香港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4000余元，购买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1939年初，按照宋庆龄的建议，香港的几个妇女团体——中国妇女救援会香港分会、香港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香港中国妇女俱乐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帮助“保盟”募集了4500多种中国艺术珍品，运至纽约、巴黎和伦敦出售，所得收入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教授到香港大学讲演，呼吁医科学生参加该队工作。港大学生会热烈募集款项，购置两部救护车和许多外科手术设备，并派4名学生送往内地。1941年5月，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黄炎培来到香港劝募公债，香港各界热烈响应，合计认购410余万元。
香港民众援助祖国抗战的另一种形式是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博士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响应。施正信、冯庆友等2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一个多月。这个医疗护理队的成员多数来自香港东华三院。1938年10月下旬，中共东南特委通过香港党组织，在香港地区组织了15个救亡工作队回惠阳参加抗日工作，工作队成员日后成为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基本队伍。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香港学生赈济会先后组织4个回乡服务团、共200余人奔赴广东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展赈济活动，他们把港澳、东南亚等地捐赠的救济物资送交战区，救助难民和贫苦民众。
2 香港的沦陷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香港地区呈现出和平安闲的气氛。电影院场场满座，酒吧间坐满了客人，舞场里不断传出爵士音乐，年青人成群结队地到新界农村郊游。还不足3个星期，圣诞节就要到了。只是在前两三天香港政府举行过几次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谁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听到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猛烈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还击声。人们预想不到的香港战役开始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36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了启德机场、九龙水上飞机停泊处等地。机场附近一些民房也被炸弹击中。就在同一天，日本袭击了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战前驻港英军做了一些防御准备。他们在新界修筑了远东的“马其诺防线”——垃圾湾防线。这道防线全长18公里，东起牛尾海，西至垃圾湾，依照山势修筑了炮垒、机枪阵地、钢筋水泥掩体等工事，由“半岛旅”守卫。他们还在香港岛上安放了200门大炮。香港英军参谋长卜克查少将曾经表示，英军准备坚守香港，至少可抵抗日军半年，此次战役将要与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媲美。日军也认为英军可坚守半年的说法并非虚张声势。
12月8日，在空袭启德机场等地的同时，日本陆军兵分四路，越过深圳河进攻新界，在垃圾湾防线，大部分地段英军略作抵抗就纷纷后撤，仅在城门水塘西南的黄金山阵地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战斗，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英格兰步兵营营长阵亡。终因双方力量众寡悬殊，英军司令马尔比少将（C.M.Maltby）决定放弃九龙，命令“半岛旅”撤回香港岛。九龙之战只进行了5天。到12日夜晚，整个九龙半岛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18日午夜，日军乘坐百余艘汽艇、橡皮舟等，在港岛北岸强行正面登陆。他们登陆后，曾在黄泥涌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若松大队长受重伤，英军西部旅司令芳森（J.K.Lawson，加拿大人）阵亡。结果，英军败退，防守港岛的东部旅与西部旅联系被切断。日军还占领了黄泥涌贮水地，切断了英军水源。英军曾在局部地区组织反突击，但收效甚微，主要阵地相继丢失，重武器所剩无几。英军司令认为再也无法继续抵抗，在与港督商议后，决定无条件投降。25日晚，东线、西线的英军相继挂起白旗。至此，历时18天的香港战役，以日军占领整个香港地区、英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12月25日是圣诞节。当天傍晚，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由中环开向跑马地日军司令部。香港总督杨慕琦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他本人做了日军的阶下囚。这天晚上，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整个香港地区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所以人们称这一天为“黑色的圣诞节”。
英国在香港战役中迅速溃败，是因为当时英国正在本土竭力抵挡德国的进攻，无暇东顾，香港地区兵力严重不足。战前它又一贯采取纵容日本侵华的政策，企图牺牲中国以保全英国在华利益。它拒绝了中国关于联合对日作战的要求，也不敢动员香港全体华人居民参加抗战。这种损人利己的政策决定了英国在香港的惨败。
3 营救进步文化人士
沦陷以前，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内地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荟萃香港，创办了许多进步报刊和通讯社，还演出进步话剧，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因为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香港地区，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来不及撤走，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香港战役开始的当天，中共中央即向南方局发出急电，要求多方设法保护这批文化人士撤出港九。中共地方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立即进行周密的策划，在1942年初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少部分撤退人员走西线，分批由香港乘船到澳门，辗转回到内地。大部分撤退人员则走东线。东江游击队派出了最有经验的交通员带路，并派出武装人员在危险地段护送。在他们的精心保护下，一批又一批撤退者从敌军严密封锁的港岛渡海到达九龙，然后分水陆两路开始艰难的旅程，通过日军的重重岗哨和土匪出没的地段，进入游击队控制的安全地带。这次惊心动魄的行动，从香港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他们中有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邹韬奋、茅盾、张友渔、胡绳、千家驹、黎澍、范长江、金仲华、乔冠华、夏衍、胡风、戈宝权、高士其、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宋之的、凤子、郁风、叶浅予等知名人士，这次营救行动还帮助一些抗日爱国的国民党人士、部分英军官兵和国外侨民逃离了虎口。
4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95万担存米，抢走80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一书曾记述了日军明火执仗进行抢劫的情景：
“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他们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个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票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入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到日本。”
“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单车行（自行车行）门口，呆看了多时，一辆汽车放在门口，几个日本兵指挥着苦力，把簇新的单车，从里面一辆一辆的背出来，搬上了汽车……又一刻，又是一辆卡车……于是簇新的单车又从里面一辆一辆的搬出来。”
“老板也只和我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闲看，似乎这些东西从来就不属于他一样。”
除了抢劫财物，半夜里许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还经常四处寻找妇女。妇女们躲藏起来，日本兵用电筒到处乱照，被发现的会被立刻拖了出去，不少妇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几个敌兵轮奸的。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在三四层楼的房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响。有些妇女说，她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因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她们最怕的是敌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的敲门声。
日本侵略军还滥杀无辜居民，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8口皆被杀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懂日语，想通过岗哨东行，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湾沚，一名青年不小心闯入了所谓军事区域，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将他杀害。在深水涉元州街，一名妇女身背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赶上戒严，眼睁睁看着自己住的楼宇，无法走过去。她的长子约八九岁，想横穿马路迎接妈妈。这名妇女，摇手示意，不让儿子过来。不料母子3人竟被日军开枪杀害。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3年多的时间内，香港广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军强迫居民使用军用钞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比率，定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日则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台湾银行兑换军票，违者杀无赦。这是在进行公开的金融掠夺。
在日本统治初期，居民每人只领到六两四钱配给米，仅能勉强糊口。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米价飞涨，每斤由数元涨到200多元，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载道，惨不忍睹。
日军还随意拆毁古迹，拆迁民房。他们拆毁了九龙寨城的城墙，炸毁了象征民族精神的宋王台。1942年8月，日军想在香港设立慰安所（军妓住所）500家，地点选在湾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军68大队队长中川金光亲自出马，指挥大批士兵，突然封锁洛克道，西至军器厂街口起，东至勋宁道止，加上铁丝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户在三天之内，全数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们被迫在风雨之中扶老携幼搬往他处，甚至露宿街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洛克道事件。实际上慰安所用不了这么多房屋，日军便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他们的娱乐区。除了慰安所，还设立了吃茶店、酒吧和菜馆。该处就是后来湾仔的酒吧区。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有的还有土娼招待，这就是日军带给香港的“新秩序”。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标出他们过去秘密组织的堂号，如“十八子”、“粤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
5 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活动
1941年12月香港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即紧随日军之后分批进入新界，伺机开展游击活动。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部，将原第三、第五大队合并为港九大队。原香港工人蔡国梁任大队长，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大队人员有内地游击队派来的干部，有来自洋务工会、中华书局、东华三院等社团的进步青年。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成立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是东江纵队5个大队之一，因其处境特殊，改称独立大队，直属东纵司令部。
在三年多的游击战争中，港九大队各个中队勇敢机智地四处出击，战绩频传。黄冠方、刘黑仔麾下的沙田短枪队多次在狮子山下、茶果岭、牛池湾、大滩海、窝塘等地袭击日军，还先后消灭罪恶昭彰的日本特务东亚芝及多名汉奸密探。1944年初，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迫使扫荡西贡、沙田的日军退回市区。1944年4月，日军对大帽山、沙田、西贡反复进行扫荡。为配合反扫荡，市区中队主动出击，一连数天在旺角、深水埗、油麻地、筲箕湾、中环等地散发《告港九同胞书》等传单，并于4月21日深夜爆炸旺角窝打老道街四号铁桥，迫使敌人把队伍拉回市区。大屿山中队在日军扫荡时化整为零隐蔽潜伏，敌主力撤走后即主动四处出击，仅大澳一处即全歼派出之敌，俘敌30多名。海上中队在香港附近海域频繁袭击日军的海上交通线路，先后经历较大海上战斗10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并截获数百吨货物上交东江纵队总部。
港九大队还与英美等盟国开展了多方面的国际合作。香港沦陷后，集中营成了许多盟国人士的归宿。从1942年到1944年7月，赖濂仕上校、香港警司谭臣、汤逊上尉、祁德尊中尉、葛荣中尉等数批英军官兵从集中营逃出后，都是在港九大队的帮助下，才得以平安抵达中国内地。港九大队多次营救盟军飞行员。例如，1944年2月，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袭击启德机场时，因飞机油箱中弹，被迫跳伞降落在机场北面观音山。日军出动千余人搜捕达17天之久。港九大队小战士将克尔隐藏在山洞养伤，并设法将其平安地转移到坪山东江纵队司令部。港九大队还曾帮助盟军获取情报。1943年初秋，英军服务团请求港九大队协助拍摄日军在香港的重要军事设施。后由沙田短枪队帮助他们以观音山和狮子山为拍摄地点，拍下了启德机场、军火仓库、炮台、兵营等重要军事目标。东江纵队曾建立特别情报工作部，配合美军情报组收集日军情报。香港方面的情报来源主要依靠港九大队。大队情报干事蔡仲敏测绘西贡、沙头角、沙田、大埔地图，整理各中队收集的资料上报司令部，然后转给盟军参考。游击队员还潜入启德机场，测定飞机停放点和军火库位置。市区中队则通过打入日军要害部门的队员收集价值重大的情报，如敌人军事机关、油库、船坞、军舰进出港口的情况等。港九大队的情报工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6 英国重占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互相支援，与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为香港不属于蒙巴顿勋爵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而是属于中国战区，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驻港日军本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但英国以洗雪前耻为托词，坚持要由他们派舰队前往香港受降。为此，中英双方在日本投降前后，曾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后来，蒋介石要求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授权英方到香港受降。但英国政府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得到美国的支持，连这点保留面子的要求也加以拒绝。在此期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香港后，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以防止香港的地位在战后发生变化。他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却让日军暂时维持秩序，等候英军到来。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领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进维多利亚港，从日军手中接收了香港。蒋介石正急于派兵北上和共产党争夺战略要地，在英国答应他把香港作为运兵北上的转运站，并答应交出驻港日军的装备之后，蒋默认了英国接收香港的事实。
1945年9月16日，在中国代表潘国华少将、美国代表三威廉臣上校和其他同盟国代表的陪同下，夏悫少将在总督府正式接受驻港日本陆军司令岗田梅吉少将和日本华南舰队指挥官藤田类太郎中将的投降。香港地区在沦陷3年零8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到英国的统治之下。
五 香港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殖民地制度有直辖殖民地，自治殖民地等。因为华人占香港居民的绝大多数，英国政府担心少数英国人难以控制他们，便在香港采用了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的直辖殖民地制度。
在英国统治下，香港的政治制度显然是不民主的。霍普金斯（K.Hopkins）主编的《工业殖民地——香港的政治、社会及经济概览》一书认为：“香港不是民主政体。无论是在行政上的和执行上的权力，皆掌握在政府官员之手，而他们在法律上是通过总督向英国负责的。香港人民对他们并无任免之权。”
1 香港总督
直辖殖民地和政府首长是总督。1843年，璞鼎查担任第一任香港总督。早期香港总督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受殖民部和外交部双重管辖。从1859年开始，香港总督才专一管理香港事务。从璞鼎查到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154年内，前后共有28任香港总督。
1843年4月5日，维多利亚女王颁布了《英王制诰》（Letters
Patent，即“香港宪章”），宣布设置“香港殖民地”，确定了香港的地位和政权性质。与此相关，《英王制诰》规定派驻香港总督，授予其广泛的统治权力，主要包括：
有咨询立法局后制定香港法律和法例的全权；
有权召开行政局会议，后者的任务是提供咨询，协助港督制定政策；
有执掌和使用香港殖民地公章的全权；
有代表英王授予私人或团体土地的全权；
有权委任按察司及太平绅士；
有将任何香港官员停职之权；
有权赦免罪犯或减刑；
有权豁免50镑以下之罚金；
香港所有文武官员和居民都应服从港督。
《英王制诰》规定了英国政府及香港总督统治香港的权限，对设立行政局、立法局也作了原则规定。
《王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是1843年4月6日以英王名义颁发给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指示，主要涉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组成，权力和运作程序，以及港督在两局的地位和作用，议员的任免，如何作出决议和制定法律等。《王室训令》是对《英王制诰》的补充，二者具有同等效力。
根据上述两个命令，香港总督作为英国国王派驻香港的代表，拥有极大的权力。香港所有的官吏、军民等都要服从其管辖。他是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当然主席。立法局通过的法案必须经过总督同意才能成为法律。他拥有香港三军总司令的名义。此外，还有任命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颁布特赦令等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接替杨慕琦担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A.Grantham）在其回忆录中曾说：“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总督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他每到一处地方，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他的意见，永远都是：‘是，爵士。’‘是，阁下。’”英国学者迈乐文（N.J.Miners）在《香港的政府与政治》一书中曾说：“港督的法定权力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他愿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的话，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独裁者。”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香港总督只能在英国政府规定的范围内，为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而行使他的权力。《英王制诰》规定英国政府有权删改、废除或制定香港法律。按照政制的规定，香港政府的任何行动，均须由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向英国国会负责。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拥有向港督发号施令的权力。香港的对外关系也由英国政府直接负责，港督任命官员须经英国政府认可。港督要向英国政府报告工作，重大问题要向英国政府请示。港督处理问题时也要考虑公众舆论（主要是英商和华人上层人士的意见），避免因公众强烈不满招致英国政府调查和议会质询。
2 行政局和立法局
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旧译议政局）和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旧译定例局）是香港总督的高级咨询机构，1844年开始进行工作。
行政局的主要任务是就各种重大决策向港督提供意见，并具有某种立法职能。新的法令要先经行政局审查，批准草案后再交立法局讨论通过。该局聚集了港英最高层行政官员，可以说是协助港督决策的总参谋部。行政局每周开会一次，禁止旁听，会议事项也是保密的，但有些决定可以向外界公布。
港督是行政局会议的当然主席。港督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由他指定的当然官守议员代为主持。港督在行使《英王制诰》赋予的权力时，应就一切事项征询行政局的意见，但急事、琐事或极端机密的事情除外。只有港督有权直接向行政局提出议题。若议员提出议题，需事前向港督提出书面请求，征得港督同意。港督不赞成全体或多数议员对某事的意见时，有权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但应将详情记入会议记事录，行政局每隔半年将记事录送呈国务大臣审阅。
行政局议员分为当然官守议员、委任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为了便于港督集权，在行政局成立的最初30年，仅有3名官守议员。1917年修订的《王室训令》规定，当然官守议员包括驻军司令、布政司、律政司和库务司（后改称财政司），后来又增加华民政务司，他们因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而当然参加行政局，在所有议员中地位最高；其他议员由港督提名，国务大臣正式委任。1966年以前官守议员在行政局一向占大多数，此后非官守议员开始占多数，但这种变化并无重要意义，官守议员特别是当然官守议员位高权重，始终担任主要角色，非官守议员只起配角作用。行政局成立后80多年华人一直被拒于大门之外，直到省港大罢工期间，港督金文泰为了“缓和中国的反英情绪及鼓励香港华人效忠”，才于1926年第一次提名英籍华人周寿臣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殖民地大臣艾默里（Leo
Amery）和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表示异议，认为华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经金文泰一再请求，最后英国政府才同意这一任命，但外交部仍坚持，今后行政局议员不得阅看机密文件。行政局的委任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是由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谕令港督委任的，即港督提名，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批准。香港总督不属行政局议员，但由他主持行政局会议。100多年来，议员人数逐渐增多。据香港政府印发的年报《香港1997》介绍，1997年1月行政局有3名当然官守议员，即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以及另外8名委任议员。
立法局的任务是协助港督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的财政开支。立法局除每年8、9月休会外，每两周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总督对法律的制定有决定性的影响。《王室训令》规定，港督作为立法局主席投票表决时拥有本身的一票外，在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时，有权再投决定性的一票（Castins
Vote），以保证自己的意图得到贯彻。即使立法局全体议员一致反对，他照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和颁布法令。
立法局制定的法律，通称为“条例”（Ordinances，19世纪时译作“法例”）。《王室训令》第25条规定，所有条例均冠以“香港总督参照立法局之意见并经该局同意而制定”的字样。通常一项法案需要一个月左右或更长时间经过“三读”才能完成立法程序。但遇有紧急情况，港督也可以在一次立法局会议上完成全部立法手续。例如1977年11月，部分香港警察因反对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冲击廉政公署总部，港督运用紧急立法权，立即召开立法局紧急会议，在半小时内修订了《警务条例》，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立法局内的财政委员会在理论上拥有很大权力，但在讨论香港政府年度预算时，它只能接受、否决或减少预算，却无权增加分文。
立法局议员也分为当然官守议员、委任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三类，总数多于行政局议员。早年立法局实际开始工作时，由香港总督、英军司令和首席裁判司3人组成。1917年《皇家训令》规定立法局人数为14人，此后30年中基本没有变化。从60年代起，立法局的规模逐渐扩大，1964年为26人，1976年为42人，1982年为50人。其中，当然官守议员（包括港督）在1947～1982年间始终为5～6名；委任官守议员1947年为3名，1982年增至18名；非官守议员1947年为7名，1982年增至27名。1964年以前，官守议员在立法局占多数，1964～1975年官守与非官守议员人数持平，此后非官守议员居于多数。截至1984年，所有非官守议员都是委任议员，没有任何经选举产生的议员。1985年9月26日，香港举行首次立法局选举，由9个功能组别和12个选举团选出24名议员进入立法局。每个功能组别代表一种职业或专业团体，选举团则是由区议会、市政局及临时区域议会的成员组成。在正常情况下，选举将每三年举行一次。港督有权解散立法局。该局解散时，所有选举产生的议员也要退出席位。经过100多年，议员人数大为增加。1997年1月立法局议员为60名。立法局主席一职以往一直由港督担任，但从1993年2月19日开始，他已不再担任此职位。
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长期被排斥在立法局大门之外。1855年，港督包令主张部分非官守议员由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是英国人，但每年向政府交租税10英镑的有产者不分种族均享有选举权。如此温和的“改革”方案，也遭到英国政府拒绝。殖民地大臣拉布谢尔（H.Labouchere）诬蔑华人“非常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要素”，拒绝给任何华人选举权。19世纪70年代，香港华商在转口贸易等方面已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他们从1878年起即提出参政要求，上书港督说，香港华人在人数上以10比1的比例超过了外国人，纳税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外国人，应该允许华人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后来，港督轩尼诗利用立法局议员吉布（H.B.Gibb）请假返回英国养病这一时机，提议让华人律师伍廷芳暂时占据立法局的这个席位。他还建议改组立法局，使伍廷芳能够比较长期地担任立法局议员。殖民地大臣比奇（M.H.Beach）只同意伍廷芳担任立法局临时代理议员（任期不超过3年），不同意他担任常任议员。他说，如果立法局研究机密问题，伍廷芳在场会有诸多不便。1880年1月l9日，香港政府发布公告，宣布伍叙（伍廷芳）暂行代理吉布为立法局议员，伍廷芳因而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非官守议员。此后，黄胜、何启、韦玉相继成为立法局议员。但到1895年为止，华人在立法局只有象征性的一个席位，1896年才增至两个席位。
早期行政、立法两局成员全部由港英高级官员兼任。立法局从1850年起有外籍商人担任的非官守议员。1880年伍廷芳任非官守议员后，立法局开始有华人议员。行政局从1896年起有外籍商人担任的非官守队员。1926年周寿臣任非官守议员后，行政局才开始有华人议员。两局成员是由港英高级官员和当地有影响的市民组成。让我们考察一下非官守议员的社会身份问题，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4年的25年中，曾有27人被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其中任期超过两年的23人中，有15名工商界人士（多数是大财团董事），5名律师和2名医生（他们都拥有商业资产）。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情况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影响香港政府重大决策的只是少数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
3 香港政治制度的变化
英国统治香港100多年来，根据《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确立的香港政治制度基本上保持不变。1975年，迈乐文曾经写道：“假如香港的第一任总督璞鼎查爵士今天重临香港，他能认出的东西几乎只有山顶区的轮廓和政府制度，后者在130年中差不多没有变化。”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香港的政治制度也有局部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曾一度有过打“民主牌”的设想，准备实行有限的改革，给殖民统治增加一点开明色彩，以减少港人的不满和世界舆论的指责。1946年8月，港督杨慕琦提出了“杨慕琦计划”，其核心内容是选举产生市议会。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稍加扩充的市政局，其职能限于管理一些服务性的市政工作，行政、立法、司法、财政、警务等大权仍由香港政府掌握，市议会完全无权过问。后来随着远东形势的演变，英国政府认定其在香港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继续打“民主牌”反而碍手碍脚，于是将政改计划束之高阁，像“杨慕琦计划”这样有限的改革也未实施。直至80年代初期基本上一切照旧。在1982～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英方十分强调保持香港的现行政制。当时港英官方鼓吹，现行政制是“香港繁荣之所系”。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联合声明的精神，在广泛征求香港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了一整套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政制设计。《基本法》明确规定了未来特区的政制架构。过渡时期香港政制的发展，只有与《基本法》衔接，才能保证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才有利于香港长期的稳定与繁荣。而英国政府在从香港撤退大局已定的局势下，一反常态，通过港英当局大力推行代议制改革，迫不及待地加快直选步伐，鼓吹所谓“还政于港”、“隔离中国”，企图在1997年以后继续由英国人影响和控制香港。英方大改政制的做法，是一种极不明智的选择，因而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
六 香港经济的发展
香港开埠150多年以来，经济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香港经济飞跃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已从昔日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
1 经济发展概况
1982年以前的10年间，世界不少地方经济动荡，但是香港的生产总值却以平均每年超过9.6%的速度迅速增长。1966～1995年，香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由668美元增加到23000美元，增长33.4倍。1996年更达到24500美元，已超过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致与法国看齐，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
1946年底，香港的注册工厂只有366家，到1987年已超过5万家。制帽、搪瓷、橡胶、钢窗、制漆、火柴、爆竹、制砖、糖果饼干、制钉、灯泡、丝织、钢铁、造船等传统工业，有的已被淘汰，有的勉强维持。纺织、制衣等工业发展迅速，遐迩闻名，产值约占香港出口贸易总值的一半。塑胶制品、电子产品和五金制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飞跃发展。香港有亚洲时装、玩具加工和手表装配中心之称。
1847年香港的进港船只仅有694艘，1996年却达到437000航次，装卸货物1.56亿吨，葵涌码头和昂船洲8号货柜码头的集装箱吞吐业务十分繁忙。1996年香港的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已达到1320万个标准箱，使香港连续五年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货运港。
到1948年为止，香港约有银行30家，当时已成为华南的金融中心。1996年底，香港的持牌银行有182家，开设1476个分行。所有持牌银行对客户的存款负债总额达23750亿港元。香港百姓有这样一句话：“银行多过米铺”。香港有一个充分发展的外汇市场，香港货币与主要国际货币的交换十分活跃。1984年撤销黄金进出口禁令后，香港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市场之一。香港原有的4家证券交易所于1986年合并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并被设于巴黎的国际证券交易所联会正式接纳为会员。经过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香港的股票市场已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与地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1993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有477家，中国6家国有企业的H股亦开始在香港上市。香港成为各国财团向亚洲进行集团贷款或投资的一个据点。目前香港与纽约、伦敦、苏黎世同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1985年7月，耗资48亿港元的汇丰银行总部新厦在香港启用。该大厦高52层，设计新奇，外壳使用了93000多平方米铝板。1989年，高达70层的中国银行新厦在港岛金钟落成。该大厦由美籍华裔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结构像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建成以后一度成为亚洲最高的建筑物。这些著名银行兴建新厦，是香港金融业发达的象征，也显示出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
对外贸易是香港经济的关键环节。许多人都认为，香港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出口领先，也就是说，迅速的经济增长是出口的高速度发展带动起来并加以维持的。1989年香港的全部贸易额（包括出口、进口和转口），比香港当年生产总值高出1.3倍，可见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1947～1986年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194倍，而对外贸易增长了198倍。1988年香港的贸易总值和出口总值都占世界第11位，进口总值占第12位。该年香港的贸易总值超过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日本是世界上有名的出口大国，但按人口平均的出口能力，却比不过香港。1988年在世界上能占到前三位的香港出口产品有成衣、毛衣与皮服、手表、电筒及手提照明灯、玩具与游戏机等。
香港是亚洲著名的旅游胜地，拥有许多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级酒店。在评比世界优秀大酒店中，香港的文华、丽晶、半岛等大酒店几乎年年都入选“世界十大最佳服务酒店”榜内。1996年，香港接待的旅客达到1170万名，较上一年增加14.7%，创下新纪录。旅游业仍是香港最能赚取外汇的第二大行业。是年旅游业收益达870亿港元，较上一年增加16%，约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8%。
随着香港经济的繁荣，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香港开埠初期，香港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例如，1847年香港税收只有31000英镑，支出却有5万英镑（军费支出115000英镑尚未计算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1946～1947年度到1988～1989年度的42年间，仅有7个年度结算时出现了赤字。其余绝大多数年份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并略有盈余。1988～1989年度，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约657.80亿港元，支出489.52亿港元，盈余168.28亿港元，财政储备达710亿港元。
2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
香港近现代的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转口港形成前时期（1840年至1860年）
在英国统治香港初期，英国商人很少从事正当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香港成为远东最大的鸦片走私总站。据香港库务司马丁（R.M.Martin）1844年7月24日的报告，当时香港主要的洋行，如怡和洋行、颠地洋行等皆从事鸦片贸易，鸦片转口贸易是他们主要的贸易方式。另据香港助理巡理府米彻尔（W.H.Mitchell）1850年的备忘录，1845～1849年，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有3/4是经香港转销的。
苦力贸易是英占香港初期又一项重要经济活动。184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四年以后澳洲金矿的发现，引起了淘金热，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的苦力贸易的发展。当时华工出国主要是采取“契约工”的形式。为了偿还雇主支付的出国船资和伙食费，苦力必须签订契约，为雇主工作一定年限。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西方殖民者雇用拐匪和其他歹徒，在中国内地拐骗劳动者，强迫签订契约，然后将其转运到外国充当苦力。1851～1872年，经香港到世界各地的中国苦力达32万人之多。在苦力贸易中，香港的人贩子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例如，人贩子将一个中国苦力运到秘鲁或西印度群岛，平均支出117～190元，当地种植园主收买苦力的价格是人均350～400元，人贩子获得的利润大约每个苦力200多元。
转口港时期（1860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
英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了九龙，使九龙和香港岛之间适合船只停泊的广阔水域（即“维多利亚港”）完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从国际上看，由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完成产业革命，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航和欧亚海底电线的敷设，使西方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迅猛增长。上述原因和条件使地理条件优越的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转口港。
据统计，1867年，中国从香港进口的货物占全部进口货物的20%，经香港出口的中国货物占全部出口货物的14%。1880年，中国进口货值的37%、出口货值的21%，经过香港。
19世纪末英国租借新界，使香港原有的陆地面积增加11倍，总人口增加1/3以上，为香港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转口货物的运输较前更为方便。虽然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仍在不断发展。
1900年，对香港的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额的42%和进口贸易额的40%。同年，进出香港的船只吨位达到1402多万吨，15年内增加了1倍。
早在英国占领香港初期，香港就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主要是为转口贸易服务的造船和修船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有轻工业，但并不发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逐步侵占中国工商业城市，许多华资企业纷纷迁到香港，带来大量资金和技术人才，香港工业因而得到迅速发展。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前，香港已有工厂1250家，工人9万人以上。1936～1941年，香港工业产品的出口额激增6.8倍，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3.1%上升到12.1%。
日本占领时期，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到1946年，工厂数目已下降到366家，对外贸易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赌场、大烟馆却畸形发展起来。
工业化时期（50年代初期至1970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从其在华利益和在香港的利益考虑，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因而香港与内地的商贸活动能够大量进行。1950年香港的对外贸易额超过75亿元，1951年达到93亿元。1951年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输出总额为16亿多元，占香港出口总额的36.2%。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英国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实行对华禁运，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1952年香港的对外贸易额下降到66亿多元。对中国内地的输出也下降到5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港商不得不调整经济结构，另寻出路，发展工业。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内地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从上海和广州大量流入香港。据统计，1946～1950年间，以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和外币的形式，从中国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不下5亿美元。内地迁港的工业，包括纺织、橡胶、五金、化工、火柴等，对香港实现工业化起了重大作用。20世纪50和60年代，香港逐渐完成了从转口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过渡。1947年香港仅有工厂961家，雇用人员4.7万多人；1959年工厂增加到4541家，雇用人员17万多人。1959年，在香港的出口贸易中，港产品的比重已经上升到69.6%，超过了转口货物的比重。这是香港实现工业化的标志。进入60年代以后，纺织，制衣、塑料以及新兴的电子、钟表、玩具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经济多元化时期（1971年至1985年初）
从60年代晚期起，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策略的地区逐渐增多，台湾地区、韩国的出口额在70年代前期陆续赶上香港。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迹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香港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机能，大力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70年代香港开始出现“经济起飞”。香港工业向着现代化、多元化发展，以生产高增值产品来应付欧美各国的保护主义措施。香港的注册厂家从1970年的16507家，增加到1980年的45025家，雇用人员从54.9万人增加到90.7万人，分别增加1.7倍和0.7倍。1980年港产品出口总值为681.71亿港元，占出口贸易总值的69.4%。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40%左右。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北移到珠江三角洲，雇工人数大大超过了香港本地雇工人数，低廉的生产成本再次提高了香港工业的竞争能力。多种经济部门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加工业、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金融、建筑和旅游业蓬勃发展。香港形成一个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1984年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5316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汶莱，而略高于新加坡。
在60和70年代，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出口贸易、制造业、旅游业和建筑业，但70年代后期，在中国内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后，香港的金融和商用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航运、地产等）发展十分迅速。
趋向成熟的服务经济时期（1985年至现在）
1985年5月，中英两国政府互换《中英联合声明》批准书。香港在政治上进入过渡期，经济上又正好进入经济结构新的转型期，即从以工业、外贸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转为以服务业为主体多种经济全面发展的服务经济。
这一时期，制造业产值在香港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从1987年的23%跌至1994年的9.3%。制造业大规模北移是此次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香港制造业80%的生产线已经移至内地。
香港的转口贸易重现兴盛，连年大幅上升，1988年超过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6%。1994年这个数字又上升为81%。
自1982年港元危机和1987年世界性股灾后，香港银行业进入稳定繁荣时期，金融业监管也日趋完善。香港前途问题明朗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各国资本在香港投资进入一个繁荣期。香港经济进一步国际化。
3 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十年香港经济繁荣和发展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先后爆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香港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世界各地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东南亚流入香港的资金超过了100亿港元。这段时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也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也将大量资金投入香港，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法。与此同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放弃了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传统工业，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使世界经济结构中出现“空缺”，为香港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中国内地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维持现状，从政治上实现香港的稳定，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香港长期得到祖国内地各方面的照顾。内地一直以优惠价格向香港提供大量的主食、副食、日用消费品、工业原料、燃料和水。香港的淡水很大部分依靠内地供应，以1995年为例，中国内地输往香港的水量为6.9亿立方米，占当年香港耗水量（9.19亿立方米）的75%。1974年，在世界发生能源危机，内地也急需石油的情况下，还是以优惠价格向香港供应石油30万吨。香港进口食品的四成来自内地。从1962年开始，有751、753、755等三趟“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经常由内地开往香港。34年来，共运送活牛500多万头，活猪近8500万头以及大量其他商品。内地供应香港的产品不仅数量大，而且价格一般低于外国同类产品。内地产品的稳定供应和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使得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和劳动成本低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使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能不断扩大销路。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港货输入祖国内地的数量急骤增加，刺激了香港经济的发展。1979年香港产品对内地的出口总值为6.03亿港元，1983年达到62.23亿港元，1984年上升到112.83亿港元，1985年又增加到151.89亿港元，6年之内增加了24倍。中国内地从1985年起，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第一大贸易伙伴，占香港进口来源地第一位、转口贸易第一位和港产品出口市场的第二位，1993年又成为港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逐渐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港商到内地投资。据统计，1979～1992年港商在内地投资的企业达61068家，协议金额达704.8亿美元，占内地全部直接投资项目和协议金额的60%以上。港商成为内地最主要的海外投资者。港商在内地投资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的共同繁荣。以广东省为例，约有400万工人固定受雇于香港公司开办的企业。据估计，仅工资支出一项，港商每年便可节省约2000亿港元。
香港华人的才华和努力
早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前期，香港华商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1881年6月3日，港督轩尼诗曾对立法局议员说：“本港贸易属华人者不少。本港殷商巨贾亦是华人。况本港产业原系华人所有。久居港地者无非都是华人。且本港国饷华人所输，十居其九。”
在当代香港拥有一大批熟悉专业知识的工商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他们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丰富，对环境变化反应迅速，经营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人们公认，香港华人的才华和努力，是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华资财团在竞争中崛起。1988年底，股票上市的10大财团中，华资占了7家，即李嘉诚、包玉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陈曾焘、邵逸夫。据估计，目前香港华资财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市值，约占香港股市总值的55%左右。香港华资已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基础。香港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
良好的投资环境
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自由港。这与香港政府奉行的“不干预”政策有关。从60年代起，香港政府对香港经济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政策。“积极不干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适度的积极干预政策。它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努力保持自由港地位，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一系列自由经济政策，营造鼓励竞争的投资环境，巩固市场机制得以顺畅运作的经济基础；其二，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对采取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造成的缺陷加以补救，即进行适度必要干预。这是香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个因素。
香港的法律是在英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性质。但是，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政府便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例如1854年的《市场条例》、1856年的《
购买地产条例》、1860年的《受托人欺诈治罪条例》、1862年的《本港发明创造专利条例》、1863年的《防止假冒商品条例》、1864年的《破产条例》等等。从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的法律逐渐完善，使香港具有比较完备的经济立法和足够的法律专业人才。长期以来，港英政府通过完善立法程序，严格执法管理，广泛进行居民遵法守法的宣传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加强对政府公务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监督等手段，使香港社会的法制环境不断改善，居民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加，全社会形成了尊重法律和遵守法律的良好风气。这些无疑有利于增强国际投资者在香港投资的信心。
香港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地区的资本。这里既有当地华人的华资，又有英资、日资、美资等，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还有来自台湾的台资，来自中国内地的中资，据估计，80年代末期，在香港的英资、华资、中资、美资、日资资产总额约为940亿美元。巨额资本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每一次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当地资本积累的扩大，都促使香港经济跃上一个新台阶。香港重要的财团实力雄厚，能够参与巨额投资活动，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为发展当地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作出贡献。
七 香港的文化与教育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的文化教育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早年的香港教育带有浓厚的英国殖民地色彩。港英当局试图通过开办西式学校培养亲英华人，但这些学校为华人学生提供了向西方学习的场所，培养出了孙中山等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影响。
近代香港的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西文化交融为特色的文化形态。中国内地的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今日的香港距“文化绿洲”还有一段距离，但已不再是“文化沙漠”了。
1 教育
英国占领香港岛初期，香港政府关心的只是设置统治机构、修筑办公房舍、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对兴办学校并不热心。香港较早的西式学校，如马礼逊英华学校、英华书院、圣保罗书院、救主书院和拔萃书室等都是教会人士开办的。他们在香港办学的主要动机是培养本地传教士。
英国人到来之后，香港华人开办的私塾到1845年已增至9所，学生145人。1848年2月23日，香港政府从上述学校中选定3所置于港府的管理之下，任命了他们选定的教师，并给予每所学校每月10元补助。这标志着香港公立教育制度的开端。这些接受补助而由香港政府控制的学校被称为官立学校。
早年港英政府用少量经费补贴部分华人学校，是出于巩固殖民统治秩序的需要，是一种征服人心的手段。香港政府指派的教育委员会在1850年3月8日的报告中说得更为露骨：“政府方面表现出推进教育事业和开办学校的愿望，这是一种手段，意在‘安抚’当地居民，使我们的政府得到人心。”
经香港政府批准，1862年2月，由4所官立学校合并而成的中学——中央书院在香港开学。1889年，该校更名为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起改称皇仁书院，这一校名一直沿用至今。
中央书院建立以后，未并入该校的官立学校成为中文小学，讲授《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和《大学》等中文书籍。这些学校为中央书院提供学生来源。
中央书院起初分为中文部和英语部。中文部学生要学习《中庸》、《论语》、《孟子》。只有通过对这些书籍的口试，他们才能进入英语部。英语部学生以学习英语为主，此外还要学一些《五经》、《史记》等。
中央书院的课程还有算术、历史、地理等。港督麦当奴曾建议在中央书院讲授科学常识，如化学、电学等。在他的推动下，该校于1869年开设了化学和几何课。同年，该校实验室也正式启用。
中央书院创办时只招收华人学生。从1867年起开始招收外国学生入学，但华人学生仍占大多数。孙中山、何启、胡礼垣、唐绍仪、何东、刘铸伯等中国近代史和香港史上的知名人物都曾在中央书院读书。
直至1887年香港才有了第一所大学专科学校——香港西医书院。为了培养华人医生、护士，在中国传播医学，孟生博士等一批外籍医生在何启的参与下，发起创办香港西医书院，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该校为5年制医学院，1887年10月1日在香港大会堂宣告成立。
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设置与英国各医科学校相似。西医书院成立之前，中国内地已有两所传授西方医学知识的学校，一为1866年美国人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校，一为1881年李鸿章等在天津开办的医学馆，但就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而言，香港西医书院超过了这两所学校。
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香港西医书院的首批学生之一。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1887年同时入学的12人之中，到1892年能够毕业的仅剩孙中山、江英华两人。
19世纪中叶英国占据香港岛以后近60年内，香港教育事业逐渐有所发展。1848年，香港仅有3所官立学校和为数不多的几所教会学校。1873年发展为30所官立学校，6所接受政府补助的学校，合计36所。1900年则有13所官立学校，97所接受政府补助的学校，合计110所。教育经费在每年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1853年为0.3%，1863年为1.07%，1873年为2.14%，1883年为3.08%，1893年为4%，1900年为2.2%。但是，由于英国割占、租借的地区不断扩大，香港经济不断发展，人口迅猛增加，无论学校数量或经费都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批学龄青少年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例如，1867年，香港6～16岁的青少年12400人中，有10800人未能入学，占学龄青少年的87%。1900年，香港5～15岁的青少年33868人中，24368人未能入学，占学龄青少年的72%。这些失学青少年绝大多数是华人子弟。
关于19世纪港英当局办学培养中国学生的动机，请注意香港教育委员会1902年的报告中的这样几段话：
“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中国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如果所用经费不多，即令他们不是本殖民地居民，也值得这样做。”
“皇仁书院900名孩子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型：在内地他们自己的学校学习中文以后，他们被学习英语的便利条件吸引到本殖民地来。他们与香港华人子弟没有区别，建议不要废止这一政策。本殖民地的额外支出微不足道，而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这笔费用。”
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19世纪英国在香港办学的利己动机。他们企图用有限的教育投资，在维护英国在华势力方面，得到尽可能多的收益。
在香港办学的英国人中间也有像康德黎（J.Cantlik）这样的友好人士，怀有帮助中国进步的真诚愿望。1892年7月，他曾在西医书院首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演说：“我们教育他们（学生），不受金钱报酬或其他补助，只不过自愿奉献于科学尚不发达的中华帝国而已。”他还鼓励学生“心目中牢记一个伟大的原则——为把科学和医术输入中国而奋斗”。
19世纪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有的在香港政府担任职员或翻译，有的在香港或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任洋行买办，有的到中国某些官方机构（例如英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任职，另有少数人到国外升学或谋生。1867年，香港总督麦当奴曾经得意地宣称：在造就可靠的职员和买办方面，已经有所进展。可见，港英当局在香港兴办教育的主要目的大致得以实现。
但是应该看到，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中也不乏关心国家前途的志士仁人，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过贡献。容闳、何启、胡礼垣、孙中山、杨衢云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香港西式学校的一些中国毕业生能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校教育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末，香港西式学校开设的中学课程已有拉丁文、阅读、作文、听写、翻译、莎士比亚、算术、代数、欧几里得几何、三角、测量、常识、历史、地理等。这些课程使在那些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初步了解到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从1896年香港皇仁书院年终考试的部分内容，可以窥见香港西式学校教学情况之一斑。例如，作文考试以“对外贸易的好处”命题。历史试题要求学生回答处死查理一世是否正确，并充分说明自己的理由。此外，还包括詹姆士二世为何丧失王位等问题。香港西式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对在那里学习的某些华人学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肯定是有影响的。
香港大学是香港创立最早的一所大学。港督卢押呼吁创办香港大学。印度祆教徒富商慕迪带头捐资15万港元作为建校经费。香港各洋行及其驻英总行也陆续有所捐助。更广泛的赞助来自海内外的华人社会。有趣的是革命党人和清朝高官一同出力支持港大的建立。香港革命活动家陈少白、李煜堂、关心焉等都是筹款委员。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和天津海关道等清朝高官都支持募捐。到1909年底，内地捐款已有65万元，占当时已募集的捐款一半左右。
香港大学于1912年9月正式开学，聘请原任设菲尔德大学副校长的东方学家伊律为副校长。由于校长例由港督兼任，伊律实际上负起校长的日常职责。在学院设置上，初时有医学院和工学院，次年成立文学院。第一届学生仅72名，其中工科学生31名，医科21名，文科20名。
二战以前，曾有一批内地青年或华侨学生前往香港入学读书。他们一般事先在港大读本科，打下较好的专业知识基础后，再前往英美等西方国家深造。这批学生人数不多，但学成归来后多数成为国内文教、卫生及科技界有影响的人物，对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中间，有原中华医学会会长林宗扬教授，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教授，原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教授，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等。
1946年10月，中共和民主人士在屯门蔡廷锴将军别墅创办一所大学——达德学院，设有商业经济系、法政系、文哲系和新闻专修班，由大批知名学者出任教授。1949年2月，该校被港英当局关闭。
二战以后，受到新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香港教育发展迅速，逐步实现普及教育，建立了以智力投资为主导的、适应本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也得到较快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宣告成立，则新亚、崇基和联合3家书院组成。其第四家书院逸夫书院则于1986年建立。为使学生掌握现代科技，以推动香港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香港科技大学于1991年设立。香港的高等学校还有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公开大学、树仁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珠海学院等。香港的高等学校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
目前香港实施9年义务教育。港府在1978年将义务教育扩展到初中三年级。1997年，有41万余名学生在748所小学就读。大多数小学以中文作为教学语言。香港的中学分为文法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先修学校、实用中学及技能训练学校等五类。1997年有文法学校442所，学生41万余人；工业学校19所，学生1.9万人；职业先修学校27所，学生2万余人。
2 报刊
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英国殖民官员、商人和传教士懂得报刊在影响舆论和传播政治、商业信息方面的重要作用。19世纪时，香港陆续有若干种英文报刊出版发行。
香港的第一份英文报刊《香港公报》（Hong Kong
Gazette）于1841年5月1日出版，距英军强行在香港岛登陆，仅有3个多月的时间。这份报刊半月一期，每期四页，主要刊登英军的告示，也刊登一些有关广州和澳门的资料。
1842年3月l2日，《中国之友》报（Friend of
China）创刊。3月24日该报与《香港公报》合并，改称《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
1845年2月20日，《德臣西报》（China
Mail）创刊。《德臣西报》最初也是一周出一次。该报历史悠久，一直办到1974年8月才停刊。
1857年，香港第一份英文报《孖剌报》（Daily
Press）问世。该报除星期日以外，天天出报。《德臣西报》受其影响，也改为日报。
早期英文报刊在不同时期与香港政府曾有密切的联系。但报刊编辑抨击香港政府腐败行为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主编塔兰特（Wiliam
Tarrant）曾多次撰文抨击徇私舞弊的政府官员，并因此遇到许多麻烦。
《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是近代中国出刊较早的中文期刊之一，是英国伦敦传道会所属英华书院印刷的月刊，1853年8月1日在香港问世，每期印数3000册，在香港及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销售。
《遐迩贯珍》刊载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章，涉及方面极为广泛：政治学方面，有《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等；文学方面，有《伊娑菩喻言》（《伊索寓言》）及介绍英国诗人米里顿《乐园之失》（弥尔顿《失乐园》）的文章；历史学方面，有《英伦国史总略》、《佛国烈女若晏记略》（即圣女贞德传）、《马礼逊传》等；地质及地理学方面，有《地形论》、《地质略论》、《地质论》、《磐石方位载物论》、《西程述概》、《地理撮要》、《地理全志》等；天文学方面，有《彗星说》、《地球转而成昼夜论》等；生物学方面，有《生物总论》等；医学方面，有《身体略论》、《全身骨体论》、《肌肉功用论》、《脑为全体之主论》、《泰西种痘奇法》等；物理学方面，有《热气理论（论冷热表）》、《热气理论（论热长物）》等；工业方面，有《火船机制述略》、《玻璃论》等；灾害学方面，有《补灾救患普行良法》。《遐迩贯珍》对在中国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香港中外新报》是世界上第一家用活体铅字排印的中文报纸，堪称近代中文报业的嚆矢。该报前身为《香港船头货价纸》，大约出版于1857年11月3日。该报对商业信息比对其他新闻更加重视，反映出该报作为商业报纸的特点。
1872年《德臣西报》译员陈蔼廷创办《华字日报》。《德臣西报》称《华字日报》为第一家“完全由当地人管理”的中文报纸，但该报早年对英文报纸仍有较大的依赖性，不仅内容多译自英文报纸，印刷发行工作亦由《德臣西报》担任。
《循环日报》是第一家能够反映香港华人舆论的报纸。1874年2月4日创刊。陈蔼廷任该报总司理，王韬任主编。《循环日报》创刊时，香港其他两家中文报纸都是隔日出版，王韬却坚持除星期日外按日出版，名实大体相符。
《循环日报》完全由华人出资和经营。王韬对当时香港和上海其他中文报纸的状况感到不满。他在《倡设日报小引》中指出：这些报纸“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他在《中华印务总局倡设〈循环日报〉通启》中自豪地宣称：“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王韬明确提出，他办报是“以中国人论中国事”，“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他还指出：“日报有裨于时政”，“报中所登之事，无非独抒管见，以备当事者采择而已”。这说明王韬办报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近代舆论意识。
今日香港的新闻事业非常发达，1996年，香港有38家中文报纸、12家英文报纸。一座城市有这么多的报纸，在世界上少见。香港政府不直接办报，香港所有的报纸都是以商业方式经营。各种不同的报纸每日发表不同的看法，反映不同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观点，多种政见并存。1996年，香港有625份定期出版的刊物，除时事新闻刊物和专业刊物外，娱乐休闲的刊物占了很大比例。
3 文学艺术
20世纪初期香港与上海是中国两大电影制片中心。19l3年，华美影片公司在香港拍摄的《庄子试妻》，与同年在上海拍摄的《难夫难妻》，是中国最早的故事片。女主角由黎民伟反串，配角严珊珊是中国电影界最早的女演员。1923年，黎民伟及其两位堂兄在铜锣湾创办了民新影片公司。他曾北上为梅兰芳拍片，并为广东革命政府拍了许多纪录片。抗战初期，黎民伟在上海将这些珍贵的纪录片，剪辑成长达1万尺的大型纪录片《勋业千秋》。
1927年2月，鲁迅应邀赴香港，在香港青年会做了题为《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次讲演，打破了当时香港文坛的沉闷空气。1927年前后，香港的主要报纸出现纯粹的新文学副刊。1928年，香港“新文坛第一燕”——文艺刊物《伴侣》半月刊创刊。
30年代初，一批留学外国的中国画家陆续来港，开创了油画创作的新局面，其中以李铁夫的成就最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批文化人南下，给香港文化带来了新鲜空气，香港成为战时文化中心。文化人南下分为前后两次，第一次是抗战初期，第二次是皖南事变后。
茅盾、叶灵凤、戴望舒、萧乾、杨刚、陆浮、夏衍等分别在《立报》、《星岛日报》、《大公报》、《华商报》主编名家如林、有水平的副刊。当时出版的文艺性杂志有《大风》（陆丹林主编）、《时代文学》（端木蕻良主编）、《笔谈》（茅盾主编）等。非文艺性的刊物有《时代批评》（周鲸文主编）、《世界知识》（金仲华主编）、《大众生活》（邹韬奋主编）等。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两年多时间做了许多工作。1935年秋，中国著名文学家许地山出任港大中文系主任，1941年8月在香港逝世。他对港大的教学改革和香港的文化风气产生过很大影响。1938年2～12月、1941年3月～1942年1月，中国著名文学家茅盾两度到香港，他的长篇小说《腐蚀》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1940年底，女作家萧红到香港，1942年初逝世。她的重要作品《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第二部都是在香港完成和发表的。
1938年，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丁聪、郁风等画家拿起画笔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现代中国漫画展览在香港展出。救亡漫画宣传队编辑出版《日寇暴行实录》。
1937年，电影界的救亡组织——华南电影界赈灾会在香港成立。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拍出15部粤语抗战片。1937年年底，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一批电影工作者南下，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等抗战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南来的著名文化人大部分返回内地，同时有一批对新政权抱有疑惑态度的文化人南下。在香港文坛内部，一度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对立。
随着香港社会的工业化，经济迅速发展，一批带有强烈本土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产生了，刘以鬯的《酒徒》、侣伦的《穷巷》（又名《都市曲》）等就是有鲜明香港本土特色的代表作。《酒徒》还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香港是世界上除中国内地以外最大的华语电影生产基地，年产电影100多部。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组织邵氏兄弟公司拍片。该公司被称为香港的“电影王国”，出品最多。邵氏一炮打响的影片是林黛主演的《江山美人》，李翰祥导演。此片开始了香港电影的黄梅调时代。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巅峰之作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邵氏拍片的另一个重点是武打片。这方面的大师是张彻。他40年拍片近百部，八成以上是动作片。清水湾的邵氏影城规模庞大。
1970年，邹文怀创立嘉禾公司，推行独立制片人制度。嘉禾先后拍红了李小龙、成龙和许冠文等明星。嘉禾向国际市场发展，投资在美国拍片《忍者龟》，获得成功。
银都机构是在50年代著名的“长城”、“凤凰”、“新联”和80年代的“中原”4家公司的基础上组成的，拍摄了《少林寺》、《南北少林》、《少林小子》等少林三部曲，影响很大。
港英当局对文化事业长期抱着“消极不扶持”的态度（对某些进步文化活动还往往给予压制）。进入70年代以来，由于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也由于60年代后期受到社会政治动荡的猛烈冲击，为了争取民心，继续维护其殖民统治，也为了增强香港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他们才开始关注文艺体育活动。这客观上有助于香港多元化文化的发展。
1973年，举行第一届香港艺术节。1974年，半职业的中英交响乐团扩大为职业的香港管弦乐团，成为香港第一个职业艺术团体。1976年起举行亚洲艺术节，每两年一届。1977年香港中乐团、香港话剧团成立。1977年起，举行香港国际电影节。1977年，香港艺术中心成立。它拥有自己的演出、展览和练习场所及艺术资料和资讯中心。1978年，香港芭蕾舞学院成立。1979年，香港芭蕾舞团及城市当代舞蹈团成立。1979年起，市政局公共图书馆举办中文文学周。1977年，联艺公司成立。1986年起，由它主办中国地方戏曲展，1992年扩大为神州艺术展。15年来，它先后组织内地417个演出团体，13000多名表演艺术家在香港演出了2000场，观众达200多万人次。1981年，香港舞蹈团成立。这是香港唯一演出中国民间舞蹈的职业舞蹈团。1984年，民间团体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成立。1989年中英剧团成立。
八 香港的社会问题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贪污、娼妓、赌博、吸毒与贩毒和黑社会等社会弊病，曾经长期困扰着香港社会。
1 贪污
香港社会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拜物教盛行，不少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享受。此外，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长期以来政府高级官员几乎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政治制度又不民主，没有人能够对他们进行及时和有效的监督。由于上述原因，贪赃枉法作为香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来已久。
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有案可稽的贪官是威廉·坚（W.Caine）。香港岛上有一条很长的街道——坚道，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坚是英国人统治香港初期的首席裁判司。他利用一个名叫卢亚景的华人当走卒，向商人和海盗索取贿赂。卢亚景自恃有首席裁判司撑腰，趾高气扬，得罪了几名英商，英国人便向法院控告。在要正式开庭调查之际，卢亚景忽然“失踪”了，调查工作无法进行，只好宣布威廉·坚被控的罪名不能成立。那个告状的英国商人反过来因“诬告”既被罚款，又要坐牢。威廉·坚的贪污行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后来反而得到升迁。在1858年11月和1859年5月，他先后两次被委任为护理总督，代理行使香港总督的权力。
威廉·坚之后又一个大贪官是高和尔（D.R.Caldwell）。他于1846年担任副警察司，1856年又被任命为华民政务司。高和尔索取贿赂的手段与威廉·坚如出一辙。牵涉高和尔贪赃受贿的重要案件有杜亚宝案件和黄墨洲案件。
1847年4月，商船“加路连”号及“柯美加”号驶经尖帽湾时，遭到海盗截击，船员全部遇害。高和尔逮捕了3名嫌疑犯，但定罪的证据不足。这时杜亚宝因另案行劫被捕，高和尔授意杜亚宝出庭作证，指控这3人是他参与尖帽湾海盗案的同党。审判官认为证词疑点很多，但陪审员认定3被告海盗杀人罪成立。杜亚宝因此事立功获得释放，高和尔利用他充当破获海盗的眼线人，敲诈勒索，受贿收规。捕获海盗后，仅以杜亚宝的只言片语为证。他说是，虽良善难冀超生；他说非，则真盗也可幸免。例如，1847年10月，杜亚宝向船民沈亚熙勒索80元，沈倾箱倒箧如数给他。沈亚熙曾向高和尔密报此事，因为高受了贿赂，对此事置之不理。第二年1月，杜亚宝又向沈亚熙勒索100元，声称这是转送给高和尔的。沈实在无力拿出这笔在当时说来数额很大的款子，杜便诬他为尖帽湾海盗，将其逮捕。直到杜亚宝索贿罪行败露，被判处3年徒刑，沈亚熙才获得释放，但此时他已被无辜关押3个月。
黄墨洲原来是清政府派往香港的侦探，与香港政府许多官员过从甚密，暗中又与海盗来往。天地会势力强盛时，他又替他们在香港招募士兵。这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投机人物。1857年7月，香港政府得到密报说，黄墨洲店中窝藏盗赃，派大队警察前往搜查。结果在店内起获从某货船被劫来的大批食糖。此外，还搜出一些簿册文据，里面有高和尔的名字。署理辅政司布烈治派警察司梅和监狱司英吉利士审查此事，结果发现黄墨洲簿册里有与高和尔往来的钱款数目，高和尔与黄经营的业务有关，他们还按中国习惯结为异族兄弟。布烈治是高和尔的老友，派大员进行审查，不过是装模作样，心里想的却是官官相护瞒天过海。不料结果适得其反，他斥责梅、英吉利士二人蓄意诬陷，排挤上官，妄图取而代之。他将有关簿册尽行焚毁，洗脱了高和尔的贪污罪行，仅将黄墨洲判刑了事。
1858年初，香港律政司（总检察官）安士迪弹劾高和尔，列举了他玷辱官绅、自营娼业、包庇盗匪、以妓作妇、包办妓院及娼妓牌照、私通盗党、听信谗言、假借权威、为匪作保、沟通海盗、蒙蔽上官、合伙分赃、容庇犯妇、释放海盗、广置私产、私营丑业、纵容戚属、收取昂租、加入秘密社会、公行贿赂等19条罪状。
当任总督包令袒护高和尔，对安士迪的检举数月置之不理。安士迪愤然将事情经过上报英国政府。包令见事情闹大，只得下令组织5人审查委员会受理此事。在审查委员会质询时，署理辅政司布烈治大放厥词，攻击律政司安士迪制造谗言，安士迪则将对方黑幕一一揭露。双方唇枪舌剑，争吵不休。包令组织的审查委员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在审查报告中断定所列19条罪状，其中8条事实俱在。但审查委员会认为高和尔的犯法行为，出于一时过失，若给予革职处分，则处罚过当。香港总督包令对审查结果十分满意，声称这一裁决澄清了高和尔的问题，是对安士迪制造流言飞语的谴责。他控制下的行政局还通过决议，指责安士迪多次以谩骂在正式场合引起争吵，声言他的意见经常判断失误、狂妄偏激。但安士迪没有屈从于包令的压力，继续指控高和尔，要求进行公正的审判。英国学者安德葛在《早期香港人物传》一书中认为：“安士迪是一个非凡的人物。由于主动承担任务，要在香港摒除一切陋习，揭露一切贪污腐败行为，他给自己找了许多麻烦。”1859年1月，安士迪被迫离职返回英国。但香港反对高和尔的舆论并未平息。后来，英国政府指令新任香港总督罗便臣继续审查高和尔的问题。高和尔见势不妙，拒绝传唤答询，辞去职务逃之夭夭。1861年9月，行政局公布审查结果，指出高和尔与盗党黄墨洲交结，证据确凿，玷辱官声，应依法给予革职处分。但此时高和尔早已离职，香港政府只是说说了事，并未给他任何处分。
早年英国法律对于公务人员渎职受贿，如果没有专章规定刑罚的，得予以罚款处分或监禁而免除劳役。1869年以前，在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也适用此项规定。后来，英国修改了公务人员受贿处分法制，没有专章规定刑罚的，最重刑为1年以下监禁，充苦役或免除苦役，视案情轻重决定。于是，香港政府于1869年订立第二号刑事诉讼条例，其中包括贿赂刑章。由于香港政府按照英国法律，对贪污受贿罪处罚极轻，助长了一些官员的贪欲，使贪污之风盛行。
1897年6月21日，香港警方破获一起私开赌馆大案。主犯岑某集合巨资，贿通警员，设总机关于上环东街，在邻近的华里、西街、长兴街、四方街等街道开设赌馆多处。线人郑安向警察司梅轩利告密（一说为某状师侍役阿良因敲诈未遂而告密）。当时适逢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祝典礼，香港许多重要警员都返回英国会操，岑某耳目不如往常灵通，梅轩利出其不意带人前往搜查，起获典质的财物、珠宝、首饰，其中不少属于赃物，还从夹壁墙中搜出簿册，载有受贿人姓名、职务的详细名单。这一案件牵涉极广，英籍帮办、警官、华民政务司署首席书记、洁净局帮办以及西警、印警、华警、通事等100余人，因受贿有1人被判刑，其余被革职。
因为这一轰动全香港的大案，香港才正式有了反贪污法。1898年2月28日，香港政府公布了第三号法例《贿赂轻刑治罪条例》。该法例第三条规定受贿的贪官，得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款500元以下。第四条是对行贿者的处分，也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及罚款500元以下。这是香港首次把贪污行为当做共同犯处理，即行贿与受贿同罪。
进入20世纪以后，香港官员的贪污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谭炳训在1937年出版的《香港市政考察记》一书中写道：“香港警政之腐败，亦不容讳，作者曾与香港警察总监金君有两小时之谈话，彼亦坦然表示香港警察外表虽好，仍须努力改进也。水上警察在码头上勒索上船旅客，尤为人所共晓之事。”香港贪污现象严重，只是大家习以为常，不大声张。偶尔发现有人要钱要得太过分，通常只是采取内部行动，请他自动辞职或提早退休了事，就70年代揭露出来的洋贪官韩德（E.Hunt）、葛柏（P.Godber）来看，问题确实严重。他们每人贪污的金额都有数百万港元。《韩德回忆录》第一章毫不隐晦地说：“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警察都贪污，‘收规’是生活中的一环，就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那样的自然。”该书中译本的“前文提要”写道：“韩德也提到搭巴士（公共汽车）的故事，这和《百里渠爵士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中所述的完全相同，那就是：‘贪污像一辆巴士，你可以登上去，就变成了富翁；你可以跟在它的旁边走，知道它的存在，但不告发它；或者你站在它的前面，就包保被辗得片片碎。’”
1973年香港通货膨胀以后，经济一度走下坡路（股市狂泻），民心浮动。韩德、葛柏贪污事件揭露出来以后，广大市民对贪污行为的不满达到高潮。各大报章纷纷加以抨击，青年学生发起反贪污、捉葛柏运动，先后组织两次大巡行，一次维园示威集会。为了安定局势，缓和社会矛盾，香港政府于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其任务是“肃贪倡廉”。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做了许多工作，对揭露和抑制香港的贪污行为起了一定作用，获得许多市民的好评。
很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内地在惩治贪污方面取得的成就，曾对香港的廉政建设产生过影响。1975年，香港廉政专员姬达（Jack
Cater）曾说：“假如纵容贪污及贪污分子公开地、广泛地滋长，致使社会道德沦丧，诚实守法的市民受害，我们的社会断不能确保安宁，市民的福利更无法保障。在香港，这一切均应以中国的情形作为参考。无可否认，中国之能够把贪污从社会多方面铲除，对香港很多年青人实有重大的感染力。”
2 娼妓
在把一切都视为商品，把人与人的关系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娼妓问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社会问题。100多年来香港妓院的变迁史就是明证。
香港娼妓的出现由来已久。在香港开辟为商埠以前，澳门是中外贸易的一个中心，到澳门的中外商人在那里可以找到妓女。英国强占香港岛，将其辟为商埠以后，澳门许多妓女纷纷来到香港。香港的妓女从开埠初期就存在。
1845年初，香港英国当局发觉警察有收受贿赂、包庇娼妓的行为。进行调查以后，他们认为事实确凿，但属于“娼家情愿缴纳，而非出于勒索行为”，因而对警察不加追究。后来当局决定由警察公开征收妓捐，用来开办花柳病院。根据当年6月性病医院的报告，全港有妓院31家，每家月捐5元；有妓女100多人，每人月捐一元半（当时一元钱可买几十斤白米）。该医院到1847年停办，两年时间妓捐收入数目很大。当时香港社会人士（主要是西商会会员）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项税收没有得到英国法律许可，不是正式税收；此外，每月妓捐用作病院开支的仅属少数，大部分支出用途不明。1847年，英国议会派人到香港调查此事后，通知香港总督德庇时，由他下令取消征收妓捐的办法。
妓捐是停止征收了，但妓院并未被取缔，而且越办越多。驻港英国海军司令发现英国军人和海员患花柳病的人数与日俱增，于是向香港政府建议颁布法例，控制性病流行。香港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857年11月24日公布了《检验花柳传染病条例》。此后，又于1864年1月19日建立西营盘海员宿舍，专门收容患性病的海员。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性病流行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1867年7月23日，英国殖民部谕令香港政府重订了《取缔花柳传染病条例》，规定实行妓女登记、检查身体等事宜。1879年11月18日，香港立法局又决定向妓院和妓女征收营业牌照税。从此，卖淫行为在香港进一步地公开化、合法化。当时负责发放营业牌照的是华民政务司高和尔，他借发放牌照之机，大饱私囊，广置房产。
自从有了妓女凭牌照营业的制度，香港的妓女便有了公娼与私娼之分。有牌照的叫做公娼，她们经常被迫验身，因为妓院老板（事头或事头婆）怕她们染上性病，降低了身价，影响妓院榨取钱财。当年香港的妓院又有大寨（高等妓院）和细寨（中等妓院）之分。大寨集中在水坑口，细寨多在荷李活道。大寨是只有富商阔少才有资格光顾的场所。因为到那里寻欢作乐必须饮宴，一掷数百金，排场很大。大寨的妓女分为三种：①琵琶仔。这是十四五岁的雏妓，通常是贫苦人家的少女。鸨母把她们当做待价而沽的摇钱树；②半掩门，又称尖先生，意思是不大不小的妓女，通常是琵琶仔接过客人以后，看上去还是少女，其实已是“大人”，所以叫尖先生，她们是鸨母的高价摇钱树，不公开接客，所以叫半掩门；③老举，广州话称妓女叫老举，“举”是“妓”的转意，她们是公开接客的正牌妓女。至于细寨的妓女，日夜都接客，日间收费2元，夜间收费4元，所以细寨又叫二四寨。私娼是无力交纳营业牌照税的妓女，她们的处境比公娼更悲惨。她们的活动地点多在横街窄巷的住宅楼宇里，旅馆客栈里，甚至在海边小艇上，每次出卖肉体的代价不过是几毫钱。她们往往与正当居民杂居，有的嫖客深夜喧闹不止，搅得四邻不安。
早年的妓女又有西洋娼、东洋娼和中国娼之分。西洋娼是指外国妓女或专门接外国嫖客的中国妓女。活动地域在荷李活道与加咸行之间。东洋娼是指日本妓女，集中在湾仔的舢舨街。中国娼则分布在港岛的水坑口与九龙的油麻地两处。到20世纪初，港岛西北部石塘嘴（今屈地街至坚尼地城一带）填海工程完成以后，该地区仍然比较荒凉。香港政府想利用妓院促成那里的“繁荣”，便于1903年下令将水坑口的妓院迁住石塘嘴。从1910年开始，石塘嘴成为全港闻名的妓院区，号称“塘西风月”。
因为受到英国法律的影响，香港总督贝璐于1932年宣布禁娼。所有西洋娼及东洋娼，一律要在当年6月30日停止营业。对于中国娼妓，则以3年为期，逐渐施禁。
早年香港的酒楼菜馆与妓院关系十分密切。1932年香港政府明令禁绝娼妓，影响了饮食行业的生意。石塘嘴的六大酒楼于1934年4月18日联名向香港总督请愿，要求“给予一线生机”。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窃敝同业等在远年操业，多丛聚于上环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该地繁荣过剩，其时西环石塘嘴尚在僻隅，为因地制宜起见，乃有明令饬上环水坑口所有娼寮克日西迁之举，而酒楼生活，本与相依，故亦随娼同时播越。从此筚路蓝缕，乐业安居，其间经历三年，情况地方，逐渐繁荣。彼向日常人所不轻履之地，其时已冠盖而往，彀击肩摩；昔日芜秽不堪之屋宇栈仓，其时已美轮美奂，陆续建筑崇楼杰阁。即跨越水坑一段阔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扩而大之，瞻视一新，殊为埠上生色不少。”“综核石塘嘴全盛时代，有大小酒楼十八家，约雇用职工一千有余。娼以字号计，大小有五十余家，约容妓女二千余人……其时住宿充满，居民住户从无空歇。”请愿书的上述内容反映出当时酒楼、妓院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反映出石塘嘴妓院区畸形繁荣的情景。
从1935年6月30日起，香港所有的妓院似乎都遵照禁令停止营业了。但是，娼妓并未绝迹。有的妓院转到广州和澳门继续营业；有的则改头换面，以“导游社”等合法的面貌继续存在。鲁言在《香港娼门沧桑》一文中写道：“1935年7月开始，港九各区开设了很多‘导游社’，这些导游社不少开设在闹市之中，如德辅道中，皇后大道中等。导游社的设备，如同二四寨，一层住宅楼宇，间了六七间房，每社有六七位姑娘，好此道者到了里面，名义上是找姑娘出街导游，实际上是在房中‘卧游’。”“导游社是香港娼妓史中一件怪物，这怪物后来产下很多‘怪胎’。直到今天，各种形式的娼妓事业都是从导游社脱胎出来的。”
导游社的营业性质本来是带领游客到香港各地游览，并没有色情的成分。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客人可以到导游社选“导游女”，也可以从旅馆或俱乐部打电话召唤她们。客人给导游社的只是叫“导游女”出钟的钟钱，每一个钟一元，两个钟起价，每次至少两元。“导游女”负责给客人按摩松骨，若要干不道德的行为，要和“导游女”讲价钱，一般六七元即可。这种导游社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年香港取缔导游社以后，经营者转入地下活动，仍然称为“社”，社内的妓女称为“社女”，又称“应召女郎”。客人一般是在旅店开房间，打电话到“社”召妓，所以叫“应召女郎”。
战后，有些色情架步还以“浴池”的形式出现。香港早就有许多上海式的浴室，本是正当的沐浴场所，那些经营色情架步的老板，偷梁换柱，借浴室之名，行妓院之实。这是60年代初才出现的现象。客人上门以后，“池女”表面上只是按摩松骨，实际上却干着不正当的事情。在1977年的“大扫荡”以后，这类“浴池”才减少了。从70年代初起，在香港又先后出现了许多名为“健康中心”、“蒸汽浴中心”、“娱乐中心”、“伴游服务社”等五花八门的色情架步。这些不过是当年导游社的变种。据施应元教士1974年4月所做调查，单在九龙油麻地一区内，便有色情架步327间，全区只有1座大厦没有架步。妓女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1971年全香港约有妓女2万人，而1974年已增至十几万人。
在香港的保护妇女条例中，对妓院的含义，有这样的说明：“娼寨意指房舍、房间、船艇，或其他地方，有妇女二人或二人以上住居或出入作出娼妓卖淫之用。”许多经营色情架步的人便钻这个空子，威胁利诱一些年轻女工、学生，贫苦妇女，在报刊上刊登广告，以征友为名从事卖淫活动。“征友女郎”居住的地方只有她一个人，“一楼一凤”就算是合法的。在香港一些街道上，曾经有一些灯光招牌，上面写着“法国鬼妹”、“韩国妹”、“台湾妹”、“全部玉女日夜服务”等字样，这些地方都是妓女出卖肉体的场所。
香港地区色情架步的活动引起香港社会有识之士的忧虑。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会的青年学生在《剖香港》一书中，曾经严肃地指出：“妓女所受之压迫是悲惨的，日夕卖淫，受尽玩弄，而且很多受黑社会操纵，欠下他们的金银，摆脱不开。妓女出身低下阶层，其堕落当娼当然是有经济的原因，但也有心理的因素。当娼是很多妓女换取物质享受的代价。娼妓的消遣，亦使嫖客深受心理上的残害。他们抱着‘占有’、‘欺骗’女性，在其身上尽情发泄而不用负责任的态度。这种单方面的逞欲逞能、自私地玩弄对方的行为，虽然带来转瞬间的欢娱，但很易培育一套视女性为单纯满足性欲的工具的观念。难道人的本性喜欢如此盲目的本能发泄？这种欲望的形成有没有一些社会背景？”
3 赌博
香港开埠初期，谋生十分艰难。当地一些居民存在靠赌博侥幸获得温饱的心理。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唔赌就穷实，赌就输实。”意思是：不赌就穷定了，赌就输定了。言外之意，反正没有好结果，还不如去赌，或许能侥幸赢些钱。这是当时赌风盛行的反映。
香港政府于1844年颁布禁赌条例，规定凡聚众赌博、招人赌博，罚款200元。警察奉票查禁赌博可以破门入屋。但是，禁赌条例颁布后，番摊（赌博摊子）盛行，赌馆林立，赌风有增无减。出现这种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的香港政府并非诚心禁绝赌风，它关心的其实是征收罚款、增加库房收入。另一方面，警察在查禁赌博中权力很大，他们中间不少人乐于借机贪污受贿，也不会认真禁赌。
当年警察收受赌馆贿赂的案件屡屡发生。1855年5月5日，香港中央警察署内，一名华籍职员与一名杂役发生口角。那名职员知道对方平时收受赌贿，一气之下便向警察司梅告密。香港政府委派华民政务司高和尔查办。结果，一名赌馆老板被捕，承认曾经贿通高等法院裁判署、警察署杂役共4人。查核赌馆收支账目，发现确有支出贿款的证据，只是没有列出受贿人姓名。但是，开庭审讯时，赌馆老板又推翻前供，否认行贿事实。结果，这家赌馆被查封，4名涉嫌杂役却以“证据不足”获得释放。1856年8月25日，警官兰度夫因私自释放赌馆人犯被控于高等法院。他在法庭上直言不讳地供认，这是当时的习惯。捕获赌犯以后，只要他缴纳10元或5元贿款，就可以获得释放，不用解案究办。此案发生以后，根据律政司安士迪的提议，香港有关当局规定在警察制服的衣领上，钉上他的编号，使市民发现索贿等问题以后，便于投诉。后来编号又改钉在肩上。
1867年5月22日，在香港立法局的例会上，议员域陶提出有效地制止赌博的提案。立法局当然主席、香港总督麦当奴在讨论中认为，暂时没有重订禁赌条例的必要。问题不在条例本身，而在警察奉行不力、办理不善。人民乐于赌博，主管人员又贪污，法律很难有效地进行制裁。接着，域陶提出建议说，不如寓禁于征，准许缴纳税饷，领取牌照开赌，用来应付目前的困难局面。麦当奴含糊其辞地表示，制定规则，实行管理，要比现行的禁赌办法为佳。当年6月17日，立法局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该条例第十八条的大意是：本港地方赌博盛行，现行的禁赌条例，未能收到肃清之效。为了取缔和逐步禁绝赌博，特授权总督随时制立规则厉行禁绝，或采取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务期达到肃清赌博的目的。
上述条例授权香港总督采取有效方法“限制及管理”赌博，麦当奴的“有效方法”就是采纳域陶的建议，使赌博合法化。麦当奴授权警察司发放赌馆牌照，由警察司及华民政务司招商承投赌饷，结果有12家赌馆投得。这些赌馆分布在西营盘、荷李活道、大道中、基利文旧街、湾仔等处，每家每年缴纳赌饷1万元。当年7月1日，这些赌馆公开营业那天，像其他商店开业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赌馆门口都垂着蓝布门帘，门外有伙计招徕赌客，高喊：“发财埋底便。”（意思是：想发财的，到里面来。）营业时间由上午6点及9点开始，一直到更深人静。前往赌博的起初只是华人居民，后来外国人和驻港英军也相继前往，一时间门庭若市，乌烟瘴气。
香港社会人士，特别是教会人士，对麦当奴赌博合法化的政策大为不满。当年7月24日，牧师查尔·华尔以及包括伍廷芳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香港总督，对《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中关于赌博的规定提出批评。他们在信中说：从条例的名称看，人人以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风化的善政，不料适得其反，成为奖励赌博、妨害社会秩序风化的工具。这项措施决不是英国法律能够容许的。其目的并不是禁赌，而是以公开方式促进赌博，另有所图。要知道中英两国法律都认为赌博是不合法的。7月29日，麦当奴写信答复说，政府此项措施，是为了管治非法赌博和取缔警察索贿。第二天，他在立法局会议上宣称，这次招商承饷的目标，除了统制赌博及取缔警察索贿，政府方面在1868年度可增加税收10万元。这最后一句话算是道出了实行赌博合法化的真正动机。
赌博对香港南北行的生意影响很大。一些到香港购买洋货的商人，在赌馆内将货款输光。有些运土产到香港来的商人，原本可以办运洋货返回内地，也将销货款输得精光。1868年5月，香港总商会上书香港政府，指出自公开赌博以来，商务大受影响，要求立即下令禁止。香港政府实行赌博合法化的理由之一是制止私赌。但是，实行的结果，开设私赌的人，因为得到有势力者的包庇，不见绝迹。承饷的赌馆典质贼赃与其他违法行为也不断发生。1870年间，按察司史美尔受理这类案件多起。他曾当庭发表意见，反对赌博合法化的办法，指出自弛禁以来，地方上刑事案件及犯罪人数都有增加，在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香港赌博弛禁。
英国政府对香港政府赌博弛禁一事采取纵容的态度，面对种种反对意见，它只是表示今后香港赌饷不得并入正当税收项下，由香港政府另行保管、另行支配即可。香港总督麦当奴有恃无恐，于1871年1月12日再次公开招商承饷，地点在香港政务署。结果，何亚锡用显南行的名义，以每月15800元的最高价投得。当年赌税合计189600元，比前一年多3万元。正当香港政府为赌税增加洋洋自得之时，当年2月，全港市民发起了请愿运动，所有商号都在请愿书上盖了章，上书英国政府，要求禁赌。同年5月，总商会也上书殖民地部，历数赌博坑害百姓、影响商务的事实。这两份请愿书都被麦当奴扣压。麦当奴还利用休假的机会，跑回英国四出游说，希望维持弛禁的现状。但是，香港各界反对赌博弛禁的强大舆论是不可能长期封锁的，英国政府对此也不能不引起重视。与麦当奴本人的愿望相反，1871年12月他从英国返回香港时，带回来的是禁赌的命令。
麦当奴不得不推翻自己亲自制定的赌博合法化政策。为了避免出现尴尬的局面，他将禁赌的事交给辅政司柯士甸办理。柯士甸首先宣布，从1872年1月20日起，《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作废。
1872年4月24日，新任香港总督坚尼地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英廷及殖民地大臣命令他就职后，要把整顿警察制度和禁绝赌博作为两项主要任务。他在任期内，对于禁赌是尽了努力的，在1876年还修订了1844年禁止赌博条例。他表面上取得了成绩，实际上并未达到禁绝赌博的目的，因为赌馆又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了。当时成立俱乐部非常容易，只需向抚华道提出申请即可。按照俱乐部的规则，本来只准会员入场娱乐。但当时香港政府对华人的俱乐部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与检查办法，这就使赌馆老板有了可乘之机。那些名不副实的“俱乐部”主要是用麻雀牌（麻将牌）和天九牌进行赌博，实际是“麻雀馆”和“天九馆”。
坚尼地到任后不久，曾经发生过一起决斗事件。1872年7月，西班牙驻香港领事芝嘉与秘鲁驻澳门领事布因纳因赌债发生口角，争执不下，相约在当时仍归中国管辖的九龙城地方决斗。7月29日举行决斗那天，双方亲友均应邀到现场作为见证。芝嘉与布因纳相背而立，每人各执手枪一把，枪内各装子弹一粒。证人发布号令后，两人背脸各行走25步，然后同时转身开枪。结果布因纳未打中，芝嘉击中布因纳左臂。布因纳伤势不重，治疗一段时间后即告痊愈。香港高等法院得知此事后，认为决斗之风贻患无穷，便将他们二人拘传到法庭审讯，各罚款200元。这起决斗事件反映出当时赌风之盛，禁赌之难。
至今，某些赌博方式（如赌马、“六合彩”等）在香港仍有合法地位。
赌马是官督民办的赌博活动，也是香港市民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赌马的形式有独赢、连赢、位置、过关、孖宝Q、孖T、三宝、三重彩、六环彩等等。赌马需要较高的技巧，要有充足的资料，并善于思考。马会名义上是不牟利的慈善机构。它以总投注额的10.7%作为博彩税缴给港府，7.4%作为马会的佣金，余下的81.9%派给中奖的人。马会的盈利，除必要的基金和开支外，大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对港府而言，赌马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1976年7月，香港政府奖券管理局宣布举办“六合彩”，买“六合彩”，无需技巧，只凭运气，因而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每次开彩港府都先抽去总额的30%，用这种方式轻而易举地又开了一条生财之道。
4 吸毒与贩毒
毒品泛滥在香港由来已久。英占香港后近100年间，贩卖鸦片曾经是合法的生意。
英国侵占香港岛以后，为增加财政收入，实行鸦片专卖政策，允许自由吸食鸦片。据统计，1842年3月，不足万人的港岛“女王城”（后称维多利亚城）已有鸦片商号24家。在长仅1/4英里的一段皇后大道上，便有10家鸦片烟店。随着城市的发展，到1876年烟馆已达108家，另有鸦片包商及零售烟土烟膏者106家，合计214家。1881年，增加到222家。19世纪90年代初，在港岛维多利亚城华人社区每万人平均拥有烟馆8.56家。
早年香港的鸦片烟馆档次不同。一等烟馆是富商交际和消遣的场所，二等烟馆是贫苦烟民的天地。1892年维多利亚城有一等烟馆24家，拥有烟榻404张，平均每天接待客人1300余人；有二等烟馆100家，拥有烟榻1486张，平均每天接待客人5000余人；农村有烟馆8家，无档次之分。熬煮烟膏的烟局，有商办的，有官办的，规模大小不一。1883年港府在西安里开设的公烟局，每日煮烟大约2.5～3箱。
华人受烟毒的危害最深。19世纪90年代华人吸毒者达18000人，几乎占华人总数的8%。华人吸毒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但各阶层的比例并不相同。据1893年调查，处于社会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吸毒者约占其总人数的30%；商人比例略低，约占其总人口的10%。
鸦片价格昂贵。吸毒者如每人每天吸食1钱，每钱时价港币10仙，每月耗资至少3元，相当于一个苦力半个月的工资。收入菲薄的劳工阶层吸毒者无钱购买高级烟膏，只得吸食劣质鸦片甚至“二烟”（由烟枪中挖出的烟渣加工而成，亦称“二沙”）。
烟毒摧残了吸毒者的身体，扭曲了他们的人格，败坏了社会风气，使不少人走上了犯罪道路。19世纪60年代，香港在押犯有半数是吸毒者。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有人以帮助戒烟为名，给吸毒者注射吗啡。由于方法简便，收费较吸食鸦片低廉，吸毒者趋之若鹜。这实际上是另一种贩毒和吸毒方式。1893年4月间，港岛与九龙油麻地等处，经营此业者已达30余家，每天前往注射吗啡者达一二千人。吗啡作用大于鸦片，对身心健康的危害比鸦片更为严重。
1931年，香港政府宣布禁毒，鸦片买卖才转入半公开或地下状态。70年代后期以前，鸦片占据香港毒品市场的首位。70年代后期，海洛因兴起，取代了鸦片的地位。
据港府统计，1989年底，香港有吸毒者69000多人，其中经常吸毒的“惯性”吸毒者约39000人。但80年代每年有2900多个新吸毒者出现，特别是青少年吸毒问题严重。
70年代中期起，警方连续打击贩毒集团，但毒品买卖仍未禁绝，香港仍是国际毒品中心之一。以1995年为例，香港海关共破获23个贩毒组织，瓦解了10个海洛因稀释中心和9个包装中心，并查获95公斤海洛因、29.1公斤大麻和4公斤甲基苯丙胺，以及2万多片精神科药物。共有1144人因毒品罪行被检控。香港反对吸毒与贩毒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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