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新編 — Page 24

文,自修報考 A-Level(即後來的高級程度考試,也是當時的港大入學試)。右派
中學的畢業生,一般往台灣升學;左派的往內地升學。兩地都給香港考生予"僑
生"優惠待遇,因此一般都能進入非常不錯的大學。
但是左右派學校的政治色彩,則受到香港政府的許多限制。當時的教育條例
規定,校內不得作任何政治宣傳,因此左、右派學校都不能公開掛旗、掛像。兩
類學校因為升學而需要使用的台灣或內地課本,也只能暗地裡使用。由於當時香
港學校數目不多,左右派學校在政府眼中就頗為矚目,而左右兩派與香港政府的
關係也頗為緊張。
大致來說,左派感到香港政府的政治性限制是一種壓制手段,因此採取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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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態度。特別是50年代後期,在大躍進的氣氛影響下,左派學校有不少活動,多
少帶有示威性質。其中最突出者莫如1958年之"十校運動會",由左派學校聯合
舉辦,香港政府禁制舉行。而高潮則是1958年遞解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出境。
右派學校則感到地位下降,感到或則與左派平起平坐,或則被用作制衡左派
5 的工具。同時,由於台灣與英國沒有正式邦交,在公開場合又處處吃虧。但是另
一方面,由於歷史原因,右派教育界在香港政府的建制網絡中仍然有其席位,而
左派與政府則始終處於實質上的敵對狀態,各不相容。例如當時被公認為右派勢
力控制的香港教師會,每年都以職工會的身份接受政府象徵式的資助。右派控制
下的私立中文學校聯會(22)及私立中英文學校協進會,(23)則仍然是政府政策諮詢的
正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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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對左右派學校的敏感,後來因為資助學校的大量增加而略為下降;
而同時中文中學於70年代開始式微,也使有政治背景的學校在香港學校之中,不
再佔顯著地位。但是直至80年代末,香港政府仍然對左、右派學校採實質上的特
殊政策。例如左派學校畢業生一般不被政府錄用。師資訓練班一概不錄取左派學
校教師、官員到左派學校視學須特別備案、左右派學校一律不"買位",等等。
1991年,香港政府接納左派學校進入"直接資助計劃",才算真正承認左派學
校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佔一席位。同時,政府内部一切"封鎖"左派學校的做法也正
式解禁。而這時,右派學校已奄奄一息。香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治之結,才算
正式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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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間接促成了香港政府教育觀的轉變。香港人大多數來
25 自大陸各地,對祖國有着千絲萬縷的感情。50年代末的"三年災害",使新中國
政府在香港人心目中地位大降,但在短暫的困難時期過去,當"郵包潮"不存在之
(24)
後, 香港人仍然抱着期望的心情,沒有對中國內地政府抱有多大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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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當長時間以德明中學鄭潤材為代表。
(23)相當長時間以同濟英文書院霍逸樵為代表。
(24)"三年災害"期間,香港居民大量地、經常地向大陸親戚寄送糧、油郵包,以賑缺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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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5 60至70年代大規模新建的中小學大部分都屬於政府資助學校;而絕大部分中學是英文學 校。圖為 1969年創辦的禮賢會彭學商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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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TY OF HONG KONG
圖 12.6 70 年代是香港學生運動高峰時期,後來卻逐步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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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大革命"卻幾乎割斷了香港與祖國的一切聯繫。在"文化大革命"
中,大陸上的動蕩,使人民諱言"海外關係"。在最激烈的頭四五年,香港與內地
的溝通幾乎斷絕。而同時,1967年開始的"動亂",又在左派勢力與本地居民當中
造成了相當大的隔閡。
"文革"和"動亂",離間了香港居民與中國政府,使香港政府如釋重負。自 5
此,香港政府在教育方面,逐漸擺脫了防共的守衛心態,而逐漸走向香港本位的
意識形態的塑造。60年代末的"香港節",雖然不能算是極大的成功,但卻標誌
着香港本位意識的逐步建立。而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香港出生的新一代,
與早一代的香港人很不相同;他們開始以香港為自己的家,而不再把自己看成是
遲早要歸家的過客;他們有的甚至把中國內地看作為"鄰邦",模糊了祖國的概念。
在這一段時間大規模新建的中小學,大都屬於資助學校(當時稱為"津貼學
校"),中學則絕大部分是英文中學。這些學校的大量誕生,剛好配合了中國內地
的動蕩,強化了香港本位的意識形態,而使帶着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左右派學校
則變為不足道的少數。
不過到了1970年初,情況又有了新變化。經過了多年隔絕的中國內地,突然
在大學生之中引起了迴響。也許是由於全球性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也許是由於對
香港政府禁制接觸大陸的反響,香港大學學生在1971年破天荒地訪問了北京,後
來被稱為"北京第一團"。從此,打開了大學生討論政治的局面。
在 70 年代最初的幾年中,高等教育學生運動蜂起。口號是"認識中國、關心
社會",簡稱"認中關社"。而活躍的學生中,又分為認同中國政府路線的"國粹
派",以及以香港本位,對北京政府採批判態度的"社會派"。一度,各大專院校
的學生會都成為"國粹派"及"社會派"爭奪的陣地,而相當多的時候,"國粹派"
佔了上風,一時大學生中熟讀《毛主席語錄》、鑽研《紅旗》雜誌者,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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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的學生運動,在香港歷史上意義深遠。大專的學生運動不只打破了香
港與內地之間的隔閡,也打破了香港一直以來的政治冷感,而且也影響到中學生的 25
政治意識。港大學生舉辦的"中國週"展覽,引來了成千上萬的觀眾,而其中大部
分是中學教師、辦學團體、宗教團體組織中學生集體參觀。70年代香港的學生運
動,堪稱香港政治的啟蒙時期。之後約四十年中香港社會上的活躍分子,不論是
政壇、商界、甚至官員,不論是左、中、右,大都是70年代學生運動出身的。70
年代的學生運動,又為以後中國開放政策下的中港交流,打下了非常有利的基礎。 30
7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學生運動也隨即沉寂。由於一個時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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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AD
COMMUNITY YOUTH CLUB CANADA TOU
香港敎育害么
公益少年團加拿大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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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12.81980 年香港政府成立教育司(後改名為教育及人力統籌司 ),兼 管教育及勞工部門。上圖是陶建,下圖是梁文健,均為當時政府教育決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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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意識形態忽然崩潰,在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在這種情形
下,麥理浩的教育政策似乎也隨之不再把意識形態放在首位,而轉為強調適應經
濟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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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適應經濟發展的變化
1976 年,香港政府內部成立了一個小組,第一次嘗試用人力規劃(manpower
planning)的思路來制訂教育政策。隨後於1977 年發表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
書,(25)就是根據人力規劃的結果,否決了11年強逼教育之議,同時只為 50% 的中
三畢業生提供學位;其中並運用人力需求來論證學位的供求,(26) 使大專學額維持在
適齡人口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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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198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司(後改稱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兼管教育
及勞工部門;同年成立一個不公開的高等及工業教育檢討委員會,運用大量的數
據、人力模型,論證教育進一步的發展方向;同時,香港訓練局亦於1982年改組 15
為"職業訓練局",並且兼管原來分屬教育署及勞工署的工業教育(主要是工業學
院)和職業訓練(主要是職業訓練中心及學徒訓練計劃),並成立工業教育及工業
訓練署。
短短的六七年中,教育政策可以說是經濟掛帥,以滿足工商業人才需求為主
線,而且按人才的層次等級而塑造教育制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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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狀況並沒有維持多久。基礎教育的發展,也擴大了人們對教育的需求。
中三畢業的年青人,並沒有按照政策,也沒有按照人力市場的需求,而選擇其前
途。1981 年,首批完成九年強逼教育的學生之中,大約有90%升了學。(27)人力規
劃終於敵不過人們求學的欲望。1984年,政府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提議,
將
中三後的學位,由50%提升到84.6%,以適應當時的"社會需求"。由經濟掛帥的 25
人力供求,演變為以求學欲望為依據的社會需求(social aspiration),是香港政府教
育政策的又一次轉變。這次轉變有幾項原因。首先是教育內部的發展,基礎教育
(25)香港政府:《高中及專上教育:未來十年內香港在高中及專上教育方面發展計劃》,1977年。
(26)同上注,見第 5.9段。
(27)Education Department, Half-yearly Statistical Summary for March 1983, Table 2。此處計毛升學率。
(28)《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2.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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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了,就會水漲船高,帶來上一級教育的更大需求,也因而給擴展高中及專上
教育帶來壓力;其次,在1984年左右,由於中英談判,教育政策有點進退失度,
也因而有點自流,故順應了民情;第三,香港經濟也開始明顯轉型,第三產業發
展甚速,也要求青年人不只有中三的教育程度;第四,政府財政一直比較豐裕,
5 開支上無後顧之憂。當然,回顧起來,以香港這樣一個大都市,普及高中教育是
理所當然,也只是遲早而已。
到了1988年,情形又有了變化。1978年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規定往後
十年的高等教育學位,每年只增長3%,而當時的適齡青年入學率,不及2%。在
高等教育,香港政府一直的政策是"供應不足",即從不企求由本地院校負擔全部
10 人才的需求。而事實上,一直以來,香港的高級人才,也是由本地畢業生、回流
留學生和外來人才三方面組成,而由市場作自動調控。由於"供應不足",香港從
未出現過"畢業生失業"(educated unemployment);也由於人才的自由流動,香港
從來不擔心"人才外流"(brain drain),而"畢業生失業"和"人才外流"卻是當年
其他國家經常要關注的政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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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教育制度的不斷擴展,政府內部開始有了擴展高等
教育的計劃。1988和1989 這兩年,港督在施政報告中不斷加速高等教育擴展的速
度,直至要求1994年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18%。1988年以前的擴展計劃,可以
說還是謹慎的,即使到2000年的14.5%,也還是保持"供應不足"的基本狀態。
自1988年開始,則超出了供求的考慮,而在制定這項擴展時,看來沒有作經濟及
就業方面的考慮。1990年3月,香港政府公佈一項人力供求的推算報告, (29) 當時
的教育統籌司楊啟彥在公佈時說:"幸好這項推算說明現時的高等教育擴展是可行
的。"可見高等教育擴展是由於其他的原因。
一般認為,1988年的高等教育突然加快擴展,以及1989年的再加速政策,是
商界催促和政治考慮的混合產物。商界的催促,是由於擔心"九七"之後人才流動
25 不再暢順,香港學生可能不能往外地留學,而外地人才又可能不再在港工作,於
是希望由本地學府自給自足。政治考慮則是由於六四事件的衝擊,而英國人又深
信教育為民主之本,因而在發展高等教育的問題上顯得一往無前。但也因此,就
沒有考慮高等教育質素、畢業生出路、人才層次等等戰略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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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Hong Kong Government, A Statistical Projection of Manpower Requirements and Supply for Hong Kong,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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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後教育決策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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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於1947年4月首次開會。 1952年重
訂《教育條例》(Education Ordinance), 仍然肯定教育委員會為港督提供全港教育
政策的諮詢機構。
如前述,戰後教育較大的動作始自1963年的教育二人顧問團。二人是馬殊
(Marsh, R.M.)與岑遜(Sampson, J.R.),是英國漢姆普郡(Hampshire)的教育官。
以英國一個郡的教育官來作全港教育的顧問,也可以窺見當時香港這個殖民地與
宗主國的關係。以英國教育為模式,也可以說是當時的總政策。除了殖民地的
從屬關係以外,也還有認為英國教育制度是最優越的教育制度,因此處處師事英
國。實際上,英國當時的教育制度也處於全盛時期,還未出現後來的沒落。亦如
前述,馬殊、岑遜報告書成為1965年《教育白皮書》的基礎,也就是香港當年普
及小學教育的藍本。
直至港督戴麟趾任內,教育方面無甚風浪。決策權一般全在於教育司(即後
來之教育署長),教育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則都是香港政府一貫倚重的伙伴,如各
大教會、教師會等。
1973年由胡百全領導的教育委員會寫了一份教育綠皮書,並交民間作公開諮
詢。這是破天荒由非政府機構提出建議書,並且大張旗鼓地公開徵詢公眾意見。
顯然,當時教育委員會中的成員,大都來自傳統的優秀學校系統,不能領會麥理
浩大刀闊斧普及教育的精神。經麥理浩改組後的教育委員會,以利國偉為主席,
成員除保留各大教會代表外,尚有中學校長組織、津助學校組織、私校組織等的
代表人物,但都是以私人身份參加。比起以往的教育委員會,成員顯然是略為平
民化,但仍沒有真正的"草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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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委員會之外,政府通過教育署還逐漸創出了一套全面的政策諮詢架
構,建立了與各主要教育團體的諮詢網絡,對以後的教育政策制訂,影響甚大。 25
例如1978年取消小學升入中學的"升中試",而代之以一套複雜的"派位辦法"
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教育署用了大量的時間,分門別類諮詢教育團體。事後這套
辦法頗為教育界所接受。從此,教育署就沿用這一套諮詢機制,作為政策制訂時
或者執行前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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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weeting, A. op.cit.,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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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此同時,教育界本身也發生了變化。津貼學校的數量擴大,使政府成為
教師最大的僱主。1973年,文憑教師採取工業行動,(31)爭取權益;13個教師職工
會聯手,並且催生了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
司徒華領導的教協,代表着教育界基層教師的種種組織,形成了影響政策的
一般新力量。教協扮演了香港從未出現過的反對派角色,而且以權益為基調,以
工業行動、公開示威作手段,成為政府不得不重視的一種勢力。
教育界也逐漸出現熱烈的教育政策辯論。教育團體公開發表言論的愈來愈
多。各大報章都開始開設教育版,而且又出現了不少教育專欄和專欄作家。這些
都發生在1973年以後,而以1976年教育界49個團體聯合聲明反對"中三淘汰試"
10 作為一個里程碑。
然而,政府的決策機制卻沒有包容此類民間意見的餘地。除了一部分團體被
諮詢之外,民間感到意見不被政府接納的居多,因此訴諸輿論,嚴重者訴諸示威
行動。這種情形又反過來激化了民間團體的反政府情緒。到了70年代末期,民間
團體已從少數以與政府伙伴為榮的局面,轉為大多數以敢於反對、抵制政府為榮
15 的局面,官民對峙變成了主流。這當然也是整個香港走向開放、敢言社會的一個
縮影。
民間的逐漸敢言,與官方的保守,形成了一個矛盾。而這種矛盾在1981年
國際顧問團訪港後,有了戲劇性的轉化。1981年,港督麥理浩通過當時的教育委
員會主席利國偉,延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任命一個代表團到香港教育
20 "全面檢討"。延請 OECD代表團訪問並評估一國的教育制度,是OECD 的一貫
做法,亦以坦率、有效稱著。香港雖然不是成員國,但OECD 的教育部門主管喬
治·帕帕多包羅斯(George Papadopoulos)仍欣然同意,派出一個代表團,後來一
般稱為"國際顧問團"。
邀請國際顧問團,可以說是麥理浩運用"第三者諮詢"的最高層次。這之前,
25 1973 年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前述)之後,委任了一個安子介委員會,獨立調查事
件始末,之後發表了《安子介報告書》,對於香港政府之公務員政策,影響甚大。
1977 至 1978 年金禧事件,(32) 教育界與教育司僵持不下,形成社會運動,港督在
官民對峙的情況下委任了一個黃麗松委員會,作全港之調查徵詢;委員會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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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即未持有大學學位但經過師範訓練並取得教學文憑的教師。
(32)天主教的寶血會金禧中學,因校方挪用學校費用,引起教師抗議,一直發展至教師靜坐,成為全港性社會事件,稱為金禧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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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A TIN TECHNICAL, INISTITŪTIE
圖 12.9 職業訓練局兼管工業教育。圖為沙田工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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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在提出種種解決方案之餘,還批評了教育司。邀請國際顧問團,更是以開放
態,由外地專家評鑑香港教育。
(33)
國際顧問團有四人,分別來自英、德、美、澳四國, 他們兩度來港訪問。在
港期間,他們廣泛地到各方面訪談,並且在完成初稿時召開教育界代表大會公開
5 討論,其開放之程度,可謂空前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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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麥理浩的開放態度,卻並沒有在整個政府架構中得到體現,因而引起了
不少矛盾。國際顧問團於1982年提出的報告書, (34) 其中就有不少與當時的建制格
格不入。而最戲劇化的,莫如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成立。
國際顧問團在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決策機制之後,建議成立一個教育統籌委員
會,統籌各方面的教育政策,也就是統籌其他的教育政策諮詢委員會。所謂其他
的政策委員會,當時實際上只有三個:教育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以及大學及理
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如前述,教育委員會按法例應向港督提供教育全局的諮詢,但由於制度的變
化,教育委員會的政策範圍,實際上已縮減至中小學、幼稚園,以及少數的私立
15 專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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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則包羅所有工業教育、職業訓練、人力預測及學徒訓練計劃等
功能。與教育委員會不同,職業訓練局由獨立的法例設立,須向行政局負責。職
業訓練局屬下之各行業訓練委員會,則廣泛地由該行業之主要僱主、職工會、培
訓機構代表等組成。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則於1965年隨着中文大學之成立而設立,作為
政府與大學之間的中介機構,沿用英國模式,一方面保證公帑之善用,另一方面
又保障院校的學術自主,當時稱為大學撥款委員會。後來由於香港理工學院的成
立,遂改稱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開始有異於英國模式。委員會成員,包
括本地學者、海外學者、本地社會人士,各佔三分之一。這個委員會,開始的時
25 候是名副其實的撥款委員會,謀求撥款與大學學術發展之吻合。1981年,這個委
員會有了一份新的行事紀要, (35) 重新明確除了撥款之外,這個委員會還要向政府提
供高等教育發展的策略諮詢,自此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正式成為一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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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四位成員分別是英國的 Llewellyn, John,德國的 Roeloffs, Karl,美國的 Kirst, Michael,澳洲的 Hancock, Greg。
(34)A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Report by a Visiting Panel, November 1982.
(35)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of Hong Kong: "Notes on Procedure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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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
優質學校教育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學校教育蔊皮瓣後兒堂 的濃賣得以業類,你 成為有狪立思考能力 和輪注社會華精的」
錢能、當華雙
過充實的生活
我需作出積變
教育統籌委員會
第三號報告書
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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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FOR THE EDUCATION PROFESSION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1
HONG KONG
(Revised Edition)
Compiled by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Professional Code for Educational Workers
Etober 1990
October 1984
Hong Kong
圖 12.10、12.11、12.12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80年代成立,並出版報告書諮詢公眾人 士對政府教育政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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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會。與教育委員會及職業訓練局都不一樣,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並非法定機構,而只是港督的參謀,不過其秘書處則屬於政府部門。
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成立,就是為了統籌中小學幼稚園、工業教育及職業訓練
以及高等教育三個大範圍。這三個範圍都有相當獨立的政策委員會作為高層諮詢
5 架構。在這個架構中插入一個教育統籌委員會,自然引起原來三個委員會的不
安與顧慮。特別是職業訓練局與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原來或者按法律
而設,或則作為港督的直接上賓,都不覺得有在他們上面再加插一個委員會的必
要。同時,行政局也不大願意在其他委員會之上,加設一個統籌委員會,覺得這
是架床疊屋,又有顧慮行政局因而被架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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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的各層決策諮詢組織重重顧慮之下,國際顧問團的建議在政府內部足
足停留了六個多月而無法下決心決定棄取。事情於1983年7月13日發生了戲劇
性變化。立法局首次出現官守議員與非官守議員的對峙。官守議員提出動議把顧
問團報告書"作為對香港未來教育政策的寶貴貢獻",而非官守議員則堅持要把動
議修訂為"作為改善香港教育的基礎而付諸實行"。雙方僵持的結果是官守議員讓
15 步。從此,國際顧問團的報告書成為香港教育政策的主要依據,一直延續到 90 年
代。其中也包括設立教育統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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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擾攘之後,1984年終於成立了教育統籌委員會。其主要責任,是統籌全
港教育政策;其藍圖,則是國際顧問團的報告書;至於與其他政策諮詢委員會的
關係,則是"統籌而不領導"(co-ordinate but not direct)。
第一任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成員,其結構仍然保存香港政府一貫的諮詢習慣,
除各個當然委員(即上述三個委員會主席及教育統籌司、教育署長等)之外,分別
有天主教會、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及中華循道會的代表性人物,但這些委員同
時又分別身兼教育界各個部門各個層級的代表。
這個結構不斷受到反對勢力例如司徒華的抨擊。抨擊者認為教統會不包括壓
25 力團體代表不合理。而事實上,國際顧問團報告書也的確曾建議諮詢架構中應包
括壓力團體代表。
1986 年立法局改組,首次出現由選舉產生的代表,也因此而令到經功能團體
選舉選出的司徒華合法地代表教育界,後來政府終於委任司徒華進入教育統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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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Cheng, K.M., "Participatory educational planning: the position of Hong Kong educational bodies". M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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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到了 90 年代,由於"九七"將屆,香港政府對於諮詢架構逐漸採取開放政
策,吸納了不少前線工作者,也吸納了不少壓力團體的代表人物,反而疏遠了原
來的"伙伴",即各大教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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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政策的制訂,戰後初期幾乎全部在政府手上,僅有的一些諮詢組織
如教育委員會也只不過是聊備一格。這種情形在1973年以後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一方面是麥理浩有意開放教育政壇,另一方面是民間力量逐漸凝結,官民在不少
問題上出現對峙。而同時,由於教育制度的擴張,教育政策的諮詢架構也變為多
頭並進。1983年的一份研究,統計當時的各類教育團體,達172個。(37) 1982年之
後,一方面政府有了統籌教育的意識,另一方面民間也因政制開放而改變了自己 10
的地位。
到了 90 年代,政黨對教育政策的影響愈來愈大。一則是由於政黨左右了立法
局的討論,政黨可以利用財政的關卡而改變教育政策的方向。1991年立法局否決
津校參加"直接資助計劃",(38)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與此同時,政黨可以通過
其立法局的代理人,向政府索取大量資訊,在擁有資訊就擁有權力的情形下,政
黨對於影響教育政策,就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政黨的活躍,又激起了專業力量
的自強,而專業階層的逐步參與教育決策,又使教育決策出現了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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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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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香港教育發展得很快。特別是由60年代末開始,教育的普及層層上
升。1971年普及小學;1980年普及初中;80年代中期,高中已接近普及;到90
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擴展也似乎到了極限。在規模與結構堪與任何先進制度媲
美的時候,教育素質的問題上升成為核心問題,不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幼 25
稚園,都是如此。
戰後的香港政府,對左、右派在香港辦學,耿耿於懷,草木皆兵。至70年代
初,政治控制讓路於意識形態的建設,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從反面幫了香港
(37)"直接資助計劃"是一種有限度的想學校放權的措施;由政府資助學校,但學校收入、支出、收生都有較大的權限。
(38)詳情見 Cheng, K.M.,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 in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Two Episodes in
Hong Kong,"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published Ph. D. Thesi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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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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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忙。自70年代麥理浩任港督以後,經濟考慮漸漸成為教育政策的主導。到
了90年代,政府的教育政策變得有點飄忽不定時而放棄,時而收緊;既要假定
"九七"不變而超越"九七",又怕逾越權限而不敢逾越"九七"。財政增撥考慮得
很多,質量的改善則似乎束手無策。
戰後的香港教育政策決策機制,一步一步走向開放,從少數大宗教團體的參
與,逐漸擴到全面的代表,並且逐步加入政黨力量及專業力量。影響教育決策
者,已不限於政府。
可以說,戰後香港的教育,是走向了多元化、現代化,但同時也在走向政治
化、專業化。香港社會正是在這種種錯綜複雜的相互影響之中發展,教育也不
10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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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李少南
導言:香港在中國報業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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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國現代報業發源地之一。它在中國報業史上扮演了承先啟後、溝通
中西及在近代後勤支援中國黨派活動的角色。
20
(一)承先啟後、溝通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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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0年之前,清廷曾嚴禁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通商亦只限於廣州-
地。西方傳教士只能在南洋、澳門及廣州刊行中西報章,其中以羅拔·馬禮遜
(Morrison,Robert, 1782-1834)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最為有名。這份
1815年在馬六甲創刊的中文刊物,已公認為外人創辦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它
有別於傳統上中國官方刊行、缺乏採寫自由、專載官文詔令的古代報紙,它為中
國現代報刊豎立了一個典範模式。
馬禮遜的辦報經驗成為當時很多西方傳教士的重要參考。其中一位傳教士麥
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 1796-1857)曾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創辦中文月
30 刊《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從形式到內容都仿照《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鴉片戰
爭後,麥都思在1853年於香港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月刊《遐邇貫珍》。這份刊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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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月七年亥艺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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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地
人
察世俗每月統記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
此乃
博愛者纂
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當始神创造
。
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我
。
但神
了學者不可不察因神在天上而現著其榮所以用
此善人無非敬畏神但世上論神多說錯
。
原被造化自然學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
個天字指着神亦有之既然萬處萬人皆由神
单面用錯
圖 13.1 近代中國首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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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一位編輯理雅各(Legge, James, 1815-1897),後來成為19世紀著名的漢學
家。他曾於1861至1886年間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對中西文化交
流作出重要的貢獻。
20
當年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中國人有黃勝(1828-1902)及王韜(1828-
1897),後來都成為中國報業史上開創性的人物。黃勝與伍廷芳(1842-1922)先
在香港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日報《香港中外新報》;稍後又與王韜、梁仁甫等人,集 25
資購買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在1874年出版《循環日報》。此報首開政論報紙的
先河。王韜的政論風格對日後維新派的刊物有一定的影響。
王韜在1862年來港之前,曾於麥都思在上海設立的墨海書館工作了13年。
他是透過麥都思認識理雅各的。後來在中國出版長達77年的上海《申報》,創辦
之初亦是透過王韜的女婿錢昕伯,向王韜吸取辦報經驗的。是時,王韜已曾主編
香港的《近事編錄》及參與《香港華字日報》的筆政。《申報》出版後,不少王韜的
30
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文章亦在此發表。
簡要而言,香港是中國現代報業始創期的一個重要發源地。馬禮遜在南洋一
帶辦報、辦學及傳教的經驗,在鴉片戰爭後都首先傳至香港,再傳至上海,然後
傳至中國其他地方。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在1843年即遷來香港,其
5 校長理雅各對王韜後來在港辦報起着重要的影響。麥都思從馬禮遜學到的辦報經
驗,在鴉片戰爭後亦首先應用在香港;《遐邇貫珍》的創刊,比起麥都思在上海墨
海書館刊行的《六合叢談》,還要早三年多。《六合叢談》是上海最早出現的中文
報刊,王韜的報刊活動亦以它開始。從以上分析可見,香港在中國現代報業的始
創期間,已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
10
香港的報業一直積極從事中西文化的交流。1853年創辦的《遐邇貫珍》,已
着力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歷史文化及典章制度。又如王韜編寫的《普法戰紀》
詳細介紹 1870 至1871年普魯士與法國之戰。此書曾在《香港華字日報》連載,並
翻譯成日文,成為當時這方面的最新知識。香港的英文報紙亦負起溝通中西的任
　　　務。例如前身為《廣州紀錄報》(Canton Register),1843年遷往香港而易名的《香 15 港紀錄報》(Hong Kong Register) 十分重視中國作品的翻譯,曾譯載《三國演
,
義》。雖然這些早期報刊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有限,但是它們豎立了傳遞新知、溝
通中西的報業典範,並對當時部分的知識階層及官僚起了一定程度的啟迪作用。
香港報業對中國所起的"窗口"作用,一直延續至21世紀的今天。例如60年
代後半期,中國在進行"文化大革命"而處於鎖國狀態之時,香港也成為了當時中
20 國了解國外情況的一個重要渠道,香港報章的新聞消息經常被轉載在內部參考的
《參考消息》及文件上。
(二)後勤支援黨派活動
25
在後勤支援中國黨派活動方面,香港報業更是大放異彩。最明顯的例子莫過
於維新運動(1898)在國內失敗後,保皇黨及革命黨在港的報刊活動。以革命黨
的《中國日報》為例,它被禁入口之前,在國內的銷量甚廣,即使在兩廣總督的
督署,銷量也達二百多份。它在1904至1905年的"拒美限制華工入境條約運動"
30 中,更同《有所謂報》與國內輿論呼應;當清廷在美國壓力下禁止"拒約運動"及
有關言論後,香港的革命派報紙便顯得獨樹一幟。《有所謂報》的創辦人鄭貫公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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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多次提及香港較國內享有更大的言論自由,(1)香港的黨派報紙言論,往往都比國內
的更敢言,對當權者更敢批評。
在"拒約運動"之後,清廷於1907年1月頒佈中國第一部新聞法,首次明文
規定禁止境外報紙在中國發佈。同年5月,香港政府亦首次立例取締"流入中國
內地而能使全國發生叛亂"的香港報章。這兩條同時在兩地出現的新聞條例,顯
示當時香港的黨派報紙言論已對中國的統治階層構成威脅。
國共兩黨內戰期間(1946-1949),在和談失敗後,在國民黨管治區裡,不能
出版與共黨有關的言論。《華商報》便利用香港言論基本上不受檢查的有利條件,
向國民黨統治區闡述中共的方針政策,推動反對國民黨的活動。1949年以後,國
民黨的《香港時報》又倒過來以香港作為反對共產黨的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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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報業三個時期
。
自香港割讓給英國人至今一百五十多年,香港的報業發展大致上可以其辦報 15
目的及活動性質劃分成三個時期。它們是"精英報業"時期(1841-1873)、"黨派
報業"時期(1874-1924)及"社經報業"時期(1925- )
) "精英報業"的主要
特徵是報紙的刊行是為了爭取殖民地精英的利益。"黨派報業"的主要特徵是報紙
以宣傳所屬政黨為最高目標。"社經報業"時期的報紙則是以香港本土一般居民為
服務對象,並對社會民生的發展給予優先的關注。以上的分期只是一個粗略的劃
分,目的在方便比較不同時期的主要特徵。每一個分期裡面當然同時存在其他不
同報業的特徵。例如"黨派報業"時期裡,仍有以精英為服務對象的報紙,甚至
"精英報業"時期的報紙亦會關注社會及民生的發展。這三個時期的劃分只是強調
每個時期的主要傾向,並非代表每個時期只有單一類型的報刊。
20
(1) 阮紀宏:(唯一趣報有所謂:一份清末革命報刊的個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部碩士論文,1992年5月,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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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精英報業"時期(1841-1873)
(一)香港早期的中西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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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初年,所有報刊都以外文出版,直至1853年才有第
份中文月刊《遐邇貫珍》出現。香港最早出版的英文報刊是1841年5月1日由羅
拔.馬禮遜的兒子約翰·馬禮遜(Morrison, John Robert, 1814-1843)創辦的《香港
公報》(Hong Kong Gazette),為半月刊,主要用來頒佈英國政府的命令。1842年
約翰·馬禮遜把他在澳門的印刷器材運到香港,於3月17日又出版《中國之友》
(Friend of China),僅出了一期便與《香港公報》合併,改稱《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時為1842年3月23日。這份簡稱《中
國之友》的西報以週刊形式出版,最初為親官方的刊物。約翰·馬禮遜因急性瘧
疾突然於1843年8月去世,至1850年,曾任契約登記官的泰倫(Tarrant, William)
買下《中國之友報》,經常在此抨擊香港政府。
泰倫因抨擊香港政府而曾經兩度入獄。第一次於1857年。當時的律政司安士
迪(Anstey, T. Chisholm)指控總登記官高和爾(Caldwell, Daniel R.)與中國海盜勾結,
並從事妓院執照的投機買賣。聆訊結果是高和爾無罪釋放。但泰倫在報章上指責
當時的署理輔政司布烈治(Bridges, W.T.)包庇高和爾,把有關罪證燒燬。結果布
烈治控告泰倫誹謗,使其入獄三個月。
1858年泰倫獲釋後,仍不斷攻擊政府。當時的副總督堅吾(Caine, William)被
泰倫攻擊,指其維護不法之中國商人。結果堅吾控告泰倫誹謗,使其罰款50鎊,
並入獄一年。泰倫出獄後,將報紙遷往廣州,稍後再遷至上海,並於1869年出
售。泰倫在1872年病逝於英國。
《中國之友報》創刊後一年,有《東方地球報》(Eastern Globe)之出現。稍
後於 1843年6月,原在廣州出版的《廣州紀錄報》亦遷至香港,改名《香港紀錄
報》。此報初時與政府關係良好,後來可能因政府取消該報刊登政府法令的特
權,轉為反對政府。《德臣西報》(China Mail)於1845年2月20日創刊,首任主
編是蕭銳德(Shortrede, Andrew)。初期每週出版一次,報頭特別標榜它是唯一刊
登政府法令的報紙,以官方報之姿態出現。該報在1856年由英國人德臣(Dixon,
Andrew)全盤買下,該報之中文譯名亦因"德臣"作為主編而來。
在這段香港報業始創期間,《德臣西報》與《孖剌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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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八月朔
第壹號
王
每號收旧紙墨錢十五文 香港中環英華書院印送
文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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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遐邇貫珍》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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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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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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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負盛名。《孖剌報》是香港第一家出版的英文日報,它的出現逼使《德臣西報》
也從週刊改為日報。《孖報》是由美國人賴德(Ryder, George M.)創辦,英國人孖 剌(Murrow, Yorrick J.)主編,於1857年10月1日創刊,其中文譯名亦是由其主編
之姓氏"孖剌"翻譯過來。
香港最早出現的中文報刊有《遐邇貫珍》、《香港中外新報》、《近事編錄》及
《香港華字日報》。《香港中外新報》及《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皆是《孖剌報》及《德
臣西報》的中文版。英文報紙《孖報》出版大概一個月後,即附帶出了一版《香
港船頭貨價紙》,是兩面印刷的中文刊物。它比較早前於1853年由傳教士創辦的
《遐邇貫珍》月刊,又邁進了一步,香港中文雙日刊應以它為最早。這份中文報刊
最初逢週二、四、六發行,內容以船期、商品價格及商業行情為主。它便是《香
港中外新報》的前身,並於1873年改為日刊。
《香港中外新報》的正式出版日期有1858年、1860年及1864至1865年間三個
說法,至今未有定論。(2)《香港中外新報》的新聞內容多譯自西報及轉載自《京報》。
《京報》是刊載清廷消息的公報。《香港中外新報》的創辦人為黃勝及伍廷芳。黃
15 勝,又名黃平甫,是在1847年與容及黃寬到美國讀書的三個人之一。資助三人
到美國讀書的是《德臣西報》主編蕭銳德。黃勝一年後因病回國,在蕭銳德主編的
《德臣西報》學習工作。黃勝後來曾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儒家經典,他也是東華醫
院 1872 年成立時的興建總理,並曾任定例局(即立法局)及潔淨局的華人非官守
議員。伍廷芳為首位獲准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執業的華人律師,亦是首任定例局的
20 華人非官守議員,並曾任清政府駐美國公使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兼財政部長。
在《孖剌報》的中文版之後,再有傳教士於1864年創辦《近事編錄》,初由陸
驥純承辦,王韜主編。後因業主羅郎多次加租,難以負擔,至1879年陸驥純以個
人資本創辦《維新日報》。而《近事編錄》於1883年售予中國人,但銷路不佳,
不久停刊。此報及《香港中外新報》的消息經常為廣州出版的《中外新聞七日錄》
25 轉載。
《香港華字日報》由《德臣西報》的譯員陳靄亭創辦。他先於1871年3月在《德
臣西報》的週六版面中,編一版中文版,名為《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正式命
名《香港華字日報》,由黃勝出任主筆,初為雙日刊,翌年再改為日刊。陳譪亭為
30
(2) 三個說法分別載於弋公振:《中國報學史》,1982年,四版,頁102;李家園:《香港報業雜談》,1989年,頁5;卓南生: 〈中國第一份中文日報考 ----關於《香港船頭貨價紙》與《香港中外新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39輯,1987年9月, 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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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七十一读推段,杰林安环杂典容百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十二 莫 江上海米4一秒十八日北泽二千八作二千九百九十二也色花 在十二萬七千辫在二十二炮甜花落七十七二二四十五也圹沙二十四品二千四 十猪,在日本书样版暨百一十九然九、八百二十五也色花有八十九茂祥六打小叶 五也得花形二十五是上千件十翼也在扯一百三十萬三千九肖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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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3從《香港華字日報》的副標題可見,該報十分重視運輸、商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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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伍廷芳的親戚,後來出任清廷駐美國華盛頓的參贊及古巴夏灣拿的公使。《華字日
報》由他的兒子陳斗垣繼續出版。
(二)"精英報業"的特色和影響
香港早期的報紙以西報為主。1842年全香港島只有華人五千名左右,多以漁
農為生。到1867年華人人口才增至11.1萬人。在讀者人數及華人財富增加之後,
中文報刊才有市場。最初《遐邇貫珍》銷路並不理想,只辦了三年便停刊。《香港
10 中外新報》初期訂價三元,附送行情紙一張,若只訂行情紙,半價收費,當時華
商亦大多只訂行情紙。由此可見,中文報業當時並不發達。但洋商已先後辦了多
份西報,作為溝通商情、向政府施壓及爭取個人利益之工具。殖民政府亦須倚靠
西報頒佈政令及獲悉社會動態。這個時期的報業特色主要是為當時的精英服務的。
就以《孖剌報》及《德臣西報》的中文命名是以其編輯之姓名翻譯過來,已可
15 看出當時報紙的個人化傾向。較早前提及的泰倫因高和爾案件被控誹謗而入獄一
事,雖然事後在1861年的重新調查中證明高和爾確曾勾結海盜,但是馬沉著的
《香港法例彙編》指出,泰倫是因為1857年的毒麵包案與布烈治結怨,所以才極力
攻擊布烈治。泰倫與堅吾的積怨亦始於他擔任契約登記官時,他是在1847年指控
當時的輔政司堅吾發出街市牌照時受賄,才因而被政府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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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麵包案"發生於1857年1月。當時正值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香港內
部動蕩不安。商人張亞霖的裕盛辦館包辦了全港英國人的伙食。1 月 15 日早上,
全港英人吃過早餐後都中毒,經搶救後,無人死亡。張亞霖被控蓄意謀殺,經調
查後,無法證明其罪,但要押解出境。泰倫為中毒者之一,他起訴張亞霖,要求
賠償。這時張亞霖已因訴訟破產,無力賠償,且要出境,因此泰倫遷怒於要張亞
霖離境的署理輔政司布烈治。
當時的官場可能確有很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例如堅吾在1845年亦被《德臣西
報》的蕭銳德指他在驅逐妓女出境一事上,有瞞騙行為。又如《孖剌報》的編輯
亦曾指責港督寶寧在批出專營合約上偏袒渣甸·麥贊臣公司(Jardine, Matheson &
Co.),並因此被控誹謗而入獄六個月,罰款100鎊。
但另一方面,當時的報人也不見得很有操守。1860年一位英國上議院議員
在議會上指稱,在英國所有屬土中,沒一個的誹謗情況像香港那樣泛濫及臭名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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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 王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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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著。除了上述泰倫與布烈治的糾紛可能由於公報私仇而起外,《孖剌報》的主編孖
剌本人,也曾因非法禁錮240名中國勞工,(俗稱"豬仔")而於1857年被起訴,
結果與其同謀的中國人被判囚六個月,孖剌本人卻只罰款五元了事。
這個時期的報業主要為洋商及殖民地精英服務,一般華人大眾的需要是被忽
5 略的。就以 1858年廢除食鹽專賣為例,當時竟有很多華人因不知情而被不法之徒
繼續騙稅。《孖剌報》最初的中文版,亦是以商品行情及船期為主要內容,對象以
一般華商為主。直至1860年香港政府因不滿《孖剌報》的中文報紙經常攻擊政府
及誤導華籍居民,才出版中文版的《香港政府公報》
10
三
黨派報業"時期(1874-1924)
(一)中國政治與香港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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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中文報業要到19世紀70年代以後才興盛起來。這一方面是由於人口
增加,另一方面亦是因為華人的經濟力量已上升至不能被忽視的位置。自19世
紀70年代後期起,華人不斷收購洋商因經營失敗而結束的商行貨棧,更打破了洋
人故意隔離華人的居住界線。1872年第一個華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落成,在1880
至 1881 年間,華人繳交的税款佔去港島税收的90%。1880年伍廷芳出任立法局議
員,為華人出任此職之第一人。1881年香港華人的數目已增至15.1萬人。
可是這時的華人社會基本上是移民社會,大部分居民都從別處遷徙而來,特
別是華南沿海一帶的人。他們來港謀生,或取道香港往北美或南洋做工,亦有因
走避太平軍而舉家遷港。這種移民社會的特點一直延續至20世紀60年代才慢慢
改變過來。由於香港的居民很長一段時間只抱着"過客"心態,而且對英人統治的
香港沒有歸屬感,他們長期以來所關心的社會是自己出身成長的中國內地,因此
香港的中文報業也在頗長一段時間內專注中國的報導,對香港本土的社會民生,
反而忽略了。中國政治的發展與香港報業息息相關,香港的報業留意中國內地的
政局發展,同時中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亦延伸至香港,令香港出現了"黨派報業"
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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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5《循環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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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香港的中西報業
(二)王韜的報業理想
香港的"黨派報業時期應以1874年王韜及黃勝創辦《循環日報》開始,至
1925 年《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創刊為止。這三份不同的報紙象徵了不同時代
5 的開展。它們分別開創了"黨派報業"及"社經報業"的先河。雖然《循環日報》並
不屬於任何政團,它的政治主張卻是鮮明及一貫的。它雖非"政黨"報紙,但是它
卻有目的地宣揚某個派別的政治主張。在它以後,"改良"及"革命"兩個政治派
別的報紙,主宰了當日的報業活動,攫取了大部分讀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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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因涉嫌上書太平天國被清廷緝捕,於1862年走避香港。他具有改革維新
的思想,在政治思想史上,他是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論與維新運動的"變法自
強"論的過渡人物。據羅香林的研究,他在報章上發表的主張可歸納成四點:(1)
救時以內治為本;(2)治內以重民為先;(3)圖強以變法為要;(4)變法以人才為
重。他主張中國效法英國和日本,實行"君民合制"的君主立憲政體。
這種從政治體制改革而富國強兵的看法,超越了洋務運動中只求科技革新,
15 不問體制優劣的局限。當時只有鄭觀應附和響應體制改革的主張。在王韜於 1884
年退居上海時,康有為還未寫他的<上帝第一書〉,更未創辦萬木草堂推行維新
事業,可見王韜及《循環日報》是走在時代前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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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良派在港的報業活動
太平天國失敗後的20年間,清政府日益腐敗,喪權辱國之事接踵而來。中法
戰爭(1883-1885)雖然戰勝,但仍讓法國侵佔越南。甲午戰爭(1894-1895)清
廷慘敗給日本,更大幅割地賠款。這時中國的士人及開明官僚已感到不從政治體
25 制上改革,中國不可能逃過亡國厄運。康有為在時局的刺激下投身維新改革的運
動。維新運動透過康有為的活動而日漸壯大。據他的自述,1879年11月他到香港
之遊,令其對西學有所了解。中法戰爭的屈辱刺激起他救世之心。在第一次上書
清廷失敗後,康有為便在廣州興辦萬木草堂,傳授新學,學校還訂有上海教會辦
的《萬國公報》及香港的《循環日報》,供學生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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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羅香林:(王韜在港與中國文化之關係>,載《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1961年,頁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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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19 世紀 90 年代維新變法之思想透過康有為及梁啟超等人之辦報活動,遍及全
國,最後更得到清帝重用,於1898年命其推行新政。惟不及三個月,慈禧太后及
清廷的保守分子即發動政變,拘禁光緒帝,並捕殺譚嗣同、康廣仁等維新人士。
康、梁及時走脫,並繼續在海外鼓吹君主立憲,稍後還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
展開激辯。
以上中國政局的發展,密切地影響着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報業動態。
繼王韜的《循環日報》後,另一份主張維新的港報是陸驥純於1879年辦的《維
新日報》。此報在中法戰爭時以經常報導中國戰勝消息而揚名。1906年曾因反對
粵督岑春寕收粵漢鐵路為國辦,被禁售於內地。1908年此報售予劉少雲,1909年
改名《國民新報》,1912年停刊,歷時33年。
此外,還有張筱邨在1899年創辦的《香港通報》,此報創刊之日即與廣州《嶺
海報》合作。《香港通報》負責編印上諭、奏稿、論說、專件、京都新聞、各省新
聞及各國新聞,由香港寄往廣州,《嶺海報》則負責編印羊城新聞、貨價及抄牌
示,由廣州寄往香港。兩報合派,不再另行收費。但合作時間不長,後改為單獨
發行。《嶺海報》支持維新立憲,於戊戌政變後,即登《原效》一篇,為康、梁辯
護。《香港通報》其中一個宗旨亦為倡導新法,廣開民智。當日國內維新風氣高
漲,遍及省港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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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康有為、梁啟超在香港直接主持的維新刊物,則還是在戊戌政變後才
出現。變法失敗後,康、梁流亡海外,四處為保皇立憲奔走,先後在美國、加拿
大、日本、東南亞及香港出版報紙,進行保皇及君主立憲的宣傳。1904年他們派 20
徐勤、伍憲子、伍權公在香港創辦《商報》,是為保皇黨在港的機關報。辛亥革命
後,此報易名為《共和報》,1921年停刊。
(四)革命派在港的報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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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失敗,令很多寄望維新改革的人都感到失望。經過八國聯軍侵華(1900)
一役,很多人都不再對清廷存有幻想,開始認同革命。孫中山在1900年以前宣傳
革命,遇到困難甚多,聞革命而生畏者眾,但1900年以後,同情及支持革命的人
愈來愈多。1900年正是興中會在香港創辦第一份革命刊物《中國日報》之時。
《中國日報》於1900年1月25日出版,總編兼社長為陳少白。1905年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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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同盟會的機關報;1911年辛亥革命後移至廣州;1913年被軍閥龍濟光封禁。《中
國日報》自出版起即積極宣傳革命,並駁斥保皇派之改良主張。1903年初,洪福
全、謝纘泰、李紀堂等人計劃廣州起義事洩失敗,革命黨人梁慕義等十餘人殉
難。廣州《嶺海報》主筆胡衍鶚借題攻擊革命黨為大逆不道,《中國日報》嚴辭駁
5 之,筆戰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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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皇派的《商報》提倡保皇扶滿之意義時,《中國日報》即予以痛擊。《中國
日報》曾以進化論之說,闡明《商報》之類的保皇報,代表舊社會之報,終歸會失
敗而被淘汰。此報曾直指康有為之政見誤國誤民,並要其公開答辯,但康有為未
有作答,《中國日報》便連發兩篇"代答",譏諷康有為。
1906 年《中國日報》被保皇黨人控其誹謗康的女兒康同璧在美洲訛騙華僑,要
求賠償。另一方面由於它猛烈抨擊粵督岑春寕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並逮捕反對商
人黎國廉,結果它與其他幾份港報一同被禁入廣東省,令報社經濟更形拮据。後
經馮自由岳丈李煜堂出資,才得以維持。是年又因"拒約運動"與《有所謂報》略
有不同意見而引起筆戰,後經孫中山親自調停才避免同室操戈。1907年因代售上
15 海《民報》特刊《天討》,內附清帝破頭插畫,被港府沒收,並於同年8月首次立
例禁止報刊登載煽惑對友邦作亂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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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初,中國的革命思潮空前澎湃。革命黨人在香港除了辦《中國日報》
外,還先後辦了《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香港少年報》等刊
物。而這些革命派刊物皆直接或間接與鄭貫公有關。
鄭貫公(1880-1906)原名鄭道,字貫一,廣東香山人,筆名貫一、仍舊、貫
公、自立和死國青年等。鄭貫公曾到日本,並與梁啟超在東京創辦的東京高等大
同學校學習。當時的同學有秦力山、馮自由、蔡鍔、林述唐等人。後協助橫濱的
《清議報》報務,但幾個月後即以"氣味不投"離開。1900年在橫濱創辦《開智錄》,
宣傳平等、自由、天賦人權及民族主義等思想。並開始與保皇黨決裂,投入革命
黨之陣營。
1901年孫中山介紹鄭貫公到香港,出任《中國日報》編輯,但因性格不羈,與
陳少白不和,7月時更因與鄭士良等飲宴時士良暴斃,令陳少白更加不滿。不久
鄭貫公即辭去《中國日報》職務。1903年底林護、譚民三創辦《世界公益報》,聘
鄭貫公任編輯,參與編務者有黃世仲、李大醒、黃魯逸、黃耀公等人。此報宣揚
30 革命,曾連載《揚州十日記》歌謠,但有股東以其言論日趨激烈,請略改宗旨。鄭
貫公力爭後離去,於1904年3月與陳樹人、黃世仲、勞緯孟等另辦《廣東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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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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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6 清末革命派報刊《有所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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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香港的中西報業
《廣東日報》的言論較《世界公益報》更為開放。它不但發揮民族主義、提倡
革命精神,更鼓吹暴力手段,實行共和。《廣東日報》有附刊名《無所謂報》,
每日兩頁,用廣州方言、民間唱本、龍舟、南音、粵謳等形式,揭露清廷黑暗,
反映人民疾苦。此附刊於1905年5月改名《一聲鐘》。《廣東日報》在1906 年因抨
5 擊岑春寕收回粵漢鐵路而激怒粵省官員,而《廣東日報》股東多為廣東縉紳,恐招
橫禍而於 1906年4月讓其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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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報》,全稱《唯一趣報有所謂》,是眾多在港革命刊物中,最為奇峰
突出,出奇制勝的一份。該報於1905年6月4日創刊,總編輯鄭貫公,參與者有
黃世仲、陳樹人、王斧、李孟哲、盧偉臣、胡子晉、盧文等人。此報由於鄭貫公
於1906年病逝而被逼在1906年7月12日停刊。此報雖只出版一年多,它的影響
卻頗為巨大。《有所謂報》的特色是以通俗、活潑、多樣的形式吸引讀者,其讀者
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由民間說唱到詩詞散文,兼蓄並收。此報與當時的革命派
刊物互相呼應,其銷路更凌駕各大報之上。但鄭貫公這位革命派報人以時死於
香港,死時年僅26歲。
鄭貫公死後,《有所謂報》之編輯謝英伯、陳樹人等在1906年7月29日創辦
《東方報》,但因資本虧損,只維持了半年左右便停刊。《香港少年報》亦為《有所
謂報》部分人員創辦,由黃世仲主持,於1906年5月28出版,曾指斥清廷立憲之
舉為久延殘喘之計,最後亦因資金短缺,不到一年便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