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新編 — Page 23

出,亦由 10 年代的2至3%左右增至20年代的5%以及30年代的6%以上(見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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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見〈歷屆中學畢業生一覽表),載《1933年漢文中學年刊》及何家誌:戰前香港官立漢文中學校史略》,載《香港官立漢文高
級中學校刊》,1949年。
(66)有關此兩項課程內容的詳細比較,可參閱拙作(與鄭赤琰合著):(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載《兩次大戰期間在亞
洲之海外華人》,香港,1989 年,頁177-178。
(67)同上註,頁175、178-179。
(68)1932 及1933年香港政府增訂的教育法案內容,載趙世銘(主編):《港澳學校概覽》,1939年,香港,頁(丁)22-23。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表三)
20 年代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中英關係及香港社會的重要變化雖然使香港
政府對中文教育開始關注,但是其目標不過是為了緩和反英情緒及開始施行對由
5 私人辦理的中文教育的監視和管制,而政府的重英語及精英教育的政策,並沒有
10
改變,所以在1920至1938年間隨着人口的增加,學童人數雖不斷增長,但是仍
以私人辦的中文學校佔多,公共教育中的官校學生由差不多三千名增至五千名
左右,增長率為75%;補助學校學生則由五千四百多增至九千一百多名,增長
率約一倍;至於私校學生則自二萬多名增至差不多九萬名,增長率超過四倍(見
表二)。
1938年在政府自辦的20所學校中,有三所為八年制的英文中學,即皇仁書院
(1862)、庇利羅士女校(1893)及英皇書院(1926);六所為華童而設的英文地區小
學及三所華文師範學校,其中一間兼辦普通中文中學(即戰後的金文泰中學)。職
業學所有兩所,但總人數不到300人。其他的九所,都是為非華籍兒童而設的英
15 文學校。
從政府教育經費支出的分配,亦看到政府的重英輕中教育措施。政府給與中
文學校的補助津貼,在1920年前,只佔政府公共教育總支出5至6%左右,高峰
在1922至1930年間,政府鼓勵師範畢業學生辦中文小學,給與小額津貼,百分
率升至10%左右,此後又維持在6至7%之間(見表四)。
20
(二)香港大學中文系的設立及早期發展
香港大學於1912年開辦後,於翌年設立的文學院,辦有中文一科,是為語
25 文組的選修科目之一,任教的賴際熙及區大典太史,都是從中國內地到香港的名
儒,但兩人均為兼職,課程並未引起學生及社會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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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表三:公共教育佔政府總支出百分比(1912-1938)
年份
公共教育支出
佔政府總支出
1912
$170,165
3.38%
1913
195,916
3.19
5
1914
216,843
2.72
1915
242,359
2.17
1916
235,978
2.90
1917
234,679
2.35
1918
246,471
2.11
10
1919
254,302
2.00
1920
444,150
3.72
1921
478,583
3.75
1922
606,797
3.92
1923
726,638
3.97
1924
814,534
3.55
15
1925
925,489
3.61
1926
800,598
3.86
1927
969,441
5.24
1928
926,148
5.19
1929
1,152,375
5.24
20
1930
1,466,406
5.91
1931
1,479,279
5.48
1932
1,404,809
5.45
1933
1,617,474
5.72
1934
1,558,324
6.00
1935
1,643,505
6.02
25
1936
1,643,934
6.31
1937
1,786,706
6.34
1938
1,878,645
5.75
:
**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able 1.4, pp.78-98; Cheng, T.C., "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A.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1946, Appendix II,p.428 •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表四:政府對中文教育補助及津貼佔公共教育總支出百分比(1912-1938)
年份
補助及津貼中文教育支出
佔教育總支出
1912
$12,972
7.6%
1913
13,118
6.7
5
1914
12,774
5.9
1915
13,982
5.8
1916
13,484
5.7
1917
11,909
5.1
1918
11,854
4.8
10
1919
16,757
6.6
1920
19,692
4.4
1921
21,200
4.4
1922
62,582
10.3
1923
73,985
10.2
1924
15
81,945
10.1
1925
94,450
10.2
1926
99,413
12.4
1927
100,765
10.4
1928
105,265
11.2
1929
108,388
9.4
20
22
1930
109,020
7.5
1931
94,853
6.4
1932
113,725
8.1
1933
116,187
7.2
1934
118,560
7.6
25
1935
118,375
7.2
1936
113,480
6.9
1937
111,985
6.3
1938
118,835
5.8
資料來源: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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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 11.6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賴際熙教授(186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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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1926年由港督金文泰及教育司活雅倫(Wood A.E.)提出有關在港大設立中文
系的建議,與同時期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關注的背景可以說是相同的。
雖然,金文泰在公開列舉的理由中,強調中國人應認識自己祖國文化,而且
認為中國道德文化,亦應普及世界。而教育司則指出官立漢文中學既已開辦,為
5 使該校畢業生能有機會升入大學,故需要設立中文系。而背後的動機,相信包括
是要緩和反英情緒及強調古典文學與儒學,以沖淡由新文化及五四運動所引起的
近代中國民族意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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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中文系的經費部分來自香港商紳的捐贈,但大部分來自由港大校長康寧
與賴際熙前往南洋各地募捐得來。遠離祖國的華僑,對於支持促進中文教育及發
揚中國文化,一向都是熱心的。(69)
於1927 年正式成立的中文學系,其學科內容以一般中文詞彙及經史的研習為
主,輔之以翻譯及為外國人學習的中國語言科。在講師陣容方面,則有對國學造
詣極深的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岑伯越等,都是較早時從國內來港的
清廷遺臣及名儒學者。
中文系的成立,確能在香港知識界中起了一股推廣中國文化之風。以香港
大學一批學生為主而組成的中文學會,尤為活躍。(7)該會以溝通中西學派,別其
異同,解其得失為目標,延請校內外名人雅士作公開演講,多以中國文化為主
題。其中邀得戴季陶自廣州專程來港所作的演講,最為哄動,而社會人士對中
文系的發展,都寄予厚望。在這時期紳商鄧志昂和馮平山捐出鉅款,為中文系 分別興建院舍及圖書館一座,為該系建立起永久基礎。(71)至此,中文系的建立與
發展,雖由港督金文泰參與倡議,但是經費及一切建設,大都來自香港及海外
華人的捐贈。
中文系在初期的學術地位,只是基於中國的傳統經典,又以舊式科舉宿儒作
為教學主力,所以有其不足的地方。胡適就曾批評說:"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
25 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大變動的大潮流之外,中國文學的教授完全
30
(69)Mellor, B. 在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書中,對 Hornell 前往南洋籌款經過,有較詳細記述,見前揭書,pp.75-76;中
文系創辦經過詳情,則參閱王齊樂:前揭書,頁299-314。
(70)有關該學會的學術活動,見宋蘅芝:《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紀事》,香港,1931年。
(71)〈馮平山圖書館早期史略〉,載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1961年,頁24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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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1.7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教授(1893-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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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裡。
33 (72)
中文系在 1935年邀請得許地山出任系主任,帶來了重要的改革。許先生有在
印度、廣東、緬甸等地及北平的燕京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的
學術研究經驗,對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己任的香港大學所需的改革,起了很大的積
5 極作用。他革新了過去以幾位太史公的古學專長為基礎的課程,把課程分設文、
史、哲三組。過去學文學只重詩文,改革後加上詞曲、小說、戲劇、文學批評
等;史學本亦只偏重朝代更替的政治史,現加上文化史、宗教史、交通史等;哲
學則對諸子百家,歷代哲人與道教、佛教等哲理合為系統研究。各學科不必強調
背誦,而採研究和探討的態度去學習。
10
。
中文系在新一代的國學名家,如許地山、馬鑑、陳寅恪等主持下,帶來了新
氣象。在香港,他們對中國文化研究的領導地位,比之在以賴、區等太史為首以
傳統經典、科舉文采為重的時代進了一大步。
中文系的設立與早期發展,在香港的教育史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學校
教育制度而言,當時的中文學校學生人數雖一直佔絕大多數,但缺乏了一所大學
15 為其升學之階。中文系雖然只不過為大學的一個環節,不過亦開始提供了以研讀
中文為志的學生在香港升讀大學的機會。
在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中文系亦替香港大學開拓了實現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理想的一個新的途徑。港大自建立以來,醫學院和工學院是以訓練專業人才為
主,而就文學院而言,則亦包括理科的物理、化學、數學等;人文學科則只有英
20 文、經濟、商科及中文。1920年成立的教育系,以訓練專業教員為主,差不多成
為了文學院的主流。所以就具體而言,早期的香港大學在人文學科領域所起的較
高層次的中西文化交流,作用並不大。中文系的建立,卻能把中國文化的精華部
分,介紹到這個華洋雜處面向世界的通商口岸,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25
(三)新式中文學校的拓展
30
20年代以來,國內政局動蕩,來港移民不斷增加,人口從1921年的62萬
人增至1931年的85萬人以上。學校學生人數更從三萬五千多人增至六萬五千多
(72)轉錄自王齊樂:同前書,頁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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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人,其中中文學校學生更由1.8萬人增至4.8萬人,增幅達兩倍半。1931 年九一八
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國內來港者更多,特別是1937年全面抗戰
開始及1938年廣州淪陷後,難民大量湧入香港,本港人口更劇增至160萬人,在
校學生人數則超過11萬名。其中就讀中文學校者佔了八萬三千多名,與1931年
的數字相比,又增加了一倍,佔全港學校學生人數約達四分之三(見表五)。
上列人數,並不包括夜校、專業學校、及十人以下或沒有向政府註冊的私立
學校學生。在此期間,註冊的"私立漢文小學"約有六百至七百所,但其中包括約
有 200 所私塾式的小學,平均每所人數只得三十人左右。此外,除了少數由教會
或附屬著名中學所辦的學校外,其他大部分私立漢文小學都是規模既小,設備亦
十分簡陋,許多都沒有獨立校舍,而只租用民房的一兩層。學生的流動性很大,
甚至學校亦不穩定。一年內,往往有數十所學校關閉,而新開設的亦同時有相若
或較多數目。私校的另一問題是學生在學的時間亦不穩定,能完成六年制的學生
不到一半,而部分學校亦只辦至初小四年級,塾館則只辦三四年課程亦很普遍。
表五:英文/中文學校學生人數比較(1920-1938)
5
10
15
年份
英文學校學生
中文學校學生
1920
9,792
18,915
1921
11,672
23,610
1922
13,730
25,484
20
1923
13,442
29,010
1924
14,980
32,953
1925
10,153
28,922
1926
10,218
36,478
1927
11,268
42,058
1928
13,691
43,156
25
1929
14,923
45,002
1930
17,561
46,079
1931
17,152
48,052
1932
17,536
52,787
1933
18,037
64,880
1934
18,036
55,312
30
1935
17,086
58,394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年份
英文學校學生
中文學校學生
1936
17,979
61,700
1937
17,005
67,988
1938
20,939
83,195
5
資料來源:吳倫霓霞、鄭赤琰:(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載《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73、
180 °
根據香港政府1931年人口調查數字所示,約有47%適齡在學兒童(五至十四
歲)失學,但是如果把沒有註冊的私塾學生及不少在學時間只有四年或以下的兒
童計算在內,曾經入學讀書的兒童相信達85%。真實的情況是其中有不少只能上
10 學兩三年,能完成小學六年的只得55%左右,而上中學的又不到一半。主要原因
在香港政府實行的英語及精英教育政策下,小學及中文教育大都只是私辦和收費
的,而當時香港社會大眾,多為勞動工人、小店僱員及小商人,由於經濟能力有
限,只能"希望他們的子弟讀上一年半載便到店舖學做生意了。
15
20
(73)
在這情況下,義學在戰前香港平民教育中佔了相當重要地位,其中以東華醫
院所辦的歷史最悠久。而且在20世紀初,已把原來的塾館改為新式學堂的分級
制及分科教學。1922年並加添地理、歷史、算術、衛生等課程,把義學教育現
代化。同時期發展的尚有孔聖堂所辦的義學,比較注重以蒙學、經典為主的國文
科,但在學制方面,仍能配合政府所定的初小及高小課程。據1935年的一個統
計,由慈善團體或個人所辦完全公開招生的義學共有34所,學生約有三千名;由
工會、商會、同鄉會等辦,專為會員子弟而設的則有四五十所,亦有學生三千名
左右,義學人數佔了私校學童總數差不多達10%。
(74)
中學的發展,在量方面雖然遠不及小學,但在二三十年代因為中國內地的情
況及香港所受的影響而帶來了空前的勃興。首先是"五四"及新文化運動在國內已
掀起了新學制及白話文教育,民族意識亦加強,這對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產生
25 一定的影響。加上國內移民到港又不斷增加,他們對子弟中文教育的要求往往較
高。同時,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的開始關注,如中文師範、漢文中學及香港大學
中文系的開辦,也許亦有一點鼓勵作用。1931年日本侵華行動開始後,逃港的難
民中,有知識分子和有辦學經驗者。因此,在二三十年代有不少私立中學開辦,
30
(73)數字分析,乃根據陸鴻基在(一九三○年代香港教育概觀>一文資料所得,見《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188-
189 •
(74)東華三院及孔聖堂等義學校名、地址見王齊樂:前揭書,頁200、204-205、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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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1.8 熱心支持教育事業的馮平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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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根據1939年一項調查,當時全港有211所(包括分校)私立中學。 (75)其中較著名而
頗具規模的,就其創辦背景及教學特點,可大概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從早期塾館發展成為新式中學,其中著名的有子褒學校、孔教中
學、湘父中學女校、慶保中學、梅芳中學等。這些學校多由國學名家執教中文
5 科,課程包括《四書》、《五經》及《左傳》;另聘請其他教師負責數學、英文、自
然科學等新式學校的科目。這類學校,舊學的質素特別高,深受傳統華人甚至曾
接受英文教育的世家子弟歡迎。 (76) 甚至有學生在著名的英語學校讀書,但會在以舊
學為著的學校習漢文,其原因可能如當時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的許地山教授所指
出,因為父兄們相信老先生的學問比普通學校的教員高超,要兩全其美,非如此
不可
10
。
(77)
第二種是由本港熱心教育的知名人士創辦或與從外地學成歸來的知識分子合
辦的。在 20 年代開辦的有仿林中學、崇蘭中學、養中女子中學,民生書院、中華
中學、西南書院等。這些學校,以提倡新學制、新學科、新管理為宗旨。課程方
面,都設有中文、英文、數理和社會學科。在中文科中,仍包括有經學、詩詞、
15 古今文選等;英文則包括讀本、文法、作文、翻譯、會話。在教員名單中,有來
自歐美大學畢業,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
20
第三種是在30年代,由國內避居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所開辦,如華僑中學、港
僑中學、知行中學、知用中學等。所用課本,多為中華書局或商務印書館所編的
共和讀本,亦有選讀《四書》、古文,比較注重訓育。這些學校的主持人均富有辦
學經驗,故亦獲得香港人的信心。(79)
第四種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內一些歷史悠久而著名的學校來港設立分校,
及較後日軍迫近廣東時全校遷到香港。這些學校有培正、培英、培道、真光、華
英、嶺南大學附中、廣州大學附中等。這些學校大都保持原來在國內的特色,其
25
30
(75)該項調查為香港中華時報及香港華僑教育會主辦,搜集所得資料,由趙世銘主編的《港澳學校概覽》,1939年。資料對研究
戰前私立學校情況,非常有用。
(76)曾在子褒學校就讀的社會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中有冼玉清、容啟東、冼秉熹、郭琳褒、利銘澤、曾壁山等。湘父學校門生,則 有何艾齡、張榮冕、容宜燕等。至於曾就業於其他著名宿儒的香港紳商亦有不少,如李福述、鄧肇堅、簡悅強、曹麗姬及劉 鎮國等都是。
(77)引自陸鴻基:(一九三○年代香港教育概觀〉,載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1989
年,頁194。
(78)在這些擁有外國大學學位的教師中,以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紐約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最多。
部分名單可見《港澳學校概覽》。
(79)此類學校的辦學宗旨,大都提出"以三民主義為實施教育目標的中心",或以"培養學生民族主義為己任"。其中知行中學更 強調要"增強民族意識、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家領袖、養成守紀律、服從、刻苦耐勞、犧牲之精神"。這些都與當時中國國
民政府所提出的教育宗旨,頗為相同或非常接近,見《港澳學校概覽》,頁(丁)38、12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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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籜煜蔔炸
:
圖 11.9 日佔時期香港所用的課本
史肉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方海
中
史國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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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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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5
10
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學校,以中文、中國史地和現代科學為主,而輔以英文和西洋
文化知識、教會義理等。這些學校,雖然到港的時間不長,多與香港教會或團體
一直保持聯繫,很快便能在香港社會中扎根。
在香港中文學校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政府推行的僑校政策,對本港私立中學
的質素的提高和辦理的完善,都起了積極作用。由1929至1934年,中國政府陸
續頒佈了23 種有關僑校的規例。 其後香港政府也作出反應,先後修訂了學校
(80)
的管理規則。港府的規例,收緊了對學校的課程及教師的監管,亦有助學校在設
備、師資等方面的改善。而同時中國更邀請香港中文學校向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
申請立案,經審查批准,便可獲得資助及保留該校學生回國升學的權利。得不到
香港任何資助的私立中文學校,便紛紛向中國政府申請立案,截至1939年止,在
國內以僑校名義立案的香港中文學校,共有64所,佔當時香港私立學校不到-
半,(81)可知其有頗嚴密的審查標準,而立案僑校在香港的地位、聲譽都比較高,其
中在規模、設備、師資方面,亦有不遜於當時的香港政府及補助英文中學者。
當時的私立中文中學,無論是否為立案僑校,課程編排雖都遵守香港教育署
15 所訂標準,但基本內容都以與中國國內大學課程銜接為基本,目標是使學生能直
接回國升學。甚至在廣州淪陷前夕,香港立案僑校仍積極派遣學生參與廣東省舉
行的中學畢業會考,在港設立的考試場共有39個。
戰前香港中文教育發展,雖不獲政府任何資助,但在不干預政策下,經個人
及華人團體的努力,一方面供給了民間基層教育的部分需要,另一方面在熱心教
20 育者,甚至民族文化的號召下,再加上20年代中國僑民教育政策的幫助,促進了
在量和質的拓展,也包容了傳統的儒學和新式的學科。
25
30
五·結語
在香港戰前教育發展中建立起的中英文學校的雙體制,糅合了中英兩國的傳
統,以至近代的學校體系,亦反映了香港的"中西交匯"特色。政府巧妙地利用了
官立、輔助和私立不同體系的學校,把有限的經費集中在推動英語及精英教育,
(80)規例內容與推行,見吳倫霓霞、鄭赤琰:<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前揭書,頁174-177。
(81)學校名單及其他資料,見《港澳學校概覽》,頁(已)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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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冊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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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一直佔本港學生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的私立學校,負起了大部分的中文和小
學教育的責任。政府對經費的不平均分配及重英輕中政策只不過加強了華人對中
文教育的支持,他們的的教育及文化取向,都以中國為主,加上香港比連大陸,
着重中文教育者,往往把子弟送回中國內地升學。而內地亦提供了足夠學額以滿
足希望回國就學者的需要。實際上,在港中文學校,無論在學制、課程,甚至課
本上,都與內地的學校大半相同,在連接上並沒有困難。
私塾及中文教育即使沒有政府資助,不僅在鄉村能獲村民的支持,在市區的
發展亦極迅速。因為學習方式極具靈活性,學費低廉,師資力量雖有參差,但基
層民眾可以自選所需。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由華人開辦的"義學"日漸增加,
而 19 世紀末,國內一連串事件使遷居香港的人數大增,其中有不少具教學經驗的
塾師,他們開辦各種不同方式及程度的塾館以應大部分基層所需,亦能以家庭塾
師身份,為接受西式教育的名門子弟,輔以傳統私塾甚至較高深的儒學知識。直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類私塾在香港都有長足的發展。在這期間,香港不但成
為保持中國傳統四叔教育特色的重地,更重要的是,這些塾館並非都是守舊而停
頓不前的,其中有不少在20世紀20年代已發展成為香港政府註冊的現代學校。
這類學校,舊學的質素特別高,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重要例子。在20世紀初至戰
前,有不少名重一時的儒學家、國學大師雲集香港,他們有擔任家庭塾師的,也
有自設塾館的,著書立說,更有認知香港大學的。他們通過不同渠道,把中國古
舊文化的精華部分,介紹到這個華洋雜處,面向世界的通商口岸,開始了中西文
化交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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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目標、內容及所訓練的人才來看,戰前的發展亦充分顯出香港的務
實、商業,及19世紀英國殖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一面。偏重英語精英教育造就了不
少任職政府及其他機構的人才,為香港行政及商業發展所需的行政人員;偏向務
實及功利的教育卻忽視了在文學、藝術等方面的陶冶,而社會上亦缺乏在這方面 25
的發展機會;加上因不少人懷着暫居、過渡的心態,社會也缺乏了比較積極的文
化推動力,因此香港被視為為一塊文化沙漠。
在另一面,香港作為中西體制、風俗及思想並蓄的地方,加上政府的不干預
政策,香港的各類學校,有提供近代的西式教育,有承繼中國的傳統教學;對思
想的取向,亦比較開放。因此,曾在香港受教育者,有成為自19世紀開始的中國
現代化中最先留學外國者,有積極倡議中國的改革者,有參與清廷的變法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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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有加入推翻滿清的革命行列,亦有在中國政府擔任要職,更有不少默默地在近代
科技發展上作出貢獻者。 (82) 在不同層面,不同時期的教育發展中,香港的戰前教
育,雖有其不足地方,但其寬容性卻讓民間興辦的中文教育在不干預的情況下,
得以與每月由政府輸入支持經費的西式教會學校並行不悖,從而提供了促進中西
5 交流機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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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曾在香港受教育而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中著名人物的當然首推孫中山。其他尚有容閎、伍廷芳、梁律彥、溫宗堯、王寵惠、
王寵佑、傅秉常、馬小進等。見註(27)及(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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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教育的回顧(下篇)
程介明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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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章回顧香港教育於戰後至主權回歸之前(即1949至1997年)之發展。論述
分為三條線索:(1)教育制度之擴展及結構之完善;(2)香港政府教育觀之演化;
(3)教育決策之多元化演進。
戰後之香港教育,由50年代之精英格局,至80年代建成堪與其他先進國家
媲美之規模及體系。其中,小學之普及於70年代初完成;初中則於70年代末完
成。至 80 年代,高中亦已大致普及,並着手建設工業教育及職業訓練系統。高等
教育,則於60年代末,開始吸收中下層子女入學,產生了香港的第一代中產階
級;並於 80 年代中刻意擴展,於90年代中大致完成。在此期間,幼兒教育進展
比較緩慢;成人教育則基本上是自由發展。
在此近50年之進程中,除了教育學位的數量不斷增加,也反映了香港政府對
教育所持態度之不斷演化。40至50年代,就學率不高,政府亦滿足於少數出類拔
萃的學校,作為教育制度之支柱。50至60年代初,政府似乎忙於應付左派與右
派學校的競爭,甚至不惜採用法律手段排除政治勢力。此類政治性的方針,至60
年代中已轉為意識形態之營造。中國內地"三年困難時期",卻令香港政府鬆一口
30 氣,轉而經營香港"歸屬感"。教育也從為政府培養專業及中級公務員,逐漸轉
變為一項普羅化的社會政策。70年代,經濟起飛,政府也隨著國際思潮欲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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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1 戰後初期,香港的幼兒教育發展比較緩慢。
達
1. 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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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5
教育發展與人力需求掛鈎。但審慎發展的考慮很快就被不斷上漲的升學慾望所淹
沒,於是在70年代在極短的一段時間內,建設了一個全民化的公立中學系統。至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於香港主權即將移交,政府又加碼發展高等教育,似乎希
望以教育的超前發展來應付未來之需求。
戰後香港教育之發展,一直與經濟人力之需求息息相關;基本上是循著經濟
話語(economic discourse)來思考教育。這也是那個年代國際上考慮教育發展的基
本取向;而且香港在這方面,與國際比較,毫不落伍。但是香港的教育一經濟互
動,卻甚少是政府政策或干預之結果。而少數精英學校之發展,大致是政府與大
教會之間的合作。1973年教師工潮,開始在政府以外出現了另類勢力。這種另類
10 勢力,由於70年代對種種教育政策之辯論,逐漸形成了非政府力量之間的一種同
盟。在此同盟之內,或因利益或因信仰而時鬆時緊,但卻形成了明顯的官民兩個
陣營。所有的勢力都要在這個官民關係中尋找自己的定位。然而,官民之間又互
相滲透。此類滲透,至80年代中期更加加劇。由於受到種種與九七回歸有關之因
素影響,政黨力量逐漸進入決策機構,從反面促進了專業力量的興起。
15
二·教育制度之發展
日佔時期教育蕭條。根據史允庭之研究,1945年7月全港學生不足7,000
20 人,與日佔前之12萬人成強烈對比。(1)戰後教育制度迅速擴展,以下是數個關鍵
年份之學生人數(只以中小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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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weeting, A., A Phoenix Transformed, 1993,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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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1970年,港督戴麟趾宣佈自1971年起實施強逼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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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45(11月)
1954
1963
1970
1980
1990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中小學學生人數增長
中學
小學
13,000
(2)
(3)
239,809
131,000
560,000 (4)
217,200
(5)
723,500
455,600
544,700 (6)
433,208
524,919
(7)
(以上數字不包括幼稚園;中學數字包括預科;全部數字只計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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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學生人數的增加,其實不足以說明教育擴展的速度。首先,因為人口
數字不斷在變化,故要以入學率比較,才能看到制度之發展;其次,高等教育、
工業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發展其實都非常迅速。但由於早期數字不全(而
且沒有人口統計),聊以佔主流的中小學作比較。
中小學之擴展,有幾個里程碑。
首先是1965年的《教育政策》(亦稱《教育政策白皮書》)。(8)此份白皮書是根
據 1963 年的馬殊及遜報告書擬就。(1965年的《教育政策》建議在1970至1971
年度,讓 80%的兒童可以入讀由政府資助的小學。這份報告書的建議,也奠定了
以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即(1)以學位數字作為政策發展的目標;(2)以發展政
府資助的學校為主線。
(10)並
1970 年,港督戴麟趾宣佈自1971年起實施強逼小學教育(即義務教育),
立即制定《入學令》,規定對不送子女上學的家長之刑罰。當年,實際之入學率已
相當高。
1971年11月麥理浩繼任港督,施政報告中把擴展教育與房屋、福利並列為三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4) 根據以下計算。Marsh, R.M. & Sampson, J.R., Report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1963, p.11。
(5) Education Department, Half-yearly Statistical Summary, March, 1978, Table 2.
(6) 同上注,March, 1983, Table 2。
(7)
Education Department, Enrolment Survey 1990, 1991, Table 1-3.
(8) Hong Kong Government, Education Policy, April 1965.
(9)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1963.
(10)Trench, D., Hong Kong 1970,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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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o onom lako, the g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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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3 1978年香港開始普及初中教育,且取消升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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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11)
(12)
大目標。 '1973年根據《教育條例》委任的教育委員會首次以綠皮書形式發表政策
徵詢稿, 這份綠皮書提出了擴展初中教育的藍圖。目標是要在1981年,讓 80%
的適齡少年獲得有政府資助的初中學位(當時稱為"津貼學位")。麥理浩對這份
報告書中提出的擴展步伐很不滿意,於是在立法局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研究如
5 何用更快的辦法盡量地擴展初中學位。這個專責小組在港督的誘導之下,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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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大膽的設想,包括:
(1)盡快建築新校舍;
(2)把初中改為上下午兩班制;
(3)把每班學生名額從40人增加至45人;
(4)運用學校原有的特別教室上課,其他課室則輪流使用,以擴大所有教室
的使用率,稱為"浮動班制";
(5)在新建學校中盡量多收低年級學生,作為過渡;
(6)學校時間表作彈性處理,允許超過一批學生於同一校舍彈性時間上下課,
稱為"彈性時間制";
(7)減少每班學生每週上課日數,使同一校舍可容納更多班數,稱為"輪迴
制";
(8)徵用在私立中學的學位,替學生交費,稱為"買位"。
(13)
五花八門的建議,都旨在極短的時間內,擴大現有設備的使用率,以容納更
多的學生,盡快建立起由政府津貼的普及初中教育。
(14)
以上種種建議,也反映了當時香港教育規劃的總體思路。一方面要高速擴
展,另一方面又要讓成本降到最低,即兼要多、快、省。這一種思路也符合香港
"小型政府"的原則, (15)以最低成本維持公共服務。這種教育規劃的思想一直維持
到80年代末期。
回顧起來,此種思路,也是60至70年代國際上教育發展之大趨勢。即(1)
25 相信教育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投資,因此以擴展學校之規模成為目標;(2)注意力
集中在宏觀之總體教育體系(system) 而無法考慮學校或者學生等微觀元素;
3
(11)Mclehose, M., Governor's Speech, 1972, p.7.
(12)香港政府:《教育委員會對香港未來十年內中等教育擴展計劃報告書》,1973年8月。
30
(13)一種由政府付款徵用私校學位以達到普及教育的方法。
(14)"Memorandum of Ad Hoc Study Group of Unofficial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Green Paper," 1973.(mimeograph)
(15)即運用最少公帑維持政府開支。1992年以前,香港政府公共總開支一直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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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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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又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迅猛達致這種擴展〔或稱達致教育之最高內部效益
(internal efficiency)〕。這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以經濟話語指導教育發展的兩個主
要特徵。
專責小組的建議相當多被採納,並成為1974年《教育政策白皮書》的主要內
容。(16) 例如運用新建校舍收取低年級學生,成為以後新校建成的基本招生模式。
又如私校"買位",一直延續到90年代,70年代甚至"買位"一度超過初中學生半
數;當時的所謂公立學位,其實相當大數量是在私校中被政府徵用的。"浮動班"
是另一個例子,影響到在大多數學校中有許多學生沒有自己固定的課室。教師們
反對得很厲害,但這辦法還是一直延續到90年代。白皮書並定下1979年作為全
面提供初中資助學位的年限。
1977年,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 (17) 研究擴充高中的公立學位;當
時提出適齡少年應有50%獲得政府資助的公立學位。由於實際升學人數遠遠超過
此數,因此在中三後要有一個評核試,進行甄選,民間稱為"中三淘汰試"。在一
片反對聲中,1978年的白皮書把高中資助學位定為適齡少年的60%,略抒民憤。
而關於高中後的高等教育,則着墨不多,只是維持每年3%的增長。
1978年的白皮書,作為官方政策,一直維持了近十年,雖然其間高等教育的
政策逐漸演化,但直至1988年,高中及高中後政府政策格局大致維持不變。
但在 1978 年白皮書發表以前,在1977年10月5日,港督麥理浩突然宣佈將
普及資助初中的起始年從1979年提前到1978年。並且把普及初中的目標升格為
實施九年強逼教育(即義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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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港督的突然決定,是外部原因多於內部原因。港督在歐洲參加關
稅會議(GATT,WTO的前身),香港因為法定最低勞工年齡(14歲)低於國際慣
例(15 歲)而受到不利待遇。港督於是運用其決策權,在外地即時決定實施九年
強逼教育,同時把法定勞工年齡提高到15歲,挽回香港當時面對的"國際信用危
機"。(8)港督在公佈此項決定以前,只通知了當時的教育司陶建與教育委員會主席 25
利國偉。
1978年普及初中,使每一個小學畢業生都能升讀公立初中,於是取消了"升
(16)香港政府:《香港未來十年內之中學教育》,1974年。
(17)同注(15)。
(18)詳見 Cheng, K.M.,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 in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Two Episodes in Hong
Kong,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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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5
10
中試"。"升中試"是小六學生必須參加的公開試,"升中試"中學生獲得的等第,
直接影響學生被分派的中學。"升中試"考中、英、數三科,內容多死記硬背,因
此幾乎統治着整個小學階段的教學。"升中試"的取消,教育界一般拍手稱快;但
由於許多教師因循於舊有教學法,亦有失卻目標的感覺。
替代"升中試"的是一套升中派位辦法。這項辦法不包含公開試,以校內成績
為主,通過一項學生的學能測驗(不包含學業成分)調節校際差異,然後將學生按
學區(稱為學校網)分為五段(bands),每段之內按家長選擇隨機分派學位。雖然
此項派位辦法的最後結果,仍然是最好的學生被派到最受歡迎的學校,但由於兼
顧了校內成績、校際差異、家長選擇、學校類別等因素,社會上仍然認為較升中
試公平;加上沒有了公開試的壓力,因此一直維持到90年代。
按着當時的發展路向,下一步就要研究擴展高等教育,否則高中與高等教育
之間就會形成"瓶頸"。香港政府於是在1980年在政府內部成立了一個高等教育
及工業教育特別委員會(下稱"特別委員會"),成員有各主要部門的主管及大專
的代表性人物。經過一年多的討論,特別委員會作了一個報告(一般稱為"陶建報
15 告",以主席命名),建議擴展高等教育,達到每年收生一萬人的目標,同時建議
工業教育亦作長遠的發展。(19)
特別委員會在香港歷史上第一次運用經濟、人口、社會等多個角度的分析來
規劃教育。但是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建議,並未得到當時的大學撥款委員會(高
等教育政策之諮詢機構)及香港訓練局(工業教育及職業訓練之政策諮詢機構)之
20 支持。前者認為高等教育應保持其卓越之特色而不應普羅化;後者認為升學機會
增多將影響低層次勞動力之供應。
特別委員會的報告書並沒有被政府接納為政策,卻被另一次大規模的政策活
動 --國際顧問團--所掩蓋。國際顧問團的建議主要在於決策機制,本章稍後
會再談到。但國際顧問團並沒有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出多少意見。而由於中英關
25 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到來,政府許多重大決策在80年代最初的幾年內都幾乎陷於停
頓;教育也不例外。
30
然而,隨着初中的普及,高中的入學率也不斷提高。雖然公立學位維持在
1978年白皮書的60%,大量的學生在中三後轉到私校升學。1980年,中三升中四
的毛升學率(即不剔除留級等因素)已經超過90%。根據政府統計,1983 年中四、
(19)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1981. (mime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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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 11111│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SHAW TOWER
L
D
上
圖 12.4 80 年代中期,香港政府曾銳減擴展高等教育的經費,到了90年代,又重新加快其發展速度。圖為1994年正名的香港浸會大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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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學生的純入學率達到84.6%。
(20)
在這種情形下,教育統籌委員會(1984年成立)在1984年的第一號報告書
中,因勢利導,把政府資助的高中學位開放為84.6%。自此,香港的高中教育基
本普及,普通中學加上工業學院的技工課程,中三後升學的少年估計超過95%。
與此同時,中六、中七的學位一直保持在中四學位的三分之一,即大約是適
齡青年的 30%。然而,在1981年,大學學位只能滿足適齡青年約2%左右。因此
中七畢業與大學入學之間,形成了嚴重的"瓶頸"
。
值得注意的是,工業教育與職業訓練在80年代初有了相當顯著的發展。原來
的香港訓練局,在1982年改組為職業訓練局;並且把原來設於勞工署中的訓練部
10 門和教育署中的工業教育部門,合併成為一個新的工業教育及工業訓練署,成為
職業訓練局的行政機構。在這期間,以培養技術員為主的工業學院,由兩間擴展
為八間,並且建立了葵涌和九龍灣兩座綜合性訓練中心。可以說,工業教育和職
業訓練在80年代初僅僅幾年中,從零星的設備發展成為相當完備、相當現代化的
規模。
15
高等教育在1986年以前,大致停滯,即入學率維持在2%左右,而每年以
3%的增幅緩慢擴展。80年代中期,政府定下高等教育發展計劃,逐年增加入學
率,目標是在2000年使入學率達到14.5%。此項擴展計劃並沒有大肆宣傳,而只
是在財政預算中透露。1988年港督衛奕信宣佈加速發展高等教育,將14.5%的目
標提前至 1994年實現,並且將2000年的最終目標定為18%。1989年六四事件之
20 後,港督又宣佈加快高等教育擴展速度,將目標年限自2000年提前至1994年。
而當年的入學率只是6%,即要在五年中將高等教育入學率增加到三倍(18%)
擴展高等教育對教育制度衝擊最大的是1991年。是年中七畢業生具備大學入學條
件的,幾乎等於當年高等教育的收生人數。習慣於挑選學生的高等院校,一下間
倒過來變成了學生挑選的對象。許多本來無緣進入大學的學生,都成了高等院校
競爭的對象;一些習慣於取錄一流學生的院系,在毫無準備下被逼接受所謂"僅
僅合格"的學生。
25
。
1991 年的大學入學情況,為高等教育的發展響起了警鐘。隨後,政府迅速調
整了收生指標,由原來的每年1.5萬人降低到14,500人;但由於人口下降,入學
率仍然維持18%。
30
(20)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1, para.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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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香港教育的規模發展,大致告一段落。與國際比較,香港的中小學入
學率均頗高,輟學率甚低,是典型的東亞儒家社會模式。香港的高等教育,則比
鄰近的日韓都要弱(當時兩者之入學率均達到40%左右)。
除上述以外,對香港教育制度的發展,還需作一些補充。以高等教育而言,
除了攻讀大學學位的18%適齡青年之外,還有7%左右的學生攻讀非學位課程
(例如小學及初中教師、護士、技術員課程等等)。此外,還有不少學生在海外留
學:香港留學生佔在加拿大留學學生的最多數(1991年數字為6,893人);在英國
和澳洲,香港留學生數目僅次於馬來西亞(1992年數字分別為英國6,687人,澳洲
5,137 人);而在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也有13,191人,佔留美外國學生的第六位。
1988年始,香港又成立了公開進修學院(公開大學之前身),當時有學生約一萬
五千人。適齡青年就讀高等教育的,估計起碼達30%。
5
10
至此,香港教育的制度與規模已大致完備,堪與任何其他發達的教育制度
媲美。
15
三·香港政府教育觀之演化
戰後的香港教育,基本上仍然是精英教育,其目的旨在培養少數能服務於殖
民地運作的英才。批判者會認為香港政府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高級華人",而
事實上也有不諱言這種目的者。所謂"高級華人",包括中級公務員、專業人員如 20
醫生、工程師、教師。
(一)對教會辦學的看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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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在50年代,政府辦學只限於少數的"官立學校"。大多數的中小
學都屬於私立。然而政府挑選了少數有歷史傳統的學校,給予補助,稱為"補助
中學"(grant school)。
在50年代受補助的中學有22所,分屬四個教會:天主教幾個修會、聖公
會、中華基督教會和中華循道會。補助中學的數目一直沒有增減。至70 年代以 30
後,補助中學的性質與資助模式,實際上已與其他津貼中學(後稱"資助中學")
第十二章教育的回顧(下篇)
無異,但 22 所補助中學仍然以過往的歷史為榮,至今仍保持一個"補助學校議
會",自成一國,而事實上,22所補助中學至今仍然是最具名望的中學。
補助中學的概念,很能體現香港教育的教育政策。與其他發達地區和國家不
一樣,香港是到了很後期才實行普及教育;而在此之前,政府的資助方向,不是
5 在於"普及"或者"公平"之類的概念,而是刻意樹立有名望的學校。事實上,當
年能進入港大就讀然後在政府工作,再而成為高級官員的,幾乎全部是幾所官立
學校與 22 所補助中學的天下。直至 90 年代,政府中的司級官員,也大部分是由
官立學校及補助中學畢業的。因此,補助學校與政府關係密切,毫不誇張地說,
政府完全把補助學校看成是教會為政府培訓人才的場所。直至90年代,年紀較長
10 的官員、社會上的名流,大都出自補助中學。一般西方政府,在信仰自由之意識
形態影響下,甚少資助教會辦學。甚至規定在運用公帑的學校中不得宣揚宗教。
這種意識形態在實用主義的香港從未生根。而社會上有輿論影響力的人士,則泰
半有宗教背景。因此,允許政府資助教會學校,並且不設下傳教禁制,是香港教
育很特殊的一個方面。
15
教會學校之受政府重視,是由於教會學校辦學也有成績,反過來影響了香港
市民的心態。在一般家長心目中,教會學校幾乎是好學校的同義詞。教會學校一
般以耶穌聖徒之名立校,因此校名多帶"聖"字;60年代興起之私校,大都以"聖"
字命名,期望家長將之與名校齊觀的心態,可見一斑。
總而言之,在戰後最初的那一二十年中,香港政府眼中的香港教育,就只是
20 那些有名望的學校;香港政府眼中的教育目標,不外是在政府中及社會上出人頭
地的那一批人物。事實上,香港政府的運作也完全靠這批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人們經常提到的教育中的"重英輕中"情形,當時並不那麼
明顯。如英文官校,皇仁、英皇、伊利沙伯、庇利羅士等,與金文泰中文中學相
比,其畢業生的聲譽並沒有多大的差別。補助中學中為首的聖保羅男女中學,也
25 分設中英文部。其他不在補助中學之列的較有名氣的學校,也是中英文分庭抗
禮,例如培正中學,就是後來產生了許多名人畢業生的有名中文中學;其他如真
光女子中學、慈幼學校,也都分設中英文部。中文中學的衰落和很多中學取消中
文部,都是60年代以後的事了。
另外,補助中學的辦學形態,大都師承英國的"公學" (21)也就是後來的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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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國公學,始於15世紀,為遍布全球的官員、軍人、商賈,培養他們留在家鄉的下一代,延續精英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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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来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學校、文法中學,以至獨立中學。講究全人教育,因而除了期望學生學業成績優
秀之外,相當重視課外活動,也把學生組織的自治,作為學生重要之學習經歷。
但是又盡量融合本地的華人教育的文化傳統,重視德育;學校組織方面,必然是
"教務"與"訓育"並行;等等。70年代以後紛紛成立之津貼中學,也幾乎全部以
"補助學校"的辦學模式為原型。因此,雖然補助學校只有22所,其對於香港中 5
學發展之影響,卻是全面而深刻的。西方在戰後設立的公立學校系統,大都陷入
純粹的"大規模生產"模式,成為世界性的危機。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始終沒有陷
入西方的此種危機,再後來能夠傲立於世界先進行列,與此可謂息息相關。
在 50、60年代,中文中學數量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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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左右派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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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文中學,大致分三個陣營。其一是教會辦的中學,例如前述的培
正、真光、嶺英等。其二是與台灣國民黨政府關係密切的,以德明、大同、同濟
為首的學校,當時組有中文私校聯會。其三則是與內地新政權關係密切的,如培
僑、香島、勞工子弟學校,當時一度稱為"進步學校",後來則稱為"愛國學校"
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後。
香港政府當時對中文中學並不介意,但對有政治色彩的學校則非常敏感。當
時的中文中學,不論左、中、右,成績都頗不錯。當時中文中學採"三三"制,即
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培正、金文泰的畢業生,高中畢業後往海外留學者甚眾,
而且一般成績斐然。在本港升學者,則可以在政府特設的一年特別班中深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