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Em pire（Int.Rel.））第一卷第
34頁。英國人把中華帝國各省份的最高長官稱作 “Governor”；有一些 “姊妹
”省份，如廣東 /廣西（兩廣），由更高級的官員掌管，通常稱作 “Governor
General”或“Viceroy”。
(20)
馬士：《中國的行會》（ Morse，Guilds of China），第 17頁。
(21)
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 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on the
China Coast），第 51頁。
(22)行商除了本名與行名外，還有一個對外通商的商名，商名一般通稱某官，一則係一種尊稱，且一般行商大多捐有官職。自道光十三年至鴉片戰爭期間，擔任公行總商的是怡和行的老闆伍秉鑑，他的商名即為伍浩官，在外國文獻中，怡和行的老闆代代都叫
Howqua，即 “浩官 ”。——譯註
(23)
“管貨人委員會 ”當時在廣州被稱為 “公班衙 ”。“大班 ”（supercargo）一詞來自
“管貨人 ”（Supra Cargo）。 “管貨人委員會 ”也譯作 “東印度公司特派委員會
”。——譯註
(24)馬士：《編年史》（ Morse，Chronicles）第二卷，第 104頁。
(25)
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 Greenberg，British Trade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第 61—62頁。
(26)亨特：《廣州番鬼錄》（ Hunter，The Fan kwaein Canton），第
26、40頁。
第二章 鴉片生意 (1)使人快樂的植物
馬戛爾尼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接見英國特使
小斯當東覲見乾隆
喬治三世為英國漢諾威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馬戛爾尼使團帶來喬治三世致乾隆的書函，稱：
“我們由於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我們之間永遠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誼，我們會極為愉快。
”
英屬印度政府開支節節上升，貿易競爭日趨激烈，東印度公司急於開拓英國出口商品市場，不滿中國官吏的敲詐勒索。凡此種種因素，使得東印度公司希望擺.廣州貿易的諸般限制。為此必須進行外交接觸，這種接觸當然是沿用從前與俄國人、土耳其人和莫.兒人談判時屢試不爽的方法。
1793年，第一個英國使團抵達北京，使團首領是前馬德拉斯總督喬治·馬戛爾尼勛爵。馬戛爾尼使團計劃周密、幕僚眾多，乘坐的又是一艘配備
64門大炮的軍艦
——所有這些都旨在明確展示英國的實力和財富，最後卻落得空手而歸，其失敗完全是由於雙方之間的誤解造成的。
老皇帝乾隆準備擺出友善的姿態來接待蠻夷的這次覲見。考慮到夷人奇特的成見，他還破例做了一些通融。不過，乾隆壓根沒打算變更看起來運轉十分正常的制度。馬戛爾尼善於交際、多才多藝、令人愉快，是大使的理想人選。早先他曾率領一個外交使團成功地訪問過俄國，與
那位難對付的葉卡捷琳娜相處融洽。但他無法打動乾隆的心。
(2)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國使節來熱河獻禮祝壽。英國副使斯當東
12歲的兒子小斯當東跟耶穌會教士學會了漢語，會見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隨意交談。談到高興之處，乾隆解下腰間佩戴的荷包和翡翠，賜給了小斯當東，兩件御珍至今還收藏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英國人要求放鬆貿易管制，這一點甚至未被考慮，乾隆皇帝根本不相信一個蠻夷國度的小君所提的這些請求是嚴肅的。在致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乾隆指責馬戛爾尼嚴重違反了外交禮儀：
“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
”夷人的諸多無禮要求中，最令人反感的要算英國人打算獲得一小塊中國的地產。馬戛爾尼受命要求獲得
“舟山附近一座不設防小島，供英國商人居住、存放貨物、供應船隻
”。儘管從一開始就被拒之門外，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不會善罷甘休。
馬戛爾尼使團的實際成果在於激發了英國人對中國的興趣，豐富了有關中國的知識。兩名使團成員，日後以海軍大臣揚名的約翰
·巴羅以及喬治 ·斯當東爵士，公開發表了詳盡的報告，
“中華帝國的壯麗和遼闊”深深打動了英國人（喬治爵士
10歲的兒子托馬斯隨父來到中國，現
存北京歷史檔案館的案卷上留下了他吃力地寫下的漢字）。
(3)中華帝國決意繼續完全無視其疆域之外的世界，乾隆皇帝在由馬戛爾尼轉交喬治三世的彬彬有禮的回絕信函中非常明確地表明瞭這一點。乾隆稱道喬治三世的
“恭順之誠 ”，但其所請
“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
”。(4)馬戛爾尼勛爵在日記中對中國做出了一個準確的貶抑性評價：
中華帝國如同一艘年代久遠、搖晃不定的一流軍艦，僥倖出現的一批幹練而警覺的官員，已經設法使之漂浮了
150餘年，並以其龐大的軀體和外觀懾服了四鄰。然而，一旦某個無能之輩碰巧控制了甲板，這艘戰艦的紀律和安全也就不復存在。她或許不會立即沉沒，其殘骸也許會隨波逐流，結果被撞成碎片衝到岸上，但她再也無法回覆舊觀了。
正當馬戛爾尼逗留北京之際，局勢有了新發展。英國在孟加拉的新政府正孜孜以求地擴大東印度公司不斷增加的收入，意識到當地農夫種植的一種有用藥材
——罌粟，才是最有利可圖的經濟作物。孟加拉政府高效地組織種植罌粟、提煉鴉片，上等優質鴉片陸續運抵加爾各答拍賣場，英國人終於有了一種可以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茶葉的貨物。
喬治
·斯當東爵士是牛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他擔任馬戛爾尼使團的祕書。
鴉片罌粟是兩年生草本植物，其花色豔麗，有紅、粉紅、紫、白等多種顏色。初夏罌
粟花落，約半個月後果實接近完全成熟之時，用刀將罌粟果皮劃破，滲出的乳白色汁
液經自然風乾凝聚成黏稠的膏狀物，顏色也從乳白色變成深棕色，這些膏狀物用煙刀
刮下來就是生鴉片。
鴉片是一種有史可稽的最古老、記載最完備的麻醉劑。
(5)4000年前的蘇美爾人把罌粟稱作 “使人快樂的植物 ”；公元前
1600年，埃及人就描述過鴉片，米諾斯人信奉一位罌粟女神，荷馬也知道這種忘憂藥。羅馬人在給藥物分類時，把鴉片列為主要的催眠劑。尼祿手下的軍隊外科醫生狄奧斯科裏德斯在《藥物學》一書中提到過鴉片；伽林
——他一手確立的西方藥物學及心理學模式一直沿用到 17世紀
——也借重鴉片的藥用功能；哈馬丹的阿維森納，在藥物學知識方面比歐洲的醫生和哲學家領先數個世紀，被認為是因服用鴉片過量死於
1039年。
14世紀英國醫生約翰·阿登留下了所開處方的詳細記錄，這些處方表明，他至少在一定範圍內使用鴉片，他用某種鴉片合劑讓病人
“入睡而無任何疼痛感 ”。鴉片主要用作催眠劑，通過睡眠來促進身體自然康復。
版畫《啤酒街與杜松子酒巷》
在18世紀，英國人對鴉片並無非難之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酒精始終是大眾心目中的惡魔。當時，英國社會正處於賀加斯所描繪的
“杜松子酒巷 ”(6)——“一個便士喝醉，兩個便士爛醉
”——的時代。另一方面，就連皇家技術學會這樣令人肅然起敬的機構也在扶持鴉片培植，協
會獎勵在英國成功培植這種藥材的人 50幾尼
(7)或一枚金質獎牌。很自然，獲獎者大多為醫生。伯明翰的克羅利醫生在
11英畝土地上收穫的鴉片超過 10英石
(8)。更讓人嘖嘖稱奇的是，豪森醫生和外科醫生楊格先生
因在蘇格蘭成功生產出鴉片而獲得金質獎章。楊格先生獲得了每英畝
117英鎊 6先令的可觀利潤，如此豐厚的利潤是栽培任何其他作物難以企及的。
(9)鴉片不但可以從罌粟中提取，也可從普通白色植物和花園裏的紅色植物提取，楊格先生甚至從萵苣中提煉出大量鴉片。既然在荒涼的英國北部都能取得如此成效，在土地肥沃的孟加拉，鴉片生產的繁盛狀況可想而知。日後的事實表明，藉助孟加拉邦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生產出遠遠超過現有市場銷量的高純度鴉片。
英國散文大家德 ·昆西
嘉慶皇帝發給兩廣總督的禁煙諭旨
可以肯定，鴉片有穩定的藥用需求，因為溶解在酒精中的鴉片
——鴉片酊是一種適用多種症狀的首選藥，不但被用作催眠劑，還可以用作退燒藥。鴉片還被人們
——最著名的是德 ·昆西和柯勒律治
——當如今所稱的遊戲性毒品，窮人則普遍把它用作鎮靜劑，或是用來替代酒精。直到
20世紀，鴉片在英國始終是合法的，而且在大多數時間裏是惟一管制最鬆的藥物。因此，毫不奇怪，英印當局認為生產和販賣鴉片並非不可饒恕的道德邪惡，決意擴大鴉片生產，並把鴉片作為公司的專賣品。
中國是個極具吸引力的市場，因為吸食鴉片，有時是與煙草混合.吸，在中國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17世紀初，中國就頒佈過針對鴉片和煙草的法律，但煙草受到的譴責更為嚴厲。在整個
18世紀，藥用鴉片在中國始終是合法的，鴉片也定期進口並繳納關.，而在 17世紀
30年代，對出售煙草者的懲罰是斬首。這些禁令始終難以貫徹執行，直到
1729年，皇帝頒佈詔書，痛斥年輕人沉溺於鴉片的惡習。至少東印度公司是嚴肅對待這道詔書的，由於夾帶鴉片的船隻將遭到沒收船隻和貨物的處罰，東印度公司向屬下船長發出指示：
“不論發生何種情形，你們既不
能支持、也不應允許在開往中國的船上搭載此類貨物，當你們遇險時不得報出本公司的名號。
”(10)在其他地區，這道詔書多半被忽視了，鴉片消費量仍然相當大。 18世紀
70年代，一位法國遊客注意到，中國人突然
染上了 “對這種麻醉劑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嗜好 ”。(11)
東印度公司在
1781年組織鴉片生產後，仍避免直接將鴉片船運到中國。公司在加爾各答市場把鴉片出售給投機商，投機商再船運到廣州，通過私人
“港腳
”商人銷售。東印度公司憑藉這種方式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否認與運抵中國的鴉片有任何關係。
1781年之前，港腳船每年從印度運入 1000箱鴉片（每箱約重 135—160磅），
1781—1790年的 9年間，年進口量超過
4000箱。增長幅度如此之大，足以引起警惕。朝廷隨後頒佈了一道法令，徹底禁止鴉片進口。此後，鴉片貿易轉入地下，成為非法的走私貿易。這只是表面現象，
“人們在內心裏認為沒有任何理由把它們（禁煙法令）付諸實施，它們的諸般限制所起的惟一作用，是為這種貿易披上了一層合宜的外衣
……對合法貿易徵收的違規.費本來就十分苛重，若是除了討好（官員）之外，還必須為獲得默許而出錢的話，.費就顯得愈發重了，.款由官吏、.部、總督、巡撫、布政使以及諸
如此類的一大批人瓜分 ”。(12)
禁煙令頒佈前後惟一顯而易見的區別，就是鴉片不能公開在廣州銷售，而是轉到停泊在黃埔的船上交易。廣州特派委員會繼續掩耳盜鈴：
“據信明智的做法是避免（與英國私商）公開聯繫，而只是通知這些商人
……我們不認為他們將這種 ‘貨物 ’帶入市場有什麼不妥。 ”（鴉片委員會，
1804年）之後的
30年之內，鴉片銷售量一直保持平穩，人們也沒有認為鴉片收入對英屬印度具有什麼重大意義。英國政府發給馬戛爾尼勛爵的指示中有一項承諾，如果中國人堅持，英國可以放棄鴉片貿易，
“鴉片收入對印度有益，但與之相比，（英國）更希望獲得對華貿易的獨佔地位
”。(13)
東印度公司生產鴉片的過程 1：分揀
東印度公司生產鴉片的過程 2：攪拌
東印度公司生產鴉片的過程 3：賦形
東印度公司生產鴉片的過程 4：乾燥
東印度公司生產鴉片的過程 5：倉儲
東印度公司生產鴉片的過程 6：運輸
馬戛爾尼造訪北京時並未提及這項承諾，因為中國當局將他拒之門外。假如中國人願意同馬戛爾尼這位境外強國的可靠代表展開詳盡討論，或許就能夠禁絕鴉片貿易，從而避免戰爭。終止鴉片貿易不會過度損害印度政府，加爾各答鴉片拍賣的財政收入很受歡迎，但並非東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能夠獲得鴉片拍賣收入當然令人鼓舞，
“您將非常高興地看到 ”，印度總督莫林頓勛爵
1799年3月21日致函監督委員會的亨利 ·鄧達斯指出，
“鴉片拍賣收入已完全恢復正常 ……公眾非常感激醫
學委員會的二把手弗萊明先生，因為他對鴉片做了仔細的檢驗
”。(14)10年後，傑出的弗萊明先生的工作收到了成效，鴉片收入仍然僅佔孟加拉總收入的
6%，在依重要性排列的收入項目中列第 6位。 (15)
孟加拉的總收入為 98，383，516通用盧比，除去鴉片生產成本
967，278盧比，鴉片淨收入為
498，908英鎊。這是相當大的一筆收入，但很難.構成了 “開戰理由
”，尤其是聖喬治堡（馬德拉斯）的收入納入印度財政總收入之後。聖喬治堡的收入幾乎達到孟加拉收入的一半，而且與鴉片無關，孟買的收入相對較低，也與鴉片毫無瓜葛。印度各邦收入合併計算，除去生產成本，鴉片收入佔東印度公司總收入的
4%。上述數據還都只是印度內部的收入，未將公司的貿易收入計算在內，後者有股息，在當時平均每年為
875，000英鎊。
1817—1818年間，情況也沒有大的變化，當年以英鎊計算的印度總收入為
18，322，547英鎊，鴉片收入為 873，599英鎊，鴉片收入仍然不到總收入的
5%（資料來源：東印度公司年度賬目）。
19世紀頭 20年中，東印度公司鴉片生產沒有大的增長，這一時期每
5年的平均產量為：
東印度公司官員擔心，他們未能提供更多的鴉片，也許讓中國的吸食者失望，因為
“突然失去這種麻醉劑，幾乎肯定會給癮君子帶來很大痛苦，但政府沒有道德義務提高產量
”。
因此，在 19世紀頭
20年，很難.鴉片利潤已經成為東印度公司關注的焦點。鴉片利潤日後雖然有所增長，也從未在印度財政收入中佔到舉足輕重的比例。但是，每一個人都期盼廣州貿易不斷髮展。廣州的富庶，北京的安逸，成千上萬官僚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國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茶.，全都有賴於廣州貿易。
多變混亂的程序
廣州的.收對中國的財政大有助益，而且少數商人承擔了額外的負擔，不會激怒老百姓。不難理解，這種體制
“十分適合制度化的剝削 ”，不法官吏把提高廣州商人的 “規費
”作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例如，
1807年，倒黴的公行商人不得不繳納各種苛捐雜.，其中，
127，500兩白銀是為肅平海盜和河工，為了 “自鳴鐘
”（進口的表、鍾及機械玩具）又交了20萬兩白銀。行商若是瀕臨破產，可以在
“公所基金
”的幫助下恢復元氣。這項基金由行商每年繳納一定比例的利潤組成，從理論上.，基金是用來償還破產債務的，但官員已經開始貪婪地把手伸向基金的財
產。 (16)
一旦廣州的洋人提出抗議，這種體制就扭曲了。尤其英國人逐漸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首屈一指的世界強國，而不是一家商業公司，因而不願再承受多如牛毛的種種有傷體面的管制。僅僅
3年前，拿破崙還幾乎控制了整個歐洲，法國統治.從華沙到比利牛斯山脈的廣大地區；如今，他在滑鐵盧被打敗，流放到一個偏遠的大西洋島嶼，淪為一名囚徒，而且是東印度公司的囚徒，因為聖赫勒拿島正是東印度公司眾多補給站中的一個。
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
1815年6月，法軍在滑鐵盧戰役中戰敗，拿破崙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南大西洋的英屬聖赫勒拿島。繪畫反映的是拿破崙在島上口述文件。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與中國的地位迥然不同，兩地的反差越來越明顯。歐洲人抵達印度後，很快就能獲得一官半職，他的舉止做派與莫.兒帝國的繼承人沒有什麼兩樣。他旅行時帶一名儀表堂堂的侍從，身邊圍繞.一大.各色人等的印度僕役和助手，背後的靠山是訓練有素的印度士兵，事實已反覆證明這些士兵是這個次大陸最好的軍隊。他在自己的地盤上是無可爭議的大人物，哪怕這地盤是一個正式獨立的土邦。他必須.這個國家的語言，可以到東印度公司的海勒伯裏學院學會這種語言。不可否認，他不得私自從事貿易，公司職員再不可能指望像以往的
納波布 (17)那樣大發橫財，薩克雷在《名利場》中描繪的喬斯
·賽特笠就是納波布的生動寫照。然而，他實際上享有很高的生活水準，總是身處英國文明的核心，擁有諸如鋼琴、淑女、.球房和流通圖書館等宜人的條件和設施。他最起碼的一項享樂，是常年可用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塊冰鎮巴斯啤酒和蘇打水。
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商館任 “書記
”的年輕人，日子就遠沒有那麼舒適了。與在印度的同胞相反，他的身份並非帝國的管理者而是商人，而商人是中國社會中地位最低的階層。他有大半年時間生活在氣候濕熱的廣州，活動範圍不過是狹小的商館，住的只是一間中等大小的單間。除非特殊情況，他甚至不能到小小的歐洲人居留區外散步。當地老百姓對他抱有明顯的敵意，雖然他與行商保持了彬彬有禮，有時甚至算得上友好的關係。澳門的假期要舒適一些，但那裏幾乎是混血兒的天下，英國婦女非常少見，無法像在加爾各答、馬德拉斯或孟買那樣找到伴侶。聰明而勤奮的書記員經過千辛萬苦才能掌握足夠的漢語，進而對這個國家的傳統和文化產生興趣，但很少有人願意付諸行動。惟一的補償是經商掙錢。這一條路在廣州仍舊是可行的，但隨.
1813年公司貿易專營權撤銷，公司職員的發財夢越來越渺茫。公司董事會曾提出抗議，但沒有任何成效，因為公司非常不得人心。一位觀察家寫道：
“倘若有人提議削減一個或若干董事會成員名額的增訂條款，肯定會在下院以壓倒多數獲
得通過。
”(18)不僅如此，廣州的私商顯然正在大發橫財，在品行端正的公司職員看來，這些人全都是半海盜式的無名小卒和鴉片走私販子，他們的舉止根本談不上
“得體 ”。
1793年，公司特許狀進行了續訂，准許外來者合法地經營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港腳貿易（此前他們已經非
東印度公司職員在印度的奢華生活
1830年前後廣州的一位商船船長。鴉片戰爭前的廣州，是外國冒險家的樂園，他們來到廣州的目的只有一個：儘快發財。
圖為馬戛爾尼使團贈送給乾隆的銅鍍金冠架水法跑鴨鍾
法地幹了一段時間）。英國商人在印度進出口貿易中站穩了腳跟，他們的立足點通常是在加爾各答。這並非易事，因為新來者必須在現行體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皮棉是印度主要的出口產品，也是吸引中國買主的貨物之一，但棉花貿易仍掌握在公司手中。在廣州，公司特派委員會利用手中掌握的審批權，限制闖入者染指原料市場，中國人的做法也強化了公司的權力，中國人只與公司和行商進行較為重要的出口貿易。
裝有發條裝置的產品是輸入中國市場的有潛力的進口貨物，也是歐洲自中世紀以來始終領先中國的為數不多的領域之一。中國人熱切渴望得到各種鐘錶、時鐘、機械發聲小鳥、人工瀑布、跳舞的小人、音樂盒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中國人對這類玩具的渴望，按照特派委員會主席在1811年時的話.，
“現在已是這名官員（.部）賄賂京城上司的現成工具
”，(19)也引發了不少爭吵。為避免再發生類似情形，公司限制進口這些惱人的貨物，這就給切普塞德的詹姆斯
·考克斯這樣有魄力的外來者打入廣州貿易的機會。幾經周折之後，考克斯創立的商行最終成為最大的一家在華外國商行
——怡和洋行。考克斯還試探了其他進口商品的市場前景，其中來自美洲 “腹地
”的海獺皮和海豹皮最為成功，這宗利潤豐厚的業務日後被約翰 ·雅各布
·亞士.接管。其他商人也各顯其能，尋找能引起中國人興趣和充當現金代用品的進口貨物：金屬、染料、人蔘、檀香、象牙、珊瑚和琥珀，以及魚翅、燕窩等珍饈美味。中國產品的境外市場也有人作了類似的調查，倫敦組建了一家
“藥材行 ”，進口中國的大黃、肉桂和樟腦。
東印度公司董事對這些競爭者並不友善，竭盡全力打擊那些與公司搶生意的無證商人。不久，外來者偶然找到一個自我保護的方法，他們搖身一變當上了外國列強的名譽領事，因而從法律上成為外國臣民。特派委員會對此十分懊惱，卻依然認為
“任何惡意干涉 ……都不妥當
”。倫敦佬和蘇格蘭人蹩腳地裝扮成忠心不貳的奧地利人、普魯士人、瑞典人、波蘭人、漢諾威人、那不勒斯人和熱那亞人，從而得以在特派委員會不以為然的注視下合法地在廣州做生意。中國官員也沒有異議，他們很難認得出紅頭髮的野蠻人所屬的民族，只要夷人舉止得體，繼續貢獻慣常的
“規費 ”，中國人樂得甩手不管。
私商們越來越清楚，鴉片乃是廣州贏利最容易、利潤最豐厚的商品。東印度公司排斥鴉片貿易，但渴望賣掉為加爾各答市場生產的優質鴉片。中國當然是最大的買主，而公司在加爾各答鴉片銷售不得不倚重私商，這樣就大大削弱了特派委員會的約束力。作為東印度公司的搭檔，行商面臨來自北京的代理人愈發貪婪的索取，影響力江河日下，從而進一步削弱了特派委員會的威信。
阿美士德勛爵
1816年，東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為正使的訪華使團，再次向中國提出通商的要求。英使拒絕向嘉慶皇帝行三跪九叩禮，因而被降旨：
“該貢使等即日返回，該國王表文亦不必呈覽，其貢物一一發還。 ”
東印度公司企圖挽回局勢。 1816年，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勛爵威廉 ·皮特
·阿美士德前往北京，勸.皇帝放鬆限制，開放更多貿易口岸：
“公司在華管理機構、董事會以及攝政王政府認為，從這個國家派遣一個使團的合宜理由，乃在於侮慢、多變和混亂的程序
……他們（廣州地方當局）阻礙了貿易。 ”阿美士德勛爵的遭遇甚至比
1793年的馬戛爾尼更慘，但英國政府此時更關注國內及歐洲事務，無暇為東印度公司撐
腰。 (20)
我此生從未見過鴉片
奴隸制是當時惟一能使英國政治氣候升.的殖民地問題。歷屆英國政府忙於廢除奴隸制，安排解放奴隸的前途，補償奴隸主，查禁奴隸貿易。除了東印度公司股東之外，沒有人關注中國事務。廣州貿易的發展狀況仍然令人滿意，傑出而清廉的阮元出任兩廣總督。
1820年，一位精
力充沛、勤勤懇懇的皇帝即位。 (21)
道光皇帝是年
38歲，正值年富力強，他在老皇帝乾隆身邊度過了童年，繼承了祖父對世界的看法：中國也許會遭遇困境，但是中國仍是世界上惟一文明的社會，周圍都是隻看重蠅頭小利的蠻夷，這些蠻夷冥頑不化、令人生厭。道光仿效他父親嘉慶的節儉，穿打補丁的舊朝服，飲食也很簡單。
30年後他在臨終前下令不準在他的墓前設立功德牌坊，以表示他的個人缺陷和未能拯救帝國。
道光皇帝即位後雖力圖振衰起弊，派林則徐赴廣州查禁鴉片，但在鴉片戰爭中舉棋不定，時戰時和，最後派耆英、伊里布向英軍投降，簽訂了《南京條約》。
這位皇帝在官吏的奏摺上所作的批註，表現出面對艱難使命時的得體和奉獻精神，令看過的人不由為之動容。前朝許多腐敗的官員要麼死了，要麼隱退了。一些品格高尚、精明幹練的官員忠心耿耿地輔佐道光，其中既有滿人也有漢人。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是皇帝的近親，黨羽遍佈整個國家。穆彰阿較少有傳統漢人裹足不前的成見，與洋人發生衝突時，他的支持者主張採取妥協政策，這種政策遭到力主抗拒外國勢力的強硬派的嚴厲抨擊。然而，所有的人，不管是漢人還是滿人，甚至皇
帝本人，都十分危險地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
“快蟹
”船形如蟹，沒有炮械，有水手百數十個，左右各五六十快槳，行駛如飛，水師很難緝拿。
圖為 19世紀 30年代中國水師追擊鴉片船
阮元注意到鴉片貿易後，立即禁止從黃埔和澳門輸入這種毒品，公佈了嚴厲的懲處措施，在廣州逮捕了一批鴉片販子和吸食者。鴉片商人並沒有放棄、哪怕是限制這種貿易
——這是不可想像的
——而是力圖為這種貿易披上一層稍微正當的外衣。鴉片自印度運來後，不再直接送到黃埔，而是運至珠江入海口一個便利的碇泊地伶仃島，然後卸到固定停泊在那裏的躉船上。這些躉船為私商所有，由私商配備船上人員。接下來，私商在躉船上與廣州的中國買主談好價格，達成交易後把貨從躉船卸到一種快速小平底船。這種船為中國人所有和操作，被形象地稱作“快蟹
”或“爬龍 ”。
從嚴格意義上.，中國的近海防禦部隊算不上是一支海軍，他們滿足於偶爾驅逐一下這些大帆船，在每年交易季節結束時追擊掉隊的鴉片船。他們在追逐的時候慢慢騰騰，禮貌地保持一定距離，同時整個艦隊全力開火。北京很快就會收到報告，
“這場鬧劇上演數天之後，一道文
告昭示全國：天子的艦隊經過一場惡戰，把番鬼打得抱頭鼠竄
”。(22)不過，有時候也會發生意外事故： 19世紀
20年代，一場大火燒燬了商館裏價值不菲的存貨，一位美國海員被移交給中國當局絞死（特拉諾
案(23)），一些英國海員被控在伶仃島鬥毆，但未判絞刑（託佩茲案）。不過這些不幸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因為各方都清楚意識到，維持現行體制的穩定即意味.豐厚的利潤。
抵達或運出伶仃島的所有貨物都是免.的，就連完全合法的貨物也很快從黃埔轉到河口進行交易，節省的.金可以綽綽有餘地彌補額外的運費開支。
鴉片貿易不斷髮展，雖然售價未漲，進口數量卻穩步增長。 1821年，
4770箱鴉片共售得 8，400，800元； 1826年， 9621箱鴉片只售得 7，
608，205元。拓展市場的舉措非常奏效，
1830年，鴉片進口量幾乎又翻了一番，達到 18，760箱，這與 1820年之前
30年間的平均
4000箱左右的進口量不啻有天壤之別。廣州的英國職員把合法貿易與走私貿易..，便可以推.一切責任，甚至根本不承認有鴉片走私一事。特派委員會前主席約翰
·弗朗西斯 ·德庇時曾在廣州住過 17年，在回答
1829年下院特別委員會詢問，被問及鴉片是否貼上了公司標籤時，德庇時斷言：
“我此生從未見過一箱鴉片，因此我無法談論此事。
”德庇時為人誠實，應當嚴肅對待他所作的這個聲明。倘若換一個環境，即使考慮到他必然很清楚哪些地方不應該去看，這個聲明也是難以置信的，因為幾乎每一個在廣州的歐洲人（東印度公司職員除外），都在忙於把儘可能多的鴉片賣給中國人。然而，廣州顛地洋行簿記員亨利先生在同一個委員會上的證詞佐證了德庇時的聲明，亨利先生也聲稱：
“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一箱
鴉片。 ”(24)
由於道光封禁澳門、黃埔，鴉片販子就轉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島上，在那裏設置躉船。
鴉片拍賣收入雖然對印度政府頗有助益，對經營其他貨物的英國出口商卻沒有什麼好處，他們在中國出售商品的機會大受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鴉片貿易的巨大誘惑，也因為東印度公司仍舊把持.對華貿易專營權。
1820年7月10日，那些獲准直接經營英國出口商品的商人首次公開施壓，向下院提交了一份陳情書：
“曼徹斯特、薩福德的城鎮以及鄰近地區的數位商人、工廠主和其他居民
……要求與中國廣州港開展貿易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新加坡的主權得到維護，如果上述要求與我
國的良好聲望和榮譽並無牴觸的話。
”此時，利物浦勛爵的託利黨政府正為卡羅琳王后與喬治四世的離婚案，以及稍後的彼得盧大屠殺
——抗議農民生活艱難的示威者遭到警察開槍射擊
——等諸如此類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根本無暇顧及曼徹斯特人的陳情書，陳情書
“被下院擱置起來”。1824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殖民地，不過這項決定是印度總督做出的，他認識到一個靠近中國的商站在貿易上的重要性，認可了斯坦福德
·萊佛士 5年前從柔佛蘇丹手中買下這個島嶼的行動。
隨.蒸汽機的普及，動力織布機迅速取代了手工織機，紡織業成為
19世紀英國工業的支柱產業。
1820年陳情書乃是一種錯覺的最早版本，在 19世紀其餘
80年裏，英國人始終沒有擺.這種錯覺，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未來。英國工業化的步伐加速，蒸汽動力得到廣泛運用，工廠生產組織開始形成，從而日益迫切地呼喚開拓新市場。工業革命的先驅、蘭開夏的棉紡業走在了這一進程的最前列。
1820年，這個工業部門仍是手工工人的天下，但是動力織機正在迅速排擠個體手工工人。
1813年，英國僅有 2400台動力織布
機，到 19世紀 20年代末，動力織機已達 55，000台， 1850年達到
25萬台，產量佔英國棉布出口總量的一半。工廠化生產方式傳播到其他行業，很快加劇了對新市場的貪婪需求。歐洲和美國開始追趕英國，並在日後趕超英國，英國出口商們為此更加焦急不安。中國幅員廣大，是最大的一個尚未開放的潛在市場，中國巨大的市場前景令英國商人激動不已，他們急不可耐地提出了一系列主張。一是放寬廣州貿易的限制，取消東印度公司貿易專營權；二是希望中國開放其他通商口岸，英國把一座港口據為己有，鴉片合法化，批准各條河流自由航行，降低關.。只要上述條件得到滿足，中國百姓就能高興地買到斯塔福德郡的金屬杯、伯明翰的茶盤和蘭開夏的上衣，英國人修建的鐵路將使中國人廉價地獲得所有這些貨物。英國官員鄙夷地不相信任何與貿易沾邊的事情，不肯答應這些要求（結果證明他們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中國市場從未成熟到預期的程度，工廠主失望之餘，越發迫切地要求獲取更多的特許權）。這些看法在
19世紀
20年代就已經成型，日後不斷引發往往得到香港當局支持的商人與英國政府之間的爭執。
19世紀
20年代末，廣州的外國僑民開始融合，已經略具日後早期香港社會的雛形。東印度公司的人.變為殖民地管理者，私商繼續充當推動殖民地自立的動力，傳教士則協助與中國人保持接觸。早在
1830年，未來的殖民地總督約翰
·德庇時就已經開始了大班的生涯；馬禮遜父子也樹立起譯員的聲望，他們將在英國與中國談判者之間建立某種交流；兩家將執香港商界之牛耳的英國商號也在廣州.穎而出，它們是莫克尼阿克公司（除了名稱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是怡和洋行）及其無情的競
爭對手托馬斯 ·顛地公司。 (25)這兩家公司僱傭了 52個英國僑民團體的
18個，東印度公司僱傭了另外 20個，這無疑表明了兩家商號的相對重要性。
郭士立
西方僑民當中最有趣的要算身材矮小肥胖的郭士立牧師。郭士立的身份介於傳教士和商人之間，他曾在普魯士的普里茨給一個緊身胸衣製造商當學徒。郭士立能流利地.數種語言，雖然不夠標準，因而鴉片商人大多找他做翻譯，
“我將為郭士立的 3天時間付出 1000元”，獨自經營的商人詹姆斯
·英尼斯寫道。郭士立結過 3次婚，是早期香港最富活力的居民之一。他死於
1851年，之前一直在殖民地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除郭士立之外，還有大約
20名左右美國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新英格蘭人，其中包括兩名傳教士裨治文牧師和詹姆斯
·佈雷福德博士，以及一個名叫威廉
·亨特的商人，亨特撰寫的回憶錄《廣州番鬼錄》生動描述了澳門和廣州商館的日常生活。人數不多的僑民維持.兩份刊物，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和主要由東印度公司職員編輯的《廣州雜誌》。此外還有兩家報紙，《廣東記錄報》的業主是馬地臣，《廣州週報》則
流露出明顯的親顛地傾向。 (26)
裨治文
除了傳教士和他們的學生之外，所有的歐洲人，實際上也包括所有的中國人
——因為當時還沒有哪位中國人會.英語
——只能用洋涇.英語進行交流。這種混合語言使用英語、漢語、葡萄牙語的詞彙和印度英語的單詞，句法則是廣東話的句法。例如，它使用的量詞或類別詞中，漢語的
“個”、“份”變成 “塊”，如 “三塊報紙
”（意思是三份報紙）。一些洋涇.用語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
shroff（收賬員）最初指試金者和銀錢.換商， 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許，
godown（倉庫）是貨棧之意，這些都是 16世紀的印度英語；
joss（神像或好運）、 amah（阿媽）則是來自葡萄牙語； hong（洋行）、
taipan（大班）、 junk（舢板）、
chow（中國狗）則源於漢語。混合語言易學，而且足以滿足商業交易之需，但只能進行最基本的交流，從而在講漢語者和講英語者之間形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用洋涇.語言來翻譯一篇名作會鬧出笑話：
One young man walkee；no can stop.
Maskee de snow；maskee de ice！
He Carry with chop so nice－
Topside galow！(27)
不論是盎格魯－撒克遜人還是中國人，總是傾向於把外國人看成是難以相處的小孩，這種幼稚的語言成為惟一的交流工具，更堅定了他們的成見。裨治文牧師指出了這種危險：
“幾乎沒有哪個外國人肯花一小時時間學習中國人的語言，雙方的交往如此有限，只會導致雙方在仁
慈、同情、尊重和友誼等方面完全隔絕。 ”(28)
一.花花公子
東印度公司與私商、英國人與美國人共同參與的貿易極為重要，這種貿易可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長途貿易，每年的貿易額將近
5000萬元。中國的大宗進口貨物有皮棉、毛織品，當然還有鴉片，出口的則是茶和絲。鴉片和茶葉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宗進出口貿易商品：
茶葉行
1833年前後的廣州商館。當時，清朝政府嚴禁外國婦女進入廣州城。
威廉 ·本廷克在 1828—1835年間任印度總督
到1831年，英、美兩國私商已經取代了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貿易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私商貿易的年進口額為
2000萬元，主要是鴉片，出口額也達 1400萬元。東印度公司的進出口額分別為
370萬元和
900萬元，其中出口幾乎全部是茶葉，因為公司仍控制了茶葉專營權。與此同時，鴉片貿易逐步排擠了其他印度進口貿易，特派委員會的極度自信正在一點一滴地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神經過敏的盛氣凌人。行商在合法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朝不保夕，合法貿易乃是行商的收入來源，現在遭到走私貿易的排擠，東印度公司越發惴惴不安。特派委員會向倫敦利登霍爾街的公司總部報道.，僅有
3家實力雄厚的行商挺住打擊存活下來。
“中國政府的勒索和苛捐雜.，使得幾乎所有外國商人都從事非法貿易。如此一來，公共.收減少，只剩下誠實的公司近乎孤立無援地支撐.該港口的大量需求。
”(29)
1829年，大班威廉
·盼師為首的更為激進的集團掌握了特派委員會的權力，他開始嘗試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沒做成的事情，企圖強行從中國人那裏索取新特權。保守的特派委員會主席部樓東一貫反對盼師，卻始終未能成功。部樓東沉湎於公司的傳統，如今發現自己已是孤家寡人。激進分子向總督提交了一份清單，開列了許多專橫要求，為了施加壓力，還命令英國船隻駛離廣州，這樣可以不再繳納港口費用和關.。他們選擇能夠繼續進行貿易的停泊點，中意的地點是
“香港島西北岬內側、朝東對.鯉魚門水道的錨地
”。這個地點正在如今橫渡九龍的天星小輪公司碼頭的位置，特派委員會採取行動的消息以及部樓東未被採納的規勸傳到利登霍爾街，公司董事會勃然大怒。膽大妄為的盼師及其同夥被直截了當地召回，可以預料，公司將任命一個更加保守的委員會。但是，就在這些決定傳達到廣州之前，盼師做出了另一樁輕率的舉動：他帶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往廣州。
外國人很清楚，中國人不允許歐洲婦女前往廣州，這項禁令在一個多世紀的貿易往來中始終得到遵奉。盼師不但使廣州貿易停頓了
6個月，還把盼師夫人 ——不是一次，而是兩次
——帶到廣州，還有其他婦女的陪伴。威廉 ·亨特記下了盼師夫人造成的情緒衝動：
“她是晚會上的美人兒 ……穿.精美的倫敦式樣的衣裙 ……令我們大為傾倒。
”洋人中也有對此事不以為然的： “前往拜訪女士們。大衣、手套和領飾
——同樣的領飾！我聽見某人在回來後.： ‘感謝上帝，總算結束了！
’.完取了一件夾克和黑色領帶。他又點燃了一支雪茄，看上去就像卸掉一大負擔似的。
”中國官員對盼師夫人的首次造訪提出異議之後，她
“在一排小艇的護.下離開，每個水手都像打仗似的全副武裝。印度佬在商館屋頂上架起了一門大炮
”。這些婦女還公然無視中國人的習俗，厚顏無恥地
公然乘坐轎子。 (30)
兩廣總督嚴厲譴責這一行徑：
“英吉利國大班盼師擅違舊制，攜帶番婦至省城夷館居住
……向例番婦不準來省居住，夷商不準坐轎進館……該國夷人，固皆頑蠢
……每有違拗之處 ……惟有隨時稽查，嚴切曉諭，一體恪尊天朝禁令。
”總督除了痛斥英國人之外，不會做失策之事，但盼師夫人所乘船隻的保證人、倒黴的興泰行老闆被投入監獄，還
被處以很重的罰款。 (31)
盼師的上司行事沒有那麼戲劇化，但十分果斷地做了決定，公司董事會從香港召回盼師，調令中寫道：
“大不列顛與中國的貿易如此重要，若非發生最急迫和最緊急的情況，斷不容有任何損害，而且根本不考慮個人問題。
”貴族與生俱來地不信任這些社交上一塌糊塗的商人，這種本性加強了貴族的勢力。
1830年3月22日，孟加拉總督威廉 ·本廷克勛爵致函印度事務部埃倫巴勒勛爵：
“我們認為那個特派委員會的所作所為最冒險、最不明智
……這種狀況可能導致的後果 ……不能不引起極大的恐慌。 ”埃倫巴勒勛爵在
1830年9月23日覆函稱： “廣州事務處理得十分拙劣（一.花花公子）
……不再是貿易的保護者，而是危及了貿
易。 ”(32)
收入不錯的行當
這些 “花花公子
”雖然受到倫敦和加爾各答當局的指責，卻得到了許多廣州私商的積極擁護。一方面，私商們深陷違禁貿易不能自拔，同時又希望法律做出有利於他們的修訂，他們非常熱切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1830年聖誕節前夕，他們遞交了一份請願書，清楚無疑地表明瞭這一點。
1831年7月28日，這份請願書送達議會。請願書很可能是出自馬地臣的手筆，因為他的文體風格獨具特色。請願書抱怨.：
“廣州官員是個貪贓枉法的階層，他們花錢將職位買到手，滿腦子想.勒索和不講道義地聚斂錢財
”。“對於頻繁前往這個帝國的英國臣民而言，貿易素來是惟一的目的
”，可實際上他們 “備嘗艱辛，所受待遇實為世上少見 ”。馬地臣抱怨.：
“就連神聖的家庭生活紐帶也遭漠視，夫妻分居，母子分離。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是由於那些禁止外國婦女在廣州居住的出爾反爾的禁令，因為似乎並沒明確的相關法律，除了以習俗為藉口，根本就沒有任何其他理由。
”
在這篇.長文件的結尾，馬地臣提出一個補救辦法：
如果上述建議難以實現，閣下的請願者深切希望大不列顛政府，在立法機構的認可下，做出有利於國家的決定，並且通過獲取一個靠近中國海岸的島嶼屬地，使英國在世界這個遙遠一隅的貿易免受來自暴政和壓迫的影響。
威廉 ·查頓是當時廣州最大的鴉片私商，人稱 “鐵頭老鼠 ”。
雖然當時沒有多少人想到香港，這個荒涼島嶼將成為馬地臣所.的“島嶼屬地 ”。
英國議會非但沒有依從請願書簽名者的請求，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或攫取一兩個島嶼，甚至對請願書反應冷淡。託利黨因為羅馬天主教徒待遇問題發生分裂，被格雷勛爵的輝格黨取代。埃倫巴勒勛爵隨之下野，他再次抨擊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是
“那些使我們的利益危在旦夕的人”，“應當命令英國商人服從所在國的法律
”，中國人設置的種種限制“也許非常荒謬，卻是該國法律所規定的
”。英國的支持者對這些商人們情緒化的言辭困惑不已，他們不明白後者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抱怨。《中國叢報》試圖做出解釋：
“我們獲悉一些非常睿智的來訪者詢問，我們不絕於耳的委屈和苦惱究竟何在，它既看不見又摸不.
……我們的回答是，我們之所以憤憤不平，乃是因為我們比古時的先輩更知曉人的
權利和義務 ……我們感到自身的處境猶如囚徒，盼望獲得自由。
”(33)廣州的外國人當中，最桀驁不馴的人物當屬詹姆斯
·英尼斯，他處處與中國法律和東印度公司的規定對.幹，而且往往能夠得逞。一次，他朝一位冒犯了他的清朝官員的宅邸扔石頭，並接受了對方的道歉。英尼斯後來報告.，
“總督和.部給我寫了非常得體的答覆 ”。
威廉 ·查頓博士是最有名的私商，被人稱作 “鐵頭老鼠
”，(34)他與馬地臣共同創立了最大的歐洲商號 “怡和洋行 ”。查頓
1802年第一次踏上東方的土地時，只是東印度公司一般商船的助理外科醫生。他在
“特許 ”貿易中賺足了錢，便先後在倫敦和孟買等地開設了自己的公司。
1822年，他在廣州組建了一家代理商行。這種代理行無需多少資金，是廣州私商貿易的基本形式。香港成為新殖民地後的最初數年裏，代理行依然很興盛。廣州代理商僅限於為委託者
——通常是在加爾各答和孟買站穩腳跟的私商
——代理買賣事宜，代為處理在華事務。代理商的職責包括充當執行人，管理資產，收回貸款和債務，以及運輸和租賃等等，最重要的是貨物交易。代理商的報酬按固定比例計算，除鴉片和寶石外，所有貨物均提取
5%的佣金，鴉片和寶石更易.手，所以只有
3%的佣金。這個行當十分穩當，也不乏誘人的機會。早先，廣州代理商曾開發銀行業和保險業務，代理商涉足保險業最早、最大膽的嘗試是
1805年組建的諫當水險公司。與所有股東都負有無限責任的勞埃德保險公司不同，諫當水險公司由兩家英國大商行輪流管理，即大.遜洋行以及莫克尼亞克洋行，前者日後發展為顛地洋行，後者則是怡和洋行的前身。英國商行開始被稱作
“行”，商行合夥人稱 “大班 ”，查頓的商行叫 “怡和 ”，顛地洋行叫“寶順 ”。
怡和洋行由查頓和馬地臣創辦，是當時最大的歐洲商號，主要販賣鴉片，成為最大的鴉片貿易代理行。
怡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馬地臣，原在印度經商，
1818年到廣州，與查頓共同組建怡和洋行，大肆販賣鴉片。 1840年回國，
1851年被冊封為爵士。
顛地家族是英格蘭人，所以他們的公司旗是英格蘭的旗幟，白底紅十字的聖喬治十字
旗。
聖安德魯十字為蘇格蘭旗幟，藍底白色斜十字。
各商行在銀行業務上很少合作，每家商行都在印度和倫敦安排有自己的代理人。之所以會如此，原因在於廣州、印度和倫敦之間轉運貨物和匯款所需時間太長，三地一個輪次的航程需耗時一年有餘，匯款尤其成問題。廣州商人缺乏可讓渡票據，從東印度公司購買的匯票只能維持進貨之需。私商貿易日漸發展，公司所佔份額下降，匯票便完全不敷使用了。作為權宜之計，私商不得不求助於追索權，其中包括美國人開具的匯票，但最終往往只有將銀錠運出中國，商人彼此之間才能完成匯.。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中國法律，而且如第三章所述，將成為引發禁煙運動的一個因素。
公行商人很難滿足對貨幣的需求。 “公所基金
”的宗旨是償還行商債務，但不斷遭到侵吞。
1815年，東印度公司向岌岌可危的行商提供了
25萬兩白銀，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帝國的.收（如同英國人不能拖欠國內.務局的.，朝廷捐.不得拖欠，必須首先繳納）。與此同時，公行商人所欠外國私商的債務由
3位外國商人管理。這樣，在各方一致認同的情況下，歐洲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國官商的管理權。行商即使有能力償債，也總是願意支付高額利息
——在當時的廣州，普遍認為
15%的利息是十分合理的，而在歐洲，這個數字的一半就被認為太高了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把錢交給廣州代理商而不是送回國內。謹小慎微的人大概會滿足於當個代理商，從這個
“收入尚可的行當”（這是馬地臣對這一職業的稱呼）安安穩穩地賺取高額佣金，但大多數人還是從事多種投資，以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在一個缺乏通行法規的小團體中，這樣做需要具備很高的商業行為準則：不能飢不擇食，自相殘殺。結果，雖然競爭異常激烈，廣州商人重信守諾，代理行也在相當長時期裏沒有辜負委託人的信任。憤世嫉俗的冒險家查頓像以往一樣我行我素，但從未有人懷疑過他的誠實。
C.T.唐寧博士在《中國番鬼錄》中寫道：
“查頓先生用睿智和判斷力來指導龐大的商業買賣，他是個個性很強、極為慷慨的紳士。
”(35)查頓的書信表明其為人相當粗魯，他在辦公室裏只放一把椅子，為的就是不讓來客多停留，這對於一位代理商來.真是個奇特的舉止。他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例如，他大概從未讀過拜倫的作品，所以很少能正確拼寫出他擁有的縱帆船
“希臘 ”號的名稱， (36)而且字體拙劣。他生性節儉，給倫敦的
“裁縫斯卡奇特先生 ”的定單是
“一件藍色大衣，一件黑色大衣和一件黑色開司米毛衣
”。(37)怡和洋行年輕的合夥人馬地臣則要時髦和風雅得多，按照唐寧的話.，馬地臣是一位舉止.和有禮，常施善行的紳士。實際上，馬地臣經歷坎坷。馬地臣出身於蘇格蘭高地一個古老的貴族家族，不過，據一些史料記載，他的父親並不是從男爵。
(38)年輕時，馬地臣曾在愛丁堡大學短暫居留，之後跑到倫敦當學徒，
1819年前往印度。與查頓相比，馬地臣更願意與人交往，與人相處得更融洽，他進入叔父在加爾各答開辦的馬金淘西公司，在會計室找到一份差使。馬金淘西公司是印度當時最大的商行之一（不久後就破產了，負債高達
250萬英鎊，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但他很快就離開加爾各答，前往廣州，與羅伯特
·泰勒一道販賣走私鴉片。 1820年泰勒去世，鴉片買賣無以為繼，
26歲的馬地臣便留在廣州找事幹。馬金淘西公司給了馬地臣一個機會，這家公司在亞洲南部許多客.中有一家西班牙商行，這家商行最初設在馬尼拉，在加爾各答設有代理行，該代理行的合夥人艾塞維爾
·伊利薩里決定遷往廣州，並邀請馬地臣加入新的伊利薩里公司。馬地臣大喜過望，吹捧伊利薩里將把生意發展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能使我們成為大大超出我最樂觀想像的商業機構 ”。在
5年時間裏，伊利薩里膽大妄為地從事鴉片投機走私買賣，史無前例地沿中國海岸販賣鴉片，還企圖獨佔市場。之後，伊利薩里死了，又一次留下馬地臣一人收拾殘局。
馬地臣很快便再度捲土重來，組建的合股商號至少有
25萬元資金，據稱其中屬於伊利薩里的股份僅有
17，000元。研究這家公司的張榮洋博士認為，這筆數額 “小得令人難以置信
”，而馬地臣致函這位前合夥人在西班牙的財產執行人的口氣聽起來
“十分刺耳，讓人難以接受
”，“除了原有財產所佔股份之外，伊利薩里沒有向他和我名下的商號投入一分錢資金，我惟一能向他姐姐報告的好消息是，這些財產要少於在我們合作的
5年左右時間裏過一種富足生活的費用
”。馬地臣先是裝模作樣地與競爭對手顛地洋行周旋
——他大概從未嚴肅對待此事，更多是為了安撫他叔父的公司，他叔父通過倫敦的銀行，與顛地洋行關係密切
——之後
便帶.與伊利薩里合夥所賺的錢投奔查頓，他與查頓早已是朋友。 (39)
顛地家族是來自威斯特摩蘭的英格蘭邊地居民，這個事實加深了查頓與顛地之間的敵意，因為邊地居民歷來對蘇格蘭人沒有好感。兩家商號的公司旗幟反映出這種對立，查頓的公司旗圖案是聖安德魯十字，顛地洋行是聖喬治十字。張博士認為，最初導致兩家商行彼此敵對的起因是顛地洋行運用在倫敦的影響力，使查頓開出的匯票遭到拒付。之後，一個膽大妄為的騙子尼斯比特未能矇住顛地洋行，卻成功地從馬地臣那
裏騙到錢，雙方的怨憎從此成為死結。 (40)
蘭斯洛特與威爾金森兄弟是與馬地臣同輩的顛地家族成員，他們沒有那位蘇格蘭人的自信，但人們認為他們更可敬，也更富有。蘭斯洛特為人端方、處事嚴謹，幾乎到了令人厭煩的地步。一次破產拍賣時，他在信中一絲不苟地詳細.明是否購買拍賣品，實際上他放棄了大多數拍賣物品，他在信的末尾寫道：
“不要以為我在這件事上有疏忽或委託他人的惡習，除非給我一些錢，總在兩三塊到
10塊之間 ……如果這樣，必
須事先聲明，並在我吃飯之前付清。再.一遍，我放棄比爾起居室的那盞小燈，我買一個購自阿基諾先生處的抽水馬桶，記在我賬上。
”(41)廣州特派委員會熱衷於攻擊怡和洋行（在談及怡和洋行的一封函件時，委員會認為
“它的語氣令人不快，內容也不真實
”，“怡和洋行以及指揮鴉片船的格蘭特船長處心積慮地想樹立起他們獨立於特派委員會的權
威”(42)），千方百計地證明沒有任何理由抱怨顛地洋行及其屬下的船隻；東印度公司商館辦事員英記利士更是.離公司投奔顛地洋行。特派委員會主席、首席駐華商務監督、香港總督約翰
·德庇時爵士看不起絕大多數私商，卻認為顛地兄弟是 “非常體面的
”英國僑民，德庇時的這番話是在比較過顛地兄弟與查頓一夥之後.的。另外，顛地洋行僱員較少惹出侵犯中國人的麻煩。還有一點值得指出，前大.遜
—顛地公司年長的合夥人大.遜曾在
1829年下院委員會預言，收回東印度公司的權力將導致
“一場戰爭，這只是個時間早晚問題 ……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毀
滅”，(43)這個看法與查頓支持者的好戰傾向形成了鮮明對比。
顛地
怡和洋行在中國沿海販賣鴉片的船隻 “赫爾克里士 ”號
不管怎麼.，顛地洋行並不受歡迎，馬地臣卻受到人們的喜愛。究其原因，馬地臣慷慨大方的稟性肯定是一個因素，他寫給約翰
·懷特的一封信就很能.明問題。懷特已故的兄弟一度是馬地臣的客.，死後在澳門留下一位無人供養的
“靠撫卹金生活的婦人
”。馬地臣認為懷特應當“繼續向她提供津貼，匱乏會使她生活悲慘，這將令亡者的朋友感到極大的痛苦，她是一名上流社會的婦女，受過教育，並在澳門成為基督
徒，當然，她被自己的同胞拋棄
”。(44)馬地臣非常忙碌，他接手解決一位華人婦女的煩惱，顯示出他不同尋常地關切他人。
1832年，廣州鴉片市場接近飽和，查頓和馬地臣在拓展新業務上爭得先機。就在這一年，他們派出兩支遠征隊沿海岸北上，最遠到達天津。對於以往的市場範圍而言，這當然是個空前的擴展，收到了令人鼓舞的成效。自那以後，整個海岸線的便利地點都有定期的鴉片交易，而且很少受到中國官方的阻撓。
怡和洋行沿海岸線販賣鴉片的諸位船長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巴釐船長
和格蘭特船長。巴釐是 “赫爾克里士
”號的船長，就連寬厚的馬地臣有時也覺得巴釐難以容忍。馬地臣向在英國的查頓報告.：
“一個不幸的消息，巴釐在女王誕辰那天大擺筵席，晚餐後他窮極無聊
”，便點燃了船上的一門大炮，想試試大炮的射程，結果擊中了一艘中國官員的大帆船，引起
“巨大的騷動 ”。查理 ·格蘭特早先也曾指揮過 “赫爾克里士
”號，根據官方的.法， “由於侵犯和冒瀆中國人，他已經和 ‘赫爾克里士
’號一樣臭名遠揚
……格蘭特船長從頭到尾乾的全是沒有道理的事情，我們甚至可以.幾乎就是海盜行徑，他完全不應再指揮任何一艘英國船
隻”。(45)
誰想打一場對華戰爭
1833年英國下院。喬治
·海德繪製的這幅油畫中，囊括了當時和日後英國政壇眾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阿伯丁、格拉斯敦、德比伯爵和格雷伯爵。
約翰 ·馬爾科姆 1769—1833年間任印度孟加拉總督。
格蘭特是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主席，日後當上了格萊納瑟勛爵。
喬治 ·托馬斯 ·斯當東年幼時曾隨馬戛爾尼使團出訪中國，覲見乾隆皇帝。
倘若在幾年前，特派委員會肯定會對查頓和馬地臣採取嚴厲措施，因為他們的舉動完全打破了早先形成的慣例。但是，特派委員會人事變動頻繁，更何況委員會本身也不安分。
1829年，查理
·馬奇班克斯接替失寵的盼師成為特派委員會主席，他很快也同樣自作主張，命令一支非法遠征隊沿海岸北上開拓潛在的市場。恪盡職守的
“阿美士德夫人 ”號船長拒不從命，因為馬奇班克斯的命令
“違背了我收到的指令和海軍條
例，從法律角度來.也是非法的
”。(46)在更換了更順從的船長後，遠征隊還是出發了。公司董事會指責這次行動，並於次年召回了馬奇班克斯，私商們對
“這種嚴酷而不可思議的措施 ”深感遺憾，覺得馬奇班克斯
之舉 “頗具眼光
”。(47)馬奇班克斯不會因為遭到貶黜而發愁，因為東印度公司的所有職員都很清楚，他們作為經商者的時代日益臨近尾聲。如今，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特許狀是
1833年頒發的，而一屆無情的政府將做出左右他們前途的決定。
在英國，諾丁漢郡、德比郡和布裏斯托爾多次發生罷工和農民暴動， 9人被絞死，
250人遭流放。在倫敦，市長官邸遭搶劫，騎兵隊開進倫敦，霍亂流行，政府面臨財政危機，一場憲政危機持續了一年多時間。上院勉強通過了偉大的《議會改革法案》，
1832年12月，持反對意見的威廉四世批准了法案。議會改革之後，新組成的輝格黨格雷勛爵政府不得不面對工廠立法和《新濟貧法》引起的騷動，以及解放奴隸和揮之不去的愛爾蘭問題。倘若能夠推遲解決東印度公司特許狀問題，處境艱難的政府肯定求之不得。可實際情況總是難遂人願。上一次續訂特許狀是在
1813年，迄今已有 20年時間，重新立法已勢在必行。
相關立法的原則很清楚，東印度公司必須實實在在地不再成其為一個商業機構，東印度公司已經發展成一個當之無愧的泱泱大國，統治.比宗主國多得多的人口，公司還擁有常備陸軍和海軍，從而能與很多大國平起平坐。總之，東印度公司的地位與一家貿易公司的身份完全不符，它所行使兩項職能只能保留一項。本來，可行的替代方案是由英國政府承擔直接統治印度的職責。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會樂於這麼做，但是輝格黨人不是領土擴張主義者，他們甚至不把印度視為永久的屬地。麥考萊曾認為在他的有生之年，英國將繼續統治印度（他死於
1853年）。 1830年時，貴族學者和改革家拉姆 ·莫恩 ·羅伊認為英國在印
度的統治將延續 “至少
40到50年”。(48)與此同時，東印度公司通情達理地看護.印度，就連政客們也意識到腐敗和撈取官職的誘惑，倘若英國是“一個絕對專制國家，英國議會
”將獲得印度的財富。（這倒不是.執政黨 ——不論執政的是哪個黨
——會贊同這麼做，誰能完全明瞭對手的意圖呢？）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個問題：一是廣州貿易的前途；二是如何補償持股人放棄商業活動的損失。不論公司董事會如何懇求，東印度公司再也不可能保留不受限制的對華貿易專營權。若干年以來，壟斷經營早已過時了。早在
1820年，下院委員會就曾報告.：
“壟斷經營能成功地維持，或得到耐心容忍的時代 ……一去不返了。
”13年之後，就連親託利黨的《每季評論》也不得不承認： “毫無疑問，
‘自由貿易 ’的狂熱如今蔚
然成風，這一情況將使對華貿易專營權遭到致命打擊。 ”(49)
自由貿易者確實讓人見識到自己的力量，請願書鋪天蓋地地撲向前首相威靈頓公爵。這些請願書來自普茨茅斯、桑德蘭、利茲、基德明斯特、科克茅斯、蘭開斯特、利默里克、刀剪匠協會和萊斯貿易商協會。在反對東印度公司貿易專營權的宣傳聲浪中，喊得最響的是英國在廣州的商人，他們意識到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有望藉此一舉擺.特派委員會施加的種種限制，從而可以自由地盤剝中國人。
1830年，廣州私商計劃周密、資金充足的宣傳運動在議會的代言人
J.克勞福德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克勞福德開篇即引用愛德華 ·吉本的名言：
“壟斷者的本質是狹隘、怠惰和暴虐 ”，接.大肆攻擊東印度公司專營貿易的主張
“充斥.
謬誤、愚蠢和站不住腳的理由 ”。(50)
許多東印度公司股東和董事會成員並不在意所遭到的攻擊。他們要求，倘若無法保住貿易專營權，至少應允許東印度公司繼續參與對華貿易，保留特派委員會的監督權。他們提出了一些有力證據：在中國朝廷官員的眼中，自由貿易是個不可思議的概念；私商是一.厚顏無恥、虛偽透頂的傢伙；貿易一旦停頓，英國財政每年僅在茶葉一項商品上就將損失
300萬英鎊.收。查理
·福士爵士為上述觀點進行了英勇的辯護。福士是孟買最大的私商組織前主席、馬姆斯伯裏選區的議員，他屬於託利黨強硬派，污衊《改革法案》是
“罪惡的《改革法案》，是議會中出現
的最令人驚駭的可怕怪物
”。(51)一些不那麼頑固的托利黨人提出了站得住腳的觀點，一言以蔽之，在他們看來，在特派委員會的庇護下，情況沒有那麼糟糕：
“目前該港口（廣州）的貿易便利而安定，十分順利。
”私商們不接受這種觀點，他們希望擺.東印度公司以及那些動不動就擺紳士派頭的大班，代之以樂於推行強硬路線的人。
如果.私商的觀點反映了新興的經濟帝國主義的呼聲，那麼，也有人主張採取比較.和的政策。前孟買總督約翰
·馬爾科姆爵士在公司股東會上指出，無論中國人多麼傲慢，
“英國人比任何一個民族都更多地僭取了凌駕於其他國家法律和習俗之上的權利
”（聽啊，好哇！笑
聲）。當然，馬爾科姆是蘇格蘭人。
(52)馬爾科姆還質問，如何才能勸.中國人改變他們的處事方式？作為邊沁的忠實信徒的輝格黨政府或許會爭辯.，只要允許自由經營，市場經濟的無情法則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有利的最佳結果，但馬爾科姆仍持懷疑態度，
“政治經濟學家像對待算術問題那樣看待人類的習慣，他們的普遍原則的應用前景
……並不比聰
敏的巴比奇 (53)先生的奇妙機器的應用前景更看好
”。中國人很可能難以.服，倘若他們依然冥頑不化，另一個選擇就是戰爭，這場戰爭
“完全是為了利益而戰。但是，誰想為了推動貿易的緣故打一場對華戰
爭”？(54)
馬爾科姆直言不諱地反對強權政治，認為那只是老百姓荒誕不經的幻想：
“談論英國受損害的榮譽並不是件壞事，但如果這個國家在每一次小爭端中都支持對華貿易的商人
……將導致最為惡劣的後果。 ”就連查理 ·福士爵士也認為：
“征服中國的念頭太過狂妄，（公司）董事會和英國領土上的任何人都不會有這種念頭，雖然在廣州的某些明智人士似乎抱有這種看法。
”但是，查理爵士在講話中指出了 “急躁的跡象
”，新來者正在失去對前輩們過時的行為準則的耐心。
從某種程度上.，這場辯論純粹是務虛。時任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主席的查理
·格蘭特明白無誤地表明瞭自己的想法： “我必須重申，不
論針對公司做出何種決定，政府不打算向議會建議恢復公司在對華貿易中的獨佔地位。
”他清楚地表明，倘若公司不同意政府的決定，政府將會採取沒收公司全部財產和起訴公司的措施。
“或許有人要問，如何處
置東印度公司的股東？用什麼基金來支付股息？
”(55)格蘭特本人渴望在印度謀得一個職位，與公司董事會公開爭吵對他不利，所以經疏通最終達成了協定。東印度公司必須
“以最適當的速度 ”停止在印度和中國的一切貿易活動，出售公司
“在國內外的全部貨物、庫存和財產 ”。作為回報，股東將得到利息
5%的63萬英鎊可.現年金。
1833年7月26日的下院辯論只是走走過場而已，但兩名議員分別指出了同一個意義重大的問題。堅定的老派托利黨人英記利士爵士擔心，
“由於歐洲人缺乏一個公正的權力機關，對中國的貿易有中斷的危險”。英記利士在下院的對手、南漢普郡議員喬治
·斯當東爵士支持他的觀點，這位幼年時曾與父親一道隨馬戛爾尼出使中國，並用漢語同乾隆皇帝閒聊的喬治
·托馬斯警告.，中國當局與外國商人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衝突，
“除非派駐某個更高的權威，一位公共代表到那裏對雙方進行監督
”。他的看法十分正確，但他的警告如泥牛入海。只有少數議員聽他演.，由於不足法定人數，他被迫提前結束了演.。
查理 ·格蘭特不耐煩地表示同意： “我無需指明
……必須向廣州派駐一位或若干位由王室委任、依法賦予監督所有英國臣民的充分權力的官員。
”這項提案在昏昏欲睡的下院及時獲得通過。麥考萊評論.：
“下院既沒有時間，也不瞭解情況，更沒有興趣
……幾位議員睡.了，要麼看上去像是睡.了。 ”
在馬地臣熱情洋溢的文章的影響下，就連在廣州的英國商人也贊同派遣一名英國代表，但這名代表不是為了監督英國商人的行為，而是為了強迫中國人放棄限制措施，轉而採取現代的做法。查頓堅持認為，
“我們必須與這些天朝的野蠻人達成一項貿易章程 ……我們有權要
求公正的貿易協定
”。(56)這個要求在白廳是無法解決的，查頓聽.一名海軍軍官被中國人逮捕並銬上手銬後，惱火地表示：
“希望國王陛下最忠實的大臣也嘗一嘗鐵鐐的滋味。 ”(57)
(1)除了馬士的必備之作，人們並未充分探究那些最終導致東印度公司商業活動停止的爭執，而公司商業活動的終止為香港的真正創立者私商鋪平了道路。本章主要依靠原始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怡和洋行檔案，以及英國議會出版的議會文件《藍皮書》。這些文件通常在最初出版數年後進行整理，因此，
1829年特別委員會備忘錄直到
1840年才問世。鄧嗣禹和費正清翻譯和編輯了中國文獻集《中國對西方的反應》（
S.Y.Tengand J.K.Fairbank：China Responseto the
West），可供不懂中文者使用。
(2)
關於馬戛爾尼使團，請見克蘭默－賓前引書，阿蘭
·佩雷菲特：《兩個文明的衝突》（美國版《停滯的帝國》）。關於中國與西方最初的接觸，下面兩部著作也堪稱佳作：科利斯：《大內》（
Collis，The Great Within）和奈傑爾 ·卡梅隆：《蠻夷與清朝官員》（ Nigel
Cameron，Barbariansand
Mandarins）。史景遷的《中國的助手》（美國版《改變中國》）（ Jonathan
Spence，The China Helpers，UStitle To Change China）探討了
20世紀中國與西方的接觸。
(3)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吳先生調.所有相關檔案，找到了喬治
·斯當東留下的一張便條。斯當東日後成為喬治爵士、廣州特派委員會主席、皇家亞洲學會的創始人。
(4)鄧嗣禹和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 19頁。
(5)關於鴉片，請見拉蒂默與戈德堡：《罪惡之花》（ D.Latimerand
J.Goldberg，Flowers in the Blood）。 (6)賀加斯（
1697—1764），英國雕刻家、畫家，創作了諷刺英國社會眾生相的系列版畫，其中包括《啤
酒街與杜松子酒巷》。 ——譯註 (7)英國的舊金幣，值 1鎊1先令。 ——譯註
(8)英國重量單位，等於 14磅（ 1英石約為 6﹒4公斤）。 ——譯註
(9)《喀利多尼亞學會會刊》， 1820年（ Caledonian Society
Journal，1820）。 (10)馬士：《編年史》第二卷，第 316頁。
(11)史景遷，載魏菲德等：《衝突與控制》（ Spence，in
Wakemanetal.，Conflictand Con trol），第 149頁。
(12)馬士：《編年史》第二卷，第 325頁。
(13)馬戛爾尼收到的指令引自馬士：《編年史》第二卷，第 239頁：
“如果（鴉片的進口）成為一項絕對的要求，或是擬議中的通商條約的條款
……你必須予以應允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孟加拉的鴉片就很有可能要靠運氣在公開市場上銷售，或是東方國家沿海分散而迂迴的貿易中銷售。
”
(14)英格拉姆：《關於英屬印度的兩種觀點》（ Ingram，Two Views of British
India），第 237頁。
(15)資料來源：東印度公司的總收益。東印度公司歲入和年度賬目與下院的會議記錄一並發表。
(16)格林堡（前引書，第
67—69頁）指出，勒索實際上使得合法貿易越來越無利可圖，行商在進口時若是用實物而不是用現金支付，幾乎總是會招致虧損。
(17)在印度發財後回國的歐洲人。 ——譯註
(18)斯威尼 ·圖恩上校，引自菲利浦斯，前引書，第 190頁。
(19)馬士：《編年史》第二卷，第 158頁。
(20)
阿美士德以語無倫次而聞名，按照日後坎寧的.法，阿美士德
“根本就不是恰當的人選 ”。（菲利浦斯，前引書，第 239頁）
(21)
中國人的傳記，請見恆慕義：《清代名人傳略》（ A.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ing Period），關於阮元，請見 Weh Peh
t’i，載《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 1981年第 21卷（ JHKBRAS，
vol.21，1981）。
(22)唐寧：《中國番鬼錄》（ C.T.Downing，The Fan Quiin China），第
54—55頁。
(23)
1821年， “埃米利
”號船上的水手特拉諾扔了一隻陶壺，正好砸到下方小船一名賣水果的中國婦人頭上，結果這名婦人落水而亡。中國當局要求交出特拉諾，美國人最初堅持必須在船上審判，最後特拉諾被交付中國審判，他被判有罪，次日即遭處決。此判決之重，處決之速，都違反了清律意外殺人的量刑與處決程序。
——譯註
(24)請見 1840年《藍皮書》，第 7卷，《下院特別委員會 1829年備忘錄》第
442號（ Blue Book1840， vol.vii，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1829minute442）。
(25)
1807年，大.遜接管了喬治 ·巴林的鴉片貿易， 1824年賣給了托馬斯
·顛地。他被視為與 “更為咄咄逼人的下一代 ”形成對比的早先一代 “英國私商
”的代言人（格林堡，前引書，第 71頁）。顛地家族最初是威斯特摩蘭的普通
“自耕農 ”，即 “約曼 ”。蘭斯洛特（生於 1799年）和威爾金森（生於
1801年）是特雷恩蘭德（克羅斯比－雷文斯沃思）的威廉 ·顛地之子，托馬斯
·顛地的兄弟。顛地兄弟的侄子約翰繼承了他們在香港的商號，約翰以揮霍無度而聞名，與蘭斯洛特更為精細的做派形成了鮮明對比。威爾金森的名氣不如他的兄長。顛地兄弟下屬的一位船長寫道：
“WD（威爾金森 ·顛地）力圖取得蘭斯洛特
·顛地的權力，但純屬徒勞。烏鴉即使披上孔雀的羽毛，也不見容於鳥.。
”（T.C.Leslie，引自瓊斯：《在華高級軍官， 1840—1853年》（ Jones，Chief
Officerin China，1840—1853），第 88頁）
(26)
關於廣州和香港的報刊，請見金：《中國沿海報刊研究指南》（
F.H.King，ed.，Re search Guide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中國叢報》的印數反映了廣州外國人的廣泛興趣，在當地的銷量有
1200份，美國有 154份，印度和英國的銷量大體相等。
(27)
當然，這是選自朗費羅的詩篇《奮勇向前》： Ayouthwhoborethroughsnowandice/
Abannerwithastrangedevice：‘Excelsior’.一個年輕人穿行於冰雪之中
/成為一面奇特的旗幟： “奮勇向前 ”。
(28)
《中國叢報》第 4卷（ Chinese Repository，vol.iv），第 429頁。
(29)
馬士：《編年史》第 4卷， 1829年11月23日（
Morse，Chronicles，vol.iv，23Novem ber1829）。
(30)盼師事件請見馬士：《編年史》第 4卷；亨特，前引書，第
120—121頁；唐寧，前引書，第 135頁。
(31)請見《星期六雜誌》， 1838年6月號（ Saturday
Magazine，June1838）。對興泰行的罰款導致了該行於
1837年破產，這是導致怡和洋行與顛地洋行不和的另一個事件。見第 146頁。
(32)
本廷克勛爵：《書信集》（ Lord W.C.Bentinck，Correspondence），第
513—514頁。
(33)
《中國叢報》第 1卷（ Chinese Repository，vol.I），第 142—143頁。
(34)中國人給出名的歐洲人起了綽號：查頓得名 “鐵頭老鼠
”，是因為他在打鬥中頭部被擊後，仍能保持冷靜；郭士立則以 “郭實臘 ”聞名。
()唐寧，前引書，第 135頁。
(36)英國詩人拜倫的名篇之一是《哀希臘》，故作者有此譏諷之語。 ——譯註
(37)威廉
·查頓：《私人信函集》（ William Jardine，Private Letter
Book（WJPLB）），怡和洋行檔案，劍橋（ Jardine Ma theson
Archives，Cambridge）。查頓的大膽與其合夥人的老練形成了鮮明對比。
(38)例如，科利斯：《外交泥淖》（ Collis，Foreign Mud），第 79頁。
(39)
馬地臣早年經歷的.述，我是根據張榮洋《清朝官員與商人》的第 2章（ J.W.E.
Cheong，Mandarinsand Merchants，Chapter
II）。這是惟一根據怡和洋行檔案，詳盡考察怡和洋行早期歷史的著作。
()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1年8月25日（ James Ma theson，Private
Letter Book（JMPLB）， 25August1831）。
(41)現藏於羅茲圖書館，未編目。
(42)馬士：《編年史》第 4卷（ Morese，Chronicles，vol.iv），第 356頁。
(43)請見張榮洋前引書，第 81—84頁。另見《下院特別委員會 1829年備忘錄》第
87號（ Select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1829minuteno.87）。
(44)威廉 ·查頓：《私人信函集》 1832年3月11日。
()關於巴釐的胡作非為，請見前引， 1839年5月30日。對格蘭特的指責，請見
1840年《藍皮書》《關於
中國的通訊》（ Blue Book1840，vol.xxx，‘Correspondence Relatingto
China’（CRC））。
(46)馬士：《編年史》第 4卷，第 333頁。
(47)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1年1月31日。另見 1833年《藍皮書》《關於
“阿美士德夫人 ”號的文件》
（Blue Book1833，vol.xxv，‘Papersrelatingto theship Amherst’）。
(48)
《亞洲學刊》第 12卷（ Asiatic Journal，vol.xii），第 212頁。
(49)
《每季評論》（ Quarterly Review，vol.l），第 431頁。
()克勞福德：《反思對華貿易壟斷》（ J.Crawford，China Monopoly
Examined）。
(51)英國議會關於東印度公司問題的爭論，一種有啟發性的當代觀點，請見《亞洲學刊》，第
11卷附錄
（Asiatic Journal，vol.xi，Annex）。
(52)
馬爾科姆在講話中用來表示 “英國人 ”的是 English，而不是
British，前者有時特指英格蘭人。 ——譯註
(53)查理
·巴比奇（
1792—1871年），英國數學家和分析儀發明者，現代自動計算機的創始人。 ——譯註
(54)斯萊特：《英國對廣州港的貿易》（ J.Slater，Noticeson the British
Tradeto the Port of Canton），第 8頁。
(
)1833年《藍皮書》（ Blue Book1833，vol.xxv，12February1832）。
(56)威廉 ·查頓：《私人信函集》， 1832年2月29日。 (57)同上，
1832年3月16日。
第三章 律勞卑勛爵的屈辱淒涼的墓誌銘
巴麥尊
在拿破崙戰爭期間，鄧多納德勛爵托馬斯
·科克蘭以勇敢著稱，成為英國最著名的海軍英雄之一。
德庇時
倫敦尋求談判之際，廣州局勢再起風雲。商船水手與當地居民在伶仃島發生爭鬥，兩廣總督把這場爭鬥歸咎於
“死不悔改的惡魔莫克尼亞克（馬地臣） ”。馬地臣卻在 1833年6月16日寫道：
“我們在此一無所獲，事態平穩，總督看來已拿定主意，只要條件許可就以通達的心態來
管理外國人。
”(1)廣州當局意識到外國商人中發生了變故。很顯然，英國國內政局的變化，以中國人無法理解的方式導致了商人.體的人事變動。在清朝官員看來，洋人不論由誰來做代表都一樣，只是洋人必須明白一點，無論什麼人與朝廷談判，都必須立足於現有的、既定的基礎。
此時，負責指導對華新使團的外交大臣是那位熱情洋溢、往往是咄
咄逼人的巴麥尊勛爵。即便是巴麥尊，也不可能滿足在廣州的英國商人的請求去脅迫中國。
1833年12月，政府任命了一個使團前去接替特派委員會，他們受命以最.和的言辭行事，使團的成員
——日後以 “駐華商務監督 ”而聞名 ——必須
“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所有不必要的恐嚇性語言……以各種切實可行的方法，研究如何維持善意和友好的諒解，確保
所有英國臣民認識到服從中華帝國法律和習俗的義務 ”。(2)使團應當
“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中國人民或政府嫉妒和懷疑，違背其信念和成見的行為、言辭和態度
”，他們將前往廣州，遵守現行的、習慣的聯絡方式。批評
19世紀英國對華政策的人士應該承認，這種政策是以良好的願望為開端的。
不過，眾所周知，美好的願望往往帶來糟糕的結局。駐華商務監督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監督在華英國商人，為此他們被授權在廣州或任何一艘英國船舶上組建擁有刑事和海事審判權的法庭。這樣的措施是基於兩個不大可能實現的假定，即中國人會容忍他人在自己的國家僭越行使司法權，固執的英國臣民會接受該法庭的裁決。威靈頓公爵就不贊同這種做法：
“如果他們自以為有權任命行政長官，那將是個錯誤。 ”查理
·福士爵士尖.地指出： “想當然地以為中國皇帝陛下會甘願忍受 ‘夷人
’的這種膽大妄為的舉動，那是大錯特錯了。 ”他還嘲諷駐華商務監督
“被授予了前所未聞的權力 ……懲處一切違法行為（當然，走私不在其
列）
”。(3)巴麥尊力圖兼顧各方意見，他一方面頒佈樞密院令授權首席商務監督（公開地）組建法庭，私下裏卻指示首席商務監督不必遵從樞密院令，
“除非已思之再三 ”。(4)
輝格黨強行通過
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在之後的兩年時間裏，英國政壇紛爭不已。輝格黨人在議會上下兩院欠下了支持者的人情，尤其是喧囂的托利黨人佔絕對多數的上院。《改革法案》通過後，有功之臣紛紛登場，其中一位就是早先以《關於通常適用於伊特里克森林多山
地區和蘇格蘭畜牧區的切實可行的農業貯藏方法》的論文而出名的律勞
卑勛爵八世威廉 ·約翰 ·律勞卑。
《改革法案》艱難通過的過程中，律勞卑勛爵在上院貢獻良多，卻未能憑藉世襲權獲得永久的上院席位。律勞卑不是英國貴族，只是一名蘇格蘭貴族，因此他若想進入上院，必須由其他蘇格蘭貴族以選舉方式推舉他為代表。蘇格蘭和愛爾蘭貴族只有權分別推選
16名代表進入議
會，未當選的貴族可以競選下院議席。
(5)巴麥尊勛爵就是以愛爾蘭貴族的身份躋身下院達 16年之久。自
1824年以來，律勞卑一直是蘇格蘭貴族推選的議員，作為一名堅定的輝格黨人，為輝格黨提供了可靠的一票。
1832年，托利黨人佔多數的蘇格蘭貴族不再推選律勞卑進入下一屆議會。按照以往的規矩，律勞卑擁戴的政黨要為之提供足以報答他的職位。
在不抱成見的旁觀者看來，律勞卑早先的經歷並未清楚表明他適合擔任外交使命。在潛心畜禽飼養之前，律勞卑一直是海軍軍官，曾以海軍軍官候補生的身份參加過特拉法加爾戰役。律勞卑效力於愛冒險的鄧多納德勛爵托馬斯
·科克蘭 ——科克蘭遠征使之成為霍恩布勞爾、傑克
·奧佈雷等小.中英雄人物的原型
——並在科克蘭手下升任海軍上尉。日後，律勞卑與科克蘭家族聯姻。對於律勞卑的外交生涯來.，始終籠罩在科克蘭的權勢之下，並不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因為科克蘭雖然是個好戰的優秀海員，卻極難相處、缺乏風度、固執己見。律勞卑勛爵行事唐突，是個出了名的虔誠的長老會派，同時也不具備同入世而老練的中國人打交道所應有的素質。他在貿易、外交和亞洲事務上肯定毫無經驗可言，卻又深信遭人非難恰恰是承擔談判使命的最佳理由。最後，律勞卑勛爵一頭紅髮，而按照隨使團前往廣州的唐寧博士的.法，中國人對紅
頭髮抱有 “一種特殊而刻毒的憎惡 ”。(6)
但是，至少有一個人絲毫不懷疑律勞卑勛爵具備擔任國王陛下首席
駐華商務監督（年薪 6000英鎊）所需的各項品質。此人正是這位紳士本人。
1832年5月23日，他在上院就《海軍法案》所作的演.就很能.明問題。律勞卑聲稱，現役軍官不管多麼缺乏經驗，都非常適合擔任公職，
“那種身份的人在處理事務時比其他人更幹練、更有效，他們在
10分鐘內做的事，要比那些公職部門培養出來的任何一位尊貴的貴族在許多個小時裏所能做的還要多
No comments yet.
Private notes are available after appro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