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第一次對香港產生興趣是在
1970年。當時，我擔任董事的一家倫敦銀行收購了道亨銀行，道亨銀行是香港一家規模不小的華資銀行，之後我到這個殖民地去了一趟。
不久，我家在
1972年買下了弗拉斯宅邸，這是從前廣州和香港商人顛地兄弟（蘭斯洛特
·顛地和威爾金森 ·顛地）在威斯特摩蘭建造的一座宅邸。
1839年，中國當局威脅要拘捕蘭斯洛特 ·顛地，引發了最終導致
第一次英中戰爭 (1)的事件。這場戰爭通常以 “鴉片戰爭
”而聞名，結果導致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廣州貿易大多轉移到香港，顛地洋行成為這個新殖民地最有實力的商號之一。弗拉斯宅邸，連同內部保留下來的傢俱（德拉姆市古爾本吉安東方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中式大.值得一看），清晰地反映出維多利亞時代早期那些
“富商巨賈
”的品位。弗拉斯宅邸有一些細節頗為有趣，這些細節表明了顛地洋行有別於其主要競爭對手怡和洋行的特徵。與馬地臣和三孖地臣在蘇格蘭高地建造的豪宅相比，弗拉斯宅邸顯得樸實無華，體現了蘭斯洛特
·顛地更為嚴謹、較少浮誇的性格。弗拉斯宅邸的一些細部頗有特色，如手繪牆紙、乳白色的室內傢俱以及精緻的意大利樣式金屬製品。宅邸向公眾開放後，我們在肯德爾市阿伯特霍爾博物館協助下，安排了關於對華貿易沿革的小型展覽。我為這個展覽撰寫了一份簡明指南，這份指南就是本書最早的雛形。
我想在此先做幾點.明。不幸的是，任何關於英中兩國關係的歷史著述大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是片面的，原因在於，任何一位準備研究北京的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和中文官方檔案的學者，多半不會注意到
19世紀英國政治和社會的微妙之處；而且學術界人士在研究這個殖民地歷史中突出的商業問題時，勢必會遇到很多困難。另一方面，若是不懂中文，就不得不依靠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翻譯和節選出來的材料，本書作者就是如此。這樣一來，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不足之處，本書的.述不可避免地是以英國為中心的。要用一本書的篇幅涵蓋如此宏大的主題，描述一個社會將近兩個世紀的歷史，勢必要做一些乏味的概括，或是選擇一些能夠反映問題的事件。為了避免平淡乏味的概括，我很遺憾地不得不省略許多相關材料，但我相信本書所附的參考書目至少能夠在史料方面提供一些幫助。
香港的時局變化很快，由於寫作與出版之間難免有時間間隔，我無法在本書中對這一間隔時期的時局變遷做出公正的評判。
1991年3月到
1993年3月的兩年間，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英國。不光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其他許多指標上，這個殖民地最終、或許是永久地、而且肯定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超越了
“宗主國 ”。
政治的發展也很迅速，而且更為令人吃驚。
1992年10月，香港總督決定以一種頗為罕見的方式 ——如果.以前曾經有過的話
——運用王室特權。總督憑藉一紙政令，改變了立法局的組織結構，以及立法局與行政局的平衡。這種情形如同一位斯圖亞特王朝君主運用自己的絕對權力改變政府的運作方式。雖然彭定康的動議強調了王室權力的權威性，但這項動議改變了香港憲政的發展方向。本來，憲政改革的方向是立法局民選議員進入行政局。彭定康先生的動議還造成了一個小小的後果，那就是我不得不在結語中修訂我對彭定康到來之前香港憲政體系的描述，以反映這些新變化。
我意識到本書的不足之處，愈加發自內心地感謝那些曾經給予我慷慨幫助的人士。英中友協的勞拉
·裏夫金、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託尼
·法林頓、中國國家檔案局局長馮子直，使得我的北京之行成為可能。在北京，我得到了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徐藝圃和國家檔案局外事辦副主任沈麗華的幫助。他們慷慨而友好的幫助使我們能夠鑑別一些重要史料，從而對
19世紀 40年代的英中關係有了全新的理解。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查爾斯
·艾爾默承擔了最為艱鉅的任務，他準確地把手寫體的中文史料翻譯成英文。在香港，冼玉儀博士和陳劉潔貞博士在好幾個問題上耐心指導我，張榮洋博士和普里西拉
·羅伯茨博士不知疲倦地給予我殷情款待，並在從廣州貿易到現代美國曆史的諸多問題上給予我指點。我感謝上述人士，感謝香港大學歷史系的其他教員，尤其是
Adam
Liu博士，他毫無怨言地容忍了我這個不速之客。我還要感謝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副校監阿爾伯特
·羅德里格斯爵士、邁樂文博士、彼得 ·韋斯利
·史密斯博士以及柏立基教育學院的院長和全體職員。在香港，我還要感謝.奕信勛爵伉儷、翟克誠爵士、姬達爵士、馬世民、吳應湘，尤其要感謝克萊爾
·霍林斯沃思和莫里琳 ·賽賓。奈傑爾 ·卡梅隆、蘇珊娜
·霍伊、阿蘭·伯奇等歷史學家極為友善，他們關於香港的知識遠比我豐富。香港政府新聞處的馬克
·平克斯通和 Shirley Wong，香港歷史博物館的丁新豹博士、政府文件處的
Thomas Lau博士提供了大量寶貴資料。我感謝馬克
·亨內克－梅傑、萊斯利 ·亨內克－梅傑以及菲利浦 ·沃克爾、瑪麗
·沃克爾，他們為我引見了多位香港人士，其中包括劉健儀議員、安格斯
·福賽思、畢比 ·福賽思、彼得 ·卡爾頓、特麗西亞 ·卡爾頓。
回顧往事，我意識到，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裏，與戈爾－布思勛爵、科林
·克羅爵士、約翰
·柯爾維爾爵士等睿智而淵博之人的交談，使我受益匪淺，他們關於外交事務和威斯敏斯特的經驗罕有其匹。我還要感謝約翰
·佩奇、埃利奧特 ·肯達爾牧師、約翰 ·M.斯各特、
D.B.埃利森、外交與聯邦事務部的 M.J.F.洛根夫人、羅伯特 ·麥克斯通
·格雷厄姆、 Yen Chung、詹姆斯 ·卡斯爾斯教授，羅利畫廊的喬納森
·薩維爾、雪莉 ·哈澤德（弗朗西斯 ·斯蒂格馬勒夫人）、喬治 ·沃格伯、埃利
·沃格伯、瑪麗 ·特恩布爾、倫納德 ·雷納。
英國、香港、法國和美國的一些圖書館工作人員總是耐心地對待我這樣一個毫無經驗又幾乎不懂電腦的研究者。我特別感激給予我很大幫
助的香港駐倫敦高級代表約翰 ·亞克斯利，代表處圖書館、厄休拉
·普萊斯以及國家海洋博物館圖書館盡心盡責的工作人員。我還特別感謝怡和洋行允許我使用他們的檔案資料。
感謝以下人士和機構允許我複製一些.明性資料：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
G.H.克里准將、格林尼治國家海洋博物館託管人、香港政府新聞處、大英博物館託管人、倫敦威爾康姆學院圖書館、香港皇家警察隊以及《南華早報》。馬丁
·格雷戈裏畫廊惠允我使用本書封面所使用的油畫。
有關中國的著作都會面臨一個難題，這就是中文姓氏的音譯是採用威妥瑪式拼音還是漢語拼音，
1985年之前出版的著作通常採用威妥瑪式拼音，漢語拼音則是現在最普及的注音方法。讀者接觸到的英文歷史著作，包括李約瑟博士的鉅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大多都採用威妥瑪式拼音或是其變種，因此本書關於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所有參考資料採取這種拼音系統。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人姓名使用漢語拼音拼寫。一些特殊的人物姓名，如
Chiang Kai shek（蔣介石）、 Mao Tse
tung（毛澤東），屬於西方新聞界的習慣用法。這樣一種折衷做法既避免了那種“愚蠢的連貫性
”，又可以方便編制和查找索引。為保險起見，重要歷史人物用兩種拼音拼寫。
香港的粵語姓名拼寫尤為困難。在其出色的《香港社會的形成》一書的附錄三，陳偉.博士列出了至少
54種不同的英文姓名拼寫方式。除此之外，有些人士既有教名，又有中文姓名，顯然很難採取一種統一的標準。
另外一個特別容易造成誤解的問題是香港的貨幣單位。銀元是廣州貿易使用的貨幣，香港用來作為通貨，雖然交易記錄的貨幣單位通常是中國的銀兩。殖民地早期賬目的貨幣單位是英鎊，從
1862年開始，港幣成為通行的官方貨幣單位，其價值隨白銀價格的漲跌上下浮動。
1981 年，港幣與美元掛.，匯率是 1美元.換
7.80港元。除非特別指明是美元，否則本書中的
“元”均是指港幣。如果需要與英國的情況做比較，有時會把貨幣單位折算成英鎊。
以下一些度量衡也需要.明：
1兩等於英制度量衡的一又三分之一盎司；
1畝約為三分之一英畝。
還要指出的是，在本書中，香港政府的二號人物和白廳的殖民地國務大臣通常都是用
“Colonial Secretary”（譯者按，中文版分別譯為 “輔政司、布政司
”和“殖民地大臣 ”）。
(1)即第一次鴉片戰爭。 ——譯註
序
前言：不情願的雙親
第一章 兩個帝國末代王朝學者與士紳東印度公司的崛起不幸的航程
第二章 鴉片生意使人快樂的植物多變混亂的程序我此生從未見過鴉片一.花花公子收入不錯的行當誰想打一場對華戰爭
第三章 律勞卑勛爵的屈辱淒涼的墓誌銘第一個提議佔領香港的人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最謙卑而順從的僕人蘭斯洛特
·顛地衣領之戰鴉片與威士忌
第四章 不平等條約保護神瞄準琉璃塔的大炮南京條約
目錄
兩個帝國的仲裁者
第五章 貧瘠之島
“女王陛下的領地
”璞鼎查時代體面而富有的華人
第六章 德庇時突襲馬丁的報告刑罰硫磺、樹脂、啤酒和黑啤酒
——還有鴉片廣州城裏的是是非非
第七章 英法聯軍名聲不好的房子、.球廳和小船庸醫包令
“亞羅
”號事件
第八章 喧囂與騷動不顧一切的對抗九龍半島殖民地部匯豐銀行非法遊戲親王來訪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話題污水與肉刑問題梅毒只能通過接觸傳染總.務司赫德來訪者的評述
第十章 香港要塞捍.英帝國
法國的野心薩金特將軍的大炮瘟疫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合適的動手機會無視法律的惡例祕密社團的
“惡棍首領
”彌敦爵士的鐵路
第十二章 香港與中國革命惡毒的議員愛國的通姦行為
第十三章 動盪的局勢冷若冰霜的面孔為什麼必定會發生對日戰爭？妹仔蹣跚走進
20世紀
第十四章 大東亞共榮圈可恥的默許大難降臨我們現在自由了英帝國被一筆勾銷了英國選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第十五章 在夾縫中生存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態度金錢至上毛澤東的變革計劃
第十六章 黃金時代麥理浩走馬上任
司空見慣的腐敗華人社會
第十七章 退場香港的前途直接選舉問題破舊的帝國揹包殖民主義的終結
尾聲
附錄一 歷屆英國政府與中國的重要人物
附錄二 歷任香港總督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前言：不情願的雙親
維多利亞女王是英國歷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女王。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迅速向外擴
張，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帝國。這張照片攝於
1844年，是現存最早的一張維多利亞女王
的照片。
香港，這個維多利亞朝英國與大清中國的 “私生子 ”，自
1842年首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以來，就一直令其創始人煩惱和為難。起初，雙方都不準備承認這個嬰兒。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勛爵認為它是
“一個貧瘠之
島，永遠不會成為貿易中心
”。巴麥尊更傾向於獲取更多的現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為此他馬上解除了負責談判割讓這個荒涼島嶼的全權公使的職務。不過，維多利亞女王倒是因為自己年幼的女兒有可能成為
“香港公主
”而欣喜不已。至於中國道光皇帝，在英國皇家海軍軍艦上瞄準南京城牆的大炮的威懾下，他被迫承認治下的領土喪失了這個彈丸之地，迄今為止他對這個島嶼幾乎一無所知，而且對整個事件困惑不已。在道光看來，這些夷人惟利是圖，獲取土地也非出自長遠之
見， “該夷性等羊犬，不值與之計較 ”。(1)
香港從其開埠之日起就與臭名昭著的鴉片走私貿易關係密切，因而聲名狼藉。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香港不時給英國帶來麻煩，涉及鴉片、賣淫、賭博、鞭刑、貪污等一系列醜聞，總督、官員、政府部門與僑民不時爆發爭執，時至今日，白廳仍不得不面對這些醜聞和爭執。
對於中國而言，失去這個島嶼自非所願。雖然香港只是這個龐大帝國末端微不足道的一隅，但對於中華帝國的人民和統治者而言，它始終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儘管外國人佔據的另一個更無足輕重的地方
——葡萄牙人的澳門居留地，有
400多年未受觸動，但問題是香港割讓給英國人的方式令人惱怒不已。香港的割讓直接起因於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武裝衝突，中國在這場衝突中決定性地、迅速地敗下陣來。香港割讓之後，外國政府開始日益貪婪地攫取領土和貿易特權，到
19世紀末，給中國帶來了一連串戰敗、外債和屈辱。圍繞這第一次外來入侵，已經產生了許多神話，香港居民為此背上了沉重的感情負擔。人們認為，既然香港的割讓導致了外國劫掠，那麼
1997年的迴歸則標誌.屈辱的終結。因此，這個殖民地的歷史與中國同西方的關係，以及西方對華態度的演變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
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被視為不可救藥的邪惡，民主被當成包治一切社會弊病的靈丹妙藥的時代，香港的狀況卻有悖常理。這個直到最近
還沒有任何民主機制的殖民地日益繁榮，成為一個生活宜人的樂園。有人預料，這個彈丸之地將在經濟上超過中國（內地）
——人口的迅猛增長和不時出現的不當政府阻礙了這個偉大國家的發展。即使是與韓國、台灣（地區）、新加坡等其他
“亞洲小龍
”相比，香港也毫不遜色。香港在貿易上與上述國家和地區同樣成功，在保護個人自由方面則做得更好。與台灣（地區）和韓國相比，香港相當好地控制了腐敗，在這個不民主的直轄殖民地，沒有民主化的新加坡所施行的種種瑣碎限制（例如，新加坡明令禁止留長髮、嚼口香糖）。
不僅如此，香港比英國更成功。在過去
10年裏，香港保持了很高的經濟增長率，香港與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從
1980年的 10%上升到 1990年的超過 85%。實際上，早在
1981年，香港就在平均壽命等重要指標上超過了英國（男子平均壽命是 72.4歲對
71.1歲，女子是 78.1歲對 77.1歲）。
將英國管治的香港與美國管理的領地波多黎各作個對比，就能更好地.明問題。波多黎各有
400萬人口，與香港的 600萬人接近；自
1898年以來，波多黎各一直處於美國控制之下，這與英國控制香港絕大部分地區的時間差不多。波多黎各確實有更為民主的制度，那裏的總督和政府均由民選產生，美國僅掌握外交和國防政策的控制權，但在絕大多數方面，香港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嬰兒死亡率在波多黎各為
16.，香港僅有不到 7.（香港的這個指標甚至低於美國的
10.）。今日香港人的平均壽命為 78.3歲，高於波多黎各的 73歲（也高於美國的
74歲）。其他生活水準指數，犯罪率、學生與教師的比例、新聞報刊數量、非婚生子女、公共交通質量、免費醫療等等，香港也都走在波多黎各的前面，在一些項目上更是大大領先，同時在很多方面超過了美國。例如，香港謀
殺案發案率為每 10萬人 1.64次，美國高達 7.91次。 (2)
這座建築是昔日香港總督的辦公室和官邸，始建於 1851年，歷時
4年竣工。建築物曾經歷多次大規模修繕，最後一次是 1942年日佔時期。
建於 1846年的三軍司令官邸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西式建築。圖為
1930年的駐港英軍總部大樓。
今日的香港已找不到多少殖民地的痕跡，而殖民地過去的標記幾乎
早已蕩然無存。太平山的山坡下，高聳的摩天大樓遮住了過去殖民地的中心：總督府，類似於一座日式火車站；聖約翰座堂，一座平淡無奇的哥特式殖民地建築；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旗杆屋，以前是駐軍總司令講究的官邸，他曾在此自豪地眺望停泊在港口的那些閃耀.灰色光澤的中國艦隊巡洋艦。如今，從希爾頓飯店的房間和中銀大廈的辦公室，仍可以看到這些帝國時代的遺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軍佔領時期，總督府可笑地按照日式風格進行了重修，包括新建了一座與四周建築不協調的神道教樣式的塔，之後便再也沒有翻修過。聖約翰座堂在同一時期遭到劫掠。旗杆屋是惟一完整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建築，如今是收藏和展覽茶具的文物館。皇后像廣場已經找不到維多利亞女王的雕像，那裏僅存的雕像是一位銀行經理的雕像，這與這個商業之都的氛圍完全吻合。英國國旗第一次在這個殖民地升起的地方位於現在的水坑口街，但早已無跡可尋。慶祝英佔香港
150週年的動議，因公務員的強烈抗議而不得不作罷。
在香港街道上，除了警察 ——幾乎全都是華人
——之外，看不到任何身.英式制服的人。惟一能夠見到的英國士兵是添馬艦海軍基地入口處的水兵，平時守.的艦艇充其量是三引擎巡邏艇，除非有其他軍艦來訪。香港也找不到多少經濟帝國主義的痕跡。人們有理由期望政府辦公樓的停車場至少會有一些本地生產的汽車，但那裏只有豐田和其他品牌的日本汽車；高級公務員可以配備奔馳車，只有總督本人才有一輛勞斯萊斯汽車。
圖為原最高法院大樓， 1912年1月15日由時任總督的盧押宣告正式啟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些醒目的帝國象徵日漸消失。
1950年，英國政府派出相當於兩個滿員師的軍隊警戒中國人民解放軍。
1967年，總督府門外聚集了成千上萬示威者，擔任警.的卻只有孤零零的一名英國士兵。當時，香港依然能夠看出過去一個世紀的模樣：一個窮鄉僻壤的殖民地，板球場佔據.市中心，阿斯頓
·韋伯爵士設計的最高法院大樓守望.市中心，背景則是匯豐銀行的藝術裝飾。在碼頭區，新建的文華大酒店和香港大會堂在周圍建築物的襯托下顯得鶴立雞.。在灣仔，警署直接守..港口。
1970年，從太平山眺望港灣，希爾頓酒店的高度還超過匯豐銀行大廈。文華大酒店和香港大會堂在圖片的中左側。
僅僅
20年之後，從同樣的角度望去，香港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圖中深色的高大建築是中國銀行大廈，總督府已完全被林立的高樓遮住。
時至今日，法院大樓保留下來，現在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辦公樓，板球場已經不見了，匯豐銀行裏外一新、富麗堂皇的新總部大樓蜷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標誌性象徵中銀大廈旁邊。在周邊高聳林立的辦公大樓映襯下，面目全非的文華大酒店和老態畢露的香港大會堂顯得十分矮小。圍海造地使灣仔的陸地向前伸展了將近四分之一英里，一座亞洲最高建築正拔地而起。站在九龍眺望，過去維多利亞城的地平線每週都在發生變化，但依然是香港最壯麗的景象，從港口直到太平山霧氣濛濛的山坡，到處聳立.密密麻麻的宏偉建築。
從九龍眺望內陸，可以看見新界那些在
17年前還幾乎不存在的新城鎮，荃灣和屯門的居民區居住.大約 30萬人。今天，有
200多萬人生活在各個新城鎮，明亮清潔、便捷高效的地鐵和現代化鐵路把這些新城鎮連接起來。老社區依然保留了高層住宅.，沙田已經成為最大的居民區，擁有兩所大學、一座新建的跑馬場、一家音樂廳以及一個
50萬人口城鎮所能擁有的各種便利設施。
圖右側的匯豐銀行大樓成為最高法院（圖中央瀕水的圓頂建築）以及其左側的香港俱樂部和板球場的背景。
40年之後，同樣的地點，上一張照片中只有一幢建築還依稀可辨。高聳的中國銀行大廈位於圖片的中央，其高度遠遠超過了右側的匯豐銀行新大樓。
站在地平線上遠眺，香港就像一個更加多姿多彩的曼哈頓，若是在街道上四望，香港顯然是一座中國城市。即使是西方遊客和商人密集的中環以及新興城鎮
——那裏很少有大幅的塗鴉，像廣州或上海一樣來往的人.中仍多為中國人。然而，香港的人口來自天南海北。除大眾已經接受的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社區之外，香港人口主要是廣東人，還有
50萬人從中國內地來到這個英屬殖民地尋求安全與財富（中國大陸地區對香港的狀況頗為自豪）。中國內地山東或四川的農民遊覽北京後，會帶回去一些印有香港奇異風光和北京天壇的明信片。不過，他們只能憑想像去領略各種不同文化奇特融合所產生的時尚、活力與熱情。只有親身體驗香港的生活，深入到街道上全神貫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到各個企業的辦公室
——正是這些企業使得香港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才能真正感受這種時尚、活力與熱情。
要想.明香港的發展，必須結合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歐洲大陸和中國的政治史，因為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決定性地影響.香港的發展進程。當代中國學者在分析他們國家的這一段敏感歷史時期時面臨很多
困難。共產黨中國在過去 15年來取得的成就
(3)，尤其是與以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混亂相比，已經激發起一種一直潛伏.的沙文主義。質疑政權的那些人在
“文化大革命
”時期的命運，阻礙了人們流露出批評的傾向。直到最近，人們才能夠表達一些立場不那麼鮮明的觀點，而其他嚴肅歷
史學家依然把嚴格遵循事實指責為 “歷史研究中不可取的實用主義
”。(4)國家掌握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通常從帝國主義剝削的角度來分析這個歷史時期。
中國的確遭受了最無情的剝削，但那是在
19世紀晚期，而且最窮兇極惡的剝削者不是歐洲列強，而是中國過去的藩國日本。英國攫取香港的時候，並不是一個法國或德國式的擴張主義強國。在這個殖民地的形成年代，英國的輿論和政策正處於發展階段，威斯敏斯特的政府更迭頻繁，還時常伴隨.黨派重組，託利黨發展成保守黨，輝格黨發展成自由
黨。
(5)英國曆屆政府總是與大多數階層的公共輿論唱反調，經常不贊成他們在中國的代表所採取的行動，並且無一例外地更關注決定大選成敗的國內事務而不是殖民地問題。直到
19世紀末，英國公眾輿論才變得比較好戰，對殖民戰爭表現出一定的熱情。即使是這種支持殖民戰爭的傾向，也因帝國軍隊在布爾戰爭中的惡劣表現和自由黨重新執政之後迅速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外交部許多高層人士把香港視為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的障礙，極力要求把這個殖民地歸還給中國，這樣一種觀點從來就沒有徹底銷聲匿跡。
共產黨.道士的分析總是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而非事實本身。例如，蘇聯科學院院士
S.L.齊赫文斯基在其主編的《中國現代史》（ 1972年）一書中提出：
“1840年1月，維多利亞女王在議會開幕的施政綱領演.中宣佈，英國政府贊同查理
·義律上校及在華英國商人的行動。在得到女王的認可後，巴麥尊勛爵毫不猶豫地發動了對華戰爭。
”事實上，當時每一個人都對英國在華代表義律不滿，尤其是那些認為義律屈服於中國人威脅的商人們。那種認為巴麥尊在年僅
21歲的女王 ——當時她仍怯生生地緊緊抓住首相梅爾本勛爵燕尾服的下襬
——同意之前一直猶豫不決的觀點，更是荒謬的。
只有拋棄這一類錯誤看法，描述英國發生的種種政治事件，才能清楚.明香港的發展。以
1834年的律勞卑使團為例，這個使團未能在英中兩國之間達成合理的貿易協定。這個不幸的事件首先要歸咎於律勞卑勛爵本人莫名其妙的傲慢自大，本來絕不應該挑選他這樣一個人來擔負如此敏感的使命。香港或中國的歷史學家從未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英國政府為什麼會挑選一個如此不適合的人選來執行這項任務？答案其實很簡單，議會艱難通過
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的過程中，律勞卑幫了格雷勛爵的輝格黨政府，為了償還這筆人情債，格雷勛爵的輝格黨政府把這個差使送給了律勞卑，而律勞卑恰恰自認有資格獲得這樣一個職位。
約翰 ·包令
再比如約翰 ·包令爵士，他肯定算得上是這個殖民地歷任總督中最卓越的一位。
“庸醫包令 ”——這是巴麥尊對他的稱呼 ——是一位激進的下院議員、傑里米
·邊沁最親密的朋友和遺囑執行人、編輯、間諜（法國人這麼認為）、鋼鐵製造商、金融專家、聖歌作者，還是俄語、匈牙利語和西班牙語翻譯家。
1854年，包令出任香港總督和派駐中國與印度支那的英國代表，正是這位前和平協會的主席突然引發了第二次英中戰
爭(6)。這次戰爭的結局對於整個亞洲的未來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從來沒有人試圖解釋，這位沒有半點東方乃至殖民地經驗的地道歐洲人是如何成為這些重大事件的主要發動者的。包令與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爵士強行開啟戰端的陰謀，其細節也尚待進一步揭示。
同樣，英國政府在 1898年為什麼僅僅要求新界
99年的租借期，而不是完全所有權？
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試圖與清朝建立正式關係。圖為隨團畫家繪製的使團乘坐的
“獅子 ”號。
本書第三、第七和第十一章將詳細解釋箇中緣由。簡單的回答就是：英國政府反覆無常的政策、英國內閣大臣的個性、長期形成的報答政黨忠實支持者的需要，以及國際競爭對手所施加的壓力。要理解上述種種因素的影響，惟有把它們放入英國和歐洲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對中國的歷史進程也必須留意，因為香港只是在一種特殊意義上才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政府甚至不大願意稱它為殖民地，官方聲明在提及香港時都稱之為
“屬地
”，但這更多地是為了推卸責任，而不是出於用詞準確）。嚴格地.，殖民地是移民在境外土地上建立的居留地，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澳大利亞和北美殖民地就是這種意義上的殖民地。香港卻屬於另外一種類型，甚至在它正式建立之前，嚴厲而勤勉的詹姆斯
·斯蒂芬爵士 ——殖民地部常任次官、維吉尼亞 ·伍爾夫的祖父 ——就注
意到， “香港必須實行其他英國殖民地聞所未聞的做法 ……（香港的）法規和條例
……在很多方面應服從超出其制訂者預料的迫切需要
”。(7)其他英國殖民地，為數眾多的小殖民地，都已成為獨立國家，只有香港
依然是一個直轄殖民地，即由宗主國政府負責管治的殖民地，這種殖民地的居民所享有的代表權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因此，更為準確的.法是，香港是一個碰巧由英國管治的中國人的殖民地。
這種反常現象使得這個殖民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了困擾.中國大陸的家國鉅變。
19世紀 50年代，太平天國起義破壞了中國南方的大部分地區。
19、20世紀之交，義和團騷動在北方引發了對歐洲人的屠殺，導致北京被外國軍隊佔領。但是，這兩次社會鉅變沒有在香港激起多大的波瀾，香港在成為殖民地後的頭
80年裏享受了獨一無二的寧靜。由於英國的世界強國地位始終不容質疑，而且試圖與中國當局保持友好關係，帝國的這個馴服的偏遠地區始終未受打擾。直到
1898年，英國為迴應其他西方列強對中國不斷增強的壓力，要求租借新界之後，香港才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中國內地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19世紀 50年代，英國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 “世界工廠
”。1851年，英國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博覽會，水晶宮是當時的博覽會場所。
乾隆撫琴圖。馬戛爾尼來訪時，乾隆皇帝的權力已臻至高之境，形象也完全神話。圖中意境散淡閒適，乾隆仙風道骨，一派祥和景象。
對於中國方面也需要做出一些澄清。從廣州和澳門前往香港的移民幾乎是清一色的外國僑民，他們緊隨皇家海軍首批登陸部隊來到這個“貧瘠之島
”，使香港迅速起步。這個殖民地的早期歷史就是廣州貿易歷史的延續。因此，有必要解釋這種重要的國際貿易的運作情況。同時，對一些神話加以考察也是有益的。
“鴉片戰爭 ”真是為了鴉片而戰？三元里鄉村勇敢的農民在
1841年擊敗了英國軍隊？
1842—1843年的條約安排性質如何？這些問題（我的回答都是否定性的）所激起的情緒一直困擾.中國與英國之間的交往。雖然
20世紀曆經鉅變，中國的歷史依然是民族意識中異常活躍的因素，而歷史的連續性絲毫沒有中斷。《觀察家報》的梅兆贊注意到，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依然以能夠寫出優雅的書法和詩詞而自豪。曾擔任法國政府部長的阿蘭
·佩雷菲特有很好的機會研究現代中國，他評論.： “當時（
1971年）毛主義的國家與馬戛爾尼（1793年的英國公使）面對的國家離奇地相似，這使我驚訝不已。中國人對皇帝同樣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
……對恪守傳統和等級制度的禮儀表現出同樣的關注
……同樣堅持一個共同的、可以解釋一切的衡量
是非的標準 ……”以及諸如此類的十三項相似之處。
(8)鄧嗣禹與費正清也做出了相同的評價：
“儘管經歷了最近數十年來的狂熱變革，過去的影響對於今日中國依然不同尋常地強烈。在表層下.藏.中國的古老文
明，這一底.決定和影響了新的發展。 ”(9)
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英國的制度顯然始終未受觸動。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去世時，已是共產黨國家首都北京的一名園丁
(10)，而維多利亞女王的曾孫女、最後一位印度皇帝的繼承人
(11)仍然端坐在倫敦的御座之上，上院和下院也依然是英國國會的兩個組成部分。但是，這樣一種延續具有欺騙性。自從
1793年馬戛爾尼勛爵代表東印度公司首次嘗試與中國建立關係以來，英國在世界上的聲望和地位已經徹底改觀。
1793年時，英國是個小小的農業國，不久之前剛剛喪失了最重要的海外領地
——北美殖民地，但國內工業正在發展，英國在印度的地位雖不明確，也正在迅速鞏固。不過區區數年之內，這個國家一躍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印度統治權的繼承者，擁有從法國人、荷蘭人和西班牙人手中搶來的眾多殖民地。英國國內工業的發展更使英國成為
“世界工廠
”。在享有不到一個世紀的史無前例的龐大實力之後，英國開始了緩慢的衰
落過程，從一個統治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變成一個不那麼繁榮的西歐國家。
19世紀大規模的社會工程使英國面貌為之一新，英國因而能夠扮演強權帝國的角色。事實表明，較之隨後對於衰落的適應，英國更為成功地推行了崛起所必需的變革，而香港的歷史反映了這種令人不快的轉變。
英帝國的崛起與中華帝國的衰落在時間上是同步的。在
1793年，中國漫長的邊境線是穩固的，中國是文明世界的中心。皇帝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身為具有宇宙意義的人物，真龍天子可以與日月星辰相媲美，乃是智慧與正義的化身。他是最強大的君主、最賢明的統治者、天命的闡釋者。皇帝受命於天，被視為人間神祇，他在宗教上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拜占庭式的羅馬皇帝、至高無上並被尊奉為神的奧古斯都。皇帝既是獨裁者，又是最高的宗教領袖，受上蒼的委託統治中國、為民造福。作為漢人神祇的化身，皇帝親自到天壇獻上大量祭品，祈求得到神的祝福，保佑來年風調雨順。從理論上.，中國皇帝的超人屬性意味.他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英明而仁慈的。局勢一旦惡化，往往被看成是皇帝違背天意所致，因此就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較之當代的領袖人物，中國皇帝對皇帝的神性職責更為認真對待。
1644年明朝末代皇帝在自縊前向祖先和臣民謝罪： “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
……朕死無面目見祖宗 ……
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12)
將近兩千年來，中國社會深受孔子學.的影響，社會劃分為儒家學.所規定的各色等級。在這個等級體制中，農民處在第二位，僅次於統治者（
“士”），高於工匠（
“工”），位於社會最底層的是那些最無足輕重、對社會貢獻最少的商人。最終，當西方的商人
——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地位卑微（按照他們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馬地臣的話.：
“商人乃
世間的巨擘。
”(13)）——遭遇中國的官僚，一場衝突，至少是文化上的衝突，就在所難免了。由於雙方都極度自信，因而幾乎同樣可以肯定，這場衝突將發展成武裝的衝突。
(1)
巴麥尊致義律函， 1841年4月21日（ Palmerston，privateletter to Charles
Elliot21 April1841）。維多利亞女王
1841年4月13日函，載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 Queen Victoria，letter
of13April1841，Queen Victoria， Letters，vol.I）第
261頁以下。道光皇帝語，請見佩裏瑟爾：《覺醒的中國： 1793—1949》（
R.Pelissier，The Awakening of China1793—1949），第 90頁。
(2)
《聯合國人口統計分析》、《美國政府報告》、香港政府新聞處（ United
Nations Demo graphic Analyses；USGovernmentreports；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 ment）。
(3)本書寫於 1993年，此處的時間指改革開放的 1978年以來的 15年。 ——譯註
(4)
賈慶國的論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國學者在決定 “首先是作為一箇中國人還是一位學者
”問題上的困境。賈慶國：《理智與情感之間》，載羅伯茨：《
1900年以來的中美關係》（ Jia Qing kuo，‘Between Sentimentand Reason’，in
Roberts，Sino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5)見附錄一， 1830至1993年的英國曆屆政府。
(6)
即第二次鴉片戰爭。 ——譯註
(7)
殖民地部文件（ Colonial Office（CO）129/3，3June1843）， 1843年6月3日。
(8)
佩雷菲特：《兩個文明的衝突：英國對中國的遠征， 1792—1794》（
Peyrefitte，The Colli sion of Two Civilisations：The British
Expeditionto
China，1792—4），美國版書名為《停滯的帝國：東西方的首次大沖突》（ The
Immobile Empire：The First Great Collision of Eastand West），第
xx—xxi頁。
(9)
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迴應》（ Teng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to the West），第 2頁。
(10)
即末代皇帝溥儀。 ——譯註
(11)
即當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譯註
(12)
魏斐德：《中華帝國的沒落》（ Wakeman，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第
67頁。
(13)
馬地臣：《英國對華貿易的現狀和前景》（ Ma theson，The Present
Positionand Pros 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with China），第 3頁。
第一章 兩個帝國 (1)末代王朝
這幅銅版畫反映了早期黃埔港的風貌
19世紀初以來，中國與西方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雙方的衝突最終爆發，而且以英國割佔中國領土告終。然而，香港這個明顯毫無吸引力的島嶼為什麼偏偏被英國首先選中，箇中緣由有待解釋。
香港是散佈在珠江入海口的數百個島嶼之一。在這些島嶼中，陡峭、多石的香港島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有名的；
1842年英國割佔的時候，香港既非人口最稠密，也肯定不是最荒蕪的一個島。早在
1000多年前，珠江就不但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水道之一，但在閉關自守的中國，香港是個不受重視的附屬地，並沒有多少人關注。南中國海的氣候造就了珠江的重要性，每年
4月到 10月，西南風如期而至，西來船隻易於進入珠江；而 11月到來年
4月，東北風則使這些船隻的回程順水順風。對於那些經歷過驚濤駭浪的西來船隻而言，珠江是他們在中華帝國遇到的第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澳門一度是外國人對華通商的惟一口岸。圖為
1693年的澳門，葡萄牙人居留地由高牆圈起。
馮·裏希曼男爵繪製的珠江河口圖
約翰尼 ·布勞繪製的廣東地圖，約 1655年。
16世紀，第一批來自葡萄牙的歐洲人造訪了這個地區，他們在澳門半島避風處找到一處天然錨地，並獲准定居下來。在澳門，沒有任何表明中國領土永久割讓的跡象。葡萄牙人只能在高牆之內活動，生活必需品每日按需送入。從澳門上溯
70英里，就到了當時巨大的商業城市廣州。廣州是中國通往海洋的門.，也是橫亙中國南部達
800英里的廣東、廣西兩省（兩廣）的首府。水網密佈的自然地理往往會對歷史的發展產生複雜影響。倫敦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所處的地理位置
——泰晤士河的最低架橋點、泰晤士河河口的頂端，泰晤士河河口在提爾伯裏變得狹窄，使倫敦易守難攻。廣州的地理位置與倫敦相仿，同樣位於容易進入的河口。
1864年首次出版的這一水域的《航海指南》指出，這條航道
“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條大河都安全
”。在大嶼山、南丫島以及北面的伶仃島附近，散佈.眾多避風港灣。不過，除了航行本身有風險之外，這裏還有其他的危險：珠江入海口的島嶼，海岸線綿延數百英里，為那些靠捕魚、海盜和走私為生者提供了庇護所。海盜活動一直延續到現代，不過目前已很罕見，漁業和走私活動則仍舊頗為興盛。
從理論上.，珠江像泰晤士河一樣易守難攻。珠江航道在澳門上游大約
30英里處收窄，寬度只有數百碼，進入名為獅子洋的海峽。此處被形象地比喻為老虎的嘴巴，即人所共知的虎門。穿鼻和大角兩個炮台俯視.這一段航道，穿鼻距離第二道沙洲不足
20英里，穿越海峽的船隻始終在兩岸的視線之內。由於沙洲的阻礙，海船必須等到漲潮時分才能渡過淺灘，第一道沙洲在黃埔的南面，那裏的水更淺，對船隻吃水的限制也更大。因此，廣州南面約
7英里處的黃埔成為一道屏障，足以阻止所
有大海船進入。 1829年，理查德 ·阿爾塞吉船長 (2)報告.，
600噸的船隻能夠輕易通過黃埔，若是一艘
1200噸的船也想通過黃埔，那就不夠謹慎了，因為第一道沙洲水最深的時候也不超過
25英尺，只有吃水淺的船舶才能抵達廣州城。敵方軍艦即使敢冒兩岸炮台夾擊的風險，也多半會陷在黃埔動彈不得，艦上的大炮根本打不到廣州，只有艦船上的小艇才能穿過黃埔到達廣州。
18世紀初的水墨廣州形勝圖，原件現藏於斯德哥爾摩德羅特寧哥姆城堡。
愛德華 ·凱夫與 G.柴爾德繪製的廣東、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圖， 1738年。
乾隆統治期間，中國是一個疆域遼闊、國力強盛、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努爾哈赤歷時 30多年，統一女真各部。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元稱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
廣東是個奇特的地區，歷來受到中國其他地區的猜疑和蔑視。公元
960到1279年統治中國的宋朝諸皇帝，對廣州城有大量巫師和魔法師的報告深感憂慮，於是專門發佈敕令，禁止用活人祭祀。這種不信任感部分起因於廣東地處偏遠，它離北京有
2000多公里。連綿起伏的山脈使之與中國其他古老都市隔絕開來，很少的幾處險要關隘是穿越這些山脈的必經之路。北方人根本聽不懂廣東當地居民的語言；他們的風俗習慣也令人側目。廣東人似乎什麼東西都敢吃，甚至吃那些中國烹飪根本無法接受的東西，如蝙蝠、烏龜、生猴腦以及剛剛出生的小老鼠。在導致香港殖民地建立的一連串事件中，廣東的這種奇特性和偏遠的地理位置產生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個省份只會給北京政府帶來麻煩，.到底是相距太過遙遠。
8世紀時，廣州曾遭到阿拉伯入侵者的劫掠，北京對此處之泰然。儘管北京不大會因為遙遠而靠不住的南方發生的事情而煩惱，但如果夷人把戰船開到靠近京城的渤海灣
——正如他們在 19世紀所做的那樣 ——皇帝的宮廷就會收到警報。
廣州雖然不乏奇異之處，仍被人們視為一個大城市，作為 “省城
”而在中華帝國境內廣為人知。
18世紀初，東印度公司最終在廣州開展貿易之際，一位造訪廣州的法國旅行者寫道：
“這個城市比巴黎還大，而且肯定更繁華。街道狹窄，鋪.
……非常堅硬的大而平的石頭，最好的街區很像巴黎聖日耳曼集市的街道
……有許多漂亮的廣場和宏偉的凱旋
門。
”(3)與巨大的中心城市廣州相比，儘管當時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門在貿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過是一個小城鎮而已。
在清朝（ 1644—1911年）的中國地圖上，香港要麼被略去，要麼就無法辨認。
1760年出版的一張海圖首次標出了香港，但僅僅繪出該島的西部海岸。之後不久，東印度公司所屬
“約克 ”號的喬治
·海特船長也繪製了一張海圖。這張海圖頗多誤差，雖然標出了現今維多利亞港的水深，卻將錨地錯誤地標在索罟.島南端一個毫無遮蔽的地點。這張海圖顯然很粗糙，但海特船長至少記錄下香港保留至今的著名名稱。他把他
假想的兩個島嶼中較大的那一個稱作 “昂船洲 ”，又叫 “香港 ”。(4)
如同英帝國的絕大多數領地一樣，香港幾乎是偶然地獲得的。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這是兩千年來統治中國的第 9個王朝的第
6位皇帝。道光是偉大的乾隆皇帝
(5)（1736—1795年在位，在其漫長的統治時期，中國的疆界擴展到有史以來的最大限度）鍾愛的孫子，繼承了
從喀拉崑崙山到大海，從西伯利亞大草原到印度支那邊境的
600萬平方英里廣袤領土的最高統治權。
皇帝本人不是漢人，而是通古斯人，又稱滿人或韃靼人。這個民族來自朝鮮與俄國之間的地區，有.與漢族不同的語言、習俗和傳統。皇帝的許多漢族臣民都非常敵視滿族統治，恢復漢人王朝的運動此起彼伏。皇帝的祖先生活在滿洲，即關外與朝鮮北部的一片地區，緊靠阿穆爾河以及現今的俄羅斯邊界。滿族人以狩獵和打漁為生，使用馴鹿和獨木舟，在適合的季節也栽培農作物，但生活來源主要是依靠非常嫻熟的弓馬本領。
1607年，通古斯貴族努爾哈赤成功地以武力統一滿洲，自稱
大汗。
(6)努爾哈赤大肆犒賞投降的傑出漢人、蒙古人和高麗人，進一步鞏固了他的軍事勝利，從而在滿洲按照漢人的模式建立起一個國家，儘管它仍然保留了滿族人的特徵。皇帝指揮按照八旗方式組建起來的野戰部隊，每旗有
8000人。首批滿族人的本名，如多爾袞、濟爾哈朗、莽古爾泰，表明了他們尚未漢化的特徵。
1618年，努爾哈赤率領統一的滿族國家攻打明朝，
1644年攻陷北京。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由滿洲的 “漢”變為中國皇帝，定年號為
“太
宗”，把他的王朝定名為
“清”。(7)太宗在詔書中異常清楚地確定了滿族人的目標：
“內修政事，外勤討伐。
”(8)軍事始終是清朝的王朝傳統，貝勒（清皇室貴族子弟）不但要學習質樸的古典經籍，還要掌握戰鬥技能，如射箭和騎術。八旗兵是滿族的常備軍，這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軍隊，在整個
18世紀都證明自己既能長時間艱苦作戰，也能保.新徵服的廣大地區。因此，到下一個世紀，當滿族軍隊在數量上遠處劣勢的西方軍隊面前一敗塗地時，這個王朝在精神上受到極其巨大、事實上幾乎是致命的打擊。
中國的漢人發現他們的新主人很粗魯，這種粗魯也讓荷蘭商人大吃一驚。他們在北京會晤一位高層滿族官員禮部尚書
——最神聖傳統的捍
.者，這位文官竟然
“拿出一塊半生的豬肉，旁若無人地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上去不像王公，倒更像是屠夫
”。荷蘭人還發現滿族貴婦同樣缺乏漢人的禮節，一位 “高貴的韃靼夫人
……非常快活、隨便
……她拿起使臣的帽子戴到自己頭上，還把他緊身上衣的扣子幾乎一直解到腰
間”。(9)滿族人及時吸收了更多的漢人習俗，但他們確信能夠用法律措施來維護自己的個性。
與漢人通婚是明令禁止的，滿洲心臟地帶嚴禁漢人涉足，用柳木柵欄劃出了界限，禁止漢人移民進入。皇室宗族法庭（譯者按，即宗人府）密切監督宗室全體成員的活動，主要是使宗室子弟遠離任何實際權力，保證他們獲得教育，享有安樂的生活並養成普遍良好的習性。
武舉考試。滿族人有尚武精神，滿族人蔘加文舉考試，都必須先考騎射，合格後才能考文舉。乾隆以後，政治腐敗，軍備廢弛，這種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名存實亡。
1793年出使中國期間，敏.的馬戛爾尼勛爵有機會就近觀察漢人和滿族人，他寫道：
“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 8到10位君主的更替並沒有把莫.兒人變成印度人。同樣，
150年時間也不足以讓乾隆變成漢人。此
時此刻，他依然如同他的列祖列宗一樣，是個地地道道的韃靼人。
”(10)清王朝始終牢牢控制.軍隊，所有軍事文書乃至戰地命令都是用滿文書寫，即使是受過教育的漢人也看不懂。八旗軍這一常備軍雖然是由滿族人與漢人、蒙古人混編而成，但軍中的滿族人軍餉卻要高得多（一名滿族騎兵每月餉銀
7盎司，漢人騎兵為 3.3盎司；一名滿族人擁有 55畝土地，蒙古人有
35畝，漢人僅有 25畝）。
學者與士紳
新科狀元曹鴻勛殿試策。曹鴻勛是光緒二年（ 1876年）狀元。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中，各地的貢院外都有一堵放榜牆，會試的結果就張貼在放榜牆上。這幅明代繪畫描繪了舉子正在等待放榜的情景。
清朝在維護宮廷和軍隊滿族特性的同時，明智地利用了當時漢人的管理機制。這種文官管理機制早在
7—10世紀統治中國的唐朝就已經初具規模，此後歷經王朝更迭而沿襲下來。中國文官體制不同於那些統治者通常來自僧侶、軍隊或宮廷寵臣的大帝國，在中國體制下，新人的選拔是通過嚴格的考試。在評估某人的長處時，優雅的道德風範是最重要的，知識倒在其次，而創造性自然受到壓制。
“八股文 ”是主要的考試手段，其篇幅大約在
360—720個漢字之間，採用散文或韻文，必須有優美的修辭和漂亮的書法。考試文章的主題一成不變，都是取自儒家典籍，要求考生髮揮純粹的儒家正統觀念。一名成功候選人要經過三道初步考試，才得以躋身
“士紳 ”的最低層 ——“生員 ”，這時他們的平均年齡 24歲。由生員達到最高的
“進士 ”則需要再經過
10年的寒窗苦讀。進士考試由皇帝本人親自主持，只有少數最優秀的學者才有資格參加。
“進士 ”的年齡通常在
35歲左右，他們考取進士之前，多半已花了不下20年時間在同一個知識領域反反覆覆地耕耘，因此，成功的候選人往往“變得謙卑柔順，成為小心翼翼而馴服的朝廷官員
”，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可否認，那些在不間斷的激烈競爭中能夠過關斬將的人，必定具有達觀和堅強的性格，但是，對創造性思維的壓制使他們非常缺乏適應新環境所需的應變能力，這一點將帶來嚴重的後果。
19世紀，夷人要求進入天朝帝國，這帶來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新問題。即使像林則徐這樣極富才幹之人，也只是重複以前形成的反應方式，只能求助於一些陳詞濫調。滿族官員往往沒有漢族學者型督撫那麼僵化，更樂於適應環境的變化。
萬樹園賜宴圖。
1753年，漠西蒙古杜爾伯特部部長策凌台吉、策凌烏巴什、策凌孟克
率部眾
3000餘.歸服清王朝。宮廷畫家王致誠所繪製的這幅畫，反映了乾隆在避暑山
莊萬樹園接見三策凌的壯觀場面。
一旦獲得進士頭銜，高級職位也就唾手可得了。在考試中失利的其他人就要看運氣如何了，但可以爭取機會。例如，花錢買官完全合法，不過僅限於比較低級的職位。那些通過中級考試或有財力買一個進階的人，得以躋身
“士紳 ”或“文人
”之列。士紳擁有一些特權，包括有權穿.特殊服飾，蠲免許多法律義務、.收和勞役等。中國的科舉考試是向所有人開放的（至少是所有男性），因此，哪怕是出身最卑微的年輕人，只要具備足夠的才學和虔誠，從理論上.都可以通過考試升到文官體制的最高層。在實際情況中，機會偏向那些其家庭能夠負擔漫長學習期的人，而那些已有一官半職者則可以使家庭的產業更鞏固、更持久。這種士紳與官員的緊密聯繫，確保了人數非常有限的官僚階級始終能夠得到龐大的非官方勢力的支持。中國的士紳在這一方面的作用與英國各郡的治安法官完全相同，後者協助郡長組織民團，平息地方糾紛，促進公認的道德規範。滿族人
——他們人數很少，當時僅有 200萬人
——參與這些工作，但更多的是為軍隊或朝廷效力。他們的民族傳統是戰鬥勇敢，而非文字或行政管理技能，而且他們的處事態度比受過古典教育的漢人更隨和、更開放。
和是清代乾隆時的權臣。他廣收賄賂，致府庫空虛，吏治敗壞。其秉政攬權，歷來被認為是清代中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看一看現在的中國版圖，就可以發現滿族人最持久的一個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界與大清帝國確立的疆界基本吻合，只有一個重要的例外
——現已獨立的蒙古。乾隆皇帝極大地拓展了中華帝國的版圖，他在西部邊境憑藉一系列強有力的征討，把中國突厥斯坦
——今天的新疆自治區
——納入到帝國版圖，成功的戰爭還迫使尼泊爾廓爾喀人、緬甸人以及絕大多數印度支那人奉中國皇帝為君主。事實表明，對新疆征服的開支極其浩繁，維持這一廣袤領土也不斷消耗.帝國的財政。在其漫長統治的大部分時期，乾隆可以依靠祖先聚集起來的財富，中國依然享有安定和繁榮。乾隆時期，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到
18世紀末約有 3億人，隨.人口增加，農業產量以相同速度增長。
然而，到乾隆的後人登上王位時，由於老皇帝的寵臣和珅的劫掠，國庫已十分空虛，新皇帝嘉慶不得不儘可能地削減開支，增加收入。嘉慶是個審慎的人，甚至養成了節儉的習慣，他還致力於改革和減少開支。儘管如此，他在位期間（
1796—1820年）一直麻煩不斷：黃河
7次決堤，造成餓殍遍野；大規模起義此起彼伏，沿海地區受到海盜洗劫；而西方的夷人
——他們已經令人不安地迂迴接近了中華帝國邊界 ——正在開始製造新的麻煩。
嘉慶親政後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對於改變乾隆後期的種種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清代中衰之勢。
東印度公司的崛起
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是西班牙人，在歐洲歷史上以大肆斂財和為兒子進行處心積慮的謀奪而臭名昭著。
誰擁有世界，或者至少擁有尚未引起羅馬教皇關注的那部分世界，這個問題本該在
1493年5月4—5日就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當然擁有神聖的權力來處置只有異教徒居住的土地。他花了兩天時間做出裁決，把所有已發現的土地均等地分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距
亞速爾.島和佛德角.島西面 100裏格
(11)處貫穿南北極劃一條線，線以西的所有土地歸西班牙，其餘部分歸屬葡萄牙。這位教皇希望藉此約束西班牙，究其原因，他在接連把女兒魯克麗琪亞許配給兩位西班牙人之後，最終把她嫁給了意大利人喬萬尼
·索爾查。不過，就算曾經有過西班牙與葡萄牙所得土地誰多誰少的問題，到
1580年也該解決了。就在這一年，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王室合二為一。
歐洲其他國家並不歡迎教皇的這項安排，尤其是那些信奉新教的國家，但他們在
16世紀時無暇旁騖。英國在弗吉尼亞建立殖民地的嘗試失敗後，滿足於劫掠西班牙人的領地，捕獲西班牙船隻；法國則深深陷入國內宗教戰爭的泥淖；荷蘭剛剛掙.西班牙統治而成長為一個民族國家。到
1600年，局勢有了變化，至少在英格蘭和荷蘭是如此，而法國在數年前就開始要求新的領地和對外貿易。歐洲的領土擴張僅限於新世界，英國人集中在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島，荷蘭人則建立起巴西帝國。除西班牙和葡萄牙業已征服的地區外，美洲的土著居民被殖民者驅逐、融合，乃至徹底消滅。在東方，印度莫.兒帝國和中國這兩個大帝國各據一方，眾多周邊國家對日後的殖民者構成了一道強大的屏障。因此，荷蘭人和英國人在東方關注的是擴展貿易而非征服。起初，荷蘭人投入了更大的精力，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於
1602年，資本超過
50萬英鎊，而他們的競爭對手英國早兩年成立的皇家東印度公司僅有
3萬英鎊資本。 17世紀頭 10年中，荷蘭向東方派出了 60艘船，而英國僅為
17艘。
英國東印度公司徽記。徽記的圖案是伯納德 ·高林在
1698年10月7日設計的，後由英國聯合東印度公司採納。圖案下方的拉丁銘文
Auspico Regiset Senatus Angliae，意思是“蒙英格蘭國王和貴族護佑 ”。
荷蘭東印度公司海上貿易網。荷蘭在
17世紀建立起龐大的海上商業帝國，因此被稱為“海上馬車伕
”。這個綽號形象地.明了
17世紀的荷蘭在商業、海洋和殖民掠奪等方面所擁有的霸權。
1765年，東印度公司與莫.兒帝國簽訂條約，一躍成為孟加拉、比哈爾和奧里薩的實際統治者。
倫敦利登霍爾街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總部大樓（ 1828年）
之後，英國航運業日益興旺，東印度公司雖然差一點被查理一世的
政策毀滅，但經過克倫威爾時代的重組後，已能夠在經濟上自立。隨後，葡萄牙將孟買作為查理二世與葡萄牙公主布拉幹薩的凱瑟琳的結婚禮物，贈予英國王室，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地位由此得到鞏固。這位國王將孟買授予東印度公司，英國首次在東方建立起一個合法而可靠的基地，與葡萄牙和荷蘭的據點對峙，並最終再次有可能開展對華貿易。
1711年，清朝皇帝牢牢控制了對外貿易並有意放鬆限制，東印度公司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家商館。
此時，印度次大陸尚未成為歐洲人關注的中心，英、法、葡和丹麥等國商人必須仰仗當地土著王公的友善。東印度公司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印度的
3箇中心地區，一個是英國領地孟買，另外兩個是向印度王公租借的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德里的莫.兒皇帝以及至少在名義上臣服於他的土邦王公授予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貿易特許權，情況看來十分令人滿意。但是，兩個彼此不相關的因素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莫.兒帝國在波斯人、阿富汗人和馬哈拉塔印度教徒的進攻下，令人吃驚地迅速崩潰了，印度北部出現了權力真空；另一個因素是英法兩國在
1740—1758年間捲入了第一場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戰爭。
結果，憑藉一些驚人的冒險，皇家東印度公司不僅徹底控制了印度最富庶的省份孟加拉，還成為無可爭議的歐洲貿易強權。由於控制了“迪萬
”（收.官），東印度公司有權徵收孟加拉以前上繳莫.兒皇帝的全部.收。有人評論.，東印度公司
“心不在焉地獲得了一個帝國
”。東印度公司搖身一變，在孟加拉有效行使以前由印度君主擁有的一切權力。一個區區的貿易公司竟然能夠對超過
1000萬臣民行使統治權，並且掌握了頗為強大的軍事實力。公司董事們為了自身利益，竭盡所能地反對一些印度王公瓜分業已分崩離析的莫.兒帝國。事實表明，這是一項花費浩大的事業，東印度公司股息受到影響，幾乎面臨破產，英國政府不得不介入給予扶持。
這幅當時的漫畫反映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勢力。大象代表東印度公司，大象身上是印度的各個富庶地區，捆住大象的前後兩根樁子分別是公司監督委員會和英國下院。18世紀中葉，飲茶已經成為英國人全民性的嗜好，這幅當時的繪畫反映了一個大家庭一起品茶的情景。
直到
1832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國才出產茶葉，茶葉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圖為
18世紀中國茶葉作坊。
英國政府之所以要扶持東印度公司，乃是出於急迫的經濟考慮。印度商人和持股人不僅是政黨贊助資金的豐富源泉
——這是 18世紀英國曆屆政府都極為重視的 ——而且直到
19世紀下半葉，英國財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東印度公司的經營活動。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茶葉貿易，不僅為公司提供了最重要的收入來源，而且使英國人養成了喝茶的嗜好。彼得
·蒙地可能是第一位喝過這種飲料的英國人，他對這種飲料並沒有太深的印象，
“這種叫做 ‘茶’的飲料 ……只是把水與一種香草一道煮
開，而且必須趁熱喝，據.有益健康
”。(12)不過，蒙地的後人很快養成了喝茶的習慣。
1664年，英國通過東印度公司進口的茶葉有 20磅零 20盎司，
1783年時，已經上升到
2600多噸。這僅是合法運抵英國的茶葉，為逃避對茶葉徵收的高額關.，還有大量走私茶葉（據.茶葉走私量是合法進口量的
3倍）。即便如此，即使在茶葉.率大幅下調以後，來自茶葉的收入仍然佔到當時英國政府總收入的
10%左右。當時，不論合法進口還是走私販運，茶葉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廣州，因為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地方還沒有開始種植這種 “不可或缺的茶
”。直到
1832年，阿薩姆才開始種植茶葉。因此這種對英國如此重要的貿易必須得到保護，東印度公司似乎無法做到這一點。
描繪廣州農民加工和交易茶葉的銅版畫
1772年，東印度公司陷入了可怕的困境。由於公司的交易量大大超出正常額度，甚至超過了銀行業務的極限，無法償還到期的英格蘭銀行和關.及國內貨物..務局的債務。之後發生的事情在商業史上可謂破天荒的頭一遭：如果你負債金額達到一定數額，別人將被迫幫你擺.困境。諾思勛爵政府別無選擇，只得為公司提供
140萬英鎊政府貸款。作為這筆現款的回報，政府堅持通過了《調控法案》（
1773年），加強政府對東印度公司的控制。
對此，英國國會反應強烈，連續兩屆政府都因印度改革問題垮台。直到小威廉
·皮特為捍.其政策贏得一次大選，並最終通過《印度法案》（
1784年），才確立了未來的印度管理模式。按照這一法律，皇家東印度公司董事會
——由持股者的股東大會選舉產生
——仍掌握貿易管轄權和所有政治、軍事職位的任免權（英國政府有否決權），政府則掌握“指令公司職員應謀求的政治目標，以及將不服從指令者撤職的權力”，政府所屬的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負責制定公司的政策，委員會主席日後成為內閣成員。問題只是暫時得到解決，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必須定期續訂，下一次審查預定時間為
1793年。正是
1833年第三次審查期間發生的事件，導致了第一次對華戰爭和香港的割讓。
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東印度公司掌握了足以與當時最大的歐洲國家相匹敵的權力，統治的地域和人口大大超過英國政府本身。
喬治
·康沃利斯是首位印度總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現代印度的各項體制。他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戰敗投降。
印度總督韋爾斯利
1760年的廣州商館。當時，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廣州設有商館。
19世紀中葉，丹麥帆船在廣州。
巴麥尊是 19世紀英國政壇的一位重要人物，對
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政治和對外政策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即使.得婉轉些，一家商業合股公司被授予足以與當時最大的歐洲國家相匹敵的權力，仍算得上是一樁怪事。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英國人奉行實用主義
——即對既成事實的默認，要做的只是密切注視事態發展
——同時也反映出政府對所提供資金的擔憂。印度統治者手中掌握瞭如此多的肥缺，不論是否樂於用這些職位酬答自己的忠實支持者，任何一屆英國政府都不願意輕易錯過這些職位，讓反對黨在捲土重來時佔便宜。監督委員會首任主席
亨利 ·鄧達斯承認：
“凡是對這個國家的利益及其憲政自由寄予厚望的人，都會清醒地不希望看到委任權集中到某一屆政府的手中。
”(13)
根據
1784年的《印度法案》，印度的權力集中在英國政府派駐的印度總督手中，印度總督由王室任命，駐紮在加爾各答，另有兩名總督負責管理馬德拉斯和孟買轄區。喬治
·康沃利斯勛爵（
1786—1794年）是新法案通過後任命的第一位印度總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現代印度的各項體制。他在任期間，孟加拉建立了文官制度、法律和司法體系，並對商人與行政官員做了明確區分，行政官員支取薪水但禁止從事貿易
——這是他們前輩的生財之道，他們 “懈怠的習慣
”也得到了糾正。孟加拉成為印度最現代、最強大的一個邦，而其他數十個土邦依然為爭奪領地和霸權紛爭不已。當地的習俗和慣例未受觸動，與從前王公統治時期沒有什麼兩樣。在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人看來，.伊斯蘭
—波斯語的莫.兒人比英國人更像外國人，辦事效率更低。
康沃利斯 ——1781年時在約克鎮率英國軍隊向美國人投降
——富有教養、討人喜歡。他身為驍勇善戰的將軍，卻立誓不發動侵略。
1797年威靈頓公爵的兄長韋爾斯利勛爵上任後，推行截然相反的政策。結果，在此後
20年裏，仍是一個貿易公司的東印度公司把印度次大陸的絕大部分地區併入自己的統治版圖，儘管公司本身服從英國政府的管轄。
1793年，英國下院的注意力集中於剛剛爆發的對法戰爭，沒有多大波折便通過了東印度公司特許狀審查。東印度公司依舊掌握貿易壟斷權，在其他方面則受到很大沖擊。任何一個英國臣民，當然也包括印度人在內，都可以從印度與英國本土之外的世界任何一個地區進行貿易。這種貿易即人們通常所.的
“港腳貿易 ”，貿易往來的船隻大半是在東方製造，稱作 “港腳船
”。港腳商人需持有東印度公司頒發的許可證，這種許可證並無限制，大量發放。境外違禁貿易日益興盛，其他國家的國民也參與了這種貿易，這引起英屬印度政府的嚴重關注。據估計，這種貿易每年運送商品約為
1萬噸左右，在貿易總額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印度的開支日益增加，韋爾斯利勛爵推行的擴張政策以及由此而來的一連串戰爭，帶來了驚人的開支，公司的政治預算（這項預算涉及行政事務，商業事務是單獨計算的）持續攀升。與此同時，英國為反對拿破崙的艱苦鬥爭提供財政援助，已經掏空了財政部，英國本土市場對來自印度的產品需求暴跌。
1799年，英國本土從印度進口的商品利潤持續下降， 1809年出現赤字，及至
1824年，生絲進口完全中斷。惟有對華貿易仍然保持贏利，這多虧英國人對茶葉永不滿足的渴求。東印度公司掌握的對華貿易壟斷經營權，不但得到英國政府的保護，中國人堅持所有貿易必須在嚴格監督下限於廣州一地進行，也維護了公司的壟斷地位。
1815年徹底擊敗拿破崙之後，英國政府並未關注東印度公司特許狀審查之類的事情。英國不僅已經走出了喪失北美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部分的混亂，還攫取了不少散佈於世界各地的前法國和荷蘭領地。英國政府的目標是儘快在國內恢復原有秩序，對任何可能導致變革的事物疑慮重重。託利黨已經連續執政
15年，黨內年輕人得勢之後，整個黨的立場逐漸趨向開明。羅伯特 ·皮爾、喬治
·坎寧、威廉
·赫斯基森等政治家在大多數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他們的觀點與在野的輝格黨人沒有什麼兩樣，人們認為這些觀點本應由歐洲大陸國家政府提出來。就個人而言，輝格黨領袖的貴族氣比託利黨對手有過之而無不及。雙方在議會改革問題上分歧異常尖.，強行通過
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的輝格黨領袖格雷勛爵是個擁有大片土地的伯爵，用他自己的話來.，他“不論從地位上還是天性上來.，都是一名貴族
”。他的內閣只有
4名成員沒有同他一道進入上院（貴族院），所有閣員都是富有的地主。他們的姓氏之前也都冠有形形色色的貴族頭銜，惟一的例外是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主席查理
·格蘭特，他當時是庶民身份（就連他也很快當上了貴族，成為格倫額爾勛爵）。
輝格黨人與托利黨人的區別，在於他們面對的壓力不同。輝格黨人更願意傾聽愛爾蘭人的不滿，也總是得到大多數愛爾蘭議員的支持。托利黨人歷來關注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被奉為國教的聖公會，堅定地維護他們認為屬於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輝格黨更多受到日益重要而富裕的商人和工廠主的影響，雖然黨的首腦人物與托利黨人關注相同的事物。輝格黨通過的《改革法案》與其.擴大了選舉權，不如.是將權力從鄉村轉移到新興工業市鎮。輝格黨大臣也許不會宴請蘭開夏的工廠主，但他們明白這些工廠主的經濟實力及其對於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從某種程度上.，托利黨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輝格黨人願意傾聽工廠主、貿易商和商人的呼聲，這一事實將對中國的事件產生重要的影響。
傾聽並不意味.對個人的尊重。
C.H.菲利浦斯在關於東印度公司歷史的著作中指出： “18世紀末
19世紀初，英國統治階級在讚揚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的同時，往往指責公司董事會，這大概是因為後者與商業和從印度回來的暴發.關係密切之故。
”那些貴族政客，不論他們身為輝格黨人還是托利黨人，都把東印度公司董事看成是
“引車賣漿者
流”、“心胸狹窄之人 ”、“可鄙的應聲蟲
”。(14)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也都不鼓勵殖民擴張。實際上，輝格黨政府要員完全準備擺.那些看起來已成為累贅的殖民領地，其中，加拿大被認為是
“最危險的
”地方。殖民地居民也總是惹麻煩，西印度.島種植園主發動了一場反對解放奴隸、捍.舊制度的戰鬥，他們成功地爭取到
2000萬英鎊的鉅額賠款，幾乎相當於英國政府一年的開支。澳大利亞日益流露出對流放殖民地地位的強烈不滿，那裏的自由定居者不斷要求獲得超出他們在宗主國時所能期待的政治權利。南非的布爾人歷來桀驁不馴，時常造反。
印度是個特例，是英國人自豪與憂慮相交織的源泉。但是，不論印度還是殖民地事務，都只有特定人.才會關注。議會舉行有關辯論，參加者寥寥無幾。倘若發生激烈戰事，尚能抓住公眾的注意力，否則公眾輿論不願談論令人厭惡的殖民地（例如，安東尼
·特羅洛普的政治小.幾乎隻字未提殖民地事務）。
英國對華態度除受到各種不同觀點的影響外，有一個人對英國的對華政策施加了最重大的影響。在長達
35年的時間裏，固執己見、敢於冒險、極為保守的自由黨人巴麥尊勛爵亨利
·坦普爾，一直支配.英國外交政策。巴麥尊
1807年以托利黨人身份直接從劍橋當上了海軍大臣，首次掌握實權是
1830年出任格雷勛爵輝格黨政府外交大臣。即便巴麥尊不是一個能夠呼風喚雨的政治家，他任職時間之長，也足以使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1830到1865年正是英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巔.時期，在這段時期，除了極少數年份外，巴麥尊始終在外交大臣、內政大臣、首相等英國政府的最高職位中佔有一席之地。
不幸的航程
17世紀，中國正處於明朝末年，英中兩個帝國就有了第一次接觸。當時，富有的倫敦商人威廉
·科提恩爵士事實上佔據了巴巴多斯，他勸.國王查理一世批准一項對華貿易計劃，如有可能，再開闢通往
“美洲腹地加利福尼亞
”的東北航線。科提恩原本希望這項計劃能得到葡萄牙人的贊助，後者是英國古老的同盟者，也是歐洲惟一與中國保持有限貿易往來的國家。在幹勁十足的約克郡人約翰
·威忒上校的率領下，科提恩遠征隊於
1637年6月首先到達的地方就是葡萄牙人在中國的居留地澳門。
英國在印度建立第一個居留地
威忒船隊在澳門受到葡萄牙人彬彬有禮的接待，卻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事實上，葡萄牙人並不想讓英國人插手對華貿易，他們確信中國廣州當局一定會讓英國人吃閉門羹。威忒威嚇當地人，還試圖以武力威脅，從而導致事態惡化。
6名英國商人被中國人羈押在廣州，他們受到公道的良好待遇，但直到威忒正式同意離去之後才被釋放。友好的中國海軍將領宋平（音譯）向一位不速之客納撒尼爾
·芒特尼表示： “他很遺
憾無法提供幫助，事情很簡單，葡萄牙人把他們全都收買了。 ”(15)
最後，威忒這次 “不幸而奢華的航程 ”返航時，裝載了
600噸他所期望的各種貨物，主要是糖（ “非常上乘，聞起來味道像玫瑰
”），還有一些丁香、生薑、黃金和瓷器。若要確保貿易往來繼續下去，必須有長期的不懈談判和細心、準確、充足的賄賂，倘若欺騙手腕太差勁，就應該有小題大做的本事，而且最終應該與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達成妥協。要達到這一目的，離中國有半個地球之遙的英國鞭長莫及，英國人必須擁有靠近中國的穩固而便利的基地，這種長期努力方能奏效。東印度公司即使有意與競爭對手合作，也不具備相應的條件。直到
1640年，他們才在印度建立第一個居留地聖喬治堡（馬德拉斯），而且這個居留地在一段時間裏始終未能穩定下來。
當時，中國人也未能從長遠.想。與境外夷人的貿易政策已不可能改變，劇烈的王朝更迭以及種種先兆預示的社會動亂近在眼前，反叛席捲各個省份，四川和中華帝國古老的心臟地帶河南、陝西接連落入滿族人之手。威忒離開
4年之後，明朝末代皇帝在北京自縊。清朝為確立對全國的統治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滿族人的征服在許多年內使貿易發展前景化為泡影。蘇拉特的東印度公司代理商報告.：
“韃靼人侵佔和蹂躪了所有內陸省份，他們沒有在征服地區建立政權
……韃靼人統治下的中國，貿易已經絕跡。他們是貿易之敵，導致中國沿海的眾多島嶼人
口減少，海上 8裏格範圍內沒有任何貿易的跡象。 ”(16)
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商館
1711年，東印度公司獲准在廣州建立商館，從此無需再看葡萄牙人的臉色行事。
澳門在 17世紀曾經歷過一段艱難時期，因為 1639年以後日本閉關鎖
國，澳門對日貿易一落千丈。 1759年，有人認為 “大多數為混血兒
”的澳門居民， “被中國人像奴隸一樣看管
”。(17)18世紀末，馬戛爾尼勛爵對他們的評價也沒有多少恭維的意思：
“在地球上的這個地區，葡萄牙
人……作為一個民族，久已意志消沉、了無生氣。
”(18)靠近廣州的地理位置是澳門惟一的優勢，滿族皇帝把對外貿易重新組織起來，廣州很快就成為中國與西方貿易的惟一渠道。
1685到1752年間，皇帝發佈了一系列上諭，明確劃定了對外貿易的範圍，商人只能前往廣州（在早先年代裏，一些商人還獲准前往寧波或其他一兩個港口，不過廣州始終是最重要的口岸，之後又成為惟一的中心），進貢的外國使團必須到北京覲見，否則任何外國人不得進入首都（俄國人除外，他們來自陸路，但同樣遭到懷疑的審視）。
1742年1月17日粵海關發給 “歌德堡 ”號的船牌
據估計， 1834年，怡和行老闆伍秉鑑擁有資產
2600萬銀兩，不僅是中國最富有的商人，也是當時世界罕有的鉅富。
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廣州不但是現代貿易市集的中心，也是中國商品的出口通道。洋人對糖的需求不再那麼迫切，因為已有了較近的替代產地，英國最重要的糖產地竟然是威廉
·科提恩的巴巴多斯島。但是，絲綢、紫花布、陶瓷、紙張以及大黃（主治便祕）等藥材和香料仍然主要靠中國供應。中國從英國的進口發展緩慢，支付手段依然像威忒時代一樣完全使用現金。買賣交易受到嚴格控制，私人商行被禁止，交易貨物種類十分有限，交易要由授權的人員在指定季節進行，同時必須遵守各種五花八門的規矩。進出口貿易的管理由設立於
11世紀的 “粵海關監督 ”負責。廣東人稱 “粵海關府 ”為“.部
”，.部屬中級官僚，其職權範圍日後有所改變和擴大。這一職位歷來由滿族人把持，任期
3年。.部的社會地位遠遠低於中華帝國最高官僚之一的兩廣總督，甚至位列廣州知府之後。但是，總督與知府等傑出的紳士通常是傳統的漢人學者型官僚，他們薪俸有限（按照現代計算方法，知府的正式俸祿與他們獲得的
——客氣地.是不合法的 ——其他收入的比例為
7%對93%）。因此，他們的安逸生活有賴於.部的搜刮。要獲得這一職務，需花費大量金錢，因此，.部熱衷於大肆搜刮。任職頭一年必須撈回購買官職的花銷，第二年則是為滿足上司索取的
“規禮 ”而搜刮，只有第三年的收入才
可以裝入自己腰包。
(19)從理論上.，中國的海關.是逐一登記的，但現實中總是收得越多越好，上繳北京越少越好。
.部的保護傘之下，是商人行會組織 “公行 ”。公行的組織越來越嚴密，成為
“他（.部）管理對外貿易的工具，其嚴密程度
……自羅馬帝國鼎盛時期以來無出其右者
”。(20)洋人貿易必須通過公行商人，抵達廣州的外國商船必須通過行商進行貿易，只有行商才能為入港船隻和水手提供擔保，並負責滿足船長和船東的各項要求，保證水手舉止適宜。這些公行商人的基本地位取決於他們在中國等級制度中的地位，每一個“行”或商號的首領都被授予最低的九品官階，還有權在姓氏之後加上表示尊敬的字眼
“××官”，實際上這種頭銜有時候是高價買來的。為了鉅額貿易和壟斷地位，公行商號要承擔很大責任。最終，公行商人
“不僅決定價格，出售貨物，保證納.，約束外國人，與外國人談判，控制走私，出租房屋，還不得不管理銀號業務，充當翻譯，贊助民團和教育機
構，給大大小小的官員呈上五花八門的禮物和捐贈 ”。(21)
19世紀，一些行商確實非常富有。浩官
(22)是當時最著名的行商，估計其淨資產達
2600萬元之巨，這筆財富足以使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過，正如老話所.，機會越多，風險也越大，其他行商不論在買賣上還是官方影響上大多境遇不佳。行商一旦經營失敗，往往會破產，經常造成相當大的損失。他們很可能被流放到遙遠而艱苦的地方，有的人寧死也不願面對這種結局。
洋商同樣受到嚴格管制，他們在東印度公司監督下組成了相當嚴密的商人團體，他們對此大概並沒有什麼不情願。
“港腳商人
”可以在印度與其他東方口岸之間貿易往來，東印度公司掌握了貿易專營權，禁止所有其他英國船隻駛往東方。英國的海上力量正在崛起，確保了荷蘭、西班牙、瑞典以及日後的美國承認東印度公司的霸權。法國極力想從東方貿易中分一杯羹，但法國印度公司（它在布列塔尼海岸擁有一個新城市洛里昂作為基地）在中國從未有過上佳表現。在廣州貿易體制中，洋人在外交代表方面沒有遇到多大問題，東印度公司職員充當了領事角色，代表外國僑民與中國人交涉。一位船長與行商交易時，公司代表就承擔起較為重要的職責。公司代表也逐漸正式組成
“管貨人特派委員會 ”，通
稱“特派委員會 ”，由一名主席總負其責。 (23)“大班 ”.胎於 “管貨人
”——在東印度公司看來，大班始終是管貨人
——他們代表貨主出售貨物賺取利潤，購買所能找到的回程貨物。早先，大班只是受託完成一個航次的貿易，就像船上的船員那樣。但隨.貿易日漸定期，大班也越來越多地常駐澳門和廣州。
1830年前後的茂官
特派委員會信函
1794年廣州貿易商業函件
19世紀廣州商館
外國僑民與清朝官員交往時面臨的一個最大困難是彼此抱有不同的正義觀，而且兩種正義觀水火不容。
1784年著名的 “休斯女士
”號案件，清楚表明了這兩種正義觀的衝突。當時，一位倒黴的炮手在鳴放禮炮時意外導致兩名中國人死亡，中國人堅持要這名水手償命。為了強調他們的要求，中國人還綁架了一名船員。特派委員會認為這名炮手會受到公正審理和寬大處理，指示船長交出被指控者。船長照辦了，還給特派委員會主席寫了一封感人的信：
“懇請尊敬的史密斯照看這位老人，您最好為這位老人的案子與浩官聯絡一下，我希望中國人不要傷害這可憐的
老人，因為那件事完全是一樁不幸的意外。
”(24)這個期望並非毫無道理，因為中國法律規定，造成意外死亡的當事人可以減刑。
1722年發生的一樁意外事故就是以交付
2000兩白銀平息的。但是，這一次船長的希望落空了，不幸的炮手被祕密處死，大班則收到中國總督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函，指責他們沒有在案發當時就交出人犯。
“治外法權
”，即外國人由他們自己而非當地法律進行審訊的權力，成為日後不斷引發衝突的核心問題，包括
1840—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戰爭。
類似的嚴重事件並不多見，雙方的共同點和剋制避免了很多糾紛，因為雙方避免衝突以及合作的態度源自一個相同的壓力：衝突可能導致雙方都有利可圖的貿易終止，中國人和英國人都不願意看到這種危急局面。
1727年，大班威脅要放棄廣州，把他們的生意沿海岸轉移到廈門港，清朝官員立即同意了爭論中的問題。其他的束縛儘管令人不快，仍在英國人的容忍限度之內。按照朝廷的規定，廣州貿易只准在夏季進行，季末之前必須結束一切交易，清算全部債務，洋人一律離開廣州，要麼回國，要麼與葡萄牙人一道在澳門過冬。洋人的活動範圍僅限廣州城外不大的一塊瀕水區域，這個地方密密麻麻地擠滿了各國
“商館”（“factory”這個詞源自葡萄牙語的
feitoria，意思是代理商或經紀人的場館），每一個國家的商人均擁有各自的商館。英國商館自然是其中最大的。商館不僅有貨棧
——貨物到岸和出售前的存放處
——和賬房，也有牛津劍橋兩校的社團，為數不多的英國人生活其間，此外還有一些中國僕役。中國當局希望避免可能發生的騷亂，嚴格限制外國人前往商館區之外的地方；廣州老百姓素來以敵視和懷疑外國人而聞名。出於同樣的原因，朝廷嚴令禁止外國人做出一些招搖的行為，如乘坐轎子（這是中國高官的特權），最重要的是，任何時候都禁止外國婦女進入商館區。
像世上其他地方一樣，在廣州，私底下的默契緩和了公開的管制。只要特派委員會不挑起無謂的爭端，中國人願意對細微的冒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有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在回國之前儘可能快、儘可能多地賺錢，因此願意接受各種管制。他們每年只在廣州待幾個月時間，澳門可以在貿易間歇期提供住家的舒適條件，儘管在
18世紀上半葉，由於交通不便，妻子和家庭沒有冒險航行來到東方。倘若鴻運臨頭，來到廣東的外國商人要不了多長時間就能聚集起可觀的財富，足以保證下半輩子衣食無憂，而這種機遇在
18世紀的印度早已蕩然無存。同時，廣東洋行的薪水很豐厚，而且只要東印度公司仍掌握對華貿易專營權，公司商船提供的免費貨運艙位就始終是一項寶貴的特權。
在整個
18世紀和之後的一段時間，雖然不時發生一些不幸事件，廣州貿易體制運轉良好，研究英國對華貿易的歷史學家米切爾
·格林堡寫道： “行商的誠實和商業上的誠篤，已經成為相距遙遠的倫敦城街巷和
孟買商業區的話柄。 ”(25)一位美國商人稱讚.：
“與被指派同我們進行貿易的中國人交易十分便利，他們的誠實眾所周知，加上在此地商業交往中人身和財產絕對安全
……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當局能夠更為警醒地照管好外國人的人身安全，儘管他們生活在一個習俗和成見與外國人截
然不同的人.之中。 ”(26)
(1)坊間很難找到一本令人滿意的中國簡史。北京出版的史著（如白壽彝和翦伯讚的著作）當然代表了馬
克思主義的觀點，對英國曆史的認識微不足道。羅津斯基（
Rodzinski）的兩卷本和一卷本中國史同樣有點偏重於前殖民地時期的中國歷史，從實用角度來看，它們比中國出版的歷史著述要好得多。徐中約的《現代中國的興起》（
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和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 Jonathan
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都很出色，魏斐德所著《中華帝國的衰落》（ F.Wakeman：Fall of
Imperial
China）篇幅較短，亦屬上佳之作。宏觀論述清帝國的最佳著作是魏斐德的《洪業》（
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Needham：Scienceand Civilizationin
China）的第一卷有一份出色的提綱，這部鉅著對中國歷史和文明的宏觀把握令人難以企及。篇幅同樣浩大的還有《劍橋中國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相關各卷的主編是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和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
Farquhar）。關於廣州貿易的文獻很豐富，格林伯格的《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
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簡明而權威地論述了
1842年前的廣州貿易，費正清的《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 John King
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on the China Coast）考察了直到
1852年的廣州貿易。所有史學家都依賴的兩位重要人物是費正清和馬士（
Morse），前者是最傑出的現代歷史學家之一。科利斯的《外交泥淖》（ Maurice
Collis：Foreign Mud），彼得 ·費伊的《鴉片戰爭》（ Peter Fay：Opium
War），克里斯托弗 ·希伯特的《巨龍甦醒》（ Christopher Hibbert：The
Dragon Wakes），也都是涉及廣州貿易的優秀著作。菲利浦斯（
C.H.Philips）關於東印度公司的著作已是經典，約翰 ·凱伊的《東印度公司》（
John Keay：The Honourable
Company）則是有益的補充，但未涉及廣州貿易。傑克 ·格雷的《反叛與革命》（
Jack Gray：Rebellionsand Revolution）頗有見地地分析了英國的對華態度。
(2)見《藍皮書》
1840年第 8卷，《下院特別委員會備忘錄》， 1829年11月21日（ See Blue
Book，1840， vol.viii，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inutes，21November1829）。
(3)
Receuildes Lettres Edifantesdes Missionaires
Jesuites，1702.早期的歐洲遊客誤把省份的名稱
Canton當成了城市名，而且這種錯誤一直延續下來。直到晚近，廣州才有了合適的音譯名稱
——Guangzhou。
(4)
塔爾博，載《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 H.D.Talbot，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HKBRAS））， 1970年第
10卷， “Hong Kong正式的名稱是
Xianggang，這是按照普通話的發音，與粵語的發音大不相同。 ”
(5)雖然乾隆於 1796年退位，但實際上他在 1799年去世前一直把持.朝政。
(6)原文如此。
1616年正月，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年號天命，國號金，史稱後金。 ——譯註
(7)原文如此。
1636年，皇太極改後金為清，稱皇帝，年號崇德。太宗是皇太極的廟號。 ——譯註
(8)
引自邁克爾：《滿族統治的起源》（ Michael，Origins of Manchu Rule），第
106頁。中國皇帝登基後，即放棄他們本人的姓氏，採用他們的王朝的名稱；因此，皇太極就稱作太宗或太宗皇帝，紀年則從他即位的那一年開始算起（譯者按：太宗是皇太極的廟號）。
(9)約翰
·涅夫霍夫（ John Nievh off），引自科利斯：《大內》（ Collis，The Great
Within），第 110、119頁。
(10)克蘭默－賓：《出使中國》（ Cranmer Byng，Embassyto China），第
237頁。
(11)長度單位， 1裏格約為 3英里。 ——譯註
(12)《彼得
·蒙地日記》， 1637年7月10日（ Journalentry，10July1637，Peter Mundy’s
Journal，editedby R.C.Temple（Hakluyt Society）。這是一部有趣的
17世紀旅行記錄。關於茶葉貿易的有趣記錄，請見霍布泰斯：《變革的種子》（
Hobhouse，Seeds of Change）。
(13)
菲利浦斯：《東印度公司》（ Philips，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 73頁。
(14)
菲利浦斯：《東印度公司》（ Philips，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 308頁。
(15)彼得
·蒙地生動地記述了這次遠征，他抱怨.：
“對於我們的計劃、生活、航行和貨物來.，這六個月充斥.各式各樣的不幸，面臨種種困擾、危險和可詛咒之事，我們的委託人和大量金錢都困在廣州。
”（第 300頁）。
(16)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to China（Chronicles））第一卷，第 32頁。
(17)《布魯斯地形詞典》 “澳門 ”條（ Brice’s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Macao’）。 (18)克蘭默－賓，前引書，第 211頁。
(19)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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