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香港实实在在的成就多么满意，郭伯伟的政策并非毫无瑕疵。可以肯定，公共开支的评估应当体现一种更为精密复杂的成本—收益观念。例如，教育投入能够长远、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繁荣，医疗卫生开支能够产生多种复杂的经济作用，虽然并非每一种作用都能带来有益的财政效应。如果政府扶持教育或医疗卫生等有益的事业，在60年代增加贷款，肯定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收到可观的成效，投入的资金也很容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回报。
此外，大力压缩行政部门支出，奖励开支最少的管理人员，只是一种预算控制方法。在现实的财政管理体制中，以成本为核心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出自有条不紊的计划。一个部门提供特定服务，要提供这些服务必须准备适当的开支计划。如果最终预算执行出现偏差，就必须做出解释，如果未能用完所拨付的资金，也应像预算超支一样做出解释。
但是，在香港的体制下，各个部门总是有大量经费赢余，却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
如此多的部门出现资金赢余，本应做出解释。例如，大学的预算资金使用率很低，1967—1968年度的资金使用率将近50%，1969—1970年度也仅有70%（虽然有种种限制，香港几乎完全靠公共资金筹建和维持了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迅速发展成一所声誉卓著的大学）。更严重的是，虽然当时肺结核仍然是引起极大关注的一种疾病，每年本就很少的医疗卫生预算仍然有富余。郭伯伟任期的最后几年，每年8900万港币的医疗预算资金竟然有25%以上的赢余。香港人均医疗费用只有1英镑多一点。不过，香港仍取得了长足发展，到1963年，平均每天有500名难民迁入永久性住房，死亡率和发病率也稳步下降。
郭伯伟爵士任职期间，香港有能力在不受白厅干预和控制的情况下自行管理财政事务，这对郭伯伟奉行的独立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香港历来被要求尽可能通过皇家代理商在英国进行政府采购，日后皇家代理商被揭露有重大违法乱纪行为，他们作为商业伙伴的信誉大打折扣，代理商采购体制遭到沉重打击。随着早先的帝国关税壁垒和各种限制的取消，香港市场向外国竞争者开放，限制香港当局以最优惠价格在市场上进行采购的限制也不复存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香港经济一片萧条，同样遭受重创的英国政府给予香港大量财政援助，英国政府得以直接控制香港的财政。香港经济复兴的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到1947年，香港虽然仍要求殖民地部批准更多的额外援助，但已无需伦敦提供津贴。1958年，这种限制也不复存在，财政司掌握了广泛的权力，包括可以无需白厅批准即可借贷。郭伯伟爵士只需偶尔征询一下伦敦的意见，保持这个殖民地以英镑结算的信贷平衡。
1967年11月，英国工党政府——他们没有采纳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面临严重经济危机，被迫宣布英镑贬值。这一举动导致香港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储蓄损失了4.5亿港元左右。用医疗卫生开支做个比较，即可说明香港此次损失程度之大，当时这个殖民地每年花在医疗卫生上的开支为4600万港元，也就是说，香港因英镑贬值遭受的损失大约相当于10年的医疗卫生开支。英镑区的其他独立国家也蒙受重大损失，为了劝说这些国家不要把财政余额由英镑兑换成其他更为安全的硬通货，英国政府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谈判达成了《巴塞尔协定》，保证维持英镑与美元的汇率。事实上，英国可以要求作为直辖殖民地的香港把英镑作为外汇储备货币。香港的外汇储备占英国海外英镑余额的23%，但英国政府仍同样向香港承诺维持英镑与美元汇率。5年后，香港政府摆脱了所有限制，立即明智地把外汇储备由英镑转化为多种货币。从这时起，香港已完全像独立国家那样处理自身财政事务。在一届工党政府执政时期，香港决意行使自身的自由权利，推行与英国政府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
左为保守党领袖希思，右为威尔逊。
戴麟趾
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重新执政。可以想见，下野的保守党政府会遭到诸多批评，尤其是保守党政府未能推动香港民主机制的发展。人们期望工党政府能够改弦更张，事实让人们的期望落空了。1963年辩论中表现出来的两党合作一直延续到1965年，兰金先生再度质问政府在香港建立“民选代表机制”方面有何计划。一位低级大臣艾丽妮·怀特夫人负责回答这个问题（工党政府仿效保守党的做法，把香港问题列为次要问题。当时殖民地部负责香港问题的是两位有才华的妇女艾丽妮·怀特和朱迪丝·哈特，她们之所以被降到这个位置，完全是因为她们的性别，当时的工党难以突破性别障碍）。怀特夫人谨慎地答复说：“扩大选举权的建议目前尚在研究之中，”“市政局将再增加4名非官守议员，其中两人将由选举产生……目前尚没有任何实行内部自治的计划。”在香港的民主化方面，这一次仍是总督采取主动行动。1964年，接替柏立基爵士的戴麟趾爵士提出，香港应该在民主代议制问题上有所进展。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可行性，因为地方政府“不同于全体居民之要求”。尽管在经济事务上鼓励采取审慎的政策，戴麟趾爵士却是较具改良意识的总督之一。就像之前的杨慕琦爵士一样，戴麟趾发现政治进步的道路上阻碍重重。
问题被搁置起来，留待下一次辩论来解决。1967年2月，英国下院再次就香港民主化问题举行辩论。这是一次休会期辩论，令人奇怪地只进行了区区半个小时。国务大臣朱迪丝·哈特（像英国政府中其他许多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一样，哈特夫人“从未访问过这个殖民地”）在辩论中非常清楚地重申了自1951年“杨慕琦计划”被打入冷宫后，历届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沿袭的政策。哈特夫人并没有用这个殖民地没有要求推行改革作为遁词，而是公开阐述了当时和日后香港不推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原因：
香港的地位完全不同于我们其他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完全是出于国际上的原因，香港迈向自治的稳步发展将引发诸多问题。鉴于香港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不可能考虑实行通常意义上的自治，所以也不会考虑组成一个民选的立法局。
然而，香港仍然有可能在一个领域内取得进步，戴麟趾爵士任命的“地方政府改革工作组”——怀特夫人两年前曾经提到过这个组织——刚刚公布了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广泛重组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地方政府由选举产生的多数代表组成，现有殖民地政府维持不变。香港改革的一个特点是不慌不忙，直到1973年发表了一份白皮书之后，市政局的体制才有所变化，直到1992年，市政局大部分成员仍然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
毛泽东的变革计划
大跃进时期的游行队伍
绝食抗议天星小轮和公共交通加价
俄国和中国这两大共产党国家保留了各自国家革命前的许多特征。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非常像两个世纪之前奉行改良的皇帝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宏大的变革计划，鼓舞中国人民忠实地加以执行。先是1956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之后是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又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些运动的进程中，毛泽东神一般绝无错误的传奇破灭了。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战略上，中国与苏维埃俄国日益疏远。中国对外政策已经从咄咄逼人的姿态——毛泽东曾经考虑用武力收回台湾，让他的苏维埃盟友大为惊恐——转向寻求与西方和解。这一转变花了10年时间，期间丧失了许多机会，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大跃进”是毛泽东推行的一项疯狂的计划，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一场“技术革命，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赶超英国”。中国兴建了许多巨大灌溉工程，把几乎全部农业人口合并为26，000个公社。浮夸的言辞代替了合理的管理，结果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有两千万人死于饥饿，到1963年，全部死亡人口的一半是10岁以下儿童。之后5年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时期，再加上中国人的灵巧和勤劳，中国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中恢复过来。毛泽东随即又使中国陷入了一场更大的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充斥着迫害、恐怖和对中国历史遗产的恣意破坏。1000万年轻狂热的“红卫兵”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游行，高呼赞颂毛泽东的口号，大破所谓的“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和旧习惯，正是这些过去的东西造就了中国的伟大文明。1971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破坏活动渐渐减少，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中国浪费了整整10年光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首先波及到澳门，无法无天的红卫兵遭到葡萄牙军队开枪射击。香港受到的冲击没有那么大，应对的方式也比较平和。1966年4月，一些人抗议天星小轮公司提高船票价格（这种抗议毫无道理，因为上涨的只是头等舱的价格），一位疯狂的年轻人绝食示威，由此引发了九龙的骚乱。开始时，只有一些年轻人自发举行示威，按照亨利·莱斯布里奇的描述，这些年轻人“使人联想起儿童的打仗游戏……队伍歪七扭八，像舞狮队……男孩们又是笑又是扮鬼脸，一个劲地炫耀”。之后，嬉戏变成颇具破坏性的抢劫和纵火。一个成年暴徒被警察开枪打死。(31)
骚乱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轮渡费上涨，骚乱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相对贫困化和普遍的厌倦感。香港社区设施严重不足，街头巷尾成为社会交往的中心。青年人住在过分拥挤的廉价公寓小房间里，很容易参与街头骚乱。有犯罪倾向者更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享有特权、生活舒适的殖民地权威人士缺乏想像力，未能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也并非只有香港才如此失败，与同一时期的美国城市骚乱相比，天星小轮骚动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问题在于，考虑到香港的环境——传统上平稳安定，却始终深切意识到自身与可能发生革命的中国为邻——平民的不满将导致更大的麻烦。
1966年骚乱
立法局和市政局议员叶锡恩（即现在的杜叶锡恩夫人），竭尽全力让人们注意到贫困的真正原因。30多年来，杜叶锡恩夫人一直是香港自由派舆论的杰出代表。她出身于英国泰恩塞德一个工人家庭，1949年来到中国，1951年作为不支薪的“信仰传教士”来到香港。在学校工作期间，她亲身体验到官员的腐败（“那时到处充斥着腐败”(32)）、玩忽职守和无情的冷漠。她曾写信给教育署助理署长申诉政府教育投资不足，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已经给社会下层建造了住房。难道你还期望我们为他们提供教育？”叶锡恩女士列举了许多腐败的现状，尤其是在警界，但她的努力付诸东流。布政司（当时是祈济时）“不愿倾听任何能使他了解真相的事情，他本人在香港的任期很短”。叶锡恩女士的申诉使她受到了何瑾爵士（香港正按察司）以及香港警署律师D.J.R.威尔科克斯（1965年任香港检察官）的攻击。这两位官员指责叶锡恩女士为示威者“煽风点火”，“毫无证据”地指控警方。奈杰尔·卡梅隆认为，调查结果无异于“非常糟糕的连篇废话”：
这次调查指责叶锡恩女士，何瑾爵士宣布（因为他无法以任何合法的手段来审讯）她将受到“公众舆论的审判，将受到所有正直人士的指责和批判，这些人士相信无辜者不会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的玷污，相信率直和公正地处理人际事务的原则”。(33)
第二年的暴乱组织更严密，持续时间更长，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在北京，红卫兵烧毁了英国公使馆，在伦敦，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用斧头袭击警察。在香港，毛泽东的年轻信徒在胸前紧握毛的红宝书，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包围了只有少数英国士兵把守的总督府。共产党拥有的建筑外贴满反英标语，中国银行的高音喇叭不间断地播放反英口号。戴维·博纳维亚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红卫兵在总督府墙上张贴大字报
在今日的香港，萨姆塞特·毛姆的世界与毛泽东的世界发生了直接碰撞，双方都没有占得上风。太阳还远未落山，叫喊声和喧嚣声就已经平息，总的来说双方打成平手，但局势对毛姆一方有利。总督府的大门半开着，有链条拴住。大门内有一张桌子，用来接收请愿书。附近停车场的计费器罩上了罩子，警方新设立的标志牌上写着“停车场专供请愿者使用”……示威者高唱雄壮的文化大革命歌曲，不断重复呼喊口号。有时，不同的派别唱起不同的歌曲，与绝大多数人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极不协调，显得十分刺耳……警方设置了警戒线，阻止其他人加入示威队伍。示威组织者声嘶力竭地指挥着，到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再也说不出话来。黑色轿车里闷热难当，反迫害委员会成员接连中暑……最终，警戒线撤除了，示威者把热得烫手的指挥车推到一边……中午时分，示威者匆匆离去，一个小时后他们又卷土重来，继续有节奏地高呼口号，直到下午五点才四散回家。惟一的受害者是总督的宠物卷毛狮子狗，它被激得狂吠不已，只好把它从现场拖走。大门上的标语都被撕下来扔掉。(34)
手持红宝书的人群在总督府前示威
更严重的是，在骚乱持续的整个夏天，有人在各处放置了上千枚炸弹，炸死15人，其中包括一些儿童，更多的人受伤。为应对这种局面，殖民地政府采取了强制措施，他们的反应慎重而坚定。示威人群被驱散，轻音乐盖住了中国银行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喧嚣声。在边界附近，一些警察被红卫兵打死，当局动用军队镇压骚乱，除此之外，军队没有进一步卷入。警方显示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虽然有10名警察丧生，更多警察受伤，警方仍表现出训练有素的克制态度，“香港在大动荡中没有低头屈服，更没有崩溃。总督戴麟趾爵士在战争期间曾在敌后开展活动，因作战勇敢荣获十字勋章。现在他依旧泰然自若地在粉岭打高尔夫，板球运动员也继续照惯例在中环进行比赛”。(35)
戴麟趾爵士为人沉着镇定，这当然有助于稳定人心，他正是在危急时刻担当这个殖民地总督的最佳人选。戴麟趾是第一位没有在战前的英帝国有过任职经历的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1930年就进入殖民地工作，戴麟趾爵士1938年才从剑桥大学毕业，被派往远离帝国核心的所罗门群岛。在困难时期，总督需要的正是直爽乃至粗暴的作风以及相当出色的敏锐。倘若绝大多数香港人不愿意支持当局，那么不论香港政府采取多么妥善的应对措施也不会奏效。同样，如果中国决意给予示威者实质性支持，事情也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多数人因为平静生活被打断而苦恼，对事态进展不表态。在去年的骚乱中，街坊会领导人保持沉默，这一次却急忙表态支持总督，因此受到奖励，被邀请出席游园会。中国当局的支持主要是口头上的，只提供了少量资金援助。
排队等待取水的长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
红卫兵已在广东夺权，他们积极支持香港的闹事者，北京政府反应十分谨慎。中国当局并没有使出最厉害的手段，即直接切断香港的食品和淡水供应。单单是切断供水就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因为自1963年以后这个殖民地供水严重不足，香港自身的水源远远不能满足直线上升的需求。香港的住户每4天才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街上的公用水龙头每天通水一到两小时，人们排长队才能得到很少的一点水。船湾正在兴建一座新的大型水库，若要满足这个殖民地的用水需求，显然必须从大陆引水。经过谈判，大陆向香港大量送水，数量达到每年10亿加仑，一旦送水量减少哪怕一会儿，香港必将陷入瘫痪。中国不愿意这样做，这表明香港和澳门的示威都是局部的和自发的，也表明示威并非北京执行的政策所致。可以肯定的是，当葡萄牙人提出从澳门全部撤出时，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说明北京打算让澳门和香港维持现状。
对于香港发生的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工党政府的反应与保守党人可能做出的反应毫无二致。在这个殖民地的中国官员确实卷入了这些事件，但英国不会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警方和总督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和工党议员罗伯特·马克斯韦尔都提出了香港的选举改革问题，也依旧像以往一样遭到否决。
对于香港来说，1971年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被视为标志着香港开始了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现代史。麦理浩爵士接替戴麟趾爵士出任总督，夏鼎基取代郭伯伟爵士。美国终于放弃支持台湾，同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中国停止了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世界上赢得应有的地位。这一段极为有趣的历史时期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这个时期开始于尼克松的总统选举。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执行撤出越南的政策，一年后美国如期从越南撤军。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显露出谋求变化的迹象。哈罗德·威尔逊写道：“从外交函电中我们满怀兴趣地注意到英中两国关系正在改善。关系的改善还仅仅停留在姿态上，但北京做出这些姿态并非偶然。”(36)中国还做出其他一些“姿态”，如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捎口信，提出双方举行会谈无疑是有益的，接着又在1971年4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中国发出的暗示得到正确的解读，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正式会谈铺平了道路。同月，美国取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2月访问中国。
长久以来，支持台湾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如今这种支持正日渐削弱。1971年10月，美国发起的保留台湾联合国席位的动议遭到否决，时隔2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准加入联合国，并获得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美国政府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尼克松成功访问中国，1972年2月28日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标志着这次访问达到高潮。尼克松总统宣布：“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无疑改变了香港的形势，《上海公报》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既然美国都同意自己的保护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历来被视为“殖民地”、进而被视为一个不幸和时代错误的香港，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上海公报》发表仅仅5天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把香港从殖民地地区名单中删除，也就不足为奇了。黄华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加以解决。(37)
英国本来希望由外交部出面反对中国的立场，进而提出英国一贯坚持的另一种观点，即香港是一个直辖殖民地，是英国通过130年前的条约获得的属地，新界也是英国通过日后的协定获得的，租约到期后需要举行进一步谈判。但是，首相爱德华·希思和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接受了中国的请求。英国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不言而喻。几天后，3月13日，英中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在伦敦和北京建立大使馆，双方一致同意奉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英中建交是双方20年谈判的顶峰，再加上英国默认把香港从殖民地地区名单中除去，无不表明香港的前途已成定局。希思先生和亚历克爵士都曾是1957年保守党政府的成员，应该清楚当时劳埃德和麦克米伦与美国达成的秘密协定。很难相信，1972年春英美之间没有举行过类似会谈。1974年保守党大选失败后，希思未能连任首相，但仍然与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说话常常比英国政府大臣更管用。1974年，希思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确认香港肯定将在1997年归还中国。他的这一声明被视为权威性的表态，十分清楚地表明英中双方此前就已经达成某种谅解。(38)
希思
不管双方达成了何种解决方案，英国政府都有理由感到满意，他们在谈判桌上没有多少牌可打。英国再也不可能派出一个师的兵力来保卫香港，实际上这样做毫无意义。1967年的骚乱表明，中国只要切断供应，就可以很容易地收回这个地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中国只需开放大陆与香港的边界就能够达到目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职人员简洁地评论说：“他们只需送200万人过来……我们就得和这个地方吻别了。”(39)人们对英国政府有一种尖锐的批评意见，英国政府同意在未来某个时刻归还香港，很少关注香港居民的福利。英国的首要目标是对华贸易，政府积极拓展对华贸易。英国热切地向中国兜售军用和民用飞机、机械设备和计算机，英国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大型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展览会，双方贸易代表团频繁互访，对华出口限制也放宽了。当时的贸易和工业大臣彼得·沃尔克写道：“显然，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理应成为我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贸易伙伴。”事实表明这个目标可望不可及。英国向中国出口了一些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出售的35架三叉戟飞机。像上一个世纪一样，中国仍然令英国出口商大失所望。经过5年努力，到1977年，中国进口英国产品的价值仍然低于韩国或巴基斯坦。若与过去的比较对象荷兰相比，英国对华出口额仅为对荷出口额的3%。
为了追求对华贸易这个难以把握的目标，香港的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即使有人怀疑英国只愿对殖民地的未来承担十分有限的责任，1971年的《移民法》也将打消这种怀疑。这项法律把英国的居留权限定为下列人士：“在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出生、收养、归化或者登记的公民，或是这些人的子女或孙子女……或是已在英国连续居住5年以上者……有权居留者即为‘英国属土公民’。”(40)按照这项法律，有超过300万香港华人属于英国公民（其余的人因为从未进行登记，被视为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公民，虽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所有香港华人均为中国公民），但只有极少数香港华人有资格成为英国属土公民，没有这种资格的那些人被告之不得寻求在英国避难。从那时起，香港不再被视为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领地，从而为英国最终不可避免的撤离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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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尔布雷斯：《我们时代的生活》（J.K.Galbraith，ALifein Our Times），第258页；塔齐曼，前引书，第67页以下。迈尔斯：《美国右翼的漫长旅程》（Miles，The Odyssey of the American Right）。美国国务院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一种良好的想像，他们认为这个党“稳步寻求发展民主，迈向英国那样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点难以得到客观形势的证明。
(2)英国内阁档案（CAB128/16），1949年8月29日，引自曾锐生前引书，第105页。
(3)《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1991Hong Kong Annual Review），第9页。
(4)葛量洪，前引书，第115页，帕顿：《香港何民华会督的生平与时代》（D.M.Paton，The Lifeand Times of Bishop Ronald Hall of Hong Kong），第188页。
(5)前引电台访谈记录，罗兹图书馆。葛量洪告诉美国听众，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职员人数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伦敦除外（H.F.Armstrong Papers，Princeton）。
(6)杜威：《远东太平洋之旅》（T.Dewey，Journeyto the Far Pacific），第147—159页。1931年，胡志明在香港获得避难权，并成功地摆脱法国的引渡要求，杜威更有理由对英国人关于法律管制下的自由的观点感到恼怒。另一位美国人吉恩·格利森对香港的法治有更深刻的印象：“15，000名英国人如何管治这个地方——站在大街上随意四顾，就能发现英国人确实在管治香港；（英国人）专横地、有效地、强有力地、往往是刻板地实施管治，从来无需披上大众统治的伪装，但始终有严格的司法。”不过，他悲伤地补充说：“如果他们能够再稍微可爱一点，那该有多好。”（Gleason，Hong Kong）
(7)葛量洪，前引书，第162—163页；另见利里：《飞机与反共分子》，载《中国季刊》（W. M.Leary，‘Aircraftand Anti‐Communists’，in China Quarterly），1972年12月，第52卷。
(8)《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年，第九卷，第70页注释2。
(9)前引电台访谈记录，罗兹图书馆。
(10)英国内阁档案，1956年3月（CAB13，March195622（ii）and Cm41（55），Item3）。
(11)加尔布雷斯：《我们时代的生活》，第419页。
(12)科尔维尔：《权力的边缘》（J.Colville，The Fringes of Power）第二卷，第350—351页。
(13)吉尔伯特，前引书，第七卷，第1015—1016页。
(14)同上，第1224页。
(15)这一资料取自马克·罗伯蒂（Mark Roberti）发表在1992年4月12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另见霍恩：《麦克米伦》（A.Horne，Macmil‐lan），第二卷，第56页。
(16)关于肖克罗斯的讲话，请见波特：《英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兴起》（B.Porter，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第120页以下；关于走私者，请见葛量洪前引书，罗兹图书馆藏电台访谈记录。
(17)迪克·威尔逊，前引书。
(18)引自金前引书，第四卷，第352页。
(19)钱多斯勋爵（奥利弗·利特尔顿）：《回忆录》（Lord Chandos（Oliver Lyttelton），Memoirs），第375页。
(20)葛量洪，前引书，第159。
(21)《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第9页。
(22)葛量洪，前引书，第158
(23)葛量洪：《关于九龙骚动的报告》（‘Reporton the Riotsin Kowloon’），1956年12月23日。
(24)桑顿是老派的工党议员，他13岁就开始工作，为改善工人的状况不懈努力，他于1992年去世。
(25)直到25年之后，布雷博士才在1988年1月24日的下院辩论中讲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26)请见拉布斯卡：《物有所值》（A.Rabushka，Valuefor Money），第55页。
(27)拉布斯卡：《香港：一项关于经济自由的研究》（A.Rabushka，Hong Kong：AStudy in Economic Freedom），第42页。
(28)《1971年香港年度报告》（1971Hong Kong Annual Review），第2页。
(29)拉布斯卡：《香港：一项关于经济自由的研究》，第83页。
(30)拉布斯卡：《物有所值》，第88—91页。
(31)莱斯布里奇：《香港的贪污》（H.J.Lethbridge，Hard Graftin Hong Kong），第57页。
(32)埃利奥特：《正义的十字军》（E.Elliot，Crusadefor Justice），此处的叙述和引文均引自该书。
(33)卡梅隆：《插图香港史》（N.Cameron，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Hong Kong），第310页。
(34)博纳维亚：《香港：最后的殖民地》（D.Bonavia，Hong Kong：The Final Settlement）。
(35)博纳维亚：《香港：最后的殖民地》（D.Bonavia，Hong Kong：The Final Settlement）。
(36)威尔逊：《1964—1970年工党政府》（H.Wilson，The Labour Government1964—1970），第989页。
(37)引自拉弗蒂：《岩石上的城市》（K.Rafferty，Cityon the Rocks），第382页。
(38)帕特里基夫：《霉变的珍珠》（F.Patrikeeff，Mouldering Pearl），第127页。
(39)卫奕信，前引书，第197页。
(40)皇家文书局，1976年，第11、12页。
第十六章 黄金时代(1)
麦理浩走马上任
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称作郭伯伟时代，即经济完全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的时代，那么70年代就是麦理浩时代，公共开支迅速增加，中央计划有所加强的时代。像大多数实用的概括一样，上述说法并不绝对。不可否认的是，1972年以后，一个新香港正在崛起，这个殖民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郭伯伟政策的指导下，香港社会日益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充分地扩展到整个社会。20世纪80年代，伦敦人早已见惯了年轻人在地铁站乞讨和睡在纸板箱里的场景已是司空见惯，但在70年代，人们从心理上抵触这种自由放任经济的产物。1971年的香港被描述成“一个冷酷的社会，穷人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政府深信整个殖民地的经济繁荣最终必将向下渗透，泽被最贫穷的人，因此有意识地推行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1)但是，泽被社会底层所花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在殖民统治接近预定尾声的时候。戴麟趾爵士属于十分传统的殖民地总督，其人瑕瑜互见。麦理浩爵士来自完全不同的环境，肩负着大为不同的使命，即逐步摆脱殖民地传统，使香港朝着更为平等的社会迈进。他还必须牢记1997年的回归日益临近，以及由此而来的棘手敏感的谈判。英国将来必定不是以交还一个殖民地的方式归还香港，而是尽最大可能在适宜的范围内使之近乎一个独立国家，移交的条件要能为原先的主人增光。
外交部和殖民地官员往往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一点与19世纪时没有什么两样。流行的观点认为，外交部官员多为年轻而优雅的伊顿公学毕业生，能为欧洲各地的沙龙增光添彩，殖民地官员类似于在远离尘世的丛林地区身着卡其布衣服、抽着烟斗的地方官。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张，却道出了一些实情。两个部门向各自属下灌输不同的观念，外交部负责在境外代表英国政府（正如一位17世纪的愤世嫉俗者所说，大使就是为了本国利益被派到国外撒谎的人），殖民地官员逐渐认为自己更多地是代表各自的领地，他们致力于维护领地的利益，有时是非常热切地反对（或者说尤其针对）帝国政府。1968年，外交部与殖民地部合并（当时更名为“联邦关系事务部”），现有官员的不同态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历届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爵士、尤德爵士和卫奕信爵士这三位来自外交部门的人担任香港总督，表明总督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照看香港，而是与北京打交道。在英国政府看来，任何有可能“本地化”，对香港的利益表现出过分热情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
麦理浩
1971年11月，麦理浩走马上任。殖民地总督在理论上拥有广泛的权力，实际上所受的限制相当大。倘若总督为人干练，性格百折不挠，尤其是能够与大多数高级同僚志同道合，又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就能够发挥重大的影响。麦理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具备发挥重大影响所需的全部素质。他此前曾有过在华经历，战后曾担任驻汉口领事。1963年，他在香港担任柏立基爵士的政治顾问，1967—1969年的危机时期，他是英国驻西贡大使。此外，他还在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担任过多种职务，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到1967年担任外交大臣首席私人秘书，先后效力于迈克尔·斯图尔特和乔治·布朗两位外交大臣。布朗才华横溢，但为人难以捉摸、不够审慎，能够应付这样的人，对于日后麦理浩挑起西贡和香港的重担，无疑是个有益的准备。
尽管政策导向不断变化，香港接连数位干练的财政司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从20世纪30年代到1991年，香港先后仅有4位财政司，他们全都十分称职，而同期辅政司之职八度易人。郭伯伟与夏鼎基两任财政司之间的间隔时间长达20年，夏鼎基爵士就任布政司——这是辅政司一职的新名称，以适应新的时代——的时候，麦理浩已经获得了推行新政策所需的全部支持。麦理浩还得到白厅的支持，爱德华·希思、哈罗德·威尔逊和詹姆斯·卡拉汉等历届政府实行普遍开明的社会政策，助了麦理浩一臂之力。
新秩序与其说反映了政治变革，不如说反映出社会的变迁。英国政府依然不肯在香港实行广泛的代议制，香港也没有出现多少渴望这种变革的迹象。变化确实出现了——我将在下一章描述这种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政府在公共关系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以求彻底改变香港的公众形象。香港迅速从一个直辖殖民地转变为附属殖民地，即使这不一定符合香港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中英两国政府的愿望。中美两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有利于变革的推进。香港摆脱了贸易禁运，有理由相信会有更繁荣的未来。
局势很快就明朗了，新总督打算实行变革：
麦理浩立即着手解除大量的闲职冗官。从总督府到立法局会议厅的这段不长的路程，他不坐总督的轿车，宁愿步行前去开会。这位新总督穿着短袖开领衬衫，定期步行穿过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他平易近人的特性很快就家喻户晓了。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里终于迎来了一位属于人民的总督。这本身就是对殖民体制的巨大冲击。(3)
居民在拥挤狭小的徙置屋的走廊里做饭
麦理浩视察东区
右翼政治家对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情有独钟，坚持认为不能用“烧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烧钱”是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它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要解决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投入大量财力，而且要更为合理地加以运用。麦理浩爵士领导的香港政府正是这么做的。社会开支理所当然地增加了（到此时为止，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同时确实没有能力为不断涌入的难民——1971年前的10年间，香港人口从3，133，131人增加到4，064，400人——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前一个时期紧缩的预算保证政府有充足的资金来源。《1971年香港年报》是麦理浩上任后发布的第一份年度报告，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文件，几乎就是一篇变革的宣言书，预示着20世纪70年代香港政府的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使70年代成为香港的“黄金时代”。这份报告在官方出版物惯常的温和与刻板中注入了新的活力。报告首先对前任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敬意，接着指明了有待发展的领域：供水、供电、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最重要的住房问题，“住房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服务领域，它是解决医疗卫生、行为准则、家庭和睦、社区精神、劳动力配置以及通讯需求等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4)
香港人的住房条件极其恶劣。许多寮屋居民得到重新安置，但居住条件仅仅达到最起码的标准。一套标准大单元房就像一只混凝土盒子，面积为120平方英尺，没有任何生活设施，原先设计供5名成年人居住，实际居住者常常超过此数。一层楼要住500多人，“只有一间卫生间，没有洗手池，只有水龙头和男女分开的公用厕所”。(5)报告认为寮屋区的生活环境更卫生，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至少还有50万人住在这种饼干筒一样铺着席子的简陋房屋。1971年报告没有多少根据地声称，这些徙置房屋“按照目前的标准完全能够为住户所接受”，同时也承认建造更多更好的住房已是势在必行。
报告的整个回顾部分表明政府打算推行激进改革。报告对于“迅速恶化的环境状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市政局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某些工业部门、农场经营者以及其他因为自私或固执而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的人，即污染就像某人的过失会影响到其他人一样，既有害健康又代价高昂，既可以避免，也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报告虽然有所保留，仍对何瑾爵士等文职官员提出的批评持欢迎态度，这更加突显出政府的新姿态：
有空闲时间帮助他人向当局申诉的年轻人……有时可能受到傲慢之心的驱使去支持极端的抗议行动，但他们通常是真诚的。如果人们的言语少一点恩赐的意味，就会满意地注意到，种种迹象表明，众多青年男女对社会有了更多的参与感，他们与少年罪犯截然不同。毫不奇怪，这种令人鼓舞的趋势始终伴随着对政府体制的日益加强的兴趣和批评。年轻的一代人如同所有都市化社会的青年人一样，已经摆脱了这样一种传统观念：生活以家庭、尤其是家族为中心，“政府”乃是一个遥不可及、非人格化的实体，其统治方式从本质上说是难以把握的。
这些鼓舞人心的言辞的的确确是出自香港政府的官方出版物。
新政策迅速贯彻实施。香港很快建立起更有效的预算体制，各部门负责人更加务实地评估本部门所需的资金，不再因为开支少而得到赞扬。1972－1973年度是麦理浩任职的第一年，教育和社会服务部门多年来首次成功用完了所有预算经费，而且还略有超支，这种状况显然更为合理。
1970到1972年，政府总开支增长了50%多，此后继续稳步增长。例如，1992年前的5年间，政府开支增长一倍多，实际年均增长率接近6%。1992年，除社会保险和经济开支外，所有政府公共开支项目，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住房、环境、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服务，达到人均1000英镑以上，这种状况与郭伯伟年代的节俭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样一种计划势必招致许多反对，一位愤愤不平的官员埋怨道：“菲利浦（夏鼎基）真是昏了头……土地拍卖的收入猛增，他就一个劲地花钱、花钱、花钱。没有任何权威人士出面阻止他。”(6)有些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方面的例子有香港科技大学的超支、地铁投资巨大、新文化中心片面追求美观等等，但增加开支并不是惊慌失措地应对难以忍受的状况。计划的目标是取得巨大的、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实际完成的部分而言，包括重建道路交通体系，重新安置一半的人口，提供满意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在很短时间里完成。行政机构需要引入新的技能，现行办事程序也有明显改进。
新市镇
香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节奏推进重建，复杂的重建工作必须进行长期的规划研究。这项工作在麦理浩时期就已经开始着手，通常要到很久以后才能见到成效。新市镇规划就是一个例子。1972年时，整个郊区人口大约有50万人，主要集中在较老的、迅速衰败的荃湾和葵涌地区，1957年的骚乱就是从这个地区兴起的。按照新发展规划，要沿海岸建立一系列卫星城，从东部的大埔和沙田一直到与中国边境毗邻的上水和粉岭。到1991年，已有200多万人住进了这些新居民区。与这项成就相比，人口10倍于香港的英国在战后实行清除贫民窟计划，花了同样多时间重新安置了300万人。一些香港新市镇规模巨大，远远超过英国新建市镇。例如，按照计划，沙田的人口将从1991年的57万增加到70万人。沙田离九龙商业区只有5英里，几乎不需要独立城市所必须具备的设施。与其说它是一个市郊住宅区，不如说是配备有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一座跑马场、一家精致的博物馆和一座大音乐厅的社区。如今的荃湾规模更大，人口超过70万人。由于居民流向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地区，荃湾的人口正逐渐减少。
人员流动意味着香港居民需要多次搬迁。1973年，当局着手实施新市镇建设全面规划，这项规划切实可行地考虑了交通状况。香港地形陡峭，地域包括大陆地区和众多岛屿，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给人员流动带来特殊困难。香港的公路网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公共交通车辆平均每天运营700多万车次，更不必说还有20多万辆私家车。广九电气化铁路和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很多关于香港的统计资料收录了这方面的最高记录）把两个市中心与各个新兴市镇联系起来。1980年，连接中环与九龙的地铁开通，这条地铁是两个因素融合的产物：一方面是香港对私人企业的偏好，另一方面，倘若没有公共资金的注入，要建成这样一个地铁网络也是不可想像的。事实表明，对于公众的钱包来说，它并非一条廉价的地铁。在竣工前的最后3年中，政府投入的公共资金将近100亿港元。但是，在乘坐过纽约或伦敦地铁的人看来，香港地铁宛如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清洁、宁静、可靠。
香港在其他领域“烧钱”，也收到了令人瞩目的效果。相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而言，香港似乎已成为一个乌托邦，就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成百万美国人或许会希望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没有任何人会因为囊中羞涩而享受不到完备的医疗服务。香港医院收费历来低廉，这表明公共基金划拨出巨额补贴。公立医院的普通病房每天收费仅为4.37美元（这一收费金额是换算成美元的，而且必须考虑到香港的日平均工资为25美元左右）。这一收费包括从伙食、药品、检查到外科手术和其他各种必需的治疗费用，“对于经济困难的病人，收费标准还可以降低或免费……普通门诊诊所的门诊费为2.3美元，专科诊所为3.56美元……老年人或精神病日间护理中心以及上门巡诊的收费为3.43美元。如果证明有正当理由，这些费用也可以蠲免。普通门诊诊所的注射和敷料费是90美分，而家庭预约诊所和美沙酮医疗中心的上门巡诊费始终是13美分……妇幼保健院、结核病和胸科诊所、性病诊所、急诊部一直是免费的”。(7)
像其他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一样，香港的医疗卫生制度也未能免遭批评。《香港评论》很快就对香港的医疗制度提出了批评，这份刊物拥有一批与政府没有任何瓜葛的优秀撰稿人，从民间的视角审视香港，对官方的自鸣得意起到了可贵的矫正作用。伍永强博士在1989年的《香港评论》中指出：“由于强调公共医疗的范围……医疗和卫生服务实质上仍然停留在殖民地时期的水平”，“僵化的政府及官僚体制已经逐渐适应”，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到第二年，他写道：“经过多年延宕和低效的官僚主义之后……这一体制……始终徘徊在危机的边缘。”(8)如果伍博士的不满确有其事，那么英国的医疗服务体制至少也应该受到批评。医疗卫生事业无法像市镇规划那样进行周密的设计，即使是态度认真也不可行。在香港，医疗卫生体制“初现端倪”，服务质量时好时坏。香港的高科技专业医疗不如美国和英国那样普及，但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统计数字反映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普遍满意程度。在这两项指标上，香港都要好于美英两国。实际上，任何一项统计数据都无法充分反映出免费、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安全感。
不论香港的医疗卫生体制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最令人称奇的进步是教育领域。直到1971年这个关键年份，政府才完全实现了普遍初等教育。20年之后，香港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超过130万人，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开支超过200亿港元，占年度经常性开支的84%。1981年，5%的适龄人群在大学或工业学校学习，1991年这一数字达到18%，计划在1994－1995年度达到25%。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很难实现，除非对相应标准做出调整，尤其是师资队伍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流失。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像英国最好的大学那样属于研究型大学，除一些特殊领域外，香港高等院校集中于本科教学。大学毕业生往往赴海外完成研究生学业。相形之下，单纯地扩大本科教学要比同时把研究设施提升到与本科教学相当的公认水平容易得多。
香港人对待考试热情十足，这种热情类似于中国人追求能够带来显赫地位的知识的传统。这种体制竞争激烈，要求严格，学生能够达到很高水平，却扼杀了更具创造性和思辩性的思维。香港学生多半毕恭毕敬，不像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批判性地探讨问题。一旦通过了考试体制，许多大学生都设法到国外进一步深造，他们的一大优势在于所受教育是用英语授课的（香港中文大学除外），毕业生比较容易在研究条件更好的英语国家大学里站稳脚跟。其实，不仅香港是这样，就连法国巴斯德学院也承认英语是目前科学研究的通用语言。1991年，有18，425名香港学生前往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深造（进入美国大学的学生多是攻读本科课程，美国大学的入学标准往往低于英联邦国家）。说汉语的学生往往去台湾而不是大陆，前往台湾的学生人数相当多。1989年，大约有5000人进入台湾的大学，只有82人选择了大陆的大学。
香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轻松进入英语国家，他们是香港社会宝贵的现实财富，从长远看潜力更大。人们开始关注学生学成后不愿返回香港的问题。行政部门规定必须掌握普通话才能获得提升，这会削弱香港的国际化特色。但是，香港年轻人当中，一些最活跃的人在世界各地摆脱了考试的压制，海外经历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肯定能够抵消上述缺憾。
香港政府取得的不容置疑的第三项成就是为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大量能够买得起的住房。起初，政府努力为蜂拥而至的战后难民提供起码的住处，之后逐渐形成了一项新计划，即建设和维护条件尚可的公屋。新政策在戴麟趾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1964和1965年的《香港白皮书》都阐述了新政策的要点。直到人们开始认识到，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1966年骚乱中突然迸发出来的不满情绪，当局才加快兴建住房的步伐。第一步是淘汰1954年后修建的街区，这些街区已经完全不适合居住。由于香港独特的地势，合适的建筑用地奇缺，住房建设困难重重，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围海造地。最初的计划完成之后，1986年开始了另一项工程，计划提供115万套住宅，其中50万套已经竣工交付使用，其余住宅中有40万套将属于公共部门，可以安置将近300万人。新建住宅都有大量补贴，既可用于出售，也可以出租，目的是以占家庭平均收入7%的价格为人们提供住所。新公寓的租金为每月每平方英尺35美分，也可以以25，000美元以上的价格购买，这一点确实非常值得称道。不过，正如黎敦义所说，“我们常常凭借统计数据来显示我们有多么繁荣，往往忽略了大多数人住的仍是一居室”。(9)直到此时，香港仍有大约288，000人住在条件十分糟糕的临时住所里。
笼民
这些人当中处境最悲惨的，还不是睡在天星小轮公司终点站纸板箱里的那些人，而是旺角的“笼民”。他们没有家庭，惟一的生活来源是养老金，所谓的家仅有一张床大小，四周以铁丝网围起来，以保护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每20个人才有一个公用厕所和浴室。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说是建立起防止绝对贫困和饥饿的安全网，服务对象也十分有限。作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补助，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能够获得2500美元左右的最低收入保障。如果老人有家庭，这笔收入足够了；部分是由于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人口正在迅速地步入老龄化，老年人和鳏寡孤独者处境艰难。(10)倘若不是有各种渠道的非政府资金的帮助，他们的生存状况会更加糟糕。非政府资金有许多是香港公益金出面筹集的，每年为慈善事业募集的资金大约有1500万美元。长久以来，行善得报一直是华人的传统。行善者同样应该得到正式的承认，通过颁发奖状、奖章，开辟纪念室来表彰捐赠人，最大方的做法是修建一座纪念捐献者的建筑物。这与一个世纪前英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的皮博迪大楼和卡内基图书馆（都是由美国人提供资金的）为地方政府寒碜的设施增色不少。
维多利亚港的填海造地，不同颜色标出了不同年代完成的填海造地工程。
名列慈善捐赠名单榜首的是“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赛马下注是香港惟一合法的赌博（虽然非法的麻将赌博非常公开地四处盛行），广东人极为狂热地企求好运，再加上英国人也并不厌恶赛马，因此，香港赛马场——吉卜林称之为“漂亮的7弗隆(11)小赛马场”——及其附属设施的赌博收入每年达数十亿元。这笔收入大部分流入政府的金库。1991年，香港赛马会上缴了大约5亿英镑（香港政府12亿英镑的“境内收入”大部分来自赌博，这笔收入约占整个政府财政收入的15%）。在纳税和留足准备金之后，马会的所有利润全都用于慈善事业。这笔款项数额巨大，1991年时总计约有8000万英镑，折合11.04亿港元。(12)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笔钱可以绰绰有余地支付上年公共社会保障体制的全部费用（9.84亿港元）。分配这些资金是马会董事局的一项正式职责，董事局并非选举产生的机构，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没有任何责任，只对马会会员负责。实际上，这些极有责任感、非常严肃的绅士与政府密切合作，使捐助得到恰当和卓有成效的使用。例如，皇家香港赛马会不但为香港科技大学提供资金，还管理其工程。不过，如此大规模地资助公共事业是否合适，尚有争议。意味深长的是，政府历来羞于让人注意到马会捐助。《1992年香港年报》索引中没有马会的条目，有关章节甚至只字未提马会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虽然马会的资助金额远远超过政府在全部教育领域的基本建设费用（4.37亿港元）。
麦理浩爵士的政府不仅取得了稳步进展，还做了一些表面的调整。20世纪70、80年代，政府聘请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健时公司就机构重组提出建议。该公司花费的大量研究经费意味着他们的许多建议得到采纳，这些建议很多已经在香港付诸实施。辅政司更名为布政司，华民政务司也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代之以民政司(13)。（机构更名直到1973年才完成，这反映出以往殖民地传统的惯性。在一个华人占总人口98%的社会，本应早就觉察到这一名称是极不恰当的。）总督、布政司和财政司三巨头掌握行政权，只有宗主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香港宪章》才对他们有一些松散的限制。数位司级官员直接向他们三人负责，司级官员各负责一到数个行政部门，他们的角色非常近似于那些向公司执行董事会负责的分公司经理。以此类推，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身份与股东相仿，他们有时候提供帮助，有时惹麻烦，大多数时候参与不了决策。
历年的政府年报提供了比较正式的界定，行政局“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于内阁在威斯敏斯特体制中的作用”。这种说法需要附加种种限定条件，不然听起来像是张口就来的谎言。行政局15名议员中，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和驻港英军总司令等5人因为其职位成为当然官守议员，其余议员均由总督任命，他们都是显赫而忙碌的人士。1992年的行政局议员包括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香港大学校长以及英国上院议员、太古集团董事邓莲如女男爵。只有一位议员掌管行政部门，这就是铨叙司屈珩先生。(14)这些议员根本不可能像英国内阁大臣那样在内阁和众多内阁委员会进行详尽的讨论。同样，较之几乎是独断专行的英国内阁，行政局议员的权力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资金分配先由当然官守议员与司级首长协商后确定，再作为既成事实提交行政局。在其他事务上，行政局也没有多少机会进行干预：
通常，行政局会收到一份经过商议的建议，以及对该建议的基本理由的详细说明。行政局可以质疑、变更、修改这些建议，或者退回作进一步的研究……彻底推翻建议的情形并不多见，行政局很少对一个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或者自行制订解决方案。(15)
总督的权力也无法与英国首相的权力相提并论，首相可以辞退全体内阁成员，并在一夜之间组成新内阁；总督则忠于他上任时已在任、或是由他本人任命的议员，除非议员的任期届满，否则议员席位不得有变。政府年报措辞的变化反映出行政局议员履行职责的时间有限，1990年以前，行政局例会是“至少每周一次”，现在变成“一般每周一次”。每到开会的日子，总督通常在上午的立法局会议和下午的行政局会议之间与议员共进午餐，这被称作“牛腩会”，因为在上午下午都供应牛腩，中午也有供应。自那以后，政府的传统习惯或许有了改变，但香港的最高行政权力始终异常稳固地掌握在政府官员而非行政局议员的手中。
虽然香港政治的民主参与程度没有任何提高，20世纪70年代的体制变革还是增强了立法局、行政局的效力。1976年开始，麦理浩爵士采取一个简单的办法，即不再任命新的官守议员进入立法局补足缺额，使非官守议员在立法局占了多数，人数从两人增加到1984年的10人。当然，一旦需要通过有争议的提案，总督仍可以直接任命足够多的官守议员，使提案获得通过。人数上占优的非官守议员并未显示出任何不听驾驭的迹象，辩论听起来就像是“执政与在野的两派议员以‘伊甸园里的歌喉’对唱圣歌”，他们始终“心平气和……因为缺乏世界各地，不论是布达佩斯和北京，还是哈瓦那和莫斯科，都普遍存在的公开的反对派”。(16)
中文运动
另一项早该采取的行动是1974年承认中文与英文共同成为官方语言，规定中英“两种语言拥有同等地位，在政府和公众交流中同等使用”。这一规定名不符实，因为新法律并未规定用中文颁行这一立法。直到1989年才开始同时用两种语言颁行法规，已有的法律文献的翻译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英语仍然是高等法院惟一使用的语言，汉语只是在地方法官审讯时才使用。就连这一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表面化的，简·莫里斯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位法官“独踞高座，以他根本不懂的一种语言审理涉及华人的案件……冷酷无情地威逼被告……胁迫证人……暴跳如雷地表明自己的地位：‘这是在法庭……你懂吗？听见我说的话吗？我又不是在对你说德语或其他什么你听不懂的话。’”(17)
比较一下香港与威尔士，就很能说明问题。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威尔士有大约50万人（总人口为2，791，851人）会讲威尔士语，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也能说英语，只有极少数人例外。但是，威尔士语在各个层次的政府机构中享有与英语完全平等的地位。在香港，超过90%以上的人讲广东话，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同时说英语，他们不得不忍受莫里斯所描述的那种侮辱性言行。当然，威尔士人有选举权，香港人没有。
不论香港的政策存在何种缺陷，香港人民似乎有理由对这些政策的结果感到莫大的满足。在香港，对政府的批评类似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政府受到的批评，但是，发达国家为满足公共开支所征收的税金要远远高于香港。香港能够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供应水准，同时不会降低富有竞争力的效率。香港没有多少走向代议制民主的迹象，这正是自由主义观察家十分担忧的。这个殖民地的政府坚持认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融入了独特的协商体制，无需为获得选票去安抚特殊利益集团，因而能够以冷静而公允的立场看待各种社会需求。应该承认，至少在社会政策方面尚不能证明上述见解是错误的。人们的种种抱怨中，一种经常表达出来的最为普遍的愿望，并不是要求提供更多的公共救济金，而是要求更有力地维持治安，更严厉地惩处违法者。香港人对个人平安的担忧甚于对社会安全的关注。
司空见惯的腐败
麦理浩爵士推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先收到成效的是强有力的反腐败行动。自最初的年代开始，腐败在香港就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牟利已是人们惟一共同点的社会，贿赂始终是打通关节的必备手段。像英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腐败不会那么明目张胆，颁发勋章和分配官职可以替代金钱的作用，激起公众对国家本能的、必不可少的忠诚。这种体制在20世纪有了长足发展，英国新发明了一整套大英帝国勋位，从前有严格限制的勋位逐步扩展到全社会。大卫·劳合—乔治担任首相时曾经在一段不长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公开出售勋位，他本人任期届满时也被封为劳合—乔治伯爵和德怀弗尔的格温内斯子爵。时至今日，这类事情的处理要谨慎得多（不过，只有异常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一家国有公司董事会主席把他人的大把金钱送给某个政党，他不会在该党上台执政后获得回报）。在香港，这种体制只有些微变化。杰出人士在公益事业上表现突出（既意味着付出精力和时间，也可以指花费金钱），就可以得到标志现代官阶的徽章，英帝国员佐勋章、官佐勋章和爵级司令勋章。有突出贡献者甚至可以获得珍贵的印有K字（骑士）的孔雀翎。这种安排对于上层社会来说足矣，在市井阶层眼中，金钱比任何东西都管用。
这个殖民地开埠之初，人们就对警察的腐败感到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警界腐败形成一种公认的、毫无顾忌的模式。在警察队正式等级体制之外，负责巡逻的警察是相当于英国陆军一级准尉的警司以及在他们手下值勤的警署警长。除极罕见的少数情况外，这些华人警察全都卷入组织严密的贪污体制。他们充当“收规人”，安排下属与犯罪分子联络，收取服务报酬，收到的巨额金钱再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在下属和上司之间进行分配。作为回报，犯罪团伙和帮派头目答应平息帮派内部分歧，不去打扰普通百姓的生活。这种体制时常引起新来者的恐惧，战后第一任警务处长惊呼“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这种体制利益巨大，使得任何可能的激进行动都无从落实。香港曾经组建过反腐败机构，但它本身就是警察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然不会鼓励其成员过于轻率地表现出对自身任务的热情。(18)
1960年3月10日，威斯敏斯特第一次开始关注香港警察的腐败问题。欧内斯特·桑顿质询殖民地大臣，是否考虑任命一个独立机构调查香港的腐败问题，结果得到了再简单不过的回答：“不，先生。”桑顿没有就此放弃，他引证了一条资料：自1957年以来，协助总督的所谓“反腐败常设委员会”只召开过11次会议。桑顿还从其他许多渠道提供了香港腐败横行的证据。太平绅士查理先生曾经表示“这个殖民地的腐败简直太普遍了”。贝纳祺先生在香港革新会演说时表示：“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但香港是世界上腐败最厉害的城市之一。”《德臣西报》指出，“腐败简直成了我们的一种负担”。
桑顿的反腐败运动未能深入。汤顿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爱德华·杜坎向下院保证，“毫无疑问……所有重要商人和文职公务员的诚实无可指摘，不容怀疑”。殖民地大臣伊恩·麦克劳德赞同这种观点，他还补充说，总督本人“在处理这类事务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觉得没有必要展开这种调查”。在香港，桑顿受挫的消息必定让很多人感到高兴。
直到调查1966年骚乱的官方调查委员会着手搜集有关证据，腐败问题才成为众矢之的。警务处长伊辅极为勉强地承认警界存在贪污，但程度并不比其他政府部门严重。无论如何，警察部门有自身的特殊性，侦探要付钱给线人，不得不收受贿赂。委员会不打算揭露这种不利的真相，尤其是警察在平定次年的骚乱中有上佳表现。他们是这个殖民地的英雄——现在改称“皇家香港警察队”——应该让这些出色的人不受打扰地享受他们的非法所得。针对警察的批评遭到歇斯底里的反对，批评这个殖民地的保护者会危及社会安定。布政司祈济时爵士——他此前一直在西非任职，即使是香港这样很不健全的民主机制对他来说也是十分隔膜的——破天荒地公开攻击市政局的叶锡恩女士。他想当然地以为只有低级警察才贪污，也就是所有的华人警察，而高级警官是纯洁的。说到底，高级警官都是英国人。
来自英国议会大厦的看法更能说明问题。1967年2月27日，拉格比选区的工党议员詹姆斯·约翰逊在下院宣布：“就在上周，我与代表旺斯蒂德和伍德福德的尊敬的议员（帕特里克·詹金）联袂提交了对警察腐败的流传甚广的指控。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指控出自众多人士之口，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肤色以及各行各业。我和其他人士与总督讨论了此事，他给予了大力协助。我意识到他处境艰难……我要求我尊敬的朋友认真考虑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这个极为与众不同的殖民地的事务展开调查。”没有人愿意反驳这位可信赖的约翰逊。
一些保守党议员冷嘲热讽地指责约翰逊是为了谋取党派利益，帕特里克·詹金的看法就必须认真对待了，因为他本人就是保守党议员，公认为人正直，日后他当上了社会服务大臣和工业大臣。
香港首任廉政专员姬达
数年来，这个殖民地一直想方设法拖延组织调查委员会。香港对待贿赂的态度远不及英国那么严肃——这是1972年英国贿赂大案曝光前的情况，据说这场贿赂案不仅牵累了许多人，还导致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仕途受挫——而且认为只有最下层职员才贪污。贿赂甚至常常是出于正当的目的，对低级职员（医院雇员和接待员就经常成为抱怨的对象）的抱怨通常只是针对他们的无礼言行，仅需一元左右的茶钱就可以摆平他们。
1973年，这个殖民地自鸣得意的心态被事实击得粉碎，镇压骚乱时表现最突出者之一的总警司葛柏被揭发贪污数百万元巨款。揭露葛柏是警务处长薛畿辅发动的肃贪运动的成果。薛畿辅1969年前来香港任职，他迅速着手清理警司队伍，实际上这些人全都仓促离职，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戴麟趾爵士对肃贪运动并不积极，在就反腐问题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时，他就“像一根图腾柱一样僵硬地坐在摄像机前，言语唐突，态度暧昧”。两年后，戴麟趾被麦理浩爵士取代，后者随即制订了在这个殖民地推行变革的纲领。麦理浩爵士领导了对葛柏一案的调查，最后断定不可能依靠警方来有力、公正地调查涉及他们同事的指控，必须组建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
在姬达爵士的领导下，麦理浩爵士建立的“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公署）迅速取得了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委实令人难堪。姬达是个令人难忘、独立性很强的官员，曾在巴勒斯坦和非洲的殖民地治安方面有过骄人成绩。他在非洲成功应对了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的茅茅运动，因此获得乔治勋章。在香港，姬达得到彭定国爵士的支持，彭定国此前已就任廉政公署执行处处长，对警界了如指掌，这坚定了姬达的决心。
如果说廉政公署一班人马与以往的警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太得力了。廉政公署的调查揭露出规模巨大的有组织腐败行为，大批警员被捕，仅一个分局就有59名警长被捕，一名高级警司自杀，3名英籍警司拘留。如此下去太危险了，警方力图掌握主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集会，结果廉政公署办公室被袭击，工作人员遭殴打。
70年代轰动一时的油麻地果栏案，有260多名公职人员牵涉其中，麦理浩不得不颁布“特赦令”。图为70年代油麻地果栏外貌。
麦理浩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腐败是普遍的，除非甘冒整个公共秩序崩溃的风险，否则调查难以进一步深入。总督被迫退却，下令赦免除罪大恶极者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员。与此同时，他明确表示今后将严惩一切不轨行为。数年之后，事态才完全平息下来，结局并不圆满。奈杰尔·卡梅隆评论说：
统计数据显示警察队的腐败大大减少。有待讨论的问题是，这些数据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在总体上减少。犯罪辛迪加式的大规模腐败确实已经消灭，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小规模的腐败行径仍未绝迹。(19)
委员会的报告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情况，廉政公署对警务人员的检控在总检控案例中仅占极小的比例。
不过，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地下活动大多仍与毒品有关。毒品消费量在这一时期没有显著下降，记录在案的严重犯罪案件和被告人数却稳步下降，查获的麻醉品数量也大幅度减少：
政府非常谨慎没有在政府年报中解释这一趋势，上述数字必定要么意味着香港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要么说明警察与三合会贩毒者有一定的勾结。从香港海关高级稽毒官员张应龙（音译）一案来看，情形很有可能是后者。张应龙是香港海关的高级帮办，1990年被控走私50公斤海洛因到澳大利亚。
华人社会
香港不再是一个英国殖民地，逐步成为一个华人社会。这种趋势最显著的迹象并非政府的政策使然，而是自发的商业变革的产物。麦理浩到任之际，1949年时逃亡到香港的上海人已经重建了产业，开始成为这个金融王国的领头羊，逐渐把一些老派的华人工商巨头甩在后面。这些新来者当中，包玉刚爵士是最杰出、最成功的一位。1955年，他仅凭一艘小船进入航运业，在20年之内从无到有，发展成拥有2000万吨位的船队，之后又在众多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另一位大企业家李嘉诚不是来自上海，而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潮州人。1950年，22岁的李嘉诚开始制造塑料花，到70年代，他已经站稳了脚跟。
邓小平1985年会见包玉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等洋务派创立的民族企业
邓小平会见李嘉诚
这些“新人”与何东爵士、冯华川爵士等早期华人巨子的秉性完全不同，后者强调与殖民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李嘉诚和包玉刚倘若需要政府的支持，可以、也确实能够直接去找英国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包玉刚爵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凯文·拉弗蒂叙述说，1982年9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北京会谈期间，“包（玉刚）似乎无处不在……一位始终愤愤不平的英国官员抱怨说：‘他的举止如同这是一场包玉刚主持的义演，撒切尔和邓小平都降到了配角的地位’”。(20)
在香港华人企业扩展的同时，共产党人在邓小平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的鼓舞下，着手利用资本主义提供的机会，大陆对香港的投资显著增长。招商局集团是大陆投资集团之一，现拥有大约40家不同行业的香港公司。这家企业的历史颇富传奇色彩，最早可以上溯到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为了与外国公司竞争而创办的数家企业之一，当时的外国公司主要有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李鸿章的这一商业冒险由买办和商人出资，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买下了旗昌洋行，成为中国同类企业中实力最强的一家，就连怡和洋行也曾考虑向其出售股份。中国银行的资历比招商局略逊一筹，它1912年成立于上海，挺过了日本入侵和中国内战的冲击，只是黄金储备被蒋介石在1949年悉数秘密运到台北。中国银行是仅次于汇丰银行的香港第二大银行，这家银行的总部设在宏伟的新中银大厦，内行地管理着300多家分支机构以及约占香港全部银行存款四分之一的款项。
代表中国出口厂家的华润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组建得较晚，发展却十分迅速。中信公司最重大的投资包括掌握了国泰航空公司、东区海底隧道以及香港电讯公司的少数股权。有胆识的大陆人士在这个殖民地建立的企业数量激增，却不想向他们的管理机关汇报有关业务活动，就连中国政府也无法确切掌握这些企业的情况。凯文·拉弗蒂认为，不论是华润集团还是新华社都无法辑录出这些企业的名册。美国国务院识别出750家以上的中资公司，大陆在港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00亿美元，约占香港投资总额的10%左右。(21)其他统计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状况。例如，1989年，中资公司获得的工程合同占当年签订合同总数的18%。这种状况几乎再现了上一个世纪的情形：有胆识、适应资本主义的中国人从大陆来到香港，在外国人擅长的商业领域打败外国人，而他们的进取心受到北京那些维护既定秩序的传统人士的强烈批评。
香港境内外的中资企业迅速扩展，意图抢占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一些年代久远的商行似乎彻底丧失了锐气。英国人的商业势力全部掌握在极少数大班手中，汇丰银行、和记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牛奶公司和会德丰有限公司彼此之间都有兼任董事。和记洋行的大班祈德尊爵士进入了汇丰银行、牛奶公司、会德丰公司和香港管道传输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他还是香港赛马会的董事之一。会德丰公司的J.L.马登不但领导自己的公司，还担任牛奶公司和和记洋行的董事。迈克尔·赫里斯担任怡和洋行大班时，不但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还担任牛奶公司和汇丰银行董事。这些大班来自极为相似的社会背景，例如，赫里斯与克锡家族、施怀雅家族成员一样，也是伊顿公学出身。不用说，所有大班几乎全都曾就读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这些人在香港俱乐部、香港游艇会和香港赛马会聚会，形成了非常抱团的小圈子，既能彼此间互助，又能携手与政府高官合作。
1980年，这个小集团首次面临威胁，当时李嘉诚对和记黄埔采取收购行动。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和记洋行始终立足于码头和船运业，在“一位天生会耍手腕的商人”(22)祈德尊的有力领导下发展成最大的洋行之一。祈德尊为香港管道传输有限公司提供资金，1972年隧道开通，把中区与九龙连接起来，改变了香港生活的整个布局。但是，这种“随意的和机会主义的”(23)扩张速度太快，难以持久，汇丰银行被迫对该公司进行重组，内容包括与更有来头的黄埔船坞公司合并（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是由林蒙的香港仔船坞与柯拜黄埔船坞合并而成，乃是最初的广州贸易的幸存者）。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汇丰银行持有大量和记股份，改组完成后，他们将自己的投资以优惠条件转让给那位正在崛起的顾客李嘉诚。和记黄埔前任总裁韦理抱怨说：“和记真是卖得太便宜了。它真是一笔意外之财。”问题是银行方面希望能有一位“长期和富有建设性的持有人”，(24)和记黄埔转到李嘉诚名下后，他们的这个愿望完全实现了。在以前效力于怡和洋行的马世民的高效管理下，和记黄埔进行了重组。如今，这家公司是香港证券交易所最大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不仅有华人的胆识和所有权，更具高效和反应迅速的管理层，两者的融合正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李嘉诚在多个领域拥有控股权，包括对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略少于半数的控股权以及在加拿大的大量投资，年利润可达10亿美元。身为香港最成功、最有实力的资本家，李嘉诚与中国当局保持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李嘉诚慷慨捐助内地大学，金额之高足以令穷困潦倒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评议会垂涎三尺，到1990年，捐款总额达到9400万港元。
1985年，英资企业的另一个支柱会德丰公司落入包玉刚之手。作为“包爵士”交易的一部分，包玉刚继承了代表香港辉煌过去的连卡佛百货公司，这家公司的历史比伦敦哈罗德百货公司还要悠久。连卡佛百货公司的创办人是莱恩先生，他曾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大管家，19世纪40年代迁到香港，与诺曼·克劳福德先生创办了这家商行。会德丰公司的问世要晚得多，1946年由乔治·马登创办。马登曾当过海关税务司署的雇员，被人称为“中国沿海最固执的人之一”。
威廉·克锡
1924年的汇丰银行
1979年，包爵士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香港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控制权，这样一来，香港最大的一家洋行怡和洋行也岌岌可危了。这家仓储公司是威廉·克锡于1889年创立，公司章程的规定旨在确保怡和洋行对公司董事会的永久控制。这家公司经营天星小轮和电车公司，在香港历史上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对于怡和洋行来说，九龙仓公司被一个新来者，而且还是一位华裔夺走，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更令他们大受伤害的是，包玉刚出乎意料的行动得到他们古老的盟友汇丰银行的支持。到第二年，事态已经明朗，李嘉诚同时对怡和洋行及其旗下的香港置地公司展开重大行动。李嘉诚掌握的股权几乎与克锡家族相当，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了。怡和洋行安排了休战，回购股票，设计了一种精巧的防卫性法人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不受欢迎的收购难以收到成效。
为了加强防卫战略，怡和洋行尝试向香港以外的地方多元化投资。怡和洋行原计划中最重要的步骤是获得一家纽约投资公司比尔·斯特恩斯公司不足半数的股份，对于像怡和洋行这样的排外性盎格鲁—苏格兰人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决策，因为比尔·斯特恩斯公司并不属于传统的美国东海岸“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投资公司（虽然它拥有一个堂皇的门牌号码“华尔街1号”），公司合伙人几乎清一色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不幸的是，事实表明这项计划完全判断失误，股东也大受打击。1989年，证实必须放弃这笔交易，股东们被告之尚需5000万港元才能终止交易。到第二年，这笔金额上升到5700万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8倍。即使是怡和洋行这么大的公司，这笔款项也堪称巨额亏损。如同这种时刻时常发生的那样，怡和洋行迅速更换常务董事，甚至连董事局主席也换了人。洋行老板由纽璧坚换成美国人鲍富达，后者迎合了怡和洋行扩充新领域的渴望，但任职时间不到6个月。亨利·克锡早些时候被其兄弟西蒙取代，此时重新出任董事局主席，把局势稳定下来。
怡和洋行尝试多元化投资，但大部分资产仍然集中在香港，1990时为股东基金的66%以及税后利润的58%。这些数据并不准确，因为怡和洋行在香港的资产主要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资产价值。怡和洋行历来留意避免与（按照亨利·克锡的话说，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管理的(25)）人民共和国有过于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只有适度的投资，他们比较看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乃至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前景。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已证实是成功的。1982到1985年危机四伏的4年间，公司股息没有附加担保，此后借助出售资产和让渡储备金，公司的利润开始稳步增长。
1984年，怡和洋行决定把公司注册地迁往百慕大，这还仅仅是公司法人离开香港的开始。怡和洋行管理层渴望淡化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强调他们仍是香港最重要的上市公司（总公司及旗下公司的股票约占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总市值的12%）。1990年，公司财务年报首次没有把公司总部所在地注明为香港。董事局主席的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变化，报告首页没有注明总部的地址，所列的审计事务所也不是普莱斯·沃特豪斯事务所的香港办事处，而是该事务所的伦敦办事处。同样，公司注册地从香港改为百慕大。董事局主席亨利·克锡解释说：“董事局认为，在政制变化迫在眉睫，维持贸易伙伴和本公司赖以成功的其他人士的信心显得至关重要之际，本公司主要管理中心仍然留在香港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把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报价列为当前调整的当务之急”。总经理奈杰尔·里奇更直截了当地写道，“问题的关键”乃是“摆脱为政治所左右的管制”。
太古集团是另外一家延续至今的英资洋行，它不像怡和洋行那样担忧香港的商业前途。由于拥有表决权的股票十分有限，太古受到妥善的保护，没有理由担心会遭遇竞争性收购，虽然他们过去的贸易记录并不那么成功。作为怡和洋行在对华贸易中最早的竞争对手之一，太古洋行历来对中国持积极态度，他们在1926年的举动就是一个例证。当时，金文泰筹划一项计划向广州的工人纠察队挑衅，借此使皇家海军插手干预。怡和洋行虽然有些勉强，仍同意予以合作。但是太古洋行拒绝参与其事，声称“不愿冒险在广州采取任何可能对它在中国其他口岸的利益造成损失的行动”。(2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洋行创始人的孙子施怀雅出任董事会主席，他冒了很大风险支持刚刚兴起的航空业，这家公司日后发展成国泰航空公司。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国际性航空公司，肯定也是最好的之一。
有一家香港机构虽然也历经多事之秋，却鲜有气馁的迹象，这就是汇丰银行集团。伦敦银行家动辄以贵族式的轻蔑把汇丰银行称作“香港佬与上海佬银行”。他们认为汇丰银行反应迟钝，雇员都是正直、勤奋、无可挑剔的苏格兰人，在国际金融界显得天真而笨拙。日后，说这些话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香港拥有一家中央银行还是最近的事，此前汇丰银行一直充当清算银行和最终借贷银行的角色，承担着英格兰银行在援助和重组英国公司方面所承担的大多数职责。这些业务有助于管理层逐步提高危机处理和清算作业能力，这种技巧对于日后接管纽约海丰银行大有助益。海丰银行总部设在布法罗，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轻率地扩张业务，银行濒临破产。汇丰银行先是在1980年获得了海丰银行51%的股份，后来海丰银行的坏账继续增加，汇丰银行便买下了该银行的全部产权。解决海丰银行问题以及在澳大利亚的投机失败，使得汇丰银行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不过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海丰银行的亏损降至两亿美元以下，汇丰银行澳大利亚分行的亏损也降到3000万美元，由此获得的管理经验将有助于汇丰银行整顿新近获得的英国米特兰银行。
汇丰银行收购米特兰银行，意味着汇丰银行开始向海外大规模多元化经营。米特兰银行是一家英国清算银行，也是在英国各主要街道设有分支机构的“四大银行”之一，有57，000名雇员、1600家分支机构，客户达400万人。收购米特兰银行之前，汇丰银行已经在伦敦金融界小试身手，收购了一家历史悠久但业务萧条的商业银行安东尼—吉布斯银行，以及一家著名的交易商詹金宝公司。相比之下，收购米特兰银行要重要得多，也是对汇丰银行管理层业务水准的考验。在汇丰银行收购前，米特兰银行的规模要比汇丰银行大得多。1972年该行的资产是汇丰银行总资产的3倍，但自那以后该银行不可救药地衰落了。这家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投入过量贷款和投资，还非常不明智地收购了克罗克国民银行。为了弥补这些失误，米特兰银行改弦更张，致力于国内信贷业务，却受衰落的房地产市场拖累，适得其反地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结果。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特有的一连串交易失败带来的巨额损失，注定了米特兰银行被接管的命运。
英国另一家清算银行劳埃德银行也想争夺这个战利品，但汇丰银行早已占得先机，4年前就用在当时来说是慷慨的价格收购了米特兰银行略少于15%的股份，并着手把两家银行的业务进行有限的合理化整合。汇丰全盘接管米特兰银行的消息公布后，伦敦金融城明显感到一阵轻松，这不啻是对汇丰银行声誉的称赞，人们合情合理地认为，米特兰银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如此大规模的多元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彻底改变了汇丰银行业务的性质。接管米特兰银行之前，汇丰银行在亚洲和中东的资产为533.9亿英镑，在美洲只有202亿英镑。兼并米特兰银行后，银行上述两项资产仅有少许增加，在欧洲的资产却从156.1亿英镑猛增到719.27亿英镑。(27)
新组建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将不再是一家主要业务在亚洲，尤其是在香港的银行，银行的资产或许只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香港。即便汇丰银行不打算缩减在香港的业务，银行业务重心的转移也足以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在收购米特兰银行之前，汇丰就已经进行了重组，在英国组建了一家新的控股公司“汇丰控股”，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的计划是这家新银行将成为“一家总部设在英国，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拥有重要银行业经销权的国际银行集团”。作为一家英国银行，它将实行更为严格的业务报告规范，这可能会导致银行压缩公司业务领域的经营活动。目前看来，作为“逐步压缩非金融性投资”政策的一部分，汇丰银行减持了国泰航空公司的股份。但是，香港将因为拥有一家具有强大金融实力的国际性大银行而获益。汇丰银行即使不能常驻香港，也将在香港拥有十分庞大的势力。
所有这些发展，不论是政治、社会还是金融领域，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香港从一个殖民地管制的社会迈向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策以及某种名副其实的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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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位长期居住在香港的新闻记者撰写了两部为香港鸣不平的著作：凯文·拉弗蒂的《岩石上的城市》以及菲历克斯·帕特里基夫的《霉变的珍珠》。迪克·威尔逊的《香港！香港！》体现出《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创始主编对香港内幕的了解。刘兆佳的《香港的社会与政治》（Lau Siu‐kai，Societyand Politicsin Hong Kong）从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了香港的社会态度的演变。两卷本《香港评论》是对往往是乏味的官方观点的有益补充。
(2)霍浦金斯：《香港：一个工业化殖民地》（Keith Hopkins，Hong Kong：The Industrial Colony），第277页。
(3)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66—67页。
(4)《1971年香港年度报告》（1971Hong Kong Annual Review）。
(5)阿加西，载伽维、阿加西，前引书，第248页。
(6)拉弗蒂，前引书，第156页。
(7)《1992年香港年度报告》（1992Hong Kong Annual Review）。
(8)《1990年香港评论》（The O ther Hong Kong Report1990）。
(9)《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1991Hong Kong Annual Review）。
(10)1992年，新总督彭定康提出了一项社会改革方案，主动接受对公共开支不足的批评。方案承认，这个殖民地有其“阴暗面”。方案建议采取广泛的措施改善这种状况，包括承诺在5年内投入73亿港币，实施“污水处理战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卫生、教育、研究和培训的投入。彭定康先生提出，到1997年，香港经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望达到30，500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和荷兰1992年的水平——完全能够承受上述这些举措的费用。他圆滑地回避了一个事实：1992年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低于他用来作为例证的那两个国家。毕竟，他是英国内阁成员，而此时英国已经沦为二流国家。
(11)弗隆为英制长度单位，一弗隆等于八分之一英里。——译注
(12)《1991年皇家香港赛马会年度报告》（1991Royal Hong Kong Jockey Club Annual Report）。
(13)辅政司的英文名称从以往的Colonial Secretary（殖民地司）改为Chief Secretary（布政司）。华民政务司的英文名称从带有歧视性的Secretaryfor Chinese Affairs改为Secretaryfor Home Affairs（民政司）。——译注
(14)本节所描述的香港政体状况截止到1992年年初。当年10月，新总督彭定康彻底改变了立法局与行政局之间的力量对比。
(15)民政司报告，1976年8月，引自迈乐文：《香港政府与政治》（Miners，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第206页，另见刘兆佳前引书，第145—148页。
(16)阿德利：《香港巨变》（R.Adley，All Change Hong Kong），第29页。
(17)莫利斯：《香港》（J.Morris，Hong Kong），第243页。
(18)莱斯布里奇：《香港的贪污》，本书是关于廉政公署的权威之作。
(19)卡梅隆，前引书，第319页。
(20)拉弗蒂，前引书，第313页。
(21)拉弗蒂，前引书，第332—333页。
(22)迪克·威尔逊，前引书，第185页。
(23)金，前引书，第四卷，第708页。
(24)拉弗蒂，前引书，第297页。
(25)迪克·威尔逊，前引书，第182页。
(26)陈刘洁贞，前引书，第216页。
(27)资料来自两家银行的年度报告，以及汇丰银行的最终报价。汇率按照1美元兑换14港币计算。
第十七章 退场
香港的前途
政治家们，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问住的政治家，一旦被逼得说话语无伦次的时候，多半就是陷入了非常狼狈的境地。在应邀接受采访，被问及是否希望英国在1997年之后继续留在香港时，撒切尔夫人正是处于这种手足无措的状态。
1972年，英中两国就已经明确了香港的前途，整个事件的细节至今仍未公开。曾经有人提出，如果当时英国不主动与中国接触，就不会触发整个问题，也不会扰乱现有秩序。有人认为香港对于中国来说太过重要，中国不会冒香港动乱的风险。工党国防大臣威廉·罗杰斯曾谈及“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应当维持现状”。一些乐观派人士认为，在承认中国对整个地区享有主权的前提下，英国可以与中国谈判延长新界租约，毕竟澳门的情形与此类似。研究香港宪制的权威史维礼博士指出，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前提是接受中国的论点：以前的各项条约无效，因为将于1997年到期的新界租约从法律上说站不住脚。(1)
香港的银行家，不论是本地银行家还是美国银行家，十分关注抵押贷款的安全，离租约期满只有不到20年时间了。新界租约是1898年达成，预定于1997年到期。在银行家们的要求下，总督与他们会晤了一次，会上决定就这个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一些经验丰富的行政部门人士指出，挑明问题即意味着关注，依照人所共知的中国传统，这无疑是一种拙劣的谈判策略，明智之举是等北京先迈出第一步。这种意见得到詹德隆博士的赞同，他在1989年《香港评论》的序言中写道：
如果英国不向中国提出99年租期的问题，就北京来说，本来一切都将继续，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倘若外国银行在1982年以后担心向新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15年抵押贷款的安全，中国银行会带头向界线街以北的房地产项目提供抵押贷款，事情就这么简单。中国领导人能够忍受问题的存在，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不会提出解决方案……
直到1981年4月，在英国和香港政府反复不断的试探下，中国人才做出回应，中国方面的香港政策类似于这样的逻辑：“你们认为有问题，我们认为没有问题，如果你们坚持认为有问题，那只是你们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拒绝表态，私下里埋怨英国官员“想强迫我们表态”。(2)
1979年1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
1978年年底，麦理浩爵士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访问北京。英国一直努力扭转对华出口不振的局面，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1979年3月和4月举行的双边会谈“打开了误会、故作姿态和不守信用的潘多拉之盒”，双方经过艰苦谈判，就香港的前途达成协议。麦理浩爵士受到殷勤款待，麦理浩之行无疑是个历史性事件，这是在任香港总督首次访问北京，而且是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1979年1月1日，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势必要求废除美国与台湾的防务协定，终止华盛顿与台北的外交关系。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到那时为止，台湾已经能够在没有美国庇护的情况下完全应付自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75年继位，开始引领台湾走向更为规范的民主。台湾经济也取得了成功，年增长率高达20%。但是，一种从前遗留下来的情绪，即认为美国将来有责任帮助台湾的观点，在美国决策层中仍有很大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肃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残余“四人帮”——四人中包括毛泽东的妻子——着手推行更合理的经济政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效法台湾人的做法创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位于两个沿海省份广东和福建，其中两个特区设在以往的通商口岸厦门和汕头，分别毗邻澳门和香港。紧邻新界的深圳是最重要的经济特区，它已经发展成广东省的动力源泉，每年商品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中国意图使这些经济特区像过去的通商口岸一样，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中心。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见中曾谈及香港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吓跑投资者，削弱香港对促进中国不断繁荣的重要作用，进而损害中国的发展前景。他们宁愿把香港的前途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毛泽东的继承人、国家主席华国锋宣布：“可以通过协商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麦理浩爵士提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人们对租约临近期满的忧虑，毕竟离1997年只有18年时间了。邓小平建议这位总督向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放心”，他在私下里明确表示中国将在租约到期后恢复行使主权。早在1972年，中国就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不承认英国对香港享有主权。两年后希思先生证实了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各项宣言和声明也都正式予以确认。因此，若还有人对中国的这一立场表示怀疑，那真让人感到吃惊。不过，有一种乐观想法认为，即使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也不一定意味着英国管治的结束。(3)
不时有人建议英国应该干脆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应该坚决主张对香港岛和九龙城享有绝对主权，并要求重新谈判续订新界租约，这些建议大多是不严肃的。一些右翼人士甚至鼓吹沿界线街修筑一道“柏林墙”，把英属九龙与新界隔开。这么做显然根本行不通，只要中国反对，英国就根本不可能保住新界，供水问题还只是许多明显难以克服的难题之一。对于英国来说，坦率地拒绝中国的立场倒有些可能。国际法有可能承认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的主权，国际舆论很有可能会同意英国赋予香港独立，中国很难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间的亲善关系一意孤行。
自1979年起，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首相，是20世纪晚期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家。
但是，在1982年，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十分危险。苏联仍是一个世界强国，虽然它陷入阿富汗以及东欧卫星国日益加剧的困境难以自拔。中苏关系虽然仍处于紧张状态（两国关系直到1985年才开始改善），俄国将在联合国否决任何中国坚决反对的香港独立的动议。如果美国进行干预，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当时入主白宫的是里根总统，美国人的目光更关注伊朗、尼加拉瓜、越南和苏联。美国对华军事和民用产品出口不断增加，人权问题还没有像日后那样成为美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另外，从根本上说，英国并不准备与中国决一雌雄。香港作为重要的战略或商业资产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香港若能独立当然是求之不得，更重要的是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开展贸易和保持良好关系。
谨慎的香港商人充分意识到英国这种虽不体面但务实的态度，他们的忧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惴惴不安的西蒙·克锡试图争取自由派的支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产主义者夺走这个地方”。(4)
1982年底，罗得西亚独立问题尘埃落定，阿根廷人也被赶出福克兰群岛，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做好了与中国谈判的准备。冷嘲热讽者指出，英国一反常态地匆匆解决了处理香港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这至少很容易让人怀疑英国政府的动机。1981年《英国国籍法》为了照顾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群岛居民，在“英国属土公民”的界定上留下一个漏洞（确定了英国居留权的判断标准）。这样一来就把香港居民排除在外，而他们作为英国臣民，从宪法上说享有与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居民完全相同的权利。一旦与中国的谈判破裂，香港局势变得难以忍受，英国至少不会因为330万香港华人要求英国居留权而头疼。
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1982年9月，首相访问北京，标志着正式谈判开始。谈判并不成功。撒切尔夫人还陶醉在战胜阿根廷加尔铁里将军的胜利之中，颇有劲头地提出英国的立场基于确认了英国权益的各项既定条约，问题是中国多年来反复明确表示不承认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明显显得异常天真。她在会见邓小平时强调19世纪签订的几项涉及香港的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自然对英国有利。当她的话翻译给邓小平，他反应极为强烈，有很多异常激烈的言辞，乃至无法翻译给撒切尔夫人听”。保守的《每日电讯报》援引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关于这次访问，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1984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宣称对麦理浩勋爵1979年访问北京时的会谈内容一无所知。(5)这个声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驻北京大使柯利达爵士既参加了1979年麦理浩和邓小平的会见，也参加了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举行的会谈，首相对上一次会谈毫不知情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首相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又访问了香港。《泰晤士报》的戴维·博纳维亚报导说：“撒切尔夫人于次日离去，有点像西太平洋刮来的一阵台风，留下一连串破坏的痕迹。英国殖民地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人在如此短时间里对如此多人的利益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暗示，首相表现出对香港“二流”商人的“憎恶”。不过，除了使英国谈判代表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之外，很难说撒切尔夫人造成了什么长期的灾难性后果。事实上，中国决心已定，英国没有什么底牌可打。
从军事上说，倘若中国采取行动，英国无论如何无法抵御。福克兰远征的成功其实非常侥幸，问题是中国并非阿根廷，香港也不再是一个荒岛。中国完全清楚自身的权利，联合国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撤消，从法律上承认了中国的权利。即使在香港，虽然大多数人已经习惯英国管治，倾向于维持现状（1982年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5%的被调查者倾向于维持现状，只有4%的人希望香港归还中国(6)），仍有非常直率的少数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猛烈抨击“不平等条约”，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感情。
美国的支持是给予英国谈判代表重大帮助的关键因素。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倘若没有美国参与，任何一项外交政策的推行即使不是完全行不通，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1954年7月5日，丘吉尔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
他用极为坦率的口吻恳求（安东尼·艾登）不管中国能否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不要与美国发生争吵……“1944年7月之前，英国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自那以后，我意识到是美国在重大问题上说了算。如今依然是美国决定大事。”
温斯顿是用下结论的语气说这番话的。
“我们迄今仍未了解美国所具备的无穷无尽的实力。”(7)
尤德
英国与中国谈判之际，英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更何况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正是由于美国支持，福克兰远征虽然遇到很大阻力，但在联合国没有受到阻挠。为了回报美国的支持，日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这个英联邦成员国时，英国保持了沉默。美国有充分理由希望看到香港和平移交，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当时正在进行针对“邪恶帝国”苏联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是必不可少的盟友；其次，如果不能首先圆满地解决香港问题，台湾与大陆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这样一来，与中国搞好关系的需要导致英美两国的外交政策误入歧途，两国竟然支持卑鄙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原因只是因为美国人眼里的反派角色越南反对波尔布特，中国又与越南不和（这种不和导致了一场边境冲突，人民解放军的弱点在这场冲突中暴露无疑）。更为现实的考虑是，美国在香港有上亿美元投资，务须保护这些投资的安全。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宣布了英国的新外交方针之后，事情就没有多少转圜余地了。1982年秋，双方开始谈判，英国不愿承认恢复中国的主权，谈判陷入僵局。实际上，这可能是由于首相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所致，人们很难相信外交部会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感受。早在1975年，外交部就以务实的姿态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外交部平静地从正式国际条约记录中删除了这些条约。法国人没有效法这个举动，依然认为以往与中国签订的协定有效。按照最恰当的中国习惯，传统程序应该是英国体面地承认这些条约并不存在，双方从清白的历史从头开始。这样，1997年即将到来的紧迫感不复存在，也能照顾到双方的面子，或许还可以做出包括让英国继续管治在内的安排。希思充分了解中国的立场，本来可以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但撒切尔夫人与外交部和希思先生关系不和。撒切尔夫人对外交部在福克兰远征行动中的表现颇为失望，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为此辞职，希思先生也没有掩饰对这位继任者的不满，对此撒切尔夫人唇枪舌剑地予以回敬。撒切尔夫人是律师出身，决意恪守法律条文。
撒切尔夫人最初的这种强硬态度既有政治考虑，也有个人原因。福克兰之役胜利后，首相认为举行全国大选的机会成熟了。在大选顺利结束之前，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表现出任何让步的迹象都是不谨慎的。人们会把香港问题上的让步与福克兰的胜利做出令人不安的比较，置疑政府把英国臣民交由中国统治，更尴尬的是《国籍法》的问题。早在1972年12月，中国就明确表示决不接受英国继续对这个殖民地的任何一个部分享有主权。直到1983年6月保守党顺利赢得大选之后，双方的谈判才得以恢复（确切地说，才真正开始）。英国代表团以驻华大使为首，起初是柯立达爵士，后来是伊文思爵士，成员包括新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他在1982年北京会谈前夕接替麦理浩。与麦理浩一样，尤德的背景也是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尤德是个非常优秀的人选，战后即在南京和北平开始在华生涯，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谈判释放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此后，尤德爵士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1974到1978年出任驻华大使。尤德在伦敦期间曾一度担任首相私人秘书，因而既富于对华事务经验，也十分了解唐宁街。尤德富于献身精神，广受赞赏，不知疲倦的工作使他于1986年过早去世。
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坚韧而耐心的领导下，英国代表团花了一年多时间试图就香港的前途达成协议。谈判并不顺利，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一位代表团成员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8)1984年12月5日，杰弗里·豪爵士向下院提交协议最后文本，在解释了这一年时间的延宕时只能表示：“香港人民一开始确实希望我们考虑（保留主权）的可能性。”
谈判只是在英国与中国之间进行，香港没有代表参加。（尤德爵士曾经提出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人参加谈判，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中方指出，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利益理应由中国代表。尤德爵士自始至终是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谈判的。）除了向行政局秘密通报过简要情况之外，再没有就英中双方的谈判征询过香港人的意见，有关谈判进展的报告也是含糊其词和不确定的。1983年11月14日，一位反对特权阶层的资深左翼人士芬纳·布罗克韦（日后成为布罗克韦勋爵）在上院提出质询时表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香港人民（98%为华人）的失落感，谈判是由非选举产生的立法局、非选举产生的总督进行的”。负责香港事务的大臣特雷夫加恩勋爵回答说：“代表联合王国的人士充分考虑了香港人民的意见。”当然，特雷夫加恩勋爵无法清楚说明，在谈判代表与香港人民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这些意见是如何传达给谈判代表的。（值得一提的是特雷夫加恩勋爵此前的从政经历，他曾在4年前当过保守党督导员，之后在贸易部干过几个月的常务次官，他在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同样任职时间不长，后升任卫生与社会服务部，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不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各种混乱和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香港人的信心大受打击，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港币也受到冲击。因此，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主权和治权完全移交给中国的消息披露后（1984年1月22日《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先披露，4个月后，杰弗里·豪爵士正式宣布），人们普遍松了一口气，知道最坏结果总比时刻对未知的将来提心吊胆要好得多。
在中国的强大压力和杰弗里·豪的热诚支持下——他在访问北京期间解决了“大多数关键问题”——1984年9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已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再做任何修正。如果不接受现有协议，再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是香港历史的现实所赋予的抉择”。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4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草签的《联合声明》无疑是一份卓越的文件。(9)退休的前任总督麦理浩勋爵认为：“一个共产党政府承诺维持这块资本主义飞地，这听起来十分怪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10)这确实需要经过极为耐心的谈判，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值得称道。《联合声明》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这份协定移交了一个人口超过挪威、以色列或爱尔兰的地区，移交不是通过战争方式，所涉及的居民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中国在这份协定中承诺保留香港与大陆截然不同的法律、习俗和社会制度，允许香港人享受大陆人民享受不到的自由。
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占了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决定恢复行使主权”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与其说这是双方的协定，不如说是中国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主权移交后英国继续参与香港行政的可能性。1997年以后，香港问题将成为中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无权过问。英方对此不得不做了委婉的解释：
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主权问题的解决，中国颇为体面地终结了被视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屈辱的历史。中国当局能够表现出、也确实被要求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联合声明》的“附件一”详细规定了中国对香港的义务，包括保留香港现行法律、司法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贸易制度以及教育政策。“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组建自己的政府，保留包括一名行政长官在内的各种现行机制，实行“高度自治”。特别行政区还获准自行征税，所有税收全部用于自身需要，自行决定货币和金融政策，继续发行自己的可兑换货币。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不会干涉特区内部事务，香港可以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贸易协定，并且在国外派驻官方机构，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区旗。“附件一”还对个人权利做了详尽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持香港原有法律中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组织和参加工会、通信、旅行、迁徙、罢工、游行、选择职业、学术研究和信仰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婚姻自由以及自愿生育的权利。
任何人均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在法庭上为其代理以及获得司法补救。任何人均有权对行政部门的行为向法院申诉……
宗教组织和教徒可同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关系，宗教组织所办学校、医院、福利机构等均可继续存在。
表面上看，中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让步，这使得香港仍然比中国其他地方更为合意。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一切都是为了使香港成为一个通商口岸，很像根据《南京条约》建立起来的那些口岸。举例来说，香港就像以前的上海，将成为由本地居民控制的一块飞地，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是服从于自身司法体制所颁行的法令，这有点近似于以前历届中国政府严厉谴责的治外法权。独立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以往通商口岸所不具备的特权：特别行政区税收不上缴中央，还有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
《联合声明》成为详尽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香港，经过研究也确实发现了许多潜在的不足之处。普遍存在的一个疑虑是，《联合声明》做出了各种承诺，中国政府是否打算履行。人们还注意到，《基本法》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将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虽然起草委员会有香港代表参加。然而，不论有何种保留意见，《联合声明》仍是令人鼓舞的成就，也是惟一能够达成的协议。
协议草案及时提交给香港现行的代议制机构。香港不存在举行公民投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更具权威性地批准协议条文的民选机构，因此草案不是直接向香港人民征询意见，而是通过散发一份解释性的白皮书，再进行一系列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这些调查普遍显示出公众广泛的支持，虽然说这种支持算不上热情。10月的一次最可靠的民意测验表明，在随机调查的6124人当中，79%的人认为主权应该归还中国，77%的人相信这一协定是现有条件下所能达成的最好方案，有71%的人只认为这一协议“很不错”。(11)调查还表明，相当多的人实际上并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在另一次民意测验中，4614名受访者中有27%的人承认并不理解这份协议。青年人尤其坚持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香港人能够积极参与制订《基本法》。
经验丰富、正直诚实的政务官帕特里克·奈恩爵士、高等法院法官李福善领导的评估委员会和无党派监督小组就这些民意调查提交了报告，他们的结论是：“大多数香港人认为协议草案可以接受”，“普遍存在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希望在协议草案的基础上建设香港的未来”。报告也提及所收到的1000余份书面答复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对协议不满意。工商界对协议草案几乎没有什么保留意见，毕竟协议做出了一些有力保证，消除了令人忧虑的变数，即使没有得到板上钉钉的保障，商人们也没有指望绝对的万无一失。汇丰银行主席沈弼爵士反问道：“什么样的承诺才能保证1997年时香港仍会有西德那样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市场？”(12)西蒙·克锡也表示“无条件支持”这项协议。问题是，沈弼爵士也好，克锡先生也罢，一旦形势不妙，他们就会像其他巨商大贾一样离开香港。那些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他们看来，能否兑现协议的保证取决于北京政府能否延续一以贯之的政策。自1949年以来，西德始终有稳定的民选政府，而中国经受了一连串不幸的冲突、方针的改变、“百花齐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直到最近中国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确立了合理稳健的经济政策。邓小平之后会发生什么，仍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不难理解，人们觉察到未来困境的征兆。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罗德承先生辞职，两位议员在立法局就是否接受协议草案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其中一位是施伟贤先生，他认为英国的移民政策使得英国对那些自认是英国臣民的香港人关上了大门。他们发现自己的前途取决于英国的决定，他们在谈判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却不得不接受谈判结果。撒切尔夫人“当即驳斥”了这个道义责任的问题，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后短暂访问香港时，撒切尔夫人在这个问题上“敷衍应付……威胁恫吓”。(13)
英国谈判代表同意了《联合声明》中一些可能造成目前困境的条款：
1.中国在制订97后香港的《基本法》问题上拥有最后决定权，这符合《联合声明》的原则。一些香港人士应邀提出他们的观点，而关于“民主”、“代表机构”对于北京和伦敦来说具有迥然不同的含义的意见，被扣压下来。
2.英国将与中国组成“联合联络小组”，“确保1997年政权的平稳交接”。联合联络小组将工作到2000年，但它只是个联络机构，“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也不对之起监督作用”。在其对香港不成功的访问期间，撒切尔夫人曾宣布总督尤德爵士将是联合联络小组的成员。她从来没有打算这么做，尤德爵士也从未参加联络小组。这不过再一次表明，首相要么是在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几乎毫不关心那些决定香港前途的事务。(14)
3.关于如何以某种未指明的方式征询香港人的意见，《联合声明》没有做具体规定。
直接选举问题
香港很难就《联合声明》征求意见，因为缺乏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联合声明》中有一项让人感兴趣的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关负责。”当然，选举形式多种多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立法机关根本没有选举。因此，有人认为香港应该勇于在建立西方式代议制政府方面取得进展，不管这会遭到中国方面的何种冷遇。作为这方面尝试的第一步，1984年7月的《代议政制绿皮书》表示，政府打算“逐步建立一种政府体制……能够可信地代表香港人民，更直接地向香港人民负责”。
《绿皮书》提出，立法局57个议席中的12个席位将由选举产生，英国下院把这一计划修正为24个席位由选举产生。选举不采取西方社会常见的直接民主方式，而是采取一种被迈乐文博士形容为“极其复杂”的体制。(15)选举有12个功能组别，分别代表工商界和各个行业，其中包括劳工界的两个议席，再加上一个选举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以及以区议会为基础组成的地区组别。设立功能组别的动因是典型的寡头政治手段，目的是确保那些认真“负责”的人士能够当选。
功能组别议席分配给各行业和社团组织，如商界、金融界、工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许多功能组别内部关系紧密，甚至无需选举，因为候选人往往没有任何竞选对手。1985年10月第一次选举时，12位候选人中有5位无需投票表决就获得当选。一些界别有严格限制，例如医学界组别就把护士排除在外。选举委员会成员也有类似限制，每一界别的委员人数由27人到63人不等。在这样一种选举体制下，1985年立法局选举，25，206名投票人选举产生24名议员。也就是说，在通常体制下本应享有投票权的人当中，仅有略多于0.5%的人参加了这次选举，这很难说是极大地扩大了民主。在英国政治中，除了工党在工会代表选举中仍保留了类似体制之外，这种不民主的做法早已荡然无存。
1985年以后，立法局的选举机制有所简化，也更为民主。1992年，立法局仅有3名议员是前官守议员，18人是委任议员，21人是功能组别推选的议员，18人是由地区组别直接选举的议员，地区组别议员是1991年首次选举产生的。每一位直选议员大约代表225，000名选民（假定具备资格的选民都参加了登记）。另一方面，功能组别议员仅需216票即可当选，有12位功能组别议员根本没有经过选举程序，就因为没有竞选对手而直接当选。在公认的当选者中，最受认可的是叶杜锡恩女士，她在市政局工作多年，成就卓著，作为市政局的代表进入立法局。
很少有人会想到，自1985年第一次选举之后，一直要等到1991年才有所进展。1984年，英国政府官员含糊其词地暗示将在适当时机尽快实行直接选举。当时有许多人谈及“英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决心履行对香港人民道义上的义务”（1984年5月21日范肖勋爵在上院的发言）。(16)1982年9月27日，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时也曾提到英国“对香港人民的道义责任和义务”。杰弗里·豪爵士许诺：“在今后数年之内，香港政府将沿着日益民主的方向发展。”在1984年的时候，人们很难相信他所说的“今后数年之内”居然是1991年。1984年12月5日，杰弗里·豪爵士属下大臣理查德·卢斯在下院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从现在起到1997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应该在香港建立一个基础坚实的民主政府。”次年1月21日，卢斯先生谈及“未来10年内在这个地区逐步强化代议制政制”。但是，直到这个10年的第6个年头，这一进程才刚刚起步。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言论和类似声明，并不意味着明确承诺迅速实施至少是部分民主化的举措，那些非常希望如此的人们十分看重这些言论和声明，这种看重其实合情合理。
1985年进行第一次选举程序改革的同时，香港政府还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白皮书》进一步充实了前一年的建议，提出将在1987年就直接选举问题征询香港人的意见。到1987年，离1997年政权交接只有10年时间了，有理由认为政府在征询意见之后，会很快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因为1988年选举之后只剩下9年时间让民主习惯扎下根来。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抨击，中国认为这个提议与《联合声明》背道而驰。北京认为既然在过去的150年时间里，伦敦对一成不变、没有任何民主气息的香港政制感到满意，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政制已经过时。正如俗语所说，适于此者亦适于彼，不必加上民主的香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北京的态度令香港政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香港政府认为既然已经做出某种承诺，仍于1987年5月发表了一份《绿皮书》，提出一些意见以供讨论。由于没有可靠的代表机构，讨论只得再次在全香港范围内进行，当局为此做出了适当安排。
众所周知，可以通过答在问中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人们怀疑1987年香港政府就直接选举问题征询意见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1987年《白皮书》是一份错综复杂、杂乱无章的文件，或许这是有意为之，问题是许多香港人都看不明白。人们愤愤不平地拒绝发表看法，认为这是政府在试图回避问题。麦健时咨询公司的经理——香港政府请该公司评估民众对选举建议的反应——未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在下院被问及如何看待调查的有效性时，这位经理回答说：“如果是自由地向更广泛的抽样对象询问更直接的问题，那么此次调查所提的问题就不会是现有的那些问题了。”(17)
调查所列的问题得到了香港政府希望得到的回答，即直接选举尚未引起广泛的热情，那些倾向于在未来某一时刻举行直选的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有证据表明，收到的答复中赞成直接选举的人数被缩小了。评估人员拒绝接收一份有23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他民意调查的结果也与麦健时公司的评估截然不同。迈乐文博士认为评估人员的结论是“离奇的”，因为在总共368，431份书面回答或请愿书中，有265，078份赞同在第二年举行直接选举。(18)
工商界内部意见统一，他们与北京步调一致，认为改变香港政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几乎独霸了行政局，在立法局也占绝对多数。即使在1991年选举之后，21个功能组别席位中的12席仍可以确保工商界的利益。此外，政府任命的18名委任议员不大可能与政府政策完全唱反调，因而可以抑制过大的民主压力。就摒弃民主这一点而言，一位杰出的商界人士、立法局议员苏海文博士比大多数人都要激进。他的观点属于柏拉图以来典型的寡头政治观。依他看来，选举将“贬低过去和现任的那些委任或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们的作用和出色工作，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将落到那些直选出来的同事之下，沦为二等乃至三等人物”(19)——说到底，这正是民主的内涵所在。民主选举的代表比委任的议员更具道义权威性，但道义是个微妙的问题。
1988年1月20日，英国下院就这个问题举行辩论。一些人士强烈呼吁当年即举行直接选举。最有分量的支持者当属爱德华·希思，他强调“行动拖沓比过于草率更危险”，并且警告说：“除非现在就迅速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将无法移交任何具备丰富经验的代议制政府。”这位前首相的话比任何人的话都权威。1972年时正是他首先做出了终止香港殖民地地位的重大决策，从那以后，每当他的同事严重偏离既定路线时，他总是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国人的态度。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杰拉尔德·考夫曼也赞同立即举行直接选举，但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渐进方式，于是下院决定对此事不做决定。
动议没有付诸表决，但辩论的结论并非不着边际。杰弗里·豪爵士正在发言：
香港的前途不会有任何严格的保证，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如此。我相信香港会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此时已是下午七时，主席按照下院议事规则第16款（关于议员处理个人事务时间的规定）指令议员处理个人事务，其他事项暂缓讨论。
破旧的帝国背包(20)
1984年后，香港人普遍抱有随遇而安的心态。1986年，广受爱戴的总督尤德爵士去世，卫奕信爵士接任总督。卫奕信爵士也出身外交部，他的经历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曾先后在香港（受外交部委派学习汉语）和北京（驻华代表处一秘）工作，后辞职到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撰写博士论文，之后又主编《中国季刊》。重返政界后，他任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内阁办公室，后到香港担任麦理浩爵士的政治顾问。卫奕信具有丰富多彩的有益经历，性格坚韧，富于魅力，非常适合承担艰巨的使命。
《联合声明》发表后的最初几年，香港经济继续发展。1986、1987两年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经济接近满负荷运行。像其他市场一样，香港受到1987年证券市场崩溃的冲击，1988年，香港经济显示出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危险征兆。
卫奕信
香港发生了一连串颇为可疑的事件，这些事件与当时的证券交易所主席有牵连（其中之一是佳宁集团的倒闭案，这个案件揭露出该公司对马来西亚土著银行有重大欺诈行为。这一事件的内幕仍有待澄清），这进一步表明香港仍然有滋生丑闻的土壤。香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1985年，中国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一直保持至今；1987年，香港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88年，中国出口商品占到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29%，香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占到相同的比重。双方在金融领域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到1988年底，中国各家银行拥有的香港债权已达1000亿港元，香港占中国境外投资的比例约在50%到70%之间。双方的人员交往也增加了，1988年一年中约有1800万人次的香港居民和旅游者前往中国大陆。(21)
1989年6月4日之后，双方的交流进程戛然而止。以前高呼“打倒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强加于中国的各项条约”，(22)要求实现统一的学生大概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开始急切地反复探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是否仍然同意把这个殖民地交还给中国。一种可能的策略是，即使不撕毁《联合声明》，也至少应该把《联合声明》无限期搁置起来。但是，相反意见占据了绝对优势。如果放弃或搁置《联合声明》，香港前途问题无疑要重起炉灶，将导致人们不愿看到的不确定性和巨大混乱。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将会恶化，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邓小平很有可能会被其他更为咄咄逼人的强硬派所取代。进一步说，英国此时已不具备以香港人民的名义采取这种极端行动的道义权威性。在经过艰苦谈判达成《联合声明》、确保《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为人们所接受之后，只有具备广泛代表性的香港政府才能够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但这样一个政府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英国本身也并非无可指责，虽然英国不会对治理香港有多少惭愧，但仅仅在17年前，政府还动用伞兵团对伦敦德里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枪。这个行动类似于人民解放军在北京的行动，虽然规模上要小一些。(23)对于英国而言，更合理的做法是，在早些时候就应该抗议中国每年处决上万名罪犯，这些罪犯的罪行在其他国家不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不过，如果英国真采取了这种易于辩解的姿态，双方根本不可能开始谈判。
英国政府曾考虑过采取其他极端措施。早先做出的道义承诺又被翻了出来，一旦香港在中国的统治下前途莫测，英国难道不应该兑现这些承诺，为香港人提供保护？这种观点得到总督的支持，他曾谈及英国负有道义责任给予香港的英国公民进入英国的权利。英国也有人士赞同并且欢迎有活力、有胆识的香港人进入英国，振作长期挣扎在衰退边缘的英国经济。《泰晤士报》表示，责任和荣誉要求英国欢迎那些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人，即使这些护照依照1981年《国籍法》已经失效。卫奕信爵士和立法局资深议员邓莲如夫人都赞同这种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值得称道，却不可能指望得到多少回应。没有哪一个英国政府会同意扩大居留权范围，即使是针对那些拥有英国公民权的香港人，他们在香港的560万人口中约占330万人。英国失业人口已经上升到至少3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厌恶移民的地方选区决不会接受如此众多的人口涌入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在野的工党在这个问题上看法相同（自由民主党在护照问题上倒是倾向于持肯定态度，但他们深知自己在下院只有少数议席，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1989年7月5日，工党发言人杰拉尔德·考夫曼在下院清楚阐明了工党的态度：“反对党认为，向香港的英国附属领地护照持有人做出任何有权进入联合王国的承诺，将是错误的。”
诺曼·特比特
前排演讲者为英国前首相希思，后排为撒切尔夫人和杰弗里·豪。
赫德
外交部反对那些抱有不同看法，认为道义责任应该超越政治利己原则的人士。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大规模授予居留权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严重的冒犯，因为这表明英方完全不信任中方的承诺，这些承诺业已载入《联合声明》并在《基本法》中得到详细的阐述。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反复强调属下部门所达成的协定。1984年4月，当他在香港试图体面地解释上述事实时招来了一片斥责他“胡说八道”的嘘声，令他非常尴尬。这件事之后不久，杰弗里爵士就离开了外交部。(24)
英国政府采取了有些许安慰作用的折衷办法。1990年7月，政府同意向5万户家庭发放正式的英国护照，理由是这些人士对于香港的正常运转十分重要，因此给予特别照顾。英国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一让步，乃是因为1989年7月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向尽可能多的人颁发英国护照。这场运动得到了香港各大商业机构的支持，其中包括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记洋行、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中华总商会和其他机构。怡和洋行主席西蒙·克锡指责外交部“鼠目寸光”。克锡与和记洋行的马世民都把杰弗里·豪对于中英协定的保证比作1938年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会晤希特勒之后挥舞的一纸协定。(25)据说一些香港商界人士以实际方式提供“赞助”，向保守党提供大笔捐赠。虽然保守党对此予以否认——这个赞同自由企业的政党显然不愿泄露其收入来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香港商界领袖可以自由出入唐宁街10号，在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下台前后都是如此，以至于香港驻伦敦办事处对此大为惊奇。香港的头面人物并非一致赞同英国政府在护照问题上的折衷方案，邓莲如夫人就认为这种做法将制造分裂，造成不可原谅的错误。
最终的护照分配情况是：7000份给“纪律部门”（警察和海关），6000份给“敏感部门”（资深公务员和媒体人士），36，500份给其他被认为是关键性岗位的工作者（专业人士和商界人士），500份留给重要的投资者。通过各方施加巨大压力，香港义勇军的葡萄牙裔和华裔幸存者最终也获得了护照。申领护照的人数比原先预计的要少，第一批发放的护照有43，250个名额，申请者为65，700人。这个方案确实给保守党政府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使在野的工党陷入了两难处境。工党领导人虽然希望表现出开明的姿态，但认识到普通党员不会允许他们赞同接收如此多的移民，所以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反对把护照发放对象限定为“精英人士”。至于政府方面，以言语率直著称的前保守党主席诺曼·特比特在1990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声称：“如此众多的移民从香港来到英国后，不会融入（英国社会）……他们将依然是香港华人，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习俗……一种极为危险的怨恨之情正在酝酿，只有当生活变得相当好时，这种情绪才会消除。但是，血缘、历史和宗教纽带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命令。”特比特先生表示，英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于政府若无正当理由，不得违背自身公开做出的承诺。这番话等于是在抨击他从前的内阁同事。保守党已经明确保证反对进一步的大规模移民，“那些以这样一种宣言参加竞选并当选的人士，如今却指责我具有新种族主义特征的人民党主义，这让我有点气愤”。(26)他认为至少有100位保守党后座议员认为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并且还在设法说服其他43位保守党议员——“那些宁愿目睹香港毁灭，也不愿投票表决修改《国籍法》以帮助非高加索人的立法者”(27)——投票反对这项法案，确保表决时能有稳固的多数。
中国政府自然认为，英国政府决定以这种方式签发护照，严重违背了《联合声明》，既毫无必要，也是对中国的侮辱和挑衅。中国明确表示，任何持有这种护照的人恐怕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公职，这种证件甚至可能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得不到承认。中国人没有让反对意见成为阻碍双方关系的绊脚石。不过，北京方面确实掌握了一张王牌，这就是有权决定新的《基本法》的框架。《基本法》数稿草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讨论，香港舆论各界几乎都有代表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北京任命，咨询委员会则由香港居民组成。《基本法》草案的各项原则得到中肯的讨论，尤其是著名民权律师李柱铭资深大律师提出了许多意见，北京方面同意了许多实质性的修改意见。
宪法律师和那些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人士密切关注着《基本法》的讨论，但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并不关心。当时有这样一种疑虑，不管《基本法》做出何种规定，其执行都有赖于未来的北京政府。虽然起草过程中北京表现出诚意，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北京与伦敦关于宪法观念的语汇大相径庭。直到1982年，中国才拥有一部公认的宪法。在这部宪法之下，法治才具有了一定影响，但围绕宪法的讨论尚未成气候。实际上，《基本法》起草过程的一个有趣特征在于，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中国法学家和政府官员得以有机会明确自己的宪法思想。既然存在如此多的潜在误解，一项真诚的协定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基本法》在许多方面规定了比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法律更先进的民主机制。行政长官不是任命，而是选举产生，他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其权力不及英国统治时期的总督。行政长官主持的立法局有权制定法律，甚至弹劾行政长官。英国很少行使范围广泛的宗主国权力，还逐步认可由香港自行处理自身事务；在白厅看来，香港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香港确实极其重要。它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外资来源以及主要的投资者，同时也是体现中国政府灵活性的一个典范，意在吸引台湾回到大陆的怀抱。与英国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更希望运用自身的宪法权力。1989年出版的首期《香港评论》刊登了华乐庭的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华乐庭在殖民地政府供职30余年，1981年从民政司司长任上退休。他在文章中指责英国政府在处理香港前途问题时表现出“拙劣的政治判断力、一厢情愿的思维、言而无信、缺乏果断以及蓄意的颠倒是非”。(28)
《基本法》最终于1990年4月4日颁布，其基调相当平和。草案的修改部分正是事关香港人切身利益的问题。虽然起草《基本法》完全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但起草委员会中香港代表提出的意见都得到认真对待。人们特别关注新的自治区行政长官的职责范围和任命方式：行政长官将取代总督，通过选举方式产生。更为多疑的人指出，任何事关选举的文献，倘若没有确定共产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都危险地近似于幻想。然而，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实践看来正朝着民主方向发展，以往过分的强制至少已经不那么普遍。在没有多少异议的情况下，人们接受了《基本法》。由于无法预料1997年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对单独某项条款提出异议没有多大作用。人们大多认为北京政府会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举措。对于保障人权而言，大街上的电视摄像机比任何宪法文件都有力。
人们平静地接受了《基本法》，“对这份文件没有多大兴趣，人们认为香港人继续享有的自由将限于跳舞和赛马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人权和法治可能会受到侵蚀”。(29)资深记者迪克·威尔逊评论说：“继续生活在此地的人将享有一种不同的自由。我想他们会继续享有赚钱和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对于社会上地位较低的一半人来说，这不大成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西化的华人，有可能离去的也正是这些人。”(30)但是，曾经担任新加坡《海峡时报》编辑部顾问的威尔逊认为，香港的结局不会像新加坡一样出现“一人一党”的体制和他所谓的“僵化的政治”。
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基本法》表示了审慎的欢迎。卫奕信爵士评论说：“真正重要的是大多数香港人民现在已经接受了《基本法》的存在，接受了不论他们是否同意它的每一项条款，它都已经获得通过的事实，接受了它就是目前的体制的事实。”(31)
向英国议会提交《基本法》的任务，落到了新任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的头上。赫德在首份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中向议会提交了《基本法》文本。赫德先生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在他任职期间英国政府将更为老练地处理香港问题。赫德是第一位有过在华经历的外交大臣，20世纪50年代末他曾在驻北京代办处工作过两年，他还曾经撰写过一部关于“亚罗”号战争的出色书籍（以及一本在香港付排的小说《老虎的笑容》）。不过，这位新任外交大臣的在华经历和外交部背景也可能使之更倾向于寻求与北京达成和解，而不是积极地代表香港的意见。1991年4月26日，赫德在向下院所作关于香港问题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担忧是如何确保《基本法》与《联合声明》的连贯性。大体上看，（香港政府）对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以及《基本法》为香港未来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感到满意。但有一些条款，他们本来倾向于删除或是以其他方式来加以表述。”(32)从香港政府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对《基本法》的热心程度，它所占的篇幅与拓展训练学校一样多，比关于市政局停车场的篇幅少得多。为了保护那些不管愿意与否都将留在香港的人，正在起草一项《权利法案》，它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框架内具备法律效力，从而在1997年前后指导香港的立法。
虽然天安门事件极大地打击了香港的信心，香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依然是一片繁荣景象。1990年，香港与中国的有形贸易总额达到3950亿港元，比上年增加了15%左右，虽然这一增长率要远远低于前10年年均35%的增长率。政府报告把增长率的下降简单地解释为“至少部分是因为中国推行了紧缩计划”。(33)从那以后，香港贸易又开始加速发展，证券市场一片兴旺，股指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人们至少对香港金融业的未来恢复了信心。
与此相应，决定离开香港的人数迅速增加。1989年之前，香港政府年度报告认为没有必要提及出境移民，此后香港政府很快发现“出境移民是100多年来香港生活的一个特点”。离港人数急剧上升，1990年达62，000人，预计1991年离港人数将与上年持平。(34)实际数字肯定要更高一些，因为一些不够移民条件的人也设法获得了外国居留权，而且在国外学习的年轻人滞留不归。政府官员时常发表一些乐观的声明，声称许多出境移民正在回到香港，这种论调得打一个折扣。由于近期4万多名“经济上活跃”的出境移民中有一半是来自专业或管理阶层的人士，其余的又多为学生，人才外流正成为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詹德隆博士在为《香港评论》所写的文章中指出：“香港的管理水准比前些年要低。香港开始出现的一些迹象很能说明问题，许多一流酒店的职员不懂英语，许多售货员不会操作所销售的办公设备，公用事业公司的发票开始出差错，一些高级公务员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汉语。所有人的水准普遍下降。”(35)
《基本法》颁布后，卫奕信爵士就提出，“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们的注意力如今集中在香港更为迫切的事情上，如怎样成功举行1991年选举”。作为英中两国政府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复交的一部分，双方就立法局直接选举的进度达成一致。举行直选的步骤要远远落后于英国政府1984年提出的进度，也比爱德华·希思等富有见地的人士建议的速度慢。1984年，卢斯先生曾谈及到1997年建立“基础坚实的民主政府”，但直到1991年，60个立法局议席中只有18个议席是直选产生，这与卢斯的愿望相去甚远。在之后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中，直选议席将逐步增加为20席、24席，2003年达到30席。届时直选议员人数将与功能组别推选的30名议员持平。直选进程如此缓慢倒不全是英国政府的责任，因为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提出的建议比英国议会的方案更加迟疑不决。很难说立法局和行政局是香港人民的代表，他们自身的地位有保障，因为作为“最重要的行政机关”，行政局议员将依然完全由任命或依照职务来产生，尽管确实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最好是任命一些立法局直选议员进入行政局，至少这是朝民主方向做出的一个姿态。
1991年9月举行了第一次选举，民主派候选人表现得比预期好。香港民主同盟——被称为“与草根联系密切的有经验的政治家压力集团”(36)——预计至少能获得立法局半数议席，结果他们获得了18席中的12个席位，其他自由派候选人也获得3席。该党令人瞩目的领导人李柱铭大获成功，获得了76，831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十分之一强。与之相比，当选议员中得票最少者仅有21，702票。所谓的保守派候选人未能很好地应对自由派的挑战，只有3位“独立”候选人当选，而亲北京人士的表现如预料的那样糟糕。这场民主活动对这个殖民地真正的权力结构并未造成多大影响。
选举结果揭晓后，政府确实抓住时机任命了一位直选议员进入行政局。行政局有4位新任议员。一位是周梁淑怡女士，她是立法局委任议员，另外两位何承天和许贤发是由功能组别推选的立法局议员。许贤发是由社会福利界一致推选出来，何承天是在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以552票重新当选为议员的。既然新当选的行政局议员中有一位是民选的，看起来行政局第一次有了能够有效代表人民意志的议员。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黄宏发先生令人信服地赢得了大量选票，他并非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员，而是3位独立候选人之一。他甚至不是新界东选民所偏爱的人选，民主同盟的刘慧卿小姐在新界东赢得了46，515张选票，而黄宏发仅得39，806票。此外，黄宏发先生并非英国公民，不清楚这个事实与其所得选票多少是否有关。
这样一来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势，即那些选举“所谓的”自由派(37)的60多万投票者（约占投票人数的85%）在行政局没有任何代表，这次选举确实只是香港在通向民主政体道路上取得的极为有限的进步。
虽然立法局选举的政治意义更为重大，其他选举也具备与以往不同的重要性。市政局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扩大了选民范围。1981年的市政局选举总共只有少得可怜的6195张选票，选出了12名议员，而潜在选民有将近300万人。同年，现行的有限选举扩大为成人普选。登记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总数超过70万人，其中大约16万人参加了投票，这表明政治参与方面有了长足进步。1985年，区域市政局接手市政局在新界地区的职责，区域市政局同样由委任议员和直选议员共同组成，共有议员36名，其中12人由选举产生。许多委任议员和直选议员来自乡议局。乡议局成立于1926年，最初是村中的长者组成的咨询机构。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这些自由民主的选举中，不善表达的民众是否能够充分表达自身的意志。香港的各类选举中，有资格参加投票者大约为369万人（1992年政府年报数字），其中1，916，925人进行了登记，占选民总数的51.9%。表明这些人对政治有一定兴趣，但通常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投票。1991年，215，869人参加了市政局选举，占登记选民数的21%，不到有资格参加投票人数的10%。区域市政局选举中，177，895人参加了投票，占登记选民数的23.6%。两次参加投票的人数相加，共有393，764人参加投票，不到潜在选民数的11%。在区议会选举中，参加投票者有423，923人，登记人数为1，305，714。而在1985年，投票人数为477，000人，这表明公众对选举的兴趣实际上有所下降。
上述这些选举都是在1991年5月举行的，同年9月进行了立法局选举，750，467人参加投票。这一数字占登记选民数的39%，略微超过潜在投票人数的20%。立法局选举的投票情况大大好于其他选举，不过并不像1992年年度报告声称的那样，“选举热在秋季席卷香港，39%的选民参加了香港第一次立法局直接选举”。(38)将近80%本应参加投票的人显然未受这股热潮的影响，关于香港人政治冷漠的说法看来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当局为选举造势，抱怀疑态度的人觉得受到愚弄。
事实表明，爱德华·希思以及杨慕琦等人提出的尽快在香港引入民主选举的主张是正确的。香港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育民主习惯了。香港社会的各种申诉渠道维系了不愿与官方过从甚密的传统习俗（除非是希望某位官员采取特殊行动，人们往往以古代人的眼光把官员视为父母官——个人难题的解决者）。苦恼的市民可以求助各种政府或政府主管的机构，这些机构有互助委员会、地区委员会、民政事务专员、乡议局、区域市政局或市政局、立法局议员办事处、警方投诉机构、廉政专员公署、申诉专员公署等等。到1991年，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之外又增添了新的担忧。到1997年，香港将会有一个新的最高权力当局，这个最高权力当局并非以容忍政治反对派而著称，因此公开露面是不谨慎的，哪怕只是被人看见前去参加投票（在香港选举期间，政党工作人员可以聚集在各投票站外），人们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被列入任何政治名单。
但是，单纯把直接选举提前到1988年，并不会对1991年的事态产生多大影响。无论如何，如果选举在1988年举行，当选的自由派候选人将少于1991年实际当选的人数，英国政府也会面临更大的要求增加护照发放数额的压力。回首往事，随着杨慕琦计划及其派生方案的夭折，难得的机会就已经一去不返了。1947年时，中国还没有站在反对实行民主改革的立场，美国也会对改革方案持欢迎态度。甚至到1950年，当时的工党政府以炫耀武力的方式表明英国决意维护在香港的统治，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无法进行干涉。自那以后，人们不再要求民主进步，直到1966年天星小轮公司骚乱事件发生后，这种公认的见解才受到广泛质疑。殖民地政府因此变得异常紧张，惟恐自由化会引发骚乱，乃至不愿采取哪怕最细微的改革举措。杨慕琦爵士的计划提出35年之后，香港才产生了第一位民主选举的立法者。
殖民主义的终结
英国人历来对他们在中国的这块殖民地热情不高。巴麦尊、丘吉尔和贝文不时发出保卫香港的咆哮；萨金特将军借助当地突然爆发的反法情绪，成功地夺回了他的大炮（尽管他费尽力气，依然丢掉了自己的职位）；在真正面临抉择的1940、1941年，香港却被判定为“并非真正重要”。战争结束后，这个殖民地的成就让英国人感同身受地自豪不已，但香港首先被看成是麻烦的根源，一个妨碍英中、英美关系的障碍，而香港取得的成功也被视为从侧面映衬出英国经济衰退的耻辱。某些人士抱着一种解脱的心态等待1997年的到来，而在许多年以前，英国就已经开始逃避对于这个最后的直辖殖民地的责任。
最近的《香港政府年度报告》老练地只字未提香港的直辖殖民地或附属领地地位，只是平和地表示：“香港由香港政府管辖，其行政管理依照应用于英国治下的所有海外领地的基本模式。”(39)这一表述明智地回避了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对香港负有责任，也没有提及英国对香港的主权。这种精心设计的措辞给人造成一种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印象，此时外国侨民控制了香港所有最高级别的职位：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驻港英军总司令、立法局的全体当然官守议员，再加上1220名主任级官员中的40%（1991年数字）。至于比例逐渐增加的本地官员，其中大多数很可能将获得正式的英国护照，享有在英国居留的权利。数年之内就会出现一种复杂的情况，绝大多数高级官员能够随时离开香港，低级官员不论局势如何变化都只能留在香港。
香港本质上仍是一个殖民地，1992年的事件表明英国是如何坚定地维护宗主国权力的。但不论从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上来说，香港都已不再是一个英国领地。中资企业完全取代了英国大洋行的地位，就连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也表示打算把大部分业务迁出这个殖民地。未来的大班都是李嘉诚和“合和实业”的吴应湘一类的人士。1991年，香港最著名的社会团体“香港俱乐部”更名为“香港中国会”，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装饰豪华的新会所设在老中银大厦的顶层，中国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周南为会所开幕剪彩。出席仪式的有英国内阁大臣、成功的企业家迈克尔·赫塞尔廷、香港商界的代表徐展堂以及邓小平的女儿。即使是作为境外投资者，英国的地位也正在被日本和美国所取代，1991年，日本在香港的投资已经超过10亿美元。正如伍廷芳在1914年指出的，英国保有香港不会在经济上有多大的好处，虽然殖民地的纳税人对预期将要缴纳充作防务费用的金额抱怨不已。除太古洋行之外，这个殖民地最初的英资公司都已经变成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查顿、马地臣等人聚集起来的庞大个人财富如今已经转移到香港华人的手中。那些留下来的英国人比上一辈人更少墨守成规，更为精明。实际上，即使按照严格的国际标准来衡量，许多人也堪称才干出众，其中一些人，例如和记黄埔的总经理马世民，具备马地臣所特有的敏锐力。他们比英国出口商干得更出色，香港摆脱了英镑区的种种限制之后，英国出口商的优势便丧失殆尽，不得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他们显然在竞争中落了下风。到1986年，英国商品在香港的市场占有率从过去的绝对领先地位下降到3.9%，在随后的6年中又降至2.1%，不到台湾商品所占份额的四分之一。中国已经成为香港不可动摇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和德国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40)
广东省无疑是中国经济中对香港影响最大的地区。虎门水道——当年，为了躲避清朝要塞大炮的轰击，“海阿新”号和“伊莫禁”号曾在此处作Z字形航行——将建起一座横跨两岸的宏伟公路桥，高速公路把虎门的东西两岸衔接起来，把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东部的深圳、香港与西部的珠海、澳门连接在一起。第一期工程为全长123英里的香港至广州路段，预计将于1993年6月建成通车。这项工程竣工后，将与大屿山的香港新机场一道确立起广东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高速公路建设主要应归功于吴应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成为新一代华人大班的代表。吴的祖父到香港时只是个花匠和猪倌，吴的父亲省吃俭用买了一辆出租车，到退休时已经拥有了一家有378辆汽车的车队。吴应湘与其说是个迅速获得暴利的房地产开发商（没有多少真正的香港人能够抵御这种巧妙交易的诱惑），不如说是一个非常强调运作的策划者。如果说香港新一代英籍商人具备马地臣和颠地那样的气质，吴应湘与早期的华人企业家却毫无相似之处。他似乎并不热衷皇家荣誉或地位，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有时是不受欢迎的方式行事。
大屿山新机场成为英国与中国之间大多数争论的焦点，北京对于建设费用将耗尽香港财政储备表示了严重关注。据说新机场的建设费用超支十分严重，而北京正确地代表了香港人的看法，怀疑是否有必要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1992年香港政府年报估计，以1989年价格计算，机场总投资约为95亿英镑，折合1270亿港币）。有报导说英国官员“指责中国拒绝批准新机场项目是为了迫使英国限制香港的民主”（1992年7月7日《泰晤士报》）。确实，每当英国与中国关系紧张，新机场的前途就受到威胁。中国国内利益集团也持反对态度，新机场建成后将是中国迄今为止最现代化的机场，成为中国国际交往的门户，从而增强广东省在中国经济中的领先地位。
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广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广东省政府下属的“粤海集团”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遍布广东、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泰国，年收入到达32亿美元。据说，广州三分之二家庭的年均可支配收入达1400美元，《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5月16日）表示这一数字“显然低估了真实的富裕程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官方统计数字表明，在上一个年度广州90%的家庭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这座城市76%的家庭拥有电冰箱”。香港对于广东而言至关重要，广东对香港的未来也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香港工业的竞争优势有赖于300万广东人“要么以合资方式，要么以香港公司来料加工的方式，为香港企业工作”。(41)这样一来，广东相对较低的工资与香港在设计、市场营销和管理上的技能优势互补，尽管广东的工资要比中国其他地区高出许多。这样一种局面不会一成不变，内地进入广东的移民正在增加。1992年2月时每天有10万工人达到广州火车站，他们前来寻找工作机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买得起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很有可能，广东不会再满足于仅仅向香港企业提供劳动力。
北京是否会继续允许各个地区之间的生活水平继续拉开差距，这也是个问题。人们常常用“山高皇帝远”这句成语来表示沿海省份的独立倾向将进一步增强，甚至会导致与北方的实际分离。前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有人轻率地认为中国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同一性远比苏联要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历经一切灾祸，依然保持了活力。
在中国早先的动荡时期，香港一直安全地置身事外，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占领时期，香港人民才被其殖民统治者置于毫无保护的状态。他们从这场大浩劫中恢复了元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力更生，既没有从英国得到多大帮助，也没有受到英国的阻碍。整个战后一代人除了最基本的社会供应之外一无所有，他们往往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辛勤工作，迸发出令人惊叹的活力。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他们完全有理由为之自豪的社会。
因此，英国与中国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香港，也就不足为奇了。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一次接一次的经济危机中蹒跚，不屈不挠地游走在发达国家的行列。英国在处理香港归还中国问题时缺乏公正性和坚定性，让人不由产生一种幻灭感，有时甚至令人反感。到1992年，在这个殖民地推行民主的真切愿望与这样一种同样紧迫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即不要激起对抗，避免危及主权的和平交接。另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时常是紊乱不堪的20年之后，已经习惯于一个更为有效的社会。
站在英国的角度，可以说英国从来没有被迫运用军队来保卫香港免遭中国的侵犯，但这至少部分是因为英国没有决意像在马来西亚、朝鲜和婆罗洲一样承担责任。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殖民主义者，英国人历来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姿态，时常剥削殖民地资源，有时甚至误入歧途，但他们确立起法治，明确和保护了个人权利。香港当然始终没有成为“民主的橱窗”，虽然香港居民几乎从来没有表现出希望如此的压倒一切的愿望，这或许是英国所犯的一个可以原谅的疏忽。世界各地腐败的独裁国家无不响亮地宣称始终奉行民主原则，但是，亚洲没有一个社会像香港这样如此长久地自由享受了通常认为必须加以保护的民主。
附：
出口、进口与转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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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威廉·罗杰斯的谈话，见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17页。史维礼的谈话，见郑于硕前引书，第203页以下。郑于硕翻印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
(2)《1989年香港评论》，第xxiv页。
(3)郑于硕，前引书，导言、第一章。
(4)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15页。
(5)同上，第1123、1136页；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985年1月21日。
(6)郑于硕，前引书，第85页。
(7)吉尔伯特，前引书，第七卷，第1016页。
(8)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28页。
(9)1984年9月26日的英国政府《白皮书》，我所引证的《联合声明》文本即引自于此（译者按：译文是按照《联合声明》中文文本）。
(10)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984年10月10日。
(11)评价委员会报告，第三章。
(12)拉弗蒂，前引书，第441—442页。
(13)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135—136页。
(14)丹尼斯·西利乐于强调这一点（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985年1月21日），但并未解释清楚。
(15)迈乐文，前引书，第119页。
(16)1970到1974年间，范肖勋爵安东尼·罗伊尔一直是负责香港事务的大臣。
(17)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988年1月20日。
(18)《1989年香港评论》，第3页。
(19)引自拉弗蒂前引书，第446—447页；另见索门：《立法插曲》（H.Sohmen，Legislative Interludes）。
(20)“（香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负担之一。破旧的帝国背包上依旧凌乱地挂着前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尚待处理的枝节问题。”见卡林顿勋爵：《往事回想》（Lord Carrington，Re‐flectingon Things Past），第220页。
(21)《1989年香港年度报告》，第60—61页。
(22)郑于硕，前引书，第30页。学生反对以往的条约并不是基于深刻的认识。郑于硕（第16页）记下了1983年中文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只有不到5%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那些条约的名称和签署时间。
(23)“流血星期日”是1972年1月30日，有13名示威者被射杀。
(24)帕特里基夫，前引书，第227页。
(25)拉弗蒂，前引书，第483页。
(26)《独立报》（Independent），1990年1月25日。
(27)同上，1989年6月8日。
(28)《1989年香港评论》，第55页。
(29)《1990年香港评论》，第33页。
(30)《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0年4月17日。
(31)《独立报》（Independent），1990年9月26日。
(32)《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
(33)同上，第58页。到中国内地的香港游客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34)同上，第375页。
(35)《1989年香港评论》，第xxxii页。
(36)李明堃，载《1990年香港评论》，第五章。
(37)这是香港政府在伦敦办的报纸新闻标题。
(38)《1992年香港年度报告》。
(39)《1992年香港年度报告》，第17页。
(40)见本章后附表。
(41)《香港年度报告》，第54页。
尾声
时势变迁，英国政治生活却因循一成不变的模式。1833年，辉格党人不得不为坚定的支持者、失去下院议席的律劳卑勋爵找个体面的职位，便以十分丰厚的薪金把他派往珠江入海口。159年之后，托利党人必须为精力充沛的党主席、失去下院席位的彭定康找个适合的显赫位置，同样以十分优厚的薪金把他派到珠江入海口。这表明殖民地始终被用来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前内政大臣戴维·瓦丁顿在另一场选举中惨败，也得到了百慕大总督的美差。
彭定康
同律劳卑勋爵一样，彭定康先生没有任何外交经验，虽然与律劳卑勋爵相比，彭定康曾经3次短暂到访香港，空中旅行自有其优越性。但是，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彭定康先生已经证明自己是个高雅、幽默、能干和敏锐的政治家，律劳卑勋爵并不具备这些素质。彭定康先生还是保守党领袖的亲密政治盟友，可以直接进出唐宁街；律劳卑勋爵没有这种资格，他不过是巴麦尊勋爵所敬重的一个人而已。(1)卫奕信爵士必须履行“各种手续”，与格莱纳瑟勋爵、凯斯尼思勋爵或者任何一位主管香港事务的低级大臣磋商。彭定康先生不会跟着外交部的指挥棒转，他可以直接与外交大臣乃至首相一起把事情安排妥当。
彭定康抵达香港后很快就表现出这种独立性。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先生在立法局发表长篇演说，谈到了对未来的打算。这篇演说措辞无礼，乃至颇为武断：“我领导的政府的政策将立足于四项原则”，这种口吻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却很难说是共识政治的态度。
这些原则中的第四项引起了一片哗然：“……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推进香港人民民主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同时增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彭定康先生把他个人的政治信条概括为：“我有责任向公众阐明我的立场，我一生都致力于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位新总督承认在推进民主制度时受到“束缚”，但进步只会受到约束，“不会在前进道路上止步”。以往曾经认为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的议员后，民主化进程就走到了《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许可范围的尽头。彭定康不同意这种看法。“止步不前”，他坚持认为，“并非可行的选择”。他指出起草《基本法》的人士无疑承认香港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即使退一步说，他的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基本法》的起草由中国政府负责，虽然香港代表的观点会得到重视，而中国政府对“民主”的理解不大可能与彭定康先生的解释完全相同。
总督的建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既成事实”提出的，这些建议如若实施，将立即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
我已经决定，在我们现阶段的政治进程中，行政局与立法局不应有兼任的议员。我暂时打算把这两个机构的非官守议员分开。
同时担任立法局议员的行政局议员——他们当中有些人刚刚上任一年——必须辞去行政局的职务，其空缺由新任命的议员取代，新议员不但有政府官员，也有任命的社会人士。
立法局将不再与行政局有任何联系，立法局将“自行处理自身事务，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与政府的关系”。机敏的观察家会由此得出结论，这意味着立法局将被架空，不再有任何实权。总督的声明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表示自己“将作为行政局的首长对该局（立法局）负责”。彭定康先生把“负责”二字定义为：“在你们每月至少一个星期四召开的会议上，我本人将回答议员们的问题，讨论政府的政策和建议。”这可是对“负责”一词的一种特殊定义，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该词的第一个义项是：“应负责的；有责任的……例句1：他对他的上司负责。”
彭定康的上司不大可能会为立法局操心，但政改方案的第二部分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不同，彭定康提出了希望能够达成“谅解”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引起了极大争议的建议包括：一、选民的投票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二、分区直选实行单议席单票制；三、功能组别选民有重大变化。最后一项建议的内容是每一功能组别内部由现有的法人团体投票改为个人投票，增设了9个新的功能组别，选民资格涵盖所有工商业部门的从业人员。这么一来，选举权就从30个功能组别选民扩大到所有的合格选民，几乎是全体就业人口。
中国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中国方面宣称彭定康的建议是对《基本法》的公然蔑视，如果彭定康一意孤行，和平交接的前景将化为乌有。中国将不再与英国合作，取消以往同香港政府签订的各项贸易协定，直至废止《联合声明》。
香港内部也有反对意见，许多商界人士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应。1992年12月9日，香港证券交易所前主席霍礼仪致信《泰晤士报》，抱怨彭定康“选择了错误的议事日程来着手他的总督工作，而他着手的方式加重了他的错误”。其他人士也谈及“破坏性的冒险”和“保守党政府犯下的诸多错误之一”。
柯利达爵士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是前任英国驻北京大使，也是《联合声明》早期谈判者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同样认为彭定康的提议是不明智的，他也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1992年12月1日），告诫人们注意“公然决裂和威胁的势力，香港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方面之所以做出愤怒反应，主要是针对彭定康提出的改变选举权范围的建议。然而，彭定康的建议不过只是建议而已，一旦遇到太大的压力，是可以改变或撤回的。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位总督的行事方式，他可以在政制改革之初，凭借一道简单的指令改变整个政府结构。这个例子表明一位殖民地总督只要有上司大臣的支持，又得到整个英国内阁的支持，就肯定拥有广泛的权力。彭定康先生的举措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包令爵士曾经把他的国家带到与中国交战的边缘，不过他身兼香港总督与驻华公使双重身份，而且有交通不便所带来的有利因素。但是，包令在1992年的后任彭定康只是一位总督，并且通常被视为一个点缀性的角色，却引起了外交上的轩然大波。在中国当局看来，彭定康的做法属于冒失的越权，这更加强了他们的愤怒。中国当局坚持认为协商是应该的，但谈判只能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
彭定康的这项鲁莽的计划前途未卜。1997年的最后时刻日益临近，此时此刻——1993年——英中两国政府都面对尚未确定的未来。到1997年，英国将举行全国大选，中国的接班人问题也将水落石出。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香港的利害关系依然是次要的，这一点与过去毫无二致。对于北京来说，香港的未来重要得多，但香港人民将不快地意识到，他们现有的自由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时局而不是任何宪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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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2年，彭定康先生年仅48岁。他从牛津大学直接进入保守党政策研究部，1974年成为研究部主任。1979年当选为巴斯的下院议员，1992年大选中落败，失去了议席。他不那么受本党右翼的欢迎，但颇受大多数人士的喜爱。
附录一 历届英国政府与中国的重要人物
附录二 历任香港总督
1841年1月—1841年8月 查理·义律上校（管治者）
1841年8月—1844年5月 亨利·璞鼎查爵士（管治者：1841年8月—1843年6月）（总督：1843年6月—1844年5月）
1844年5月—1848年3月 约翰·德庇时爵士
1848年3月—1854年4月 乔治·文翰爵士
1854年4月—1859年5月 约翰·包令爵士
1859年9月—1865年3月 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
1865年3月—1866年3月 （署理）威廉·孖沙
1866年3月—1872年4月 理查德·格雷夫斯·麦当奴爵士
1866年4月—1877年3月 亚瑟·坚尼地爵士
1877年4月—1882年3月 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
1882年3月—1883年3月 （署理）威廉·马殊爵士
1883年3月—1885年12月 乔治·宝云爵士
1885年12月—1887年4月 （署理）威廉·马殊爵士
1887年4月—1887年10月 （署理）金马伦少将
1887年10月—1891年5月 威廉·德辅爵士
1891年5月—1891年12月 （署理）伯加少将
1891年12月—1898年1月 威廉·罗便臣爵士
1898年2月—1898年11月 （署理）毕拉克少将
1898年11月—1903年7月 亨利·卜力爵士
1903年11月—1904年7月 （署理）弗朗西斯·梅含理爵士
1904年7月—1907年4月 马休·弥敦爵士
1907年7月—1912年3月 弗雷德里克·卢押爵士
1912年7月—1919年2月 弗朗西斯·梅含理爵士
1919年9月—1925年10月 司徒拔爵士
1925年11月—1930年2月 金文泰爵士
1930年5月—1935年5月 贝璐爵士
1935年12月—1937年4月 郝德杰爵士
1937年11月—1940年5月 罗富国爵士
1941年9月—1947年5月 杨慕琦爵士
1947年7月—1957年12月 葛量洪爵士
1958年1月—1964年3月 柏立基爵士
1964年4月—1971年10月 戴麟趾爵士
1971年11月—1982年5月 麦理浩爵士
1982年5月—1987年4月 尤德爵士
1987年4月—1992年7月 卫奕信爵士
1992年7月—(1) 彭定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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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定康的任期到1997年6月30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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