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仔卖身契
1850—1950年的100年间，印度的重要性使得英国的对外政策相形见绌，这个领地幅员广大、错综复杂，多民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英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妥善解决印度带来的一系列广泛问题，出于维护印度的需要，英国政府经常不由自主地在缅甸、西藏、阿富汗、尼泊尔、埃及、苏丹和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有时是防御性的行动。除了为时短暂、争议颇多的南非事件之外，英国在其他的殖民领地从未形成成熟的帝国主义。在南非，英国试图把帝国统治强加给布尔人和黑人，最终以詹姆逊奇袭和布尔战争的惨败告终。到1906年，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南非政策的主要拥护者米尔纳勋爵被革职，受到下院的公开谴责；约瑟夫·张伯伦遭到失败，最终丧失了权力。殖民政策终于形成了20世纪的模式。1922年，殖民地大臣德文公爵把这种政策定义为“基于一项基本原则：当地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这项以“德文宣言”闻名的原则并未彻底贯彻，但常常得到严格执行，英国也洗刷了奴隶制的污点。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香港华人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疑虑并未消除，而“妹仔”问题很久以前就提出来了。过继是指穷人为了获取一笔现金转让自己孩子的抚养权，过继的对象既有男童也有女童。这种风俗古已有之，儒家典籍《礼记》中就有明确说明。然而，让人十分不放心的是，被称作“妹仔”的女童往往被当作“婢女”，有的还被训练成妓女，“她们在很小的年纪就沦为牺牲品，浪荡子在‘地下’妓院夺去她们的贞操，付给‘鸨母’一大笔钱，她们从此开始皮肉生涯”。(41)与此同时，在收养贫苦儿童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安排，否则他们的境遇将更加悲惨。1878年，好斗的按察司斯马莱爵士首先提出“妹仔”问题，他断言这个殖民地有一到两万名奴婢。在富有的著名买办、东华医院董事冯明珊的领导下，一些体面的华人试图说明古老的习俗与其弊端之间的不同。冯明珊还采取了一个切实步骤，经当局批准组建了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机构“保良局”。保良局的目标是打击拐卖妇女，从而也维护了“妹仔”制度。日后，保良局与东华医院联系日益密切，被政府视为大多数华人意见的可靠代表。1880年6月21日，英国上院就“妹仔”问题举行辩论，责成殖民地部展开调查，结果是授权华民政务司与保良局密切合作，实施对“妹仔”的法律监护。
事情就此平息，直到1917年约翰·华尔上校途径香港，注意到“妹仔”问题。华尔是个有趣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12岁就当小工，创立壮工联合会，还当选为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自由党议员。战争期间，他曾在西线指挥米德尔塞斯团的一个营，战争结束后又在俄国与布尔什维克作战，被任命为哥萨克头领。这些经历使他充其量只能使殖民地部和全国工会联合会注意到“妹仔”问题。1919年末，克拉拉·黑斯伍德与退役的海军军官丈夫介入此事，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
考虑到当时还存在其他许多更为丑恶的不公正，黑斯伍德反对“妹仔”制度的运动究竟有多少正当性，值得怀疑。但是，香港政府，尤其是司徒拔，凭借苏珊·霍伊所说的“谎言和歪曲”手段压制黑斯伍德，肯定让人反感。黑斯伍德被迫辞去海军部的职务，他原是香港海图局的督办。总督本人屈尊俯就地愤怒抨击黑斯伍德夫人。华尔回到英国后，于1920年4月26日在下院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采取行动“抹掉英国在远东名誉上的这个污点”。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是复职的米尔纳勋爵，不可能指望他会做出同情的回应。1921年2月，温斯顿·丘吉尔取代米尔纳出任殖民地大臣。丘吉尔当时正把注意力放在中东问题上。过了一段时间，韦奇伍德上校和丘吉尔的秘书埃迪·马什等颇具影响的支持者才使他关注这个相对较为次要的问题。
丘吉尔一旦行动起来，就表现出一贯的雷厉风行作风。1922年2月22日，他致电司徒拔：“关于‘妹仔’问题，我非常不满。除非这种制度没有半点强迫的成分（这是奴隶制的本质所在），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妹仔在法律上和现实中都可以自由离开养父母或雇主，否则我不赞同一个英国殖民地继续存在这种制度。”(42)丘吉尔接着指示司徒拔，必须立即发布公告，阐明香港不承认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妹仔”的身份。司徒拔陷入了以往的香港总督曾经遭遇过的困境：一方面是英国人突如其来的道义浪潮，另一方面是华人顽强地决意维护自身古老的习俗。这个殖民地的英国侨民憎恶任何来自白厅的指令，进一步加剧了司徒拔的困境。司徒拔回复丘吉尔，香港政府和华人顾问认为，“发布公告是很危险的，尤其会暴露许多落入老鸨圈套的女孩的身份，她们反对这么做”。丘吉尔不接受这种解释，3月21日，他严令司徒拔“按照指令立即发布公告”。
香港政府的拖延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仓促行动之前，总是要拟订一份报告，报告无助于迅速采取行动，反而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耗资巨大的计划，要创办一所新的工业学校来拯救和培训“妹仔”。这项提议可能导致的花费引起了香港纳税人的愤怒，总督乘机建议做出妥协。7月24日，报告送达伦敦，正赶上议会的休会期，这可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有利时机。一个月之后，丘吉尔发出指示，总督的方案“应当立即着手实施”。香港的反应只是回了一封电报，电文不是已外出度假的司徒拔起草，而是出自辅政司施勋之手。电报解释说，鉴于华人居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是目前的这一行动也是不明智的。此时，丘吉尔已经离职，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的是正派而又困惑的德文公爵。香港当局再次采取拖延策略，同时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香港，1922年12月28日的立法局辩论异常激烈。周寿臣爵士担心，如果“妹仔”在18岁这个“非常需要管束的年纪”就从法律上获得解放，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滥用她们的自由。行政局和立法局双重议员P.H.霍利约克控告“英国报刊卑鄙的含沙射影、十足的误导和荒谬的夸大其词”。总督司徒拔不得不利用官守议员的多数来执行白厅的指令，与此同时，他向议员们保证他本人“与国内那些无知者对华人居民的恶毒攻击”毫无瓜葛。
华人事务从来不像丘吉尔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丘吉尔首次指令“立即”采取措施一年后，1923年3月，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条例，明确规定不得为了报酬转让“妹仔”的人身权利，对现有的“妹仔”进行登记，禁止订立新的过继契约。但是，登记条款只是授权总督要求“妹仔”进行登记，并没有特别指令总督这么做。立法局与华人一致反对登记，所以条例的相关条款暂缓执行，没有进行任何登记，尽可能保持事态平稳。
工党议员爱伦·威尔金森是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28年，另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士开始对香港发生兴趣。人称“赤色小爱伦”的米德尔斯堡工党议员爱伦·威尔金森提出了杨秉璜（音译）案件，后者是个仆童，因为拥有两本名为《赤旗》的出版物遭到毒打和囚禁。殖民地大臣利奥·艾默里是个不思悔改的帝国主义者，没有理会杨秉璜问题，但不得不重新审议“妹仔”问题，并要求接替司徒拔出任总督的金文泰爵士提出建议。新总督向白厅提出的意见与那些“体面的”华人的看法如出一辙。香港当局面临一个令人尴尬的新问题，两年前中国政府颁布了解放奴隶和“妹仔”的法律，这与香港当局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
在1929年5月16日的函电中，金文泰一开始便表示，“废除妹仔制度显然是本届政府既定的和公开的政策”。在接下来的10页篇幅和附录中，他力图证明中国政府在解放“妹仔”问题上并未收到成效，只不过是耍了一个狡猾的计策，把妹仔改称“养女”。金文泰反对“任何‘纯属欺骗’的立法计划”，断定“除非在这个问题上逐步教育华人，通过长期不间断地施加压力，运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加以劝阻，否则就不可能根除这种制度……香港要废除这种制度，如同想在珠江口找到一块没有泥泞的地方一样困难”。他指出，不论上一个世纪的情况如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现在的“妹仔”是招来充当妓女的，“妹仔所受的教养并不适合充当妓女。女童被卖为妹仔，实际上使其不致走上卖淫的道路”。就连雏妓也比人们想像的要快乐，“被买来训练成妓女的儿童不会成为奴婢。她们通常学会了唱歌、打麻将，在餐馆里扮演演艺者的角色。在中国，这些以‘卖唱女’闻名的女童人数众多，在饭馆里经常可以见到她们的身影，她们被叫去取悦就餐的顾客”。(43)
金文泰的这份冷漠寡情的报告想必会让艾默里满意，后者却没有机会收到这份函电了。1929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组阁。新任殖民地大臣是费边社学者、帕斯菲尔德勋爵西德尼·韦伯，他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8月22日，韦伯致电金文泰，以最明确的措辞指示：
在充分考虑你在函电中详细陈述的废除这一制度的种种困难之后，我必须通知你，本国和下院的公众舆论不会平静地接受这种结果……因此我下令，必须立即实施《家庭仆佣条例》的第三部分……不得使其成为一纸空文……我充分意识到该法令产生收效尚待时日，但我不会默许该法令有名无实的执行。
当时的香港，很多妹仔被养母卖与他人为妾。
斯特娜·本森认为韦伯的指令本应使“妹仔”问题就此了结，这是低估了香港的反改革势力。
金文泰爵士勉强地着手实施登记，结果找到了超过4000名“妹仔”。在进一步的压力下，政府任命了巡视员来负责她们的福利。改革者不满足于仅取得这一点点进步。国际联盟反奴隶制常设专家咨询委员会、(44)废奴与保护土著协会、全国妇女大会、教友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等组织和个人希望取得更大的进展。随后进行了多次到东方的免费旅行。一个香港委员会审查了1934年国联专家报告，1935年，报告做了重大修改。之后，英国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前往香港和新加坡，1937年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起初，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得到采纳，但随即被搁置起来，转而执行一份反映少数派意见的报告。
最终的结果是，1938年当局安排所有养女进行登记，人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找到那些失踪的妹仔，这次登记恰好找到一名冲破罗网的女孩。1938年5月的法案推行后，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被引诱卖淫的儿童。应当指出的是，对于登记和检查必然产生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华人没有表现出丝毫抵触情绪。同以往一样，登记制度毫无作用，有关虐待养女的报道接踵而至，诉讼也开始了。
蹒跚走进20世纪
胡志明
香港与伦敦在妓女和“妹仔”登记问题上的分歧，起因于一个相同的原因：香港是惟一一个自治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直辖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入民主代表制的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按照方案，立法局和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应由选举而非任命产生。1916年1月，殖民地大臣收到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建立“能够更好地代表本殖民地商人意愿”的政府。请愿书建议，为实现上述目标，立法局应增加4名非官守议员，使非官守议员在立法局形成多数，行政局应增补两名非官守议员。(45)请愿书遭到毫不客气的回绝，但要求改革的压力一直延续到战后。人们提出的各种建议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实行十分有限的间接选举，从而把华人（当时约占香港总人口的96%）完全排除在外，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总督任命的两三名华人代表。
即使英国政府曾经考虑过改变香港的政制，在战后非殖民化和附属国人民要求权利的气氛中，这样的举措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想像的。1928年10月，金文泰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这样一种认识几乎压倒了欧洲人实行宪政改革的愿望，即任何变革都会朝着亲华的方向发展。”(46)（请注意“亲华”一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寓意，它不是源自对华人的热爱，而是对影响英国政府的政治现实的承认。）
实际上，英国政府不可能在香港宪政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哪怕威斯敏斯特仍能控制局势，英国也难以稳妥地管治香港。愤愤不平的殖民地部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表明他们理论上拥有的绝对权力受到多么大的限制。在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支持下，难以驾驭的总督拖延执行殖民地部的指示，有时甚至能够拖延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局不论权力多么有限，拥有英国政府几乎难以抗拒的巨大道义权威。不仅如此，民选的立法局和行政局不可避免地受到华人民族主义热情的左右，虽然人们应当注意到，即使是贝璐这样十分保守的总督，也曾经保护过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革命者。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该党最终发展成致力摆脱法国统治的越南独立同盟，后来以“越共”闻名。次年，胡志明被捕，法国当局要求引渡胡志明。英国律师弗兰克·洛斯比负责这个案子，把官司一直打到英国枢密院，最终达成了庭外和解，胡志明获准前往他所选择的一个目的地，上诉费用由香港政府承担。香港政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常常使用可耻的计谋和卑鄙的手段，但法治几乎始终占据上风。
周寿臣年幼时留学美国，日后在香港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为留学美国的周寿臣。
殖民地部真正赞同的是1928年金文泰提出的扩大立法局的建议，官守和非官守议员各增加两名。新增议员的选拔由总督负责，金文泰挑选了一名华人和一名葡萄牙人，这表明增加“本殖民地商人”——英国人——代表权的想法彻底过时了。首位华人进入行政局成为一个模糊的征兆。周寿臣爵士生于香港，在回香港之前曾先后效力于清朝和中华民国政府。金文泰要求任命周寿臣的请求在白厅引起一阵骚动，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和殖民地大臣利奥·艾默里均非思想进步之人。白厅表示无法相信周寿臣不会泄露行政局的机密，金文泰答复说，欧洲裔议员同样可能泄密。他或许可以加上一句：行政局会议上讨论的重大事项少之又少，保密并不是那么重要。金文泰说服了对方，外交部却坚持今后行政局议员不得接触机密文件。华人能够进入这个殖民地的最高行政机构，在警界却只能担任最低等级的职位，当局对于如此讽刺的状况听之任之。(47)
华人没有施加要求增加代表权的明显压力，所有的骚动都来自英国侨民，而且是一部分英国侨民。当局至少应该采取措施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人们对香港惟一带有民主色彩的公共机构洁净局的选举十分冷漠。选举总是毫无竞争可言，1932年进行了仅有的一次竞选活动。
1908年，洁净局进行改组，从此确定了6名非官守议员对4名官守议员的比例。6名非官守议员中，两名华人和两名其他民族的议员由总督任命，另外两个人选由一个包括许多华人在内的评选委员会选举或罢免。这种制度不仅使非官守议员在洁净局占据多数，还有可能使华人在非官守议员中占多数。
洁净局的职能并未扩大，因为香港政府牢牢把持着行政权。洁净局主席并不具备医学资格，而是一个政务官，其人选依然是出于传统的理由，即需要在汉语和华人习俗方面训练有素者维护安宁，而不是提高办事效率。华人非官守议员强烈支持这种态度，坚决反对任何变革，决意“在华人与职业卫生专家之间设置某种缓冲物，后者会打扰他们的家庭隐私和家庭生活，使他们无法自由地凭借过度拥挤的廉价公寓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侵犯他们在不卫生的环境中生活，并把疾病传染给邻居的自由”。(48)
1929年，首位医务及卫生局局长A.R.威灵顿博士走马上任。他花了7年时间才说服政府，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卫生制度。金文泰表示支持，贝璐却顽固阻挠任何变革。1935年，香港的污水处理仍旧沿用历史悠久的盆装桶盛，1878年时戈登·卡明夫人曾对这种方法惊讶不已。变革真的来临时，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的。除了名称之外，洁净局几乎没有任何变动，这让所有抵制改革的人大为满意。洁净局依然由一位政务官领导，也还是原班议员，由相同的选举人选举产生，拥有大体上相同的权力，只是名称变成“市政局”。如此一来，巧妙地消除了人们的异议，公共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必须具备相应资格，市政局主席显然无须如此。直到1939年，新的医务署署长才被赋予实质性的管理权。
教育署同样遭到人们的非议。与洁净局一样，教育署的负责人也是没有受过任何相关训练的政务官，而不是合格的教师。1927年，当时在艾默里手下担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日后成为哈莱克勋爵的W.G.A.奥姆斯比－戈尔就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害：削弱了该部门的声望，由于断绝了部门内部人员晋升的前景，该部门很难招募到新人。他认为一旦这个职位空缺出来，就应当改革这种体制。但是，当时整个英国行政管理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通才能够承担任何一项工作，时至今日情况基本仍是如此。写拉丁诗的天赋不再是文职部门官员高升的必备条件，但有分析表明，最高层文官大多拥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文科学位。30年代，香港的教育署署长是G.R.塞耶（牛津大学英王学院古典文学学位），他著有一部香港史著作，翻译过一些中文作品，编辑了一部贺拉斯选集。塞耶不仅从原则上说不符合条件，显然也不具备主管教育的能力。此前他负责一个政府部门的经历只是主管洁净局，在那里他同样不能胜任。
1934年，殖民地大臣菲利浦·坎利夫－李斯特爵士重提往事，在发给贝璐的函件中口气强硬地提出，香港的教育若想提升到与中国其他地方相当的水准，“必然意味着这个殖民地的教育署署长应当具备专业经验和技能，能够就最大限度地把学校体制、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持续改善应用于香港提出建议。不能指望政务官具备职业教育家才具备的这种最新的专业知识”。(49)
塞耶差得太远。1937年8月，殖民地教育咨询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这个殖民地教育状况的报告，注意到塞耶的无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伯尔尼报告》提出的建议，我们认为，倘若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依然与塞耶先生的观点相同的话，这些建议就得不到实施”。(50)咨询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后不久，塞耶便于1937年8月提前退休了，香港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还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才具不足的通才主管卫生和教育，或许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财政却是敏感得多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香港虽然没有遭受欧洲和美国那么大的损失，却未能完全摆脱大萧条的影响。在美国大举购银的压力下，白银价格在30年代头几年持续上涨，中国被迫在1935年宣布放弃银本位，香港不得不紧随其后放弃银本位。香港政府第一次能够管理这个殖民地的通货，也收到一定成效，港币贬值到有竞争力的水平，有力刺激了这个殖民地的贸易。尽管存在种种不利因素，这种做法使得这个殖民地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从1935年的2840万元增长到1939年的4150万元。由于开支大多必须以贬值的英镑结算，政府削减了公务员的薪水。
为了更为专业地管理财政事务，1937年，所有英国殖民地的库务司升级为财政司，财政司成为殖民地行政序列中排第三位的高级官员。在香港，财政司往往是最具影响的官员。事实已经表明官学生无法令人满意地担任这个职务，1931年，最后一位官学生出身的库务司C.M.梅瑟被一名专业财政审计官取代，此人就是埃德温·泰勒。此前泰勒已在贸易部和英属非洲的财政管理部门工作了30年，他为香港第一位财政司西德尼·凯恩铺平了道路。年轻的凯恩（时年35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日后成为该学院的院长。他到香港任职后很快制定了一套现代化的财政计划体系，这个体系首次包含了全面的税收制度。鸦片专卖过去曾是财政收入的可靠来源，此时仅占总收入的1%。
郝德杰
罗富国
在贝璐爵士继任者的任期内，并非总是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立法局认可了上述改革。1935年，郝德杰爵士被任命为总督，任职不到18个月就被罗富国爵士所取代，后者任期只比郝德杰长一年。郝德杰风度翩翩、颇得人心，曾在马来亚工作30年。他很快就从香港被提升为锡兰总督，在锡兰为自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罗富国平易近人、尽职尽责，但身体一直很差。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尴尬的事：他向殖民地部发出一封函电，发出后才发现忘记署名，却怎么也想不起函电提出的建议，只记得自己不赞同这些建议。
许多不太称职的政务官晋升到超出其能力的职位，他们一一被清退，但罗富国留下了最差劲的一个。R.A.D.福里斯特受命担任公认极其艰巨的一项任务：在数以千计的难民为躲避日军蜂拥越过边境的时刻负责入境事务处。20世纪20年代，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到60万人。中国国内动荡的局势使得这个数字在1938年突破100万。在之后两年里，有超过50万中国人逃往香港，有时每天多达5000人，入境事务处要为所有这些人提供证件。腐败的机会比比皆是，而且看起来确实发生了。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发现福里斯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无能之辈，不适合主掌一个政府部门”，他成为香港政府部门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被勒令辞职的政务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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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G.E.莫理循，1903年5月8日（莫理循信函）。
(2)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3)科提斯，前引书，第456页。
(4)外交部档案（CO129/499），1927年2月4日。
(5)同上，1927年2月21日。“昂泽黎”的部族无从查找，大概是虚构的，而文件中限定性的“军阀”一词字迹模糊难辨。
(6)艾默里：《生平》（L.Amery，Life）第二卷，第305页。
(7)佩利瑟尔：《苏醒的中国，1793—1949年》（R.Pelissier，The Awakening of China，1793—1949），第282页。
(8)陈刘洁贞，前引书，218—219页。
(9)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10)不用说，共产党学者对事件的解释完全不同。翦伯赞等人在《中国通史纲要》中宣称，“错误的”政策取代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宝贵意见”。
(11)史密斯：《中国的基督徒》（C.T.Smith，Chinese Christians），第173页以下。
(12)哈夫纳：《东方的行会》（Haffner，The Craftin the East），第73页。
(13)递交卫生署的反对意见备忘录，1886年12月2日，引自蔡永业：《何启爵士的生平与时代》（Choa，The Life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第105页，以及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15页。
(14)莱斯布利奇，载查维、阿加西：《香港：转型中的社会》（H.J.Lethbridge，in I.C.Jar‐vieand J.Agassi，Hong Kong：ASocietyin Transition），第95页；另见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Grantham，Via Ports），第110页。
(15)请见史密斯：《玛蒂尔达》（J.S.Smith，Matilda），第89页；陈伟群，前引书，第120页。
(16)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19页。
(17)在本书写作的1992年，立法局所有当然官守议员，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和驻港英军总司令，全都是英国人。
(18)迈乐文，前引书，第85页。罗景文指出，公务员的本地化本应进展得更快。
(19)诺曼：《远东的人民和政治》（H.Norman，The Peoples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第一章。
(20)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35—136页。
(21)斯特娜·本森未发表的日记（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编号add.Mss.6762—6802），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苏姗·霍伊颇有成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料。
(22)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23)多德：《贵族、从男爵与骑士》（Dod：Peerage，Baronetcyand Knightage＆c.），另见费里斯（J.W.Ferris），罗兹图书馆，编号Brit.Emp.S.281：“政府每年出版一本‘蓝皮书’（通常称作‘血统簿’）……对于女主人来说，它是无价之宝，一位没有名列其上的官员当然不能进入上流圈子。”
(24)郝德杰：《郝德杰回忆录》（A.Caldecott，Fires Burn Blue），第181页。关于总督府的来宾登记簿，费里斯补充说：“如果你离婚了——或者说有人知道你离婚了，就不能在上面签名。”在来宾登记簿上签名，教名和姓氏的用法有严格的规定。
(25)葛量洪，前引书，第13页：在一次电台采访中（罗兹图书馆。手稿，Brit.Emp.S. 288），葛量洪描述了战前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独自在一架飞机上……我们几乎不得不倒行着走到他们跟前”。
(26)金，前引书，第三卷，第286页。
(27)私人通信。
(28)葛量洪，前引书，第104页。
(29)引自斯威廷前引书，第395页。
(30)巴内特：《英国霸权的崩溃》（C.Barnett，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第272页。
(31)吉尔伯特：《丘吉尔》（M.Gilbert，Winston Churchill）第五卷，第75页以下。
(32)英国内阁档案（Cabinet Documents（CAB）2.5.），1925年1月5日。引自贝洛夫：《帝国斜阳》（M.Bel off，Imperial Sunset）第二卷。
(33)日本的自由派人士把美国和英国当做榜样；两国的背弃严重危害了这些人士的目标，实际上确保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最终夺权。
(34)奥登：《走向战争》（W.H.Auden，Journeytoa War），第237—238页。
(35)塞缪尔·约翰逊档案，1926年12月20日。迈乐文，前引书，第291页。
(36)致弥敦的函件，1929年12月13日，引自陈刘洁贞前引书，第253页。
(37)旧中国南方的小婢女。——译注
(38)迈乐文，前引书，第197页。关于妓院监管体制，请见迈乐文前引书，第十章；休斯在《香港：借来的地方？》（Dick Hughes，Hong Kong：Borrowed Place，Borrowes Time）第76页中指出，同样的“蓝卡”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颇为有效。奥卡拉汉在《黄奴贸易》（Sean O’Callaghan，Yellow Slave Trade）一书中指出，香港是“远东非法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中心”。
(39)迈乐文，前引书，第202页。
(40)同上，第204页。
(41)《1879年香港传染病防治委员会报告》（Hong Kong Contagious Disease Commission report，1879），《关于收养儿童的报告》（Reporton Child Adoption），1886年7月18日。
(42)《关于妹仔问题的文件》（Cmd5363）。
(43)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35—136页。
(44)麦克唐奈：《英国，他们的英国》（A.G.Macdonell，England，Their England）有趣地虚构了国际联盟在这类问题上的活动。
(45)关于1916年请愿书，请见安德葛：《香港的政府与人民》（Endacott，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Hong Kong），第七章。
(46)引自迈乐文，前引书，第141页。
(47)引自迈乐文，前引书，第139页。
(48)引自迈乐文，前引书，第149页。
(49)外交部档案（CO129），引自斯威廷前引书，第404页。
(50)同上。
第十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
1912年至1926年在位的日本大正天皇
可耻的默许
在中国政府的呼吁下，1932年1月21日，负责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国联调查团成立。图为国联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始于1932年，最终在1937年全面爆发。究其缘由，这场战争不仅仅是日本未经挑衅就发动侵略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毫无疑问，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往往推行武力扩张政策，正是这种政策驱使日本在1895年发动对华战争，吞并台湾、澎湖列岛，1905年又与俄国开战，迫使俄国割让在满洲的权益，1910年又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成功地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一项协定（译者按：《二十一条》），加强了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控制。1918年，日本与袁世凯的接班人段祺瑞签署协议，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在华地位。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极其反感的是，这些条约大多在战后和平协定中得到确认。
1919年以后，日本的姿态明显变得缓和，民主制度似乎开始生根（1925年，日本确立了成年男子选举权，历届政府普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日本及其占领区井然有序，与军阀混战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令日本人不免有些自鸣得意。日本与国际联盟真诚合作，表明日本愿意翻开国际事务的新篇章。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国内分歧不断加剧，人口迅速增加，大衰退导致出口市场萧条，美国的歧视性立法和中国的抵制，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达到近乎爆发革命的边缘。30年代头两年，就有两位首相、一位财相被刺。失意的军队指挥官在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支持下试图另辟蹊径，民主政治的前景越来越渺茫。
日军扶植清废帝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
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要求中日双方停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正是当地日军的决定——这些决定得到严格执行，日本领事的抗议被置之不理——导致日本1932年兼并满洲，建立起以废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府。日本人找了一些借口，比如满洲在张作霖元帅父子的个人统治下几乎成为独立于中国的未知因素。日本是国际联盟的少数可靠支持者之一，日本吞并满洲的行动令国际联盟大为惊恐。倘若日军没有进攻上海——这次依然是当地军队指挥官的决定，事先没有征得东京的同意——事情也许就此掩盖过去。满洲地处偏远，西方人很少注意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上海却是个国际化都市，全世界都在关注，数百名平民死于非命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国际联盟随后的调查虽然十分巧妙，多少仍免不了要批评日本，结果日本在1933年愤然退出国际联盟。自那时起，日本大造舆论，开始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其实质就是日本统治俄国边境以南尽可能广大的地区。日本以满洲为基地，进犯邻近的热河和河北。到1933年5月，日本控制了中国东北全境，日军还进驻北平。
国民党政府竭力抵御日本入侵，但收效甚微。南京政府腐败不堪，蒋介石效法意大利法西斯建立有效独裁统治的努力化为泡影。如果蒋介石不去仿效墨索里尼的经济改革，中国军队在未来三年里或许能够表现出意大利军队明显缺乏的勇气。
1937年7月，日军在北平城南卢沟桥不宣而战，战斗随即发展成一场持续8年之久的野蛮而残酷的战争。之后，国民党又与共产党打了4年内战。不过，卢沟桥事变并不是事先计划的，而是又一次地方冲突的结果，当时两国决定以之作为开战理由。蒋介石在空中轰炸上海，开始了真正的战斗。这次空袭的目标是摧毁日本舰队，结果由于指挥失当，误伤大批市民。在上海市郊的激烈战斗中，中国付出了伤亡25万人的代价。日军随后进抵国民党首都南京，蒋介石政府撤退到重庆避难。以前中国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惨剧，事实上，不到100年前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南京就发生过屠杀。但是，报纸和新闻影片记录下“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令人震惊的残暴行径，全世界为之震撼。从此，日本被视为一个最下等的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文明的气息。这种毫不妥协的立场势必使人们断然拒绝日本舆论中较为开明和爱好和平的呼声，从而导致了军国主义的胜利。
在这个时期之前，英国本来可以通过承认日本在华地位来恢复两国关系，这种举措不论多么令人反感，在战略上是十分合理的。作为一个日渐衰弱的帝国，英国正面临越来越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欧洲战争；在历届崇尚节俭的政府的鼓励下，英国忠实履行了各项限制军备条约。日本退出海军协定后，明确宣布加速实施大规模扩充海军计划，英国无力同时抵御日本在太平洋的进攻。科勒利·巴内特认为，英国之所以未能与日本达成谅解，原因在于选举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一个都市化、无所寄托、感情用事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总是因道德义愤寝食难安”。(1)如果说1935年的英国确实如巴内特所说，那么对于日本两年后的行动，任何一个自尊的政府都不可能再妥协了。
日本始终没有宣战。对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了切断大陆的物资供应，企图封锁整个中国海岸，只有那些外国港口除外，其中香港当然是最重要的港口。大批武器，估计每月6万吨，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赖琪爵士的有力支持下，日本一再要求禁止军需物资穿越中港边界。日本迅速加强了封锁，一方面轰炸广州和广九铁路中国段，另一方面加紧对英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日本咄咄逼人的行动迫使英国公众舆论、外交部和殖民地部再次在抵御日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法国与葡萄牙却在日本对各自属地的威胁下屈从了。
然而，随着对德战争日益临近，英国抗击日本的决心开始动摇。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越来越有必要安抚日本。只有美国愿意提供援助，英国才能与日本抗衡，问题是当时不可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人们总是认为，至少英国人这么认为，英美两国将共同确保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按照1933年《伦敦协定》确认的华盛顿会议条款，英美两国在太平洋的舰队能够抗衡日本，甚至足以实施两洋战略（即同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保持海军优势）。但是，日本在1934年正式废除了这项协定，制定了庞大的海军造舰计划，而美国始终不肯卷入外国事务，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从值得钦佩的创建到最终的失败，这个机构一直备受美国人的指责——也不抵制新兴的极权主义政权。烧焦的婴儿尸体的照片令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尽管从感情上同情中国，却依然胆怯地奉行孤立主义，不愿抵抗侵略。正如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所说，美国“消极和可耻的默许负有责任”。香港显然很可能成为即将爆发的英日冲突的焦点，那些狂热地爱好和平的美国孤立主义者以不支持英国帝国主义为借口，拒绝向英国提供援助。
孤立无援的英国只得采取骑墙态度，一方面不限制对华战争物资出口，同时设法安抚日本。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12日日本占领广州。英国驻重庆大使阿奇巴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把这一天说成是香港沦陷的开始，“因为毗邻香港，广州曾被认为是安全的，你会说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广州沦陷和我们令人费解的默许，动摇了上百年来中国人对大不列颠威望的信念，现在这种信念转向日本了”。(2)
1940年6月22日，德法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签署了法国向德国投降书。
顷刻之间香港就处于战争的最前沿。之前从香港源源不断运入的武器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事业，现在的问题是香港是否会向日本开放，为日本人供应军需物资。英国政府出于荣誉的考虑，坚决反对为日本人提供方便（虽然他们不会不注意到，一旦向日本屈服，香港华人很有可能会举行罢工）。在仍然未得到美国援助的情况下，1939年1月，英国政府同意暂停武器装备穿越中港陆路边界。
1939年9月，酝酿已久的欧洲战争终于爆发。英国的远东战略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即英国将得到美国的合作。同样，英国在欧洲依靠法国把敌军的进攻挡住足够长时间，以使英国能够召集、训练和装备军队。1940年6月，法国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只剩下英国独力抵御德国及其盟国。在这种情况下，对日作战已不在考虑之列，对日本做出进一步妥协也就在所难免。此时，取道香港的对华物资供应逐步转由新建的滇缅公路运输，日本人坚持要求关闭滇缅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力图争取美国的支持，抵制日本的这个要求，结果被告知美国“无法采取有效行动”。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向洛西恩勋爵建议：“最好是退让，同时不要做出无可挽回的让步。”至于如何协调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赫尔没有赐教。赫尔还无动于衷地表示，“英国政府或许渴望自主地寻求与日本和解的可能性”。虽然赫尔提出了这些异乎寻常的建议，但是，1938年11月，英国政府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他却认为有理由批评英国政府的行动“毫无道理”。(3)
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出云南边境畹町与仰光公路相接，全长963公里。公路始筑于1937年，征集民工20余万人，是中国抗战初期物质运输的生命线。
中国人对英国的软弱退让极其愤慨，他们更关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而不是英国在欧洲的战争。香港政府亦是如此。这个时候，广东人的进取精神再次得到验证，大规模的汽油和零部件走私贸易迅速发展起来，香港当局善意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力的援助即将来临，罗富国敦促把这种贸易合法化，英国收回不取道香港运输军用物资的保证。日军不断制造针对香港的挑衅事件，这种行动很可能导致日本在太平洋总体战争之外单独对香港发动全面进攻。这是否会成为直接的战争理由，还有待考证。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赖琪爵士孤注一掷地试图避免“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由当地日军挑起的事端”，他说服英国政府最好是维持现状（克赖琪还企图拼凑一项对日协定，用恢复对日物资供应来换取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这种做法即使能够成功，也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局势）。1941年8月8日，富有先见之明的外交部常任次官戴维·司各特爵士指出：“我想我们最好是让时间来解决问题。问题大概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解决。”(4)
大难降临
当年12月，日本最终发动进攻，证明戴维爵士的判断是正确的。日军的攻击速度和势头完全出乎受害者的预料，在登陆马来亚、空袭香港和菲律宾的次
1941年12月10日，英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主力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被击沉。
日，日军袭击珍珠港（12月7日）。24小时后，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被击沉。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获悉这一消息后的震惊心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这篇记述的读者们当可了解到，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的十足可怕的感觉深深地渗入我的心坎……日本独霸了这一大片广漠的海洋，我们则到处是脆弱的和没有防御的。”(5)这种情形在香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更真切。
1941年1月7日，当时已任首相的丘吉尔致电英国远东总司令伊斯梅将军，丘吉尔就伊斯梅敦促的增援香港一事写道：
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不明智的。不但不应增加守军，还应当把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那里发生的一切冲突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上处理。我们应避免在难以守住的据点消耗我们的实力……我宁愿我们在那里的驻军更少些，但是抽调任何一部分军队必然引人注目，招致危险。(6)
1941年9月，香港成为新任总督杨慕琦爵士的职权范围。罗富国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不得不在1940年5月离港接受治疗，他返回香港后显然已不适合再担任这一职务。除了在锡兰担任过政务官外，杨慕琦爵士没有任何在东方的经验。1928年起，他先后任职东非、西非、巴勒斯坦和巴巴多斯，却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训练来领导一个遭到进攻的华人社会。
杨慕琦
一旦与日本爆发战争，香港的地位就成为英国政府讨论的焦点问题。丧失香港无疑将极大地打击英国的威望，外交部对这一点尤其敏感，却又无力保卫这个殖民地。政府曾经讨论过三套防卫标准，香港的防务分为A、B、C三级，三套方案按照一个主要海军基地的防务标准逐级下降。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最低方案，即提供支援拖延行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这个殖民地惟一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使新加坡得到增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爆发后，海军司令汤姆·菲利普斯迫切要求把香港的防务等级提高到最高标准，以威慑日本，日本人“这个墨守成规的民族”将会因为“被英国舰队截断退路而惴惴不安”。这个时刻真的来临之际，菲利普斯和他的战列舰却沉入了海底，他们是被这个墨守成规的民族掌握的新式武器轰炸机击沉的。防务委员会不赞同菲利普斯的意见，仍然坚持从前的政策，“必须把香港看成是一个前哨阵地，支撑尽可能长的时间。我们将顶着势必是巨大的压力驰援香港，但肯定无法解救香港”。(7)
1941年香港英军的防御态势图
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法令，正式向日本宣战。
防务委员会虽然做出了准确判断，仍向香港派出增援部队。1941年11月中旬，两个加拿大步兵团抵达这个殖民地，不过没有携带任何重装备。12月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请求加拿大政府补足一个步兵旅的其余兵力（大致是一个步兵营加上旅属炮兵和工程兵），不幸的是兵力补充未能及时完成。虽然最后的结局是灾难性的，这种战略部署并非毫无根据。经过丘吉尔的不懈努力，英美合作大大加强，两国联合对日本实施战略物资禁运，明确警告日本若是企图发动进一步侵略，两国就对日开战（日本可能愿意妥协以换取解除禁运，罗伯特·克赖琪爵士确信自己曾经掌握过这样一份协定）。然而，美国依然没有承诺对日本攻击英国领地做出反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做出这种承诺。英国决策者只能假定美国迟早会参战，英国所能做到的就是千方百计拖延时间，等待美国参战。
1941年12月初，日军的攻势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英国的种种假设化为泡影。美国怀着复仇的心态参战，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像英国战舰一样沉入海底。大批部队源源不断地涌入新加坡，人们依然认为新加坡至少可以坚守6个月时间，对香港则不抱任何指望。丘吉尔承认，“从一开始这个要塞肩负的任务就超出了自身的实力”。加拿大人在11月份到达后，香港共有来自英、加、印三支军队的6个步兵营，分别是皇家苏格兰营、米德尔塞斯营、旁遮普营、拉吉普特营、温尼伯近卫营和加拿大皇家步枪营。此外还有本地自愿人士组成的“香港防卫军”，他们即将证明自己与正规军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抵御从未发生的来自海上的攻击，香港建造了完全固定的海岸防御系统。结果，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大口径火炮，1893式9.2英寸大炮中的8门，较新式的6英寸大炮中的15门，瞄准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香港皇家炮兵团承担了近距离支援步兵的任务，这个团部分配备了被吉卜林称作“螺旋干油枪”的轻型组装大炮。由于没有任何空中观察，在遭到日军首轮打击后又丧失了所有的前沿观察哨，该团火力大多没有发挥出来。与此相反，日本人有精确的观测，加上进攻开始前渗入这个殖民地的第五纵队提供了地图资料，日军的压制火力出奇地准确。按照以往制订的计划，保卫这个殖民地历来属于皇家海军的任务。然而，日本入侵后，皇家海军只能集结起1艘驱逐舰、4艘小炮艇和一些摩托艇。战争打响不久，日本人就把少量过时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击毁在地面上，从而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
英军在香港的海岸炮台
莫德庇（左）与前来增援的加拿大部队军官
首相丘吉尔先前就表示，一旦爆发战争，香港不可能得到增援。尽管如此，12月20日，身处围困之中的杨慕琦爵士电告伦敦的殖民地大臣：“于（汉谋）将军的部队目前就在咫尺之遥。”(8)当时，的确有少量中国军队在日军后方不太远的地方，却只是表现出最爱好和平的姿态。蒋介石此前曾声称有两个师中国军队正急速赶来增援香港，并与日军展开激战，这纯属无稽之谈。在缺乏任何救援的情况下，英军不可能组织起成功的防御，惟一的问题就是何时投降。
英军投降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原因在于英国人运气不佳、计划欠周、战术错误以及日本人训练有素的作战。(9)英军指挥官C.M.莫德庇少将8月份才到任，没有多少时间训练部队，英军面临一连串不利情况，地面部队兵力不足，缺乏训练，装备很差。英军的迫击炮大多弹药不足，每门9.2英寸口径的岸防炮只有15枚炮弹。步兵必须防守横贯新界的醉酒湾防线，实际上任何一支守军都不可能守住这条建造得不合格的防线。英军原来指望靠3个营、大约3000枝步枪至少守住这条11英里长的防线一个星期。这是盲目乐观的估计，战斗仅仅持续了48小时，英军就决定撤离大陆，包括九龙城。
日军在新界登陆
莫德庇发给英国远东总司令的电报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局势。12月11日，他报告说已经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被“打退”。他接着用标准的轻描淡写的军人口吻表示：“不过，根据形势我们需要重新调整防线。”(10)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远东总司令因此信心大增。远东总司令发往陆军部的电文说明英国军事情报人员素质低下，他认为日军的行动“实际上是封锁”。(11)次日，莫德庇发出第二封电报，一切都真相大白，“目前形势已不宜进行长久抵抗，中午已经做出决定（放弃惟一的防线，撤出大陆地区）……由于意想不到地撤出九龙，平民百姓的士气大受打击。第五纵队活跃”。
香港岛成为猛烈炮火和空中轰炸的目标，固定大炮被毁，华人炮手弃炮而去，英军司令部要么是不知情，要么是出于习惯，仍在泰然自若地向远东总司令发出报告。12月16日的伤亡“很小”，9名军官和102名士兵阵亡和失踪。一名华裔商人周林柏（音译）“因为散布失败主义言论”被捕，平民的士气“依然高涨”。日本人提出的投降建议被拒绝，莫德庇将军认为“敌人处境不佳，虽然很难说究竟是因为中国人威胁到他们的通信联络，还是我们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损失”。12月18日，远东总司令告诉陆军部，日本人对“有力的防御态势”感到震惊，而3天前要求印度驻军总司令提供空中支援、缓解香港压力的请求却没有进一步落实。日本人非但没有惊慌，反而对如此轻易取胜又惊又喜，胜利来得“远比预期的要快得多”。(12)
日军炮兵轰击黄泥涌英军阵地
丘吉尔认定香港必败无疑，他依仗新加坡来把守远东前线，同时与美国人做出安排。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出4天之内，他就启程前往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在途中向香港发去激励的电报：“我们每时每刻注视着你们对于香港港口和堡垒的防御。你们保卫着世界文明史上闻名遐迩的连结欧洲和远东的纽带。我们确信，香港抵御无端的野蛮袭击，将给英国历史增添光辉的一页。”(13)
就在远东总司令报告“有力的防御态势”的同一天，日本人在香港岛登陆。莫德庇发出信号，表示正在“全力以赴驱逐他们”。总督杨慕琦爵士致电皇家军队：“向敌人反攻的时刻已经来临。帝国在注视着你们。务必坚强、勇敢、恪尽职守。”这个时候还谈论进攻敌人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经过初期的顽强抵抗之后，通讯已经完全中断，总督和驻军总司令与前方战斗部队失去了联系。12月20日，杨慕琦爵士致电伦敦：“我们在黄泥涌峡邻近地区成功发起一次反攻。日本人被击退……敌人没有进一步的进攻行动……在浅水湾地区扫荡了数群敌军。”事实上，这次行动以英军损失惨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英军完全被打散，不但无法靠拢中央指挥部，也无法到达补给地点。12月21日，驻港海军司令在发往海军部的电报中表示：“香港已经没有多少地方仍在我们控制之中，阵地被包围，无法抵达食品和弹药仓库。”
香港沦陷
同日，总督致电伦敦，请求授予自行决定是否投降的权力，得到的回答却是丘吉尔式的废话：“世界在注视着你们，我们希望你们抵抗至最后一刻，帝国的荣誉掌握在你们手中。”实际上，这封电报是伦敦在收到杨慕琦来电之前发出的，首相当时正在大西洋中部。不过，香港总督仍被特别告知：“国王陛下政府希望你如首相电文中所说的那样战斗到底。”12月21日，丘吉尔亲自发出的另一封电报证实了这一点，这封电报以批评的口吻指出：“闻悉日本人已在香港岛登陆，殊为关切。我们在此间无法断定使登陆成为可能，或阻碍对侵略军展开有效反攻的情况。但是，决不能有投降的想法。岛上每一个地段都要争夺，必须极其顽强地抵抗敌人。应当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装备。在内线防御中务须奋力作战，如有必要就逐屋作战。”最后，丘吉尔表示：“通过长时间的抵抗，你和你的士兵就能够获得我们确信将属于你们的不朽光荣。”(14)
丘吉尔下令抵抗的命令招致了众多批评，尤其是用后知之明的冷静眼光来看，这道花言巧语的命令既冗长又毫无意义。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首相此时正在前往参加一次关键性会晤的途中，要考虑很多比香港及其守卫者的未来更重要的事情。实际上，香港的前途马上就要见分晓，其结局是令人不快的，像以往很多时候一样，香港在英国优先考虑的议事日程中排不上号。对于不得不进行的抵抗而言，惟一的问题是将在何时投降。在事情过去多年之后的今天，很清楚的一点是，既然没有守卫这个岛屿的明确计划，也不具备防御手段，又看不到任何得到救援的现实可能性，最明智的做法本应是接受日本人在12月13日第一次提出的投降建议。然而，总督和驻港英军总司令服从上司的指示，随即把命令传达给下属部队。莫德庇将军向部队发出一封电报：“让今天成为我们帝国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今天的命令是坚守。”直到圣诞日之前，他们确实与日军一决雌雄，守住了阵地，尽管他们遭到登陆的数支日本重型攻城炮部队和坦克的猛烈轰击，损失惨重。香港防卫军非常值得称道，他们的苏格兰人连、华人连和葡萄牙人连与正规军并肩作战。一个名为“玛土撒拉”(15)的连队全是由上了年纪的自愿者组成，他们遭遇日本人的猛烈进攻，坚守阵地一昼夜，多人阵亡。
日军炮击香港市区
那些被要求书写帝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地对他们的指挥官提出批评。自愿者波茨上尉失望地发现司令部“安全地躲在地下”，靠电话进行通信联络，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不了解战况。另一位自愿者、二等兵雷米迪奥把丘吉尔的话牢记在心，“当时我非常轻信，以为香港会战斗到最后一人”。伯雷索上尉也是如此，“我一直相信并被要求告诉我的部队，我们将战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因此，得知要投降的消息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16)好斗的波茨上尉看到一个日本人走进视线就开了火，结果受到一名正规军军官的严厉申斥，因为他未得到命令就开枪。如此遵守礼节并未阻止明德医院被当作军火仓库，圣士提反医院被加拿大人当作火力点，两者都造成了悲剧性后果。
英国人关于香港沦陷的记述突显出日本人犯下的暴行。香港确实发生了强奸护士、屠杀医生和病人，以及武力侵占一座城市后必然出现的种种罪恶行径。慈幼会前沿急救站的奥斯勒·托马斯中尉提供的一份记录，可以代表所有关于日本人可耻兽行的记录：“伤员被杀害后，医生、医务兵和班菲尔（上尉指挥官）被挑出来，他们上身赤裸，沿暴雨水沟站成一排，在日军的一阵狂笑声中，他们被用刺刀捅死或乱刀砍死。”(17)不过，这种恐怖大多起因于英国人不习惯成为这类行为的受害者。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过被入侵者屠杀和劫掠的经历，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也都承受过英国军队带来的后果，虽然这些后果往往是相对无害的，至少在晚近时候是如此。英军松懈的指挥必须对一些最残暴的屠杀承担责任，英军指挥官竟然允许不恰当地利用医院建筑作战，如圣士提反医院的例子。有证据表明日军指挥官曾经试图约束部队，一位目击者叙述说，一些有关的人随后被枪毙。
香港沦陷后，华人承受了最惨重的痛苦。李树芬博士当时在九龙开办一家医院，他估计至少治疗了1万名强奸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其他人受到更令人咋舌的处置，有些人被用绳索穿过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被推入港口的海里；躲在山顶电车站附近树上的约翰·斯特瑞克看见“三串像珠串一样的华人……其中一人精疲力竭地倒下，拉倒了另一个人，他们就这样相继死去”。(18)
我们现在自由了
日本入侵后，一小群不同年龄、来自许多国家——当然主要是英国——的平民被关进赤柱半岛的集中营。他们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遭到恶意的忽视，承受着饥饿、严厉的惩罚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拷打和死亡。在这期间，不时有一些仁慈和人道的行动。集中营的居住者自行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一位英国高级行政官员的正式指导，此人就是前辅政司富兰克林·詹逊。日本人把杨慕琦爵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这位总督后来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在开始的时候，他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他被监禁在半岛酒店，12月30日，他从酒店写信给詹逊，说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要求送来一些暖和的衣服，还开了很长的一张清单，列出了一位被囚总督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吊裤带、数本简·奥斯汀的小说和《斯托基公司》(19)。(20)
1945年8月香港光复后，赤柱集中营的幸存者。
战前疏散
詹逊12月7日才到达香港，真是赶上了一个极为不幸的时刻。当时詹逊51岁，此前一直在锡兰政府部门工作，在锡兰愉快和享有特权的生活并非是住进日本集中营的理想准备。他是个忠心耿耿的殖民地行政官员，虽然没有多少幽默感，却能够在最混乱的情况下稳妥而干练地恢复秩序。直到1942年3月，詹逊才获准与其他囚徒关在一起，此时他们已自发组织了一个英国人社区委员会。这个机构由全体囚徒直接选举产生，意味深长的是，除了警务专员伊云士之外，所有前政府官员都落选了。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由一名报纸主编和三名大班组成，防务司则是委员会的非正式成员。
对于这些痛苦不堪的囚徒来说，香港政府彻底威信扫地。日本入侵之前很久，不满情绪就已经在香港弥漫开来。1940年，强制疏散英籍妇女和儿童引起了很大争议。在两位英国女士的鉴别下，白种妇女和儿童被送往澳大利亚，棕色或黄色皮肤的混血儿被遗弃在马尼拉。立法局抨击这种“可耻的种族歧视”，宣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居民的尊敬和信任”。经过两年多筹备之后，香港的各项应急设施依然“效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们斥责防空设施建设和移民署的欺诈和低效，最终成立了一个大规模调查委员会，对公共机关的腐败展开调查。日本发动进攻导致调查被迫中断，退休总督罗富国依然非常关注此事，他向殖民地部报告说：“数位政府官员有收受贿赂的重大嫌疑……我担心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政府开支管理松懈……所有这些使我离职时怏怏不乐，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本人要对这些事情负责。”(21)
詹逊新来不久，当然没有任何嫌疑，他显然是正直和清廉的，但他脾气暴躁，近乎傲慢无礼，这些品质无助于平息人们的不满。他坚持认为合法的香港政府依然存在，而他本人就是政府的化身。这个立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战争结束时香港仍在事实上属于英国，但詹逊很少利用集中营里的民主机制，竭力把它降格为纯粹的咨询机构。他尤其不信任、实际上是蔑视那些商人。他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写道：“商人们不可能讨论政治问题，在考虑有关香港前途的建议时，他们的想法必定有失偏颇，”那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是“一个革命性机构……颠覆性组织”。(22)
集中营医院
詹逊担任集中营委员会的司令官，委员会在日本人许可的范围内处理内部事务。前政府官员逐渐在委员会中占据了多数，正按察司阿索尔·麦克格雷格爵士主持的集中营法庭负责解决各种纠纷。约翰·斯特瑞克担任委员会秘书，他叙述了委员会的活动，“非常奇怪，这些英国人热衷于组织各种委员会，如果你成立了委员会，就必须认真行事。每件事都得按部就班，你只要正襟危坐做记录就行了”。詹逊以着眼于战后的远见，不断提议应在战后把英国和美国囚徒遣返回国，以维系帝国在香港的形象。日本人无意之中提供了帮助，他们在这个殖民地设立总督，把香港作为单独的日本领地，没有把香港与广东的占领区合并。
面对集中营生活的重压，人们暴露出一些令人反感的特征。何东爵士的女儿何锦姿也是被拘禁者的一员，她叙述说：
一些英国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集中营里有很多欧亚混血儿，他们就会有充足的食物。大难临头之际，种族歧视丝毫没有缓和。那些人的看法极为偏颇，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并不是充足地供应食品，而是按照人头定量供应。(23)
日本占领当局发行的军票
这些囚徒之所以落到差一点饿死的境地，并不是日本人有意为之，而是由于无能和资源匮乏。原则上说，集中营可以获得红十字会和外界的援助，囚徒们有时也确实得到了援助。格兰朋爵士为首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是集中营获得援助的一个重要渠道。日本人留下这批人清算汇丰银行的资产，发行当时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使用的军票。他们寄宿在维多利亚城，因而得以组建起一个大大超出许可范围的活动网络，其中包括为在华开展行动的英军服务团提供广泛的情报。他们凭借这些渠道策划了多起逃亡，把大量金钱偷运进平民和军事集中营。他们的活动最终被一名印度裔告密者出卖，一名成员C.F.海德被处死，包括格兰朋在内的其他两人死于监狱医院，实际上是死于十足的疏忽。(24)
1942年，英军服务团成员合影。
另一个外援来自圣保禄医院，塞尔温－克拉克博士及其妻子希尔达获准留下来管理医院设施。塞尔温－克拉克负责把医疗用品偷运进集中营，运送药品倒不太困难，但是，“对于业余走私者来说，运送一把牙医椅子就完全是个挑战了”。经过仔细观察，克拉克夫妇测定了日本巡逻队的活动时间，计算出他们有30分钟时间潜入仓库、搬出椅子并重新关上大门。日本人对这类行为的处罚是处决，虽然这两位偷运者在那次行动中得手，克拉克最终还是遭到出卖，被日本宪兵逮捕。(25)
中坐者为赖濂仕
日占时期香港居民的身份证
沦陷期间，香港居民出入受到日军搜查
这些内部的抵抗者得到了英军服务团的支援。英军服务团在中国被占地区开展活动，成为英国人独特的个人抵抗运动之一。英军服务团最初是由一些来自香港的逃亡者发起，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港防卫军上校、香港大学生理学教授赖濂仕。他召集起各行各业的人员，有数百名医生、护士和士兵，正式编入英印陆军。英军服务团的大本营在桂林，还设立了一些前方办事处，其中包括设在东江惠州的办事处。英军服务团在中国华南收集情报，与香港的平民和军事集中营里的被囚者保持经常的联系。(26)
日本统治香港的最大成就在于，华人居民通过大东亚共荣圈的现实，认识到英国的统治是既温和又称职的。事情本来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因为日本人走错了几步关键的棋，在种族问题上尤其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先后导致数百万中国人死亡，中国人当然不会把日本看成未来的伙伴。但是，中国人历来强烈憎恨英国人往往是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种族优越感，虽然这种愤恨之情始终受到压制。日本占领期间出版的《香港新闻》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把权力赋予“乳臭未干的英国青年”和“愚笨至极的英国佬”的政权已被取代，“多亏了日本，我们现在自由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此再没有肤色问题”。(27)在扩大华人参与决策方面，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做得比英国人好。日本人建立了区役所、地区事务所、华人代表会和华民协议会，有更多华人在名义上参与了政治。
如果说日本人设立的这些机构多半只是表面文章，那么英国统治时期的市政局也不过如此，问题是其他一些因素把日本人在这个方面的善意一扫而光。英国统治时期，腐败始终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警察和其他官员的腐败比较少。日占时期，腐败成为恶性的和普遍的现象。日本占领当局颁布了大量琐细的法令，各个部门都有了勒索的机会。李树芬记述说：“各种繁文缛节数不胜数，难以忍受，令人厌恶，日本人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为了个人劫掠和谋取职位，日本官员之间发生了多次争吵和暗中破坏。”据估计，日本人处死了超过1万名香港平民，但按照李博士的看法，民愤最大的迫害方式是日本人动不动就打华人耳光。(28)
日本占领当局曾试图在学校里用日语取代英语，但与其他公共部门一样，香港的教育部门几乎完全瘫痪了。占领前香港有12万学童在校学习，日本占领期间就读儿童始终没有达到上述数字的十分之一，战争结束时在校人数仅有3000人。
很自然，除了个别的例外，没有人与侵略者竭诚合作，香港出现了大规模抵抗运动，尤其是在新界，中国游击队常常渗透到这个地区。许多著名华人没有采取如此坚定的行动，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所有非欧洲裔议员颇为令人失望地一致转而效忠日本人。罗旭龢爵士、周寿臣爵士和罗景文爵士等人全都加入了新生委员会，罗旭龢和周寿臣后来还当上了华人代表会和华民协议会议员。事实上，一个包括律政司和防务司在内的港英当局代表团曾专门请求罗旭龢爵士和周寿臣爵士“促进华人与日本人的友好关系，恢复公共秩序，保护生命和财产，维持内部稳定”，至少罗旭龢爵士曾经声明：“全体华人必须竭尽全力支持中国与日本早日赢得这场圣战的胜利，建立大东亚共荣圈。”(29)这项声明超出了有限合作的限度。香港光复后，英国文职政府接管权力，告知罗旭龢爵士必须接受审查，不得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后来又复职了。对于华人与英国人的友好关系来说幸运的是，两位最死心塌地的通敌者，过去广州商团叛乱的煽动者陈廉伯以及在日本受教育的商人劳廷琛，都在英国人回来之前就死了。一些人受到审判，但人们认识到，不能因为他们服从另外一个异族的统治就谴责为日本人效力的大多数华人。
英帝国被一笔勾销了
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兰诺，1862年摄于中国。
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
战争结束后香港能否恢复英国的统治，这个问题根本不会让赤柱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感到烦恼。詹逊是个例外，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履行过去殖民地的职责。中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把中国参战看成是解决治外法权、外国特权和租界等老问题的手段。1942年10月，中国向英国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主要内容就是解决上述问题，其中还包括要求英国放弃新界租约的条款。英国政府本不打算对草案予以考虑，迫于压力勉强同意在战争结束后讨论相关问题。这个决定使得英国将来能够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各种在华特权，为集中力量解决香港前途问题铺平了道路。
1942年12月4日至14日，美国在魁北克附近的蒙特朗布朗主持召开了讨论战后远东政策的会议。中国在会议期间合理地依靠美国的支持，说服英国在主权问题上改变立场。因为珍珠港事件被迫参战后，美国人一直谨慎地克制的同情心迸发出来。蒋介石政府吸引了日本的一些注意力（到1941年元月，他转而与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作战），除此之外没有为盟国的事业做出什么积极努力。蒋介石政府占用了大批物资，这些物资本可以在欧洲得到更好的利用。如今，这个政府获得了巨额贷款，中国也被列为“强国”之一。罗斯福最初草拟的联合国宣言中，中国的地位排在苏联和英国之前，仅次于美国，这反映出总统内心的想法，该草案后来做了修正。(30)
罗斯福致力于支持中国的事业，很多客人被提醒注意他的外祖父沃伦·德兰诺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他的母亲曾在香港度过一段童年时光。这位总统似乎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旗昌洋行从事鸦片贸易，而这个幸福的家庭是生活在一个英国殖民地。1945年1月，第17世德比勋爵之子、殖民地大臣奥立佛·斯坦利访问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坦利：“我不是想对英国人苛求或无礼……你们在1841年获得香港并不是以购买的方式。”斯坦利马上反唇相讥道：“让我想想，总统先生，那大概是在墨西哥战争(31)期间，不是吗？”(32)
这位总统对亚洲的殖民主义问题抱有非常古怪的想法，他尤其憎恶法国人。美国不止一次非常明确地承诺，战争结束后，“不论法国本土还是殖民地，法国国旗飘扬的所有领地”都应由法国重新行使主权，罗斯福却在私下里告诉身边与此事相关的每一个人，例如埃及驻华盛顿公使，“他认为对法兰西帝国的许诺并不重要”。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试图为这种颇为傲慢的态度辩解，赫尔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总统认为“一百年来法国一直在压榨那里（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人民有权获得更好的待遇”。罗斯福之所以会有这种态度，原因在于他对亚洲事务惊人地无知，他竟然曾经对蒋介石表示，后者应该在战后接管法属印度支那，这无异于丘吉尔指令戴高乐收复路易斯安娜，肯定会遭到越南人的强烈反对。(33)
赫尔试图安抚“美国国内叫得最凶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副总统华莱士，这些人希望所有殖民地立即获得独立，一个德克萨斯人尤其敦促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我答复说，香港属于英国的时间比德克萨斯并入美国的时间还要早，我想没有人乐于看到德克萨斯归还给墨西哥”。英国政府不安地注意到美国人的这种倾向。1942年7月11日，外交部远东司的阿什利·克拉克爵士在访问美国后报告说，美国把中国视为与英国同等重要的战时伙伴，美中两国的“基本关系更为热烈、更多信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承认：“英帝国已被美国舆论一笔勾销了。”
至少有一些英国人，例如几乎所有的外交部官员，甘愿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他们总是把香港视为眼中钉，认为香港妨碍了更重要、更高贵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就想把香港归还中国，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爵士提出至少把新界归还中国，他承认这将是个损失，但不付出这种代价，“就无法解决问题”。寇松不赞同这种“理想化而又行不通”的观点，不肯“把以往的割让、租借等全都连根拔掉”。现在，一些外交部高官再次试图摆脱这个不受欢迎的殖民地，格拉德温·吉布极力支持放弃这个殖民地，北美司的内维尔·巴特勒认为香港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热情”，阿什利·克拉克和远东司的约翰·白利安爵士（前广州总领事，他始终鄙视香港政府“十足的无知”）赞同这种意见。惟有远东司司长莫里斯·彼得森爵士认为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他坚定地表示：“鉴于我们被匆忙赶出香港的屈辱处境，我们应当重返那里，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无法重新赢得东方的尊重。”(34)
殖民地部采纳了一种更有力的观点。这种观点只是表示，“在这个殖民地维护英国主权并未超出此类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位顽固的老派右翼人士、当时在印度事务部任职的列奥·艾默里考虑到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他认为，香港居民是英国臣民，不应当抛弃他们(35)（这种观点肯定不会吸引未来保守党政府里的继任者）。
当时的一致意见认为，英国必须准备就放弃香港展开谈判，但这只能是作为东南亚全面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未知因素太多，例如国民党越来越显示出无力在战后控制中国的迹象，英国无法就未来局势做出明确和永久的决定。在1942年7月14日的备忘录中，殖民地大臣克兰伯恩勋爵阐述了深思熟虑的官方观点，这种观点将成为英国政府香港政策的基础。英国对美国的怨恨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应该任由他人操纵，落入单独对东亚事务承担责任的境地。事实上我认为美国的责任要远大于我们，假如他们在中国事件的初期阶段愿意与国际联盟合作，之后发生的一切就可能、或许多半就能够避免。实际上，他们非但在局势无法挽回之际退缩不前，甚至在他们真的受到攻击时仍是如此。
阿瑟·克利奇·琼斯是英国工党政治家，战后曾任殖民地大臣。
1943年11月25日，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议。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只有作为亚洲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英国才能同意把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这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新加坡和香港“在防务和行政上均由国际机构管制”，中国和荷兰必须做出类似安排，美国也要同意把火奴鲁鲁和马尼拉纳入此方案一并考虑。倘若没有达成这种安排，香港依然属于英国。(36)
麦道轲是殖民地部参加蒙特朗布朗会议的代表。日本入侵前，麦道轲是香港政府新闻检查处处长，正是他的备忘录促成了克兰伯恩勋爵的声明出台。香港沦陷前夕，麦道轲参与了以中国将军陈泽（音译）为首的一次非常勇敢的冒险，逃离了这个殖民地。在蒙特朗布朗，麦道轲颇有反讽意味地致函外交部的诺埃尔·萨拜因：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人幸灾乐祸……（美国人的）职业是反英”。麦道轲表示自己在会上有两个突出感受，一是“中国人是个有着高不可攀的圣人和英雄的民族”，二是“对英国的怀疑，尤其是针对它重新殖民地化的计划”。后来，阿瑟·克利奇·琼斯受命前去充实代表团力量，他认为麦道轲的这种批评口吻太过分了。琼斯是劳工与民族事务大臣以及欧内斯特·贝文的议会助手，在战后当上了殖民地大臣。琼斯“宁愿像劳工领袖那样激动得满脸通红，也不愿表现出半点‘老爷’的架势。他两手叉腰，对所有人一通乱骂……还极为豪爽地大声喊叫。更绝的是……他轻蔑地把那些还在为早已盖棺定论的观点争论不休的年轻人抛到一边”。(37)
在香港问题上，外交部代表蒲纳德爵士使克利奇·琼斯的猛烈攻击哑了火，蒲纳德非常主动地向与会代表保证：“一旦处理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中国方面将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就连外交部也对此感到不安，莫里斯·彼得森爵士在谈及蒲纳德时愤怒地写道：“我们最要紧的事就是把他召回国内拘押起来。”
蒙特朗布朗会议至少从当前的议事日程上划去了香港前途问题，中国对于美国将迫使英国放弃香港的承诺感到满意。1943年11月盟国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的提议披露出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罗斯福提出，如果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对日作战，他将支持蒋介石不让英国人继续留在香港。罗斯福是在私下会晤蒋介石元帅及其夫人时提出这个方案的，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种情形无助于打消英国人的疑虑。这次会议也是罗斯福首次会晤蒋介石，面对中国抵抗事业的这位不称职的代表，这位总统对中国抵抗事业的不切实际的情感大多破灭了。东南亚战区司令路易·蒙巴顿勋爵讨论缅甸战役计划，季风同过去一样是个制约因素，蒋夫人承认她丈夫的无知：“不管你信不信，他不知道季风是怎么一回事。”(38)
罗斯福认为难以说服英国盟友认可这种单方面的交易，因为丘吉尔的立场历来十分明确。美国国务院的斯坦利·霍恩贝克如实报告了丘吉尔的观点：香港是“英国的领地，他认为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到他本人的公开讲话，大意是他当首相不是为了参与清算英帝国”。(39)
随着战事的进展，美国越发难以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施加影响。盟军先是在意大利登陆，1944年6月又在诺曼底登陆，决定性的地面战争从太平洋地区转移到英美军队在欧洲的战场。因此，最重要的是确保各国的协调行动不受干扰。另一个战场的形势日益表明，蒋介石无力控制整个中国，美国人也开始了解国民党政府令人不快的真相。
虽然美国毫不含糊地在口头上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沦为笑柄，“重庆的领导人并不想扩充军队打日本人。同往常一样，他们的计划是保存实力……在战争结束后专门用来对付北方的共产党人”。中国战场的价值在于拖住大批日军，实际上中国被占这个事实本身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即使那里没有任何战事（大多数时候没有频繁的战事）。1944年夏季，日本人发动一次攻势，轻而易举地把蒋介石那些垂头丧气的应征士兵打退数百英里。日军得到了中国农民的帮助，他们转而反对名义上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只有在缅甸，中国才投入了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
1943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作战。
1945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
也有人强烈要求维护英国的利益。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反复表示支持英帝国在远东的目标。1944年10月，他告诉拉姆斯顿将军，他本人完全理解英国军队重新占领香港的必要性”。印度政治家开始对中国在战后的复兴感到不安，老资格的香港通约翰·克锡担任蒙巴顿的顾问，成功地为这个殖民地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香港的前途问题本来有可能低调处理，罗斯福依然坚持他所认为的中国利益。中国的局势越来越明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比不可救药的腐朽了的国民党更有能力。1944年8月，罗斯福派遣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会晤蒋介石。赫尔利是“一个相当老派的美国人”，也有人说他“迟钝而狂暴，大言不惭，惯于说谎”。(40)他有爱尔兰血统，所以坚定不移地秉持反英立场。他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到当时为止，这种政策已经在20多年时间里致力于非殖民化——抱有极其夸张的看法：“英国帝国主义看上去似乎获得了新生。这只是虚幻的表面现象。那些看起来是英国帝国主义新生命的东西，其实是一个自由国度通过租借法案向其羸弱的躯体注入的生命力和自由的新鲜血液……英国……必须接受自由与民主的原则，抛弃非正义的帝国主义原则。”(41)
赫尔利热情支持蒋介石，日后，他的爱尔兰裔美国同胞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立场。1945年2月关键的雅尔塔会议召开之际，重庆政权显然已不可能对这场战争做出多少贡献，因此必须让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围绕如何在新成立的联合国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丘吉尔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罗斯福无法再加以反对，“如果国王陛下政府同意总统（关于未来联合国的基本框架）的建议，中国会要求国王陛下政府归还香港”，国王陛下政府有权阐述与中国方面截然相反的理由。中国也将获准公开“申诉自己的所有主张”，最后将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国王陛下政府不参加表决的情况下对所有问题做出裁决”。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方案，因为任何一个大国在涉及本国的问题上不得行使否决权。当然，丘吉尔补充说：“安理会不能强迫他们把香港交还中国，除非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步骤。”(42)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杜鲁门成为总统，美国对香港问题的热度进一步降温。新总统不像罗斯福那样满腔热情地支持中国，他接受了国务院的建议：“我们应当在适当时机欢迎并协助达成和平安排……包括把香港归还给中国。”(43)杜鲁门认为，哪个盟国把香港弄到手，“主要属于军事行动性质的军事问题”，(44)取决于谁的部队首先到达香港。新加坡很快回到帝国的怀抱，正式并入蒙巴顿所辖的东南亚战区。当时英国人驻扎在仰光，这个地区也没有中国军队，但香港处于中国战区，中国的非正规军就在附近地区活动。
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艾德礼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英国人被告知美、中两国军队将联合向广州和香港挺进，中国正规军收复香港的可能性更大了。当然，英国可以先发制人，派遣一支皇家海军舰队前去。但是，作为拟议中的对日最后一战的一部分，远东所有英军由美国人指挥，要采取上述行动就必须事先得到美国人的正式批准。此时，丘吉尔刚刚输掉大选，取而代之的是从前联合政府里的同事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欧内斯特·贝文，他对帝国的忠诚丝毫不比托利党人逊色。英国人强烈要求应由他们而不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受降，为此双方情绪激动地交换了意见。杜鲁门认为中国提出的折衷建议是合理的，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对他考虑周到的姿态表示赞赏的私人信函”，贝文却毫不动摇。赫尔利叙述说，最高统帅认为“英国的立场是帝国主义的、专横跋扈的，与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不相称”。虽然美国新闻界一阵骚动，英国仍与美国达成协议，麦克阿瑟将军受命安排由英国指挥官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杜鲁门总统保证，对英国的这个让步并不代表美国未来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蒋介石才颇为勉强地同意了这个方案。
日本的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最终在8月14日正式宣布——必须迅速结束棘手的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海军少将夏悫爵士受命以最快的速度从悉尼开往香港，来不及开封的军需物资直接堆在军舰甲板上。他们不得不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等待清理出进入香港港区的通道。直到8月30日，夏悫才抵达香港维多利亚城。迎接他的不是战败的日本人，而是可敬的詹逊。这位辅政司填补了权力真空，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极富戏剧性的时刻采取了一位优秀文官所应采取的果断行动，还召集了一个委员会。他写道：“有人怀疑……我宣誓就任掌管政府的官员是否明智，我当然有权这么做，任命我的决定耽搁了。”他并未就此止步，“俘虏与被俘虏关系的改变让我欢欣鼓舞，我感到这是个机会，借此可以通过宣布‘我将以香港政府高级官员的身份掌管政府’来维护我的权威”。日本人提出异议，指出香港有可能不再属于英国，詹逊根本不予理睬：“我答复说，这种观点只是他们的看法，我根本不予理会。我要做的是履行国王陛下政府赋予我的职责。”詹逊接触到英军服务团的一名中国队员，证实日本确实已经投降，便“立即召集赤柱的少数几位头面人物，还有这个殖民地的正按察司阿索尔·麦克格雷格爵士，我宣誓就职”。(45)
在之后的两周时间里，詹逊坐镇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凭借其令人难忘的个性控制住当时仍是这个殖民地惟一武装力量的日本人。日本人拒绝让一架英国飞机在启德机场着陆以安排受降，詹逊下了决心，“我觉得必须维护我的权威”，他指示伤心的日军联络官，“这次拒绝的详情必须列入你们的报告。倘若你们拒绝，以及你们对飞机在启德机场着陆一事的态度，将被视为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罪行”。尽心尽力的詹逊以管理这个殖民地的政府官员身份，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欢迎皇家海军。
8月30日，夏悫海军少将抵达香港，成立军政府。
8月30日，詹逊得到夏悫海军少将的援助，结束了他几乎是单枪匹马的统治阶段。原先预计日本人会组成自杀小队，但只遇到一艘小艇的反抗，它大概是一艘自杀艇，英国人误解了这艘小艇的意图。夏悫海军少将的旗舰“快速”号驶入海港时收到信号，说大鹏湾发现一艘“海盗”船，“快速”号用无线电向后面的“不屈”号航空母舰报告了这一情况，不久便收到简洁的答复：“帆船已击沉。”(46)他们上岸后遭遇零星枪击，一些身着便装的日本人向他们开火，这些人不管有没有罪都被当场处决。“华人乘机打死了几个日本人，把他们拖下电车，用锤子砸他们的脑袋。”登陆部队对码头的状况十分震惊，海军上尉约翰·吉卜森用地道的航海术语描述说：“到处凌乱和肮脏。满地都是苹果酒瓶和啤酒瓶，有些喝剩下一半。油漆班驳……缆绳是五级的。”(47)
1945年9月16日，夏悫海军少将签署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书。
华人贫民在拉圾堆寻找食物
杨慕琦
接管詹逊的过渡政府是件微妙的事，那些获释的囚徒掌管了权力，绝大多数人身体十分虚弱，疲惫不堪，他们忠于职守，把新来者看成闯入者。他们还不得不适应一个改变了的世界，英军服务团的一份新闻稿描述了这种变化：英国现在已不再是以往的那个强国，而是个负债国，所得税达到每镑征税10先令。当然也有一些好消息：人民更加友好，更少矜持，啤酒的味道也越来越浓。9月8日，艾德礼先生亲自致电詹逊：“你经受了拘禁的严峻考验，独自迈出了在香港重建英国统治的第一步……这种勇气与智慧令我钦佩不已。”(48)
新政府由麦道轲负责，他一直在白厅领导一个小组为恢复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做准备。(49)新政府由殖民地文职人员组成，其正式性质是军政府，海军少将夏悫担任司令，文职官员也都授予军衔，麦道轲的军衔是准将。新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日本占领当局崩溃后，这个殖民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事实上，华人怎么会希望恢复英国的统治？夏悫海军少将抵达时，成千上万面中国国旗淹没了寥寥无几的英国国旗。一个华人女孩被一个英国水手谋杀，一名印度警察意外导致一名小贩死亡，这些事件激起华人愤怒的骚乱。对于新政府而言，这种麻烦还可以搁置一旁，当务之急是解决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匮乏。
除了他们具备的能力和麦道轲出众的幽默感之外，政府人员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实施救济。麦道轲报告说：“凭借种种计谋和遁词，我们在9个星期时间里始终隐瞒我们异常薄弱的一个环节：食物贮藏室空空如也……解放者没有带来任何可以填饱肚子和装点房间的东西。”不过，他们仍想方设法完成了一些十分艰巨的任务，清理了日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废墟。政府直接雇佣3到4万名苦力清除垃圾，9月4日又增加了3000名皇家空军技术人员。
夏悫海军少将日后曾经表示，英国政府难得地没有对他发号施令，赋予他“十足是独裁的权力”，一旦有必要他可以把这种权力授予麦道轲。当局开始时惟一能够投入使用的治安力量是“大约700名华人歹徒，日本人准许这些人经营赌场，以换取他们维持法律和秩序，日本人还利用他们充当警察，希望能使这些人不参与破坏活动，并管理其他的下层华人。他们不能享有赌场的丰厚收入，但另有薪水补偿，日本人还承诺一旦组织起正规警力，就允许他们退出”。(50)
1946年5月1日，杨慕琦爵士回到香港，恢复了文职政府。8个月的军政府时期是香港发展历程的转折点，詹逊与麦道轲两人的差异就体现出这一点。像莫德庇和杨慕琦一样，詹逊属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对帝国忠心耿耿的一类人，他的个人观点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受的教育（杨慕琦和莫德庇两人都参加过一战）。麦道轲生于1904年，属于战后的一代，这是殖民地管理者按照“德文宣言”行事的时代。麦道轲成人后即认为殖民统治不过是过渡性阶段，对美国人在蒙特朗布朗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颇为恼火。詹逊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令人钦佩地发挥中流砥柱作用，麦道轲则具备相应的灵活性来管理一个危险地陷入混乱状态的社会，这个社会刚刚把以往的首领赶了出去。如今，英国的威望无可挽回地烟消云散了。在过去，这种威望能够在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把一个帝国团结在一起。从今以后，英国不得不靠成绩而非神话来博得一席之地。
麦道轲及其小组干出了一番成绩。在汇丰银行的密切配合下，殖民地恢复了货币流通。汇丰银行同意承兑他们的职员在日本占领期间发行的军用票，冻结一切战时债务，立即提供公用事业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香港实行了物价管制和最低工资标准，迅速提供紧急食品供应，还提供免费食物。杰克·姬达协助杰弗里·赫克罗斯博士恢复渔业这一重要的食物来源。日后姬达当上辅政司，成为香港的一位杰出人物，赫克罗斯是刚刚从赤柱集中营出来的一位生物学家。香港战后重建的速度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有魄力的建设性努力很快就收到成效。1945年11月，香港取消了政府管制，恢复了自由企业制度。对于英国统治的信心因1941年的经历而瓦解，此时也日渐恢复。当地华人“惊讶于经济恢复的速度，法律与秩序的建立以及有利于获取财富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占领结束后，香港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它相信商业至上”。战前时代的英国人几乎全都离去，这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后果：许多以往为英国侨民保留的职位只能由葡萄牙人和华人充任。这个变化几乎完全是有利的，不过其全部意义尚待时日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外交部反对杨慕琦爵士重返总督府，认为任命杨慕琦即意味着决意维持战前的状况，而香港实际上已不可能再恢复战前的状况。夏悫海军少将批准了要求给予香港华人更多公平待遇的《1946年度展望》。罗景文爵士在重建的立法局的首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促进“本殖民地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个特殊社会阶层的利益”。
杨慕琦对代议制政治的好处深信不疑，无须罗景文的提醒。他的第一项举措是建议修订《香港宪章》，以期使“本地区居民更充分、更负责地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
杨慕琦爵士把香港称作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殖民地，这是意味深长的，预示着英国工党政府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态度。第二年，英国承认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关于香港的建议没有这么引人注目，杨慕琦爵士详细阐述了一份计划，把“重要的政府职能”转交给“一个基于完备代议制的市议会”。这项建议以“杨慕琦计划”闻名，虽然杨慕琦实际上只是转述一个殖民地部战时委员会拟定的意见。在伦敦英商中华社会的那些香港大班的支持下，该委员会建议把市政局彻底改组为一个民主机构，同时扩大立法局的代表权。(51)
总督做出决定之前，要求全体居民充分讨论，以便能够在是年年底之前最终确定方案。政府收到不少反馈意见，8月26日，杨慕琦爵士公布了令人满意地达成一致的方案：立法局三分之二的席位由直接选举产生，华人与非华裔人选各占一半，其余席位由代表团体任命。在立法局，官守议员与非官守议员人数相等，从而使总督掌握了否决权。作为代议制机构，市议会的长处在于可以把选举权扩大到全体成年人，不论是否属于英国臣民，而立法局的投票权被认为必须限于只占总人口一小部分的英国臣民。
这些建议迅速发往伦敦，从此陷入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拖延。下院倒没有多少分歧，1945年5月16日的议会辩论中，伯里的保守党议员沃尔特·弗莱彻要求政府“明确确定香港和租借地区公开地、不折不扣地维持现状，在未来长时期内不会有任何变动”。7月29日，下院又进行了一次相当混乱的辩论，戴维·里斯－威廉姆斯上校（后来成为奥格莫尔勋爵）认为“中国的民主力量（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并不希望看到香港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艾弗·布尔默－托马斯代表政府宣布：“香港引入稳定政体一事颇有进展……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更为民主的机制，包括一个市政当局……草拟了10年经济增长计划，采取了一切必要步骤来维持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建立”一词用心良苦，给人的印象是宪政改革走在了实际情况的前面。沃尔特·弗莱彻代表在野党同意，“我们大家都坚决主张本地人的代表应占较大比例的原则”（不论在香港历史上“本地人”一词曾经意味着什么）。他又指出“目前要在香港做这样一件事，恰逢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还补充说已有超过100万难民涌入香港。
下院虽然给人一种香港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印象，详细的议案却花了3年时间才制订出来。1949年11月30日，工党议员伍德罗·怀亚特质问道：“为什么用了长得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当时已是殖民地大臣的阿瑟·克利奇·琼斯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迅速的进展”。次日，他又受到另一位工党议员的质问：“他是否认为香港确实不必有某种民主立法机构，市议会的或其他形式的民主机构？”琼斯只得表示愿意看到香港建立民主机制，还补充说：“制定政体并非一蹴而就的事。”
葛量洪
造成拖延的一个因素在于新任总督葛量洪爵士，他于1947年7月接替杨慕琦爵士。杨慕琦爵士受到日本人的虐待，健康状况恶化，尽管他的个人品质丝毫未受影响。麦道轲认为，葛量洪是“一个十分胜任的文官”，不像杨慕琦那样倾向于“冒险和革新”，也缺乏前任的“想像力和个性”。葛量洪爵士抱负很高，是个“机敏的、看上去很时髦的人物”。他出身于桑德赫斯特陆军学院和剑桥大学，曾先后效力于轻骑兵部队、伦敦帝国防务学院和殖民地部。自制、或许还不无自得的葛量洪担任了10年总督，在困难时期管理着香港，期间没有受到白厅多少干预。他曾于战前在这个殖民地担任过13年政务官，对香港前途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杨慕琦计划，认为必须推行一种善意的独裁政治。他做到了这一点。(52)
最终提交立法局讨论的方案只涉及行政局，方案规定了一种十分复杂的选举体制，居民是否有选举权取决于国籍、居留时间和文化程度，结果大约有1万人获得投票权。立法局本身没有任何变化，那些认为理当首先解决立法局民主化的人士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于是，立法局制订了自身改革方案，1949年6月进行了讨论。这些方案出自罗景文爵士之手，他再度成为香港事务上的领袖人物。葛量洪爵士称赞罗景文具有“一流的头脑，巨大的道义勇气、见微知著的才能……在以传阅文件方式讨论复杂乏味的事项时，议员们会在文件上写下各自的意见，我希望看看‘景文’写了些什么，而且多半不必忍受阅读其他备忘录时的那种单调乏味。他总是能够切中要害”。(53)
在讨论过程中，“M.K.”（罗景文）梳理出香港宪政改革必然面临的首要难题：种族问题。英国臣民的人口资料是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所属的种族背景如下：
华裔 61，640人
欧裔 6636人
欧亚混血 717人
葡萄牙裔(54) 1089人
印度裔 3331人
其他民族 453人
总计 73，866人
英国臣民仅占香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人数还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完全不具备代表性。“M.K.”最后表示：“我非常不赞同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一小部分选民选举的议员能够代表、而且能够比委任议员更充分地代表本殖民地。”立法局同意优先考虑自身的重组，把另一套方案提交伦敦，以便进行拖沓和长时间的研究。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巨变，加剧了香港人口成分的失衡。对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马上着手进行20世纪20年代以来消灭共产党人的未竞事业。美国深信有一个莫斯科领导的共产主义阴谋，继续向国民党政府输送大量援助，担忧香港可能引发潜在的进一步冲突。1947年3月，美国驻伦敦大使提出，这个殖民地应当在“一个确定的时间”“体面而大度地”归还中国。1948年，为报复平民在九龙遭枪杀，一群暴徒焚烧了广州的英国领事馆，美国方面没有对英国表示多少同情。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告诉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爵士：“预计香港将成为英中关系挥之不去的肉中刺……我认为英国可能愿意考虑，英国的最大利益取决于是继续保留这个刺，还是在某个适当时刻拔掉它。”(55)克拉克表示施谛文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但认为英国不会认真考虑同丢脸的国民党谈判。国民党针对共产党的行动没有任何进展，他们将被无情地赶出所有的地盘。1949年1月，北平落入共产党之手。4月、5月和10月，南京、上海和广州相继被共产党占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蒋介石反对者纷纷到香港避难，香港再度成为中国惟一的个人自由有保障的地方，另一批难民开始涌入这个殖民地。1950年3月，香港人口增加到236万人左右。(56)这些难民既有广州的，也有来自更远的地方，上海难民尤其把宝贵的人才带入这个殖民地。转瞬之间，上海就不再是中国的商业中心，那些使之成为商业中心的人才纷纷离去，业务也停顿了，随即出现向香港的大逃亡。这个殖民地仍在艰难地重建日本占领期间遭到破坏的房屋，如此大量的人口涌入给政府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许多新来者找不到住处，只得住在走廊、阁楼和马路上，用任何能够弄到的材料搭起简陋的小棚。早先的难民倾向于反国民党，新来者即使不是亲国民党分子，也多半是坚定反共的，这种情形很快就引发了尖锐的对立。1949年11月，共产党关闭边境，想维持传统的自由出入政策的殖民地当局顿时长舒了一口气。
白厅官员没有因为共产党的胜利而过度惊惶，他们本来就对国民党毫无信心，普遍认为共产党要强大得多。不过，新政权确实对英国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紫石英”号轻型护卫舰受到攻击——1949年4月，它在扬子江落入人民解放军的圈套——以及随后戏剧性地逃脱，在英国引发了异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1949年5月5日，在野的保守党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下院发言，强调香港是“东方的直布罗陀”，必须加以捍卫。倘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恐怕说不出个所以然。直布罗陀是通往苏伊士运河航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即使印度独立后，苏伊士运河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水上通道。香港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咽喉要道，也没有控制什么关隘。工党国防大臣A.V.亚历山大答复说：“长期以来，香港就有中立和不干涉中国政治的传统……（政府）业已采取措施……应付可能发生的对下述状况的破坏，即中国国民，不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可以在此地居住。”自1941年以来，香港的警务力量翻了一番，英国还派出两个旅的兵力前往香港充实卫戍部队。后一项行动是向中国新政权做出的警告性姿态，表示英国认真对待香港前途问题。正如葛量洪日后解释的，英国的政策是部署充足的兵力，在足够长时间里抵御任何可能的进攻，等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
1945年4月20日，英国轻型护卫舰“紫石英”号闯入南京江面，遭到解放军炮击后脱逃。
诺维奇的议员约翰·帕顿——他是个工人领袖，以往的独立工党成员——阐述了指导此后历届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则。帕顿表示：“尊敬的议员们难道从来没有想过，面对充满敌意的共产党中国，我们难以无限期地维持我们在香港的地位。一旦我们开始这么认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失去香港。”帕顿得到了伍德罗·怀亚特的支持（颇为讽刺的是，怀亚特勋爵后来转向右翼），怀亚特指出，毛泽东肯定会打赢内战，毛具有不同于俄国人的品质，不会是热衷于领土扩张的斯大林主义者。怀亚特提出了一些有创意的建议，诸如扩大租借地区，用香港来交换福摩萨等等。后一项建议是19世纪时的一种见解——渴望得到比这个“贫瘠之岛”更好的地方——的最新翻版。
艾德礼
第二年的大选中，工党在战后的压倒性优势差一点丧失殆尽，艾德礼政府在下院只掌握了6席多数。1951年10月，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取代工党，英国推行非殖民化的热情显著消退。不过，1952年5月16日，在葛量洪支持下，新任殖民地大臣奥立弗·利特尔顿仍然把经过修正的杨慕琦计划提交内阁，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香港的宪政改革在战后即已做出承诺，1946年以来一直在审议之中。我于12月份访问香港时，总督向我表示……改革没有任何进展的事实已经开始引发骚动，他认为越来越难以长久地控制局势。
他指责外交部应对延误负责：
早在1950年年底，这些建议就已获通过，但在外交部的要求下搁置起来，理由是由于没有规定广泛的华人选举权，或许会激起一场宣传运动。
但是，目前所有部门都已经同意：
外交部、英联邦事务部、国防部都已经解决了问题……各个部门一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57)
然而，就在新举措公布前夕，一个包括立法局、行政局最重要的议员在内的代表团造访了总督，请求总督“终止这个将毁灭香港的疯狂举动”，他们表示，“没有人真正要求”扩大选举权。仅仅数月之前，葛量洪才告诉殖民地大臣，要求改革的“骚动”极其强烈，乃至他认为“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此刻他却接受了代表团要求放弃该方案的建议。消息传到殖民地部，官员们无不目瞪口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只得缴械投降：‘葛量洪，内阁批准了你的方案。’”利特尔顿并不介意告诉内阁的同事说自己改变了主意，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我很遗憾不得不再次打扰内阁……（在与那位总督讨论后）我提议不再推行这些改革，等到条件更成熟时再说。”
葛量洪爵士在自传中写道，殖民地大臣同意放弃宪政改革，原因在于“这个问题不会引起英国选民的兴趣”。1968年，他在一次未播出的电台采访中更直白地透露了许多内情：利特尔顿“非常想否决该方案，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惟一关心的就是重新执政，而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58)1951年时，情况确实是这样，以后也依然如此。
经常有人提出，杨慕琦方案悄无声息地夭折，意味着香港政府丧失了在不招致中国干预的情况下引入民主机制的最后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杨慕琦方案提出的有限选举权把如此众多的居民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也有可能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强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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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英国战前心理的分析，请见巴内特：《对战争的评估》（Barnett，The Audit of War），第一章。
(2)克拉克·卡尔致哈历法克斯勋爵，1938年11月11日，英国外交文件（Documentson British Policy III），第三编，第七卷，第233页。
(3)卡多根：《日记》（A.Cadogan，Diaries），第310页。
(4)引自陈刘洁贞前引书，第289页。随着新材料解密，人们才逐步了解到克赖琪避免战争的努力。罗伯特爵士坚信，日本内阁大多数成员以及山本海军上将都反对对美国开战，而且会接受和解的安排。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有克劳森：《珍珠港：最后的审判》（Henry Clausen，Pearl Haror：Final Judgement），以及拉斯布里杰：《珍珠港的背叛》（James Rus‐bridgeand Eric Nave，Betrayalat Pearl Harbor）。
(5)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第三卷，第551页。
(6)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第三卷，第157页。
(7)海军部档案，（Admiralty（ADM）116/427181），1940年。
(8)英国内阁档案（Cabinet（CAB）80/51）。
(9)关于日军进攻和占领香港的历史，最佳著作是安德葛：《香港之蚀》（Endacottand Birch，Hong Kong Eclipse），见第327页注释16。关于印度军队的作用，请见巴加瓦与萨斯特里：《印度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Bhargavaand Sastri，Official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med Forces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0)此处及下文关于战事的引文，引自内阁历史系列（Cabinet History Series，PRO）。
(11)远东总司令部致陆军部电，1941年12月11日。
(12)安德葛：《香港之蚀》，附录六所引战后美国的报告。
(13)丘吉尔，前引书，第三卷，第562页。
(14)丘吉尔，前引书，第三卷，第563页。
(15)玛土撒拉是《圣经》所述的一位寿高969岁的老人，人们以此比喻年高的人。——译注
(16)波茨：《战时日记》，手稿藏于香港大学香港文献（Potts，‘War Diary’inms.in Hong Kong Collection，HKU）。伯雷索：《香港防御部队》，手稿藏于罗兹图书馆（H.Boletho，‘Hong Kong Defence Force’ms.in Rhodes House Ind.Oc.C.108）。
(17)引自莱德：《英军服务团：香港的抵抗运动》（E.Ride，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Hong Kong Resistance），第3页。
(18)李树芬：《香港行医》（Li Shu－fan，Hong Kong Surgeon）；斯特里克，载伯奇、科尔：《日占时期》（J.Sterickerin Birchand Cole，Captive Years）。
(19)《斯托基公司》是吉卜林的一部小说。——译注
(20)詹逊，未分类档案，罗兹图书馆（Gimson，Unclass.Wm/194）。
(21)莱斯布里奇：《香港的贪污》（H.J.Lethbridge，Hard Graftin Kong Kong），第47页。
(22)安德葛：《香港之蚀》，附录五所引詹逊日记，藏于罗兹图书馆（Ind.Oc.Mss.222）。对于詹逊来说，发现大班比政府官员更受信任，必定是十分恼火的一件事。
(23)请见吉汀斯：《融会东西》（J.Gittins，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陈伟群，前引书，第118页以下。
(24)金，前引书，第三卷，第12章。
(25)塞尔温－克拉克：《时光的足迹》（Selwyn‐Clarke，Footprintsin the Sands of Time）。
(26)关于英军服务团的非凡经历，请见莱德前引书。
(27)引自安德葛：《香港之蚀》，第98页以下。
(28)李树芬，前引书。
(29)1943年1月10日。莱斯布里奇，载伽维、阿加西，前引书，第112页。
(30)塔齐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历，1911—1945年》（B.W.Tuchman，Stilwell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in China，1911—1945），第300页。
(31)墨西哥战争是指1846－1847年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墨西哥把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新墨西哥、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领土割让给美国，得款1.5亿美元。——译注
(32)索恩：《同盟者》（C.Thorne，Allies ofa Kind），第25页。
(33)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五卷，第533页；赫尔：《回忆录》（C.Hull，Memoirs）第二卷，第1596页；塔齐曼，前引书，1941年7月，法国维希政府把印度支那的战略控制权交给了日本。
(34)赫尔，前引书，第1599页；伍德沃德，前引书，第59、60章。
(35)艾默里，前引书，第二卷，第955页。
(36)外交部档案（CO825/35/55、104/1942）。
(37)罗兹图书馆（Ind.Oc.300），1942年12月22日。
(38)塔齐曼，前引书，第518页。
(39)伍德沃德，前引书，第519页。
(40)索恩，前引书，第640页。
(41)索恩，前引书，第573页；赫尔致罗斯福，1943年12月2日。
(42)吉尔伯特，前引书，第五卷，第1183页。
(43)杜鲁门：《回忆录》（H.S.Truman，Memoirs），第106页。
(44)同上，第380、383页。
(45)詹逊日记，安德葛，前引书。
(46)与哈迪少校的私人通信。
(47)吉布森：《淡水》，载《布莱克伍德杂志》（J.Gibson，‘Sweet Waters’，Blackwood’s Magazine），1946年1月。
(48)希尔：《香港的沦陷》，罗兹图书馆（Hill，‘The Fall of Hong Kong’，Rhodes House，Ind.Oc.S73）。
(49)麦道轲在香港的作用，请见多林森：《英国在远东的军事管制，1943—1946年》（F.S. V.Donnison，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in the Far East，1943—46），第203页以下；曾锐生：《被搁置的民主》（S.Tsang，Democracy Shelved）。
(50)莱斯布里奇，载伽维、阿加西，前引书，第127页。
(51)关于杨慕琦计划的详细讨论，请见曾锐生前引书，要理解战后英国试图设计某种代议制政府体制，曾锐生的著作是必读的；另见多林森前引书，第138页。
(52)对葛量洪的评价，请见曾锐生前引书第viii页、第186页以下；迪克·威尔逊：《香港！香港！》（D.Wilson，Hong Kong！Hong Kong！）。
(53)葛量洪，前引书，第110页。
(54)在香港，“葡萄牙人”一词也用来指有葡萄牙语姓名的华人。
(55)《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第七卷，1947年3月4日；1948年，第七卷，1948年1月20日。
(56)同上，1947年，第七卷：香港被描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最佳庇护所……华人资本的安全岛，中国南部惟一有出版自由的地方”。
(57)外交部档案（C52165）。
(58)葛量洪，前引书，第112页，葛量洪接受克罗泽电台访问记录，1968年8月2日，罗兹图书馆（BR.Emp.288）。
第十五章 在夹缝中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
战后历任香港总督及其同事发现，香港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北京）和中华民国政府（台湾）都把香港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都暂时搁置主权要求，在这个殖民地展开针锋相对的活动和宣传。美国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力扶持台湾当局。为了进行反共产主义圣战，美国大肆利用香港的间谍设施，竭力阻碍香港经济的发展。作为香港名义上的主人，英国政府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上极为重要）与美国（经济上不可或缺）之间，只是听任事态的发展，避免开罪中美两国。在香港居民看来，这些强国往往无视他们的利益，真正为他们着想的是殖民地当局。
新中国开国大典
英美两国迟迟未能真正把握战后的亚洲局势。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直到20年之后，这一事件的战略意义才开始在英国政策中有所反映。时至今日，英国政府仍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仍然认为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在北平（随即改名为北京）宣告成立。不久，国民党在福摩萨——即现今的台湾——偏安一隅，建立起冷酷无情的独裁政权，美国花了20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个政权并非中国中央政府的事实。英美两国的这些错误观念延续了很长时间，其影响波及到香港。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人用感情用事的援助支撑着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的援助不减反增。美国舆论似乎无法相信，蒋介石——得到他的夫人及其掠夺成性的家族扶持——不过是一个小集团的腐败无能的领袖，这个小集团让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还窃取了美国提供的成亿美元资金。美国人炮制了一个神话，邪恶的共产主义控制了东方，台湾和金门、马祖列岛是陷入重重围困的民主世界的前哨。虽然有证据表明国民党内部贪污蔓延，杜鲁门政府依然不愿批评这个众所周知的腐败的独裁政权。不仅在台北，此前在重庆和上海时也是如此。更让人吃惊的是，虽然杜鲁门袒护蒋介石政权，蒋的代表却在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公开支持共和党。他们预计杜鲁门的对手托马斯·杜威将获胜，所以授予杜威“青天白日勋章”。
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即便是头脑清醒的人也很难质疑蒋介石的神话。美国国务院内外的“中国通”认为“蒋介石及其历史短暂、掠夺成性、消极厌战的军队不能代表未来的方向”，结果却“遭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国会山麦卡锡主义分子的严厉斥责”。巴巴拉·塔齐曼断定，“恣意的攻击和残暴的‘恐怖统治’席卷美国对华政策……妨碍外交部门做出独立判断”。(1)
工党外交大臣贝文
不可否认，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必须确立普遍承认的合法边界。人民共和国面临许多当务之急的问题：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英国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对台湾的领土完整事实上的承认，与印度在拉达科边境地区的混战，与苏联关系的确立，以及对西藏（客气地说）重新行使宗主权。到1962年，这些问题都已解决，尽管还有不少麻烦，但已经很难动摇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决策。除了台湾和香港这两个主要的例外，中国重新确立了历史边界，愿意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收复台湾和香港的谈判。
若干年之内，人民共和国始终有可能武力收回香港。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入广州，一路上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人们认为新政权得到了上天的眷顾。英国工党政府发出决意守卫香港的信号，大大加强香港防御力量，足以使武力接管变得困难重重。像工党右翼之外的少数人一样，粗犷朴实的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敌视共产主义，宣称要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英国派出3万人的部队，包括装甲部队和空中支援力量，以及一支航空母舰编队，足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挺进。
英国执意在新兴的马来西亚联邦抵御共产党咄咄逼人的渗透，在保卫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更为坚定。内阁达成一致意见，“除非局势变化，我们打算一直留在香港”，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们应当准备与一个友好（草案中本来还有“民主的”一词，但明智地删除了）、稳定、统一的中国政府讨论香港之未来”。北京新政府没有任何入侵的打算，当时的强硬派人士彭真——日后他试图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行径——写道：“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忙解决香港问题是不明智的。”(2)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仅有极少数的几次挑衅姿态，中港现有边界得到确认。
香港与北京的关系还算客气（香港与广东的关系要紧张一些），只是在1952年的一段短时期内，双方有过一场针锋相对的宣传战。当时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中国军队炮击一艘英国海军巡逻艇，还击落了一架民用飞机，两起事件都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这并未超出人们的预料，与一个刚刚建立强大革命政权的大国为邻，必然会遭受一些损失。双方达成妥协，因为香港对中国极具价值，中国将近一半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对于这个殖民地来说，对华贸易更是至关重要。
向难民分发食物和衣物
寮屋区
在此之前，香港的难民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300万人（一般称这些人为“寮屋居民”，因为“难民”一词意味着这些人逃离恶劣的环境，还意味着主人有责任安置他们，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种侮辱，也会让香港付出巨额花费）。新来者蜂拥而至，数年之内人数就达到香港本地人口的4倍。他们占据了一切能够弄到手的设施，给潜心致力于战后重建、时时面临外部压力的殖民地政府带来巨大困难。可以想见，香港当局只是勉强接纳“寮屋居民”，除了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外，当局不愿承担更多的义务。黎敦义于1950年进入香港政府部门，是当时的一批新政务官之一，他在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必须设法甄别寮屋居民，重新安置每一个人，为他们提供用4根界桩标出范围的空地，供他们建造住所。政府逐步拨付少量资金，用于清理地基，修建储水管，铺设道路，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但是不提供住房。”(3)新来者大多对政治漠不关心，觉得能够活下来就已是万幸，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被打扰。若说他们对政治还有一点兴趣的话，那就是不同情他们企图逃避的共产党。左翼分子，即一般所称的共产党同情者，总是受到种种限制；极端的国民党支持者对这个殖民地的安宁威胁更大。
1945年香港光复，国民党势力进入香港。
麦克阿瑟
1945年香港光复后不久，国民党煽动者就陆续进入这个殖民地，他们的后台是国民党政府官员郭德华。郭德华的身份是“香港特派员”，这个头衔表明了国民党对香港的主权要求。香港的国民党报纸不断重申这一主权要求，呼吁台湾政府迅速收回这个殖民地。1948年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中国地方官员宣布九龙城寨为中国领土，引发了抗议示威。警察前往该地区，并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一名男子，打伤居民若干。在一阵报复浪潮中，广州的英国领事馆遭焚毁。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胜利后，香港的蒋介石支持者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集中攻击北京政府。他们在这个殖民地开展恐怖活动，以此来胁迫英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更危险，英国侨民内部看法不一。温和的左翼高级教士何华民会督创办工人学校，不止一次因为这些学校与保守的葛量洪及其“喜歌剧政府”发生冲突。按照葛量洪的说法，这些学校“完全受共产党控制，是共产主义和反英思想的中心”。(4)美国人站在国民党一边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美国人种种最为拙劣的做法表明，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比何华民的工人学校更应引起政府的警惕。
香港政府不像美国人那样欣赏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也没有好感。大多数香港人起初并不反对北京的新政府，他们认为任何变化都要比国民党好。伦敦也有同感，英国政府略微迟疑之后，就遵循既定的实用主义原则，即承认实际控制其领土的政府，于1950年1月承认了北京的新政权，成为最早承认北京政府的国家之一。英国继续承认台湾的合法性——多年之后，英国才与北京互换大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香港必须打交道的是人民共和国。北京坚持认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暂时处于外国管治之下，因此北京与香港不可能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当时采取了一个办法摆脱窘境，由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国的利益。新华社香港分社设在中国银行大楼，表面上是一家新闻机构，实际上完全公开地代表人民共和国。
美国依然承诺支持国民党，猛烈抨击英国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美国公民被劝告离开这个殖民地，还关闭了一些美国公司。1950年6月，在丘吉尔的大力支持下，工党政府追随美国谴责北朝鲜入侵南方，英美这两个战时盟国才恢复了友好关系。在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中国站在北朝鲜一边参战，英美两国对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麦克阿瑟将军和相当一部分美国舆论希望、甚至是极力主张进攻中国。1950年12月，艾德礼首相匆匆飞往华盛顿，劝说杜鲁门总统打消进攻中国的念头。美国政府曾多次讨论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许多美国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种莫名其妙的看法：中国和俄国正在共同实施征服“自由世界”的共产主义阴谋。不论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历届英国政府都设法说服美国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与俄国的帝国主义区分开来，不要把中国推入俄国人的怀抱。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国边境拥有一个乐于合作的监听站，好处自是不言而喻。美国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不难想见，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人员编制骤然膨胀，殖民地政府为此十分为难。1938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只有一名总领事、两名领事和两名副领事。1953年，美国领事馆达到116人，有4名领事和20名副领事，管理包括他们本人在内的1262名美国侨民。葛量洪爵士在自传中曾谈及此事，他在1968年接受电台采访时更直率地表示，“我对它（美国领事馆）——世界上最庞大的领事馆——看法很差”，领事馆职员“敌视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府”。尤其是中央情报局“一度极其笨拙，我们不得不采取极为强硬的路线，让他们不要再如此愚蠢”。(5)
托马斯·杜威曾访问香港，他很难理解一个英国殖民地政府何以如此开明地“恪守言论自由的原则”，“英国人严重妨碍了我们的情报工作……（他们）反对针对红色中国的行动，包括美国的间谍活动”。杜威还吃惊地发现，美国的压力并未卡住路透社，路透社向外界发送了其美国同行美联社肯定会扣下的新闻，美联社“从来不会发表那种会在那些国家给我们造成损害的新闻”（例如种族骚动）。杜威想知道，英国人如此不明智地迷恋个人自由，“是在打板球还是玩俄罗斯轮盘赌”？不过，杜威欣慰地获悉，比英国更可靠的盟友法国正在从事反共产主义的斗争，法国将军德·拉特·德·塔西尼向他保证：“我们正在印度支那打败胡志明。”(6)
香港政府封存的两航飞机
两航事件是引发英美摩擦的另一个原因。(7)内战时期，中国两家国有航空公司的大部分资产转移到香港，其中包括83架客机。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政府的合法财产，问题是它们应该属于哪一个政府？英国在当时（1949年底）还没有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权，看趋势很有可能会予以承认。陈纳德和魏劳尔创办了一家美国公司“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这家公司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陈纳德等人认为，关键是不能让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中国之手，它们会被用来进攻福摩萨的国民党。他们接连组建了数家公司，先是在巴拿马办了一家公司，后在特拉华州建立“民用运输航空公司”（简称民航）。按照陈纳德的计划，民航将从国民党政府手中买下这批飞机，从而造成既成事实。计划付诸实施，首先必须说服香港政府承认其合法性，才能禁止把这批飞机移交给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移交已经在进行，因为12架飞机和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已经飞往北京。1950年1月4日，两位强人拜会了葛量洪，他们是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野小子比尔”唐诺文和前战略情报局在华负责人理查德·黑普纳。唐诺文在会晤时出语恫吓，要求香港当局立即把飞机移交给他。唐诺文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参战，英国早就输掉了战争。他还威胁说，如果香港当局不肯合作，葛量洪爵士本人要承受严重后果。恫吓从来不是最明智的做法，总督当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不仅如此，葛量洪还禁止随同唐诺文前来的美国检查人员接近这批飞机。
二战时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伦敦
第二天上午，英国宣布承认共产党政府，事态急转直下。案件提交香港法院，法院裁定这批飞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财产。华盛顿威胁要对英国实施经济制裁，北京也拒绝与英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潜入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炸毁了7架飞机。美国的施压收到了效果，英国政府虽然拒绝推翻香港法院的裁决（实际上这么做也违法），但指示葛量洪扣留这批飞机，直到“所有的法律程序”经过详细的论证。总督感到沮丧万分，“我不过是个殖民属地的总督，能向谁诉苦，即使有地方诉苦，又有什么用”？不过，葛量洪采取了灵巧的骑墙手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向国务院报告说，总督保证“不管案子结果如何，不会允许这批飞机从香港前往大陆”。(8)
整个事件直到两年之后才有结果。1952年7月，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裁决这批飞机属于陈纳德的合法财产。这个裁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前总检察长哈特利·箫克罗斯爵士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很能说明问题：问题在于，“政府的行动是侧重安抚美国政府还是人民中国的政府”。对于陈纳德而言，这是个皮洛士式的胜利。此时这批飞机已无法飞行，况且英国政府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把飞机移交给福摩萨。民航公司为了把昂贵的飞机运出香港，不得不求助美国海军，租用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运输飞机。第二年，葛量洪再次蒙受打击。伦敦命令他批准台湾政府征用一艘中国油轮，他多次提出抗议，最终仍无济于事。葛量洪表示，英国政府“害怕美国会对英国采取行动，却不管中国是不是会对香港下手”。(9)
这次事件还不是葛量洪最后一次为了飞机伤脑筋。1955年，一架国民党战斗机——这次事件的有关资料从公众能够接触到的档案中清理得一干二净——神秘降落在香港。英国政府花了一年时间才做出决定。葛量洪为了过上安稳日子，听从了他的朋友、殖民地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的意见，把飞机和驾驶员交给台湾，同时对台湾“这种滥用香港设施的行径”提出恰如其分的抗议。1956年3月14日，首相安东尼·艾登质疑这个决定，“怀疑是否有必要用这种肯定会激怒共产党人的特殊步骤来归还这架飞机”。不过，伦诺克斯－博伊德设法使内阁相信，“总督本人一心只想彻底摆脱这种窘境”。(10)
英国首相艾登因为苏伊士运河事件下台
麦克米伦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57－1963年任首相。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的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
香港工业园
当时，英国与美国的关系确实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因素。1953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总统，美国国内反共产党中国的院外集团依然咄咄逼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把共产党中国视为眼中钉，愤怒地指责英国在东南亚毫无作为。他的继任者迪恩·腊斯克干脆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中国并非一个独立实体，他断言它只是‘一个苏维埃的满洲国’，不具备任何主权性质”。(11)很显然，这种观点必定在现实世界里碰得粉碎，实际上美国对外政策在许多年时间里始终没有走出虚幻的世界。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曾经认真考虑过一旦朝鲜停战协定被打破，就使用原子武器，看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原子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区别。1951年重新当选首相的丘吉尔耐心劝说这位总统不要这么做，艾森豪威尔才收回宣布美国“不受约束地使用原子弹”的声明草案。(12)
然而，英国无力改变美国的政治态度。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基本沿袭前任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得到国内的一致认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种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议。丘吉尔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与艾登发生“愤怒的争吵”（1954年7月4日）。(13)首相与外交大臣的争执最终平息，两人同意“必须寻求一条途径，让红色中国以美国能够容忍的方式进入联合国”。要做到这一点尚需时日，因为英国在中东急需美国的支持，尤其是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惨败，当时已辞去首相之职的丘吉尔把苏伊士运河事件称作“一个重大错误”，“所能想到的计划最不周密、实施最不顺利的”行动。(14)丘吉尔以民间身份鼎力协助政府与美国修好，复交的重任落在新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的身上。1957年10月，劳埃德会晤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在会谈中提出美国部分承担保障香港安全的责任，英国相应地不再支持中国。英国政府立即同意了这个提议。1957年10月25日，劳埃德在函件中表示：“在未事先与美国政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本届联合王国政府不会谋求或支持改变中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其他将出现这个问题的国际组织中的代表。”
麦克米伦曾在回忆录的初稿中清楚说明了英美之间的这些“交换条件”，他写道：“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英国同意“不再迫切要求允许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则同意考虑把香港纳入共同防务体系”。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而放弃责任，政府明智地没有公之于众。内阁秘书读过麦克米伦回忆录初稿后，建议麦克米伦删除了相关内容，公众是借助美国《信息自由法》才得以获悉塞尔温·劳埃德信件的内容。(15)
香港的未来就这样让位于更重大的国际问题。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开始实施对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禁运，这个殖民地的经济遭受重大打击，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1951年的香港政府年报把这一年说成是艰难和萧条的年份，种种因素“导致香港经济陷入难以承受的境地”。禁运有两种形式，一是联合国实行的战略物资禁运，二是美国实行的禁止一切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共产党人接管过去的通商口岸之后，把外国公司逐出这些口岸，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多转口香港。贸易禁运使这种转口贸易大幅减少，用葛量洪的话说，转口贸易萎缩到“涓涓细流”的地步。曾经参加过针对义和团的惩罚性远征的老兵埃利班克勋爵指出，贸易禁运就如同“你把刀子交给某个人，然后告诉这个人，为了他的利益应该割断自己的喉咙”。
为了实施贸易禁运，美国派出一批检查人员充实本来就已经大大膨胀的香港领事馆，确保不让任何中国产品直接乃至间接地进入美国的自由土地。为了让美国的禁运检查官满意，殖民地当局不得不证明出口货物的意识形态纯洁性。例如，虾或许是在香港周边水域捕获的，但这种甲壳类动物是在哪里生长的，是不是共产主义的渗透者？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说清楚虾的来源，香港的虾一律禁止向美国出口。鸭子出口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它们很可能是在这个殖民地孵化、饲养和宰杀的，但鸭蛋的来源就绝对没有问题吗？
麦克阿瑟将军也插手此事，他抱怨说，虽然实施了禁运，中国仍然能够设法获得重要的军事物资，香港的贸易利润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政府反驳麦克阿瑟的指责，总检察长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指出，这类物资的数量几乎为零，惟一的违禁物品是一架单反照相机，很难说有什么战略意义。肖克罗斯进一步指出，虽然香港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日本对华贸易额却从1950年上半年的每月50万元，上升到四季度的每月300万元，而日本当时正处于麦克阿瑟将军的管制之下。朝鲜战争前的一段时期内，走私者完全克服了本已大大强化的诸般限制，在爱国主义与利润的双重刺激下，走私大行其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走私者不得不与税务局分享利润。葛量洪爵士解释说，走私者与税务官员常用的手法是，双方约定税务官员“在某一时刻……到甲处，这样走私者就可以在乙处附近蒙混过关”。(16)
贸易限制虽然给香港的战后恢复带来诸多困难，禁运也带来一个重大的有益后果：转口贸易萎缩，制造业发展起来。上海实业家成为这一潮流的弄潮儿，他们要么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感到失望，要么在共产党进攻上海之际逃离那座城市。这批人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广东人更有才智，更有效率，也更为灵活和慷慨”，在他们眼里，广东人是“没有教养的外省人”。上海商业历来比香港的国际化程度高，香港更受制于英国的控制。《远东经济评论》主编迪克·威尔逊认为，“上海企业家在经济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香港政府也承认这个殖民地之所以能够比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早起步10到15年，原因就在于“注入了上海的经验和资本”。(17)
新来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电影制片业（邵逸夫爵士）、纺织业（唐氏、李氏和王氏家族）和航运业（包玉刚、董浩云和赵从衍）。上海人也开始在文职部门和政坛崭露头角。邓莲如夫人是资深的香港政治家，不仅担任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还是英国上院议员。这批人在被迫离开上海时大多财产受损，但其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带着已经订购和付款但还未交货的机器前来香港的人，其中包括李承基和唐炳源，还是能够把他们的资源转移到这个殖民地。到1955年，政府已经表示“香港迅速崛起为一个工业基地”。起初，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部门。1962年，纺织业产值超过1亿英镑，占出口总额的52%。随后，其他工业部门开始多元化发展，包括人造花制品和初级电子产品。
禁运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损失，实际上大批货物根本卖不出去，不得不花很大代价处理掉。汇丰银行推行扶持政策，帮助商人们挺过这次打击。1972－1979年间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的G.M.塞耶描述了汇丰银行态度的变化：1950年以前，银行职员几乎全是欧洲人，他们很少直接与华人顾客联系，所有业务往来都由买办经手；只有在上海，“人们普遍比较世故，教育程度较高，也确实具备更丰富的商业知识”，汇丰银行与顾客交易无需买办这一中间环节。管理人员具备这种知识，再加上了解香港的条件，就能够扬长避短，开拓事业，新建楼宇，添置设备。尽管困难重重，这个殖民地的恢复速度仍然大大超过宗主国，香港商人做出了贡献。英国的信贷多年来一直受到官僚式的管制，香港还享有以美元结算的宝贵自由，而英国的通货限制自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延续了35年。(18)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几乎丧失殆尽。英国协助遏制了印度尼西亚在婆罗洲的渗透，同时远离亚洲的一个主要冲突中心印度支那。英国逐步撤退，首先把香港卫戍部队的规模缩减到仅能维持内部治安的程度，1958年又关闭海军船坞。从那时起，香港在英国人眼中就成为一个附属物，一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附属物，英国也越来越不指望从香港获得商业利益。英国议会很少关注香港问题，英国公众对香港不感兴趣，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花费不菲的异国情调的观光地。
利特尔顿
1953年12月，石硖尾寮屋区发生大火灾，7万人无家可归。
1951到1964年，英国一直由保守党执政，保守党政府遵循既定的香港政策，即听之任之的温和政策。奥利佛·利特尔顿访问这个殖民地，成为第一位在任职期间访问香港的殖民地大臣。他知道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因此觉得香港的生活令人满意，葛量洪是“最富才干和最有成就的殖民地总督之一……葛量洪夫人是位迷人的美国人，把总督府装饰得富丽堂皇……华人仆役的红色制服、窗帘、地毯、家具、鲜花和食品，无一不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鉴赏力”。(19)殖民地当局妥善处理经济问题，使之不至于激化到需要外部援助的地步，这一点得到适度的赞许。相反，当局坚决裁撤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如海军船坞的4700个工作岗位。在野的工党也没有针对这个殖民地提出严厉的质询。选区内有许多纺织业的兰开夏议员抱怨说，英国纺织业日益遭受来自香港工业的竞争。保守党政府告诉他们：“相比之下，香港与西欧工资水平的接近程度高于西欧与美国工资的接近程度。”言下之意，是不无道理地要求英国制造商停止抱怨，逐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在香港民主化进程方面，只有格拉斯哥的工党议员约翰·兰金提出过质疑。杨慕琦计划无声无息地夭折后，这个殖民地在民主化方面再没有任何新进展。
只有涉及重大的对华关系问题，议员们才会直接关注香港。第一个这样的时刻是东头寮屋区大火，这场火灾造成一万余人无家可归。香港政府所能采取的惟一补救措施是把这些人迁到另一个临时搭建的寮屋区。新的广东政府借机展开宣传攻势，提出派“慰问团”前来香港。葛量洪爵士认为，“这个举动的结果不难预料……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演讲，允诺‘祖国母亲’的援助……最终会发生骚乱”。(20)虽然慰问团未获准进入香港，1952年3月仍发生了骚乱，一人死于骚乱。香港当局向下院隐瞒了事实，下院议员被告知仅有一人用霰弹枪开过一枪，12人轻伤。
殖民地当局对待难民的态度类似于火车站职员对待旅客的态度，就像车站当局一样，香港政府的责任是照看自己人，而不是“对来去匆匆的过客广施恩惠”。“寮屋居民”可以进入香港，这些人进入香港后就得自己照顾自己。1953年圣诞节，石硖尾寮屋区发生了更严重的火灾，政府的这种态度才开始有所改变。这场大火导致5万多人失去了简易住房，香港政府被迫做出一项重大决定，黎敦义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直到1953年圣诞节次日6时的一次会议上，葛量洪爵士才决定由政府出面兴建住房……
50年代的徙置计划并不是为了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它是为发展扫清障碍的手段。光申请是不能得到一套徙置房的，只有所住的寮屋将要拆迁，才能获得徙置房。提供的徙置屋是座七层混凝土建筑，每户可得到其中一小套房子，人均面积不过24平方英尺，没有电梯，没有自来水，没有窗户，只有木制窗板，而且位置接近公用厨房和卫生间。虽然这些条件听起来十分可怕，人们还是拼命要挤进这种新街区，毕竟这是属于自己的合法居所，而且不会再遭祝融之灾。(21)
黄大仙徙置区
到1956年底，徙置计划占地630英亩，建造了23，300套分租房屋和13，800间平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竟然安置了20万人，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及一张双人床大。以这项计划为标志，政府开始了值得称道的努力，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计划是这个殖民地靠自身力量完成的，只有美国和中国提供了一些帮助。香港从宗主国获得了“大量令人愉快的口头表态，英王陛下政府的称赞，但没有得到任何资金，分文皆无”。只是在美国提供了一笔赠款之后，殖民地部自感羞愧，才提供了同等数额的款项。此前葛量洪数次要求英国政府为徙置计划提供帮助，在白厅受到颇为无礼的冷遇，“我请求女王陛下政府给予财政援助。我不断恳求，反复力争，发函电，写信件，会见各级官员，向各位大臣说明情况。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22)像过去一样，只有当香港发生灾祸，或是涉及英国自身利益时，英国政府才认为值得关注香港。
令人惊奇的是，战后10多年时间里，除了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一些零星恐怖事件之外，香港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动乱。中国大陆涌入这个殖民地的难民超过200万人，他们只得到最基本的供应，每一个人都有饭吃有水喝，有些人还分到了临时住所，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有自谋生路了。石硖尾大火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大多数难民对政治毫无兴趣，活跃的国民党支持者人数很少，积极的共产党分子也寥寥无几，政府尽力阻止势同水火的双方发生冲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49年圣诞节，电车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得到广东方面的支持，看起来1922年罢工的情形将会重现。罢工者前往广州，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不过事情仅止于此。广东方面并没有提供任何资金，罢工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无法返回香港。葛量洪认为这次罢工“令那些潜在的捣乱分子惊奇万分，它表明政府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
英国下院提及香港的次数屈指可数。1955年3月24日，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演说中提及香港，这也是他在4月5日辞职前所做的最后数次下院演说之一。当时刚刚出版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会谈记录，其中涉及罗斯福总统希望尽快把香港归还中国。欧德汉姆——55年前，丘吉尔就是在这个选区第一次当选为下院议员——的保守党议员伊恩·霍罗宾爵士提出质询：“女王陛下政府是否决意坚持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丘吉尔对此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表示：“按照（雅尔塔会议）记录，罗斯福总统清楚知道我会强烈反对这一点。这种说法完全属实，甚而是一种保守的说法。”
1956年骚乱现场
葛量洪爵士镇定自若地处理香港事务，很少受到伦敦的干涉。1956年10月10日，葛量洪遇到了真正的麻烦。这一天是“双十节”，是推翻清王朝的1919年10月革命的纪念日。“双十节”是最重要的国民党节日，一个好管闲事的徙置区官员下令撤走国民党旗帜，从而引发了骚动。暴徒从徙置区冲到九龙，抢劫商店，劫掠属于共产党支持者的财产。当局以为骚乱会随着“双十节”的过去而平息，没有采取果断的干预措施。第二天，骚乱发展成全面暴动，国民党分子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活动的地区。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距九龙中心区5英里远的一个卫星城，即集装箱码头另一侧的荃湾。一群暴徒洗劫了一家诊所和救济中心，打死4人，把房子里的东西抢劫一空。他们把抓来的人带到国民党香港总部大加虐待。共产党人所有的工厂遭到袭击，工人们被强迫磕头和呼喊国民党口号，一些人被残忍地杀害。暴徒没有专门针对外国人施暴，但仍有一些外国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连累。最严重的案件发生在九龙，一辆小汽车被焚毁，瑞士领事的妻子被活活烧死。不过，大多数伤亡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子在荃湾的冲突造成的。(23)
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第7轻骑兵团的装甲车开来增援警方，他们接到命令，一旦遭遇情况，可以“立即”开火。共产党分子被送到警察营地保护起来。10月12日，骚乱平息。这场骚乱共导致59人死亡，其中44人在警察的行动中被击毙，15人被暴徒所杀。被击毙的暴徒中13人有前科。毫无疑问，有不少人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在随后的审判中，有4人被判谋杀罪遭处决。
50年代香港中环的一条街道
1956年11月8日，约翰·兰金议员提请就这场骚乱举行短暂的休会期辩论。一个英国殖民地发生了如此严重和狂暴的事件，相关质询却仅仅持续了30分钟，辩论的过程准确反映出香港问题在英国议会议事日程上微不足道的地位。兰金相当准确地叙述了骚乱的前因后果，指出恶劣的环境和微薄的工资是引发骚动的原因，三合会分子则想乘骚乱之机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这个殖民地惟一的选举机构市政局的选举始终是走过场。兰金还应补充一点，这一点在提交议会的资料中没有明确提及：虽然市郊的骚乱矛头明确指向共产党分子，九龙中心区的骚动却是起因于赤贫所导致的厌倦感和绝望情绪。兰金的质询由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翰·麦克莱（后来成为缪尔希尔子爵）答复，麦克莱刚刚从运输部调任殖民地部，短短3个月之后又提升到苏格兰事务部。他的频繁调动表明殖民地部依然被当作有才干的年轻大臣飞黄腾达的一个跳板。这次答复质询是麦克莱首次以殖民地大臣身份露面。兰金试图把市郊的骚动与九龙地区的骚乱区分开，市郊的骚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位大臣断然反驳那位工党议员，坚持认为荃湾就在九龙，这暴露出他对这个殖民地一无所知。
骚动过去后，英国人又像过去一样对香港了无兴趣。1958年，国务大臣的劳工顾问正式访问这个殖民地，推行了一些限制工作时间、调整雇佣条件的新条例。不知疲倦的兰金依然密切关注香港事务，不时敦促香港推行选举改革，批评“独裁政治，即使是仁慈的独裁政治”。殖民地大臣伦诺克斯－博依德用拖延战术对付兰金，伦诺克斯－博依德声称，政府“满意地注意到（香港）并没有在立法局引入选举机制的普遍要求，也没有这个必要”。1955年12月16日，贵族出身的奥立佛·利特尔顿否决了要求宪政改革的一份请愿书，因为“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大多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和其他未必能够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工人”。兰金驳倒了利特尔顿，他反驳道：“这位尊贵的先生是不是说英联邦里就没有小商贩的位置？”
1958年5月23日，在几乎空空如也的议会大厅，英国下院短暂讨论了惟一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当时普遍认为，相对于欧洲的标准，香港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兰开夏法恩斯沃思的工党议员厄内斯特·桑顿(24)指出，即使以亚洲的标准来衡量，香港的工作环境也差得有失体面。桑顿自有理由关注此事，他所在选区的棉纺厂受到进口廉价纺织品的冲击，大批工人失业，而这些纺织品大多来自香港。他先后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韩国，发现只有香港的棉纺厂每周工作7天，惟有香港和韩国的女工每班工作12小时。香港的许多工厂每月仅放假两天，有的甚至只有一天半。即便如此，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如此少的休息日才有保障。没有人怀疑桑顿提供的这些事实的准确性，政府大臣普罗富莫先生宣布，香港政府正着手起草改善工作条件的《雇佣条例》。下院最后通过决议：“下院获悉（香港）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深感不安和忧虑，认为必须改善这种状况。”下院没有提及香港纺织品价格低廉的另一个因素，香港企业大量使用现代化机器设备，而此时许多英国制造商不愿在厂房和设备上投资，英国银行也不肯为厂房和设备更新提供贷款。香港的繁荣或许在很大程度上靠剥削工人，但银行业的有力扶持意义重大，政府对商业的彻底放开、不加干预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1957年12月，辛勤工作10年之后，葛量洪爵士在一片赞誉声中退休。葛量洪的任职经历不同凡响，原因主要在于他巧妙摆脱了各种困境。他妥善处理与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香港尽管发生了种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事件，却始终没有出现公开的敌对。葛量洪以娴熟的手法恢复了英国的统治，在英帝国面临民族主义压力、日益分崩离析的时刻，香港维持了政局稳定，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包容性。
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葛量洪都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香港未来的方向。杨慕琦爵士的民主改革计划被客气地打入冷宫，香港商界、殖民地当局与英国政府全都抱有一种可以理解、甚至值得称道的忧虑：不能动摇香港本来就不平稳的局面，这也是葛量洪的继任者在此后20多年里一直奉行的政策。
新任总督柏立基爵士性情平和，与他任内的香港局势颇为吻合。
金钱至上
柏立基
郭伯伟
直到1963年4月11日，英国下院才得以全面回顾战后的香港问题，议会辩论总结了英国对于这个殖民地的看法。虽然英国恢复管治香港已将近20年，仍有人想继续回避讨论香港问题，下院辩论因此差一点搁浅。杰里米·布雷博士是黎敦义的弟弟，他生于香港，是位博学而严肃的工党议员。他在准备发表辩论演说前被召到工党领袖办公室，办公室里不仅有哈罗德·威尔逊，还有掌玺大臣、未来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他们告诉布雷，外交部和香港总督对下院公开辩论香港前途问题深感不安，要求他停止辩论。布雷设法说服希思，公开讨论不会危及这个殖民地的未来。布雷在下院发言时只字未提被召见之事，巧妙地以事实揭示了殖民地当局种种近乎偏执狂的做法及其与保守党密切的政治关系。(25)
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代表政府作答的不是殖民地大臣邓肯·桑兹，而是自认从未到过这个殖民地的殖民地部常务次官奈杰尔·费舍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职位是费舍尔这位不合时宜地具有独立思想的政客所获得的最高职位，有野心的人是不会被放到这个特殊位置上的。辩论为时短暂，只允许进行一个半小时，提出的也都是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问题，诸如痛惜美国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强烈批评美国支持国民党的颠覆活动（这种声音来自保守党后座议员）；再度惋惜香港在民众代议制方面进展缓慢，对香港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极为不满（尽管注意到情况正在缓慢地改善）。1958年，柏立基爵士接替葛量洪爵士，他的政府平静地处理各种事务，避免发生冲突，稳定了对华关系。英国下院朝野双方很少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分歧，双方一致认为香港局势令人满意。香港医院病床数增加到1万张，所有7到14岁的学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香港的工业和人口计划也备受称赞。香港并非人们一度满怀希望地加以描绘的“东方的民主橱窗”，英国仍对这个“成就卓著的殖民地”感到骄傲。费舍尔热情地称道香港，“它的经历是有史以来的成功范例之一”，他接着透露了个中内情：“我发现我一提到香港，就连财政部官员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国纳税人大把掏钱的少数殖民地之一。”
这种理想状态所以能够延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61到1971年担任财政司的郭伯伟爵士。在任内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郭伯伟爵士几乎自始至终牢牢控制着这个殖民地的财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表示：“除了伯吉斯（1958到1963年任布政司的克劳德·伯吉斯）之外，没有人能与郭伯伟爵士相比肩，他才智过人，长于辩论，能够推行自己的政策，拍板每一个开支项目。”(26)这位财政司先后效力于柏立基爵士（1958—1964年）和戴麟趾爵士（1964—1971年）两任总督，他的政策不仅得到两位总督的赞同，也受到商业界的热烈拥护。研究香港经济的阿尔文·拉布什卡教授认为，郭伯伟“富有才华，有良好的经济学训练，不能容忍夸夸其谈，原则性很强。假如他在英国国内担任类似职位，就连5分钟也干不成，因为他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只有在香港的宪政体制下，他才能够享有如此大的权力”。(27)郭伯伟爵士属于格拉斯敦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或许可以称之为香港学派经济学家、坚定的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者。他推行所谓“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认为政治家和文职官员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样通晓经济（这在当时的英国乃是异端学说），政治家也不必为商业衰退承担责任，政治家应当集中精力处理自己分内的事务。市场机制会自行调节经济的运行，政府只需为了赤贫者的利益，进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预。
郭伯伟的政策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对利润最大化的限制降低到最低限度，税率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公共开支也得到严格控制。尽管中美两国的贸易禁运依然存在，香港仍得以成为“格拉斯敦式的乐园”，“观察市场竞争的活生生的试验场”。郭伯伟的10年任期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香港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0%。月收入低于400港币（这一标准被视为绝对贫困线）的家庭从50%多下降到16%。虽然在1965年的恐慌时期，许多小银行破产，随即导致经济停顿、失望情绪弥漫，人们仍然可以说，香港已经从一个疲于应付难民潮、穷困潦倒的殖民地，发展成“一个稳定、日益繁荣的社会，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堪与发达国家相媲美”。(28)
20世纪60年代，香港逐渐形成了典型的现代社会态度，这种金钱至上的态度成为经济扩张的发动机，对任何带有“福利国家”意味的事物嗤之以鼻。香港人以近乎藐视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英国，认为英国经济的症结在于政府扶持难以存活的企业，导致进取精神的丧失。拉布什卡教授热情称道“这种纯粹的‘经济人’，他命名为‘香港人’”，宣称：“香港乃是幸福之地，英国却是悲伤之国。”(29)郭伯伟本人倒没有这么傲慢。像格拉斯敦一样，郭伯伟认为政府对于最不幸的人负有责任，他表示自己身为一个传统的苏格兰人，除非看到实实在在的益处，否则不愿意往外掏钱。他反对政府举债，尽管这对于香港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他反对政府举债的理由甚至在亚当·斯密时代都会被认为过时了。与此同时，他还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反对被英国政府视为神圣的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税。他认为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境况较好的人，“不论我们对中等收入阶层采取何种政策，都不能因为分散了资源和精力，损害到我们继续最大限度地为社会较低阶层提供住房的努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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