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 — Page 8

局、東華三院等社團,都有青年秘密到新界來參加游擊隊。 39
港人對日人統治之反應:抗拒、流亡、接受與合作
如上所述,香港陷落之後的幾天當中,秩序蕩然,不僅日本前鋒
士兵強姦掠奪,許多華人歹徒與民眾也參加搶劫。不過,等到大批日
軍進城之後,1942年1月間,社會秩序迅速回復,香港正式成為日軍
佔領地。
陷落之前,反日情緒彌漫香港社會,眾多香港華人參與各種抗日
救國活動。但香港既已淪陷為日軍佔領地,社會秩序恢復之後,香港
華人如何反應?有些人潛往新界、廣東地區加入游擊隊——東江縱隊
港九大隊,在中共的領導下繼續抗日活動。更有龐大數目的華人難民
疏散返回中國大陸。為了減少人口壓力與糧食需求,日軍有計劃的強
迫疏散香港華人。因此造成幾十萬人的難民,有的潛往淪陷地區、即
37 李筱峯,〈太平洋戰爭中搶救文化人的偉大創舉> ,200頁。《港九獨立大隊史》編
寫組,《港九獨立大隊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24頁。
38 王作堯:〈我們怎樣帶領文化界人士逃離香港〉,266頁。
·39 《港九獨立大隊史》,25-26,187頁。
日軍佔領與汪精衛南京政府管制地區,有的前往蔣介石國民政府管轄
區域。其餘留在香港的華人,迅速接受日本的統治。
事實上,英軍投降之後,日軍於1941年12月28日舉行「入城儀
式」,目擊者描述當時的情況:
是日,太陽旗飄展,日軍官領隊先行,而後是機械化部隊之坦克、炮車,
馬隊、步兵繼之,空中飛機翱翔,鳴炮賀禮。步兵中有「皇軍」、台灣
軍、偽軍等,耀武揚威,神氣十足。「入城式」任由居民觀看,佇立大道
兩旁的,有紳士、商人、工人、教師等,均手執太陽旗,揮動歡迎。大約
經過一、兩小時方告完畢。4D
港人為什麼迅速跟日人合作、接受其統治?有多種原因。第一,
過去英人對華人的種族歧視與殖民統治,使一般民眾一向對英國統治
者感到疏遠敵對。因此民眾隨時可唾棄英國的殖民統治,並不留戀。
日軍佔領初期,許多港人咒罵英國統治者的歧視壓迫,是華人真情的
流露,並不是說假話。第二,平時作威作福的英國統治者,面臨日
本的挑戰,居然不堪一擊,十八天之內,就舉起雙手向日軍投降。大
英帝國的權威與聲望,頓受重大的創傷。第三,相對之下,擊敗香港
英國皇軍之後,在港人心目中,日本的威望高漲。鄰近的廣州,早在
1938年10月就已接受日本的統治。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的侵佔,日
日擴張,大有繼續進展之勢,因此日本對東亞的軍事、政治控制,似
乎無可阻擋。第四,多年來汪精衛黨派的《南華日報》在香港發行,
堅稱日本勢力無法阻擋,國人毋做無謂犧牲,務須與日言和,以便
「和平建國」。香港快速淪陷,似乎「證實」汪精衛的主張之可信;
更何況新來的統治者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甜蜜諾言。第五,日本
的政治宣傳,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民族歧視與殖民統治,指責
40 陳謙,(香港淪陷前後港穗澳見聞雜記>
> 144頁。
41 參看 CO129.595.1, Anti-British Feelings in China, by John V. Braga, 1946.
24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45
重慶蔣介石政權勾結英美帝國主義;日人高唱「亞洲是亞洲人的亞 洲」,高舉東亞的「王道精神」,宣揚中日合作,共同建立「東亞新
秩序」 。 42
第六,香港淪陷之初,社會極端混亂,人心渴望恢復社會治安; 因此任何政權只要能迅速恢復社會秩序與保障治安,就可能得到人民 某種程度的合作與支持。淪陷當初,日本軍部縱容打前鋒的士兵強姦 搶劫,導致社會混亂,然後開始收拾殘局,建立秩序維持治安,似乎 就有這種促使人民合作的政治用意。隨後在日本強勢的統治下,雖然 港人失去了政治自由,但是在某些方面如公共衛生(打預防針,蒼 蠅、蚊蟲、老鼠之撲滅工作)市區環境清潔(定期勒令市民清洗房屋), 情況比以前有所改善。3日人希望如此「治績」能獲取港人的合作。 第七,華人紳商與精英首先與日人合作,期望快速恢復地方治安與商 務營業。他們帶動了一般民眾接受日人統治;大家都冀望社會安定, 以利民生。第八,一百年來,香港原本就是一個殖民地,而且港人對 英國殖民統治者並不留念,因此換個殖民統治者,港人並不覺得太難 接受。第九,綜觀歷史,香港的政治命運,一向由外來強權所獨斷, 不容港人自由決定,人民毫無選擇餘地。以上九種原因,相互交集,
促使港人快速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
香港華人對戰火的親身經歷與感想,固然因人而異,但是他們也 有共同的經驗與感受。日軍飛機襲擊,港島英軍與九龍日軍隔海互相 炮轟,殃及池魚,華人無端受累;食物嚴重缺乏,物價高漲,加以社 會秩序蕩然,生命朝不保夕。一般華人普遍感到萬分恐懼、疑惑、 苦悶、悲痛,百感交集。因此,無論政治結局如何,他們渴望戰事結 束,早日回復太平。
有一位華商的日記,恰好反映當時一般華人渴望和平的心理。 1941年12月9日,他記載:日機散發傳單,叫華人不必害怕,解釋日
42 《華僑日報》
,民31年1月4日。
43 《華僑日報》 民31年1月17日;《南華日報》,民32年3月1日;3月5日。
機轟炸的目標是英國的軍事設施、戰爭的目的在打擊白人在亞洲的勢 力、重建東亞新秩序。看到日機的傳單之後,他認為家人只要遠離軍 事設施,不必躲避。11日記載:英軍開始撤離九龍,日軍尚未到 達,九龍秩序蕩然,到處流氓橫行。13日記載:日軍已進駐九龍,
揭示安撫民眾,哨兵巡邏街道,因此流氓騷擾稍減。17日記載:港 島英軍以大砲轟炸九龍,有一街道走廊崩塌,華人十多人死傷。 23 日記載:英軍繼續炮轟九龍,有個炮彈落在他住家附近,十九人死
亡,十人受傷。
這位華商擁有一家工業染料工廠在港島中環。人在九龍,他最掛
慮的是他的工廠與員工之安全。他坐立不安,乃去算命占卜,夫人去
拜神求籤,皆預言吉祥,他半信半疑,仍然憂慮萬分。謠傳日軍已佔
領港島中環,數十萬人死傷,不知是否事實?遙望中環地區冒出白 煙,擔憂他的工廠員工生命危急,他又着急又哀傷,不禁悲泣。報載
日前日軍司令曾派員前往港島向英軍招降,英軍拒絕投降。英人頑固
不堪,港九唇齒相依,九龍既已失守,唇亡齒寒,港島豈能得保?26
日記載:他跑到街上買報紙,報載英人已向日軍投降,戰爭已經結
束,他即刻回家告訴家人這個「好消息」。29日記載:得知他的工
廠與員工均安全無恙,大喜。但倉庫裏的貨物全遭破壞,價值數千元
的物資付之一炬,心痛不已。他唯一的希望是日軍新政府迅速建立香
港新秩序,恢復繁榮。這是他的新希望。從頭到尾,他最掛慮的是他
的家人和工廠與員工之安全。1942年1月18日記載:港島街道的店
鋪裏,人們在打麻將,昔日的鬧市繁榮不再,但還聽到女人歡欣的歌
聲;歌女不知國家被擊敗的悲痛。總之,他迫切期望新香港在日人統
治下,早日回復太平繁榮。4
日本統治香港共三年又八個月,大概可分成四個時期。第一,最
初兩個月(從1941年12月12日九龍淪陷、25日港島陷落,到1942年
44 Anon, "An account from memory of my escape from the fire of war," in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12-22.4.
24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宁 247
2月20日)是軍事統治時期,成立「軍政廳」,由司令官酒井隆指揮 軍事管制。第二,從1942年2月20日,磯谷廉介中將就任總督、成
立「總督部」以後的一年間,秩序逐漸恢復,一般社會情況並不是頂
壞,許多華人願意與日人合作,期望運早回復商業的繁榮與社會的安
定。可是,1943年2月以後,進入第三時期,情勢越來越壞;日軍戰
事失利,日人海運遭到阻擾與破壞,嚴重影響到香港的糧食與物資供
應。日人統治越趨殘暴。最後,1944年進入第四時期,香港經濟極端
困難,社會秩序越趨敗壞,人民生活極端困苦,忍受暴政一直到1945
年8月16日,日軍投降為止。 45
對于日本的統治,一般港人的反應,隨着時局的演化而改變。日
軍佔領香港的第一時期,一般港人覺得恐懼、猶疑。第二時期,日人
政治宣傳,斥罵英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殖民統治與民族歧視,宣揚「王
道政治」與「東亞共榮」,使許多港人有所期望,希望香港回復安定
繁榮。但是,第三、四時期,社會經濟情況惡化,日人愈趨殘暴,港
人的期望幻滅。這是一般華人對日本統治之反應的歷史輪廓。以下首
先討論,當初日人如何建立秩序,拉攏華人。
新秩序之建立:統治者拉攏華人商精英
日軍佔領香港之後,即刻試圖拉攏港紳,以便招撫華民。起初,
有許多港紳也急切地願意與日本合作,因為當時百業俱廢,他們渴望
恢復社會治安與商務營業。1942年1月8日,港報刊登消息:日軍司
令官酒井隆訂于十日中午在九龍半島酒店宴請紳商,包括華商總會人
物和舊英治時期的太平紳士等數十名,共商善後合作事宜。“到了10
日中午,港紳自動出席,多至一百三十三人。甚至有年已古稀的紳商
黄屏蓀,行走不便,仍然勉強赴宴。席間,日軍司令官大肆宣傳[中
日親善」,解釋英勇的日本皇軍進攻香港之目的,在解除英國及西方
45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in I. C. Jarvie, ed., Ha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 96.
46 《華僑日報》 民31年1月8-9日。
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中、日同文同種,應提攜合作;”而目前急 務,仍是整頓貨幣、清理街市、恢復秩序與商務,期望港紳協力合
作。紳商申訴了許多實際困難,同時羅旭和與周壽臣發言,表示完全
贊同日軍司令官的談話,冀望中、日和平早日實現,並答應盡力合
作,恢復港九常態,謀求和平與繁榮。 48
還記得五個半月之前(1941年9月10日),在英國統治香港百年慶
祝大會上,羅旭和爵士與周壽臣爵士曾經代表香港華人,激昂地向英
人總督道賀致敬。而今,羅旭和又代表華人,激動地向日軍司令官保
證合作,並祝賀日皇萬壽無疆。周壽臣也表示,全心一意贊同羅氏的
保證與致賀。 49
於是,在日軍的授意之下成立「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又稱「香
港新生委員會」),主席羅旭和、副主席周壽臣,委員劉鐵誠、羅文
錦、譚雅士、李子方、李冠春、李忠甫、董仲偉、王德光、王通明。
善後會試圖解決一些當時華人社會民生的急切難題,如治安、交通、
衛生、清潔、糧食等等。這是一個臨時的組織,協助日人軍政廳處理
善後急務。
1942年2月20日,磯谷廉介中將就任日本駐港總督,成立「香港
佔領地總督部」,取代軍政廳。他發佈訓令,重申大東亞戰爭的目的
在消滅人類公敵英國的勢力,他期望港人合作守法,共同建立王政
治、確保東亞的和平與繁榮。50 2月25日,歡迎港督大會在娛樂戲院
舉行。參加大會者,有華僑各界代表,及日、泰、印、葡、菲、中等
國籍僑民代表,共一千二百餘人。羅旭和代表「香港全體華僑」致歡
迎詞:
47《華僑日報》,民31年1月11日。陳謙、〈香港淪陷前後港穗澳見聞雜記>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年,58頁。
48 The Hongkong News, 1942.1.12; 1942. 1. 8.
49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 11,52.
2
145頁。
50 The Hongkong News, 1942.2.22.《南華日報》,民31年2月21日;民31年2月22日。
24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49
溯自大日本皇軍以神聖戰果,奠定全港,兵行所至,遐邇風從。在東亞民
族史中,佔最光榮之一頁。香港百五十萬中國人民,獲睹光明,於東亞新
秩序之下存榮與共,何樂如之。今日欣逢督憲履新,更見薄海歡,萬民
額手。欣幸愉快,奚可勝言。 ...今為親民父母之官,我全港僑民,實不
勝其擁戴之誠,景從之摯。本香港為東亞重鎮, ·雖歷兵戈,元氣斲
損,但賴皇軍當局之維護,已漸復進繁榮。仰見仁義之師,無美弗屆。我
僑民赤心所繫,至感鴻施。今督憲節旄遙臨,益見發政施仁,蒼生有
賴 ·而況督憲在華有日,久著德威,洞矚癥微,熟知民隱,......必能
福利群黎,修明庶政, ·建嶄新之香港。 ·我香港全民,......願以合
作之精神,勉作復興繁榮之努力。简肩艱鉅,共表忠誠。 ·將見八絃一
宇,紹聖業於元疆。 ·敬祝督憲政躬康泰,幸福無量。昭和十七年二月
吉日,香港全體華僑叩
51
在當時歷史環境之下,香港已經被日軍佔領,外來的強權既已樹立,
不可能抗拒;而且日軍司令與總督一再宣稱要施行「東洋道德」之
治;於是多位華人紳商乃表示赤誠擁護,訴諸支配者之人道與慈悲,
祈望跟日人合作能保護港人的權益、祈望能維護和平重建繁榮。
香港佔領地的立法,全由總督制定頒行。1942年3月28日,為
了便利其統治,並為了表示尊重當地華人的意見,在總督的監督下設
立「華民代表會」,作為總督頒行法令時的咨詢機構。任命委員四
名:主席羅旭和(舊英治時期行政局與立法局議員,旭和洋行東主,
華人置業公司董事)、劉鐵誠(交通銀行經理)、李子方(東亞銀行董事、
舊英治時期立法局議員)與陳廉伯(復興煉油公司總監督)。52
同時,另設「華民各界協議會」,任命二十二名委員,代表商
業、工業、運輸、金融、教育、慈善、技術、醫師、建築、勞動等各
界。協議會協助當局推行政務,每週開會二次,討論華人政務的各種
問題,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負有下情上達之任務。委員名單
51 《南華日報》,民31年2月26日。
52 齋藤幸治,《軍政下香港——新生 大東亞の中核》,香港東洋經濟社發行,昭
和19年,110-113 頁。
如下:主席周壽臣(東亞銀行董事長,中華百貨公司董事長,舊英治 時期立法局與行政局議員)、副主席李冠春(和發成公司東主,李子方
之胞弟)、董仲偉(華商總會主席,錢莊公會主席,道亨銀行東主)、葉 蘭泉(中華廠商聯合會主席,華人永遠墳場理事,孔聖堂司理)、伍華
(建築商會永遠顧問,畢打行主席,生泰建築公司總經理)、羅文錦(律
師,1935-41年舊立法局議員)、鄺啟東(南華日報社長,汪政權宣傳部
委員)、凌康發(港九總工會會長,茶居工業總會主席)、林建寅(港九勞
工總會會長)、李忠甫(東華三院1943年主席,亞洲行東主)、郭贊(華
商總會副會長,法國銀行華人經理)、陸靄雲(南華體育會會長,建東
公司東主)、周耀年(建築師)、郭泉(永安銀行司理,永安公司司理,普
益洋貨行商會主席)、王德光(華民代表會事務局主事)、譚雅士(醫生,
前東華醫院院長)、王通明(通明醫院院長)、鄧肇堅(鄧天福銀號經理,
中華巴士公司副主席)、顏成坤(中華巴士公司主席)、黃燕清(光華中學
校長,中小學校會主任秘書,保良局經理)、馮子英(東華三院1941-42
年主席)、章叔淳(上海商會會長)。53
當時香港名人精英,大多被拉攏,跟日本新政權合作。但有幾個
例外。香港的首富何東(英帝國爵士Sir Robert Ho Tung)在戰事發生前
幾天,暨夫人前往澳門拜訪澳督,正好避過戰禍,從此一直到大戰結
束,大都留居澳門,為了要避免居住在日本佔領下的香港。雖然他
曾經回過香港,這位八十歲高齡的老人並沒遭到多大困擾。不過,他
的女婿羅文錦卻被迫與日人合作。55
另一位香港名人是曹善允律師(1929-37年舊立法局議員)。他的住
宅,在戰事一開始即被港英陸軍部徵用為陸軍醫療傷站,他與夫人
移居三子峻安的住處,不料日軍空襲炸毀居處,可是他一家人,吉人
53齋藤幸治,《軍政下の香港- 一新生 大大東亞の中核》,113-114頁。謝永光,《三
年零八個月的苦難》,66頁。
54 Irene Cheng, Clarn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6, 150頁;作者是何東的孫女。
55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 Western Skies,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69, p. 133;作者也是何的孫女。
25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51
天相,幸免受傷。在這次戰亂當中,他簡直傾家蕩產。日軍佔領香港
之後,他兒子奔跑設法和幾位朋友的幫忙,再加上頂好的運氣,讓他
順利地脫離香港前往澳門。 56
又有一位香港名人李樹芬,拒絕與日人合作。他早年留學英國,
1911年獲愛丁堡皇家醫學院學位。回國參加同盟會革命,民國成立之
後曾當過衞生部長,和孫文的醫務顧問(1923-25年)。1926年以後,任
香港養和醫院董事長兼院長。港英政府委任他為立法局議員(1937-41
年)及其他政府要職。香港淪陷後歷經一年半的期間,他仍然主持養
和醫院。他是一位極度親英的香港名流、又與重慶政府的高級官員有
密切關係,因此日人對他既監視又拉攏。他認為英人統治下的香港是
「天堂」,日人統治是「地獄」。「天堂變成地獄」。他憎惡日人,
但表面上必需跟他們周旋敷衍,刻意表現自己是個失去政治性的、墮
落的醫生:他睹馬、跳舞、打麻將,似乎樂不思蜀;他在北角租了一
層屋,讓日人以為他金屋藏嬌。日人對他放鬆了戒心,任命他為日華
醫師公會會長;1943年8月1日,要宣誓就任那一天,他已暗中打扮
成一漁夫,冒險逃生,脫離香港,前往桂林與家人團聚,並恢復抗日
活動。57
三種協力者:消極被動、積極主動與真心誠意的協力者
香港華人紳商與精英,除了上述例外,一般都與日人合作,因為
他們要保護自己身家財產與事業,並希望能設法維護華人居民的權
益。然而,協力與擁護日人的程度,則因人而異,蓋每個人的政治社
會背景不同、思想與個性亦異。大概的說,有三種協力者:第一,大
多數是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不合作,他們消極被動。第二,有
些人是為了己身利益,積極主動協助人統治。第三,更有一些人是
56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香港:星島出版社,1986年,21-24頁;作者是曹善
允之子。
57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香港:李樹芬醫學基金會出版,1965年,143-178頁。
真心誠意的擁護日本,熱情地支持日人的大東亞新秩序。讓我們觀察
幾個實例。
羅文錦律師(Man Kam Lo)是個歐亞混血人,早年留學英國。他是
何東的女婿,舊立法局議員(1935-41年),淪陷後不得不與人合作。
港英官員鼓勵他(和周壽臣、羅旭和等人)代表華人,與日人溝通、做
某種程度的合作,以期迅速恢復社會秩序、保護生命財產、望能幫助
華民和被囚禁的英人,解決一些實際的困難。根據他姨何文 (Jean Gittins)的回憶,日本統治期間,羅文錦極端苦悶,生活起居經
常被日探監視,他的三個女兒和幾個親戚,都在1942年以後逃離香
港,家人流離失所,使他憂心忡忡。59法籍人士 Count R. de Sercey
之觀察,亦謂羅文錦完全是被迫不得已,才與日人合作。60
比較之下,羅旭和則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早在淪陷前夕,他就跟日
人有所來往。他的為人,並不受人贊賞。以下是一段關於他的描述:
Q
羅......斡旋于官、商之間,起着溝通作用,從中撈得一點油水,以聊其
生。羅自其妻去世後,其女亦已畢業于大學,因不愜其父為人,離去,專
做家庭教師,維持獨身生活。羅亦不復聚· [他]的座上客,野草閑花
固多,雞鳴狗盜之輩亦屬不少。利之所在,無所不為。 ·[淪陷前夕]已
看到灣仔日本商號中(日本浪人)的購銷員,頻頻訪羅密談。
隨
後,......[他]的座上來客,已是一些日寇憲兵軍官。如此一來羅不僅經濟
上得到日敵支持,且有吉普車給他進出.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日
寇憲兵隊」等處,居然成為敵寇的「新貴」了。61
羅旭和被日人委任為「華民代表會」主席,他積極主動的協助日人統
治。每年在慶祝日軍佔領記念會上,他帶領羣眾高呼「萬歲」!1942
58 G.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1978, pp. 242-243.
59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 ---- Western Skies, pp. 133-134.
60 CO129.591. 4, Situations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1944, enclosure: Letter from
British Acting Consul-General in Chungking to the British Ambassador, Chungking, June 27, 1944.
61 存實,〈香港東華三院見聞雜錄>
,
181-182買。
25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表揚,太陽旗倒了 253
年12月11日,為了慶祝大東亞戰爭一周年記念,華民代表會與協議 會聯合主辦兩萬人的民眾大會。羅旭和發表演說;李子方(「華民代 表])與李冠春(李子方之弟,協議會副主席)倡議,大會決議支持大東 亞戰爭。李子方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有力實業家,甚至在日軍佔領的 後期,戰時物資缺乏的時代,許多人挨餓的時候,他請客仍然在滿堂 高朋前,擺滿山珍海味。63
「華民代表」陳廉伯,更是聞名的親日派機會主義者。他是日本 總督磯谷廉介的舊識。過去,當磯谷在廣州沙面日本領事館任職武官 時,陳廉伯和汪精衛常到領事館和磯谷應酬。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康 伯成為汪政權在港的聯絡人。香港戰事期間,因煽動紳商向日軍議 和,被港英政府拘捕,關在赤柱監獄。與汪系《南華日報》的二十六 名工人,集體關在一間大房。獄吏對他特別歧視,每餐吃淨飯,沒有 筷子,用手抓來吃。日軍佔領香港後,陳廉伯獲釋。隨後,搖身一 變,成為磯谷總督的親信。陳氏疾視英人,誠心與日人合作。
鄺啟東是「華民各界協議會」委員,同時又是汪政權宣傳部委 員,和《南華日報》社長。碳谷總督說他只識得汪主席,因此一直對 他不關心;但比起其他被迫合作的紳商,他更積極主動協助人統治 香港。至于完全依靠日人起家的梅嶺(補任協議會委員),當然與日人 合作無間。在戰前梅嶺任職印刷所經紀,家住貧民區。日軍登陸之 日,家裏沒有一粒米;在街上他被日軍抓去搬死屍清理垃圾,由他當 領班。市面秩序恢復之後,日軍委派他當「戎克組合會長」(漁業公會 會長),組織漁民與日軍當局配合,出海捕魚,由「戎克組合」統購 統銷。梅嶺因此致富,亦成香港新貴,積極協助日軍統治。65
劉鐵誠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畢業,講一口流利的日
語,曾任南京政府鐵道部副部長。日軍佔領香港後,被委任為「華民
代表」,並任香港留日同學會會長,與銀行公會會長。他真心誠意
地擁護日本帝國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他對日本天皇忠心耿耿。
1942年4月29日「天長節」慶祝日皇誕辰,劉鐵誠一股熱誠發表聲
明,冀望「所有東亞人民皆成為皇的忠實臣民。」他呼籲中國四萬
萬人民,共同向日皇致敬,祝福日皇長治久安、萬壽無疆。”
周壽臣與日人協力合作就比較形式化。1942年2月25日,在歡
迎磯谷總督的大會上,他說:「督憲在華甚久, ·德望崇高,
對中國民情,尤為熟識,......必能福利僑民,奠安社會,以慰我僑民
喁喁之望。」這是形式化的歡迎詞,而且訴諸佔領者的人道主義,
強調「福利僑民、奠安社會」的祈望。這是被動的協力方式。
比較之下,劉鐵誠的歡迎詞就積極、熱誠多了。他以日語發言:
大日本皇軍忠勇的佔領,洗滌了香港百年來的污點,把百餘萬的僑民,由
殖民奴隸的生活,給解放了。而且,得到這一位愛護僑民、如保赤子、賢
明慈愛的磯谷閣下,做初代的總督,實在使我們不得不起一種如撥雲霧而
見青天的感想了 .......69
林建寅是台灣人,曾任福建鼓浪嶼巡捕頭。日軍佔領香港後,被委任
為「協議會」委員,與港九勞工總會會長。他是「真正效忠皇軍的死
硬份子。」70
早在1895年,台灣已經淪陷為日本殖民地,居民已成為日皇臣
民。戰前,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往往跟華人保持緊張的關係,因為他
62 The Hongkong News, 1942. 12. 12.
63 鮫島盛隆著,徐多鉤譯,《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香港:基督教
文藝出版社,1971年,43頁。
66 《華僑日報》,民34年4月11-12日,
67 The Hongkong News, 1942.4.29.
68 《南華日報》,民31年2月26日
64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
65頁。
65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67,75-76頁。
254 香港人之香港史
69 《南華日報》 民31年2月26日。
70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66-67頁。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裂,太陽旗倒了 255
們擁有日本籍身份與權利,有日本領事館的保護;台商往往成為排日 運動中的犧牲者。有許多台灣浪人,利用日本籍為「護身符」進行走 私、開設菸館、妓女戶,為非作歹,使台商和其他台灣人受累。”大
陸沿岸一般華人對台灣人的印象不佳,香港華人亦疾視台灣人。1938
年有一位日本旅客寫了一篇〈諜都香港之行〉,述說他的經驗:
有一天,我和青年T君到筲箕灣太古船塢遊玩,他在香港住了十多年,說
粵語極流麗,而且面貌上也酷似華人。 ·我們坐頭等電車去, ·突然 坐在T君背後一位似是知識份子的中國人......問[T君]:「先生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接着叫道「漢奸!漢奸!」其他的搭客也動起來。
我首先跳下車,T君跟着也跳下來
Q......72
。
1942年的九、十月間,香港嬰兒出生率,有不正常的增加 有許多是
敵人的孽種。 ·不少孕婦的丈夫,是日本人或者台灣人,他們強橫霸
道,根本不理會醫院的規則。 ·孕婦多數是先姦後婚的。 ·受敵人蹂
躪和不得已而成婚的,一般皆以嫁台灣人為賤。 ·因為......在日軍中,
台灣人多數充當最低級的職務。有一位產婦告訴我,她成為一台灣人妻子
之經過,先是,她在槍口下威脅被姦,其後,該台人時時增以糧食,終至
同居,有了孕。 ......73
倚仗人勢力的台灣人,也反映在香港鄉土文學。著名作家侶倫
(1911-88)的長篇小說《窮巷》(1948年)這麼說: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徵召許多台灣人加入隊伍。至少有兩千六
百多名台灣人(部隊、憲兵、憲查與公職人員)協助日本統治香港。一
般香港人對台灣人存有惡劣的印象,認定他們是助日為虐的「漢
奸」。日軍的前鋒部隊,多數是台灣人與朝鮮人,軍紀敗壞,強姦搶 劫,無所不為。在日軍部隊,他們通常做低賤的工作。根據李樹芬醫
師回憶:
日本佔領了香港的一年,阿貞已經十八歲, 憑了漂亮的面貌,在「報
導部」考取了一份電話接線生的工作;不但賺到軍票,更賺到
米。 ·完全是由于「報導部」裏一個地位不高卻頗有權力的台灣人的另
眼相看。 .到了日寇宣告投降,那個台灣人佔不住腳,要到廣州去躲一
個時期。他要求阿貞,等待他度過這關頭之後跟他一齊跑回台灣去,...
她〔母親】不能讓那台灣人把阿貞帶走。 阿貞和台灣人有過關係的污
跡... ·街坊許多人都知道了
。
74
有一天,我在灣仔的中華旅館門前,發現我們失去的救傷車。我查問,得
知此車已為旅館所有。 ·旅館......走廊上有許多年輕的妓女。我為之愕
然,同時也立刻意識到這是妓女的大本營了。 ·由醫務部派來此慰安所
當通譯的· 林正富,[是]台灣人。 我......問他,旅館要此何用?
他說是旅館載妓女到香港大學檢查的。 ·濃裝抹的妓女,約有二百餘
人。這一家,當是普通的供日本士兵洩慾的妓館。據說,為日本高級軍官
而設的妓館......是在半山區的「千歲館」
並非每個台灣人都仗勢欺人,有許多善良的台灣人被日軍徵召,
送到海外戰場。比如說,陳志豐、許伊度、吳建豐三位台灣原住民, 被編入軍隊送到香港;當時受到日人牧師的感召,三位都皈依基督 教;戰後,回台灣神學院進修,後來當了牧師。但也有一些台灣人 在香港積極跟日軍協力。比如:廖永清是港島東區憲兵隊長清水手下 的憲查隊長。據香港作家謝永光說,「不知多少無辜平民,被誣指為 抗日份子而死在他的手上。」 難怪一般香港華人對台灣人的印象極
71 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 社,1994年,119-120頁。《大眾日報》,民27年6月16日;民28年3月18日。 72 殷楊編,《嚴重的香港》,民國27年,11頁。
73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 ,128-131頁。
و
74侶倫,《窮巷》(1952年初版) 香港:三聯書店,1987年,39-41頁。 75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51-52,178-187頁。
76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346頁。
256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57
壞,認定他們是日為虐的協力者。事實上,仗勢欺人的台灣人,比
日本人更糟糕。7
福建人華僑胡文虎在新加坡、緬甸、香港與上海等地擁有甚多財 產。日軍佔領香港時,他住在香港。日人把他跟顏惠慶(曾任國務院 總理)、陳友仁(曾任外交部長)等人一起軟禁在半島酒店,威脅利誘, 要他們支持日本,出任偽職。但顏、陳兩人堅決表示既已年老退休、
無意再入仕途;而胡文虎則謂一向做生意,不懂政治,加以婉拒。
不過,胡文虎卻替日人採購米糧,提供日軍佔領下的香港與大陸的物
資需求。1943年7月17日,日本內閣總理東條英機在東京召見胡文
虎,兩人精彩的對話持續一個半小時,反映他與日人協力合作的動機 與性質,值得詳細敘述。
首先必需注意的是:日人一向堅稱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目的,是為 了打倒英美帝國主義,拯救解放東亞人民,實行王道政治。這些政治宣
傳口號,正好提供華人一個批評時政的空間,以謀求改善自己的處境。
東條:「日中之間戰爭的本質是兄弟之間的矛盾吵架, ·如果重慶政府
承認由于當了英美的傀儡而造成中國人民塗炭的苦難,並對此錯誤
悔改的話,我將......宣布日中戰爭明天就可以結束......。」
胡:「......汪精衛政權是依靠日本的力量支撐的, 上海的商人,南京
的政客,只知道撈錢。廣東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用人不當,任人唯
親......,那麼人民悲慘苦難生活,又如何能夠得到拯救呢?. J
東條:「南京政府成立的時間很短,好比三歲的小孩,不能像要求大人一
樣來要求它 ·只能盡力扶植培育它茁壯成長。 ·普救民生的
有關問題,是我今天想和您談的主要內容。中國人民如今生活十分
艱難、困苦,我聽說常有人餓死,然而卻有富餘的大米。
。
我希望你能認識到自己的使命,為協助帝國工作而努力。
這些物資,日本將無償的把緬甸的大米給您交換作為代價,就是物
物交換。這樣中國的百姓就會得救了。 .帝國的政策是保護南洋
華僑,並努力使其生存、發展。......」
胡:「華僑們具有強烈的愛國心, ·當初中國在英美的壓迫下,華僑最
大的願望就是早日擺脫英美的壓迫。 ·現在日本應考慮釋放華僑
中的優秀代表人物。 ·如果貴國加強進攻中國,那麼即使運來緬
甸大米,我看對解決民生問題仍無濟于事。如果貴國能緩和戰爭,
那麼,我將盡力做好戰爭物資與緬甸大米的交換工作。」
東條:「... ·關於日中之間關係的分歧,我們暫時擱置不談,盡量談談我
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吧,您考慮如何運出緬甸大米以救濟百姓呢?」
胡:「盡管閣下想把重慶的戰爭與中國人民的民生問題分開來談,然而在
目前形勢下,這實際上是一個問題。我是個華僑,我實在不忍看着
人民在苦難中掙扎。」
東條:「......總而言之,重要的是解決缅甸大米的運出問題,望您妥善解
決。」
胡:「我目前尚被軟禁,如何方便去米呢?」
東條:「......為了這次的順利進行,我會盡量向有關方面交代提供方
便的。」 79
胡文虎投資五十萬元,並集合其他商人,合資組織「香港民食協助
會」,由他當會長,另外二十三名職員,分別負責設法對外採購各種食
物;同時又設立「中僑公司」,派員到泰國、越南購買白米,以機動帆
船運回香港,一半交付日軍當局配給居民,一半分給會員合作社。60
上述東條內閣總理與胡文虎的一段有趣的對話,反映兩個事實:
第一,日本宣稱要「拯救亞洲、實行王道政治」的神話,正好提供華
人一個批評時政的空間、謀求緩和日人的控制,改善自己的處境。不
本......急需鎢、棉花、桐油等戰爭物資,您如果能盡力從內地運出
77 CO129.591.4, enclosure: "Note of a discussion with Dr. Li Shu-fan on the 10th February,
1944."
78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pp.48-49.
2.58 香港入之香港史
79孔永松、紅卜仁,〈論胡文虎在香港淪日期間的大節〉,載《廈門大學學報》(哲社
版),1993年第二期,38-43頁。
80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 109,謂 Tojo Company, Ltd. 是華、日合資之公司,專由南 洋運進口。另外,参照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118頁;與關雄,《日 佔時期的香港》,101-102頁,謂「東榮公司」也進行運入口。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到了 259
僅一次,胡文虎毫不猶豫地當面告訴日本統治者說:假如他們繼續目 前的統治方式,他們將不會贏得華人的認同合作。在當時的環境 下,講這種話是相當有勇氣的。第二,胡文虎運和其他物資到日軍 佔領地的香港,固然是與人協力合作,同時也協助香港的華人同 胞。另外,在日軍授意下設立的「東亞建設基金」與「華民慈善總會」 籌款獻金運動中,胡文虎屢屢慷慨捐款。處處表示跟敵人合作並不
--一定就是不「愛國」,視歷史情況而定。假如用「愛國」觀念與詞彙,
可以說胡文虎是一個「跟敵人協力的愛國主義者」(collaborationist
patriot)。
他持續與人合作,1944年7月在日本軍政府監督下,於廣州創
辦日報,並開設銀行與商務公司。英國官員認為胡文虎是「一個典型
的華僑殷商,認真發展企業,但政治方面是個機會主義者;蓋他曾
經是重慶國民參政會員,而香港淪陷後則與日人協力合作。2胡文虎
是「機會主義者」,也是「與敵人合作的愛國主義者」
歷史一再顯示「愛國主義」是非常複雜、含糊、曖昧的現象;
「愛國」的方式因人而異,而且隨着歷史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因此有多
種的「愛國主義」。它不為政府官員所專有,也不為任何人所壟斷。
綜觀上述,淪陷期間的香港有多種跟日本合作的協力者:大多數
華人紳商(如羅文錦、周壽臣)是消極被動的協力者。有一些是積極主
動的協力者,如羅旭和、陳廉伯、鄺啟東與梅嶺等人,而且他們之間
又有程度的分別,視各人情況而定。也有一些是真心誠意擁護日本主
導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協力者,如劉鐵誠與凌驥。也有像胡文虎那
樣「機會、愛國主義的協力者」。
與過去英國一樣,日本在香港也施行殖民統治,可是它有一個重
要特徵:日人任命眾多華人參與地方行政管理。這一局勢導致兩種後
81 CO129. 591. 4, enclosure: "Note of A Discussion with Dr. Li Shu-fan on the 10th February,
1944."
82 CO129. 591. 4, Situations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1944, enclosure: "Secret: Extract
From Fortnightly Intelligence Report," July1-15, 1944.
果:一方面,參與行政管理可讓華人在政治上有所期望,但另一方面 卻加強日人對華民的侵擾與控制。這是矛盾的情況,難怪華人對「東
亞新秩序」之期望,迅速幻滅。
華民參與地方行政管理:期望與慶祝盛會
日人除了委任華人精英組成「華民代表會」與「華民各界協議會」 之外,還任命眾多華人參與地方行政。1942年4月至7月之間,日軍 當局開始設置地方行政單位,將「香港佔領地」分成港島、九龍與新 界三個「地區」,各設一個「地區事務所」,由日本官員出任所長, 遵照總督部之命令與指示,管理各地區內之產業、經濟、學事、宗 教、衛生等一般行政事務。「地區」之下,再設「區」,號稱是華人 「住民之自治行政機關」。港島分為十二區,九龍分為九區,新界劃 為七區,共二十八區。各區設正副區長各一人,由總督任命當地華人 出任,管理必需物資之配給、戶籍調查與衛生事務等。 83
各「區役所」內之吏員由區長任免。為廣徵民意,各區設「區 會」,為區長之咨詢機構,區會議員之數額五至十名,由區長任命, 區長同時為區會議長。全港區會議員總共百餘人。「區」之下,設 置「鄰保」,鄰保班長由區內居民推舉,其任務有三:第一,下情上 達;第二,傳達當局意旨;第三,協助推動區政。51942年9月,香 港地區任命七百七十七個華人市民協助管理他們居住的街市。從此,
多數的華人持續加入地方行政工作。
o 86
全港行政系統,上自「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下 至「地區事務所」、「區役所」、「區會」與「鄰保」,所用的華 人公職人員,總共不止四千人。”此外,日人雇用許多華人在各種政
83 齋藤幸治:《軍政下の香港》 ,112-113頁。《華僑日報》,民31年1月24日。
84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104-105買。
85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81頁。
86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 114.
87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 69.
26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1
府機關工作。跟英治時期相比較,日治時期的香港有更多的華人吏員 參加政府與地方行政管理工作。他們來自香港社會的各階層,各行 業,各地區,各街市。香港開埠以來,首次有如此眾多的華人參與政 府工作與行政管理。雖然他們缺乏政治權力,雖然他們經常受日人的 指使,但是他們至少有機會利用他們的職位盡力保護自己,盡可能爭 取己利、維護港人權益。日人集權的統治也是有限制的,受客觀條件 的限制,因為到底日人的指令,也必需仰賴這些眾多的華人公職人員 的合作,才能付之施行。
比過去英治時期更有機會參與政府行政管理,使部份華人在政治 上感到某種程度的滿意。這只是跟過去相比之下,相對稍許的如 意。許多華人並且期待香港將早日恢復安定繁榮。不過,這種相對的 如意與期待,只限于日軍佔領香港的第二時期(大約自1942年4月, 日人開始任命華人充當地方公職以後,到1943年年初為止)。在這個 期間,日人政治宣傳,斥罵英帝國主義在亞洲殖民統治與民族歧 視,宣揚「王道政治」與「東亞共榮」,同時開始委任眾多的華人充 當地方行政管理之公職。
由于華人公職人員的合作,1942年間,有多次公共節日都能動 員組織萬人以上的羣眾大會。1942年2月18日,為了慶祝日軍佔領 新加坡,三萬華人加入在港島舉行的遊行活動,另外有兩萬華人參加 九龍的慶祝遊行。在人頭湧湧的港島慶祝會上,「香港善後處理委員 會」主席羅旭和站在講台上,興奮地跳躍一次、二次、又一次,高喊 「萬歲!」一次、二次、再一次。兩英里長的遊行隊伍,主要由華 人、日人所組成,包括舞獅、舞龍、歌舞和各項華人日人提供的項 目,以及少數印度人、菲律賓人、泰國人與葡萄牙人的社團。日機盤 旋上空,散發二十八萬張慶祝傳單。港九各地到處張貼海報,宣揚 「東亞共榮」,斥罵英美帝國主義。六萬枝日本國旗分發給港九市
88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115.
民,太陽旗到處飛揚。1942年3月17日,又有同樣的萬人聚會遊行,
慶祝仰光與荷屬印尼的陷落。有一百四十個社團參加遊行與歌舞等各 種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皇軍的輝煌勝利,一時之間,令許多
港人感到印象深刻,使人目眩。9
1942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五週年記念演講大會,於當天下午六
時至十時許,在娛樂戲院舉行,由「華民代表會主席羅旭和主持。
會場懸掛中日兩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上方寫上「和平、
反共、建國」字樣,是南京汪政權的國旗)。上台演講的還有葉蘭
泉、鄺啟東、劉鐵誠、李子方、周壽臣、凌驥(留日同學會理事)等
人。他們一致認為中日因「誤會」而引起戰爭;兩國同文同種,必需
互助合作,共同努力建設新東亞。凌驥特別指出:蘆溝橋事變的爆
發,是因為日本要把中國從英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下拯救出來。大會通
過李子方的提議(陳廉伯附議),通電重慶:
蔣介石先生暨各院部長各將士偉鑑:諸公抗戰既已五年。抗戰結果,外則
徒供英美利用,內則徒使人民塗炭 ·我旅港華僑同胞,在賢明總督治
下,與友邦協力向大東亞共榮圈確立之大理想邁進。 ·敬希諸公能正視
現實,翻然覺悟,對無益之抗戰,立即停止,實現全面和平,以救國救
民。 ·羅旭和[以下二十六人]暨全港華僑同叩。50
1942年10月10日慶祝雙十節,全港各公私營機構及政府機關全
部休息,懸掛日本太陽旗與中華民國(南京)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
特別允許市民燃放鞭炮;表示中日合作,以對抗英美帝國主義。兩華
會宣言中日必需合作,共同建設大東亞。1
1942年12月11日,「華民代表會」與「協議會」,聯合主辦慶
89 Ward, Asin for the Asiatics?, pp. 182-184 · 《南華日報》 ,民31年2月17;民31年2月
18日;民31年3月16日;民31年3月18日。
90 The Hongkong News, 1942.7.8.《南華日報》,民31年7月8日。
91 《南華日報》,民31年10月12日。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75-76頁。
26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3
祝「大東亞戰爭一週年記念、華民民眾大會」。日本總督磯谷廉介率 領各部部長,出席盛會。兩華會全體代表、港九各區區長、區議員、 區役所人員、各社團及其他自行參加的人,「凡數萬眾,其熱烈情 形,為香港百年來所未睹」。民眾向總督熱烈喝彩,聲震山岳。大會 通過李子方提議(李冠春附議),宣布全力支持大東亞戰爭。議決致電 東京東條英機首相及陸相、海相,感謝皇軍保護香港民眾,誓將盡力 支持聖戰,並祝賀勝利。市民治部長、西川報導部長及華人代表, 相繼演說。最後,羅旭和領導民眾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劉鐵 誠領導民眾高呼「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萬歲!」;市來民治部長領導民 眾三度歡呼「中華民國萬歲!]92
如上所述,在日軍佔領香港的第一年當中,至少有三次盛大慶祝 大會,動員兩萬名以上的羣眾參加。如何能動員得起來?光是靠日軍 憲兵隊強迫民眾參加慶祝會嗎?顯然不是。1942年香港一般社會經濟 情況,尚未陷入太大困境。在日人統治下,許多華人對香港的將來還 存着希望,還期望早日回復安定與繁榮。跟過去英人統治時期相比 較,日人統治下有更多華人參與政府與地方行政工作。這一方面,許 多華人感到相對稍許的滿意。假如沒有眾多華人公職人員的合作,兩 萬人以上的盛大聚會無法動員起來。
在眾大會的講台上發表演說的華人代表,也不是完全被迫合 作。本章的上一節已經詳細討論三種協力者:消極被動、積極主動和 真心誠意的協力者。有些人是被迫表態,有些是出于自願。有些人與 奮地高呼萬歲,有些只是低聲敷衍兩句。在1942年的幾次羣眾大會 裏,有些華人代表慷慨激昂地演說,或許多少反映當時許多民眾的心 境。假如當時大多數羣眾確實痛恨日人的話,羅旭和大概不至于在每 次聚會都興奮地跳躍一次又一次,歡呼「萬歲」一次再一次;李子方 也不至于一次又一次的提議支持大東亞戰爭。因為他們這樣做將招致 羣眾的憤怒、輕視和恥笑。
92. The Hongkong News, 1942.12.12.《南華日報》,民31年12月12日。
總之,1942年的幾次慶祝大會,都能動員兩萬人以上的羣眾與
會。或許這正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經濟還沒有陷入太艱難的困境;或許
多數華人對日軍佔據下的香港還存着一點期望;冀望早日回復和平與
繁榮。
但是,這種期望的心境短暫易逝。經過一年的日人統治之後,
1943年以後,華民已經看到實際上人究竟比英人更傲慢蠻橫、更具
種族偏見、更腐敗、更殘暴。加以華人生活越窮困,於是對日人深惡
痛絕。那時候,萬人以上的聚會也動員不起來了,羅旭和也逐漸放低
姿勢。1944年以後,華民代表也紛紛裝病,假如出席會議,也保持消
極沉默。
日據後期:港人期望幻滅
日人在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本來就是要加強日人統治香港的工
具。日人自己承認,鄰保制度乃是提供「軍政細部滲透之用。」3 日
軍憲兵與憲查(警察),監督「區役所」與「鄰保」制度,滲透每個街
市,控制基層民眾。同時,日人還進行組織各種會社,如日華醫師公
會、銀行家公會、律師公會、中醫學會、藥劑師公會、柴業公會、中
藥組合、疋頭行組合、寫真商(照相業)組合、人力車商組合等等,表
面上是行政指導,實際上是鉗制與勒索。日本集權統治,侵擾各行
業各階層的香港民眾。
1943年2月以後,香港情勢漸趨惡化,日軍戰事失利,海運遭到
阻擾與破壞,影響香港的糧食與物資供應。人採取遣散人口政策,
以減輕糧食負擔。憲兵與憲查將乞丐、無業游民、流浪者拘禁,集中
於北角難民營,為期約一萬人,然後將他們押解出境,途中多人餓死
或病死。1943年3月,因糧食問題日漸嚴重,日軍在街上大肆捕捉市
民,平均每日有一千多人被強行用船送到廣東沿岸,丟下不顧。日人
93 齋藤幸治,《軍政下の香港》,113頁。
94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74頁。
264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5
96
警察局副局長說這些市民是不必要的「無用的人」。因為生活困 苦,華人自動離港歸鄉的人增多,到1943年底,香港人口不足八十 萬。部份公職人員也離港歸鄉。「若干區制下的工作人員亦隨之他 徙,或縱使留在香港亦無心戀棧。......區長及其屬員,走上一個無 薪可支的窮途。......連半餐溫飽都談不上,惟有退出或放棄。」
日人鮫島盛隆的《香港回想記》,含有日據後期社會情況的描 述。他原來是日本關西學院大學宗教部主任與教授,1943年9月底被 日本政府派去擔任香港基督教總會顧問。他的任務是指導協助香港基 督教會,謀取官民的溝通融和,以安定民心。這位曾經在美國接受高 等教育的學者牧師,對華人頗表同情,時常深入信徒群中為之排解困 難。他對日據後期香港的描述,平實可信:
十字架也慘遭毀壞。最使我們痛心憂戚的是建築堂皇的九龍城浸信會,險
被改作軍隊的慰安所(譯註:軍中妓院)......
每當我要去見憲兵時,必先禱告。... ·我才有膽量為那些可憐的被壓迫
者,走入那戒備森嚴,令人心悸的憲兵隊之門。有時候被憲兵叱責:「為
什麼要這樣親切對待中國人。」
渡邊氏是信義會的牧師, .被陸軍「動員令」所徵召, ·遣派到香
港。 受任命為通譯官,在九龍的俘虏營服務。......[他]深知俘虜們的
苦楚,尤其同情染患瘧疾苦熬着的患者,暗解私囊買得藥品,背着長官分
送病人。不料有一天這事終于暴露,被嚴厲叱責了一頓,甚至說:「像你
這樣的賣國奴,不能留在此地,更沒有飛機船隻送你這種人回去,跳海游
泳回去吧!」我還記得渡邊氏曾到平岡的事務所來,憂心如焚,談說此事
的那哭喪可憐的樣子。 98
。
天下再沒有比那些受軍隊淫威所欺凌的民眾更可憐的了 ·我赴任時 [1943年9月底]的香港已經度過了交戰時期,正行着佔領軍政,這類[欺凌 殘殺]事件倒還不多,當時已是有紀律的法治社會; 然而......戰爭的 恐怖、不安與暴虐仍然到處彌漫。 ·香港......日漸面臨糧食、飲水、燃 料、電力等生活必需物資的缺乏,因而民面有饑色,野有餓莩,街巷且常 見有無人照顧的遺屍。 ·兼以美軍飛機開始了頻繁的轟炸,每次來襲, 總是死傷慘烈。
0 .....97
隨着情況的惡化,蠻橫的憲兵隊也加劇對華人的控制與侵擾,連 教會牧師與信徒都不放過。鮫島牧師回憶:
有的華人教會禮拜堂的座椅,講壇,都被拆搬一空,改成軍隊的馬廄。我 與平岡先生訪問那教會,心想「如此殘酷不講理」二人相視長歎。我們互 言「這般暴亂,豈能奢求民心歸日本。」又有的教會頂塔的教會象徵-
95 The Hongkong News, 1945.7.21.
96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107,125-126頁。葉德偉,〈日治時期的香港〉,載
葉德偉編,《香港淪陷史》 ,119頁。
97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
> 98-99頁。
1944年,盟軍在太平洋戰場步步進逼,日軍節節敗退。從2月到
6月,盟軍相繼攻佔馬紹爾羣島(the Marshall Islands)、新幾內亞(New
Guinea)與瑪里亞納羣島(the Marianas Islands)等地。8月11日,美軍攻
佔關島(Guam)。 10月19日,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率
領盟軍登陸菲律賓,進行殲滅之戰,日軍潰敗。11月26日,美軍B-
29轟炸機以塞般島(Saipan)為基地,開始進行轟炸日本各城市,太平
洋戰爭進入新階段。
日軍佔領地的香港,孤立無援,海陸交通無法航行。人民生活困
窮,日益嚴重。1944年11月,「大眾的糧食已到了米珠薪桂的地步,
隨着,物價也扶搖上升,無業遊民充塞街巷。面臨絕糧餓的不安日
子已逐漸沉重。」1945年1月,因戰事緊張,日本軍部將磯谷介廉調
往台灣,改派南支那日軍司令田中久一出任香港第二任總督,但田
中仍然坐鎮廣州。「1945年,香港似被黑雲籠罩一般,頓呈黯
淡。......美軍機羣的轟炸突趨熾烈。......日本軍用機已經完全無力招
98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 › 96 › 132-133 · 173-174頁 99 The Hongkong News, 1945.1.14.
26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7
架。......民眾的不安逐漸加深,對日本佔領軍的統治也失其信賴,不 滿之聲載道。
j 100
太陽旗倒了:「日軍佔領地」終了
1945年1月21日,盟軍再度空襲香港,這是最厲害的一次。三 百架飛機做地毯式轟炸,炸彈落在灣仔中心區,十幾條街被炸成瓦礫 一片,毀屋五百餘間,居民死傷無數,血肉橫飛。101 1月28日又有一 次激烈的空襲,飛機投下燃燒彈,九龍地區的災情更形慘重。6月12 日,又有美機五十九架來襲,投擲燃燒彈,中環區房屋多棟被燒毀,
美機B24型三架被地上炮火擊墜。102
在歐洲戰場方面,德國已于1945年5月7日正式向盟軍投降。此 後日本單獨作戰。英美盟軍全力轉向太平洋戰場,對付日軍。4月1 日到6月21日,沖繩島之役,日軍慘敗。8月6與9日,美機在廣島 與長崎投下原子彈。
日本敗北之傳說已風聞於香港民間。8月14日,全港市民傳遍 了明日將有重大消息的廣播。15日中午,日本天皇在東京空中廣 播,向盟軍宣布無條件投降。 103 下午,香港JPHA廣播電台,先後 用日語和粵語宣讀日皇投降詔書。於是,「全市再起了迫不及待的狂 歡之聲,『和平!』『和平!』叫賣號外之聲穿街過巷,與之配合的 『和平,感謝!』的歡騰之聲,到處流動。」市面價狂跌;「華人 住宅紛紛懸出中國旗,市面一片旗海,市民燃放爆竹以示慶祝。」105
鮫島牧師回憶:
以八月十五日的戰敗之日為界,香港情勢已經完全改變。迄今一直是支配
者,佔領者的日本人,都成了被支配者,成了沒有自由的階下囚。到昨日
仍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軍人,從將官到兵卒,都被剝下肩章,徽號,佩
劍,武器也悉遭繳械,化為一介匹夫......。人間世事浮沉更替,令人難
測 ·正如同被剝掉肩徽的將軍,我狼狽地自「最高顧問」的座位滾落
下來
。
106
港九許多地方,都發生市民毆打日人事件。「一個日本兵在中環
馬路上走過,不知是誰喝了一聲「打!」......,許多市民都一湧而 上,連一個六、七歲的男孩也鑽入人羣中去了。.........最後,連推帶踢 乾脆將這不知是死是活的兵踢入海中。」在日軍投降後,英軍未 返港的一段時間,社會紛亂不堪。日人隨街被追逐毆打,日人住宅與
商店財物,幾乎被搶劫一空。 107
英人香港輔政司遜(F. C. Gimson)從集中營出來,召集舊部組成 臨時政府。發布指令,除軍人以外所有三千五百名日僑都集中在九龍 的威菲路(Whitefield Barrack)兵營。後來將他們解移到赤柱戰俘集中 營,以備遣送返國。「長列卡車滿載了......戰敗民族;中國民眾沿路 圍觀,詬謾罵,嘲笑怒吼,極羞辱之能事;有不少人甚且投以石
子。」108
8月26日,「白銀丸」郵輪謠傳「載着八噸黃金,準備席捲回國。 船上同時載着六百名日本高級官佐及漢奸份子撤離,豈料未出港海即 在外伶仃銅鼓灣觸雷沉沒,六百人葬身海底。」據說他們包括台灣人 「憲查隊長」廖永清與「華民代表」陳廉伯。109 民間謠傳當時船未即 沉,廉伯緊抱着船的桅桿,但見其愛妾已被波去,「忽沉浮,
100 鲛島盛隆,《香港回想記》 ,119,123頁。
101 《華僑日報》 民34年1月22-23日。
102 《華僑日報》
3
344頁。
民34年6月23日。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340,343,
103 《華僑日報》 ,民34年8月16手。
104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138頁。
105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397頁。
268 香港人之香港史
106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138-139頁。
107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398,410頁。
108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144頁。CO129.591.18, enclosure: Harcourt's War Diary,
P.29.
109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 76, 345-346 ·
: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69
舉手求救。 ·大量黃金纏在她的腰間,不救不行, ·不料其妾死 力抱住廉伯,即雙雙下沉。]11o 陳廉伯是當時傳奇人物,因此傳說紛 紛,不可輕信。其實,1944年12月24日,美機襲擊日本航線,陳廉 伯死於赴日途中。另一位「華民代表」劉鐵誠患心臟麻痺症,在 美機空襲中受傷,於1945年4月9日病逝,享年五十七。2
原子彈迫使日本匆匆投降。於是,中英兩國政府競爭,要搶先接 受駐港二萬多名日軍的投降。香港是華南戰區,蔣介石是中國戰區最 高統帥,理應由他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但英國政府求助於美國,向 蔣介石施壓力。原來在戰爭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主張戰後香港應 歸還中國。但戰後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香港......劃在中國戰區之 外」,支持英國在香港受降。蓋戰後美國與蘇聯之關係已開始呈現緊 張,美國需要英國的支持以對抗蘇聯,因此支持英國在香港的地位。 在美國壓力下,蔣介石勉強同意,英國夏慤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H. J. Harcourt)代表英政府、兼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雙重身份,接受 香港日軍投降。113
歷史顯示,強權往往可以隨意更改國際公法,然後將它「合理 化」與「合法化」,把非法變成「合法」、不合理變成「合理」。國 際與國內,強權往往製造「真理」。香港的政治命運,一向由外來的 強權所獨斷,不曾由香港人民自己決定。外來強權從來不考慮民意測 驗,更沒有公民投票。然而,港人的政治意願,有何傾向?吾人只能 根據史料來推測。
有位馬姓華人逃出香港後,於1942年9月28日,寫信給英國首
110 存實,〈香港東華三院見聞雜錄> :181頁。
111 《華僑日報》
,
民33年12月26日;民34年1月11-12日。
。
112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10頁;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131頁。
113 余繩武,劉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
220-223頁。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a's
Hong Kong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47-51。高岱,<戰後香港歸屬之爭 論述〉
「香港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1997年12月。CO129.591.
>
18, pp. 8, 87.
相邱吉爾,謂:比較之下,日本暴政令全港華人感到過去英人統治之
可貴,因此他們渴望香港回歸英國統治。114 另外,一位法籍人士
Count R. de Sercey於1944年4月25日離港抵達桂林。根據他的觀察:
目下香港華人頗為反日;他們贊同中國,但更加贊同英國。有些港人
說,戰後假如香港回歸中國,他們將移民新加坡。多數港人深信盟國
即將戰勝,因此私下儲藏港幣。115 日據政府於1943年6月禁止使用
港幣之後,黑市流行港幣與黃金。1944年春,多數港人深信香港即將
回歸英國統治。116
從香港脫逃的名人李樹芬醫師,於1944年2月拜訪倫敦英國殖民
部,做下列評論與估計:在強烈的民族主義籠罩下,中國大陸的華人
期望戰後英國同意香港回歸中國。至于香港華人當中,流動的人口同
意大陸人民的想法;但是在香港生長、置產的港人,則大部份傾向英
國統治,因為他們憂慮他們的財產在中國政府統治下較無保障。事實
上,他們懷疑戰後的中國是否能保持法律和秩序。117總之,李樹芬認
為,大部份港人傾向香港回歸英國統治。
果然,1945年8月30日,夏慤率領英國艦隊駛至香港維多利亞
港。當時「每一艄帆船和幾乎每一間房子,都飄揚着中國國旗。」118
港英政府民政長官 D.M. MacDougall於9月7日抵港,據他描述:英
國艦隊入港時,幾萬名華人聚集在岸上迎接等待;有人告訴他說,華
人並不介意入港的艦隊是屬于英國、美國、俄國或中國;香港華人只
114 見CO129. 590.25, enclosure: H.L. Mars' confidential letter to Winston Churchill, Sept. 28,
1942, pp. 17-18.
115 CO129. 591. 4, enclosure: Letter of British Acting Consul-General in Chungking to British
Ambassador, Chungking, June 27, 1944.
116 見CO129.591.4, enclosure: "Copy of Minute-Enclosure to Desp. No. 55 to F.O." pp.34-
35.
117 CO129.591.4, enclosure: "Note of a discussion with Dr. Li Shu-fan on the 10th February,
1944," p.10.
118 F.S.V. Donnison,C.B.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ast 1943-46,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56, p.202.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115.
27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71
知道此後不再挨餓。迎接的羣眾當中,幾千人搖著中國國旗,只 看到零散的英國國旗。120港人認同中國,同時也認同英國統治。
9月16日,英國夏慤少將在香港總督府內,接受駐港日本陸軍 司令(岡田梅吉少將)與日本華南艦隊指揮官(藤田類太郎中將)正式投 降。121 當晚英國船隊放射探照燈和煙火誌慶,令港人頗為喜悅。122 英國在香港回復殖民統治。
抗日戰爭以來,香港人口巨幅變動,來往於香港與大陸之間,反 映香港華人的政治取向。人口統計,一目了然: 12
態度呈現矛盾:香港一片旗海,「每一艄帆船和幾乎每一間房子,都 飄揚着中國國旗。」港人認同中國為祖國。另一方面,英國艦隊回來
接收香港時,也受到港人的迎接期待。
不僅如此,戰爭期間離去的港人,也紛紛從大陸返回香港。甚
至,有更多的華人湧入香港,蓋戰後中國大陸即將成為國、共鬥爭的 沙場。兩害相權取其輕,華人寧願移民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試圖與中 國大陸保持安全距離,然後盡情地愛國。許多港人踴躍獻金,貢獻祖 國重建工作,盼望將來有一天祖國變得更好,冀望中國有一天成為一
個自由、民主、公平、繁榮與尊重人權的國家。
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使我們認識接近事實的歷史。
1931年(英治時期,滿州事件之前)
864,117
1936年(英治時期,蘆溝橋事件之前)
989,000
1941年(英治時期,日本佔據之前)
1,600,000
1943年1月(日本佔據時期)
982,000
1945年8月(日本佔據末日)
750,000
1945年底(回復英治初年)
1,600,000
1947年(英治時期,國、共內戰期間)
1,800,000
港人的政治取向可見一斑。
香港華人歷盡滄桑。日本太陽旗突然倒下去的時刻,港人的政治
119 CO129.591.20, Occupation Reports, Oct. 18-Nov.7,1945, enclosure: D.M. MacDougall's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letter to G.E.J. Gent, Colonial Office, London, Nov. 7, 1945, p. 321. G.B. Endacott, with Alan Birch, Hong Kong Eclipse, p. 338.
120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Y., Tokyo and London: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3, p. 432.
121 《華僑日報》,民34年9月17日
о
122 CO129.591.18, Liberation of Hong Kong: Arrangement for a Japanese Surrender, 1945:
enclosure: "Secret: War Diary, 29th August to 16th September, 1945," p.33.
123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6, Hong Kong, p. 9;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7, Hong Kong, p. 9. CO129.591.4, Situations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1944, enclosure: "Far Eastern Weekly Intelligence Summary, Secret," p.39. CO129. 592. 24, Immigration Control Policy, 1945: enclosure: "Extract from 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 Nov. 2, 1945," p. 23.
27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第6章 日軍佔領地: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 273
ww
7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
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永安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是中國人所組織,是中國人之 資本,為中國人謀幸福。男女同胞向永安投保壽險,不 特保障穩固,辦理通融直接,且挽回外溢利權。 港永安人壽保險公司商業廣告,1925年6月5日。
民族主義是人類的嬰兒麻疹病。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民主聯盟主席翁山蘇姬]是白種人的配偶、外國人 的助手。 -緬甸軍事獨裁政府之政治宣傳, Far
Eastern Econonic Review, October1996.
來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紹情況的人都講,大多數香港 同胞擁護祖國收回主權;只有「極少數」不願香港回 歸。來港不久,我就感覺,這一估計和實際情況差距 甚遠。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許家屯
香港回憶錄》,1983-1990年。
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 ·才有可能 正確地......解決問題, 《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
香港的地理位置決定性地影響它的歷史演變。它跟中
國大陸緊密相連,因此它的社會、經濟、文化與
人口結構,都跟大陸(特別是廣東)互相關聯。甚至在政治方面,雖然 英國統治香港一個半世紀,港人經常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 之衝擊與壓力。每次大陸發生什麼變動,即刻波及香港。因此,無論 是正面或負面的感受,中國大陸的影像在港人的意識中,始終揮之不
去,制約港人的身份認同。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瞹眛複雜性和危險性 275
然而,另一方面,大英帝國在香港建立殖民統治,斷然維護它的 主權,要求港人臣服歸順。夾在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香港華人,如何自 我認識與定位?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如何?港人對中國以及對中國政權採取什麼態度?
「愛國史學」迷思
近代中國的「愛國史學」,肇始於鴉片戰爭時期,部份史學家從 脫離現實的「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研究國家社會之迫切實際問 題。龔自珍寫《尊史》與《古史鉤沉淪》,魏源著《聖武記》與《海 國圖誌》,倡導除弊興利、開創匡時救國的史學研究新風氣。他們的 影響重大深遠。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史學家,多受其衝擊。從此以 後,「愛國主義的史學」蔚然成風,愛國史家「重視民族團結,祖國 統一的歷史,贊頌我國各民族人民決不屈服于外力威脅的光榮傳 統」;「歌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愛國將士保衛祖國視死如歸 的民族氣節。j1
1980年代以後,為了爭取香港回歸祖國,中國歷史學家開始關注 香港問題,從事香港歷史研究,試圖為香港回歸尋找歷史依據與辯 護。有一位愛國史學家這麼說:
香港的中國人與中國內地廣大人民,從英國佔領香港的第一天起,就一直 為反對資本帝國主義侵略,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使香港歸還中國,而進 行不屈不撓的鬥爭。 ·香港工人階級是香港人民鬥爭的核心力量。2
另外幾位中國史學家強調:
英國強佔香港的歷史,也就是包括香港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為反抗強佔
香港而進行長期不懈鬥爭的歷史。 3
總之,香港人民與中國內地廣大人民的意志是一體的;他們自始 至終,堅決反對英國強佔香港;他們為了使香港回歸中國而進行長期
不懈的鬥爭。這是典型「愛國史學」的說法。
這種說法多半是中國史學家的愛國願望與想像,不是歷史事實。 這即是 Eric Hobsbawm 和 Terence Ranger 所謂「捏造傳統」("the inven- tion of tradition"),目的是要「喚起更多讀者對香港的關注以及對祖 國的熱愛,」要「激發愛國主義精神。」「愛國史學」蒙蔽了「地方」 人民各自設法爭取權益的歷史事實,嚴重地扭曲史實,掩蓋真相。
歷史上,港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的鬥爭」是非常罕見的。 甚至於 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罷工罷課的愛國工人與學生, 也沒有要求「香港歸還中國」;他們只要求改善英國殖民統治,廢除 民族歧視,讓人民有言論集會自由與選舉權利。事實上,在漫長的 英國殖民時期,絕大多數的港人寧願住在殖民地的香港謀生立業。那 麼,這就表示他們不「愛國」嗎?並不一定。多數的愛國港人,寧願
住在殖民地的香港,來高喊愛國。
至于港人進行「反抗〔英國〕強佔香港」的鬥爭,歷史上,也不 常見。1899年,新界鄉民在鄉紳領導下,確實有武裝抗英行動。鄉紳 張貼揭帖,企圖召集「愛國志士......襄助政府」「抗拒英夷」。”鄉民 起義,主要是因為排外主義的憂慮,懼怕外人佔據,會干擾地方生 計、冒犯地方風水與風俗習慣。但是,殖民政府鎮壓抗拒,向鄉民保
;
1 周朝民,〈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史學>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1993年第二期59-64頁。另外,王濤,<對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新討論〉, 《人文雜誌》(西安),1999年第一期,118頁,說:「到了近代,傳統愛國主義·· 進入到一個新的高度,即整個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抵禦外國侵略者,而國內各民族、各 政權的矛盾紛爭在反帝救亡面前則顯得毫無意義。 ·〔這是真正意義的中國的愛 國主義。」
2 元邦建,《香港工人運動歷史的幾個特點〉,《近代史研究》,1989,1號,176頁。
3 林慶元、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783頁。 4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頁。 5 林慶元、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 6《工人之路》,民14年7月3日。《華僑日報》,民14年6月22日。
导
7 齊鵬飛,《日出日落:香港問題一百五十六年(1841-1997)》,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7年,199頁。
276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中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暧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77
證,將尊重地方習俗、保障人民權益。鄉民乃表示歸順臣服。然而, 香港歷史上,這種反抗英國強佔香港的鬥爭是罕見的。研究歷史,必
需「實事求是」。
身份與國家認同之五點基本觀念
有關身份認同,吾人必需考慮五點基本觀念,才能把歷史事實解 釋得清楚:第一,身份認同有許多層次:包括家族、鄉土、地方、方 言族羣、區域、民族、國家、社會階級與國際組織等等。第二,一個 人可以同時有多層次的身份認同。國家認同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他
的一生當中,往往並不是最重要的。第三,歷史上,個人先有家族與 鄉土地方之認同;然後,隨着歷史環境的演變,才逐漸形成民族、國 家、社會階級與國際組織等等的認同意識。第四,一個人的政治思想 與國家認同,並不是像一塊鐵板一樣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政治社會 環境之變遷,而改變自我認識與定位。許多人變更國籍,認同新國
家。第五,政治上認同一個國家,並不等于認同它的政府。(譬如
說,一個愛好自由民主的公民,熱愛他的國家,卻痛恨它腐敗獨裁的
政府。)考慮這五點基本觀念,有助于吾人瞭解香港華人身份認同之
歷史演變。
回顧港人多層次身份認同之歷史演變
1840-1850年代,華南廣東一帶社會動亂不安,加上水、旱成 災,人民生活窮困。當時英國佔據與開墾香港為國際自由港,需要人
力與物資,於是吸引許多廣東人來香港謀生。他們樂意為洋人效勞,
以換取物資報酬。在漫長的英國殖民統治期間,統治族與被統治的
華人之間,有和諧合作,也有衝突敵對。是什麼樣的敵對?
從1844年到1899年,香港工人大小罷工事件一共發生十次以
上。多數是因為政府對小艇、轎子、人力車與苦力館徵收牌照稅,對 苦力館執行嚴格的衛生規令,而引起罷工。當殖民政府企圖以法令管
制華人、而侵擾到他們的習俗與利益,就引起華人的反抗。他們並不
是「反抗英國強佔香港」,也不是「反抗英國殖民統治」;他們只不
過是反抗某些個別的政府規令(如人頭稅、衛生規令、牌照稅與夜燈
通行證規令)而已。
十九世紀的香港,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依靠勞力謀生、生
活艱苦的勞動工人。他們每日為生活而掙扎。他們最關心的,是直接
影響到他們生計與習俗的地方事務。而「愛國主義」、「國家意識」、
「民族大義」與「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等觀念,對于當時勞動民眾,
是既抽象又遙遠。有關國家、民族與國際問題,假如跟他們實際的生
活沒有直接關連、沒有即刻之衝擊的話,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北京
發生什麼政治變動,對香港碼頭小販沒有直接的關係,就不會引起他
的關心注意。英國於1860年強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並於1861年
1月10日,強佔九龍;這並沒有喚起港人「愛國主義」的抗拒。
一直到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反英抗法的罷工與暴動當
中,有些民眾才開始意識到,保護己身利益與中國抗拒法國侵略,有
連帶關係,因此隱約地表現模糊的愛國意識。但它只是曇花一現,隨
着戰爭結束而消失。一般民眾最關心的,是他們個人每日的生計。
十九世紀香港華人的社會意識,大致偏重家族、同鄉方言族羣、
同行職業、香港華人社會與種族等等各層次之認同。這表現在各層次
的社會組織:苦力館(譬如東莞、四邑勞工,有各別的苦力館),同鄉
會館,行頭行會,同業行會(勞資雙方組成),文武廟(1847年興建),廣
福義祠(1851年),街坊,團防局(1866年),南北行公所(1868年),東華
醫院(1872年),保良局(1878年),中華會館(1896年)等等。其中,超鄉
籍、多方言的組織,在香港華人紳商的領導下,助長一般港人對
「香港華人社會」之認同意識。
來自潮州、香山、東莞與四邑的華商,協力創建東華醫院和保良
局等慈善機構。他們熱心香港社會公益,捐錢出力來造福香港華人社
會,顯然他們認同香港。同時,在廣東、山西、河南等地,發生天
災,他們也捐錢賑濟。他們也認同中國。。
27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79
更進一步,港人從事轉口貿易,而建立國際商業網絡;跟東南 亞、美洲、澳洲、日本與其他世界各地之華僑社團,保持密切關係。 港人認為自己是華僑網絡之重要成員,這是國際層次的認同。
在十九世紀香港的華人社會,紳商運用傳統儒家教義,來行使對 下層民眾的「文化霸權」。這個社會體制,實行精英家長式的社會控 制,強調社會和諧,上下和睦,以及上下階層之間相互的權利與義 務;故社會階級意識與關係模糊。但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後,尤其是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由于人口逐年增加,社會漸趨多元複雜;經濟快 速發展,有些華資企業規模開始增大;階級意識也逐漸形成,勞資對 立開始出現,導致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以及 1925-26 省港大罷工。這是港人「階級認同」層次之演變。
至于對「種族」與「國家」之認同,也有不同階段的歷史演變。 在華洋雜處的香港社會裏,洋人統治者的種族歧視政策,釀造香港華 人排斥洋人的「種族意識」,並由此逐漸形成「國家意識」。
「種族意識」比較容易形成,因為人種的膚色與外表非常具體, 容易分辨。「國家意識」的形成比較緩慢,因為它是抽象的觀念。因 此,一般地說,知識份子與見識較廣的商人,首先有國家觀念,然後 慢慢的影響下層民眾。
自從1870年代,認同中國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已表現在少數 香港華人知識份子與紳商階層之言行。1872年陳言(陳藹亭)經營辦理 《華字日報》,已表現認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想。王韜則於1873年出 版專著《普法戰紀》,更於1874年得到黃勝與伍廷芳之贊助,創辦 《循環日報》。此後他時常發表文章,提倡維新改革,以建設富強的 中國。1887年以後,何啟與胡禮開始發表一系列論文,敦促中國維 新改革。謝纘泰、楊衢雲等人則組織輔仁文社(1892年),並參加孫文 發起的興中會(1895年),從事革命運動。1899年 Charles Beresford爵
8 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 ,104-108頁,列舉幾個例子,說明香港殷商名流,在
清末民初捐款回鄉之愛國行為。
280 香港人之香港史
相訪港,華商公會舉辦千餘人的大眾集會歡迎爵相,多位華人紳商發
表演說,提出改革中國之意見。
隨着歷史環境的演變,香港基層民眾,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後,也
開始逐漸地、更進一步地政治化。許多因素,促成他們認同中國民族 主義:鴉片戰爭之後,接着是中法戰爭(1884-85)與中、日戰爭(1894- 95)之影響;英國殖民統治者種族歧視政策,激起他們的反感;興中會 與同盟會革命志士,對勞工(機工與海員等)組織之滲透;以及華商與 知識份子之誘導與影響。因此,1900年代以後,國家意識已經明顯地
影響到一般香港民眾。
各階層華人,都先後學到了民族主義之用處,利用它來推進自己
的權益。1905-6年抵制美貨運動與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時期,「民族
企業家」利用民族主義來爭取己利,許多商業廣告利用愛國主義的美 名,來向大眾推銷商品。1911年共和革命,大力推動一般民眾的政治 化。此後,1920年代勞工運動當中,工人訴諸愛國主義來維護工人權 益。1930年代抗日救國運動,顯示港人認同中國的高度政治意識。 1941-45年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侵佔香港,對每一個港人的日常生活造 成空前巨大的衝擊,喚起他們對中國與國際政治的關注。
總之,港人有許多層次的身份認同:家族、同鄉方言族、行 業、香港華人社會、種族、國家、社會階級、國際華僑網絡等等。它
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演變形成。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層次的身份認
同,因此在歷史上扮演着多種角色。
那麼,身居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華人,如何利用「華人」、「中國人」
與「香港人」的身份,來推進他們的主張,與維護他們的權益?
港人運用各種身份,推進主張、維護權益
大多數港人來自廣東,跟中國大陸的家鄉保持密切關係,因此開
心注意大陸的事。他們以「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從事各種政 治社會活動,以增進家鄉與祖國的福利:諸如捐獻救災、參加維新與
革命建國運動、以及各種中國民族主義運動。自從1884年中、法戰爭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81
以後,每當中國與外國發生政治或經濟衝突,就有許多港人挺身支持 祖國。同時,他們也利用「愛國主義」來維護、促進本身的利益。
例如:民族主義與經濟利益的動機互相結合,促使港人參與 1905-1906 年抵制美貨運動與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許多香港華資企 業,利用抵制美貨與杯葛日貨運動,從事工商業生產,推銷國貨,跟 外國做工商業的競爭,以「商戰」來「挽回國家利權」。香港華商以 「華人」身份,訴諸華人的愛國主義,提倡「中國人用中國貨」之運 動,以謀求己身商業利益。他們深信增進華商的利益,就是增進中國 的利益。
到了1920 年代,香港勞工階級,也利用愛國主義與華人、中國 人的身份和意識,來維護他們的權益。1920年香港機工,和1922年 香港海員,都為了爭取經濟利益與改善工作條件,而集體罷工。他們 以華人身份,爭取廣東華人勞工的支持,利用反帝愛國主義,來爭取 己利。他們集體返回廣州,得到廣州華人勞工與政府的支持。1925- 1926年香港工人大罷工,更是一個訴諸愛國主義的歷史事件。
同時,香港華商也利用民族主義來促進己利。推行國貨運動一直 是香港華商的一個營利策略。譬如,1925年6月,香港永安人壽保險 公司商業廣告:
永安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是中國人所組織,是中國人之資本,為中國人謀 幸福。男女同胞向永安投保壽險,不特保障穩固,辦理通融直接,且挽回 外溢利權。。
訴諸華人愛國主義的商業廣告,在香港中文報紙上,時常出現。 特別是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港商杯葛日貨的愛國廣告,成 為對日「商戰」的重要策略;而香港各階層華人,則踴躍投入「救鄉 救國」運動,共同促進抗日救國的最終目的。
香港華人同時認同中國與香港,而香港是隸屬英國的殖民地,
「香港人」的意識與「中國人」的意識同時並存。這個有趣的現象帶
來多種問題與涵義。第一,兩種認同意識並存,即表示港人有獨特
性,有「香港人」自己的認同、主張與權益,不同於大陸的中國人。
第二,港人如何以「香港人」的身份,推進他們的主張、維護他們的
權益?第三,兩個身份認同對于港人來說,那一個比較重要?換句話
說,假如兩個認同發生衝突時,港人會做什麼選擇?吾人可從歷史尋
求部份的解答。
香港開埠初期,從1840年代到1860年代,因為兩次鴉片戰爭的
結果,中英兩國之間關係緊張。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華人與洋人
「番鬼」之間時常有種族衝突。來自三角洲的香港華人自然也難免有
排外種族意識(雖然尚未形成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但是,另一方
面,眾多華人自願來香港謀生,為洋人效勞以換取物質報酬。甚至在
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許多住港華人積極與外
國帝國主義者協力合作。英、法軍隊雇用幾千名客家人,搬運糧食與
軍火。其他華人則幫助英、法軍隊購置糧食與需用物資。盧亞貴、郭
亞祥、張亞霖、李陞、李良等人,都因此致富,而成為香港初期華人
社會之精英。他們支持英國殖民政府,與港府合作維持香港華人社會
之秩序。這就成為此後香港社會關係的一個特徵。
香港既然是英國殖民地,港人在對外關係有困難的時候,自然依
賴英國保護。面臨中國政府的壓力,他們也以「香港人」的身份,要
求港英政府庇護。這有時候引起中、英兩國的對抗。1856年港人蘇亞
成的帆船「亞羅號」曾在港府註冊登記,懸掛英國國旗,被中國水師
取締走私的事件,是一個實例。另外,又如1886年,東華醫院主席關
愷川,因為暫時保存賑濟廣東水災的餘款,而備受廣州官員的恫嚇索
求;關氏乃請求港英政府介入保護。10
9《華僑日報》,民14年6月5日。
282 香港人之香港史
10 CO129. 225. 7651, Marsh to Granville, March 24, 1886, pp.328-331.詳見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pp. 82-84.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83
歸化英籍的香港華人,則要求他們到中國大陸各地旅遊或居住 時、應享有各地英國領事對他們人身與權益之保護。不只英籍華人, 一般香港華人,大多認為他們既然是香港居民,因此身份特殊,應享 有港英政府之保護。譬如,清朝政府曾屢次提議在香港設立中國領 事,但是一般香港華商,均表示強烈反對,惟恐中國領事將侵擾他們 的自由與權益。
11
歷史顯示,港人認同香港,支持或默認英國的殖民統治,利用其 統治對外爭取權益,依賴其保護。但是,另一方面,港英政府的民族 歧視殖民政策,也引起港人的不滿,促成港人產生認同中國的民族主 義國家意識。然而,香港意識往往制約(conditions)港人的中國民族 主義意識。港人既然認同英國殖民體制下之香港,亦認同中國;兩 個認同混合,而形成「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矛
盾的現象。
「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
從1887年到1901年之間,何啟與胡禮垣發表多篇論文,投入中
國的維新運動,提倡政治經濟改革。他們強調發展工商業是國家富強 之本,商人事業家是一國之中堅,資本主義是中國致富之道。他們替 華僑商人要求參政權,充分反映「香港人」商業階層之觀點。這是他 們維新論的特色。而另一特色是依賴英國協助中國改革圖強。
1899年,英國白雷斯福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訪港,華商公 會舉辦千餘人的大眾集會以表歡迎。會上八位紳商與精英(何啟、何 東、何亞美、梁星垣、劉渭川、劉又道、盧芝田、廖紫珊)演講,懇 求英國協助整頓中國陸海軍隊,保護華商,發展中國商業,以對抗法 國、俄國及其他強權。爵相回英國之後,收到港紳何啟與韋玉的一封 長信,請求英國對中國滿清政府施加壓力,強迫維新改革,讓中國重 獲新生(regeneration)。
認同中國熱愛祖國的港商,擔憂祖國將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他 們請求英國帝國主義強迫清朝政府改革,使中國重獲新生。港人意識
與華人意識的混合,產生這種矛盾的愛國主義方式。
又如,1912年民國初創,百業待舉,廣東省財政與社會凌亂不
堪,影響香港華人與華商利益。於是,何啟與韋玉向香港總督進言,
望英國資助廣東政府,並督導其行政。又,1914年劉鑄伯與其他華 商,屢次向港督表示,若給予財政貸款,廣東政府將願意接受英國人 的監督。1916年,劉鑄伯又多次向港督報告,說廣東商人請求英國干
預廣東政局,以保護粵民生命財產,恢復商業,也將裨益香港。
1925-26年省港大罷工,將港人分裂為兩個政治陣營:一是擁護 左翼廣東革命政府的罷工工人與學生;另一是支持港英政府的華商、 居民與右派勞工。雙方互相攻訐,自稱認同中國熱愛祖國,指責對方 叛國。左派港人堅稱罷工是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買辦港商
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右派港人則指責廣東左翼政府勾結俄共, 引狼入室,「喪權辱國」。大多數港人與港英政府協力合作,試圖維
持秩序,恢復香港的繁榮。
本書第四章已經詳細討論省港大罷工的社會政治環境。華人罷工 離港的動機與情況非常複雜,不是單純的愛國主義可以解釋詳盡。沒 有人預料罷工與杯葛會持續一年又四個月之久。許多工人急着要返港
復工,卻被阻止而回不了香港。大多數港人渴望恢復社會安寧,在港 英政府的保護之下,謀生立業,蓋軍閥割據的中國大陸紛亂不堪。香 港華商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反對罷工,反對廣州赤化政府,感謝港英
政府保護香港治安。12
左翼廣東政府人員主導省港大罷工的結果,強化了港人認同香港 的意識: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回復香港的繁榮是大多數港人的主要 考慮;而中國的「北伐」與「國民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只是他們的
11 CO129. 249. 3906, Gov. G.W. Des Voeux to Lord Knutsford, January 22, 1891.pp. 87-90.
284 香港人之香港史
12 《華僑日報》,民14年8月5日。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複雜性和危險性:285
次要考慮。居危思安,在政治社會危機的時刻,大多數港人很明確地 選擇,以香港為主體,以香港為本位,他們寧可住在英國殖民地的香 港;同時他們也組織「懇親團」到廣州連絡感情,表面上肯定工人的 愛國運動,但旨在設法結束罷工,恢復省港貿易。
「結合外國強權的中國民族主義」也於1930-1940年代抗日戰爭時 期表現。結合日本的汪精衛派系,在香港創辦《南華日報》,與結合 俄國的共產黨《華商報》,互相攻擊。共產黨說汪派是日本的傀儡, 必需粉碎汪派所唱的「亡國的和平」。”而汪派則說共產黨是蘇俄的 傀儡,「妓婦講貞節,欲蓋彌彰!」TM
1941-45年日本佔據香港,華人紳商精英與日人合作,以保護身 家財產,並設法維護華人居民的利益。有三種協力者:大多數(如周 壽臣、羅文錦)是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不合作;他們消極被 動。有些人(如羅旭和、陳廉伯、梅嶺)是為了己身利益,積極主動協 助日人統治。更有一些人(如劉鐵誠)是真心誠意支持日本所提倡「亞 洲人的亞洲」之理念,反對英、美在亞洲的霸權。
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畢業的劉鐵誠,真誠擁護日本帝國主導 的「大東亞共榮圈」,對日皇忠心耿耿。早年留學英國,愛丁堡皇家 醫學院畢業的李樹芬,則認為大英帝國統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是「天 堂」,日本統治下的香港是「地獄」,「天堂變成地獄。」15劉鐵誠、 李樹芬兩人所嚮往的帝國不同,但同樣是依賴外國強權,與之協力合 作。這樣的「愛國」方式,往往受到他人的質疑。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非常含糊、曖昧、複雜的現象, 因為它牽涉到個人的主觀意識與想像。民族國家是人們心目中「想像
的政治共同體」(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不同處境和不同理
念的人,對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的解釋各有不同,效忠國家的
方式也互相歧異。因此,有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自由
的、保守的、極權的、精英的、大眾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守法
的、犯法的、聰明的、愚蠢的......不勝枚舉。也有自相矛盾的「結合
外國強權的民族主義」。「愛國」方式因人而異。它不為政府官員所
專有,也不為任何人所壟斷。
自由的、和平的、文明理性的「民族主義」與沒有爭議性的「愛
國主義」,為人人所喜愛,但是並不常見,因為人類社會與今日世界
非常複雜。不同政治、社會與經濟處境的人,各有自己的立場與利益
的考量,對「國家利益」的解釋各有不同、16對國際局勢之估計亦
異;所以,不同方式的愛國主義,往往是反映國家內部人民之間的緊
張與衝突。而內部沒有緊張衝突的國度,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這就
是,沒有爭議性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人類社會並不常
見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因為這樣,在今日世界,過份強調「民族主義」與「愛國
主義」是非常危險的:它對外時常導致國際戰爭,破壞人類文明。而
對國內則往往導致內戰、混亂與「國權」壓「人權」的極權政治;亦
即是政府壟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解釋權力,用它來「教
育」人民,用它來壓制異議思想、迫害異議人士。專制政府往往用
「不愛國」這種含糊的觀念,來指控政敵,打壓異己。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倡導「科學」與「民主」,以達到
「救國」的目的。用「科學」來探求真理與知識,用「民主」來追求
幸福與公道,有「啟蒙」(enlightenment)的涵義;因為科學與民主本質
上反對權威、旨在鏟除無知與打倒舊禮教。然而,「救國」與「啟蒙」
13 《華商報》
,
民30年6月17日。
14《南華日報》,民28年3月5日。
15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香港1965年,89頁。
286 香港人之香港史
16 有關個人私利與愛國主義之關係,參考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 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她發現:「幾乎所有的部份利益團體 (sectional interest groups),都訴諸民族主義的詞藻和行動,來增進他們本身的社會 地位與聲望」;「愛國的舉動是增進利益團體的私利之理想途徑。」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暧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87
之間,產生緊張與矛盾的時候,要如何選擇?既然「救國」是目的, 而「啟蒙」只是一個手段,那麼「救國」享有優先(priority)的考慮。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在外有帝國主義侵略,內有軍閥割據或國共內 戰的環境下,許多知識份子認為「救國」才是迫切急務,不惜犧牲 「啟蒙」,贊成採取違反「民主」「科學」的手段,達成「救國」的 目的。”自從五四運動到今日,「救國」擊敗「啟蒙」,「愛國」戰 勝「科學」與「民主」,造成「國權」壓「人權」的局面。大中國的 「中原心態」,試圖壓制各「地方」人民權益。
在近代、現代與當代中國,基本人權歷盡摧殘。長期以來,中國 遭遇內憂外患,政治動蕩不定,專制腐敗政權相續執政,社會混亂不 堪,經濟生活艱苦,因此百、千萬中國人,先後移民到香港和海外 各地。特別是1945年以後,許多人千方百計企圖要跟中國保持一段距 離,跑得愈遠,愈覺安全。很多人爭先恐後跑到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兩害相權取其輕。認同中國熱愛祖國的港人,寧願住在外國殖民地的 香港,來高喊愛國。這個現象一點也不奇怪。
1840年代以後的一百六十年來,相繼的中國政權,往往對不願受 控制的海內外華人,用粗暴的語言與行動加以威脅恐嚇,要強迫他們 就範,「國權」壓人權,因此更不能令人心服認同,更令人設法與中 國保持安全的距離。這是真實的話。事實上,惟有自由民主,才能
17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xiii, 1- 4,285-288.另外,北京大學教授張世英,<繼承愛國主義傳統、弘揚民主科學精神一 一八十滄桑話五四(筆談);民主與科學與西方的人文主義〉,《北京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三期,5-6頁,則說:「五四以來,中國人民為民主與科 學而奮鬥的道路走得太曲折、太緩慢、太沉重了,故雖老調重彈亦不失為一種促 進。......」該篇文章點到為止,沒有說出「愛國主義」凌駕與阻擾民主之發展。 18 譬如,1857年與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官吏威脅恫嚇港人放棄生計, 離港返鄉,「違者 ·罪及本家親屬。」又如: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廣東國民政 府,以軍警暴力強制阻止工人返港復職。又如,1996年與2000年,台灣選舉總統期 間,中國政府威脅台灣選民,勿投票給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候選人。見《世界日 報》 ,2000年2月22日,3月16日;《人民日報》 ,2000年2月22日 3月16日。
}
New York Times, 2000.3.16,A8: "China Fires Off Warning To Taiwan Voters: Beijing Says Saturday's Election Results Could Hold Seeds of War."
使國家社會真正的安定與繁榮。惟有尊重民意的政權,才能獲得人民
的認同與肯定。這個政治常識,一般受過中學教育的華人皆甚熟悉,
因為從古代的孟子,到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到近代的嚴復、梁啟超與
魯迅,都一再地忠告執政者反求諸己、自我檢討、克制收斂。
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夕,中共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根據
許家屯(中共前香港新華社分社社長、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
(1983-1990年)的回憶:
來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紹情況的人都講,大多數香港同胞擁護祖國收回主
權;只有「極少數」不願香港回歸。來港不久,我就感覺,這一估計和實際
情況差距甚遠。我估計實際狀況是,相當多人不願香港回歸,但不便公開反
對;只有極少數公開表態 ·對於「愛國」,港人也有新的定義
「我們愛的是中華民族」
Q
19 。
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出生成長的學者周蕾,對外來與非外來的殖
民主義,有尖銳的評語:
「殖民性」的觀念(以及與「殖民性」有關的文化批評),往往因為只按照
種族、領土和語言的外來性(foreignness,異質性)來解釋政治壓迫,因而
對許多非外來的「殖民性」強烈政治壓迫視若無睹。 ·中國人民歷來最
主要的殖民者是他們自己的政府。20
19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台北:聯經,民國82年,上冊,89-90頁。根據香港浸
禮大學在1997年6月初所做民意調查,只有42%的受訪民眾認為香港應當回歸中國, 25% 選擇獨立,19%要英國繼續統治,8%希望香港成為大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之一成員,其餘的6%不能確定。見Lau Chi Kuen, 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15-16, 22.
20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12頁。周蕾(Rey Chow) 是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教授,文化學(cultural studies)專家。著有 Writing Din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li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和 Ethics After Ideal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 她對香港社會、文化的論述,發人深省。
288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味複雜性和危險性 289
這就是歷史上、華人時常寧願與外來的異族支配者合作,的一個 重要原因。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佔據廣州(1858年1月到 1861年10月):許多廣東華人居民、商人與農民,都誠心依靠外族統 治者的保護,以對抗腐敗的廣州華人官吏。而英國佔據香港的一百五 十六年間,許多華人爭先恐後移居香港,一大部份也是這個原因。一 百六十年來,相繼的中國政府往往訴諸「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來掩飾其失政與苛政。
歷史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對許多人非常有用。商人 訴諸愛國主義以推銷商品,謀求私利。勞工訴諸愛國主義,以爭取自 己的經濟權益。政客訴諸民族主義以贏得眾的支持,進而謀求政治 勢力與權力。許多近代國家,利用愛國主義來鞏固其政權。
例如,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政府,刻意捏造天皇至尊的歷史傳 統,許多學者同政府共謀,對人民灌輸愛國主義的迷思與信仰。日本 學者將英語 nationalism一詞翻譯為「民族主義」,特別強調種族(race) 為構成國家(nation-state)的至要因素,造成一種狹義的「種族民族主 義」(racial nationalism),為舉國上下所迷信與尊從,為軍國主義與帝 國主義鋪設道路。21 明治時期聞名的自由主義啟蒙大師福澤諭吉 (1834-1901),其實是帝國主義的辯護者。他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想壓倒 他的自由意識,國權壓人權。其他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日本學者,大 多也是種族民族主義者。甚至著名的基督教「無教會主義」倡導者內 村鑑三(1861-1930)也曾經一度支持日本發動的日清戰爭(1894-1895),贊 譽它為「文明之義戰」;但後來他悔悟自新,成為人道主義的反戰論 者與和平主義者。22
21 參閱 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2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增訂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年, 205-206,266,276頁。福澤諭吉曾訪香港,「慨然羨慕英國人的高壓專制」;嘆曰: 「我等〔日本人〕的志願,是要對這種壓制施以壓制,最後獨自壓制世界。」見陳湛 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年,128-129頁。
290 香港人之香港史
從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到1931年滿洲事變發生以前,有少數
日本學者(泉哲、野口援太郎、下中彌三郎、澤柳政太郎等),從事於
「國際教育運動」,號稱是為了自由、人道與國際主義之教育而奮
鬥。但是,他們的自由主義頗為膚淺,而且矛盾重重,往往默許支持
日本對外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帝國大學經濟
學教授矢內原忠雄,他堅定地主張自由和平、反對戰爭、反對軍國主
義。1937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被迫辭去帝國大學的教職。像他這
樣思想自由開放、又有道德勇氣的學者,在戰前的日本是很稀罕的。少
數日本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遭迫害。
種族文化民族主義(ethnic cultural nationalism),再加上其他政治
與經濟因素,極易導致民族歧視、暴力與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日
人在亞洲各地做了太多違反人道的戰爭犯罪(war crimes)。戰後,有些
開明果敢的日本學者,秉持人道與正義,企圖揭發日軍之犯罪行動。
比如,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指控日本政府在戰後的幾十年來仍然佈道
極右民族主義之史觀;從1965年到1997年的三十二年間,他三度控
告文部省檢定歷史教科書、非法掩飾日軍在戰時對亞洲之種種殘暴犯
罪與侵略行為。25
戰後的日本,當然在多方面有巨大的變化。但是種族民族主義目
前還是相當普遍。許多日本人歧視Ainu(昔稱「夷」)、「部落民」(昔稱
「穢多]]與琉球人。由于種族主義(racism)的作祟,很多日本人輕視韓
國人、華人、其他亞洲人、以及非洲與美洲的黑色人種。26 當一個人
23見Mark E. Lincicome,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2, May 1999, pp.
338-360.
24 有關矢內原,見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民國79年,187頁。 25見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30, no.2 (April-June, 1998)登載之數篇論文:
Nozaki Yoshiko and Inokuchi Hiromitsu, "Japanese Education, Nationalism, and lenaga Saburo's Court Challenges,"; 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Learning Citizenship from the Past: Textbook Nationalism, Global Context, and Social Change,"; Gavan McCormack, "The
Japanese Movement to 'Correct History',"; Nakamura Masanori,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Nationalism," Aaron Gerow, "Consuming Asia, Consuming Japan: The New Neonatioanlist Revisionism in Japan."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91
的思想始終被種族、國家、民族觀念所纏繞(obsessed),他的頭腦就
下甚少空間作理性開通的思考,無視命運共同的「地球村」迫切需要 人類互助合作之訴求。
這一方面,不僅是平民無知,許多日本知識份子,堅信日本人是 世界上一個非常獨特的種族,擁有極為獨特優越的文化。他們的著 作,試圖證明日本人的種族與文化跟其他人類(Homo sapiens)完全不 同。也有卡通漫畫描述日本人的胃腸與頭腦等生理結構、跟其他人種 頗有差異;日本的風雪與土壤,跟世界上任何地方完全兩樣。很多人 認真地這麼想!多年來,這種獨特的「日本人論」(Nihonjinron)之著 作,充斥書店與市場,為一般日本讀者之最愛。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 美籍教授這麼說:我們自然不希望看到日本人被嘲笑,可是日本人卻 不肯適可而止,一直堅稱他們的種族文化如何獨特優越,他們就是喋 喋不休,反覆地說,說個不停!”正如日裔學者入江彰教授所說,這 是日本人的「蔽塞心態」("insular mentality")。2
28
26 有關許多日本人歧視少數民族,欺辱弱勢貧窮居民,可參考 Mikiso Hane, 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es: The Underside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以及 Norma Field, 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 N.Y: Vintage Books, 1993. 另外:日本前首相 中曾根康弘公開稱呼美國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PuertoRicans)是低智能。世界輿論嘩 然!而最近,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演講表示:一旦東京地區發生大地震,區內韓國 人和華人可能暴動,日本自衛隊必需準備鎮壓!根據社會學家之分析,此種言論反映 日本社會種族主義與排擠外籍移民之心態。見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00, A6. 27 Roy Andrew Miller, "The Nihonjinron, or,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japanese?" Asian and Pacifi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vol. 21, no. 2, Autumn 1989, pp.18,31,33. 有關 「日本人論」可參考Peter N. Dale,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London: Croom Helm, 1986;與Harumi Befu, "Nationalism and Nihonjinron," in Harumi Befu,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pp. 107-135.
28 入江彰還用這些詞來形容日本人的心態:"cultural nationalism","cultural insularity", "Japan's ikkoku bunka shugi (一國文化主義) idea of cultural uniqueness", 見Peter Frost, "EAA Interview with Akira Iriye: Japan Through History, " Education About Asin, vol. 3, no. 2, Fall1 998, pp.19-21. 入江教授推崇「文化國際主義」,見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他鄭重的 指出:"This is no time to indulge in self-congratulatory parochialisms, holding up the virtues of a nation's history and culture over others. Japan has been particularly guilty of this." ♬ Akira Iriye, Japan and tie Wider World: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N.Y.: Longman, 1997, p. 189.
褊狹蔽塞的心態,並不是日本人所專有,只是程度的問題。過分
講求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人,都容易患病。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說:「民族主義是人類的嬰兒麻疹病。」(an infan-
tile disease--"the measles of the human race.")。這應當是一種修辭的
說法:社會性的「幼稚病」,而非生理上的疾病。
一般美國人也患這種很難醫治的病。譬如,列根總統於1986年4
月14-15日派空軍轟炸利比亞(Libya),so企圖刺殺該國領袖 Gaddafi, 眾
多「愛國的」美國人熱烈支持。又,布殊總統於1991年派大軍轟炸伊
拉克(Iraq),「愛國的」美國民眾熱烈擁護,知識份子也拍掌稱快;不
知四十二天日夜轟炸的結果,十萬名伊拉克人(許多是無辜的男女老
幼)先後喪失生命。美國政治領袖輕易對外國施加軍事暴力,草菅人
命,來營取國內「愛國」民眾的選票,這就是非理性的愛國主義與嘩
眾取寵的煽動政治主義(demagogism)。
「民族主義」也是今日緬甸軍事獨裁政府手中的武器。政府操縱
的媒體,向人民灌輸思想,把緬甸的問題都歸咎於歐美帝國主義的遺
毒;誣賴異議人士勾結帝國主義;污辱民主派領袖翁山蘇姬(獲諾貝
爾和平獎)是「白種人的配偶、外國人的助手」。32
「愛國主義」也是蔣介石、蔣經國控制臺灣時期的教育文化政
策。蔣氏父子統治臺灣長達四十三年之久。為了配合其極權統治,國
民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對臺灣人民灌輸認同中國
的思想,製造反共愛國的迷思,利用許多御用學者來唱和,以打壓臺
灣本土文化,貶視臺灣文化為中國文化之支流。獨裁統治(1947年
29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5.
30 Time, April 28, 1986,v.127, p.33; July 14, 1986, v. 128, p. 51.
31 見美國前司法部長的著作,Ramsey Clark, The Fire This Time: U.S. War Crimes in the Gulf,
New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92.
32 Gordon Fairclough, "Deceit of Colonialism: Burmese Days by George Orwel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1996, pp.229-230.
2.92 香港人之香港史
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和危險性 293
「二二八事件」以後之白色恐怖)與高壓文化政策,造成多數台灣人的 反彈,助長臺灣民族主義與臺灣獨立運動。33
香港沒有政治獨立運動,為什麼跟臺灣不同?
香港的地理位置連接中國大陸,因此它的社會、經濟、文化與人 口結構,都跟大陸互相密切關聯。甚至在政治方面,雖然被英國統治 一個半世紀,也經常感受到大陸政治勢力之衝擊。如上所述,港人認 同中國熱愛祖國,但希望與中國保持距離。
而相隔一百英里海峽對岸的臺灣,則自從1895年以後,經過五 十年日本嚴厲的殖民統治(比英國緊嚴得多),有效地將台灣與中國隔 離了半個世紀(1895-1945年)。之後,接着是五十五年的國民黨統治 (1945-2000年),又將兩地再分隔半個世紀。再接着是民進黨領袖陳水 扁總統執政。臺灣的歷史發展,已經跟中國大陸脫離了一百多年。絕 大多數的台灣人沒有經歷過軍閥政治、混亂的內戰、共產革命、大躍 進、文化革命或天安門事件。事實上,自從1970年代以後的三十年 來,台灣穩健地發展國民經濟、並克服多重的困難,厲行政治改革。 1971年國民黨政府被排出聯合國之後的國際局勢,以及台灣「黨外」 反對運動與民眾的抗爭,逼迫國民黨政府進行「本土化」與「台灣化」 的政治改革,使台灣逐漸邁進自由民主之道路。台灣人珍惜他們得 之不易的政治、經濟成果。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講宣
示,要領導全民,進一步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公平、和平的台灣, 並與中國保持互助互惠、平等友好關係;他呼籲兩岸的政府與人 民,「多多交流,秉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則,
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 35
民族國家意識由歷史演變而成;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人民自
發性的意識表現,而不是任何政權所能強加在人民的身上。這是政治
常識,也是客觀的現實。鄧小平說:「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
的態度......才有可能正確地......解決問題。」36
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有待大家冷靜客觀的討論與分析。台灣與
中國之間的關係,是否能以和平、理性、善意、對等的方式進行對
話,以促進雙方互助互惠之友好關係,這正是大家關心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