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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第1卷第1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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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r） 這是典型的創造社式的生活方式，或者說是創造社所 想像的道生或巴黎拉西區的風味。可惜在香港，這些浪漫是不存 在的。這裏涉及到香港與上海的不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商埠， 這是它追隨上海的原因，然而它遠不如上海，上海還有其作為中 心城市的文化維度，所以創造社後來能夠從窮愁中建立文學功 業，而香港的文學青年在這小島上則只能潦倒下去。
香港早期提倡新文學的年輕人，處於十分困頓的地位。侶倫 在談到島上社的時候說：“這群人中有些是有職業，有些還在求 學，有些是不能升學卻找不到事做。大家都是分頭向報紙投稿， 換點稿費來挹注消費，但主要還是基於對文學的愛好。”侶倫概 括這群人的共同特徵：“大家共同的命運是窮。
署名胡茄的散文《永恆中的一天》，記錄了《鐵馬》創刊的 1929年島上社成員的窘迫狀況：
自從我們送走一九二八年，我們便開始了這個惡運，第一個新春時 候，光丁了父憂，跟着是襄想到越南去看看那邊的好人兒，因為等不到 盤錢不能去，谷因為報舘的倒閉，地盆失陷，飯碗更成問題。源呢？生 活更無進展，終日歸躅街頭。為了房錢，幾乎要隻身而跑，一襲衣裳穿 得久，怪難看，於是同華谷三人掉換，一體光鮮，最後還因為窮，不知 什麼時什麼日，竟連谷的從稿費拔出來縫的長衫遞上押字鋪去了，而同 謀諸光，借得一套絨洋服，只好晝伏夜出，華因為在這裏站不住腳，最 近竟憤憤然跳上吊橋，扯櫓揚帆'歸上海去。冰雖然影子成雙，竟究還 沉悶悶的，最近來，素以“末路遠走不可時，也只好平心静氣地走”為 人生觀的谷，也叫苦起來，說要投海去（只願他說說就好，倘真是骨董 一聲，則我們友誼上也得送花圈一個，說得尚饗來，麵包就不知如何籌 算了。我父在天，阿彌陀佛！）
19侶倫：《島上的一群》，載《向水屋筆語》，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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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學與體制
這裏的“襄”，當是黃顯襄，即黃谷柳，他出生於越南海防， 文中說回越南可以吻合。“谷”當是陳靈谷。“冰”當是張吻冰。 島上同人的困苦潦倒，於此可見一斑。
編後語《Adieu——並說幾句關於本刊的話》說：“我們的 文章犯不着在這裏吹噓，讀者們自有他們讀後的定評，所以在這 裏我不想多說關於這一期的文章的話，但侶倫的《爐邊》我卻希 望讀者們注意一下。”這唯一推薦的小說侶倫的《爐邊》，主題 正是寫香港文學青年的窮愁的。
普亞街是香港的一條破落的街道，沒有紳士貴婦的足跡， 也沒有舞場的音樂，也不見市政測量官和工程師來過。在冬天的 晚上，住在這裏的人在心理上感到一切都是寒冷的，“寒冷統治 了一切，因為街的窄小，風便吹得特別響起來，關不緊的門邊和 湊不緊的六鈕，微微地震起聲響 ' 如像這龐大的房子也抵不住寒 風，牙齒在格格地打着戰”。
在這最窮困的街上，住着兩位香港青年寫作者，T和K，在 寒冷中寫作。他們平時給報館撰文，依靠月底結清的稿費維持生 活。這種靠筆墨為生的日子是很難過的，香港有不少報館，但多 數發表地盤卻被少數人佔去了，而那些無法巴結主編的窮人，便 淪落到危險的地步，有時連麵包都吃不上。T “在這裏住下已經 半個年頭了，他沒有一天不在痛苦裏掙扎。起先，他是住在比較 好些的地方的，後來一二間比較可靠的報館意外的停辦，才應朋 友K的提議搬到這骯髒的普亞街，恰恰和K隔壁的房子來”。 因為稿費一再拖延，T的房租已經付不上了，妻子受盡房東屈 辱，米也見底了，火酒、洋燭、墨水甚至稿紙，都已經沒了，家 裏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變賣。他只能熬夜寫作，並指望第二天 能夠領到本月月結。第二天他們去要稿費，報館仍然是讓他“過 幾天”。小說最後一個部分，轉過來寫本地三家報館的文藝編輯 A，讀者辛辛苦苦熬夜寫出來的稿子，在他那裏根本不算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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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稿子，他拖延到現在才在火爐旁邊拿出來看。太太過來要
親熱，他隨手把稿子扔到一邊，落入火爐裏，“火爐亮了一亮， 他們感到一陣熱意，四隻臂摟得更緊”。
小說的格調很陰鬱，不是對香港煮字療飢的生活深有體會的
人寫不出來。貧窮的寫作者把矛盾對準了報刊的編輯，事實上香
港文化之不發達根源在於香港社會的性質，英國佔領香港，本來
就是為了貿易，無意於文化，更何況他們的文化還是英
文化。
在這種社會機制中，中文純文學是沒有出路的。島上社創辦 《鐵馬》時，有一個天真的想法，即印出第1期，銷售所得，便 可以出版第2期，以此循環。可是，《鐵馬》沒有銷路，只出了 一期就生存不下去了。
《鐵馬》失敗後，島上社的作家仍不甘心。1930年4月，他 們又印出一本新的刊物。據侶倫回憶，這次是他們自費印刷的， 可以自主，因此取名《島上》，以島上社名義出版。生活無着的 島上社作家如何能夠拿出一筆出刊的錢，是一個謎，估計還是四 處籌來的。可以確定的是，島上社集好了第2期稿子，真就沒錢 印刷了。如果說，上次《鐵馬》的印刷是張吻冰出面，這次站出 來的是平可。平可是香港精武體育會的會員，該會有一位高級職 員林君選，是一位文學愛好者。他知道《島上》無錢印刷時，慨 然表示願意支持。島上社便封他為社長，好讓他負起責任來。林 某很有野心，他把稿件帶到印刷條件更好的上海去付印和發行。 如此就拖延了時間，等《島上》第2期寄回香港時，已經是1931 年秋季了。此後，刊物就沒了下文，島上社的成員也因為各奔前 程而解體了。
《島上》第1期的“編後”，和《鐵馬》“編後語”《Adieu—— 並說幾句關於本刊的話》一樣'照例是對於香港商業社會不能容 納文學的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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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外表看來，是一個富有詩意的所在：四周是綠油油的 海水，本身是一個樹林蔥籠的小島。不過倘若你踏進去細細考察一 下，你將發現你自己的幻滅。充盈於這個小島的只有機詐、虛偽、陰 毒……。如其你是還清醒的話呢，你會感窒息，你會感到他缺少了些 什麼。
我們沒有多大的希望，只願盡了我們自己微弱的力量，使這島上的 人知道自己所缺少的是什麼而已。
第三章
文學與體制
大概是因為缺錢，《島上》篇幅不大，作品有限。《島上》第 2期篇首的小說是張吻冰的《粉臉上的黑痣》。小說的主人公淺 原君是一位文學青年，他在T洲的汽車上遇見一個美貌女子，一 見傾心，不由坐過了站，跟隨女子下了車。到了女子的住處，他 發現書櫃裏有很多文學書籍，包括他淺原君本人的小說《倫敦之 火》。女子請淺原君喝酒，一夜醉歡再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 早晨了，女子已經消失。
這是一個常見的文人艷遇的故事，然而，故事有了轉變。 淺原君回家幾天後，發現口袋裏有一封來自於這個女子的信，信 中還包着三張十塊的紙幣。從信中的內容可知，這是一個風塵女 子，她之所以同情淺原君，是因為她的死去的丈夫是也是一個文 學青年，窮困潦倒，“滴出他生命的最後一滴血去寫去寫”，可 他最終也沒能賣出一本書。這個女子將原因歸結為，“生活的壓 迫，階級的壓迫”。女子把淺原君給她的五塊錢退還給他了，還 加上了自己的錢，“你的錢，就是明天沒有麵包了，我也沒有拿 的勇氣。叮，五塊錢，你們要流多少血汗，流了多少腦汁去賺那 五塊錢呢”。她仇視貴族和紳士，“余的錢請收用了。沒要緊的明天我又可以騙來幾百了”。小說至此接上了侶倫在《爐邊》等 作品所涉及到的香港文學青年的窮愁問題'所不同的是，時間已 至30年代，小說中已經提及“階級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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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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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學與體制
在另一篇小說陌生的《石田櫻子》中，甚至已經出現了 “革 命”。《石田櫻子》仍是寫男女之情的。“我”是日本的留學生， 石田櫻子是我的鄰居。櫻子她“身體旺健，康強而又活潑”，因 為生活所迫早早就走上社會，做了女侍乃至妓女。櫻子覺得自己 已經是一個不齒的女子，但“我”仍是喜歡她的。在櫻花叢中， 兩個人忘情地接吻。“我”要回中國了，櫻子犧牲了半天的工資 來送船。回國不久，“我”收到了來自日本朋友的信件，告訴 “我”，櫻子因為參加革命團體的活動犧牲了。
“窮愁”是香港文學的一個母題。《小說星期刊》之所以大量 刊登鴛篇蝴蝶小說，《伴侶》之所以成為生活類雜誌，《鐵馬》' 《島上》之所以不能生存，原因都在於此。直到1962年，劉以邕 在寫作《酒徒》時，仍在探討香港文學的社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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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第一節《紅豆》考訂
《島上》之後，香港文壇陸陸續續出現了一些新文學刊物， 但是在香港的社會環境中，它們都沒有逃脫創刊一兩期就停刊的 命運。出人意料的是，在1933年至1936年，香港出現了一份少 有的較具規模的新文學刊物，那就是《紅豆》。《紅豆》之所以能 夠生存下來，根本原因在於它有“梁國英藥局”的經濟支持。《紅 豆》可以說是一個奇跡，它是我們考察香港戰前新文學的重要 參考。
不過，《紅豆》在學界並沒有得到多少研究。目下為止，人 們對於《紅豆》的認識還較為混亂。下面先引出兩段對於《紅豆》 的最權威的敘述：
有關於《紅豆》的記述，首先要追溯於侶倫寫於1966年7 月的《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侶倫對《紅 豆》有如下追憶：
《紅豆》的主辦人是“梁國英”商店的少東。他們在經商之餘曾經 開辦過“印象藝術攝影院"，辦過消閒雜誌和一本《天下》書報；在抗 戰初期，還在香港中區開過一家“梁國英書店"。《紅豆》創辦初期是一 種三十二開本的綜合性雜誌，文字以高級趣味為中心'附有藝術攝影的 插頁。雜誌本身印得雅致。《紅豆》出版了幾期便停刊。在隔了一個頗 長的時間之後，由剛從廣州中山大學唸書回來的另一少東梁之盤接辦。 他把《紅豆》接上手以後，改為純文藝刊物，形式也擴大為二十四開 本。由上海生活書店經售。雖然只是薄薄的十四頁篇幅，可是每月按期 出版。這刊物的特點是不登小說，只登詩與散文；在封面特地印上“詩 與散文月刊之始” 一行大字，突出它的特殊風格3
1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1985］，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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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對於《紅豆》的另一敘述，來自盧瑋鎏，她在寫於1984年 的《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一文中談到：
沒有良好經濟條件支持，文藝雜誌實難維持較長壽命，其中一份雜 誌，能繼續出版了兩年多，就因有一家商店“梁國英”的支持。“梁國英” 是家藥局，也辦過攝影及出版。主人梁晃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了《紅 豆》，最初的風格不定，試圖摸索一條文藝綜合性的道路，開本與出版期 都一改再改。自第二捲開始才走上純文學刊物的路線，每期均有論文、 劇本、小說、詩、散文……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梁之盤接編以 後，就正式在封面標明“詩與散文”月刊，企圖走向更純一風格。2
這兩段對於《紅豆》雜誌的權威描述，常常被文學史徵引。 然而，根據我所查閱的《紅豆》雜誌，其中頗多錯漏。
《紅豆》的發行者是“梁國英報局”，它是迄今還存在的香港 老字號“梁國英藥局”的副產品。梁國英有兩個兒子，長兄梁晃 和次子梁之盤。侶倫和盧瑋鎏都提到，《紅豆》開始先由梁國英 長子梁晃籌辦，然後由弟弟梁之盤接辦。不過，何時接辦的，卻 說法不一。盧瑋鎏明確說，時間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這個時間肯定是不準確的，因為《紅豆》早在1936年就結束了。 盧瑋鎏說：“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梁之盤接編以後，就 正式在封面標明'詩與散文’月刊”，這也不對，《紅豆》在封面 上標明“詩與散文月刊”是4卷5期，時間是“二十五年六月一 日出版”，即1936年6月1日。至於盧瑋鎏以在《紅豆》上標明 “詩與散文”作為梁之盤接任的時間，則並無根據。
侶倫沒有具體說明梁之盤接手的時間，但是，他說明梁之盤
2盧瑋爨：《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 業公司11987），1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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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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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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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後《紅豆》的變化：一是《紅豆》開本的變化，《紅豆》開
本的變化在2卷1期，由此判斷，侶倫所說的梁之盤接手的時間
在2卷1期。然而，侶倫接下來說：改版後的《紅豆》“由上海
生活書店經售”，這就不對了，《紅豆》從由“各種大書局報社”
代售，改為由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的時間是3卷1期，而不是2 卷1期。接着；侶倫又說：改版後的《紅豆》“在封面特地印上 '詩與散文月刊之始’一行大字，突出它的特殊風格”。這又錯
了，《紅豆》標明“詩與散文月刊之始”是快要結束的4卷5期。
侶倫顯然記憶有誤，把不同的時間混到一起了。另外，侶倫還有 一個說法，即認為“這刊物的特點是不登小說，只登詩與散文”，
這明顯有誤，《紅豆》第1期就有小說欄，刊登了易椿年、良銘、
林夕的三篇小說。
《紅豆》主要收藏於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廣東中山大學圖
書館也藏有一咅
B分，都不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微縮膠片，但多
處不清晰。我經過多處查詢，完整地收集了全部《紅豆》雜誌。下
面根據我查閱到的原始材料，說明一下《紅豆》雜誌的沿革。
《紅豆》創刊號3封面題目是“紅豆”，下面是手寫體小字
“創刊號”，版權頁標明是“紅豆月刊”。出版時間是“二十二年 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編輯督印”是“梁之盤”，“出版”是“南 國出版社”，“發行”是“梁國英書局”，“通訊”是“文咸東街 三十二號，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印刷”是“恆信印務所” • “代售”是“各大書坊”。到了《紅豆》第1卷2期，版權頁大 體照舊，但出現了兩處變化，一是在“編輯督印：梁之盤”的後 面，加了一個“經理：梁晃”；二是“印刷”改成了 “光華印務 公司”。這種“編輯督印：梁之盤”、“經理：梁晃”的情況一直
3《紅豆》的國內所藏，是中山大學圖書館，但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紅豆》 缺第1卷，所以國內論者在提到《紅豆》的時候，往往從第2卷談起，這影 響了論述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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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變動。一般說法都認為梁之盤是後來接手的，但從版權頁 看，梁之盤一開始就“編輯督印”，創刊號上甚至沒有梁晃的名 字。梁之盤是否開始就參與編輯呢？這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紅豆》1卷1號並沒有卷首語，只在篇首發表了風痕的詩歌 《紅豆》，大概權作發刊詞了。刊後有一個“徵稿簡約”，其中第 一條說明了刊物的內容和對於來稿的要求。“（一）本刊內容約分 一散文小品，二詩，三短篇小說，四論文，五文藝雜文諸欄，除 暫時不收譯稿外，其餘均歡迎投稿——惟以篇幅關係，來稿能 在三千字以下尤所歡迎。”
自2卷1期始，《紅豆》發生了較大變化。版權頁的刊名， 改為《紅豆漫刊》。《本刊啟事》有云：“本刊為謀盡量充實內容， 減輕讀者負擔起見，現由2卷1期起改出較為彈性之漫刊。除內 容比前增一倍有餘外，價格已減為每冊五分，深望讀者與作者予 以批評或贊助”。刊物的開本由32開變為16開，去掉了圖畫， 減少了廣告。第1卷《紅豆》美術作品佔較大比重，目錄的第一 項就是“圖畫”，第1期的圖畫有16幅，目錄就佔獨立的一頁。
廣告主要在頭尾部分，另加專頁。到第2卷，圖畫沒了，甚至連
原來的封面畫也取消了，直接以刊物目錄作為封面。廣告也只剩
下了有關梁國英藥局等很少幾幅廣告。不過，從刊物欄目看，則
沒有多大變化。第1卷的欄目分為“散文”、“詩”
、“小說”、
“文”幾個部分，2卷1期的目錄仍然分為“論文”、“小說”、
“詩” 文”
、“散文”幾個部分，其1卷1期的“文”和2卷1期的“論
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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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論蘇軾
於文學論文的部分。:1卷1期刊載的是梁之盤 一宋代詞人論叢稿之一》，2卷1期刊載的是
梁之盤在中山大學的外國文學老師張寶樹的論文《文藝譚——浮 士德之分析》。在小說、散文、詩歌文學體裁之外，刊載研究論 文，也是《紅豆》的一個獨特之處。盧瑋鑒說：“《紅豆》最初風
格不定，試圖摸索一條文藝綜合性的道路，開本與出版期都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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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改Q自第二卷開始才走上純文學刊物的路線「。這個說法顯然
有誤，除
圖
畫和廣告之外，第1卷和第2卷的內容並無多大的區
別。所以，如果以內容的變革作為梁之盤接手的開始，也並沒有 說服力。
自3卷1期始，《紅豆》的版權頁標上了 “總經售處：生活 書店”（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這是《紅豆》的一個較大的變 化。《紅豆》在大陸的發行，意味着它與國內文壇關係的加深。 自此以後，生活書店的書籍消息或廣告愈來愈多地出現在《紅豆》 上，如“最新出版”中的徐懋庸的《打雜集》' 鄭振鐸編著的《希 臘神話》、魯迅翻譯蘇聯班台萊夫的《表》。國內其他書店出版 的書，也出現在《紅豆》上，其中詩集較多，如路易士《行過之 生命》、《上海飄流曲》、《吳奔星詩集》和李金髮《魔鬼的舞蹈》 等。《紅豆》的詩歌寫作與國內詩壇關係較為密切，這一點後文
再談。
自第4卷1期起，版權頁刊名又改回為“紅豆”。到了 4卷 5號，《紅豆》在封面上加上了 “詩與散文月刊之始” 4。“本刊啟 事”曰：“本刊出版以來，深蒙讀者愛護，並荷各地作者鼎力扶 植，得維持至今，成為南方歷史較長之文藝刊物：其間不惟形式
日新，內容亦見進步，近期所載詩與散文尤富於精心之作，以是 銷路日增，有欣欣向榮之勢。同人等深感讀者作者愛護之誠，不 敢自滿，決於本期起，利用原有篇幅，實行純化，改為詩與散文 月刊，冀能造成獨特風格，以副厚望。至盼海內外讀者作者，不 吝金玉，予以批評及贊助•曷勝榮藉！此啟”。這個改變是實質性
4值得一提的是，筆者依據的港大孔安道圖書館藏4卷5期《紅豆》上有梁之 盤手題“地山先生備教 ' 吮梁之盤敬贈”的字樣，而到了 4卷6期，首篇就 發表了署名落華生的散文《老鴉嘴》。看起來，梁之盤贈予許地山先生《紅 豆》的4卷5期，致意並且約稿，許地山先生果然支持了《紅豆》，在下一 期就發表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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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的，刊物的內容有了變化，即開始只登載詩與散文。然而，這個 “詩與散文月刊”只維持了兩期。到了 4卷6期(1936, 8, 5)， 《紅豆》突然刊出了 “本刊重要啟事”，宣佈停刊，原因是“最近 忽因登記手續發生問題，不得不遵照香港出版條例，由本期起暫 行停刊，一俟完滿解決，再與讀者相見”。有關於《紅豆》停刊的 真實原因，楊國雄引用了梁晃的說法，“當時《紅豆》主要每期都 虧本，不能長期支持，所以到了 4卷6期便停刊”。5這個說法，與 《紅豆》一再強調自己“銷路日增”、“欣欣向榮”的說法，不無矛 盾之處。
第二節左翼的限度
如果說20年代的《小說星期刊》和《伴侶》，主要以戀愛婚 姻題材為主' 20年代末期的《鐵馬》、《島上》主要寫窮愁和壓 迫，那麼1933年創刊的《紅豆》則已經將窮愁與壓迫延伸為初 步的階級意識。
《紅豆》第1卷第1期發表了玲然的散文《街景》，文章採用 靜物臨摹的方法，客觀描寫1933年炎熱的夏天城市街道。一方 面是“拖着東洋車喘息着的車伕，日光照在古銅色的軀體，汗像 從古銅色的蒸溜器蒸出來一般”，另一方面是“一個車上的人， 安閒地抽着香煙，繚繞的灰色的煙從他的鼻孔裏噴出來，停留在 明朗的夏氣裏”；一方面是“一輛一九三三型的新車戛然停着； 一個肥胖的中年人，含着雪茄，執着手杖閃着絲光的長衫踱進一片錢莊去”，另一方面“水果提旁邊的人，呼着叫賣的啞 音”。全文並無一字評論，然而這“有意無意地一眼”，讓我們
5楊國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載《香港文學》，總16期，
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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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卻是貧富的對比。
《紅豆》第1卷1期共發表了兩篇創作小說：一是易椿年的
《阿黑的夢》，二是林夕的《血輪》。林夕的《血輪》連載於1'
2、3期，以寫實的筆法寫內地農民黃老儉來香港打工的境遇。黃
老儉寄居於騎樓之下，在碼頭上做苦力o他的女人帶着孩子來香
港，結果孩子被拐，女人被帶到保良局。黃老儉沒有保費，只好
求助別人。女人來了，總不能再住街上了，只好去租了一個又髒
又破的床位。孩子仍然沒有找到，黃老儉卻因勞累致病了。女人
只好解下身上那件黑布衫去當鋪，卻被車輪碾成了一片片的血。
從技巧上說，《血輪》是一篇比較成功的小說，它以寫實的筆法
呈現了香港下層貧民的悲慘生活境遇。
易椿年的《阿黑的夢》則以意識流的手法，通過描寫阿黑因 受欺壓而產生的反抗意識。"唉，這世界可容得咱們窮人？不出 錢就可以搶人，這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 ！媽媽！”他衝到魏 三子面前，“鐵缽似的拳頭盡向他的背上頭上雨點似的打下”，
三個傢伙奔了過來，槍上插着光亮的尖刀，阿黑瘋狗般地撲向他 們……。阿黑醒了，原來是一個夢。不過，阿黑想，“夢？我真 的要這樣做！不，我準要打死他，這魏三子！這三個鳥傢伙！” 從阿黑的意識片斷看，他之所以憤怒的原因是，魏三子因為三十 塊錢搶走了他的妻子，還把他打傷了。阿黑憤怒之極，但只能在 夢中進行反抗。
從這幾篇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紅豆》的新面目。《街景》 就是街頭一瞥，然而作者所攝取的鏡頭，是有產者與貧民的差 距。《血輪》的觀察眼光則更深入了一步，小說選取了一個從農 村來港的農民苦力，從此角度細緻呈現香港下層貧民的卑微生 活。《阿黑的夢》則難得地出現了對於這種悲慘生活的一種反抗， 雖然這是個人直覺的反抗，僅僅是一個夢。
第1卷2號後，《紅豆》就出現了直接描寫工人的作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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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反抗從個人延伸到了階級。易椿年的小說《某工廠的一個小景》 寫工廠苦力小王的思想覺悟過程。工廠裏僱用女工，威脅到男工 的地位，讓男工對於女工產生了憎恨，但在小王看到女工的悲慘 遭遇後，才認識到他們其實是同一階級，需要共同面對“工人們 當前的大敵”。小王最後產生了革命意識，“我說，打倒……”、 “好，今夜我得找大夥兒商量一下，幹他媽的”。小說結尾並沒有 揭示到革命的結局，而只是隱晦地說“軋軋的機聲騰漫空間，似 在象徵着不久便有大風雨要降臨”。
易椿年是香港早期重要作家，生活貧困，較為了解下層貧 民，致力於書寫他們的悲慘境遇和反抗意識。《阿黑的夢》和《某 工廠的一個小景》都寫反抗，後者卻較有上升。前者的反抗還是 直覺的、潛意識的，後者則已經開始有了階級覺悟，不過最終如 何革命？作者本身也不清楚。易椿年本人也因為生活所迫，而在 1937年22歲就患肺病早逝了。
從農民到工人，從虛幻的反抗和階級意識的出現，乃至於普 羅文學的萌芽，我們在《紅豆》中看到了 30年代香港文學主題 上的變化，這種變化與中國內地文壇的普羅文學主題有着對應的 關係。然而，在3卷之後，《紅豆》這個萌芽並沒有繼續生長成 為無產階級文學。
《紅豆》編輯梁之盤本人在第2期發表了《工作間零拾》。 他首先稱讚了工廠的機械，“到了工作間，還可以聽到機械的歌 聲，見到了機械的力量，機械工作的靈妙，機械運動的優雅，機 械製造的完備。”由此，“克魯泡特金從工作間出來，意會了機 械之詩。惠特曼Whitman從工作間出來，就成了世界的勞動詩 人。”同時，他又看到，“機械是吞蝕着工人的生命，工作間不 過是地獄”。“辛克萊Upton Sinclair從工作間出來了哩，就成為 世界知名的普羅文學巨人。——他從屠場歸來後，就寫成了一 本暴露現制度罪惡,表現普羅意識的屠場Jungle，此後煤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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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波士頓也就陸續完成，成為普羅文壇的巨著。”在參觀了女 工織布廠之後，梁之盤深感“機前的女工生命給機械吞蝕得太厲 害了”，他希望能夠表現女工，然而，“我不是女人，我不懂得紡 紗間的女工的心理，如果丁玲肯細心寫寫她的話，那將使你淒然 下淚，為了她曾混進了紡紗間女工的非人生活的底處。”看得出 來，梁之盤本人對於工廠的印象，主要與書本和文學著作聯繫起 來，既讚美'又批判，態度是矛盾的。他希望表現女工，但他對 於女工並不了解，所以提到了丁玲。
李育中的《祝福》（2卷4期）再次提到丁玲，並且還多了一 個蔣光慈。李育中的這篇與魯迅小說同題的小說，並不是寫農村 婦女的，而是寫城市女工。小說主人公是一對父母雙亡的孤兒姐 妹輝和竹，姐妹倆為生存而去了工廠，等“我”再見到這兩姐妹 的時候'倆人憔悴得已經不能相認了。文中提到，姐姐輝喜歡文 學，“那時她還看了一點蔣光慈的小說，當我們三個文學朋友集 合時，便想到這個女子可否做一個丁玲呢”？小說在結局裏寄希 望於她們成為“戰士”，然而，因為環境不同，這個女孩終於不 能成為丁玲，而這部小說終於並不能成為革命小說。
《紅豆》上的小說還描寫了革命，不是在香港，而是在遙遠的 南洋。面對真正的革命反抗，作者既很欽佩，同時又覺得慚愧。 4卷4期李勵文的《烏沙——紀念一件血的事實》寫他的一個馬 來朋友巫沙，為推動對荷蘭殖民者的革命鬥爭，不惜犧牲自己。 文章稱讚這些勇敢的馬來人，用他的“憤怒”、“希望”和“勇 氣”推翻殖民帝國的寶座，“用他們的血和肉向壓迫者掙他們全民 族自由“。不過•我們注意到•文中並沒有重點描寫巫沙等革命者 的行為，甚至於到底是何種革命？巫沙最後下落如何？我們都不 知道。作者所重點表現的是自己在巫沙等對比之下的慚愧和糾結 的心理，“尼德蘭的奴隸教育沒有使他們踏上奴隸的道路他們就 將在那兒得來的知識燃沸了他們的憤怒、希望、與不可磨滅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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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氣”，然而，“我自慚幾年以來沒有做過一件愜心的事業”。“我常 常揮起拳頭，卻又不能放了下去，這對我是件忍聲吞氣的事。”
從梁之盤到李育中，再到李勵文，《紅豆》上的小說，與其 說是寫工廠和革命的，不如說更多地描寫知識者的自我主體。他 們對於工人的了解，對於資本主義的矛盾態度，常常得之於文學 作品，他們可能嚮往革命，但更多自我反省。
第三節現代詩與唐番體
（一）
香港最早的新詩，出現於1924年至1925年的《小說星期 刊》。《小說星期刊》以舊詩文為主，新詩只是“補白”，數量也 不多。新詩的水準，大致停留在胡適《嘗試集》和冰心小詩的水 準上。香港最早的詩論也出現在《小說星期刊》上，那就是許夢 留《新詩的地位》（1924年第2期）。從文中看，作者對於中國 新詩壇是熟悉的，提到的詩集有《嘗試集》、《草兒》、《冬夜》' 《繁星》'《將來之花園》、《舊夢》、《女神》和《雪朝》等，並肯 定了它們的成功。不過，作者雖然肯定新詩，但卻並不完全否定 舊詩，表現了香港文學的獨特性。
至1928年，香港仍然處於新舊詩過渡階段。《伴侶》刊載的 詩歌很少。第1期唯一一首詩，是畫題詩“嶋啼夜”，黃潮寬畫 雲枝題詩。這首詩不長，姑引如下：“鷗兒啼！鴨兒啼！驚醒斷 腸人，好夢休提。那東風不懂人情，遍送了入深閨。深閨靜裏， 青燈似豆，幢幕寒棲。芭蕉感感雨響，馬鈴風動聲撕。一個玉人 兒憑欄憑着，織手執巾絲淚揮，多情月兒雲裏窺。她說’月兒 呀！儂來時才是月圓，那麼忽又缺了。鴨兒呀！你休啼，聲聲不 如啼，教儂怎能底！’ ”作者看起來要以白話做詩，然而舊體詩 詞味卻很重，明顯是一首新舊混合詩。到了《伴侶》第2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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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情思》10首，則完全回歸了舊體詩。黃天石其實是較早 的香港新文學作家，但他也是新舊文學同時兼作。《伴侶》第3 期轉載了內地沈玄廬的一首詩《聞訊》。沈玄廬是早期倡導新文 學作家，《伴侶》記者聞他死訊，特刊載他六七年前的一首詩， 以志紀念。六七年前應該是20年代初，《聞訊》的確只是簡單的 五四詩°
《伴侶》第3期以後，詩歌消失了。直到1929年1月1日第 8期，《伴侶》才出現兩首詩：依人的《我願意》和川水的《别》。 《我願意》是一首較長的愛情長詩，全首共分為九段，第一段和 最後一段重複，中間段落也都大體工整對仗。第一段和最後一段 是“我願做的很多很多，只要能和她常時親近；有了她我才能生 存，沒了她我還要什麼生命”。中間七段，都是工整的排比，以 “我願意"開頭。如第二段是“我願做橋下的石子，她假如是澄 清的流水；她擦過我的身邊低唱，我聽着她的歌聲陶醉”。第三 段以“我願做妝台的鏡子”起句，第四段以“我願做膝上的琵琶” 起句，如此等等。很明顯是《再別康橋》式的愛情和格式，這意 味着香港早期新詩開始受到新月詩派新格律詩的影響，收束新詩 的散漫。
《我願意》是《伴侶》可見的最後一首詩' 1929年1月5日 出版的《伴侶》第9期並未刊載詩歌。1929年9月出版的《鐵 馬》創刊號上，發表了靈谷的《雜詠三首》：《秋天》、《海潮》、 《詩人》。靈谷即陳靈谷，是島上社的核心成員之一，這三首詩是 標準的新格律體詩。《秋天》藉由北風•書寫自己的悲觀心境， 這種悲觀大概與他們對於香港新文學的失望有關。後兩首詩《海 潮》、《詩人》格式與《秋天》完全一樣'每首詩都由四句構成， 一三行退後空格，二四行頂格，非常工整。
1933年12月創刊的《紅豆》，開始時期仍然是抒情詩與新 格律詩佔據主導。《紅豆》沒有發刊辭，代之以卷首風痕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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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詠歎紅豆的詩作《紅豆》：“不及稻梁可以充飢，/也不是迷人的 旨酒。/袅袅的一曲山歌，/隨便唱來，在操勞之後。人類不能毀 棄感情，/又何妨培養這甘苦纏綿的象徵!/——有異乎愛慕虛 榮的芍葯，/另懷心事，那悒鬱的素馨。”這首詩傳達了《紅豆》 主旨，雖不顯眼，也別具情懷。風痕是《紅豆》初期較多發表詩 作的詩人，他的詩較多詠物抒情。有的詩如《紅豆》，句子長短 不一。有的詩的段落相對工整，如同在第1期的《印像》，呈現 出長短句的對應變化。
《紅豆》詩歌的變化，開始於易椿年和蘆荻的詩。在《紅豆》 1卷4號上，有易椿年的兩首詩《Triolet內二首》6：《水沫挾着斑 點爬上岸上來了》和《鹵莽之夜色拋上一條沾了霧水的頭巾》。 這兩首詩係易椿年模仿英文格律“八行兩韻詩”的作品，形式怪 異，屬於作者現代詩寫作的探索之作。《紅豆》第1卷4號出版 於1934年3月15日，半年之後，易椿年在卞之琳主編的《水星》 第1卷3號（1934年10月12日）上發表的《夜女》即已經是較 為成熟的現代詩作。1934年7月出版的《紅豆》2卷1號，刊載 了蘆荻的一首小詩《畫室裏》，“生命的畫布/印象派的點彩/複 雜，錯綜，矛盾/失掉了統一的和諧。純潔的童年/被放逐於青 春，/彷徨於生與變的邊緣。什麼時候沒有歎息呢？/等待紫丁 香的花開吧！ ”這首詩在《紅豆》早期的詩作中顯得較為獨特，
6易椿年不但是小說家，還是優秀的詩人，他去世後，當年《南風》曾在“創 刊號”上發表“悼易特輯”。《紅豆》上的《Triolet内一首》，是新發現易 椿年的作品。易椿年現存詩作很少，僅六首半，分別是《給陰曹裡的母親》 （1932年《繽紛集》第1期）'《普陀羅之歌》（1934年《今日詩歌》第1期）' 《夜女》（1934年《水星》1卷3期）、《青色的婦人》（1934年12月17日《南 華日報•勁草》）、《金屬風——防空演習印象》（1934年12月21日《南華 日報,勁草》）和《題像》（ 1935年7月1日《南華日報•勁草》）。所謂半 首詩，指的是侶倫的悼念文章中所引的一個詩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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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詩人所說，是有點“印象派”的。作者嘗試打破簡單的抒情
詩，運用意象來進行暗示。蘆荻愈來愈追求現代詩風，他後來坦
認：1933年以後，他讀了《現代》雜誌上的詩，“寫了一些表現
形式和情韻都近乎現代派的詩作”。
從2卷2期開始出現的柳木下和張弓的詩，給《紅豆》帶來
了更多的“亮點”。柳木下開始登上《紅豆》的作品，是2卷2
期以暮霞之名發表的《壁畫》和《破船》。他的詩已經擺脫了那
種“花呀月呀”的抒情，而是力
以平易的意象和語言，傳達自
圖
己的玄思。柳木下的詩，雖受西方詩乃至日本現代詩的影響，不
過並不晦澀，而是向哲理的方向發展。他較為有名的一首詩，是 《紅豆》4卷1期上的《我•大衣》，這首詩被認為受到了岡田須 磨子的《冰雨的春天》（《現代》1卷4期）一詩的影響8。張弓早
期參與過香港最早的詩刊《詩頁》、《今日詩歌》等刊物的創辦，
他在《紅豆》上發表的詩不多，不過2卷2期的《都市特寫》一
詩的奇特風格卻引人注目，直到今天還屢被徵引。與《都市特寫》
同時發表的，還有另一首《淺醉了時》，這首詩同樣文白夾雜， 有李金髮的風格。
此後，《紅豆》出現了陳江帆、侯汝華、林英強和李心若等 現代詩人-奠定了香港現代詩派的規模。如果說，《紅豆》早期 詩人如蘆荻'柳木下等受到《現代》的影響，後面這一批詩人有 不少直接就是《現代》的主力詩人，是在《現代》改版後轉移過 來的。
7蘆荻：《蘆荻詩選・自序》（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
8葉輝：《另一種横的移植——三四。年代的香港新詩與外國譯介》，載梁秉
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 司 ' 2001 ），223-2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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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陳江帆共計在《現代》上發表過15首詩，是《現代》發表 詩作最多的詩人之一。他最早在《現代》上發表的詩是3卷3期 （ 1933年7月1日出版）的《荔園的主人》和《緘默》。1934年 11月6卷1期是《現代》改版前的最後一期，這一期陳江帆一口 氣發表了《麥酒》等6首詩。陳江帆在《現代》上以田園詩馳名， 他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意象呈現南國風情。至《現代》最後一期， 陳江帆增加了都市批判性，抒情之風也轉向現代之生澀，“屬於 唱片和手搖拎的夜，/減價的不良症更流布了，/今年是滯銷之年 哪。”“是末代的工業風的單調呢，/任蜂巢般地叫喚着，/也已 失去它創世紀的吸力的”（《現代》6卷1期）。沒有人注意到， 在《現代》之後，陳江帆繼續在《紅豆》上發表詩歌。陳江帆最 早在《紅豆》上發表的詩歌，是2卷4期（1935年1月10日） 上的《公寓的夜》。看得出來，正好是銜接《現代》的。陳江帆 在《紅豆》上的詩，有一個令人矚目的變化，就是增加了詩歌的 敘事性。詩歌以苦澀平緩的語調，描寫寓居的苦惱，描寫人與人 之間的隔閔，風格與《現代》時期的抒情詩已經不大一樣。
李心若是在《現代》上發表詩歌最多的詩人，共計16首， 在數量上超過了戴望舒和陳江帆的15首。李心若的詩風相對來 說沒那麼晦澀，然而格調依然較為低沉。發表於《現代》4卷1 期的《歸輪中》和《渡》看起來像是寫香港渡輪的，詩人目睹水 流湍急，想到的是自己“飽嘗人海的波濤的虐待”，擔心落魄者 回家所要忍受的悲哀，乾脆希望“航我到無人的島去吧！那兒有 尚可忍受的炎涼哪”。《現代》之後，李心若繼續在《紅豆》上發 表作品，詩歌格調明顯明朗。李心若首次在1936年1月出版的 4卷1期發表的《詩三篇》、《有呈》、《催妝曲》和《紅仙》都 是愛情詩詩風真摯動人，“如薰風吻笑了花兒，/我永是你的薰 風"且是長年的，長年的；不似薰風那麼薄情。如果你不要什 麼誓，盟，/我知我是多麼幸福啊：/我已然穩在你心裏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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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在《紅豆》發表的最後一首詩，是4卷5期(1936年7月) 的《葵園女》，“我近年聽到業葵的訴苦了，/也曾讀過班婕的怨 歌行。/我也為你的沉默而沉默了。可是，葵園女，你應知道/ 人力是會改造、創造一切的。/沉默的葵園女，你的沉默/可就 是如澄清的宇宙的，/大暴雨來臨前的嗎？”我們注意到，李心 若這時即使寫人間苦痛，也隱含了對社會變革的信心。
侯汝華是活躍於30年代的中國知名詩人，詩作發表於《現 代》等刊物。他的《水手》、《單峰駝》等詩，因為被聞一多所 編的《現代詩抄》和艾青所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 所收錄，從而膾炙人口。侯汝華詩歌創作初期，深受李金髮的影 響。不過，他後來在《紅豆》上發表的詩，並不那麼陰冷晦澀， 而是既具象徵之意味，又有口語之流暢。《詩三首》中有一首《夏 季的夢》：“夏季的草原/豐富着幸福的氣息，/今天我有炫曄的 夢/而小姑娘卻都午睡了。我移步於濃陰之下/跟賣西瓜的老婦 閒談，/涼風把我吹墜於另一個夢中/心與天一樣的遼廓”。這首 詩以“小姑娘” '“賣西瓜的老婦”等很生活化的意象，傳達個人 在現實與想像之間流動的遐思。如果沒注意到侯汝華在1936年6 月24日《紅豆》4卷5期所發表的《我們的高爾基——悼高爾 基長詩之首頁》，我們就無法看到他後期思想的變化。現代派詩 人，大多較為收縮於內心，不太關注或者牴觸左翼思想，侯汝華 卻寫出了歌頌世界左翼文學旗幟高爾基的詩。詩中寫到，高爾基 不像“肖邦”、“悲多汶”，“不是世紀末病者”，卻能“把許許 多多/被抹煞的同時代的青年/拉到光明的去處”。從“架啡的 憂鬱”和“世紀末病者”之中走出來，走到“光明的去處”，這 是侯汝華轉變的重要標誌。可惜的是，他在1938年就英年早逝 了。侯汝華去世後，詩人徐遲專門在香港《星島日報》發表《憶 侯汝華》一文悼念他文中寫道：“正當他開始為戰爭歌唱的時 候，正當他開始要記錄一個史詩的時候！我不知有什麼人可能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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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他的工作？祝他的靈魂平安！"9
林英強在《現代》發表的詩作不多，在《紅豆》上卻較為活
躍。他曾在《紅豆》4卷2期上發表過一篇《作詩雜話》，談到
自己的詩作。他說：“新詩的製作，我個人在許多的派別裏，尤 愛刻琢、奧秘兩方面的嘗試”。“作詩若用俗意俗句不加以刻琢， 必在鄙俚之物”。林英強前期詩歌有明顯的李金髮痕跡，《葉落》 中有如下詩句：“心之索莫，/葉之落閒階之蕭索；/殘葉重壓之
於病弱之薔薇，/季節之車旋轉之亂轍”( 1933年12月5日南京
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橄欖月刊》)。在1936年《紅豆》4卷1期“詩專號”上，林英
強發表了 3首詩，分別為《雨天》、《悲觸》和《攀歸殂》，這些 詩已經不像前期詩歌那樣文白夾雜，不過追求意象和練字的特色
仍在，如《雨天》“簾纖的雨裏，/風是淺寒的，/蒼煙不是有銅 駝感的麼？為了妄念的倦，/使人望那雨濛的遙渚，那心的澄波 又濁了”。詩歌力圖提練不太常用的意象，抒發在雨天的感觸， 但“銅駝感”、“妄念的倦”、“雨濛的遙渚”等等句子仍不免有 人有生造之感。林英強在《紅豆》4卷上，還發表過一些散文， 抒寫內心之幽閉，文字上十分雕琢。
1936年1月《紅豆》4卷1期的“詩專號”，是《紅豆》現 代詩的高潮。這一期的詩人陣容很強大，不但出現了上面提到的 本地知名詩人柳木下、陳江帆、侯汝華、林英強和李心若等人 的名字，並且還出現了 “外援”，即港粵之外的京滬詩人。4卷 1期的“詩三家”包括北京的林庚、李長之和張露薇三家，滬上 《現代》詩人路易士也在這一期發表了《遲暮小吟及其他》。4卷 1期後，還有韓北屏、吳奔星等大陸詩人在《紅豆》發表詩作。 對於這些大陸詩人的詩集，《紅豆》多有廣告介紹，《紅豆》4卷 1期就介紹了林庚的詩集《夜》和《春野與窗》、李長之的詩集
9徐遲：《憶侯汝華》，載《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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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宴》，還有路易士的詩集《行過之生命》等。
路易士在《紅豆》上發表了大量詩作，較能體現《紅豆》與 國內詩壇的聯繫。統計一下，路易士在4卷1期《紅豆》上發表 了《遲暮小吟及其他》6首詩，在4卷2期發表了《詩論小輯》7 輯，在4卷3期發表了《都市流浪詩六首》（除了最後一首是改 動的1934年的舊作，其餘都是1935年流浪於上海時所寫），在4 卷4期發表了《散文詩四首》（ 1935年10月），在4卷5期上發 表了《詩壇隨感》6輯和《詩四首》（1936年5月），在4卷6期 上發表《雨天的詩》2首，共計發表詩歌16首、散文詩4首、詩 論兩篇。從時間看，《紅豆》4卷1期至4卷6期對應的是1936 年1月至8月，不過從路易士詩歌標注的時間看，這些詩主要寫 於1935年至1936年•在詩集《行過之生命》（截止於1935年8 月）之後。路易士於1936年4月去日本留學，6月歸國，《詩四 首》正好寫在這一時段。1936年9月，路易士和韓北屏等創辦 《菜花詩刊》' 10月他與徐遲、戴望舒在上海創辦《新詩》月刊。 可見，《紅豆》時期是路易士自《易士詩集》、《行過之生命》向 《菜花》和《新詩》發展的過渡期。
如果說，《易士詩集》乃至於《行過之生命》尚有積極的一 面，那麼，路易士《紅豆》時期的詩則陰暗而虛無。在《散文詩 四首》中，詩人明確聲稱自己是一個“憂鬱病患者”，他所嚮往 的是死亡的境界，“因為在死之極樂世界，我將獲得我所夢想的 一切，在那裏我是有着更多美好的生涯的”。在這種心境下，路 易士的詩多是消沉的。在他剛剛登上《紅豆》的一組詩《遲暮小 吟及其他》中，有一首詩題為“黑色的詩”，“黑色的詩啊，黑色 的詩/我有一顆多夢想的黑色的心/它常喜歡馭一個黑色的電/ 丟下黑色的生命太淒涼”。黑色，似乎少有人喜歡，路易士卻將 其作為他自己的詩歌定位。陰暗之思想常與晦澀之語言相聯，路 易士的詩則並非如此，詩人注意意象和暗示，然而卻以感情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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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像出之。《遲暮小吟》寫自己“散步於遲暮之都市”，把路燈和交 通紅綠燈看成了愛人的眼睛，由此想愛人手上的飾物，不由佇立 神往，不過在異鄉的空間裏，歌聲在“暮靄裏冷了”。將燈光比 作眼睛，感覺到歌聲冷了，物象通感無不新穎，思緒又很通暢。 無怪乎宮草評論路易士的詩“明而不露，樸而有華” 1°。路易士在 30年代即是重要的現代派人，1949年後更以紀弦的名字成為台 灣現代派的掌門人，是現代詩研究的重點人物，可惜《紅豆》時 期他的為數不少的詩作及詩論都未被研究者看到，這應該說是一 個遺憾。11
(二)
徐遲在《憶侯汝華》一文中曾談論他對於侯汝華的印象：“在 上海的時候，常聽施蟄存、戴望舒他們談到他。我弄不清他是什 麼籍貫，我只知道他是生長於南中國的。” 即徐遲對於侯汝華有 一個籠統的印象，即南方詩人。事實上，同為南國詩人，香港和 廣州是不太一樣的。有關於30年代初期的詩壇，我們的文學史 所重點書寫的是廣州的左翼詩歌。《紅豆》刊行的1933年，正是 廣州左翼文壇的高潮時刻。這一年，廣州的“左聯”成立，中國 詩歌會廣州分會的會刊《詩歌》雜誌面世。中國詩歌會在上海的 總部由蒲風主持，廣州分會則由詩人溫流主持。《紅豆》雖然匯 攏了不少廣州詩人，然而顯然並非左翼一路。徐遲本身是現代詩 人，又是在與施蟄存、戴望舒的談話中涉及侯汝華的，顯然是將 其作為現代詩的一個部分而提及的。
10宮草：《讀〈行過之生命〉》，載《新詩》，第4期7937年1月。
11劉福春《中國新詩編年史》所編範圍的“地域包括台灣、香港和澳門”，然 而沒有關於《紅豆》的記載。同樣，《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 紀弦》'也沒有涉及紀弦的《紅豆》經歷。
12徐遲：《憶侯汝華》載《星島日報・星座》7938年1CI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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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國詩壇的現代詩刊，除《現代》之外，還有上海的 《詩刊》、北平的《小雅》、蘇州的《詩志》、南京的《詩帆》和 武漢的《詩座》等，彙集成了中國的現代詩運動。可以說，香港 的《紅豆》雖非專門詩刊，卻是30年代現代詩的一個香港陣地， 可惜長期被人忽略。吳奔星曾發表文章，說明當年他辦《小雅》 的時候與《紅豆》的交往情況：《小雅》“創刊不久，就得到香港 梁之盤先生的信，並把他主編的《紅豆》文藝月刊寄給我，以示 交流。接着，我和李章伯的詩也在《紅豆》上發表。……我和他 的書信來往，雜誌交流，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一聲炮響，便中斷 了"。I'?由此可見，《紅豆》當初與國內現代詩壇保持着聯繫。
《紅豆》支持詩歌上的現代主義，不但體現在作品的發表上， 也直接體現在詩論主張上。在4卷1期《紅豆》的《遠方詩札》 中，穆亞指出：隨着現代詩的出現，文壇上原來支持白話新詩的 文人也開始非議新詩了，他客觀地承認現代派詩有問題，但認 為其成就卻不容一筆抹煞，“現代派的詩有時其想像極端地個人 化，即在同派中亦難了解的作品亦有，這種缺點是不可否認的事 實；然就在《望舒草》中如《村姑》等一看即明的作品仍佔多數， 且其在詩的完整上得到可驚的成就，雖不用韻，得到微風似地和 諧，這亦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穆亞談到了現代詩的“難了解” 和“只說些戀愛哀愁”兩個方面的問題，不過他都為之進行了辯 解，並特別舉出了戴望舒的成功的例子。他在文末列舉了陶淵明 的《歸園田居》和戴望舒的《遊子謠》加以比較，認為兩者同樣 的和諧，證明新詩是大有前途的。將戴望舒的詩與陶淵明相提並 論，這種兼容新舊的眼光是“香港式”的。
路易士在《紅豆》上發表的《詩論小輯》（4卷2期）和《詩 壇隨感》（4卷5期），是30年代《望舒詩論》之後的重要詩歌主
13吳奔星：《懷念香港作家梁之盤先生》，載《香港文學》，第3期，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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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張。《詩論小輯》認為：動人的詩篇是真摯的感情和豐富的想像 交織的網。《望舒草》中有些是很能做到這地步的”。然而，在現 代詩已經發展起來的情形下，路易士面臨着新問題。他強調“真 摯的情感”，反對純粹的意象派。現代詩人往往過於搜尋意象， 以至於薄於感情，這就走到了反面。他強調“豐富的想像”，但 認為“想像必須是真實的”，現代詩如超現實主義的想像過於離 奇荒誕就是“藝術的魔道”。路易士在詩論中所針對的另一個對 象，是政治口號詩。《詩論小札》談到“倘是為了替某種政治主 張作宣傳而做詩的，亦是藝術的罪人”。《詩壇隨感》還提到，幾 個“日本留學生把一篇'意識論文’分行寫下來，也算是詩”。 路易士早期曾經寫過普羅詩，現在則從“真摯的感情和豐富的想 像”的角度，批判那些口號詩。
以30年代中國現代詩運動整體而論，《紅豆》的詩歌群具有 鮮明的地域特色，那就是香港詩人特有的“半唐番”體。“半唐 番”是香港學者陳冠中等人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指香港不中不西 的混雜文化。陳冠中甚至提出了 “半唐番美學”，以此概括香港 文化14。香港學者鄭政恆專門發表過《香港詩歌與半唐番城市生 活》，以“半唐番”文化概念闡釋香港現代詩特色犷。經常被論者 引用的“半唐番體”詩的代表作品，正是張弓發表於《紅豆》2 卷2期的《都市特寫》：
虹似的：prince ； duke ； knight ；
虹似地（長胖的buses底肉底之征逐喲）
14陳冠中：《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青文書屋，2000）。
15鄭政恆：《香港詩歌與半唐番城市生活》，載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
《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179T96頁。
113
1934，流線樣的車，撒下
(honey moon night)
(all buses stop here )
冰島上的penguin群。
steam底熱，炙乾了瀝青上腳走之汗汁囉，
search light，search light 射穿雲底濃層。
匿在黑角落上的女人，漢子：
(當心 ' 今晩月太亮了喲)
詩中有王子、公爵、騎士，有1934年流線型的車，也有底 層的勞動者的汗水，有角落裏的漢子。詩歌所反映的顯然不是中 國傳統社會，而是英國殖民地香港，我們在這裏看到了中西不同 文化景觀的混合。與此相應，在形式上，詩中大量混雜了中文和 英語。這首意象、語言混雜的詩，呈現了人們所說的香港“半唐 番”詩的特徵。
香港的“半唐番”詩，最早被追溯到李金髮。李金髮出生於 廣東梅縣，但在香港唸過中學，他先就讀於譚衛芝英文學校，後 入聖約瑟中學(羅馬書院)，接受英式教育。後來，李金髮到法 國學習雕塑多年。正是這種半洋半中的文化背景，讓李金髮寫出 了引起文壇爭議的《微雨》、《為幸福而歌》中的中西、文白混雜 的“半唐番”體詩。
香港的白話文學產生較晚，1927年魯迅來港演講，很多人都 不了解魯迅，然而李金髮不為國內詩壇所理解的“半唐番”體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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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左翼文學與現代詩
卻為港人所欣賞16。香港新文學開展以來，很少有人寫文學評論， 偏偏第一篇有分量的評論就是為“半唐番”體辯論的。此文的題 目是《談談陶晶孫和李金髮》，作者是香港新文學作家謝晨光， 發表於1927年5月上海的《幻洲》第1卷第11期。謝晨光的文 章針對的是《白露》的編者汪賓喧對於陶晶孫和李金髮的批評。 汪賓喧批評陶晶孫的文字“日本化”，批評李金髮的詩歌“看不 懂”，認為他們都是“外國化”。謝晨光認為“文藝是無國界的”， 評論文學作品，不能拿國界說事，所謂“真正的中國人”，只是 “國粹保存家和國家主義者的笑話”，就像是有人主張青年只能畫 國畫，不能畫西洋畫一樣。在為李金髮的詩辯護的時候，謝晨光 說：“它的使命只在洩發作家個人的情感，並不求人懂。”文末 謝晨光說了句俏皮話：“汪君不如去看小調的集子或者胡適紅花綠 草的小詩罷，它們能夠令你大懂特懂！”謝晨光的理論是否可以 成立姑且不論，但他為“外國化”辯護後面的香港立場卻顯而易 見。這種立場是內地的文人所不易理解的，《幻洲》的編者並不贊 同該文的觀點，文末“編者附志”還是堅持認為：“至於修辭上我 想總以愈用本國的語言習慣和愈使人看懂為愈妙。”
李金髮反過來也很支持這些香港的“半唐番體”詩人，並將 其視為自己的詩歌傳人。李金髮曾在1933年6月為侯汝華的《單 峰駝》寫序：明確將侯汝華稱為自己的傳人，“侯君的詩，全充 滿我詩的氣息。我：低抑而式微，……如弊屣之毫無顧惜，…… 噫！你，我的同病者，……幾以為是自己的詩句。”在他看來， 侯汝華“如果能夠多讀法國現代各家的詩，將來一定有豐盛的收
16據辰江《談皇仁書院》一文回憶：1927年2月魯迅來香港演講•港人對於 魯迅不太了解'他在會場上聽見一位先生問他旁邊的一位朋友：“周魯迅是 否著了一本《微雨》《微雨》是李金髮於1925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 ' 香 港人對於李金髮的了解似乎超過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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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同時，李金髮又為林英強的《淒涼之街》寫序，欣賞他 的通常容易被人批評為晦澀神秘的詩風：“詩之需要image猶人 身之需要血液。現實中，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美，美的蘊藏在想像 中，象徵中，抽象的推敲中，明乎此，則詩自然鏗鏘可誦，不致 ‘花呀月呀’了。林君的詩，似乎深知此道，有時且變本加厲， 如創造出一些人所不常見的或康熙字典中的古字在詩中，使人增 加無形的神秘的概念”。*李金髮連續為侯汝華、林英強等詩人親 自寫序，說明他對於香港“半唐番”體詩體的自覺。
這裏還需要提到另一篇為象徵主義辯護的長文，那就是發表 於1934年9月香港《今日詩歌》上的隱郎的《論象徵主義詩歌》。 有趣的是，隱郎在文章後面部分談到中國象徵主義詩人的時候， 列舉的詩人是李金髮、施蟄存、侯汝華、林英強' 鷗外鷗、林庚 幾個人，其中除施蟄存、林庚之外，都是與香港有關的詩人。以 李金髮為起點的香港“半唐番”體的詩歌線索，在此已經呼之欲 出了。
無論是《紅豆》上的左翼小說，還是現代詩，都堪稱30年 代中國文壇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它們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地域特 徵，“在”而“不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版圖之中。
17李金髮：《序侯汝華的〈單峰駝〉》，載《橄欖月刊》，第35期，1933年8月。
18李金髮：《序林英強的〈淒涼之街〉》'載《橄欖月刊》，第35期T933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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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専
南來與本土
第一節“中國文化的中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內地大批文人南下香港，創建了大 量的報刊，香港文壇一時風生水起。就報紙副刊而言，最有名的 是四大副刊，在中共方面是茅盾主編的《立報•言林》和夏衍主 編的《華商報•燈塔》，在純文學方面則是戴望舒主編的《星島 日報•星座》和蕭乾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在文學期刊上， 較為有名的有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 活》、 端木蕪良主編的《時代文學》、簡又文主編的《大風》和 黃寧嬰主編的《中國詩壇》等。下面對於這些報刊略作疏理，從 報刊角度展現彼時香港的文學生產過程。
《立報》由成舍我創建，時在1935年9月20日。《立報》很 成功，至1937年銷量達到20萬份以上，超過了國內當時發行量 最高的大報。1937年11月13日上海淪陷，24日《立報》宣佈停 刊。1938年4月1日，由中共投資，薩空了在香港復刊《立報》。 薩空了邀請時在香港的茅盾編《立報》的“言林”副刊。《立報》 第1版是要聞 ' 第2版上半是國內消息，下半便是副刊“言林”。
茅盾在《言林》副刊“獻詞”中說：“《言林》不拘於一種戰 術：陣地戰、運動戰、遊擊戰，凡屬拿手好戲都請來表演。”“但 ‘言林’，並不就此化為單純的‘劍林'，它有時也許是一支七絃 琴，一支笛，奏出了大時代中民族內心的蘊積；它有時也許是一 架顯微鏡檢視着社會人生的毒瘡膿汁。喜歡開口的人都請來談 談這還是《言林》的本色。”在創刊號上，巴金發表了《再給 立報祝福》一文，他寫道：“孤島的日子像一連串的噩夢。在這 種沉悶的空氣中，聽到《立報》復刊的消息，我感覺說不出的 快慰。”“言林”主要刊登雜文、短論、詩歌等，主要作者有杜 埃、林煥平、李南桌、黃繩和袁水拍等。適應香港的報紙風格茅盾安排了一個長篇小說連載，這便是他本人執筆的《你往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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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刊登於1938年4月1日至1938年12月31日《立報• 言林》。據茅盾自己說，由於不太適應香港邊寫邊登的節奏，這 本長篇小說寫失敗了。《你往哪裏跑？》後來於1945年在重慶出 版社出單行本，改名為《第一階段的故事》。《立報》3版上半版 是本港消息版，下半版是由薩空了本人負責的副刊“花果山”， 這個副刊曾連載張恨水的長篇小說《桃花港》。4版上半版是國 際新聞，下半版是副刊“小茶館”，仍然由薩空了編輯，這個版 刊登讀者來信等，也刊載過金秉英的長篇小說《蓼莪》。
薩空了主編期間的《立報》，重視宣傳中共的理論政策，並 發表來自於中共駐香港辦事處的信息，還輸送香港進步青年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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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不過，《立報》的銷路並不好，據茅 盾回憶：“那時候《立報》銷路不好，天天賠錢，大有維持不下 去的樣子。原因當然是《立報》‘孤軍作戰’，敵不過那些盤踞香 港幾十年的黃色小報。” I《立報》背後的老闆成舍我，則認為薩 空了把報紙辦得太政治化了。成舍我的政治立場與薩空了不盡相 同，成舍我到港後，薩空了就於1938年9月離開《立報》，去了 新疆。在薩空了動員下，茅盾也於同年12月離開香港去了新疆。
皖南事變後中共的另一份報紙是《華商報》。皖南事變後， 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領導下，剛從桂林和重慶撤退到香 港的進步文人於1941年4月8日創辦了《華商報》。《華商報》 社長是范長江，總編是胡仲持，主筆是張友漁。據楊奇回憶： “《華商報》籌辦時，周恩來就吩咐，’這張報不用共產黨出面 辦，不要辦得太紅，要灰一點。‘這在中共的報紙歷史上是沒有 先例的。”2
《華商報》副刊“燈塔”由夏衍負責。在《燈塔》創刊日， 夏衍發表了《未能免俗的介紹——算是發刊詞》，其中提到：“本 報是一張晚報，而《燈塔》只是一張晚報的文藝化的綜合副刊， 所以我們這裏一方面不想嬉皮笑臉，打譯插科，但他方面也並不 打算扯長了面孔說教，’燈塔’是我們讀者在一天工作疲勞之後， 可以不費力氣地在燈下披誦的讀物，像一杯清茶，像一張小夜曲 的唱片，要做到的是儘管不一定能夠滋養和振奮，但也未始不足 以爽氣和清心。” “燈塔”的連載小說，最有名的是茅盾的《如 是我見我聞》。茅盾在1938年底去新疆後，並不順利。在盛世才
1茅盾：《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回憶錄〉（二十二）》，載《新文學史 料》，第1期T986年T8頁。
2楊奇：《辦報有四最》，載黃仲鳴主編：《數風流人物——香港報人口述歷 史》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7），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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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變臉後，茅盾逃脫出來，在重慶又逢皖南事變，後經貴陽、桂林 又重新回到闊別兩年的香港。在夏衍向茅盾約稿時，茅盾就把這 一段經歷寫成18章《如是我見我聞》，在“燈塔” 1期至29期 連載。“燈塔”還連載了另外一些名篇，如巴人的《沉滓》、 艾蕪 的《故鄉》兩個長篇小說，還有鄒韜奮的《抗戰以來》、范長江 的《祖國十年》和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濟》等作品。《華商報》 的讀者 ) 主要是支持中共的人士 '銷量也不大 ) 約5000到7000 份，經營上有困難。《華商報》只辦了 8個月，日本就開始攻佔 香港。在1941年12月12日九龍淪陷那一天，《華商報》停刊了。
如果說，《立報》和《華商報》較具政治格局，那麼《星島 日報・星座》和《大公報•文藝》則較具文藝色彩，是戰時中國 文學的重要陣地。
上海淪陷後，戴望舒於1938年5月南來香港。這一年8月1 日，《星島日報》創刊，戴望舒經陸丹林介紹應邀主持《星島日 報》文藝副刊“星座”。戴望舒到香港後，成為“中華全國文藝 界協會香港分會”的中堅，參與組織多項活動，包括參與紀念魯 迅誕辰、擔任“八月文藝通訊競賽”評委、擔任香港“文藝講習 班”講授等。戴望舒除了是“文協”香港分會的理事和宣傳部負 責人，又是國民黨“中國文化協進會”的理事和宣傳部主任，可 見他屬於中性人物。在“星座”上，戴望舒能夠團結不同立場的 作家，使得“星座”群星薈萃。正如他自己所說：“沒有一位知 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3在“星座”開始幾期 上，有茅盾的《宣傳與事實》、郁達夫的《抗戰週年》、沈從文 的《談進步》、李健吾的《關於劇評》、杜衡的《法西斯的恐嚇》、 徐訐的詩《初夏在孤島》和路易士的詩《最後的都市》等，可見
3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島與星座》，載《星島日報》，1948年8月1日，增
刊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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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星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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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星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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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貫徹了抗日統一戰線的立場，以文學為中介，兼容了不同 類型的作家。
“星座”上出現了不少現代文學的優秀作品。1938年8月1 日至6日，“星座”連載了施蟄存的小說《進城》6節。1938年8 月7日至11月19日，“星座”陸續刊登了沈從文的連載小說《長 河》67節。蕭紅還在重慶的時候，就把《曠野的呼喊》交給戴望 舒，這篇小說從1939年4月17日起至5月17日止，在“星座” 上刊載了一個月。到香港之後，蕭紅將她一生的代表作《呼蘭河 傳》也交給戴望舒在“星座”上連載（從1940年9月1日到12 月7日）。在“星座”上連載的長篇小說，還有端木顔良的《大 江》、蕭軍的《側面》和沙汀的《賀龍將軍在前線》等。戴望舒 本人也在“星座”上發表了不少詩歌、散文和譯作，著名詩作《元 日祝福》就發表在1939年1月1日的“星座”上。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在現代文學史上以副刊馳名。 1928年至1934年，吳宓主持“文學副刊”，歷時6年。1934年， “文學副刊”轉由楊振聲主持。1935年8月，《大公報》的“小公 園”和“文藝副刊”合併為“文藝”，由沈從文和蕭乾主持，成 為30年代中國京派作家群的主要陣地。抗戰以後的1938年8月 13日，《大公報》在香港復刊，“文藝”副刊由蕭乾主持。1939年 1月，蕭乾曾在《大公報•文藝》以21期的篇幅，連載《日本這 一年》，接着編輯成書出版，題為《清算日本》' 可見其抗戰的 決心。不過，一年以後，蕭乾就去了英國，後成為二戰歐洲戰場 唯一的中國記者。離開《大公報》前，他推薦左翼作家楊剛接替 自己的編輯位置。
在1938年8月13日港版《大公報•文藝》創刊的時候，《星 島日報•星座》剛剛創刊兩個星期。兩個副刊都名家薈萃，不過 由於編輯的來歷不同，《星島日報•星座》與《大公報•文藝》 的作者隊伍還是有些差別的。戴望舒來自上海，熟悉上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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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人，尤其是現代派文人，因此《現代》的老朋友施蟄存'杜衡、 路易士等都積極為《星島日報•星座》寫稿。蕭乾依靠的是北方 京派文人的班底，沈從文，巴金、靳以是三位主要撰稿人。當 然，文學名家就那麼多，重複在所難免，如沈從文是《大公報• 文藝》的前任主持者，又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人物，當然成為蕭乾 的堅強後盾，不過他同樣支持戴望舒。《大公報•文藝》創刊伊 始，沈從文一邊在《大公報•文藝》上連載長篇小說《湘西》， 同時又在“星座”上連載長篇小說《長河》，由此也可見沈從文 在當時文壇的熱度。
蕭乾後來回憶說：“那時詩人戴望舒在編《星島日報》的副 刊，他同上海作家們的聯繫比我密切。為《大公報•文藝》寫稿 的，則大多是從平津奔赴延安或敵後以及疏散西南或西北幾所大 學的。”4從平津疏散到西南和西北的兩部分作者，成為《大公報・ 文藝》的重要特色。西南的文人主要指西南聯大文人群，和蕭乾 聯繫較多的有沈從文、朱自清、李廣田 、 孫毓裳、汪曾祺和穆旦 等人。至於對西北延安文人的關注，更成為彼時《大公報•文藝》 的“亮點”。因為延安文學在國統區遭封鎖，香港《大公報・文 藝》對於延安文學的報導特別引人注意。蕭乾在接手《大公報》 後發表過一封《尋找朋友，並為“文藝”索文》的公開信，很快 就有了響應。第一個給蕭乾寫信的是延安的嚴文井，繼之有南陽 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濤、山東的吳伯蕭，還有卞之琳、丁玲、劉 白羽，以至於魯藝的陳荒煤等。這些人在抗戰爆發後，先後到達 延安及其他根據地成為延安文學隊伍的骨幹力量。與蕭乾聯繫 上了以後，他們的作品就陸續上了《大公報》。在中共黨員楊剛 繼任後，延安作品更加增多。據統計，《大公報》港版“文藝” 副刊上共發表過延安作品118篇，蕭乾主編那年發表了 44篇，
4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載《新文學史料》，第3期，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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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74篇為楊剛編發。這其中有不少知名作品：如沙汀的報告 文學《賀龍將軍在前綫》、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樣來陝北的》和 何其芳的詩歌《夜歌》等。
以上談及的是四大報紙副刊的情況，下面簡略介紹一下抗戰 期間香港文壇的文藝期刊。初到香港的茅盾，除了編《立報》“言 林”副刊之外，同時還創辦了《文藝陣地》半月刊，時間是1938 年4月16日。從創刊號到2卷6期，茅盾一共編了 18期。1939 年初，茅盾去新疆，《文藝陣地》由樓適夷代編，仍由茅盾掛主 編。自1939年6月16日3卷5期開始，《文藝陣地》編務搬到上 海進行。《文藝陣地》在香港的時間僅一年多，卻是抗戰初期影 響最大的文學期刊。
《文藝陣地》是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並重的刊物，並且理論 批評文章大於創作。在創刊號的“編後記”中，茅盾寫道：“這 一期議論文多於作品。編者很想每期都能保持這一個性。似乎現 在還沒有對於文藝上一般問題多發表意見的刊物，本刊試想在這 裏開一冷門。”當然，他接着強調：“但自然也不是不注意作品， 對於這一方面，略有一點打算：一，把現實生活的種種經過綜合 分析提煉，而典型地表現出來的，總想做到每期有這麼一篇； 二，舊瓶裝新酒的辦法是目前大家熱心提倡而試驗的一事，也想 時時供給些試驗品出來。至於三，通訊報告之類，所重在內容， 而且最好是能夠從平凡中見出深刻來，自然，這是希望。書報述 評是打算每期有一點。”《文藝陣地》開展了多種理論批評話題。 一是由創刊號刊登的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所引起的一場有關“暴 露與諷刺”之爭。這場爭論在當時文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廓清 了抗戰文學中是否可以暴露與諷刺黑暗面的問題。二是有關於 “大眾化與舊形式”問題的爭鳴。抗戰引發了文學界通俗文學的 熱潮，不過如何利用舊形式？還需要理論上的澄清。圍繞這個問 題，《文藝陣地》發表了茅盾'杜埃、黃繩'巴人、向林冰、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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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陣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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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陣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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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天和王實味等人的多篇文章，進行了一系列的討論，這些文章 後來成為了中國文壇40年代有關“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先聲。 此外，《文藝陣地》還展開了對於抗戰文學中的“公式主義” '“典 型化”等問題的討論。
《文藝陣地》發表過很多抗戰文藝作品，最有影響的是兩篇 小說：一是發表於創刊號的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二是發表於 第3期的姚雪垠的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秸》。這兩部作品之所以 引起文壇轟動，原因是在普遍歌頌抗戰的文壇上，塑造出了反面 人物及中間中物。華威先生忙着到處露面，只是爭取個人的權 力，並不做實事。《差半車麥秸》中的抗日戰士，是一個充滿缺 點的農民。在抗戰的形勢下，這兩個人物形象是很新穎的，也很
容易引起爭議。
1941年皖南事變後，鄒韜奮從桂林撤退到香港。他先參與了 1941年4月8日《華商報》的籌辦，在《華商報》上連載了 77 節的《抗戰以來》，又在5月17日復刊了在上海被查禁的《大眾 生活》，兩者前後僅隔一個多月。復刊後的《大眾生活》週刊，
由鄒韜奮任主編，千家駒、茅盾、金仲華、喬木（冠華）、夏衍
和胡繩等人組成了一個陣容強大的編委會。看得出來，和《華商
報》差不多是一撥人。在香港辦刊物需要長篇小說連載，鄒韜:
只好又去找茅盾。為支持《大眾生活》，茅盾不得不停止了《華
商報》上的《如是我見我聞》的連載。考慮到“香港和南洋一帶 讀者喜歡看武俠、驚險小說”，茅盾寫了一個長篇，描寫一個“被 騙陷入罪惡深淵又不甘沉淪的青年女特務的遭遇”，這便是“抗 戰第一長篇”《腐蝕》。《腐蝕》之後，鄒韜奮又請夏衍寫了《春 寒》。在素有小報傳統的香港，《大眾生活》很快就打開了天地， 銷量達10萬份。夏衍曾回憶：“《大眾生活》和《華商報》緊密 合作，在宣傳戰線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來 ' 在當時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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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大眾生活》的影響可能比《華商報》還大。” 5鄒韜奮乃民盟人士， 代表的是國共兩黨之外的力量。
1941年6月1日，周鯨文和端木藤良主編的《時代文學》在 香港創刊面世，端木藤良撰寫《民主與人權》作為發刊詞。《時 代文學》號稱“香港唯一巨型文學月刊”（見該刊廣告詞），雲 集了一批知名的文化人。創刊號上刊登的“特約撰稿人”，包括 丁玲、王統照、巴金、老舍、艾蕪、艾青、周揚'胡風、茅盾、 夏衍、張天翼和許地山等60位知名作家，很有聲勢。《時代文 學》得到了各方支持，“當時端木先生還可以和延安方面通信， 儘管十封信裏大約只有不到一半能夠看到。憑着這種聯繫，丁玲 為《時代文學》抓來一批稿子。在上海的許廣平、巴人也組來了 稿子 ' 戈寶權大力支持，不斷送來最新的蘇俄文學譯著。香港方 面還有戴望舒先生、楊剛女士的鼎力相助。端木先生還記得，美 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也交給他一組十篇關於新四軍的短篇。這樣， 《時代文學》很快就辦成一本頗有影響的刊物。《時代文學》成 績最大的是小說。蕭紅寓居香港後帶病寫下的新作《小城三月》 和端木翹良本人的《大時代》都刊於《時代文學》，其他如劉白 羽的《太陽》、艾蕪的《戲院中》'駱賓基的《人與土地》等作 品也都發表於該刊。《時代文學》除發表創作外，還刊登了為數 不少的譯作，第1期就翻譯發表了海涅、泰戈爾等人的詩，還有 戴望舒翻譯的法國聖代克茹貝里的《綠洲》和林煥平翻譯的日本 本間唯一的《論文學的形象》，此所謂“薈萃全國作家心血反映 大時代的全貌，並介紹歐美文學的動向”。在抗戰烽火四起的年 代，《時代文學》依然還能堅持翻譯外國文學，這是不多見的，
5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309頁。
6宜宏：《天上人間魂夢牽——端木蘭良憶在港歲月》■载《香港文學》，第3
期，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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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其純文學傾向。可惜，《時代文學》只出到第7期就停刊了。
《大風》創刊於1938年3月5日，社長簡又文、林語堂，編 輯陶亢德、陸丹林。據其廣告列出“撰稿人一斑”，其中包括簡 又文 、 謝冰瑩、馮自由 ' 陳獨秀、馬國亮 、陶亢德、老舍 、杜 衡、陸丹林、穆時英、蘇雪林、徐蔚南、施蟄存' 葉恭綽、孫科 和丁聰等。從作者隊伍就能看出來，這不是左翼的刊物。抗戰開 始以來，在香港成立的文化組織 ' 首先是1939年3月26日成立 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由許地山主持，簡又文為 後補理事。剛到半年，1939年9月17日，身為國民黨中央立法 委員的簡又文又奉命成立了 “中國文化協進會”。“文協香港分會” 與“中國文化協進會”在香港雖有明爭暗鬥，然而在國共合作的 當時，兩者至少在表面上都是服從於抗戰大局的。在第一屆“中 國文化協進會”中，許地山是常務理事，楊剛和戴望舒都是理事。
簡又文在《大風》“代前言”的《大風起兮》一文中提到， “本刊係由‘宇宙風‘與‘逸經’兩社在港聯合主辦”，內容是配 合政府抗戰的。《大風》所設計的欄目有“風雨談”、“專著”、 “譯叢”、“史實掌故”、“文藝”、“通訊”和“人鏡”等，是以雜 文為主的。《大風》第1期所刊登的文章有亢德《偉大的國民》、 丹林《自由與無忌》、謝冰瑩《戰士底手》、老舍《到武漢後》、 馮自由《記張靜江》和朱樸《張發奎瑣記》等。《大風》也發表 過不少名家名作，許地山的中篇小說《玉官》和《鐵魚底鯉》分 別刊載於《大風》1939年和1941年，郁達夫的《毀家詩記》，施 蟄存的《薄鳧林雜記》、《我的家屋》，戴望舒翻譯馬爾洛(Andre Malraux)的《死刑判決》和杜衡的《白沙溪上》等都發表於 《大風》。
由於上述報刊的創立，由於茅盾、許地山、蕭紅、夏衍和戴 望舒等著名作家的加入，香港文壇勃然中興，成為了戰時中國文 學的中心。薩空了當時就著文指出：“現在香港已代替上海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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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全國的中心了”，“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 香港。並且這個文化中心，應更較上海為輝煌” 7。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報刊都是由大陸南下香港的文人所辦， 服務於中國抗戰現實的，它們雖然創建於香港，但與香港本地關 係並不大，這些刊物的編輯、稿源甚至發行都在內地。茅盾曾經 描繪他在香港編《文藝陣地》的情況，先看稿源：
到香港不久，投到《文藝陣地》的稿件就源源從廣州生活書店轉 來，有遠在四川的葉聖陶的雜感《從疏忽轉到謹嚴》和周文的通信《文 藝活動在成都》，有武漢老舍的新京劇《忠烈圖》，有廣州草明的小說 《梁五底煩惱》和林林的短詩，有從臨汾寄來的劉白羽的速寫《瘋人》 和肖紅的散文《記鹿地夫婦》，有日本作家鹿地亙寫於廣州的論文《日 本軍事法西主義與文學》（這是夏衍翻譯的），有在津浦前線滇軍中的 張天虛的報告文學《雪山道中》，有鄭振鐸從上海寄來的魯迅的書簡， 有剛從蘇聯回國的戈寶權的文章《蘇聯劇壇近訊》，有在長沙的豐子愷 寫的歌詞《我們四百兆人》，還有董老推薦來的陸定一的報告文學《一 件並不轟轟烈烈的故事》，等等。總之，朋友們都大力支持我辦這個刊 物。加上已經在手鑽的張天翼的小說《華威先生》，樓適夷的報告文學 《福州有福》，葉以群的短論《深入生活的核心》，編第一期已經綽綽有 餘了。值得提一筆的是也有自由投稿者，其中有兩個青年，一個是廣東 人叫杜埃,另一個就是在長沙見過一面的李南桌,這兩位青年都是研究 文藝理論的，而他們寫的文章甚至超過了某些知名的文藝理論家。杜埃 就住在香港，後來與他接觸多了，才知道他在廖承志手下工作，廖承志 當時是香港地下黨的負責人。李南桌在長沙大鼻炸後也來到香港'在一 所中學裏教國文。8
7窿空了 ：《建立新文化中心》，載《立報,小茶館》，1938年4月2日。
8茅盾：《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回憶錄〉（二十二）》，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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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陣地》的稿子來自於祖國四面八方，有四川葉聖陶、 武漢老舍、廣州草明、臨汾劉白羽、津浦前線張天虛、上海鄭振
鐸和長沙豐子愷等等，甚至有日本作家鹿地亙，從蘇聯回來的戈
權等，與香港本地沒有多大關係。
再看發行，茅盾說：
《文藝陣地》博得了廣大讀者的讚揚，但是《文藝陣地》的銷路卻 不暢通，由於戰時交通的堵塞，雜誌印出來卻送不到讀者的手裏◊能按 期看到《文陣》的，除了香港、廣州外，只有南洋、昆明以及華南某些 中等城市，武漢靠寄航空版翻印，至於四川、西北等地需隔三四個月才 能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Q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武漢危急，情 形就更加困難了。9
從行文上看，茅盾的《文藝陣地》雖然在香港編輯，但其發 行地卻主要在廣大的內地。因為地域原因，香港是能夠及時看到 《文藝陣地》的，然而這種情況卻讓茅盾很焦慮，他考慮的是全 國的讀者。
第二節《天光報》：流行小說
惟其如此'從香港本地文壇的角度考慮，香港學者不無抱 怨。黃康顯在其著作《香港文學的發展和評價》中提出：抗戰 時期香港文壇雖然風生水起但香港本地作家卻沒有“受惠”， 1939年的《中國詩壇》尚有幾個香港作家的名字，到了 1941年的 《時代文學》，67位撰述人中只有劉火子一位香港作家，而在香港 的文學組織中，無論是“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還是
9茅盾：《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回憶錄〉（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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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中國文化協進會”，都找不到香港新文學作家的名字。黃康顯認 為：“可能是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尚在萌芽時期，國內名作家的 湧至，迫使香港文學，驟然回歸中國文學的母體，在母體內，這 個新生嬰兒還在成長階段，當然無權參與正常事務的操作，不過 這個新生嬰兒，肯定是在成長階段中，並沒有受到好好的撫養。 不過當這個初生嬰兒，學會跑步後，便跑到街頭流浪去”。10
作為一名香港學者，黃康顯的抱怨自有其理由。香港與內 地的文化差異很大，香港以英文為官方語言，中文文化多文言和 通俗文字。茅盾等在內地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在香港卻未必受到 認可，這讓內地新文學作家很惱火，以至於一再批評香港文化。 1928年魯迅到港如此，1935年胡適到港如此 ' 茅盾等人這次南下 也不例外。我們看一下茅盾當時對於香港的感受：
一九三八年的香港，是一個畸形兒——富麗的物質生活掩蓋着貧 瘠的精神生活，這在我到達香港不久就感覺到了 Q香港的報紙很多，大 報近十種，小報有三四十1但沒有一張是進步的；金仲華任總編輯的 《星岛日報》那時還在籌備中。除了幾份與香港當局有關係的大報外， 其他都是純粹的商業性報紙，其編輯人眼光既狹窄，思想也落後。至於 大量充斥市場的小報，則完全以低級趣味、誨淫誨盜的東西取勝。…… 用“醉生夢死”來形容抗戰初期的香港小市民的精神狀態，並不過 份。……因此，當我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底來到香港時，似乎進入了一片 文化的荒漠，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茅盾斷然以“低級趣味、誨淫誨盜”、“醉生夢死”和“文
10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出版社， 1996），39 頁。
11茅盾：《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回憶錄〉（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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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荒漠”等詞彙概括香港文化，顯示出他的憤激，這顯然不太公 正。最不公正的地方，是他完全忽略了香港自身的新文學作家。 的確，在內地南來作家的星光輝映下，香港新文學作家黯然失 色，感覺忽然人間蒸發了。
香港文學史在談及抗戰初期香港文學的時候，都只大書特書 南來名家的創作成就，很少注意到香港本地作家。那麼，抗戰初 期內地作家大量南下後，香港本地新文學作家都去哪裏了？本文
試圖鉤索歷史線索，探討這一問題。
讓我們先從平可談起。1937年7月，時任《工商日報》副刊 “市聲”編輯的龍實秀約請平可見面。龍實秀也是香港最早的新 文學作家之一，平可與龍實秀是在1928年元旦《大光報》聚會 時認識的，他們後來成了幾十年的朋友。龍實秀請平可為“市聲” 撰寫連載小說，原因是以“半月”為筆名的曾復民要去韶關，不 打算再為“市聲”寫連載小說了。龍實秀對平可說："你年紀不 大，又曾經歷過一些事，何不寫一篇小說給大家看看。”平可理 解龍秀的言下之意是：“年紀不大，則心情不至太冷；又經歷過 一些事，對人生總有多少實感。因此他希望我筆下的東西能夠動 人。”2平可回答考慮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裏，平可認真考察 了香港的文壇狀況。我們姑且以香港本地作家平可的眼光，觀察 一下當時的香港文壇。
對於抗戰以來湧入香港的內地文學大家，平可是很仰慕的， 認為他們在寫作上“畢竟是大師，身手不凡”。不過，在平可看 來他們的作品並不能吸引香港市民讀者，原因是大陸南來作家 沒有香港生活經驗，不太了解香港市民讀者，他們多是“過客” 心態：
12平可：《山高水遠•自序》（香港：工商日報出版社，194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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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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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論寫作技巧，那些名家畢竟是大師，身手不凡；但他們的作品 對典型的香港市民缺乏吸引力，而當時一切報刊所努力爭取的讀者正是 人數眾多的典型香港市民。
外來的作者並非故意不理會讀者，也非不知典型香港市民是重要 對象，但有許多困難是他們不易克服的。有些作者自視為“過客”，無 意在香港久居，這類作者是不必提了；其他的作者雖有久居意，也願同 化，但居港期間畢竟不長，對香港社會的實況和傳統所知有限，他們刻 意遷就讀者，所用的題材仍不能不以過去的見聞和經驗為根據，因此不 易博得典型香港市民的親切感。13
那麼，當時香港文壇最為暢銷的連載小說究竟是哪一些人？ 平可對此進行了考察，他列舉了以下三類：
（1）以“豹翁”為筆名的蘇守潔是用古文寫黑幕小說的，色情氣味 很濃Q遣詞造句往往詰屈聲牙，以示古拙Q所用的字有時連一般字典裏 也沒有。他的讀者大都是三十歲到五十歲的男性中年人。
（2）“靈前生”是衛春秋的筆名。他所寫的《海角紅樓》刊登於他 自己出版的小報《春秋》裏。這篇小說是用文言寫的，曾吸引不少香港 和廣州的讀者。
（3）“傑克”是黄天石的筆名。我從廣州回香港後，聽說他在《天 光報》發表的小說膾炙人口。《天光報》屬於《工商日報》集團，是當 時香港銷數最多的報紙之一。它的銷路是靠小說版維持的，而在小說版 挑大頭的就是傑克的作品。14
在香港最受讀者歡迎的三類連載小說中，前兩類都是文言，
13平可：《誤闖文壇述憶》，載《香港文學》，第6期，1985。
14平可：《誤闖文壇述憶》，載《香港文學》，第6期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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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黃天石堅持寫白話小說，由此可見香港文壇與中國內地文壇 的差別之大，也可見南來作家的寫作如何不接“地氣” 了。作為 香港最早的新文學先驅者之一，平可自然看不上前兩類小說，他 認為：第一類黑幕小說的作者蘇守潔，“他雖然有很多讀者，但 作風顯然是畸形的，不足為法”；第二類小說作者衛春秋，“他的 作品不脫徐枕亞派的窠臼，這類作品縱然還吸引讀者，也已開到 荼薇了”；只有第三種，平可覺得較有吸引力。他決定按照黃天 石的方向進行文學寫作。
茅盾所說的“低級趣味、誨淫誨盜”' “醉生夢死”等，大 致可以概括前兩類小說，卻概括不了第三種文學。1927-1928年 的時候，黃天石就率先在《大光報》開闢白話新文學副刊，培養 了最早一批的新文學作家。黃天石是很愛國的作家，盧溝橋事變 後，他憂心忡忡，希望做點實事，為國效力。他曾半夜訪問陳君 葆，讓他注意民族危亡。據陳君葆1934年1月7日日記記載：
放着垂死的民族不救，倒去做些不急之務，這怎樣叫得是真正男 子！黃天石說得好：父兄費了這麼多金錢，這麼多心血，本來對你希望 很大，而結果你讀成了書卻不去幹些有用的事，你說如何能對得住社會 人群呢？這一番話，真如晨鐘之場，頓醒我的夢，發我深省也。天石深 夜來訪，卻說起國家大事，驟然聽到，似乎茲事體大，焉可以隨便決定 什麼主張，但是我十年來處心積慮，實亦忘不了中國，平生痛恨時局， 痛恨於一班人物1痛恨於內爭外侮，已不知吸了多少口氣。..天石 說：我們神交已久，現在旨趣既然一致，便可以共同合作了。我在目前 的埸合下，似乎沒有猶豫的餘地了，因為時局如此逼切！ 15
15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2004〕，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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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陳君葆於1934年受聘香港大學，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是 香港著名學者和活動家。與黃天石會談的時候，正是他從南洋剛 剛回港、入聘港大之前。陳君葆關心中國時局，並與黃天石、龍 實秀、謝晨光等香港新文學作家來往甚密。
陳君葆在與黃天石夜談之後，第二天中午又在辦公室繼續 談。1934年1月8日日記有云：
今天因為有約，H~一點便到辦公室來，天石亦剛於此時來到，大家 談了很久，約近正午，謝維楚也來訪，大家又談了些時，原來晨光便是 他，他曾到過日本，對於日本文藝頗有研究，曩時曾寫過小說，但現在 則轉而研究經濟學政治問題等。16
文中談到的謝維楚，即謝晨光。謝晨光也是1928年元旦《大 光報》聚會作者之一，是香港早期新文學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能 夠從香港文壇破土而出，在上海的《幻洲》等新文學刊物發表作 品，並在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小說集《勝利的悲哀》，在香港新文 學文壇具有一定名氣。不過，到30年代的時候，謝晨光彼時似 乎已經不太寫作了，轉而研究經濟政治問題。
1934年1月27日，陳君葆又與香港新文學作家龍實秀及謝晨 光談，所談的是有關於辦刊物的問題，為的是要在當前時局下發 出自己的聲音，並努力進行思想和理論建設。1934年1月20日的 《陳君葆日記》，談及討論創辦刊物的問題：
和實秀談在南國討論姓林的問題；怎樣辦一個刊物，因為沒有刊 物，我們便像沒有口舌一樣'說不出話來。談話中我們又講到主張的理 論尚未成立一層來,龍意也感覺到這點，並曾向晨光表達過意見,晨光
16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7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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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認有大家從事努力理論之必要。"
那麼，他們的理論主張到底如何呢？ 1934年2月19日《陳 君葆日記》有云：
實秀說：目前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俄國的共產，便是意大利的 法西斯蒂，然而法西斯蒂不過是資本主義到了沒落時期的一個回浪！我 問說：然則你的意思也是以為社會主義者若要走的，便有向左邊了。他 說：是的。18
從這段記載看起來，這些香港新文學工作者的思想傾向是偏 向於左翼的，這大概出乎茅盾等人的意料之外。他們在一起，也 時常談論香港新文學，如日記中記載他們討論黃天石1922年的 中篇小說《我之蜜月》和1928年的散文集《獻心》，陳君葆認為 黃天石是“富感情的人”，文字偏於詩和浪漫。
《工商日報》創刊於1925年省港工人大罷工期間，1929年由 何東接辦，號稱謀求香港工商界的利益。由於辦得成功，1933年 2月，再出版一份售價一仙的《天光報》，由汪玉亭出任總編。 1933年，李濟深、蔡廷錯等在福建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史稱“閩變”，當時在香港只有《工商日報》系統的報紙進行報 導，轟動一時，《工商日報》也由此冒起成為大報。連載流行小 說，也是《工商日報》銷售的一個手段。
最早在《天光報》走紅的小說，是黃天石（傑克）連載於 1939年的《紅巾誤》，這部小說的確佐證了他左翼和浪漫的特 色。小說的女主人公甜姐原是一個內地鄉下姑娘，因內地戰事，
17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75頁。
18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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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可於《天光報》連載的小説《錦繡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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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香港投奔姨媽林婆。迫於生計，她做了導遊小姐。受地下工作 者蘇雨指派，她與漢奸梁濟川來往，盜取了他的絕密文件，使得 這個漢奸受到了應有懲罰。這的確是一個抗戰的題材，然而又和 艷情糾纏，富於傳奇性，有點像今天的《色戒》。
從形式上看，小說大致是章回體，採取的是單標題：“一， 初相見”、“二，後房的單身西裝少年” '“三，戀的轉變”等。 小說主要以故事情節帶動結構，敘述者甚至於直接出面評論，類 似說書人。甜姐得到蘇雨指示，不能讓梁濟川懷疑，於是阿甜便 和梁濟川日夜廝守，還依依不捨地送別他。這時候，文中評論 到，“梁濟川只當她真得一心向他，哪知這樣一位花嬌玉媚的美 人，卻是斷送他性命的創子手呢。常言說得好，色字頭上，是個 刀字，又說女人是禍水。看來古今聰明人物'都打不破這個美人 關，何況是利令智昏的漢奸呢？”在甜姐和漢奸的故事結束後， 大約連載還不能結束，小說又添加了一個新甜姐的故事'顯得和 故事主線游離。在語言上，小說吸取了傳統小說說故事的手法， 如《紅巾誤》中“話休絮煩，當下阿甜拉了一張矮凳坐着……” 較為特別的是，小說中大量採用了粵語，這使它更加富於地方 感。《紅巾誤》一炮打響，在香港本地讀者中深受歡迎，單行本 一版再版。
平可比較認可黃天石的文體，他覺得香港讀者已經能夠接受 白話文'但喜歡的是《紅樓夢》'《水滸傳》式的白話文體'而不 能接受大陸新文學的“歐化”文字，所以平可決定採用新舊“折 衷”式的文字，他將之戲稱為“放腳式”。
平可終於答應給《工商日報》副刊“市聲”寫小說了。1939 年8月，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山長水遠》正式刊出。《山長水 遠》是寫工商題材的。平可畢業後，先在學校當老師，後來聽從 父親安排從商在商界呆了很多年。小說寫男主人公關弓混跡於 香港商場的故事，的確是作者熟悉的題材。關弓的特點是善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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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用女人，獲得商業上的機會。小說一開始，關弓就是一個沒有工 作、兩手空空的人。宇宙運輸公司的張大明計劃買汽車，洋行的 司理弗蘭明找關弓，想拿到這筆生意。關弓想得到這筆佣金，不 過他與張大明並不熟，他發現張大明追逐白貞妮，於是利用白貞 妮做成了這筆生意。小說以關弓與不同女人的關聯為線索，從白 貞妮到符小妹、趙月容、唐寶珠、龔雪艷等，以此帶出一系列故 事，再現了香港商業社會的面貌。
有關於關弓這個人物，書中沒有美化或醜化，而是寫“主角 處身於一個你爭我奪'弱肉強食的畸形環境中，為求達到目的， 或為保障自己，往往使用奇謀，不擇手段”。作者認為，“他是忠 是奸，是好是壞，應由讀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去評定。我要把他寫 成一個既可憎又可愛，應受譴責又值得同情的人”。在結構上， 《山高水遠》有點類似魯迅所說的“事與其事俱起，亦與其去俱 訖”。和傑克的《紅巾誤》相同，《山高水遠》也採用了單標題 形式，《紅巾誤》還有目錄，《山高水遠》連目錄都沒有，直接進 入故事，第一部分題為“白貞妮”，第二部分題為“魚終於上鉤 了”，第三部分題為“都在我身上”等。與《紅巾誤》不同的是， 《山長水遠》中沒有粵語方言，而是完全的現代白話小說。當然， 從“卻說當天關弓到了周公館……”等語言看，它仍有舊小說的 痕跡。
《山高水遠》中出現了兩個有趣的細節。第一是白貞妮聽說 《魯迅全集》不錯，預約了一套，“翻了兩頁，便塞進書櫃去，永 不再拿出來”。第二個更有趣，提到了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 “又有一次，她聽說《文藝陣地》那份雜誌值得看看，一訂便是 一年，書按期寄到了，拆也不拆，便挪到書櫃的一個角落去”。 這兩個細節，一方面固然說明了白貞妮的不學無術另一方面也 說明了《魯迅全集》和《文藝陣地》對於香港市民吸引力不大， 這也佐證了平可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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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長水遠》刊出約一個月以後，香港另一位早期新文學寫 作者張吻冰開始以筆名“望雲”在《天光報》連載長篇小說《黑 俠》。在文體上，平可發現“望雲所採用文體也是我所說的’折 衷式’”。這樣，《天光報》就同時刊登黃天石和張吻冰的兩部長 篇連載。這還不夠，《天光報》總編兼副刊編輯汪玉亭後來又通 過龍秀實找到平可，希望他為《天光報》再寫第三部連載小說。 原因是，“傑克、望雲兩人的小說適合家庭主婦和已經在社會做 事的成年人閱讀，現在急需的，是一篇以學生為對象的小說”。 不過，汪玉亭強調：“小說要通俗，但格調不能低。”平可是在 學校任過職的，他據自己的經驗寫出學生題材的《錦繡年華》。 小說刊登後，大受歡迎，平可收到無數讀者來信，還有讀者建議 他修改小說情節。小說女主角戴秋荷去世時，讀者都來信罵他，
有讀者譴責他是殺人犯。那個時候，平可走到學校或醫院，都會
引來圍觀，儼然轟動一時，由此可見平可等人的小說在香港受歡
迎的程度。
因為受歡迎，這些小說屢被盜版，以至後來傑克、望雲、平
可等人聯合成立了一個“香港小說家版權會"，以保護版權。1941
年7月21日《工商日報》刊登了 “小說家成立版權會”的消息，
說“年來本港各報副刊之長篇連載小說，風靡一時，市上遂有不
法之徒，專以盜取版權、翻印該類小說之單行本為業，使作者與
正當之出版家，均蒙絕大損失……”。這與南來左翼報刊滯銷，
無疑形成了鮮明對比。香港南來左翼文學儘管聲勢浩大，但給人
感覺只是中
文學在香港的一個空中延伸，與香港本地並未發生
弱
多少關係。儘管抗戰以後中國文壇乃至香港左翼文壇都不斷出現
有關於“民族形式”和“通俗文藝”的倡導，希望利用舊形式表 現抗戰的內容，但左翼作家的作品在香港卻不接地氣，而暢銷的 傑克、平可、張吻冰等人的小說又不被注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 奇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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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南來作家為何不與香港本地作家聯繫？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 題。1940年，陸丹林寫過一篇概述香港文壇的文章，題為《香港 的文藝界》，其中提供了一條線索，“上海失陷以後，居住在上 海南京等地文藝工作者到香港來的很多，辦理報紙，有大公報、 申報'立報、星報等，定期刊物，有東方雜誌、大風旬刊等，畫 報有良友、東方' 大地等，這些報紙雜誌的主持人和工作者，多 是由上海來，故他們是‘外江佬’，和香港原有的文人，因為言 語或其他關係，大家很少往來。而這一班‘外江佬’的文友，每 週（旬）就有一次座談會……"。這裏說的是由於“言語”不通 的關係1南來文人和本地文人很少來往。不過在後文中'陸丹林 又提到，其實他本人以及簡又文等人都是廣東人，粵語交流並無 問題 ' 但仍然被視為“外江佬”：“旅港文藝界，不必諱言，也無 庸諱言，是有派別的，從大體說來，是分本地和外江兩派。所謂 外江，不管他是否廣東人，要是他是從京滬平津等地到港的，他 們也把‘外江佬‘三字加在你的頭上，所以簡又文、嚴既澄、馬 國亮、陳占元、陳畸、溫源寧，和我等是十足道地的廣東人，都 是給他們說是’外江佬‘。外江和本地雖然不是劃有鴻溝，但是 彼此很少往來，尤其是報館中人。這一種隔膜，不知幾時才能消 滅？ 由此看來，他們之間的鴻溝並不僅僅是“言語”不通的問 題，而是文化上的排斥，上述茅盾對於本地文壇的蔑視性評論， 在南來作家中是有代表性的。1939年，簡又文也寫過一篇與陸丹 林同題的文章《香港的文藝界》，其中這樣評論香港本地文壇： “香港一向所有的文藝界的人物，只有幾家商業化的日報和編輯 記者們和適應環境所需要的幾個舊式小說家或充滿地方色彩的 作家而已。這都是較為高尚的筆者了。其下流者，則專靠寫作或
19陸丹林：《香港的文藝界》，載《黃河》，創刊號* 194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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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誨淫誨道’與低級作品的小報小說為騙錢之具的”。2。茅盾 與簡又文分別是香港文壇左翼和右翼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對於香 港本地文壇的看法上卻相當一致。當然，從“外江佬”的稱呼 看-香港本地文壇對於南來作家也相當排斥，南來作家的憤激之 言大概也是由此而來的。
第三節《文藝青年》：本地青年作家
如果說南來左翼作家完全忽略了香港本地文壇，其實也不盡 然。他們沒有接續原有的香港新文學脈絡，而是廣泛培養香港青 年文學愛好者，扶植了新的香港左翼力量。於是，在南來作家和 本港作家之外，出現了另外一種未被文學史所提及的戰時香港文 學類型，即在左翼作家指導下的香港本地青年的創作。這裏想討 論的是當時香港一份較為特別的文學刊物《文藝青年》。
《文藝青年》（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這個期刊在香港 淪陷期間湮沒，直至新時期才被重新“發現”。在南來作家主導 香港文壇的情形下，想找到一份刊載香港本地作家作品的刊物殊 為不易，《文藝青年》因之得到香港本地學者的相當注意。黃康 顯說："940年創刊、一直維持到1941年的《文藝青年》，卻有 許多以香港為背景、及以香港市民為對象的作品，該刊是由一群 名不經傳的文藝青年主辦，作者亦名不經傳。” 21鄭樹森認為： “《文藝青年》是很值得注意的發表園地，它是香港年輕人參與極 深的一份刊物。” “在《文藝青年》中寫文章的，基本都是本地 的年輕學生……《文藝青年》卻肯定是相當本地化的。”“《文藝
20簡又文：《香港的文藝界》，載《抗戰文藝》，第4卷第1期，1939年4月 10日。
21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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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作品本地色彩很濃厚「22從這些評論來看，香港本地學 者很重視《文藝青年》，然而他們對於這份刊物的了解卻是很有 限的。上述說法有點似是而非，《文藝青年》的確發表了很多香 港本地青年的作品，但這個刊物並非由無名之輩所辦，也不是單 純的香港青年的刊物，而是“文協香港分會”屬下的“文藝通訊 部”（簡稱“文通”）的機關報，是左翼文壇為了團結和動員香港
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文藝青年所辦的刊物。
“文通”成立於1936年8月6日，負責香港青年的宣傳工 作。開始的時候，“文通”在《中國晚報》、《循環日報》等不同 報刊上開展“文藝通訊”活動，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後來“文 通”覺得需要有一個專門的陣地，經中共香港市委文化委員會同
意，文協理事會的林螢聰、陳漢華、麥峰、楊奇和彭耀芬等人開
始籌備《文藝青年》。為了逃避在香港登記出版，《文藝青年》號 稱社址在“曲江風度北路八十號”，這是一個假地址，真的“香
港通訊處”設在楊奇所工作的《天文台半周評論報》的地址：德
輔道中國民行407號。四個人在《文藝青年》的分工是：陳漢華
負責對外聯繫，楊奇、麥峰負責編輯出版，彭耀芬負責發行和財
務。文協領導黃繩、黃文俞及楊剛等人，都很重視對於《文藝青
年》的審查和指導。《文藝青年》的定位是：面向香港，動員、
輔導
結香港的文藝青年。它以短小文章為主，反映香港社會
閣
及抗戰前線的不同面向。《文藝青年》一共辦了 11期，後被迫停 刊。據楊奇回憶，“《文藝青年》由於揭露國民黨圍剿新四軍的真 相激怒了國民黨。他們駐香港的機構，通過港英當局政治部出 面，把承印《文藝青年》的大成印務公司老闆常書林遞解出境，
22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鑒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年）》（香
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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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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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派密探到《天文台》‘傳訊’我，《文藝青年》被迫停刊”。23時
在1941年2月。
從《文藝青年》第1期的文章上，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這個
刊物的宗旨目標及政治傾向。《文藝青年》的“發刊詞”《我們的
目標——代開頭話》把刊物的目標歸結為三句話：一是“做成
文藝戰線的尖兵”，二是“做成文藝青年學習及戰鬥的園地"，
三是“
鹽
結廣大的文藝青年群”。其目標很明確，就是在全民抗
戰中，號召青年成為文藝戰線的尖兵，尤其要在香港這個“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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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來與本土
為文化沙漠的荒島”上，闢出文藝的綠地，動員、
結起香港的
團
廣大青年。《文藝青年》第1期的第二篇文章，是文協領導黃文 俞親自寫的《九一八與文藝》，文章指出：這一時期文藝的主題
就是抗戰，強調“文藝是要忠於時代，為時代服務，忠於大眾， 為大眾的解放而服務”。文章的最後，還批評了 “文藝與抗戰無 關論”以及“和平救國文藝”。黃文俞的這篇文章是點題之作， 但所談的話題顯然都是從中國內地移植過來的。《文藝青年》第1 期的第三篇文章是林煥平的《青年文藝運動諸問題》，此文泛論 中國青年工作的優長和問題，號召青年參加文藝通訊等工作-所 針對的是全國的青年，而非專門指香港。
《文藝青年》最有影響的一篇指導和批評香港青年的文章， 是當時“文通”的負責人、《大公報■文藝》編輯楊剛所寫的《反 新式風花雪月 ——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此文在《文 藝青年》第2期發表後，引發了強烈影響和廣泛的討論。楊剛在 文章中，首先發表了對於香港社會的隔膜印象沒有到過香港 的人，或到了香港不久的，大都容易對這地方的後生們抱一點懷 疑心理。覺得香港地位特殊，人也不免特殊；老的固有些潮氣氤
23楊奇：《辦報有四最》，載黃仲鳴主編：《數風流人物——香港報人口述歷
史》上，2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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氤的籬下人味道，少的也正是圓頭
腦，一付天真未鑿的公子
圍
態，可憐可掬”。這幾句對於香港老年和青年的整體概觀，頗為
負面，並且語氣居高臨下。不過，楊剛接下來說，在編副刊時' 讀到許多青年們的文章，印象有所改變，覺得不能完全用“公子 態或殖民地人物”這些看法來概括香港的青年，至少有“一小 群”的青年已經開始覺醒。然而，楊剛覺得還很不滿足，她嫌這 些“胎芽”還遠遠不夠，原因是她在文章中讀不到“民族煎熬， 社會苦難”，“我所讀到的大都是抒情的散文。寫文章的人情緒， 大都在一個‘我’字的統率之下，發出種種的音調"。這其中一
個普遍的傾向，是懷鄉之作，即懷念在戰爭中失掉了的家郷和親 人。楊剛把這些題材狹窄的個人化的作品，稱之為“新式風花雪 月”。她認為產生“新式風花雪月”的原因有二：一是香港的傳 統教育，“一般香港中學多以四書五經' 詩詞歌賦教學”；二是香 港的新文學開始太晚，只是接受了 “困於個人情緒和感覺中”的 “五四”文學作品的影響。在文末，楊剛自稱“我的手套已經拋 出去了，敢請香港文藝青年接受一場挑戰”。
文章發表後，立刻有青年讀者給《文藝青年》寫“讀者意 見”，表示不同看法。《文藝青年》第3期刊出了馬頻的《敬向楊 剛先生談一談》，文章首先對楊剛所針對的“香港青年”進行了 辨析，認為香港青年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固定的，一種是
流浪的。馬頻本人代表後者發表意見，他認為流浪在香港的外地 青年，“家散人亡”，喊出悲憤的聲音，應該得到理解，怎麼能將 其稱為“新式風花雪月”呢？不過，馬頻的觀點在當期《文藝青 年》上就受到了批駁，編者認為馬頻錯誤地把文藝當成一種個人 宣洩，忽略了文藝的戰鬥性。馬頻的意見，很快就被左翼陣線接 二連三的支持楊剛的聲音所壓倒。
《文藝青年》在第4期連續發表了陳傑的《關於……反新式 風花雪月》、漢華的《“反新式風花雪月”的我見》和甘震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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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風花雪月”》等文，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支持楊剛的觀點，並 對此進行了進一步闡發和強化。文章認為：我們要去“感召”和 “影響”香港青年，“使之接觸實際的鬥爭，了解當前的政治問 題，逐步養成他們為大眾而奮鬥到底的優良品質”，而“香港的 文藝青年，亦應該虛心地傾聽着善意者所提出’反新式風花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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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的嚴重，而提高自己的警覺。自己改造自己，充實自己來 配合到文藝先進者的教育上的幫助”。在《文藝青年》第7期的 另一篇題為《論加強生活實踐——對一個爭辯的結論的檢討》的 文章中，陳傑甚至提出：香港文藝青年“第一，要多讀多看關於 馬列主義的學說理論。第二，要了解中國革命史的理論與實踐的
發展……”。《文藝青年》之外，左翼文壇的其他報刊也陸續刊 出了不少支持楊剛的文章，如黃繩的《論新式風花雪月》（《大公 報》1940年11月13日）、林煥平的《作為一般傾向的——新式 風花雪月》（《大公報•文藝》1940年11月16日）、喬木的《題 材•方法・傾向•態度——關於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大公 報•文藝》1940年11月10日）等，基本上都是正面闡述楊剛觀 點的，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
也有質疑楊剛觀點的，潔孺在《國民日報》（1940年11月9 日）上發表《錯誤的“挑戰”》一文，指出楊剛的“挑戰”出現 之後，許多人都在“為她補充，為她註解”，然而楊剛的文章“已 經犯了不可忽視的錯誤”。潔孺與楊剛的差異，主要在於對“新 式風花雪月”根源的認識，即楊剛認為是創作傾向的問題，而潔 孺卻認為是“創作方法”的問題。《國民日報》是國民黨方面的
報紙，和楊剛對着幹可以理解，不過，潔孺雖然嚴厲批評了楊剛
的錯誤，但實際上他對於楊剛所指出的香港青年“新式風花雪月”
現象是認同的，只不過在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上有不同意見。
《國民日報》上的另一篇文章，胡春冰的《關於新式風花雪 月》（ 1940年11月8日），則質疑了楊剛“香港文藝青年”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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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他認為：楊剛所謂的“香港文藝青年”是一個很“曖昧” 的概念，“香港文藝青年”若指本地港人而言，則難以成立，因 為本地港人從事新文藝者只是“極少數”。在胡春冰看來，因為 香港新文藝建立較晚，多數港人還在寫作“老式風花雪月”，還 談不上“新式風花雪月”。就此而言，楊剛所說的“香港文藝青年” 其實並非香港本地人，而主要是指外地流亡到香港的青年。從楊 剛提到的香港文藝青年往往抒寫家郷淪落之恨這一點上，也可以 看出他們的確主要是外地來港的青年。前面提到的首先質疑楊剛 一文的馬頻，就自認不是香港本地人，而是流浪在香港的外地青 年。胡春冰的文章'在此和馬頻的文章有了呼應。
從香港文學自身的脈絡看-胡春冰所指出的問題非常重要。 在楊剛等人的心目中，“香港文藝青年”主要是指外地來港青年， 無形中忽略了本地港人。事實上楊剛在《反新式風花雪月 —— 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一文的開始，就發表了她對於香港 人整體上的負面看法，她所欣慰的是少數香港青年的覺醒，事實 上主要是指外地青年。這種混亂也導致了楊剛在文章邏輯上的不 一致，她所提出的“新式風花雪月”現象主要是流落香港的外地 青年的寫作現象，但她在追溯根源時，卻歸結於香港的特殊歷史 性——即香港的傳統教育和香港對於“五四”文學作品接受的 偏頗。
值得注意的，是許地山的觀點。許地山是香港“文協”的領 導人，是站在左翼一邊的。然而，許地山自1935年起任教香港 大學，對於香港的了解遠甚於楊剛和其他南來作家，他的觀點和 楊剛有很大差異。在許地山的《論〈反新式風花雪月〉》（《大公 報•文藝》1940年11月14日）一文中，我們看到，許地山並沒 有把“新式風花雪月”歸結於香港人，而是將“香港文藝青年” 直接轉換成了 “中國青年”。在“新式風花雪月”的根源上，他 也沒有像楊剛一樣歸結於香港的歷史，而是歸結為中國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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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文章”和“八股”。許地山認為：“中國一般青年作家在修 養上，在認識現實上，還沒得到深造，除掉還用殘缺的工具來創 作以外沒有別底的方法。他們還是在'型式文章’裏頭求生活， 所以帶着很重很重的八股氣味。所謂’新式風花雪月’就是這曾 為讀書人進身之階底八股底毒菌底再度繁殖現象。”許地山與楊 剛及其他左翼文人更大的差異在於，對於青年，他並不贊成由 “先進作家”去指導，他並不看好“先進作家”的指導功能，而 主張讓青年自己去闖，“要靠‘先進作家’來指導，不如發動 後 進作家’去自闖途徑。他們不能傳遞真文藝底的大明燈，反而把 自己手裏底小蠟燭吹滅了”。這簡直就是和楊剛等左翼作家對着 幹了。
如果說楊剛對於“香港文藝青年”的挑戰落了空，倒也不完 全是。何謂香港人，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第一，楊剛所說的 “香港文藝青年”，的確有一小部分香港本地人；第二，在香港的 外地流浪者，也需要進行區分。胡春冰指出：“在香港從事新文 藝的學習與創作者，以廣東內地及江浙各地的青年為多，北方的 也有。”這其中，廣東人佔香港移民人口比例較大，考慮到香港 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商埠，與廣東來往密切，將兩者截然區分並不 容易。從歷史上看，香港的新文學本身就是與外來文人來港密切 相關。從侶倫的描繪看，香港最早的文學社團“島上社”成員， 多數都是從外地流落到香港這個小島上的。在開拓香港文學的過 程中，他們也就成為了香港人。香港的文化與文學，正是在外來 者與本地人的共同努力下發展起來的。
《文藝青年》是一個輔導性的刊物，除了政治立場方面的號 召之外，還在文學創作的各個方面進行輔導。《文藝青年》第1 期刊登了徐遲的《詩與紀錄》一文，傳授寫作朗誦詩的體會。第 2期刊登了甘震的《文藝的生命談》'傳授小說寫作的秘密。第2 期刊登了葉靈鳳翻譯的《關於小說的技巧：人物和結構》，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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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雨果序《悲慘的人們》”、“莫泊三序《比爾與若望》”和 “紀德的《贋幣犯日記》”三節，旨在教導讀者學習外國文學大師 的“人物與結構”寫作技巧。第5期刊載陳傑的《論人物的缺點， 並略評兩篇小說》，談人物塑造中的缺點問題，並對《文藝青年》 第3期的小說《渣滓》和第4期的小說《馬寧同志》進行評點。 第7期發表了陳傑的《論加強生活實踐》，第8期發表了甘震的 《形象•律動與民族語》，第9期發表了甘震的《談典型的創作》， 第10期發表了陳傑的《論刺諷文的戰鬥性》' 甘震的《客觀•傾 向與題材》等文。
專論之外，《文藝青年》還有“小辭典”的欄目，介紹“報 告文學”、“速寫”（第2期），“敘事詩”、“抒情詩”、“散文詩”、 “街頭詩”（第4期），“象牙之塔”、“文藝民族形式”（第5期）， “新寫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第6期）人物”、“典型” （第8期），“速寫”、“講演文學”（第9期），“藝術語言”、“形 象性”（第10期）等文學方面的知識術語。
《文藝青年》還有“文青筆勤務”欄目，回答青年有關寫作 方面的疑問，如第2期回答李頌光的“文藝通訊和報告文學及速 寫的分別？”，第4期解答胡沙的“詩的性質和本質是什麼？” 第5期回答“文藝青年馮恂”的“怎樣處理題材？”第7期回答 高能的“怎樣在文藝的路上開步走？”第8期回答陶少芳的“文 藝有沒有門？”第10期回答克賦的“讀書可以有公式嗎”，如 此等等。“文青筆勤務”中青年提出的問題，有時不止於文藝， 也有生活道路方面的問題，如第9期的“要在荊棘中長出學習 之花”等。
從第5期開始，《文藝青年》成立了 “試靶場”，“用來獻給 初拿起來文藝的筆槍，在工廠，在學校，在商店的青年朋友的， 希望要學習寫作的朋友努力這塊園地”。這個欄目後來發表了麥 瀧的《鄉親》（第5期）'鄭海的《回憶一章》（第6期）、陳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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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的代價》（第7期）、青芒的《娛樂的另一角》、志平的
《英靈的召喚》（第8期）、馬錫的《在一個煤礦裏的人》（詩）和
王銘峙的《談新年》（第10、11期）。這些都是隨手寫下的文字，
有散文、詩歌、政論等，是試筆之作，說不上是正式的文學作品。
《文藝青年》通過各種方式聯絡香港青年，從創刊號起，《文
藝青年》就發起“徵求紀念訂戶一萬戶”的活動，特闢園地，“登
載紀念訂戶對《文藝青年》的感想和希望”，同時設立服務部，
“為紀念訂戶修改作品和解答問題”，從第3期始，《文藝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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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來與本土
發起“本社徵求同志”活動，希望有意願的香港青年與香港通訊
處商洽，目的是
由這個引端，把欲效力於青年文藝運動的
朋友
結起來，把文藝青年的群力，組成巨大的浪潮，向黑暗
圖
願
殘暴勢力掃蕩”。直到最後第11、12期，《文藝青年》還在開展 “《文藝青年》徵友通訊運動”，具體方法是，“徵友者先來一函， 介紹自己的性情、愛好、年齡'籍貫、職業……及徵友對象等；
每函勿過三百字”，應徵者則可以選擇徵友對象，《文藝青年》代 為投寄第一封信，其後文友直接通訊，文友範圍限制在《文藝青 年》的訂戶中。
《文藝青年》創刊伊始，編者自己的創作作品頗不少，第1 期就發表了麥峰的《異鄉人》' 楊奇的《三角洲的怒浪》、林螢 聰的《小波濤》和彭耀芬的詩《同志，你的血不是白流的》。編 者親自上陣，顯然是因為刊物創辦伊始來稿較少，同時編者的作 品可以給後來者在思想上和文體上樹立樣板。
麥峰的《異鄉人》寫一個參加過十九路軍、去過延安的東 北漢子張排長，撤到廣東後不能適應當地生活。楊奇的《三角洲 的怒浪》寫珠江三角洲的抗先隊在敵人進攻之後，憤而回村裏除 奸。林螢聰的《小波濤》寫鴨巴河有人賣日貨，受到當地孩子和 學校的抵抗。與後來的“競賽”作品比，這幾篇小說技巧較為成 熟，人物都較為生動，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抗戰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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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青年》最早的徵稿，是“七月文藝通訊競賽”作品。
“七月文藝通訊競賽”由“文通”發起，開始於1940年。這一年 6月25日和7月30日，《大公報》文協週刊上分別發表了徐歌的 《響應七月文藝通訊競賽》和楊奇的《七月文藝通訊與競賽》，呼 籲青年“用文藝通訊的形式，深刻地反映香港社會每個角度發生 的可歌可泣的事件”。這個“文藝通訊”專欄原來刊載於《中國 晚報》、《循環日報》等不同報刊上，後來才移至《文藝青年》上。
“七月文藝通訊競賽”的作者，既有內地南來青年，也有香 港本地青年。沈邁的《過曲江的第二日》（第1，2期）以散文的 筆觸寫小城曲江被日本飛機轟炸時的人情世態。河翔的《漓河散 記》（第6期）被稱為“內地通訊”，描寫“大後方的重鎮，南戰 場的首腦”漓河的生活畫面。《漓河散記》和《過曲江的第二日》 內容接近，都是戰時內地生活的通訊，相較而言，《漓河散記》 寫得較為抽象，沒有《過曲江的第二日》中的細節和人物。
也有香港題材的作品。原野的《鞭撻下的牛馬》（第1期）
描寫的是一家香港工廠在遷移內地之際所發生的故事。工廠的工 人在性質上分為“長工”、“短工”、“臨時短工”和“包工”等， 在地域上又分為“港僱”、“滬僱”等，他們不但過着牛馬不如 的生活，現在又為遷移失掉了飯碗而憂心。資方的代表是司理 先生，他很得意地盤算着，去年輕易解僱了 1400名工人，今年 又想故技重演。不同的是，工人這次組織起來了，連夜召開常
委會，向社會報導廠方攻勢，教育工人懂得團結，警告“工人
貴族”，工人和資本家的鬥爭一觸即發。原野的另一部作品《九 月的浪潮》（第3期）也是寫工廠的，算得上是《鞭撻下的牛馬》 的姐妹篇。小說中的人物根實本無被解聘的可能，然而成了反抗 者的代表，廠方拿他開刀'工人們卻沒有覺悟。沒有凝聚力的沙 子，只能被9月的浪潮一掃而盡。
“七月文藝通訊競賽”的作品，在《文藝青年》上刊登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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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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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多。從第4期開始，《文藝青年》進一步舉辦了 “學校•工 廠-競賽”活動，目的是進一步動員香港本地青年拿起筆來，表 現香港，“由於文藝戰線的戰伙不僅是一些作家、知識分子，而 是散佈在學校、商店、工廠的廣大青年群，而且他們中間都有着 許許多多最熟悉的事情，需要向外面報導、暴露”。“競賽”內容 主要有兩項：“一，學校生活寫生競賽”，“二，工廠文藝通訊競 賽”。香港的學校和工廠的青年朋友，都可以參加，字數以1000 字至2500字為限，擇優在《文藝青年》上發表。“學校•工廠• 競賽”很受歡迎，得到了讀者們的響應和推動。到了第7期，刊 物就收到了寫學校和工廠的稿件各53篇，《文藝青年》把第8期 和第9期辦成了 “學校•工廠•競賽”專輯。
“七月文藝通訊競賽”由於並沒有框定題材範圍，因此南來 香港的內地青年來稿較多，文章也主要表現內地抗戰主題。“學 校•工廠•競賽”則把徵文題目具體落實到香港的工廠和學校， 參加者就變成了在香港工廠的工人和學校的學生，多本地港人。 鄭樹森所說的“《文藝青年》的作品本地色彩很濃厚W，應該主要 是指這部分作品。由於描繪自身的學習和工作環境，這部分作品 較為生動地呈現了香港本地的面貌。這些徵文作品，主要分描寫 學校和工廠兩類。
《文藝青年》第4期，就刊登了何世業的文章《一個印度同 學的幾件事》。在一個小學課堂裏，中國學生和英國學生發起 捐款，資助英國傷兵和中國難民。一個印度籍小孩主動要求捐 款，並且提出了抗議，“難道你們恨那個小鬍子希特拉'我們不 能恨？”由此帶動了其他國籍的孩子捐款。在英國封鎖滇緬公路 時，又是這個印度小孩對於英國人提出了批評為什麼英國人 要封鎖滇緬路阻礙中國抗戰呢？ ”“怕日本人？”英國孩子很沒
24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鎏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年)》，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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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直到滇緬公路開放，中英協同作戰，英國孩子才不再“受 氣”。這是一篇立意巧妙的作品，多國的孩子在同一個課堂談論 戰爭問題，反映出香港民間對於戰爭正義觀的認識，也表現出香 港國際化的特徵。
在大廖的《查學》（第8期）中，龍先生正在課堂上講時政， 號召學生為前方將士捐贈，督學突然來了。龍先生趕緊讓女生暫 時出去，因為按規定男女同學不能同班，又拿出《論語》，瞞過 督學的耳目。督學走了之後，同學們要求繼續講時政，講“安南 准日軍假道的意義”。龍先生沉痛地對學生們說：“你們記着， 這也是一種教訓。亡了國，就比這更厲害”。龍先生這最後一句 話，是點題之筆，有一點都德的《最後一課》的味道。
以上兩篇，是較少的正面寫香港學校與抗戰關聯的作品。更 多的學校徵文，是批判香港教育的殖民性特徵。岸殊的《枯萎青 春的殖民地教育實供》（第8期）開頭就寫道：“快九時了，一隊 一隊穿着‘大衿衫，臘腸褲’的’番書仔’們，像水一般注入那 幢屋頂正飄着米字旗的大洋房去。”“樓口的壁上，掛滿了 ’先 皇愛華第八，萬民愛戴……’的’告香港兒童書'，以便天真的 小孩們，讀了會感謝‘皇恩’的‘浩蕩‘！ "洋人校長“是一個 吝嗇非常的人，員生們都對他沒有好感”。在他操着英格蘭口音 講他的“偉論”時，學生們早已伏在桌子上。歷史課洋人老師“紅 面佬”實行“自我教育”，一上課就讓學生讀書，自己則返回休 息室喝酒去了。學生在教室，自然鬧翻了天。方裴的《珍先生》 （第8期）寫的是校長和一位扭捏作態的珍女士在學校公然調情， 頗讓同事不滿。金流的《風波》（第10 ' 11期）寫校長不敢處理 違反紀律的學生，因為他的父親是校董。
在這樣的殖民教育體制下，香港頗多崇洋媚外的學生，何世 業《一天》（第9期）中的男生立德一早想的是美國電影中的尼路 遜•愛迪和珍納•麥當奴的狂吻，花時間最長的事情是梳頭、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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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蠟和分髮溝。他喜歡說英語，看不上漢語。他的理想是去荷里 活。班上他誰也看不上，只喜歡John的姐姐。上課的時候，他想 的是，“怎麼她不給我吻呢？ ” 一天下來，他對於課程毫無概念。
與此相關的，是中文教育的失敗。在溥令的《梁先生》（第9 期）中，梁先生試圖在課上講魯迅、章太炎，講中國和日本的國 民性，結果學生對於中國歷史並無興趣，沒人回答提問，很讓他 挫敗。在岸殊的《枯萎青春的殖民地教育實供》中，中文老師麥 先生講課不受學生歡迎，他也只好趁機結束，想着過幾天就“出 糧” 了。
工廠題材的作品，主題相對較為單一，多控訴工人血淚生活 的主題。
工人的苦難，從學徒生活就開始了。伊銘的《懷着希望的孩 子》（第7期）中的“我”在一家香港公司做學徒，薪水愈扣愈 低，房租卻愈來愈高。公司甚至提出：“學生學徒的生活，應當 家長負責”。而“我”的家鄉已經淪陷到戰爭之中，母親和妹妹 都逃亡到鄉下，等待“我”的救援。在茁斡的《昏暗的一角》（第 9期）中，張蘇和黎明已經做夠了五年，五年間“操着師父同樣 的工作，同樣的出賣力氣，而工資卻渺少到令人吃驚”。好不容 易熬到滿師，卻落到被辭之列。
升級為普通工人了，境況還是一樣悲慘。在潮心的《一輩子 這樣做下去嗎？》（第7期）中，主人公工作好多年了，物價一 天比一天高，工錢卻一直還是不動。在徐鏗的《X先生的煩惱》 （第8期）中，工人要隨工廠搬遷，廠方不願意負責費用，工人 們抗議無效後，索性不幹了。
薪水少還可以忍受，雪上加霜的是工人的傷病。這類題材 的小說頗為不少，在少龍的《馬達的威嚴》（第8期）中，文帶 着病去工作，結果是手指給機器弄傷了。工友要求老闆給點醫藥 費，被無情拒絕，“這工廠的條例不是說’弄傷概不負責’？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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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瞎了嗎？"日寧的《一件平凡的事》（第8期）中，鍾阿梅被 壓膠機軋傷致死。在茁斡的《昏暗的一角》（第9期）中，阿發 頭蓋骨被機器捲去。此類情節的頻繁出現，說明這是工人的一個 巨大焦慮所在。
作為工人對立面出現的是資本家，其代理人是拿摩溫。徵文 中出現了幾篇專以“拿摩溫”為題的作品。在矗立的《One叔》 （第8期）中，主人公One叔在工廠具有無上權威，除了西人老 闆，都得聽他的。每個人得了工錢之後，都不得不孝敬一部分給 他，或者給他送禮，請他吃飯。如果有人沒送，第二天他就受到 刁難。在棟才的《Number One）（第9期）中,工廠丟了一塊帆 布，Number One懷疑是兩個十三四歲學徒偷的，斥罵並毆打這 兩個孩子，後來卻發現他們是冤枉的。除這兩篇專題小說外，在 其他小說中，我們也多次常看到“拿摩溫”的形象。
有沒有反抗呢？有，不過是零星、自發和無效的。日寧的 《一件平凡的事》（第8期）中的老牛很有血性，“他沒有讀過什 麼書，也沒有研究過什麼的社會主義呀，但是，一提到資本家， 他便大發牢騷了，有時期摩拳擦掌，模仿他所憎恨的老闆、工 頭、走狗，來一把飛劍，殺得一個痛快”。工廠的鍾阿梅受傷， 滿地鮮血，老牛和工廠工友議論給她爭取撫恤金，被工頭大罵， 老牛卻爆發了，要揍工頭。不出意料，老牛被解僱了。看得出 來，作者雖然懂得社會主義和資本家，但小說中的香港工人卻並 未達到政治鬥爭的高度。
從香港文學史的角度看，《文藝青年》能夠集中出現一批描 寫香港學校和工廠的文學作品'是很有價值的。從內容上看，作 者擁有香港生活經驗，能夠較為客觀地呈現出他們的生活經驗。 學校題材的小說較多呈現出批判殖民地教育的主題，工廠題材的 小說集中在階級壓迫上，這大概與《文藝青年》的政治傾向是有 關係的。從藝術上看，這些作品質量參差不一，多數較為業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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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文藝青年》的作者並非全是香港的文學業餘愛好者，也有較 為出色的香港本土作家，那就是劉火子'彭耀芬和黃谷柳等人。
劉火子1911年出生於香港，是地道港人，也是香港早期新 文學先驅之一。1934年9月，劉火子曾和隱郎主編詩刊《今日詩 歌》。與《紅豆》上的香港現代主義詩人有所不同，劉火子傾向 於左翼。他在《今日詩歌》1卷1期上發表了《中國何以沒有偉 大的詩人出現》一文，認為中國沒有出現偉大詩人的重要原因， 是“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的眼光是太狹隘了”，詩人們只能 看到花紅柳綠，傷感情愛，卻看不到“一切活在社會下層的人 的叫喊，怒視，和着種種動亂的騷音”。1935年1月，劉火子在 《南華日報•勁草》1月18、19、20、21、23、26、27期連續發 表長文《論現代》，對於中國現代主義大本營《現代》雜誌進行 清理和批判。
1938年10月，戰火燃燒到華南，日軍佔領廣州，切斷了香 港與內地的聯繫。劉火子作為《珠江日報》戰地記者，赴華南前 線採訪，歷時二十個月，行程數萬里，寫下了大量戰地新聞報道 和通訊。劉火子參與組織了一個“港九戰地文藝服務團”，並起 草宣言，號召文藝青年投入到當前的抗日戰爭中。這個團後來有 十多位進步青年到了延安，參加革命。劉火子和楊剛關係密切， 曾作為楊剛的助手組織“文藝講習會”。《文藝青年》第6期曾在 “文哨” 一欄介紹：“艾青、劉火子近主編‘黎明叢書’，劉火子 的’不死的榮譽’月內將可出版，繼續出版的有艾青的‘土地集' 和戴望舒的’葉賽寧詩選集’”。“黎明叢書”實際上只出版了艾 青的《土地集》和劉火子的《不死的榮譽》，原擬出版戴望舒、 羅峰等人的詩作沒有成功。《不死的榮譽》是劉火子的抗戰詩集， 其中包括劉火子在內地和香港報刊發表的詩作'劉火子本人曾在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舉辦的詩歌座談會上朗誦過 《不死的榮譽》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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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藝青年》上，劉火子發表作品並不多。在第2期，他
發表了詩作《符號的國家》。詩中強調，在抗戰的年代，“我，
你，他和她”每一個人，在“臂上胸上領上”，都有一個新的符
號，那就是“國家”。有了這個符號，就沒有人再敢欺負我們，
“今天，身子挺得筆直，昂然走在人眾之前！有問你靠什麼打贏
這場仗？他說就靠這個人所皆有的符號呀！”在香港文學中，“國
家”這個符號是很少出現的。殖民地屬下的臣民，本來就沒有
家的概念，戰爭卻拉近了香港與大陸的關係•
彭耀芬在《文藝青年》
於雙重身份，他既是港人，同時又
是《文藝青年》的編輯。作為一個詩人，彭耀芬堪稱傳奇。1939 年他年僅16歲，就在《星島日報♦星座》334期發表了《憂鬱
的盧溝橋》一詩，得到好評，詩評家常將這首詩與戴望舒的《獄 中題壁》相提並論。25同年，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 港分會文藝通訊部的工作，並參與籌辦《文藝青年》。1941年3 月，彭耀芬因為在新加坡發表《香港百年祭》而被港府指“犯有 不利本港之文字嫌疑”被遞解出境，成為香港第一個被遞解出境 的詩人。香港淪陷後，彭耀芬從澳門出發，參加了港九大隊，直 接參加抗擊日寇的鬥爭。可惜他本來受了牢獄之災，又到了條件 艱苦的遊擊區，不久就染上了虐疾，最後病逝於新界紅石門大部 隊政訓室的油印室崗位上。
彭耀芬在《文藝青年》上發表了不少詩作，還有詩論。他在 《文藝青年》第1期就發表了一首描寫中國抗日戰場的長詩《同 志，你的血不是白流的》，詩中寫一位戰士在戰場上受傷在一 位老伯家養傷。傷員說：“掛綵和犧牲，是我們軍人天責/為了 整個民族，我應得把血流盡/為了整個國家，我們不願意生還。"
25關夢南：《彭耀芬：香港第一個被遞解出境的詩人》，載《香港新詩：七個 早逝的優秀詩人》（香港：風雅出版社，2012），100T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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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香港的詩壇，多沉緬於個人主義和現代主義，能夠將視野延及內 地抗戰的詩人不多見。劉火子是一個，彭耀芬是另一個。
《文藝青年》第3期是“魯迅紀念號”，彭耀芬發表了詩作 《一塊鋼板的落葬——民族巨人的四年落祭》。詩人將魯迅比喻 為一塊鋼板，落葬四年，為中華民族奠定了堅定的基石，“於是 /沉鬱的腳步/明朗的腳步/在這鋼板上起着巨大的迴響”。在香 港參加紀念魯迅活動的，主要是南下作家，香港作家很少有人參 與，但彭耀芬卻以詩歌的形式參與了這一活動。
彭耀芬的詩的價值，主要仍然在於對香港的表現。《文藝青 年》第5期上的《勞者之歌》以具像的筆法描寫了勞動者的境遇， 不過彭耀芬沒有再僅僅停留在對於苦難的呈現上，而是以其特有 的左翼政治視野 ' 將其提升到了反抗的高度。彭耀芬在《文藝青 年》上發表的最有名的兩首詩是《給香港學生——給殖民地根下 的一群之一》和《給工人群——給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二》。
《給香港學生——給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一》開頭對香港學 生的無聊生活進行了揭示，“你在物質的樂園中/豢養了你傲慢 的習氣/你底生活永遠在沒規則的線上爬行”。香港的學生除了 學會畫幾個圖案，便是崇拜洋歌星、談戀愛和溜冰，這種殖民地 特有的無聊生活，在前面有關學校生活的小說中已經得到揭示。 不過，這些小說僅止於揭露，彭耀芬卻不同，他雖然很年輕，也 就是學生的年齡，然而他的視野已經不再局限於殖民地香港，而 是延伸到了廣大中國和抗日戰場，因此他很自覺地將兩者做了對 比'他提醒香港學生，“如今，該拋棄你布爾喬亞的遊戲了/你 不會想像到在山窯下怎樣艱苦地/闢築起學習的壕溝，在追求 着/他們豐富的智慧底青年吧/你不會想像到，很多像你一樣的 年青的/他們失去了一個怎樣幸福的日子”。具有了政治覺悟的 彭耀芬'給香港學生開出了具體的藥方：回顧香港歷史，重溫 “學生運動的光榮史”，這樣“明天你便曉得怎麼生活/曉得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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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鬥爭/看吧：殖民地的萎靡教育/將以十萬雙手來粉碎”。
詩人明確鼓吹學生運動，奮起砸碎殖民地教育，這在香港教育史
上是很不多見的。
如果說彭耀芬鼓動香港學生“以十萬雙手”來“粉碎殖民地 的萎靡教育”的詩句尚顯空洞，那麼他對於香港工人的號召就很 具體了 ：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在《給工人群——給殖民地根 下的一群之二》一詩中，彭耀芬指出了工人在殖民地香港的不公 待遇，“克減了你的工資/不給你們麵包/卻要擠你們的奶/以全
部的青春給他/而且把解散、失業來恫嚇你/他們的心，更比夜
還黑”。不過，詩人勸工人們“不要懼怕”，前途是要團結起來，
展開鬥爭，“去團結你們自己/火焰是在極度暴力下爆發”。詩人
還向工人們告知，革命是有前途的，“無數人期望着你們的思想
的火焰，你們的行動是美的/與其忍受殘暴者鞭出了血/不如以 血證實殘暴者的暴行/發揮吧！發揮吧/社會支持你們，真理在 支持你們”。彭耀芬直接在香港公開鼓動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 無怪乎被港英當局通緝了。
彭耀芬的詩在《文藝青年》上具有重要意義，他的詩分別從 左翼的角度總結和上升了該刊上有關於香港學生和工人的兩大題 材，堪稱香港本土左翼文學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彭耀芬的詩 在場面上和形象上頗下功夫，超越了簡單的政治口號詩，這一點 得到了研究者的好評。
黃谷柳出生於越南海防，在昆明讀中學，1927年至1931年 間在香港參加了最早的一批新文學作家的活動。當時黃谷柳在黃 天石的介紹下給《循環日報》當校對，又在黃天石辦的“新聞學 社”學習。這“新聞學社”，便是香港新文學青年聚會的地方。 當時黃谷柳在《大光報》發表過小說《過海防》，在《循環日報》 發表過小說《換票》，這些都是香港較早的新文學作品。
1931年黃谷柳離開香港，加入廣東軍閥陳濟棠的部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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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來與本土
軍旅行生涯。不過他仍然堅持寫作，並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文章。 1938年，他曾將南京大屠殺的經歷寫成《乾媽》，通過歐陽山轉 給茅盾，發表於《文藝陣地》。
1940年，黃谷柳在《文藝青年》第2期發表“戰地旅行散筆” 《祖國在呼喚》，以軍人身份描寫日本侵略者在廣東殘忍殺害中國 人的慘狀，“四清公路上一個悠閒坐在牛背上的牧童，他還沒有唱 完了牧歌，就突然翻倒下去了，小小生命的終結，不是為了饑寒 捱不住，而是為了敵人偶然的快意，在清遠縣縣府前的街道，躺 着一個被炸死了的婦人，旁邊還有個半歲的嬰孩，正吮吸着親娘 的奶”。文章呼籲國人站起來，走向前線，“我們憎恨，憤怒，因 而抱決死的心去同惡魔們爭鬥，只是為了愛，為了對於生命的珍 惜，對於人類和平的眷顧”。與一般文人不一樣，黃谷柳是抗日 戰場上真正的軍人，他從戰場上發回香港的文字，很有感召力。 作為一個作家，黃谷柳這個時候尚未成名。抗戰勝利後，他又回 到香港，應夏衍之約在《華商報》刊載《蝦球傳》，這才轟動文壇。
抗戰初期的香港文學事實上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茅盾、 許地山、蕭紅等一大批南來作家，二是黃天石、平可、張吻冰等 本港作家，第三就是為左翼文壇培養起來的香港青年作家，包括 劉火子、彭耀芬' 黃谷柳等人。茅盾等南來作家的活動，構成了 全國抗戰文學的中心，然而他們對於香港原有的新文學文壇尚比 較隔膜，自身的作品不太能夠進入香港市民讀者，不過他們通過 《文藝青年》等刊物，培養香港本地文藝青年，並生產出了一批 反映抗戰以及香港本地生活的文學作品。至於香港原來的新文學 作家，雖然未能加入左翼主流-卻也通過自己的通俗寫作，在香 港社會發揮了重要影響。我們的香港文學史一向只談到了第一類 大陸南下作家，第二類本港作家和第三類香港左翼青年的寫作， 還都未進入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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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淪陷區
第一節淪陷前後
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港，8小時後就對香港發 起了攻擊。12月25日聖誕節這一天，香港淪陷。在經歷了這一 戰事的作家筆下，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淪陷時驚心動魄的情形。
日本從內地南下香港，進攻的首先是新界和九龍。侶倫當時 就住在九龍，他率先感受到戰爭的恐怖。侶倫專門寫了一篇《九 龍淪陷散記》，文章一開頭說：“我永遠也記得清楚，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八日那個早晨八點鐘左右，我是被一種沉重的爆炸聲震動 得醒過來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是戰爭來臨，以為是軍事演習， 然而飛機的轟炸開始了，“一聲急激的狂吼破空而來，我回頭向
屋後望。我看見一支敵機用了俯衝的姿式在不遠的侯王廟上空劃
了條弧線又飛起。接着隆然一聲，下面冒起一股濃煙：許多磚頭 和木材的碎屑在那裏飛舞起來”。恐懼籠罩着九龍半島，晚上人 們從收音機裏聽到報告，“日本已經向英美宣戰；接着是報告今
天遭日寇轟炸的地名。同時轉述羅斯福和邱吉爾強調消滅軸心
的決心的談話。香港呢，英方軍隊和敵人在香港外
作戰，當
筋
局決心抵抗到底來保衛香港，希望市民鎮定和政府合作”。但不 久，就聽到港英政府放棄九龍的消息，“老人家在發抖，姊妹在 傾箱倒篋的找尋‘危險性’的東西，撕毀着書信和文件。孩子們 也奉了緊急命令，分頭從他們的書包裏、牆角裏'翻尋他們的有 ‘抗日’意味的教科書，習字簿和自由畫”。侶倫也很痛苦地銷毀 自己的作品和日記。日軍終於進駐，“全街樓房的陽台外，幾乎 都像晾了衣服似地豎出一系列太陽旗”。九龍的百姓在遭遇了劫 匪的第一輪洗劫後，又遭遇了日軍的戒嚴。I
1侶倫：《九龍淪陷散記》，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1985〕775・2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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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淪陷後，只剩下港島成為英方部隊的最後防守區。日 軍首先登陸筲箕灣，那一帶炮火最密集。舒巷城正好住在筲箕 灣，首當其衝。據《艱苦的行程》記載，有一天日軍炮火擊中他 們居住的民房，一家人驚恐地踏着七八具屍體躲進防空洞。舒巷 城也不得不把報刊書籍焚燒掉，以防日本人來了以後搜查。日本 軍隊上岸後，舒巷城目睹了他們的暴行，“姦淫擄掠的日本’皇 軍’一到香港，就到處’上演’他們的暴行。單是跑馬地一區就
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有數不清的婦女受凌辱。日軍登陸筲箕灣一星期後，那天我從外 邊回到街上，看見我家斜對面的門口，有一個持槍的日本兵守在 那裏，不讓屋子裏的人出去，把槍尾劍晃動着。我起初以為那屋 子受檢查還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兩個獸兵一塊 來，把屋子裏的人趕出去，將裏面的唯一少女留下。然後一個守 着前門，一個闖進屋子裏。幾個月後，我聽到受辱的少女的父親 沉痛地說，他的不幸的女兒已經變得神經失常了”。2
據夏衍的《懶尋舊夢錄》，當時左翼文人經常討論日軍是否 會進攻香港的問題。1941年12月1日，喬冠華為《大眾生活》 寫了一篇《談日美談判》的評論，認為“日本縱使不能接受（美 方條件），美日談判也不會壽終正寢，日本更不會馬上就發動戰 爭”。這篇文章發表於12月6日《大眾生活》新30號上。可是8 日早晨，日本就開始進攻香港。這時候左翼文人已經不再討論日 本是否會進攻，而是重點討論愛國民主人士如何疏散和左翼報刊 停刊的問題。《大眾生活》在新30號後就不再出版了，連鄒韜奮 寫的《暫別讀者》一文也未能發表。《華商報》本來已經寫好了 一篇紀念“一二・九”的社論，臨時撤下來，改登了一篇《一致
打倒日寇》的文章。12月12號《華商報》刊登了社論《團結動
員抗拒敵寇》，加了一個副標題“在香港紀念雙十二”，就停刊
2舒巷城：《艱苦的行程》（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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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廖承志的安排下，東江縱隊分批護送香港文化人出境。在
港督向日軍投降後不久，“所有和黨直接或間接有聯繫的民主人士
和文化工作者（除詩人林庚白中流彈犧牲外），都陸續安全地撤
離香港。絕大部分人——廖承志、柳亞子、韜奮、茅盾、胡繩、
于伶……都是先到東江遊擊區，然後再經韶關分批回到桂林和重
慶；韜奮和范長江則先後經江西、浙江、上海，轉到新四軍根據
地，我和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華、郁風、謝和賽、王
瑩……等，則是坐小艇經澳門、台山、柳州回到了桂林”。3
在記錄香港淪陷的著作中，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是最
有名的。我們知道，薩空了於1938年4月抗戰初期在香港主編
《立報》' 1941年9月再次回香港，主持中
民盟機關報《光明
國
報》。《光明報》乃梁漱溟由重慶來香港創辦，時間是1941年9 月18日。梁漱溟自任社長，請薩空了擔任督印人兼總經理4。薩空
了的淪陷日記從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開始，一直記到
1942年1月25日撤出香港，共計49天，為我們留下了香港淪陷
時期寶貴的歷史材料。小思說：“想理解一下香港這個政治活動
舞台，49天有些什麼文化人在做些什麼事？讀讀這日記，你會覺 得刺激、有趣。重讀時，我才發現自己當年沒記住1941年12月 26日，即香港淪陷第二天，梁漱溟先生在看錢穆先生的《國史 大綱》，這回像個新發現。愛好現代文學的人，讀着讀着，會在 跑馬地街頭遇到名記者金鐘華，灣仔英京酒家門前碰到漫畫家丁 聰，在香港大酒店門口看見端木蕪良，在皇后大道西巧遇作家徐 遲……他們都在香港露了面。“ 5
3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0），314頁。
4梁漱溟：《赴香港創辦民盟機關刊物〈光明報〉前後》'載《文學評論》，創 刊號,2009年2月。
5小思：《重讀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載《香港淪陷日記》〔香港：三聯 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x-xv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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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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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空了是著名報人，當時是《光明報》總經理，最關心的自 然是報刊，我們姑且從這裏了解一下淪陷初期香港報刊的情況。 日記一開始，1941年12月8日早晨8點，薩空了剛剛起床，就 聽到淒厲的警報笛聲四起，並且上空出現飛機的嗡嗡聲，九龍 東北角有清晰的轟炸的聲音。“想到自己肩負的《光明報》的責 任”，薩空了急忙出門打探。沒想到，剛一開門，就被英警的手
槍逼上了。原來是英警抓捕日本人，薩空了的住處原為日本人所 有，所以有此誤會。薩空了據此判斷，日本對香港的戰爭已經爆 發了，否則港英當局不會抓捕日本人。
港英當局對日本一直保持中立，綏靖姑息。12月24日，薩 空了等人去華民政務司提供抗戰信息，由魯麟（North）接待， 他這才想起來，三年前他在香港創辦《立報》的時候，就是這個 魯麟（North）給抗日活動設置障礙，“那時抗日，還只是中國人
的事，我記得魯麟曾招邀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每人給一張印就
的中文紙條，上面寫了許多單字，如‘敵’、‘虜‘、‘姦淫‘、‘焚
掠’之類，他說：香港是中立地帶，中國報在香港印行不能用侮 辱英國友邦的字樣，這個紙條上的字，一律不許再用”。$如今， 這些字條上的罪行在香港都發生了，港英當局為自己的行為付出 了代價。據薩空了記載，開戰以後，港英當局才想起來逮捕日本 人及汪偽漢奸，可惜他們早已經跑了，“香港政府，容忍日人的 報紙《香港日報》，通訊社同盟社，和汪逆兆銘的機關報：《南 華日報》，《天演日報》，《新晚報》，出版到戰事爆發，才予封 閉並下令逮捕其主要分子，結果是全部逃脫'主要的沒有一個 捉到“。了
日軍進攻香港第一天，港人急需知道信息，都在大街上徘徊
6薩空了 ：《香港淪陷日記》，100頁。
7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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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觀望，然而只有英國情報部香港辦事處發出第1號公報，證實日 本不只進攻香港且同時進攻馬來亞和菲律賓，接着英文報很快出 了號外，中文報卻只能根據情報部的公報寫幾張簡單壁報貼在街 上，《星島日報》的壁報只寥寥寫了 “日本今晨同時對英美宣戰” 幾個字。這簡單的壁報，就吸引了很多人，大家圍繞在在那裏， “似乎要在那一句話之外另外找出其他的字句！”可見民眾對於 信息的渴求。“為什麼中文報不能像英文報一樣地迅速出號外” 呢？薩空了解釋：“這就是香港英文報不須經港政府檢查，而中 文報必須經過華民司新聞檢查處檢查的結果出現了 ！戰事卒起， 檢查老爺也還未辦公，報自然不能出！八日早的香港各報，在民 眾心中，完全成了歷史，沒有人要看。香港新聞界的麻木遲緩， 民眾到此才切實感到。” 8
薩空了希望《光明報》繼續出版，然而由於負責印刷的民生 公司在九龍無法堅持，《光明報》以及同樣在這家印刷廠印刷的 《華商晚報》不得不停刊。出乎意料的是，印刷條件較好的《大 公報》也在同一天停刊。12月15日，薩空了在華人行門口碰到 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駐港負責人溫源寧，溫轉告他說：英國 情報部駐港辦事處主任麥克都格(D.M. MacKougall)知道報紙 已經停刊，但仍要求他們出來作宣傳工作。薩空了認為，“香港 當局未屈服前，我們是決定能盡一份力量，便盡一份力量，不必 有什麼人要求，我們已經計劃如何使報刊復刊”。9次日，他在香 港酒店找到了《華商報》的范長江，范長江也表示了復刊的計 劃。薩空了表示：“今天為了印刷的困難，經濟的艱辛'我們為 什麼不出聯合版？現在停刊的還有《大公報》、《立報》，如果第 一步先把這四個報聯合起來發刊，對英國當局也可表示我們合作
8窿空了 ：《香港淪陷日記》，7-8頁。
9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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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敵精神”。
12月17日下午，薩空了、范長江與《大公報》的徐鑄成、 《國民日報》的陳訓畲等在港報刊各方在香港酒店聚會，《立報》 社長成舍我因不在香港而缺席。會上沒人反對聯合出報，不過陳 訓畲提出：希望邀請《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等一起參加， 怕國民黨中宣部指責他，為什麼別的報能夠單獨發行，《國民日 報》卻要參加聯合版？只好再去找《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 結果是兩方均不同意加入聯合報。薩空了堅持出聯合報，因為隨 局勢發展，單獨一家報紙怕很難自己出版。沒想到，局勢發展之 快出乎意料。12月22日，聯合報的房子已經找到，就在他們進 一步落實報紙出版的時候，港英當局已投降，香港淪陷。薩空了 感歎：“一直到昨天我還想着聯合的，想着在香港奮鬥，今夜是 全幻滅了，下步計劃是離開香港再找可努力的地方……這一夜睡 得不熟，顯然為了思想紛亂！”口
這裏補充一下戴望舒所記載的《星島日報》在淪陷前的最 後情形。日軍轟炸開始後，原來下午上班的戴望舒上午就趕到報 館，報館亂哄哄的，戰爭的消息被證實。他所負責的“星座”副 刊，被臨時改成了 “戰時生活”特刊，但只出了一天。第二天他 再去報館的時候，他已經不能編輯副刊了。因為人員不整齊，他 什麼都得幹，“白天冒着炮火去中環去探聽消息，夜間在館中譯 電”。到了香港投降前三天，報館的四周已經被炮火所包圍，報 紙已經實在出不下去了，“同事們都充滿了悲傷的情緒，互相望 着，眼睛裏含着眼淚，然後靜靜地走開去”。最後還出現了一個 喜劇性插曲，報館傳來一個好消息，說中國軍隊已經打到新界， 這時候報館只剩下戴望舒和周新兩個人，排字房的工人已經散
10薩空了 ：《香港淪陷日記》，67頁。
11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7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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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了，無法再將消息傳出去。他們倆就拿了一張白報紙，用紅墨水 寫下大字：“確息：我軍已經開到新界，日寇望風披靡，本港可 保無虞。”然後貼到報館門口。當然，這不是一個“確息”，戴 望舒本人其實都不太相信，但它是絕望中的一個安慰。
1941年12月26日，日佔港島第一天，街上仍有叫賣報紙的 聲音。薩空了出門買到了《華僑日報》與《國民日報》。《國民日 報》還在出版，很讓薩空了驚訝，看了以後才發現，報上並沒有 日軍佔領全港的消息，“我推想他們的報是昨日下午就已編好， 當時還不知道日軍已佔全港的消息，社長編輯都已離開，印刷發 行部照例的將報印就發出，不想已是兩種局面”。《華僑日報》則 已經是另一種情況，“《華僑日報》我早就知道他們是抱着’誰來 給誰納糧’的意念，打算繼續出下去的。他記載敵軍佔領香港這 條消息時，寫得真夠冷靜，冷靜到人會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 他們很輕描淡寫地說’日軍已於昨日下午佔領全港’，也許他們 在以為自己很客觀，可是今日的日本不只是英國的敵人，也是中 國的敵人，而且這種法西斯主義的攻略也是人類和正義的敵人， 怎麼能坐視無睹或以為自己是旁觀者？我想他們的知識既能辦 報，當然不應該連這個也不懂，那麼今日的裝成旁觀者，大約還 是為保持自己的利益遂不顧一切了罷！ "3抗日戰爭結束後，民國 政府在“肅奸”過程中，果然對於《華僑日報》窮追猛打，這驗 證了薩空了的感覺。
12月28日，薩空了早起買到了《華僑日報》，出乎意料的 是，又看到了《南華日報》，才知道這個汪偽機關報竟然已經復 刊。據這一期《南華日報》記載，該報經理“在港變後，隱匿起
12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島與星座》，載《星島日報》，1948年8月1日，增 刊10版。
13薩空了 ：《香港淪陷日記》，106T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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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怕英人逮捕，及日軍一到即去哀求敵報道部許其出版”。14薩空 了同時知道，汪偽系統的《天演日報》、《自由日報》都要復刊， 而日方所辦的《香港日報》已經復刊。轉過年來，1942年1月3 日，薩空了早起買報，發現《循環日報》、《華字日報》也已經復 刊，“於是香港四大地方報紙只餘一《工商日報》未復刊了“。15
1942年1月25日早晨，薩空了乘坐“宜陽丸”號輪船離開 香港，他對於香港報刊的觀察到此結束。下面，筆者對薩空了離 開以後香港的報刊變動情況，做進一步的交代。
總括香港淪陷前的報紙，依據其立場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 型：一，國民政府方面的，如《國民日報》；二，共產黨方面的， 如《華商報》；三，日本方面的，如《香港日報》；四，汪偽方面 的，如《南華日報》；五，商業性報紙，如《華僑日報》、《循環 日報》等。香港淪陷前後，主張抗日的國民政府及共產黨方面的 報刊全部停刊，而戰時被港英政府關閉的日本方面及汪偽方面的 報紙大行其道，商業性的報紙不甘心停刊的命運，《華僑日報》 一直在堅持，其他戰時短暫停刊的報紙也在淪陷後陸續復刊，走 上與日本統治者合作的道路。
1942年6月1日，日軍政府為了管理方便，將香港現存的報 紙進行了合併。其中《香港日報》作為官方報紙不變，並且還有 日文和英文版，汪偽報紙《自由日報》、《天演日報》、《新晚報》 合併入《南華日報》，《華字日報》與《星島日報》合併為《香島 日報》,《循環日報》和《大光報》合併為《東亞晚報》，《大眾 日報》併入《華僑日報》。再加上趣味性的《大成報》，香港只 剩下了 6份報紙。
在刊物方面，則只有《大眾周報》和《亞洲商報》兩家，前
14薩空了 ：《香港淪陷日記》，120-121頁。
15薩空了 ：《香港淪陷日記》7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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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文藝性的，後者是商業性的。1942年7月，日軍方面逼迫胡
文虎、何東出資港幣50萬元，成立了大同
書印務局，出版《新
圖
東亞》雜誌 '《大同畫報》及漫畫雜誌、兒童雜誌等。該局由胡 文虎之子胡好負全責，編輯方面由葉靈鳳等人負責。
第二節 戴望舒“附敵”事件
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淪陷期間滯留香港的內地文人，數戴望舒和葉靈鳳名氣最 大，他們自然不會被日本統治者所放過，不過他們倆的表現並不 相同。關於戴望舒，戰後文壇曾有左翼文人聯名檢舉他是漢奸， 逼得戴望舒專門回上海去說明。關於葉靈鳳，1957年版《魯迅全 集》的註釋曾將其列為漢奸，不過1981年版《魯迅全集》又摘下 了這頂帽子。對於戴望舒和葉靈鳳的討論，主要限於個人回憶，囿 於文獻很難看到，這兩位作家在淪陷期間所發表的文字反倒並沒有 成為討論的中心。而這些公開發表的文字，無疑才是最有說服力 的。筆者打算從報刊的角度，考察戴望舒與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 間文字發表的情況，以此呈現淪陷時期香港文壇的不同面向。
提到戴望舒，我們不妨從抗戰勝利後文壇對於戴望舒“附 敵”的檢舉說起。1946年，《文藝生活》光復版2期及《文藝陣 地》光復版2號同時刊出了一份由何家槐、黃藥眠、陳殘雲和司 馬文森等21人聯合署名的“留港粵作家為檢舉戴望舒附敵向中 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建議書”，文中認為“戴望舒在香港淪 陷期間•與敵偽往來，已證據確鑿（另見附件）"，“附件”有三 份：一是1942年1月28日偽《東亞晚報》所載，戴望舒任“香 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二週年紀念東亞晚報徵求文藝佳作”新選委 員會委員；二是昭和二十年八月十日發行的偽文化刊物“南方文 叢”第1輯一本，上面載有周作人、陳季博、葉靈鳳、戴望舒、 黃魯、羅拔及敵作家火野葦平等人的文字；三是剪貼戴望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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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羅拔高《山城雨景》所寫的“跋山 城雨景”。戴望舒的文章出現在敵偽刊物上，並且還為漢奸羅拔 寫“跋”，指控者的邏輯不言而喻。
戴望舒很悲憤，他在《我的辯白》16 一文中說：
諸君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她上，而我卻在魔爪下捱苦難的歲月。我 曾經在這裏坐過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飢餓，受盡殘酷的苦刑（然 而我並沒有供出任何一個人）◊我是到垂死的時候才被保釋出來抬回家 中的。從那裏出來以後，我就失去一切的自由了。我的行動被追蹤、 記錄、查考，我的生活是比俘虜更悲慘了。我不得離港是我被保釋的條 件，而我兩次離港的企圖也都失敗了。這個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 我的姓名（如徵文事），我能夠登報否認嗎？如果敵人的爪牙要求我做 一件事，而這件事又是無關國家民族利害的（如寫小說集跋事），我能 夠斷然拒絕嗎？我不能脫離虎口，然而我卻要活下去。我只在一切方法 都沒有了的時候，才開始寫文幸的（在香港淪陷整整一年餘，我還沒有 發表過一篇文章，諸君也了解這片苦心嗎？）但是我沒有寫過一句危害 國家民族的文字，就連和政治社會有關的文章，我再一個字沒寫過。我 的抵抗只是消極的、沉默的。我拒絕參加敵人的文學者大會（當時同盟 社的電訊，東京的雜誌，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兩次 拒絕了組織敵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協會。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
戴望舒強調，“我沒有寫過一句危害國家民族的文字，就連 和政治社會有關的文章，我再一個字也沒寫過”。在文章的最 後，戴望舒仍然強調，“我在淪陷期的作品，也全部在這裏，請 諸君公覽”。既然如此，我們不妨考察一下戴望舒在淪陷期間的 寫作，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戴望舒進行客觀判斷。
16李輝：《難以走出的雨巷》，載《收穫》，第6期，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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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為什麼沒離開香港？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不捨得他
的書，徐遲是當時和戴望舒交往密切的人，他的《江南小鎮》記
載：“還在林泉居住着的詩人，每天盤弄他的藏書。不知他從哪
裏弄來的許多木箱子。今天搬過這一箱子來，打開，非常珍惜地
捧出一疊疊的寶貝書來，拂拭它們。挑出一本來看了半天又把它
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放回去。半天過去了，又把箱子歸還原處，長歎短吁一番，沒精 打采地想心思。明天搬出另一個木箱子來，打開，搬出一堆書， 把它們放進另一個大木箱子裏。一天天的就這樣給書搬家，他是 六神無主了。我們則每天出去奔走，看能怎麼走出香港，回到大 陸去。我們約他一塊兒走，他說：’我的書怎麼辦？到内地 再買！’我這樣對望舒說過。他苦笑笑。我對能欣說，’看樣子 他不會走了。‘能欣說：’不行，怎麼也要勸他走，萬萬不能讓 他留下來。‘我跟他說了，他無辭以對。也許他是在等麗娟到香
港來吧，他是下不來面子的，不願去上海乞求麗娟的，他只好在 這裏等着事態的發展。”杜宣的說法，也與此相吻合，他當時問 過戴望舒為什麼不離開香港，戴望舒說：“他捨不得這一屋子多 年收集起來的好書，他怕顛沛流離的生活。”
徐遲引文中提到的有關於麗娟的幾句話，應該是戴望舒沒有 離開香港的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戴望舒的妻子穆麗娟乃穆時英的 妹妹，其時穆時英已經附敵，並在上海遭刺殺。穆麗娟回上海料 理喪事，並和戴望舒提出離婚。戴望舒去上海求和，穆麗娟不同 意。據說漢奸頭目李士群借此要挾戴望舒參加敵偽工作，被戴望 舒拒絕。徐遲的意思，是猜想戴望舒不願意再去上海乞求麗娟， 故在這裏等待事態發展。戴望舒在自辯書中也涉及到此，但他的 說法不一樣。戴望舒說：“我的妻子因為受了刺激（穆時英被打
17徐遲：《徐遲文集》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386頁。
18杜宣：《憶望舒》，載《文學報》，198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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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她母親服毒自盡），鬧着要和我離婚，我曾為此到上海去過 一次，而我沒有受汪派威逼溜回香港來這件事，似乎使她感動
了，而在戰爭爆發出來的時候，她的態度已顯然地轉好了。香港
淪陷後，我唯一的思想便是等船到上海去，然後帶她轉入內地； 然而在這個計劃沒有實現之前，我就落在敵人憲兵隊的魔手中 了。而最使我慘痛的，就是她後來終於離開了我，而嫁給了附逆 的周黎庵，這就是隱秘的傷痕。”戴望舒的意思是希望乘船去上 海，但還沒來得及走就被抓捕了。
戴望舒於1942年3月入獄，5月出獄後到大同圖書印務局
工作。一年以後，他開始在葉靈鳳主編的《大眾周報》上發表文 章。不過，他寫的“廣東俗語圖解”，是語言民俗類的短文。戴 望舒在淪陷期間寫得最多的就是這一專欄，共有80篇，從1943 年4月3號《大眾周報》1卷1期創刊號上的《竹織鴨》開始， 一直寫到1944年10月12日《大眾周報》4卷2號第80期的《鏡 箱櫃桶》。其後，自1945年7月6日《大眾周報》第117期開始， 他又接下來寫了一些“廣東俗語補解”，內容與“圖解”類似。 戴望舒選擇民俗土語作為寫作對象，看起來是有意為之，它在內 容上與政治無關，同時也可以寄託作者對於粵港鄉土中國文化的 熱愛。
1944年1月30日，葉靈鳳主編《華僑日報》的“文藝週 刊”。這是香港淪陷後出現的第一個文藝副刊，它發行了 72期， 至1945年6月17日停刊。由於葉靈鳳的關係，戴望舒也在這個 副刊上發表作品。戴望舒在《華僑日報》“文藝週刊”上發表的 作品有：《致螢火》（第1期）、《論詩零札》（第2期）、《古小 說鉤沉校輯之時代和逸序》（第8期）、《李娃傳非白行簡作說辯 證》（第14期）、《凌濛初的劇本——蠟廬讀稗乙錄之三》（第16 期）、《詩二章》（“未長女”，“在天晴了的時候”，第19期）、 《詩二章》（“贈内”，“墓邊口占”，第33期）、《對山居讀書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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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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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期）'《讀日擇“元曲金錢記”》（第37期）、《秋二章》（“夜 思”，“煩憂”，第38期）、《記馬德里的書市》（第58期）、《張 山人小考》（上下，第60 ' 61期）、《巴巴羅特的屋子——記都 德的一個故居》（第64期）、《尋常的故事》（第72期）'《過舊居》 （第74期）、《寄友人》（第75期）、《老人的呼喊》（第76期）、 《窗帷》（第77期）、《孩子》（第78期）、《燈》（第79期）和《守 窗獨語》（“蒼蠅”，“幻夢”）。除“文藝週刊”之外，戴望舒還 在1944年8月1日《華僑日報》“僑樂村”欄目發表過《跋山城 雨景》，這是給羅拔高《山城雨景》一書所寫的“跋”，此書後 由華僑日報出版社在1944年9月1日出版。
1944年12月 ' 戴望舒開始為日本人辦的官方報紙《香港日 報》“香港藝文”欄目寫文章。他在這裏發表的文章有：《釋”高 法”》（第1期）、《元曲和金瓶梅的流傳者》（第2期）、《宋江綽 號“呼保義”解》（第3期）、《葫蘆提及酩子裏解》（第5期）、 《日本日光輪王寺所藏中國小說——西班牙愛斯高里亞爾靜院所 藏中國小說戲曲》（第9期）、《李紳鴛鴛歌逸句》（第11期）、 《“合生”小考》（第12期）、《元曲的蒙古方言》（第19期）。 以上均為讀書雜記和學術類文章，此後戴望舒開始發表作品，計 有：《舊作三章》（“答客問”，“對燈”，“秋夜思”）、《偶成》、《粗 礦的華爾茲》、《流星》、《蟹與人》和《回家》。
前文曾提到，《香島日報》係由《星島日報》與《華字日報》 合併而成，戴望舒是戰前《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因 此與該報有淵源。1945年，戴望舒應邀主編《香島日報》的“日 曜副刊”，時間是7月1日至8月26日。統計一下，戴望舒本人 所發表的作品有：《贈友》（創刊號）、《山居雜綴》（第2號）、《五 月的寂寞》（上，第3號）、《五月的寂寞》（下）、《巴黎的書攤》 （第4號）、《巴黎的書攤》（第5號）'《父與子》（第6號）和《茉 莉》（第7號），還有一些翻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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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為羅拔高著作《山城雨景》寫跋，曾載於《華僑日報•僑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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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見，在1943年《大眾周報》“廣東俗語圖解”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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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淪陷區
欄後，戴望舒所寫的文章，主要分佈在《華僑日報》、《香港日 報》和《香島日報》上。這些文章多是迴避現實之作：一是返回 古代的讀書雜記類文章，他在日方刊物《香港日報》上發表的文 章，尤以學術為主，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不失為一種安全的寫作 方法；二是介紹法國見聞的文章，如《記馬德里的書市》'《巴 巴羅特的屋子——記都德的一個故居》、《巴黎的書攤》等，這 也是不涉及時政的；三是詩歌創作及詩論，這些詩歌或者反映詩 人在監獄裏的非人待遇（《等待》），或者反映詩人在婚姻家庭 及個人生活的感懷（《過舊居》）等。真正能夠代表戴望舒思想 的詩歌，是他秘密寫下而至戰後才公開發表的詩作，如寫於1942 年4月27日的《獄中題壁》（發表於1946年1月5日《新生日報 新語》），寫於1942年7月3日的《我用殘損的手掌》（發表於 1946年12月《文藝春秋》第3卷6期）。這兩首詩抒寫詩人在日 本人的牢獄中的遭遇和感受，詩人雖然受盡苦刑折磨，但並沒有 屈服，他深深地懷念祖國，懷抱勝利的信念，“我把全部的力量 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與愛和一切希望，/因為只有那裏是太 陽，是春，/將驅逐陰暗，帶來蘇生，/因為只有那裏我們不像牲 口一樣活，/蟻蟻一樣死……/那裏，永恆的中國”！詩人自己已 經做好了心理準備，為國捐軀，“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他懷着 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 傷損的肢體 ' 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這幾 首詩是戴望舒前期現代主義詩歌的昇華，也是香港淪陷時期文學 的最咼峰。
現在可以來確認一下，何家槐等21人所檢舉的戴望舒的問 題，究竟是否“與敵偽往來，已證據確鑿” ？所檢舉文章，一是 戴望舒為1944年為羅拔高《山城雨景》所寫的《跋山城雨景》。 如上所述，此文已經先發表在1944年8月1日《華僑日報》“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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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村”欄目。羅拔高係盧夢殊的筆名，他長期在《華僑日報》任 職，並曾參加東京“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回來後在《華僑日報》 上刊載《東遊觀感》。據戴望舒在辯白中所說，他為此書寫序是 被迫的，“如果敵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又是無關 國家民族利害的（如寫小說集跋事），我能夠斷然拒絕嗎”？這 篇跋寫得較短，開始部分寫20年前作者在上海“新雅茶室”時 遇到盧夢珠的情形，接着交代了盧夢珠的筆名“羅拔高”的來 歷，最後才提到這部《山城雨景》，文章中評價性的文字僅如下 一段，”《山城雨景》是作者的近作的結集。它不是一幅巨大的壁 畫，卻是一幅幅水墨的小品。世人啊，你們生活在你們的小歡樂 和小悲哀之中，而一位藝術家卻在素樸而淋漓的筆墨之中將你們 描畫出來。世人啊，在《山城雨景》之中鑒照一下你們自己的影 子吧”。可以說，這些基本上是應酬文字，並無實質性內容。
另外被檢舉的，是戴望舒在“南方文叢”第1輯的文章，它 們與周作人、火野葦平等敵偽人物的作品一起發表，似乎比較嚴 重。事實上-在淪陷的環境下，在敵偽刊物發表文章是無可奈何 的事情，事實上所有的報刊都得聽命於日本侵略者。從上述史料 看，戴望舒還有不少直接發表於香港的日本官方報刊《香港日報》 的文章，關鍵還是看文章內容。戴望舒發於“南方文叢”第1輯 的兩篇文章，題目分別是《詩人梵樂希去世》和《對山居讀書札 記》，顯然並非政治性的文章。
至於戴望舒被檢舉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二週年紀念東 亞晚報徵求文藝佳作”新選委員會委員一事，戴望舒自辯“人家 利用了我的姓名”。而足以證明他不願意參加敵偽文化活動的， 有兩件更重要的事情，一是拒絕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二 是拒絕參加“香港文化協會”。戴望舒所言姓名被利用是可能的， 況且，在筆者看來，即使不是被別人利用的，掛名“委員”實在 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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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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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史料看，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的表現的確是清白 的，如果不苛責的話，可以說他在那種嚴酷的條件下是具有民族 氣節的，無怪乎當時中共黨組織對他很信任。1945年9月，老舍 從重慶給戴望舒發電報，委託戴望舒調查附逆文化人。10月， “文協”又委託戴望舒組織文協駐港通訊處的工作。檢舉事件出 現後，戴望舒於1946年4月至5月回到上海，向“文協”澄清自 己。這一年11月18日，《華商報》發表了馬凡陀的《香港的戰時 民謠》，提到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寫過幾首抗日歌謠，廣泛流 傳於民間，“據香港朋友的證實，這首民謠的確是戴先生寫的， 而且當時寫的民謠不只這一首，共有十幾首之多，因為它單純易 懂，富於民謠的特色，立刻為香港民間所接受而流傳了。環境使 他不得不隱去作者的姓名，大家以為真是人民自己創造的真貨， 只有知識分子也許知道這是一位詩人的作品，至於懂得內情、曉 得是戴望舒寫的，則難得一二人而已”。這篇“文聯社特稿”表 明了組織審查的態度，不但沒有對他進行追究，還表彰了他的 貢獻。
“檢舉”事件的出現，應該有其特殊背景。戰後“文協”讓 從淪陷區過來的戴望舒組織工作，並調查附逆，本身的確容易讓 人產生疑慮。從1946年1月29日重新成立的“文協港粤分會” 看，這件事大概與戰後外來港粵文化人爭奪領導權有關。盧瑋鎏 即認為：“當初戴望舒惹禍，我相信是由於戰後省港澳的文化人 急於佔領有利位置’爭地盤’而被牽連
19盧瑋璧、鄭樹森編：《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1-1945年）》（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7），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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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視線之外的葉靈鳳
（一）
葉靈鳳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早在20年代加入後期創造 社時，他就曾被捕入獄。1931年4月，葉靈鳳被左聯以“屈服於 反動勢力，向國民黨寫’悔過書’”為由開除。2。葉靈鳳更知名的 事情，是由於侮辱魯迅而咎由自取。1929年11月，葉靈鳳在自 己主編的《現代小說》上發表小說《窮愁的自傳》，小說中的主 角魏日青稱：“照着老例，起身後我便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 買來的五冊《吶喊》撕下三頁到露台上去大便。”魯迅譏諷他， “生吞比亞茲萊，活剝路谷虹兒，今年突變為’革命藝術家’”如。 1938年，葉靈鳳到香港，不過仍未逃過是非。香港淪陷期間，葉 靈鳳未離開香港，後再次被捕，出獄後在日本軍方辦的文化機構 工作。
1949年，葉靈鳳並未像戴望舒一樣回國，洗清冤白，而是留 在了香港。1957年版《魯迅全集》在《三閒集•文壇的掌故》葉 靈鳳詞條下註解：“葉靈鳳，當時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 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22 1949年後，葉靈 鳳在香港期間，一直在他的老東家《星島日報》系統工作，多在 左翼系統的報刊發表文章。1959年，他甚至應邀到北京參加建國 十週年慶典。1975年,葉靈鳳在香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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