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選委員會是經籌備委員會透過北京最滿意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出來的。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推選委員會由400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400名成員分別來自四大界別，各界別佔四分之一：工業、商業和金融；專業；勞工、社會服務、宗教；政治
（ 26名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自動成為推選委員會委員、原政界人士、香港全國政協委員）。前三個組別的三百名委員由籌備委員會委員經「選舉」產生，候選人數超過議席數目百分之二十。前三個組別的合資格人士如有意成為推選委員會一分子，應向其所屬團體報名（如中華廠商聯合會或專業機構）。申請書經過有關機構審查通過後，可向籌備委員會呈交提名。籌委會秘書處在 1996年9月30日截止提名後整理提名名單，並將名單印發給籌委會全體委員，徵求他們的意見，然後訂定候選人名單。選舉的方法是，所有籌備委員會委員可以在推選委員會的各組別投票。選
舉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得票多者當選。第四界別（政治）委員有意成為推選委員會的，可以向自己所屬組別或其他組別報名。申請表經過有關機構審查後，可向籌備委員會呈交提名，5名籌委會委員可聯署提名。共有5,789人報名。1996年11月2日，籌備委員會選出400名推選委員會成員。
216 地下陣線
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由推選委員會在香港以協商或經協商後以提名及選舉的方式產生。籌備委員會後來又擴大了推選委員會負責的範圍，包括推選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有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獲得足夠的提名（ 50個推選委員會委員的提名）：董建華獲得的提名最多；吳光正相信自己有機會，提出自己作為候選人，並能擠進最後一輪選舉；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一般認為獲香港新華社鼓勵，也加入參選。李福善未能獲得足夠的提名；羅德丞意識到他不是北京的選擇，於1996年10月16日退出了競選。92經過投票，董建華獲勝。
董建華辦公室和行政會議
董建華委任陳建平負責組建其辦公室。陳建平是魯平的得力助手，是位中級幹部，曾任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負責協助董建華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保持緊密聯繫。董建華從其家族航運公司帶來了路祥安作為他最信任的助手。為了加強行政長官與內地政府的合作，尤其是與中央政府的溝通，中共專門為董建華和他的辦公室設置了各種機制和渠道，包括董的辦公室和北京之間的熱線，以及定期匯報工作的訪京行程。93
董建華事無大小都徵詢北京是眾所周知的。他想摸清楚底線，那樣就不會有麻煩。甚至有傳言說他徵詢北京的次數太多，一些幹部建議他可以更自主地管治香港。這類例子包括，是否允許民主黨和民主派人士於1997年7月1日凌晨使用立法會大樓的高台，大喊「必定重返立法會」，以及是否允許所有司級公務員在他的政府內繼續任職。據說魯平批准民主派可以使用立法會高台，而且中共領導決定，所有在職的司級公務員可以繼續留任。94
1997年7月董建華任命他的第一屆行政會議。毫不奇怪，這個最親近董建華的諮詢機構以親北京的商界精英和專業人士為主，包括梁振英、唐英年（繼承了家族的紡織企業，自由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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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鍾瑞明（中國銀行董事，香港協進聯盟成員）、梁錦松（銀行家）和黃吉雯（會計師）。民建聯和工聯會成員譚耀宗也獲任命，可以說是代表了基層。對中共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董建華的行政會議是完全愛國的。
臨時立法會
199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由於選舉方法不符合中英協議，所以1995年經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局將要在1997年回歸時解散。其後不久，預備工作委員會的一個專題小組建議應設立臨時立法會，作為一項權宜措施，直至符合《基本法》的新選舉法例獲得通過為止。中方聲稱，由於英方破壞了直通車方案，所以有必要成立臨時立法會。1996年3月，籌備委員會就成立臨時立法會進行投票，結果只有一票反對，決定建立臨時立法會。根據《基本法》規定，臨時立法會具有近乎立法會的權力。95 大約在同一時間，中國官員在香港公布，凡希望擔任九七後政府的公務員必須聲明支持臨時立法會。96
推選委員會全票通過，決定於1996年12月成立臨時立法會。在60名立法委員中有51名是推選委員會委員（換句話說，他們投票選自己），其中24人也是籌備委員會委員。60人中有33人是在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由於「泛民主派」立法局議員認為臨時立法會是一個缺乏法律依據的機構，拒絕參與，所以臨時立法會的議員基本上都是親北京陣營的代表，其中包括在1995年選舉中失敗的10個候選人。97 民建聯有10個議席，港進聯也有10個議席，工聯會有一個席位，加在一起控制了臨時立法會的21個議席，組成了一個力挺北京的核心。傾向工商界的自由黨佔10席，自由民主聯盟佔3席。泛民主派中只有一個小黨—— 民主民生協進會願意加入臨時立法會（他們有4個議席，但此後他們再也沒有佔立法會這麼多議席）。
218 地下陣線
對於那33個身兼香港立法局和臨時立法會兩職的議員來說，他們要往返於香港與深圳之間，因為香港政府拒絕讓臨時立法會在香港與香港立法局同時運作。回歸前，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援下，臨時立法會一直在深圳開會。作為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了兩個議案，即1997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和1997年社團（修訂）條例草案。這兩條草案要求恢復殖民地當局為了放寬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而廢除的各項法律規定。98 北京認為這些條例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香港法律應保持基本不變的原則。在主權移交前，臨時立法會就已經通過了這兩項修正案，並通過一項特別的《香港回歸條例》，規定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後，這些修訂草案立即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1997年7月1日，臨時立法會移師香港，直至1998年10月第一屆特區立法會成立。在這一年裏，臨時立法會廢除或修改了25項被認為是抵觸《基本法》的法例。臨時立法會從實質上改變了彭定康提出的選舉法例，包括使用最大餘額方法實行比例代表投票制。這一選舉機制旨在使左派陣營可以在未來的立法選舉中獲得更多的議席。99 周南說，彭定康任期的選舉法隱藏著破壞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執政能力的意圖。100
臨時立法會有一個特點，當董建華在會上發言時，議員有時會鼓掌以示敬意和支持。不過，在1998年新選出的立法會上，儘管有許多臨時立法會議員留任，但這一具有中國大陸政治特色的做法不復存在。101
九七前後的全國人大和政協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市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代表組成。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1997年前由香港新華社選定，並經過北京同意，才正式通過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組成全國人大廣東省代表團。在英國統治下，在香港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不可能的。以前那些被任命的香港全國人大代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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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領袖，包括勞工、教育、文化和愛國商人。然而，從1984年起，從來沒有參加過左派陣營的精英階層，也開始獲委任為全國人大代表。任命商界精英有一個明顯傾向，在1988年和1993年的第七和第八屆人大代表中，分別有18個和26個是香港代表； 1988年，有7個香港人大代表來自商界，5個是專業人士；1993年，有10個來自商界，8名專業人士；在這兩屆代表中，來自勞工、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總共只有5個。102
1997年香港回歸後，港人對港區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選舉的興趣有所提高，因為它使香港有機會近距離見證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大陸官員將如何在香港組織選舉？有學者認為，此次甄選過程成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歷史上最公開的一次。103由北京委任的424人選舉會議，其中400名推選委員會成為選民。總而言之，他們當中有22個全國人大代表，約100個全國政協委員，另有大約50個成員是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或政協委員。凡得到選舉會議10個提名的委員，可競逐35個代表席位，儘管董建華的特別顧問葉國華公開表示，如果民主黨想參加競選，他願意當提名人，但民主黨最終沒能爭取足夠的提名。這是中共初期向民主人士表示和解的姿態，但這要求他們表示願意參加人大選舉，也就是已經接受大陸的政治制度。這些民主人士的選舉政綱要求結束大陸一黨專政，對中共來說，這標誌著民主黨仍然反共和不
愛國。民主黨三個候選人獲得的提名很少，他們最後退出了選
舉。在選定的35個人大代表中，贏得選票最多的是新上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姜恩柱。對香港社會來說，沒有港人會想過姜恩柱能夠作為他們的人大代表，港人都認為他參加競選是不合常理的，但也因此對大陸的政治上了一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能等同於西方傳統的議會。雖然，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它的正式職能為制定法律，「實際上，全國人大是一個國家集權的體現。從省人大代表團均由省領導率領可推斷，他們不會代表太多省的利益」。104就香港特區而言，港區人大代表團雖不是由董建華率領，有姜恩柱在，可以使港區人大按照中國大陸的慣例，與其他人大代表平
220 地下陣線
起平坐。得票數排第二名的是吳康民，接下來是曾德成、譚惠珠和范徐麗泰。105
2002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代表人數增加到36個，但選舉過程由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嚴格控制。中聯辦的王如登是候選人之一（ 2000年後中聯辦替代了香港新華社）。這一次，選舉會議是由953名委任代表組成，其中包括擴大到800人的選舉委員會成員，選舉委員會也將選出第二任行政長官。獲得最少10個提名的總共有78個候選人，其中民主黨四名成員以及民主民生協進會的馮檢基都得到所需提名數目，成為候選人。這令香
港社會興奮了一陣子，因為北京可能需要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現象徵性民主代表的事實。民主黨候選人的競選口號有所軟化，不再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在第一輪投票，候選人減少到54名，民主派的5名候選人全被淘汰。據很多媒體報道，選民按照各自的候選人名單投票，例如，民建聯及工聯會都有其屬意的候選人名單。還有知情人士稱，中聯辦也有其推薦名單。得票最多的前三名是譚惠珠、王如登和范徐麗泰。一些自由黨的成員也意外地勝出，老將曾德成和吳康民雖然排名靠後，卻都過了首輪投票。但是，第二輪投票才是真正重要的一環，因為在此顯示出受中共青睞的候選人排序。中共在幕後有相當多的計算和動員，以確保某候選人可以勝出，以及它最支持的候選人可以高票當選。因此，幾乎所有上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被選上了。
范徐麗泰和王如登排在前兩名。民建聯、工聯會和香港協進聯盟
總共獲得12個代表議席。106
2008年，民主黨成員角逐人大代表時再次受挫，但一個意想不到的候選人卻輕鬆入選了，她是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她在一個調查中被指為干預學術自由後辭職（當時已轉任廉政專員）。107這予人一種印象：全國人大代表是一項安慰獎，專門授予那些被中共視為愛國的香港特區政府高級官員。過去，親共的香港退休官員都獲任命為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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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大陸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機構，但香港人大代表卻沒有清晰的角色。問題源於他們主要是由委任的選舉機構選舉出來的。此外，中央政府還企圖確保香港人大代表不會被視為香港第二個權力中心。因此，香港人大代表就辦公室和資源問題提出要求時，中共卻置若罔聞。2008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告訴香港人大代表，他們並不需要
「掛招牌」，指的是他們提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一個辦事處的要求。相反，中聯辦卻可以要求增加人手和資源。108
正如第二章所述，全國政協是中國的最高政治協商諮詢機構，也是國家級統一戰線機關。它每年一度在北京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舉行會議，全國政協就重要政策和重大問題進行政治協商。在邁向回歸的過程中，為了贏得人心，委任香港政協委員成為中國統戰整體戰略的一部分，而且中聯辦和香港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似乎有一種默契，香港特區政府在各個組織安排香港政協委員，讓他們參與更多地方事務。109 1998年，在31位第九屆政協副主席中，有兩位來自香港（霍英東和安子介）。霍英東是徹頭
徹尾支持中國的商業巨賈，沒有哪個商人比他更愛國了。他與中國的聯繫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韓戰期間。他從未加入殖民地政府，從未獲任何英國授勳，而且一直保持低調、低姿態。自1978年第五屆全國政協以來，他一直都是全國政協委員，從第八屆政協以來他一直是副主席；而且自1988年以來他也是香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事實上，他是唯一身兼人大、政協和籌委會會員數職的香港代表。儘管他已年逾古稀，但他還是地位最高、最重要的親北京派代表。安子介從1984年開始成為第六政協委員，他
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例子。在50年代，他是一個成功的紡織業企業家，從1970年至1974年他曾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總督麥理浩任職期間，從1974年至1979年他是行政局議員。他獲授予大英帝國勳章和司令勳章。在1982年初，香港新華社邀請安子介加入全國政協。1982年2月安子介與鍾士元和簡悅強在前往東京的旅途中發現，他們三個人都收到了中共的邀請。鍾士元和簡悅強婉拒邀請，並為他們的朋友安子介做出了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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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幾年前已在行政立法兩局退休了，並剛剛在兩年前退任貿易發展局主席。不過，雖然安子介已經退休，沒有擔任重要公職，但他對香港環境及政府運作均非常熟悉。110
安子介接受邀請，在1983年出任第六屆人民政協委員，繼續擔任1988年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3年他升任為第八屆政協副主席，這一職位被視為中國政治架構中的高層領導。他是最早一批被任命的港事顧問，並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和諮委副主任委員，為香港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安子介是預備工作委員會的三位副主任委員之一，以及籌備委員會的五位副主任委員之一。當時他已是85歲。
除了一批香港高知名度人士出任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要職以外，也有很多香港人士被任命為省級和地方機構的代表。在中共的統戰對象排列順序中，這些香港代表顯得較為不重要，所以很難知悉所有人的去向，但無論怎樣，他們都是中共實行影響香港精英階層的整體計劃的一部分。例如，在2008年，在深圳政協會議中有51位港澳委員。111 統一戰線已廣泛深入到香港社會各階層。例如，保良局是香港一個歷史悠久的慈善機構，它設立孤兒院，並提供教育和各項社會服務，其董事會(2008–2009)的 20名成員中有8名董事也是大陸的政協委員，其中有些人也是其他統戰組織的成員。112
公眾對親北京派精英的觀感
從中共的一系列官員任命可以看出，哪些是回歸後的愛國精英。到了1997年中，至少有一千名港人享有中國授予的某種形式的官方職銜。其實，中國政府從1992年開始任命和頒發給他們的頭銜更多。如第八章所述，建立這一群體是由任命基本法草委和諮委開始，然後是港事顧問和區事顧問，設立預委會、籌委會和推選委員會。回歸後，第一屆行政會議也是這群體的一部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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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共竭力大搞統戰和宣傳，但統戰組織和親北京親營還是很難在香港建立合法地位和維持公信力。據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訪者認為，預備工作委員會成員並不能代表香港，百分之四十也表示這些委員未能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而立法局比這些北京創造的機構更值得信賴。總體而言，香港社會視親北京的精英為大陸官方的喉舌和應聲蟲。114
機構
香港成員總數
工商業及專業
前行政立法局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港事顧問
185
133
41
37
區事顧問
667
368
13
1
預備工作委員會
37
25
16
14
籌委會
94
66
29
39
推選委員會
400
291
60
102
臨時立法會
60
37
41
10
首屆行政會議
11
9
6
0
圖10 大陸任命的香港代表115
潛伏的操控
鑒於中國將實行「一國兩制」這一全新的實驗，中共必須靈活處理各種問題，因此對中共來說，鞏固其在香港的權力是很重要的。作為一個地下組織，這將是一項非比尋常的挑戰。中共將香港視為敵人的領土，而且必須使用傳統的革命手段，這就意味著，不能僅僅倚靠主要由親政府人員把持的機關內的組織架構。中共還留了「鐵腕」。116
除了上文提及公開建立回歸後的體制和機構，在同一時間，中共派遣的第五縱隊也正在行動，其基本意念是滲透到香港
224 地下陣線
社會各階層。1983年初，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進行一項計劃，在諮詢有關部委和機構後，派遣幹部以「家人團聚」為理由持單程許可證來港。與雙程證不同的是，持工作簽證去香港，工作結束後必須返回，但持單程證可以長時間留在香港。在大陸有五個主要機關負責確定和管理被派到香港的幹部，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國家安全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台灣事務辦公室。這些被派出的幹部大部分都是30到40歲，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專業技能。第五縱隊抵達香港後，將與香港新華社及有關機構保持聯繫。
由於英國還將在香港繼續執政十多年，所以在最初幾年，第五縱隊的任務是起到一種保險作用。中共將自己人散佈到香港各地，在必要時就可以採取行動。在1985年至1989年間，中英關係發展良好，過渡期的安排進展比較順利，第五縱隊的保險功能似乎有些淡化。但是，天安門事件令北京的態度起了巨變，第五縱隊再次變得重要。1991年立法局選舉的結果、1992年實行的彭定康建議，以及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結果，都讓北京覺得關鍵是要有足夠的票數，才可以控制九七後的選舉。因此，第五縱隊的任務變成充當親政府陣營的票倉。中共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雖然中共吸納了很多精英，在香港上層社會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不
過在香港普羅市民中缺乏影響，而香港市民正是立法會選舉的大部分選民。
一位學者曾對第五縱隊做了研究。他發現，1983年至1997年的13年間，第五縱隊的招募工作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期出現在1986年至1987年，第二個高峰期出現在1991年至1993年。有趣的是，許家屯在1988年曾表示，中共可以動員五萬「人民子弟」，反對香港1988年實行直選的提案，這說明在第一個高峰期前後，這就是第五縱隊的實力。117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這位學者也發現，在香港回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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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英兩國政府一直否認第五縱隊在香港存在，但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事實上，中共以利潤豐厚的業務吸引第五縱隊成員，各級官員中無所不在，很多人依靠它發財。如果取消這種運作方式，可以預期會受到這些官員的強烈抵制。此外，中共各機構親手挑選的第五縱隊成員，代表了中國政體內部的精英集團。就中共而言，實施第五縱隊政策對各方面都有益處：一方面，通過培養一批新代理人，加強了北京在香港的立場；另一方面，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黨和個人、家庭、群體的主從關係，從而進一步鞏固共產黨對國內政治控制和影響力。118
據保守估計，1983年至1997年期間，從中國來香港的家庭團聚移民中，第五縱隊成員約佔百分之二十，總數超過83,000人 。119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香港回歸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九七後，中共繼續實行「抓大放小」政策，建立新政權和新政治秩序，以支持「一國」的方針。中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開始滲透到香港的政治生活之中。愈來愈多大陸機構在香港特區正式成立，而它們的主要任務是協助特區政府。這些機構置身在香港社會，可以開始親身體驗香港的事務，但至於如何理解香港社會和民情，對中共來說仍是一項挑戰。中國大陸幹部對香港和世界的觀念，與港人的自我認知和世界觀仍然相距甚遠。
香港人長時間受外國影響，中共對這片英國前殖民地的疑慮仍然根深蒂固，很不信任那些與英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有聯繫的港人，尤其是受殖民主義思想影響太深的公務員。在回歸前，親北京勢力，即那些所謂「左派」人士，被殖民地當局邊緣化，對高級公務員仍然心心不忿。此外，成為新統治架構內重要組成部分的工商界和專業界精英，覺得自己比政府官員更有能力，最終更從公務員手中把政策制定權奪過來，但事實證明，真正制定出更有見地、更有效的政策遠比他們想像的難得多。
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為了取得緊握公務員手中的政策制定權，以建立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為名，開創了一個新的部長制。他將權力集中在行政長官辦公室，不給公務員實權，因為他相信這樣他可以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可是到最後，還得由中共的國家機器來支撐一個弱勢政府。由於董建華的失敗令人聯想到這是中共選擇不當的結果，所以中共加倍努力，全力支持行政長
228 地下陣線
官，以求相依共生。其結果是，大力開展宣傳和統戰工作，告訴港人，不僅北京對行政長官有信心，而且香港各界還繼續支持董建華。
另一群受到中共懷疑的，是被視為英國撤退前炮製出來的泛民主派人士。中共永遠不會原諒英國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刻改變了香港的非政治化管治方式。正如第九章所述，需要修改選舉條例，令民建聯更為有利，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在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決定採用最大餘額比例代表制的原因。這一選舉制度可以使當時實力較弱的民建聯有機會取得更多的立法會直選議席。至於功能界別議席，則被設計成要讓親建制派的商界精英佔盡優勢。
中共深知必須妥善處理香港的選舉，以減少發生意外的風
險（即產生無法接受的選舉結果）。《基本法》確立了以界別選舉為基礎的功能界別選舉，這些界別選舉產生負責選擇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內的功能界別議席。由於成員人數不多的界別比起大批普通選民更容易被操控，所以很可能在可見的未來，香港政治制度都不會改變功能界別選舉。這些界別稱自己代表來自各階層的人，是「市民的代表」，而功能組別的存在則是為了在香港製造一個「均衡參與」的政治環境。然而，由成千上萬的選民按地區直選產生的代表和代表狹隘利益的功能界別代表擁有不相稱的合理性，這問題仍繼續困擾著香港的政治發展。
香港回歸後的首10年可分為兩個階段，以2003年7月1日大遊行作為分界線。七一大遊行前，中共的工作重點是力挺董建華。中共發揮統戰力量，在董建華實際沒有得到公眾支持的情況下，為他的連任營造民眾極力擁護他的假象。2003年7月1日後，中共終於知道自己正面對著一場政治危機。港人顯示出民眾力量，實質上把中共選定的領導人成功地罷黜。對一個列寧主義國家來說，這簡直是一個噩耗。更糟的是，港人要求加快民主改革步伐，並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為實現良好管治打下基礎。因此，中共必須採取迅速、果斷的措施抑制港人的期望，否則香港的局勢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29
便會失控。共產黨意識到，統一戰線的工作必須更深入延伸到政府架構和民間社會，以確保當權者不會再次面對如此龐大的抗議遊行。中共必須在香港營造一種新的「和諧社會」政治（董建華在位後期陷於窘境時也曾用過「和諧社會」這一說法）。2007年，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由於有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他的新政府被寄予厚望。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政府在短期內就已失去港人的支持。這引發了一個問題：香港政制是否有體制上的缺陷，而只有透過根本的改革才有出路？到了2008年，中共已經考慮到改變大陸如何管治香港的方法。2009年，香港社會聽到變化的風聲，這或許是開始討論中共是否應在香港特區公開運作的時候了。
大陸機構和香港
港澳事務辦公室
魯平在香港回歸後不久退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由廖暉接任。廖暉是廖承志的兒子，1987年已是中共中央委員。在這之前，他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1997年後，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主要責任是在香港特區政府與大陸有關當局之間起聯絡和協調的作用；其主要職責之一是充當守門員，防止各部委和地區官員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廖暉的政策被稱為「三不」，他的工作人員必須遵守：「不批評香港特區；不批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策；不喋喋不休地談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特區之間的政治聯繫」。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對香港掉以輕心。廖暉監控香港的嚴密程度並不遜於魯平。1
港澳事務辦公室在必要時也會給香港特區政府支持。例如，港澳事務辦公室前副主任陳佐洱說過，1998年7月，當新香港國際機場剛開始運作時出現混亂，應行政長官董建華要求，中央立即做出反應，安排深圳機場幫助緩解香港機場貨運緊張的問題。陳佐洱說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和副總理錢其琛迅速回應香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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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要求，北京甚至考慮過派出500名內地警察到深圳幫助搬運堆積的貨物。2 不過，香港最後沒有需要用上這個應急計劃。
港澳事務辦公室作為守門員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由於所有關於香港的問題都由港澳事務辦公室而不是中國政府機關來處理，大陸官員沒有需要從國家整體利益來考慮香港的利益；而且大陸不同派系在體制內爭取自己利益時，每每缺少了香港的聲音。事實上，國內的政策辯論，香港根本沒有置喙之地。大陸政策制定者將香港特區看作是「兩制」，並不是他們的分內事。當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直接向國家領導人提出問題時，由於香港被視為已得到很多特殊優惠，導致與其他利益產生摩擦，中國領導人往往要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對於香港來說，「一國兩制」的政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保護了香港特區免受大陸干擾；另一方面，它也把香港與大陸分開，特別是大陸的政策變化是如此
快，香港對此卻沒有一個維護自己利益的平台。
2008年1月，充當守門員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出現了一個新改動，可能標誌中共內部正在醞釀改變其在香港特區的運作方式。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在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發表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即以兩支「管治隊伍」實施「一國兩制」政策。一支是本地建制隊伍，包括行政長官、委任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公務員、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等，實現「港人治港」的承諾。另一支是從事香港工作的中央內地幹部隊伍。這支隊伍相當龐大，超出了港澳事務辦公室管轄的範圍，包括負責香港事務或專做香港工作的中央主管部門和派出機構，負責其他全國性事務及相關政策的中央主管部門和與香港特區聯繫密切的大陸有關省區市黨委、政府處理涉港事務的幹部。曹二寶說，第二支隊伍是一個「重要的管治力量」，並且「體現了『一國』的原則」。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大陸的官員幹部隊伍在香港應合法、公開地運作，這「反映了共產黨作為全國執政黨在香港工作中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3 如果曹文的確標誌著中共願意討論未來如何在香港運作，那麼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作用也將起重大變化。一篇刊於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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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報章的評論指出，這說明了港澳事務辦公室「完全放棄」其守門員的把關作用。評論說，在胡錦濤的領導下，強調的是大陸的黨政幹部積極參與香港事務，而不是江澤民時期放手不管的政策。4
新華社、外交部和解放軍的角色
回歸後，在香港特區有三個國家機關。5除了香港新華社外，還有外交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都在香港建立了機關，每個機關都有大量工作人員常駐香港特區，但至今仍然不便仔細追問他們在香港的工作。1999年7月，胡錦濤主席赴港慶祝回歸兩周年，他說明了這三個國家機關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新華社與香港保持密切的聯繫，促進了香港與內地的交流與合作，並且有效地處理了涉台事務和中央交辦的其他事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協助特區政府處理了大量的對外事務，有力地促進了特區在經濟，文化等領域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和國際組織的聯繫與合作。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在依法履行職責，以威武文明之師的良好形象，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6
香港新華社（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
在過渡期的最後幾年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與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之間，對香港的政策存在著重大分歧，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周南被視為沒有魯平般包容，而事實上，這兩個機構的職能重疊，導致了不可避免的權力鬥爭，就像許家屯和姬鵬飛之間的明爭暗鬥。九七迫近，北京就香港新華社（中共港澳工委）在回歸後應起的作用進行了辯論。魯平和董建華都傾向於香港新華社只發揮有限的作用，否則將被視為香港特區政府背後的「隱藏力量」。回歸後，香港政府與大陸當局的聯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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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工作歸由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7中央決定，1997年後香港新華社將逐步縮編百分之六十。8
1997年8月，周南因健康理由離任，9 由姜恩柱接替香港新華社社長一職。姜恩柱為1993年中英談判的中方代表，從1995年12月起擔任中國駐英國大使。姜恩柱抵港履新後表示，香港新華社不是另一個權力中心，會尊重香港的自治權，不會干涉香港特區內部事務。他還表示，「香港回歸祖國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職能將作出適當的、必要的調整⋯⋯ 對特區政府的工作給予配合和支持」。10 換言之，在廣意上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是他的主要責任。然而，香港新華社的編制基本上沒有變化。相反，通過重新編劃，香港新華社展開新的一頁。新的職責包括協助香港特區的中資公司、促進香港特區與大陸之間的關係、處理港台關係，最重要的是促進新華社與香港社會各界的廣泛聯繫。11 這些新目標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有人認為香港新華社仍需向民建聯、工聯會、香港協進聯盟和其他愛國團體提供支持。香港的愛國勢力
繼續以香港新華社為中心進行活動，而不是倚靠董建華和特區政
府。12
香港新華社的地位也被提升了。2000年1月，香港新華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並從跑馬地搬到港島西區。這變化反映了中聯辦作為北京在香港的代表機構的官方地位。將「中央政府」四字加入新的名稱內，旨在彰顯其地位，因為中聯辦也需要監管其他大陸駐港機構。到 2000年底，工作人員的數目已經從六百人減少到四百人，但遠低於本來預期的百分之六十。13 改組後，中聯辦共有22個內設機構。14
今天，中聯辦的正式職能包括：
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聯繫並協助大陸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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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香港與大陸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大陸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大陸的意見；
處理涉台事務；
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15
中共謹慎地設計這些職能，目的是避免令中聯辦取代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主要工作，亦即作為香港特區政府與大陸有關部門之間的聯絡和協調渠道。但是，中共給予中聯辦廣泛的職責範圍，包括上述職能的最後一項，即中聯辦要承辦所有北京對它的要求。儘管這兩個機構各為一體，沒有隸屬關係，中聯辦實際上領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解放軍駐港部隊。16這就符合了整個大陸的政治等級排序，因為中聯辦是中共在香港的最高機構。
駐港特派員和指揮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在香港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7 首任特派員馬毓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官，曾在美國工作，1991年至1995年任中國駐英國大使，來港前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一般而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自成立以來一直保持低調，不過，偶爾也會表現出關心香港事務。例如，針對被北京宣布為「邪教」的法輪功，馬毓真警告說，「不能把香港作為一個基地」。18 2000年，彭定康（時任歐洲聯盟專員）訪問香港時談及選舉制度和公民自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表聲明，指責彭定康評論中國內部事務。19 2000年3月，外交部特派員公署批評美國政府干預中國事務，因為美國外交部公布了中國人權報告，其中包括香港和澳門。20
根據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派駐人民解放軍將。駐港部隊將不干預香港本地的事務，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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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但由廣州軍區直接領導，由陸軍、海軍、空軍部隊組成。22 駐港部隊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其主要職責為防御和抵抗侵略，保衞香港安全；擔負防衞勤務；管理軍事設施；承辦涉外軍事的有關事宜等。23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必要時，可向中央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災。24 駐港軍隊除了參加慶典活動，整體上並不引人注意。
不過，駐港部隊並未能完全迴避香港的本地政治。2004年8月1日，為慶祝建軍節，香港駐軍舉行了有史以來北京以外最大的閱兵。在那次閱兵儀式上，駐軍指揮官發表了支持行政長官董建華的講話。事實上，駐港部隊舉行如此重大規模的儀式本身就很有意思。第一，到了2004年，香港人沒有對駐港部隊的大型閱兵儀式感到不安，是因為港人不僅愈來愈習慣駐港部隊，而且還接受了它。25 其次，北京手中的董建華是一個陷於窘境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推行的各項政策在許多領域引發了民間社會團體的
「倒董」運動。一些人認為，駐軍指揮官的發言，婉轉地提醒港人，如果「倒董」造成局勢不穩，北京可以派出部隊恢復社會秩序。26 此外，駐軍也偶爾被指派參與統戰工作。2005年5月，駐軍開放日，駐港部隊邀請八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參觀軍營。這邀請被廣泛視為董建華在2005年3月下台後，北京做出與香港民主派和解的表示。27
有一段時期，駐港部隊似乎難以適應香港的多元化社會。 2002年，駐港部隊指揮官熊自仁抱怨說，香港「腐蝕」了駐軍。他說：「香港的各種政治團體，社會組織和黨派林立，政治觀點和傾向各異。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時刻伺機對駐軍人員進行腐蝕、拉攏、策反等等活動」。然後，熊自仁又按照大陸的標準腔調說，「香港與祖國大陸政治分離百多年，長期接受英國殖民主義教育，加上境內外反華和極右勢力的造謠中傷，使香港居民對我軍普遍不了解，甚至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見和隔閡，影響了對我們黨和政府形象的看法」。28 同樣可以說，循這一思路，共產黨對香港的標準描述也反映出其對香港和港人的偏見和誤解。在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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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仁看來，駐港部隊會接觸到那些反對政府和共產黨的意見，這令他感到困窘。
一宗意外的案件
讓中共預料不到的是，姜恩柱被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告上法庭。1996年，周南時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劉慧卿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中「個人資料使用者必須在四十天內回覆是否持有查詢者的個人資料」的規定，向周南提出要求，讓她查看新華社關於她的檔案內容。劉慧卿認為，中共在香港的機關可能存有她和許多其他人的檔案。如果該機構在40天內不作出回應即屬犯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 10,000元，除非可以為其延誤提供合理的理由。劉慧卿沒有得到及時的回應，她於是根據該條例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投訴。隨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通告了香港新華社。在一份沒有簽字的回覆文件中，香港新華社表示並沒有關於她的檔案。這是10個月後的事。由於香港新華社確實違反了法律規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將投訴轉介至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由她決定是否提出控告。梁愛詩拒絕提出檢控。律政司發言人表示，該決定是根據既定的標準做出，即是否有足夠證據，以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29
這案件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有人問行政長官，為什麼香港新華社沒有受到起訴。他說，拖延只是「技術性違犯規定，而不是實質性的」，從而引起強烈抗議，指責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不懂法治。不過，這件事並未就此完結。劉慧卿隨即對姜恩柱提出私人控告。她堅信，告上法院的目的是確保無人違反香港法律。當然，姜恩柱的看法則截然不同。姜恩柱的律師強調「事情發生時非他在任」，並以此為理由，提出司法覆核撤銷對他的起訴。姜恩柱表示，劉慧卿只想詆毀他的名聲，而且是濫用司法制度。法院認為，因為事發時姜恩柱並不在港，判他勝訴，並命令劉慧卿要支付姜恩柱的律師費。30 此案無疑加深了中共對一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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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人士的負面印象，認為他們無理取鬧。至於香港新華社是否存有劉慧卿和其他人的檔案，很可能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範圍內。正如第八章所述，據許家屯揭露，一些重要文件被保存在「另一邊」。此外，據證實，2008年3月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及許多其他香港法律實際上並不適用於大陸駐港的三個機構。有關地方法規是否可以制約國家機構這一問題仍是特區政府和北京之間的討論議題，這是源於1997年前的英國皇室豁免權這概念，排除國家機構受法律制約的可能。31
建立新政治秩序
為了支持新特區政權，中共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個以「一國」為根本的新政治秩序。因為只有愛國人士才最了解「一國」的本意，所以新政治秩序中的政治機構任命應以愛國人士為主。事實上，香港的新政治精英就是由這些愛國人士組成的。中共所謂的「愛國」是指必須接受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承認中央的權力，並且要顧及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利益及其關注的問題。愛國者為
《基本法》內規定的香港特區行政主導體制提供了最佳的支持力量。因此，培養和支持愛國人士仍然是中共在港機構的一個重要任務，這將有助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由於具有才能的愛國人士也需要遇上機會才可以發光，尤其是那些有意參與選舉的愛國人士，所以這意味著培育這些愛國人士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因此，扶植他們是建立新政治秩序的關鍵。在培育這些愛國人士的過程中，需要給予他們獎勵，讓這些人感到其重要性，這通常是透過在統戰組織中委以重任。當他們進入區議會或立法會後，統戰機制便會通過發動愛國力量，製造出社會支持的表象去認可建制派的措施，從而使建制派議員可以根據民意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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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統戰法寶
每當香港特區政府需要支持時，統戰這一法寶就會發揮作用。例如，2000年立法會討論是否應該放寬《公安條例》，當時香港特區政府持反對立場，此時，統戰組織便被動員起來。在11月和12月間，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徵求公眾意見，包括邀請市民向委員會發表意見。那些反對修改法律的市民的立場和言辭驚人地相似，他們的觀點集中在如何平衡維護人權與社會和諧與穩定之間關係的重要性。這種雷同表明，中共的統戰機制可能從中發揮了協調的作用。
中共的統戰大軍包羅萬象，其中包括在第九章中提及的最有名的都提交了意見書，包括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社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和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其他還包括九龍西區各界協會、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筲箕灣柴灣坊眾會、深水埗居民聯會、李鄭屋居民協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東九龍婦女協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福建體育會、保健體育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東九龍青年社、香港汕頭商會、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環球貨櫃碼頭公司職工會、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起居照顧員及家務助理員協會、九龍老人協進會和香港華僑華人總會。32這些團體表明，統戰組織廣泛覆蓋了以區為單位的各種實體、區內相關的
會以及婦女、青年、體育、老人團體和工會。這些組織會一次
又一次推出來支持其他問題，例如對特區政府在2002–2003年提出的《國家安全立法條例草案》，以及2004年的有關選舉改革事宜。動員統戰組織成為九七後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綑綁關係
實行統一戰線造成了很多重疊的關係，其中政治上最重要的應該是香港立法會議員、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之間的重疊身份。委任這些代表有助北京順利實施對港的管治策略。這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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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大和政協委員當然可以對國家問題提出他們的意見，同時他們亦是統一戰線綑綁網絡的一部分。這個網絡的首要目的是傳播並爭取對北京和香港特區的親政府政策的支持，而是否積極回應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政策則是愛國的最終測試。
除了給這些愛國人士冠以有聲望的全國人大、政協的頭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紫荊勳章作為獎勵外，還有一些特殊獎勵的例子。其中一個便是獲選為2008年奧運火炬接力的香港火炬手。這些火炬手除了有頂尖運動員、體育管理人員和若干其他各類人才以外，還包括富豪（或其公司代表）、傳統統戰機構和新政治秩序的代表。因此，著名商人、前全國人大常委、坐著輪椅的74歲曾憲梓，也獲選為火炬手，這是他得到的獎勵。火炬手的名單還包括若干富豪家族的第二代，如霍英東的兒子、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以及那些來自政界的人士，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新界社團聯會會長；香港青年協會的兩名代表、青年民建聯的主席；一些愛國的區議會議員；中國銀行（香港）總經理；還有汪明荃、梁振英和范徐麗泰。
120名火炬手的名字和他們所屬的機構，見附錄五。
選舉動員
除非有相當數目的建制派人士在政治架構內，否則很難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現北京的政策和行政主導。要讓建制派在政治架構中立足，就要組織愛國力量，令親政府人士在選舉中獲勝。中共在港機構為民建聯投入了大量時間和資源，培育它成為最主要的政黨。早在199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民建聯已是香港最有組織的政黨。它聘請全職的地區幹事和黨代表，建立民建聯的勢力基礎。事實上，民建聯、工聯會和其他主要的統戰機構如新界社團聯會、九龍社團聯會等，會員很多都是重叠的，因此它們之間能進行協調，以產生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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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民建聯、工聯會和其他統戰組織這三重聯盟，競選時它們就可以相互依靠，相互支持。因此，民建聯可以借助工聯會呼籲其成員及同盟工會的力量，支持民建聯的候選人。例如，工聯會在1999年正式致函所有成員，呼籲他們支持一名候選人。其實，香港新華社一直在幕後提供協助。選舉前的兩三年，香港新華社已開始為選舉作準備，如通過選民登記和派出愛國候選人到各區亮相。另外，中共還致力於選舉策略，為未來的立法會選舉做好準備。據知情人士透露，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國雄專門負責管理民建聯（見第九章）。33 這種基本的關係和結構在未來的選舉中會繼續發揮作用。2000年香港新華社改名為中聯辦，繼續在選舉中協調愛國力量。
力挺董建華
隨著時間轉變，中聯辦得費更多力量來支持越來越不得人心的董建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1999年7月1日表達北京對董建
中共香港
協調並監督
工聯會
民建聯
統戰機構
執行委員會
指揮及動員
社區 服務中心
動員
成員
成員重疊
協助支持
執行 委員會
指揮及動員
地方支部及候選人
動員
成員
成員重疊
協助支持
執行 委員會
指揮及動員
地方支援機構
動員
成員
圖11 民建聯、工聯會和主要統戰機構之間的三大同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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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的支持，並要求大陸駐港機構全力支持香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胡錦濤明確指出，這是香港幹部的基本職責。35 其後，中聯辦各官員都出來支持董建華。例如，在2000年8月，鄒哲開副主任公開表示，董建華「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助理社長王如登還表示董建華有「可駕馭複雜局面的智慧和能力」。36
董建華的主要失誤
1997年：計劃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但適逢
1998–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樓價下滑，導致大批私人物業業主變成「負資產」。
1998年：(1) 未經公開招標便將數碼港發展計劃授予發展商，被指不公平和偏袒；(2) 解散兩個市政局。
1999年：(1) 拒絕起訴因貪污而遭到指控的胡仙，被指偏袒；(2) 尋求人大釋法解決居港權問題。
2000年：(1)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透露，他被間接警告說，董建華對他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產生的負面影響表示不滿；(2) 因公共房屋短樁而導致房屋委員會主席辭職，該主席也是行政會議成員。
2002年：匆忙落實高官問責制，但並未帶來更良好的管
治。
2003年：(1) 被指處理非典型肺炎不力；(2) 不顧民眾普遍
要求進行更多諮詢，力推《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結果導致了大規模遊行。
由於市民對董建華感到越來越失望，北京指示中聯辦調查廣泛不滿的原因所在。中聯辦向北京匯報，董建華的問題主要源自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因為她沒有全力支持行政長官。37那些左派分子和新政治精英們，以為他們在九七後會掌權，因此對特區政府公務員架構掌管決策和行使權很不滿意。一邊廂，批評陳方安生的人，包括董建華政府內的一些行政會議成員，認為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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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未能與董建華及行政會議成員充分合作。另一邊廂，政府內官員對新掌權者一些想法的可行性表現得毫不積極。38 批評者於是歸咎於公務員不切實執行政策，並告訴北京董建華的政策其實有沒有錯。陳方安生甚至被指是邪惡的港英政府尚存的支持者之首。39 2000年9月，陳方安生被召去北京，遭到錢其琛副總理的訓斥。錢其琛強調，「陳方安生司長和特區政府全體公務員一起，更好地支持行政長官的工作」。40 2001年1月，陳方安生宣布她將於同年4月辭職。2007年陳方安生透露，她和董建華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如果你對某些事件不能產生任何影響，特別是那些與你意見相去甚遠的，那麼你就必須做出選擇。因此我決定辭職，而不是被淘汰出局。董建華先生和我之間就如何解決某些具體問題可能有不同意見。然而，政治委任制度使這些困難更加複雜。41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取代了陳方安生的政務司司長一職。
2001年9月4日，朱鎔基總理對香港做出了隱晦的評論，導致全港都在猜測他所指的是什麼？朱鎔基抱怨說，香港一向「議而不決，決而不行」。42 顯然，這是經精心計算的批評，但他指的是誰？建制派的解釋為朱鎔基針對高級公務員。批評董建華的人則認為，這是北京對行政長官領導不力表達不滿的跡象。朱鎔基的批評還需連同他就香港問題的其他說法一起解讀。他還表示：「我覺得香港應該團結一致，很多問題需要討論，發揚民主大家來討論，應該怎樣採取一些對策，但是也不能老是在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決定了以後，大家要全力以赴，團結一致。大家都要向前奔。」43 這是民主集中制（見第一章）的典型說法。從這裏的跡象來看，儘管前總理也可能一直對行政長官不滿，但所指的應該是高級公務員。董建華將高官問責制作為其2001年10月施政報告和競選連任的重點項目，亦即行政長官可以依賴受政治任命的官員，推行他的政策，以此從政府官僚手中奪取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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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經濟下滑，港人信心低迷，以及2002年3月推選行政長官，北京與中聯辦全力催谷港人的情緒。自2001年10月起開始推行一連串振興經濟的措施，包括給予設在北京的香港大陸公司特殊優惠，管理部分中國在香港的外匯儲備，以及可能在香港發行下一批中國的美元債券。44
董建華的第二屆任期
北京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董建華不但已失去認受性，也失去港人對他的信任。共產黨觀察香港事務時有一個盲點，即是在政治上的反對派往往被視為受外部勢力支持的鬧事者。這一假設使中共無法客觀地評估董建華政府處理香港問題是否得宜。把重點放在排除假想的障礙，可能消除了一些反對的聲音，但無助解決根本的問題。最終，董建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價。
支持董建華連任的決定來自中共最高層。2000年10月27日，當香港記者問江澤民主席，董建華連任第二個五年任期，是否「欽點」時，江澤民在電視鏡頭前答道：
我今天是作為一個長者跟你們講，我不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但是我見得太多了，我有這個必要告訴你們一些人生的經驗⋯⋯在宣傳上將來如果報導上有偏差，你們要負責。⋯⋯ 但你一定要問我對董先生支持不支持，我們不支持他？他現在當特首，我們怎能不支持特首？ 45
大發雷霆過後，江澤民轉過身斥責記者「幼稚」。
江澤民怒斥記者一事說明大陸和香港兩地文化鴻溝之深。毫無疑問，香港記者向至高無上的中共總書記提出「幼稚」的問題，但香港記者經常要澄清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以便就某一事件有一個明確答覆和公共紀錄。鑑於最高領導人全力支持董建華連任，致使無人站出來向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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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4周年，董建華頒授大紫荊勳章（香港特區政府最高榮譽獎）予工聯會前負責人、六七暴動（見第六章）時的反迫害鬥爭委員會主席楊光。這一舉動令人費解。這不可能是意圖為六七暴亂或文化大革命正式翻案，因為大陸官方已經否定了那個時期的過激行為。也許董建華試圖以此姿態改變他向商界傾斜的形象，爭取死硬左派愛國陣營的支持。然而，授勳予楊光重新挑起了其所代表的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問題，從而進一步削弱董建華自己在香港社會中的誠信。46
2001年底，中聯辦大力動員各界精英支持董建華競選連任。姜恩柱說，他認為保持「穩定性和持續性」非常重要，所以他支持董建華再次參選。47 中聯辦副主任高祀仁還以標準的統戰語言公開呼籲港人「團結」，支持董建華。他為董建華的政績辯護，稱香港經濟不景氣非人為可控制，是亞洲金融危機所造成的。48多位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起簽名運動，表示支持董連任。一位簽名者透露，這項活動由駐港的大陸高級官員策劃。一名香港全國政協委員承認感到有壓力要去參加支持董建華的競選活動，否則將被匯報到中聯辦。49 不少商界巨頭和左派領
導人也公開支持董建華。50
2001年12月13日，董建華租下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宣布他準備競選連任。大廳裏擠滿了香港親政府的名人，是典型的統戰陣容，當中包括富豪、政客、工會人士、地區領袖、社團領導人、運動員和電影明星。可以說，這陣容在許多民主國家的選舉中是很正常的。所不同的是，在香港沒有選舉。像大陸公開演說的慣例，每當董建華提高嗓子結束一個句子和停頓時，與會者都知道是鼓掌的暗示，於是全場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雖然港人都知道董建華的領導能力受到廣泛批評，這包括當晚出席會議的支持者，但會議上仍不乏對董建華領導能力的讚美。51 與會者的真正想法和他們被要求表現的相違背，使他們無法誠實地表達意見。此外，他們沒有可能不知道香港社會的真正想法。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當時大約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者不贊成董建華連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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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選舉委員會是正式的遴選機構，所以中聯辦的工作重點是要顯示董建華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得到了選舉委員會內壓倒性的支持，以營造出成功的推選結果。因此，儘管董建華只要獲得一百位提名人就足以成為候選人，但中聯辦的選舉機器要在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中盡可能爭取最多的提名。結果，董建華得到714位委員提名，這足以顯示出即使有人要與他競爭，也不會得足夠的提名人數而成為候選人。後來，董建華為表達謝意，稱中聯辦為「特區政府摯友」。53 然而，香港的民情與中聯辦和選舉委員會之間顯然存在著鴻溝。
董建華抓緊時機推行其新的部長制，也即是主要官員問責制。就這項重大的舉措，從最初公布到最終實施，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54 從北京高級官員的言論中可以看到，他們繼續認為董建華的問題源於公務員的不合作和經濟狀況低迷。例如，在2002年6月，實行部長制一個月前，錢其琛為董建華辯護時說：「人非聖人，豈能不犯錯誤？」然後他強調，董建華在首屆任期內除了委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一名具左派背景、專長家事法的律師），他不能選擇其親信輔佐他，以至公務員支配著政府。錢其琛說，董建華在第一個五年任期是「孤軍作戰」，實行部長制將會改善管治。55
最不尋常的是，平時低調的商業鉅子霍英東在本港一家報紙特別撰文擁護董建華。這篇文章很有可能不是他親筆撰寫的。以霍英東在愛國陣營中的資歷，讓他公開表態，是中共使出的重型武器。同樣，香港市民清楚地看到，刊出這文章是由統戰宣傳機構所策劃的。霍英東說，不應該讓董建華一人為香港的福祉承擔全部責任，而且一些從政者和媒體幾乎每天都在醜化行政長官，這是不公平的。這文章最重要的訊息是，當時是推行部長制的適當時機。56
錢其琛在另一場合還表示：
各級公務員，尤其是高層官員，都應該自覺支持並服從行政長官的領導，同心同德，努力實現新目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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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董建華得以連任，並實行了部長制，但他即將進入其政治生涯中最艱苦的時期。
媒體控制
影響新聞媒體是香港新華社（後改為中聯辦）的一個主要任務。其方法包括在官方會議上向媒體高層管理人員闡明北京的路線，向他們簡述官方的議題，通過電話向媒體表達對某些新聞報導、人物訪談的不滿。
明確方向
雖然中聯辦的官員通常不給予媒體明確的指示，但他們會特別關注對台灣的報道。早在1997年前，魯平就曾警告過香港媒體，將來的情形可能會頗為不同。他對一群香港記者表示：「不想給他們造成任何幻像。1997年後，香港傳媒不能鼓吹兩個中國，也不能報導有關香港、台灣獨立或西藏獨立的言論。新聞界不允許這樣做」。58 2000年4月12日，中聯辦就香港應如何處理與台灣有關的問題作出評論。王鳳超副主任警告記者說，媒體在處理有關台獨言論時，不得當作一般新聞報道。他還敦促新聞報導有利於國家統一大業的信息。他的這番話是回應香港媒體訪問台灣副總統呂秀蓮時發表有關台灣獨立的言論。王鳳超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應根據《基本法》23條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59 在普遍港人即時強烈批評聲中，香港特區政府迅速作出回應，堅持會根據《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間或內容尚未作出決定。60
2000年5月31日，中聯辦台灣部副主任何志明「善意」地提醒香港商人，不要與主張台獨的商人做生意，否則要自行承擔後果。61 他說，國家政策「絕對禁止」與那些「一方面在島內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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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台獨，另一方面又在與大陸的經濟活動中撈取好處的」台商進行貿易往來。董建華親自尋求並得到了北京的保證，大陸不會干預香港的商業活動。香港特區政府隨後發表聲明說：
投資者及商界在香港運作，可自由地選擇他們的商業夥伴。香港特區政府將繼續堅決維護香港的經濟自由和貿易自由原則。這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不會改變。62
儘管往後沒有因何志明的言論引致負面影響，這番言論在香港惹起很大的不安。
約束媒體老闆
香港曾經有過多種不同取向的媒體機構，包括親香港政府、親北京、親台、獨立和庸俗的小報。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親台報紙因九七臨近而退出，其餘的則「急轉彎向北京討利益」。63 據媒體業界內知情人士指出，這一變化源自香港媒體擁有權變更：大部分香港媒體的新主人是一些與大陸有著切身經濟利益的商界鉅子。北京和他們拉關係，讓他們在許多政治團體中任職，又或者可能給他們的內地生意一些優惠待遇。事實上，其中一些人甚至願意在完全不符合商業原則的情況下，耐人尋味地購買一些虧損的香港媒體企業，如星島控股有限公司64和亞洲電視（亞視）。
星島集團前任主席胡仙曾是全國政協委員。1998年，三名星島集團高級行政人員被控串謀誇大發行量。當時，該集團經營狀況已經陷入窘境。胡仙被當局認定是合謀者之一，但她未被起訴。時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決定不檢控胡仙，考慮的因素之一是「如果起訴胡女士，確有令集團倒閉及大規模裁員的真正危險」，65此舉導致公眾譴責當局偏袒那些富豪和有背景的人。查濟民曾有意洽商購買星島集團，最終未能成事。1999年6月，星島集團售予投資銀行瑞德集團（ Lazard Asia ），香港煙草集團的何柱國從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何柱國是胡仙最大的債權人，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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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一部分，胡仙得到瑞德集團的貸款以償還債務，而何柱國也撤銷對她的破產訴訟。66
亞視股權的轉移也令人眼花撩亂。1981年前，亞視稱麗的呼聲及麗的電視，屬英國和澳洲資本擁有。1982年7月，遠東集團主席邱德根收購部分股份，將該公司改名為亞視。儘管這盤生意並不成功，但在1984年，邱德根家族收購了該公司所有股份。 1987年，邱德根欲將亞視股份出售，一年後有兩名富商前來救援，麗新集團的林百欣和新世界集團的鄭裕彤各購入亞視三分之一的股份。1989年，邱德根出售亞視剩餘股份。亞視新的控股人包括佔三分之一股份的林氏家族，六分之一的麗新集團，一半
股份的新世界集團，而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何鴻燊則擁有少量股份。2002年，麗新集團將其股份售給實業家陳永棋。同年，亞視得到了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批准，向廣東省廣播其電視節目。在2007年，陳永棋夥同鳳凰衞視主席劉長樂購入亞視的大部分股份，之後查濟民家族購入百分之五十八的股權，大陸的中信集團購入百分之十五的股權後，陳永棋和劉長樂則仍持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亞視股權。整段時期，亞視一直是一個虧損企業，每天虧損百萬港元。2008年12月，為了改善日常管理，查氏家族委任新的董事局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67 從邱德根開始，亞視所有香港主要股東都是中共統一戰線的盟友，分別被委任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或其他回歸前的重要機構。邱德根是全國政協委員，林百欣和鄭裕彤都是港事顧問、籌委會及推選委員會委員。陳
永棋是港事顧問、籌委會、推選委員會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2008年，他被任命為有名望的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查濟民是基本法草委委員、港事顧問、預委會委員、籌委會及推選委員會委員。這些富豪家族的下一代成員也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佔有重要地位。例如，查濟民的兒子查懋聲在2008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查濟民次子查懋成的太太史美倫是全國人大代表和行政會議成員。她也是上海市政協委員，還曾任職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2001–2004)，是為數不多的在其專業範疇相關的大陸政府機關任職高層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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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高級公務員王永平所說，亞視背後「就是有股強大力量，不想它垮台」。68很難想像，在香港還有哪位富豪願意或有能力無私奉獻，繼續承擔這樣一個虧損企業。不過，讓商界詫異的是，2009年初，台灣億萬富翁蔡衍明簽署了初步協議，購買47.58%的亞視股份，成為其主要股東，他更聲稱將大量注資亞視。69 或許中共的統戰經過努力，在海峽的另一邊發現了新朋友。
其他媒體的老闆在大陸的政治機構中也獲任命重要的職位。星島集團的何柱國與東方報業集團的馬澄坤都是全國政協委員。吳光正為全國政協委員，其家族信託擁有會德豐有限公司控制權，控制著有線電視。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是全國政協委員，李氏家族擁有新城廣播有限公司；次子李澤楷建立了自己的商業王國——電訊盈科，控制NOW寬頻電視，他現在還擁有《信報》的主要股份。2000年，李澤楷被任命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傳統左派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的老闆也都是政協委員。70
值得注意的是，向江澤民提問董建華是否「欽點」和就台灣問題採訪呂秀蓮這兩宗事件，都是有線電視弄出來的。由此可見，即使媒體老闆與北京有良好關係，也未能阻止傳媒提出尖銳問題或探討敏感議題。香港傳媒，特別是主流傳媒機構，將發生哪些變化？這仍然是未知之數。香港記者協會在2007年對傳媒工作者進行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的記者說，在過去一年，他們有自我審查；百分之四十的人說，他們知道他們的同事曾自我審查。協會報告還指出，「很多媒體老闆——有時是基於商業原因
——已經成為或正變成北京的朋友」，並且自1997年以來，「自我審查已經成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許多媒體老闆已成為統戰對象的一部分，尤其是如果他們想在大陸做生意，那就要求他們確保其出版物不批評中國或其領導人。71
對北京來說，在香港的主要媒體中，由黎智英的壹傳媒集團出版的暢銷報章《蘋果日報》是「不友好」的，讓北京感到厭惡。儘管這份報紙很受歡迎，但香港的中資企業不會在這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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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廣告。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2000年，董建華的特別助理路祥安曾建議地產商不要在《蘋果日報》上登廣告。《蘋果日報》已被拒絕在大陸進行採訪活動，包括採訪全國人大會議。72此外，中共對希望在大陸採訪的港澳記者和新聞機構訂出一套規定，這也是北京一種表示不滿的方式。中聯辦（前稱香港新華社）有一份它認為「不友好」記者的名單。73
程翔事件
2005年，資深記者程翔在大陸被拘留，震驚了整個香港。程翔被視為愛國陣營的人士。1974年，他加入《文匯報》，最終晉升為副總編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和許多其他員工離開了《文匯報》，並創辦了《當代》雜誌，報道中國內政。1996年
《當代》雜誌結束後，他加入新加坡《海峽時報》工作。他與左派陣營和中共幹部保持長期友誼關係。例如，2003年7月1日大遊行
（見下文）後，他將香港的幾位開明且有背景的人士介紹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陸建華，以便陸建華可以在香港收集信息和意見，並向北京匯報。陸建華的工作是評估中央如何處理港人日益高漲要求民主改革的情緒。程翔說，陸建華會向胡錦濤的智囊匯報他所收集的意見。74
難以想像的是，程翔為什麼會惹上這大麻煩。2005年4月22日，程翔在深圳被公安拘留。翌日，他獲悉自己被拘留的原因是洩露國家機密。他為了證明自己清白，當天他就將自己的手提電腦交給了調查人員。2008年程翔獲釋後，他才明白那是他做過的最幼稚的事。在他的手提電腦中，調查人員發現他為台灣智庫中華歐亞基金會寫的文章，以及該基金會付予程翔的稿費紀錄。他電腦中的這些資料，令中共把原先對他洩露國家機密的指控，改為間諜罪，因為該基金會被視為暗中從事間諜活動的機構。8月5日，他被正式起訴，中共指控他在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間，將國家秘密和情報轉發給台灣，並獲取報酬，最終在閉門審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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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罪成立，判監5年。大陸的新聞報道說他自己認罪，但程翔在透過律師轉交給他妻子的一份聲明中，堅持自己是無辜的。他對判決提出上訴，但遭駁回。2007年1月，他從北京監獄轉到廣州監獄，並容許他的家人前往探望。陸建華也被逮捕和審判，因洩露國家機密被判處20年徒刑。據稱，陸建華為程翔撰寫的文章中含有絕密資料，這些資料及後被交給台灣。2008年2月5日，程翔獲得假釋。儘管他了解大陸的制度，但他說他始終不明白為何會被捕。75香港記者協會表示，程翔事件對報道中國事務的香港媒體造成一種「寒蟬效應」，「很多在內地採訪的香港記者都知道，報道涉及內地政府的新聞，當中存在一大片灰色地帶，一旦不慎『踩過界』，便可能面對嚴苛的懲罰」。76陸建華至今還在獄中服刑。
程翔事件與席揚案有許多相似之處。席揚是為《明報》工作
的大陸記者，他在1993年9月在大陸被拘禁，然後在10月，與中國人民銀行外事部副處長田野一起，以竊取國家金融、經濟秘密被正式逮捕。據說，田野將銀行未發表的利率變化和國際黃金交易計劃等秘密透露給席揚。他倆顯然都「認罪」，席揚被判 12年，田野被判15年。77 1997年1月，席揚獲准假釋，並允許返港。程翔和席揚兩事件轟動了香港和國際社會。他們有許多同事、朋友支持爭取他們獲釋。他們獲准假釋，是由中共最高層拍板決定，這無疑是出於要在重要時刻改善中國人權形象的政治考慮。席揚是在主權移交之際，而程翔則是中國申辦北京奧運的最後階段獲釋的。78
《基本法》第23條和七一大遊行
程翔和席揚兩事件中的「竊取國家機密」的罪名含糊，令港人異常緊張。這兩宗案件意味著「一國」和「兩制」存在很大差異。香港社會很清楚，北京遲早會要求香港特區就保障「國家安全」制定一系列法律，包括《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保護國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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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這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基本法草案中加進去的收緊條文。2002年董建華終於宣布需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聯辦動員支持者，設法令大多數人不反對立法，以及打擊「少數」反對立法的敵人。是否支持第23條立法成為敵友的分界線。
香港特區政府在2002年提出就第23條立法建議，那時高祀仁已接替姜恩柱任中聯辦主任，他表示該提議「非常寬鬆」，並使用高度分化的言論去打擊反對立法的人，希望令香港市民（大多數人）不會認同反對立法的人士。79 董建華把通過法例形容為：「第23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了國家安全而自行立法，因此我們有責任立法。事實上，立法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是你、我和大家的共同責任。」80譚惠珠甚至說，那些不支持第23條立法的人不配當中國人。81左派媒體展開一場宣傳運動，譴責那些反對者為叛徒。富豪李嘉誠、何鴻燊和胡應湘等都覺得他們自己
必須公開支持該法案。82
左派團體舉辦研討會，並遞交意見書支持政府。27個親政府團體組成「支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大聯盟」，其召集人是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的鄭耀棠。12月12日，聯盟舉行了集會，香港著名愛國人士，如報人和商人徐四民，企業家曾憲梓和實業家陳永棋都參加了集會。組織者稱，有四萬多來自1,500個團體的支持者參加了集會。83
從2003年4月2日開始，香港的注意力轉移到突襲香港的新傳染病——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公眾急切關注的是，當局如何處理這一疾病的傳播。然而，當沙士疫情開始消退，公眾又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第23條立法爭議上。反對立法的人要求更長的公眾諮詢時間，並要修改某些條文。不過，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並不願意讓步，因為根據政府的評估，在立法會有足夠建制派的支持，可以在預定日期2003年7月9日通過有關法案。政府執意立法，引發了公眾在7月1日遊行，共50多萬人參與。許多學者都探究過七月一日遊行的起因。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號召遊行的公民社會和泛民確保這次遊行是針對董建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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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官員，而不是共產黨或中國政府，以避免與北京直接對抗。84然而，這次大遊行毫無疑問與中共推行第23條政策有關，而且，規模如此龐大的抗議活動可能令人想起1989年的六四事件。
中聯辦副主任鄒哲開曾警告說，香港若沒有穩定局面，可能就會從現在的動感之都（旅遊官員在海外宣傳香港的口號）變成動亂之都。他把香港民主的上街抗爭活動跟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並指這最終會導致香港經濟全面崩潰，是人民的災難。85 中聯辦顯然認為，7月1日遊行的參加者因為有錢才參加遊行。高祀仁的內部報告說，每個參加遊行的人都收到300港元，而那些喊口號的則會收到500元。為了證明這次遊行與外國勢力有關，高祀仁的報告說，這些錢是通過美國摩根士丹利銀行轉發的。86 如果高祀仁確實做出如此報告，那麼，他就是公然違背事實真相；但是，這也可能是出於共產黨根深柢固的思維——外國勢力企
圖動搖並破壞香港的穩定。
7月1日大遊行過後的幾天內，中共中央政治局召擴大會議討論當前的形勢。會議理應討論過中央是否應繼續推動按原定 7月9日通過有關法案的計劃。會議最後決定，應該按原計劃進行。87 高祀仁附和，認為容不得有任何拖延。很多香港的中資企業也發出公開信，反對任何推遲立法的計劃。88 很明顯，儘管香港發生了大規模的遊行，北京仍然希望法案可獲順利通過。不過，自由黨支持押後立法，令香港特區政府得不到足夠票數通過法案，董建華別無選擇，不得不延遲立法。89 高祀仁為此又改變了他的腔調，表示中聯辦尊重董建華的特區政府押後二讀的決定，並說這段時間政府要加強與市民的溝通。90他補充說，押後二讀國安條例草案，不會影響政府管治威信。而特區政府應該制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措施，改善民生，紓解民困。91
傳統左派陣營中的忠堅分子嚴厲批評董建華和其他高級官
員推行立法失敗，其中最嚴厲的譴責來自民建聯的馬力。他說，為《基本法》23條立法是回歸6年後中央交給香港特區政府的唯一責任。他批評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和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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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立法的責任，留下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孤軍作戰。92
七一大遊行意味中聯辦在香港的工作嚴重受挫。中聯辦顯然嚴重低估了香港社會的情緒以及參加遊行的人數。在遊行前，北京必定收到不同的示威人數預測報告，從數萬至多於20萬人都有。溫家寶於6月29日至7月1日在香港參加回歸慶祝活動，究竟中聯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當時如何就即將舉行的遊行向溫總理匯報，相當耐人尋味。7月1日早上溫家寶還在香港慶祝回歸，下午回到深圳後，旋即看到邊界的另一邊出現大遊行。顯然，中聯辦的失誤惹怒了溫家寶。93 連老左派徐四民都批評中聯辦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做得不足，他還說中聯辦在2003年7月1日後「出問題便不見了人」。94
遊行過後
遊行過後，中共已準備更積極著手幾個方面的香港事務。首先當務之急是找出問題癥結所在。中共從各黨政機關派出許多人到香港，感受社會的民情並匯報中央。北京的領導人要求如實匯報，他們非常擔心港人的普遍不滿不僅是針對地方政府，而且也針對北京。95 第二，北京要顯示對董建華的堅決支持，儘管當時中央高層領導明了董建華已失去公信力，但他們別無選擇，並需要時間來考慮如何處理這爛攤子。董建華在7月中旬被召到北京跟多名最高領導人會面，這樣他們可以重申對董建華的支持。96 第三，北京向香港提供經濟利益，以安撫民情，例如加快香港的人民幣業務，以及讓更多的內地人士來香港旅遊。97
大約在7月中旬，為了穩定香港局勢，中共成立了一個中央領導小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副主席曾慶紅領導，成員包括中共各職能部門的領導人、相關部委、司法和軍隊的代表，以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中聯辦。98 到了9月16日，曾慶紅到中國南方巡視，探討如何深化香港和廣東省在經濟上的連繫。之後，在杭州召見了董建華，討論如何保持香港的穩定。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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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所料，被視為左派的民建聯，在2003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受挫，最大的贏家是泛民，這是因為選民對民建聯在討論
《基本法》第23條立法時的表現記憶猶新。100 中共當時意識到，以支持董建華和提供經濟利益的策略作為權宜之計並不足夠。香港社會希望看到的是，以普選作為保證良好管治的主要方式。此外，七一大遊行後香港仍然處於要求民主的亢奮狀態，中共對此必須採取行動。
2003年12月3日，董建華再次赴京述職，胡錦濤主席利用這個機會向香港傳遞了一個特別的訊息，就是北京已經準備好接管香港事務。這訊息是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出現，胡錦濤對董建華說：
中央對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高度關注，原則立場也是明確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發展⋯⋯ 香港社會對此是能夠形成廣泛共識的。101
當中共提到「原則」時，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接著便有四位大陸法律學者通過報章的評論來闡述胡錦濤所要傳達的意思。關鍵的訊息是要提醒港人，香港本來就沒有權力決定其政制改革的事宜，這權力是在北京的手中。102 中共認為，香港人沒有完全明白「一國」之下香港的地位，因此必須要持續不斷強調正確的觀點。
董建華回港後，便著手推動政制改革諮詢。2004年1月7日，他在施政報告中，以「高度關注和原則立場」作為胡錦濤主席的聲明撮要。董建華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包括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內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曾蔭權表示，專責小組的責任，也是他的責任，就是提高對北京意見的理解；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應該先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充分商討，然後再確定工作安排，這突顯了北京在香港選舉制度改革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103 董建華在2月20日進一步闡述了北京為香港政制發展設立的一整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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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一國」前提下實行的「兩制」。
「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對於愛國者，也有很具體的標準，這就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不做損害國家和香港的事情。
「高度自治」：在中央授權之下的高度自治。
「行政主導」：《基本法》設計的重要原則，香港政制的任何演變，都不能背離這項原則。
「均衡參與」：我們的政制一定要照顧到香港社會的各個階層和界別，還有，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和充分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2009年2月下旬，澳門立法會通過第23條國家安全法案。在
2008年，許多泛民主派政界人物和活躍分子未獲批准進入澳門，但令人意外的是，在2009年2月18日，一名《南華早報》攝影師也被澳門拒絕入境。105到了國家安全法通過後不久，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陳文敏原打算到澳門大學出席每年一度的講學，都被拒入境。106 究竟為何這麼多港人被拒絕進入澳門？真正原因未明，但可能是由於澳門政府不想讓香港政治活躍分子跟當地人聯繫。107雖然香港政府官員表示，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特區政府並沒有時間表，但只要將來重提這一問題，在澳門發生的事情將令香港特區政府更難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愛國主義和管治香港
北京利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把另一特別信息傳達到香港。 2004年2月中旬，北京藉著專責小組訪京，透過新華社報道在北京官員和專責小組舉行會議期間，中方官員強調港人治港必須是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體。108 此言論隨即在香港引起討論。2月25日，中共的宣傳機器把討論升級，香港《文匯報》為港人提供了愛國的「進修班」。這顯示出中共是如何評估愛國者治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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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文匯報》指，香港政界有四類人不符合愛國者的標準：進行顛覆中央政府活動的人；與台獨勢力狼狽為奸的人；乞求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的人；極力阻撓23條立法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在2004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賈慶林表示，「香港社會圍繞政制發展展開熱烈的討論。我認為總體上大家已形成共識，就是正確對待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問題、必須明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以及『高度自治』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依照《基本法》來實行的」。109
愛國主義這課題與中共如何處理香港民主發展息息相關，一旦中共認為香港越界時，這課題必然又會再次出現。中共一直擔心英國在香港留下一些人，而這些人會透過控制立法會和公務員，操縱香港的政壇，並為九七後的特區政府製造麻煩。因此，中共需要密切注視他們，並加以控制。此外，香港選民也必須接受教育，不要投票給他們。110毫不意外的是，有了愛國主義這標準，香港左派陣營便藉機把一些泛民的政界人物扣上不愛國的帽子。111
就在愛國主義的辯論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北京已準備採取另一重要的行動，殺香港一個措手不及。3月26日，新華社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運用其釋法權，對《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兩個規定進行釋法。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沒有香港特區政府或香港法院提出請求的情況下首次主動釋法。112 此舉是中共先發制人，使香港無法實現2007年、2008年分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新華社的新聞報導輕描淡寫地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在北京開會，討論了下次4月2至6日的會議日程，包括審議並解釋《基本法》的兩項草案。報道還稱，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將首先徵詢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對該解釋草案的意見。113 也就是說，北京其實已經制定了草案，並在數天內將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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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共會走出這具爭議性的一步？在新華社發布消息的同時，還刊登了清華大學法律教授王振民的評論文章《依法治港的必要之舉》，代表了官方對此舉的解釋：
2003年7月以來，香港社會圍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對香港基本法附件的有關規定出現了不同的理解，其中不少意見是正面的、積極的，但是也有一些看法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為了澄清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更好地貫徹實施《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進行解釋十分必要，也完全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解釋權是全面准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需要。《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不僅在香港特區具有凌駕於特區法律之上的地位，在全國都要貫徹執行。
對《基本法》的規定出現不同理解是正常的現象，必要時，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解釋權，統一各方面對《基本法》的理解。
國家正在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依法治港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據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的有關條款，釋疑止爭，是依法治港的必要之舉。114
換言之，北京認為，對《基本法》內某些條款有統一的理解至關重要，所以北京會將有關條款的解釋告訴港人。
有跡象顯示，董建華和有關香港官員事先並不清楚北京的計劃。這計劃肯定是一項高度機密，只有那些參與策劃的大陸官員才會得悉。董建華3月26日晚上倉卒安排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他說：「特區政府在今天已收到中央就這方面的通知。」他還表示，「人大常委會在4月2日召開下一次會議前，會在3月30日按我的建議會見由曾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因此，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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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個正式場合，向人大常委會代表完整交代在過去兩個多月就法律程序問題收集到的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以及特區政府對這些問題的立場。」115
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由北京決定是否需要對
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方法作出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啟動修改程序。全國人大常務委會根據《基本法》的相關條文作出決定。116人大釋法後，北京便在香港發動攻勢。有關官員於4月7日來港，向港人解釋全國人大的決定。117
中共處理釋法的方式是了解中共如何運作的好例子。中共處於一個可以採取主動的位置，以控制大局。中共為了消除潛在的危機，願意採取具爭議性的措施去確保不會出亂子。中共要制止香港繼續討論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普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徹底排除普選的可能性，而透過人大釋法便可達到這目的。儘管北京很清楚這將被港人視為破壞香港的法治，但為了確保達到目的，中共認為這樣做也是值得的。
在大陸看來，政治和法律是密切交織在一起的，而政治起著帶頭的作用。由獨立的司法機構去解釋憲法這一概念，並不屬於大陸體制的一部分。此外，協商諮詢往往是敷衍了事或被視為是次要的。在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審議過程受到操控和閉門進行。人大釋法公布後，所有討論自然要在限定的範圍內進行。事實上，往後的諮詢便可以不必考慮那些超越人大釋法的公眾意見。這次釋法，中共贏了，接下來的策略是要安撫受傷的香港。勝利者要表現出其量度。
新任行政長官
從2004年3月起，董建華漸漸「退居幕後」，並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辭去行政長官一職。他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晉身備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階層。曾蔭權出任署理行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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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北京那時已經決定，讓曾蔭權完成董建華剩下的兩年行政長官任期。118選擇曾蔭權在傳統左派陣營引起了爭議，因為左派人士視曾蔭權為殖民地公務員的一分子。但是，富豪和商界人士卻很滿意這一選擇，因為曾蔭權已為人所熟悉，並被視為更有能力管治好官僚機構。119
2005年，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提出政改方案給立法會審議，120但由於這方案在2005年12月未能得到立法會內三分二的議員支持，未獲通過。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認為方案不夠完善，並要求政府提供普選時間表。121 政制改革問題成為2007年曾蔭權競選中最關鍵的課題。這一次角逐連任，他遇到了對手。公民黨的梁家傑獲得了超過100名選委會委員提名，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在此之前，泛民的宣傳活動很成功，他們呼籲要有一個具競爭性的選舉，而不要重演2002年無人挑戰董建華的一幕。由於在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組選舉中，有足夠個人循以個人為單位的界
別進入選舉委員會，如律師、醫生、教師和資訊科技專業人士，梁家傑也就能成功取得超過100個提名（而非靠團體票）。雖然，他也很清楚這次選舉的最終結果將會如何，但這次具競爭性的行政長官選舉為香港的選舉政治加添了色彩。雖然中共很可能不喜歡一個泛民代表能夠在一個非常公開的場合挑戰行政權威，但它還是接受了這一現實。
2005年政改方案
行政長官的產生（ 2007 ）
擴大選舉委員會規模，由800人擴大至1,600人。行政長官候選人需要2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立法會選舉（ 2008年）
增加議席數目，從60增至70。
半數議席由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由功能界別選出。在10個新席位中，5個席位以地方選區直選為基礎，另5個新的功能組別議席將分配給區議會功能組別（區議會已於立法會中有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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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曾蔭權於2007年競逐連任時，在多個方面都讓人聯想到董建華在2001年的連任選舉。北京的官員宣布他們支持曾蔭權。同時，新上任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專員呂新華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也表示支持。122 香港的名流大多都支持曾蔭權。商界富豪李國寶是曾蔭權2005年和2007年的競選經理，作為回報，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123正如董建華競選時的情況，籌集競選經費對曾蔭權來說並不是問題—— 捐款源源不絕。124 鑑於梁家傑的挑戰，中共的策略是確保曾蔭權以高票當選。由於曾蔭權與左派陣營和商界的部分人士曾鬧分歧，有人擔心，一些委員將投白票，令選票無效，屆時情況會十分尷尬。2007年3月北京召開人大、政協年度會議，不少選舉委員也會出席會議，這是一個為曾蔭權拉票的好機會。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主持會議，替曾蔭權拉票。125此外，民建聯也幫了一把。事實上，民建聯是曾蔭權第一個會面尋求支持的政黨，因為在選舉委員會中，民建聯控制著111票，是最大的單一票源。會議結束後，民建聯時任主席馬力表示，他肯定曾蔭權會得到民建聯所有的111票。126 3月23日，曾蔭權在香港最後的競選集會聲勢浩大，這同時讓人清晰看到建制派的表現。民建聯、工聯會、鄉議局和自由黨都全力出動，另又帶來很多支持者。著名藝人出席表演，提高支持民眾的士氣。最後，曾蔭權獲得641票，梁家傑取得132票。127
在競選期間，曾蔭權承諾，如果當選，他將「徹底」解決民
主問題。他還認為自己是唯一能與北京商討處理這問題的人。他承諾在2007年中，會就未來政制發展方向提出諮詢文件。128 諮詢文件在7月11日發表。曾蔭權在總結諮詢結果時承認：
香港社會普遍期望特區的選舉制度進一步民主化，並 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盡快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同時 市民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為政制發展定出方向。在民意調查中反映過半數市民期望在2012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這意願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與此同時，在不遲於2017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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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有不同方案，但對於循「特首先行， 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方向推動普選已開始形成社會共識。社會上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然意見紛紜，未獲共識。但是，確立普選時間表將有助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129
曾蔭權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反映香港市民意見的報告。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由普選產生；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能夠以普選方式選出全體立法會議員。130 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亦不能獨善其身，曾蔭權於是宣布，之前承諾於2009年初就政改進行的進一步諮詢，將推遲至年底。131
2008年立法會選舉
在2008年9月7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競爭激烈，共有201名候選人參選，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選的一次。其中，142個候選人以合共53張名單出戰，在5個地方選區中角逐30個席位。至於功能組別選舉，共有59名候選人參選，其中14名候選人自動當選，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多。民建聯和民主黨各派出32名候選人，公民黨則派出 15名候選人，自由黨派18名候選人，其中3人在功能組別中自動當選。這次地方選區登記選民人數超過337萬，比2004年的320萬名登記選民多。30個功能組別的選民總數則少於23萬人，較地方選舉中每個議席的平均選民數目還要少（平均232,503人選出一名地方選區的立法會議員）。
大多數功能組別的選民（約15萬）都集中在3個組別：教育界 (90,693)、衞生服務界(36,968)和會計界(22,276)，這表明功能組別選舉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香港選民的權力。以鄉議局為例，只有157個選民有權投票，他們在立法會中卻佔有一個席位。功能組別的利益狹隘，例如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組別有751個公司/團體選民，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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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界功能組別有178個公司/團體選民，保險界功能組別有144個公司/團體選民。
觀察2008年立法會選舉，可以看到中共的機制如何影響選舉結
果：
首先，中聯辦發揮了積極作用，因為自由黨的田北俊和周梁淑
怡在選舉最後一天意識到可能不會勝出，便向中聯辦尋求幫助。132田北俊和周梁淑怡顯然認為中聯辦是他們最後一刻的救生圈。周梁淑怡的情況很複雜，因為對中聯辦來說，主次排序很重要：自由黨不及鄉議局那麼重要，而民建聯比鄉議局更重要。在這情況下，最關鍵的是，民建聯的葉國謙在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中落馬，使他無法保留2004年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可以安全替代葉國謙的是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劉皇發從一開始就坐穩了鄉議局功能組別的議席，現在他要在區議會功能組別中出選，在民建聯和其他愛國陣營的大力支持下，在區議會功能議席選舉中贏得了267票（共336人投票）。鄉議局的立法會議席由副主席林偉強自動接替，沒有競爭對手。不過，由於葉國謙在2007年贏回他的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那麼劉皇發就得返回鄉議局的席位。這就意味著在2004年鄉議局林偉強的席位就不得不騰出來給劉皇發，而林偉強根本沒有機會重新返回立法會。要鄉村領袖在壓力下讓路予民建聯，他們對此感到不滿，並公開抱怨。133 最後，林偉強在區議會功能議席選舉中敗給葉國謙（ 137票對259票）。其實，這是林偉強預料得到的結果，參選是為了表達不滿。很明顯，民建聯和中聯辦可以控制大量區議員的投票意向。此外，劉皇發也協助鄉議局成員張學明競選，張學明以民建聯身分在新界西參選，這表明兩者之間的重疊關係。民建聯的候選名單以譚耀宗為首，排第二位的是張學明，意味譚耀宗當選十拿九穩。自由黨、鄉議局和民建聯之間互不競爭的談判未達致結果，關係因而開始惡化。周梁淑怡認為，在同一選區的張學明是她的主要競爭對手。結果是，自由黨先前並未打算在港島參選，而在最後一分鐘派出一些不出名的候選人參選。儘管此舉沒有機會爭取到席位，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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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整體上破壞建制派勝出的可能，因為自由黨可以分薄愛國陣營的票源。134 民建聯的譚耀宗和張學明在新界西雙雙當選。周梁淑怡落選後抱怨說，劉皇發作為自由黨成員卻協助民建聯，而不是為她助選。他們的關係因此進一步惡化，劉皇發後來完全退出自由黨。
這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早在2008年7月就有傳聞，如果劉皇發同意將其區議會席位讓給葉國謙，那麼劉將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2009年1月20日，曾蔭權宣布行政會議新陣容，其中果然包括劉皇發。曾蔭權和劉皇發否認以立會議席交換行會議席，但公眾已經將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135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劉皇發的成功。鄉村利益主要是與新界土地有關。代表鄉村利益的鄉議局成員加入民建聯，那麼在黨內就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鄉村利益聲音。這將使民建聯難以採取影響鄉村利益的政策，如取代過時的丁屋政策、136清理黑點—— 鄉村土地被濫用堆放廢舊汽車或貨櫃，為保護環境而急需清理。
第二，正如上文所述，在建制派中，中共有自己的優先排序，並像家長一樣，投入時間和精力，培養及提醒他們，以及在發生衝突時做出仲裁。民建聯及工聯會是「一家人」，明顯地排在其他建制派團體上。在統一戰線的排序中，代表鄉村的鄉議局，似乎比自由黨更重要。由於民建聯有能力在地方選區中勝出，培養新人以「獨立」候選人參選，相比之下，除了在功能組別選舉，自由黨不是那麼重要。這很可能是中聯辦的影響，並最終導致自由黨內部分裂。鑑於田北俊和周梁淑怡失去立法會議席，他們也辭去了自由黨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另外，關於主席職位的爭論以及自由黨是否應該繼續參加直選等問題，在黨內產生了分歧。一部分自由黨員認為必
須繼續參加地方選區選舉，而另一些則認為，應該集中競選功能組別議席。全國政協委員、商人李大壯反對尋求直選議席最強烈，他被視為代表中聯辦的意見。自由黨的內部分歧，導致3名自由黨員退黨。137也有報告披露，香港的富豪在未來可能不太願意支持自由黨，138 這使自由黨反省其未來的發展方向。自由黨其後訂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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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策略，以便在未來的選舉中有新的突破：不必一定支持政府；不傾向大企業利益；不接受有條件的政治捐款。139自由黨也試圖修補與中聯辦的關係。例如，農曆新年期間高祀仁接待了前來拜年的自由黨成員，據說他藉此機會向他們提出一些希望，希望自由黨不斷發展壯大，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為協助特區政府克服金融危機的衝擊做出自己的貢獻。140
第三，中聯辦栽培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候選人，讓他們與民主派競爭。這就需要擴大並加強民建聯，以便吸引中產階級，其中一個策略是推出新面孔。因此，早在2004年，民建聯提拔了一大批年輕成員，以填滿其地方選區名單。選舉結束後，讓他們為議員工作，擔任副發言人，使他們在實踐中取得進步。民建聯可以為年輕成員提供這樣的機會，是因為民建聯資源豐厚。2004年出爐的兩名年輕面孔，在4年後大放光彩。2004年，民建聯的李慧琼在九龍西參選立法會，跟隨穩操勝券的曾鈺成排在名單的第三位（也是名單最後的一名）。2008年，她再次參選立法會。由於曾鈺成轉戰港島區，李慧琼便接替曾鈺成排在民建聯九龍西選區名單首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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