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部
婦女部
圖7 中共港澳工委領導班子 27
鄧小平曾經說過，香港統一戰線工作的目標是讓人們「愛國愛港」，但不跟國內實行的一套，不以「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為先決條件。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在香港進行統戰工作的幹部，必須大膽地交朋友，甚至敢於與「大右派和大特務」打交道。中共所謂的「大右派」是指社會上層的親英派、親美派和親台派。28換句話說，香港的統戰工作必須包括上層社會，不僅是那些工人、知識分子、教師和學生等傳統統戰對象。但是，這就需要脫離共產黨的思想原則，奇怪的是，中共從來沒有鄙視過這些精英。事實上，中共認為傳統的統戰對象會自然歸順，對於那些精英卻需要特別關照和重點培養。很多商人因為有了大陸的關係，生意都做得很好。
許家屯的主要統戰對象是領導香港政界的精英人物。在整
個中英談判期間，許家屯和他的副手與幾個行政局議員定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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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交換意見，包括鍾士元、鄧蓮如（ 1988年接替鍾士元任首席議員職位）和利國偉（恆生銀行董事長）。第一次接觸是在1983年 8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舉行的晚宴上，及後他們繼續定期秘密接觸，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這種聯繫才沒有那麼頻繁。每次接觸後，鍾士元會向港督匯報討論內容，許家屯則向北京匯報。29初期，行政局議員建議用「公司」模式來解決香港問題，即中國恢復主權後，其地位就像公司董事局主席，而留下來的英國，就像公司的總經理，繼續管理香港的日常事務。30除了使北京和香港之間保持順暢溝通，這些接觸的另一個功能是在北京公開其想法前，探取反應和予以評估。正如鍾士元所言，許家屯「想通過我們測試他對媒體公開的言論」。31另一位行政局議員譚惠珠也成了許家屯的統戰對象，譚惠珠也曾提出過「公司」解決方案。32香港回歸時，譚惠珠還比較年輕，她將成為香港特區有所作為的精英之一（見第十章）。
中共與港英政府高級官員的交往也愈趨頻繁，統戰部專攻
那些快退休和剛退休的公務員，積極培養關係，因為將來的政府可能會用到他們。此外，有這些公務員站在中共那邊，北京可以給人造成一種感覺，如果有必要，中共可隨時召集到勝任管理香港的人才。受到中共積極栽培的前公務員有警務處前處長李君夏和前地政工務司陳乃強。被成功統戰的前公務員有前房屋署署長廖本懷和前副公務員事務司王英偉；王英偉跟譚惠珠一樣，當時相對年輕，在1997年後很可能會大有作為。還有兩名高等法院法官賈施雅和廖子明、上訴法院法官李福善和首席大法官楊鐵樑，都受到中共的栽培。值得一提的是，賈施雅和楊鐵樑都認為他們有機會成為首任行政長官。1996年賈施雅曾表示有意參選香港首屆行政長官，但是，他實際上沒有獲得所需的提名票數（最少50名推選委員會成員提名）；楊鐵樑雖然獲得提名，但以大比數輸給董建華。後來，他接受董建華邀請出任行政會議成員。
中共將香港社會主要分成三個階層：大資本家、中產階層
和工人。每個階層都希望他們的利益在1997年後受到保護並有所發展。中共的結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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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界的高層必須適應其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使香港的未來政治制度以本地愛國資本家為主體，並與其他階級結盟，形成一個非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目前，香港的許多著名工業家、商人、專業人士和他們的組織積極參與本地的政治活動，反映了這一趨勢。33
因此，培養大資本家成為中共統戰工作的關鍵。北京關心的是這些富有的企業家可能會移民，並將資金大規模撤出香港。當然，他們的憂慮情有可原。儘管如此，1979年至1995年間，香港在大陸的投資佔外資直接投資總數的三分之二。除此之外，中國官方的分析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架構，也是一個以受惠於政府維護商界利益政策的一小撮商界人士為主導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中共的分析結果，源於很多學術著作都闡釋了殖民政府如何成功地運用「行政吸納政治手段，吸納以精英群體為代表的政治力量，使之加入政府的決策機構」。34 也可能是他們回顧了1920年代、1950和60年代（見第三、五、六章）大規模的極左運動，認為這些運動的成因是過激的愛國反帝情緒，而非對社會的不滿。他們得出的結論可能是，香港的工人運動相對薄弱，但不管怎樣，中共已經控制了工聯會，因此，在必要時一定可以得到工聯會的支持。35
中共認為，如果說服大資本家站到中共的這一邊，跟著說
服中產階級便不那麼難了。許家屯說，香港的資本家分幫結派，如廣東幫、上海幫、福建幫和那些有東南亞背景的派別。統戰工作的重點對象大約有十二位大富豪，包括包玉剛、李嘉誠、郭德成、邵逸夫和查濟民。霍英東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與大陸關係悠久，是早已經爭取到手的一位。
許家屯認為，一個「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掛鉤。得到誰的支持，往往就傾向誰」。36 因此，培養一批愛國商人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可以一舉兩得。有了這些親中資本家的支持，不但可以幫助中國對付英國打出的「經濟牌」，繼續推動經濟車輪滾滾向前；同時也可對付英國的「民意牌」，表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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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傾向於維持現狀。幾位香港著名商人遇到了財政困難向許家屯求助，他盡力設法支持他們。毫無疑問，這些商人很清楚，將來中國需要支持的時候，就是他們「還債」的時候。不過，許家屯並非第一個為此勞神的人。北京在1980年代中期曾經通過霍英東注資，以及中國銀行提供了信用擔保，才將董建華的船運公司從破產的邊緣拯救回來，成了香港的政治傳奇。37 許家屯在回憶錄中透露，他還幫助過遇到財政困難的企業家馮景禧。38
至於中產階層，中共的分析是，這個階層的人有著強烈向上爬的慾望，傾向滿足於沿現行社會階梯向上爬，也有一部分人要求有一個平等發展的民主環境。為使中產階層擁護中共，許家屯採取兩種手段：一方面是改進香港中共的左傾政策，另一方面是加強與民間社團的交往。為此，香港新華社專門成立了新的部門，統戰工作特別注重科學、技術、體育、文化等領域的中產階級。此外，中小學的教師也不例外，成為統戰對象。
在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許家屯無處不在，無論是巨富、名流、影視明星，還是臭名昭著的人，都是他交往的對象。公共和私人的場合他都出席，包括宴會、婚禮、葬禮、體育賽事和戲劇表演；在商會和大學發表演講；邀請客人到香港新華社用餐，並進行友好交談；甚至還參加了一個新的民主派壓力團體「匯點」的一周年慶祝活動。這表明時許家屯甚至準備好培養這些民主派活躍分子，支持香港的回歸。回顧中共統戰工作的歷史，如第四章所述，統戰工作要盡可能深入到社會各界，許家屯繼承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到了1985年，由於中共開始憂慮民主改革的範圍和時間，對民主派活躍分子的統戰工作開始有所收緊。
因為許家屯願意公開他的觀點，深受香港記者歡迎。統戰工作贏得文藝界的支持，典型的做法就是團結那些有代表性的明星。為此，許家屯還專門安排了當時最受歡迎的電視明星汪明荃成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39目前，汪是全國政協委員。許家屯的一樣法寶，是安排那些他想培養的港人前往北京，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會面。事實證明，進京面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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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有效的手段。對於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來說，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接近權力核心，而且認為他們可藉此影響領導人的思想和行動更重要。
不過，拉攏資本家和中上層人士的統戰策略卻遭到傳統左派陣營的批評，老左派和下層人士感到自己被中共忽視。許家屯太重視上層和中層的統戰工作，忽視了底層。許家屯有一種錯覺，以為底層人民理所當然會支持他，事實並非如此。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第一，精英與大眾的差距將擴大；第二，信心危機的問題不能直接解決。40 更有左派人士指出，許家屯「看不起」那些底層的人，在他領導下，「整個新華社的眼睛不是向下望而是看著上層和工商界」。41
許家屯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他認為中共需要發展在香港沒有的社會關係，這就需要他接觸那些資本家、企業家、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社會名流。對於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將管治香港，老左派表示不滿。因此，許家屯認為，現有的幹部和支持者並不可能實現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這一目標。事實上，香港左派工會特別需要重新整頓，因為六七暴動後它們已經處於停頓狀態。因此，工會應為香港的工人謀取福利，而不是繼續提倡實現社會主義，否則將違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則。如果發生勞資糾紛，左派工會應採取有益於勞資雙方的政策，並通過協商尋求解決，而不是訴諸罷工。有這樣的束縛，左派工會當然不會太高興，但他們也別無選擇。
中共培養了新一代年輕的工會領袖，如譚耀宗、陳婉嫻替
換了老一代。譚耀宗後來成為行政會議成員(1997–2002)，陳婉嫻後來成為立法局/會議員(1995–2008)。1985年的士司機大罷工，罷工代表向香港新華社請願，但他們被告知應該去找香港政府解決問題。中共不再希望被人看成是一個煽動罷工、抵制運動和發動暴亂的組織，因為共產黨人組織了1922年的海員罷工、 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特別是在1956年和1967年的暴動
（見第三、五、六章）。許家屯甚至想把香港的左、右（親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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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既不左也不右（以下簡稱「中間派」）三派工會統一起來，但未成功。42
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香港還有一些其他聲音，但都被香港新華社視為少數。這些聲音並非來自商界代表或殖民地當局，他們大多是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並強烈認同香港是他們的家。他們總體上受到更好的教育，有些人在海外生活過。他們呼籲切實保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就意味著九七後的政治制度將是一個建立在自由、公正選舉基礎之上的民主制度。上文提及的「匯點」就是這樣一個組職，許多前匯點成員後來都成為從政者。43 另一組職是一個由年輕專業人士組成的壓力團體「香
港觀察社」，其部分成員後來也成為卓越的從政者和政論家。44在1982年，香港觀察社首次在香港進行詳細的民意調查，以確定民眾對香港前途的關注程度。結果發現，無論是英國還是中國都不受歡迎。中方並不希望聽到港人切實憂慮中國管治的問題，並認為擁護維持現狀的佔大多數。英國也不想知道中國主權下的真正自治是否真的可以接受。45 無論是英國還是中國，在1984年9月達成協議後，就無須面對這些聲音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正式簽署，北京邀請了101位香港嘉賓親歷簽字儀式。邀請這些嘉賓的名單是經過中國和英國「友好協商」後決定的 。46 這一歷史性的大典是進行統戰的難得好機會，是培植那些「大右派」和香港政府官員的黃金時刻。在嘉賓名單上有香港高級公務員陳乃強和陳方安生；英資企業領導人，太古集團的麥理士以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沈弼；華商富豪包玉剛、李嘉誠、利國偉、田元灝、李兆基、胡應湘、何鴻燊、查濟民和霍英東；香港政界人物鍾士元、周梁淑
怡、譚惠珠、羅保和張鑑泉；法官李福善；女演員汪明荃；香港專業人士和社會賢達，李柱銘、司徒華 (1931–2011)、杜葉錫恩、麥海華和劉皇發；以及左派人士，包括陳珀西、楊光、費伊明和譚耀宗。
香港貴賓名單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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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恢復主權作準備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進入了回歸過渡期。中共的最重要任務是：一、杜絕任何反對恢復主權的意見；二、確保香港在經濟上和財政上繼續支持內地；三、培養一批能夠促銷九七後中國統治下香港政治架構的「樣板標誌」。47 這批人也將恊助起草《基本法》，並提出有關意見。為了完成這些任務，中共就要繼續進行統戰宣傳工作，鞏固信心，灌輸一種香港在中國統治下會比在英國統治下更好的信念。
其實，這些樣板標誌都是港人熟悉的面孔，因為其中不少在英國統治下就已經發揮了類似作用。要實現資本主義制度在 1997年以後五十年不變，就意味著一些商界精英（那些擁有銀行、工業、貿易、房地產公司的大家族，連同主要上市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以及專業知名人士）會被選定協助管理香港。參與基本法起草和諮詢的大部分人，都是顯赫的商界和專業界精英，推動整個進程是統戰工作的巨大工程，其目的是保證九七後憲法在表面上合乎法理。
《中英聯合聲明》已經達到在政治上解決香港問題的目的，越來越少聞問，《基本法》將試圖解決香港與大陸之間的內在矛盾，中共在大陸實行的是不容挑戰的列寧主義政治體制，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則是建立在自由主義、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基礎之上。
姬鵬飛作出承諾說，在起草過程中會「徵求和收集香港人
的意見並反映大多數民意」。48 香港社會各階層有影響的人士都被正式選入《基本法》起草過程，而且由於有了他們對《基本法》起草過程和結果的支持，北京可稱《基本法》是受香港人民歡迎的。此外，強調《基本法》是通過協商精心起草的過程，其關鍵在於向香港、澳門和台灣顯示，北京信守諾言，將嚴格執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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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形成有三個方面：首先，起草1997年以後的憲法；其次，組成和管理起草委員會；第三，委任具更廣泛代表性的諮詢委員會成員，以顯示憲法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整個過程從 1985年至1989年歷時四年，是對統戰宣傳工作的一個巨大挑戰，香港新華社及港澳事務辦公室發揮了最重要作用。這是一個經嚴格操控的過程，但當中也發生了許多戲劇性的場面。其實很明顯，最後真正的決策權掌握在中共手中。
起草《基本法》的指示和策略
《基本法》的功能從未以配合《中英聯合聲明》為初衷，而是北京行使其九七後主權的工具。中共的政策是，香港不應有任何實質的民主進程。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列出的幾個要點成為起草九七後憲法的首要原則：
基本法不宜太細。關鍵是注重原則。這和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態度相同（見第七章）。
九七後香港的制度不宜全盤西化。不贊成搞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未來香港行政特區的體制應該以行政主導。
不贊成立即實行普選。即使普選，也主張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對特別行政區，中央要管一點，但不需干預香港的具體事務，自有香港行政機關出手。只有出現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49
鄧小平闡述說，政治上成功的關鍵是政策正確，方向正確，只要立法機制正常運行，就會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50
雖然被選定的香港人在《基本法》起草機構中都有各自的角色，並且在人數眾多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中可以提出意見，但中共總是有一隻無形或有形的手在操控著整個過程。中共組織起草
《基本法》的過程遵循中共一貫的操作模式，即在表面上給人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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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廣泛支持的印象。這個過程被稱為「兩起兩落」，被選定的港人參與《基本法》草案初步編寫工作，然後將草案提交給北京，北京批示後再發回香港作進一步協商，提出修改方案，並重新提交給北京頒布。其實，這方法是根據毛澤東思想中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發展而來的，要求黨員：
⋯⋯ 到群眾中聽取意見（分散且無系統的意見）並集中起來
（ ⋯⋯ 將其化為集中而有系統的意見），然後讓集中的意見回到群眾中去，向群眾進行宣傳和解釋，使群眾意識到這些意見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號召他們實行、化作他們自覺的行動。51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1985年6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在北京宣布成立。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工作組，草委會由全國人大任命，並向全國人大匯報工作情況。草委會有36名大陸委員和23名香港委員，共59人。委員任命原則要求大陸委員應熟悉香港的情況，包括一些法律和憲法專家，而香港委員應當愛國，熟悉香港的情況，身為行業專家。許家屯在選擇起草委員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選擇香港委員時態度要持平，52 要「吸收香港的代表多參加，讓不同傾向的人能夠充分反映香港同胞的願望」。53 宗旨「就是能平衡各方意見和利益的人」，特別是「能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將來《基本法》的精神，符合大多數人參與的原則」的人，這樣「才能有穩定，有穩定才能有繁榮」。 54
當然，草委會的關鍵職位不是由中方官員擔任就是由北京
信任的港人擔任。草委會主任委員是姬鵬飛，共有八位副主任委員：許家屯、王漢斌（全國人大秘書長）、胡繩（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費孝通（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泰斗）、安子介（實業家、全國政協常委）、55包玉剛（船王）、費彝民（大公報社長、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委員），以及李國寶（東亞銀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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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包玉剛、李國寶和安子介為副主席，顯示出北京與資本家形成政治聯盟的願望。這種戰略規劃被稱為「政治吸納經濟」。56此外，香港商界的兩個重要派別也都包括在內，安子介和包玉剛代表上海幫，而李國寶則代表廣東幫。這幾位香港副主席在政治上都很保守，因此不大可能反對北京關於未來香港的政治主張。
香港委員中總共有十二名富豪。在其他選定的香港委員中，除了親中派，可以看出統一戰線的經典模式，委員來自各行各業，以顯示基本法起草委代表了各方面的利益。當時香港權力
集團的代表包括兩個兩局非官守議員5（7
譚惠珠和著名商人黃保
欣）和上訴法院法官（李福善）。中方也徵求了港英政府對他們選定港人名單的意見。58還有中共的老朋友也被選入，包括莫應溎
（見第五章）、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兩所大學的校長；代表宗教界的大主教；高級專業人士；一個左派工會成員（譚耀宗）；甚至還有兩位一直要求更多民主的民主黨人士（大律師李柱銘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將李柱銘和司徒華選入草委會符合吸收少數反對派的統戰要求，只要藉著程序規則便可控制形勢。59李柱銘和司徒華1989年後將成為香港兩名最著名的政治人物。譚耀宗和劉皇發也是香港政界的長青樹，今天仍活躍於政壇。草委會的36名大陸委員中，有15名是官方認為在各方面與香港有關的代表，11名是法律專家。中共精心安排大陸委員人數超出香港委員以保安全，北京由此在人數上就佔了壓倒性的優勢。草委會分為五個專題小組。
草委會秘書處設在北京，由直接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組
成，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李後擔任秘書長，副秘書長是魯平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應港澳事務辦公室的要求，香港新華社專門設置政制研究小組，收集社會各界人士就政制和政治發展提出的意見、模式和建議。這些材料由中共港澳工委議定，再由政制研究小組編寫報告，以供港澳事務辦公室和草委會參考。研究部的負責人是毛鈞年和喬宗淮，他們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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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1日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姬鵬飛提出成立讓更多港人參與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更重要的是，草委會的規模太小，容不下所有統戰部要培養的香港要人。 25名香港草委會委員開會討論諮委會籌建工作，並決定由包括許家屯在內的五位草委會委員副主任負責諮委會的各項籌備工作，香港新華社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援助。草委會的委員起草了諮委會章程，由180名諮委會委員組成。三名富豪委員提供了必要的活動經費。諮委會秘書長是毛鈞年，主任是安子介。毛鈞年後來由年輕測量師梁振英取代，很明顯，這年輕人將來有機會更上一層樓。當時的香港顯赫人物幾乎都在諮委會成員名單上，而只有區區幾位社會運動活躍分子被包括在內。
許家屯曾有意把港英政府中資深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也
吸收進諮委會。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以及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都與許家屯接觸了一段時間，但他們都拒絕加入。鍾士元表示：「鄧蓮如和我一致認為，因為我們都是港督的高級顧問，接觸很多有關中英關係的敏感文件，若我們加入諮委會，可能會不利於我們的工作⋯⋯ 如果一天有機密被洩露
⋯⋯ 那麼我們將成為罪人，並且會影響我們的公眾形象」。61
實際上，許家屯和中共機構主宰著諮委會成員的選擇權，但表面上有三種方式選擇成員：一些機構和團體可以推薦其成員；草委會委員可以委任；個人和團體可以申請。最終形成的諮委會包括九個主要利益範疇，其中大部分被草委會確定為「代表性組織」，與為1985年立法局選舉設立的功能組別範疇相若。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機構，有必要將一些呼籲加快民主步伐的社會活躍人士包括進來，例如李永達和馮檢基兩位立法局議員都從事了多年立法工作，但他們的聲音可以輕易地被佔多數的保守派壓倒。
180 地下陣線
行業
附屬行業
諮委人數
工商業
商業、工業、旅遊、運輸
38
金融和地產
銀行、保險、證券；建築、房地產開發
18
專業
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律師、法官、規劃師
19
媒體
測量師
12
草根
出版、廣播、電視
78
宗教
學術、農業、文藝、城市管理、公務員、社區團體、教育、勞工、醫療、政治、科技和社會服務
6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六大宗教的領袖
5
外籍人士
基本法起草委員
3
其他
1
總數
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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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諮委會成員行業分類表62
1985年12月18日，剛剛正式成立的諮委會就已風波不斷。第一，當初由勞工界聯席會議提名加入諮委會代表勞工界的，是一位自由派的工會人物，來自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負責人劉千石，但被許家屯否決，理由是不少香港商界人士與他「勢不兩立」，而且讓劉千石加入會提高他的知名度，63 這就意味著工聯會將不能支持他。劉千石意識到自己無望被選為諮委會的勞工界代表，決定退出選舉，導致一些獨立工會也退出了選舉。這件事表明了許家屯不願接受那些不獲商界精英青睞的人，以致中共未能吸納工人階級進入這一程序。64 第二，中共的無形之手在安排諮委會關鍵職務時原形畢露。根據諮委會章程規定，由諮委會成員選出十九人執行委員，再從中選出七名負責人。而實際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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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負責人已經被基本法起草委員許家屯和李國寶欽定。在諮委會選舉執行委員時，卻由並非諮委會成員的包玉剛（基本法起草委員）主持會議，而章程顯然並未授權他這樣做。包玉剛忽視選舉程序，一開場就宣讀了十九個人的名字，然後指示在座的成員鼓掌表示通過。這種安排在中國大陸司空見慣，但香港卻不是這樣，所以有人開始抱怨。雖然後來又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重新按章程提名選舉，結果還是那十九位成員當選，七位負責人也順利
「當選」。65
接下來，一個新的團體成為諮委會內部的主導組織。1986年4月，在草委會和諮委會中的商業界和專業界精英，以羅康瑞為首成立了有57名成員的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工商專業界諮委，後來又增加了兩名成員，也就是所謂的八十九人方案小組。隨後，在諮委會中，一些思想更加民主的社區代表、社會工作者和專業人士組成了一個十九人小組，但是與商界精英相比，他們勢單力薄，未能造成什麼影響。66
附錄三提供了基本法草委和諮委的成員名單，成員簡歷提供了更多有關他們的資料。
徒有虛名的「選舉」
在大部分中英談判中，民主並不是一個關鍵議題，優先主題是保留香港現存制度和生活方式，保證不實行社會主義。因此，有必要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立法和獨立司法權、當時的法律基本不變、港人治港而非京人治港、權利和自由都將受到保護。維護現有制度是中國對香港九七後政府的承諾。香港的企業鉅富和商人固然沒有推動民主，連那些口口聲聲要求建立一個有充分代表性政府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也不例外。要求民主的社會呼聲沒有被認真對待，只是在英方明確表示主權移交後英國將不會繼續留在香港之後，才突顯出民主問題。英國政府對中國表示，至關重要的是確保在香港實行民主改革，這一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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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獲得英國議會通過最終方案必不可少的。英國認為，承諾港人發展民主政治，將使英國在很大程度上履行對港人的道義責任。最初，由於選舉議題在中英談判中被英國和香港官員所忽視，所以戴卓爾夫人強調，立法機關必須通過選舉產生，成為扭轉談判方向的關鍵。為了爭得北京對這一提法的認同，英方提出的理由是，雖然雙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上已經簽了字，但它仍然必須由英國議會通過後才能生效。
儘管這個問題關係著六百萬香港市民的命運，但出席1984年12月5日英國議會下議院辯論的議員甚少。一位觀察員指出，只有百分之八的議員露面，「四十一名議員中有不少議員都去過香港，而且所有費用都由香港政府支付，他們竟然以缺席作為回報」。67 12月11日，英國上議院就香港問題進行了辯論，出席的議員數目比下議院侮辱性的出席率要多。然而，議會的辯論清楚地顯出國會議員都認為在香港引入代議政制是安排的一部分。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大臣盧斯(1983–1985)告訴下議院，英國將「從
現在至1997年，建立一個民主政府，使其權力穩固地根植於香港」。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大臣楊格女男爵(1983–1987)在上議院中也指出，以英國政府的名義在香港實行民主改革計劃與「草案中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條文完全一致」。68
在敘述香港未來立法機關的字句中插入「由選舉產生」的字眼，是中英雙方最後才達成共識的幾個要點之一。就在將《中英聯合聲明》草案提交兩國政府批准的七天前，英方提出香港的內部管治問題，並且插入1997年以後的立法會「由選舉產生」，而
「行政機關要對立法機關負責」的條文。69 但是，細節問題可以等到制定《基本法》時再解決。
那麼「選舉」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按英方談判人員的理解，它並不一定指多黨普選，英方接受「選舉」可能包括間接選舉和有限制選舉權的選舉。70 而中國的「選舉」概念當然不是指普選，在中共的選舉中，候選人都是由黨的領導機關預先選定或批准，候選人數等於或幾乎等於候選職位的空缺數目；只有所有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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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到黨的認可，選舉才可以進行。共產制度採取的選任方式其實是「協商」，實則是黨決定誰是合適的人選。《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體現雙重文化的文件，其遣詞用字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價值、意義和理解。71上文談及首次「選舉」產生的基本法諮詢執行委員會表明，在大陸和香港之間對「選舉」的理解有巨大的差異。
綠皮書白皮書
在中英談判期間，港英政府於1984年7月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就政治改革進行兩個月的公眾諮詢，「要逐步建立一個管治制度，使其權力穩固地根植於香港，充份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直接向市民負責」。72 由於這份綠皮書在中國同意把「由選舉產生」的提法加進協議之前公布，所以該文件雖原則性較強，但缺乏細節。11月港英政府發表白皮書，中英雙方達成協議有了保證以後，就可以提出跟進的建議。該計劃是對立法局進行改組，設立十二個功能界別議席，分別代表特定的工商業界和專業界利益，另外十二席由地方公共團體組成的選舉團選出。後來，《基本法》將選舉團變為選舉委員會，並按功能界別選擇委員。換句話說功能界別選舉成為新選舉制度的基礎。
實行功能界別選舉之前，殖民政府在香港推行的是委任
制，他們委任工商界及專業界人士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有人認為，這些人可以反映香港社會的意見，並且可以在立法局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價值取向」。功能組別將這種做法演變成為一個正式選舉代表的手段，而《基本法》則確保了這一手段在九七後的政治制度中繼續發揮作用。73
至於直接選舉，港英政府承諾於1987年進行諮詢，因為：
公眾評論綠皮書，並表示支持任何推進1985年直接選舉的意見太少。除了少數支持的意見以外，各行各業的大部分人士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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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謹慎的態度，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可以從1988年直選少數議員開始，逐漸擴大直選議席的數量直到1997年。74
中共密切關注有關綠皮書及白皮書的發展，估量其意圖何在。他們的結論是，英國希望建立一個代議制政府，以示還政於民，而非還政於中，並將行政局的決策權力交予立法局，這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殖民地政府架構，同時也遺背了鄧小平指導起草
《基本法》的綱領。換句話說，英國是企圖在未來的13年英國管治下，施行諸多變革，為以後的香港特區政府在管治上製造大量麻煩。在中方官員看來，狡詐的英方打出「民主牌」來擾亂中國的如意算盤。它將分化香港社會，扶植親英勢力以作為英國的代理人，繼續治理九七後的香港，有如英國繼續存在。為了阻止英國進一步推行政改，1985年10月，姬鵬飛要求英國就香港政制所作的任何改變，要與《基本法》「銜接」。一個月後，許家屯將需要「銜接」提升為原則性問題。據許家屯透露，鄧小平對他說，當時如果什麼都沒做，英國將按計劃進行，香港「很可能會陷入
混亂狀態」。75
英國作出了讓步，與北京達成諒解，直到1990年《基本法》頒布，英國不會有重大的政治改革。作為回報，在符合《基本法》的條件下，北京將讓成立於1995年的立法局順利過渡到1999年。這一安排被稱為「直通車」。76
儘管英國在原則上同意「銜接」以換取直通車，但許家屯認為，英國的「高招」是推行代議政制，因而加深了香港社會的「分化和動盪」。中產階級和草根階層都動員起來，積極參與民主政治。他們對民主的渴求觸動了大資本家們。無論是華商還是外商，都沒有做好參加「政治遊戲」的準備，他們也擔心在香港發展民主政制，就會帶來「免費午餐」和「高稅率」。正如許家屯所述，一些資本家和上層社會的要人認為，他們可以依靠中國阻止香港民主化的勢頭，即使這一趨勢無法阻擋，也要減慢其速度。許家屯曾試圖通過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凝聚大部分資本家，使其考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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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參與競爭性政治，但他們之間缺乏合作的願望，而且草委和諮委內部對未來政制也勾心鬥角得緊，兩個委員會成員的各種提案可見一斑。77
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黃文放認為，許家屯對香港民主進程的看法非常保守。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許家屯強烈反對立法局直選議席數目應該超過一半的提議。他擔心「一人一票」會令北京失去對香港的控制。78作為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領導人，許家屯的民主觀對北京影響重大，但無論他個人的真正意願是什麼，他還是切實地遵循鄧小平的指示。鄧小平顯然很擔心民主會造成動
盪。
1985年9月26日，香港立法局首次舉行間接選舉，產生十二個功能界別議席。大律師李柱銘當選為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成為推動香港邁向九七的民主先驅。港英政府在1987年進行諮詢，旨在檢討香港是否適合推行1988年立法局直接選舉。1987年5月公布的綠皮書因其令下一年直選部分議席無望的設計而讓人記憶猶新。港英政府成立了民意匯集處，在四個月期間收集整理民眾的反應。但是，調查問卷的問題、選擇和選項的涵義不清，香港市民紛紛指責政府設置圈套迷惑他們。調查問卷中的問題設計成可以表示反對直接選舉，卻無法表明贊成直接選舉。對於1988年的直選，香港政府就是沒有給予市民一個明確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9月，八十九人方案提議，成立多數由工商業界人士組成的六百人大選舉團，選出未來的行政長官。提議還包括，從1992年起，增加立法局議員人數，其中25位議員由大選舉團選出，另有25位議員由功能組別選出，以及40位議員由直選產生。79 十九人方案則提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應由立法局提名，再由普選產生；立法局議員的四分之一由大選舉團產生，四分之一由功能組別選出，一半由直選產生。80 這兩個議案代表了諮委會委員的兩個極端。
在香港的中共機構動員左派團體反對直選，以確保有足夠的反對聲音。代表資本家利益的組織也紛紛發表意見，反對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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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選舉。為此，工聯會及其77個附屬機構、香港中華總商會及其80多家附屬機構開始響應中共的號召。工聯會發出口號，稱
「要飯票、不要選票」。中資企業在他們的員工之間也大搞簽名運動。另據報道，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安排員工觀看錄像，由馬力
（時任諮委會副秘書長）講述為何引進直選是英國的陰謀。馬力後來成為立法會議員。香港中國銀行還編印了反對信，讓員工簽字並送交民意匯集處。81同時，民主派人士也通過街頭宣傳，進行簽名請願運動。
民意匯集處在1987年10月發表調查結果。民意匯集處沒有區分用預先印製表格遞交和個人邊遞交的意見，令反對直選的民意有所偏重。在60,706份反對八八直選的意見中，有50,175份來自預先印製表格、22,722份來自加入統一戰線的組織。在35,129份贊成直選的意見書中，只有1,313份用的是預先印製表格。此外，有220,000份包括姓名和身份證號碼的簽字被作廢。如果這些名字是簽在預先印製的表格上，它們就會被計算在內，這顯然是港英政府要操縱調查結果，否則沒有道理將它們作廢。82
港英政府的結論是，絕大多數人支持引入立法局直選，但不是在1988年。總督衞奕信(1987–1992)這樣回顧：
⋯⋯ 顯示我們沒有⋯⋯ 受到香港絕大多數人要求立即推行直選的壓力，是為了方便我們[英國]在過渡期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因為我們知道推行直選將很難讓中方接受。83
事實上，在當時有許多非政府的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人支持1988年在香港推行直選。香港市場研究社在1987年7月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四的人贊成八八直選、百分之十六反對、百分之二十二不確定、百分之八沒有意見。另一項由市場決策研究所在8月進行的電話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一的人希望看到某種形式的八八直選、百分之二十希望有更多的間選議員、百分之十五希望沒有改變、百分之二十四沒有意見。84
1988年2月白皮書發表之前，衞奕信於1987年12月訪問北京，就香港政治發展問題與中國交換了意見。據說，他和中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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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就香港民主化的步伐達成諒解。85後來，白皮書正式發表，在 1991年立法局的56個議席中將有10個由直選產生，這是中國早已宣布允許的安排。換句話說，1988年不會實行直接選舉。86
儘管在香港推行直選的速度放緩，但實際上意味著政黨的形成已是勢不可當。直到1986年，北京一直不贊成香港建立政黨。李後甚至威脅說，如果香港出現政黨政治，中共就會參與。87 然而，從1987年起，北京不再公開反對香港組建政黨，這標誌著中共制定了新政策，以應對選舉帶來的衝擊。
1988年4月，草委會發布了基本法徵求意見稿，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諮詢。此稿遭到許多批評。88 由於起草委員沒有就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問題達成共識，所以，此稿將各種選擇都列為可能的選擇，其中包括八十九人方案和十九人方案（見上文），而後者的方案是最民主的。羅德丞提議將立法會一分為二，建立兩院制，功能組別作為另一個「院」（見第九章）。
從草委會的運作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大陸委員所關切的，是確保《基本法》可以完全體現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為中央人民政府設立相應的機制，以在需要時行使權力。在大陸方面看來，擁有主權意味著掌握控制權，並且控制權必須體現在未來的憲法中。香港方面起草委員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並且有分歧。有些委員願意緊隨大陸的立場，有些則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透過突出其界別利益的重要性，確保他們的代表在未來政制
中佔一席位。因此，九七後的權力分配成了關鍵問題。來自香港的草委和諮委中，有很大部分人堅信只有權力掌握在經濟和政治精英手中，繁榮與穩定才能得到保證。在1980年代，香港的政治精英指的是那些高級公務員、行政立法兩局的委任議員，以及重要政府諮詢機構的獲委人士，而這些成員中的一大批又都是經濟精英，這些人共同構成的精英俱樂部，據稱把香港管治得非常成功。換句話說，大部分草委和諮委認為，回歸後的體制框架，應以過去殖民政府的權力分配為根據。《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引起了大批市民的反應，約有73,000份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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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制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查良鏞提出一個可以達成妥協的政治方案。他沒有試圖解決各種方案在民主化速度和方向上的分歧，相反，他試圖尋索一種他認為可以維持香港現有生活方式，又可以讓北京接受的方案，他稱這種妥協模式為主流方案。查良鏞的想法是，1997年至1999年第一屆直接民選議員佔百分之二十七的席位，到了第三屆和第四屆直選席位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2003年至2007年和2007年至2011年）。2011年可以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否應該由全民普選產生。這一方案模式獲得北京支持，草委會也同意。草委會還通過了香港商人查濟民提出的修正案，規定舉行公民投票的前提條件，包括獲得行政長官批准、有三分之二多數議員支持、三分之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通過；並且規定，最少有百分之三十的登記選民支持，公投結果才有效。主流方案和修正案被稱為雙查方案，89在香港遭到廣泛的批評。北京的憂慮和港人的期望之間存在的鴻溝實在太大，港人的信心也因此開始動搖。90可是當時又有誰想到，中共對港人信心最重的一擊已經近在咫尺。
天安門事件（ 1989年4月15日–6月4日）
中國以驚人的速度推動經濟改革，同時也面臨許多挑戰。經濟自由化導致了通貨膨脹、大批國有企業裁員和官員腐敗，造成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呼籲中國政府效仿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行的開放政策，91 要求放鬆對社會和政治的控制。中國的不滿情緒在各種壓力下，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終在1989年爆發。
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佔地廣闊，位於紫禁城南邊，兩邊分別是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廣場當中還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和鄰近的毛主席紀念堂。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它一直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地方：這裏曾經是皇帝生活的地方，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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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四學生運動在這裏發生，1949年中共在此宣布立國，毛澤東在此檢閱紅衞兵，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意外地使天安門廣場甦醒過來。由於胡耀邦推動撥亂反正，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為那些成千上萬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使他成為深受人民敬仰的好領導，人民對他評價很高。他鼓勵進行重大政治改革，1986年拒絕採取強硬手段對付學生的抗議活動，為此他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1980–1987)一職，並作出自我批評。胡耀邦在任期間，被認為是一個推行試驗和政治寬鬆的時期。聽到他的死訊，大批群眾，包括許多學生自發的來到天安門廣場，紀念這位領導人。隨後幾天，更多人聚集在廣場。他們的哀悼變成抗議，要求更多的民主，清除腐敗。在未來七周，抗議活動蔓延到其他各大城市，民怨幾乎遍佈中國每個角落。與此同時，香港及全世界正在屏息注視著，中國將會發生什
麼。
1989年4月22日，中國官方舉行追悼會，紀念胡耀邦。超過十萬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與政府對話，請求被拒絕後，學生開始罷課。4月26日，中國政府通過《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動亂」，指責學生企圖「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篇社論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翌日，超過一百萬人湧上北京街頭，表示抗議。4月 29日，中共領導人和學生的對話很不成功，學生在5月13日開始絕食。學生運動不僅獲得北京市民的巨大支持，而且還得到來自大陸其他城市、香港以及海外的聲援。1989年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學生領袖，拒絕承認學生示威活動是愛國行為，堅持那是動亂。5月20日，李鵬宣布北京實行戒嚴。92 6月4日政府當局派出軍隊進行鎮壓，聲稱平息了「反革命暴亂」。
出人意表並令人心碎的六四事件，不僅影響了中國大陸，
同時也深深地觸動了港人。1989年4月抗議開始後不久，香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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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也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如集會、簽名請願，以及為學生收集捐款，表達他們對北京學生的支持。1989年5月，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也受到影響，他們商定了一個政治改革方案，規定 1997年立法會一半的議席將由直選產生，到2003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由由直選產生，不遲於2003年直選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這個所謂兩局共識方案在香港得到了廣泛支持，後來遭草委會拒絕（見第九章）。93
1989年5月20日，成千上萬港人頂著強熱帶風暴的襲擊，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抗議中國政府實施戒嚴。翌日，香港一百多萬人上街遊行，支持學生運動。儘管人數眾多，但整個活動和平而莊嚴。來自社會各界不同背景的人參加了遊行，當中也包括左派人士。一些民間社會活躍分子組成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新華社及中資機構的工作人員也主動參加了大遊行，香港新華社甚至還搞了一個簽名運動。北京發佈戒嚴令後，親北京的《文匯報》在香港發表社論，只有四個大字：「痛心疾首」。94
2007年7月，許家屯這樣回憶這一事件：
在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港人愛國熱情也達到了高潮。除了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他們希望看到自己國家進步。親北京的團體承受著自己內部員工要求支持學生的巨大壓力。我決定他們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與六四有關的抗議活動，他們不應該公開演講、呼喊打倒領導人及不恰當的口號。有一次，一些中資企業表示希望舉行六四受害者紀念活動，我決定，如果他們是自願發起的，我們不應該制止他們，但是高級管理人員不應參加。95
1989年6月4日的鎮壓改變了香港，改變了香港對北京的看法，改變了英國政府的態度，標誌著香港市民政治意識的轉折點。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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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愈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
許家屯，1993年 96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中共希望確保將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受敵對勢力顛覆和干擾，以及在必要時北京可以實施控制。要實現這一目標，只有保證九七後的權力掌握在愛國人士手中。那麼，在殖民統治的最後幾年內，完成掌握控制權的結構設計勢在必行；同時，也必須選好為這一機制工作的人。當這一切都被鎖定後，北京就不會擔心被視為在主權移交後繼續干預香港管治。中共將這一概念稱為「抓大放小」，即嚴格掌控主要的東西，一旦這些得以落實，就可以容忍一些小事，1 比如那幾位反對派議員。
香港回歸前的最後幾年，中共不得不預先準備並應付英國可能的「背信棄義」。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英國在香港推行更大的民主改革對平穩過渡是一種威脅。在國際輿論看來，英國只有這樣才可以挺胸抬頭地離開香港。中英雙方為實現各自的目標，引發了很多衝突。雖然中共對英國在香港的舉動已有所準備，但萬料不到的是，它要面對一名作風與過去多位港督迥異的新港督，以致北京把最尖刻的批評都留給他。
中英雙方都不認為斷絕關係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因為他們需要互相配合，才能順利完成回歸（中方）及交接（英方）。中方曾有過一個想法，即中英兩國可以各自舉行儀式，讓世界看清楚哪一個更重要。2 無論中國對英國的看法如何，中國的責任是實施並實現「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屆時，整個世界都將密切注視香港。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而且統一台灣仍然是中共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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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非常清楚，需要加強自己在九七後香港特區政府中的勢力，包括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以及委任第一屆行政會議成員。為了保險起見，尤其是在選舉的時候可以保障北京的利益不受損害，中共也開始在香港大力發展其第五縱隊成員。
天安門事件後的疑慮
六四事件不但大大打擊了香港，更令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在六四事件期間香港傳媒全天候現場報導事件的戲劇性發展，震撼人心的場面點燃了港人的民族主義熱情，重新喚起了香港民眾爭取民主的強烈願望，大部分港人為悲慘的結局而哀悼、哭泣和怒吼。3
中共對此事件的看法則完全不同，正如6月22日姬鵬飛所
言：
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是以學生運動形式開始的，後來轉變成暴亂。在此期間，港澳同胞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港澳某些人到內地做了一些國家憲法和法律不允許的事，在實際上對內地的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港澳地區不應該干涉或企圖改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更不能允許有人利用港澳作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4
六四事件之後北京面對許多挑戰，其中一個是安排繼承以鄧小平為首的老齡領導層導致的權力鬥爭。黨中央必須緊握權力，始能平穩渡過政治風暴。香港在1997年順利過渡的問題，也被捲入了這場權力之爭。此時，中國一定要保持強硬立場，因為態度軟弱可能會給英國和西方世界留下錯誤印象，認為政權不穩。因此，那些支持示威者的人都得被清除，其中資格最老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他被開除出政治局並遭軟禁，直到2005年1月去世為止。5 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江澤民，受鄧小平青睞，取代趙紫陽，並最終擔任中共中央總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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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當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直至2002年。
1989年以後，除了面對內部的挑戰和承受西方的經濟制裁，北京還得面對眾多國際問題：中共形象掃地、蘇聯解體及東歐劇變帶來的震盪。縱觀世界局勢，中共採取了謹慎警惕的對外政策。6中共修補其國際聲譽的初步計劃，是不惜一切代價設法邀請國際賓客和商人前往北京，以顯示新一代領導人可以為世界所接受。對李鵬來說，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他被視為鎮壓六四事件最直接的執行者。7
中共邀請了香港工商界人士訪問北京，並得到最高領導人接見。羅德丞是最願意前往北京的香港人士，他得到李鵬接見。這使他在香港受到關注，因為九七後的香港領導人還未揭盅，他有可能平步青雲。8
信心危機
六四後港人憂心忡忡，從當時富豪巨賈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9 許家屯透露了天安門事件後發生的一段插曲。為迴避中國在1997年後對香港的控制，以船王包玉剛的奧地利籍女婿蘇海文為首的一批香港富豪，試圖以一百億港元從1997年起租用香港十年，實施港人自治。許家屯認為他們很天真，並告訴他們，北京接受的可能性甚微，但會向北京報告轉達，並囑他們不要張揚。 1989年6月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他接見許家屯時要求他將香港富豪的想法寫報告發送給鄧小平和他。江澤民最後否決了這項建議。由於許家屯向鄧小平和江澤民發了報告，遭到魯平和周南的批評，說他賣國求榮。10
許家屯沒有控制好香港的局面，恐必受到上級的嚴厲批評。例如《文匯報》徒添煩亂的社論、長期左派支持者工會領袖鄭耀棠及譚耀宗都參加了遊行；更糟的是，香港新華社的工作人員發表公開信要李鵬下台。11 如此種種，許家屯作為中共在香港的首要人物竟然允許發生，實在不可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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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擔心香港人會變得難以控制。一些基本法起草委員請求北京延遲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由英國繼續管理，魯平視此為最高機密。很顯然，如果這請求被公開，必會對民意火上加油，北京將因此承受巨大壓力。魯平向江澤民請示，江澤民的反應是：「這算什麼，站穩立場。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12 1989年7月11日，江澤民會見草委及諮委的領導人物時，藉機警告港人不應該干涉國內的政治，他說：「井水不犯河水。」
許家屯知道，江澤民和李鵬不像趙紫陽那樣信任他。事實上，因為他被視為與下了台的趙紫陽走得太近，未足取信於新領導。據前新華社副社長黃文放透露，江澤民和李鵬在中共中央接管了香港事務，由外交部長錢其琛(1988–1998)作參謀。有關香港的重要事項，第一時間向錢其琛匯報，然後請示江李。兩位最高領導人將香港工作一分為二：李鵬處理的大部分與政府部門有關，江澤民處理黨務及做出整體決策。13
許家屯知道他在香港的時間不會太長了。的確，他被李鵬視為趙紫陽的嫡系，這使許家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那段日子很難過。14 為了減少衝突，他請求中央允許他退休。1990年1月15日，北京宣布周南將接替許家屯任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回憶：
（退休後）我本來打算留在深圳。當我清楚知道周南已經成立
了一個專案小組調查我，我才恍然大悟。周南上任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整我而來的。因此，我下決心出走。我打電話給香港的一個朋友讓他來深圳見我。我請他幫我在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申請美國簽證。當時美國總領事不相信是真的，所以花了數天，他們才簽發給我。我從深圳坐車先到香港，然後前往機場，到達時，港英政府已為我登機作出了特別安排。15
許家屯相信他面臨政治清算，所以在1990年5月他與三個家庭成員一起逃到美國，以後一直在那裏生活。北京認為許家屯變節，並得到西方勢力協助他出逃，他更準備「出賣國家機密」。16在1991年3月，中共以「背離人民」的名義開除了他的黨籍。許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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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屯和他的三個同事，魯平、李後和周南交惡，許家屯指責他們蒙騙北京，製造港人歡迎回歸的假象，17 而他們則認為許家屯不忠。即使到了2007年，許家屯和周南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還唇槍舌劍，周南指責許家屯與他的情婦叛逃到美國。許家屯反駁說，中共從來沒能證明他所犯的錯誤。18
周南於1990年2月抵港，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此前，他是外交部副部長、中英談判的中方負責人。另外，中共港澳工委的地位改變了，它不再是省級的單位。在許家屯的任內，鄧小平和趙紫陽將權力下放給中共港澳工委，江澤民的首要任務則是將權力集中到中央。
一些人發現，制定香港政策的權力被轉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19 然而，在1994年黃文放從香港新華社退休兩年後，對權力變動問題作了澄清。他強調，香港新華社及港澳事務辦公室是平級單位，都是部級，彼此沒有隸屬關係。香港新華社是中共在海外的最高機構，而港澳事務辦公室是國務院處理港澳工作的一個政府部門。黃文放解釋說，所謂最高機構意味著：第一，中共設立並掌控香港新華社；第二，它代表黨，並負責其範圍內的黨務；最後，這是共產黨在香港的最高機構。對香港政策作出重要的決定時，中共港澳工委和港澳事務辦公室會開會討論。如果涉及中英關係，外交部也會派人參與。有關的其他問題，如經濟問題，相關部門也會參加。黃文放認為，有必要作出澄清，因為媒體經常把大陸有關香港工作的決策稱為「三頭馬車」，即香港新華社、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外交部港澳司。他還希望澄清的是，
有關香港的重要決定都是由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李鵬以及錢
其琛做出的，而不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或外交部。20
周南跟隨許家屯的做法，上任後積極擴充香港新華社的工作隊伍。1983年，許抵達香港赴任後，他希望將工作人員增加到六百人。到他離開時，增加了約一百五十人，總數達到四百人。周南在任期間，到1997年時新華社工作人數增加到六百人。21然而，從1990年周南接管香港新華社至1992年8月期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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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個中低級工作人員被調回大陸，主要是因為他們在香港
參加了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抗議和遊行。2（2
見圖9 ）
政治改革的妥協
1989年的事件發生後，在香港出現大規模的信心危機，香港民眾強烈要求加速民主改革進程，以此保證未來的高度自治。即使是在六四鎮壓前23，草委會、諮委會以及香港社會已開始討論如何設計香港未來的政治架構。正如第八章所述，1989年5月由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提出的兩局共識方案，雖然在香港受到歡迎，卻不為北京接受。八十九人小組和基本法諮委較開明的成員提出新「四四二方案」，認為這方案既「親港」，同時又可能更易為北京所接受。他們還與當時的香港民主派意見領袖溝通，以便能夠就未來政制模式達成更廣泛的共識。這個建議提出，1995年至2001年，立法局百分之四十的議席由直選產生，其餘則分為功能組別（百分之四十）和選舉團（百分之二十）。中國官員否決了四四二方案。24
其實，北京更傾向於羅德丞提出的一會兩局方案。這方案
設定立法機關由地區局和功能局組成，地區局的第一和第二任的議員將由區議會和市政局選出；同時，功能局議員將按職業組別選定；在第三個任期，立法局議員將決定是否應該改變立法機構的組成辦法。這是按不同類別的立法局議員進行分組投票制度，兩局的議員將在各自局內投票，所有議案必須在兩局獲得通過才能生效。羅德丞提出的立法局分組投票制度後來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二（二）。因此，雖然九七後的立法會是單一議會，但其功能就像一個兩院制機關，直選議員可能會受到限制。25
兩局共識形成了勢頭，八十九人方案的努力顯然白費。後來，商界將重點轉移到呼籲英國政府給予港人英國國籍，而不是以更快的步伐推行民主化。26 許多商界人士都渴望在與北京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能取得一本外國護照，為撤離香港留一條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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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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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地下陣線
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影響了世界對香港前途的關注。如果英國不能建立一種港人可以自己選舉政府領導人的制度，保證九七後的「高度自治」，英國將失去道義和責任上的榮譽。中共鎮壓學生運動後不久，英國外交大臣賀維寫信給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指出香港的信心受到了嚴重打擊，並且英國正重新計劃1991年在香港進行直接選舉。他還要求北京推遲通過基本法草案。中方的答覆是，中國不會同意英國對香港政治制度進行任何改變，這標誌著中英外交衝突的開始。
中共的陰謀論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香港問題，中共有以下的結論：英國就香港問題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而且準備利用香港動搖中共政權。據周南回憶（也代表了當時中國官方的觀點），香港已不再是一個中英之間的問題，它已成為西方反華陰謀勢力的一部分。例如，周南認為1989年10月戴卓爾夫人向英聯邦成員國呼籲全力支持香港，並希望中國重建港人信心的說法，28 是企圖號召世界各國干預香港事務。29 錢其琛則表達得更為體面，他認為，英方「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議，英方讓步過多，吃了虧，想趁機『翻案』。」30
中共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是反華勢力，擔心西方會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周南 1990年上任後，中共港澳工委的統一戰線政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包容性變得很小，民主派團體和開明人士都被排除在外。31
大部分民主派的領導人，如李柱銘和司徒華都是支聯會的主要成員，他們曾積極支持北京1989年的學生運動，並協助許多被中共通緝的民運人士從大陸偷渡到香港。支聯會被中共視為顛覆性組織，李柱銘和司徒華也都被視為顛覆分子。李柱銘和司徒華雖已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一職，但中國還是要正式把他們開除。基本法草案中加入一項新的規定，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1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以加強北京控制未來香港的權力。香港特區政府後來企圖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導致了2003年香港大規模示威遊行，再次改變了中共對香港的政策（見第十章）。
香港政黨的形成
1989年：香港民主促進會
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
1990年：自由民主協會
1992年：啟聯資源中心，1993年成為自由黨
1992年：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
1994年：香港協進聯盟（ 2005年與民建聯合併）
關於《基本法》第23條，還有一個方面值得一提，第23條還包括一項規定，要求香港特區通過立法「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32 雖然《基本法》中沒有關於政黨的明確規定，不過，第23條巧妙地表明，政黨可以存在，但禁止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就是要強調，香港的政團不允許與國外敵對勢力有關係。 1989年六四事件後，香港各種派別的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了。
1989年12月，時任戴卓爾夫人特別政策顧問的柯利達到北京提交一封英國首相寫給江澤民的長信。信中說，英國將按照
《中英聯合聲明》，無意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的基地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然而，英國正面臨著1991年在香港大幅增加直選議員數目的巨大壓力，壓力之大不容忽視。戴卓爾夫人希望中國起草
《基本法》的過程與英國同步。江澤民主席會見柯利達時表示，中國很清楚英國的目的，是以香港選舉作為使中英關係回到正軌的先決條件。江澤民警告說，中國人不是不知道西方的想法：
202 地下陣線
今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政治風波，除國內因素外，確實也有國際背景。國際上有些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亂得差不多了，中國也只要推一下就倒了。33
北京還懷疑英國在操控香港的民意。江澤民指出：
民意問題，要看究竟是民眾真正自發表達的意願還是有人操縱。在西方國家，所謂民意也往往同當權者的引導和意圖貫徹密切相關。香港有的人說代表民意，我看他就不能代表民意，一是他有一定的個人目的，二是他唯恐天下不亂。34
合法性危機
與江澤民會談之後，柯利達向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轉交了新任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的信，信中詳細介紹了英國對《基本法》草案的立場。通過韓達德的信，錢其琛可以肯定，英國確實改變了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錢其琛回憶道，兩國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曾經合作順利，「英方對公布的草案稿已無意見。但⋯⋯ 在香港政制發展方面提出了許多不同意見，大大提高了要價，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比例」。35
北京認為，英國利用國際社會強烈反對中國處理天安門事件手法的情緒，以更快速度推動香港的民主改革。在香港實施代議政制被中共視為全無必要，而且是英國用以打擊中國的招式。36英國被視為企圖改變香港長期以來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通過加強立法機構的權力和地位限制行政機關，以立法為主導。使用這技倆的目的是將九七後的香港變成為一個「獨立實體」，以便為英國長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37
儘管中英之間關係緊張，互不信任，但談判仍在繼續進行。錢其琛和韓達德之間通過七封外交信就香港的民主改革問題交換了意見。到了1990年2月，港督衞奕信訪問北京，李鵬會見了他。衞奕信設法說服北京，理由是，如果直選沒有重大的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3
進展，香港會變得難以管治。於是，中英雙方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在1991年港英政府將使用「雙議席雙票制」，選出立法會的 18個直選議席（佔百分之三十）。作為回報，北京同意在1997年將有20個議席直選產生，在1999年將有24個直選席位，在2003年增加到30個。按照這種投票制度，每個選區選出兩席，每名選民最多可選擇兩名候選人。38這個選舉方法是用來減少民主派大勝的機會。如果這種安排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這些在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可以坐上通往1999年的直通車。這一安排被列入 1990年4月頒布的《基本法》附件二（一），作為1997年第一屆立法會的例外安排。最後證明了，是中英達成的協議比基本法草委和諮委的努力更加重要。中英直通車協議是雙方可能達成的最好妥協。
消除疑慮，鞏固信心
為了鞏固香港的信心，英國政府在1989年12月宣布英國國籍計劃，給予225,000個港人或50,000個符合資格的香港家庭在英國的永久居留權。正如港督衞奕信所述，該計劃目的是「讓那些獲選的人士有信心在1997年之前和之後留在香港」。39 此外，英國也要求其他國家，如澳洲和加拿大為港人制定類似的移民計劃。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港英政府不願安撫港人，將香港問題
「國際化」，其隱藏的意圖是把香港華人變成其他國家的公民。40作為回應，北京聲稱該計劃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宣布中國不承認持有這些護照的人為外國國民，中國將他們當作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看待。此外，北京在《基本法》中加入一條，1997年後的立法會議員均須為中國公民及永久性居民，而且不得擁有外國居留權。然而，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但這些議員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分之二十。41 然而，作為讓步，這百分之二十的議席將會分到個別功能組別，如代表香
204 地下陣線
港總商會和旅遊業的人士，因為商人及專業人士當中一些人持有外國國籍或有外國居留權。
1989年10月，港督衞奕信還宣布了一項大規模的基建項目，稱為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整個工程將耗資1,270億港元，第一期工程包括在大嶼山興建一個新機場，定於1997年完成。港督衞奕信在其年度施政報告中宣布了這項計劃，衞奕信說：「雖然年內我們曾受到若干打擊，但政府繼續為香港的長遠前途制定各項計劃。我們清楚知道要建設的目標。希望這些目標會幫助我們渡過這段不明朗的日子，使我們充滿信心，克服任何問題。」42英方認為，新機場工程可以重建港人信心。對此，英國及香港有關當局以為沒有問題，因為在私下交談中，中方都沒有反對。此外，該項目公布後，中國銀行也立即公開表示歡迎，香港新華社更公布了中國銀行的建議，即土地基金可以用來投資於機場建設。43 因此，當北京公開譴責該項目計劃時，令英方大為震驚。港督衞奕信回憶道：
在歐盟切斷與中國高層接觸的時期，我們已經通過不同層次的接觸告訴中方，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可是坦白說，我相信還是無法溝通⋯⋯ 中方變得越來越懷疑我們，恐怕說還受到他們在香港的支持者唆擺⋯⋯。44
中方稱，這一計劃將耗盡香港的財政儲備，而且英國會將所有工程合同給予自己人。45江澤民公開批評英國，指他們的做法是「你請客，我付鈔」。46雖然北京也承認，香港需要一個新機場，但中方拒絕代表未來的特區政府作出償還貸款的承諾，這無異於令計劃寸步難行。中共的這一策略迫使英國與中國達成協議，申明英國和中國將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港英政府留給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儲備將不少於250億港元。1991年9月，英國首相馬卓安(1990–1997)飛往北京與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47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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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就新機場的較量，使北京得以實現其目標，即掌握了 1997年回歸前香港事務的發言權。早在1991年1月，北京就曾想方設法樹立權威的方法。吳學謙說，「在過渡期，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有權代表香港市民發言」。481991年4月，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非常明確地表明北京的意圖：
過渡時期後半段，中國政府無意干預港英政府的行政事務，但是涉及1997年與政治順利交接有關的，需要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的事情，港英政府應該與中國政府多磋商，中國政府有責任過問並參與審議，這完全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精神，在過渡期後半段，如果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有些事情也很難做到。49
事實上，從1991年起，中國官員，包括香港新華社在內，開始更頻密地評論香港事務。例如，香港新華社反對將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和電視台私有化的建議。1991年，在首次直選立法局議席選舉中，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北京警告香港政府說，不能委任民主派為行政局議員。50 1992年3月，魯平對香港政府財政預算計劃提高稅收來支付增加的開支表示關注，在魯平看來，這違反了《基本法》中量入為出的原則。51
半路殺出彭定康
1992年，英國首相馬卓安決定撤換香港總督衞奕信。馬卓安既不任命繼任者，也沒有給衞奕信安排續任職位。此時，衞奕信還有三年才退休。馬卓安還撤消了柯利達的外交政策顧問一職。一些觀察家指出，這些人事變動暗示英國政府很不滿意這兩位香港問題首席專家在處理中英事務中的表現。52 最令人驚訝的是，英國最終任命彭定康為末代港督。
彭定康是英國政壇的重量級人物，不言而喻，他可以利用其在英國政壇中享有的權威。1992年，作為保守黨主席，他領導
206 地下陣線
的保守黨剛剛在大選中勝出，可他卻喪失了巴斯選區的下議院議席，因此不得不離開議會。彭定康出任香港總督是歷史上的一個意外。他的資歷以及他與馬卓安和韓達德密切的關係，讓他可以直接與他們接觸，討論香港問題。彭定康1992年7月抵達香港，在港人之中引發了廣泛的好奇，因為香港從未有過職業政治家當政府首長。彭定康知道他的工作是確保英國可以順利撤出殖民地，並且在國際社會中留下為香港市民盡職盡責的好印象。
在上任後的幾個星期裏，彭定康為挑選行政局中最親近的顧問作出安排。時任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說服全體行政局議員總辭，以便港督重組內閣。彭定康藉此機會，重新任命一些議員，沒有邀請范徐麗泰、周梁淑怡和李鵬飛，於是他們成為彭定康最堅定的反對者。但他們繼續活躍於香港政壇，包括被委任為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在九七後獲得了最高榮譽的職務。2008年 3月，她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最有趣的是，彭定康將船王董建華納入行政局。董建華實際上是北京所提名的，因此董
建華既代表了政治保守派的利益，又是北京的人選。53然而，有一點不清楚的是，北京什麼時候決意選定董建華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但董建華在1992年顯然已經初露鋒芒。有報告指出， 1995年年底，經過大陸的安全部門和政治機構的背景調查後，董建華已經成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的首選。54
大家都不知道彭定康到港後會有哪些動作。在1992年10月，彭定康的首份施政報告震驚了香港和北京。彭定康充分利用了《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和漏洞，推出更多民主改革建議。彭定康堅信：
讓我重申一個簡單的要點。我提出這些建議，是要達致兩個我知道也是代表市民意願的目標—— 就是擴大民主，同時要在基本法範圍內進行。我相信我概述的所有建議都符合基本法的條文。因此，這些安排應會為我們提供一列民主「直通車」，在基本法鋪成的軌道上前進。55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07
彭定康的建議有七個要點：
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的方法選出三層議會中地方選區選舉的議席。三層議會即區議會、市政局56 和立法會；
最低投票年齡由21歲降至18歲；
取消區議會和市政局中所有委任議席；
撤銷對港區人大代表參選的限制；
擴大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以個人票取代團體票；
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
由區議會議員組成選舉委員會，負責選出十位立法局議員。57
在彭定康宣讀其施政報告的兩星期前，韓達德將彭定康建議的細節通告錢其琛。中方警告說，建議在某些方面違反了《基本法》，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將不能跨越至1999年。他們強調，有關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任何安排，事先應得到雙方同意。北京認為，彭定康的建議是一種直接對抗。對中方來說，彭定康無視錢其琛和韓達德之間交換的七份外交文件。令人驚訝的是，英國外交部事先竟沒有向彭定康通報有關這七份文件。換句話說，信息被莫名其妙地被收起了。58
北京把彭定康視為製造麻煩的主謀，並利用宣傳機器集中攻擊他。魯平在新聞發布會上把彭定康稱為「千古罪人」。59在香港，新華社官員曾多次批評彭定康，例如副社長鄭國雄說：
彭定康堅持對抗，一意孤行推行其「政改方案」，影響和破壞了香港繁榮的局面。彭定康絲毫沒有與中方合作的誠意，完全是對抗的態度。彭定康完全不理會中方的努力和態度，給香港的繁榮穩定帶來了影響和破壞，責任完全在彭定康身上。60
港澳工委的策略是激發港人反對彭定康和他的改革方案，並說服港人，真正能夠保護港人長遠利益的是中國，不是英國。周南在會見區議會主席時說：
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香港居民看清楚了彭定康政改方案是嚴重違反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和中英已達成的協議⋯⋯ 他們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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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彭定康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已經並將繼續造成破壞香港穩定繁榮和平穩過渡的惡果⋯⋯ 我們已經和將要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保障1997年的平穩過渡和維護香港居民的長遠利益。擺在彭定康面前的唯一出路是立即拋棄他的所謂政改方案，不要再繼續玩弄政治把戲。61
如果彭定康知道有這七份外交文件，會否採取不同的行動？或許，在形式上會有所不同，但實質內容很可能相同，因為彭定康建議的改革整體上其實很有限。中方對這位最後一任港督極為不滿，也許是因為他們看穿了經過精心包裝的外表其實沒有隱藏太多實質內容。62 為了表明中國不會屈服於壓力，中共盡可能公開地羞辱彭定康。1993年12月，周南在一個公開活動中拒絕與彭定康握手。63 北京認為，有關香港政制問題的爭論是主權之爭，中國必須強硬。64 但是，中共的粗暴在港人或國際社會中吃不開。彭定康明白，如果屈服於北京的壓力，他將失去治理香港的信譽和權威。香港人雖然可能不相信彭定康的做法可以改變北京的政策，但他們仍然將他視為捍衞港人權利的先鋒。畢竟，沒有幾個人會對北京說不。65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彭定康在任期間，一直在香港享有很高的民望。66
1993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致函錢其琛，提出進行
「無先決條件」的談判。1993年3月，香港政府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刊憲。1993年4月22日，中英雙方決定談判將在北京開始。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為中方代表，英國駐中國大使麥若彬為英方代表。彭定康在控制談判內容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關於1994年區議會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雙方進行了十七輪會談，但未能達成協議。北京指責英國破壞談判。67 姜恩柱於1995年成為中國駐倫敦大使，1997年至2000年為香港新華社社長，2000年至2002年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11月30日，韓達德寫信通報錢其琛，英國已決定將彭定康提案交給香港立法局審議，談判至此宣告結束。中方認為這是「英方在向中方攤牌」。68 錢其琛的答覆是，中方絕不接受英方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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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立法局提交立法草案，而且不能把立法局的意見置於兩國政府的會談之上。對中方來說，這是原則問題。
隨著香港政府向立法局提交選舉規定（雜項修訂）（第2號） 1993條例草案（實施前四個改革建議）和立法局（選舉規定）（修訂）1994條例（實施最後三個改革建議），香港中共的任務是竭盡全力將政制改革置於死地。對彭定康來說，這場仗勢均力敵，但兩個法案分別於1994年2月24日和6月30日獲得立法局通過。北京明確表示，最後一屆區議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立法局將與英國管治同時屆滿。北京將取消直通車，並就九七後的政制作另作安排。
公然奪取控制權
為恢復主權，北京必須培植親北京的個人和團體為回歸後的香港建制服務。鑑於1989年以來與英國的關係日益惡化，特別是彭定康到港後更加惡劣，中共必須竭力制止英國推行的政治改革，破壞彭定康的代議制政治制度，並要在彭定康改革通過後成立一個影子政府，以力壓港英當局。
從許家屯開始，中共港澳工委已開始將拉攏吸納手段制度化，首先選擇資本家，百般攏絡，因為他們相信商界精英才是維持繁榮的關鍵。由於許多工商界要人已經是英國任命的殖民地政治精英，中共的策略是將他們爭取過來，允諾在特區政府中讓他們佔一席位。據許家屯觀察，商人都很務實，他們最關心的總是自己的商業利益。從草委會和諮委會中被任命的香港委員可以看出，中共成功地招募了大批有影響力的工商界人士。正如第八章所述，中方培植的委員最有效地遏阻了對民主改革的要求，查良鏞的主流方案和羅德丞的一會兩局就是例子。此外，通過任命草委和諮委，為中共與商界精英和其他有影響力人士打交道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事實上，通過這些被任命的委員，就可以追踪有多少人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中佔有重要地位，甚至包括他們的子女
（見附件四）。
210 地下陣線
港事顧問
不過，《基本法》頒布後，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其在香港社會上的覆蓋面，並加強自身能力，回應英國在天安門事件後推行的政制改革。中共實行了魯平提出的一個想法，中國應該設立榮譽顧問的職位，以達到深入廣大社會層面的目的。1992年3月至1995年4月，總共有186人分四批被任命為香港事務顧問，為期兩年。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新華社為此大張旗鼓。中共根據不同需求任命這些顧問，主要包括商界翹楚、親北京政界人士、專業人士、學者和工會領袖。69 後來成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當時與安子介、邵逸夫、霍英東和李嘉誠等富豪皆被任命為首批44名顧問。不過，沒有一個民主派人士獲任命。中方官員強調，任命這些顧問是「建立一個與港人經常溝通的渠道，集中港人的智慧」，他們不會「影響港英在過渡時期負責香港行政管理的能力，也不存在所謂第二個權力中心的問題」。70這些顧問沒有正式的工作。另有667人被委任為區事顧問，都是不那麼重要、在小範圍內有影響力的人，例如區議會主席及市政局議員。71事實上，無論中英關係如何，擴大其關係網符合中國的利益。這些被任命的顧問的價值在於中共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當中部分顧問有參與公共服務的往績，但不會像過往一些基本法諮委，會因提倡民主改革而與中共對抗。72
準備選舉
中共做好了實事求是的準備。雖然它不希望選舉來得太快，不過事已至此，選舉已成定局，中共開始動員親北京團體參與選舉。任命區事顧問就是在爭取親北京人士在地區選舉中勝出的重要一步。中共不但需要找到合適的人參選，還要有人在各選區擂鼓助威。與此同時，中共港澳工委一直在社會草根階層積極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培養與街坊、互委會、分區委員會、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211
區議會議員、鄉議局成員、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議員等領導人的關係。為了競爭立法局的議席，中共就需要鼓勵基層領袖和精英階層組成政黨，參與直選和功能界別選舉。此外，中共也必須壯大其傳統的支持陣營，即左派工會、婦女團體、青年團體和其他統戰機關聯盟的力量，動員他們在競選期間支持親中候選人。新的統戰團體包括於1993年正式成立的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由全國政協委員林貝聿嘉議員擔任委員會主席，共有600名成員；此外還有：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一個香港中資公司組成的機構）、大專學生聯會（愛國學生組織）、穩定香港協會（由不同從政者和港事顧問、區事顧問、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組成）。73
面對即將到來的選舉，香港的年輕政治精英捲起了一陣忙
亂的競選風。譚惠珠是香港自由民主聯會的主席。羅德丞成立了新香港聯盟，由於他意識到當選第一任行政長官已經無望，他的組織也就沒有繼續發展下去。一群立法局議員於1992年成立了啟聯資源中心，是自由黨的前身。1992年，曾鈺成74 組建民建聯，譚耀宗也是成員之一。由於民建聯是親北京的政黨，它的作用是在1997年前的選舉中與民主派政黨競爭，支持中共對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政策，並在香港社會內擔當統一戰線的保護傘。75 有人認為，民建聯太草根，建議成立一個親北京的中產階級政黨。在香港新華社的鼓勵下，律師劉漢銓於1994年與其他工商專業界人士組成的各個團體合併，組建了香港協進聯盟。76 譚惠珠組建的政黨一直沒有很大發展，後來她加入了民建聯。在回歸後的香港，民建聯成為親建制派的大黨，譚惠珠現為民建聯的副主席。在2004年的議會選舉中香港協進聯盟表現平平，2005年與民建聯合併。功能界別選舉制度也保證了左派陣營可以通過各個功能組別中的盟友贏得一些立法會議席，如在勞工界和鄉議局。
在競選活動中，中共港澳工委充當「幕後指揮，為親北京候
選人策劃統籌，並動員統戰外圍組織」。77 為了準備1994年區議會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香港新華社副秘書長黃之著負責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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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候選人排兵佈陣，在香港新華社設有一個工作組，由鄭國雄負責，為其青睞的候選人和團體訂定長遠的選舉策略。78
繼1994年和1995年選舉後，中共繼續擴大其選舉機器，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九龍社團聯會及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後來也都加盟。歷史較悠久的是新界社團聯會，它於1985年已經成立，並不斷發展。這些機構在競選活動中協助愛國陣營，發揮重要的協調作用。以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為例，它有若干附屬機構，包括中西區統一協會、灣仔區統一協會、東區統一協會和南區統一協會。這些分支機構積極動員其他附屬機構及其成員投票支持愛國候選人和其政黨。79
基層統戰團體例子
工會聯合會 (1948)：到2009年，已有超過32萬會員，53個相關
工會和178個附屬團體。
新界社團聯會 (1985)：到2008年，已有超過14萬會員，214個附屬團體。
香港廣東社團聯合會 (1996)：到2005年，有454名個人成員和
186個組織成員。
九龍社團聯會 (1997)：到2008年，擁有超過11萬會員和82個組織成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1999)：到2009年4月的網上資料顯示，有
455名個人成員和53個組織成員。
直到今天，統戰聯盟及其外圍機構仍實施金字塔型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為民建聯或中共支持的特定候選人大力宣傳，遍及其網絡的每一個角落。這些社區內的外圍機構，起到傳送帶的作用，將信息傳送到各處。此外，大型統戰機構，如工聯會，還提供人員和資金，以協助競選。為了確保這些機構努力為同道政黨和候選人工作，有些成員在民建聯和統戰機構兼職（見第十章及圖11 ）。例如，民建聯的領導人譚耀宗和鄭耀棠長期領導工聯會。民建聯還邀請地區領袖加入其中。例如，立法會議員、區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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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陳鑑林是觀塘民聯會的代表，區議員孫啟昌曾經是灣仔區各界協會主席。80 民建聯還充當協調者，減少各團體之間的競爭和
衝突。81
預備工作委員會
在1993年7月16日，在任命了首兩批港事顧問後，中英之間對彭定康建議發生爭拗之時，北京決定建立另一個機構，稱為預備工作委員會。1993年3月，中國首次公布成立該委員會的目的。然而，為了完成過渡期最後階段的準備工作，北京在彭定康上任前似乎已經想到有必要設立這一機構，彭定康的改革建議可能只是為中共提供了大搞宣傳和外交活動的契機。北京就彭定康的政改建議警告說，任何英方單方面的行動都會導致中國「另起爐灶」，並強調這是由於英國的對抗政策造成的不幸後果。82
「另起爐灶」表示中共要掌控組建九七後香港政治制度的主動權。儘管北京堅決否認，預委會是第二權力中心或影子政府，但周南承認，中方希望就籌組香港特區政府一事採取主動，早日作出安排。83 中國官員否認的理由是，預委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的工作委員會，是北京的一個諮詢機構，而不是在香港運作。儘管北京否認，但普遍認為預委會就是一個影子政府。84
《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本法》並沒有說要成立這樣的一個機構。當提出成立這一委員會的合法性問題時，北京爭辯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4日決定成立該委員會。85 於此同時，基本法獲得通過，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準備工作機構，而香港特區預委會只是為了準備1996年成立籌備委員會設立的。它將「為將來的籌備委員會做準備工作，主要包括特區怎樣來組成政府、立法機構和其他方面工作」。86
1993年7月，預備工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於1995年12月結束工作。它由57個成員組成，其中30人來自香港。香港代表數目較多是希望這安排會讓港人較易接受，但事實上，大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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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其資歷才是真正重要的。預委會使北京可以在收回香港的過程中，協調中國各級政治機構。預委會主任委員是錢其琛，六個副主任委員包括四名大陸官員（魯平、周南、姜恩柱、鄭義）。大陸成員由副部級官員組成，包括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公安部、解放軍、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香港副主任委員是最為北京信賴的兩個商界鉅子霍英東、安子介和法官李福善。其他香港委員都是統戰對象，包括李國寶、李嘉誠、羅德丞和譚惠珠。一直支持中共的人，如曾鈺成當然也在其中。
雖然預委會下設五個專題小組，負責各方面的地方事務，87但主要工作重點是就以下政治問題提出建議：第一屆特區政府的組成、九七後政府公務員的職能、確定現有法律中有哪些可能違反《基本法》並討論如何修改。北京還希望預委會與香港其他親北京機構合作，如港區人大代表、政協代表以及新任命的港事顧問，其中許多人是身兼多職。88
籌備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成立於1996年1月26日，有150名委員，包括94位香港委員和56位大陸委員。所有預委會的委員都獲任命為籌備委員會委員。籌委會主任是錢其琛，四名副主任為中方代表，其中兩位是魯平和周南，另五位港方的副主任都是老面孔，包括霍英東、安子介、董建華、李福善和梁振英。中方委員包括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89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務院經濟特區辦公室和財政部的代表；也有來自安全機關的代表，包括解放軍、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還有中共統戰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人參加。此外，還有地方代表，包括中共深圳黨委、廣東省人大和北京市委。大部分港方委員是商界人士，其餘的是專業人士、親北京政界人士和其他社會階層的代表。其中許多人是港事顧問、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90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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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會負責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建工作，包括提供建立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和第一屆立法會的方案；以及負責籌備建立一個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這推選委員會負責挑選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91 由於預備工作委員會實際上已經超過了
《基本法》為籌備委員會設定的範圍，籌備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比
《基本法》所設定的更廣。例如，它贊同預委會就成立臨時立法會的建議；就如何在香港實行中國的法律提出意見；為解釋部分
《基本法》提供建議；提出現行法律中違反《基本法》的條款。
推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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