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的鍾逸傑指出，新界租約在1990年代末屆滿，地產商認為租約很快到期，所以不去銀行貸款進行長線投資，但他也表示，新界土地繼續以1997年6月完結前3天到期的條款出售，Feeling the Stones, 第108頁。衞奕信在一個訪問中也提及美國人的關注。見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鍾士元指出，
「銀行界開始對香港政府表達關注，並提出倘不能在1982年之前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將會影響房地產買賣及經濟發展，而發電廠等需要大量投資的公共事業也必須前途明朗，才可投資。」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19頁。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第352頁。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54–55頁；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43頁；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4頁；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0–23頁。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56頁。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3頁。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20頁。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2頁。
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42頁。
1979年7月，柯利達向英國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示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延長租約這一問題。9月中國作出回應，表示「直至英國不再管理這片領土為止」是不必要的。1979年11月，時任總理華國鋒訪問英國，新首相戴卓爾夫人向他提到香港問題。1979年12月黃華訪問英國時，Peter Carrington提出同一問題。1980年5月，前首相James Callaghan訪問北京，也希望討論香港問題。李後，《回歸的歷程》，第68頁；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第61–62頁。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3頁。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82–83頁。
魯平的看法載刊於《香港之窗》（ Window ），1993年7月2日，第33頁。
1981年中央政治局決定收回香港，李先念最初對容許香港繼續行資本主義感到不滿。1982年1月，鄧小平成功於高層領導人中取得共識。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17頁。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6頁；Robert Cottrell指出鄧小平希望與台灣討論中國的統一大計。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3頁。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提出：國家實行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的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制、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中共與國民黨應討論，以達成統一。
許家屯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及廖承志曾與數名港人會談。許家屯，
《許家屯回憶錄》， 第88頁；Robert Cottrell 指出， 於1981年11月至12月期間，北京接待了多位港人。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6頁。
334 註 153–158 頁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13頁。
李後，《回歸的歷程》，第74頁；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14頁。
為英國新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做準備，阿金斯提前到達北京。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的消息是在1982年 1月6日趙會見了阿金斯後宣布的。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67頁。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39頁。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9頁。
香港政府白皮書，1981年。
在初期的區議會選舉中，三分之一的議席由直選產生，其餘則委任。
Ian Scott指難以找出成立區議會的原因。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28頁；盧兆興也有同樣的結論，參考Lo Shiu-hing Sonny，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73–81頁； Norman Miners則指出當年區議會採納普選是何等激進，見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第170–171頁。
這些人物包括富豪、知名的左派人士、出版社社長等，如霍英東、利銘澤、李嘉誠、胡應湘、安子介、馮景禧、黃麗松、費彝民、徐四民、吳康民、查良鏞等。李後，《回歸的歷程》，第76–77頁。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第12頁。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89–90頁；以及2007年8月，《明報月刊》採訪許家屯。
Margaret Thatcher, Downing Street Years, 第259頁；戴卓爾夫人還寫道：「By the time I visited the Far East in September 1982, Britain’s standing in the world,
and my own, had been transformed as a result of the victory in the Falklands.」（只供英文版）。
2003年9月19日與衞奕信的訪談， http://chu.cam.ac.uk/archives/collections/ BDOHP/Wilson.pdf。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46–47頁。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87–92頁。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5頁。
戴卓爾夫人曾說過，鄧小平會見她時告訴她：「I could walk in and take the whole lot this afternoon. 」，對此她回答說：「There is nothing I could do to stop you but the eyes of the world would now know what China is like. 」。 魯平透露，如果中英談判在殖民地引發動亂，中國準備採用「武力收回」香港。見 Michael Sheridan, “China Plotted Hong Kong Invasion”, The Australian, 2007年 6月25日。*對話只供英文版。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3頁。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9–21頁。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51頁。
1981年，英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把香港英籍人士定為「英國屬地公民」，並排除他們享有居英權。在整個過渡期，英國國籍與香港英籍人士的
註 158–164 頁
335
問題令港人生氣。有關英國給予在港少數民族人士正式英國國籍的討論，參考陸恭蕙，Being Here, 第260–266頁。
1982年9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中國對香港的嚴正立場」的評論，其中包括中國對不平等條約的看法。
David Faure，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第79–84頁。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16頁。
John Greenwood, Hong Kong’s Link to the US Dollar，2008年。
Cindy Yik-yi Chu,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lliance with the Business Elite in Hong Kong: The 1997 Question and the Basic Law Committees,
1979–1985”, Modern Chinese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第54頁。
中方堅持認為，作為談判小組成員的香港總督，只能代表英國，而不是代表香港。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84年3月14日（只供英文版）。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58–60頁。
Sally Blyth及Ian Wotherspoon《, 說吧，香港》，第158–166頁。
使用「聲明」這個詞，而不是「協議」是很重要的。由於中國從未接受割讓香港、九龍及新界領土條約的有效性 ，在行使主權問題上，中方自然沒有必要與英國達成協議。此外，一旦中國行使其主權，也不需要得到英國同意。
蕭蔚雲引用鄧小平在「一國兩制」中的講話，第4頁。蕭蔚雲是基本法起草委及內地高級法律專家。他並沒有在書中解釋何謂「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將馬克思主義長期使用的說法與「一國兩制」的概念聯繫起來似乎在政治上非常重要。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4–6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81頁。
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第209頁。
大律師John Swaine棄權。
Robert Cottrell提供了談判的詳情，見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有關談判的摘要，參考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17– 218頁；David Bonavia在其書中宏觀地看談判過程，見Hong Kong 1997；中國角度看談判，參考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3章。
第八章
1. 李谷城，「香港的新華社功能與角色」， http://202.76.36.61/vol%2018/ vol18Doc1_2.htm。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23頁。
盧育儀、麥慰宗和鍾仕梅，「統戰工作有功，錯在重資輕勞」，《當代週刊》，
1990年1月13及14日。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28–30頁。
5. 同上，第63–67頁。
鍾仕梅，「對港方針，政出多門」，《當代週刊》，1989年12月9日，第20頁。
336 註 164–170 頁
許家屯的《許家屯回憶錄》提供了一些例子，如對香港企業在大陸可以/不可以做的事情持不同意見、中英關係、中共在港的統戰方式等。詳見Lo Shiu- hing So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Con icts over Hong Kong,
1983–1990”, China Transformation, 第6–8頁。
許家屯之《許家屯回憶錄》第8章載有很多關於許與港澳辦之間的衝突。另參考Cindy Yik-Yi Chu, “Overt and Covert Function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1947–1984”, The Historian, 第39–40頁；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1990年，第755–756頁。
《明報周刊》訪問許家屯，2007年8月。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20頁。
同上，第141頁。
12. 同上，第470–471頁。
13. 同上，第64–65頁。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第754頁註19。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2章。
同上，第76頁。
同上，第55頁。
同上，第54頁。中國軍隊分為7個軍事地區：廣州、南京、成都、濟南、蘭州、北京和瀋陽。
同上。
同上，第63頁。
21. 同上，第76–77頁。
同上，第223頁。許家屯透露，朱鎔基（ 1998–2003年為國務院總理）當時有機會被派到香港，但最終中央中委決定任命他為上海市市長。
同上，第78頁。
這兩個地方幹部是王如登和陳鳳英。見軒轅輅，《新華社透視》，第52頁。
Chu Yik-yi, “Overt and Covert Function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1947–1984”, The Historian, 第41頁。
李約，「獨家訪問許家屯」，《廣角鏡》，第129期，1983年6月，第6頁。
John P Burns 改編了載於1989年12月16日的Contemporary中有關「香港新華社」的架構圖， 見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第754頁；許家屯在《許家屯回憶錄》中提及的安全部也包括在內。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22頁。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70–72頁。
同上，第96及139頁。
同上，第139頁。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97頁。
註 171–175 頁
337
Teresa Ma, “Capitalism, China-sty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82年3月1日；Cindy Yik-yi Chu,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lliance with the Business Elite in Hong Kong: The 1997 Question and the Basic Law Committees,
1979–1985”,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第58–60頁。
Ambrose Y C Ki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in the Grass Roots Level”, Ambrose King及Rance P L Lee,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第129–130頁。
Leo F Goodstadt曾撰文討論北京對香港經濟發展成功原因的看法。見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27–728頁；Wai-kwok Wong, “Can Co- optation Win Over the Hong Kong Peopl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Since 1984”, Issues & Studies, 1997年5月(33:5)，第116–118頁。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30–131頁。
Nick Seward, “The Tung Kin Gulf: Rescue Plans Call for the Stripping of
OOCL’s Public Asse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第98頁；Guy Sacerdoti, “On Separate Tracks: Two Shipping Groups Negotiate with Banks to Stay A oa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第166頁；陸恭蕙和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第27–28頁。
同上，第131頁。許家屯指出，馮景禧遇到財政困難時曾聯絡他。許家屯其後與中銀集團負責人及其他人開會討論，找尋協助方法。許家屯稱，馮景禧去世後，中國還繼續支持他的兒子接掌事業。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4章；軒轅輅，《新華社透視》，第96頁。
2002年3月30日與楊耀忠的訪談。 見Wan Kwok Fai, “Beijing’s United Front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第54頁。
盧育儀和鍾仕梅說：「整個新華社的眼睛不是向下望而是看著上層和工商界」。見「統戰工作有功，錯在重資輕勞」，《當代週刊》，1990年1月13日，第14頁；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4及5章。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5章。
匯點成立於1983年，並成為香港首個正式確認自己為政黨的團體。1990年，與香港民主同盟合組民主黨。後來新成立的團體包括新香港學會、香港前景研究社及香港協進會。
香港觀察社大概於1988年停止運作。香港觀察社成員陸恭蕙和胡紅玉後來成為立法局議員。1981年至1982年梁振英活躍了一段時期。1997年胡紅玉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2009年成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Pressure Points, 第196–209頁；陸恭蕙，Being Here, 第171–185頁。
香港政府公布的特邀嘉賓名單有101名，報章也刊登了另一份名單，嘉賓總數合共102人。附錄二提供兩份名單上出現的所有嘉賓名字。另見1984年12月16日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稿。附錄二顯示102名，其中包括政府新聞公布中的101人及報章中多出的名字。
Leo F Goodstadt in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 Coloni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22頁。
338 註 175–181 頁
廣泛地徵求和收集香港人的意見並反映大多數人的民意，「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將包括多名港人」，《文匯報》，1985年3月11日。
Deng Xiaoping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第67–78頁；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6章。
同上。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41頁。
程翔，「起草委員會的內地成員，應包括一些比較熟悉香港的人士，一些主管港澳工作的以及一些法律界人士，特別是制憲專家⋯⋯ 香港地區人選則應具備愛祖國，愛香港，熟悉香港情況，並且在某個領域具有專業知識，同時又能採取『持平態度』的人士來出任」，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怎樣產生？」，《文匯報》，1985年4月12日。
「許家屯談成立起草委會」，《文匯報》，1985年4月5日。
程翔，「所謂『持平』，就是能平衡各方意見和利益的人。持平的主張就是要能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將來《基本法》的精神，符合大多數人參與的原則。只有持平才能有穩定，有穩定才能有繁榮」，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怎樣產生？」，《文匯報》，1985年4月12日。「平衡」的重要性有三個因素：1 ）大家認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無論是階級關係，行業類別都是十分複雜的，因些要維持這樣一個社會的性質不變，就必須讓各方都有參與的機會，2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就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的穩定，在這個大前提下，各種政治傾向的人都應互相合作，持平就是要能夠對各種政治傾向的兼容並畜；3 ）隨著香港形勢的變化，人們的政治傾向也在不斷的變化中，而且距九七年越近，這種變化就越大，因此，不應去追究某人在過去歷史上曾抱有什麼態度，更重要的是看今天和以後的態度。
安子介是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
Ambrose Y C King首次使用了這個詞，見 Cindy Yik-yi Chu,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lliance with the Business Elite in Hong Kong: The 1997
Question and the Basic Law Committees, 1979–1985”,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第62–63頁。
直到1985年，立法局只有委任議員及委任的公務員（官守議員），因此兩局非官守議員被用來區分官守和非官守成員。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6章。
同上，第157頁。許家屯指出，還是把李柱銘留在基本法草委中，因為這樣較易控制他。
同上，第6章。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41頁。
改編自Ma Ngok,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第41頁。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62–163頁。
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Co-optation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the
Basic Law Drafting Process”,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第13–15頁。
同上，第10頁；以及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40頁。
註 181–190 頁
339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76–178頁。
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第144頁。
Steve Tsang, The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5頁；以及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181–182頁。
《基本法》附件一（一）；及Jonathan Dimbleby, The Last Governor, 第52頁。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180頁。
英國和中國之間對一些詞組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附件一（一）中的「責任」，是指香港特區的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應負責」，而且「最終決定權」不一定指香港特區對《基本法》具有最終解釋權，只有全國人大才具有這一權力。
香港政府綠皮書，1984年7月。
陸恭蕙及思滙政策研究所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香港政府白皮書，1984年。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69–173頁；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90–93頁。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26頁。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90頁。
黃文放，《解讀北京思維》，第98–99頁。
八十九人方案，《未來香港特區政府架構的建議》，1987年9月。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77頁。
何立，「直選民意大結算」，《九十年代》，1987年10月，第40頁。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294– 295頁。
2003年9月13日與衞奕信的訪談。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284– 298頁。
胡泰然，「白皮書跳不出北京的框框」，《九十年代》，1988年1月，第44頁。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28頁。
Emily Lau, ‘Where’s the Part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86年6月12
日，第16頁。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第301– 305頁。
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121頁。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242–243頁。
「Glasnost 」是指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歷史上的開放期間，從1985年開始。
詳見程翔，《天安門的反思》；另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網站：
http://www.alliance.org.hk/english/historyblood.htm。
「OMELCO 」指的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
「新華社香港分社退職員工聲明」，《九十年代》，1990年7月，第42頁。
340 註 190–196 頁
訪問許家屯，《南華早報》，2007年7月6日。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380頁。
第九章
首次實行「抓大放小」政策是為了改革國有企業，但當時也用於中共對香港政策，以控制主要問題，暫避非重要問題，見Willy Wo-lap Lam,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Transition”, 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5頁。
與前香港高級官員的私人通信，2006年。
Leung Sai-Wing, “The China Factor and Voters’ Choice in the 1995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載於Lau Siu-kai及Louie Kin-shuen,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第201頁。
《新華社新聞公告》，1989年6月22日。所謂「顛覆基地」與「反共陣線」或「反華陣線」的意思相同。
其他高層領導人有政治局常委胡啟立（ 1929– ），也被撤職，因為就實行戒嚴他投了棄權票。在1991年他被任命為機械製造和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萬里（1916–）也被暫時軟禁，因為他在訪問在北美期間，對學生示威遊行表示同情。
面臨的挑戰使北京改變了外交政策方向，並用28個字來表達：觀察分析、堅持立場、充滿信心、韜光斂跡、保持低調、不要帶頭、作出貢獻。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425–426頁。許家屯提及要港人應邀到北京，以及他邀請港人到北京（特別是會見李鵬），對中共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高繼標，《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羅德丞政海浮沉錄》，第40–41頁。
天安門事件後，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香港富豪和大班從內地或香港撤回投資，只是可能暫緩新的投資。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425頁；Scarlett Chiang, “Worried Bosses Tried to Lease HK for $10b”, The Standard, 2007年7月4日。
許家屯在其回憶錄中提到自己受到黨的批評，而他犯錯的證據很可能包括這件事。天安門事件詳見 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第 156–161頁。
Ambrose Leung, “Shaken by ’89, Beijing Rethought Handover”,《南華早報》， 2007年6月26日。魯平和許家屯的經歷基本上類似。兩人都將港人要求推遲中國統治的意願轉達給最高領導人，而且很可能是相同的一些人作出的建議。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魯平有沒有透露港人的意願。現在還不清楚，提出以100億港元租賃香港的富豪，與請願行動是否相關，以及許家屯是否了解後者。
「黃文放──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生活工作的四十二年」，《東周刊》，1994年
6月22日。
註 196–200 頁
341
Lo Shiu-hing So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Con icts over Hong Kong, 1983–1990”, China Transformation, 第1–5頁。
Chris Yeung採訪許家屯，“The Go-between”，《南華早報》，2007年7月6日。許家屯提到香港的朋友是親北京的金堯如（ 2005年去世）。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56頁。
採訪許家屯，《明報月刊》，2007年8月。
Chris Yeung, “Tycoons’ Plan for Self-rule ‘Treasonous’”，《南華早報》，2007年 7月4日。
John P. Burns, “The Role of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載於Hong Kong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第35–36頁；
Wai-kwok Wong, “Can Co-optation Win Over the Hong Kong Peopl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Since 1984”, Issues and Studies, 1983年5月 (33:5)，第118–119頁。
「黃文放──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生活工作的四十二年」，《東周刊》，1994年
6月15日及22日。
「新華社今正名『中聯辦』 姜恩柱：不干預港事務」，《明報》，2000年1月18日。
Lo Shiu-hing So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Con ict over Hong
Kong, 1983–1990”, China Transformation, 第8–9頁。
六四事件後，港人嚴重失去信心。在1989年6月底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37%受訪者表示認真考慮離開香港。在專業人士、行政人員及企業家的階層中，64%受訪者已作離港準備。另一個由香港工業總會於六四事件後不久進行的民調同樣顯示，超過75%受訪製造業人士正打算或考慮移民。參閱Joseph Cheng,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fter the Beijing Massac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166–167頁。
Lo Shiu-hing Sonny,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第121–129頁。
《基本法》附件二第二部分。
Alvin Y So，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第161–163、168–169頁。作者在書中提及兩局議員的共識方案。
黃健，「香港新華社四年來的變化」，《當代月刊》，1993年11月15日，第13頁。
周南說：「僅從香港的局部看香港，往往看不清，如果從更大的形勢上來看，可能看得更清楚」，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48及350頁。
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9年10日於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上發言。對於香港，戴卓爾夫人表示：“I doubt whether the Chinese fully reaslise even now the impact on world opinion of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They try to pretend
nothing untoward happened, whereas we know from very carefully gathered evidence that something like two to three 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in and around the Square. Many of us thought that, aft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342 註 200–204 頁
Revolution in which many of the present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ir families suffered, we would not again see indiscriminate oppression in China. We were wrong. It also underlies the tenuous nature of opposition in China: there is nothing to compare with the history of refuseniks and Samizdat that was evident for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inevitably been a set-back for co- operation between the 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hich had been increasingly successful. It will take some time to overcome this. It also creates serious worries over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suffered a very severe shock from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are desperately in need of reassurance as 1997 draws closer. We of course remain responsible for Hong Kong right up until that date and shall do all we can to safeguard it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t would be very helpful if CHOGM could state unequivocally its
support for Hhong Kong and call on China to rebuild confidence there（” 只有英文版）。見戴卓爾基金會，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speeches/ displaydocument.asp?docid=107792。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11頁。
Wai-kwok Wong, “Can Co-optation Win Over the Hong Kong Peopl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Since 1984”, Issues and Studies, 1997年5月 (33:5)，第118–119頁。
《基本法》第23條。
原文為「今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政治風波，除國內因素外，確實也有國際背景。國際上有些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亂得差不多了，中國也只要推一下就倒了」，《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82頁；另參考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88–291頁。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81頁。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91頁。
原文為「港督長期集大權於一身，現在卻大叫特叫民主，他們突然這樣做，沒有別的解釋，就是覺得國際氣候有，可以「『敲打』中國」，《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118頁。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93頁。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0年3月21日，http://www.legco.gov.hk/yr89- 90/chinese/lc_sitg/hansard/h900321.pdf，第865–867頁。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0年10月10日， http://www.legco.gov.hk/ yr90-91/chinese/lc_sitg/hansard/h901010.pdf，第13頁。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118頁。
《基本法》第67條。
《1989–1990年度施行報告》， 第99段。 見http://www.legco.gov.hk/yr89- 90/chinese/lc_sitg/hansard/h891011.pdf，第27頁。
香港特區政府土地基金信託成立於1986年8月13日，以方便管理從《中英聯合聲明》（1985年5月27日）開始生效直到1997年7月1日期間賣地所得的收入。
註 204–208 頁
343
與David Wilson訪談，http://chu.cam.ac.uk/archives/collections/BDOHP/Wilson. pdf。
魯平，「香港回歸的回顧」，《縱橫》，2007年，第9期，第31頁。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118頁。
顧汝德認為如果英國和香港官員考慮到中國的情況及其管理項目的經驗，很多問題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要是在合適的時間才向中方提及新機場工程所需要的資金問題，很可能可以減輕中方的疑慮，因為在大陸的花費甚巨的大型項目通常都是管理不善。見Leo F Goodstadt，“Prospects for the Rule of Law: The Political Dimension”載於Steve Tsa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第188頁。
Barbara Basler, “Furor Erupts over Hong Kong Plan”，《紐約時報》，1991年1月 21日。另見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80頁。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404頁。
同上，第428頁。
John P Burns, “Hong Kong in 1992: Struggle for Authority”, Asian Survey, 1993
年，第24–25頁。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81–182頁。
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408頁。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6頁。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2年10月7日，http://www.legco.gov.hk/yr92- 93/chinese/lc_sitg/hansard/h921007.pdf，第39頁。
兩個市政局包括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被董建華於1999年廢除。
Eva Liu及SY Yu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80s。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279–299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彷彿無人向彭定康提及那七份外交文件。另見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177–194頁。
「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回憶香港回歸歷程」，2007年6月11日，http://news. sina.com/c/2007-06-11/170413203794.shtml。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435頁。
同上，第256頁。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254–261頁。
這一次是在大嶼山天壇大佛開光典禮活動中，彭定康見到周南時伸出手來以表示「友好」。周以佛家的雙手合什來代替。見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
《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82頁。
周南說：「現在有關香港政制問題的爭論，並不是要不要民主之爭，而是要不要守信義之爭。從更深層次上來說，仍然是主權之爭。在涉及國家主權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中國人民是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部壓力的。」周南在1994年3月13日在人大廣東團大會上的發言。同上，第257頁。另參考
344 註 208–213 頁
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185–186頁。
Steve Tsang, Hong Kong, 第194頁。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站：http://hkupop.hku.hk/english/archive/poppolls/ chris/hyear/chart/hyear1.gif。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0–301頁。另參考Jonathan Dimbleby（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第223–266頁。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7頁。
69. 四批共186位港事顧問，分別於1992年3月、1993年4月、1994年5月和1995年
4月任命。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356頁。
District Boards是District Councils的前身，中文譯名同為區議會。市政局包括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於1999年被董建華廢除。
Leo F Goodstadt’s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21–741頁。
Lo Shiu Hing Sonny and Donald Hugh McMillen, “A Pro le of the ‘Pro-China
Hong Kong Elite’: Images and Percep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1995年6月 (31:6)，第117–118頁。
啟聯資源中心的成員包括李鵬飛（召集人）、張五常、周梁淑怡、魏兆傑、劉皇發、何承天、林貝聿嘉和黃匡源。
Lo Shiu-hing Sonny, Governing Hong Kong, 第202頁。
1994年4月，穩定香港聯盟、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和新香港聯盟組成了香港協進聯盟，有52位成員。
Lo Shiu-hing Sonny, Yu Wing-yat and Wan Kwok-fai,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s
Elections”載於Ming K Chan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54頁。
Lo Shiu-hing Sonny and Donald Hugh McMillen, “A Pro le of the ’Pro-China
Hong Kong Elites‘ Images and Perceptions”, Issues & Studies, 1995年6月 (31:6)，第117頁。
Lo Shiu-hing Sonny, Wing-yat Yu and Kwok-fai Wan,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s
Elections”載於Ming K Chan及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63頁。
孫啓昌是灣仔區委任議員（ 2007年區議會委任），他在民建聯旗幟下參加過立法選舉。
Kwong Hoi Ying, “Party-Group Relations in Hong Kong: Comparing the DAB
and the DP”, 2004年。
顧汝德指出一位政協表示魯平曾於1992年3日向他提及預委會這一個組織，而這是在彭定康獲委任為港督前所發生的。Leo F Goodstadt，“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4
年，第731頁。
註 213–218 頁
345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78頁。
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第237頁。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1990年4月4日通過了該法案。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361頁。
設立了五個分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及安全、文化。預委會共舉行了六次全體會議和一些研討會，還進行了分組討論。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於1995年12月舉行。
趙睿，張明瑜主編；宋瑩、張培忠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第363頁。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於1985年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成立，主理香港主權回歸的事宜。《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二列明聯合聯絡小組的職責，包括：就《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討論與1997年政權順利交接有關的事宜；及就雙方商定的事項交換情況並進行磋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只是一個聯絡的小組，並沒有實權。小組每年最少在香港、倫敦及北京三地開會一次。小組的任務於2000年1月1日正式完結，自1985年5月27日起，小組共舉行了47次全體會議。見http://www.cmab.gov.hk/tc/issues/app2.htm。
Jamie Allen, Seeing Red, 第288–289頁。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1990年4月4日通過了該法案 。它有7個分組處理的推選委員會，第一屆行政長官、臨時立法會、法律事務、經濟事務、慶祝活動、以及特區首屆立法會。
羅德丞被視為強硬派，並不受歡迎，如推選委員會成員。李福善曾表示如果羅德丞參選，他自己不會參選，但後來羅德丞決意不參選，李福善才參加選舉，只是他並沒有得到足夠的提名。Chris Yeung, “Lessons for the Hardliners”, The Standard, 1996年10月20日。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5–27頁。
94. 同上，第29–30頁。
見《臨時立法會年報》，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sec/a_rpt9798. pdf。
錢其琛指「英方來信提出了臨時立法會問題，說有的中方官員要求凡想要參加特區候任班子的香港公務，必須聲明支持臨時立法會。⋯⋯ 對此信，我未予回覆」。見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9頁。
他們包括民建聯的曾鈺成、譚耀宗和程介南，以及林貝聿嘉、杜葉錫恩、劉江華、王紹爾、鄧兆棠、何鍾泰、何世柱。
香港法例第151及245章。修訂要求公眾遊行人數超過30人必須向警方作出舉行遊行的意向通知；而任何組織必須事先註冊，並得政府同意方能成為一個合法團體。另外，還增加了「國家安全」這個概念，警方能以此作為是否批准遊行或組織成立的根據。見Benny Y T Tai, “Chapter 1 of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and Repositioning”載於Ming K Chan and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98–199頁。
見選舉活動指引，http://www.elections.gov.hk/elections/legco1998/elecgu.htm。
346 註 218–225 頁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81–382頁。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3–34頁。
Anthony B L Cheung and Paul C W Wong, “Who Advi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Absorption before and after 1997”, Asian Survey,
2004年11/12月(44:6)，第884頁，表 2。
Suzanne Pepper, “Hong Kong Join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First Test for One Country with Two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9年7月(8:21)，第319頁。
同上，第328頁。
105. 同上，第319–343頁。
Lo Shiu-hing Sonny, “The Election of the Hong Kong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以及 Lo Shiu-hing Sonny, The Dynamics of Beijing – Hong Kong Relations, 第185–198頁。
Polly Hui, Liz Gooch and Albert Wong, “Fanny Law Quits over ‘Interference’”，
《南華早報》，2007年6月21日。
Fanny WY Fung and Celine Sun, “NPC Of cial Rejects HK Delegates’ Plan for
an Of ce in the City”，《南華早報》， 2008年3月16日；Fanny WY Fung, “HK Deputies’ Role Stuck in Limbo, 10 Years on”，《南華早報》，2008年3月16日。
Gary Cheung and Eva Wu, “City Liaison Of ce Deputy Defends HK Delegates”，
《南華早報》，2009年3月19日。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29–30頁。
He Huifeng, “Shenzhen Conference to Discuss ‘Liberation’ of Cross-border Ties”，
《南華早報》，2008年4月8日。
這些政治協商機構包括重慶、珠海、河北、河北、清遠、福建、廣東、江西，幾個董事會成員還擔任統戰機構職位，如全中國僑聯華人協會、香港華僑華人總會、中國青年聯合會和香港各界婦女聯合會。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會2008–2009年董事就職廣告，《南華早報》，2008年4月8日。
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37頁。
Lo Shiu-hing Sonny and Donald Hugh McMillen, “A Pro le of the ‘Pro-China
Hong Kong Elite’: Images and Percep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1995年6月 (31:6)，第119頁。
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第737頁。
Yin Qian, “Bei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83–97”載於Robert Ash,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第113–132頁。
同上；以及《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5年4月26日，劉慧卿的發言。
Yin Qian, “Bei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83–97”載於Robert Ash,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第127–129頁。
同上。
註 229–232 頁
347
第十章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0–31頁。
Kristine Kwok, “Cargo Plan for Police in Airport ’98 Crisis”《, 南華早報》，2007年6月17日。
2. 曹二寶，「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學習時報》（第422期），2008年1月1日。
永逸，「中聯辦正積極發揮澳門第二支管治力量作用」，《新華澳報》，2008年
2月5日 。
中央駐港機構的定義是：「執行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職能，或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行使的職能；沒有行使商業職能；和在中央人民政府或有關的中央當局轉授的權力及職能範圍內行事」。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文件CB（ 2 ）629/98–99（ 02 ）。
「胡錦濤讚董建華港人治港做得好」，《明報》，1999年7月1日。
見立法會文件 CB（ 2 ）629/98－99（ 02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2頁。
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第395頁。
宗道一，「香江之水通海牙──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姜恩柱與他的夫人朱曼黎」，《黨史博覽》，第13–17頁。
《文匯報》，1997年10月31日。
Willy Wo-lap Lam, “Government: Beijing’s Hong Kong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31–33頁。
「新華社今正名『中聯辦』 姜恩柱：不干預港事務」，《明報》，2000年1月18日。
22個部門包括：辦公廳、研究部、人事部、宣傳文體部、協調部、社團聯絡部、青年工作部、經濟部、社會工作部、教育科技部、台灣事務部、行政財務部、監察室、信息諮詢室、保安部、警務聯絡部、港島工作部、九龍工作部、新界工作部、北京辦事處、廣東聯絡部、深圳辦事處。
中聯辦的官方網址：http://www.locpg.xg/jgjj/zyzn/。
「新華社今正名『中聯辦』 姜恩柱：不干預港事務」，《明報》，2000年1月1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的具體職能包括：1)協調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參加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事宜；協調處理國際組織和機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辦事機構問題；協調處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辦政府間國際會議事宜。2) 處理有關國際公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協助辦理須由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外國談判締結的雙邊協定的有關事宜。3) 協調處理外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的有關事宜。4) 承辦外國國家航空器和外國軍艦訪
348 註 233–237 頁
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等有關事宜。公署設6個部門：1) 辦公室負責特派員公署的行政管理和禮賓工作，處理涉港外交的禮賓事宜和外交審批。2) 政策研究室負責研究如何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處理好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的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3) 國際組織部協調處理特區以適當身份參與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加入新的國際組織、舉辦政府間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活動、國際組織在港設立代表處或辦事處問題、政府間國際組織負責人訪港的有關事宜；特區執行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處理軍控領域與特區有關的問題；協助特區同限于國家為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進行聯繫、遞交報告、調查問卷、統計數據等資料。4) 條約法律部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雙邊和多邊條約事宜及其他法律問題，辦理特區政府與外國政府談判和締結雙邊國際協議所需的授權文件。5) 新聞及公共關係部負責處理公署對外政策宣介和資訊發布、媒體及公眾外交工作等。6) 領事部主管領事方面的有關業務。設有中國人證件處、外國人簽證處和綜合處。見公署官方網頁：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coprc.gov.hk/ chn/。1998年，公署共有130名職員，見「馬毓真特派員在香港美國商會午餐會上的演講」，《大公報》，1998年4月29日。
馬毓真說：「不能把香港作為一個基地」。見「難解何以『獨厚』法輪功」，《明報》，1999年12月15日。
「港事務與臺問題屬中國內政外交部責彭定康說三道四」，《大公報》，2000年
10月20日。
「外交部駐港公署：美人權報告對港人權狀況的指責毫無道理」，《中國新聞社》，2000年3月1日。
《基本法》第14、19條規定駐軍香港。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駐軍。
《基本法》第5條。
《基本法》第14條。
「逾六成市民滿意駐港部隊」，《文匯報》，2001年8月1日。2004年8月，香港民意調查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6成受訪者滿意駐港部隊表現。
「駐港部隊首度閱兵挺董施政」，《都市日報》，2004年8月2日。
「民主派8議員訪軍營盼與中方更多交流」，《明報》，2005年5月2日。
「港政團腐蝕駐港解放軍」，《明報》，2002年6月21日。
律政司司長決定不作起訴的例子不只這個，還有其他。Christine Loh, “Human Rights in the First Year — Genuine Restraint, or Buying Time?”載於Nyaw Mee- kay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8, 第65–67頁。
Jiang Enzhu vs. Emily Lau Wai-Hing, HCAL27/98, Judgment, 1999年6月8日。
Albert Wong, “3 Beijing Of ces above the Law, Say Lawmakers”《, 南華早報》，
2008年3月15日。
市民或團體提交的意見書，參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2000–2001年。有關討論，見Lo Shiu-hing Sonny, Governing Hong Kong, 第241–242頁。
註 239–243 頁
349
Lo Shiu-hing Sonny, Wing-yat Yu及Kwok-fai Wan,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載於Ming K Chan 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39–165頁, 特別是第154–155頁。
Lo Shiu-hing Sonny, Wing-yat Yu及Kwok-fai Wan, “The 1999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Ming K Chan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55頁。
胡錦濤說：「中央對同志們的一條基本要求」。見「胡錦濤讚董建華港人治港做得好」，《明報》，1999年7月1日。
「京官保董」，《明報》，2000年8月9日。
「北京不滿助董不力」，《明報》，2001年1月13日。
Ian Scott,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第80–81頁。
「否認中央施壓」，《明報》，2000年9月27日。
「北京促陳太更好地挺董陳方安生主動澄清不和傳言」，《明報》，2000年9月
27日。
Anson Chan, “Ten Years on Eyewitness”《, 南華早報》，2007年7月1日。 陳太
也在香港電台第3台Backchat節目中提到：「I resigned chie y (there were a number of other concerns) because I was not able to go along with CH’s proposal to introduce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 thought in the absence of universal
suffrage to introduce a layer of political appointees would not be ef cient, would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I thought there were other ways of grooming political talents. I spent a year trying to persuade CH not to go down this road. But as I did not succeed and I felt I could not defend this package, I
chose to leave. 」（只有英文版）。
「籲港人團結勿『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朱總：中國好香港壞不了」，《明報》，
2001年12月。
同上。
陸恭蕙，A Hidden Helping Hand, CLSA Emerging Markets, 2001年12月，http:// www.civic-exchange.org/eng/upload/ les/200112_HiddenHelpingHand.pdf。
「訓斥記者四分鐘指提問天真『I am angry』 江：支持連任不等同欽點」，《明報》，2000年8月28日。
Ming K Chan, “Introduction: The Hong Kong SAR in Flux”載於Ming K Chan及 Alvin Y S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第15–17頁。
「知名人士紛挺董」，《明報》，2001年12月11日。
「高祀仁：家和萬事興」，《明報》，2001年10月22日。
「人大政協擬聯署挺董」，《明報》，2001年12月11日。
「知名人士紛挺董」，《明報》，2001年12月11日。
富豪和商界對董的不滿傳到北京，實在難以說他們衷心、全力支持董建華。陸恭蕙，Politics in High Gear, CLSA Emerging Markets, 2002年12月。http:// www.civic-exchange.org/eng/upload/ les/200212_PoliticsinHighGear.pdf。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民調顯示只有18%受訪者持董建華連任。見香港過渡期計劃，The First Five Years, 2002年5月，http://www.hkbu.edu.hk/~hktp/。
350 註 244–248 頁
「董讚中聯辦政府摯友」，《明報》，2002年9月17日。
陸恭蕙及Richard Cullen,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http://www.civic- 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2/POASE.pdf；陸恭蕙及Richard Cullen, “Politics Without Accountability”,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第127–188頁；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 》，第78–84頁。
「錢其琛：董不再孤軍作戰」，《明報》，2002年6月25日。
霍英東寫：「香港的榮衰，不是董先生一個人的責任⋯⋯ 董建華幾乎每天都被『某些傳媒和政客』指著臉，用『懵懂、無能、白癡』等『污言爛語』鋪天蓋地『照頭淋』，對董建華極不公平。」見「我們都有責任」，《明報》，2002年6月25日。
David Lague, “Standing Up to the Bo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2年 7月25日，第22–23頁。
Carol Lai及Andy Ho, “Press: How Free Is the Press?”載於Chris Yeung, Hong Kong China, 第200頁。
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傳媒有責任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王鳳超為報道台獨言論設限」，《明報》，2000年4月13日。
「特首要求中聯辦澄清，姜恩柱保證不干預港經貿」，《明報》，2000年6月2日。
「香港商人可自由選擇商業夥伴」，《新聞公告》，2000年6月1日，http://www. info.gov.hk/gia/general/200006/01/0601110.htm。
香港記者協會，《空間收窄》，第32頁。
集團擁有《星島日報》，Hong Kong Standard，另一機構擁有現今已停刊的
《天天日報》。中文《星島日報》仍然出版，Hong Kong Standard現在是一份免費報紙。
「律政司司長在亞洲投資會議上致辭全文」，《新聞公告》，1999年3月24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199903/24/0324148.htm。
香港記者協會，The Ground Rules Change, 第20–21頁。
“Wong Exit Shows No Two Tigers Can Co-exist”，《南華早報》，2008年12月24
日。
王永平，「中央，亞視，政治，生意」，《信報財經新聞》，2008年12月31日。
「讓我開門見山：亞視可以十多年來不斷虧本，換股東，注資，再虧本，再換股東，屢敗屢戰，愈輸愈有，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有股強大力量，不想它垮台。去年查氏入股，不是亞視股權的唯一變動。間名為僑光集團有限公司（包括其直接及間接控股公司，即國安岳強有限公司，中信國安集團公司及中國中信集團公司）同時獲批准持有近百分之十五的亞視股權，條件是有關公司承諾亞視會『繼續維持一貫的言論自由及編輯自由』，並『提供服務以迎合香港社會的需要』」。
註 248–252 頁
351
Jun Ebias, “Taiwanese Billionaire to Buy ATV Stake”《,
日。
路透社》，2009年1月28
香港記者協會，Rising Nationalism, 第一部分 “Media Owners Coopted to Top Advisory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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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表態支持市民要求押後二讀前，自由黨主席（同時為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在北京跟廖暉會面。田北俊誤以為北京願意押後處理這個問題，於是在他返港後，便向公眾說押後二讀是可能的。但當董建華明確表示仍然按原計劃行事，田北俊別無他選，唯有辭去其行政會議成員一職。由於得不到自
352 註 252–256 頁
由黨的支持，董建華只好宣布押後二讀。陸恭蕙，Uncharted Territory, CLSA Emerging Markets, 2003年7月7日， 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g/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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