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ungchaujiaofestival-ebook — Page 1

序

2011 年長洲太平清醮成功登錄在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香港
提出的第一批國家級非遺項目之一。2013 年由政府委托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
究中心完成普查，提出第一份共 477 項的非遺清單建議並供公衆諮詢。翌年，
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正式提出第一份的香港非遺清單。2015 年非遺
辦事處正式從文化博物館獨立出來，並且在翌年成立非遺中心推廣非遺教育
和知識。2017 年第一批共二十項的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正式公佈。2018 年非
遺辦事處建立了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讓公衆可以進一步認識香港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言之，香港政府在 21 世紀 10 年代積極地發展和推廣香
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配合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
產公約》，在確認和立檔外，資助研究工作，以期達到「保存」、「保護」、「宣
傳」、
「弘揚」、「傳承」和「振興」非物質文化遺產，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
命力的效果。

長洲太平清醮屬於「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的非遺類別。節日是周期性
的社會活動，是維繫和鞏固社會組織的能動力。宗教節日一方面是包容的，
同時也是排他的。在普同的宗教倫理下，地域社會人群通過周期性的社區節
日，共同分享社區的資源和價值，同時在可以預期的、共同期待的活動中，建
立社區人群的認同，強化社區的地域界綫。我們也可以從節日中，考察到社
區群體普同的意識形態和在特定時、空中的世界觀。同時，在常規的表象下，
和節日有關的內部結構（如組 織、地域界綫、地方領袖）、外部關係（如儀式
專家、政府以至研究者、觀察者和參與者）和意識 形態（如學習和模仿的過
程、對節日的解析以及文化資本的變動）等，都隨著時間、空間和持份者而增
減和調整。因此，節日提供了社會存在的框架。而重層建構的節日是社區人
群的產物，是流動的、活動的、時常變化的。明白節日的能動力，也就是理解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的關鍵。

本書通過縝密的檔案、文獻的分析、細緻的口述歷史和田野考察的交叉排比，
討論 19 世紀以來長洲島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如何構建廟宇和節日傳統；
並且指出回應着宏觀環境和地域社區權力結構的變化，節日的內涵也不斷地
調整。作者指出要明白節日，就必須瞭解「地方社會與更大的外在社會結構
的互動」。

「文化是活的遺產而非死的遺產。明白人群和社區是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調整
的話，才能有效地保育文化。」本書是透過社區節日理解地方社會悠長的歷
史、社區節日的延續、變遷和創新的完美範本；也讓我們認識到保護與社區、
人群緊密關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鍵不在於標準化「文化遺產」。更重要
的是要把節日、非物質文化遺產置於整體的、三維的歷史視野中；在歷史和
民族志的交織研究和記錄裏，展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態的生命力。


蔡志祥




1
目錄

序 1
前言 4
1. 研究回顧
2. 口述與文獻資料
3. 研究緣起

第一章：1898年前的長洲地方社會 11
1. 方志與碑銘上所見的長洲
2. 十九世紀長洲墟經濟狀況一瞥
3. 1860 年代後長洲島上的族群
（a）鎮安社－－寶安會所
（b）寶安書室－－東莞會所
（c）栖流所與寶安會所的關係
（d）南、北社：咸豐年間（1851-1861）長洲島上的海陸豐居民
（e）走私與緝私：長洲的關廠
4. 小結

第二章：從地方自治到殖民管治 21
1. 1898-1941 年的長洲地方社會
2. 日佔時期的變革
（a）
「長洲自治委員會」的成立
（b）對外交通的恢復
3. 戰後初期長洲華商會的發展
4. 二次大戰後的長洲居民協會
5. 二戰後殖民政府對長洲地方社會的介入
（a）1954-1955 年長洲居民協會選舉的紛爭
（b）從地方自治到殖民管治
6. 小結

第三章：長洲北帝廟的創建與管理 42
1. 長洲北帝廟的修建
2. 光緒廿九年（1903）重修北帝廟前廣惠潮的關係
3. 新界納入港英殖民管治後的長洲地方社會
4. 削弱地方社會自治的《華人廟宇條例》
5. 小結
第四章：醮儀的內容與流變 53
1. 長洲太平清醮起源的傳說
2. 從《本洲建醮總簿》看長洲太平清醮的流變
（a）對外的聯繫：捐題範圍
（b）內部聯繫：公務辦妥派豬肉
（c）選總理與擇日建醮
（d）醮場的佈置與建醮範圍的界定
（e）請神
（f ）分香（俗稱「洗街」）
（g）
「辦符」、「送大船」、「列聖行香」與「放生」
（h）
「水祭」與「山祭」
3. 醮場的遷移：從東灣到北帝廟康樂場
4. 小結

第五章：從對內的「列聖行香」到對外的「會景巡遊」 77
1. 海陸豐的民間傳統－－神靈降體
2. 內部的競爭：「走菩薩」
3. 在傳統中加添殖民色彩
（a）會景巡遊：殖民管治者的參與
（b）官民協商下的會景巡遊
4. 小結

第六章：建立醮儀以外的「傳統」－－搶包山 94
1.「搶包山」的歷史發展
2. 政府對參與建醮社團的管制
（a）兩個島外社團的創立
（b）政府對島外社團的關注：1971 年的衝突事件
（c）針對島外社團的監控措施
i. 變更申領活動牌照的辦法
ii. 詳列禁用的象徵符號與文字
iii. 其他監控手段
3. 紮製大包山社團的退出與 1978 年包山倒塌事件
4. 小結

第七章：回應社會的內在調整 105
1. 因應環境需要的「神功戲」：粵劇與海陸豐戲
（a）長洲建醮加演海陸豐戲的歷史
（b）海陸豐醮儀配上粵劇神功戲
2. 建醮組織的制度變革
3. 小結

第八章：總結 113

附錄：《本洲建醮總簿（民國四年吉立）》書影 118

徵引書目 130
 前言




4
我們只要翻翻嘉慶時期編修的《新安縣志》，都可以認識到早 名聲，發展消閒旅遊。島上食肆林立，為旅客提供由外地運來
在 1898 年 英國人租借 新界，把長洲島納入港 英 殖民政 府管 的海鮮美食。
治以前，長洲島已是珠江口外重要的漁業中心。它位於珠江口 長洲的舊市集範圍主要在島中間的狹長沖積帶上，包括北社、
以東，香港島西南約 16 公里，使這個面積約 3 平方公里，由一 新興、大新、中興和興隆五街，加上與各街平行的後街。只要在
條狹長的沖積沙堤連接南、北兩個高約百米的小丘構成的海 各街區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島上除了按各街成立的街坊會組
島，成為出入珠江口的船 隻必經之地；島上與漁 業 相關的商 織外，還有不少同鄉會，如寶安會所、東莞會所、四邑益善堂、順
業 活動十分興 盛，如船廠、山貨、雜貨店林立。乾隆時期，長 德同鄉會和中山同鄉會，而最廣為人熟識的可能是每年籌辦長
洲已成為附近各島嶼漁獲的集散地，為珠江口上重要的墟市。 洲太平清醮的「長洲惠潮府」。由上述五個街區組成的墟市，也
二戰後，港英殖民政府曾鼓勵本港的漁農業發展，重視本土 是島上的商業中心，酒樓茶室、各式日用品店舖、金舖、銀行
糧 食生產；但隨着亞洲各糧 食生產國相繼 恢復生產，香港漁 和街市都一應俱全。島上從事耕種的菜農，主要是客家人，農
農業日漸衰落，長洲島上的漁民與及菜園農民的生計，也深受 田主要在大菜園、西灣與南蛇塘一帶；而被稱為「蛋家人」的
影響。島上一度興旺的輕工業，如紡織、皮革、塑膠、食品加工 水上居民，主要將船灣泊在正灣上，也有部份灣泊在西灣的防波
等，在 1980 年代初，隨着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後，相繼 遷 堤內。西灣沿岸觸目所及，由大石口旁水坑一直往西灣碼頭，建有
往內地，又或敵不過內地產品的競爭而結業，年青島民只好遷 不少兩層高，已顯得有點老態的「新村」
，如圓桌村、美經援村、
居市區，另謀生計。今天，長洲島的經濟主要依靠昔日漁港的 應善良村等。據說是為安置昔日的漁民及寮屋居民而建的。




1919 年的長洲灣（相片由政 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提供）
資料來源：香港政 府檔案處，索書號 08-19D-385, Cheung Chau village and Harbour, 1919.


5
 作學校，另一份是反對 黃氏家族代收島上居民的地租。14 位
鄉村委員中，有 3 位簽了第一份請願書，加上另外 4 位委員簽
了第二份請願書，得出這 7 位委員是「鄉村委員會」的領袖的
結論。透過查核這 7 人的籍貫，發現有 6 位是惠州人；6 個惠
州人中，其中 5 個是鶴佬人（Hoklo）。由此推斷當時長洲街坊
領袖以鶴佬人為主。許舒進一步指出 20 世紀初，街坊的權力
結 構出現變 化，主要是廣府商人的數目與勢力的興起。1908
年惠潮人為重修惠州人創建的北帝廟時，由於經濟能力不足，
因而邀請具有經濟實力的廣府人加入，擔任重修北帝廟的總
理；為此，鶴佬人掌控的「街坊組 織」也隨之擴大，加入廣府
人，並改採輪值的方式。許舒認為街坊四大總理，每年每人輪
值三個月的方式，正是由此時開始的。2 許舒把長洲地方族群
估計是 1960 年代初從北山遠望正灣上的長洲墟（李見定提供） 二元化，以惠潮人與廣府人競爭地方管治權力的視角去理解
長洲的地方社會。然而，在未確知 1899 年殖民政府委任的 14
位鄉村委員的實際運作的情況下，是否應先質疑鄉村委員是
遊客踏上長洲島，在島上繞行一週，不消半天。在如此細小的
否地方管治組織？是否具有地方管治的角色？其次，何以簽署
島上，卻已有四所天后廟，以及北帝廟、洪聖廟、觀音廟、關帝
兩份請願書的鄉村委員就是街坊領袖呢？在 14 個委員中，有
廟和福德祠各一所。廟宇之多，是香港各離島沒法比擬的。島
4 位不確定籍貫，有 4 位是廣府籍，假若把他們加在一起，佔
上每年舉辦的傳統節誕活動十分頻繁，大型的神誕和節慶，
了多數，何以反而是弱勢呢？
包括農曆正月的元宵慶燈、三月初三的北帝誕、三月十八的西
灣天后誕、四月的太平清醮、五月的端午龍舟遊神、七月的盂 日本人類學者田仲一成對長洲北帝信仰的研究，同樣是以族
蘭勝會等。一年一度的太平清醮會景巡遊更是蜚聲國際的盛 群關係的視角入手，強調以北帝信仰為中心的祭祀是墟上的
事，每年都吸引數以萬計的遊客到來，中外媒體廣泛報導，使 海陸豐人（鶴佬人）組織的地方宗教活動。田仲一成透過 1979
此一傳統地方祭祀活動，走進各家各戶，廣為人知。 年、1980 年與 1983 年的田野調查，詳細記述長洲北帝誕與太

1. 研究回顧：
長洲不但吸引一般的遊客，更吸引了不少對中國傳統鄉村社
會感興趣的研究者。許舒（ James Hayes）於 1956 年取得倫敦大
學博士學位後，來港加入殖民政府。長期擔任新界民政官員，
對戰 後 新界鄉 村 社會有深入的親身觀 察與研究。早 在 1960
年代，許舒已嘗試利用長洲的碑刻資料，討論長洲島上的同鄉
組織的歷史。1 1970 年代，他利用地方文獻，結合口述資料與
政府檔案，深入剖析長洲島的地方管治的歷史。許舒指出長洲
居民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不同地區，不同方言群體各自依其來
源地組 成不同的同鄉組 織，聚居於長洲墟內不同街區，與 各
街區內的廟宇建立連繫；而地方紳耆透過籌辦 街區的神誕，
辦理地方慈善，成為街坊領袖。許舒利用 1899 年港英殖民政
府委任的 14 位長洲「鄉村委員」名單，結合兩份長洲居民代表
向殖民政府呈遞的請願書，一份是要求利用前清軍事用地改 2009 年從北山遠望東灣的長洲墟（馬木池攝於 2009 年）




1 James Hayes, “Cheung Chau, 1850-1898: Information from Commemorative Tablet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1963), pp.88-106.
2 James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7, pp.56-84; “Notes and
Impressions of the Cheung Chau Community,” in David Faure &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89-103. 地方節慶 作 為認識長 洲 街坊組 織的重 要場合，許舒曾撰 寫元宵慶燈的田野 筆記。見“ Lantern Festival, Cheung Chau, 10th February 197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6 (1986), pp.267-270.



6
平清醮的儀式過程，指出光緒年間（1875-1908）重修北帝廟時， 住的區域，西灣天后廟是水上人的廟宇。因此，在建醮儀式中，
邀請廣府人參與後，沒有宗教儀式的北帝誕演戲酬神活動日 沒有喃嘸隨行往迎請西灣天后、淨香不入西灣、
「走大船」要到
漸廣府化；但太平清醮仍保持海陸豐傳統，必須聘請海陸豐 大石口，把 不 潔的東 西送往西灣 等為例，以證 醮 事 對「水 上
喃嘸師傅主持醮儀，紮作由海陸豐師傅紮製，三座大包山為海 人」的排斥。故蔡氏認為長洲太平清醮所展示的社會界限，是
陸豐人社團捐贈，參與遊神的團體都是海陸豐系的。由於島上 一種「互補對立」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關係，不同的族
居民以廣府人佔多數，故神功戲先演粵劇；但於建醮後接續開 群既聯合，又相互排斥。 5
演海陸豐戲，是海陸豐人酬謝北帝的表現。（田仲一成把他在
蔡氏以長洲打醮作為剖析族群關係的平台前，是否應先確定
1979 年看到的情況，視為源自光緒年間重修北帝廟的廣惠潮
建醮是全島各族群都欲參與的祭祀。毫無疑問，長洲玉虛宮
三府訂立合約中的每年三次神功之一，認為「三次神功」是北
的北帝信仰，是長洲水陸居民的共同信仰，但建醮並非島上北
帝誕演戲、太平清醮演粵劇與打醮結束後演的海陸豐戲。有
帝信仰的唯一祭祀。打醮是長洲惠潮府操辦，惠潮人的祭祀，
關此問題，將會在本書詳細討論）作為長洲地主的黃氏宗族，
沒有廣府人擔任建醮值理會的總理，是否能理解為對廣府人
由於是離鄉地主，在二次大戰前，根本連祠堂也沒有；而且是
的排斥呢？至於水上人在建醮儀式中沒有角色，又是否能詮釋
屬於廣府人，故此對海陸豐人建醮的祭祀組織毫無影響力。 3
為陸上惠潮人對水上人的歧視呢？
田仲一成對1979 至1983 年間長洲北帝誕與太平清醮所做的詳
1980 年代日本人類學者曾對長洲漁民操辦的「端午龍舟祭」進
盡田野記錄，為日後的研究者留下很好的參考材料，可說是功
行研究，他們指出此祭祀同樣是以玉虛宮的北帝為主神。二戰
德無量。但他對田野上觀察所得現象，鮮有查考歷史文獻，探
前，長洲漁民建立「平安堂」，其下設三條大龍，分屬七艕船的
究其源流與變化，把眼前所見的現象，視作一直以來的操作。
因此，其分析多憑個人臆測，甚至流於武斷。如《中國祭祀演 福緣堂、扒艇的合意堂與及曬家艇的善慶堂。農曆五月初五，

劇研究》一書在討論參與太平清醮的街區與團體時，前文指 從北帝廟請出北帝行宮，把北帝送上龍舟，在長洲正灣上「游

出惠潮人以北帝廟附近為聚居街區，而廣府人則以洪聖廟為 龍」，在海面遙對各廟宇燒衣。 6 同樣是以北帝神為主祭，但在
中心形成居住區；後文在作南北劃分時，卻在沒有舉證下，把 祭祀中卻沒有陸上人團體的參與，既沒有海陸豐人，也沒有廣
廣府系的長洲地主黃維則堂所在的興隆街與更南面的大新街 府人，我們能說是「水上人」歧視岸上人嗎？還是島上共同信
劃入惠潮系，十分使人費解。4 這類情況，在田仲一成的論文 仰玉虛宮北帝的不同族群，基於不同的傳統，互不干涉地進行
中，俯拾即是，本書將會舉其大者加以討論。 各自不同的祭祀呢？

蔡志祥對長洲太平清醮所做的個案研究，探討長洲地方社會 其次，許舒對長洲地方 社會的研究，關注到英殖民政府租借
的族群界限，族群間的排斥與聯合，就顯得較為嚴謹。蔡氏利 新界，殖民管治進入新界地方社會的變化。然而，田仲一成與
用碑刻與訪談資料，有系統地整理了長洲各街區的街坊組織、 蔡志祥對長洲太平清醮的研究，卻對殖民管治的作用略而不
同鄉會組 織與及各廟宇的創建歷史。再以長洲的太平清醮為 談，把研究對象孤立於其所屬的政府體制以外。人類學的田野
案例，說明節日與族群的關係。蔡氏採納田仲一成的說法，認 研究，切忌過份專注於地方，而忽略國家，甚至跨越國界的社
為醮會無 論 從 組 織、儀式 與財政 上都展 示出海陸 豐 人的傳 會文化連繫；不應只專注於某「地方」內的參與，應該關注其與
統，由海陸豐人把持。即使醮會隨着社會發展，有限度地開放 「地方」以外的社會、文化和政 治 情境的聯繫。文化人 類學 者
予其他族群參與，但在儀式上仍保留海陸豐人的特有傳統；而 Clifford Geertz 提醒我們，「人類學家不是在研究村落（部落、
且其有限度開放也只限於岸上的居民，對於居於艇上的「水上 ，而是在村落中做研究。」7 地方社會失去外部
城鎮、鄰里等）
人」卻展 示出各種歧 視與排斥。蔡氏先認定西灣是水上人居 連繫，無論對資料的搜集，現象的分析都會造成嚴重的局限。




3 據 1979 與 1980 年的田野調查，記錄長洲北帝誕與太平清醮程序與儀式內容，參看田仲一成，〈寶安縣長洲北帝廟祭祀〉與及〈附錄四：長洲超幽建醮儀式補說〉，《中
國祭祀演劇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1，頁 65-99（中譯本：布和譯，《中國祭祀戲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64-102，283-291）
；
又 1983 年建醮的內外壇儀式，詳見田仲一成，《中国の宗族と演劇 : 華南宗族社会における祭祀組織・儀礼および演劇の相関構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1985，頁 285-287）
（中譯本：錢杭、任余白譯，《中國的宗族與戲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96-98。）1980 年長洲北帝誕的記
錄，可參看田仲一成，〈香港長洲海豐系王船祭祀〉，《中国鄉村祭祀研究：地方劇の環境》，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頁 145-160。
4 參看《中國祭祀演劇研究》，1981，頁 70。
5 Choi Chi-cheung, “Reinforcing Ethnicity: the Jiao Festival in Cheung Chau,” in David Faure and Helen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4-122；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 （第三章：打醮與族群關係－－長洲島的太平清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00，頁 89-110；〈香港長洲島的神廟：社區與族群關係〉，載於陳春聲、鄭振滿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 354-381；《酬
神與超幽：香港傳統中國節日的歷史人類學視野》 （第五章：族群關係：長洲島的神廟、節日和社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頁 195-237。
6 Yoshio Watanabe, “Ritual Process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the Cheung Chau Island,”；Hiromitsu Hakar, “Some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a Research of Cheung Chau
Island,” 和 Kazuo Yoshihara,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Fishermen’s Organizations in the Cheung Chau Island,” 三 文 均 收 於 Yoshiro Shiratori (e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Hong Kong,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1985, pp.66-110。
7 其原話是 “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ribes, towns, neighborhoods……), they study in village.” 見於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22。



7
1965 年長洲善慶堂新建龍舟，相片為龍舟於船排上施工的情況
（相片由政 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提供）
資料來源：香港政 府檔案處
案卷 HKRS365-1-158, A Dragon Boat is Born in Hong Kong




1965 年喃嘸師傅為長洲善慶堂龍舟開光 1965 年長洲善慶堂龍舟正進行點晴儀式
（相片由政 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提供） （相片由政 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提供）
資料來源：香港政 府檔案處，案卷 HKRS365-1-158 資料來源：香港政 府檔案處
A Dragon Boat is Born in Hong Kong. 案卷 HKRS365-1-158, A Dragon Boat is Born in Hong Kong.




1965 年長洲善慶堂新龍下水（相片由政 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提供）
資料來源：香港政 府檔案處，案卷 HKRS365-1-158, A Dragon Boat is Born in Hong Kong


8
1898 年，中英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長洲島自 饒氏以一宗地方社團的紛爭，「重構」二次大戰後香港新界的
此成為英國的租借地。早在 1898 年前，長洲島上黃氏家族以 商人與鄉紳之間的「階級鬥爭」，其論說頗具想像力。然而，翻
黃維則堂的名義，已向清朝政府承包收取租稅之權，故英殖民 查其所引用的資料，主要是政府相關部門的年報及報紙，對於
政 府 在 1905 年 把 長洲九 成 的私 人 土 地，以集體官 契（Block 涉事的長洲地方組織的文牘與檔案，政府相關部門處理此事
Crown Lease）的形式，批予黃維則堂，使該堂成為土地的承批 件的官方檔案，基本上未有加以利用。因此，文中對長洲各地
人，再以分批的方式，轉批給各業戶，批租權每五年轉批一次， 方領袖（包括商人）的分類，各地方組 織之間的聯繫，或組 織
黃維則堂也就成為替港英殖民政府批租和代收地租者。 二 8
內部的分歧，大都建立在主觀的猜測與推論之上。
次大戰後，英殖民政府在新界實施地方自治的政策，長洲島上
本書主要處理港英殖民時期長洲太平清醮的歷史發展。前人
成立了「長洲居民協會」，作為政府認可的地方自治機構，辦理
視地方節慶為地方族群關係的演示場，具有建構地方組織的
地方建設與公共服務；與此同時，於日治時期成立的商人組織
作用，這是筆者所認同的。10 但為避免重蹈前人覆轍，分析會
「長洲華商會」，對戰後的地方經濟發展，也扮演着十分積極的
盡可能建基在田野與文獻的結合。在田野上所觀察與訪談所
角色。1954 年底，「長洲居民協會」因選舉問題發生內部爭執，
搜集所得的資料，必須與地方文獻和官方檔案相互校勘，先
負責管理各離島的南約理民府官宣佈選舉 無效，政府更中止
確定歷史的真實性，以免分析流於臆測，或純屬個人的偏見。
與其關係，把長洲的地方自治權暫時委托「長洲華商會」執掌。
同時，本書對長洲太平清醮各種現象所反映的地方權力關係、
經數年的籌備，以華商會的主要成員為核心，於 1960 年成立
地方權力結構的轉變，都置於殖民管治下的歷史脈絡中進行
「長洲鄉事委員會」，華商會把地方管治的權力，移交予長洲
分析，重構殖民政府與新界地方 社會的互 動關係，以及在此
鄉事委員會。雖然，權力經轉移，但人事卻沒變，主理長洲鄉
互動下，地方如何從自治到管治的歷史過程。此設想是否能付
事委員會的仍是華商會的商人。殖民管治下，長洲島上的地方
諸實踐，除了勤於跑田野、做訪談、搜集地方文獻外，更要視
權力出現以上多番轉變，對族群關係會產生什麼影響？
乎官方檔案與其他文字資料是否充份。
饒世藻（Yao Souchou）在其博士論文中，改以階級理論，對長
洲地方精英權力的轉移作個案研究。他對戰後的長洲居民協 2. 口述與文獻資料
會、華商會、鄉事委員會和左派的漁民互助委員會等組 織的 長洲可說是得天獨厚，既因位處珠江口，自十九世紀以來，已
討論，都有助我們對長洲太平清醮的理解。但他在其論文中 設有粵海關（常關）的關卡，查緝鴉片走私；後 來改 歸清朝總
指出二次大戰後，港英殖民政府為推動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稅務司管轄的海關（洋關）
，專司徵收鴉片稅釐。因此，中國海
必須重組 新界的地方權力架構，成立鄉事委員會組 織，其目 關檔案中仍保存了少量與長洲關有關的資料。又因英國租借
的是要授予日益重要的商人階級在地方上有更大的代表性和 新界後，在租借地進行全面的土地丈量，進行土地登記，編製
權力，以協助政府推動經濟轉型。黃維則堂所代表的是傳統 集體官契，這是可資查閱的有關長洲土地所有權者的最早資
的鄉紳權力，黃維則堂的司理人黃頌凱與黃承業先後擔任於 料。1919 年政府仿傚港島的山頂條例，通過「長洲居住條例」
戰 後 成 立 的「長 洲 居民協 會」的主 席。饒 氏 指「長 洲 居民協 （Cheung Chau（Residence）Ordinance, 1919）
，規 定 未經 總督 會
會」在黃氏鄉紳勢力的把持下，未能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環境， 同行政局同意，任何人不得居住在長洲島的南部（山丘）。11
無法與長洲以外的商業世界聯繫。隨着戰後商人的經濟權力 自此，長洲南山成為了保留區，只有歐美籍的殖民政府高級公
的上升，與傳統的地主宗族組織發生矛盾。1950-60 年代，「長 務員和教會人士等，因長洲距香港不遠，島上的南山風景幽美，
洲華商會」取代「長洲居民協會」，是以馮北財為首的商人階級爭 以其特殊身份，獲得港督的同意，住進了此保留地。據日佔時期
奪地方控制權力，排擠黃氏家族為代表的鄉紳勢力的結果。 9
的調查，日治前在長洲山上建有別墅的，多為歐美人士，每年夏




8 參看 Block Crown Lease (Cheung Chau) Ordinance; James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 pp.59-61。
9 Yao Souchou, “Class, Culture and Structural Domination in a Colonial Situation: Changing Community Leadership on Cheung Chau Island, Hong Kong,” Dissertation for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83.
10 除了上引蔡志祥的研究外，可參看 Maurice Freedman, “Ritual Differentiation,” i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5, pp.77-80;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華琛，〈統
一諸神：在華南沿岸推動天后信仰（960-1960）〉，與及〈鬥之以「戲」：香港鄉村的宗教巡遊、政治、暴力恐 慌〉，兩文均載於華琛 (James Watson)、華若璧 (Rubie S.
Watson) 著，張婉麗、盛思維譯，《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及禮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 223-268；譚思敏，《香港新界侯族的建構：宗族組織
與地方政治和民間宗教的關係》，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馬木池，〈從厦村鄉約太平清醮看與醮村落間的關係：元朗厦村鄉約甲戌年（1994）建醮考
察報告〉，載於蔡志祥、韋錦新編，《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 187-213。
11 “Cheung Chau (Residence) Ordinance, 1919,” 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August 20, 1919.


9
季到來避暑者逾百數。12
由於有此輩住進長洲，長
洲島內的情況，較受報章
關注。在香港公共圖書館
的「多媒體資訊系統」的數
碼資 料庫中的「香港舊報
紙」，收錄了十九世紀末至
二十 世 紀 九十 年 代 的 報
紙，包括《循環日報》、《遐
邇貫珍》、《天光報》、《大
公報》、《香港華字日報》、
《香 港工商日報》、《工商
晚報》和《華 僑日報》，還
有 西 文 報 章， 如 China
Mail、Hong Kong Daily
Press、Hong Kong Sunday
H e r a l d、H o n g K o n g
Telegraph 等。（本 書 在 採
用 時，註 釋 中 報 紙 的 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的「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 產 」獎 牌成 為 2012 年長 洲太平清醮會景巡 遊隊列
碼，將會採用此數碼資料
之首（馬木池攝於 2012 年）
庫標註的頁碼，而非報紙
的原版頁碼。）

二戰 後，長洲的太平清醮受到歷任港督的關注，自 1961 年港 約一個月的短期田野考察，初步做 過 人物訪談，搜集了一點
督柏立基（Sir Robert Brown Black）親往參觀會景巡遊後，長洲 地方文獻。2011 年申報成功，長洲太平清醮成功列入「民俗」
建醮大會每年都邀請港督作為會景巡遊的主禮嘉賓，而港督 類別下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保育工作之一，翌
亦多應邀前往。由於港督的關顧，南約理民府與政府相關的部 年筆者再一次獲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委託，進行「長洲太平清
門，必須參與協調港督的行程，故此每年成立協調委員會，參 醮口述歷史研究」，對長洲各族群、各街坊組織及同鄉社團負
與其中的政府部門主要是香港警務處與及政府新聞處，歷次 責人，進行深入的訪談和口述歷史的記錄。這些口述資料，結
協調會議 產生的文字紀錄，與及各部門各自的檔案，特別是 合筆者搜集所得的地方文獻與官方檔案，在重構長洲太平清
警務處因應醮事中有「三合會」社團的參與，而進行的特別調
醮百年來的歷史流變，嘗 試做到資 料的多重校證，從而掌握
查報告，都是本書研究所需的極重要的研究資料。這些資料，
基本的歷史事實。更重要的是與長洲年長居民建立友好關係
有不少現存於香港歷史檔案館，公開讓 所有研究者使用。作
後，多年來能持續參與各社團的宴會、義塚拜祭，以及參與觀
者在查找這類檔案的過程中，得益於香港歷史檔案館的專業
察除太平清醮以外的其他地方節慶活動，包括西灣天后誕、
館員的協助，特此申謝。
北帝誕、端午龍舟祭、七月盂蘭等。與長洲居民實際的接觸與
3. 研究緣起 交往，讓筆者獲得了無價的地方性知識，是在書本上無法習
世紀之交，長洲太平清醮再一次受到政府的關顧，被選為香 得的。這種知性與感性認識對筆者解讀資料、重構歷史過程
港地區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4 項目之 時，產生重要的作用。本書得以完成，所有筆者認識的長洲友
一。2009 年筆者受委託撰 寫申報資料，為此在長洲做了為期 好，都要記上一功。




12 長洲自治委員會編，〈長洲概況〉，《華僑日報》，1942 年 7 月 14 日，頁 3。


10
 第一章




1898 年前的長洲地方社會




11
1898年前的長洲地方社會

1. 方志與碑銘上所見的長洲
長洲位於香港島西南約 17 公里，面積約 2.3 平方公里。它由南、 靳文謨編修出版《新安縣志》時為康熙廿七年（1688）
，剛復界
北兩個高約百米的小山丘，與及連接這兩個小山丘的一條狹 不久，沿海經濟仍有待恢復，海外各島嶼更是地方政府鞭長
長、由沖積而成的平地所組成。這個遠在外海的小島，在清朝 莫及之地。故地方政府忽視 外海各島嶼是可以理解的。但在
雖然隸屬於新安縣，但在康熙年間（1662-1722）編修的《新安 嘉慶時期，修志者對海外各島嶼已不能漠然視之，原因除了海
縣志》中，縣治四至，只以抵海為界，對於海外各大島嶼皆沒 外島嶼「其下皆有村落」外，這些島嶼更是沿海重要的商業活
有提及，直視其為化外之地。嘉慶（1796 -1820）版《新安縣志》 動之地。如「長洲在急水門外，大奚山南，長十 餘里，商賈多
的編修者對這種做法大不以為然，並提出批評： 聚集於此。」2 又在〈墟市〉卷內，「長洲墟」條下，註「新增」，3
故此墟應是康熙復界後才建立的。乾隆年間（1736-1795）粵海
新安形勢與他處海疆不同，蓋他處以抵海而止，而
關更在長洲島上設鹽埠子埠，置巡船，查緝走私。 4
新安則海外島嶼甚多，其下皆有村落，固不能不合計
海面而遺居民於幅員之外也。且以四至定縣治，不能 若再翻查現存長洲島上的鐘銘文字資料（詳見附表一）
，長洲
以縣治定四至。故須統計海洋，開方畫界。舊志但即 島上廟宇密度之高，是香港境內各島嶼所不及的，在 2.3 平方
縣治陸地而論此四至八到，皆不足憑。即以正南言 公里的小島上，有四座天后廟，北帝廟、洪聖廟、觀音廟、關帝
之，舊志謂抵佛堂門，而佛堂外如蒲臺、長洲、大嶼 廟各一座。
山、擔杆山各處居民，竟不得隸於新安版圖乎﹗ 1




表一：長洲島上各廟宇清代的鐘銘文字

名廟 碑銘 年份 內容

北社（灣尾）天后廟 鐘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市橋鄉沐恩弟子黃文安、釗湛仝奉」

香爐 乾隆五十年（1785） 「恩扶□□虔具洪爐一座，重叁佰斤，在新興街長洲墟天后宮永遠
供奉。」

神枱 光緒二十二年（1896） 沐恩信士惠信店敬送

大石口天后宮 鐘 乾隆三十七年（1772） 「沐恩弟子黃榮富、黃貴富、黃崇富、馬起明仝具洪鐘一口，重一百
餘觔，敬在天后娘娘案前永遠供奉。」

西灣天后廟 鐘 乾隆三十九年（1774） 「沐恩弟子林熙章、虔具供鐘壹口，重五十斤，敬在天后宮案前永遠
供奉。」




1 靳文謨，《（康熙）新安縣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立北京圖書館藏顯微影片本，卷三，地理，頁 11；王崇熙，《（嘉慶）新安縣志》，1992 年初春再版，卷二，〈輿地略〉，
頁 28。道光《廣東通志》，亦作相同的記錄，「長洲在急水門外，大奚山南，長十餘里，商賈多聚集於此。」阮元修，陳昌齊等纂，《（道光）廣東通志》，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 95。
2 《（嘉慶）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頁 53。
3 《（嘉慶）新安縣志》，卷二，〈輿地略、墟市〉，頁 32。
4 《（嘉慶）新安縣志》，卷八，〈經政略、鹽政〉，頁 94。


12
 名廟 碑銘 年份 內容

北帝廟 鐘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沙灣司沐恩弟子黃開勝，虔具洪鐘壹口，敬在
玄天上帝殿前永遠供奉。」

神樓 咸豐九年，1859 「沐恩弟子徐遠興、吳興和、張得銀、黃和貴、義和店、梁初興、陳
福就、嚴亞滿、劉興利敬送。」
光緒三十年重修（1904）

石香爐 咸豐十一年（1861） 「廣府眾信弟子敬立」

黃裕泰 劉興利 滙益店 忠信店 聯益店 梁創明 梁創發
何福榮 何意富

江源店 喜隆店 廣同福 宋泰店 勝金店 梁創枝 張斈德
何勝好 布逢廣

遠豐店 廣隆盛 安和店 贊隆店

神枱 光緒十九年（1893） 李仁滿、開順、開明；何啟 裘、揚 燦；林利益、權超、權志、□就、
耀能敬送

神樓 光緒三十年（1904） 沐恩弟子周興發敬

神枱 光緒三十年（1904） 沐恩弟子盧定其、盧定康、盧凝釗、吳福順仝敬送

沐恩弟子郭勝德、郭勝滿仝敬送

洪聖宮 鐘 嘉慶十八年（1813） 「廣府屬沐恩眾信子虔具洪鐘壹口，奉酧長洲港洪聖大王案前。」

神枱 光緒元年（1875） 佛山羅永德店造

沐恩弟子廣演 美信 廣益 生主 榮泰 成源 和勝記
工利 堂九信 永記

神枱 光緒元年（1875） 汾水羅永德造

香爐 光緒元年（1875） 沐恩信士、泰來店、馮滙益、廣隆盛、合順店仝敬

長洲觀音灣水月宮 神枱 同治十年（1871） 沐恩弟子番邑黃著明堂敬送

神枱 光緒八年（1882） 沐恩弟子陳祥、仝緣彭氏、偕男煥培敬送

資料來源：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 編，《香港 碑銘彙 編》，香港：市政 局，1986，頁 672-738。




13
據以上各廟宇鐘銘文字的記載，位於大灣北邊上的天后廟，過 勉強駛至澳門北面的金星門泊岸，向前山寨的廣州府海防軍
去多稱為灣尾天后宮，現在居民則多稱其為「北社天后廟」。廟 民同知署報案，再經澳門同知分別呈報廣東水師署中營守備
內大鐘為「乾隆三十二年」
（1767）市橋鄉黃文安、釗湛所送。 5
曾應元，及兩廣總督盧坤。曾應元把案件交由廣東水師提督關
長洲北帝廟創建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
（有關長洲北帝廟的 天培辦理，兩廣總督盧坤於 7 月 11 日知會水師提督關天培等，
創建與發展，將會在第三章詳述）
，由此可見，北社天后廟比 必須盡快緝兇起贓。關氏立即派員到萬山洋面上各墟集跴緝，
北帝廟的創建還要早十多年。至於大石口天后宮內，重百餘斤 又要求劫案肇事所在的陽江鎮和廣海寨將領，十天內捕盜起
的洪鐘，是早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
，由「黃榮富、黃貴富、黃 贓。7 月 22 日，陽江一路如期緝獲疑犯黎某及一對七艕拖，起
崇富、馬起明」四人敬送。6 西灣的天后廟內重五十斤的鐘，是 出贓銀 5,000 圓。關天培派往平海偵查的守備周國英在香港
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林熙章」所送。7 由此可知，長洲島 的平洲，訪得慣做夷船帶水的蜑民黎得有，「於六月十五日身
上的三所天后宮的創建時間，都比北帝廟要早。另據北社天 帶新洋錢數十圓在平洲購買什物。」又在長洲「用新洋錢百餘圓
后廟的洪爐上的銘文載：「□□虔具洪爐一座，重叁佰斤，在 在墟收買綢緞等物。」在佛堂門糧 船灣等處「歸還舖欠銀一百

新興 街 長洲 墟 天 后宮永 遠供 奉，乾隆 五十 年 吉旦。」8 但 據 餘兩，俱係新洋錢。」又根據線人的情報，率官在平海小星洋
1935 年江山故 人的記 錄，北社天后廟 前有一石鼎，高三尺， 面（今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小星山島附近海面）逮捕黎得有、黎

旁刻「乾隆五十 年，重三百餘斤，敬 在 新 安 縣 長洲墟 天后宮 得全兄弟及其家人，搜出新洋銀 379 圓。此時，案件獲得突破
性發展，在嚴刑訊問下，陸續拘獲其他犯案漁戶。此案在關天
永遠供奉」等字。9 到底是「洪爐」，還是「石鼎」？其次，銘刻
培的指揮下，兩個月內破案，起回部份贓銀，成績彪炳；故在
的文 字是「新興 街長洲墟」，還 是「新 安 縣 長洲墟」？據 行文
關氏的《籌海初集》中，收錄了有關此案的大量往來函牘。10
習慣，應該是後者在前者的範圍內，故長洲墟在新安縣內似
試想，蜑民黎得有發了一筆橫財，找地方花費時，平洲只是購
較合 理，不過由於此 石鼎（或 洪爐）已不 存在，沒法核實。然
買什物之處，要花上百餘圓購買綢緞等高級消費品，卻要跑到
而，無論是石鼎，還是洪爐，都稱此廟為「長洲墟天后宮」，可
長洲墟來。由此可知，道光年間長洲已是平海至萬山洋面上，
知北社（灣尾）的天后廟，應該就是「長洲墟」的主 廟。綜 括而
頗具規模的墟市，在此能買到較高檔商品。
言，乾隆、嘉慶年間（1736 -1820），長洲島已發展為萬山洋面，
即大嶼山對出，珠江口外的墟市。當時 長洲墟的規模如何？ 3. 1860年代後長洲島上的族群
或許可透 過 道 光 年間（1821-1850）發生在 此海域的一宗 搶劫 如上文所述，長洲島面積不大，不但有多所具規模的廟宇；同
洋船的案件，窺探其端倪。 時，早在清朝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
，已有以地緣作為分類
的同鄉會組織的成立。現把這些地方組織的成立經過稍作介紹。
2. 十九世紀長洲墟經濟狀況一瞥
乾隆年間長洲島上居民的具體生活和社會組 織，由於文獻缺 (a) 鎮安社－－寶安會所
乏，沒法窺探其概貌。或許道光十五年（1835）發生於廣東新寧、 檢索長洲島現存的碑刻資 料，現置 於長洲寶安會所，重刻於
陽江兩縣交界海面的一宗洋船被劫案，可以讓我們對長洲島的 1962 年的〈重修鎮安公局碑記〉上，記錄了同治九年（1870）的
商業繁盛概況，有一點認識。事緣 1835 年英國小型帆船「哆囉 〈倡建外長洲鎮安社防禦公局碑文〉，指出咸豐初年，長洲已是
噸」
（Troughton）號從倫敦出發，經新加坡開往廣州，在廣州灣 「居賈行商，四方雲集之地」。但因寇盜充斥，人心惶惶。洲上
外上川島附 近遇 上颶 風，吹折船桅。該船洋人僱請在附 近作 紳士、舖戶等稟請知府鄔氏出示曉諭，由地方士紳組織勇壯團
業的蝦罟與拖船共 14 艘，拖帶前行，駛至新寧與陽江兩縣間 練，保衛地方。由生員黃榮東、職員黃顯光、監生葉錫鈞等為
之洋面。受僱拖帶的漁戶圖謀洋船上的財物，乘夜聚眾登船， 首，在外長洲建設「團練公局」。於同治二年（1863）再一次提出
打傷船長及船員，把船上的洋銀貨物搶掠一空。「哆囉噸」號 重修公局；同治九年（1870）
，地方士紳透過內外勸捐，完成公局




5 〈長洲北社天后廟鐘〉，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市政局，1986，頁 672-673。
6 〈長洲大石口天后宮鐘〉，《香港碑銘彙編》，頁 675。
7 〈長洲西灣天后廟鐘〉，《香港碑銘彙編》，頁 676。林熙章為長洲島居民，據說是倡議創建長洲玉虛宮的主要居民。有關林氏創建玉虛宮的經過，將在下文再作詳細
討論。
8 〈長洲北社天后廟香爐〉，《香港碑銘彙編》，頁 678。
9 黃佩佳著，沈思編校，《新界風土名勝大觀》，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6，頁 341。
10 關天培，《籌海初集》 （卷二），道 光 16 年（1836）刊本，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422，台北：文海出版社，19 69 年影印。有關此案偵訊的具體過程，可參看馬木池，〈十九世
紀香港東部沿海經濟發展與地域社會的變遷〉，載於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八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頁 73-
103；卜永堅，〈史料介紹：1835 年英船於廣東遇劫事件〉，《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26 期，2002 年 1 月 15 日，頁 7-13。



14
的重修，建成「鎮安社」，取「鎮定一方，又安四海」之意。11 1962 商者日眾，目睹「神廳」歷經十餘載，屋宇已呈朽壞之象，於是
年，公局經百年的歲月，已殘破不堪。主事者有鑑於會務的發 莞籍商人倡議募款 重修，於同治五年（1866）重修「關帝廳」，
展，鄉親卻沒有妥善的聚首之所，曾發起擴建會址。然而，此 並於書室內旁，立「敦義祠」，安放倡修首善者的長生祿位，以
事延宕多年，始終未能切實進行。1965 年初夏，組設「籌建長 表彰其義舉。15 是次重修前，寶安書室的「關帝廳」已為自置
洲寶安會所委員會」，以當年值理為當然委員，加聘各鄉親為 物業，位 於興隆街上。16 1866 年重修 寶安書 室時，得到右鄰
名譽會長和顧問，協力籌款重建會所。1967 年 6 月中，會所新 商舖業主出讓舖屋，成兩間相連店舖。17 同時，碑文記載「李
廈竣工，但因該年 5 月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收集捐款的工作 氏 送 屋 一 間，在 長 洲 後 街，坐 東 向西，有 契 券 存 照」。18 查
受阻，要延至 1968 年 12 月才完成捐款的收 集，1969 年 1 月 1905 年長洲島的《集體官契》，寶安書室擁有的屋地，除寶安
舉行新會址的揭幕儀式。 12 書室所在的 Lot 482 外，在興隆後街上只有 Lot 502，其位置正
依據上述碑文的記述，咸豐初年由長洲島地方士紳籌建的「團 好是在興隆後街的社壇旁，亦即現在「東莞公祠」所在。故碑
練公局」，後改稱為「鎮安社」的地方自治組織，也就是今日長 文中的「長洲後街」，應是「興隆後街」，李氏捐出的屋地，就是
洲「寶安會所」的前身。長洲寶安會所除了作為長洲寶安鄉親 今日的「東莞公祠」。
聚會之處所外，還積極舉辦地方教育。早在二十世紀之初，由
每年重陽，長洲的東莞鄉親都會到「公祠」與「義塚」拜祭。至
邑彥黃英（黃俊英，長洲街坊總理之一）、黃憲伯、林樹生、文
於「東莞公祠」始建的時間，暫時沒法查考。19 但「公祠」內仍
錦等倡議，並組 成校董會，創辦「寶安學校」，假黃 維則堂為
保留了一方咸豐九年（1859）年的木屏，上書：
校址，公推黃憲伯為校長。數年後，因故暫停。至 1939 年，黃
頌凱、劉子和、劉子芬、曾維祿等，重辦「寶安學校」，由黃頌 咸豐己未年孟秋吉
凱擔任校長，仍然是借用位於大新街的黃維則堂為校址。當 沐恩弟子吳興和、徐遠興、□□□
時，學校完全沒有接受香港政府教育局的津貼，所有經費，全 黃和貴、張得銀、
由各校董自籌自給。13 又 據 1905 年長洲島的《集體官契》的 陳福就、義和店、
記錄，鎮安社位於 Lot 436，即大新街上。14 可見，大新街為寶 嚴亞滿、劉興利敬送
安人聚集的街區。
此木屏可能是「關帝廳」始建時之物，於同治五年得李氏送屋地
(b) 寶安書室－－東莞會所 建立「東莞公祠」後，才移置於「公祠」。據估計，當年以「寶安
長洲島上另有一「寶安書室」，此書室以「寶安」為名，很容易 書 室」名命，相 信是 依 據當 時商民的縣 屬命名。但民國三年
讓人誤會此書室為「寶安會所」所有。然而，據現存文獻考證， （1914）以前，東莞（又稱「東官」）曾割地置新安縣，其後又曾合
「寶安書室」並非「寶安會所」所有，而是島上另一廣府人的同 併與再分割，離離合合，易招誤會。20 故在民國十二年（1923）改
鄉組 織「東莞會所」的前身。據同治五年（1866）的〈寶安書室 「寶安書室」為
「東莞會所」。除繼續開辦義學，培育貧童，並擴
重修碑文〉，寶安書室的「關帝廳」建於咸豐年間（1851-1861）
， 建義塚，妥安先靈。21 1866 年重修會所時所立的「寶安書室」
奉祀關聖帝君。同治年間（1862-1874）
，東莞籍人士來到島上經 石匾，於 1968 年拆除舊會所後，改建為兩層高大樓時，移置於
東莞義塚。




11〈倡建外長洲鎮安社防禦公局碑文〉，《香港碑銘彙編》，頁 142-146。
12 吳球，〈長洲寶安會所新廈略記〉，《長洲寶安會所新廈落成揭幕典禮特刊》
（1969 年 1 月 12 日），（出版資料不詳，全書無頁）。
13 吳球，〈長洲寶安會所新廈略記〉；黃頌凱，〈寶安學校之今昔觀〉，《長洲寶安會所新廈落成揭幕典禮特刊》
（本刊無出版資料和頁碼）。
14 Block Crown Lease, DD: CCL (Cheung Chau).
15〈寶安書室重修碑文〉，《香港碑銘𢑥編》，頁 125-128。此碑文已不復存在，不知當日此碑置於何處。
16 根據 1905 年長洲島的《集體官契》，寶安書室位於 Lot 482，即興隆街上。Block Crown Lease, DD:CCL (Cheung Chau).
17 梁富安，〈會慶獻詞〉；蘇祺滔，〈歷年會務簡報今後展望〉，載於袁文、何潤林、劉樹球等編，《長洲東莞會所創會一百一十週年紀念註冊有限公司理監事就職典禮
暨徵求會員聯歡大會特刊》，香港：長洲東莞會所有限公司，1975，頁 1 及頁 21。
18〈寶安書室重修碑文〉，《香港碑銘𢑥編》，頁 126。
19 據翟保齡於 1961 年所撰的〈長洲東莞公祠重修落成紀念〉
（上書「慎終追遠」之匾額，懸於東莞公祠。）指「東莞公祠」當時已有「百餘載矣，年久失脩，棟桷蛀朽，傾
圯堪虞。」翟氏「百餘載」之說，不可信。因公祠所在的屋地是同治五年募捐所得，故「東莞公祠」不可能早於同治五年，不可能比同治五年寶安書室的重修早。
20 宋代東莞縣屬廣州都督府。明代萬曆元年（1573），東莞縣以守禦所置新安縣，同隸廣州府；但因清初實行遷海政策，新安縣境內大部份地方需要內遷，餘下的縣地
合併於東莞。康熙八年（1669）復界，才重置新安縣。民國三年（1914），全國省市名稱統查，為免與河南省新安縣同名，將廣東新安縣改用古名「寶安縣」。廣東省地
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地名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 33-34。
21 翟保齡，〈擴建新會所碑文〉；蘇祺滔，〈歷年會務簡報今後展望〉，載於袁文、何潤林、劉樹球等編，《長洲東莞會所創會一百一十週年紀念註冊有限公司理監事就
職典禮暨徵求會員聯歡大會特刊》，香港：長洲東莞會所有限公司，1975，頁 18-21。許舒指出該會於 1926 年 9 月 16 日向理民府註冊，把寶安書室改名為東莞會所。
James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p.64.



15
東莞公祠咸豐己未年（1859）木屏（馬木池攝於 2013 年）




木屏側面（馬木池攝於 2013 年） 木屏側面（馬木池攝於 2013 年）


16
 1844年，西方傳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在香港成立了名為
「漢會」
（Chinese Union）的傳教機構，由外國傳教士負責培訓
華人傳道員，受訓後的華人傳道員將會被派到中國內地，負起
將福音傳遍中國大地的責任。這些華人傳道員在港受訓期間，
會按其個人條件，選擇合適的社區，進行短期的佈道工作。荷
蘭萊頓大學漢學院（Sinologisch Instituut,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圖書館的郭士立藏書（Gützlaff Collection）中，收
藏了美國浸信會潮州籍傳道員陳孫、陳兌、李員在香港做短期
佈道期間，以備傳教士審閱而做的簡要日誌。其中，陳孫與陳
兌選擇的宣教地點是清朝政府管轄的長洲島。陳孫與陳兌均
來自潮州，在香港受洗。他們成為傳道員以前，陳兌是從事苦
現放置於東莞義塚上的「寶安書室」石匾（馬木池攝於 2013 年） 力貿易的買辦，陳孫則是在海豐縣東州坑一帶的漁民。陳孫與
陳兌選擇長洲島作為宣傳的地點，相信是因為長洲島上有不

(c) 栖流所與寶安會所的關係 少是操潮語或鶴佬語的居民，向操福、潮語人士傳教，不會有
語言的障礙。 25
東莞籍人士除了組織同鄉會，合力推動地方善舉；也有人以個
人之力，周濟貧亡，撿埋白骨。在長洲經商數十年的東莞人蔡 陳兌在長洲島上開設書館，教授島上兒童讀書，每天都有二十
良，於同治十一年（1872）捐地興建「栖流所」，收留無依流民、 多童子到來學習。陳兌自言不懂粵語，因此，他傳教的對像主
卧病於街衢者。又在洲邊僻建「義塚」，施棺收殮棄屍。光緒三 要是來自潮州及海陸豐的「捕魚人」。如 1852 年農曆四月﹕
年（1877）
，九龍大鵬協鎮都督府賴鎮邊得悉蔡氏的善舉，深受 「又到順讚兄賣藥處……到灣尾合興糖料舖講理，
感 動，造冊勸 官紳士商捐金相助，並 親 題〈創建 栖流 所 義 塚 有六七人喜聽……到華利酒舖有六七潮人……到
記〉，以紀其事。這次募捐得數百金，再經十數年的積蓄，終於 潮館 講 理，有 數 潮人喜聽……到舖後一屋仔，有
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大橫肚廟（即長洲洪聖廟）右上街級， 一潮人，姓謝名遵儒，晚有潮人名來順，仝來五六
購得相連舖戶兩間，出租所得收 入，用作施濟與祭祀之用。22 人……」
（四月二十三日）
今天，〈創建栖流所義塚記〉碑石仍存放於洪聖廟右石階牆上。
「午後帶 冊出街，到東灣，見 海 邊 有 捕魚烏（ ）
據 1905 年長洲島的《集體官契》，石階旁屋地 Lot 339 為「寶
船 仔 八、九 十 隻， 船 前 集 有 十 餘 人。」
（四月
安社」所有，其後鄰為 Lot 340 即為栖流所。「寶安社」應是管
二十四日）
理栖流所這類地方公產的組織。23
「到東灣魚船仔數十隻，有數 人在海邊沙上……」
綜合而言，長洲島上的寶安與東莞籍居民，自咸豐時已建立同
（四月二十五日）
鄉組織。同治時期，以募捐的方式，籌辦義學、栖流所與義塚等
地方社會慈善設施。這些設施全都分佈在興隆街與大新街的範 「到東灣，見海 邊有烏（ ）魚船仔，約一百隻，船
圍內，如鎮安社（寶安會所）在大新街，寶安書室在興隆街，東莞 仔前沙上，聚有數 人，即到講理……」
（四月二十九
公祠在興隆後街，栖流所在大新街南端。由此可見，廣府人（包 日）26
括寶安及東莞籍人士）主要集中居住在興隆街與大新街上。
據陳兌的記錄，「潮館」可能是長洲島上潮人的社團組 織，而
(d) 南、北社：咸豐年間（1851-1861）長洲島上的海陸豐居民 停泊在東灣的烏艚船漁民主要是福潮人；每次都有數十隻，
今天，據老一輩的廣府籍長洲居民憶述，在二次大戰前，長洲 甚至上百艘的漁船在此。由此可知，東灣應是福潮漁民聚集的
已有南、北社的劃分。南社範圍大概就是中興街，而北社相當 地方。
於北社街。 南北兩社到底分別聚居了些什麼人？
24




22〈創建栖流所義塚碑〉，《香港碑銘彙編》，頁 379-383。
23 Block Crown Lease, DD: CCL (Cheung Chau).
24《李見定訪問》，2011 年 6 月 14 日。
25 蔡香玉，〈十九世紀中葉香港三位潮州男傳道的巡遊佈道〉，《潮青學刊》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574-592。
26 陳兌日記 (Specimens of the Daily Journals of the Native Assistants)，藏於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 (Sinologisch Instituut,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圖書館的郭士立
藏書 (Gützlaff Collection)。


17
長洲墟內五街區圖
筆者從香港政 府地 理資訊地圖（ Geoinfo Map）下載長洲地圖（ 2021 年 3 月 19 日），在圖上標示出五街區位置。


18
長洲的灣尾也是陳兌經常到訪的地方。 船，由廣東省釐金局管轄，專責徵收鴉片釐金和查緝走私，對
民船載運的鴉片，每箱徵收釐金 16 兩，即可運送至指定地點，
「到灣尾，見海邊有捕魚𦩒船三十餘隻，愚到有十五
不受其他稅卡勒索。其徵收的釐金，比由外輪運往各通商口岸
隻，每隻講理分冊一本……」
（五月初三日）
繳納的關稅要低，因此頗收成效，部份走私船隻，改為繳釐金。
「往灣尾海邊數十隻捕魚船，愚到有十餘隻講理。」
1871 年粵海關監督也仿傚其做法，在香港島四周的汲水門、長
（五月初四）27
洲、佛頭洲和九龍城四處設立關卡，對進出香港的民船所載運
灣尾不單是福潮漁民聚集的地方，同時也是魚舖集中地。 的鴉片及其他商品徵收常關關稅。29 粵海關及廣東省釐金局

「到灣尾寬和魚甫舖講理，分冊二本，到黃姚魚舖 在香港外圍設立的緝私關卡，儼然把香港「封鎖」起來，因而

內，有十餘人……」
（五月初六日） 引起港英殖民政府的不滿，認為此舉影響其自由港的地位，向
清朝政府提出抗議。為解決爭端，清朝總理衙門委派海關總稅
「到灣尾吳毫之家講理，分冊一本，到兄弟家，到灣
務司赫德（Robert Hart）與英國政府 會商。1886 年，中英兩國
尾講理……」
（五月初七日）
政府簽訂《管理香港洋藥事宜章程》，規定由中國政府在中港
「到灣尾元興舖後，二海豐人討目藥……合興舖內 邊界地區設立由中國總稅務司署管轄的海關（洋關）
，專司稽
有十餘人，愚講理，分冊二本……」
（五月初八日） 徵鴉片稅釐和查緝走私事宜。為方便鴉片商人辦理報關納稅手
「到灣尾元興之舖講理，分冊一本，到黃桃之魚舖， 續，海關獲得港英殖民政府同意把九龍關的總關辦事處設在
內有十餘人，講理分冊一本，金合魚舖講理，內四人 香港境內，而各關卡則設在九龍界限街外，和靠近香港的外圍
喜聽，分冊四本，到文利魚舖內，有十餘人，請愚入 小島上。1887 年 4 月 2 日正式成立「九龍關」，租用香港維多利
其舖，有二人，欲目藥……到潮館，內有數人，即請 亞城內皇后大道中 16-18 號銀行大廈 2 樓作為九龍關總關本
人明日來拜神，講理後，分冊四本。」
（五月初九）28 部的辦事處。原屬兩廣總督兼管的粵海關及廣東釐金局在香
港外圍設置的常關關卡，都一併移交給「九龍關」接管。 30
灣尾更建有「義祠」。
以下嘗試透過曾任九龍稅務司的美國人劉易斯・查爾斯・阿靈頓
總結而言，長洲島的東灣與灣尾正是海陸豐及潮州漁民聚集
（Lewis Charles Arlington）
（1859-1942）的記述，了解十九世紀中
的地方。這裡有不少魚舖，也有潮人聚集的「潮館」，與及「義
葉長洲島上居民的生活。阿靈頓於 1879 年來到中國，先後在北
祠」。（這裡所說的「潮館」，或許是新興街上的「惠潮府」，而
洋水師、南洋水師、海關、郵政局服務過。1929 年退休後住在
「義祠」，應是今日新興後街的「義祠」。）根據以上的討論，我
北 京，從 事 寫 作。1931 年 出 版 了 回 憶 錄 Through the Dragon’s
們可以粗略 分辨出，十九世紀時期，長洲島上的寶安、東莞、
Eyes: Fifty Year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ice。31 阿靈頓於
四邑人主要居住在興隆街與大新街內；而惠潮人主要聚居於
1893-1901 年曾在九龍關工作。據阿靈 頓的回憶錄所述，1893
新興街與北社街上。
年 他 主 管 “Customs Station at Changchow, in the Ladrones or
(e) 走私與緝私：長洲的關廠 Pirate Islands, about seven miles west of Hong Kong”。Ladrones
1842 年英國取得香港島作為殖民地後，不少商人改以香港及 為西 班 牙語「盜 賊」的意思，翻檢舊地圖，Ladrone 即萬山島，
澳門為基地，向中國內地大量走私鴉片。1866 年，洋船運載鴉 Ladrones 也就是萬山群島（Wanshan Archipelago）
，即香港島以
片進入中國已受查禁，但多年來華船仍從香港、澳門大量走私 南及西南一帶的島嶼。在一張 1841 年繪製的珠江航道圖上的
鴉片進入中國。由於此路走私鴉片難以查禁，1868 兩廣總督瑞 長洲島稱為 “Chang-chow”。因此，可以確定阿靈頓主管的海關
麟決定在香港和澳門口外的中國水域設立常關稅卡，駐泊炮 即為「九龍關」屬下的長洲分關。 32




27 同註 26。
28 同註 26。
29 1868 年 7 月 1 日兩廣總督公告，設立稅廠的地方包括：新安縣的汲水門、鯉魚門（即佛頭洲）和九龍。香山縣的氹仔、過路灣和前山。隨後又增加兩處稅廠，一處在
香港以西的長洲，另一處在拱北灣。見〈拱北海關十年報告：1887-1891 年拱北關貿易報告〉，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澳門：澳門
基金會，1998，頁 2；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九龍海關誌 1887-1990》
（第一章：建置沿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67-69。
30 《九龍海關誌 1887-1990》
（第一章：建置沿革），頁 67-69。
31 L.C. Arlington, Through the Dragon’s Eyes: Fifty Year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ice,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31.
32 “Plate 1-13 (1810) The Macau Roads by Ross and Maughan（澳門道路的海圖，丹尼爾・羅斯和菲利普・莫姆繪製）”, “Plate 1-19 (1841) The Canton River by James Wyld（珠江
航道圖，詹姆斯・懷爾德作）” in Hal Empson,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pp.96-97 & 104-105。


19
阿靈頓在長洲島上工作達六年之久，在這位專責緝私的海關人
員眼中，十九世紀 末的長洲島到底是怎麼模 樣的？據他的描
述，當時島上住了約 5,000 中國人，他們主要從事生產蝦醬和
曬鹹魚的工作。島上各處都安置了曬鹹魚用的架子，每天有數
以百計的帆船載運鮮魚或已腐爛的魚到長洲。長洲島與其他
島嶼組成的萬山群島是海盜聚集之地，他們搶掠村莊，殺人越
貨後，會逃到澳門或香港分贓。阿靈頓認為香港島已成為海盜
們避難的天堂，更是他們購買先進軍械的地方。阿靈頓指出海
關所抓獲的幾百條海盜船，幾乎全都是從香港結關出航的船
隻，船上都裝置了最好的武器，私鹽販子都是來自香港的。他
在九龍關工作將近十年，遭遇海盜是家常便飯，幾乎天天都有
帆船主到海關來報告遇上海盜，船上貨物被搶走的事件；哪一
天沒有遇到海盜事件，反覺稀奇。由於受到地方官員的包庇，
長洲島上賭博盛行，賭館林立，全島有 25 張賭桌，每張賭桌每
天要支付 50 元的陋規費用，幾乎所有的地方官員都從賭博事
業的利潤中獲得分成。 33

上述的情況，並未因英殖民政府的到來有太大的改變。據報章 1898 年長洲關廠，圖右建築物應為洪聖廟
（相片由政 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提供）
的報導，二戰前長洲被稱為「小澳門」，因為它是往來粵澳各地 香港政府檔案處，索書號 04-02-027
航線必經的海域，於是走私漏稅的不法者，都以這裡作為他們 Customs station at Cheung Chau Island, the building on the right is probably
Hung Shing Temple, 1898.
的「大本營」；而「行船仔」水客等，也麇集於此，使長洲繁盛起
來。這裡賭館、娼寮、各種烟窟，星羅棋布般開設着，甚至街頭
巷尾，也佈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型賭攤。34 在日佔時期，這種表 在島上的居民來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言群體群聚而居，在
現地方經濟繁盛的現象，也未有消退。香港淪陷後，「禁煙禁 長洲墟上，分南、北兩約，惠潮人主要集中居住在北社街、新
賭」。自當局公佈取締阿片（鴉片）規則後，各區癮君子都要進 興街與東灣一帶；而廣府籍人士，多居住於興隆街、大新街與
行登記，才能在新成立的「售吸所」中吸食鴉片。長洲也有不少 中興街上。還有從事耕種的客家人，散居於島上的大菜園、西
癮君子，故進行登記後，島上商人申請承辦四家「售吸所」。 35
灣與南蛇塘等地； 37 長洲正灣上更是大量拖船、扒艇、罟仔和
至於禁賭，當局指定島上設立兩所娛樂場所。娛樂的花樣，包 曬家艇聚集灣泊之處，有大量漁民參與島上的社會經濟生活。
括標槍、射擊、投環、買雙單、打彈子等等。雖說是「禁賭」，但 地方組 織似乎是以同鄉組 織為主，咸 豐、同治年間，分別有
只要先把錢換成籌碼，就可以盡情賭博。賭場及賭館只是把名 鎮安社（寶安會所）、東莞會所和惠潮府等同鄉組織的創立，為
稱換作「娛樂場」而已。 36 島上鄉親籌辦各項地方慈善事業。以地域分類的不同族群，
有不同的地方傳統，各自籌辦節慶活動。38 因此，長洲島上的
4. 小結 地方政治，其核心是否就以族群關係為主調？島上的地方管治
早 在乾隆 末期，長洲已是珠江口上，商賈四方雲 集的墟市。 組 織是怎樣構成與運作？ 1898年，港英殖民權力進入長洲島
十九世紀，除了正常的漁業與商貿之外，島上更是煙、賭林立， 以後，對島上原有的社會生活會產生甚麼影響？以上種種都是
走私活動甚為猖獗之地，當然也少不了海盜搶劫的勾當。定居 以後章節會討論的問題。




33 L.C. Arlington, Through the Dragon’s Eyes: Fifty Year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ice,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31, pp.158-169.
34 《華僑日報》，1943 年 9 月 28 日，頁 3。
35 《華僑日報》，1943 年 2 月 15 日，頁 4。
36 《華僑日報》，1943 年 2 月 9 日，頁 4。
37 日治時期，長洲自治會曾進行調查，概述不同族群的職業與居住區域。長洲自治委員會編，〈長洲概況〉，《華僑日報》，1942 年 7 月 14 日，頁 3。
38 James Hayes, “Notes and Impressions of the Cheung Chau Community,” in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89-103, 243-247.



20
 第二章




從地方自治到殖民管治




21
從地方自治到殖民管治

1. 1898-1941年的長洲地方社會
根據長洲地主黃氏家族後人黃維坤的回憶，其父親在長洲經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在接收 新界的過程中，雖然曾受到武
營「雜貨舖」與「山貨舖」。「雜貨舖」是賣柴米油鹽的，而「山貨 力抵抗；但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仍強調要與民眾打交道，
舖」是賣漁民作業所需的用具，如繩 纜、漁網，與及染網用的 強調新界的治理必須獲得地方民眾信任的中介人的協助，才
薯莨等貨品。當年，長洲經濟繁榮，商戶分派代表，選任「四大 能建立有效的管治。3 港英政府於 1899 年 4 月通過《地方社
總理」，組成管理長洲的地方組織。四大總理是從經營雜貨、 會條例》
（Local Communities Ordinance, No. 11 of 1899）
，在新
界各分約內，選任地方領袖，擔任各分約「鄉事委員」，作為政
山貨、洋雜和鹽四大行業中，每一行業 選派代表一人 擔任總
府在地方管治上的主要諮詢組 織，也是日後新界理民府官員
理，共同管理長洲。1（黃俊英堂內仍保存着一幀長洲四大總
工作上最重要的地方合作伙伴。 4
理的照片，照片其中一位是做繩纜生意的卓灝發）。黃維坤的
父親黃英（又名黃俊英）
，經營「信豐號」酒房兼營雜貨生意，也 依據 1899 年 7 月 15 日香港政府憲報 394 號，由港督委任的長
曾擔任長洲街坊總理。長洲的四大總理是「處理街坊事務，協 洲鄉事委員（Rural Committee）名單如下：

助調解紛爭。」他們辦事的地方主要是在自己的店舖，至於怎 羅進邦 Lo Tsun-pong 文達富 Man Tat-fu
樣選舉總理，則無從得知。黃俊英於戰前已擔任長洲街坊總 朱文賢 Chu Man-in 馮順 Fung Shun
理，其兒子黃承業繼其後，承擔街坊總理，與及二次大戰後成 莊達明 Chong Tat-ming 方叶泉 Fong Hip-tsun
立的地方自治組織「長洲居民協會」主席之職。2 可見黃氏家族 曹清 Tso Tsing 蔡佳 Tsoi Kai
在長洲的地方管治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盧汝棠 Lo U-tong 文達明 Man Tat-ming
關北有 Kwan Pak-yau 洪木貴 Hung Muk-kwai
關麟卿 Kwan Lun-hing 林帶 Lam Tai 5

英國殖民政府的到來，在地方選任鄉 事委員，接着建立理民
府制度，對原來的街坊總理組織，將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試檢索 20 世紀初有關長洲的社區建設的政府檔案，或許會對
此有多一點了解。1911 年長洲街坊向政府申請批地，連同租賃
毗連的一幅私人土地，興建有 20 多個攤檔的公眾街市，出售
豬肉、鮮魚與菜蔬。街市的興建約需費港幣 2,000 元，長洲街
坊以發行 10 元單位債券的方式集資，債券定息一分（10%）。
街市建成後，收入首先用於回贖債券，待所有債券贖回後，其
收 入將會歸入「廟宇基 金」。當時，南約助理理民官 Geoffrey
Norman Orme 指出，按政府一貫的做 法，地方公共設施都是
由政府興建與管理的，但他卻支持把長洲的公眾街市，交由長
二次大戰前長洲四大總理（黃維坤提供） 洲街坊自行興建與管理，原因是 長洲社區有極強的地方自治




1 《黃維坤訪問》，2011 年 12 月 3 日。又據長洲黃俊英堂內牆上展示的「黃維則堂派系圖」所載，黃維坤生於 1936 年，曾任新界鄉議局特別議員，現任長洲鄉事委員
會村代表、長洲寶安會所委員、中興街值理會主席、香港寶安同鄉會理事、國民學校董事。任職英商基士得耶油印機公司廿餘年，連任離島區民選議員，並於 1988
年 1 月 1 日獲英女皇頒授榮譽獎章。黃英（俊英）於二次世界大戰前已在長洲擔任 街坊總理。據黃維坤憶述，英國殖民政府就是因為黃英是長洲的總理，才要求他
代管長洲，代英國殖民政府在長洲代為徵收地租。
2 據長洲黃俊英堂內的「黃維則堂派系圖」，黃英的生平：「慶膺，字俊英，生於光緒九年癸未（1883）二月十一日。終于民國四十四年（1955）乙未一月十五日。葬於長
洲……公歷任長洲街坊總理、黃維則堂司理、長洲慈善街艔理事、方便醫院總理，主辦信豐酒房。長洲漁船多由水坑食水，供應並創設水坑農場。」又，黃承業的生
平：「維壽，字承業，生於宣統元年（1908）己酉十二月初四日……公任長洲街坊總理、長洲居民協會主席、長洲鄉事委員會副主席、長洲寶安會所主席、國民學校及
公立學校董事、慈善街艔及星有利街艔董事長、新界鄉議局議員，創辦國民學校、寶安校舍、星有利兒童遊樂場，長洲鄉委會村代表、香港寶安同鄉會主席、長洲
寶安會所會長，開設長洲旅店，以便利旅遊。」
3 有關港督卜力在接收新界的過程中，如何處理新界居民的反抗運動，可參看 Patrick H. Hase,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1-131.
4 James Hayes,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4, pp.43-57.
5 “Local Communities Ordinance, No.11 of 1899,” 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July 15, 1899, p.1117。有關這 14 位鄉委會成員的介紹，可參看 James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7, pp.78-81.



22
與團結精神，他檢 視長洲街坊過去管理地方事務的歷史，確 再看 1920 年長洲街坊向政府申請土地建公眾殮房的記錄。當
信長洲街坊有能力管理基 金，讓政府與居民感到滿意。為配 時，長洲的漁民去世後，屍體會停放在沙灘上，直至翌日下葬，
合公眾街市的興建，Orme 更提出在街市與公眾碼頭之間，劃 此做法實在有礙公眾衛生。1920 年 7 月，長洲街坊向政府申請
出一塊 25 呎乘 12 呎的土地，免費供公眾使用，作為從公眾街 撥地建公眾殮房，以解決此問題。在政府各部門討論批地的
市通往公眾碼頭的道路；又建議由政府為公眾碼頭興建石階， 文件中，南約助理理民府官 E.W. Hamilton 指出，「長洲街坊」
方便貨物上落。Orme 又提議街市基金交由長洲的「廟宇委員 （The Kai Fong of Cheung Chau）作為鄉村的信託人（trustees for
會」管理，政府不應有任何干預，只要街市的帳目與廟宇帳目 ，雖然沒有法定的地位（legal standing）
the village） ，但作為政
分開，以便監管。街市每年的帳目，必須如廟宇帳目般張貼於 府官員，他在處理長洲地方事務時，也經常與這個「長洲街坊」
街市，供長洲居民查核。他曾諮詢長洲街坊，他們都同意日後 合作。在這次批地的文件上，作為長洲街坊代表的四位人士，
街市的盈利，主要用於地方公共福利事業，如為長洲聘請受過 分別是馮文順、盧業、黃爵廷、朱就錦。8 馮文順是 1899 年政
訓練的助產士、修建街燈與道路等。 府委任的「鄉事委員」，另一「鄉事委員」朱文賢是朱建順店的

幾經討論，政府終於在 1911 年 11 月 10 日批出土地，由朱文賢 創辦人，朱就錦正是朱建順堂的司理人。 9 黃爵廷是長洲島地

（Chu Man In）、黃 爵 廷（Wong Tseuk Ting）、馮 子 明（Fung 主黃 維則堂的司理 人。10 盧 業則是上文提及的「長洲廟宇委

Tsz Ming）、曾灶友（Tsang Tsoi Yau）、盧業（Lo Ip）五人，作 員會」的成員之一。從「長洲廟宇委員」與「長洲街坊」的主要人

為長洲社區街坊代表，購入長洲 Lot 242 的土地。6 據理民官 事重疊，可以推斷以上四人，實為長洲地方管治的核心人物。
Orme 的說法，當時管理街市的長洲街坊組 織，應該就是 長 其次，上述兩個地方管治組 織都包括了長洲地主黃維則堂的
洲廟宇委員會，而代表長洲社區購入官地，名字記錄在地契上 司理人黃爵廷，由此可見黃氏家族在二十世紀初的長洲地方
的五位代表，應該也就是長洲廟宇委員會的成員。 管治上已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公眾街市建成後，名為「長安街市」，1935 年香港本土旅行家 1934 年，長洲有一女子控告長洲紳耆鄺業，指他毀其清譽，要
黃佩佳曾到此遊覽，有以下的記述： 求賠償一千元。此案頗受長洲各界注視，開審當天，不少長洲
居民由長洲乘船到港島法庭聽審。此事涉及長洲警署無線電
（長安街市）在市區之中部，前臨新興街，建已十餘
生梁某，身為有婦之夫，涉嫌勾引島上良家少女。紳耆鄺業得
載，形式頗似元朗合益街市，惟不及其修廣也。市
悉此事，召集其他鄉紳會議，決議聯合上稟，要求長洲警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