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面的工作,不一定只為獲得酬勞,而是作為鄉民所信賴的一分子。這是新界 鄉村教育的一大特色。(0)
15
(二)塾館教育在香港政府資助下的演變
英人於1841 年登陸香港島時,水陸居民一共只得五千人左右,都是以打魚、
打石或務農為生。島上共有村落二十多個,其中有不少鄉村只得十數戶,甚至只
20 有兩三戶。根據歐德理(E. J. Eitel)所存香港早期教育史料的記錄,當時島上只有
私塾四所,都是設在簡陋的屋舍內,並沒有在新界所見那些較有規模的書室或祠
堂。教育情況顯然很落後,就學兒童只佔島上人口約1%。
(11)
英國人佔領香港後,銳意經營的是闢山開路,為貿易拓展的建設,對於人口
迅速增加所需的教育供應,只採取不干預政策。事實上,早期遷入的移民,多為
25 單身男子,所以私塾數目並沒有與人口相應增加。至於隨英人而來的西方傳教士
所開辦的學校先後有不下十多所,但就讀學生人數都很少,有開辦不到一年左右
30
(10)有關新界鄉村教師工作及其教學內容可參閱王爾敏、吳倫霓霞:(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民間風教之浸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18期(1989年),頁75-94。
(11)歐德理為倫敦傳道會教士,1870年來港。他對中國文學、歷史及客家等研究均有興趣,曾任港督中文秘書及政府各委員會成 員,1879至1897年間任學校監督(即今教育署長)。著作甚豐,其中有關香港早期教育資料一文:"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Review, XIX(5)(1890-91)pp.308-324; XIX (6) (1890-91), pp.335-368。 該文是研究 1841至1878年間香港教育發展的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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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圖 11.3 新界上水鄉莆上村應龍廖公家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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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便被逼關閉。1847年,島上人口已近2.5萬人。港督戴維斯(Davis, John) 接納其
中文秘書郭士立牧師(Gutzlaff, Karl)意見,委任一教育小組,調查島上人口較多
地區的學校情況,以便給與少量資助。根據該小組的報告,當時在島上共有中文
私塾八所,學生人數非常不平均,亦不穩定,有少至四人,最多者有28人,其中
5 以在新開拓的維多利亞城(即今中上環區)三所的學生人數比較穩定。至於教學
方式與課本,都與一般鄉村私塾一樣,學生不分班級,注重背誦,用的是《三字
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學書本。學費也參差不同,由每人每年二至六元
不等。(12)
10
根據該項調查所得及報告書的建議,政府選出三所私塾,分別位於人口最多
的香港仔、赤柱及維多利亞城,每所每月給予十元的資助,學生可免費入學。這
·項決定有謂是基於英殖民政府對當地傳統的重視,或謂是要安撫中國居民以鞏
固殖民地統治的一種手段。實際上,政府沒有按照英國的傳統辦法,把教育資助
給與當時在港由教會所辦的數所學校,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英國本土的教
派,在宗教教育及資助分配問題的紛爭尚未獲解決,所以港府受命必須小心處
15 理,不能用公款支持不同教會在島上所開辦的學校,以免引起非議。因此,此決
定是受英國情況的影響,殖民地都對此決定表示同意,因為在中文學塾"沒有宗
派爭論發生,所需的資助,又非常適度"。事實上,1847年的支出,不到20 英
鎊,至 1853年所花的亦只有104英鎊,佔政府該年總支出不到0.3%。
(13)
政府給予中文學塾的資助,可說是公立教育制度的開始,但政府卻把管理
20 責任,交由一個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ttee)負責。該會主席為香港區聖
公會史丹頓(Vincent Stanton)牧師,政府官員則只佔有三席。1852年該委員會
改組後,更只剩下負責華人事務的註冊署長(Registrar-General,時稱撫華道)
人,其他則由來自不同教會的教士組成。至此,港府仍按照英國傳統,把地方
教育事務交予教會辦理,其結果是這些政府資助學塾(1854年後改稱官立土語學
校,Government Vernacular Schools 或官立鄉村學校,Government Village Schools) 一直被用作教會傳播福音之所。1857年被委任為第一位官校督察(Inspector of
Government Schools),就是德國傳教士羅士列牧師(Lobscheid, William)
25
。
30
(12)報告書全文,載 Lobscheid, W., 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859, pp.19-22。
(13)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26, 167, Depart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K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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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資助由教會人士管治下的每一塾館都由一位教師負責,採用不分班級
的傳統教學方式。對此,教育委員會無意加以改善;對於塾館所採用的中國傳統
蒙學課本,亦不加干預。委員會實行的改變,是逐步把"祈禱文"、"聖經"等加入
每日半小時至一小時的誦讀。1852年教育委員會改組後,把每日學習中國經學時
間減為半日,其餘時間則用作學習《聖經》及巫歇著譯的《地理與算術》(Geography
and Mathematics)和《聖公會教理》(Bishop Boone's Catechism)。委員會甚至派教
徒擔任塾師,這些塾館顯然成為宗教教學之所。教士顯得特別熱心,因為當時在
島上由教會主辦的學校,不少都告失敗而被迫關閉,教會便利用這些由政府資助
的塾館,希望達到"以文字傳教"的目的。
根據教育委員會的紀錄,在1848至1859年間,學校數目由三所增至19所,
學生人數更由 95人增至937人(見表一)。但據羅士列的視察及報告,顯示學生
數目有不少為虛報的,原因是自1854年開始,塾館改稱為官立鄉村學校後,塾師
每月薪金乃根據學生人數而定;而且學生的流動性很大,就讀時間有短至一兩個
月,所以實際就學人數,相信遠比所報稱的數目少。(4)事實上,教育委員會成員,
亦有不少對塾館情況感到非常不滿意,更稱之為一大失敗。他們認為失敗的理由
是在於教師質素差,父母對子女教育不關心及學童對塾館加入的新學科不感興趣
等。(15) 但是,從政府決定撥款的學校數目,所支出費用,及交與教士管理的整體發
展等措施來看,政府並無意藉之推廣中國傳統教育,只是以低微代價,僱用一些
找不到更好收入的人,充當塾師。新界有些鄉村塾師的薪金也很低,但是他們生
活往往都得到村民照顧,成為村中一分子,情況與這些由教會控制,並附有基督
宗教科目的塾館很不相同。因此,就讀免費政府塾館的學生,都是來自最貧窮家
庭,往往因必須幫助父母謀生而曠課或輟學,稍有能力者,會送子弟往私人開辦
的中國傳統學塾就讀。
在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具重要影響力的理雅各(Legge, James)對當時在教育委
員會主理下的官立鄉村學校(從1847至1865年,被稱為官立鄉村學校的,是指接
受政府給予的每月十元津貼的免費私塾,並非政府所辦。但當時的文獻記錄先後
Government Village Schools · Government Aided Village Schools › Governm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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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5
(14)羅士列每年的報告書,分載於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部分亦收集於 Eitel, E.J.,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pp.315-320。
(15) 1859年開始,教育委員會報告書都登載《政府轅門報》(即今《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簡稱H.K. G.G. ),
有關報告書內容分析及村學校失敗原因,見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47-49。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5
10
Vernacular Schools),尤感不滿,再加上當時香港面臨發展的需要,理氏於1862年
提出了政府教育的重要新措施,開辦中央書院(見下文);同時,由政府成立一官
學署,直接負責管理當時日走下坡的官立鄉村學校,由新任中央書院校長史釗域
(Stuart, Frederick)兼任官校督察,並取消在各校的宗教課程,在其中學生較多的
數所,加入英語課程。
在1862至1865年間,理雅各已逐步把情況最壞、實際學生人數不到12名
的鄉村學校關閉,至1865年,學校只餘下11所,共有學生三百二十多名(見表
一)。至此,政府已把有限的經費致力發展中央書院,對於這些簡陋的鄉村中文
學校不甚理會。1868年,史釗域設立所謂政府津貼鄉村學校(Government Aided
Village Schools),按照中國傳統鄉村塾館方式,由當地居民供應校舍,聘請老師,
政府給與每月五元補助,希望通過居民及家長與塾師的直接關係,可收監管之
效。該計劃無疑使政府能用更少的支出,來維持一些塾館形式的學校。1872年,
這些具傳統中國學特色的中文學校,在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共有25所。但其實際
教學情況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因為這類學校多設在比較偏遠的地方,政府津貼
15 的五元,往往就是塾師唯一的收入,而村民申請開辦學塾,亦有只為了替地方上
無職業的人找一份收入者。這種情況,如史釗域在其報告書所謂"顯然是玷辱了 教育的尊嚴"。(17)
20
25
1870 年,英國國內的宗教教育問題獲得解決,港府便立刻因循英國傳統辦學
方式,着手邀請教會合作。1873年制定輔助計劃(Grant-in-aid Scheme),邀請教會
學校加入(見下文),但政府仍以極有限支出(每月每校五元至十數元)維持一些
鄉村中文學校(1882年改稱地方土語學校,Vernacular District Schools)。 這些設備
簡陋、管理不善的學校,於1889年共有28所,註冊學生共有約六百名。踏入 19
世紀 90 年代,補助制度獲得教會積極反應及合作,在推行英語教育政策下,這些
土語學校便日漸萎縮,20世紀60年代初已全部關閉。學塾及中文教育的發展便只
得由私人和團體辦理。
30
(16)史釗域為中央書院第一任校長(1862-1881),同時亦在 1862 至1879年間兼任官校監督,是負責教育的第一位政府官員。
有關他的出身,可見下文。1881年退任校長後,他繼續擔任政府各重要職位,1887至1889年任輔政司。
(17) 1872 年教育報告書,見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73,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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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官立鄉村中文學校(1847-1865)
年份
1847
學校數目
3
學生人數(登記)
1848
3
155
95
5
1849
4
1852
5
134
1854
LO
5
150
1855
10
400
1856
12
675
10
1857
13
1859
19
937
1862
16 A
453
1863
11
355
1864
11
308
1865
11
322
15
資料來源: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1983年,頁129;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1984, p.49。 A位於太平山附近的三所學校合併成為第一所官立中學- -中央書院
(三)民間學塾
20
香港自建埠後,城市化及現代化雖不斷進行,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傳
統的塾學教育仍有長足的發展,而政府及教會所辦的學校一直都只佔香港教育的
一部分而已。大部分家長仍要送子弟接受私人或華人團體辦的教育,而學塾是其
中一個主要部分。一般民間塾館可就其辦學性質,大概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由私人設館授徒。這種方式最為普遍,其規模亦有大小不同,但
絕大部分都是只有二十名學生左右,由一位塾師負責,學生人數較多的則由一兩
位助教協助。塾館多設在簡陋的屋舍,或就在塾師家中,環境遠不及在新界的祠
堂、書室或書屋的寬敞。
25
第二類,是為團體所辦,多為免費的義學。商會、同鄉會辦的,只收會員子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弟,亦有街坊辦的,則以服務附近地區為主。較具規模的則有由慈善團體,如東
華三院、孔聖會等所辦。因為香港家庭多為入息低微的勞工或店員,家庭負擔較
重的,連每月一二元的學費都負擔不起,所以這類學塾,往往供不應求。
第三類,由富商或大戶人家,招請塾師回家設館,專職教導家庭成員的子
5 弟,塾師的生活起居,都由僱主負擔。老師所負責教導的學生,有五至七歲的年
幼者,先熟讀基本的蒙學、儒學課本,然後入讀英文學校或新式中文學校。有較
年長者,一邊在學校攻讀,一邊在家中輔以傳統塾學。更有於完成中學後,在家
中接受一至兩年的《四書》、《五經》教育,然後繼續升讀大學。富商如何東、劉
鑄伯都曾聘請名師盧湘父及何恭弟擔任家庭塾師。
10
15
20
(18)
關於上述三類學塾的早期發展情況,很難找到可靠的數目或較具體的資料。
因為政府於1865年成立的官學署,學校督察負責管理及作報告的,只限於政府所
辦或由政府資助的學校。對於私辦塾館或其他學校,政府都採取自由放任政策,
並沒有任何登記記錄。1913年頒佈的《教育法例》,亦只規定有學生九名以上的私
立塾館或學校才須向政府登記。 至於只有九人以下的,或在大戶家中作私人塾師
的,政府則不予理會。
(19)
有關早期私辦塾館的文獻紀錄,只得曾任中央書院校長及官校督察的史釗域
1883年所作的調查報告。報告列出了103所私人開辦的收費學塾,共有學生一千
多人,平均每間只有十多人,校舍都非常淺窄、簡陋。報告亦提出估計當時香港
有三分之二適齡兒童未有入學機會。 但這調查與估計不一定可靠,因為在家中
(20)
設館授徒者的數目,實在無法可查。至於團體所辦的義學,有紀錄可稽的,可追
溯到 60 年代一些同鄉會所辦的,他們聘請塾師教授會員子弟。同時,由街坊會
或廟宇理事合力開辦者,則為應付區內子弟所需。在19世紀90年代,這類學校
約共有一百多間,學生有二千多人。而當時華人慈善團體中最大的東華醫院,則
於1880 年開始以文武廟廟嘗部分,成立一所完全免費的義學,初時僅能收容數十
25 人。至1898年已擁有六所,經費都由廟嘗資助,這與鄉間的廟宇作為設館之所,
有點相似。但東華三院的義學並不設在廟內,而是在附近的屋宇內,各館都以館
30
(18)在何東夫人傳記中,有詳細描述當時香港世家對中國傳統學塾教育的重視及塾師在何東家工作情況。見鄭何艾齡(Cheng, Irene):《何東夫人覺運居士傳》(Clara Ho-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ems, Hong Kong, 1976, pp.64- 74) •
(19)該法案又稱"私立學校法案"。有關該法案提出背景、內容及作用,可參閱 Ng Lun, Ngai-ha、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103-108。
(20)王齊樂:前揭書,頁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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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姓氏命名:例如設在文武廟側的中華書院,就叫"徐(鏡蓉)館",其他有"張
館"、"黎館"、"倪館"、"吳館"等,很有舊塾學的風味。每塾館只有初級程度一
班,所用課本,亦是傳統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等古文。(21)
20 世紀初,民辦學館出現了蓬勃的發展,其主要原因是來自中國國內事件與
香港社會情況的變化。1898年的戊戌政變,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和1911年的辛亥
革命,使大量人口從國內移入,香港華人人口從1898年的24萬人增至1911 年的
45 萬人。尤為重要的是遷居香港的人中,有曾在中國沿海通商港接受西方教育、
思想激進者;亦有維新分子,滿清官吏和遺老等,很多是較保守而國學卓著者。
這一批知識分子來到這個可容納不同思想,不同意見的小地方,有些為了生活,
亦有為傳授一己所長,便設館教學。這一切變化,對本港教育的發展,自然帶來
影響。首先是適齡學童數目的驟增,而香港政府當時的教育措施,集中在供應英
語教育,絕大部分學子,只能就讀私人所辦學校。政府的漠視中文教育更引起愛
護中國文化的華人,努力提倡中國傳統的儒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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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塾教育在20世紀初的蓬勃發展,不單只在塾館數目的增加,而且是
因為設館授徒者,有不少為名重一時的老師宿儒。其中包括有曾為翰林院國史館 15
纂修的賴際及區大典太史,他們所收學生不多,但都對經史及詞章的研習非常
深入。其他名氣頗大的尚有彭叔煥、葉茗孫、俞叔文、鄒雅雅等老師。他們所設
塾館規模都不大,但程度比較高,束脩金每年每名學生達五十至一百元左右,非
普通人家所能負擔。慕名前往就讀的,其中有不少為在港華人世家子弟,如鄧肇
堅、李福述、容啟東、劉鎮國、簡又文等。
規模較大而由名師主持的塾館亦有多所,如(陳)子褒學塾、(何)恭弟學塾
(盧)湘父學塾及由陳慶保主持的陳氏家塾等都是。它們的聲譽都很高。學生亦
多至百人以上,設有助教或專門老師授課。教材雖然仍以傳統蒙學及儒經史學為
主,但亦有開始採用一些改良課本。其中以陳子褒自1895年在澳門設館及於 1918
年遷港後所編著的最多,達四十多種。1911年到港的盧湘父,雖以文章著述較
多,但亦着手編著蒙學課本。陳子褒與盧湘父都是康有為的門下弟子。二人亦同
時積極推廣儒經之學,普及婦孺。他們把經典常識,儒家倫理觀念,與日常接觸
事物及生活言行結合,以淺易三字、四字及五字韻語編寫成為課本及大眾讀物。
其中以《婦孺三、四、五字經》、《婦孺入門書》、《婦孺信札材料》,及學習詞彙
20
25
30
(21)參閱壬寅年董事局(編):《東華三院教育史略》,香港,頁43-44。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的《七級字課》,流傳尤廣,有助蒙學教育的推廣。
塾館教育在這時期發展的另一特點是把以男子為主體的傳統教育普及至婦
女。20世紀初在港專為女子而設的女學塾有多所,著名的有群德女子學塾、王氏
女塾等。鍾芬庭女士(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夫人)亦在港設帳。子褒、湘父等學塾
5 亦兼收女生。在早期著名的女弟子中,有冼玉清、曾壁山、莫紉蘭等,後來都成
為推進香港女子中文教育發展的中堅人物。
10
15
學塾教育的盛況,一直都在戰前香港維持。在此期間,塾師及塾館情況仍可
追查,而較為著名的約共有數十所。王齊樂先生曾對其中二十多所,作過研究
及介紹。 至於流動性很大的小型書塾,相信不下百餘所,但情況與早期的私塾
(22)
一樣,資料難於搜集。據王齊樂先生所引述於1931年出版有關香港情況的 Hong
Kong Around and About,一位外國學者有這樣的觀察,"香港大多的居民都墨守着
中國的舊式學習方法。他們認為將經典課本熟讀,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事情"。嶺
南大學阮柔在1940年脱稿的《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一書中,亦
有這樣的描述:
舊式的私塾, ,素來都在不少數,這種小型的私立學校到處皆有設
立,在香港的中區與西區則觸目皆是。在中國的大都市中而有這樣多私塾
的,香港恐怕要算第一了。(23)
當中國各地正進行廢舊制、立新制的時候,香港竟成為古舊的,不合時宜的
塾學教育的基地。除了上述的人口驟增,老師宿儒南來香港等原因外,塾學能在
20 戰前持久盛行,尚有其他因素。最基本原因是一般私塾收費比較低廉,家長甚至
25
可按自己的能力而與塾師作協議,以服務或實物代替脩金。其次的有利因素是塾
學學制的靈活性,既可以銜接香港八年制的英文中學,又可以升入當時四年、五
年或六年級的中文小學。一般貧苦的大眾,只希望他們的子弟讀上一年半載私
塾,"認識一兩個字,學識記帳,或得些聖賢的道理,便可出去社會工作"。學塾
的蒙學訓句,注重識字及背誦的教學,更非常適合這大眾的要求。
在20世紀初蓬勃起來的各館,其程度和規模實際上都參差不齊,塾師的品
質亦頗為複雜,有鴻學名儒、落第秀才、失業文人、甚至流亡政客。對儒學的推
崇及傳統的教學,有比較墨守成規;亦有比較開明,順潮流的需要而進行革新,
30
(22)王齊樂:前揭書,頁225-241
(23)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1948年,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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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朝向新學制及新課程的發展。其中不少著名學塾,如子褒學塾、湘父學塾、陳氏
(慶保)家塾、敦梅學塾等,在20世紀20年代已發展成為政府註冊的現代學校,
甚至著名的中小學。由此,我們看到從19世紀末開始,香港所開辦的各不同類型
及程度的塾館,適合了社會發展和各階層的需求,既能為基層社會教育服務,亦
能為接受西式教育的名門子弟輔以傳統儒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類私塾 5
在香港都有長足的發展。所以我們認為,這時期的學塾教育,並非都是守舊而停
頓不前的,從教育史的角度看,應有一定的地位。
三·西式學校及英語精英教育的發展
10
(一)早期開辦的教會學校
(24)
,
重視宗教教育是西方傳統。西方國家殖民地所在,教會亦多率先開設學校,
藉之推行宗教教育及傳播福音。在英人佔領香港的同時,久候在澳門和南洋的教 15
士立刻接踵而至,在島上展開活動。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及 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且將其在東方的總部遷往香港。教士中有
著名教育家理雅各, 聖公會的史丹頓(Staunton)及史密夫會督(Bishop Smith)
美國浸信會的叔末士牧師(Rev. Shuck)等。在1842至1859年間,他們在港開辦的
學校先後不下十多所,其中最大者可收容三四十名學生,最小者十名左右,有些
兼收女生或另設有女學。(25)其時,因為英國本土各宗教教派對有關政府資助學校分
配問題未獲解決,在港的教會亦不能獲香港政府資助辦學,只有馬禮遜教育會及
倫敦傳道會先後獲港督砵甸乍及戴維斯以駐華貿易總監身份贈地建校,是為早期
教會學校中較有規模的。早期教會學校多設在中國人和外國人聚居地之間的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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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理雅各為倫敦傳道會教士,亦為教育家及著名漢學家。他於1843年把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到香港,成為早期最具規模的 教會學校。1848年他開始着手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成英文,都成為翻譯經典之作。作為教育家及傳教士,他認為 政府學校不應用作傳教之所,而主張推行世俗及務實教育。理氏於1873年離港,1875年任牛津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在港 三十年間,他對香港教育發展有重要影響,其中以 1860 年的教育改革計劃及中央書院的建立為最重要。有關他在港工作, 可參閱 Endacott, G.B.,A Biographical Sketch 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1962, pp.135-140;及 Ride, Lindsay, James Legge-A Biographical Note, Hong Kong, 1962。
(25)在港第一所教會辦的女學由叔末士牧師夫人於1843年設立,理雅各夫人亦於1846年開辦另一所。有關早期教會學校在港的 經驗,可參閱 Smith, Cal,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1985, pp.13-33 及Ryan, T.F.,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1960, pp. 2-82 及劉粵 聲:《香港基督教教會史》,香港,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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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地區。有部分獲商行資助,不過大部分都是由教會支持。但在1859年,基
督教教會早期辦的學校只餘下三所,學生總數不到100人,其不受歡迎程度,比
同時由政府資助的中文塾館尤差。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可從教會辦學目的、課程內
容、香港社會情況及港府政策中略見一二。
這些學校,不僅為傳播福音,主要目的是要訓練一些華人傳教士,準備在香
港或派往中國內地傳教,這亦為教士們獲教會資助來港辦學的主要原因。而在學
校課程中,聖經及教義佔了差不多一半,其他則包括有英文、地理、算術、及中
國蒙學課本。但就讀的學生,大多於學懂了英文後便離校,任職政府或洋行文
員。所以多年來訓練出來而從事傳教的人極少,使教會感到不滿而削減或撤回資
助;部分學校亦因商行倒閉或撤離本港而頓失資助。
香港島在英人佔領後至1859年,人口已從數千增至差不多十萬,但其中流動
人口為數甚眾。由於香港早期經濟發展的起伏、太平天國之亂、及廣州拒英人入
城、亞羅號事件等,使香港人口一直都無法穩定。加上移居來港者,亦不過為暫
時謀生或避難,就讀教會學校者,多來自貧窮家庭,有些則是孤兒, 他們主要是
15 為了學習英文,以便找一份收入較高的工作而入學,對基督教或西方知識的追求
者實在不多。
(26)
1855至1859年間,英國再度進兵中國,引起了島上中國居民的強烈反英情
緒。有學童退出外國人辦的學校,不少教會學校又被迫關閉。早在1844年由理雅
各創辦而規模最大的倫敦會英華學校,也於此時結束。這些早期教會學校雖然不
20 算成功,但它們無疑是把西方新式教育傳入香港的先鋒,訓練了一些既懂英語也
25
懂一些西方知識,可擔任中西商務接觸或翻譯的人才,有些更成為清末現代化運
動中的著名人物,如容閎、黃寬、黃勝、唐景星及伍廷芳等都是。(27)而其中有數所
學校,於1860年後復校及繼續發展,成為在港歷史悠久的著名中學,如聖保羅、
英華、聖若瑟書院等都是,它們在香港一百多年來的教育發展中一直都佔重要的
地位。
30
(26)在香港歷史悠久的著名教會學校中,有數所都於早期附設孤兒院,或由孤兒院發展成為學校。見其中 St. Paul's Convent,
Almost as Old as Hong Kong, n.d. but circa 1973 and Featherstone, M.T.,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hanage, 1930。
(27)有關這些人物在港受教育情況及其後在中國的事蹟,可參閱 Ng Lun, Ngai-ha, "The Role of Hong Kong Educated Chinese in
the Shaping of China," Modem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17. no.1, pp.9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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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册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二)官辦中學的開始
理雅各富辦學經驗,經辦英華書院的失敗,再加上他對中國儒學的深入研
究,知道中國文化不易被基督教思想所取代,所以於19世紀50年代,已主張官
辦教育應放棄傳道目的,而以訓練香港所需的實用人才為主。1861年,政府接受
理雅各建議,設立中央書院(以英國的文法學校為模式),兼教授中英文課程,由
政府直接管轄,從英國聘請一位有大學學位的教師主持校務,並兼監督其他政府
鄉村學校,完全不受教會干預。(2)這項建議是為政府直接參與香港教育事務的第一
步。中央書院不但是政府辦理的第一所中學,它的早期發展與演變,亦奠下了以
培養通曉英語的精英為政府教育政策的取向。
(29)
理雅各深悟 19世紀50年代末香港經歷的變化。因太平天國之亂而南逃香港
的人口當中,帶來一群經濟條件較富裕、預備在港發展的商人階層。同時,部分
在廣州的洋行,亦把總部遷到香港,因而本港需要一批通曉中、英文的文書翻譯
及買辦人才。此外,理雅各了解到中國在地理及社會方面與香港的密切聯繫,他
相信很多中國青年,在中國曾接受教育而與在港家庭及商行有關係者,將會來港
接受英語及新式教育。香港的行政亦需要通曉中、英文者擔任各政府職位。
19 世紀 60 年代,香港社會、經濟與行政踏入鞏固時期,19世紀50年代末
移民的驟增,加上九龍半島的割讓,使香港人口在1862年突破了12萬人,從外
地遷入的洋行增加了二十多所,在港歷史悠久的各大工商業機構,如香港滙豐銀
行、九龍貨倉、黃埔船塢等,亦在此時期開設。種種現象,都顯出經濟發展新的
一面。加上從 1860年起,香港總督不再兼任英國駐華貿易總監及全權大臣職位。
港督職位的重新劃分,帶來了重大行政改革及地方建設,如肅清貪污、設立文官
(官學生)制度、興建水塘、改良港口設備等。這一切發展,帶來了擔任各項職務
的人才的需求,港府接受理雅各的建議,開辦中央書院,無疑是應付當時香港的
實際所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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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5
設於港島中環歌賦街的中央書院,是將該區三所規模最大的政府鄉村學校合
併而成,其體制則依據當時英國的文法學校,由八年級至一年級。七八兩級可稱
(28)理雅各的計劃書全文,錄於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1990, Hong Kong, pp.185-
187。有關該計劃提出的背景及對香港教育發展的影響,可參閱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41-44。
(29) 中央書院於1889年改稱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再改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有關該書院的詳細
發展史,可參閱 Stokes, John & Gwenneth,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Hong Kong, 1987。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為預備班,六至二級為中學,而一級為大學預科。學校於1862年2月開學,註冊
學生共有 200 名,首任校長為蘇格蘭人史釗域,畢業於亞巴甸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他只有三年教學經驗,對中文或中國文化並無認識,只對英國文法中
學有一定認識,是一位典型的英國大學畢業生。他被挑選來港擔任此新職位主要
5 是因為他年青又無強烈宗教意識,能以充沛精力及務實態度就社會的需要而計劃
學校的發展。
10
根據理雅各的計劃,中央書院是一所中英雙語並重,為中國學童而建的英國
模式學校。1862年,雅各更具體地提出有關中文課程的建議:入學兒童須通過
中國蒙學基本程度的考試,包括《三字經》、《千字文》、《幼學故事瓊林》等,然
後進入第八級。上課時間很長,由上午6時至下午4時,上午學習中文,課程有
尺牘、古文、《四書》、《五經》、《史記》等,
。
(30)
有關英文課程,理雅各並未作具體安排,只建議集中在下午授課,有關各門
課程的課本,則由從英國聘來的教師根據學生程度來決定。根據早年史釗域校長
的報告書所示,當時英文課程是屬於初級的,着重語文學習,如閱讀、拼音、文
15 法、作句等;課本則是從英國訂購的愛爾蘭讀本,第二年才開設翻譯課程。1864
年,該校增聘一位從英國來港的教師,才逐步加入算術、歷史、地理等科目。其
他理科課程,則遲至1869年聘得更多教師後才逐步加入。
中央書院的開辦,立即受到本港居民的歡迎,投考人數遠遠超過該校所能提
供的學額。該校由1865年起開始徵收學費,英文班每月一元、中文班五毫,但
20 投考人數仍有增無減,與當時政府辦的免費中文鄉村學校比較起來,情況相差極
遠。1867 年,書院開始招收外國籍學生,初年人數雖只得三十人左右,但其中包
括有英國、葡萄牙、日本、菲律賓、印度等不同國籍者。
25
中央書院受到如此歡迎,主要原因是英語在當時的"商業價值"。早期的學
生,經兩三年初級的英語訓練後,其工資遠超中文教師或其他職業的僱員。據格
溫尼斯(Gwenneth)及鍾·斯托克斯(Stokes, John)的解釋:"英語帶來的金錢,使
對西方毫無認識的家長都願意付出學費,送子弟前來就讀。
》 (31)一位曾就讀該校
的早期學生,在其回憶錄中,亦有這番說話:"學生的家長多為商人,並不期望兒
30
(30)有關該書院中文課程細則,見"Regul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Schools in Hong Kong," in Eitel, E.J.,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p.347-348。
(31)Stokes, J. & G.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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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圖11.4 中央書院首任掌院兼政府監督學院史釗活先生(Mr. Stewart, Frederick, 1838-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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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子成為學者;主要是要他們好好學習英語,拓展父業。
> (32) 事實上,中央書院的學
生,多來自中等家庭,他們不但能付出學費,而且全力投入上課和學習,與早期
教會學校及官立鄉村學校的學生,多來自貧苦家庭有很大不同。
但是,英語所帶來的"金錢價值",亦給中央書院早期的發展帶來不利因素,
5 那就是學生的流動性很大以及年齡太高。不少學生在懂得英語從而獲得工作後,
即離校他去。許多學生入學時實已超齡。據1868年的記錄,在最低年級預備班
中,竟有年齡達25歲的學生;1879年的校長報告書亦指出在最高的一二年級中的
學生,差不多全部都已婚,而全校學生中已婚者達30%;根據1871年的記錄,註
冊的 249 名學生中有134名因找到工作而中途離校,其中最高年級的第一班,共
有36人,不到年底而退學的有29人。(33)在校長報告書中,史釗域亦指出"許多學
生一找到文書工作就立刻退學";"中國人似乎只對有市場價值的東西感興趣。因
此,中央書院的成功就只因英語可轉換為金錢"
10
(34)
雖然如此,學校並沒有提出任何改善辦法。這或許是因為創校的其中主要目
的,就是為了要提供香港在行政及商務所需人才。因此,這要待19世紀 90 年代
15 當香港的文書職位已漸飽和,而同時在中國的教育及其他改革亦帶來不但懂得英
語而且需具西方知識人才的需求,中央書院學生的就學情況才穩定下來。
(三)補助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20
英國的教育事業,在傳統上大都由私人及教會辦理。19世紀,隨着工業革命
及憲政改革的發展,擴展教育才成為政府、教會及人民重視的問題,但教派紛爭
及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所引起的宗教教育問題,阻礙了英國政府對教會
學校補助計劃的推行及教育的發展。
(35)
。
25
1870年通過的教育法例,制定了對志願團
體的資助辦法,容許在政府補助學校內進行有限度的宗教教育。通過這一制度,
30
(32)Cheng, F.T.,East and West: Episodes in a Sixty-Year Journey,Hong Kong, 1951。鄭氏於 19 世紀末曾就讀皇仁書院,後往英
國攻讀法律,為中華民國時期外交家,在1946至1950年間任中國駐英大使。
(33)有關中央書院早期發展的種種問題的分析,可參閱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66-68。
(34)中央書院年報,1866, H.K.G.G., p.137。
(35)這是 1833 至 1845 年間一批牛津大學學者發起恢復英國國教的17世紀傳統運動,其中尤其重視學校的宗教教育。這問題 引起了英國各派學者及宗教家激烈的爭論。而在此期間國會有關實施普及教育的法案,都因宗教教育的問題而遭否決。可參 閱 Best, G.P.A., "The Religious Difficulties of National Education in England, 1800-1870,"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Xil、 pp.15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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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新編■下需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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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使英國能推行強逼普及教育。
香港政府無意追隨英國的普及教育制度,但卻採用該法例提出的補助辦法,
一方面配合英國傳統,另一方面亦應香港所需,以有限經費,提供部分公共教
育。1873年制定的補助法規(Grant Code),由政府資助教會辦學校,但有關學生
人數、校內宗教教育等都須按政府規定,而且須受政府監管。初期天主教及基督
教會均不滿法規所定的種種限制而不願參加這補助計劃。但經1877及1879年法
規的修改,取消了對學生人數及非宗教科目授課時間限制後,接受政府補助的教
會學校從1873年的六所增至1880年的27所。1893年的修改法規增加政府對補助
學校的校舍、設備等資助,獲補助的學校數目更進一步增加。1895年,補助學校
增至 100 所,學生數目則達5,000人,比當時官立學校人數的2,000人左右超過一
倍以上。此後補助學生人數的增長,一直都維持在官校之上(見表二)。但是學校
的數目,則在1896年達到高峰(106所),此後開始下降,至20世紀初,只剩下
約五十所。其中主要原因,是在1893年補助法規實施後,校舍簡陋及設備不足的
漸受淘汰,其中全都是華文小學。1902年教育會議確認了政府的重英輕中政策,
1903 年的補助法規更進一步使資助經費有利於規模較大、辦理較完善的教會學
校發展中學課程。在20世紀20年代,聖保羅書院、英華書院,拔萃書院、聖約
瑟書院、法國嬰堂書院、聖心、聖芳濟、聖瑪利及拔萃女校等早期開辦的教會學
校,已成為英語教育的支柱。到了30年代,喇沙書院、華仁書院、聖士提反及瑪
利諾等比較新的學校,在補助制度的資助下,亦迅速發展成為著名中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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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立與補助雙軌制度的建立,不但使政府能用有限的資源,達到擴大公共教
育的目標,而且亦能按照英國有關宗教教育問題的處理方法,政府在官立學校維
持世俗教育,同時又給與補助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的自由。而在戰前的補助學校,
都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教會所辦,課程包括聖經及教義,且可在校內進行宗教活
動。學校一方面承繼了重視宗教教育的西方傳統;同時,更直接地把西方文化要
素的基督教《聖經》、思想、觀念,甚至生活方式,傳播到香港社會各階層,使這 25
個以華人佔絕大多數的香港社會,在較普及的層次中成為中西文化傳統融匯之地。
首先,受補助學校大致上可分為中文及英文學校兩類。兩者所受資助情況,
從計劃的實施開始,已有顯著的差別。在早期當資助額以學童學年考試成績成為
標準的時候,中文學校每年每名學生所獲者為五至十元;而英文學校同等成績所
獲者則為六至十六元。1885年學校監督歐德理於呈給政府的年報中指出:"第一類 30
(中文)學校都是便宜學校,因為教員都是本地人,薪金很低,而且學校都設在中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國人的屋宇內,租金都比較低。其他以英語授課的都是費用昂貴的學校,因為他
們須聘用一些歐籍教員,而且多設於獨立的西式校舍,租金比較高。" (36) 補助法規
經數次修改後,自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兩者的距離相差更遠,英文學校
每名學生每年所獲為24元;中文學生則只有三至十一元。在每班人數限額,課室
5 容量的規定等方面,對中文學校所訂的標準都比較低。校舍的設備及租金補貼,
兩者差距更大。20世紀20年代,補助學校更進一步集中在英文教育發展。1914
年的修訂補助法規,雖然把男生在英文及中文學校所獲補助額的距離拉近,每名
每年分別為40元及35元;但女生所獲的則相差很遠,分別為35元(英校)及 14
元(中校)。問題是在1920年代以至大戰前獲得補助發展的差不多都是英文學校,
而被列為中文中學的,只有三所,而且都是女校,所以每名學生只獲每年14元的
補助。
10
在補助制度施行初期,政府把小學教育給與補助學校負責。但自1893年的補
助法規提供了中學的發展後,規模較小的中文小學首先遭淘汰,補助學校學生人
數雖不斷增加,但漸集中在英文學校及其在中學班級的發展,補助制度便成為政
15 府推行英語精英教育的重要部分。1938年,政府所辦的中學,只有四所,而其中
只有金文泰一所為中文學校。 (37) 補助學校則共有18所,亦只有聖保羅女校、英華
女校及協恩女子中學採用"六三三"的中國學制及中英雙語教學,被列為中文學
校,其他 15 所都是英中(Anglo-Chinese)學校,即一般稱為英文學校,因為學校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中文只為眾多科目之一,每星期授課只得三至六個小時。其
他課程與英國的文法學校及其他三所政府英文書院頗為相同。
20
25
。
(38)
1913 年的教育法案規定凡有學生九名以上的私立學校,須向政府註冊,開始
了政府對私校的管理,並派遣視學官到部分註冊學校視察。首先引起政府注視的
為新界鄉村私塾及在市區東華醫院辦的義學。1914年起政府給與部分辦理較好而
極需資助的學校小額的津貼。1922年起,在本港師範學校畢業生辦的較正規的學
校,亦可申請獲政府津貼,不過津貼金額,在市區學校為每名學生每年五元,鄉
30
(36)該報告書於1885年呈交立法局,載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885, p.242。
(37)四所官校包括皇仁書院(前為中央書院)、庇理羅士女書院(1893)、英皇書院(1926)及官立漢文學校(後改稱金文泰中學),
前三者都是英文學校。
(38)這 15 所學校,大部分為從早期教會學校發展成為中學,至今仍是香港歷史悠久的著名英文學校,其中包括聖保羅男書院、英 華男書院、喇沙書院、拔萃男書院、聖約瑟書院、華仁書院、拔萃女書院、法國書院(今聖保祿女書院)、聖心書院(今嘉諾 撒聖心)、聖芳濟書院(今嘉諾撒聖芳濟)、聖瑪利書院(今嘉諾撒聖瑪利)、聖士提反女書院及瑪利諾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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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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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書
保重
爱人如已
圖 11.5 位於香港中環鐵崗的聖保羅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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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村學校則為三元至三元半。這小額津貼,一直至大戰前都沒有增改。在 30 年代,
受惠的學校有三百所左右,其中有中文學校、英文學校及職業學校。(39)
表二:政府、補助、私立學校學生人數的比較增長(1900-1938)
5
年份
政府
補助
私立(註冊)
1900
1,750
3,870
1902
1,664
3,107
1904
1,665
3,305
1906
1,932
3,564
10
1908
2,251
3,927
1910
1,960
4,337
1912
2,024
4,309
1914
1,673
4,533
13,175
1916
2,433
3,500
15,170
15
1918
2,813
3,314
19,417
1920
2,929
5,438
20,340
1922
3,169
13,005*
23,040
1924
3,458
16,005*
27,470
1926
3,188
16,690*
17,416
1928
3,636
20,601*
32,064
20
82
1930
4,115
21,374*
37,508
1932
4,602
6,753
59,868
1934
4,683
7,127
61,538
1936
4,665
7,670
66,344
1938
5,167
9,109
89,859
25
資料來源: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Hong Kong,1990, pp.77-78。 *數目包括津貼學校學生。1932年起,該項人數(約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左右)轉撥入私校類別。
這種津貼辦法(Subsidy System),有稱為補助制度的部分,但津貼金額,與補
助學校所獲的,相差很遠,而且津貼並不只是根據視學官每年的巡視報告而定,
30
(39)由私人或團體開辦而獲津貼的學校,以民生書院及聖類斯職業學校(St. Louis Industrial School)最具規模,其他有慈善團體辦
的義學及在新界由私人所辦的鄉村小學,規模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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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常不穩定。政府於1922至1930年間的教育報告書中,曾把這些津貼學校
及學生數目列入為補助學校項目內,但自1931年開始,則撥入為眾多的私校中
(見表二)。原因是學校的設備、師資等的要求,都只是與私校一樣,完全受政府
的教育法案管制,與官校及補助學校的管制及監察制度不同
5
(四)英語精英教育政策的推行
香港政府既無意在港推行普及教育,亦無意採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來同化香 10
港的居民。香港於19世紀70年代末開始注重英語教育的原因,可從香港、中國
及英國對華政策關係的情況中看到。
在公共教育建立的初期,政府雖無意積極扶助在港的傳統中文教育,卻仍按
照中國學塾方式,開辦了一些鄉村及地區中文小學,但因資助不足,缺乏監管及
其他原因,情況遠不及由私人開辦的學塾或學校而告失敗。補助制度建立後,政
府便逐漸把原來所設的鄉村學校關閉。事實上,在這時期大部分中國人仍按過去
傳統,負起供應子弟入讀自己所選擇的私立學校,其中有塾館或新式學校,亦有
不少人把學童送回中國內地升學。所以在戰前,政府所供應的公共教育雖然非常
不足及資助分配極不平均,亦沒有引起香港人的不滿或嚴重的社會問題。
15
其次,在理雅各於1860年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書中,已指出香港社會對通 20
曉英語人才的需要。香港在1865年左右在經濟各方面的突破發展,如航運、貨
倉、銀行、保險及其他行業的勃興,在港口設備、道路建造及公共與政府行政服
務的擴展,使曾受英語及新式教育的人士,容易獲得薪金較高的工作及投身商界
的機會,這種以功利為目標的教育設施,可以說是19世紀英國殖民地教育政策的
一面。在另一方面,亦可以說因為香港是建立在商業發展的基礎上。首任教育署
署長於1914年英帝國教育會議上有這樣的解釋:"我們在香港開設英文學校,並
不是道德責任問題,而是商業發展的需要。
59 (40)
英語教育的推行亦為配合當時的英國在華政策。1860年《北京條約》的簽訂,
25
(40)教育署長艾榮(Irving, E.A.)在該會議所提報告書,詳細敘述香港的教育情況,後印成小冊子: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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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擴大了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活動及獲取更大利益的機會。在香港培育一些曾受英語
及西方教育的中國人,正是為英人進一步在華建立及擴展其勢力的所需。英人控
制的中國海關所聘用的中級人員,自1865年開始,已有不少來自香港。中央書院
在 1880 年的課程改革,亦是因應海關招聘考試的內容修改而提出的。同時在中
5 國的自強及改革運動進行中,亦需不少曾受英語及西方教育的人才。事實上,中
國自19世紀60年代開設的新式學堂,如江南造船廠、天津醫學堂、唐山工學堂
等,都多次在香港的英文學校中招收學生,甚至聘請老師。(41) 尤為重要的是英國及
香港政府都希望在香港培養出來的中國學生回中國服務,並成為親英者,這樣不
但有利於中英的聯繫,且會照顧英人在中國的利益。有關這利己的目標,英文報
10 章、教育報告書、甚至在港督的說話中,都曾多次不諱地指出。 (42)這立場可從《孖 剌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社論中的一段話可看到:"在中國海關服務的文員
及其他僱員,大多數曾是中央書院學生,是值得我們感到興奮的。因為這可能造
成香港短暫的損失,但不久將會帶來巨大的間接利益;因為中央書院會成為孕育 中國官員之所。"(43)
15
雖然香港政府無着意推行同化政策,但是在實施重英語及精英制度的動機
中,亦明顯地表現了殖民政府以傳播英式文化為己任,而帶着維亞利亞時代英人
的使命感者,尤以在1879至1897年任教育督察的歐德里(E. J. Eitel)的言論最為
顯著。他認為香港是適當的地方讓英國人把歐洲文化帶至中國,把中、西雙方連
接起來,所以他所著的香港史,亦以《在中國的歐洲》(Europe in China)為題。
20 香港政府實施加強英語教育而放棄早期的鄉村中文學校,是在歐德理的任期內開
始的,作為當時處理香港教育事務的負責人,他的主張對這政策的實施相信有不
少影響。
(44)
首次重視英語教育的是一向比較關注中國人生活情況的港督軒尼詩(Hennessy, J. P.,港督任期:1877-1882), 而歐德理則是他的秘書。他於1877年巡視中
(45)
25
(41)見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139-142。
30
(42)大部分的說話都是為了要解釋政府為甚麼把大部分公共教育經費,集中在英語學校。關於此政策之評述可參閱余繩武、劉存寬
(編):《19世紀的香港》,1994年,頁276-277、280-281;及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81-84。
(43)《孖喇報》1884年3月4日《社論》,轉錄自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81。
(44)在該書的前言中,歐德理表現了頗強的文化優越感及帝國思想,寫出下列的說話:"歐洲已注定了要統治亞洲,帶領文明向 前邁進。英國已開始了她的任務,佔領了印度、緬甸、海峽三埠及香港· 見 Eitel, E.J.,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1898, pp.JV-V •
(45)軒尼詩在其任期間(1877-1882),取消了多項政府早期對華人歧視及不公平的措施,例如:開放大會堂給華人,取消對 華人居住地區的限制及廢除對華人罪犯施行笞刑等。參閱 Hennessy, James Pope, Verandah Some Episodes in the Crown Colonies,1964, pp.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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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央書院後,認為該校應全力改善其英語教學,並認為英語是香港中國人改善其經
濟地位的途徑。在一次由軒尼詩特別召開的教育討論會中,正式通過重視英語教
育為政府的基本政策,並開始在中央書院減縮學習中文時間,加強英語教學的措 施。(46)
1878 年,英語科目講授時間增至每天五小時,其餘兩小時半為中文科目,
甚至可以選擇以理科代替。1881年,學校進一步把中文科時間縮至每日一小時
半。1896年,中文科目完全被取消,只餘下翻譯一科。1903年,中文科雖恢復,
但只作為眾多科目之一,每星期只授課三至四節。
5
中央書院的規模,亦於同時逐漸擴大。在19世紀80年代,註冊學生人數由
500 人增至 900人。學校於1889年遷入面積更大,位於鴨巴甸街的新校舍,學生 10
人數更不斷增加,至1900年,已達1,400名以上。但隨着1903年為富有華人子 弟而設的聖士提反私立英文學校的開辦,(47)及1905年維多利亞英童學校(Victoria
British School)的設立,加上1908年實施入學年齡限制及增收學費,該書院(1894
年改名為皇仁書院)的學生人數便維持在八九百人上下。
由印籍富商捐助而建的庇理羅士女校(Belilios School, 1893)是一所附設中文小
學的英文中學,亦是政府直接辦理的第二所中學。 同時,在這時期,政府亦逐步
把較早期開辦的補助鄉村學校及地區中文小學關閉,而把原來的校址,給予教會
開辦補助小學。另一方面,亦在灣仔、跑馬地、西區及油麻地華人人口最多的地
方,開辦三至五年制分區的英文小學(district school),以為皇仁書院的支校。
15
1902年政府任命教育督察、註冊總長(即處理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前身). 20
教會代表何雅主教(Hoare, Bishop)及華人領袖何啟等人組成的教育委員會,負責
調查香港的教育制度及設施。在該委員會的報告書中,不但認同政府的重英輕中
的政策,並提出這樣的結語:
委員會認為政府提供的教育必須要徹底。把教育事務集中在開導華人精
英分子會比強逼一般民眾接受新思想更為有效。就目前而言,最好及唯一的 25
(46)該會議於 1878年2月召開,由軒尼詩自任主席,成員包括歐德理、史釗域及立法局議員六名,深入討論有關在政府學校 中的英語教學問題。會議經過熱烈討論後,以一票之差通過中文可改作選讀課程,而決定推進英語教學為政府教育首先目 標。這是香港教育發展的重大決定。會議紀錄全文載 H.K.G.G., 1878, pp.90-92。內容撮要及分析,見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80 及Sweeting, Anthony, History of Hong Kong Education, p.234。
(47)聖士提反英文學校(或稱書院)於1903年創辦,為富有華人子弟而設。該校仿效英國的公校(Public School)學制及課程,但
兼 設中文科目。1914年獲香港政府承認為獨立學校,不受私校教育法案管轄。
(48)庇理羅士書院初開辦時,成立於中央書院原來的校址,是一所英文學校,初期附設中文小學六班,1914年後取消,成為設有
八至一年級的正規英文女學校。
30
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辦法是讓接受了文明思想的知識領袖來潛化那些無知的大眾。因此,英文學
校應比中文學校受重視。
(49)
此番說話,公開地把商業、功利及英帝國利益等理由,套上了所謂"精英"、
5 "無知大眾"及"西方的文明思想"等西方帝國主義的優越觀念,進一步肯定了政
府偏重英語及精英教育的政策。(5)稍後在接受港府建議撥地資助為上層華人開辦一
所獨立高等學校的函件中,殖民地部亦重複強調此政策的意義,特別指出"如果
學校辦得成功,更多上層華人到來就讀,甚至有從中國內地前來。而他們其中將
會成為中國官員的一分子,其帶來深遠的影響,對本國有利"
10
。
(51)
英語教育培育了不少回中國服務的人才,有的在中國沿海商埠任買辦,有的
加入中國海關,還有入讀由清廷所開辦的新式學堂。這不但有利於中英聯繫,亦
有助於英國在華發展,配合了英國佔領香港的目標。
15
(五)香港大學的建立
要在香港設立一所高等學府的建議,早於1880年由港督軒尼詩提出,但負責
研究該問題的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認為香港所需者是商業人才,並
無設立大學的需要。(52) 事實上,直至19世紀末之前,不少入讀中央書院者都是為
20 了英語教育的"商業價值"。
25
20 世紀初,以當時港督盧押(Lugard, Frederick,港督任期:1907-1912)為首
再提出設立大學之時,其動機已不單只為了香港社會所需。在中國進行的教育改
革,特別是1905年科舉的廢除,已引起了國內及香港華人對西方新學科和知識的
追求,出國留學的學生數目日增,而美、法、德等國亦加強了他們在中國的教育
活動,如興辦大學、設立獎學金等。盧押在提出建校的備忘錄中指出"欲出國留
30
(49)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Hong Kong, 1902, p.2.
(50)就會議記錄及殖民地部通訊資料所示,主席何雅主教及前任註冊署署長(即後稱華民政務司)均表示不贊同此政策,但兩位教 育督察(即後稱教育署署長),則極力堅持此立場。1905年Irving, E.A. 在英國帝國教育會議中,更強調此政策是政府避免加 稅而能維持收支平衡的最有效辦法,顯然是把重點放在財政問題上。資料收錄於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p.275-278。
(51)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87, N.71.
(52)Report of the 1880-1882 Education Commission, 1883, Hong Kong,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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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II
學的中國青年,能在此(建議中的大學)獲得接受英國高等教育的機會,無需遠赴
海外"。(53)這個為中國訓練人才的目標亦獲中國官員的響應。(54) 盧押向英國政府及
商人提出的建校動機,則特別強調大學訓練出來的人才,會有助於增進中英了解
和友好,亦有利英國在中國的活動;並且一方面貫徹了多年來政府在香港公共教
育所推行的英語及精英教育政策,亦顯示了大學將為英帝國服務的目標。不過,
從當時在港的英語教育發展,建校的各方支持者,及大學初期的規模來看,對新
大學可以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為中國現代化訓練人才的意見,曾獲不少中外人士
的認同。
5
在教育水準上,香港亦已達到建立一所大學的要求。當時香港首所官立中學
已建立了差不多五十年,另外尚有數所教會辦的英文中學,所開設學科都與英國 10
文法中學相似,而且都設有大學預科班。自1886年開始,已有學生參加由劍橋大
學和牛津大學主辦的英國大學入學試。在1905至1910年間,在香港獲得該入學
試資格者共有三百多人。
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香港西醫書院成了興建大學的重要基礎。該書院由倫敦
傳道會與香港華人領袖何啟於1887年合力創立,目的為提供西醫服務及訓練西方 15
新式醫學人才。(55)學生亦有來自中國及東南亞的華人,他們畢業後,為推進西方知
(56)
識的傳播及培養專業人才作了重要的貢獻, 而該校亦一直受港督及曾任兩廣總
督的李鴻章支持。20世紀00年代初,書院面臨爭取英國醫學會的正式承認及設立
永久基金等的關鍵問題。1908年盧押召開書院代表及大學籌備委員會議,商訂結
果,決定了以西醫學院併入為新成立大學的主要基礎;而當時準備支持書院擴展 20
的巨額捐款者,亦同意把捐款贈予新大學,是為實現大學建立最重要的一步。
從參與籌備及捐款者的名單來看,大學的建立實得自多方面的支持,尤以在
香港的華人領袖及其他各國商人、商號最為積極。商人麼地(Mody, H.N.)為最早
25
(53)該備忘錄名 Lugard's Memorandum,收集了有關建校的各項意見及會議決定。部分內容見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pp.126-127。
(54)兩廣總督張人駿亦相信在港設立一所英式大學,將有利於中國學子獲取西方知識。他向省內官民提出捐款建議,並於1910 年3月,送出當時最大的一筆捐款,共達20萬元,作為建校基金。捐款名單,見Hornell, W.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s Origin and Growth, Hong Kong, 1925, p.46。
(55)有關該書院歷史、課程及與港大的關係,可參閱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1961年,頁135-178;Cho, Gerald,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1981, pp.57-69。
(56)1887至1912年間,香港西醫書院共有畢業生120名。孫中山亦為首屆的兩名畢業生其中一位。雖然他的功業並不以醫學為
彰著,與他同屆畢業的江英華及後來的畢業生,大多數都投身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等地的現代醫學工作。
30
第十一章 教育的回顧(上篇)
的響應者,也是個人捐款最多者。 (57) 其他較大的捐款,有來自於19世紀70年代成
立,以中國及香港為基地的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和兩廣總督張人駿。
此外,捐款亦有來自廣州、廈門、澳洲、西貢、庇能的中國人,及在英國的商人
團體中國會社(China Association)等。而英國政府所捐出的則只有每年300英鎊的
5 愛得華七世獎學金(King Edward VII Scholarship)。總的來說,商人的捐助所佔最
多。香港政府的大力資助,則開始於1920年,當時大學從捐助得來的經費,已告
嚴重不足,無法應付當時大學的營運及發展所需。政府是年首次注入基金共100
萬元,並將每年津貼由兩萬元加至五萬元,而且每年續增,至1929年年津貼已達
35萬元。
10
(58)
大學於1911年成立之初,僅設有醫學和工學兩院。翌年始增設包括多項理科
科目的文學院,中文則為一年級的選修科目,是一所英式大學,並且注重宿舍群
體生活和學生品格的培養。大部分教職員都來自英國或英帝國屬地。
在大學共72名的第一批學生中,除本地學生外,尚有來自海峽三埠(即馬六
甲、庇能及新加坡)、廣州和其他中國沿海商埠,已實現了大學不單只為香港而設
15 的目標。實際上,直至1946年馬來亞大學設立為止,香港大學一直是英帝國在遠
東唯一的一所大學。從英屬地如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等來就讀的學生,一直
都沒有間斷,至於來自中國的則反比預料的為少。(59) 主要原因是在於辛亥革命後中
國局面一直動蕩不安,缺乏比較長久的穩定時期。但即使學生不多,根據最近一
項研究所顯示,港大早年的優秀畢業生回國內服務後在各專業及文化上的貢獻,
20 比過去一般所估計的重要得多。因此,創校者要為中國訓練人才的理想,並非沒
25
有實現。但是,在造就專業人才及社會精英而言,香港大學所起作用,正好配合
香港在 20 世紀20年代初開始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地位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國際貿易的轉型,使香港從以中英貿易為主體的轉口港地位擴展成為歐美及亞
洲各地貿易的樞紐。各項的建設,加上行政及管理人才的需求,都有賴這所新大
30
(57)麼地的捐款共達15萬元,最主要是承擔了建築校舍的費用,使盧押可以與當時正籌款建新校舍的西醫書院進行商討合併,這
是在籌辦大學過程中一重要突破。參閱 Harrison, Brian, op. cit., pp.19-20。
(58)有關大學在這時期經費來源情況,可參閱 Harrison, B., op. cit., pp.47-54。
(59)自 1914年開始,港大在廣州及中國其他主要城市,都設有入學考試試場,但有關資料已佚,相信投考者人數不多。根據 Mellor, Bernard, 的記述,在1915年的大學新生名單中,最少有七名來自廣東。但在同年,校內已原有數名來自廣西及北京 的學生。又根據另一記述,在1921年的194名畢業生中,有71名來自外地,其中包括有來自廣州的16名、河北八名、雲 南六名、直隸七名及武昌一名,其他的則多來自馬來亞、蘇門答臘等地。見 Mellor, Bernar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 Informal History, Vol.1, H.K., 1980, pp.50-57。
(60)劉蜀永(編):《一枝一葉總關情》,香港,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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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培養。同時,自辛亥革命後,國內新學制的推行,隨着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
動的展開,從內地移居香港者有國學超卓的老師宿儒,亦有思想開放的新青年及
具辦學經驗的教育家。其中有投入港大的教學行列,作出貢獻。港大早期校長儀
禮(Eliot, Charles)、奔逸(Brunyate, William)及康寧(Hornell, William)多次前往中
國的訪問,1927年開辦中文系等發展,都是溝通中、西文化活動的先聲
(61)
5
四·中文教育及新式中文學校的擴展
香港教育的發展經過,可分為中、英兩個體系,經過了不同階段的發展,在
20 世紀初已建立起中、英雙軌的教育制度。後者在政府的扶助下,建立了小學、
中學及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前者雖一直都是香港華人教育的主流,大部分都是
由私人辦理,香港政府所提供的,無論是早期的資助學塾或補助制度下的中文
學校,都只佔學校總數的一小部分。民國以後,中國國內教育便成為香港中文學
校的重要後盾。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影響,香港的中文教
育,進入一個新的及蓬勃的時期,成為戰前教育發展的另一重要方向。
10
15
(一)政府對中文教育的關注
在英語及精英教育政策的指導下,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發展所採取的態度,於
1920年代初只限於:(1)在補助制度及津貼辦法下給與一些由教會或團體所辦的中
文學校小額的資助;(2)對新界部分由私人辦的鄉村學校,按學生人數每名給予每
年三元的津貼及(3)按照1913年教育法案,巡視依法在教育署登記的私立學校。
20
在此時期,一方面因為人口的驟增而帶來中文學校的增設,另一方面更因在 25
中國國內的新文化及五四運動,1922年的香港海員罷工及1925年的港大罷工帶
來的社會動蕩及反英情緒,香港政府對中文教育的發展不得不採取了一些比較積
極的態度。
(61)早期的訪問多為向國內大學介紹港大的課程,到20年代後期則開始協助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學術機構設立有關工程及醫學的
研究。見 Mellor, B., op. cit., pp.52-56, 72,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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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教育的回顧(上篇)
政府首先關注的是師資的培訓。當時在港的中文學校老師,絕大部分來自國
內,沒有經過任何學歷及資歷的審定,可以說得是品流複雜,再加上其中亦帶有
強烈的民族思想,在課室上進行所謂"政治宣傳,這些都是政府所不願見到的。
但政府仍沒有提供負起香港華人所需的中文教育的計劃。開辦中文師範學校,培
5 養可信任的人才作為老師,便成為當務之急。
10
15
20
25
第一所官立漢文男子師範學校創設於1920年,翌年另創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
校;1925年又增設大埔官立師範學校,造就新界當地所需的教學人才。此外,早
於1914年開始附設於專業學院(technical institute)的在職師資訓練班,亦添增漢文
組。三所師範初設時只為兩年制,1924年始增設三至四年。對於入學資歷並沒有
嚴格規定,所重視者,是投考者的國文與經學的程度;年齡亦沒有限制,大致而
言,從香港學校出身的,都比較年輕,從國內來的多是資歷深而穩重的。至於擔
任講師者,有不少為老師宿儒,"在當年教育界的知名之士,差不多已羅致半數,
其中尤為國學研究方面"。區大原、桂玷、俞叔文等都是。(2)以國學為基礎的三所
官立漢文師範所訓練出來的學生,至1941年共達三百多名,可以說是政府對戰前
中文教育發展的關注中較積極的一面。
。
(63)
在1925至1926年間籌辦及成立的第一所官立漢文中學,亦可以說是政府對
中文教育關注的重要措施。直接推動學校建立的為香港總督金文泰。他無疑是一
位對漢學有濃厚興趣及高深造詣的英國殖民地官。1925年因五卅慘案而引發的省
港大罷工及反英情緒,在金文泰就任港督前後已漸緩和下來。他於同年12月提出
的創校建議,相信是與英國政府所採取的緩和反英局面的政策有很大關係。當時
的華人領袖紳商,對於香港較具規模的官立及補助中學都循英國制度,中文功課
每周不過數小時,都認為不足以維持中文教育。他們指出:"數十年來,本港華僑
弟子,中文水準日低,非有家學淵源,或自聘宿儒學習,則中文程度,不特無深
造,且無以應日用之需。"(64)由此,在官紳合作的號召下,首先把當時孔聖堂所辦
的中學的學生,接收過來。翌年,與當時的漢文師範學校合併,正式稱為官立漢
文師範及中學校。該校初時採取高小三年、中學四年、師範二年的混合制。課程
則是以中英雙語並重的新式學校為模式。中文科目計有中國經學、國文、歷史、
30
(62)名單見王齊樂:前揭書,頁323-325。
(63)可參閱漢文師範同學會所(編):《香港漢文師範畢業同學錄》,香港,1967年。
(64)王齊樂:前揭書,頁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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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經濟等;用英文課本的則有英文、翻譯、理科、外國史、世界地理等。
1933年,該校根據當時中國內地學制,改為三三制的中學,畢業生可升讀香港大
學,亦有回國內大學入讀,更有成為本港中文學校老師。 (65)
與此同時,由於私立中文學校的開設日益增多以及政治背景日益複雜,香港
政府對中文課程的開設及對學校的一般管制,亦開始注視。首先於1922年在教育 5
資詢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內附設中文教育小組,目的是為提供有關中文教
育的意見。1929年中國教育部公佈《中小學課程標準》,作為僑校課程的指引,香
港政府隨於同年任命一中文課程委員會,負責訂定《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並即
令本港公、私立中文學校依規定施行。(6)這是香港政府對私校課程第一次的頒令,
而且是按照中國的新學制,即"六三三"制而制定的課程標準,與中國政府在同期
所頒行的頗為相似。兩者比較起來,就科目而言,小學方面差不多完全一樣,香
港學校沒有的只是農作和軍訓。
(67)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政府加強對海外華僑中文學校的立法指引,對香港的
中文學校亦進行積極的聯繫與領導,自然引起香港政府的關注及反應。
1913年
的教育法案,主要是規定有學生九人以上的私立學校及教員要向政府註冊。1932
年政府首次增訂法例,對有關課室面積、衛生標準、消防設備、宿生醫療服務、
懲罪辦法等作出規定,提高了對校舍設備的要求。但在翌年(1933)的修訂法案,
則加強了對老師註冊資格的要求,並規定學校所用課本,須送交教育署審定。(68)
不過,無論從規則的內容及實際的執行上,政府在這時期推行的課程標準及
修正學校法例,都未能有效地改善當時一般私立中文中學的教育質素,學校所用
的課本,只要沒有不利香港政府及反英宣傳的,政府便不大追問。至於內容是否
陳舊則很少理會。也許,這是因為政府既無意負起普及教育的責任,人民思想比
較陳舊更有利於殖民地政府的統治,所以當時中文私立學校教學質素良莠不齊的
情況仍然存在。
自20世紀初香港人口及學生數目不斷增加,香港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