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時刻 ……到甲處，這樣走私者就可以
在乙處附近矇混過關 ”。(16)
貿易限制雖然給香港的戰後恢復帶來諸多困難，禁運也帶來一個重大的有益後果：轉口貿易萎縮，製造業發展起來。上海實業家成為這一潮流的弄潮兒，他們要麼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感到失望，要麼在共產黨進攻上海之際逃離那座城市。這批人自視甚高，認為自己
“比廣東人更有才智，更有效率，也更為靈活和慷慨 ”，在他們眼裏，廣東人是
“沒有教養的外省人
”。上海商業歷來比香港的國際化程度高，香港更受制於英國的控制。《遠東經濟評論》主編迪克
·威爾遜認為， “上海企業家在經濟上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香港政府也承認這個殖民地之所以能夠比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早起步
10到15年，原因就在於 “注入了上海的經驗
和資本 ”。(17)
新來者的興趣主要集中在電影製片業（邵逸夫爵士）、紡織業（唐氏、李氏和王氏家族）和航運業（包玉剛、董浩雲和趙從衍）。上海人也開始在文職部門和政壇嶄露頭角。鄧蓮如夫人是資深的香港政治家，不僅擔任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還是英國上院議員。這批人在被迫離開上海時大多財產受損，但其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帶.已經訂購和付款但還未交貨的機器前來香港的人，其中包括李承基和唐炳源，還是能夠把他們的資源轉移到這個殖民地。到
1955年，政府已經表示 “香港迅速崛起為一個工業基地
”。起初，工業主要集中在紡織業部門。 1962年，紡織業產值超過
1億英鎊，佔出口總額的
52%。隨後，其他工業部門開始多元化發展，包括人造花製品和初級電子產品。
禁運造成了巨大的資金損失，實際上大批貨物根本賣不出去，不得不花很大代價處理掉。匯豐銀行推行扶持政策，幫助商人們挺過這次打擊。
1972－1979年間擔任匯豐銀行總經理的 G.M.塞耶描述了匯豐銀行態度的變化：
1950年以前，銀行職員幾乎全是歐洲人，他們很少直接與華人顧客聯繫，所有業務往來都由買辦經手；只有在上海，
“人們普遍比較世故，教育程度較高，也確實具備更豐富的商業知識
”，匯豐銀行與顧客交易無需買辦這一中間環節。管理人員具備這種知識，再加上了解香港的條件，就能夠揚長避短，開拓事業，新建樓宇，添置設備。儘管困難重重，這個殖民地的恢復速度仍然大大超過宗主國，香港商人做出了貢獻。英國的信貸多年來一直受到官僚式的管制，香港還享有以美元結算的寶貴自由，而英國的通貨限制自戰爭結束以後一直延續了
35
年。 (18)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
1957年，馬來亞宣佈獨立，英國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幾乎喪失殆盡。英國協助遏制了印度尼西亞在婆羅洲的滲透，同時遠離亞洲的一個主要衝突中心印度支那。英國逐步撤退，首先把香港.戍部隊的規模縮減到僅能維持內部治安的程度，
1958年又關閉海軍船塢。從那時起，香港在英國人眼中就成為一個附屬物，一個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附屬物，英國也越來越不指望從香港獲得商業利益。英國議會很少關注香港問題，英國公眾對香港不感興趣，只是把它當作一個花費不菲的異國情調的觀光地。
利特爾頓
1953年12月，石硤尾寮屋區發生大火災， 7萬人無家可歸。
1951到1964年，英國一直由保守黨執政，保守黨政府遵循既定的香港政策，即聽之任之的.和政策。奧利佛
·利特爾頓訪問這個殖民地，成為第一位在任職期間訪問香港的殖民地大臣。他知道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因此覺得香港的生活令人滿意，葛量洪是
“最富才幹和最有成就的殖民地總督之一
……葛量洪夫人是位迷人的美國人，把總督府裝飾得富麗堂皇
……華人僕役的紅色制服、窗簾、地毯、傢俱、鮮花和食品，
無一不顯示出獨到的眼光和鑑賞力
”。(19)殖民地當局妥善處理經濟問題，使之不至於激化到需要外部援助的地步，這一點得到適度的讚許。相反，當局堅決裁撤一些不必要的開支，如海軍船塢的
4700個工作崗位。在野的工黨也沒有針對這個殖民地提出嚴厲的質詢。選區內有許多紡織業的蘭開夏議員抱怨.，英國紡織業日益遭受來自香港工業的競爭。保守黨政府告訴他們：
“相比之下，香港與西歐工資水平的接近程度高於西歐與美國工資的接近程度。
”言下之意，是不無道理地要求英國製造商停止抱怨，逐步增加對美國的出口。在香港民主化進程方面，只有格拉斯哥的工黨議員約翰
·蘭金提出過質疑。楊慕琦計劃無聲無息地夭折後，這個殖民地在民主化方面再沒有任何新進展。
只有涉及重大的對華關係問題，議員們才會直接關注香港。第一個這樣的時刻是東頭寮屋區大火，這場火災造成一萬餘人無家可歸。香港政府所能採取的惟一補救措施是把這些人遷到另一個臨時搭建的寮屋區。新的廣東政府藉機展開宣傳攻勢，提出派
“慰問團 ”前來香港。葛量洪爵士認為， “這個舉動的結果不難預料 ……嚴厲譴責
‘帝國主義 ’的演
講，允諾 ‘祖國母親 ’的援助 ……最終會發生騷亂
”。(20)雖然慰問團未獲準進入香港，
1952年3月仍發生了騷亂，一人死於騷亂。香港當局向下院隱瞞了事實，下院議員被告知僅有一人用霰彈槍開過一槍，
12人輕傷。
殖民地當局對待難民的態度類似於火車站職員對待旅客的態度，就像車站當局一樣，香港政府的責任是照看自己人，而不是
“對來去匆匆的過客廣施恩惠 ”。“寮屋居民
”可以進入香港，這些人進入香港後就得自己照顧自己。
1953年聖誕節，石硤尾寮屋區發生了更嚴重的火災，政府的這種態度才開始有所改變。這場大火導致
5萬多人失去了簡易住房，香港政府被迫做出一項重大決定，黎敦義.述了當時的情況：
直到 1953年聖誕節次日
6時的一次會議上，葛量洪爵士才決定由政府出面興建住房 ……
50年代的徙置計劃並不是為了解決窮人的住房問題，它是為發展掃清障礙的手段。光申請是不能得到一套徙置房的，只有所住的寮屋將要拆遷，才能獲得徙置房。提供的徙置屋是座七層混凝土建築，每.可得到其中一小套房子，人均面積不過
24平方英尺，沒有電梯，沒有自來水，沒有窗.，只有木製窗板，而且位置接近公用廚房和.生間。雖然這些條件聽起來十分可怕，人們還是拼命要擠進這種新街區，畢竟這是屬於自己的合法居所，而且不會再遭祝融之
災。 (21)
黃大仙徙置區
到1956年底，徙置計劃佔地 630英畝，建造了 23，300套分租房屋和
13，800間平房，不知道用什麼方法竟然安置了
20萬人，人均居住面積還不及一張雙人.大。以這項計劃為標誌，政府開始了值得稱道的努力，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項計劃是這個殖民地靠自身力量完成的，只有美國和中國提供了一些幫助。香港從宗主國獲得了
“大量令人愉快的口頭表態，英王陛下政府的稱讚，但沒有得到任何資金，分文皆無
”。只是在美國提供了一筆贈款之後，殖民地部自感羞愧，才提供了同等數額的款項。此前葛量洪數次要求英國政府為徙置計劃提供幫助，在白廳受到頗為無禮的冷遇，
“我請求女王陛下政府給予財政援助。我不斷懇求，反覆力爭，發函電，寫信件，會見各級官員，向各位大臣.明情
況。但是，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22)像過去一樣，只有當香港發生災禍，或是涉及英國自身利益時，英國政府才認為值得關注香港。
令人驚奇的是，戰後
10多年時間裏，除了國民黨特務製造的一些零星恐怖事件之外，香港從未發生過嚴重的動亂。中國大陸湧入這個殖民地的難民超過
200萬人，他們只得到最基本的供應，每一個人都有飯吃有水喝，有些人還分到了臨時住所，除此之外，他們就只有自謀生路了。石硤尾大火之後，情況有所改觀。大多數難民對政治毫無興趣，活躍的國民黨支持者人數很少，積極的共產黨分子也寥寥無幾，政府盡力阻止勢同水火的雙方發生衝突，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1949年聖誕節，電車工人舉行罷工，罷工得到廣東方面的支持，看起來
1922年罷工的情形將會重現。罷工者前往廣州，在那裏受到熱烈歡迎，不過事情僅止於此。廣東方面並沒有提供任何資金，罷工者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無法返回香港。葛量洪認為這次罷工
“令那些潛在的搗亂分子驚奇萬分，它表明政府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 ”。
英國下院提及香港的次數屈指可數。 1955年3月24日，首相.斯頓
·丘吉爾在下院演.中提及香港，這也是他在
4月5日辭職前所做的最後數次下院演.之一。當時剛剛出版
1945年雅爾塔會議的會談記錄，其中涉及羅斯福總統希望儘快把香港歸還中國。歐德漢姆
——55年前，丘吉爾就是在這個選區第一次當選為下院議員 ——的保守黨議員伊恩
·霍羅賓爵士提出質詢： “女王陛下政府是否決意堅持香港問題上的立場？
”丘吉爾對此做了肯定的答覆，並表示：
“按照（雅爾塔會議）記錄，羅斯福總統清楚知道我會強烈反對這一點。這種.法完全屬實，甚而是一種保守的.法。
”
1956年騷亂現場
葛量洪爵士鎮定自若地處理香港事務，很少受到倫敦的干涉。
1956年10月10日，葛量洪遇到了真正的麻煩。這一天是 “雙十節
”，是推翻清王朝的 1919年10月革命的紀念日。 “雙十節
”是最重要的國民黨節日，一個好管閒事的徙置區官員下令撤走國民黨旗幟，從而引發了騷動。暴徒從徙置區衝到九龍，搶劫商店，劫掠屬於共產黨支持者的財產。當局以為騷亂會隨.
“雙十節
”的過去而平息，沒有采取果斷的干預措施。第二天，騷亂發展成全面暴動，國民黨分子襲擊的主要目標是共產黨活動的地區。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在距九龍中心區
5英里遠的一個.星城，即集裝箱碼頭另一側的荃灣。一.暴徒洗劫了一家診所和救濟中心，打死4人，把房子裏的東西搶劫一空。他們把抓來的人帶到國民黨香港總部大加虐待。共產黨人所有的工廠遭到襲擊，工人們被強迫磕頭和呼喊國民黨口號，一些人被殘忍地殺害。暴徒沒有專門針對外國人施暴，但仍有一些外國人不可避免地受到連累。最嚴重的案件發生在九龍，一輛小汽車被焚燬，瑞士領事的妻子被活活燒死。不過，大多數傷亡是國民
黨與共產黨分子在荃灣的衝突造成的。 (23)
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第 7輕騎兵團的裝甲車開來增援警方，他們接
到命令，一旦遭遇情況，可以 “立即
”開火。共產黨分子被送到警察營地保護起來。
10月12日，騷亂平息。這場騷亂共導致 59人死亡，其中
44人在警察的行動中被擊斃， 15人被暴徒所殺。被擊斃的暴徒中
13人有前科。毫無疑問，有不少人在動亂中趁火打劫。在隨後的審判中，有
4人被判謀殺罪遭處決。
50年代香港中環的一條街道
1956年11月8日，約翰
·蘭金議員提請就這場騷亂舉行短暫的休會期辯論。一個英國殖民地發生瞭如此嚴重和狂暴的事件，相關質詢卻僅僅持續了
30分鐘，辯論的過程準確反映出香港問題在英國議會議事日程上微不足道的地位。蘭金相當準確地.述了騷亂的前因後果，指出惡劣的環境和微薄的工資是引發騷動的原因，三合會分子則想乘騷亂之機達到他們的邪惡目的，這個殖民地惟一的選舉機構市政局的選舉始終是走過場。蘭金還應補充一點，這一點在提交議會的資料中沒有明確提及：雖然市郊的騷亂矛頭明確指向共產黨分子，九龍中心區的騷動卻是起因於赤貧所導致的厭倦感和絕望情緒。蘭金的質詢由殖民地事務大臣約翰
·
麥克萊（後來成為繆爾希爾子爵）答覆，麥克萊剛剛從運輸部調任殖民地部，短短
3個月之後又提升到蘇格蘭事務部。他的頻繁調動表明殖民地部依然被當作有才幹的年輕大臣飛黃騰達的一個跳板。這次答覆質詢是麥克萊首次以殖民地大臣身份露面。蘭金試圖把市郊的騷動與九龍地區的騷亂區分開，市郊的騷動帶有很強的政治性。這位大臣斷然反駁那位工黨議員，堅持認為荃灣就在九龍，這暴露出他對這個殖民地一無所知。
騷動過去後，英國人又像過去一樣對香港了無興趣。
1958年，國務大臣的勞工顧問正式訪問這個殖民地，推行了一些限制工作時間、調整僱傭條件的新條例。不知疲倦的蘭金依然密切關注香港事務，不時敦促香港推行選舉改革，批評
“獨裁政治，即使是仁慈的獨裁政治
”。殖民地大臣倫諾克斯－博依德用拖延戰術對付蘭金，倫諾克斯－博依德聲稱，政府
“滿意地注意到（香港）並沒有在立法局引入選舉機制的普遍要求，也沒有這個必要
”。1955年12月16日，貴族出身的奧立佛
·利特爾頓否決了要求憲政改革的一份請願書，因為
“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大多是沿街叫賣的小販和其他未必能夠真正理解這個問題的工人
”。蘭金駁倒了利特爾頓，他反駁道：
“這位尊貴的先生是不是.英聯邦裏就沒有小商販的位置？ ”
1958年5月23日，在幾乎空空如也的議會大廳，英國下院短暫討論了惟一引起嚴重關注的問題。當時普遍認為，相對於歐洲的標準，香港的工作環境非常惡劣，蘭開夏法恩斯沃思的工黨議員厄內斯特
·桑頓
(24)指出，即使以亞洲的標準來衡量，香港的工作環境也差得有失體面。桑頓自有理由關注此事，他所在選區的棉紡廠受到進口廉價紡織品的衝擊，大批工人失業，而這些紡織品大多來自香港。他先後訪問了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韓國，發現只有香港的棉紡廠每週工作
7天，惟有香港和韓國的女工每班工作
12小時。香港的許多工廠每月僅放假兩天，有的甚至只有一天半。即便如此，只有在
“極為特殊的情況下
”，如此少的休息日才有保障。沒有人懷疑桑頓提供的這些事實的準確性，政府大臣普羅富莫先生宣佈，香港政府正.手起草改善工作條件的《僱傭條例》。下院最後通過決議：
“下院獲悉（香港）的工作環境如此惡劣，深感不安和憂慮，認為必須改善這種狀況。
”下院沒有提及香港紡織品價格低廉的另一個因素，香港企業大量使用現代化機器設備，而此時許多英國製造商不願在廠房和設備上投資，英國銀行也不肯為廠房和設備更新提供貸款。香港的繁榮或許在很大程度上靠剝削工人，但銀行業的有力扶持意義重大，政府對商業的徹底放開、不加干預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1957年12月，辛勤工作
10年之後，葛量洪爵士在一片讚譽聲中退休。葛量洪的任職經歷不同凡響，原因主要在於他巧妙擺.了各種困境。他妥善處理與中國、台灣和美國的關係，香港儘管發生了種種具有潛在危險的事件，卻始終沒有出現公開的敵對。葛量洪以嫻熟的手法恢復了英國的統治，在英帝國面臨民族主義壓力、日益分崩離析的時刻，香港維持了政局穩定，顯示出異乎尋常的包容性。
不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葛量洪都在很大程度上劃定了香港未來的方向。楊慕琦爵士的民主改革計劃被客氣地打入冷宮，香港商界、殖民地當局與英國政府全都抱有一種可以理解、甚至值得稱道的憂慮：不能動搖香港本來就不平穩的局面，這也是葛量洪的繼任者在此後
20多年裏一直奉行的政策。
新任總督柏立基爵士性情平和，與他任內的香港局勢頗為吻合。
金錢至上
柏立基郭伯偉
直到
1963年4月11日，英國下院才得以全面回顧戰後的香港問題，議會辯論總結了英國對於這個殖民地的看法。雖然英國恢復管治香港已將近
20年，仍有人想繼續迴避討論香港問題，下院辯論因此差一點擱淺。傑里米
·佈雷博士是黎敦義的弟弟，他生於香港，是位博學而嚴肅的工黨議員。他在準備發表辯論演.前被召到工黨領袖辦公室，辦公室裏不僅有哈羅德
·威爾遜，還有掌璽大臣、未來的保守黨首相愛德華
·希思。他們告訴佈雷，外交部和香港總督對下院公開辯論香港前途問題深感不安，要求他停止辯論。佈雷設法.服希思，公開討論不會危及這個殖民地的未來。佈雷在下院發言時隻字未提被召見之事，巧妙地以事實揭示了殖民地當局種種近乎偏執狂的做法及其與保守黨密切的政治關
係。 (25)
同樣具有象徵意味的是，代表政府作答的不是殖民地大臣鄧肯
·桑茲，而是自認從未到過這個殖民地的殖民地部常務次官奈傑爾
·費舍爾。更有意思的是，這個職位是費舍爾這位不合時宜地具有獨立思想的政客所獲得的最高職位，有野心的人是不會被放到這個特殊位置上的。辯論為時短暫，只允許進行一個半小時，提出的也都是如今人們耳熟能詳的問題，諸如痛惜美國繼續實行對華貿易禁運，強烈批評美國支持國民黨的顛覆活動（這種聲音來自保守黨後座議員）；再度惋惜香港在民眾代議制方面進展緩慢，對香港工廠工人的悲慘處境極為不滿（儘管注意到情況正在緩慢地改善）。
1958年，柏立基爵士接替葛量洪爵士，他的政府平靜地處理各種事務，避免發生衝突，穩定了對華關係。英國下院朝野雙方很少在香港問題上發生分歧，雙方一致認為香港局勢令人滿意。香港醫院病.數增加到
1萬張，所有
7到14歲的學齡兒童都有受教育的機會，香港的工業和人口計劃也備受稱讚。香港並非人們一度滿懷希望地加以描繪的
“東方的民主櫥窗 ”，英國仍對這個
“成就卓著的殖民地”感到驕傲。費舍爾熱情地稱道香港，
“它的經歷是有史以來的成功範例之一 ”，他接.透露了箇中內情：
“我發現我一提到香港，就連財政部官員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國納.人大把掏錢的少數殖民地之一。
”
這種理想狀態所以能夠延續，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
1961到1971年擔任財政司的郭伯偉爵士。在任內的絕大部分時間裏，郭伯偉爵士幾乎自始至終牢牢控制.這個殖民地的財政。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同事表示：
“除了伯吉斯（ 1958到1963年任布政司的克勞德
·伯吉斯）之外，沒有人能與郭伯偉爵士相比肩，他才智過人，長於辯論，能夠推行自己的
政策，拍板每一個開支項目。
”(26)這位財政司先後效力於柏立基爵士（1958—1964年）和戴麟趾爵士（
1964—1971年）兩任總督，他的政策不僅得到兩位總督的贊同，也受到商業界的熱烈擁護。研究香港經濟的阿爾文
·拉布什卡教授認為，郭伯偉
“富有才華，有良好的經濟學訓練，不能容忍誇誇其談，原則性很強。假如他在英國國內擔任類似職位，就連5分鐘也幹不成，因為他從來不拿原則做交易，只有在香港的憲政體
制下，他才能夠享有如此大的權力
”。(27)郭伯偉爵士屬於格拉斯敦和約翰·斯圖亞特
·密爾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家，或許可以稱之為香港學派經濟學家、堅定的曼徹斯特學派自由貿易者。他推行所謂
“積極的不干預
”政策，認為政治家和文職官員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樣通曉經濟（這在當時的英國乃是異端學.），政治家也不必為商業衰退承擔責任，政治家應當集中精力處理自己分內的事務。市場機制會自行調節經濟的運行，政府只需為了赤貧者的利益，進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預。
郭伯偉的政策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對利潤最大化的限制降低到最低限度，.率始終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公共開支也得到嚴格控制。儘管中美兩國的貿易禁運依然存在，香港仍得以成為
“格拉斯敦式的樂園”，“觀察市場競爭的活生生的試驗場 ”。郭伯偉的
10年任期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香港的實際工資增長了 50%。月收入低於
400港幣（這一標準被視為絕對貧困線）的家庭從 50%多下降到 16%。雖然在
1965年的恐慌時期，許多小銀行破產，隨即導致經濟停頓、失望情緒瀰漫，人
們仍然可以.，香港已經從一個疲於應付難民潮、窮困潦倒的殖民地，發展成
“一個穩定、日益繁榮的社會，幾乎每一個方面都堪與發達國家相媲美 ”。(28)
20世紀
60年代，香港逐漸形成了典型的現代社會態度，這種金錢至上的態度成為經濟擴張的發動機，對任何帶有
“福利國家
”意味的事物嗤之以鼻。香港人以近乎藐視的眼光看待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英國，認為英國經濟的癥結在於政府扶持難以存活的企業，導致進取精神的喪失。拉布什卡教授熱情稱道
“這種純粹的 ‘經濟人 ’，他命名為 ‘香港人 ’”，宣
稱： “香港乃是幸福之地，英國卻是悲傷之國。
”(29)郭伯偉本人倒沒有這麼傲慢。像格拉斯敦一樣，郭伯偉認為政府對於最不幸的人負有責任，他表示自己身為一個傳統的蘇格蘭人，除非看到實實在在的益處，否則不願意往外掏錢。他反對政府舉債，儘管這對於香港來.只是舉手之勞，他反對政府舉債的理由甚至在亞當
·斯密時代都會被認為過時了。與此同時，他還以無可辯駁的理由反對被英國政府視為神聖的減免抵押貸款利息.。他認為這樣做只會有利於境況較好的人，
“不論我們對中等收入階層採取何種政策，都不能因為分散了資源和精力，損害到我們
繼續最大限度地為社會較低階層提供住房的努力 ”。(30)
不論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對香港實實在在的成就多麼滿意，郭伯偉的政策並非毫無瑕疵。可以肯定，公共開支的評估應當體現一種更為精密複雜的成本
—收益觀念。例如，教育投入能夠長遠、間接地影響社會的繁榮，醫療.生開支能夠產生多種複雜的經濟作用，雖然並非每一種作用都能帶來有益的財政效應。如果政府扶持教育或醫療.生等有益的事業，在
60年代增加貸款，肯定能夠在很短時間裏收到可觀的成效，投入的資金也很容易從經濟增長中獲得回報。
此外，大力壓縮行政部門支出，獎勵開支最少的管理人員，只是一種預算控制方法。在現實的財政管理體制中，以成本為核心絕非一時心
血來潮，而是出自有條不紊的計劃。一個部門提供特定服務，要提供這些服務必須準備適當的開支計劃。如果最終預算執行出現偏差，就必須做出解釋，如果未能用完所撥付的資金，也應像預算超支一樣做出解釋。
但是，在香港的體制下，各個部門總是有大量經費贏餘，卻沒有任何人提出批評。
如此多的部門出現資金贏餘，本應做出解釋。例如，大學的預算資金使用率很低，
1967—1968年度的資金使用率將近 50%，1969—1970年度也僅有
70%（雖然有種種限制，香港幾乎完全靠公共資金籌建和維持了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迅速發展成一所聲譽卓著的大學）。更嚴重的是，雖然當時肺結核仍然是引起極大關注的一種疾病，每年本就很少的醫療.生預算仍然有富餘。郭伯偉任期的最後幾年，每年
8900萬港幣的醫療預算資金竟然有 25%以上的贏餘。香港人均醫療費用只有
1英鎊多一點。不過，香港仍取得了長足發展，到 1963年，平均每天有
500名難民遷入永久性住房，死亡率和發病率也穩步下降。
郭伯偉爵士任職期間，香港有能力在不受白廳干預和控制的情況下自行管理財政事務，這對郭伯偉奉行的獨立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香港歷來被要求儘可能通過皇家代理商在英國進行政府採購，日後皇家代理商被揭露有重大違法亂紀行為，他們作為商業夥伴的信譽大打折扣，代理商採購體制遭到沉重打擊。隨.早先的帝國關.壁壘和各種限制的取消，香港市場向外國競爭者開放，限制香港當局以最優惠價格在市場上進行採購的限制也不復存在。戰爭剛剛結束之際，香港經濟一片蕭條，同樣遭受重創的英國政府給予香港大量財政援助，英國政府得以直接控制香港的財政。香港經濟復興的速度之快，讓所有人都感到吃驚。到
1947年，香港雖然仍要求殖民地部批准更多的額外援助，但已無需倫敦提供津貼。
1958年，這種限制也不復存在，財政司掌握了廣泛的權力，包括可以無需白廳批准即可借貸。郭伯偉爵士只需偶爾徵詢一下倫敦的意見，保持這個殖民地以英鎊結算的信貸平衡。
1967年11月，英國工黨政府 ——他們沒有采納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
——面臨嚴重經濟危機，被迫宣佈英鎊貶值。這一舉動導致香港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儲蓄損失了
4.5億港元左右。用醫療.生開支做個比較，即可.明香港此次損失程度之大，當時這個殖民地每年花在醫療.生上的開支為
4600萬港元，也就是.，香港因英鎊貶值遭受的損失大約相當於10年的醫療.生開支。英鎊區的其他獨立國家也蒙受重大損失，為了勸.這些國家不要把財政餘額由英鎊.換成其他更為安全的硬通貨，英國政府與主要國家中央銀行談判達成了《巴塞爾協定》，保證維持英鎊與美元的匯率。事實上，英國可以要求作為直轄殖民地的香港把英鎊作為外匯儲備貨幣。香港的外匯儲備佔英國海外英鎊餘額的
23%，但英國政府仍同樣向香港承諾維持英鎊與美元匯率。
5年後，香港政府擺.了所有限制，立即明智地把外匯儲備由英鎊轉化為多種貨幣。從這時起，香港已完全像獨立國家那樣處理自身財政事務。在一屆工黨政府執政時期，香港決意行使自身的自由權利，推行與英國政府的主張完全背道而馳的政策。
左為保守黨領袖希思，右為威爾遜。戴麟趾
1964年，工黨在哈羅德
·威爾遜領導下重新執政。可以想見，下野的保守黨政府會遭到諸多批評，尤其是保守黨政府未能推動香港民主機制的發展。人們期望工黨政府能夠改弦更張，事實讓人們的期望落空了。
1963年辯論中表現出來的兩黨合作一直延續到
1965年，蘭金先生再度質問政府在香港建立 “民選代表機制
”方面有何計劃。一位低級大臣艾麗妮
·懷特夫人負責回答這個問題（工黨政府仿效保守黨的做法，把香港問題列為次要問題。當時殖民地部負責香港問題的是兩位有才華的婦女艾麗妮
·懷特和朱迪絲
·哈特，她們之所以被降到這個位置，完全是因為她們的性別，當時的工黨難以突破性別障礙）。懷特夫人謹慎地答覆.：
“擴大選舉權的建議目前尚在研究之中， ”“市政局將再增加
4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兩人將由選舉產生 ……目前尚沒有任何實行內部自治的計劃。
”在香港的民主化方面，這一次仍是總督採取主動行動。
1964年，接替柏立基爵士的戴麟趾爵士提出，香港應該在民主代議制問題上有所進展。他提議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可行性，因為地方政府
“不同於全體居民之要求
”。儘管在經濟事務上鼓勵採取審慎的政策，戴麟趾爵士卻是較具改良意識的總督之一。就像之前的楊慕琦爵士一樣，戴麟趾發現政治進步的道路上阻礙重重。
問題被擱置起來，留待下一次辯論來解決。
1967年2月，英國下院再次就香港民主化問題舉行辯論。這是一次休會期辯論，令人奇怪地只進行了區區半個小時。國務大臣朱迪絲
·哈特（像英國政府中其他許多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一樣，哈特夫人
“從未訪問過這個殖民地 ”）在辯論中非常清楚地重申了自 1951年“楊慕琦計劃
”被打入冷宮後，歷屆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沿襲的政策。哈特夫人並沒有用這個殖民地沒有要求推行改革作為遁詞，而是公開闡述了當時和日後香港不推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原因：
香港的地位完全不同於我們其他的任何一個殖民地。完全是出於國際上的原因，香港邁向自治的穩步發展將引發諸多問題。鑑於香港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不可能考慮實行通常意義上的自治，所以也不會考慮組成一個民選的立法局。
然而，香港仍然有可能在一個領域內取得進步，戴麟趾爵士任命的“地方政府改革工作組
”——懷特夫人兩年前曾經提到過這個組織
——剛剛公佈了改革建議，這些建議包括廣泛重組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地方政府由選舉產生的多數代表組成，現有殖民地政府維持不變。香港改革的一個特點是不慌不忙，直到
1973年發表了一份白皮書之後，市政局的體制才有所變化，直到
1992年，市政局大部分成員仍然不是由直接選舉產生的。
毛澤東的變革計劃
大躍進時期的遊行隊伍
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和公共交通加價
俄國和中國這兩大共產黨國家保留了各自國家革命前的許多特徵。
毛澤東的思想及其實踐非常像兩個世紀之前奉行改良的皇帝的所作所為。毛澤東提出了許多宏大的變革計劃，鼓舞中國人民忠實地加以執行。先是
1956年的 “百花齊放 ”運動，之後是 1958年的 “大躍進 ”，1966年又開始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這些運動的進程中，毛澤東神一般絕無錯誤的傳奇破滅了。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不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戰略上，中國與蘇維埃俄國日益疏遠。中國對外政策已經從咄咄逼人的姿態
——毛澤東曾經考慮用武力收回台灣，讓他的蘇維埃盟友大為驚恐
——轉向尋求與西方和解。這一轉變花了
10年時間，期間喪失了許多機會，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大躍進 ”是毛澤東推行的一項瘋狂的計劃，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開展一場
“技術革命，在 15年左右的時間裏趕超英國
”。中國興建了許多巨大灌溉工程，把幾乎全部農業人口合併為
26，000個公社。浮誇的言辭代替了合理的管理，結果導致農作物產量下降，至少有兩千萬人死於飢餓，到
1963年，全部死亡人口的一半是 10歲以下兒童。之後
5年是相對比較穩健的時期，再加上中國人的靈巧和勤勞，中國從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中恢復過來。毛澤東隨即又使中國陷入了一場更大的動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個時期充斥.迫害、恐怖和對中國歷史遺產的恣意破壞。 1000萬年輕狂熱的
“紅.兵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遊行，高呼讚頌毛澤東的口號，大破所謂的 “四舊
”——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和舊習慣，正是這些過去的東西造就了中國的偉大文明。
1971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的狂熱破壞活動漸漸減少，到
1976年毛澤東逝世為止，中國浪費了整整 10年光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首先波及到澳門，無法無天的紅.兵遭到葡萄牙軍隊開槍射擊。香港受到的衝擊沒有那麼大，應對的方式也比較平和。
1966年4月，一些人抗議天星小輪公司提高船票價格（這種抗議毫無道理，因為上漲的只是頭等艙的價格），一位瘋狂的年輕人絕食示威，由此引發了九龍的騷亂。開始時，只有一些年輕人自發舉行示威，按照亨利
·萊斯布里奇的描述，這些年輕人 “使人聯想起兒童的打仗遊戲
……隊伍歪七扭八，像舞獅隊 ……男孩們又是笑又是扮鬼臉，一個勁地炫耀
”。之後，嬉戲變成頗具破壞性的搶劫和縱火。一個成年暴徒
被警察開槍打死。 (31)
騷亂的根本原因當然不是輪渡費上漲，騷亂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相對貧困化和普遍的厭倦感。香港社區設施嚴重不足，街頭巷尾成為社會交往的中心。青年人住在過分擁擠的廉價公寓小房間裏，很容易參與街頭騷亂。有犯罪傾向者更是不會放過這種機會。令人遺憾的是，享有特權、生活舒適的殖民地權威人士缺乏想像力，未能意識到這些因素的存在。也並非只有香港才如此失敗，與同一時期的美國城市騷亂相比，天星小輪騷動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問題在於，考慮到香港的環境
——傳統上平穩安定，卻始終深切意識到自身與可能發生革命的中國為鄰
——平民的不滿將導致更大的麻煩。
1966年騷亂
立法局和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即現在的杜葉錫恩夫人），竭盡全力
讓人們注意到貧困的真正原因。
30多年來，杜葉錫恩夫人一直是香港自由派輿論的傑出代表。她出身於英國泰恩塞德一個工人家庭，
1949年來到中國， 1951年作為不支薪的 “信仰傳教士 ”來到香港。在學校工作期
間，她親身體驗到官員的腐敗（ “那時到處充斥.腐敗
”(32)）、玩忽職守和無情的冷漠。她曾寫信給教育署助理署長申訴政府教育投資不足，得到的答覆卻是
“我們已經給社會下層建造了住房。難道你還期望我們為他們提供教育？
”葉錫恩女士列舉了許多腐敗的現狀，尤其是在警界，但她的努力付諸東流。布政司（當時是祈濟時）
“不願傾聽任何能使他了解真相的事情，他本人在香港的任期很短
”。葉錫恩女士的申訴使她受到了何瑾爵士（香港正按察司）以及香港警署律師
D.J.R.威爾科克斯（1965年任香港檢察官）的攻擊。這兩位官員指責葉錫恩女士為示威者“煽風點火
”，“毫無證據 ”地指控警方。奈傑爾 ·卡梅隆認為，調查結果無異於
“非常糟糕的連篇廢話 ”：
這次調查指責葉錫恩女士，何瑾爵士宣佈（因為他無法以任何合法的手段來審訊）她將受到
“公眾輿論的審判，將受到所有正直人士的指責和批判，這些人士相信無辜者不會受到毫無根據的懷疑的玷污，相信率直和公正地處理人際事務的原則
”。(33)
第二年的暴亂組織更嚴密，持續時間更長，造成的後果也更嚴重。在北京，紅.兵燒燬了英國公使館，在倫敦，中國大使館的
“外交官
”用斧頭襲擊警察。在香港，毛澤東的年輕信徒在胸前緊握毛的紅寶書，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包圍了只有少數英國士兵把守的總督府。共產黨擁有的建築外貼滿反英標語，中國銀行的高音喇叭不間斷地播放反英口號。戴維·博納維亞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紅.兵在總督府牆上張貼大字報
在今日的香港，薩姆塞特
·毛姆的世界與毛澤東的世界發生了直接碰撞，雙方都沒有佔得上風。太陽還遠未落山，叫喊聲和喧囂聲就已經平息，總的來.雙方打成平手，但局勢對毛姆一方有利。總督府的大門半開.，有鏈條拴住。大門內有一張桌子，用來接收請願書。附近停車場的計費器罩上了罩子，警方新設立的標誌牌上寫.
“停車場專供請願者使用
”……示威者高唱雄壯的文化大革命歌曲，不斷重複呼喊口號。有時，不同的派別唱起不同的歌曲，與絕大多數人唱的《團結就是力量》極不協調，顯得十分刺耳
……警方設置了警戒線，阻止其他人加入示威隊伍。示威組織者聲嘶力竭地指揮.，到後來他們中有些人再也.不出話來。黑色轎車裏悶熱難當，反迫害委員會成員接連中暑
……最終，警戒線撤除了，示威者把熱得燙手的指揮車推到一邊
……中午時分，示威者匆匆離去，一個小時後他們又捲土重來，繼續有節奏地高呼口號，直到下午五點才四散回家。惟一的受害者是總督的寵物捲毛獅子狗，它被激得狂吠不已，
只好把它從現場拖走。大門上的標語都被撕下來扔掉。 (34)
手持紅寶書的人.在總督府前示威
更嚴重的是，在騷亂持續的整個夏天，有人在各處放置了上千枚炸彈，炸死
15人，其中包括一些兒童，更多的人受傷。為應對這種局面，殖民地政府採取了強制措施，他們的反應慎重而堅定。示威人.被驅散，輕音樂蓋住了中國銀行高音喇叭裏傳出的喧囂聲。在邊界附近，一些警察被紅.兵打死，當局動用軍隊鎮壓騷亂，除此之外，軍隊沒有進一步捲入。警方顯示出巨大的勇氣和決心，雖然有
10名警察喪生，更多警察受傷，警方仍表現出訓練有素的剋制態度，
“香港在大動盪中沒有低頭屈服，更沒有崩潰。總督戴麟趾爵士在戰爭期間曾在敵後開展活動，因作戰勇敢榮獲十字勛章。現在他依舊泰然自若地在粉嶺打高爾
夫，板球運動員也繼續照慣例在中環進行比賽 ”。(35)
戴麟趾爵士為人沉.鎮定，這當然有助於穩定人心，他正是在危急
時刻擔當這個殖民地總督的最佳人選。戴麟趾是第一位沒有在戰前的英帝國有過任職經歷的香港總督。柏立基爵士
1930年就進入殖民地工作，戴麟趾爵士
1938年才從劍橋大學畢業，被派往遠離帝國核心的所羅門.島。在困難時期，總督需要的正是直爽乃至粗暴的作風以及相當出色的敏.。倘若絕大多數香港人不願意支持當局，那麼不論香港政府採取多麼妥善的應對措施也不會奏效。同樣，如果中國決意給予示威者實質性支持，事情也完全會是另外一種結局。多數人因為平靜生活被打斷而苦惱，對事態進展不表態。在去年的騷亂中，街坊會領導人保持沉默，這一次卻急忙表態支持總督，因此受到獎勵，被邀請出席遊園會。中國當局的支持主要是口頭上的，只提供了少量資金援助。
排隊等待取水的長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進入聯合國
紅.兵已在廣東奪權，他們積極支持香港的鬧事者，北京政府反應十分謹慎。中國當局並沒有使出最厲害的手段，即直接切斷香港的食品和淡水供應。單單是切斷供水就能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因為自
1963年以後這個殖民地供水嚴重不足，香港自身的水源遠遠不能滿足直線上升的需求。香港的住.每
4天才供水一次，每次
4小時，街上的公用水龍頭每天通水一到兩小時，人們排長隊才能得到很少的一點水。船灣正在興建一座新的大型水庫，若要滿足這個殖民地的用水需求，顯然必須從大陸引水。經過談判，大陸向香港大量送水，數量達到每年
10億加侖，一旦送水量減少哪怕一會兒，香港必將陷入癱瘓。中國不願意這樣做，這表明香港和澳門的示威都是局部的和自發的，也表明示威並非北京執行的政策所致。可以肯定的是，當葡萄牙人提出從澳門全部撤出時，中國拒絕了這一提議，.明北京打算讓澳門和香港維持現狀。
對於香港發生的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工黨政府的反應與保守黨人可能做出的反應毫無二致。在這個殖民地的中國官員確實捲入了這些事件，但英國不會要求聯合國進行干預，警方和總督完全可以控制局勢。自由黨領袖傑里米
·索普和工黨議員羅伯特
·馬克斯韋爾都提出了香港的選舉改革問題，也依舊像以往一樣遭到否決。
對於香港來.，
1971年是一個關鍵年份，這一年被視為標誌.香港開始了作為一個城市國家的現代史。麥理浩爵士接替戴麟趾爵士出任總督，夏鼎基取代郭伯偉爵士。美國終於放棄支持台灣，同意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中國停止了自我毀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在世界上贏得應有的地位。這一段極為有趣的歷史時期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這個時期開始於尼克松的總統選舉。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開始執行撤出越南的政策，一年後美國如期從越南撤軍。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開始顯露出謀求變化的跡象。哈羅德
·威爾遜寫道：
“從外交函電中我們滿懷興趣地注意到英中兩國關係正在改善。關係的改善還僅僅停留在姿態上，但北京做出這些姿態並非偶
然。 ”(36)中國還做出其他一些 “姿態
”，如通過巴基斯坦給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捎口信，提出雙方舉行會談無疑是有益的，接.又在
1971年4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京。中國發出的暗示得到正確的解讀，同年
7月，基辛格祕密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正式會談鋪平了道路。同月，美國取消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宣佈尼克松總統將於次年
2月訪問中國。
長久以來，支持台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如今這種支持正日漸削弱。
1971年10月，美國發起的保留台灣聯合國席位的動議遭到否決，時隔
20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准加入聯合國，並獲得了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美國政府對此並未提出異議。尼克松成功訪問中國，
1972年2月28日簽署了著名的《上海公報》，標誌.這次訪問達到高潮。尼克松總統宣佈：
“這是改變世界的一週。 ”
尼克松訪華
尼克松訪華無疑改變了香港的形勢，《上海公報》在涉及台灣問題時宣佈：
“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既然美國都同意自己的保護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歷來被視為 “殖民地
”、進而被視為一個不幸和時代錯誤的香港，其結局是不言而喻的。《上海公報》發表僅僅
5天之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就要求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把香港從殖民地地區名單中刪除，也就不足為奇了。黃華闡述了中國的立場：
香港和澳門問題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
“殖民地 ”範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內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用適當的方式加以解
決。 (37)
英國本來希望由外交部出面反對中國的立場，進而提出英國一貫堅
持的另一種觀點，即香港是一個直轄殖民地，是英國通過
130年前的條約獲得的屬地，新界也是英國通過日後的協定獲得的，租約到期後需要舉行進一步談判。但是，首相愛德華
·希思和外交大臣亞歷克 ·道格拉斯
—霍姆爵士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在英國缺席的情況下，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接受了中國的請求。英國之所以這樣做，原因不言而喻。幾天後，
3月13日，英中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在倫敦和北京建立大使館，雙方一致同意奉行
“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 ”。英中建交是雙方
20年談判的頂.，再加上英國默認把香港從殖民地地區名單中除去，無不表明香港的前途已成定局。希思先生和亞歷克爵士都曾是
1957年保守黨政府的成員，應該清楚當時勞埃德和麥克米倫與美國達成的祕密協定。很難相信，
1972年春英美之間沒有舉行過類似會談。
1974年保守黨大選失敗後，希思未能連任首相，但仍然與中國領導人保持了非常密切的關係，他.話常常比英國政府大臣更管用。
1974年，希思以反對黨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確認香港肯定將在
1997年歸還中國。他的這一聲明被視為權威性的表態，十分清楚地表明英中雙方此前就已經達成某種諒
解。 (38)
希思
不管雙方達成了何種解決方案，英國政府都有理由感到滿意，他們在談判桌上沒有多少牌可打。英國再也不可能派出一個師的兵力來保.香港，實際上這樣做毫無意義。
1967年的騷亂表明，中國只要切斷供應，就可以很容易地收回這個地區。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辦法，中國只需開放大陸與香港的邊界就能夠達到目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文職人員簡潔地評論.：
“他們只需送 200萬人過來 ……我們就得和這個地方吻別
了。
”(39)人們對英國政府有一種尖.的批評意見，英國政府同意在未來某個時刻歸還香港，很少關注香港居民的福利。英國的首要目標是對華貿易，政府積極拓展對華貿易。英國熱切地向中國兜售軍用和民用飛機、機械設備和計算機，英國在上海舉辦了一個大型機械設備和科學儀器展覽會，雙方貿易代表團頻繁互訪，對華出口限制也放寬了。當時的貿易和工業大臣彼得
·沃爾克寫道：
“顯然，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成為我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重要貿易伙伴。
”事實表明這個目標可望不可及。英國向中國出口了一些產品，其中最重要的是霍克
·西德利航空公司出售的
35架三叉戟飛機。像上一個世紀一樣，中國仍然令英國出口商大失所望。經過
5年努力，到
1977年，中國進口英國產品的價值仍然低於韓國或巴基斯坦。若與過去的比較對象荷蘭相比，英國對華出口額僅為對荷出口額的
3%。
為了追求對華貿易這個難以把握的目標，香港的利益被置於次要地位。即使有人懷疑英國只願對殖民地的未來承擔十分有限的責任，
1971年的《移民法》也將打消這種懷疑。這項法律把英國的居留權限定為下列人士：
“在聯合王國及其殖民地出生、收養、歸化或者登記的公民，或是這些人的子女或孫子女
……或是已在英國連續居住 5年以上者 ……
有權居留者即為 ‘英國屬土公民 ’。”(40)按照這項法律，有超過
300萬香港華人屬於英國公民（其餘的人因為從未進行登記，被視為居住在香港的中國公民，雖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所有香港華人均為中國公民），但只有極少數香港華人有資格成為英國屬土公民，沒有這種資格的那些人被告之不得尋求在英國避難。從那時起，香港不再被視為一個殖民地，而是一個領地，從而為英國最終不可避免的撤離鋪平了道路。
(1)加爾佈雷斯：《我們時代的生活》（ J.K.Galbraith，ALifein Our
Times），第
258頁；塔齊曼，前引書，第67頁以下。邁爾斯：《美國右翼的漫長旅程》（
Miles，The Odyssey of the American
Right）。美國國務院人士對中國共產黨抱有一種良好的想像，他們認為這個黨
“穩步尋求發展民主，邁向英國那樣的社會主義
”，這樣一種觀點難以得到客觀形勢的證明。
(2)英國內閣檔案（ CAB128/16）， 1949年8月29日，引自曾.生前引書，第
105頁。
(3)《1991年香港年度報告》（ 1991Hong Kong Annual Review），第 9頁。
(4)葛量洪，前引書，第 115頁，帕頓：《香港何民華會督的生平與時代》（
D.M.Paton，The Lifeand Times of Bishop Ronald Hall of Hong Kong），第
188頁。
(5)前引電台訪談記錄，羅茲圖書館。葛量洪告訴美國聽眾，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職員人數比任何一個城市都多，倫敦除外（
H.F.Armstrong Papers，Princeton）。
(6)杜威：《遠東太平洋之旅》（ T.Dewey，Journeyto the Far Pacific），第
147—159頁。 1931年，胡志明在
香港獲得避難權，併成功地擺.法國的引渡要求，杜威更有理由對英國人關於法律管制下的自由的觀點感到惱怒。另一位美國人吉恩
·格利森對香港的法治有更深刻的印象： “15，000名英國人如何管治這個地方
——站在大街上隨意四顧，就能發現英國人確實在管治香港；（英國人）專橫地、有效地、強有力地、往往是刻板地實施管治，從來無需披上大眾統治的偽裝，但始終有嚴格的司法。
”不過，他悲傷地補充.： “如果他們能夠再稍微可愛一點，那該有多好。
”（Gleason，Hong Kong）
(7)葛量洪，前引書，第
162—163頁；另見利裏：《飛機與反共分子》，載《中國季刊》（ W.
M.Leary，‘Aircraftand Anti Communists’，in China Quarterly），
1972年12月，第 52卷。
(8)
《美國外交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年，第九卷，第 70頁註釋 2。 (9)前引電台訪談記錄，羅茲圖書館。
(10)
英國內閣檔案， 1956年3月（ CAB13，March195622（ii）and Cm41（55），
Item3）。 (11)加爾佈雷斯：《我們時代的生活》，第 419頁。
(12)
科爾維爾：《權力的邊緣》（ J.Colville，The Fringes of Power）第二卷，第
350—351頁。 (13)吉爾伯特，前引書，第七卷，第 1015—1016頁。 (14)同上，第
1224頁。
(15)
這一資料取自馬克 ·羅伯蒂（ Mark Roberti）發表在
1992年4月12日《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另見霍恩：《麥克米倫》（ A.Horne，Macmil
lan），第二卷，第 56頁。
(16)
關於肖克羅斯的講話，請見波特：《英國與共產黨中國的興起》（
B.Porter，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第
120頁以下；關於走私者，請見葛量洪前引書，羅茲圖書館藏電台訪談記錄。
(17)迪克 ·威爾遜，前引書。 (18)引自金前引書，第四卷，第 352頁。
(19)
錢多斯勛爵（奧利弗 ·利特爾頓）：《回憶錄》（ Lord Chandos（Oliver
Lyttelton）， Memoirs），第 375頁。 (20)葛量洪，前引書，第 159。
(21)《1991年香港年度報告》，第 9頁。 (22)葛量洪，前引書，第 158
(23)
葛量洪：《關於九龍騷動的報告》（ ‘Reporton the Riotsin Kowloon’），
1956年12月23日。 (24)桑頓是老派的工黨議員，他
13歲就開始工作，為改善工人的狀況不懈努力，他於 1992年去世。 (25)直到
25年之後，佈雷博士才在 1988年1月24日的下院辯論中講述了事情的整個過程。
(26)
請見拉布斯卡：《物有所值》（ A.Rabushka，Valuefor Money），第 55頁。
(27)拉布斯卡：《香港：一項關於經濟自由的研究》（ A.Rabushka，Hong
Kong：AStudy in Economic Freedom），第 42頁。
(28)《1971年香港年度報告》（ 1971Hong Kong Annual Review），第
2頁。()拉布斯卡：《香港：一項關於經濟自由的研究》，第 83頁。
()拉布斯卡：《物有所值》，第 88—91頁。 ()萊斯布里奇：《香港的貪污》（
H.J.Lethbridge，Hard Graftin Hong Kong），第 57頁。
()埃利奧特：《正義的十字軍》（ E.Elliot，Crusadefor
Justice），此處的.述和引文均引自該書。 ()卡梅隆：《插圖香港史》（
N.Cameron，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Hong Kong），第 310頁。
()博納維亞：《香港：最後的殖民地》（ D.Bonavia，Hong Kong：The Final
Settlement）。 ()博納維亞：《香港：最後的殖民地》（ D.Bonavia，Hong
Kong：The Final Settlement）。 ()威爾遜：《 1964—1970年工黨政府》（
H.Wilson，The Labour Government1964—1970），第 989頁。
()引自拉弗蒂：《巖石上的城市》（ K.Rafferty，Cityon the Rocks），第
382頁。 ()帕特里基夫：《黴變的珍珠》（ F.Patrikeeff，Mouldering
Pearl），第 127頁。 ().奕信，前引書，第 197頁。 ()皇家文書局，
1976年，第 11、12頁。
第十六章 黃金時代 (1)
麥理浩走馬上任
如果把 20世紀
60年代稱作郭伯偉時代，即經濟完全依靠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的時代，那麼
70年代就是麥理浩時代，公共開支迅速增加，中央計劃有所加強的時代。像大多數實用的概括一樣，上述.法並不絕對。不可否認的是，
1972年以後，一個新香港正在崛起，這個殖民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郭伯偉政策的指導下，香港社會日益繁榮，但這種繁榮並未充分地擴展到整個社會。
20世紀
80年代，倫敦人早已見慣了年輕人在地鐵站乞討和睡在紙板箱裏的場景已是司空見慣，但在
70年代，人們從心理上牴觸這種自由放任經濟的產物。
1971年的香港被描述成“一個冷酷的社會，窮人得到的幫助微乎其微。政府深信整個殖民地的經濟繁榮最終必將向下滲透，澤被最貧窮的人，因此有意識地推行旨
在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
”。(1)但是，澤被社會底層所花的時間太長了，尤其是在殖民統治接近預定尾聲的時候。戴麟趾爵士屬於十分傳統的殖民地總督，其人瑕瑜互見。麥理浩爵士來自完全不同的環境，肩負.大為不同的使命，即逐步擺.殖民地傳統，使香港朝.更為平等的社會邁進。他還必須牢記
1997年的迴歸日益臨近，以及由此而來的棘手敏感的談判。英國將來必定不是以交還一個殖民地的方式歸還香港，而是盡最大可能在適宜的範圍內使之近乎一個獨立國家，移交的條件要能為原先的主人增光。
外交部和殖民地官員往往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這一點與
19世紀時沒有什麼兩樣。流行的觀點認為，外交部官員多為年輕而優雅的伊頓公學畢業生，能為歐洲各地的沙龍增光添彩，殖民地官員類似於在遠離塵世的叢林地區身.卡其布衣服、抽.煙斗的地方官。這種.法雖然不無誇張，卻道出了一些實情。兩個部門向各自屬下灌輸不同的觀念，外交部負責在境外代表英國政府（正如一位
17世紀的憤世嫉俗者所.，大使就是為了本國利益被派到國外撒謊的人），殖民地官員逐漸認為自己更多地是代表各自的領地，他們致力於維護領地的利益，有時是非常熱切地反對（或者.尤其針對）帝國政府。
1968年，外交部與殖民地部合併（當時更名為 “聯邦關係事務部
”），現有官員的不同態度並沒有任何改變。歷屆英國政府選擇麥理浩爵士、尤德爵士和.奕信爵士這三位來自外交部門的人擔任香港總督，表明總督最重要的任務不是照看香港，而是與北京打交道。在英國政府看來，任何有可能
“本地化 ”，對香港的利益表現出過分熱情的人都是十分危險的。
麥理浩
1971年11月，麥理浩走馬上任。殖民地總督在理論上擁有廣泛的權力，實際上所受的限制相當大。倘若總督為人幹練，性格百折不撓，尤其是能夠與大多數高級同僚志同道合，又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就能夠發揮重大的影響。麥理浩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具備發揮重大影響所需的全部素質。他此前曾有過在華經歷，戰後曾擔任駐漢口領事。
1963年，他在香港擔任柏立基爵士的政治顧問，
1967—1969年的危機時期，他是英國駐西貢大使。此外，他還在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擔任過多種職務，其中最重要的是
1965到1967年擔任外交大臣首席私人祕書，先後效力於邁克爾 ·斯圖爾特和喬治
·布朗兩位外交大臣。布朗才華橫溢，但為人難以捉摸、不夠審慎，能夠應付這樣的人，對於日後麥理浩挑起西貢和香港的重擔，無疑是個有益的準備。
儘管政策導向不斷變化，香港接連數位幹練的財政司確保了政策的連續性。從
20世紀 30年代到 1991年，香港先後僅有
4位財政司，他們全都十分稱職，而同期輔政司之職八度易人。郭伯偉與夏鼎基兩任財政司之間的間隔時間長達
20年，夏鼎基爵士就任布政司 ——這是輔政司一職的新名稱，以適應新的時代
——的時候，麥理浩已經獲得了推行新政策所需的全部支持。麥理浩還得到白廳的支持，愛德華
·希思、哈羅德 ·威爾遜和詹姆斯
·卡拉漢等歷屆政府實行普遍開明的社會政策，助了麥理浩一臂之力。
新秩序與其.反映了政治變革，不如.反映出社會的變遷。英國政府依然不肯在香港實行廣泛的代議制，香港也沒有出現多少渴望這種變革的跡象。變化確實出現了
——我將在下一章描述這種變化
——伴隨.這種變化，政府在公共關係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以求徹底改變香港的公眾形象。香港迅速從一個直轄殖民地轉變為附屬殖民地，即使這不一定符合香港人民的意願，也符合中英兩國政府的願望。中美兩國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有利於變革的推進。香港擺.了貿易禁運，有理由相信會有更繁榮的未來。
局勢很快就明朗了，新總督打算實行變革：
麥理浩立即.手解除大量的閒職.官。從總督府到立法局會議廳的這段不長的路程，他
不坐總督的轎車，寧願步行前去開會。這位新總督穿.短袖開領襯衫，定期步行穿過人口稠密的居民區，他平易近人的特性很快就家喻.曉了。所有的一切都表明，這裏終於迎來了一位屬於人民的總督。這本身就是對殖民體制的巨大沖擊。
(3)
居民在擁擠狹小的徙置屋的走廊裏做飯
麥理浩視察東區
右翼政治家對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情有獨鍾，堅持認為不能用“燒錢
”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燒錢
”是個帶有感情色彩的詞，它掩蓋不了這樣一個事實：要解決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投入大量財力，而且要更為合理地加以運用。麥理浩爵士領導的香港政府正是這麼做的。社會開支理所當然地增加了（到此時為止，部分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同時確實沒有能力為不斷湧入的難民
——1971年前的 10年間，香港人口從 3，133，131人增加到
4，064，400人——提供令人滿意的條件。前一個時期緊縮的預算保證政府有充足的資金來源。《
1971年香港年報》是麥理浩上任後發佈的第一份年度報告，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文件，幾乎就是一篇變革的宣言書，預示.
20世紀 70年代香港政府的政策，正是這些政策使 70年代成為香港的 “黃金時代
”。這份報告在官方出版物慣常的.和與刻板中注入了新的活力。報告首先對前任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敬意，接.指明瞭有待發展的領域：供水、供電、教育、醫療.
生以及最重要的住房問題，
“住房仍然是人們關注的一個重要社會服務領域，它是解決醫療.生、行為準則、家庭和睦、社區精神、勞動力配置以及通訊需求等諸多問題的關鍵所在
”。(4)
香港人的住房條件極其惡劣。許多寮屋居民得到重新安置，但居住條件僅僅達到最起碼的標準。一套標準大單元房就像一隻混凝土盒子，面積為
120平方英尺，沒有任何生活設施，原先設計供
5名成年人居住，實際居住者常常超過此數。一層樓要住 500多人，
“只有一間.生間，沒
有洗手池，只有水龍頭和男女分開的公用廁所
”。(5)報告認為寮屋區的生活環境更.生，這並不令人吃驚，因為至少還有
50萬人住在這種餅乾筒一樣鋪.席子的簡陋房屋。
1971年報告沒有多少根據地聲稱，這些徙置房屋
“按照目前的標準完全能夠為住.所接受
”，同時也承認建造更多更好的住房已是勢在必行。
報告的整個回顧部分表明政府打算推行激進改革。報告對於 “迅速惡化的環境狀況
”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注，
“市政局面對的是普通民眾、某些工業部門、農場經營者以及其他因為自私或固執而無視這樣一個事實的人，即污染就像某人的過失會影響到其他人一樣，既有害健康又代價高昂，既可以避免，也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
報告雖然有所保留，仍對何瑾爵士等文職官員提出的批評持歡迎態度，這更加突顯出政府的新姿態：
有空閒時間幫助他人向當局申訴的年輕人
……有時可能受到傲慢之心的驅使去支持極端的抗議行動，但他們通常是真誠的。如果人們的言語少一點恩賜的意味，就會滿意地注意到，種種跡象表明，眾多青年男女對社會有了更多的參與感，他們與少年罪犯截然不同。毫不奇怪，這種令人鼓舞的趨勢始終伴隨.對政府體制的日益加強的興趣和批評。年輕的一代人如同所有都市化社會的青年人一樣，已經擺.了這樣一種傳統觀念：生活以家庭、尤其是家族為中心，
“政府
”乃是一個遙不可及、非人格化的實體，其統治方式從本質上.是難以把握的。
這些鼓舞人心的言辭的的確確是出自香港政府的官方出版物。
新政策迅速貫徹實施。香港很快建立起更有效的預算體制，各部門負責人更加務實地評估本部門所需的資金，不再因為開支少而得到讚揚。
1972－1973年度是麥理浩任職的第一年，教育和社會服務部門多年來首次成功用完了所有預算經費，而且還略有超支，這種狀況顯然更為合理。
1970到1972年，政府總開支增長了 50%多，此後繼續穩步增長。例如，
1992年前的 5年間，政府開支增長一倍多，實際年均增長率接近
6%。1992年，除社會保險和經濟開支外，所有政府公共開支項目，社會福利、醫療.生、住房、環境、教育、基礎設施以及社區服務，達到人均
1000英鎊以上，這種狀況與郭伯偉年代的節儉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樣一種計劃勢必招致許多反對，一位憤憤不平的官員埋怨道：
“菲利浦（夏鼎基）真是昏了頭
……土地拍賣的收入猛增，他就一個勁地花錢、花錢、花錢。沒有任何權威人士出面阻止他。
”(6)有些批評當然是有道理的，這方面的例子有香港科技大學的超支、地鐵投資巨大、新文化中心片面追求美觀等等，但增加開支並不是驚慌失措地應對難以忍受的狀況。計劃的目標是取得巨大的、或許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實際完成的部分而言，包括重建道路交通體系，重新安置一半的人口，提供滿意的教育和醫療.生服務，所有這一切都在很短時間裏完成。行政機構需要引入新的技能，現行辦事程序也有明顯改進。
新市鎮
香港以令人眼花繚亂的快節奏推進重建，複雜的重建工作必須進行長期的規劃研究。這項工作在麥理浩時期就已經開始.手，通常要到很久以後才能見到成效。新市鎮規劃就是一個例子。
1972年時，整個郊區人口大約有
50萬人，主要集中在較老的、迅速衰敗的荃灣和葵涌地區，
1957年的騷亂就是從這個地區興起的。按照新發展規劃，要沿海岸建立一系列.星城，從東部的大埔和沙田一直到與中國邊境毗鄰的上水和粉嶺。到
1991年，已有 200多萬人住進了這些新居民區。與這項成就相比，人口
10倍於香港的英國在戰後實行清除貧民窟計劃，花了同樣多時間重新安置了
300萬人。一些香港新市鎮規模巨大，遠遠超過英國新建市鎮。例如，按照計劃，沙田的人口將從
1991年的 57萬增加到 70萬人。沙田離九龍商業區只有
5英里，幾乎不需要獨立城市所必須具備的設施。與其.它是一個市郊住宅區，不如.是配備有一所規模很大的大學、一座跑馬場、一家精緻的博物館和一座大音樂廳的社區。如今的荃灣規模更大，人口超過
70萬人。由於居民流向現代化程度更高的地區，荃灣的人口正逐漸減少。
人員流動意味.香港居民需要多次搬遷。
1973年，當局.手實施新市鎮建設全面規劃，這項規劃切實可行地考慮了交通狀況。香港地形陡峭，地域包括大陸地區和眾多島嶼，這種不利的自然條件給人員流動帶來特殊困難。香港的公路網是世界上最擁擠的，公共交通車輛平均每天運營
700多萬車次，更不必.還有
20多萬輛私家車。廣九電氣化鐵路和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鐵（很多關於香港的統計資料收錄了這方面的最高記錄）把兩個市中心與各個新興市鎮聯繫起來。
1980年，連接中環與九龍的地鐵開通，這條地鐵是兩個因素融合的產物：一方面是香港對私人企業的偏好，另一方面，倘若沒有公共資金的注入，要建成這樣一個地鐵網絡也是不可想像的。事實表明，對於公眾的錢包來.，它並非一條廉價的地鐵。在竣工前的最後
3年中，政府投入的公共資金將近
100億港元。但是，在乘坐過紐約或倫敦地鐵的人看來，香港地鐵宛如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清潔、寧靜、可靠。
香港在其他領域 “燒錢
”，也收到了令人矚目的效果。相對於世界絕大多數地區而言，香港似乎已成為一個烏托邦，就更不用.發展中國家了。成百萬美國人或許會希望在這樣的制度下生活，沒有任何人會因為囊中羞澀而享受不到完備的醫療服務。香港醫院收費歷來低廉，這表明公共基金劃撥出鉅額補貼。公立醫院的普通病房每天收費僅為
4.37美元（這一收費金額是換算成美元的，而且必須考慮到香港的日平均工資為
25美元左右）。這一收費包括從伙食、藥品、檢查到外科手術和其他各種必需的治療費用，
“對於經濟困難的病人，收費標準還可以降低或免費……普通門診診所的門診費為
2.3美元，專科診所為 3.56美元
……老年人或精神病日間護理中心以及上門巡診的收費為
3.43美元。如果證明有正當理由，這些費用也可以蠲免。普通門診診所的注射和敷料費是
90美分，而家庭預約診所和美沙酮醫療中心的上門巡診費始終是 13美分
……婦幼保健院、結核病和胸科診所、性病診所、急診部一直是免費
的”。(7)
像其他國家的醫療.生體系一樣，香港的醫療.生制度也未能免遭批評。《香港評論》很快就對香港的醫療制度提出了批評，這份刊物擁有一批與政府沒有任何瓜葛的優秀撰稿人，從民間的視角審視香港，對官方的自鳴得意起到了可貴的矯正作用。伍永強博士在
1989年的《香港評論》中指出： “由於強調公共醫療的範圍
……醫療和.生服務實質上仍然停留在殖民地時期的水平
”，“僵化的政府及官僚體制已經逐漸適應”，由於 “缺乏明確的政策導向
”，造成了一種 “令人擔憂的狀況 ”。到第二年，他寫道：
“經過多年延宕和低效的官僚主義之後 ……這一體
制……始終徘徊在危機的邊緣。
”(8)如果伍博士的不滿確有其事，那麼英國的醫療服務體制至少也應該受到批評。醫療.生事業無法像市鎮規劃那樣進行周密的設計，即使是態度認真也不可行。在香港，醫療.生體制
“初現端倪
”，服務質量時好時壞。香港的高科技專業醫療不如美國和英國那樣普及，但死亡率和發病率的統計數字反映出對醫療.生服務的普遍滿意程度。在這兩項指標上，香港都要好於美英兩國。實際上，任何一項統計數據都無法充分反映出免費、便捷的醫療.生服務給人們帶來的精神上的安全感。
不論香港的醫療.生體制給人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最令人稱奇的進步是教育領域。直到
1971年這個關鍵年份，政府才完全實現了普遍初等教育。
20年之後，香港各類學校在校學生超過 130萬人，政府在教育領域的開支超過
200億港元，佔年度經常性開支的 84%。1981年，
5%的適齡人.在大學或工業學校學習， 1991年這一數字達到 18%，計劃在
1994－1995年度達到
25%。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很難實現，除非對相應標準做出調整，尤其是師資隊伍正以令人擔憂的速度流失。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像英國最好的大學那樣屬於研究型大學，除一些特殊領域外，香港高等院校集中於本科教學。大學畢業生往往赴海外完成研究生學業。相形之下，單純地擴大本科教學要比同時把研究設施提升到與本科教學相當的公認水平容易得多。
香港人對待考試熱情十足，這種熱情類似於中國人追求能夠帶來顯赫地位的知識的傳統。這種體制競爭激烈，要求嚴格，學生能夠達到很高水平，卻扼殺了更具創造性和思辯性的思維。香港學生多半畢恭畢敬，不像所希望的那樣能夠批判性地探討問題。一旦通過了考試體制，許多大學生都設法到國外進一步深造，他們的一大優勢在於所受教育是用英語授課的（香港中文大學除外），畢業生比較容易在研究條件更好的英語國家大學裏站穩腳跟。其實，不僅香港是這樣，就連法國巴斯德學院也承認英語是目前科學研究的通用語言。
1991年，有
18，425名香港學生前往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大利亞深造（進入美國大學的學生多是攻讀本科課程，美國大學的入學標準往往低於英聯邦國家）。.漢語的學生往往去台灣而不是大陸，前往台灣的學生人數相當多。
1989年，大約有 5000人進入台灣的大學，只有 82人選擇了大陸的大學。
香港年輕人中的佼佼者輕鬆進入英語國家，他們是香港社會寶貴的現實財富，從長遠看潛力更大。人們開始關注學生學成後不願返回香港的問題。行政部門規定必須掌握普通話才能獲得提升，這會削弱香港的國際化特色。但是，香港年輕人當中，一些最活躍的人在世界各地擺.了考試的壓制，海外經歷所產生的促進作用肯定能夠抵消上述缺憾。
香港政府取得的不容置疑的第三項成就是為大多數居民提供了大量能夠買得起的住房。起初，政府努力為蜂擁而至的戰後難民提供起碼的住處，之後逐漸形成了一項新計劃，即建設和維護條件尚可的公屋。新政策在戴麟趾時期就已經初現端倪，
1964和1965年的《香港白皮書》都闡述了新政策的要點。直到人們開始認識到，極其惡劣的居住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
1966年騷亂中突然迸發出來的不滿情緒，當局才加快興建住房的步伐。第一步是淘汰
1954年後修建的街區，這些街區已經完全不適合居住。由於香港獨特的地勢，合適的建築用地奇缺，住房建設困難重重，迫切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圍海造地。最初的計劃完成之後，
1986年開始了另一項工程，計劃提供 115萬套住宅，其中
50萬套已經竣工交付使用，其餘住宅中有 40萬套將屬於公共部門，可以安置將近
300萬人。新建住宅都有大量補貼，既可用於出售，也可以出租，目的是以佔家庭平均收入
7%的價格為人們提供住所。新公寓的租金為每月每平方英尺 35美分，也可以以
25，000美元以上的價格購買，這一點確實非常值得稱道。不過，正如黎敦義所.，
“我們常常憑藉統計數據來顯示我
們有多麼繁榮，往往忽略了大多數人住的仍是一居室
”。(9)直到此時，香港仍有大約 288，000人住在條件十分糟糕的臨時住所裏。
籠民
這些人當中處境最悲慘的，還不是睡在天星小輪公司終點站紙板箱裏的那些人，而是旺角的
“籠民
”。他們沒有家庭，惟一的生活來源是養老金，所謂的家僅有一張.大小，四周以鐵絲網圍起來，以保護他們少得可憐的財物，每
20個人才有一個公用廁所和浴室。香港的社會保障體系只能.是建立起防止絕對貧困和飢餓的安全網，服務對象也十分有限。作為喪失勞動能力的補助，
70歲以上的老人每年能夠獲得
2500美元左右的最低收入保障。如果老人有家庭，這筆收入足夠了；部分是由於
醫療.生水平提高，人口正在迅速地步入老齡化，老年人和鰥寡孤獨者處境艱難。
(10)倘若不是有各種渠道的非政府資金的幫助，他們的生存狀況會更加糟糕。非政府資金有許多是香港公益金出面籌集的，每年為慈善事業募集的資金大約有
1500萬美元。長久以來，行善得報一直是華人的傳統。行善者同樣應該得到正式的承認，通過頒發獎狀、獎章，開闢紀念室來表彰捐贈人，最大方的做法是修建一座紀念捐獻者的建築物。這與一個世紀前英國的情況非常相似，當時的皮博迪大樓和卡內基圖書館（都是由美國人提供資金的）為地方政府寒磣的設施增色不少。
維多利亞港的填海造地，不同顏色標出了不同年代完成的填海造地工程。
名列慈善捐贈名單榜首的是 “英皇御準香港賽馬會
”。賽馬下注是香港惟一合法的賭博（雖然非法的麻將賭博非常公開地四處盛行），廣東
人極為狂熱地企求好運，再加上英國人也並不厭惡賽馬，因此，香港賽馬場
——吉卜林稱之為 “漂亮的 7弗隆 (11)小賽馬場
”——及其附屬設施的賭博收入每年達數十億元。這筆收入大部分流入政府的金庫。
1991年，香港賽馬會上繳了大約 5億英鎊（香港政府 12億英鎊的 “境內收入
”大部分來自賭博，這筆收入約佔整個政府財政收入的
15%）。在納.和留足準備金之後，馬會的所有利潤全都用於慈善事業。這筆款項數額巨大，
1991年時總計約有 8000萬英鎊，摺合 11.04億港元。 (12)更能.明問題的
是，這筆錢可以綽綽有餘地支付上年公共社會保障體制的全部費用（9.84億港元）。分配這些資金是馬會董事局的一項正式職責，董事局並非選舉產生的機構，從最嚴格的意義上.它沒有任何責任，只對馬會會員負責。實際上，這些極有責任感、非常嚴肅的紳士與政府密切合作，使捐助得到恰當和卓有成效的使用。例如，皇家香港賽馬會不但為香港科技大學提供資金，還管理其工程。不過，如此大規模地資助公共事業是否合適，尚有爭議。意味深長的是，政府歷來羞於讓人注意到馬會捐助。《
1992年香港年報》索引中沒有馬會的條目，有關章節甚至隻字未提馬會對高等教育的資助，雖然馬會的資助金額遠遠超過政府在全部教育領域的基本建設費用（
4.37億港元）。
麥理浩爵士的政府不僅取得了穩步進展，還做了一些表面的調整。 20世紀
70、80年代，政府聘請著名的管理諮詢公司麥健時公司就機構重組提出建議。該公司花費的大量研究經費意味.他們的許多建議得到採納，這些建議很多已經在香港付諸實施。輔政司更名為布政司，華民政
務司也從歷史教科書中消失，代之以民政司 (13)。（機構更名直到
1973年才完成，這反映出以往殖民地傳統的慣性。在一個華人佔總人口
98%的社會，本應早就覺察到這一名稱是極不恰當的。）總督、布政司和財政司三巨頭掌握行政權，只有宗主國政府的大政方針和《香港憲章》才對他們有一些鬆散的限制。數位司級官員直接向他們三人負責，司級官員各負責一到數個行政部門，他們的角色非常近似於那些向公司執行董事會負責的分公司經理。以此類推，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的身份與股東相仿，他們有時候提供幫助，有時惹麻煩，大多數時候參與不了決策。
歷年的政府年報提供了比較正式的界定，行政局
“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類似於內閣在威斯敏斯特體制中的作用
”。這種.法需要附加種種限定條件，不然聽起來像是張口就來的謊言。行政局
15名議員中，總督、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和駐港英軍總司令等
5人因為其職位成為當然官守議員，其餘議員均由總督任命，他們都是顯赫而忙碌的人士。
1992年的行政局議員包括匯豐銀行董事局主席、香港大學校長以及英國上院議員、太古集團董事鄧蓮如女男爵。只有一位議員掌管行政部門，
這就是銓.司屈珩先生。
(14)這些議員根本不可能像英國內閣大臣那樣在內閣和眾多內閣委員會進行詳盡的討論。同樣，較之幾乎是獨斷專行的英國內閣，行政局議員的權力受到更嚴格的限制。資金分配先由當然官守議員與司級首長協商後確定，再作為既成事實提交行政局。在其他事務上，行政局也沒有多少機會進行干預：
通常，行政局會收到一份經過商議的建議，以及對該建議的基本理由的詳細.明。行政局可以質疑、變更、修改這些建議，或者退回作進一步的研究
……徹底推翻建議的情形並不多見，行政局很少對一個問題進行一般性討論，或者自行制訂解決方案。
(15)
總督的權力也無法與英國首相的權力相提並論，首相可以辭退全體內閣成員，並在一夜之間組成新內閣；總督則忠於他上任時已在任、或是由他本人任命的議員，除非議員的任期屆滿，否則議員席位不得有變。政府年報措辭的變化反映出行政局議員履行職責的時間有限，
1990年以前，行政局例會是 “至少每週一次 ”，現在變成 “一般每週一次
”。每到開會的日子，總督通常在上午的立法局會議和下午的行政局會議之間與議員共進午餐，這被稱作
“牛腩會
”，因為在上午下午都供應牛腩，中午也有供應。自那以後，政府的傳統習慣或許有了改變，但香港的最高行政權力始終異常穩固地掌握在政府官員而非行政局議員的手中。
雖然香港政治的民主參與程度沒有任何提高， 20世紀
70年代的體制變革還是增強了立法局、行政局的效力。
1976年開始，麥理浩爵士採取一個簡單的辦法，即不再任命新的官守議員進入立法局補足缺額，使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佔了多數，人數從兩人增加到
1984年的
10人。當然，一旦需要通過有爭議的提案，總督仍可以直接任命足夠多的官守議員，使提案獲得通過。人數上佔優的非官守議員並未顯示出任何不聽駕馭的跡象，辯論聽起來就像是
“執政與在野的兩派議員以 ‘伊甸園裏的歌喉 ’對唱聖歌 ”，他們始終 “心平氣和
……因為缺乏世界各地，不論是布達佩斯
和北京，還是哈瓦那和莫斯科，都普遍存在的公開的反對派 ”。(16)
中文運動
另一項早該採取的行動是 1974年承認中文與英文共同成為官方語言，規定中英
“兩種語言擁有同等地位，在政府和公眾交流中同等使用”。這一規定名不符實，因為新法律並未規定用中文頒行這一立法。直到
1989年才開始同時用兩種語言頒行法規，已有的法律文獻的翻譯工作至今仍在進行之中。英語仍然是高等法院惟一使用的語言，漢語只是在地方法官審訊時才使用。就連這一變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表面化的，簡·莫里斯描繪了這樣的場景：一位法官
“獨踞高座，以他根本不懂的一種語言審理涉及華人的案件 ……冷酷無情地威逼被告
……脅迫證人 ……暴跳如雷地表明自己的地位： ‘這是在法庭
……你懂嗎？聽見我.的話
嗎？我又不是在對你.德語或其他什麼你聽不懂的話。 ’”(17)
比較一下香港與威爾士，就很能.明問題。根據 1981年的人口普查，威爾士有大約
50萬人（總人口為
2，791，851人）會講威爾士語，這些人當中絕大多數也能.英語，只有極少數人例外。但是，威爾士語在各個層次的政府機構中享有與英語完全平等的地位。在香港，超過
90%以上的人講廣東話，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同時.英語，他們不得不忍受莫里斯所描述的那種侮辱性言行。當然，威爾士人有選舉權，香港人沒有。
不論香港的政策存在何種缺陷，香港人民似乎有理由對這些政策的結果感到莫大的滿足。在香港，對政府的批評類似於任何一個發達國家政府受到的批評，但是，發達國家為滿足公共開支所徵收的.金要遠遠高於香港。香港能夠通過增加.收來提高供應水準，同時不會降低富有競爭力的效率。香港沒有多少走向代議制民主的跡象，這正是自由主義觀察家十分擔憂的。這個殖民地的政府堅持認為，他們在日常工作中融入了獨特的協商體制，無需為獲得選票去安撫特殊利益集團，因而能夠以冷靜而公允的立場看待各種社會需求。應該承認，至少在社會政策方面尚不能證明上述見解是錯誤的。人們的種種抱怨中，一種經常表達出來的最為普遍的願望，並不是要求提供更多的公共救濟金，而是要求更有力地維持治安，更嚴厲地懲處違法者。香港人對個人平安的擔憂甚於對社會安全的關注。
司空見慣的腐敗
麥理浩爵士推行的各項政策中，最先收到成效的是強有力的反腐敗行動。自最初的年代開始，腐敗在香港就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牟利已是人們惟一共同點的社會，賄賂始終是打通關節的必備手段。像英國這樣有.悠久歷史的國家，腐敗不會那麼明目張膽，頒發勛章和分配官職可以替代金錢的作用，激起公眾對國家本能的、必不可少的忠誠。這種體制在
20世紀有了長足發展，英國新發明了一整套大英帝國勛位，從前有嚴格限制的勛位逐步擴展到全社會。大.
·勞合
—喬治擔任首相時曾經在一段不長時期內或多或少地公開出售勛位，他本人任期屆滿時也被封為勞合
—喬治伯爵和德懷弗爾的格.內斯子爵。時至今日，這類事情的處理要謹慎得多（不過，只有異常天真的人才會相信一家國有公司董事會主席把他人的大把金錢送給某個政黨，他不會在該黨上台執政後獲得回報）。在香港，這種體制只有些微變化。傑出人士在公益事業上表現突出（既意味.付出精力和時間，也可以指花費金錢），就可以得到標誌現代官階的徽章，英帝國員佐勛章、官佐勛章和爵級司令勛章。有突出貢獻者甚至可以獲得珍貴的印有
K字（騎士）的孔雀翎。這種安排對於上層社會來.足矣，在市井階層眼中，金錢比任何東西都管用。
這個殖民地開埠之初，人們就對警察的腐敗感到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警界腐敗形成一種公認的、毫無顧忌的模式。在警察隊正式等級體制之外，負責巡邏的警察是相當於英國陸軍一級准尉的警司以及在他們手下值勤的警署警長。除極罕見的少數情況外，這些華人警察全都捲入組織嚴密的貪污體制。他們充當
“收規人
”，安排下屬與犯罪分子聯絡，收取服務報酬，收到的鉅額金錢再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在下屬和上司之間進行分配。作為回報，犯罪團伙和幫派頭目答應平息幫派內部分歧，不去打擾普通百姓的生活。這種體制時常引起新來者的恐懼，戰後第一任警務處長驚呼
“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腐敗
”。這種體制利益巨大，使得任何可能的激進行動都無從落實。香港曾經組建過反腐敗機構，但它本身就是警察系統的組成部分，自然不會鼓勵其成員過於輕率
地表現出對自身任務的熱情。 (18)
1960年3月10日，威斯敏斯特第一次開始關注香港警察的腐敗問題。歐內斯特
·桑頓質詢殖民地大臣，是否考慮任命一個獨立機構調查香港的腐敗問題，結果得到了再簡單不過的回答：
“不，先生。 ”桑頓沒有就此放棄，他引證了一條資料：自
1957年以來，協助總督的所謂 “反腐敗常設委員會 ”只召開過
11次會議。桑頓還從其他許多渠道提供了香港腐敗橫行的證據。太平紳士查理先生曾經表示
“這個殖民地的腐敗簡直太普遍了 ”。貝納祺先生在香港革新會演.時表示：
“每一個大城市都有嚴重的腐敗現象，但香港是世界上腐敗最厲害的城市之一。
”《德臣西報》指出， “腐敗簡直成了我們的一種負擔 ”。
桑頓的反腐敗運動未能深入。湯頓選區的保守黨議員愛德華 ·杜坎向下院保證，
“毫無疑問 ……所有重要商人和文職公務員的誠實無可指摘，不容懷疑
”。殖民地大臣伊恩 ·麥克勞德贊同這種觀點，他還補充.，總督本人
“在處理這類事務上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覺得沒有必要展開這種調查
”。在香港，桑頓受挫的消息必定讓很多人感到高興。
直到調查
1966年騷亂的官方調查委員會.手蒐集有關證據，腐敗問題才成為眾矢之的。警務處長伊輔極為勉強地承認警界存在貪污，但程度並不比其他政府部門嚴重。無論如何，警察部門有自身的特殊性，偵探要付錢給線人，不得不收受賄賂。委員會不打算揭露這種不利的真相，尤其是警察在平定次年的騷亂中有上佳表現。他們是這個殖民地的英雄
——現在改稱 “皇家香港警察隊
”——應該讓這些出色的人不受打擾地享受他們的非法所得。針對警察的批評遭到歇斯底里的反對，批評這個殖民地的保護者會危及社會安定。布政司祈濟時爵士
——他此前一直在西非任職，即使是香港這樣很不健全的民主機制對他來.也是十分隔膜的
——破天荒地公開攻擊市政局的葉錫恩女士。他想當然地以為只有低級警察才貪污，也就是所有的華人警察，而高級警官是純潔的。.到底，高級警官都是英國人。
來自英國議會大廈的看法更能.明問題。
1967年2月27日，拉格比選區的工黨議員詹姆斯 ·約翰遜在下院宣佈：
“就在上週，我與代表旺斯蒂德和伍德福德的尊敬的議員（帕特里克
·詹金）聯袂提交了對警察腐敗的流傳甚廣的指控。我感到欣慰的是，這些指控出自眾多人士之口，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各種不同膚色以及各行各業。我和其他人士與總督討論了此事，他給予了大力協助。我意識到他處境艱難
……我要求我尊敬的朋友認真考慮組建一個調查委員會，對這個極為與眾不同的殖民地的事務展開調查。
”沒有人願意反駁這位可信賴的約翰遜。
一些保守黨議員冷嘲熱諷地指責約翰遜是為了謀取黨派利益，帕特里克
·詹金的看法就必須認真對待了，因為他本人就是保守黨議員，公認為人正直，日後他當上了社會服務大臣和工業大臣。
香港首任廉政專員姬達
數年來，這個殖民地一直想方設法拖延組織調查委員會。香港對待賄賂的態度遠不及英國那麼嚴肅
——這是
1972年英國賄賂大案曝光前的情況，據.這場賄賂案不僅牽累了許多人，還導致內政大臣雷金納德
·莫德林仕途受挫
——而且認為只有最下層職員才貪污。賄賂甚至常常是出於正當的目的，對低級職員（醫院僱員和接待員就經常成為抱怨的對象）的抱怨通常只是針對他們的無禮言行，僅需一元左右的茶錢就可以擺平他們。
1973年，這個殖民地自鳴得意的心態被事實擊得粉碎，鎮壓騷亂時表現最突出者之一的總警司葛柏被揭發貪污數百萬元鉅款。揭露葛柏是警務處長薛畿輔發動的肅貪運動的成果。薛畿輔
1969年前來香港任職，他迅速.手清理警司隊伍，實際上這些人全都倉促離職，過上了舒適的退休生活。戴麟趾爵士對肅貪運動並不積極，在就反腐問題接受英國電視台採訪時，他就
“像一根圖騰柱一樣僵硬地坐在攝像機前，言語唐突，態度曖昧
”。兩年後，戴麟趾被麥理浩爵士取代，後者隨即制訂了在這個殖民地推行變革的綱領。麥理浩爵士領導了對葛柏一案的調查，最後斷定不可能依靠警方來有力、公正地調查涉及他們同事的指控，必須組建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
在姬達爵士的領導下，麥理浩爵士建立的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廉政公署）迅速取得了成功，不過這種成功委實令人難堪。姬達是個令人難忘、獨立性很強的官員，曾在巴勒斯坦和非洲的殖民地治安方面有過驕人成績。他在非洲成功應對了
20世紀
50年代肯尼亞的茅茅運動，因此獲得喬治勛章。在香港，姬達得到彭定國爵士的支持，彭定國此前已就任廉政公署執行處處長，對警界瞭如指掌，這堅定了姬達的決心。
如果.廉政公署一班人馬與以往的警察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他們太得力了。廉政公署的調查揭露出規模巨大的有組織腐敗行為，大批警員被捕，僅一個分局就有
59名警長被捕，一名高級警司自殺，
3名英籍警司拘留。如此下去太危險了，警方力圖掌握主動，組織了一次大規模集會，結果廉政公署辦公室被襲擊，工作人員遭毆打。
70年代轟動一時的油麻地果欄案，有
260多名公職人員牽涉其中，麥理浩不得不頒佈“特赦令 ”。圖為
70年代油麻地果欄外貌。
麥理浩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腐敗是普遍的，除非甘冒整個公共秩序崩潰的風險，否則調查難以進一步深入。總督被迫退卻，下令赦免除罪大惡極者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員。與此同時，他明確表示今後將嚴懲一切不軌行為。數年之後，事態才完全平息下來，結局並不圓滿。奈傑爾
·卡梅隆評論.：
統計數據顯示警察隊的腐敗大大減少。有待討論的問題是，這些數據在何種程度上反映出腐敗在總體上減少。犯罪辛迪加式的大規模腐敗確實已經消滅，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小規模的腐敗行徑仍未絕跡。
(19)
委員會的報告似乎證實了這樣一種情況，廉政公署對警務人員的檢控在總檢控案例中僅佔極小的比例。
不過，仍然存在一種可能性，地下活動大多仍與毒品有關。毒品消費量在這一時期沒有顯著下降，記錄在案的嚴重犯罪案件和被告人數卻穩步下降，查獲的麻醉品數量也大幅度減少：
政府非常謹慎沒有在政府年報中解釋這一趨勢，上述數字必定要麼意味.香港打擊毒品犯罪的力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要麼.明警察與三合會販毒者有一定的勾結。從香港海關高級稽毒官員張應龍（音譯）一案來看，情形很有可能是後者。張應龍是香港海關的高級幫辦，
1990年被控走私 50公斤海洛因到澳大利亞。
華人社會
香港不再是一個英國殖民地，逐步成為一個華人社會。這種趨勢最顯著的跡象並非政府的政策使然，而是自發的商業變革的產物。麥理浩到任之際，
1949年時逃亡到香港的上海人已經重建了產業，開始成為這個金融王國的領頭羊，逐漸把一些老派的華人工商巨頭甩在後面。這些新來者當中，包玉剛爵士是最傑出、最成功的一位。
1955年，他僅憑一艘小船進入航運業，在 20年之內從無到有，發展成擁有
2000萬噸位的船隊，之後又在眾多領域進行多元化投資。另一位大企業家李嘉誠不是來自上海，而是土生土長的廣東潮州人。
1950年， 22歲的李嘉誠開始製造塑料花，到 70年代，他已經站穩了腳跟。
鄧小平 1985年會見包玉剛輪船招商局是李鴻章等洋務派創立的民族企業
鄧小平會見李嘉誠
這些 “新人
”與何東爵士、馮華川爵士等早期華人鉅子的秉性完全不同，後者強調與殖民地政府保持密切聯繫。李嘉誠和包玉剛倘若需要政府的支持，可以、也確實能夠直接去找英國和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包玉剛爵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凱文
·拉弗蒂.述.， 1982年9月瑪格麗特 ·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在北京會談期間，
“包（玉剛）似乎無處不在 ……一位始終憤憤不平的英國官員抱怨.：
‘他的舉止如同這是一場包玉剛
主持的義演，撒切爾和鄧小平都降到了配角的地位 ’”。(20)
在香港華人企業擴展的同時，共產黨人在鄧小平開始於
1978年的經濟改革的鼓舞下，.手利用資本主義提供的機會，大陸對香港的投資顯著增長。招商局集團是大陸投資集團之一，現擁有大約
40家不同行業的香港公司。這家企業的歷史頗富傳奇色彩，最早可以上溯到
1872年的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是李鴻章為了與外國公司競爭而創辦的數家企業之一，當時的外國公司主要有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李鴻章的這一商業冒險由買辦和商人出資，很快就取得了成功，買下了旗昌洋行，成為中國同類企業中實力最強的一家，就連怡和洋行也曾考慮向其出售股份。中國銀行的資歷比招商局略遜一籌，它
1912年成立於上海，挺過了日本入侵和中國內戰的衝擊，只是黃金儲備被蔣介石在
1949年悉數祕密運到台北。中國銀行是僅次於匯豐銀行的香港第二大銀行，這家銀行的總部設在宏偉的新中銀大廈，內行地管理.
300多家分支機構以及約佔香港全部銀行存款四分之一的款項。
代表中國出口廠家的華潤集團和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組建得較晚，發展卻十分迅速。中信公司最重大的投資包括掌握了國泰航空公司、東區海底隧道以及香港電訊公司的少數股權。有膽識的大陸人士在這個殖民地建立的企業數量激增，卻不想向他們的管理機關彙報有關業務活動，就連中國政府也無法確切掌握這些企業的情況。凱文
·拉弗蒂認為，不論是華潤集團還是新華社都無法輯錄出這些企業的名冊。美國國務院識別出
750家以上的中資公司，大陸在港投資總額估計超過 100億
美元，約佔香港投資總額的 10%左右。
(21)其他統計資料也證實了這一狀況。例如，
1989年，中資公司獲得的工程合同佔當年簽訂合同總數的
18%。這種狀況幾乎再現了上一個世紀的情形：有膽識、適應資本主義的中國人從大陸來到香港，在外國人擅長的商業領域打敗外國人，而他們的進取心受到北京那些維護既定秩序的傳統人士的強烈批評。
香港境內外的中資企業迅速擴展，意圖搶佔市場份額。與此同時，一些年代久遠的商行似乎徹底喪失了.氣。英國人的商業勢力全部掌握在極少數大班手中，匯豐銀行、和記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牛奶公司和會德豐有限公司彼此之間都有兼任董事。和記洋行的大班祈德尊爵士進入了匯豐銀行、牛奶公司、會德豐公司和香港管道傳輸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他還是香港賽馬會的董事之一。會德豐公司的
J.L.馬登不但領導自己的公司，還擔任牛奶公司和和記洋行的董事。邁克爾
·赫里斯擔任怡和洋行大班時，不但是行政局、立法局議員，還擔任牛奶公司和匯豐銀行董事。這些大班來自極為相似的社會背景，例如，赫里斯與克錫家族、施懷雅家族成員一樣，也是伊頓公學出身。不用.，所有大班幾乎全都曾就讀於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這些人在香港俱樂部、香港遊艇會和香港賽馬會聚會，形成了非常抱團的小圈子，既能彼此間互助，又能攜手與政府高官合作。
1980年，這個小集團首次面臨威脅，當時李嘉誠對和記黃埔採取收
購行動。自 19世紀
60年代以來，和記洋行始終立足於碼頭和船運業，在“一位天生會耍手腕的商人
”(22)祈德尊的有力領導下發展成最大的洋行之一。祈德尊為香港管道傳輸有限公司提供資金，
1972年隧道開通，把中區與九龍連接起來，改變了香港生活的整個佈局。但是，這種
“隨意
的和機會主義的
”(23)擴張速度太快，難以持久，匯豐銀行被迫對該公司進行重組，內容包括與更有來頭的黃埔船塢公司合併（香港黃埔船塢公司是由林蒙的香港仔船塢與柯拜黃埔船塢合併而成，乃是最初的廣州貿易的倖存者）。作為重組計劃的一部分，匯豐銀行持有大量和記股份，改組完成後，他們將自己的投資以優惠條件轉讓給那位正在崛起的顧客李嘉誠。和記黃埔前任總裁韋理抱怨.：
“和記真是賣得太便宜了。它真是一筆意外之財。 ”問題是銀行方面希望能有一位
“長期和富有建設性的持有人
”，(24)和記黃埔轉到李嘉誠名下後，他們的這個願望完全實現了。在以前效力於怡和洋行的馬世民的高效管理下，和記黃埔進行了重組。如今，這家公司是香港證券交易所最大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不僅有華人的膽識和所有權，更具高效和反應迅速的管理層，兩者的融合正是這個時代的標誌。李嘉誠在多個領域擁有控股權，包括對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略少於半數的控股權以及在加拿大的大量投資，年利潤可達
10億美元。身為香港最成功、最有實力的資本家，李嘉誠與中國當局保持了密切而友好的關係。李嘉誠慷慨捐助內地大學，金額之高足以令窮困潦倒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評議會垂涎三尺，到
1990年，捐款總額達到 9400萬港元。
1985年，英資企業的另一個支柱會德豐公司落入包玉剛之手。作為“包爵士
”交易的一部分，包玉剛繼承了代表香港輝煌過去的連卡佛百貨公司，這家公司的歷史比倫敦哈羅德百貨公司還要悠久。連卡佛百貨公司的創辦人是萊恩先生，他曾是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的大管家，
19世紀 40年代遷到香港，與諾曼
·克勞福德先生創辦了這家商行。會德豐公司的問世要晚得多， 1946年由喬治
·馬登創辦。馬登曾當過海關.務司署的僱員，被人稱為 “中國沿海最固執的人之一
”。
威廉 ·克錫
1924年的匯豐銀行
1979年，包爵士出人意料地獲得了香港九龍貨倉有限公司的控制權，這樣一來，香港最大的一家洋行怡和洋行也岌岌可危了。這家倉儲公司是威廉
·克錫於
1889年創立，公司章程的規定旨在確保怡和洋行對公司董事會的永久控制。這家公司經營天星小輪和電車公司，在香港歷史上佔有極為顯著的地位。對於怡和洋行來.，九龍倉公司被一個新來者，而且還是一位華裔奪走，就已經夠糟糕的了，更令他們大受傷害的是，包玉剛出乎意料的行動得到他們古老的盟友匯豐銀行的支持。到第二年，事態已經明朗，李嘉誠同時對怡和洋行及其旗下的香港置地公司展開重大行動。李嘉誠掌握的股權幾乎與克錫家族相當，必須採取決定性行動了。怡和洋行安排了休戰，回購股票，設計了一種精巧的防.性法人組織結構，這種結構使得不受歡迎的收購難以收到成效。
為了加強防.戰略，怡和洋行嘗試向香港以外的地方多元化投資。怡和洋行原計劃中最重要的步驟是獲得一家紐約投資公司比爾
·斯特恩斯公司不足半數的股份，對於像怡和洋行這樣的排外性盎格魯
—蘇格蘭人公司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決策，因為比爾
·斯特恩斯公司並不屬於傳統的美國東海岸 “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
”投資公司（雖然它擁有一個堂皇的門牌號碼 “華爾街
1號”），公司合夥人幾乎清一色是猶太人和愛爾蘭人。不幸的是，事實表明這項計劃完全判斷失誤，股東也大受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