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他報告.已經擋住敵人的進攻，敵人被 “打退
”。他接.用標準的輕描淡寫的軍人口吻表示：
“不過，根據形勢我們需要重新調整防線。 ”(10)
這個.法容易引起誤解，遠東總司令因此信心大增。遠東總司令發往陸軍部的電文.明英國軍事情報人員素質低下，他認為日軍的行動
“實際上是封鎖 ”。(11)次日，莫德庇發出第二封電報，一切都真相大白， “目前
形勢已不宜進行長久抵抗，中午已經做出決定（放棄惟一的防線，撤出大陸地區）
……由於意想不到地撤出九龍，平民百姓的士氣大受打擊。第五縱隊活躍 ”。
香港島成為猛烈炮火和空中轟炸的目標，固定大炮被毀，華人炮手棄炮而去，英軍司令部要麼是不知情，要麼是出於習慣，仍在泰然自若地向遠東總司令發出報告。
12月16日的傷亡 “很小 ”，9名軍官和
102名士兵陣亡和失蹤。一名華裔商人周林柏（音譯）
“因為散佈失敗主義言論”被捕，平民的士氣 “依然高漲
”。日本人提出的投降建議被拒絕，莫德庇將軍認為
“敵人處境不佳，雖然很難.究竟是因為中國人威脅到他們的通信聯絡，還是我們已經給他們造成了損失
”。12月18日，遠東總司令告訴陸軍部，日本人對 “有力的防禦態勢
”感到震驚，而
3天前要求印度駐軍總司令提供空中支援、緩解香港壓力的請求卻沒有進一步落實。日本人非但沒有驚慌，反而對如此輕易取勝又驚又喜，勝利來
得“遠比預期的要快得多 ”。(12)
日軍炮兵轟擊黃泥涌英軍陣地
丘吉爾認定香港必敗無疑，他依仗新加坡來把守遠東前線，同時與美國人做出安排。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傳出
4天之內，他就啟程前往華盛頓會晤羅斯福，在途中向香港發去激勵的電報：
“我們每時每刻注視.你們對於香港港口和堡壘的防禦。你們保..世界文明史上聞名遐邇的連結歐洲和遠東的紐帶。我們確信，香港抵禦無端的野蠻襲擊，將給英
國曆史增添光輝的一頁。 ”(13)
就在遠東總司令報告 “有力的防禦態勢
”的同一天，日本人在香港島登陸。莫德庇發出信號，表示正在
“全力以赴驅逐他們 ”。總督楊慕琦爵士致電皇家軍隊：
“向敵人反攻的時刻已經來臨。帝國在注視.你們。務必堅強、勇敢、恪盡職守。
”這個時候還談論進攻敵人是非常不恰當的，因為經過初期的頑強抵抗之後，通訊已經完全中斷，總督和駐軍總司令與前方戰鬥部隊失去了聯繫。
12月20日，楊慕琦爵士致電倫敦：
“我們在黃泥涌峽鄰近地區成功發起一次反攻。日本人被擊退
……敵人沒有進一步的進攻行動 ……在淺水灣地區掃蕩了數.敵軍。
”事實上，這次行動以英軍損失慘重的徹底失敗而告終。英軍完全被打散，不但無法靠攏中央指揮部，也無法到達補給地點。
12月21日，駐港海軍司令在發往海軍部的電報中表示：
“香港已經沒有多少地方仍在我們控制之中，陣地被包圍，無法抵達食品和彈藥倉庫。
”
香港淪陷
同日，總督致電倫敦，請求授予自行決定是否投降的權力，得到的回答卻是丘吉爾式的廢話：
“世界在注視.你們，我們希望你們抵抗至最後一刻，帝國的榮譽掌握在你們手中。
”實際上，這封電報是倫敦在收到楊慕琦來電之前發出的，首相當時正在大西洋中部。不過，香港總督仍被特別告知：
“國王陛下政府希望你如首相電文中所.的那樣戰鬥到底。
”12月21日，丘吉爾親自發出的另一封電報證實了這一點，這封電報以批評的口吻指出：
“聞悉日本人已在香港島登陸，殊為關切。我們在此間無法斷定使登陸成為可能，或阻礙對侵略軍展開有效反攻的情況。但是，決不能有投降的想法。島上每一個地段都要爭奪，必須極其頑強地抵抗敵人。應當最大限度地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和裝備。在內線防禦中務須奮力作戰，如有必要就逐屋作戰。
”最後，丘吉爾表示：
“通過長時間的抵抗，你和你的士兵就能夠獲得我們確信將屬於你們的不朽
光榮。 ”(14)
丘吉爾下令抵抗的命令招致了眾多批評，尤其是用後知之明的冷靜眼光來看，這道花言巧語的命令既.長又毫無意義。必須考慮到一個事實，首相此時正在前往參加一次關鍵性會晤的途中，要考慮很多比香港及其守.者的未來更重要的事情。實際上，香港的前途馬上就要見分曉，其結局是令人不快的，像以往很多時候一樣，香港在英國優先考慮的議事日程中排不上號。對於不得不進行的抵抗而言，惟一的問題是將在何時投降。在事情過去多年之後的今天，很清楚的一點是，既然沒有守.這個島嶼的明確計劃，也不具備防禦手段，又看不到任何得到救援的現實可能性，最明智的做法本應是接受日本人在
12月13日第一次提出的投降建議。然而，總督和駐港英軍總司令服從上司的指示，隨即把命令傳達給下屬部隊。莫德庇將軍向部隊發出一封電報：
“讓今天成為我們帝國歷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今天的命令是堅守。
”直到聖誕日之前，他們確實與日軍一決雌雄，守住了陣地，儘管他們遭到登陸的數支日本重型攻城炮部隊和坦克的猛烈轟擊，損失慘重。香港防.軍非常值得稱道，他們的蘇格蘭人連、華人連和葡萄牙人連與正規軍並肩作
戰。一個名為 “瑪土撒拉
”(15)的連隊全是由上了年紀的自願者組成，他們遭遇日本人的猛烈進攻，堅守陣地一晝夜，多人陣亡。
日軍炮擊香港市區
那些被要求書寫帝國曆史的人，困惑不解地對他們的指揮官提出批評。自願者波茨上尉失望地發現司令部
“安全地躲在地下
”，靠電話進行通信聯絡，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不瞭解戰況。另一位自願者、二等兵雷米迪奧把丘吉爾的話牢記在心，
“當時我非常輕信，以為香港會戰鬥到最後一人 ”。伯雷索上尉也是如此，
“我一直相信並被要求告訴我的部隊，我們將戰至最後一個人、最後一顆子彈。因此，得知要投降的消息對我
是個沉重的打擊
”。(16)好鬥的波茨上尉看到一個日本人走進視線就開了火，結果受到一名正規軍軍官的嚴厲申斥，因為他未得到命令就開槍。如此遵守禮節並未阻止明德醫院被當作軍火倉庫，聖士提反醫院被加拿大人當作火力點，兩者都造成了悲劇性後果。
英國人關於香港淪陷的記述突顯出日本人犯下的暴行。香港確實發生了強姦護士、屠殺醫生和病人，以及武力侵佔一座城市後必然出現的種種罪惡行徑。慈幼會前沿急救站的奧斯勒
·托馬斯中尉提供的一份記錄，可以代表所有關於日本人可恥獸行的記錄：
“傷員被殺害後，醫生、醫務兵和班菲爾（上尉指揮官）被挑出來，他們上身赤裸，沿暴雨水溝站成一排，在日軍的一陣狂笑聲中，他們被用刺刀捅死或亂刀砍
死。
”(17)不過，這種恐怖大多起因於英國人不習慣成為這類行為的受害者。所有歐洲國家都有過被入侵者屠殺和劫掠的經歷，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也都承受過英國軍隊帶來的後果，雖然這些後果往往是相對無害的，至少在晚近時候是如此。英軍鬆懈的指揮必須對一些最殘暴的屠殺承擔責任，英軍指揮官竟然允許不恰當地利用醫院建築作戰，如聖士提反醫院的例子。有證據表明日軍指揮官曾經試圖約束部隊，一位目擊者.述.，一些有關的人隨後被槍斃。
香港淪陷後，華人承受了最慘重的痛苦。李樹芬博士當時在九龍開辦一家醫院，他估計至少治療了
1萬名強姦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其他人受到更令人咋舌的處置，有些人被用繩索穿過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被推入港口的海里；躲在山頂電車站附近樹上的約翰
·斯特瑞克看見 “三串像珠串一樣的華人 ……其中一人精疲力竭
地倒下，拉倒了另一個人，他們就這樣相繼死去 ”。(18)
我們現在自由了
日本入侵後，一小.不同年齡、來自許多國家 ——當然主要是英國
——的平民被關進赤柱半島的集中營。他們在長達
3年的時間裏遭到惡意的忽視，承受.飢餓、嚴厲的懲罰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拷打和死亡。在這期間，不時有一些仁慈和人道的行動。集中營的居住者自行組織起來，並且得到一位英國高級行政官員的正式指導，此人就是前輔政司富蘭克林
·詹遜。日本人把楊慕琦爵士與其他人隔離開來，這位總督後來受到極不人道的對待。在開始的時候，他的待遇還是相當不錯的。他被監禁在半島酒店，
12月30日，他從酒店寫信給詹遜，.日本人 “非常有禮貌
”，要求送來一些暖和的衣服，還開了很長的一張清單，列出了一位被囚總督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吊褲帶、數本簡
·奧斯汀的小.和
《斯托基公司》 (19)。(20)
1945年8月香港光復後，赤柱集中營的倖存者。戰前疏散
詹遜 12月7日才到達香港，真是趕上了一個極為不幸的時刻。當時詹遜
51歲，此前一直在錫蘭政府部門工作，在錫蘭愉快和享有特權的生活並非是住進日本集中營的理想準備。他是個忠心耿耿的殖民地行政官員，雖然沒有多少幽默感，卻能夠在最混亂的情況下穩妥而幹練地恢復秩序。直到
1942年3月，詹遜才獲准與其他囚徒關在一起，此時他們已自發組織了一個英國人社區委員會。這個機構由全體囚徒直接選舉產生，意味深長的是，除了警務專員伊雲士之外，所有前政府官員都落選了。這個組織的執行委員會由一名報紙主編和三名大班組成，防務司則是委員會的非正式成員。
對於這些痛苦不堪的囚徒來.，香港政府徹底威信掃地。日本入侵之前很久，不滿情緒就已經在香港瀰漫開來。
1940年，強制疏散英籍婦女和兒童引起了很大爭議。在兩位英國女士的鑑別下，白種婦女和兒童被送往澳大利亞，棕色或黃色皮膚的混血兒被遺棄在馬尼拉。立法局抨擊這種
“可恥的種族歧視 ”，宣稱 “政府 ……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居民的尊敬和信任
”。經過兩年多籌備之後，香港的各項應急設施依然 “效率低得令人難以置信
”。人們斥責防空設施建設和移民署的欺詐和低效，最終成立了一個大規模調查委員會，對公共機關的腐敗展開調查。日本發動進攻導致調查被迫中斷，退休總督羅富國依然非常關注此事，他向殖民地部報告.：
“數位政府官員有收受賄賂的重大嫌疑
……我擔心的另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是政府開支管理鬆懈
……所有這些使我離職時怏怏
不樂，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我本人要對這些事情負責。 ”(21)
詹遜新來不久，當然沒有任何嫌疑，他顯然是正直和清廉的，但他脾氣暴躁，近乎傲慢無禮，這些品質無助於平息人們的不滿。他堅持認為合法的香港政府依然存在，而他本人就是政府的化身。這個立場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戰爭結束時香港仍在事實上屬於英國，但詹遜很少利用集中營裏的民主機制，竭力把它降格為純粹的諮詢機構。他尤其不信任、實際上是蔑視那些商人。他在日記中連篇累牘地寫道：
“商人們不可能討論政治問題，在考慮有關香港前途的建議時，他們的想法必定有失偏頗，
”那個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是 “一個革命性機構 ……顛覆性組
織”。(22)
集中營醫院
詹遜擔任集中營委員會的司令官，委員會在日本人許可的範圍內處理內部事務。前政府官員逐漸在委員會中佔據了多數，正按察司阿索爾
·麥克格雷格爵士主持的集中營法庭負責解決各種糾紛。約翰
·斯特瑞克擔任委員會祕書，他.述了委員會的活動，
“非常奇怪，這些英國人熱衷於組織各種委員會，如果你成立了委員會，就必須認真行事。每件事都得按部就班，你只要正襟危坐做記錄就行了
”。詹遜以.眼於戰後的遠見，不斷提議應在戰後把英國和美國囚徒遣返回國，以維繫帝國在香港的形象。日本人無意之中提供了幫助，他們在這個殖民地設立總督，把香港作為單獨的日本領地，沒有把香港與廣東的佔領區合併。
面對集中營生活的重壓，人們暴露出一些令人反感的特徵。何東爵士的女兒何錦姿也是被拘禁者的一員，她.述.：
一些英國人認為，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集中營裏有很多歐亞混血兒，他們就會有充足的食物。大難臨頭之際，種族歧視絲毫沒有緩和。那些人的看法極為偏頗，他們沒有認識到，日本人並不是充足地供應食品，而是按照人頭定量供應。
(23)
日本佔領當局發行的軍票
這些囚徒之所以落到差一點餓死的境地，並不是日本人有意為之，而是由於無能和資源匱乏。原則上.，集中營可以獲得紅十字會和外界的援助，囚徒們有時也確實得到了援助。格蘭朋爵士為首的匯豐銀行高級職員是集中營獲得援助的一個重要渠道。日本人留下這批人清算匯豐銀行的資產，發行當時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使用的軍票。他們寄宿在維多利亞城，因而得以組建起一個大大超出許可範圍的活動網絡，其中包括為在華開展行動的英軍服務團提供廣泛的情報。他們憑藉這些渠道策劃了多起逃亡，把大量金錢偷運進平民和軍事集中營。他們的活動最終被一名印度裔告密者出賣，一名成員
C.F.海德被處死，包括格蘭朋在內的
其他兩人死於監獄醫院，實際上是死於十足的疏忽。 (24)
1942年，英軍服務團成員合影。
另一個外援來自聖保祿醫院，塞爾.－克拉克博士及其妻子希爾達獲准留下來管理醫院設施。塞爾.－克拉克負責把醫療用品偷運進集中營，運送藥品倒不太困難，但是，
“對於業餘走私者來.，運送一把牙醫椅子就完全是個挑戰了
”。經過仔細觀察，克拉克夫婦測定了日本巡邏隊的活動時間，計算出他們有
30分鐘時間潛入倉庫、搬出椅子並重新關上大門。日本人對這類行為的處罰是處決，雖然這兩位偷運者在那次
行動中得手，克拉克最終還是遭到出賣，被日本憲兵逮捕。 (25)
中坐者為賴濂仕
日佔時期香港居民的身份證
淪陷期間，香港居民出入受到日軍搜查
這些內部的抵抗者得到了英軍服務團的支援。英軍服務團在中國被佔地區開展活動，成為英國人獨特的個人抵抗運動之一。英軍服務團最初是由一些來自香港的逃亡者發起，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港防.軍上校、香港大學生理學教授賴濂仕。他召集起各行各業的人員，有數百名醫生、護士和士兵，正式編入英印陸軍。英軍服務團的大本營在桂林，還設立了一些前方辦事處，其中包括設在東江惠州的辦事處。英軍服務團在中國華南收集情報，與香港的平民和軍事集中營裏的被囚者保持經常
的聯繫。 (26)
日本統治香港的最大成就在於，華人居民通過大東亞共榮圈的現實，認識到英國的統治是既.和又稱職的。事情本來會是另外一種結局，因為日本人走錯了幾步關鍵的棋，在種族問題上尤其犯了致命的錯誤。日本對中國長達半個世紀的侵略，先後導致數百萬中國人死亡，中國人當然不會把日本看成未來的夥伴。但是，中國人歷來強烈憎恨英國人往往是下意識地流露出來的種族優越感，雖然這種憤恨之情始終受到壓制。日本佔領期間出版的《香港新聞》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把權力賦予
“乳臭未乾的英國青年 ”和“愚笨至極的英國佬 ”的政權已被取代，
“多虧了日本，我們現在自由了，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從此再沒有
膚色問題
”。(27)在擴大華人蔘與決策方面，日本人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做得比英國人好。日本人建立了區役所、地區事務所、華人代表會和華民協議會，有更多華人在名義上參與了政治。
如果.日本人設立的這些機構多半隻是表面文章，那麼英國統治時期的市政局也不過如此，問題是其他一些因素把日本人在這個方面的善意一掃而光。英國統治時期，腐敗始終控制在有限的範圍之內，警察和其他官員的腐敗比較少。日佔時期，腐敗成為惡性的和普遍的現象。日本佔領當局頒佈了大量瑣細的法令，各個部門都有了勒索的機會。李樹芬記述.：
“各種繁文縟節數不勝數，難以忍受，令人厭惡，日本人的命令得不到執行
……為了個人劫掠和謀取職位，日本官員之間發生了多次爭吵和暗中破壞。
”據估計，日本人處死了超過
1萬名香港平民，但按照李博士的看法，民憤最大的迫害方式是日本人動不動就打華人耳
光。 (28)
日本佔領當局曾試圖在學校裏用日語取代英語，但與其他公共部門一樣，香港的教育部門幾乎完全癱瘓了。佔領前香港有
12萬學童在校學習，日本佔領期間就讀兒童始終沒有達到上述數字的十分之一，戰爭結束時在校人數僅有
3000人。
很自然，除了個別的例外，沒有人與侵略者竭誠合作，香港出現了大規模抵抗運動，尤其是在新界，中國游擊隊常常滲透到這個地區。許多著名華人沒有采取如此堅定的行動，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所有非歐洲裔議員頗為令人失望地一致轉而效忠日本人。羅旭龢爵士、周壽臣爵士和羅景文爵士等人全都加入了新生委員會，羅旭龢和周壽臣後來還當上了華人代表會和華民協議會議員。事實上，一個包括律政司和防務司在內的港英當局代表團曾專門請求羅旭龢爵士和周壽臣爵士
“促進華人與日本人的友好關係，恢復公共秩序，保護生命和財產，維持內部穩定
”，至少羅旭龢爵士曾經聲明： “全體華人必須竭盡全力支持中國與日本早
日贏得這場聖戰的勝利，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29)這項聲明超出了有限合作的限度。香港光復後，英國文職政府接管權力，告知羅旭龢爵士必須接受審查，不得在公共場合露面，他後來又復職了。對於華人與英國人的友好關係來.幸運的是，兩位最死心塌地的通敵者，過去廣州商團叛亂的煽動者陳廉伯以及在日本受教育的商人勞廷琛，都在英國人回來之前就死了。一些人受到審判，但人們認識到，不能因為他們服從另外一個異族的統治就譴責為日本人效力的大多數華人。
英帝國被一筆勾銷了
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 ·德蘭諾， 1862年攝於中國。
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
戰爭結束後香港能否恢復英國的統治，這個問題根本不會讓赤柱集中營的全體囚徒感到煩惱。詹遜是個例外，他仍然堅定不移地履行過去殖民地的職責。中國當然不願意看到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把中國參戰看成是解決治外法權、外國特權和租界等老問題的手段。
1942年10月，中國向英國提交了一份條約草案，主要內容就是解決上述問題，其中還包括要求英國放棄新界租約的條款。英國政府本不打算對草案予以考慮，迫於壓力勉強同意在戰爭結束後討論相關問題。這個決定使得英國將來能夠同意放棄治外法權和各種在華特權，為集中力量解決香港前途問題鋪平了道路。
1942年12月4日至
14日，美國在魁北克附近的蒙特朗布朗主持召開了討論戰後遠東政策的會議。中國在會議期間合理地依靠美國的支持，.服英國在主權問題上改變立場。因為珍珠港事件被迫參戰後，美國人一直謹慎地剋制的同情心迸發出來。蔣介石政府吸引了日本的一些注意力（到
1941年元月，他轉而與共產黨而不是日本人作戰），除此之外沒有為盟國的事業做出什麼積極努力。蔣介石政府佔用了大批物資，這些物資本可以在歐洲得到更好的利用。如今，這個政府獲得了鉅額貸款，中國也被列為
“強國
”之一。羅斯福最初草擬的聯合國宣言中，中國的地位排在蘇聯和英國之前，僅次於美國，這反映出總統內心的想法，該草
案後來做了修正。 (30)
羅斯福致力於支持中國的事業，很多客人被提醒注意他的外祖父沃倫·德蘭諾是旗昌洋行的合夥人，他的母親曾在香港度過一段童年時光。這位總統似乎忘記了這樣的事實：旗昌洋行從事鴉片貿易，而這個幸福的家庭是生活在一個英國殖民地。
1945年1月，第 17世德比勛爵之子、殖民地大臣奧立佛
·斯坦利訪問華盛頓，羅斯福總統告訴斯坦利： “我不是想對英國人苛求或無禮
……你們在 1841年獲得香港並不是以購買的方式。 ”斯坦利馬上反脣相譏道：
“讓我想想，總統先生，那大
概是在墨西哥戰爭 (31)期間，不是嗎？ ”(32)
這位總統對亞洲的殖民主義問題抱有非常古怪的想法，他尤其憎惡法國人。美國不止一次非常明確地承諾，戰爭結束後，
“不論法國本土還是殖民地，法國國旗飄揚的所有領地
”都應由法國重新行使主權，羅斯福卻在私下裏告訴身邊與此事相關的每一個人，例如埃及駐華盛頓公使，
“他認為對法蘭西帝國的許諾並不重要 ”。國務卿科德爾
·赫爾試圖為這種頗為傲慢的態度辯解，赫爾告訴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勛爵，總統認為
“一百年來法國一直在壓榨那裏（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人民有權獲得更好的待遇
”。羅斯福之所以會有這種態度，原因在於他對亞洲事務驚人地無知，他竟然曾經對蔣介石表示，後者應該在戰後接管法屬印度支那，這無異於丘吉爾指令戴高樂收復路易斯安娜，肯定會遭到
越南人的強烈反對。 (33)
赫爾試圖安撫
“美國國內叫得最兇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副總統華萊士，這些人希望所有殖民地立即獲得獨立，一個德克薩斯人尤其敦促英國把香港歸還給中國。我答覆.，香港屬於英國的時間比德克薩斯併入美國的時間還要早，我想沒有人樂於看到德克薩斯歸還給墨西哥
”。英國政府不安地注意到美國人的這種傾向。
1942年7月11日，外交部遠東司的阿什利
·克拉克爵士在訪問美國後報告.，美國把中國視為與英國同等重要的戰時夥伴，美中兩國的
“基本關係更為熱烈、更多信任 ”。外交大臣安東尼 ·艾登承認：
“英帝國已被美國輿論一筆勾銷了。 ”
至少有一些英國人，例如幾乎所有的外交部官員，甘願把香港歸還給中國。他們總是把香港視為眼中釘，認為香港妨礙了更重要、更高貴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們就想把香港歸還中國，當時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爵士提出至少把新界歸還中國，他承認這將是個損失，但不付出這種代價，
“就無法解決問題 ”。寇鬆不贊同這種 “理想化而又行不通 ”的觀點，不肯
“把以往的割讓、租借等全都連根拔掉
”。現在，一些外交部高官再次試圖擺.這個不受歡迎的殖民地，格拉德.
·吉布極力支持放棄這個殖民地，北美司的內維爾
·巴特勒認為香港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 “美國對中國人的熱情 ”，阿什利
·克拉克和遠東司的約翰 ·白利安爵士（前廣州總領事，他始終鄙視香港政府
“十足的無知”）贊同這種意見。惟有遠東司司長莫里斯
·彼得森爵士認為這些看法是錯誤的，他堅定地表示：
“鑑於我們被匆忙趕出香港的屈辱處境，我們應當重返那裏，我個人認為我們必須這麼做，否則無法重新贏得東方
的尊重。 ”(34)
殖民地部採納了一種更有力的觀點。這種觀點只是表示，
“在這個殖民地維護英國主權並未超出此類討論的範疇
”。只有那位頑固的老派右翼人士、當時在印度事務部任職的列奧
·艾默裏考慮到香港居民的切
身利益，他認為，香港居民是英國臣民，不應當拋棄他們
(35)（這種觀點肯定不會吸引未來保守黨政府裏的繼任者）。
當時的一致意見認為，英國必須準備就放棄香港展開談判，但這隻能是作為東南亞全面解決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目前未知因素太多，例如國民黨越來越顯示出無力在戰後控制中國的跡象，英國無法就未來局勢做出明確和永久的決定。在
1942年7月14日的備忘錄中，殖民地大臣克蘭伯恩勛爵闡述了深思熟慮的官方觀點，這種觀點將成為英國政府香港政策的基礎。英國對美國的怨恨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不應該任由他人操縱，落入單獨對東亞事務承擔責任的境地。事實上我認為美國的責任要遠大於我們，假如他們在中國事件的初期階段願意與國際聯盟合作，之後發生的一切就可能、或許多半就能夠避免。實際上，他們非但在局勢無法挽回之際退縮不前，甚至在他們真的受到攻擊時仍是如此。
阿瑟 ·克利奇 ·瓊斯是英國工黨政治家，戰後曾任殖民地大臣。
1943年11月25日，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在開羅會議。
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海灘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
只有作為亞洲一攬子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英國才能同意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這種一攬子解決方案包括新加坡和香港
“在防務和行政上均由國際機構管制
”，中國和荷蘭必須做出類似安排，美國也要同意把火奴魯魯和馬尼拉納入此方案一併考慮。倘若沒有達成這種安排，香港
依然屬於英國。 (36)
麥道軻是殖民地部參加蒙特朗布朗會議的代表。日本入侵前，麥道軻是香港政府新聞檢查處處長，正是他的備忘錄促成了克蘭伯恩勛爵的聲明出台。香港淪陷前夕，麥道軻參與了以中國將軍陳澤（音譯）為首的一次非常勇敢的冒險，逃離了這個殖民地。在蒙特朗布朗，麥道軻頗有反諷意味地致函外交部的諾埃爾
·薩拜因：在這次會議上， “美國人幸災樂禍 ……（美國人的）職業是反英
”。麥道軻表示自己在會上有兩個突出感受，一是
“中國人是個有.高不可攀的聖人和英雄的民族
”，二是“對英國的懷疑，尤其是針對它重新殖民地化的計劃 ”。後來，阿瑟
·克利奇
·瓊斯受命前去充實代表團力量，他認為麥道軻的這種批評口吻太過分了。瓊斯是勞工與民族事務大臣以及歐內斯特
·貝文的議會助手，在戰後當上了殖民地大臣。瓊斯
“寧願像勞工領袖那樣激動得滿臉通紅，也不願表現出半點 ‘老爺
’的架勢。他兩手叉腰，對所有人一通亂罵……還極為豪爽地大聲喊叫。更絕的是
……他輕蔑地把那些還在為早
已蓋棺定論的觀點爭論不休的年輕人拋到一邊 ”。(37)
在香港問題上，外交部代表蒲納德爵士使克利奇
·瓊斯的猛烈攻擊啞了火，蒲納德非常主動地向與會代表保證：
“一旦處理香港問題的時機成熟，中國方面將得到十分滿意的結果。
”就連外交部也對此感到不安，莫里斯 ·彼得森爵士在談及蒲納德時憤怒地寫道：
“我們最要緊的事就是把他召回國內拘押起來。 ”
蒙特朗布朗會議至少從當前的議事日程上劃去了香港前途問題，中國對於美國將迫使英國放棄香港的承諾感到滿意。
1943年11月盟國召開
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的提議披露出來，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印象。羅斯福提出，如果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對日作戰，他將支持蔣介石不讓英國人繼續留在香港。羅斯福是在私下會晤蔣介石元帥及其夫人時提出這個方案的，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這種情形無助於打消英國人的疑慮。這次會議也是羅斯福首次會晤蔣介石，面對中國抵抗事業的這位不稱職的代表，這位總統對中國抵抗事業的不切實際的情感大多破滅了。東南亞戰區司令路易
·蒙巴頓勛爵討論緬甸戰役計劃，季風同過去一樣是個制約因素，蔣夫人承認她丈夫的無知：
“不管你信不信，他不知道
季風是怎麼一回事。 ”(38)
羅斯福認為難以.服英國盟友認可這種單方面的交易，因為丘吉爾的立場歷來十分明確。美國國務院的斯坦利
·霍恩貝克如實報告了丘吉爾的觀點：香港是
“英國的領地，他認為沒有什麼正當理由改變這種狀況……他提到他本人的公開講話，大意是他當首相不是為了參與清算英
帝國 ”。(39)
隨.戰事的進展，美國越發難以對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施加影響。盟軍先是在意大利登陸，
1944年6月又在諾曼底登陸，決定性的地面戰爭從太平洋地區轉移到英美軍隊在歐洲的戰場。因此，最重要的是確保各國的協調行動不受干擾。另一個戰場的形勢日益表明，蔣介石無力控制整個中國，美國人也開始瞭解國民黨政府令人不快的真相。
雖然美國毫不含糊地在口頭上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的統治越來越不得人心，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已經淪為笑柄，
“重慶的領導人並不想擴充軍隊打日本人。同往常一樣，他們的計劃是保存實力
……在戰爭結束後專門用來對付北方的共產黨人
”。中國戰場的價值在於拖住大批日軍，實際上中國被佔這個事實本身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即使那裏沒有任何戰事（大多數時候沒有頻繁的戰事）。
1944年夏季，日本人發動一次攻勢，輕而易舉地把蔣介石那些垂頭喪氣的應徵士兵打退數百英里。日軍得到了中國農民的幫助，他們轉而反對名義上是他們自己的軍隊。只有在緬甸，中國才投入了訓練有素的士兵，他們在史迪威將軍的指揮下，與英國軍隊並肩作戰。
1943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與日軍作戰。1945年9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特使赫爾利調停國共關係。
也有人強烈要求維護英國的利益。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
“反覆表示支持英帝國在遠東的目標。
1944年10月，他告訴拉姆斯頓將軍，他本人完全理解英國軍隊重新佔領香港的必要性”。印度政治家開始對中國在戰後的復興感到不安，老資格的香港通約翰
·克錫擔任蒙巴頓的顧問，成功地為這個殖民地進行了有力的辯護。
香港的前途問題本來有可能低調處理，羅斯福依然堅持他所認為的中國利益。中國的局勢越來越明朗，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比不可救藥的腐朽了的國民黨更有能力。
1944年8月，羅斯福派遣特使帕特里克 .J.赫爾利會晤蔣介石。赫爾利是
“一個相當老派的美國人 ”，也有人.他 “遲
鈍而狂暴，大言不慚，慣於.謊
”。(40)他有愛爾蘭血統，所以堅定不移地秉持反英立場。他對英國的殖民地政策
——到當時為止，這種政策已經在 20多年時間裏致力於非殖民化
——抱有極其誇張的看法：
“英國帝國主義看上去似乎獲得了新生。這只是虛幻的表面現象。那些看起來是英國帝國主義新生命的東西，其實是一個自由國度通過租借法案向其羸弱的軀體注入的生命力和自由的新鮮血液
……英國 ……必須接受自由與
民主的原則，拋棄非正義的帝國主義原則。 ”(41)
赫爾利熱情支持蔣介石，日後，他的愛爾蘭裔美國同胞約瑟夫
·麥卡錫參議員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立場。
1945年2月關鍵的雅爾塔會議召開之際，重慶政權顯然已不可能對這場戰爭做出多少貢獻，因此必須讓俄國人蔘加對日作戰。圍繞如何在新成立的聯合國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丘吉爾詳盡闡述了自己的意見。羅斯福無法再加以反對，
“如果國王陛下政府同意總統（關於未來聯合國的基本框架）的建議，中國會要求國王陛下政府歸還香港
”，國王陛下政府有權闡述與中國方面截然相反的理由。中國也將獲准公開
“申訴自己的所有主張 ”，最後將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在國王陛下政府不參加表決的情況下對所有問題做出裁決 ”。英國政府 “接受
”了這個方案，因為任何一個大國在涉及本國的問題上不得行使否決權。當然，丘吉爾補充.：
“安理會不能強迫他們把香港交還中
國，除非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步驟。 ”(42)
1945年4月，羅斯福逝世，哈里
·杜魯門成為總統，美國對香港問題的熱度進一步降.。新總統不像羅斯福那樣滿腔熱情地支持中國，他接受了國務院的建議：
“我們應當在適當時機歡迎並協助達成和平安
排……包括把香港歸還給中國。 ”(43)杜魯門認為，哪個盟國把香港弄到手，
“主要屬於軍事行動性質的軍事問題
”，(44)取決於誰的部隊首先到達香港。新加坡很快回到帝國的懷抱，正式併入蒙巴頓所轄的東南亞戰區。當時英國人駐紮在仰光，這個地區也沒有中國軍隊，但香港處於中國戰區，中國的非正規軍就在附近地區活動。
1945年7月，美、英、蘇三國首腦杜魯門、艾德禮和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9月2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 “密蘇里號
”上舉行。
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英國人被告知美、中兩國軍隊將聯合向廣州和香港挺進，中國正規軍收復香港的可能性更大了。當然，英國可以先發制人，派遣一支皇家海軍艦隊前去。但是，作為擬議中的對日最後一戰的一部分，遠東所有英軍由美國人指揮，要採取上述行動就必須事先得到美國人的正式批准。此時，丘吉爾剛剛輸掉大選，取而代之的是從前聯合政府裏的同事克萊門特
·艾德禮。工黨政府外交大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歐內斯特
·貝文，他對帝國的忠誠絲毫不比托利黨人遜色。英國人強烈要求應由他們而不是中國人在他們的殖民地受降，為此雙方情緒激動地交換了意見。杜魯門認為中國提出的折衷建議是合理的，向蔣介石發去了一封
“對他考慮周到的姿態表示讚賞的私人信函
”，貝文卻毫不動搖。赫爾利.述.，最高統帥認為
“英國的立場是帝國主義的、專橫跋扈的，與一個聯合國成員國不相稱
”。雖然美國新聞界一陣騷動，英國仍與美國達成協議，麥克阿瑟將軍受命安排由英國指揮官在香港接受日軍的投降。杜魯門總統保證，對英國的這個讓步並不代表美國未來在香港問題上的政策，蔣介石才頗為勉強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日本的投降只是個時間問題 ——最終在 8月14日正式宣佈
——必須迅速結束棘手的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海軍少將夏愨爵士受命以最快的速度從悉尼開往香港，來不及開封的軍需物資直接堆在軍艦甲板上。他們不得不在菲律賓的萊特島等待清理出進入香港港區的通道。直到
8月30日，夏愨才抵達香港維多利亞城。迎接他的不是戰敗的日本人，而是可敬的詹遜。這位輔政司填補了權力真空，在日本宣佈投降的極富戲劇性的時刻採取了一位優秀文官所應採取的果斷行動，還召集了一個委員會。他寫道：
“有人懷疑
……我宣誓就任掌管政府的官員是否明智，我當然有權這麼做，任命我的決定耽擱了。
”他並未就此止步，
“俘虜與被俘虜關係的改變讓我歡欣鼓舞，我感到這是個機會，藉此可以通過宣佈‘我將以香港政府高級官員的身份掌管政府
’來維護我的權威
”。日本人提出異議，指出香港有可能不再屬於英國，詹遜根本不予理睬：
“我答覆.，這種觀點只是他們的看法，我根本不予理會。我要做的是履行國
王陛下政府賦予我的職責。
”詹遜接觸到英軍服務團的一名中國隊員，證實日本確實已經投降，便
“立即召集赤柱的少數幾位頭面人物，還有這個殖民地的正按察司阿索爾
·麥克格雷格爵士，我宣誓就職 ”。(45)
在之後的兩週時間裏，詹遜坐鎮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憑藉其令人難忘的個性控制住當時仍是這個殖民地惟一武裝力量的日本人。日本人拒絕讓一架英國飛機在啟德機場.陸以安排受降，詹遜下了決心，
“我覺得必須維護我的權威 ”，他指示傷心的日軍聯絡官，
“這次拒絕的詳情必須列入你們的報告。倘若你們拒絕，以及你們對飛機在啟德機場.陸一事的態度，將被視為提交刑事法庭審判的罪行
”。盡心盡力的詹遜以管理這個殖民地的政府官員身份，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歡迎皇家海軍。
8月30日，夏愨海軍少將抵達香港，成立軍政府。
8月30日，詹遜得到夏愨海軍少將的援助，結束了他幾乎是單槍匹馬的統治階段。原先預計日本人會組成自殺小隊，但只遇到一艘小艇的反抗，它大概是一艘自殺艇，英國人誤解了這艘小艇的意圖。夏愨海軍少將的旗艦
“快速 ”號駛入海港時收到信號，.大鵬灣發現一艘 “海
盜”船， “快速 ”號用無線電向後面的 “不屈
”號航空母艦報告了這一情況，不久便收到簡潔的答覆： “帆船已擊沉。
”(46)他們上岸後遭遇零星槍擊，一些身.便裝的日本人向他們開火，這些人不管有沒有罪都被當場處決。
“華人乘機打死了幾個日本人，把他們拖下電車，用錘子砸他們的腦袋。
”登陸部隊對碼頭的狀況十分震驚，海軍上尉約翰
·吉卜森用地道的航海術語描述.： “到處凌亂和骯髒。滿地都是蘋果酒瓶和啤酒
瓶，有些喝剩下一半。油漆班駁 ……纜繩是五級的。 ”(47)
1945年9月16日，夏愨海軍少將簽署接受香港日軍投降書。
華人貧民在拉圾堆尋找食物
楊慕琦
接管詹遜的過渡政府是件微妙的事，那些獲釋的囚徒掌管了權力，絕大多數人身體十分虛弱，疲憊不堪，他們忠於職守，把新來者看成闖入者。他們還不得不適應一個改變了的世界，英軍服務團的一份新聞稿描述了這種變化：英國現在已不再是以往的那個強國，而是個負債國，所得.達到每鎊徵.
10先令。當然也有一些好消息：人民更加友好，更少矜持，啤酒的味道也越來越濃。
9月8日，艾德禮先生親自致電詹
遜： “你經受了拘禁的嚴峻考驗，獨自邁出了在香港重建英國統治的第
一步 ……這種勇氣與智慧令我欽佩不已。 ”(48)
新政府由麥道軻負責，他一直在白廳領導一個小組為恢復英國對香港的統治做準備。
(49)新政府由殖民地文職人員組成，其正式性質是軍政府，海軍少將夏愨擔任司令，文職官員也都授予軍銜，麥道軻的軍銜是准將。新政府面臨的任務十分艱鉅，日本佔領當局崩潰後，這個殖民地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居民陷入飢寒交迫的境地。事實上，華人怎麼會希望恢復英國的統治？夏愨海軍少將抵達時，成千上萬面中國國旗淹沒了寥寥無幾的英國國旗。一個華人女孩被一個英國水手謀殺，一名印度警察意外導致一名小販死亡，這些事件激起華人憤怒的騷亂。對於新政府而言，這種麻煩還可以擱置一旁，當務之急是解決越來越嚴重的食品匱乏。
除了他們具備的能力和麥道軻出眾的幽默感之外，政府人員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實施救濟。麥道軻報告.：
“憑藉種種計謀和遁詞，我們在
9個星期時間裏始終隱瞞我們異常薄弱的一個環節：食物貯藏室空空如也……解放者沒有帶來任何可以填飽肚子和裝點房間的東西。
”不過，他們仍想方設法完成了一些十分艱鉅的任務，清理了日本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廢墟。政府直接僱傭
3到4萬名苦力清除垃圾， 9月4日又增加了 3000名皇家空軍技術人員。
夏愨海軍少將日後曾經表示，英國政府難得地沒有對他發號施令，賦予他
“十足是獨裁的權力
”，一旦有必要他可以把這種權力授予麥道軻。當局開始時惟一能夠投入使用的治安力量是
“大約
700名華人歹徒，日本人准許這些人經營賭場，以換取他們維持法律和秩序，日本人還利用他們充當警察，希望能使這些人不參與破壞活動，並管理其他的下層華人。他們不能享有賭場的豐厚收入，但另有薪水補償，日本人還承諾
一旦組織起正規警力，就允許他們退出 ”。(50)
1946年5月1日，楊慕琦爵士回到香港，恢復了文職政府。 8個月的
軍政府時期是香港發展歷程的轉折點，詹遜與麥道軻兩人的差異就體現出這一點。像莫德庇和楊慕琦一樣，詹遜屬於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對帝國忠心耿耿的一類人，他的個人觀點形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所受的教育（楊慕琦和莫德庇兩人都參加過一戰）。麥道軻生於
1904年，屬於戰後的一代，這是殖民地管理者按照 “德文宣言
”行事的時代。麥道軻成人後即認為殖民統治不過是過渡性階段，對美國人在蒙特朗布朗沒有認識到這個事實頗為惱火。詹遜能夠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令人欽佩地發揮中流砥柱作用，麥道軻則具備相應的靈活性來管理一個危險地陷入混亂狀態的社會，這個社會剛剛把以往的首領趕了出去。如今，英國的威望無可挽回地煙消雲散了。在過去，這種威望能夠在沒有任何名副其實的武裝力量做後盾的情況下把一個帝國團結在一起。從今以後，英國不得不靠成績而非神話來博得一席之地。
麥道軻及其小組幹出了一番成績。在匯豐銀行的密切配合下，殖民地恢復了貨幣流通。匯豐銀行同意承.他們的職員在日本佔領期間發行的軍用票，凍結一切戰時債務，立即提供公用事業正常運轉所需的資金。香港實行了物價管制和最低工資標準，迅速提供緊急食品供應，還提供免費食物。傑克
·姬達協助傑弗裏
·赫克羅斯博士恢復漁業這一重要的食物來源。日後姬達當上輔政司，成為香港的一位傑出人物，赫克羅斯是剛剛從赤柱集中營出來的一位生物學家。香港戰後重建的速度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有魄力的建設性努力很快就收到成效。
1945年11月，香港取消了政府管制，恢復了自由企業制度。對於英國統治的信心因1941年的經歷而瓦解，此時也日漸恢復。當地華人
“驚訝於經濟恢復的速度，法律與秩序的建立以及有利於獲取財富的社會環境的形成
……佔領結束後，香港取得了值得稱道的成就，它相信商業至上
”。戰前時代的英國人幾乎全都離去，這產生了另一個重要的後果：許多以往為英國僑民保留的職位只能由葡萄牙人和華人充任。這個變化幾乎完全是有利的，不過其全部意義尚待時日才能充分顯現出來。
英國選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外交部反對楊慕琦爵士重返總督府，認為任命楊慕琦即意味.決意維持戰前的狀況，而香港實際上已不可能再恢復戰前的狀況。夏愨海軍少將批准了要求給予香港華人更多公平待遇的《
1946年度展望》。羅景文爵士在重建的立法局的首次會議上明確指出，必須促進
“本殖民地的整體利益，而不是某個特殊社會階層的利益 ”。
楊慕琦對代議制政治的好處深信不疑，無須羅景文的提醒。他的第一項舉措是建議修訂《香港憲章》，以期使
“本地區居民更充分、更負責地參與自身事務的管理 ”。
楊慕琦爵士把香港稱作一個地區而不是一個殖民地，這是意味深長的，預示.英國工黨政府在非殖民化問題上的態度。第二年，英國承認印度、巴基斯坦和緬甸獨立。關於香港的建議沒有這麼引人注目，楊慕琦爵士詳細闡述了一份計劃，把
“重要的政府職能 ”轉交給 “一個基於完備代議制的市議會 ”。這項建議以
“楊慕琦計劃
”聞名，雖然楊慕琦實際上只是轉述一個殖民地部戰時委員會擬定的意見。在倫敦英商中華社會的那些香港大班的支持下，該委員會建議把市政局徹底改組為一個民主
機構，同時擴大立法局的代表權。 (51)
總督做出決定之前，要求全體居民充分討論，以便能夠在是年年底之前最終確定方案。政府收到不少反饋意見，
8月26日，楊慕琦爵士公佈了令人滿意地達成一致的方案：立法局三分之二的席位由直接選舉產生，華人與非華裔人選各佔一半，其餘席位由代表團體任命。在立法局，官守議員與非官守議員人數相等，從而使總督掌握了否決權。作為代議制機構，市議會的長處在於可以把選舉權擴大到全體成年人，不論是否屬於英國臣民，而立法局的投票權被認為必須限於只佔總人口一小部分的英國臣民。
這些建議迅速發往倫敦，從此陷入了沒完沒了的討論和拖延。下院倒沒有多少分歧，
1945年5月16日的議會辯論中，伯裏的保守黨議員沃爾特 ·弗萊徹要求政府
“明確確定香港和租借地區公開地、不折不扣地維持現狀，在未來長時期內不會有任何變動
”。7月29日，下院又進行了一次相當混亂的辯論，戴維
·里斯－威廉姆斯上校（後來成為奧格莫爾勛爵）認為
“中國的民主力量（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界定）並不希望看到香港移交給國民黨政府
”。艾弗 ·布爾默－托馬斯代表政府宣佈： “香港引入穩定政體一事頗有進展
……我們已經建立了一種更為民主的機制，包括一個市政當局 ……草擬了
10年經濟增長計劃，採取了一切必要步驟來維持穩定，促進經濟增長。 ”“建立
”一詞用心良苦，給人的印象是憲政改革走在了實際情況的前面。沃爾特
·弗萊徹代表在野黨同意，
“我們大家都堅決主張本地人的代表應占較大比例的原則
”（不論在香港歷史上“本地人 ”一詞曾經意味.什麼）。他又指出
“目前要在香港做這樣一件事，恰逢一個極其危險的時刻 ”，還補充.已有超過
100萬難民湧入香港。
下院雖然給人一種香港已經取得重大成就的印象，詳細的議案卻花了3年時間才制訂出來。
1949年11月30日，工黨議員伍德羅 ·懷亞特質問道：
“為什麼用了長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 ”當時已是殖民地大臣的阿瑟
·克利奇 ·瓊斯不得不尷尬地承認， “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取得迅速的進展
”。次日，他又受到另一位工黨議員的質問：
“他是否認為香港確實不必有某種民主立法機構，市議會的或其他形式的民主機構？
”瓊斯只得表示願意看到香港建立民主機制，還補充.：
“制定政體並非一蹴而就的事。 ”
葛量洪
造成拖延的一個因素在於新任總督葛量洪爵士，他於
1947年7月接替楊慕琦爵士。楊慕琦爵士受到日本人的虐待，健康狀況惡化，儘管他的個人品質絲毫未受影響。麥道軻認為，葛量洪是
“一個十分勝任的文官”，不像楊慕琦那樣傾向於 “冒險和革新 ”，也缺乏前任的
“想像力和個性”。葛量洪爵士抱負很高，是個 “機敏的、看上去很時髦的人物
”。他出身於桑德赫斯特陸軍學院和劍橋大學，曾先後效力於輕騎兵部隊、倫敦帝國防務學院和殖民地部。自制、或許還不無自得的葛量洪擔任了
10年總督，在困難時期管理.香港，期間沒有受到白廳多少干預。他曾於戰前在這個殖民地擔任過
13年政務官，對香港前途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贊成楊慕琦計劃，認為必須推行一種善意的獨裁政治。他做到了這一
點。 (52)
最終提交立法局討論的方案只涉及行政局，方案規定了一種十分複
雜的選舉體制，居民是否有選舉權取決於國籍、居留時間和文化程度，結果大約有
1萬人獲得投票權。立法局本身沒有任何變化，那些認為理當首先解決立法局民主化的人士馬上提出了反對意見。於是，立法局制訂了自身改革方案，
1949年6月進行了討論。這些方案出自羅景文爵士之手，他再度成為香港事務上的領袖人物。葛量洪爵士稱讚羅景文具有“一流的頭腦，巨大的道義勇氣、見微知著的才能
……在以傳.文件方式討論複雜乏味的事項時，議員們會在文件上寫下各自的意見，我希望看看
‘景文 ’寫了些什麼，而且多半不必忍受.讀其他備忘錄時的那種
單調乏味。他總是能夠切中要害 ”。(53)
在討論過程中，
“M.K.”（羅景文）梳理出香港憲政改革必然面臨的首要難題：種族問題。英國臣民的人口資料是
193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他們所屬的種族背景如下：
華裔 61，640人
歐裔 6636人
歐亞混血 717人
葡萄牙裔 (54) 1089人
印度裔 3331人
其他民族 453人
總計 73，866人
英國臣民僅佔香港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人數還不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完全不具備代表性。
“M.K.”最後表示：
“我非常不贊同這樣一種主張，即認為一小部分選民選舉的議員能夠代表、而且能夠比委任議員更充分地代表本殖民地。
”立法局同意優先考慮自身的重組，把另一套方案提交倫敦，以便進行拖沓和長時間的研究。
1949年，中國局勢發生鉅變，加劇了香港人口成分的失衡。對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馬上.手進行
20世紀
20年代以來消滅共產黨人的未競事業。美國深信有一個莫斯科領導的共產主義陰謀，繼續向國民黨政府輸送大量援助，擔憂香港可能引發潛在的進一步衝突。
1947年3月，美國駐倫敦大使提出，這個殖民地應當在 “一個確定的時間
”“體面而大度地”歸還中國。
1948年，為報復平民在九龍遭槍殺，一.暴徒焚燒了廣州的英國領事館，美國方面沒有對英國表示多少同情。在重慶，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克告訴英國駐華大使施諦文爵士：
“預計香港將成為英中關係揮之不去的肉中刺
……我認為英國可能願意考慮，英國的最大利益取
決於是繼續保留這個刺，還是在某個適當時刻拔掉它。
”(55)克拉克表示施諦文對他的話表示贊同，但認為英國不會認真考慮同丟臉的國民黨談判。國民黨針對共產黨的行動沒有任何進展，他們將被無情地趕出所有的地盤。
1949年1月，北平落入共產黨之手。 4月、 5月和
10月，南京、上海和廣州相繼被共產黨佔領。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蔣介石反對者紛紛到香港避難，香港再度成為中國惟一的個人自由有保障的地方，另一批難民開始湧入這個殖民地。
1950年3月，香港人口增加到 236萬人左右。
(56)這些難民既有廣州的，也有來自更遠的地方，上海難民尤其把寶貴的人才帶入這個殖民地。轉瞬之間，上海就不再是中國的商業中心，那些使之成為商業中心的人才紛紛離去，業務也停頓了，隨即出現向香港的大逃亡。這個殖民地仍在艱難地重建日本佔領期間遭到破壞的房屋，如此大量的人口湧入給政府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許多新來者找不到住處，只得住在走廊、閣樓和馬路上，用任何能夠弄到的材料搭起簡陋的小棚。早先的難民傾向於反國民黨，新來者即使不是親國民黨分子，也多半是堅定反共的，這種情形很快就引發了尖.的對立。
1949年11月，共產黨關閉邊境，想維持傳統的自由出入政策的殖民地當局頓時長舒了一口氣。
白廳官員沒有因為共產黨的勝利而過度驚惶，他們本來就對國民黨毫無信心，普遍認為共產黨要強大得多。不過，新政權確實對英國利益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紫石英 ”號輕型護.艦受到攻擊 ——1949年4月，它在揚子江落入人民解放軍的圈套
——以及隨後戲劇性地逃.，在英國引發了異常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
1949年5月5日，在野的保守黨議員哈羅德 ·麥克米倫在下院發言，強調香港是
“東方的直布羅陀
”，必須加以捍.。倘若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他恐怕.不出個所以然。直布羅陀是通往蘇伊士運河航線上具有戰略意義的據點，即使印度獨立後，蘇伊士運河依然是至關重要的水上通道。香港的地理位置並不是咽喉要道，也沒有控制什麼關隘。工黨國防大臣
A.V.亞歷山大答覆.： “長期以來，香港就有中立和不干涉中國政治的傳統
……（政府）業已採取措施……應付可能發生的對下述狀況的破壞，即中國國民，不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可以在此地居住。
”自1941年以來，香港的警務力量翻了一番，英國還派出兩個旅的兵力前往香港充實.戍部隊。後一項行動是向中國新政權做出的警告性姿態，表示英國認真對待香港前途問題。正如葛量洪日後解釋的，英國的政策是部署充足的兵力，在足夠長時間裏抵禦任何可能的進攻，等待政府施加外交壓力。
1945年4月20日，英國輕型護.艦 “紫石英
”號闖入南京江面，遭到解放軍炮擊後.逃。
諾維奇的議員約翰 ·帕頓
——他是個工人領袖，以往的獨立工黨成員——闡述了指導此後歷屆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則。帕頓表示：
“尊敬的議員們難道從來沒有想過，面對充滿敵意的共產黨中國，我們難以無限期地維持我們在香港的地位。一旦我們開始這麼認為，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失去香港。
”帕頓得到了伍德羅
·懷亞特的支持（頗為諷刺的是，懷亞特勛爵後來轉向右翼），懷亞特指出，毛澤東肯定會打贏內戰，毛具有不同於俄國人的品質，不會是熱衷於領土擴張的斯大林主義者。懷亞特提出了一些有創意的建議，諸如擴大租借地區，用香港來交換福摩薩等等。後一項建議是
19世紀時的一種見解 ——渴望得到比這個 “貧瘠之島”更好的地方 ——的最新翻版。
艾德禮
第二年的大選中，工黨在戰後的壓倒性優勢差一點喪失殆盡，艾德禮政府在下院只掌握了
6席多數。
1951年10月，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取代工黨，英國推行非殖民化的熱情顯著消退。不過，
1952年5月16日，在葛量洪支持下，新任殖民地大臣奧立弗
·利特爾頓仍然把經過修正的楊慕琦計劃提交內閣，他在備忘錄中寫道：
香港的憲政改革在戰後即已做出承諾， 1946年以來一直在審議之中。我於
12月份訪問香港時，總督向我表示
……改革沒有任何進展的事實已經開始引發騷動，他認為越來越難以長久地控制局勢。
他指責外交部應對延誤負責：
早在
1950年年底，這些建議就已獲通過，但在外交部的要求下擱置起來，理由是由於沒有規定廣泛的華人選舉權，或許會激起一場宣傳運動。
但是，目前所有部門都已經同意：
外交部、英聯邦事務部、國防部都已經解決了問題
……各個部門一致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57)
然而，就在新舉措公佈前夕，一個包括立法局、行政局最重要的議員在內的代表團造訪了總督，請求總督
“終止這個將毀滅香港的瘋狂舉動”，他們表示， “沒有人真正要求
”擴大選舉權。僅僅數月之前，葛量洪才告訴殖民地大臣，要求改革的 “騷動
”極其強烈，乃至他認為 “越來越難以控制局勢
”，此刻他卻接受了代表團要求放棄該方案的建議。消息傳到殖民地部，官員們無不目瞪口呆，
“他們恨得咬牙切齒，只得繳械投降： ‘葛量洪，內閣批准了你的方案。
’”利特爾頓並不介意告訴內閣的同事.自己改變了主意，他在備忘錄中寫道：
“我很遺憾不得不再次打擾內閣
……（在與那位總督討論後）我提議不再推行這些改革，等到條件更成熟時再.。 ”
葛量洪爵士在自傳中寫道，殖民地大臣同意放棄憲政改革，原因在於“這個問題不會引起英國選民的興趣
”。1968年，他在一次未播出的電台採訪中更直白地透露了許多內情：利特爾頓
“非常想否決該方案，任何一屆英國政府惟一關心的就是重新執政，而英國選民根本不在乎香
港”。(58)1951年時，情況確實是這樣，以後也依然如此。
經常有人提出，楊慕琦方案悄無聲息地夭折，意味.香港政府喪失了在不招致中國干預的情況下引入民主機制的最後機會。從另一個角度來.，楊慕琦方案提出的有限選舉權把如此眾多的居民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也有可能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強大阻礙。
(1)關於英國戰前心理的分析，請見巴內特：《對戰爭的評估》（ Barnett，The
Audit of War），第一章。
(2)克拉克 ·卡爾致哈歷法克斯勛爵， 1938年11月11日，英國外交文件（
Documentson British Policy III），第三編，第七卷，第 233頁。
(3)卡多根：《日記》（ A.Cadogan，Diaries），第 310頁。
(4)引自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289頁。隨.新材料解密，人們才逐步瞭解到克賴琪避免戰爭的努力。羅伯特爵士堅信，日本內閣大多數成員以及山本海軍上將都反對對美國開戰，而且會接受和解的安排。研究這個問題的著作有克勞森：《珍珠港：最後的審判》（
Henry Clausen，Pearl Haror：Final
Judgement），以及拉斯布里傑：《珍珠港的背叛》（ James Rus bridgeand Eric
Nave，Betrayalat Pearl Harbor）。
(5)
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第三卷，第
551頁。
(6)
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第三卷，第
157頁。 (7)海軍部檔案，（ Admiralty（ADM）116/427181）， 1940年。
(8)
英國內閣檔案（ Cabinet（CAB）80/51）。
(9)
關於日軍進攻和佔領香港的歷史，最佳著作是安德葛：《香港之蝕》（
Endacottand Birch，Hong Kong Eclipse），見第 327頁註釋
16。關於印度軍隊的作用，請見巴加瓦與薩斯特里：《印度軍隊第二次世界大戰作戰史》（
Bhargavaand Sastri，Official History of the In dian Armed Forces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0)此處及下文關於戰事的引文，引自內閣歷史系列（ Cabinet History
Series，PRO）。 (11)遠東總司令部致陸軍部電， 1941年12月11日。
(12)安德葛：《香港之蝕》，附錄六所引戰後美國的報告。
(13)丘吉爾，前引書，第三卷，第 562頁。 (14)丘吉爾，前引書，第三卷，第
563頁。 (15)瑪土撒拉是《聖經》所述的一位壽高
969歲的老人，人們以此比喻年高的人。 ——譯註
(16)
波茨：《戰時日記》，手稿藏於香港大學香港文獻（ Potts，‘War Diary’inms.in
Hong Kong Collection，
HKU）。伯雷索：《香港防禦部隊》，手稿藏於羅茲圖書館（ H.Boletho，‘Hong
Kong Defence Force’ms.in Rhodes House Ind.Oc.C.108）。
(17)
引自萊德：《英軍服務團：香港的抵抗運動》（ E.Ride，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Hong Kong Resistance），第 3頁。
(18)
李樹芬：《香港行醫》（ Li Shu－fan，Hong Kong
Surgeon）；斯特里克，載伯奇、科爾：《日佔時期》（ J.Sterickerin Birchand
Cole，Captive Years）。
(19)
《斯托基公司》是吉卜林的一部小.。 ——譯註
(20)詹遜，未分類檔案，羅茲圖書館（ Gimson，Unclass.Wm/194）。
(21)
萊斯布里奇：《香港的貪污》（ H.J.Lethbridge，Hard Graftin Kong
Kong），第 47頁。
(22)安德葛：《香港之蝕》，附錄五所引詹遜日記，藏於羅茲圖書館（
Ind.Oc.Mss.222）。對於詹遜來.，發現大班比政府官員更受信任，必定是十分惱火的一件事。
(23)請見吉汀斯：《融會東西》（ J.Gittins，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陳偉.，前引書，第 118頁以下。
(24)金，前引書，第三卷，第 12章。
(25)塞爾.－克拉克：《時光的足跡》（ Selwyn Clarke，Footprintsin the
Sands of Time）。
(26)關於英軍服務團的非凡經歷，請見萊德前引書。
(27)引自安德葛：《香港之蝕》，第 98頁以下。 (28)李樹芬，前引書。
(29)1943年1月10日。萊斯布里奇，載伽維、阿加西，前引書，第 112頁。
(30)塔齊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歷， 1911—1945年》（
B.W.Tuchman，Stilwell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in
China，1911—1945），第 300頁。
(31)墨西哥戰爭是指
1846－1847年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戰爭。戰爭的結果，墨西哥把相當於現在美國的新墨西哥、猶他、內華達、亞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亞等州的領土割讓給美國，得款
1.5億美元。 ——譯註
(32)索恩：《同盟者》（ C.Thorne，Allies ofa Kind），第 25頁。
(33)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外交政策》（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 cy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五卷，第
533頁；赫爾：《回憶錄》（ C.Hull，Memoirs）第二卷，第
1596頁；塔齊曼，前引書，
1941年7月，法國維希政府把印度支那的戰略控制權交給了日本。
(34)赫爾，前引書，第 1599頁；伍德沃德，前引書，第 59、60章。
(35)艾默裏，前引書，第二卷，第 955頁。 (36)外交部檔案（
CO825/35/55、104/1942）。 (37)羅茲圖書館（ Ind.Oc.300），
1942年12月22日。 (38)塔齊曼，前引書，第 518頁。 (39)伍德沃德，前引書，第
519頁。 (40)索恩，前引書，第 640頁。 (41)索恩，前引書，第
573頁；赫爾致羅斯福， 1943年12月2日。 (42)吉爾伯特，前引書，第五卷，第
1183頁。
(43)杜魯門：《回憶錄》（ H.S.Truman，Memoirs），第 106頁。 (44)同上，第
380、383頁。 (45)詹遜日記，安德葛，前引書。 (46)與哈迪少校的私人通信。
(47)
吉布森：《淡水》，載《布萊克伍德雜誌》（ J.Gibson，‘Sweet
Waters’，Blackwood’s Magazine）， 1946年1月。
(48)希爾：《香港的淪陷》，羅茲圖書館（ Hill，‘The Fall of Hong
Kong’，Rhodes House，Ind.Oc.S73）。
(49)
麥道軻在香港的作用，請見多林森：《英國在遠東的軍事管制， 1943—1946年》（
F.S. V.Donnison，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in the Far
East，1943—46），第 203頁以下；曾.生：《被擱置的民主》
（S.Tsang，Democracy Shelved）。
(50)萊斯布里奇，載伽維、阿加西，前引書，第 127頁。
(51)關於楊慕琦計劃的詳細討論，請見曾.生前引書，要理解戰後英國試圖設計某種代議制政府體制，曾
.生的著作是必讀的；另見多林森前引書，第 138頁。
(52)對葛量洪的評價，請見曾.生前引書第 viii頁、第 186頁以下；迪克
·威爾遜：《香港！香港！》（D.Wilson，Hong Kong！Hong Kong！）。
(53)葛量洪，前引書，第 110頁。
(54)在香港， “葡萄牙人 ”一詞也用來指有葡萄牙語姓名的華人。
(55)
《美國外交文件集》（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年，第七卷， 1947年3月4日； 1948年，第七卷， 1948年1月20日。
(56)同上，
1947年，第七卷：香港被描述為 “持不同政見者的最佳庇護所
……華人資本的安全島，中國南部惟一有出版自由的地方 ”。
(57)外交部檔案（ C52165）。
(58)葛量洪，前引書，第 112頁，葛量洪接受克羅澤電台訪問記錄，
1968年8月2日，羅茲圖書館（BR.Emp.288）。
第十五章 在夾縫中生存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態度
戰後歷任香港總督及其同事發現，香港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北京）和中華民國政府（台灣）都把香港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也都暫時擱置主權要求，在這個殖民地展開針鋒相對的活動和宣傳。美國政府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力扶持台灣當局。為了進行反共產主義聖戰，美國大肆利用香港的間諜設施，竭力阻礙香港經濟的發展。作為香港名義上的主人，英國政府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上極為重要）與美國（經濟上不可或缺）之間，只是聽任事態的發展，避免開罪中美兩國。在香港居民看來，這些強國往往無視他們的利益，真正為他們.想的是殖民地當局。
新中國開國大典
英美兩國遲遲未能真正把握戰後的亞洲局勢。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直到
20年之後，這一事件的戰略意義才開始在英國政策中有所反映。時至今日，英國政府仍沒有給予充分的認識，仍然認為英國是一個世界強國。
1949年10月，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在北平（隨即改名為北京）宣告成立。不久，國民黨在福摩薩
——即現今的台灣——偏安一隅，建立起冷酷無情的獨裁政權，美國花了
20年時間才認識到這個政權並非中國中央政府的事實。英美兩國的這些錯誤觀念延續了很長時間，其影響波及到香港。
中國內戰時期，美國人用感情用事的援助支撐.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國民黨失敗後，美國的援助不減反增。美國輿論似乎無法相信，蔣介石
——得到他的夫人及其掠奪成性的家族扶持
——不過是一個小集團的腐敗無能的領袖，這個小集團讓中國人民大失所望，還竊取了美國提供的成億美元資金。美國人炮製了一個神話，邪惡的共產主義控制了東方，台灣和金門、馬祖列島是陷入重重圍困的民主世界的前哨。雖然有證據表明國民黨內部貪污蔓延，杜魯門政府依然不願批評這個眾所周知的腐敗的獨裁政權。不僅在台北，此前在重慶和上海時也是如此。更讓人吃驚的是，雖然杜魯門袒護蔣介石政權，蔣的代表卻在
194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公開支持共和黨。他們預計杜魯門的對手托馬斯
·杜威將獲勝，所以授予杜威 “青天白日勛章 ”。
歇斯底里的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即便是頭腦清醒的人也很難質疑蔣介石的神話。美國國務院內外的
“中國通 ”認為
“蔣介石及其歷史短暫、掠奪成性、消極厭戰的軍隊不能代表未來的方向
”，結果卻 “遭到約翰·福斯特 ·杜勒斯和國會山麥卡錫主義分子的嚴厲斥責
”。巴巴拉 ·塔齊曼斷定， “恣意的攻擊和殘暴的 ‘恐怖統治 ’席捲美國對華政策
……妨礙外
交部門做出獨立判斷 ”。(1)
工黨外交大臣貝文
不可否認，人們在一段時間內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必須確立普遍承認的合法邊界。人民共和國面臨許多當務之急的問題：聯合國在朝鮮的行動，英國在馬來亞的軍事行動，對台灣的領土完整事實上的承認，與印度在拉達科邊境地區的混戰，與蘇聯關係的確立，以及對西藏（客氣地.）重新行使宗主權。到
1962年，這些問題都已解決，儘管還有不少麻煩，但已經很難動搖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決策。除了台灣和香港這兩個主要的例外，中國重新確立了歷史邊界，願意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按照正常程序進行收復台灣和香港的談判。
若干年之內，人民共和國始終有可能武力收回香港。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南下進入廣州，一路上沒有遭遇多少抵抗，人們認為新政權得到了上天的眷顧。英國工黨政府發出決意守.香港的信號，大大加強香港防禦力量，足以使武力接管變得困難重重。像工黨右翼之外的少數人一樣，粗獷樸實的工黨外交大臣歐內斯特
·貝文敵視共產主義，宣稱要使香港成為 “東方的柏林 ”。英國派出
3萬人的部隊，包括裝甲部隊和空中支援力量，以及一支航空母艦編隊，足以阻止人民解放軍的挺進。
英國執意在新興的馬來西亞聯邦抵禦共產黨咄咄逼人的滲透，在保.香港問題上的立場更為堅定。內閣達成一致意見，
“除非局勢變化，我們打算一直留在香港 ”，等到時機成熟時，
“我們應當準備與一個友好（草案中本來還有 “民主的
”一詞，但明智地刪除了）、穩定、統一的中國政府討論香港之未來
”。北京新政府沒有任何入侵的打算，當時的強硬派人士彭真 ——日後他試圖制止
“文化大革命 ”的瘋狂行徑 ——寫
道： “我們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匆忙解決香港問題是不明智的。
”(2)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僅有極少數的幾次挑釁姿態，中港現有邊界得到確認。
香港與北京的關係還算客氣（香港與廣東的關係要緊張一些），只是在
1952年的一段短時期內，雙方有過一場針鋒相對的宣傳戰。當時發生了兩起嚴重事件，中國軍隊炮擊一艘英國海軍巡邏艇，還擊落了一架民用飛機，兩起事件都造成了人員傷亡。不過，這並未超出人們的預料，與一個剛剛建立強大革命政權的大國為鄰，必然會遭受一些損失。雙方達成妥協，因為香港對中國極具價值，中國將近一半的外匯收入來自香港；對於這個殖民地來.，對華貿易更是至關重要。
向難民分發食物和衣物
寮屋區
在此之前，香港的難民人數已經增加到將近 300萬人（一般稱這些人為 “寮屋居民
”，因為 “難民
”一詞意味.這些人逃離惡劣的環境，還意味.主人有責任安置他們，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種侮辱，也會讓香港付出鉅額花費）。新來者蜂擁而至，數年之內人數就達到香港本地人口的
4倍。他們佔據了一切能夠弄到手的設施，給潛心致力於戰後重建、時時面臨外部壓力的殖民地政府帶來巨大困難。可以想見，香港當局只是勉強接納
“寮屋居民
”，除了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之外，當局不願承擔更多的義務。黎敦義於
1950年進入香港政府部門，是當時的一批新政務官之一，他在
1991年《香港年度報告》中.述了自己的經歷：
“我必須設法甄別寮屋居民，重新安置每一個人，為他們提供用
4根界樁標出範圍的空地，供他們建造住所。政府逐步撥付少量資金，用於清理地基，修建儲水管，鋪設道路，還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但是不提供
住房。
”(3)新來者大多對政治漠不關心，覺得能夠活下來就已是萬幸，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被打擾。若.他們對政治還有一點興趣的話，那就是不同情他們企圖逃避的共產黨。左翼分子，即一般所稱的共產黨同情者，總是受到種種限制；極端的國民黨支持者對這個殖民地的安寧威脅更大。
1945年香港光復，國民黨勢力進入香港。麥克阿瑟
1945年香港光復後不久，國民黨煽動者就陸續進入這個殖民地，他們的後台是國民黨政府官員郭德華。郭德華的身份是
“香港特派員
”，這個頭銜表明了國民黨對香港的主權要求。香港的國民黨報紙不斷重申這一主權要求，呼籲台灣政府迅速收回這個殖民地。
1948年發生了一起嚴重事件，中國地方官員宣佈九龍城寨為中國領土，引發了抗議示威。警察前往該地區，並向示威者開槍，打死一名男子，打傷居民若干。在一陣報復浪潮中，廣州的英國領事館遭焚燬。
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勝利後，香港的蔣介石支持者不得不改變策略，轉而集中攻擊北京政府。他們在這個殖民地開展恐怖活動，以此來脅迫英國人。共產黨與國民黨誰更危險，英國僑民內部看法不一。.和的左翼高級教士何華民會督創辦工人學校，不止一次因為這些學校與保守的
葛量洪及其 “喜歌劇政府 ”發生衝突。按照葛量洪的.法，這些學校
“完全受共產黨控制，是共產主義和反英思想的中心
”。(4)美國人站在國民黨一邊對英國人施加壓力。美國人種種最為拙劣的做法表明，香港的國民黨勢力比何華民的工人學校更應引起政府的警惕。
香港政府不像美國人那樣欣賞蔣介石，對共產黨人也沒有好感。大多數香港人起初並不反對北京的新政府，他們認為任何變化都要比國民黨好。倫敦也有同感，英國政府略微遲疑之後，就遵循既定的實用主義原則，即承認實際控制其領土的政府，於
1950年1月承認了北京的新政權，成為最早承認北京政府的國家之一。英國繼續承認台灣的合法性
——多年之後，英國才與北京互換大使，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
——但香港必須打交道的是人民共和國。北京堅持認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暫時處於外國管治之下，因此北京與香港不可能有直接的外交關係。當時採取了一個辦法擺.窘境，由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國的利益。新華社香港分社設在中國銀行大樓，表面上是一家新聞機構，實際上完全公開地代表人民共和國。
美國依然承諾支持國民黨，猛烈抨擊英國對共產主義過於軟弱。美國公民被勸告離開這個殖民地，還關閉了一些美國公司。
1950年6月，在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下，工黨政府追隨美國譴責北朝鮮入侵南方，英美這兩個戰時盟國才恢復了友好關係。在隨後爆發的朝鮮戰爭中，中國站在北朝鮮一邊參戰，英美兩國對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應。麥克阿瑟將軍和相當一部分美國輿論希望、甚至是極力主張進攻中國。
1950年12月，艾德禮首相匆匆飛往華盛頓，勸.杜魯門總統打消進攻中國的念頭。美國政府曾多次討論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許多美國人堅定不移地相信一種莫名其妙的看法：中國和俄國正在共同實施征服
“自由世界”的共產主義陰謀。不論保守黨還是工黨執政，歷屆英國政府都設法.服美國人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必須把中國的共產主義與俄國的帝國主義區分開來，不要把中國推入俄國人的懷抱。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中國邊境擁有一個樂於合作的監聽站，好處自是不言而喻。美國充分利用了這個有利條件。不難想見，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人員編制驟然膨脹，殖民地政府為此十分為難。
1938年，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只有一名總領事、兩名領事和兩名副領事。
1953年，美國領事館達到 116人，有 4名領事和
20名副領事，管理包括他們本人在內的
1262名美國僑民。葛量洪爵士在自傳中曾談及此事，他在
1968年接受電台採訪時更直率地表示， “我對它（美國領事館）
——世界上最龐大的領事館 ——看法很差 ”，領事館職員 “敵視中國大陸的合法政府
”。尤其是中央情報局 “一度極其笨拙，我們不得不採取極為強硬的路線，讓他
們不要再如此愚蠢 ”。(5)
托馬斯 ·杜威曾訪問香港，他很難理解一個英國殖民地政府何以如此開明地
“恪守言論自由的原則
”，“英國人嚴重妨礙了我們的情報工作……（他們）反對針對紅色中國的行動，包括美國的間諜活動
”。杜威還吃驚地發現，美國的壓力並未卡住路透社，路透社向外界發送了其美國同行美聯社肯定會扣下的新聞，美聯社
“從來不會發表那種會在那些國家給我們造成損害的新聞
”（例如種族騷動）。杜威想知道，英國人如此不明智地迷戀個人自由，
“是在打板球還是玩俄羅斯輪盤賭
”？不過，杜威欣慰地獲悉，比英國更可靠的盟友法國正在從事反共產主義的鬥爭，法國將軍德
·拉特 ·德·塔西尼向他保證： “我們正在印度支那打敗
胡志明。 ”(6)
香港政府封存的兩航飛機
兩航事件是引發英美摩擦的另一個原因。
(7)內戰時期，中國兩家國有航空公司的大部分資產轉移到香港，其中包括
83架客機。毫無疑問，它們是中國政府的合法財產，問題是它們應該屬於哪一個政府？英國在當時（
1949年底）還沒有承認北京的共產黨政權，看趨勢很有可能會予以承認。陳納德和魏勞爾創辦了一家美國公司
“中華航空公司
”（簡稱華航），這家公司與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陳納德等人認為，關鍵是不能讓這批飛機落入共產黨中國之手，它們會被用來進攻福摩薩的國民黨。他們接連組建了數家公司，先是在巴拿馬辦了一家公司，後在特拉華州建立
“民用運輸航空公司
”（簡稱民航）。按照陳納德的計劃，民航將從國民黨政府手中買下這批飛機，從而造成既成事實。計劃付諸實施，首先必須.服香港政府承認其合法性，才能禁止把這批飛機移交給人民共和國。事實上，移交已經在進行，因為
12架飛機和航空公司的總經理已經飛往北京。
1950年1月4日，兩位強人拜會了葛量洪，他們是前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
“野小子比爾 ”唐諾文和前戰略情報局在華負責人理查德
·黑普納。唐諾文在會晤時出語恫嚇，要求香港當局立即把飛機移交給他。唐諾文表示，如果不是美國參戰，英國早就輸掉了戰爭。他還威脅.，如果香港當局不肯合作，葛量洪爵士本人要承受嚴重後果。恫嚇從來不是最明智的做法，總督當然拒絕做出任何讓步。不僅如此，葛量洪還禁止隨同唐諾文前來的美國檢查人員接近這批飛機。
二戰時艾森豪威爾與丘吉爾在倫敦
第二天上午，英國宣佈承認共產黨政府，事態急轉直下。案件提交香港法院，法院裁定這批飛機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財產。華盛頓威脅要對英國實施經濟制裁，北京也拒絕與英國恢復全面外交關係，潛入香港的國民黨特務炸燬了
7架飛機。美國的施壓收到了效果，英國政府雖然拒絕推翻香港法院的裁決（實際上這麼做也違法），但指示葛量洪扣留這批飛機，直到
“所有的法律程序 ”經過詳細的論證。總督感到沮喪萬分，
“我不過是個殖民屬地的總督，能向誰訴苦，即使有地方訴
苦，又有什麼用
”？不過，葛量洪採取了靈巧的騎牆手法，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向國務院報告.，總督保證
“不管案子結果如何，不會允許這批飛機從香港前往大陸 ”。(8)
整個事件直到兩年之後才有結果。
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裁決這批飛機屬於陳納德的合法財產。這個裁決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前總檢察長哈特利
·簫克羅斯爵士對這個案子的看法很能.明問題：問題在於，
“政府的行動是側重安撫美國政府還是人民中國的政府”。對於陳納德而言，這是個皮洛士式的勝利。此時這批飛機已無法飛行，況且英國政府堅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把飛機移交給福摩薩。民航公司為了把昂貴的飛機運出香港，不得不求助美國海軍，租用一艘美國航空母艦運輸飛機。第二年，葛量洪再次蒙受打擊。倫敦命令他批准台灣政府徵用一艘中國油輪，他多次提出抗議，最終仍無濟於事。葛量洪表示，英國政府
“害怕美國會對英國採取行動，卻不管中國是不是會
對香港下手 ”。(9)
這次事件還不是葛量洪最後一次為了飛機傷腦筋。 1955年，一架國民黨戰鬥機
——這次事件的有關資料從公眾能夠接觸到的檔案中清理得一乾二淨
——神祕降落在香港。英國政府花了一年時間才做出決定。葛量洪為了過上安穩日子，聽從了他的朋友、殖民地大臣艾倫
·倫諾克斯－博伊德的意見，把飛機和駕駛員交給台灣，同時對台灣
“這種濫用香港設施的行徑 ”提出恰如其分的抗議。 1956年3月14日，首相安東尼
·艾登質疑這個決定，
“懷疑是否有必要用這種肯定會激怒共產黨人的特殊步驟來歸還這架飛機
”。不過，倫諾克斯－博伊德設法使內閣相信， “總
督本人一心只想徹底擺.這種窘境 ”。(10)
英國首相艾登因為蘇伊士運河事件下台
麥克米倫是英國保守黨政治家， 1957－1963年任首相。
20世紀 50、60年代，香港的工業主要集中在紡織業。
香港工業園
當時，英國與美國的關係確實有一些不同尋常的因素。
1953年，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將軍當選總統，美國國內反共產黨中國的院外集團依然咄咄逼人。約翰
·福斯特
·杜勒斯把共產黨中國視為眼中釘，憤怒地指責英國在東南亞毫無作為。他的繼任者迪恩
·臘斯克乾脆無視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存在， “中國並非一個獨立實體，他斷言它只是 ‘一個蘇維埃的滿洲國
’，不具備任何主權性質
”。(11)很顯然，這種觀點必定在現實世界裏碰得粉碎，實際上美國對外政策在許多年時間裏始終沒有走出虛幻的世界。
1953年12月，艾森豪威爾曾經認真考慮過一旦朝鮮停戰協定被打破，就使用原子武器，看來他根本沒有認識到原子武器與常規武器的區別。
1951年重新當選首相的丘吉爾耐心勸.這位總統不要這麼做，艾森
豪威爾才收回宣佈美國 “不受約束地使用原子彈 ”的聲明草案。 (12)
然而，英國無力改變美國的政治態度。丘吉爾保守黨政府基本沿襲前任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這種政策並沒有得到國內的一致認同。外交大臣安東尼
·艾登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這種看法引起了很大爭議。丘吉爾強烈反對這種觀點，與艾登發生
“憤怒的
爭吵 ”（1954年7月4日）。
(13)首相與外交大臣的爭執最終平息，兩人同意“必須尋求一條途徑，讓紅色中國以美國能夠容忍的方式進入聯合國”。要做到這一點尚需時日，因為英國在中東急需美國的支持，尤其是1956年英國在蘇伊士運河慘敗，當時已辭去首相之職的丘吉爾把蘇伊士運河事件稱作
“一個重大錯誤 ”，“所能想到的計劃最不周密、實施最
不順利的 ”行動。
(14)丘吉爾以民間身份鼎力協助政府與美國修好，復交的重任落在新任首相哈羅德
·麥克米倫和外交大臣塞爾. ·勞埃德的身上。
1957年10月，勞埃德會晤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在會談中提出美國部分承擔保障香港安全的責任，英國相應地不再支持中國。英國政府立即同意了這個提議。
1957年10月25日，勞埃德在函件中表示：
“在未事先與美國政府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本屆聯合王國政府不會謀求或支持改變中國在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以及其他將出現這個問題的國際組織中的代表。
”
麥克米倫曾在回憶錄的初稿中清楚.明了英美之間的這些 “交換條
件”，他寫道： “作為交易的一部分 ”，英國同意
“不再迫切要求允許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
……美國則同意考慮把香港納入共同防務體系
”。這種做法顯然是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而放棄責任，政府明智地沒有公之於眾。內閣祕書讀過麥克米倫回憶錄初稿後，建議麥克米倫刪除了相關內容，公眾是藉助美國《信息自由法》才得以獲悉塞爾.
·勞埃德信件的
內容。 (15)
香港的未來就這樣讓位於更重大的國際問題。朝鮮戰爭期間，西方開始實施對人民共和國的貿易禁運，這個殖民地的經濟遭受重大打擊，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
1951年的香港政府年報把這一年.成是艱難和蕭條的年份，種種因素
“導致香港經濟陷入難以承受的境地
”。禁運有兩種形式，一是聯合國實行的戰略物資禁運，二是美國實行的禁止一切對華貿易的全面禁運。共產黨人接管過去的通商口岸之後，把外國公司逐出這些口岸，中國的對外貿易大多轉口香港。貿易禁運使這種轉口貿易大幅減少，用葛量洪的話.，轉口貿易萎縮到
“涓涓細流
”的地步。曾經參加過針對義和團的懲罰性遠征的老兵埃利班克勛爵指出，貿易禁運就如同“你把刀子交給某個人，然後告訴這個人，為了他的利益應該割斷自己的喉嚨
”。
為了實施貿易禁運，美國派出一批檢查人員充實本來就已經大大膨脹的香港領事館，確保不讓任何中國產品直接乃至間接地進入美國的自由土地。為了讓美國的禁運檢查官滿意，殖民地當局不得不證明出口貨物的意識形態純潔性。例如，蝦或許是在香港周邊水域捕獲的，但這種甲殼類動物是在哪裏生長的，是不是共產主義的滲透者？由於無法找到明確的證據.清楚蝦的來源，香港的蝦一律禁止向美國出口。鴨子出口也面臨同樣的困難。它們很可能是在這個殖民地孵化、飼養和宰殺的，但鴨蛋的來源就絕對沒有問題嗎？
麥克阿瑟將軍也插手此事，他抱怨.，雖然實施了禁運，中國仍然
能夠設法獲得重要的軍事物資，香港的貿易利潤證明了這一點。英國政府反駁麥克阿瑟的指責，總檢察長哈特利
·肖克羅斯爵士指出，這類物資的數量幾乎為零，惟一的違禁物品是一架單反照相機，很難.有什麼戰略意義。肖克羅斯進一步指出，雖然香港對華貿易大幅度下降，日本對華貿易額卻從
1950年上半年的每月 50萬元，上升到四季度的每月
300萬元，而日本當時正處於麥克阿瑟將軍的管制之下。朝鮮戰爭前的一段時期內，走私者完全克服了本已大大強化的諸般限制，在愛國主義與利潤的雙重刺激下，走私大行其道。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執，走私者不得不與.務局分享利潤。葛量洪爵士解釋.，走私者與.務官員常用的手法是，雙方約定.務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