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泰被任命為總督讓我非常吃驚，我想他會乾得很出色，這個任命不失為明智之舉，可是我也在香港，大家都認為我
乾得很不錯，這個任命就很成問題了。
”(2)金文泰很快理順了司徒拔時期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各種關係，不但與廣東政府，還與英國外交部及其駐北京、廣州的代表建立了聯繫。駐廣州總領事詹姆斯
·傑彌遜長出了一口氣，他認為司徒拔和施勛根本不瞭解中國人，
“香港的外國人甚至比中國大陸的外國人 ……更把握不住變革的性質和範圍
”。傑彌遜正確地覺察到中國 “非常敏感的民族主義精神的發展 ”，香港當局卻對
此“無動於衷，十分愚蠢地一無所知 ”。(3)
這位新總督謁力爭取輿論的支持，他得到日後成為行政局議員的羅旭龢和周壽臣的幫助。羅旭龢得到一筆政府津貼的扶持，出版了一份在這個殖民地和華人中有眾多讀者的反共報紙。金文泰力圖鞏固這一成果，抱怨倫敦禁止他展開
“防禦性的反宣傳
……我希望上次大罷工的教訓在本地勞工界形成足夠強的輿論，使人們相信，相對於肆虐的工會暴
政，資本主義剝削的鞭子還算仁慈的
”。(4)金文泰認為必須猛烈回擊共產主義宣傳，只有那些盲目輕信的人才會相信政府為了保障橋樑的安全而把幼兒埋在橋底下的傳聞。但是，印度旁遮普發生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大屠殺之後，下述傳言就不是空穴來風了：
“1919年，昂澤黎〔？〕部族
1萬多人在公園集會，結果遭到英國士兵用機關槍掃射，全部罹難。
”殖民地部並未密切留意這個殖民地的民意， 1927年2月21日，殖民
地部助理次官沃爾特 ·埃利斯寫道：
“我認為不必理會那種認為香港華人‘秉性忠誠
’的.法。中國佬一無所有，勢必會感謝上蒼讓他們生活在英國正義護佑、而不是軍閥和共產主義者控制的香港。
”(5)
廣東政府全面支持罷工者，罷工者的行動很快就失去控制。他們要求資方徹底讓步，恢復工作，發放金額超過
2000萬元的罷工津貼和賠償。香港政府不願輸得如此灰頭土臉，經過毫無成效的磋商，金文泰決定轉而採取強制措施。這個決定遭到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約翰
·白利安爵士的強烈反對，卻得到殖民地部的大力支持。自去年 11月以來，利奧
·艾默裏執掌殖民地部，總是樂於表現出一種極端的帝國主義姿態，艾默裏在自傳中寫道：
“中國咄咄逼人的反歐民族主義的發展
……導致我們與外交部發生巨大分歧，外交部主張採取綏靖政策，我們更關心英國企業在香港這樣一個繁榮的殖民地的既得利益
……但是， ”他不無遺憾地
補充.， “面對華人的抵制，香港幾乎束手無策。 ”(6)
抵製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其中包括不能賒賬這樣令人難以忍受的不便。法國外交官保羅
·莫蘭幸災樂禍地報告.：
香港正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
……革命的中國通過令其商業破產，竭力一點一點地使這座城市屈服
……通常在這些地區買任何東西都可以簽單，就連雞尾酒也可以賒賬。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旅館和商店貼出告示，提醒人們：
“請付現金 ”。(7)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發表講話。
不過，事態正朝.有利於這個殖民地的方向發展。孫逸仙去世後，蔣介石掌握了國民黨領導權。蔣介石曾在日本軍隊受訓，到莫斯科考察過紅軍的體制，他被任命為黃埔的軍事學校校長。他以這所軍校為基礎，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軍隊，日後憑藉這支軍隊重建中央政權。蔣介石的第一個舉措是發動向上海和南京的北伐，這就需要鞏固他在廣東的地位。
1926年3月，蔣介石支持者發動政變，解除了共產黨人的武裝，從而大大緩和了局勢，白利安稱之為
“一次徹底的大轉向 ”。6月，蔣介石提出一項 “八點方案
”，其中之一就是結束抵制。至此，秋後算賬是遲早的事了。英國皇家海軍小規模地炫耀武力，驅趕碼頭上的示威者，香港政府也堅決拒絕給罷工者任何金錢補償，進一步加速了抵制的結束。
1926年10月，在沒有獲得任何補償的情況下，抵制靜悄悄地結束了。陳劉潔貞博士言中肯綮地指出：
“很顯然，罷工和抵制的結束是廣東政府使然
……教訓沒齒難忘。金文泰在香港任職的其餘時間裏始終確信，為了這個殖民地的安寧，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善和維護與廣州的友好關
係。 ”(8)
在罷工和抵制的連續打擊下，香港蒙受了嚴重損失。陳劉潔貞認為， “相當保守的
”估計是每週損失 500萬英鎊，財產損失高達 5億英鎊。
1927年4月6日《泰晤士報》的估計要低得多，為
1億英鎊。必須注意的是，這些數字都包含因財產價值縮水導致的無形損失，這些損失顯然能夠挽回，也確實挽回了，只有在危急情況下出售資產才會造成實際損失。流通損失應該從銀行賬.上反映出來，在危急的
1926年，最大一家銀行匯豐銀行獲得了創記錄的港幣收入，英鎊收入也只是略有下降。即便如此，罷工和抵制對香港的貿易無疑造成了嚴重而持久的損害。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圖為南京國民政府成員合影。
蔣介石的北伐最終取得了成功。到
1928年，國民黨以及配合北伐的地方統治者已經控制了大半個中國。滿洲是個重要的例外，地方軍閥張作霖在那裏建立起半獨立的政權。此外，毛澤東領導的一些忠誠的共產黨人依然留在江西。中國的新首都建在南京，遠離危險地毫無屏護的北京（當時更名為北平）。地區衝突仍時有發生，
1929年，廣西、廣東兩省發生了一場小規模內戰。內戰結束後，兩省又聯合起來與南京對峙。與中央政府的衝突結束後，兩廣地區仍處於半自治狀態，享有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繁榮。中國其他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發展，儘管農村地區依然落後。
1928－1937年的南京政府似乎要成為國民黨統治下新中國長治久安的開端。這個政權得到列強的承認，各國使館也從北京遷到南京。中國陸續收回因西方侵略喪失的權益，日本和英國把青島和威海.歸還給中國。國際間以務實的方式表達對中國的同情，降低拖欠公債的賬面價值，重新談判相關條件，還安排了新貸款。非常有意思的是，一個咄咄逼人的獨立民族主義國家簽署的這些協定，其條款幾乎與半個世紀前簽訂的那些被視為帝國主義剝削的條約如出一轍。
1928年6月東北易幟後，張學良與國民政府代表張.等合影。1927年，英國第一艦隊在香港維多利亞海灣。
在罷工的高潮階段，施勛於 1925年8月21日寫信給妻子：
“我確信即將發生一場鉅變，人民意識到被愚弄後，廣州的俄國人將面臨可怕的懲罰。
”(9)懲罰臨頭的時間略有推遲，最終在
1927年12月殘酷地.現了。斯大林指示廣州的代理人組織一次起義，指示得到忠實執行。起義導致了常見的暴行、破壞和傷亡，隨後建立的短命的公社未能獲得多少支持，被國民黨軍隊迅速撲滅。鎮壓造成了更大的殺戮，
6名仍留在領事館的俄國人中有
5人遇害。此後，廣東先後被多個國民黨派系控制，在
派系交替期間比較穩定，變得日益繁榮。
(10)過去的嚴酷被遺忘，金文泰訪問這座城市時感受到 “一種熱情洋溢的親英情緒
”。
與暴力事件不斷的廣東相比，香港無異於風平浪靜的避風港，生活也恢復了常態。從許多方面來看，香港並非一個有魅力的地方。
1902年，政府頒佈了一項條例，延續了自設立山頂保留區以來的種族隔離。這項條例僅以.生這個似是而非的理由（華人滅蚊的能力受到懷疑），把九龍
2萬英畝土地劃撥給歐洲人。自最初的時期以來，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已經改變，這與印度的情形頗為相似。最早的殖民者認為，他們遇到的中國人奇特、富於魅力，往往不好對付，不時有一些令人欽佩的人物，當時英國人至少是把中國人看成獨特的同類。
1842年，按察司與皇帝的叔父共舞；璞鼎查和耆英交情甚篤，璞鼎查手下的外科醫生理查德
·伍斯南還曾為 “可憐的老伊里布
”去世傷心落淚。但是，這些中國人都是大權在握的帝國高官，他們往往頗具魅力。殖民地建立之後，西方人接觸的是地位卑微的華人，僕役、店主，充其量是買辦或商人。這樣一來，香港的種族歧視之外又加上了社會歧視。香港的西方人也並非來自社會頂層，除少數人外，文職人員大多來自社會下層。以往那些指揮艦隊、影響政府決策的顯赫大班已經隱退，留下來的是經商的商業人士，這些人往往卓有成就，卻不再有大班那樣的威風。
在某些場合下，情況也會有些許變通。 19世紀
50年代，香港社交界就接納了一位華人，即高和爾的妻子。她讓自己的孩子在大教堂裏受洗，還設宴款待過劇團經理阿爾伯特
·史密斯，史密斯與她一家人度過了“此行最愉快的一個晚上
”。高和爾夫婦是大教堂的重要支持者，還為多達
24人的家眷延聘了一位私人牧師。宗教界本應主張人人平等，卻變得墨守成規，至少英國國教徒是這樣，他們死抱住社會等級觀念不放。不從國教者比較開明，
1877年，倫敦傳道會的羅爾小姐描述了一次有華人家庭參加的宗教儀式：
他們使儀式具備一種社會功能，嬰兒被帶來參加儀式，由母親負責照料，男女小孩同嬰兒一道玩耍
……就連家犬也與小傢伙們逗樂 ……像一次沉默的野餐
……歌聲聽起來有點可怕……凡是識字的人都覺得有義務把歌詞大聲喊出來，就像祭祀巴爾神的司祭那樣，他們以為
上帝睡.了。 (11)
高和爾不但是虔誠的英國國教徒，還是共濟會成員。多年前，共濟會香港分會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吸收華人入會，最晚到
1895年就有這樣的記載：
“總會強烈反對批准華人加入共濟會。我們不幸已經讓一兩個這
種民族的人加入了分會，他們的人數不會再增加了。 ”(12)
1869年艾菲的香港之行可以看作是一個分水嶺，此時香港的英人社會已略具雛形。總督與常任官學生位於社會的中心，與駐軍總司令、會督（當然是英國國教的）和大班構成了金字塔的頂端。這是一個人數很少的集團，加上他們的妻子共有
30人。那些體面的人士，太平紳士、主要的陪審員、各個行當的業主，大概有
300人。接下來是部屬、職員和店主。少數猶太人、亞美尼亞人、葡萄牙人和帕西人也得以躋身這個社會。他們清楚自身的地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在許可的範圍內發財致富。在這個社會之外，有一定數量的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兒，他們心安理得地擔任基層文員和低級行政職務。從個人所屬的俱樂部可以清楚地判斷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精英分子是香港賽馬會和香港俱樂部的成員，維多利亞俱樂部則允許其他人士入會，德國人有自己的俱樂部日爾曼尼亞俱樂部，葡萄牙人有盧西塔尼亞俱樂部。板球俱樂部和業餘劇團廣泛網羅人才，薩勒敦勛爵的牧歌俱樂部也是如此。
不久之後，有一兩位華人進入英人社會，不過始終沒有被完全接納。何啟爵士是第一位進入英人社會的華人，他兼具東西方背景，堅持認為華人是與眾不同的。在他看來，一些歐洲人似乎
“忘記了在中國土生土長的人與來自歐洲的人之間有.廣泛的文化差異。他們容不下習
性、習慣、生活方式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上的差異
”。(13)何啟曾勸.盧押，隨地吐痰當然令人不快，但不應該、實際上也無法禁止華人這麼做。何啟認為華人不反對種族隔離，但第二代華人爵士羅錦文在取消住宅隔離（直到
1946年才實現）之際強調， “完全是由於種族歧視的緣
故……華人居民十分堅定而強烈地反對這一舉措 ”。(14)
格蘭維爾 ·夏普出資創辦以其妻子
Matilda的名字命名的醫院，明德醫院是醫院的中文名稱。
明德醫院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改變辦院方針。明德醫院開辦於
1906年，這家按照商人格蘭維爾 ·夏普的遺囑，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醫院，
“主要是為了給予無助的病人幫助、照料和幸福 ……尤其是
……窮人、無依無靠者、被拋棄者和孤獨者
”。惟一的條件是病人必須是白人（1940年，一位美國婦女被禁止與華人結婚，很顯然，正式提出來的原因是民族而不是膚色。
“華人不得入內
”被普遍視為理所當然，無須令人尷尬地加以明文規定）。夏普是個頗受尊敬的商人，不加掩飾地流露出白人至上主義的態度。他在
1896年時寫道：
“以前我們太仁慈了，我第一次來香港時，每個中國苦力都會.帽致敬，站在一旁為你讓道。如今你還能見到有苦力這麼做嗎？我們沒有發揮我們確定無疑的優勢，我們
必須用權威來統治。 ”(15)
夏普抱怨歐洲人以往那種無動於衷的無情態度有所軟化，這種態度已被令人氣憤不已的自命不凡所取代，華人對此深惡痛絕。
19世紀 70年
代，一位華人紳士抗議自己未得到他的同事都享有的 “先生
”的尊稱。公共場所不允許有正式的種族隔離，這並不能杜絕為能否進入博物館，或能否在公園裏坐相同的椅子所發生的爭執。
1908年，甚至有人提議要專門為外國人保留一些停車場地和部分公交設施。
“當然， ”陳劉潔貞博士
評論.， “如此露骨的歧視性立法沒有成為現實
”，(16)它所體現出來的心態卻是毫不掩飾和十分普遍的。事實上，香港確實存在制度化的歧視。例如，華人不能獲得東方殖民地政府部門的高級職務，直到
1942年，殖民地部才取消高級官員必須是 “純歐洲血統 ”的要求。甚至到
1992年，香
港的最高職務仍全部由英國官員出任。
(17)這種情況與印度事務部形成了鮮明對照。印度事務部是一個頗受重視的部門，自
19世紀
20年代以來，它一直鼓勵印度籍求職者擔任最高職務。在錫蘭，最高級職位有三分之一由錫蘭人擔任。在香港，即便是那些在帝國其他地方總是由當地人充任的低級職位，也只留給外來的白人。政府宣稱，一旦面臨危急時刻，無法依靠廣東籍警察管制他們的同胞，他們無力或不願對抗罷工者的威脅。政府招募歐洲人、印度人以及威海.的中國人來代替廣東籍警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華人才得以在警界擔任副幫辦之職，但仍需聽命於職位比他們低的英國警察。到
1946年，極端保守的警察司辛士誠仍舊維護這種不可原諒的政策，還希望禁止種族間通婚。在香港其他政府部門，完全是出於種族上的原因，歐洲人
——他們多半不是僑民，而是就地招募的
——從事與華人相同的工作，報酬卻比華人高。從試用期文員到.生官員，華人與歐洲人在所有級別都受到區別對待。
華人在警界只能擔任低級職務，直到二戰前夕，這種狀況才略有改善。
斯特娜 ·本森
斯特娜 ·本森時期香港英國人的婚禮
這種做法並未招致人們想像的那種明顯不滿。
1936年，羅景文爵士甚至表示華人並不期望獲得與歐洲人相同的薪水。
(18)同時，還應考慮到華人自身的種族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歧視帶來的最惡劣的影響。華人一般不會特別希望與歐洲人一道消磨時光，與印度人不同，華人從不打板球和馬球，既不騎馬狩獵，也不會熱切地仿效英國中產階級的風俗。漢族人認為自己幾乎與人類其他種族完全不同，其他民族在注意到華人的進步的同時，必定時常懷疑華人的這種信念是否有問題。如果那些散發.刺鼻的汗味、吃奶酪的西方人想保持他們令人反感的習慣，華人是不會有怨言的。英國高級官員是可敬的，華人社會本來就有尊重權威的傳統，這些大人物出於種種實際的考慮不去貪污受賄，就更值得敬重了。人們對於這樣一個事實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憤恨，即不論是哪個種族的低級官員都不會放過小撈一筆的機會。過去，人們一直默認官員的手下，即衙役，憑藉他們的職位撈油水，所以現代的跟班、聽差之流乾同樣的事情，未必會引起怨恨情緒。平民與警察或其他官吏發生小摩擦，總是適度地送點禮物息事寧人，乃是常見的慣例，不會引起多大的憤怒。
在香港，其他民族的居民很可能因為某些英國人的態度受到傷害。葡萄牙人歷來受人輕視，只能擔任低級職務。以前曾有人數次提議讓葡萄牙人進入立法局，直到
1927年，葡萄牙人布力架才被任命為立法局議員。較之葡萄牙人遭受的侮辱，下院議員亨利
·諾曼爵士對猶太人的侮辱更加露骨。他把香港俱樂部門廳的猶太人稱作
“以黑人小隊聞名的古怪小分隊，從他們的巴勒斯坦人的面容和斯皮特菲爾德口音就可以認出
他們 ”。(19)布力架本人在反對制度化的種族主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1921年，他勸.剛剛成立的聯誼會致力於 “消除種族歧視 ……不分種族、階級或宗教
”。協會主席亨利
·普樂想證明並不存在種族歧視，在羅景文的支持下，布力架獲得了勝利。此後，香港在這個方面再沒有取得
任何進展。 (20)
愚蠢的勢利和頑固地恪守禮儀，使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內部發生分化。小.家斯特娜
·本森在日記裏十分客觀地描述了 20世紀
30年代初這個殖民地的狀況。斯特娜是個成功的作家，她的丈夫是中國海關.務司詹姆斯
·奧戈曼
·安德森，因而在香港社交界擁有穩固的地位。斯特娜的看法直截了當、不落俗套，往往危及她的社會地位。她對香港並無偏愛——“這是個乏味的地方
”——雖然她喜歡航行和游泳。她對香港社會的狹隘感到厭煩，
“這裏沒人讀書，沒人對歐洲政治感興趣
……實際上，這裏甚至沒有人喜歡最起碼的誠實 ……人們的面孔冷若冰霜，除非
是談論娛樂和天氣
”。(21)閒聊是主要的消遣，施勛如實地向妻子轉述了一些最重要的話題：
“至於布羅克斯厄姆上尉的婚事，情況是這樣的：在春天，一個雜耍劇團兩度來本地演出，其中一個節目是
6位年輕女士跳一種名叫 ‘利·懷特的美人
’的舞蹈。您的朋友哈里曼欽慕其中一位女子，還買了一枚戒指，據.她在馬尼拉把戒指當掉了。讓我們大吃一驚
的是，布羅克斯厄姆上尉與另一位女子奧黛麗 ·瓊斯訂了婚。 ”(22)
當作家、索瑟恩女男爵貝拉 ·伍爾夫向她求助時，斯特娜
·本森找到了有益的消遣。貝拉 ·伍爾夫是維吉尼亞
·伍爾夫的小姑子，她在自己的平庸之作中很少提及這層親戚關係。作為輔政司的妻子，索瑟恩夫人（她當時還未被封為女男爵）負責接待二等英國居民，
“她耍了一個聰明的計謀，設法把九龍家道衰微的貴婦人和太平山家道興旺的貴婦人”一起拉到茶會上，她邀請後者
“使這些下層社會的人變得優雅 ”。
1931年8月18日的茶會上，斯特娜讓氣氛活躍起來，她 “淘氣地
”教“索瑟恩夫人和兩位很正派的華人，周和唐，玩撲克
”。斯特娜並不喜歡索瑟恩夫婦，她在日記中寫道：
“索瑟恩先生為人還欠火候，他相當英俊，但不知何故顯得軟弱，不夠厚顏
……就像個小.糰。索夫人十分精明、坦率，不知怎麼的，她那十分討人喜歡的做派使你覺得她的職責就是支持丈夫的事業，很奇怪她會是列奧納德
·伍爾夫的姐姐，她可一點也不聰明。 ”
當時香港華人和英國人中產階級
1936年總督府
斯特娜敏.地注意到香港社會的特點，
“香港的女孩子似乎與倫敦那些在公共汽車上層後座上唧唧喳喳..蠢話的女孩屬於同一個類型”，熱衷於
“奴隸般地向男人自我奉獻 ”。一位非常傑出的女性瑞切爾 ·克勞迪夫人
——她在戰時負責護士自願救護隊，後擔任國際聯盟社會問題和鴉片貿易署署長
——前來香港，她在去總督府之前先會見了斯特娜。直到面對總督 “冷冰冰的面孔
”，斯特娜才意識到：
“我已鑄成大錯，在總督遞給他的客人餅乾之前就款待了她。我立刻感到非常憂慮，惟恐妨礙詹姆斯的前途。
”總督的助手證實，瑞切爾夫人不恰當地前去會見斯特娜，總督為了等她，不得不將午餐推遲半個小時，為此總督確實相當不快，斯特娜應向總督深表歉意。斯特娜及時表達了歉意，也得到了原諒，但晚宴上詹姆斯被安排在末席，
“非常奇怪，那些殺豬的、修電燈的、兜售保險的，席位都被排在中國政府的代表之上
”。
斤斤計較於排名座次歷來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特徵。每逢正式場合，人們都遵守一份公認的標明社會地位的等級名單。這份名單有一些鮮為人知的安排，例如，（五級）皇家維多利亞勛章獲得者的夫人排在最低級爵士之女的前面，後者的地位則高於貴族次子所生次子的夫人。這份名單或許對關注此事的貴夫人有用，她們對自己所屬的具體等級一清二楚，在香港沒有多大實用價值。名單羅列了
178個等級，香港社會幾乎完全是由第
173等級組成，這個等級排在皇家陸軍中尉之後，屬於
“專業人士，如律師、代理人、學監、工程師、建築師、開業醫生、藝術家、文人、商人、大工廠主、教師和其他人
”。人們注意到，這個階層完全是由不同職業者組成，他們被視為
“擁有某種社會地位 ”，彼此之間並不
存在法定的前後次序。 (23)
1922年，香港政府歡迎威爾士親王來訪。
“來賓簽到
”的例行儀式劃分了不同的階層。訪問外國首都，尤其是殖民地，在大使館、高級專員府或總督府的來賓簽名簿上簽名，在過去被視為雅事，直到如今在某些圈子裏依然如此。在香港，這屬於基本的外交禮儀。
1935—1937年任香港總督的郝德傑爵士諷刺地描述了一個虛構的殖民地是如何實行這種禮儀的：
“部門負責人必須簽名，他們的副手應該簽名，其他有
10年以上資歷的官員可以簽名
……立法機關議員必須，市鎮委員會成員應該，商行負責人和其他授權 ‘代理
’簽名的人可以
簽名 ……其他人等一律不得簽名。
”(24)這本簽名簿可以作為一本指南，決定邀請什麼樣的人蔘加什麼樣的活動，從私人晚宴到女王誕辰日舉行的人員蕪雜的遊園會。
葛量洪爵士（ 1947—1957年任總督）寫道：
“浮誇似乎是輔政司和公司老闆一類重要人物固有的秉性。香港政府機構極其臃腫，對小事斤斤計較。
”葛量洪 “對總督、輔政司和其他高級官員花那麼多時間處理本
應由低級官員去辦的小事感到震驚
”。(25)由於把財富的多寡當作重要的衡量標準，人們的判斷力十分低下。香港的窮人也和英國的窮人一樣，在紳士派頭中求得些許慰藉，這一時期《笨拙》雜誌的笑話取材於誰.了什麼不該.的話，穿了什麼不該穿的衣服。
照片中可見 1935年落成的匯豐銀行新大樓
大公司的慣例加劇了香港社會生活的狹隘和勢利，開明人士對此難以忍受。匯豐銀行的僱員必須答應在東方工作的最初
10年裏過一種體面的獨身生活，只有得到總經理的許可才能結婚。 20世紀
30年代初，格蘭朋出任匯豐銀行總經理，格蘭朋精力旺盛，
“粗魯、傲慢、剛愎自用，缺乏圓通
”。他談論下屬職員婚姻的信函，真實反映出他的粗魯：
“我不贊成與非英國籍婦女結婚 ”，“外國人、本地人、混血兒肯定在禁止之
列”。(26)（如果這條歧視性禁令生效，那麼波普
·軒尼詩和寶雲兩人的婚姻都在被禁之列，因為軒尼詩夫人是混血兒，寶雲夫人來自意大利科孚島。）格蘭朋還僅僅是這種粗魯言行的一個例子。匯豐銀行的政策是不讓華人進入董事會，種族主義傾向遠比其他地方的匯.銀行嚴重。其他香港公司樂於讓職員與歐洲人通婚，事實上，不少香港銀行職員與外國人結婚，但沒有一例是華人。哈迪上校在二戰前曾是駐中國基地的下級軍官，他親口告訴我，他因為過分熱情地與一位年輕華裔女士跳舞而受到上校警告，這位女士還是畢業於一所美國大學，出身於大富之
家。 (27)
葛量洪爵士曾於
1932—1935年間在香港任政務官，戰爭結束後，他返回香港出任總督，此時他發現情況有所好轉：
我回來後首先注意到的現象之一，就是社會上的勢利風氣有了顯著的改觀。 “大班
”和政府高級官員不再被人們 ——包括他們自己 ——敬為天人
……我還注意到各民族之間更為和睦……正是一些歐洲人對亞洲人心理上的傲慢態度引發了極大的憤恨，儘管建立殖民地和治外法權這類實質性的侵犯更令人憤恨。歐洲人的傲慢基於如下的假定：歐洲人生來就比亞洲人優
秀，其表現形式是拒亞洲人於俱樂部之外，徹頭徹尾地無禮或是擺出一副恩人的架勢。
(28)
任何這類假定都在 1941到1945年間被無情地打得粉碎。
為什麼必定會發生對日戰爭？
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列強簽署了《限制海軍軍備條約》。
1922年9月16日，正在英國休假的總督司徒拔沮喪地致函殖民地
部： “這是毀滅的開始。我曾向你們表示，我認為我們會繼續保有香港
50年，現在我認為頂多不過 20年。
”(29)就在司徒拔寫下這段話的時候，英國政府正不由自主地採取一種立場，這種立場使得英國在司徒拔爵士預言的時間之前就喪失了香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預定於
1922年續訂的《英日條約》就已經出了問題。這項條約是戰前達成的，英國想借助日本在太平洋的海軍
力量對抗德國海軍的威脅。日本的參戰，儘管不是特別積極，確實起到有益的作用。日本的中立同樣可以保障至關重要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到
1922年，局勢已經明朗，中國和美國是僅有的兩個可能與日本發生衝突的大國，英國與這兩個大國均保持了友好關係（英國人認為俄國陷入國內問題不能自拔，難以構成多大的威脅）。像以往一樣，中國的利益被置於次要地位，與美國的友誼是最重要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從英日同盟中獲益最大，以現實的態度看待美國不願維護從前盟友的利益——此時美國開始了長達
10年的不光彩的孤立主義時期。
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試圖解決問題，這次會議旨在確定未來各國的遠東和太平洋政策，並就限制海軍軍備達成協議。會議開得拖拖拉拉，令人費解，期間有三個會議同時舉行，每個會議有不同的與會國參加。美國、英國與日本最終達成協議，三國海軍艦隻總噸位的比例確定為
5.5.3，各國主力艦的最大排水量限制為 35，000噸，
10年內暫停建造主力艦，停止擴建香港的防禦工事。英國沒有續訂英日同盟條約，這個舉動將產生影響深遠的後果。科勒利
·巴內特認為《華盛頓限制海軍軍
備條約》是 “英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
”，(30)但這項條約本身是否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值得懷疑。既然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裏只願意維持最低限度的軍備，那麼即使沒有條約限制，英國也未必會向皇家海軍投入充足的資金，使其能夠發揮超出炫耀武力之外的作用。
英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未能續訂《英日條約》深感憂慮，他們正確地認識到遠東是最危險的潛在動盪地區。財政大臣.斯頓
·丘吉爾不同意這種看法：
“對日作戰！為什麼必定會發生對日戰爭？我認為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決無可能
……試想我們因為中國的緣故與日本發生衝突並對日宣戰，那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不得不把我們最精.的艦隊開往新加坡。香港勢必在最初階段就被日本佔領。
”即使像丘吉爾這樣熱誠的海軍支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自稱是
“海軍的人 ”——也很願意削減海軍軍費， “他們（海軍）應當以未來
20年之內不發生針對一支一流海軍的海戰為基礎，重新確定全盤計劃、規模和標準
”。不僅如此，削減海軍軍費還有選舉上的考慮，
“如果我們帶.這些鉅額花費的海軍財務報表參加大選，又提不出其他東西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做法比這更會確定無疑地導致社會主義者的勝利
”。丘吉爾認為，工黨一旦
上台更會大幅削減海軍軍費，那樣的話，海軍的下場更慘。 (31)
英國之所以選擇新加坡而非香港作為英國的遠東基地，完全是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一支巡洋艦艦隊從新加坡出發，能夠在兩天之內到達印度洋，或是抵達中國南部海岸。新加坡位於一個半島的頂端，這個半島也屬於英國領地，四周有英國、荷蘭和法國屬地的可靠保護，只有獨立的暹羅有可能成為日本侵略的跳板。另一方面，香港的位置雖然也非常適合在中國海展開行動，卻令人不安地靠近日本，離日本佔據的領地福摩薩更近。人們大多同意丘吉爾的看法，即香港實際上無力抵禦來自大陸的進攻，至少就為此目的配備的任何部隊而言是如此。《華盛頓條約》規定不得擴建香港的防禦工事，塞繆爾
·霍爾爵士甚至希望採取進一步行動，拆除現有的一些工事，而這些工事本身就不完備（該島的全部重型裝備只有兩門
9.2英寸的大炮和兩門 6英寸大炮）。外交大臣寇鬆
勛爵表示反對，霍爾的建議也就不了了之。
(32)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安全取決於中國依然由對英國還算友好的人控制，至少由那些沒有太大能力造成損害的人掌握。人們始終認為香港的積極防禦有賴於皇家海軍的迅速馳援，然而，兩個因素將改變這種狀況，一是日本發動對華戰爭，二是空中力量的發展。
在整個 20世紀
20年代，列強在華盛頓確立的政策似乎有望獲得成功。日本沒有滋事的跡象，它加入國際聯盟，舉止適宜，像一個模範會員國。由於未能續訂《英日條約》，英國這個昔日的朋友和顧問
——英國人使得東鄉平八郎海軍司令成為打敗俄國海軍的民族英雄，第一支打勝仗的日本艦隊也是在英國造船廠建造的
——背棄了日本，日本沒有表現出絲毫怨恨。其他國家也推行了十足的種族主義政策。
1924年，美國
通過一項移民法案，法案明顯旨在限制非北歐移民的人數，尤其對日本移民做出嚴格限制，廢止了以前實行的
“君子協定 ”，把日本移民配額確定為低得荒唐的每年
200人，當時僅加利福尼亞就有 10萬日本人。 (33)
20世紀 30年代上海法租界霞飛路
英國決定把遠東的軍事力量集中在新加坡
——雖然那裏修建軍事基地的進度大大落後於最初的預計
——削弱了香港的戰略重要性。上海的發展則使這個殖民地的貿易地位大受衝擊，到
1911年，上海的貨物吞吐量為 18，179，472噸，逼近香港的
20，490，520噸。香港的貨物吞吐量大部分屬於運往其他港口的轉口貨物，所以上海的實際國際貿易額已經超過香港。
1911－1915年間，中國 28﹒3%的對外貿易是轉口香港。大罷工和抵制之後的
5年時間裏，這個比例降至 16﹒4%。20世紀
20年代，中國人反英情緒高漲，英國對華貿易遭受打擊，香港更是首當其衝。其他英帝國領地的對華貿易大多通過上海，其所佔份額增加到幾乎與香港持平，
1930年上海為 16﹒7%，香港為
16﹒8%。英國對華貿易衰退，日本和美國從中獲得實惠。到
1918年，日本幾乎佔到對華貿易總額的
40%，之後開始下降；美國對華貿易穩步增長，最終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佔到與其他主要競爭者相同的份額。
相對於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有趣得多，正如
W.H.奧登所.：
在這裏，疲倦或好色的商人能夠找到滿足慾望的所有東西
……參加賽馬會、棒球比賽或足球賽，看最新的美國電影。如果想要男孩或女孩，可以在公共浴室和妓院以不等的價格弄到手。如果鴉片癮犯了，可以去最好的煙館，鴉片就像下午茶一樣放在托盤裏。在這個地方很難弄到好酒，但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多得足以浮起一支艦隊
……最後，如果想懺悔，這裏有各個教
派的教堂和禮拜堂。 (34)
貝璐
無論如何，香港也有這些賞心樂事，只是更多地受制於法律和社會禁忌的束縛。半個世紀之前，吉卜林就在《飄洋過海》一書中寫道：
“天下烏鴉一般黑，但如果有人想品嚐墮落的樂趣，就去香港好了。
”50多年過去，情況並沒有多大改觀。
香港的狀況與上海貿易的持續發展形成鮮明對照，香港越發顯得像個停滯不前的殖民地，金文泰之後的總督人選反映出香港的這種地位。作為在現場的人，殖民地總督傳統上具備宗主國政府賦予的很大的行動自由，倘若總督是公認的人才，並且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就往往會表現出一種不受歡迎的獨立性。金文泰不時讓殖民地部感到擔憂，
“他
覺得自己作為香港總督，有權掌管中國南部的全部海陸空部隊，決定我們在那裏的政策
”。(35)
1930年，海峽殖民地發生危機，需要有一位資深官員出任總督，金文泰不得不前往海峽殖民地。金文泰對冷漠無情的殖民地部深感失望，與夫人佩尼洛普一道不情願地離開香港，兩人都很悲傷：
“對於我們兩人來.，離開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 ……我寧願快樂地留
在這裏，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 ”(36)
貝璐爵士被匆忙找來替代金文泰爵士，他從未想過竟然能獲得如此重要的職位，不由得擔心自己的前途。若論天資，貝璐遠不及金文泰，但他為人端方，不大會讓白廳神經緊張。
“一個英俊而不動聲色的老人”，這是斯特娜 ·本森對貝璐的第一印象。
“與統治.帝國邊陲殖民地的任何一個和藹而正統的老人幾乎毫無二致
”，日後她覺得這位總督是“一位頗具魅力和聰明的老人
”。這是貝璐爵士首次出任殖民地總督，此前他已在各個殖民地兢兢業業地工作了
32年。他的前一個職務是在馬
來聯邦擔任輔政司，所以對華人相當瞭解。在廣為人知的 “妹仔
”(37)和賣淫問題上，他的這種知識很快就將面臨考驗。
關於如何控制香港的賣淫問題，殖民地部與香港政府過去就曾經發生過沖突，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僵持不下（見第九章）。改革家痛恨不已的《傳染病防治法案》已經廢除，香港政府仍然保留了查禁妓院的權力。既然得不到政府許可的妓院必須關閉，這就等於授權當局明確指定哪些妓院可以繼續開業。實際上，對於香港政府而言，不論引入何種管理體制，都可以取得最佳效果。當局熱切地抓住了這個機會：
妓院分成接待歐洲人的妓院（這類妓院又可細分為擁有歐洲妓女、日本妓女和華人妓女的妓院）、接待印度人的妓院和接待華人的妓院（又分一、二、三等）。華民政務司署祕書科確定鴇母向手下的女孩收取食宿費的數額。凡有意操此行當者，必須攜帶三張本人照片到華民政務司署接受詳盡的盤問，以證實她們是自願從事這個行當。如果當局消除了疑慮，並且女孩
的年齡超過
19歲，就發給她一張貼有本人相片的卡片，上面有她的編號、姓名以及地址。另外一張相片由祕書科留底，第三張相片交給妓院老鴇，貼在妓院的花名冊上。
(38)
妹仔
這種制度化的賣淫體制完備有效，運行良好，當事各方都十分滿意，還防止了性病的蔓延。國際道義力量要求廢除這種體制。
1921年， “防治性病全國委員會 ”的一個考察團訪問香港，考察團由奧利佛
·內維爾－羅爾夫夫人和哈勒姆博士組成。他們提出的措施日後最終付諸實施，結果導致性病發病率猛增
3倍。總督司徒拔曾經在 “妹仔 ”問題上遭到.道士克拉拉
·黑斯伍德夫人的嚴厲抨擊，拒絕與考察團合作。
考察團不難找到抨擊的靶子。自 19世紀
90年代以來，香港政府始終遵循既定的慣例，即華人事務由華人自行解決，政府只負責推行最基本的公共.生標準。結果，兒童死亡率和發病率居高不下，對華人妓院的管制也比歐洲人妓院鬆懈得多。合理的解決辦法當然是在華人和歐洲裔居民中推行相同的標準。實際上，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為躲避中國大陸不斷升級的動亂湧入香港，那些主張採取不同標準的論調明顯變得蒼白無力，問題是這無異於鼓勵墮落（在英國.道士看來，
“墮落 ”一詞特指七宗罪中的賣淫）。無論如何，妓院必須關閉。
新加坡首先成為新興的道義浪潮的犧牲品。
1916年，新加坡查封了妓院。結果非常糟糕，乃至一個醫療委員會敦促全面恢復《傳染病防治法案》。這當然與時代精神完全背道而馳，白廳嚴令新加坡查禁妓院。數任香港總督巧妙地推行無為政策，司徒拔還有其他事情要應付，金文泰想方設法迴避保守黨政府並不熱衷的這個問題。貝璐十分清楚新加坡的狀況，在香港推行同樣的方針，在殖民地部的支持下竭力維護既定體制。他徒勞地主張維護華人的
“忠誠 ”，提出 “華人看待賣淫的態度與我們不同 ……妓女不是 ‘西方
’國家中的社會棄兒。妓女往往成為十分體面
的妾
”。(39)這種論調自然難以.服阿斯特爾夫人這樣的反對者，在這些社會改革家看來，妾與妓女沒有什麼兩樣，都十分令人反感。貝璐的.法沒有.服任何人，只得採取行動。
1932年，接待歐洲人的妓院關閉。 3年後，接待華人的妓院也關閉了。
結局正如在這個問題上富有經驗者所料，街頭流鶯隨處可見，偽裝成按摩廳或舞蹈學校的
“地下 ”妓院大量湧現，士兵感染性病的比例由 7%上升到
24%。普通居民患性病的人數無法估計，肯定更多。
1938年，當局又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他們的結論是
“查禁妓院導致性病患者增加，對這個殖民地.戍部隊造成了可怕的影響，街頭令人不快的狀況比
以往的妓院更有失體面
”。(40)隨.中國大陸的形勢惡化，新來者蜂擁越過邊界，加入到這個最古老的行當之中。灣仔成為有組織賣淫的新中心。
1941年日本人到來時，南平妓院和舜華妓院被選中作為香港銀行家的臨時住所。
斯特娜 ·本森對當局拖延關閉妓院感到震驚，她在 1930年11月1日寫道：
“眼下十分清楚，政府（目前的成員有哈利法克斯先生〔華民政務司〕、伍德先生、金文泰爵士）非常狡猾和不真誠，故意把眾人注意的中心轉到
‘妹仔
’或奴婢問題上，並且廢除了那種習俗，因為那是一種華人的習俗，不會影響到歐洲人。
”
妹仔
1922年，德文公爵闡述了日後成為英國殖民地政策基礎的 “德文宣言 ”。
1898年，東華醫院新樓落成。
妹仔賣身契
1850—1950年的
100年間，印度的重要性使得英國的對外政策相形見絀，這個領地幅員廣大、錯綜複雜，多民族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英國以宗主國的身份妥善解決印度帶來的一系列廣泛問題，出於維護印度的需要，英國政府經常不由自主地在緬甸、西藏、阿富汗、尼泊爾、埃及、蘇丹和中國採取咄咄逼人的、有時是防禦性的行動。除了為時短暫、爭議頗多的南非事件之外，英國在其他的殖民領地從未形成成熟的帝國主義。在南非，英國試圖把帝國統治強加給布爾人和黑人，最終以詹姆遜奇襲和布爾戰爭的慘敗告終。到
1906年，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失去了人們的信任。南非政策的主要擁護者米爾納勛爵被革職，受到下院的公開譴責；約瑟夫
·張伯倫遭到失敗，最終喪失了權力。殖民政策終於形成了 20世紀的模式。
1922年，殖民地大臣德文公爵把這種政策定義為
“基於一項基本原則：當地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 ”。這項以 “德文宣言
”聞名的原則並未徹底貫徹，但常常得到嚴格執行，英國也洗刷了奴隸制的污點。
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香港華人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疑慮並未消除，而 “妹仔
”問題很久以前就提出來了。過繼是指窮人為了獲取一筆現金轉讓自己孩子的撫養權，過繼的對象既有男童也有女童。這種風俗古已有之，儒家典籍《禮記》中就有明確.明。然而，讓人十分不放心的是，被稱作
“妹仔 ”的女童往往被當作 “婢女 ”，有的還被訓練成妓女，
“她們在很小的年紀就淪為犧牲品，浪蕩子在 ‘地下 ’妓院奪去她們的
貞操，付給 ‘鴇母 ’一大筆錢，她們從此開始皮肉生涯
”。(41)與此同時，在收養貧苦兒童方面也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安排，否則他們的境遇將更加悲慘。
1878年，好鬥的按察司斯馬萊爵士首先提出 “妹仔
”問題，他斷言這個殖民地有一到兩萬名奴婢。在富有的著名買辦、東華醫院董事馮明珊的領導下，一些體面的華人試圖.明古老的習俗與其弊端之間的不同。馮明珊還採取了一個切實步驟，經當局批准組建了保護婦女和女童的機構
“保良局 ”。保良局的目標是打擊拐賣婦女，從而也維護了
“妹仔”制度。日後，保良局與東華醫院聯繫日益密切，被政府視為大多數華人意見的可靠代表。
1880年6月21日，英國上院就 “妹仔
”問題舉行辯論，責成殖民地部展開調查，結果是授權華民政務司與保良局密切合作，實施對
“妹仔 ”的法律監護。
事情就此平息，直到 1917年約翰 ·華爾上校途徑香港，注意到
“妹仔”問題。華爾是個有趣而頗具影響力的人物，他
12歲就當小工，創立壯工聯合會，還當選為特倫特河畔斯托克的自由黨議員。戰爭期間，他曾在西線指揮米德爾塞斯團的一個營，戰爭結束後又在俄國與布爾什維克作戰，被任命為哥薩克頭領。這些經歷使他充其量只能使殖民地部和全國工會聯合會注意到
“妹仔 ”問題。 1919年末，克拉拉
·黑斯伍德與退役的海軍軍官丈夫介入此事，情況才開始有所改觀。
考慮到當時還存在其他許多更為醜惡的不公正，黑斯伍德反對
“妹仔”制度的運動究竟有多少正當性，值得懷疑。但是，香港政府，尤其是司徒拔，憑藉蘇珊
·霍伊所.的 “謊言和歪曲
”手段壓制黑斯伍德，肯定讓人反感。黑斯伍德被迫辭去海軍部的職務，他原是香港海圖局的督辦。總督本人屈尊俯就地憤怒抨擊黑斯伍德夫人。華爾回到英國後，於
1920年4月26日在下院提出了這個問題，要求採取行動
“抹掉英國在遠東名譽上的這個污點
”。當時的殖民地大臣是復職的米爾納勛爵，不可能指望他會做出同情的迴應。
1921年2月，.斯頓
·丘吉爾取代米爾納出任殖民地大臣。丘吉爾當時正把注意力放在中東問題上。過了一段時間，韋奇伍德上校和丘吉爾的祕書埃迪
·馬什等頗具影響的支持者才使他關注這個相對較為次要的問題。
丘吉爾一旦行動起來，就表現出一貫的雷厲風行作風。 1922年2月
22日，他致電司徒拔： “關於 ‘妹仔
’問題，我非常不滿。除非這種制度沒有半點強迫的成分（這是奴隸制的本質所在），所有達到一定年齡的妹仔在法律上和現實中都可以自由離開養父母或僱主，否則我不贊同一個
英國殖民地繼續存在這種制度。
”(42)丘吉爾接.指示司徒拔，必須立即發佈公告，闡明香港不承認在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妹仔
”的身份。司徒拔陷入了以往的香港總督曾經遭遇過的困境：一方面是英國人突如其來的道義浪潮，另一方面是華人頑強地決意維護自身古老的習俗。這個殖民地的英國僑民憎惡任何來自白廳的指令，進一步加劇了司徒拔的困境。司徒拔回復丘吉爾，香港政府和華人顧問認為，
“發佈公告是很危險的，尤其會暴露許多落入老鴇圈套的女孩的身份，她們反對這麼做”。丘吉爾不接受這種解釋，
3月21日，他嚴令司徒拔 “按照指令立即發佈公告 ”。
香港政府的拖延機制開始發揮作用。在倉促行動之前，總是要擬訂一份報告，報告無助於迅速採取行動，反而提出了一項內容廣泛、耗資巨大的計劃，要創辦一所新的工業學校來拯救和培訓
“妹仔
”。這項提議可能導致的花費引起了香港納.人的憤怒，總督乘機建議做出妥協。
7月24日，報告送達倫敦，正趕上議會的休會期，這可不是政府採取行動的有利時機。一個月之後，丘吉爾發出指示，總督的方案
“應當立即.手實施
”。香港的反應只是回了一封電報，電文不是已外出度假的司徒拔起草，而是出自輔政司施勛之手。電報解釋.，鑑於華人居民的強烈反對，即使是目前的這一行動也是不明智的。此時，丘吉爾已經離職，不得不面對這個難題的是正派而又困惑的德文公爵。香港當局再次採取拖延策略，同時再次討論了這個問題。
在香港， 1922年12月28日的立法局辯論異常激烈。周壽臣爵士擔心，如果 “妹仔
”在18歲這個 “非常需要管束的年紀
”就從法律上獲得解放，可能會以各種方式濫用她們的自由。行政局和立法局雙重議員
P.H.霍利約克控告
“英國報刊卑鄙的含沙射影、十足的誤導和荒謬的誇大其詞”。總督司徒拔不得不利用官守議員的多數來執行白廳的指令，與此同時，他向議員們保證他本人
“與國內那些無知者對華人居民的惡毒攻擊”毫無瓜葛。
華人事務從來不像丘吉爾想像的那麼簡單。在丘吉爾首次指令
“立即”採取措施一年後， 1923年3月，政府頒佈了一項新條例，明確規定不
得為了報酬轉讓 “妹仔 ”的人身權利，對現有的 “妹仔
”進行登記，禁止訂立新的過繼契約。但是，登記條款只是授權總督要求 “妹仔
”進行登記，並沒有特別指令總督這麼做。立法局與華人一致反對登記，所以條例的相關條款暫緩執行，沒有進行任何登記，儘可能保持事態平穩。
工黨議員愛倫 ·威爾金森是英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1928年，另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士開始對香港發生興趣。人稱 “赤色小愛倫
”的米德爾斯堡工黨議員愛倫
·威爾金森提出了楊秉璜（音譯）案件，後者是個僕童，因為擁有兩本名為《赤旗》的出版物遭到毒打和囚禁。殖民地大臣利奧
·艾默裏是個不思悔改的帝國主義者，沒有理會楊秉璜問題，但不得不重新審議
“妹仔
”問題，並要求接替司徒拔出任總督的金文泰爵士提出建議。新總督向白廳提出的意見與那些
“體面的
”華人的看法如出一轍。香港當局面臨一個令人尷尬的新問題，兩年前中國政府頒佈瞭解放奴隸和
“妹仔 ”的法律，這與香港當局的所作所為形成鮮明對照。
在1929年5月16日的函電中，金文泰一開始便表示，
“廢除妹仔制度顯然是本屆政府既定的和公開的政策 ”。在接下來的
10頁篇幅和附錄中，他力圖證明中國政府在解放 “妹仔
”問題上並未收到成效，只不過是耍了一個狡猾的計策，把妹仔改稱 “養女
”。金文泰反對 “任何 ‘純屬欺騙’的立法計劃 ”，斷定
“除非在這個問題上逐步教育華人，通過長期不間斷地施加壓力，運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加以勸阻，否則就不可能根除這種制度
……香港要廢除這種制度，如同想在珠江口找到一塊沒有泥濘的地方一樣困難
”。他指出，不論上一個世紀的情況如何，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現在的 “妹仔
”是招來充當妓女的，
“妹仔所受的教養並不適合充當妓女。女童被賣為妹仔，實際上使其不致走上賣淫的道路
”。就連雛妓也比人們想像的要快樂，
“被買來訓練成妓女的兒童不會成為奴婢。她們通常學會了唱歌、打麻將，在餐館裏扮演演藝者的角色。在中國，這些以
‘賣唱女 ’聞名的女童人數眾多，在飯館裏經常可以見到她們的身
影，她們被叫去取.就餐的顧客 ”。(43)
金文泰的這份冷漠寡情的報告想必會讓艾默裏滿意，後者卻沒有機會收到這份函電了。
1929年5月，保守黨在大選中被擊敗，工黨在自由黨的支持下組閣。新任殖民地大臣是費邊社學者、帕斯菲爾德勛爵西德尼·韋伯，他要求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8月22日，韋伯致電金文泰，以最明確的措辭指示：
在充分考慮你在函電中詳細陳述的廢除這一制度的種種困難之後，我必須通知你，本國和下院的公眾輿論不會平靜地接受這種結果
……因此我下令，必須立即實施《家庭僕傭條例》的第三部分
……不得使其成為一紙空文
……我充分意識到該法令產生收效尚待時日，但我不會默許該法令有名無實的執行。
當時的香港，很多妹仔被養母賣與他人為妾。
斯特娜 ·本森認為韋伯的指令本應使 “妹仔
”問題就此了結，這是低估了香港的反改革勢力。
金文泰爵士勉強地.手實施登記，結果找到了超過 4000名“妹仔
”。在進一步的壓力下，政府任命了巡視員來負責她們的福利。改革者不滿足於僅取得這一點點進步。國際聯盟反奴隸制常設專家諮詢委員
會、
(44)廢奴與保護土著協會、全國婦女大會、教友會、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約克大主教等組織和個人希望取得更大的進展。隨後進行了多次到東方的免費旅行。一個香港委員會審查了
1934年國聯專家報告，
1935年，報告做了重大修改。之後，英國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前往香港和新加坡，
1937年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起初，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得到採納，但隨即被擱置起來，轉而執行一份反映少數派意見的報告。
最終的結果是，
1938年當局安排所有養女進行登記，人們認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找到那些失蹤的妹仔，這次登記恰好找到一名衝破羅網的女孩。
1938年5月的法案推行後，沒有找到任何一個被引誘賣淫的兒童。應當指出的是，對於登記和檢查必然產生的對個人隱私的侵犯，華人沒有表現出絲毫牴觸情緒。同以往一樣，登記制度毫無作用，有關虐待養女的報道接踵而至，訴訟也開始了。
蹣跚走進 20世紀
胡志明
香港與倫敦在妓女和 “妹仔
”登記問題上的分歧，起因於一個相同的原因：香港是惟一一個自治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的直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引入民主代表制的問題再度提上議事日程。按照方案，立法局和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應由選舉而非任命產生。
1916年1月，殖民地大臣收到一份請願書，請願書要求建立
“能夠更好地代表本殖民地商人意願
”的政府。請願書建議，為實現上述目標，立法局應增加
4名非官守議員，使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形成多數，行政局應增補兩名非官守議
員。
(45)請願書遭到毫不客氣的回絕，但要求改革的壓力一直延續到戰後。人們提出的各種建議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即實行十分有限的間接選舉，從而把華人（當時約佔香港總人口的
96%）完全排除在外，他們不得不寄希望於總督任命的兩三名華人代表。
即使英國政府曾經考慮過改變香港的政制，在戰後非殖民化和附屬國人民要求權利的氣氛中，這樣的舉措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想像的。
1928年10月，金文泰準確地概括了當時的形勢：
“這樣一種認識幾乎壓倒了歐洲人實行憲政改革的願望，即任何變革都會朝.親華的方向發
展。 ”(46)（請注意 “親華
”一詞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寓意，它不是源自對華人的熱愛，而是對影響英國政府的政治現實的承認。）
實際上，英國政府不可能在香港憲政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中國國內局勢動盪不安，哪怕威斯敏斯特仍能控制局勢，英國也難以穩妥地管治香港。憤憤不平的殖民地部可以舉出許多事例，表明他們理論上擁有的絕對權力受到多麼大的限制。在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支持下，難以駕馭的總督拖延執行殖民地部的指示，有時甚至能夠拖延很長一段時間。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局不論權力多麼有限，擁有英國政府幾乎難以抗拒的巨大道義權威。不僅如此，民選的立法局和行政局不可避免地受到華人民族主義熱情的左右，雖然人們應當注意到，即使是貝璐這樣十分保守的總督，也曾經保護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和革命者。
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創立越南共產黨，該黨最終發展成致力擺.法國統治的越南獨立同盟，後來以
“越共 ”聞名。次年，胡志明被捕，法國當局要求引渡胡志明。英國律師弗蘭克
·洛斯比負責這個案子，把官司一直打到英國樞密院，最終達成了庭外和解，胡志明獲准前往他所選擇的一個目的地，上訴費用由香港政府承擔。香港政府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常常使用可恥的計謀和卑鄙的手段，但法治幾乎始終佔據上風。
周壽臣年幼時留學美國，日後在香港政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圖為留學美國的周壽臣。
殖民地部真正贊同的是
1928年金文泰提出的擴大立法局的建議，官守和非官守議員各增加兩名。新增議員的選拔由總督負責，金文泰挑選了一名華人和一名葡萄牙人，這表明增加
“本殖民地商人 ”——英國人
——代表權的想法徹底過時了。首位華人進入行政局成為一個模糊的徵兆。周壽臣爵士生於香港，在回香港之前曾先後效力於清朝和中華民國政府。金文泰要求任命周壽臣的請求在白廳引起一陣騷動，外交大臣奧斯汀
·張伯倫和殖民地大臣利奧
·艾默裏均非思想進步之人。白廳表示無法相信周壽臣不會泄露行政局的機密，金文泰答覆.，歐洲裔議員同樣可能泄密。他或許可以加上一句：行政局會議上討論的重大事項少之又少，保密並不是那麼重要。金文泰.服了對方，外交部卻堅持今後行政局議員不得接觸機密文件。華人能夠進入這個殖民地的最高行政機構，在警界卻只能擔任最低等級的職位，當局對於如此諷刺的狀況聽之任
之。 (47)
華人沒有施加要求增加代表權的明顯壓力，所有的騷動都來自英國僑民，而且是一部分英國僑民。當局至少應該採取措施爭取公共輿論的支持，人們對香港惟一帶有民主色彩的公共機構潔淨局的選舉十分冷漠。選舉總是毫無競爭可言，
1932年進行了僅有的一次競選活動。
1908年，潔淨局進行改組，從此確定了 6名非官守議員對 4名官守議員的比例。
6名非官守議員中，兩名華人和兩名其他民族的議員由總督任命，另外兩個人選由一個包括許多華人在內的評選委員會選舉或罷免。這種制度不僅使非官守議員在潔淨局佔據多數，還有可能使華人在非官守議員中佔多數。
潔淨局的職能並未擴大，因為香港政府牢牢把持.行政權。潔淨局主席並不具備醫學資格，而是一個政務官，其人選依然是出於傳統的理由，即需要在漢語和華人習俗方面訓練有素者維護安寧，而不是提高辦事效率。華人非官守議員強烈支持這種態度，堅決反對任何變革，決意“在華人與職業.生專家之間設置某種緩衝物，後者會打擾他們的家庭隱私和家庭生活，使他們無法自由地憑藉過度擁擠的廉價公寓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侵犯他們在不.生的環境中生活，並把疾病傳染給鄰居
的自由 ”。(48)
1929年，首位醫務及.生局局長 A.R.威靈頓博士走馬上任。他花了
7年時間才.服政府，必須建立現代化的公共.生制度。金文泰表示支持，貝璐卻頑固阻撓任何變革。
1935年，香港的污水處理仍舊沿用歷史悠久的盆裝桶盛， 1878年時戈登
·卡明夫人曾對這種方法驚訝不已。變革真的來臨時，是以最經濟的方式實現的。除了名稱之外，潔淨局幾乎沒有任何變動，這讓所有抵制改革的人大為滿意。潔淨局依然由一位政務官領導，也還是原班議員，由相同的選舉人選舉產生，擁有大體上相同的權力，只是名稱變成
“市政局
”。如此一來，巧妙地消除了人們的異議，公共.生機構的負責人必須具備相應資格，市政局主席顯然無須如此。直到
1939年，新的醫務署署長才被賦予實質性的管理權。
教育署同樣遭到人們的非議。與潔淨局一樣，教育署的負責人也是沒有受過任何相關訓練的政務官，而不是合格的教師。
1927年，當時在艾默裏手下擔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日後成為哈萊克勛爵的
W.G.A.奧姆斯比－戈爾就指出了這種做法的危害：削弱了該部門的聲望，由於斷絕了部門內部人員晉升的前景，該部門很難招募到新人。他認為一旦這個職位空缺出來，就應當改革這種體制。但是，當時整個英國行政管理的理論是基於這樣一個假定：通才能夠承擔任何一項工作，時至今日情況基本仍是如此。寫拉丁詩的天賦不再是文職部門官員高升的必備條件，但有分析表明，最高層文官大多擁有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文科學位。
30年代，香港的教育署署長是
G.R.塞耶（牛津大學英王學院古典文學學位），他著有一部香港史著作，翻譯過一些中文作品，編輯了一部賀拉斯選集。塞耶不僅從原則上.不符合條件，顯然也不具備主管教育的能力。此前他負責一個政府部門的經歷只是主管潔淨局，在那裏他同樣不能勝任。
1934年，殖民地大臣菲利浦
·坎利夫－李斯特爵士重提往事，在發給貝璐的函件中口氣強硬地提出，香港的教育若想提升到與中國其他地方相當的水準，
“必然意味.這個殖民地的教育署署長應當具備專業經驗和技能，能夠就最大限度地把學校體制、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持續改善應用於香港提出建議。不能指望政務官具備職業教育家才具備的這種最
新的專業知識 ”。(49)
塞耶差得太遠。
1937年8月，殖民地教育諮詢委員會收到一份關於這個殖民地教育狀況的報告，注意到塞耶的無能，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伯爾尼報告》提出的建議，我們認為，倘若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依然與塞耶先生的觀點相同的話，這些建議就得不到實施
”。(50)諮詢委員會得出這一結論後不久，塞耶便於
1937年8月提前退休了，香港教育體制的現代化還要等到戰爭結束之後。
才具不足的通才主管.生和教育，或許不會造成太大的危害，財政卻是敏感得多的領域。
20世紀
30年代，香港雖然沒有遭受歐洲和美國那麼大的損失，卻未能完全擺.大蕭條的影響。在美國大舉購銀的壓力下，白銀價格在
30年代頭幾年持續上漲，中國被迫在
1935年宣佈放棄銀本位，香港不得不緊隨其後放棄銀本位。香港政府第一次能夠管理這個殖民地的通貨，也收到一定成效，港幣貶值到有競爭力的水平，有力刺激了這個殖民地的貿易。儘管存在種種不利因素，這種做法使得這個殖民地的財政收入穩步增長，從
1935年的 2840萬元增長到 1939年的
4150萬元。由於開支大多必須以貶值的英鎊結算，政府削減了公務員的薪水。
為了更為專業地管理財政事務，
1937年，所有英國殖民地的庫務司升級為財政司，財政司成為殖民地行政序列中排第三位的高級官員。在香港，財政司往往是最具影響的官員。事實已經表明官學生無法令人滿意地擔任這個職務，
1931年，最後一位官學生出身的庫務司
C.M.梅瑟被一名專業財政審計官取代，此人就是埃德.
·泰勒。此前泰勒已在貿易部和英屬非洲的財政管理部門工作了
30年，他為香港第一位財政司西德尼·凱恩鋪平了道路。年輕的凱恩（時年
35歲）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日後成為該學院的院長。他到香港任職後很快制定了一套現代化的財政計劃體系，這個體系首次包含了全面的.收制度。鴉片專賣過去曾是財政收入的可靠來源，此時僅佔總收入的
1%。
郝德傑
羅富國
在貝璐爵士繼任者的任期內，並非總是樂於接受新事物的立法局認可了上述改革。
1935年，郝德傑爵士被任命為總督，任職不到
18個月就被羅富國爵士所取代，後者任期只比郝德傑長一年。郝德傑風度翩翩、頗得人心，曾在馬來亞工作
30年。他很快就從香港被提升為錫蘭總督，在錫蘭為自治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羅富國平易近人、盡職盡責，但身體一直很差。曾經發生過一件令人尷尬的事：他向殖民地部發出一封函電，發出後才發現忘記署名，卻怎麼也想不起函電提出的建議，只記得自己不贊同這些建議。
許多不太稱職的政務官晉升到超出其能力的職位，他們一一被清退，但羅富國留下了最差勁的一個。
R.A.D.福里斯特受命擔任公認極其艱鉅的一項任務：在數以千計的難民為躲避日軍蜂擁越過邊境的時刻負責入境事務處。
20世紀 20年代，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到
60萬人。中國國內動盪的局勢使得這個數字在 1938年突破
100萬。在之後兩年裏，有超過 50萬中國人逃往香港，有時每天多達
5000人，入境事務處要為所有這些人提供證件。腐敗的機會比比皆是，而且看起來確實發生了。一個政府調查委員會發現福里斯特是
“一個不負責任的無能之輩，不適合主掌一個政府部門
”，他成為香港政府部門歷史上僅有的兩個被勒令辭職的政務官之一。
(1)致G.E.莫理循， 1903年5月8日（莫理循信函）。
(2)施勛手稿，羅茲圖書館。
(3)科提斯，前引書，第 456頁。
(4)外交部檔案（ CO129/499）， 1927年2月4日。
(5)同上，
1927年2月21日。 “昂澤黎 ”的部族無從查找，大概是虛構的，而文件中限定性的
“軍閥 ”一詞字跡模糊難辨。
(6)艾默裏：《生平》（ L.Amery，Life）第二卷，第 305頁。
(7)
佩利瑟爾：《甦醒的中國， 1793—1949年》（ R.Pelissier，The Awakening of
China，1793—1949），第 282頁。
(8)陳劉潔貞，前引書， 218—219頁。 (9)施勛手稿，羅茲圖書館。
(10)
不用.，共產黨學者對事件的解釋完全不同。翦伯贊等人在《中國通史綱要》中宣稱，
“錯誤的 ”政策取代了 “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寶貴意見 ”。
(11)
史密斯：《中國的基督徒》（ C.T.Smith，Chinese Christians），第
173頁以下。
(12)
哈夫納：《東方的行會》（ Haffner，The Craftin the East），第 73頁。
(13)遞交.生署的反對意見備忘錄，
1886年12月2日，引自蔡永業：《何啟爵士的生平與時代》（ Choa， The Life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第 105頁，以及佩勒姆前引書，第二卷，第
315頁。
(14)萊斯布利奇，載查維、阿加西：《香港：轉型中的社會》（
H.J.Lethbridge，in I.C.Jar vieand J.Agassi， Hong Kong：ASocietyin
Transition），第 95頁；另見葛量洪：《葛量洪回憶錄》（ Grantham，Via
Ports），第 110頁。
(15)請見史密斯：《瑪蒂爾達》（ J.S.Smith，Matilda），第
89頁；陳偉.，前引書，第 120頁。 (16)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19頁。
(17)在本書寫作的
1992年，立法局所有當然官守議員，總督、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和駐港英軍總司
令，全都是英國人。 (18)邁樂文，前引書，第
85頁。羅景文指出，公務員的本地化本應進展得更快。
(19)諾曼：《遠東的人民和政治》（ H.Norman，The Peoples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第一章。 (20)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35—136頁。 (21)斯特娜
·本森未發表的日記（現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編號
add.Mss.6762—6802），為我們提供了豐富
的資料。蘇姍 ·霍伊頗有成效地利用了這些資料。 (22)施勛手稿，羅茲圖書館。
(23)
多德：《貴族、從男爵與騎士》（ Dod：Peerage，Baronetcyand
Knightage＆c.），另見費里斯（J.W.Ferris），羅茲圖書館，編號
Brit.Emp.S.281：“政府每年出版一本 ‘藍皮書 ’（通常稱作 ‘血統簿
’）……對於女主人來.，它是無價之寶，一位沒有名列其上的官員當然不能進入上流圈子。
”
(24)
郝德傑：《郝德傑回憶錄》（ A.Caldecott，Fires Burn Blue），第
181頁。關於總督府的來賓登記簿，費里斯補充.： “如果你離婚了
——或者.有人知道你離婚了，就不能在上面簽名。
”在來賓登記簿上簽名，教名和姓氏的用法有嚴格的規定。
(25)葛量洪，前引書，第 13頁：在一次電台採訪中（羅茲圖書館。手稿，
Brit.Emp.S. 288），葛量洪描述了戰前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 “獨自在一架飛機上
……我們幾乎不得不倒行.走到他們跟前 ”。
(26)金，前引書，第三卷，第 286頁。
(27)私人通信。(28)葛量洪，前引書，第 104頁。
(29)引自斯威廷前引書，第 395頁。
()巴內特：《英國霸權的崩潰》（ C.Barnett，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第 272頁。
(31)吉爾伯特：《丘吉爾》（ M.Gilbert，Winston Churchill）第五卷，第
75頁以下。
(32)英國內閣檔案（ Cabinet Documents（CAB）2.5.），
1925年1月5日。引自貝洛夫：《帝國斜陽》（M.Bel off，Imperial
Sunset）第二卷。
(33)日本的自由派人士把美國和英國當做榜樣；兩國的背棄嚴重危害了這些人士的目標，實際上確保了軍國主義分子的最終奪權。
(34)
奧登：《走向戰爭》（ W.H.Auden，Journeytoa War），第 237—238頁。
()塞繆爾 ·約翰遜檔案， 1926年12月20日。邁樂文，前引書，第 291頁。
(36)致彌敦的函件， 1929年12月13日，引自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253頁。
(37)
舊中國南方的小婢女。 ——譯註
(38)邁樂文，前引書，第
197頁。關於妓院監管體制，請見邁樂文前引書，第十章；休斯在《香港：借來的地方？》（
Dick Hughes，Hong Kong：Borrowed Place，Borrowes Time）第
76頁中指出，同樣的 “藍卡 ”體制在20世紀
70年代頗為有效。奧卡拉漢在《黃奴貿易》（ Sean O’Callaghan，Yellow Slave
Trade）一書中指出，香港是 “遠東非法買賣婦女和兒童的中心 ”。
(39)邁樂文，前引書，第 202頁。
()同上，第 204頁。
(41)《
1879年香港傳染病防治委員會報告》（ Hong Kong Contagious Disease
Commission report，1879），《關於收養兒童的報告》（ Reporton Child
Adoption）， 1886年7月18日。
(42)《關於妹仔問題的文件》（ Cmd5363）。 (43)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135—136頁。
(44)
麥克唐奈：《英國，他們的英國》（ A.G.Macdonell，England，Their
England）有趣地虛構了國際聯盟在這類問題上的活動。 ()關於
1916年請願書，請見安德葛：《香港的政府與人民》（ Endacott，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Hong Kong），第七章。
(46)引自邁樂文，前引書，第 141頁。 (47)引自邁樂文，前引書，第 139頁。
(48)引自邁樂文，前引書，第 149頁。
(49)外交部檔案（ CO129），引自斯威廷前引書，第 404頁。 ()同上。
第十四章 大東亞共榮圈
1912年至 1926年在位的日本大正天皇
可恥的默許
在中國政府的呼籲下，
1932年1月21日，負責調查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國聯調查團成立。圖為國聯調查團在中國東北進行實地調查。
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始於 1932年，最終在
1937年全面爆發。究其緣由，這場戰爭不僅僅是日本未經挑釁就發動侵略這麼簡單，而是有.更為複雜的原因。毫無疑問，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往往推行武力擴張政策，正是這種政策驅使日本在
1895年發動對華戰爭，吞併台灣、澎湖列島，
1905年又與俄國開戰，迫使俄國割讓在滿洲的權益，
1910年又吞併朝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成功地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一項協定（譯者按：《二十一條》），加強了日本對中國華北的控制。
1918年，日本與袁世凱的接班人段祺瑞簽署協議，進一步鞏固了日本在華地位。有政治覺悟的中國人極其反感的是，這些條約大多在戰後和平協定中得到確認。
1919年以後，日本的姿態明顯變得緩和，民主制度似乎開始生根（1925年，日本確立了成年男子選舉權，歷屆政府普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日本及其佔領區井然有序，與軍閥混戰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令日本人不免有些自鳴得意。日本與國際聯盟真誠合作，表明日本願意翻開國際事務的新篇章。但是，
20世紀
20年代末，日本國內分歧不斷加劇，人口迅速增加，大衰退導致出口市場蕭條，美國的歧視性立法和中國的抵制，不滿情緒日益加深，達到近乎爆發革命的邊緣。
30年代頭兩年，就有兩位首相、一位財相被刺。失意的軍隊指揮官在心懷不滿的年輕人支持下試圖另闢蹊徑，民主政治的前景越來越渺茫。
日軍扶植清廢帝溥儀為偽滿洲國皇帝
1932年1月，日本進攻上海。 3月3日，國際聯盟開會，要求中日雙方停戰。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
正是當地日軍的決定 ——這些決定得到嚴格執行，日本領事的抗議被置之不理
——導致日本
1932年兼併滿洲，建立起以廢帝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政府。日本人找了一些藉口，比如滿洲在張作霖元帥父子的個人統治下幾乎成為獨立於中國的未知因素。日本是國際聯盟的少數可靠支持者之一，日本吞併滿洲的行動令國際聯盟大為驚恐。倘若日軍沒有進攻上海
——這次依然是當地軍隊指揮官的決定，事先沒有徵得東京的同意——事情也許就此掩蓋過去。滿洲地處偏遠，西方人很少注意到那裏發生的事情，上海卻是個國際化都市，全世界都在關注，數百名平民死於非命激起了人們的義憤。國際聯盟隨後的調查雖然十分巧妙，多少仍免不了要批評日本，結果日本在
1933年憤然退出國際聯盟。自那時起，日本大造輿論，開始實施 “大東亞共榮圈
”計劃，其實質就是日本統治俄國邊境以南儘可能廣大的地區。日本以滿洲為基地，進犯鄰近的熱河和河北。到
1933年5月，日本控制了中國東北全境，日軍還進駐北平。
國民黨政府竭力抵禦日本入侵，但收效甚微。南京政府腐敗不堪，蔣介石效法意大利法西斯建立有效獨裁統治的努力化為泡影。如果蔣介
石不去仿效墨索里尼的經濟改革，中國軍隊在未來三年裏或許能夠表現出意大利軍隊明顯缺乏的勇氣。
1937年7月，日軍在北平城南盧溝橋不宣而戰，戰鬥隨即發展成一場持續
8年之久的野蠻而殘酷的戰爭。之後，國民黨又與共產黨打了
4年內戰。不過，盧溝橋事變並不是事先計劃的，而是又一次地方衝突的結果，當時兩國決定以之作為開戰理由。蔣介石在空中轟炸上海，開始了真正的戰鬥。這次空襲的目標是摧毀日本艦隊，結果由於指揮失當，誤傷大批市民。在上海市郊的激烈戰鬥中，中國付出了傷亡
25萬人的代價。日軍隨後進抵國民黨首都南京，蔣介石政府撤退到重慶避難。以前中國曾經發生過大屠殺的慘劇，事實上，不到
100年前的太平天國起義期間，南京就發生過屠殺。但是，報紙和新聞影片記錄下
“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令人震驚的殘暴行徑，全世界為之震撼。從此，日本被視為一個最下等的國家，不可能有任何文明的氣息。這種毫不妥協的立場勢必使人們斷然拒絕日本輿論中較為開明和愛好和平的呼聲，從而導致了軍國主義的勝利。
在這個時期之前，英國本來可以通過承認日本在華地位來恢復兩國關係，這種舉措不論多麼令人反感，在戰略上是十分合理的。作為一個日漸衰弱的帝國，英國正面臨越來越迫在眉睫的大規模歐洲戰爭；在歷屆崇尚節儉的政府的鼓勵下，英國忠實履行了各項限制軍備條約。日本退出海軍協定後，明確宣佈加速實施大規模擴充海軍計劃，英國無力同時抵禦日本在太平洋的進攻。科勒利
·巴內特認為，英國之所以未能與日本達成諒解，原因在於選舉上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
“一個都市化、無所寄託、感情用事的中產階級，這些人總是因道德義憤寢食難
安”。(1)如果.
1935年的英國確實如巴內特所.，那麼對於日本兩年後的行動，任何一個自尊的政府都不可能再妥協了。
日本始終沒有宣戰。對華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為了切斷大陸的物
資供應，企圖封鎖整個中國海岸，只有那些外國港口除外，其中香港當然是最重要的港口。大批武器，估計每月
6萬噸，從香港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在英國駐東京大使羅伯特
·克賴琪爵士的有力支持下，日本一再要求禁止軍需物資穿越中港邊界。日本迅速加強了封鎖，一方面轟炸廣州和廣九鐵路中國段，另一方面加緊對英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日本咄咄逼人的行動迫使英國公眾輿論、外交部和殖民地部再次在抵禦日本問題上達成一致，法國與葡萄牙卻在日本對各自屬地的威脅下屈從了。
然而，隨.對德戰爭日益臨近，英國抗擊日本的決心開始動搖。為了避免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越來越有必要安撫日本。只有美國願意提供援助，英國才能與日本抗衡，問題是當時不可能獲得美國的援助。人們總是認為，至少英國人這麼認為，英美兩國將共同確保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按照
1933年《倫敦協定》確認的華盛頓會議條款，英美兩國在太平洋的艦隊能夠抗衡日本，甚至足以實施兩洋戰略（即同時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保持海軍優勢）。但是，日本在
1934年正式廢除了這項協定，制定了龐大的海軍造艦計劃，而美國始終不肯捲入外國事務，拒絕加入國際聯盟
——從值得欽佩的創建到最終的失敗，這個機構一直備受美國人的指責
——也不抵制新興的極權主義政權。燒焦的嬰兒屍體的照片令美國人大為震驚，他們儘管從感情上同情中國，卻依然膽怯地奉行孤立主義，不願抵抗侵略。正如前國務卿亨利
·史汀生所.，美國 “消極和可恥的默許負有責任
”。香港顯然很可能成為即將爆發的英日衝突的焦點，那些狂熱地愛好和平的美國孤立主義者以不支持英國帝國主義為藉口，拒絕向英國提供援助。
孤立無援的英國只得採取騎牆態度，一方面不限制對華戰爭物資出口，同時設法安撫日本。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佔領廣州。英國駐重慶大使阿奇巴爾德 ·克拉克
·卡爾爵士把這一天.成是香港淪陷的開始，
“因為毗鄰香港，廣州曾被認為是安全的，你會.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這種想法根深蒂固。廣州淪陷和我們令人費解的默
許，動搖了上百年來中國人對大不列顛威望的信念，現在這種信念轉向日本了
”。(2)
1940年6月22日，德法在法國貢比涅森林簽署了法國向德國投降書。
頃刻之間香港就處於戰爭的最前沿。之前從香港源源不斷運入的武器極大地幫助了中國的事業，現在的問題是香港是否會向日本開放，為日本人供應軍需物資。英國政府出於榮譽的考慮，堅決反對為日本人提供方便（雖然他們不會不注意到，一旦向日本屈服，香港華人很有可能會舉行罷工）。在仍然未得到美國援助的情況下，
1939年1月，英國政府同意暫停武器裝備穿越中港陸路邊界。
1939年9月，.釀已久的歐洲戰爭終於爆發。英國的遠東戰略以一個假定為前提，即英國將得到美國的合作。同樣，英國在歐洲依靠法國把敵軍的進攻擋住足夠長時間，以使英國能夠召集、訓練和裝備軍隊。
1940年6月，法國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潰，只剩下英國獨力抵禦德國及其盟國。在這種情況下，對日作戰已不在考慮之列，對日本做出進一步妥協也就在所難免。此時，取道香港的對華物資供應逐步轉由新建的滇緬公路運輸，日本人堅持要求關閉滇緬路。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洛西恩勛爵力圖爭取美國的支持，抵制日本的這個要求，結果被告知美國
“無法採取有效行動 ”。美國國務卿科德爾 ·赫爾向洛西恩勛爵建議：
“最好是退讓，同時不要做出無可挽回的讓步。
”至於如何協調這種政策的兩個部分，赫爾沒有賜教。赫爾還無動於衷地表示，
“英國政府或許渴望自主地尋求與日本和解的可能性
”。雖然赫爾提出了這些異乎尋常的建議，但是，
1938年11月，英國政府同意關閉滇緬公路 3個月，他卻認為有理
由批評英國政府的行動 “毫無道理 ”。(3)
滇緬公路東起雲南昆明，西出雲南邊境畹町與仰光公路相接，全長
963公里。公路始築於1937年，徵集民工
20餘萬人，是中國抗戰初期物質運輸的生命線。
中國人對英國的軟弱退讓極其憤慨，他們更關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戰鬥，而不是英國在歐洲的戰爭。香港政府亦是如此。這個時候，廣東人的進取精神再次得到驗證，大規模的汽油和零部件走私貿易迅速發展起來，香港當局善意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有力的援助即將來臨，羅富國敦促把這種貿易合法化，英國收回不取道香港運輸軍用物資的保證。日軍不斷製造針對香港的挑釁事件，這種行動很可能導致日本在太平洋總體戰爭之外單獨對香港發動全面進攻。這是否會成為直接的戰爭理由，還有待考證。英國駐東京大使羅伯特
·克賴琪爵士孤注一擲地試圖避免 “在如此危急的時刻 ……由當地日軍挑起的事端
”，他.服英國政府最好是維持現狀（克賴琪還企圖拼湊一項對日協定，用恢復對日物資供應來換取日本從印度支那撤軍。這種做法即使能夠成功，也只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局勢）。
1941年8月8日，富有先見之明的外交部常任次官戴維 ·司各特爵士指出：
“我想我們最好是讓時間來解決問題。問題大概
很快就會以某種方式自行解決。 ”(4)
大難降臨
當年
12月，日本最終發動進攻，證明戴維爵士的判斷是正確的。日軍的攻擊速度和勢頭完全出乎受害者的預料，在登陸馬來亞、空襲香港和菲律賓的次
1941年12月10日，英國海軍在太平洋的主力戰列艦 “威爾士親王 ”號和重巡洋艦
“卻敵”號被擊沉。
日，日軍襲擊珍珠港（ 12月7日）。 24小時後，英國戰列艦 “威爾士親王
”號和重巡洋艦 “卻敵
”號被擊沉。丘吉爾在回憶錄中記下了獲悉這一消息後的震驚心情：
“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我從來沒有受到過一次更直接的震驚。這篇記述的讀者們當可瞭解到，多少努力、希望和計劃隨.這兩艘戰艦沉入了大海。當我在.上輾轉反側時，這個消息的十足可怕的感覺深深地滲入我的心坎
……日本獨霸了這一大片廣漠的海洋，我
們則到處是脆弱的和沒有防禦的。
”(5)這種情形在香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來得更真切。
1941年1月7日，當時已任首相的丘吉爾致電英國遠東總司令伊斯梅將軍，丘吉爾就伊斯梅敦促的增援香港一事寫道：
如果日本對我們宣戰，我們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馳援香港。增加我們勢必將在那裏遭受的損失是極不明智的。不但不應增加守軍，還應當把兵力減少到象徵性的規模，那裏發生的一切衝突必須在戰後的和會上處理。我們應避免在難以守住的據點消耗我們的實力
……我寧願我們
在那裏的駐軍更少些，但是抽調任何一部分軍隊必然引人注目，招致危險。 (6)
1941年9月，香港成為新任總督楊慕琦爵士的職權範圍。羅富國已經病了一段時間，不得不在
1940年5月離港接受治療，他返回香港後顯然已不適合再擔任這一職務。除了在錫蘭擔任過政務官外，楊慕琦爵士沒有任何在東方的經驗。
1928年起，他先後任職東非、西非、巴勒斯坦和巴巴多斯，卻沒有得到多少有益的訓練來領導一個遭到進攻的華人社會。
楊慕琦
一旦與日本爆發戰爭，香港的地位就成為英國政府討論的焦點問題。喪失香港無疑將極大地打擊英國的威望，外交部對這一點尤其敏感，卻又無力保.這個殖民地。政府曾經討論過三套防.標準，香港的防務分為
A、B、C三級，三套方案按照一個主要海軍基地的防務標準逐級下降。最後達成一致意見的是最低方案，即提供支援拖延行動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這個殖民地惟一的任務是儘可能長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使新加坡得到增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戰爭爆發後，海軍司令湯姆
·菲利普斯迫切要求把香港的防務等級提高到最高標準，以威懾日本，日本人
“這個墨守成規的民族 ”將會因為
“被英國艦隊截斷退路而惴惴不安”。這個時刻真的來臨之際，菲利普斯和他的戰列艦卻沉入了海底，他們是被這個墨守成規的民族掌握的新式武器轟炸機擊沉的。防務委員會不贊同菲利普斯的意見，仍然堅持從前的政策，
“必須把香港看成是一個前哨陣地，支撐儘可能長的時間。我們將頂.勢必是巨大的壓力馳
援香港，但肯定無法解救香港 ”。(7)
1941年香港英軍的防禦態勢圖
1941年12月9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法令，正式向日本宣戰。
防務委員會雖然做出了準確判斷，仍向香港派出增援部隊。 1941年
11月中旬，兩個加拿大步兵團抵達這個殖民地，不過沒有攜帶任何重裝備。
12月1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請求加拿大政府補足一個步兵旅的其餘兵力（大致是一個步兵營加上旅屬炮兵和工程兵），不幸的是兵力補充未能及時完成。雖然最後的結局是災難性的，這種戰略部署並非毫無根據。經過丘吉爾的不懈努力，英美合作大大加強，兩國聯合對日本實施戰略物資禁運，明確警告日本若是企圖發動進一步侵略，兩國就對日開戰（日本可能願意妥協以換取解除禁運，羅伯特
·克賴琪爵士確信自己曾經掌握過這樣一份協定）。然而，美國依然沒有承諾對日本攻擊英國領地做出反應，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有可能做出這種承諾。英國決策者只能假定美國遲早會參戰，英國所能做到的就是千方百計拖延時間，等待美國參戰。
1941年12月初，日軍的攻勢取得了令人吃驚的成功，英國的種種假設化為泡影。美國懷.復仇的心態參戰，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幾乎喪失殆盡，像英國戰艦一樣沉入海底。大批部隊源源不斷地湧入新加坡，人們依然認為新加坡至少可以堅守
6個月時間，對香港則不抱任何指望。丘吉爾承認，
“從一開始這個要塞肩負的任務就超出了自身的實力”。加拿大人在
11月份到達後，香港共有來自英、加、印三支軍隊的
6個步兵營，分別是皇家蘇格蘭營、米德爾塞斯營、旁遮普營、拉吉普特營、.尼伯近.營和加拿大皇家步槍營。此外還有本地自願人士組成的“香港防.軍
”，他們即將證明自己與正規軍相比毫不遜色。為了抵禦從未發生的來自海上的攻擊，香港建造了完全固定的海岸防禦系統。結果，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裏，許多大口徑火炮，
1893式9.2英寸大炮中的8門，較新式的 6英寸大炮中的
15門，瞄準的是一個錯誤的方向。香港皇家炮兵團承擔了近距離支援步兵的任務，這個團部分配備了被吉卜林稱作
“螺旋幹油槍
”的輕型組裝大炮。由於沒有任何空中觀察，在遭到日軍首輪打擊後又喪失了所有的前沿觀察哨，該團火力大多沒有發揮出來。與此相反，日本人有精確的觀測，加上進攻開始前滲入這個殖民地的第五縱隊提供了地圖資料，日軍的壓制火力出奇地準確。按照以往制訂的計劃，保.這個殖民地歷來屬於皇家海軍的任務。然而，日本入侵後，皇家海軍只能集結起
1艘驅逐艦、
4艘小炮艇和一些摩托艇。戰爭打響不久，日本人就把少量過時的英國皇家空軍飛機擊毀在地面上，從而掌握了絕對的制空權。
英軍在香港的海岸炮台
莫德庇（左）與前來增援的加拿大部隊軍官
首相丘吉爾先前就表示，一旦爆發戰爭，香港不可能得到增援。儘管如此，
12月20日，身處圍困之中的楊慕琦爵士電告倫敦的殖民地大臣：
“於（漢謀）將軍的部隊目前就在咫尺之遙。 ”(8)當時，的確有少量
中國軍隊在日軍後方不太遠的地方，卻只是表現出最愛好和平的姿態。蔣介石此前曾聲稱有兩個師中國軍隊正急速趕來增援香港，並與日軍展開激戰，這純屬無稽之談。在缺乏任何救援的情況下，英軍不可能組織起成功的防禦，惟一的問題就是何時投降。
英軍投降比預計的要快得多，原因在於英國人運氣不佳、計劃欠周、戰術錯誤以及日本人訓練有素的作戰。
(9)英軍指揮官
C.M.莫德庇少將8月份才到任，沒有多少時間訓練部隊，英軍面臨一連串不利情況，地面部隊兵力不足，缺乏訓練，裝備很差。英軍的迫擊炮大多彈藥不足，每門
9.2英寸口徑的岸防炮只有
15枚炮彈。步兵必須防守橫貫新界的醉酒灣防線，實際上任何一支守軍都不可能守住這條建造得不合格的防線。英軍原來指望靠
3個營、大約 3000枝步槍至少守住這條
11英里長的防線一個星期。這是盲目樂觀的估計，戰鬥僅僅持續了
48小時，英軍就決定撤離大陸，包括九龍城。
日軍在新界登陸
莫德庇發給英國遠東總司令的電報充分.明了當時的局勢。 12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