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姆還在判決書中嚴厲譴責總督的做法，指責這些做法
“不公正、越權和不合法
……完全無視各種法律步驟和法律本身”。德庇時把這項裁決視為直接的侮辱和對自身權威的挑戰，於是向
倫敦上訴。 (47)
約翰 ·羅素是 19世紀英國重要的政治家，著名哲學家伯特蘭 ·羅素的祖父。
1850年的廣州
英國隨軍畫師所繪馬德拉斯印度土兵
在科克倫海軍少將舞會上的休姆， E.H.克里繪。
白廳已經又換了一屆政府，輝格黨人重新執政，對待殖民地的態度有所改變。羅伯特
·皮爾爵士領導託利黨政府.手處理棘手的廢除《穀物法》問題，從而大大疏遠了黨內右翼。託利黨再次在愛爾蘭問題上受挫後，約翰
·羅素勛爵於
1846年7月組成輝格黨政府，巴麥尊重新執掌外交部，格雷勛爵出任殖民地大臣，後者的父親就是通過
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的格雷伯爵。格雷並不贊成巴麥尊的為人，經過勸.才與巴麥尊同在內閣共事。所以，德庇時不得不向彼此難以共處的兩位上司彙報情況。巴麥尊全權負責對華事務，積極.手安排有關事宜。
1847年3月 11日，外交部向金頓發出一封公函，很遺憾地表示：
“由於訴訟程序的不正規，你逃.了你本應承受的懲罰。
”公函還附有巴麥尊同一天寫下的親筆信，巴麥尊在信中警告金頓，如果他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導致人員死亡，將按照英國法律以謀殺罪起訴他，
“女王陛下政府決定
……確認女王陛下對在華英國臣民的獨有司法權不應損害中國的和平和良好秩
序”。
金頓事件之後，廣州又發生了一樁案件，這個新案件中的挑釁者似乎是中國人。在廣州的一次騷動中，兩名英國水手受重傷，德庇時對允許水手進城的船長課以罰款。巴麥尊得知情況後大發雷霆，
1847年1月
12日，他致函指責德庇時：舉止合宜的義務是相互的，英國臣民必須得到“免受騷擾的自由
”，“我不得不命令你，要求懲治這場暴亂中有罪的當事人
……如果中國當局未行使權威懲處和阻止此類暴行，英國政府將被迫採取行動
”。外交大臣相當彬彬有禮地指出了他所認為的基本事實，接.補充.：
“如果我們低調處理 ……就將喪失我們本已掌握的全部優勢 ……當然，我們
——我的意思是指所有在華的英國人
——不要給中國人任何抱怨的理由，更應該避免任何類似的挑釁和冒犯。但是
……我們必須使他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條約權益必須得到尊重
……中國人必須記住並且認識到，如果他們襲擊我們的臣民和商館，將遭到射殺。 ”
巴麥尊措辭嚴厲的函件可能刺激了德庇時採取魯莽的行動，他的官方往來信函顯示出越來越明顯的歇斯底里跡象。
1847年3月12日，一些英國遊客在廣州附近的佛山被當地人扔石頭，這件小事竟使德庇時向耆英接連發出措辭強硬的信函：
“我有責任通知你，你將把災難帶給中國人民
……事情已無可挽回，我要帶領一支軍隊前往廣州，就地要求賠償。
”當時，德庇時手下可供調遣的部隊的指揮官是德忌笠少將。德忌笠起初是個步槍兵，
1799年成為第
86團（皇家愛爾蘭步槍團）的軍官，他隨該團駐紮印度時曾多次參加戰鬥。
1810年起，他一直是個出色的參謀，主要在副官部門任職，還曾受命見過著名的亞尼納的阿里帕夏。德忌笠富有教養，為人仁慈，只是脾氣暴躁。他對香港軍隊疾病流行的狀況大為震驚：
“馬德拉斯第 4印度團給毀了，已派不上任何用場 ……（士兵）大多骨瘦如柴。
”出於責任感，他爭取主動把該團全部送回印度，成功遏制了疾病的蔓延。他積極修建更為.生的營房，滿意地看到部隊的健康狀況迅速改善。
1847年4月1日，怒火中燒的德庇時向德忌笠提出對廣州進行討伐，德忌笠此時所能召集的全部兵力不足
1000人，他卻熱烈贊同這一計劃。以前，璞鼎查和德庇時都曾不得不壓制這位將軍對於軍事行動的強烈渴望。德忌笠在
1845年9月的日記中寫道：
“我沒有任何外交和政治權力，他們勢必以他們的方式解決問題。 ”他接.預言：
“如果他們日後不求我
幫忙，那才怪呢。 ”(48)現在， “他們
”確實來求他了。第二天，這位總督和將軍就帶.部隊出發了，這支部隊包括第
18皇家愛爾蘭步兵團的一些士兵和第 42馬德拉斯團的印度土兵。英軍分乘
4艘汽船，這次冒險靠的正是這些小船，它們吃水淺，能夠沿江上溯到廣州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他們不知以什麼方式直接通過了虎門防禦線。德忌笠報告.，
“在一次意外的散步中 ”，“進攻並奪取了虎門各主要炮台，進入珠江，炸燬
了軍火庫，塞住了 827門大炮的火栓
”。(49)由於沒有遭受任何值得一提的傷亡，這支小部隊充滿自信地準備掃蕩這座城市。對於雙方來.幸運的是，耆英平息了事態。他承諾肯定會准許外國人進入廣州城，只是時間應在兩年之後，到那時老百姓的騷亂已經平息（那時他和德庇時都不再擔任現在的職位了）。德庇時突然採取戰爭行動，讓外國僑民大吃一驚，現在他們鬆了一口氣，並沒有對德庇時心.誠服。老廣州吉迪恩
·奈寫道： “閣下
1847年的行動受制於兩個因素，一是兵力不足，二是最主要的商人彼此意見不合。
”他還正確地評論.，這次行動毫無成效，雙方爭執的核心問題，即進入廣州城的切實權利，並未得到承認，
“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類似於亨利 ·璞鼎查爵士的手法，等於是放過了廣
州，沒有使其因一犯再犯的過失而受到懲罰 ”。(50)
然而，巴麥尊勛爵很欣賞這次不流血的武力恫嚇 ——通常以 “海盜式遠征 ”而聞名
——並向所有有關人員表示祝賀。中國民眾本已對外國人不滿，他們的憤怒情緒不斷升.。數月之後，
6名年輕英國人在廣州城外的一個村莊被殺，釀成了最嚴重的事件。 (51)
德庇時別無良策，只能警告耆英：
“你要麼是無能，要麼是不願保護英國臣民的生命
……英國政府此次不僅要求對過去有個滿意的交代，還要求確保未來的安全。
”德庇時表示，倘若無法找出並處決罪犯，就應懲治整個村莊。
1847年11月7日，他收到一份不失尊嚴的抗議函：
“俗語.冤有頭債有主，目前該村涉嫌者甚眾，若不辨良莠
……上蒼何忍如此過分地牽連無辜百姓？世間斷無此理，閣下的國家亦必無此等懲罰。
”耆英確實審判了那些主要的涉嫌謀殺者，在外國人進城問題上卻沒有做任何讓步。
此時，德庇時去意已決，他完全厭倦了這個殖民地。
1846年，義律上校徵用鴉片的款項最終償付，偏激的商人們並未就此滿足，堅持要求征服所有中國省份，以便
“理智而充滿活力的撒克遜種族移民取代退化的當地人
”。桀驁不遜的商人們情緒激動，德忌笠將軍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他是個喜怒無常的紳士，曾經冒犯過平民。這位將軍不但反對商人們
“策馬疾馳 ”，還曾派一名下士去打斷韋爾奇在家中舉行的歡宴，
“在他高貴的耳朵聽來，庶民粗魯的歡笑聲顯得尤為可憎
”。韋爾奇表示，倘若德忌笠親自前來的話，他會把這位將軍扔出去。當地報紙試圖弄清楚這位將軍
“古怪行徑 ”的原因， “他大概一直與古代斯巴達的希
洛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對英國僑民高尚的獨立性所知甚少 ”。(52)
德庇時爵士捲入到一場後果更嚴重的是非之中，這一次不是全權公使的職責出了問題，而是香港總督之職遇到了麻煩。正按察司休姆在金頓案件中尖.抨擊德庇時，兩人關係惡化，德庇時極力想擺.休姆。德庇時爵士致函格雷勛爵，要求召回休姆，理由是休姆經常當眾喝得爛醉。休姆確實是個和藹快活、喜好交際的人，
E.H.克里醫生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休姆在科克倫海軍少將舉辦的舞會上的舉止：
“董（ ‘一個快活的傢伙 ……是一位皇族公主的丈夫
’）和這位正按察司跳起角舞，結果破壞了一場四對舞，兩個人都太隨便了。他們的表演令人捧腹，董很胖……像只大象似的蹦蹦跳跳，那位法官也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莊重，他穿.馬褲和黑色絲襪，到處亂甩他那兩條長長的瘦腿。他的臉很長，鼻
子突起，腦袋亂蓬蓬的，不時咧嘴大笑，沒有半點法官的樣子。
”(53)不過，一位總督致函殖民地大臣控告屬下官員習慣性醉酒，這無論如何都是十分嚴重的事，而且要比德庇時想的嚴重得多。指控信是德庇時在對整個世界、尤其是對休姆的盛怒之下匆忙發出的。立法局不顧德忌笠將軍的反對，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德忌笠清楚意識到這個事件可能導致的後果。有證據表明，雖然正按察司確實比一般人更愛喝酒，卻並非不稱職的酒鬼，即使在司法界高層，嗜好杯中之物乃是普遍的現象。德庇時把自己逼入了死衚衕，調查結果公佈後，他仍將休姆停職並遣送回國。香港社會一致支持休姆，強烈反對總督，倫敦最終裁定整個事件顛倒了黑白，正按察司官復原職，香港人感到莫大的滿足。白廳也意識到香港正越來越頻繁地發生爭執，於是組織了一個下院特別委員會對這個殖民地的事務展開調查並就其前途提出建議。
對於德庇時來.，一切都太遲了。他遞交了辭呈，
1848年3月，他離開這個殖民地，開始了長達
47年的賦閒生活。由於他在任期間的所作所為，人們對他離開中國海岸毫無惋惜之情。歐德理寫道：
“僑民們帶.不動聲色的冷漠遠遠觀看施放禮炮，少數知心朋友沒精打采地歡呼……沒有公開演.，沒有宴會，沒有民眾歡送會。這個殖民地主要報紙表達了公眾的情緒，宣稱德庇時爵士的
‘個人舉止和性格不適於執掌一個殖民地政府 ’。”(54)比較寬厚的理雅各寫道：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在我們的各位總督當中，他是在民眾最強烈的不滿中離職的。
”(55)
(1)《中國之友》， 1846年8月5日。
(2)
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 Alexander Ma theson，Hong Kong Private
Letter Book（AMPLB））， 1844年6月14日。
(3)同上， 1844年3月27日。
(4)
菲茨莫里斯勛爵：《格蘭維爾伯爵二世傳》（ Lord Fitzmaurice，Life of the
Second Earl Granville），第一卷，第 148頁。
(5)外交部檔案（ FO17/85）， 1844年4月28日。
(6)
馬丁的指控最終彙編成多卷本的《關於香港殖民地的文件》（ Papers Relatingto
the Colony of Hong Kong（PRCHK）），此處是引自第 1卷，
1844年8月20日。本章關於馬丁事件的其餘各處引文均來自相同的資料來源。
(7)
張伯倫：《阿伯丁勛爵》（ Chamberlain，Lord Aberdeen），第 367頁。
(8)
統計數據引自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Morse，Int.Rel.），第一卷。
(9)針對弗朗西斯
·斯各特議員所作的關於香港的聲明與建議（ Statementsand Sugges tions
Regarding Hong Kong Addressedto the Hon.Francis Scott M.P.）。
(10)
理雅各：《香港殖民地》，載《中國評論》（ Legge，‘The Colony of Hong
Kong’，in Chi nese Review）1872年，第一卷。
(11)1847年《藍皮書》，第五卷，《特別委員會備忘錄》，第 2175節。
(12)霍伊，前引書，第 52頁。 (13)《關於香港殖民地的文件》，第一卷。
(14)1847年《藍皮書》，第五卷，《特別委員會備忘錄》，第 2882節。
(15)塞繆爾 ·費倫 22歲時就是公證人、驗屍官、法院職員和譯員，
24年後成為華民政務司，他是查爾斯 ·費
倫和伊萊扎 ·費倫的兒子，自 19世紀 20年代起就住在澳門。 (16)外交部檔案（
CO129/12）， 1845年6月20日。
(17)
法國外交部，領事檔案（ Affaires Diverses
Consulaires，Quaid’Orsay）。法國外交部檔案中關於香港的資料不多，主要是因為一段時間之內法國在這個殖民地沒有設置領事館，但現有資料頗為有益和有趣。
(18)外交部檔案（ CO129/11）， 1845年3月8日。 (19)《中國之友》，
1845年7月5日。關於香港法庭的活動，請見諾頓－凱澤：《香港法律與法院史》（J.W.Norton
Kyshe，History of the Lawsand Courts of Hong Kong）。
(20)引自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245頁。 (21)外交部檔案（
CO129/377）， 1843年8月24日。
(22)
即靖遠街事件。 ——譯註 (23)同.。
(24)
這一段引文引自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 1844年3月27日，
1844年5月6日， 1845年4月28日。
(25)柯林森上尉（柯林森手稿）的這些未發表的信函收藏於香港歷史檔案館。這些信件是關於早期香港情況的最佳資料之一。
(26)科寧厄姆：《鴉片戰爭》（ Conynghame，The Opium War），第 230頁以下。
(27)柯林森手稿。
(28)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引自雷德與克錫前引書。灣仔現在還有渣甸街和渣甸坊，但沒有任
何以他們的競爭對手顛地洋行命名的街道。 (29)柯林森手稿， 1845年1月26日。
(30)歐德理，前引書，第 222頁。 (31)萊斯利（ W.Leslie）等人，
1844年12月6日。歐德理，前引書，第 226頁。
(32)安德葛：《香港的政府與人民》（ G.B.Endacott，The Governmentand
People of Hong Kong1841— 1962），第 75—76頁。
(33)外交部檔案（ FO288/34）。
(34)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242頁。
(35)同上，第
135頁。中文文獻尚未公開發表，我在北京的檔案館也沒有找到副本，但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耆英不想公開這個讓步。璞鼎查在
1842年11月3日的函件中附上一份譯文，英國人肯定認為（他們很有理由相信）這些讓步令人鼓舞，請見上書，第
36頁以下。
(36)下引文見龔自珍：《與人箋八》。 ——譯註
(37)
韋特貝克：《龔自珍的歷史觀》（ Whitbeck，‘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
Tzu－chen’），第 205— 206頁。 (38)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138—143頁。
(39)巴加檔案，費正清似乎沒有利用這些文獻。 (40)米契爾報告，
1850年12月28日，《關於香港殖民地的文件》。 (41)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42)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281頁。 (43)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1844年11月。
(44)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1844年7月。
(45)同上，徐繼.的奏摺記錄了德庇時訪問南通的經過。
(46)
司蔑：《中國口岸城市巡遊記》（ G.Smith，Narrative ofand Exploratory
Visit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第
495頁，另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 371頁。
(47)
科斯廷：《大不列顛與中國》（ W.C.Costin，Great Britainand China），第
120—134頁。
(48)
《巖石上的字跡》（ ‘Pencillingson the
Rock’），德忌笠手稿，藏於皇家英聯邦協會。
(49)同上。德忌笠預見到即將到來的麻煩，他於 1847年3月寫道：
“越來越糟糕的是，一個英國人若是想證明自己，就會損害甚至危及他的生活。 ”
(50)奈，前引書。歐德理，前引書，第 216—217頁。 (51)1847年12月5日，
6名英國人到廣州近郊黃竹歧村騷擾，打死村民 1人，重傷
1人，村民在激憤之下將
6名英國人全部毆斃。案發後，德庇時帶兵船從香港趕到廣州，要求將參與此事的村民全部斬首，否則將黃竹歧村及毗鄰的兩個村莊洗平。耆英先後抽捕了
17名村民，在英人壓力下，將 4名村民判為斬立決，斬監候、絞監
候各 1名，充軍流放 3名，杖一百徒三年 6名。 ——譯註
(52)諾頓－凱澤，前引書，第 96頁。 (53)克里，前引書，第 175頁。
(54)歐德理，前引書，第 249頁。 (55)理雅各，前引書，第 163頁。
第七章 英法聯軍
名聲不好的房子、.球廳和小船
蒙哥馬利
·馬丁的抨擊、休姆與德庇時的爭吵以及當地居民的抱怨，促使英國政府對香港事務和對華貿易進行調查。
1847年3月，下院任命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委員會的頭面人物是前輝格黨政府財政大臣弗朗西斯
·巴林。一些老中國通為委員會提供貿易方面的知識，其中包括接替查頓成為阿什伯頓的議員的馬地臣、銀行家約翰
·阿貝爾 ·史密斯以及喬治 ·斯當東爵士。委員會其他成員還有愛德華
·卡德威爾、威廉 ·尤爾特、本傑明
·哈維斯，這些人都是明智的改革家。委員會的最後一位成員是.歷豐富的激進改革家約翰
·包令博士，包令雖然學識淵博，卻異常不老練，因此常常被視為一個滑稽的人。
19世紀英國下院
特別委員會為那些喧鬧不已的香港商人提供了發表意見的場所。央孖地臣的證詞最為有力，他認為香港的條件得天獨厚：
香港擁有中國最好的港口之一
……第一批歐洲人在香港定居後，中國人非常樂於經常光顧此地，它很有希望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集散地
……沒有任何限制，人們來去自由
……如果繼續保持這種毫無束縛的貿易自由，香港肯定會成為一個大貿易中心。它最終將成為中國的商業中心。
但是，自從德庇時到任後，香港開始走下坡路。央孖地臣謹慎小心地避免把矛頭對準總督本人。
然而，
1843年正式宣告了和平，香港正式割讓給我們。組建起一個正規的政府，政府花費巨大，最大限度增加財政收入幾乎成為政府惟一熱衷的事情，目的是應付當地的開支
……從
此，香港陷入了困境。
按照《南京條約》補充條款的規定，帆船貿易被 “根除
”了。警察（“由最寡廉鮮恥的華人組成 ”）和鴉片承包人
“徹底毀滅了香港的貿易”，貿易轉到淇澳島，那裏 ——
自1844年起興起了一個相當大的土著城鎮，大約有
3000到4000人，全部都是棄香港而去的小商人和船工。他們修建了房舍，幾乎完全不用付地租。海濱有一座歐式旅店和.球廳（裏面用的是從前東印度公司的.球桌）
……在中國人的統治下，這個地方迅速發展，而在英國人統治的香港，貿易銷聲匿跡了，每天都有一些人棄之而去。
央孖地臣最憤慨的是政府在土地拍賣和租金上過於苛刻。他強調必須放棄短租期和高地租，代之以適中的價格和永久租期。倘若能夠做到這一點，再加上：
廢除所有現行的包.區，廢止現行的各種惡劣的.收，諸如對名聲不好的房子、.球廳和小船等徵收的.金。還要停止對華人進行登記，因為這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感情
……我相信，香港在數年之內就會有新的轉機，成為我們最繁榮、最有價值的領地之一。
(1)
一位獨立的證人、璞鼎查的副官麻恭上校支持央孖地臣的觀點。約翰·包令博士率先詢問麻恭上校，其間涉及一些最重要的問題：
包令：委員會認為，你的看法是，土地拍賣收入以及一項旨在保護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治安.乃是該殖民地惟一合理而正當的收入來源？
麻恭：我想是的。我認為應該從土地租金中獲得更多收入，因此，若要在該島徹底廢除所有小.種，就應該拿出更多土地拍賣，如果取消所有那些.收，這個殖民地將更加繁榮。
包令：消除微不足道的不快，能夠極大地鼓勵人們在該島定居？
麻恭：是的。中國人是個奇特的民族，他們不喜歡被人打擾。他們不瞭解我們；他們無法瞭解我們的行為方式；當他們被告知要先做某事再做另一件事，他們就會感到害怕，也就不會接近我們了。
委員會最後提交了簡短而審慎的報告，報告只對香港問題給予了有限的關注。這份報告有
10頁篇幅， 7頁是討論降低茶葉.的理由。報告引證英國咖啡消費的迅速增加（
1821年消費量達 700多萬磅， 1846年時已超過 3，600萬磅，每磅.率
4便士），.明降低茶葉.不一定導致政府總收入下降。這表明白廳同以往一樣，關注的是來自茶葉而不是鴉片的財政收入，後者被不以為然地不予考慮。報告緊接.表示：
“鴉片貿易在福州府很興盛，帶來了常見的敗壞居民道德的作用，對該地金融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影響。後者可以通過將這項貿易合法化來消除，前者恐怕不容置疑地與這種貿易密切相關。
”
香港問題是委員會報告所討論的最後一個問題，所佔篇幅只有一頁多一點。報告稱委員會考慮了
“居住在香港的非常體面的商人們的抱怨……在告知買主用有限的
75年租期來代替他們希望擁有的更為長期的權益時，沒有體現出誠意 ”。
委員會同意：
“我們認為下述做法是正確的，即維持一個與其.是一般意義上的殖民地，毋寧.是施加普遍影響和保護中國海一般性貿易的軍事基地，其義務大部分應由商人或居住此地的其他人承擔。
”
報告聲稱， “整個體制 ”需要加以修正， “殖民地當局
……的組建花費了不必要的開支 ”。報告還指出了總督的為難之處：
“作為殖民地總督，他向殖民地部負責；作為王室派駐外國宮廷的代表和商務監督，他對外交部負責。最好是將這種關係加以簡化。
”此外，還應當努力與華人加強交流，
“香港應該為掌握漢語提供便利條件，鼓勵開辦面向華人的學校，鼓勵領事館官員學習漢語
”。
委員會認為，種種跡象表明，只要有良好的意願，雙方關係將得到和平的發展：
除了在廣州之外，中國當局已經忠實地履行了亨利
·璞鼎查爵士所達成的條約的各項規定。即使在廣州，面臨的困難似乎更多地是來自老百姓的騷動天性和敵視態度
……而不是來自統治集團的惡意或缺乏誠意。任何臆測都不符合其他通商口岸執行的修好政策，尤其是不符合那位傑出的政治家耆英的性格，他執掌廣東的政府，在各種場合表明他不僅支持和平交往，還開明地擁護他的國家的利益。
殖民地大臣格雷
這份報告在香港很受歡迎，商人們申訴的一個主要問題也在第二年得到解決，
999年的租期取代了以往的
75年租期。不久，土地拍賣就將為香港政府帶來了財政收入。這筆收入尚待時日，英國政府卻堅持認為必須停止為香港提供補貼。此時正值英國財政緊張時期，愛爾蘭饑荒和鐵路投機破產造成了額外開支，損害了商業信譽，破產成倍增加。作為一項應急措施，政府被迫暫停實施《銀行法》。隨.英國與法國的緊張關係升級，國防開支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儘管極不情願，仍在徵收皮爾政府規定的臨時性所得.。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殖民地都很難指望宗主國政府同意增加開支，即使有可能增加，香港也不會在入選之列。在致首相約翰
·羅素勛爵的信函中，新任殖民地大臣、嚴厲的格雷勛爵闡明瞭這一點：
“我們考慮的首要問題 ……是香港帶來的非常龐大的補貼費用。
”整個香港的冒險事業本身很有可能就是個錯誤，
“如果能夠預見到這非常龐大的開支，以及事實表明的這個殖民地對我們的商業作用有限，那麼人們是否還認為應當佔領該地，就頗值得懷疑了
”。
但是，一切責任應由前任託利黨政府承擔，
“在您的政府組成之前很久，此事就木已成舟了。我們能做的不過是努力削減該地行政部門的開支
”。(2)因此，德庇時之後的香港總督將推行大幅度削減開支的政策。這種政策必將導致一個結果，即務必在中國避免捲入可能導致額外開支的糾紛。這個目標不難實現，因為此時的中國，清王朝正開始走向徹底的分崩離析。
咸豐皇帝
咸豐的寵妃懿貴妃，日後的慈禧太后。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被譽為晚清 “第一名臣 ”。
道光皇帝死於 1850年，中國這艘 “橫衝直撞的一流軍艦 ”（馬戛爾尼語）已沒有
“夠格 ”的人掌舵。正像馬戛爾尼預言的，中國的局勢迅速惡化。新皇帝咸豐只有
20歲，為人輕浮，剛愎自用，又深受寵妃慈禧
(3)的影響。慈禧即日後著名的慈禧太后，她在
1856到1900年間始終把持.中國朝政。
(4)咸豐繼位的時候，中國的局勢已是江河日下，瀕於分裂的邊緣，饑荒、洪水、戰爭不斷，即使是更能幹、更有經驗的人，面對如此局面也會束手無策。
1845年，黃河改道，淹沒了北方的山東半島，造成
大量人員傷亡和大面積饑饉。
3年後，明朝修建的宏偉工程、連接揚子江和華北的大運河斷航。咸豐即位後數月之內，太平天國起義開始了其毀滅性的進程，據稱在未來
14年裏，這場反叛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保守的估計有
2000萬人。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往往認為，西方列強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太平天國起義者則是
“光輝的 ”革命者， “推動了歷史前進，激勵.中國人民的革命鬥志
……（他們的）光輝業績和歷史功勛，永遠值得紀
念”。(5)真實情況是，中國人民在傳統儒家鄉紳的領導下，自願組成了新式軍隊。西方列強斷定，支持清朝中央政府是確保穩定的最好方式。中國最終出現了兩個重要的新形勢：其一，由於建立了職業化海關體制，帝國的財政資源有了更合理的安排；其二，一個樂於採納西方方式的保守派改革者核心獲得了支持。在弊端方面，低級鄉紳的擴張及其接管地方行政，加之出現了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北京的地方軍隊，最終導致暴虐的地主階級和不負責任的軍閥葬送了中國實行共和制的前景。
與中國相比，英國的政局和社會要平穩得多，雖然
1846年皮爾政府垮台後的年代裏，英國政局始終錯綜複雜。皮爾之後，歷屆政府在議會的多數地位總是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況，有時甚至還不佔多數。政黨忠誠受到個人好惡的左右，在最終演化為自由黨和保守黨之前，各黨派成員在輝格黨、保守
—自由派、自由 —保守派、保守
—進步派以及皮爾派之間搖擺不定。除了這些派別之外，始終有一.不斷尋找適宜機會申明自身主張的愛爾蘭議員，他們通常與輝格黨結盟，因為輝格黨至少不會對愛爾蘭人的要求置之不理。約翰
·羅素勛爵的政府就是一個議會少數派政府，這屆政府挺過了 1847年大選和
1851年的一次議會失敗，一直維持到1852年2月，其實原因很簡單：議會裏沒有足以取而代之的反對派。
文翰
像璞鼎查和德庇時一樣， 1848年3月就任香港總督的喬治
·文翰爵士也是東印度公司的官員，但他具有相當豐富的殖民地管理經驗。文翰
34歲時就被任命為威爾士王子島（檳榔嶼）、新加坡和馬六甲（即日後著名的海峽殖民地）的總督。海峽殖民地比香港大得多（人口為
14萬，香港僅有
3萬），但香港總督的地位更高。文翰在海峽殖民地時向印度三個管理分支之一的孟加拉總督負責，因此與倫敦隔了兩個等級。在香港，他直接就英國與中華帝國的關係向內閣負責；在擔任總督的同時，他還是駐華全權公使和商務監督。文翰爵士並不是擔任駐華全權公使和商務監督之職的合適人選，因為他對中國人極端不信任。他在領事館甚至不肯提升會.漢語的人，照他的邏輯，這些人會.漢語，顯然是太同情中國人了。不過，文翰爵士是擔任總督的上佳人選。巴麥尊評論.，之所以任命文翰，主要是考慮到他具備豐富的實際經驗。在文翰擔任總督的
6年時間裏，香港前所未有地平靜下來。文翰爵士的看法與英國商人的觀點十分接近，與前任不同的是，他與這些商人保持.良好的關係。文翰爵士帶.善於交際的妻子前來香港，這個事實有助於他與商人們融洽相處，也標誌.香港進入了一個較為安定的時代。為了安撫商人，他以香港總督的身份廢除了德庇時徵收的絕大部分令人厭惡的小額.種，還保證就殖民地內政事務與商人廣泛協商。
1850年6月，這種協商開始制度化，立法局有了兩名平民議員。按照格雷的政策，應確保殖民地的每一項立法
“更多地受到理智和有教養的居民的輿論影響
”，行政局和立法局應該更多地參與殖民地的財政事務。首批成為 “非官守
”議員的平民是大. ·查頓和約翰
·埃傑爾。從此時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始終認為立法局應有怡和洋行的一名代表。
香港為改善貿易狀況所做的努力不夠。理雅各認為香港的貿易
“在整個（文翰）時期一直不景氣 ”。在 1852年提交給文翰的報告中，
W.H.米契爾遺憾地指出： “與這個大國開展貿易
10年之後，似乎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結局
……中國所消費的我們的產品還不及荷蘭的一半。 ”
喬治 ·維利爾斯
香港的商業僑民認為，振興貿易的惟一途徑是使中國內陸向外國商人開放，只有這樣才能繞過中國當局在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有意設置的重重障礙。
“倫敦東印度和中國協會 ”（協會名稱中 “東印度 ”字樣很快就去掉了，新的
“英商中華社會
”成為代表英國在華商業利益的強大的議會遊.集團）發現巴麥尊勛爵樂於傾聽他們的呼聲。
1850年，巴麥尊已經.手考慮尋求某種藉口從中國攫取更多的權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克拉蘭敦勛爵維利爾斯都對英國對華政策發揮了影響。
文翰上任之初，並沒有預料到會與中國人發生嚴重的衝突。理雅各曾經問過這位新總督，是否堅持必須按照
1849年4月1日協定的規定開放廣州城。 “我能做什麼， ”文翰回答.，
“給我的指示是維持和平，萬萬不可引發另一場與中國的戰爭
”。然而，英國國內輿論正在轉向。
1848年歐洲革命的騷亂只在英國激起了小小的漣漪，最典型的是憲章運動者向議會提交了一份
“簽名者眾多 ”的請願書。但是，當巴麥尊被迫於
1851年12月離開政府（他幼稚地熱衷於祝賀路易
·波拿巴在當月發動的政變，羅素無法再容忍與這位外交大臣的 “小吵小鬧
”），政府的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巴麥尊在野僅僅
3個月時間，就把從前的同事拉下馬來，他得意洋洋地稱之為 “對約翰
·羅素的以牙還牙 ”。之後的德比勛爵政府只維持了
9個月，就被皮爾派保守黨人和輝格
—自由黨人的聯合政府取代，阿伯丁勛爵出任首相，羅素為外交大臣。人們仍不放心巴麥尊執掌外交部，他出任的是內政大臣之職。
1853年，羅素辭職，已被封為克拉蘭敦勛爵的喬治
·維利爾斯接任外交大臣。維利爾斯上台後，巴麥尊的觀點在外交部大行其道。聯合政府在克里木戰爭中處置失當，結果在議會被反對派擊敗。
1855年2月，巴麥尊在漫長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有機會組閣，克拉蘭敦勛爵繼續擔任外交大臣。殖民地大臣從來不是最受歡迎的職位，一年之內創記錄地先後有
5人擔任這一職務：喬治 ·格雷勛爵、西德尼 ·赫伯特、約翰 ·羅素勛爵、威廉
·莫利斯沃斯、亨利 ·拉布謝爾。
庸醫包令
像大多數繼任者一樣，德庇時和文翰的性格沒有對香港的發展產生多大影響。總督們愛憎不一，處世方式也不盡相同，他們處在白廳和殖民地居民兩重重壓之下，僅有有限的行動自由，加之任期較短，限制了他們發揮個人影響。此外，還必須承認，香港總督中才幹超.者寥寥無幾。只有彌敦爵士（
1904—1907年任總督）和盧押爵士（
1907—1910年任總督）對日後的英國政治生活做出了貢獻（彌敦還不是自始至終都有成就）。一些才幹突出之人，如金文泰爵士（
1925—1930年任總督），在這個殖民地的表現令人頗為失望。想在中國出人頭地的少數人當中，領事館、外交部門以及海關.務司署吸引了較有才華的人。但是，
1849年約翰
·包令爵士被任命為駐廣州領事時就已經具有了歐洲聲望（雖然這種聲譽並不完全值得欽佩），他對香港的未來將產生重大影響。
包令
包令編制的字母表
輝格黨在這一時期的英國政壇佔了上風，自然有機會酬答黨的支持者，包令就是一位受益者。
1847年，包令曾在下院特別委員會質詢證人，而在那之前
20年，他就已經是個名聲在外的人物。包令天賦過人、精力旺盛，是個觀點多變的激進知識分子，功利主義改革家傑米裏
·邊沁的著作執行人和親密朋友，邊沁就是在包令的懷抱裏去世的。 19世紀
20年代，包令擔任倫敦希臘委員會的幹事，組織援助希臘獨立戰爭，也曾捲入頗為可疑的希臘公債交易，還事出偶然地負責運送拜倫勛爵的遺
骸回英國，是用一隻裝朗姆酒的大桶。
(6)自1826年的坎寧開始，許多大臣都認為值得把這樣的一個人才招致麾下。包令幾乎具備所有的天賦，惟獨缺乏常識，他熟悉幾乎每一種歐洲語言，在西班牙、土耳其、埃及，尤其是法國，有廣泛的聯繫。
1827年，法國人把他當作間諜給抓了起來，但他幸運地逃.了。
5年之後，他又與法國人談判一項貿易協定。包令不但是激進的下院議員（代表博爾頓和基爾馬諾克），還是《威斯敏斯特評論》的主編，進而得以躋身倫敦文學界。他還寫詩，所寫的讚美詩至少有一首至今仍在傳唱：
“在基督的十字架下，我感受到歡樂 /超越了時間的界限。
”他還翻譯過匈牙利語詩集。
一些英國高層政要對包令評價不高。梅爾本十分反感包令：
“包令是個該死的傢伙，我之所以這麼.，是因為他曾經抓住一位首相的領子！
”（包令確實曾抓住法國總理梯也爾的領子，那至少部分是出於開玩笑。）巴麥尊樂於用其所長，同時又嘲笑這位
“庸醫包令
”（包令是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名譽文學博士）。不過，包令從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暹羅、奧地利、瑞典、俄國和荷蘭等國王室獲得了各種榮譽，在英國國內也不乏有勢力的靠山。這些支持者當中最有勢力的是克拉蘭敦勛爵喬治
·維利爾斯，他是輝格黨
—自由黨政府的殖民地大臣和外交大臣，多年來始終在英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包令曾經與維利爾斯共同草擬了第一份關於法國與英國貿易關係的報告，並在
1834年提交議會。這是包令最有分量的一次商業調查，維利爾斯從此對這位多才多藝的激進分子始終懷有一份誠摯的仰慕之情。
在寫給克拉蘭敦勛爵的一封信中，印度總督奧克蘭勛爵的姐姐艾米莉·艾登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包令的形象：
我想你會同意我的看法，初次接觸包令的第一印象， lepremier
abord（譯者按，法語第一印象之意），讓人很難忘懷。他先是猛地全身在沙發上攤開，然後.：
“好吧！..你是怎麼按照大致的方法行事的？
”實際上我被他的魯莽給嚇住了，我把自己的書送給他一本。
“噯！很好，非常好。你看，這就是旅行的成果。我喜歡有 ‘成果
’。我凡事都要見成果！
”……我在包令面前表現得最糟糕的地方，莫過於反駁了他的每一個看法，而且都是在我一無所知的問題上。我居然在西班牙諺語、荷蘭漁業和比利時關.問題上和他爭得面紅耳赤，其實我對那種語言、魚類或貿易一無所知。我想大概因為我和他認識的時間不長，所以他沒發覺我的無知，因為他一直在跟我爭論，好像我是個通情達理的人。謝天謝地，在兩天的爭論中我一直沒有認輸。在安特.普，他非常客氣地送我們上汽船，就在他要離開甲板的時候，我直截了當地反駁他所.的一個地理學觀點。你知道我的地理學再糟糕不過了，他必定是對的，這就使我覺得更有必要和他唱反調。不過，我不得不承認，除了他的態度令人反感之外
……他是十分討喜歡的一個人。他聰明而敏.；其次，他是個如此自負之人，必定會在一天之內遭受十次羞辱，但他從來
沒讓羞辱影響到自己的情緒，總是富於幽默，熱心助人。 (7)
包令擔任下院議員時就已經對香港產生了興趣。 1846年，他提醒下
院注意 “因輕微過失而頻繁實施的鞭笞 ……4月25日星期六那天，至少有
54人受此刑罰，只是因為沒有帶路牌
”。關於鞭笞的爭論持續了許多年，香港中產階級與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有分歧，前者贊同鞭笞，後者則謹慎地表示反對，而絕大多數總督，除約翰
·波普 ·軒尼詩爵士（1877—1882年任總督）之外，全都支持鞭笞。
像經濟專家通常表現出來的那樣，包令的個人事務處理得很糟糕。希臘事件剛剛平息，他在鐵製品上的投資又出了岔子，因此不得不在
1847年尋求一份帶薪的工作。此時，他的朋友在台上執政，為他在駐廣州領事館安排了一個職位。駐華領事並不是什麼美差。在狄更斯的《小杜麗》一書中，這個職位是為巴納克家族安排的最無利可圖的職位，而
且通常是為次要人物的次子或堂兄弟安排的職位。
(8)包令雖然手頭拮据，若不是想謀求更好的前途，本來不願意接受這個職位。赴任之前，這位新領事與外交大臣進行了一次私人會晤
——這可是個罕見的特權 ——得到了一些.和的鼓勵。
巴麥尊顯然希望包令能夠在新的領域做出一番成就，他在 1850年9月29日寫道：
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得不在中國實行另一次打擊的時刻很快就要來臨
……這些半開化的政府，如中國、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國，需要每隔八到十年就訓斥一頓，讓他們服服帖帖。他們心智低下，難以接受長於這段時間的概念，而警告又沒有多大用處。他們很少注意言辭，他們不但要看見棍棒，還要實際感覺到棍棒打在他們的肩上，才會服從使之服膺的惟一理
由： “訴諸武力 ”。(9)
包令這位前和平協會主席似乎並不是揮舞棍棒的理想人選，但他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他上任伊始便做出了一個典型的包令式舉動：擅自向法國總統路易
·波拿巴發出一封言辭傲慢的親筆信。包令本以通曉多種外語著稱，奇怪的是這封信寫得並不完美：
親愛的總統：
我曾指望在動身去中國之前能夠榮幸地與您見上一面，但這次行程非常倉促，政府要求我依照
1847年的協定趕到廣州城。中國人已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開戰理由
……我認為，擺在我們面前，也就是擺在您及所有人面前的只有一種前景
……無論是您，還是我們，都不能接受屈辱的立場，否則我們就要聽任他人擺佈了。拉萼泥先生得到的那份條約（《法中黃
埔條約》）不過是一紙空文。 (10)
19世紀洋人筆下的廣州
這封此前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信函不僅反映了包令一意孤行的品性，還表明包令剛到中國不久就認為雙方會不可避免地發生戰爭。除了包令自吹自擂的本事外，我們對其他事情並非全都一清二楚。很有可能，在之後的
7年時間裏，他一直伺機尋找莫須有的理由來發動一場決定性的第二次對華戰爭。
廣州是引發這樣一場戰爭的潛在熱點。
1849年4月，包令抵達廣州，此時正值耆英與德庇時商定的允許外國人進入廣州城居住的日期。但是，.和的文翰取代了德庇時，可靠的滿族老人耆英在廣東的職位也由漢人徐廣縉接替，徐廣縉自
1848年2月起出任通商事務欽差。當約定日期來臨，英國人開始力陳他們的理由，徐廣縉輕而易舉地挫敗了文翰爵士。英國國內給文翰的指令是避免引發衝突，因而文翰無法採取行動。徐廣縉像前任那樣採取拖延戰術，聲稱老百姓的敵意對於離開住所的外國人來.仍然太過危險。數月之後，他成功地使文翰放棄了入城要求，徐廣縉聲稱文翰永遠地放棄了這項要求，依據是由郭士立譯成中文
的文翰關於這次失敗會談的.明。 (11)
問題的關鍵是這樣一句話： “所議各款，如前未定，必須存候也。
”(12)巴麥尊在看到文翰急件的這一段文字時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1850年10月8日，巴麥尊寫道：
“由於譯成一種外國語言，它很容易包含中國人所賦予的涵義，也就是.，女王陛下政府徹底放棄了圍繞進入廣州城之權利的所有磋商。
”此時，歷來不那麼靠得住的郭士立正在法國遊歷，為自己籌措資金，文翰不得不依靠其他譯員來替自己辯白。他們的努力沒有收到明顯效果，這一句話在英語中不是很精確，其中一位譯員甚至未能根據中文正確地將英文原文回譯過來。
“abeyance”一詞的含義是暫停，而中國人認為 “存候
”的意思就是不再惹麻煩。一位見識廣博的歷史學家黃宇和也批評郭士立的譯文，黃宇和認為郭士立譯文表示的意思是這個問題
“無須再討論 ”，徐廣縉完全正確地認為英國人放棄了他們的要求。 (13)
錢納利繪製的香港維多利亞城西部，圖右側旗幟處是大英火輪公司的倉庫。
雙方的討論最終毫無結果，受挫的文翰再次越過廣東官員，直接訴諸北京。此時，文翰漸漸相信有必要進行一次武力展示，如果能夠找到合適藉口，巴麥尊十分樂於批准這個行動。這位外交大臣收到建議，進入廣州的權利是惟一的藉口，就在事態還沒有取得多大進展之際，巴麥尊已被迫下野。在這些激動人心的外交斡旋中，包令始終被晾在一旁，不得不從事瑣碎的領事工作。他在廣州找不到多少事情來運用其旺盛的腦力，便潛心學習漢語，而此前他已經掌握了
20種左右的語言。
與此同時，文翰爵士在香港繼續削減開支，格雷勛爵對此十分滿意。文翰報告.，香港的開支已從
1846年的 49，000英鎊降至 1847年的 36，900英鎊，到 1851年時更削減到
15，500英鎊；同期軍事開支的削減
幅度也超過 50%，從 1847年的 115，100英鎊降至 51，900英鎊。
(14)1850年出版的一份小冊子可能促使文翰爵士推行節約政策，這份小冊子認為，
“目前的香港政府 ”遠遠超出了 “由一個非常低級的官員，總巡理府
職位的官員管理的市政當局 ”所應有的運行規模和開支。 (15)
1851年3月8日的《經濟學家》藉機報道.：
“我們龐大的殖民帝國最近增加的地區之一 ——如果.不是惟一最新增加的地區
……是香港這個多山多石的島嶼及其優良的港口。
”香港的景色是這個殖民地惟一贏得絕對讚許的地方， “景緻非常優美，難怪亨利
·璞鼎查爵士曾.香港是個新迦太基 ……10年過去了 ……四五年來一直抱有希望
……人們逐漸明白並且公開承認，這些美好前景不過是腦海中的幻覺
……在那裏定居的商人寥寥無幾
”。香港的成功商號只有兩家，就是從事慣常的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和顛地洋行，《經濟學家》完全支持鴉片貿易，
“對於鴉片貿易而言 ……該島是個保.貨棧 ……主要有兩家商行從事這種貿易
……對這兩家商行而言，香港無疑是個加利福尼亞金礦
”。正因如此，形勢才有可能出現轉機，
“香港頗有希望成為有用的殖民地。無論如何，它是我們對華貿易的庇護所 ”。
1852年1月，文翰離開香港休假一年，包令受命以原職兼理商務監督和全權公使，這預示.香港將有更鼓舞人心的發展。這項任命來得頗不情願。格拉斯敦後來表示，之所以選擇包令，是希望擔任領事的經驗能使他勝任新職位。格蘭維爾勛爵於上個月接替巴麥尊出任外交大臣，他向包令發出嚴厲的警告，凡是瞭解包令的人都會認為這樣的警告是完全正確的：
“女王陛下政府殷切希望避免與中國發生任何不愉快的爭論……你不得就那些多多少少束縛你的政府行動自由的未決問題挑起爭端；未事先與國內商議之前不得訴諸武力手段。
”包令的任命恰逢其時，之後不久，巴麥尊就 “以牙還牙
”地導致了輝格黨政府的垮台。
1852年2月，德比勛爵的保守黨政府取代了輝格黨政府。為了回覆政府的任命函，包令向倫敦發去一份長篇函件，向政府提出了作為代理全權公使的有益建議。他提出必須
“嚴厲敦促
”中國當局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應當.手談判在北京設立公使館，還宣佈打算訪問各個通商口岸。德比勛爵政府新任外交大臣馬姆斯伯裏勛爵敷衍了事地回覆了一封只有短短
3行的回函： “……女王陛下政府惟一希望的是你嚴格遵循格蘭維爾勛爵
給你的指示 ……你絕對不應提出英國臣民進入廣州城權利的問題 ……給你的指令是
…….手處理你在香港的事務
……因此，不會授權你訪問各個中國口岸，如果你暗示你有意如此，請你放棄這種打算。
”
馬姆斯伯裏
由於郵遞的延誤，包令在收到馬姆斯伯裏這封措辭嚴厲的函件之前就已經發出了裝有他與徐廣縉往來函件的第二封信。結果，
1852年7月 21日，他收到了另一封冷冰冰的函件：
“……考慮到你的任職完全是暫時的，將在本年年末喬治 ·文翰爵士返回中國時結束
……我不得不對你重申命令 ……不要在再三敦促之下才接受
……我進一步指令你不得就英國臣民進入廣州城一事引起任何爭端
……你的任何不適當的干預都有可能引發極大的麻煩。
”包令收到這封函件後意識到自己的地位朝不保夕，不能對託利黨政府抱有任何指望。
9月8日，他回覆了一封恭順的函件：
“我冒昧地向閣下保證，有關指令將得到毫無保留的絕對遵從。 ”
不過，包令鴻運當頭。保守黨政府僅僅維持了幾個月時間，就在當年12月被阿伯丁勛爵聯合政府取而代之。包令的老朋友和靠山克拉蘭敦勛爵很快出任外交大臣（
1853年2月）。文翰回到香港後，走運的包令到倫敦休假，第一次確證自己將接替將於
6年任期屆滿後退休的文翰，在返回中國前與外交部多次進行討論。
1854年4月13日，已受封為爵士的包令從一個蒙受嚴厲批評的通商口岸領事正式成為駐華全權公使、商務監督和香港總督。包令以特有的風格評論.，他
“不單是奉派出使北京，還派駐日本、暹羅、中國和朝鮮，我相信我得到的信任比以往任何一個人都要多（實際上不少於全人類的三分之一）
”。
包令的前任離開香港時雖然只有
51歲，卻沒有再尋求新的職位。文翰幸運地始終得到異常明確的指示，這多虧了堅定的格雷勛爵以及下院特別委員會報告劃定的授權範圍。文翰很好地執行了這些指令，與德庇時和包令不同，文翰成功地避免了與中國當局和香港商人發生紛爭。
“亞羅 ”號事件
1841年，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軍隊服役的詹姆斯
·布魯克獲得了沙撈越的統治權，成為第一任 “白人王 ”。
不管包令性格上有什麼缺陷，都沒有妨礙他成為一名幹練的外交家。 19世紀
30年代，他與喬治
·維利爾斯同法國人談判貿易協定的經過就證明了這一點。擔任新職位後，他又一次大顯身手。
1855年，包令作為第一位西方國家的代表與暹羅王室達成了一項協定。陪同包令前往暹羅的是年輕的祕書巴夏禮。《南京條約》簽字時，巴夏禮就在現場。巴夏禮出使暹羅時只有
27歲，但已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中國通。
1841年，他作為郭士立的被保護人被派往中國，後跟隨馬儒翰學漢語。兩年之內，他的漢語水平就足以擔任駐廈門領事阿禮國的首席譯員，
“阿禮國先生穿.非常華麗的衣服走過來。全套的制服 ……至少有
6枚西班牙騎士和騎兵勛章 ”。巴夏禮在廣州時曾在包令手下當翻譯，
1856年6月至 1858年 9月間任代理領事。
包令在曼谷打交道的宮廷甚至比北京的朝廷還要專制，對現代世界也更隔膜，
“國王樂於看到全體廷臣在他威嚴地出現時匍匐在地，廷臣大多穿.橘黃色衣服。這位博士費盡口舌解釋，英國大臣和海軍軍官的佩劍和大多數禮服，與暹羅貴族塗在他們皮膚上的顏料一樣，都是薑黃
色的
”。(16)不管美國還是印度總督的密使都未能獲准進入暹羅宮廷，就連沙撈越的
“白人王 ”詹姆斯
·布魯克爵士也不得不在滿懷敵意的目光下離開這個國家。包令的成功當屬他個人的勝利，不論當時他看上去多麼滑稽可笑（為了顯得更加威嚴，他披上了格羅寧根大學的學院長袍）。
前往暹羅之前，包令.手處理對華事務，這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情。他終於獲准沿海岸訪問其他通商口岸，在訪問過程中協助引進了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中最有意義的新生事物：海關.務司署。英國駐上海領事就是巴夏禮所.的那位衣.
“非常華麗
”的阿禮國，他是個見解獨到的有趣人物，日後當上了英國駐北京公使。
1852—1853年間，太平軍發動了席捲北方的強大攻勢，佔領了南京，屠殺了城中
4萬多名滿族居民，建立了太平天國首都，此後又堅持了
11年。上海的時局較少暴力色彩，
1853年9月7日，一次組織嚴密的起義奪取了這座漢人城市，以廣州為基地的三合會在起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太平軍並未觸動上海的外國租界，帝國官員卻早已逃之夭夭。在這種情況下，阿禮國留下來處理必須解決的關.徵收問題。
阿禮國日後成為英國駐華公使
上海海關
長期把持中國海關控制權的羅伯特 ·赫德
外國商人對此抱懷疑態度。他們認為上海已經被中國政府拋棄，理應宣佈為自由港，不再徵收任何關.。阿禮國不這麼看，他堅持認為不能僅僅因為中國政府無力管治
——可能只是暫時性的
——就剝奪其獲得《南京條約》規定的合法.收。上海的起義之後不久，阿禮國立即向外國商人發出通知，
“一個龐大帝國沿海的一個孤立海港被佔領，決不意味.廢止英、中國兩國君主達成的神聖條約。條約義務對雙方仍有約束力”。阿禮國打算在帝國官員逃離的情況下履行他認為屬於自己分內的職責：代表帝國政府徵收關.。美國全權代表馬沙利有點不情願地接受了阿禮國的這個想法。按照文翰的.法，馬沙利是個
“高大、粗魯、頑固的人，在來此地之前從未離開過肯塔基
”。馬沙利同樣希望公平對待
中國人，只是對英國人的動機頗有疑慮。
外國商人對上海未能成為自由港牢騷滿腹，抱怨這個國家的動亂給貿易造成了重重阻礙。不過，大多數商人還是順從地簽出期票繳納關.。半年時間裏，阿禮國成功徵收到
100多萬元的期票，這筆金額大大高於帝國海關官員自己所能徵收的.金（實際支付的沒有這麼多。事到臨頭只有一些美國人.現了期票，英國商人無一.現）。
喬治
·文翰爵士作為商務監督，頗受香港當地輿論的影響，傾向於支持上海商人，包令的到來改變了這種狀況。包令擔任廣州領事和代理香港總督期間，始終未獲準插手外交事務，急不可耐地想在外交上一試身手，因此把上海的局勢看成是在外交上大顯身手的機會。阿禮國制訂了一項正式計劃，在上海設立
“外籍.務司
”。.務司由三個條約列強（英、法、美）與上海道台（高級地方官）共同任命，這種體制
“足以
成為最有效的手段，抑制海關官署的受賄和懶散
”。(17)包令熱切地採納了這項建議，並且得到新任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和指揮東印度與中國艦隊的海軍司令賜德齡爵士的支持。麥蓮設法會晤了兩江總督怡良，獲得怡良的首肯後又與上海道台吳健彰會談。吳健彰很快同意了阿禮國的方案，新機構於
1854年7月21日成立，在羅伯特
·赫德爵士的領導下發展成海關總.務司署。費正清認為，海關總.務司署是
“中國政府的一個主要財政支柱 ”，.務司成為 “中國官場中可信賴的成員
……他們起初行使了外交部門的某些職能
……最重要的是總.務司署確立了清廉的公共部門以及忠於中央政府的標準，這一標準對於
20世紀的中國政府具有難以
估量的價值
”。(18)不僅如此，海關總.務司署還成為英國貿易團體和香港政府的眼中釘。
廣州入城問題仍然是不斷引發憤怒的一個刺激因素。包令代理總督期間，因為馬姆斯伯裏嚴厲的備忘錄而變得異常謹慎，採取了一項預防措施。
1854年4月25日，包令在致克拉蘭敦勛爵的函件中解釋了他希望採取的政策：
無可否認，我們有權要求補償我們所遭受的因違背和漠視條約義務所造成的委屈
……其中最突出的是：
未獲準進入廣州城；
很難直接與中國當局進行交涉。
包令提出，為了獲得補償，應派人前往北京朝廷，如果有必要就拉上美國人和法國人一同前往，抗議廣東的欽差大臣把談判的大門完全關閉。但是，
“依據中國的辦事規矩，我不打算提出任何我不準備堅持到底的事項
”。克拉蘭敦在 1854年7月5日回函中批准了包令的建議，同時警告.：
“你事先必須多加小心，反覆探詢，確保不至遭受任何需要進行報復的侮辱，特別是當中國海的英國海軍還無法提供幫助的時候。
”克拉蘭敦的潛台詞當然是，英國必將對受到的侮辱進行報復。
1860年11月英國《笨拙》雜誌所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漫畫
英國很快就有了向中國施壓的藉口，因為
1854年是《南京條約》的修約年（這個藉口有些似是而非，因為其根據是依照最惠國條款要求享有美國與中國所訂條約的待遇，美中條約規定在
12年後對條約進行修訂）。克拉蘭敦態度謹慎，巴麥尊不反對採取行動，尤其是
1855年後巴麥尊已經擺.了聯合政府的束縛。實際上，此時根本不是開展外交的有利時機。巴麥尊先前想通過文翰與北京重開談判，正好碰上咸豐皇帝登基，而英國人大大地冒犯了這位皇帝。道光皇帝有理由對德庇時突襲廣州和巴麥尊的恫嚇感到憤怒，在統治末年對外國人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年輕的咸豐皇帝很快就撤換了那些對於夷人的手段瞭然於胸、經驗豐富的滿族談判者，起用那些態度強硬的漢人。幾乎相當於道光皇帝的宰相的穆彰阿被開革，耆英遭流放，激進的新人被選派到廣東對抗外國人，先是徐廣縉，後是葉名琛。包令對葉名琛尤為反感。費正清教授認
為葉名琛是 “一個難以對付的強硬派仇外者
”，(19)但降服夷人絕非葉名琛最重要的任務。太平天國運動在廣東和廣西興起，葉名琛大肆進行鎮壓，其中一次行動就處決了上萬名起義者和嫌疑犯。年輕的皇帝完全被起義嚇破了膽，全力支持葉名琛採取殘酷鎮壓手段。葉名琛在鎮壓起義的間歇不大願意激怒英國人，北京朝廷始終沒有動搖過對葉名琛的絕對信任。
葉名琛
廣州附近各鄉的 “社學 ”
雙方的交涉一開始稱得上彬彬有禮。包令給葉名琛的第一封信如泥牛入海，他仍在之後的信函中保持了外交口吻，只是提出了含蓄的警告：
“對我來.，最痛苦的莫過於怒氣沖天和不友好的爭論，這樣將造成可悲的結果。最令人欣慰的則是友好地解決爭端，維持長久的和睦。
”葉名琛 1854年4月25日的回函很簡短，同樣是有禮貌的：
“與閣下會晤我頗感欣慰，我們可藉此公開表明彼此友好的情感
……”他接.表示自己忙於軍務，無暇分身。言下之意，葉名琛會晤包令不過是出於周到的禮節，完全可以延期舉行。局勢惡化以後，葉名琛提議舉行一次會晤，用帶有侮慢意味的口吻把會晤地點定在
“珠江河畔的金星貨棧
”。包令無法接受這種做法，堅持要求在兩廣總督官邸舉行正式歡迎儀式。
5月22日，葉名琛回函指出，會談無需解決任何問題，因為文翰已經同意放棄進入廣州的權利，文翰曾經致函徐廣縉表示
“更不得辯論此事
”。包令此時急於起程訪問各個通商口岸，希望能夠與更接近北京的官員解決問題，便暫時放棄了要求。
包令與福建和南京官員的會談同樣不成功，他們非常有禮貌地要包令回去找葉名琛。葉名琛的態度有所改變，是年
12月，葉名琛請求包令協助 “消滅和追捕 ”已經十分 “猖獗和難對付的水盜
”。葉名琛的函件必定是出於真切的憂慮，這封信給包令提供了一個機會，他乘機乘汽船溯江而上前往廣州，在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部隊的陪伴下展示動力艦船的威力。危機過去後，葉名琛又恢復了以往的強硬立場，包令別無選擇，只能離去。
12月27日，包令
“再度正式知會閣下，我們之間的往來狀況很不令人滿意和難以容忍。許多深切的不滿仍然沒有得到任何補償。我將向英吉利女王陛下政府
……進一步提出建議 ……俾使與一個大國的尊嚴相稱的措施得以實行 ”。
“亞羅 ”號事件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亞羅
”號就是這樣一種三桅帆船。
在這個階段，雙方的得分似乎是中國人 2分，包令 1分。這位全權公使所得的
1分，是在上海解決了關.問題。包令爵士根本沒有達成最初設定的兩項目標，即獲得進入廣州的權利以及與中國官員建立個人聯繫。因此，
1856年10月，中國官員捕獲了一艘小型沿海帆船，包令隨即抓住這個事件大做文章，也就不足為奇了。這艘船就是快速帆船
“亞羅”號，船主是中國人，但懸掛英國國旗。這個藉口其實站不住腳，數天後
“亞羅
”號和船上的水手毫髮無損地獲釋了，況且當時該船實際上無權懸掛英國國旗。但是，巴夏禮和包令兩人迫不及待地抓住這個機會，兩人之間情緒激動的往來通信記錄下事態一天天乃至是一小時一小時的升級。包令從香港致函巴夏禮，祝賀他執意要求葉名琛賠禮道歉：
“我非常滿意你在這件事上的態度 ……我決意獲得補償
……我們難道不能藉此機會解決入城問題？如果有必要，我將召集整個艦隊。
”這個理由是否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或者不如所期望的那樣有.服力？那麼，
“‘亞羅’號被扣導致的耽擱和煩惱，使我更清楚地注意到他（葉名琛）未能遵守條款
”（10月17日函）。軍隊是否支持這兩個好戰分子？
“我剛剛見過海軍司令。若我們無法獲得海軍軍官異常明確的支持，那就務需謹慎從事。我認為海軍司令不會開戰
”（10月20日函）。
“你深信我們正懷.極大的熱情關注事態的發展。我毫不懷疑我們能攻下炮台，如果固執的葉名琛迫使我們採取這種舉措的話
……因為我們如此強大和正義 ”（10月21日函）。倘若海軍方面或倫敦仍然抱怨
“戰爭理由 ”的分量太輕，就必須闡明 “就當前事態而言， ‘亞羅
’號事件只是個次要因素 ”（11月1日的
三份備忘錄之一）。 (20)
1856年進攻虎門的英國皇家海軍 “南京 ”號，有 50門火炮。
反映廣東人民在佛山灣打擊侵略者的民間版畫《大敗鬼子真圖》。圖中附詩：
“逆夷真可惡，擾亂民房土。天降紅雨到，鄉人皆大怒。鼓勇殺無數，幸得誅滅早。太平今後起，榮生自有路。
”
科布頓與布萊特是曼徹斯特自由主義者和改革家
1801年，額爾金七世托馬斯
·額爾金將希臘巴特農神廟的藝術珍品洗劫一空，帶走了所有能搬動的寶藏。
1860年，額爾金八世詹姆斯 ·布魯斯為了報復，下令焚燬了圓明園。
清代繪製的圓明園六景
顯然，倫敦收到的關於此次事件的報告是經過修飾的，不論英國政府怎樣看待這些報告
——英國政府對這些報告有許多保留意見
——克拉蘭敦都沒有理由抱怨，因為包令始終小心翼翼地讓這位外交大臣同意向葉名琛接連發出不斷升級的嚴厲警告。這場起因於三桅快速帆船
“亞羅”號事件的戰爭與香港關係不大，坊間已有論著具體論及，英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
·赫德就饒有趣味地探討了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始於 1856年10月27日英軍炮轟廣州
——皇家海軍的新型淺水炮艇可以上溯到廣州城外
——到1858年已經發展成一場全面戰爭。隨.雙方的戰爭狀態一步步升級，香港的形勢很快變得緊張，葉名琛嚴厲譴責英國人，懸賞斬獲夷人首級。
“亞羅
”號事件和炮轟廣州的消息傳到倫敦，議會內外一片譁然。巴麥尊的手下在中國又一次為托利黨人製造了倒閣的機會。託利黨召開決策委員會會議，格拉斯敦當時仍是托利黨人，熱情激昂地譴責英國對中國的侵略，德比勛爵堅持認為他的同事全都沒有跟上黨的路線。惟有狄
斯雷利遲遲不願表態， “對中國問題潑冷水
”，(21)他認為雖然有可能在議會擊敗政府，選民會有不同的看法。狄斯雷利所不知道的是，他的觀點得到女王的贊同，辯論結果公之於眾後，女王寫信給她的叔父、比利時國王列奧波德：
“反對黨極其愚蠢地輸了一.。結果，老派托利黨人全都宣佈肯定不會給予支持，他們完全正確地判定，德比勛爵的黨，就是那些想不惜一切代價上台執政的人，妄圖靠口是心非來當選
”（1857年3
月24日）。 (22)
然而，這次擊敗輝格黨人的機會實在千載難逢，絕不能輕易放過。輝格黨人已經連續執政
11年，期間托利黨人執政的時間只有區區幾個月。一批人結成了一個奇特的聯盟，這些人當中既有理查德
·科布頓和約翰
·布萊特領導的激進反戰者，也有皮爾派和傳統的托利黨人，就連約翰
·羅素勛爵也想乘機報一箭之仇。這些人在議會辯論時一致猛烈抨擊政府，下院的辯論持續了
4天時間，上院也辯論了兩天。可憐的包令蒙受了一些極不公正的人身攻擊，時常被譏諷地稱為
“包令博士 ”，格拉斯敦則稱他是 “變態領事
”，包令從前的上司馬姆斯伯裏勛爵也談及他的“同事和對手巴夏禮的愚蠢
”。包令所屬的陣營也沒有給予多少有力的支持。格雷勛爵當時正迅速地轉向右翼，譴責這場
“非正義戰爭 ……在中國的這場戰爭 ……給那裏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了可怕的破壞
”。上院自由黨領袖格蘭維爾勛爵發表講話支持包令，在
3月10日寫給朋友和政治盟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斯特拉福德
·坎寧的私人信件中，格蘭維爾寫道：
“你大概會覺得在野黨對那位博士在廣州的舉動的判斷是正確的，你還會覺得他們非常愚蠢，等於設法幫巴麥尊渡過了一屆極為艱難的議會會期。
”5月4日，當時英國最傑出的外交家坎寧回函.：
“我認為你的演講確實非常出色。若換作是我，肯定不願意被迫作這種演講。這個問題本來不該如此
‘動人
’。我想我們（英國人）在那艘快速帆船的問題上是錯的，要求進入廣州則是正當的。包令擅自行動、小題大做，表現出不可饒恕的自以為是。我真的認為我們別無他途，只能支持他，確
切地.是支持這場戰爭，這樣一來問題會變得更加棘手。
”(23)在殖民地部的幕後，常務次官弗雷德裏克 ·羅傑斯憂心忡忡：
“我認為這場對華戰爭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邪惡之一 ……我近乎驚慌失措
……惟恐被認為要我對這場戰爭負責，因為我批准通過了那項（關於船舶註冊的）殖民
地條例，約翰 ·包令爵士用這個條例做了大蠢事。 ”(24)
托利黨人渴望上台執政，曼徹斯特改革家反對對外侵略，雙方的聯盟確實成功地在下院擊敗了政府。像狄斯雷利一樣，巴麥尊敏.地把握了同胞的情感，便請求解散議會，在
1857年3月舉行大選。他頗為準確地指出，在野黨把中國問題當作
“增強政黨實力的手段
”，而不是原則立場問題。巴麥尊有力地訴諸民族主義情感，他告訴自己所在選區蒂佛頓的選民，葉名琛是
“一個傲慢的野蠻人，集固執、背信棄義和殘忍於一身”，而且褻瀆了英國國旗。托利黨人又一次判斷失誤，巴麥尊一舉贏得大選勝利。在英國選民的眼中，葉名琛如同一個惡棍，託利黨根本無法為之辯白。輝格黨人捲土重來，在下院議席的多數地位更為鞏固，這場勝利是巴麥尊個人的空前勝利（阿爾伯特親王把這次事件稱作
“我國
議會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例 ”(25)）。格拉斯敦深感羞辱，
“充分意識到他的公眾地位面臨新的困境
”。(26)科布頓、布萊特和大多數改革家甚至失去了下院議席。
不過，包令已經聲名掃地，不可能繼續擔任駐華全權公使。 1857年
7月，包令被貶黜，僅擔任相對次要的香港總督之職，額爾金勛爵八世詹姆斯
·布魯斯受命出任英國駐華公使。令人遺憾的是，前後兩位額爾金伯爵之所以被人們記住，乃是因為他們都幹下了通常被視為故意破壞文物的可恥行徑。按照他自己的.法，額爾金伯爵七世將家族資產大半用來從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巴台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塑。他的舉動在當時就廣受抨擊，此後一直為人詬病。
1860年，他的兒子為了報復中國人，焚燬了北京圓明園，這一行徑就不是那麼容易洗.罪名了。無論下令破壞文物的行徑有多嚴重（若放在英國，焚燬圓明園等於是摧毀了格林威治和布倫海姆宮），額爾金本人的品行無可挑剔，他比同時代人更敏感地意識到自身行為造成的苦難。或許，在中國的
3年經歷確實使他變得冷酷無情。
額爾金七世伯爵把家族財富揮霍大半，他的兒子要想飛黃騰達就只能靠自己了。額爾金八世幹得十分出色，年僅
21歲就當上牛津大學默頓學院研究員， 1841年當選為南安普敦的託利黨議員，
1847年被皮爾任命為加拿大王室總督，在加拿大的艱苦環境裏表現十分突出。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聯軍大肆搶劫並縱火焚燒了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
額爾金的任務是收拾包令留下的爛攤子，與中國達成一項滿意的協定。額爾金並不特別喜歡這個任務，它與
10年前亨利
·璞鼎查爵士的使命大同小異。與璞鼎查不同的是，額爾金不管香港事務，他也不願與這個殖民地有任何牽連。他不信任包令，譴責權勢薰天的商人（
“香港總商會幾乎成了怡和洋行的一個部門
”），他還詛咒那些移居國外的英國人，
“我不知道，我們那些看上去假惺惺的同胞
……究竟屬於哪一種野獸——虛偽、殘暴、欺詐、恃強凌弱
”。（額爾金遲早會對幾乎每一個人都心生憎惡，海軍司令西馬糜各釐是
“一個十足的流口水的呆子 ”，美
國傳教士李佳白則是 “鬼鬼祟祟的無賴
”。(27)）他儘可能少去香港，即使不得不前往香港，也寧願待在停泊在港口的旗艦上。
1858年英軍進攻廣州
廣州被確定為英軍首先進攻的目標，這部分是由於英軍兵力不足，直到
1857年12月，英軍才開始攻擊行動。此時，法國決定加入英國的行動，法國人蔘戰的理由是法國傳教士馬賴神甫在廣西被用可怕的方式處死。初步炮轟之後，英法軍隊攻破廣州城牆，大約有
600中國人傷亡，聯軍死亡
10人。廣東當局對此毫不在意，葉名琛繼續將起義者砍頭 ——一個早上有
700名起義者被殺
——直到一週後聯軍失去耐心，進入了這座敵方的城市。巴夏禮得到報仇的機會，率領
100名英國水兵進入廣州。事實上，這支部隊能夠毫髮無損地闖入廣州市中心並抓獲葉名琛。頗有意思的是，廣州居民歷來對外國人抱有敵意，巴夏禮的小分隊卻很少遭遇民眾的抵抗，廣州經歷了或許是有史以來最為平靜的時期。巴夏禮爵士的傳記作者
S.萊恩－普爾寫道：
這樣一個事實有力地證明了聯軍與廣州居民之間的感情：在持續 3年零
10個月的佔領期間，中國人試圖殺死我們的人的事件僅僅發生過兩例
……上面提到的那兩樁事件中的罪犯是佔領期間被我們判處死刑的僅有的兩名中國人
……佔領至少表明，我們在佔領該城之前所遭遇的
民眾的公然敵對是官方煽動的。 (28)
只有區區 300名聯軍士兵負責維持這座百萬人口城市的治安，包括
額爾金勛爵在內的外國人可以不受騷擾地在廣州散步。
英法聯軍在廣州
對於香港的歷史而言，這場戰爭的經過無足輕重，但和平的結局意義重大，直接導致這個島嶼殖民地第一次擴展到中國大陸。
1858年2月，巴麥尊政府讓位於德比勛爵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新政府的對華政策與前任政府毫無二致，由此可見，他們此前在對華事務上大做文章，實質上是政黨的政治策略。英法軍隊開往北方，佔領了拱.天津城和通往北京的門.的大沽炮台。
1858年6月，清朝政府先後與英國、法國、俄國、美國簽署了一系列條約。英法軍隊之所以進展如此順利，是因為投入了克里木戰爭期間開發出來的一種新型炮艇。
“小丑 ”炮艇是一種配備兩門重炮的小艇，吃水僅有
4英尺，能夠沿河上溯到白河，非常適合在中國的軍事行動。
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進駐天津城防。
額爾金勛爵認為，隨.這些條約的簽署，自己已經完成了使命，便於8月離開了中國。在回國途中，他訪問了日本以簽署一項協定。中國事務轉由額爾金的兄弟弗雷德裏克
·卜魯斯負責。卜魯斯曾在德庇時手下擔任香港輔政司，日後成為首位進駐北京的英國公使。
1858年3月，額爾金從上海啟程前去簽署《天津條約》之際，怡和洋行、顛地洋行以及上海其他英國商人送交了一份請願書，商人們表示
“高等文明的感化作用 ……將充分影響中國人民
”。額爾金勛爵少有地剋制住對這類狹隘之見的蔑視，答覆.：
“西方基督教文明將發現，自己面對的並非野蠻愚昧，而是一個古老的文明，這個文明有許多方面是衰敗和有缺陷的，
在其他方面足以贏得我們的讚許和尊重。 ”(29)
1858年6月26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中英天津條約》。
英國根據《天津條約》在北京設立公使館
額爾金很快重返中國。弗雷德裏克
·卜魯斯與海軍司令何伯在《天津條約》換文程序上處置不當，英國軍隊在大沽口被擊潰。當時，額爾金勛爵已是
1859年6月重新上台的巴麥尊內閣的閣員，不得不勉強再次起程前往中國。到
1860年底，和平最終得以達成，《北京條約》確認了《天津條約》的條款，外國人終於獲准在帝國的京城設立公使館。咸豐皇帝的一位能幹的兄弟恭親王負責掌管對外事務，守舊的朝廷大臣勉強給予支持。新機構總理衙門相當於英國的外交部，外交政策的方向仍受慈禧的左右。她在
1861年丈夫死後成為太后，在當年
11月發動政變，鎮壓了攝政大臣，成為中國的最高權威。
北京建立起與外國政府的直接聯繫之後，香港不再是英國對華外交的中心。外交部警告那些試圖直接與中國人接觸的香港總督，與中國交涉屬於外交部的職權範圍，由領事館官員負責，香港總督只需管好這個小小殖民地的內部事務。新的外交關係發展緩慢，由於下面這樣一個事實，總理衙門的使命變得更為複雜棘手：盲目排外的中國人把與外國的所有聯繫都視為不可饒恕的罪孽，處理對外事務者被污衊為
“漢奸
”。由於武裝抵抗的道路行不通，人們抱有這種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儘管這種態度於事無補。《北京條約》與以往南京和虎門達成的條約完全不同。
1843年時，外國人退回到各通商口岸的居留地和香港島；
1860年，他們獲准到中國各地旅行，宣講基督教教義，在北京設立公使館，沿揚子江而上，到漢口進行貿易：漢口與其他九個城市被確定為新的通商口岸。現在，夷人隨處可見，不光圓明園被毀，皇帝也被迫屈辱地向外國人道歉。中國人不得不痛苦地步步退讓，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喪失了另一小塊中國領土
——香港島北面的一塊數百英畝的荒地。
(1)《英國下院特別委員會關於英國對華貿易現狀的調查報告》（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to Enquire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between Great Britainand China）， 1847年3月，第
1940節以下。
(2)格雷勛爵：《約翰 ·羅素勛爵政府的殖民地政策》（ Lord Grey，The
Colonial Policy of Lord John Russell’s Administration），第 263—265頁。
(3)原文如此。慈禧原為咸豐帝宮人，後封淑妃。
1856年生同治帝載淳，封懿貴妃。載淳即位後，她被尊為慈禧太后。 ——譯註
(4)魏斐德對這一時期做了精彩的概述，請見《中華帝國的衰落》。
(5)白壽彝，前引書，第 43頁。
(6)
關於包令在希臘委員會的可疑交易，請見克萊爾：《希臘自由力量》（
W.St.Clair，That Greece Might Stillbe Free），第
22章。關於包令的經歷，請見他的《自傳》（ Autobio graphical
Recollections）。
(7)
克拉蘭敦伯爵喬治 ·維利爾斯：《生平與書信》（ George Villiers，Earl of
Clarendon，Lifeand Letters），第80頁。
(8)
關於早期選拔政策及其他問題的生動描述，請見柯提斯：《駐華領事》（
P.C.Coates，China Consuls）。
(9)引自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380頁。 (10)法國外交部領事檔案。
(11)
此處所引相關檔案引自《關於廣州入城事件函件的下院文件》（ Parliamentary
Papers as Correspondence Relativeto Entranceinto Canton（CREC））。
(12)
文翰致徐廣縉書中，這一句的原文為： “……
thequestionatissuerestswhereitwas，
andmustremaininabeyance”。若是直譯，此句應譯為
“所爭論的問題仍然停留在過去的程度，只得暫時擱置
”。文翰的意思是.，這次關於入城問題的爭論跟過去一樣沒有結果，在目前情況下，英方將暫時不提此事。這裏並沒有放棄以後繼續要求入城的權利。郭士立中譯文的含義遠比英文含混。徐廣縉據此理解成文翰永遠放棄了入城要求。徐廣縉向皇帝報捷的奏摺更進一步解釋.：
“現經議定之後，再不辯論進城之事。 ”——譯註
(13)
關於此事的充分討論，請見黃宇和：《中英關係， 1839—1860年》（
J.Y.Wong，Anglo Chinese Relations1839—1860）。
(14)格雷，前引書，第 265頁。
(15)針對弗朗西斯 ·斯各特議員所作的關於香港的聲明與建議。
(16)引自萊恩－普爾，前引書，第一卷，第 194頁。
(17)阿禮國向包令提交的報告， 1854年6月15日，載外交部檔案（
FO97/100），引自費正清：《貿易與外
交》，第五部分，第 456頁，註釋 K。 (18)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462頁。 (19)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277頁。
(20)此處所引巴夏禮與包令的通信不是引自
CREC——這一點不難理解，它們清楚揭示了兩人的共謀
——而是引自巴夏禮檔案，劍橋大學圖書館（ Parkes Papers，Cambridge Uni
versity Library）。
(21)馬姆斯伯裏：《回憶錄》（ Malmesbury，Memoirs），第三卷，
1857年2月6日。 (22)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第三卷，第 231頁。
()菲茨莫利斯，前引書，第二卷，第 245頁。 ()布拉赫福德勛爵：《書信集》（
Lord Blachford，Letters），第 162頁。
()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第三卷，第 300頁， 1858年9月4日。
()莫利：《格拉斯敦傳》（ J.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第一卷，第
565頁。 ()希伯特：《巨龍甦醒》（ Hibbert，The Dragon Wakes），第
14章以下。 ()萊恩－普爾，前引書，第 284頁。 ()外交部檔案（ FO17/287），
1858年3月31日。
第八章 喧囂與騷動
不顧一切的對抗
在倫敦，人們普遍對戰爭結束表示歡迎。這場戰爭並沒有站得住腳的理由，戰爭結束又使得所得.得以下調了
1便士。在香港，約翰
·包令爵士失去了駐華公使和商務監督的響亮頭銜，安下心來行使殖民地總督相對有限的職權。包令並非承擔這項使命的合適人選。上流社會的上司等.拿他的狂妄自大做消遣，也欣賞他的聰明才智。香港僑民守舊、傳統、狹隘，香港的官員和商人莫不如此，在他們的眼中這位總督是個不可理喻的人。倫敦在最初任命包令時就意識到這一點。當時是阿伯丁勛爵領導的聯合政府，殖民地部由紐卡斯爾公爵掌管。紐卡斯爾並非包令的崇拜者，因而想方設法限制包令的權力。副總督、上了年紀的威廉
·堅上校擔任殖民地最高行政長官，包令接到指令，不得插手具體的殖民地事務，只是在緊急情況下才有權進行干預。讓包令成為
“賦閒總督 ”的想法很快就落空了，
1855年2月，輝格黨人重新上台，巴麥尊第一次當上首相。包令輕而易舉地.服巴麥尊和外交大臣克拉蘭敦勛爵，使他們相信職權分離是
“行政上的一大失誤 ”，結果他立即恢復了全部權力。
包令爵士命運多蹇。 1854年，可怕的托馬斯 ·奇澤姆
·安士迪出任香港律政司。安士迪被公認是英國最著名的令人生厭者，他進入下院僅僅
5年時間（
1847—1852年）就站穩了腳跟，成為接連兩屆政府的心頭之患。他能夠就人人都不感興趣的話題，在下院滔滔不絕地講上
6個鐘頭。《笨拙》雜誌 1848年的字母表是這樣開頭的：
“A是安士迪，他一開口講話，下院就失去了知覺。
”這份雜誌還模仿《古舟子吟》，嘲笑安士迪：
鬱悶不樂地演.，長凳上空無一人，沒有猶豫，沒有停頓他唾沫橫飛，人人都在祈禱
他快點言歸正傳。 (1)
安士迪是個狂熱的羅馬天主教皈依者，他猛烈抨擊巴麥尊、種植菊苣者、海關官員以及看不順眼的任何人與事。安士迪之所以被派到香港任職，完全是因為人們巴不得他離倫敦越遠越好。
這幅漫畫反映了安士迪在議會提交了大量議案
羅便臣
域多利監獄始建於 1841年，是香港開埠初期最先以耐久物料建造的建築物。
提燈、宵禁
圖中右為拉布謝爾
這個舉措沒有收到多大成效，安士迪在香港只待了
3年時間就返回英國。為了訴.自己的苦衷，他給《泰晤士報》寄出一封肯定是有史以來投給該報的篇幅最長的讀者來信。日後，這封信作為一本小冊子出版（《泰晤士報》當然拒絕發排），頁碼有
116頁之多，書名是《對現任
香港政府令英國在華聲望蒙受恥辱展開調查之理由》。
(2)安士迪失去菊苣和巴麥尊這兩個攻擊目標後，熱切地以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情緒對幾乎每一個香港官員大加訓斥。官復原職的按察司休姆、總巡府禧利乃至總督本人，沒有人能夠倖免於安士迪的攻擊。安士迪的主要攻擊對象是負責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高和爾。高和爾娶了一位華裔基督徒為妻（這件事令不少人感到驚奇，華裔情婦是可以接受的，無可挑剔的海關總.務司羅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