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伊：《中國問題的根源》（ Nye，The Rationale of the Chinese
Questions），第 37頁。 (56)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9年3月24日。
(57)同上， 1839年3月25日。 (58)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9年5月3日。
(59)
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 Queen Victoria，Letters，vol.I），第一卷，第
156頁。 (60)載《關於中國的通訊》。
(61)
伊斯頓：《一個銀行家族的歷史》（ H.T.Easton，History ofa Banking
House），第 29頁。
(62)
克蘭布魯克：《日記》（ Cranbrook，Diary），第 588頁。 (63)《中國叢報》第
8卷，第 854、327頁。引自張馨保前引書，第 181頁。 (64)林則徐致英國國王，
1839年10月6日，引自張馨保前引書，第 185頁。 (65)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9年8月21日。
(66)水手屬於怡和洋行和顛地洋行的商船。義律本人支付了賠償金，怡和洋行爽快地償還了這筆錢，但顛
地洋行沒有償還，他們的 “芒格洛爾 ”號船長艾雷拒絕支付這筆錢。馬地臣於
1839年8月2日憤怒地寫道：
“親愛的義律上校，人人都會因為得您私人掏腰包支付吹笛人而感到羞愧。
”當然，顛地洋行的那些應受譴責的人除外。
(67)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 A.Waley，The Opium Warthrough
Chinese Eyes），第
64頁。這份取自中國資料來源的記述糾正了英國方面的觀點。
(68)韋特貝克：《歷史觀》（ J.A.Whitbeck，Historical Vision），第 129頁。
(69)類似的情況如今依然存在。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法律禁止進口和出售威士忌，而英國則可以自由出售。一些英國人認為酒精飲料是可憎的，但這並不是一種主流的觀點。更多的人認為沙特阿拉伯的司法是野蠻的。與中國人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當局無疑採取了有力行動，但英國政府無法阻止膽大妄為的商人在沙特阿拉伯管轄之外的地方設立威士忌倉庫，並且勸.儘可能多的居民購買儘可能多的蘇格蘭威士忌。甚至有可能，許多人希望商人獲得成功，但英國外交部是否希望勸阻這類行動，取決於他們遵守沙特阿拉伯政府法律的意願。
19世紀的情況就是如此。鴉片可以自由進入英國，也可自由出售，一些人反對鴉片，但這種反對意見絕非主流；而中國司法被英國人視為野蠻。中國當局只是斷斷續續、軟弱無力地查禁這種貿易。人們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當然是中國放棄毫無理由的禁令，允許鴉片進口和出售。
(70)引自莫利：《格拉斯敦傳》（ 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第 2卷，第
225頁。反對鴉片貿易當然有其道義的考慮，在野的託利黨雖然樂於利用這種主張（他們並不贊同這種主張，但格拉斯敦家族中有人是癮君子），但自始至終想把輝格黨人整垮。
(71)1731年，英海軍上校詹金斯乘船從西印度.島回國，途中被西班牙海岸警.隊攔截，他們強行登船搜劫貨物，並割掉了詹金斯的一隻耳朵。
“獨耳詹金斯
”回倫敦後向國王報告了這一情況，並出示了裝.耳朵的皮箱，但國王當時未採取報復行動。
7年後，英國為奪取西印度.島，便在下院的一次會議上提及此事，並將裝在箱內的耳朵輾轉傳看，激起公憤，輿論譁然，英國遂以詹金斯割耳受辱為藉口對西班牙宣戰。
——譯註
第四章 不平等條約 (1)保護神
喬治 ·懿律
這場衝突最終以英國奪取香港告終。在衝突的最初階段，英國政府賦予全權的代表查理
·義律成為主事者。正式任命的全權大臣還有查理的堂兄、海軍少將喬治
·懿律。查理在與妻子克拉拉談及懿律時.，懿律是
“一個好人，只是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害怕承擔責任
”。懿律海軍少將深信，必須以儘可能小的武力盡快實現和平，從長遠角度考慮應當保持對華友好關係。懿律總是纏綿病榻，大小事務都落到年輕的查理身上。義律已經向商人們承諾，補償上繳鴉片的價款，所以必須從中國人那裏獲得一筆至少相當於這一數額的賠償，但他不願拿生命來換取金錢。他充分意識到，只要重開貿易，很快就可以彌補收入上的損失。因此，開艙貿易成為首要的目標。
巴麥尊勛爵在
1840年2月20日發給義律的訓令中明確表示正在考慮展示海軍力量，這種展示並非直接開戰而是要足以打動中國人。實際上，之前派出的
3000人多一點的小部隊除了炫耀武力外，也起不到任何作用。這支小部隊是由司令官戈登
·伯麥爵士指揮的，他手下有 3艘配備 74門大炮的三等戰列艦
——這些軍艦在對岸炮轟時很有用，在狹窄水域則顯得笨重（其中的兩艘因在舟山觸礁很快退出了戰鬥）
——兩艘大型巡洋艦以及包括東印度公司部分武裝汽船在內的一些小型船隻。喀麥隆步兵團的奧格蘭德上校是遠征軍中官階最高的陸軍軍官，他死於途中，接替者是無能的布耳利。布耳利隸屬皇家愛爾蘭第
18步兵團，怡和洋行譯員羅伯聃把布耳利稱作 “饒舌的蠢材 ”。
巴麥尊指示遠征軍首先封鎖珠江，接.
“佔領舟山.島，封鎖那些島嶼對面的河口、揚子江口以及黃河河口
”，這等於是要封鎖中國所有的主要河流。最後，遠征軍應北上到達白河，在那裏等待北京對巴麥尊所提要求的答覆。義律認為這個方案能夠避免過多流血
——義律知道，大量流血傷亡將損害未來與中國的關係 ——因而忠實地執行了命令。
6月，遠征隊起程開往舟山，留下一艘巡洋艦和數艘單桅帆船監視廣州的局勢。經過
9分鐘的初步炮擊，俯瞰主要城鎮定海的炮台投降。次日，在雙方都無傷亡的情況下，定海被攻佔。
1839年7月6日，英軍攻佔舟山.島的主要城市定海。
琦善到白河口英艦上談判
郭富
佔領舟山之後，遠征隊把當地的司法機關委託給靠不住的郭士立
——“不折不扣的一出鬧劇
”——之後繼續北上，開到白河河口，確切地.，是儘可能接近了白河河口，實際離河口有數英里之遙。巴麥尊不知道渤海灣是個混濁的淺水海灣，根本不適合展示海軍實力。深水區離河口有
6英里，在這麼遠的距離上，艦上的人幾乎看不到低平的陸地。白河河口有一道沙洲，只有吃水淺的船隻方能駛入。義律乘坐戰艦上的小艇親自偵察了河口，發現只有吃水
12英尺的東印度公司汽船
“馬達加斯加”號能夠過得了沙洲，其他稍大些的船隻均無法通過。英國海軍艦隊本來想營造十分壯觀的場面，陸地上的人卻什麼都看不見，艦上大炮也無目標可射。北京遠在
100英里之外，這段距離近得足以激怒北京，卻遠遠難以使朝廷感到畏懼。
雖然有種種不利因素，示威行動並非一無所獲。只要將英國人的行動時間與皇帝的御批對照一下，就很能.明問題。
8月8日，道光皇帝頒佈飭令，下令採取有力行動抵禦英國人；
8月9日，英國艦隊出現在渤海灣，聲調就變了。皇帝任命一位國戚、世襲侯、直隸總督琦善前去安撫夷人。
15日，巴麥尊的照會送達琦善手中，皇帝指示琦善接受，不管照會可能會有什麼失禮。
21日，皇帝收到一份至少是處理過的照會文本，向廣州的林則徐發出一道嚴厲申飭的上諭，叱責林則徐
“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
也”。(2)此前，皇帝一直相信林則徐關於一連串勝仗的報告，支持林則徐咄咄逼人的計劃。現在看來，似乎是林則徐的所作所為激怒了這些令人不安地近在眼前的夷人。琦善受命前去勸.義律離開敏感的北方，回廣州進行下一步的談判。琦善將取代林則徐接管廣東，以達成一項協定。義律認為繼續留在直隸已沒有多大意義，同意掉頭南下。除開留守舟山的部隊
——那裏染病人員之多達到令人擔憂的程度，義律可以在廣州集中兵力，以獲取最大的好處。
遠征軍逗留在直隸的
4個月時間裏，廣州舞台上的角色已經換了人。林則徐雖然被解職，仍受命留在廣州協助琦善。懿律海軍少將的身體完全垮了，因而不得不辭職，留下堂弟查理一人指揮遠征軍，並作為惟一的全權大臣負責英國對華事務。伯麥臨時去了加爾各答，遠征軍由海軍上校辛好士爵士代行指揮。英國政府任命了一位稱職的將官郭富爵士，但他要到次年
2月方能抵達廣州。琦善到達廣州，表面上看是來完成始於直隸的談判，但顯然奉命拖延時間，僅被授予了微不足道的談判權限。義律的權限也很有限，不過他並不打算阻礙達成和平協定。在寫給另一位堂兄弟、印度總督奧克蘭勛爵的函件中，義律承認曾建議在“政府的要求遠未實現
”之際停止採取行動，他認為這麼做不至使貿易中斷，也可以避免
“延長敵對行動，以及戰爭必然帶來的強烈仇恨 ”。
到11月，遠征軍在珠江重新集結，兵員減少了數百人，他們在舟山
死於瘧疾。不過，馬德拉斯第 37土著步兵團的 600名印度土兵和
“復仇神”號汽船前來增援，加強了遠征軍的力量。 “復仇神
”號是一艘出色的艦船，成為日後炮艦的先驅。該船設計吃水僅有
6英尺，能夠穿越以往無法通行的淺水航道，武器配
備也較強，有兩門 32磅大炮和一架火箭發射筒以及其他一些輕型武器。 “復仇神
”號火力雖然不及最小的戰艦火力的零頭，卻能夠駛往帆船所能行駛的任何水域，為登陸部隊提供近距離火力支持。有必要記住這樣一點：至今還沒有哪位中國高官親眼目睹過皇家海軍的威力。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林則徐把去年雙方在穿鼻的交戰誤報為一場勝仗；舟山的小規模炮轟也只是局部的事件；而中國人在白河最多隻能看見艦隊戰艦的中桅。就連義律也認為，要.服琦善達成協定，必須明白無誤地表明英國的實力。於是，他提出強行進入鐵鏈封鎖的虎門，摧毀拱.虎門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軍攻打虎門炮台。
1841年1月7日，戰鬥打了一整天，英國人無一傷亡。英國人之所以能取得這種戰果，是因為對炮台實施了快速的側翼進攻，把
3門野戰炮拖曳到戰場，戰艦則從珠江上炮擊， “復仇神
”號在炮擊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水手們很高興輕易攻克了本以為是堅固的陣地，急切希望繼續攻打
上游的炮台。因此，義律 “滿心懊悔、或許並非不近人情地
”(3)宣佈事情到此為止，水手們頗為不滿。琦善似乎願意妥協，義律也希望儘快結束這種一邊倒的戰鬥。
1841年1月28日，英國全權大臣覺得可以宣佈一些初步安排的條款，這就是所謂的《穿鼻草約》。義律十分清楚，這些條款與國內政府的指示相去甚遠。草約第一條是：
“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王
”，但規定香港島繼續向中國當局繳納捐.。以下幾項條款都是安排支付一筆
600萬元的賠償，分 6年逐年償還，以及
“正式交往應基於平等地位和開放廣州海口貿易
”。草約沒有提及開放其他港口的貿易和英軍撤出舟山，這一點日後成為對義律的一項嚴重指控。
拜爾秋
清代新安縣地圖，圖片下部兩個較大的島嶼，中間為香港島，左側為大嶼山。
海軍大臣巴羅曾隨馬戛爾尼使團出使中國
1841年1月26日上午 8時15分，皇家海軍 “硫磺
”號艦長拜爾秋在香港島升起英國國旗，併為女王的健康三次歡呼。義律在皇家海軍
“威裏士釐”號甲板上宣佈，香港已是女王陛下的領地，他本人暫行管制該島。
義律清楚意識到巴麥尊會反對《穿鼻草約》，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仍在各個可供選擇的對象中指定香港？英國人曾考慮獲取某個
“海島基地”，這樣的基地應當是個島嶼，不會帶來邊界壓力和不可避免的糾紛，可以憑藉海軍來加以保護。大家都認同馬戛爾尼勛爵的判斷：
“想在中國大陸獲取領地的期望 ……太過狂妄，不可能是嚴肅的。
”對於英國政府而言，一個印度帝國就夠操心的了。
爭論的焦點轉到究竟選擇哪一個島嶼為好。福摩薩（台灣）成為最受青睞的候選對象，不光英國商人，就連美國人日後也貪婪地覬覦這個島嶼。義律上校一度對大約
1000英里之外的小笠原.島頗感興趣，這個.島位於日本列島與馬里亞納.島之間，早在
1827年就已經成為英國的屬地。巴麥尊中意的是舟山或寧波，兩地都是人所共知的重要港口，而香港此時僅有的村落是個小漁村。威廉
·查頓向外交大臣建議，應當佔領“三到四個島嶼，即福摩薩、金門和廈門
……還有重要的舟山島
”，迫使中國訂立城下之盟。查頓認為，務必與中國簽訂條約，條約將打開廣州之外的其他通商口岸。查頓提出的口岸有：
“寧波、上海，如果我們
能辦得到，還有膠州 ”；獲取島嶼只是服務於談判這一目的。
(4)查頓的建議既未提及香港，也沒有表示要永久保留所佔領土。查頓及其同夥是生意人，不是領土擴張主義者。
只有在珠江發生戰事的情況下，香港才有重大意義，
“倘若我們確實有必要在廣州附近擁有一個島嶼或港口，那就應該奪取香港島
”，查頓的建議實際上更傾向於福摩薩。即便在此時，香港也只是查頓提及的諸多選擇之一，理想的選擇當然是更靠近廣州的地點：穿鼻或伶仃島。其他商界人士不同意查頓的看法，他們反對、而且往往是激烈地反對領土擴張。
“從政治和商業的角度來. ”，《中國叢報》以教訓的口吻指出，
“想通過攫取一個小島來左右一個大帝國，這樣的念頭實屬幼稚無知……從中得不到任何好處。這個念頭長成了沉重的翅膀，很難在皮奧
夏晦暗的空氣裏飛起來 ”。(5)
義律身為職業海軍軍官，看問題的角度自然與商人不同。香港是個良港
——他正在此地躲避中國人
——吸引他的正是這一點。當年隨馬戛爾尼航行、如今已是海軍大臣的約翰
·巴羅爵士也持這種看法。巴羅為義律提供的一份最新勘測圖中載明：
“鯉魚門（準確地.它僅是香港港區的東入口，當時被用來指稱整個海港）
……是一個良港，可以停泊任
何型號的船舶，一旦發生戰事，它可以抵禦強大敵軍。
”(6)1839年11月，巴羅解釋了選擇香港作為海軍補給中心的原因：
“首先，審慎的做法是把軍事行動侷限於廣州，佔領虎門之外的香港島，眾多船隻就有了適宜的近岸錨地以及大量新鮮淡水。只要在此地配備少量大炮和炮手，
再加上一艘戰艦，就可以為商業航運提供保護。
”巴羅極為不.地指出，外交部並未注意到 “福摩薩比愛爾蘭還要大得多
”，如果佔領並控制它，勢必帶來無盡的煩惱。 (7)
1840年2月20日，巴麥尊向義律發出一份訓令，其中包含一份條約草案。巴麥尊表示並非一定要割佔一個島嶼，如果中國人願意保證
“女王陛下在華臣民的安全和貿易自由
”，指定英國臣民可以不受騷擾地生活和貿易的通商口岸，英國政府將
“放棄對任何島嶼的永久佔領 ”。開放的口岸大致包括
“廣州、廈門、福州府、上海縣和寧波
”。英國的全部要求就是與中國簽訂一項貿易協定，以解決這些引發不滿的問題，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對於英國人而言，獲取殖民屬地無異於自尋煩惱，很可能會不斷引發與嫉妒的法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糾紛，況且保護這樣一個屬地需要花費大量財力。
一年之後，巴麥尊開始意識到巴羅建議的長處，因為他派出的公使在佔領舟山、炮轟廈門、入侵白河河口之後，已被中國人勸.返回廣州。
1841年2月3日，巴麥尊在發給義律的函件中首次提及一個建議：
“位於廣州河河口的一個島嶼，能夠為進一步軍事行動提供倉庫和基地
……應宣佈永久併入英國版圖，置於英國王室的保護之下。 ”
舟山是中國富庶的華東地區的門.
但是，巴麥尊完全是因為不同意這個建議才提及它。如果必須擁有一個 “海島基地
”，“對於女王陛下政府來.，東海岸某處的一個島嶼，要麼位於舟山.島，要麼離該.島不遠，更為適合貿易目的，它能夠為英國商人打開富庶而繁華的中國東海岸中部城市，還將為英國商品提供進入中華帝國內陸的便利渠道
”。因此，
“雖然在廣州河河口保有某個安全的基地也是合宜的，但首選之地是東海岸的某個地點
”。全權大臣可以自行選擇任何一箇中意的島嶼，不要被中國人答應給予的條件所矇蔽。
義律上校無視政府一再要求獲得舟山或某個東海岸島嶼，最終選擇了香港，巴麥尊對此勃然大怒，政府也亂作一團。在野的埃倫巴勒勛爵乘機在議會發難。政府確實打算批准《穿鼻草約》嗎？梅爾本勛爵給予了否定的回答。香港不是
“已經通過該協定佔領了嗎
”？梅爾本勛爵認為的確如此。那麼，遠征軍是否已經撤出了舟山？梅爾本勛爵回答.不知
道。 (8)外交大臣對義律大加指責。在
1841年4月10日送交女王的報告中，巴麥尊怒氣衝衝地數落全權大臣的惡劣行徑：
“巴麥尊子爵對中國遠征軍的結局深感羞辱和失望
……義律上校似乎完全錯誤地理解了給他的指令，就在艦隊的軍事行動大獲成功之際，他僅憑一己之願，認可了非常不恰當的條款。
”
維多利亞女王以喜歡加.重號的習慣方式，向她的叔父、比利時國王列奧波德轉述了巴麥尊的意見：
“中國事件讓我們大傷腦筋，巴麥尊為此深感羞辱。如果不是因為查理
·義律（不是那位因健康欠佳被迫離職的海軍少將懿律）莫名其妙的奇怪舉動，我們本來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他完全違背了給他的指令，試圖接受所能獲得的最低條件。
”當然，也有好消息： “海軍異常英勇地
……對穿鼻炮台實施了襲擊和猛攻，中國人損失巨大
……阿爾伯特非常高興我獲得了香港島，我們考慮
維多利亞 (9)應該在大公主的稱號之外，再加上香港公主的頭銜。 ”(10)
義律必須走人了。
1841年4月21日，巴麥尊發出了將義律免職的函件。他在函件中對義律冷嘲熱諷，對香港則不屑一顧：
“你獲得了荒蕪之島香港的割讓，島上幾乎沒有一幢房屋
……很顯然，香港不會成為貿易中心
……我們的貿易將一如既往地在廣州進行。他們（英國僑民）可
以前往荒涼的香港島，在那裏修建房屋來隱居。 ”(11)
倫敦的巴麥尊和身在珠江的義律各有各的理由。英國政府處境微妙，既要有看得見的成功，又必須彌補遠征軍的開支。憑藉長期從事談判的經驗，外交大臣深知控制了像舟山這樣有戰略意義的大島，就等於掌握了一張王牌，藉此可以迫使中國人妥協。義律丟掉了這張王牌，就不可能獲得賠償和讓步，他能得到的只有香港。兩年後，巴麥尊勛爵恢復了平靜，向義律.明了上述考慮。義律在此前從未公開過的一份文件中.述了這次會面。按照義律的.法，巴麥尊語氣極為客氣，
“他立刻使我相信，他十分懊悔將我召回
……他告訴我，他肯定不應那麼做，即使我不同意把舟山島歸還給中國人。照他的判斷，本打算把舟山島作為
一個保障
……我.，如果不是已經牢牢地佔領了香港島，徹底征服了廣州城，從而獲得了更為充分的必要保障，我是不會放棄舟山的
……”(12)
在這次會見中，義律解釋了作為富有經驗的海軍軍官而非政客，不願意佔領舟山的原因，
“憑藉對舟山的親身瞭解，我認識到，與我們以往的偏愛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適合我們在中國的目標。航行
……充滿危險，除了動力汽船之外，其他船隻幾乎無法航行
”。1842年1月25日，義律在送交巴麥尊的繼任者阿伯丁勛爵的長篇報告中指出，與舟山相反，香港這樣的口岸擁有
“巨大而安全的港口，豐富的淡水，易於由強大海
軍來保護等長處，地域大小和人口狀況都很適合我們的需要 ”。(13)
英國畫家奧古斯特 ·博吉特 1838年繪製的香港島及海灣
倘若義律抓緊在香港建立居民區，打消那些傾向於獲取揚子江基地的陸海軍將領對於該島是否適合作基地的疑慮，最重要的是.服商人前來此地投資，那麼，事實將證明義律的選擇不失為明智之舉。問題是時間非常緊迫。倫敦對義律與琦善在穿鼻的協定幾乎可以肯定會做出憤怒的反應，大約需要
6個月時間，這段時間就是這位全權大臣可以用來建立殖民地的時間，期間他還必須繼續在華軍事行動。義律採取了一項預防措施，爭取自己的親戚、印度奧克蘭勛爵的支持。
1841年6月21日，他從澳門致函奧克蘭勛爵，充分闡述了自己的政策：
我冒昧地提出我的看法，一項規定英國商人和船只可以前往廈門、寧波港和上海縣的條約，絕不是把彌足珍貴的人質交到一個被激怒的政府手中。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商人的急躁，中國人的背信棄義，將很快引發新的麻煩
……我非常清楚 ……女王陛下的政府必須保有香港島
……以及立即在堅實和廣泛的基礎上組建該殖民地，並非只是個提議，而是絕對必要的……
圖為英國畫家科林斯繪於 1841年的九龍尖沙嘴炮台珠江口海戰
在倫敦的答覆到來之前，還有不少仗要打。如果.《穿鼻草約》很可能讓英國政府氣憤，中國人則肯定會拒絕接受。義律日後解釋.：
“我清楚意識到，（中國）朝廷有可能 ——雖然還談不上肯定會
——推翻琦善的承諾，因此我十分謹慎地把廣州的兵力全部集中起來。
”事態很快就明朗了，中國人準備儘快重新開戰，充實要塞兵力，修建新炮台，橫跨江面的障礙物也準備就緒。
2月底，義律獲悉琦善無法提交中方的那一部分穿鼻協定，因此需要給予更多的推動。英國軍隊已經如約撤出舟山（中國人對這個行動困惑不解，他們因此認為英國人是被迫撤退），即使算上患病者和.戍部隊，這支軍隊仍只有
2000人多一點，他們可以在兩艘戰艦的支援下猛烈攻打任何眼前的敵人，卻無法進入廣州。只有勇敢的
“復仇神
”號這樣的小型船隻才能進入廣州。戰事的初期階段毫無懸念可言，虎門再度被攻佔。儘管中國人修築了各種防禦工事，英國的小型戰船仍在
36小時之內到達黃埔。這對林則徐必定是個打擊，他仍留在廣州，剛剛得意地在日記中寫下英國人已被擊退的消息。
遠征軍耽擱數天之後
——毫無結果地等待談判者前來，因為不出義律所料，琦善已被匆匆押解回京
——憑藉小型船隻向廣州推進。廣州商館再度升起英國國旗，貿易也重新開放。在當地官員的合作下，貿易興盛了
3個月，義律非常滿意。大量茶葉裝運上船，每天超過
50萬磅。不久，茶葉.就為英國財政帶來可觀收入，這是義律始終關心的問題。與中國人的進一步談判沒有多大進展，琦善的接替者楊芳
“不過是把北京讓廣州解決的問題又踢回北京 ”。
隨.合法貿易重開，鴉片貿易也再度死灰復燃。義律徒勞地試圖阻止這種毒品的湧入，要求高級海軍軍官從旁協助。辛好士爵士憤怒地拒絕了。辛好士向此時不在廣州的同事伯麥抱怨.，義律要求他
“以中國水上緝私警首腦的身份行事
”。巴麥尊的一道訓令成為辛好士的擋箭牌：海軍無權干涉完全合法
——按英國法律的規定完全合法
——的貿易。如果中國人希望禁止鴉片輸入，那是他們的事情，英國軍隊不會保護走私者，也不會去幹涉走私活動。
1841年5月，英軍進攻廣州，強使中國簽訂城下之盟。
圖為三元里農民的指揮旗三星旗
這種局面沒有持續多長時間，中國人的後援即將到來，他們受命進攻目前聚集在虎門內的外國人，
“斷其退路，四面合圍，收復香港 ”，皇帝還翹首等待打勝仗的消息。
5月21日，進攻開始，中國人用火船襲擊英國戰艦，偽裝好的炮台也開了火。中國人與勝利失之交臂，這次依然是“復仇神
”號憑藉出色的火力和機動性力挽狂瀾。英國人傷亡不大，傷亡人員中包括紐約港務局長的兒子，他在廣州商館附近被俘，被中國人處死。於是，英軍下達了迅速向廣州城挺進的命令。
值得指出的是，司令官郭富少將 ——他曾參加過伊比利亞半島戰爭，服役期長達
46年，所以肯定能夠對自己所.的話負責
——自信能夠憑藉這支由印度土兵、英國士兵、水兵和水手組成的
2395人的軍隊，征服一座人口在百萬左右，至少由 2萬名士兵和
1萬人的民團把守的城市。英軍突襲廣州外圍的炮台，僅用數分鐘就攻克了炮台，代價是一名英國人死亡，而中國人倉皇逃跑，更是無一傷亡。義律下令停止戰鬥時，郭富已經抵達廣州城下，停戰命令讓這位英國指揮官憤怒不已。
“黎明時
分，不祥的白旗再次出現，數小時之內不停傳來 ‘義律，義律
’的叫喊聲，就好像他是他們的保護神一樣。
”(14)義律上校再次達成，或者.被認為已經達成了一項協議。
這一次義律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不過仍然大大低於他受命提出的條件：立即支付
600萬元，外加進一步的損失賠償金。在這個危急時刻，義律的想法是複雜的。最重要的是避免流血，這與他常常表現出來的仁慈相吻合。義律向那位惱怒而又不理解的指揮官下達的指令很能.明問題：
“保護廣州的人民，鼓勵他們對我們友好，是我們在這個國家的首要任務。
”義律還擔心，憑藉佔領一座桀驁不馴的城市，難以對抗狂暴的鄉民和正在趕來的皇帝軍隊，郭富對此肯定毫不在意。中國學者特別強調村民僅有的一次拿起武器攻擊英國軍隊的事例，所有的中國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關於三元里戰鬥的描述。事實是，
1841年5月29日， 3名英國軍官和大約
60名印度土兵在廣州城外陷入包圍。他們擊退了數百名襲擊者，一人被殺，數人受傷，後被兩個連的皇家海軍部隊救出。郭富將軍嘉獎了這些印度土兵，依然認為中國人不會帶來多大麻煩，不論
是正規部隊還是非正規的民團。 (15)
三元里臨時指揮所三元古廟
珠江的水深很可能是制約義律選擇的關鍵因素。到第二年，戰艦上對準南京的大炮就足以構成強大的威脅，促成一項條約。而在廣州，一線作戰軍艦根本無法靠近城牆。
1841年時，只有小型艦船能夠提供支援，佔領軍在廣州處於缺乏保護的危險境地。直到
1857年，情況才徹底改觀，新型炮艦能夠駛入廣州以及西江的所有河道。
軍事史家嚴厲批評義律上校終止進攻行動的命令，不論他在
1841年春夏的政策有何功過，召回他的決定已經無可更改了。奧克蘭勛爵的姐姐艾米莉
·艾登注意到，堂兄弟查理 “想向世上每一個人證明自己。我預
計會有一部長篇傳記小冊子問世，您不這樣認為嗎
”？(16)義律上校並不是熱衷寫小冊子的人。 8月10日，他乘 “克萊德
”號離開香港，馬地臣送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函，公開表示廣州英商總會的感激之情：
“我們很高興在您離開的時候能有機會吐露感情 ……我仍打算（在澳門）為您餞
行。
”(17)在孟買，義律收到另一封來自噫之皮的感謝信，這封信表明義律剋制而審慎的品性受到一些人的稱道：
“您始終仁慈為懷，寧可尋求引導和勸.中國人民，而不是憑藉英國軍隊的武力去征服和控制他們，
這極大地增加了您的榮耀。 ”(18)
義律上校回到倫敦後，馬上.手讓新政府認可自己的立場；皮爾領導的託利黨已經取代了梅爾本勛爵的輝格黨政府。義律問心無愧，公眾輿論也大多站在他的一邊，因此他心情似乎十分輕鬆。格雷維爾對他的描述，聽起來不像是一個正急於辯白的人，義律
“生氣勃勃，精力充沛，快活、靈敏、熱切、興致勃勃而令人愉快
”。這位日記作者還寫道，義律 “覺得關於他的中國之行的報道很有趣
……我傾向於認為他能夠為最近在廣州的英勇行為辯白 ……他與陸海軍將領互相指責
……他極為蔑視
……他們和他們的看法。他也不贊成我們正在進行的斡旋，認為我們考慮用艦艇對華開戰無論如何都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19)
人們預計，托利黨人會支持義律。畢竟，託利黨曾經指責巴麥尊拋棄了在現場的人，義律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堅定。羅伯特
·皮爾爵士在議會正式宣佈，他對義律的 “正直和可靠給予最大限度的信任
”。就連被挫敗的輝格黨人也表示了諒解。喬治
·維利爾斯（後來成為克拉蘭敦勛爵）寫道：
“梅爾本用十分得體的方式稱讚了義律。 ”經約翰
·巴羅爵士批准，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任命了義律的一個兒子作為獎勵。義律一度曾考慮爭取當時的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主席裏彭勛爵的支持，
“他卻像海豹一樣咧嘴一笑，不停地來回晃腿，不肯談論整個事情
”。義律幾乎無需這種支持，因為維利爾斯記下了義律上校得到的最高榮譽：
“威靈頓公爵提高了義律的聲譽和品行，他用議會內外迄今從未有過的動人和巧妙的口吻，歷數義律曾經面對的困境。在這種事情上，公爵自然是本
國的權威，義律從此可以對詆譭者報以嘲笑。 ”(20)
義律必須留在倫敦，與財政部解決鴉片煙款問題。這個部門素來以行動拖沓而著稱，直到
1846年才最終認可了義律整整齊齊、乃至是令人欽佩地準備好的賬目。雖然輿論對他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尚有分歧，義律在下一個職位、駐得克薩斯共和國臨時代辦的經歷表明，他兼具個人魅力和勇氣。他很快就贏得了共和國先後兩任總統塞繆爾
·休斯敦和安森 ·
瓊斯的尊敬。
(21)出使得克薩斯之後，義律逐漸淡出了公眾的視野。他接連獲得了一連串不那麼重要的殖民地職位，先後擔任過百慕大、特立尼達和聖赫勒拿島的總督，最後帶.不多的榮譽以海軍少將和爵士頭銜退休。最後要提一提義律的老對手琦善。琦善也在其主子的盛怒之下得以倖免，而且也被打發到中華帝國最偏遠的角落。法國旅行家古伯察神父偶然在西藏拉薩遇到了琦善，兩人談論起那場戰爭，琦善認定英國人砍了義律的頭：
“對於可憐的義律來.，這是個可怕的命運。他是個好
人。 ”(22)
瞄準琉璃塔的大炮
璞鼎查到中國後，進一步擴大了對華戰爭。
梅爾本
1841年9月，英艦侵襲舟山.島，定海再度失守。
巴麥尊對義律的狂怒平息之後，.手尋找一個替任者。這個人要不那麼容易因脆弱的良心而苦惱，不那麼過分關心中國人的情感，還要值得信賴、能夠精神抖擻地履行職責。巴麥尊認為，此時正在倫敦的東印度公司駐信德的政治代表亨利
·璞鼎查爵士正是這樣的一個人。璞鼎查來自烏爾斯特，精力充沛，英俊瀟灑，為人多情，.話帶有很濃的愛爾蘭土腔，處事特立獨行，不能容忍異己之見。他能夠片刻之間就與人交上朋友，也會很快翻臉成仇。璞鼎查對滿族談判者耆英頗有好感，厭惡英國商業僑民，而這些好惡全都掛在臉上。在華英軍指揮官經歷過義律出於人道主義的遲疑不決，欣賞璞鼎查的好鬥性格，但時常抱怨璞鼎查特別熱衷於
“權力和禮儀
”。郭富和在辛好士死後負責指揮海軍的海軍少將巴加都認為璞鼎查不難共事。不過，雖然他們措辭圓滑，字裏行間難免流露出埋怨之意。巴加寫道：
“亨利
·璞鼎查爵士是個幹練的外交家，富於決斷，性格堅毅，很適合承擔他在這裏的使命，大概是長時間在印度工作的緣故，他養成了我們在歐洲時看不慣的那種頤指氣使的作
派。 ”(23)自1804年起，璞鼎查就在東印度公司軍隊裏服役。
1825年，他棄武從政，先後在信德出任總督代表和代理人。信德是下印度河谷的一個地區，當時並不屬於英屬印度的版圖。作為英國政府的政治代表，璞鼎查有力地維護了英國的利益，曾經很成功地威逼當地統治者允許英國軍隊假道入侵阿富汗。
1840年，璞鼎查從印度退休，憑藉這些功績得到了爵士頭銜的獎賞。
1841年5月3日，梅爾本勛爵將召回義律、任命璞鼎查之事告訴了女王。梅爾本表示，璞鼎查
“最近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中戰功卓著
”。(24)璞鼎查爵士從未踏入阿富汗半步，倒是他的侄子埃爾弗雷德
·波廷傑最近在那裏出了名。儘管如此，出任總督的肯定是亨利而非埃爾弗雷德，因為在奧克蘭勛爵建議下做出這個決定的是巴麥尊而非那位首相，大概只有梅爾本把兩個人搞混了。就迅速結束戰爭這個目的而言，巴麥尊算是選對了人。早在
1834年，璞鼎查從信德發出一封措辭激烈的函件曾讓威
廉·本廷克勛爵目瞪口呆。當時，璞鼎查脅迫信德王公歸順，力勸印度政府
“將火與劍帶到整個阿富汗
”，這件事.來容易做起來難。本廷克覺得必須敲打敲打璞鼎查，便警告璞鼎查：
“強大而開明的強國，倘若不得不與弱小而愚昧的國家打交道，正確的做法歷來是容忍（對方的）過失，但作為最後的手段，你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證據證明你的實
力。 ”(25)
璞鼎查在中國問題上並不打算接受上述建議。他很可能認為憑藉一支遠征軍，即使目前人數已增至
8000人，根本不可能征服一個大約有
3億人口的國家。然而，巴麥尊希望看到的正是從一開始就拿出 “實實在在的證據
”證明英國的實力。在這一點上，璞鼎查沒有讓他失望。
這一次再沒有猶豫不決，也不再有善意的減少傷亡。艾米莉 ·艾登評論.：
“查理（義律）和戈登（伯麥）爵士離去後， H.璞鼎查爵士走上了一條正確道路
……從他們的文告來看，中國人似乎完全給嚇住了。將軍和全體海軍官兵狂喜不已，因為再沒有人會阻止他們投入戰鬥。如果H.璞鼎查爵士以常見方式直接開戰，從而在
6個月之內徹底結束戰
爭，我覺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26)戰爭持續了
10個月而不是半年，不過，艾登小姐的其他預言都應驗了。就在
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首次造訪香港
——他前去中國北方處理相關事宜，途中曾在香港停留數個小時
——之前，倫敦又產生了新一屆政府。在
6月舉行的大選中，托利黨人贏得壓倒性勝利，終結了輝格黨人長達
12年的長期執政。在這 12年當中，托利黨人的執政記錄僅有 1835年的威靈頓
—皮爾政府。
1842年7月，英軍攻打鎮江城。
梅爾本內閣早已顯露出徹底衰敗的徵兆，按照格雷維爾的話.，這屆內閣
“如此意志消沉、遲疑不決、軟弱無能和膽怯懦弱 ”。英國財政狀況不斷惡化，
1841—1842年度，政府預算比上年增加了
150萬英鎊。政府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幾度受挫，最終在一次信任表決中敗北，被迫辭職。對於梅爾本勛爵來.，最後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不啻為一種解.，他對領導自己的政黨幾乎已不抱任何指望。羅伯特
·皮爾爵士受命接管政府，這次與女王打交道不會再有什麼困難，阿爾伯特親王已經成為女王的新主心骨。
在19世紀的英國政壇，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勛爵算不上才華橫溢的政治家，他之所以直到今天仍未被遺忘，主要是因為他在
10年後出任首相期間在克里木戰爭中處置失當。格拉斯敦緊緊追隨阿伯丁，其他人對阿伯丁的評價就不那麼高了。據.，阿伯丁在議會辯論時有
“一副嘲諷的腔調 ”，巴麥尊把這種腔調歸之為 “他的過時而弱智的原則
”。從來不厚道的狄斯雷利評論.：
“他的性格固然是孤僻的，如今轉變成放縱的乖戾
……帶有語無倫次的女巫所特有的那種執拗的怨毒。
”(27)如果.狄斯雷利的描述不無準確，那麼
1841年時阿伯丁還不是這樣，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阿伯丁缺乏前任巴麥尊所具備的許多素質。阿伯丁幾乎就是巴麥尊的對立面，巴麥尊沉默寡言，計劃周密，願意在最後關頭做出妥協；阿伯丁則忙於處理頻繁發生的英法糾紛，在對華事務上採取了明智的無為政策，把問題交由印度當局處置。新任陸軍和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勛爵具備阿伯丁所缺乏的從容自如，但他的興趣主要在愛爾蘭，很少關注對華事務。
1842年5月，英軍進攻浙江乍浦，遭到清軍的堅決抵抗。
巴加
“皋華麗 ”號戰列艦
璞鼎查要到數月之後才能得知國內政府更迭的消息，他繼續積極推進，毫不含糊地執行巴麥尊勛爵的指令。
1842年4月，璞鼎查在南京採取最後行動之前曾數次致函外交部，這些報告表明這位新任駐華全權大臣毫無保留地遵守了巴麥尊勛爵的指令。璞鼎查用一種成熟的帝國口吻寫道：
“我忽然感到，中國人必定要麼屈服、要麼被挫敗的時刻很快就要來臨。在後一種情況下，事情取決於英國女王要把哪些中國港口，或
中國海岸的哪些部分納入女王陛下的版圖之中。 ”(28)
從軍事角度來看，
1841—1842年的遠征行動無可挑剔，堪稱教科書式的範例：一支小規模的遠征軍在海上力量的支援下征服了一個帝國。這一次，遠征軍即將取得決定性戰果時，再沒有一位富於同情心的全權大臣下令停止行動了。事實上，在寧波城遭遇頑強抵抗時，軍方不得不阻止暴躁的璞鼎查爵士下令洗劫該城。
“你所能做的最正確的事情 ”，睿智的郭富建議.，
“莫過於用我們的剋制和公正向那裏的人民證明，我們的天性被糟糕地誤解了
”。巴加支持璞鼎查， 1842年2月5日，他以個人身份致函阿伯丁勛爵：
“我不得不十分遺憾地提及我的同事們之間的意見分歧 ……H.G.（郭富）反對
H.P.（璞鼎查）和我的意見，我們主張把查封的私貨作為贖金和關.
……我猜想，那位將軍不願強行從個人那
裏獲取收益。 ”(29)
這場戰爭的細節對於香港歷史來.並不重要，但結束戰爭的條約極為重要。較之義律主事的時期，戰鬥普遍要慘烈得多。清軍各自為政，指揮失當，始終未能投入優勢兵力。中國方面大約有兩萬正規軍和人數更多的民團，投入一次戰鬥的兵力卻只有數千人。他們在所難免地遭受重大傷亡，而戰場上的失利沉重打擊了中國人的信心。
“皋華麗
”號的趕到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英國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拖曳到揚子江。
1842年8月4日， “皋華麗 ”號停泊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實際上， “皋華麗
”號只是一艘三等戰列艦，而且是一艘過時的軍艦。但是，按照當時世界上任何一支地面部隊的標準來衡量，它的火力十分強大。這艘軍艦牢牢封鎖了揚子江以及通往北京的大運河，從而一舉切斷了這個帝國最重要的聯絡渠道。
不論當時還是之後的歲月裏，中國人錯誤地理解了這場武裝衝突的教訓。為了找出英國戰勝的原因，中國的間諜從某些靠不住的渠道收集情報。琦善的一位幕僚提供了最早的一份報告，他聽一個英國婦女.，英國艦船是用橡木或柚木等質地堅硬的木材建造，艦上的大炮則是銅鑄，重達
8000磅，能夠發射 32磅的炮彈。他接.報告.，英國人的統帥顯然是一位婦女，有
20個家庭與之有血緣關係，女人們全都自己找丈夫，這些夷人根本不講禮儀和紀律。道光皇帝對此印象深刻，讚許地批
註.： “備極明晰詳盡。
”(30)中國人從此幾乎一直認定西方人的勝利完全是倚仗堅船利炮，一旦中國掌握了這些專門技術，就能克服暫時的失利。這種看法只是部分正確，而對事實的曲解導致清朝政府日後不斷陷入徒勞和相互指責。
英國的海上優勢是毋庸置疑的。必須指出，自 1637年查理一世建造“海上君主
”號以來，英國的戰艦和艦炮技術沒有多大進步，只是增添了一些主要用作拖輪、運輸船和陸軍支援船隻的小型蒸汽船。但是，英國形成了獨特的大西洋造船傳統，這種傳統與中國海面上形成的造船慣例截然不同。中國造船技術的演進受制於諸多地區性因素，最大的限制是缺乏製作龍骨的木材。因此，中國建造的是平底大帆船，雖然有複雜和非常完善的設計思路，卻缺乏支撐重型大炮（此
清軍使用過的大炮
廣東沿海的中國老式平底戰船
時，這些大炮還不是銅製，而是鑄鐵的）的堅固製材。但是，中國的海岸炮台足以對沒有裝甲的木船實施毀滅性打擊，在日後的一次戰鬥中，這些炮台就取得了不錯的戰果（
1859年，大沽炮台徹底擊潰了一支蒸汽炮船組成的英國艦隊）。中國有很完善的鑄炮工廠，能夠鑄造大口徑的精良武器，如
1845年運回英國伍爾維奇的重達 9噸、口徑
27英寸的銅製臼炮。中國的要塞炮屬於無膛線的前膛炮，操作規程與西方的大炮沒什麼兩樣。英國在陸地上的優勢就沒有這麼明顯了。
1842年時，敵對雙方的騎兵和步兵使用的武器相仿，並且都將在數年之後過時淘汰。絕大多數英國步兵的武器，與他們在
1704年布倫海姆戰役
(31)中使用的差不多，都是0.753口徑的毛瑟槍。這種槍有燧發槍機，前膛裝彈，槍管沒有膛線。英國海軍和少數陸軍士兵配備了帶擊發裝置的槍支，這種槍雖然沒有提高射擊速率和射程（最大射程
200碼），但適合在潮濕天氣使用。中國的步兵使用火繩槍，與克倫威爾的軍隊曾使用過的武器完全相同。中國軍隊的最大缺陷在於沒有機動的大炮，他們的野戰炮遠不如英國能夠發射
6磅炮彈的大炮。儘管如此，在大多數戰鬥中，雙方使用的都是最簡單的武器：刺刀、劍、長矛。
鴉片戰爭時期清軍使用的竹製火銃
雙方軍隊最重要的差異在於訓練、紀律和通信聯絡。可以肯定，英國軍隊最有價值的武器不是兵器，而是諸如信號旗、懷錶和水平儀之類的裝備。英軍的軍事行動有相當詳盡的計劃，而且是精確地同步實施，而中國軍隊的時間觀念很淡薄，只有最高指揮官才有一塊表。英國軍艦或工兵軍官每到一地，都會繪製精確的海圖或地圖，中國指揮官卻不得不依靠當地人的印象。雖然中國人傳聞.夷人毫無訓練，紀律鬆懈，但正是英軍的紀律和訓練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旦遇到緊急情況，英國高級軍官和海軍指揮官知道應當開往何處，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逆境可能會出現，但絕不會發展成災難。
奧奇特洛尼上尉描述了
1842年3月9日寧波發生的一場戰鬥，他的記述充分.明了訓練有素所收到的效果。英國人在這次戰鬥中將一門大炮投入戰鬥，擊退了中國人的進攻：
僅僅三次炮擊之後
……步兵隊恢復了排槍火力，前面一排在開槍射擊後分別向左右兩側後退，裝填子彈，並在後面形成新的一排，他們的位置由第二排補上，依次類推；用這種方式……在短時間內街道上到處是屍體，當不再有活動的目標時，士兵受命前進，他們踏過整個
15碼之內密密麻麻的屍體和垂死者。 (32)
即便雙方在武器上沒有差距（中國人人數上的優勢在相當大程度上
抵消了武器上的差距），戰爭依然很有可能以相同的結局告終。奧立佛
·克倫威爾或古斯塔夫－阿道夫
(33)的軍隊也只裝備了他們那個時代的武器，但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在同等情況下照樣能夠贏得勝利。
中國人的另一個錯誤是認為徵募來的農民要勝過正規軍，三元里的傳.強化了這種信念。日後發展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紅軍最初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而且戰勝了較為職業化的國民黨軍隊，這種傳奇已經成為公認的正統學.。
南京條約
1842年8月，英軍闖入南京下關江面，耆英（上圖）同伊里布趕赴南京，跟英國代表璞鼎查談判，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中英《南京條約》。
皇家海軍 “皋華麗
”號未放一槍一炮。考慮到南京必然會遭到的破壞，中國人被迫坐到談判桌前。
“殊為可惡！
”1842年7月9日皇帝獲悉璞鼎查正式要求與一位全權特使談判時喊道。皇帝經過考慮，同意派兩名滿族高官前往南京，全權負責就賠償、平等外交和開放更多通商口岸等事宜進行談判。在兩名官員中，伊里布資格更老，由於身體和精神太差，不得不把大多數事務交給他的同事耆英處理。耆英是努爾哈赤的後裔、道光皇帝的近親和密友，他是一位世襲的侯爵，也是
19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數代中國學者一直斥責耆英，認為他為了王朝利益把國家出賣給了英國人。實際上，這位滿族人講求實際，風度翩翩，巧妙地達成了一項協定，準確地.是一系列協定。耆英一露面就給外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舉止優雅、高貴 ……步履沉穩，面相敦厚，看起來
就像一位剛勇、矍鑠、富於幽默感的老紳士。 ”(34)
英國軍隊已顯示威力，佔領了僅次於北京的兩座最大的中國城市，因此，除了應允璞鼎查的要求之外，南京的談判者沒有多少轉圜的餘地。耆英向皇帝解釋了當時的情勢：
“臣等此次酌辦夷務，勢出萬難，策居最下但計事之利害，不復顧望之是非
……第念寇事方張，據我要
害。
”(35)英國人開出的條件就是巴麥尊最初的那些要求：割讓香港（這一條是璞鼎查爵士自己的主張，與阿伯丁勛爵最新的指令背道而馳），開放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和廣州等
5個通商口岸，英國在通商口岸派駐領事，負責監督貿易和英國臣民，並享有領事裁判權。今後兩國將以對等的大國進行交往，此外還有
2100萬元的賠款，這筆數額遠遠超過了義律要求的
600萬元，也大大超出遠征軍的軍費、行商債務和收繳鴉片煙款的總和。白廳決定把義律已經收到的
600萬元作為廣州城的贖金，算是英國財政的一筆意外收入。
《南京條約》簽字頁
英國隨軍畫師所繪南京城的琉璃塔
英國隨軍畫師所繪在 “皋華麗 ”號上籤署《南京條約》時的情景
很難.能否如此明確地從會計角度來衡量最終的得失利弊。義律獲得了
600萬元賠款和香港的割讓，代價是十多名英國人
——那些死於霍亂和瘧疾者不在其列 ——以及大約
2000名中國人的生命。璞鼎查遵從巴麥尊的指令，結果以上百名英國人和數千中國人的死亡為代價，換得了額外的
1500萬元，還引發了迄今仍未徹底消除的激憤之情。條約隻字未提棘手的鴉片問題，《中國之友》尖刻地評論道：
“這樣一個忽略，會使人聯想起一個老生常談的比喻，就好像演出《哈姆雷特》卻遺漏了王子這個角色。
”
若把《南京條約》與璞鼎查同耆英次年簽署的補充協定聯繫起來看，似乎並未證明這些條款特別地不平等或過分。英軍指揮官注意不表現出侵略軍的姿態。在向南京行進過程中，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老百姓的阻礙，還很容易得到幫助。士兵為了收集紀念品，從南京著名的琉璃塔上撬瓷片，
“這種暴行必定會造成惡劣的公眾效應 ”，結果受到
“嚴厲申斥，更不必.每一個內省的人士都會對這種恣意破壞一座如此聞名的建築痛惜不已
”。(36)一支武裝.隊受命前去保護琉璃塔，並賠償了 4000元。
(37)（15年後的太平天國起義期間，這座塔被中國人
“不負責任地毀壞”。）雙方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開始談判。
(38)薩勒頓勛爵手下的副旅
長霍普 ·克靈頓注意到， “神氣活現的中國大臣似乎很喜歡黑櫻桃酒、草
莓白蘭地和果仁酒，他們喝得太多了，以至其中一位一把抓住我們的翻譯、方臉膛的高個子波蘭人郭士立先生，帶.醉意親熱地吻他
”。(39)一位海軍目擊者寫道： “老K（耆英）肯定喝了不下 50杯酒
”，還唱了一首歌， “你能想象皇帝的叔父唱歌的樣子嗎？
”但是，璞鼎查表示希望訪問南京， “中國人予以拒絕，亨利
·璞鼎查爵士自然也就讓步了 ”。
1842年8月9日，雙方在 “皋華麗
”號的巨大船艙裏舉行了最後的簽字儀式，年輕的巴夏禮 ——14年後，他與約翰
·包令爵士發動了另一場更
具破壞性的戰爭 ——認為氣氛算得上友好。巴夏禮當時只有
14歲，負責照看郭富爵士 “碩大的三角帽和羽毛飾
”。按照巴夏禮的描述.，年老多病的中國談判者伊里布
“在船舷受到璞鼎查爵士、海軍少將以及將軍的迎接，他們半攙半扶地把他引到後艙，安置在一張沙發上
”。條約簽署
完畢後， “他們坐下來共進午餐 ……雙方看起來感到滿意和愉快
”。(40)外科醫生愛德華 ·克里喜歡那些韃靼.兵，他們
“衣.華麗，皮膚.黑，飽經風霜，他們的帽子上綴有狐狸或松鼠的尾巴，
5個人當中就有一名手
持旗幟的軍官 ”。(41)
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到英國後並未激起多大的熱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來自阿富汗的報告於同一天（
11月22日）抵達倫敦。在阿富汗，開伯爾山口被突破，喀布爾被佔，城內的大市場也遭焚燬。與喀布爾的慘烈狀況相比，南京就遠沒有那麼令人激動了。斯坦利勛爵曾經挖苦過發動這場戰爭的輝格黨人，在向女王遞呈相關公文時也不得不表現出假慈悲：
“在中國簽署了一項條約，最終結束了流血傷亡
……這在幾乎難以估量的程度上為英國企業打開了對華貿易之門。陛下將欣慰地獲悉，商
務監督已經在那個城市審查了直接與寧波開展貿易的船隻。
”(42)《笨拙》雜誌辛辣而富有預見性地指出：
這場罌粟戰爭結束了 ……“輝格黨人遺贈給 ”羅伯特
·皮爾爵士的這場戰爭回報給這位首相……用槍彈和火藥從這場針對矇昧的中國人的重大道德懲戒中獲得的可觀利潤
……不過，錢還只是次要的好處。約翰牛先生已在中國人那裏消耗瞭如此多的火藥和槍彈，動用瞭如此多的生鐵，將來會受到紳士般的對待。他用兩三千個兩足動物的血，淘汰了
“野蠻人
”……除了那些錢和禮儀，我們還會有五個對英國貿易開放的中國港口。政客和推銷員們無不欣喜若狂，他們帶.對利潤的期盼，想象.中國皇帝身穿曼徹斯特襯衫，后妃們身.曼徹斯特棉布衣裙，大小
朝臣手持謝菲爾德刀叉的情景。 (43)
在戰爭結束之前，皮爾的新政府始終不願對有關香港的政策明確表態。代表蒙茅斯的輝格黨議員
R.J.布萊維特在下院就這個問題提出質詢，皮爾暴躁地回答.：
“.真的，對華戰爭尚未結束之際，我只能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1842年3月15日）阿伯丁勛爵對該島的前途忽冷忽熱。
1841年11月4日，這位外交大臣致函璞鼎查，表示英國政府只是把香港以及舟山視為臨時性的基地，也許可以通過交還兩地來換取中國人做出讓步：
女王陛下政府不傾向於把這樣獲得的領土視為永久的征服。他們寧可希望，女王陛下的臣民同中華帝國的通商應通過允許對中國東部沿海四五個主要城市進行貿易的一項條約予以保證……
除香港島之外，女王陛下的軍隊很可能將再度佔領舟山
……但是，將這些領地永久地保持在女王陛下的版圖之內勢必花費巨大
……它還將使我們在政治上同中國人的接觸比我們所希望的要多，也許不可避免地最終導致我們捲入這個奇特的民族和該帝國政府在不久的將來可能發生的爭執和變化。
阿伯丁日後成為英國首相，在克里木戰爭中舉措失當。西人繪製的這幅畫作於
1814年前後，外國船只來到香港島上的瀑布取淡水。
接下來，阿伯丁勛爵明確了此後歷屆政府都遵循的一項原則：
“我們只想獲得安全的、管理完善的貿易。你應當時刻記住，我們不謀求任何獨佔的利益，不要求我們不願看到任何其他國家臣民所享有的任何利益。
”推而廣之，這段話的意思是.，英國期望平等地分享其他國家獲
得的任何利益 ——“最惠國 ”條款成為所有此類條約的一個特徵。 (44)
這項原則既非純粹的利他主義，也不是經濟帝國主義，而是表明絕大多數英國政治家，不管是托利黨人還是輝格黨人，都近乎宗教狂熱般地信奉自由貿易原則。他們認為，自由的國際貿易將造福所有國家，帶來普遍的繁榮和更好的相互理解，還能消弭爭端和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英國是最大的貿易國，英國只要能夠在公平競爭中鞏固自己的地位，就能夠獲取最大利益。直到其他國家顯然沒有依照同樣的規則競爭，英國工業被其他國家趕超，貿易保護的好處更為顯著時，英國政府才在
19世紀 90年代拋棄了上述原則。
1842年1月，阿伯丁進一步闡明瞭政府的指令。香港不再被看成永久的英國屬地，而僅僅被視為討價還價的籌碼，
“一個軍事佔領的地點，女王陛下政府實現對華目標時有可能歸還給中國政府
”。該島 “應當被看成是單純的軍事地點，並且
……應立即停止修建違背上述原則的建築物和設施
”。阿伯丁擔心中國人將來會把香港的殖民地當作發動軍事襲擊的理由，因為
“不光是商業機構，就連必備的長期駐軍，都將構成持續的挑釁和誘惑
”。最好是既避免維持一個殖民地的開支和麻煩，又能保障至關重要的貿易。
在這個階段，香港極有可能獲准歸還給中國。但是，璞鼎查完全贊同義律的觀點，
“保留香港是我惟一有意識地違揹我所收到的新指令（1841年11月4日訓令）的地方，在這個壯麗的國家度過的每時每刻都
使我確信，我們佔有這樣一個殖民地乃是必要的和可取的
”。(45)不論英國人還是中國人，都很難理解璞鼎查的這種態度。前特派委員會主席、日後當上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主席的詹姆斯
·厄姆斯頓爵士，依然力主佔領舟山，抱怨香港
“已經被稱讚和吹捧到了極其不可思議的程度
……從貿易角度看，在目前的狀況和條件下，這個島嶼不但對我們毫無用處，
也很難設想或指望它有朝一日能變成一個商業中心
”。(46)中國當時處於被動境地，若是英國提出割佔一個更為可取的地方，中國實際上也無力反對。當英國人提出割佔香港島的要求時，中國談判代表並無諷刺之意地問道：
“就這些？ ”
英國政府直到
1843年1月4日才決定保有香港。當日，阿伯丁致函璞鼎查，告之政府已認可《南京條約》。阿伯丁勉強承認：
“批准書互換後，香港島即成為英國王室的領地，你要儘可能迅速地組建那裏的政府……你將管理該島的政府，做好一切抵禦外來侵略的準備。
”批准書直到 6月份才送達香港，同月 26日，雙方舉行了正式換文程序。
兩個帝國的仲裁者
《南京條約》文本
璞鼎查爵士完成外交使命之前，還必須理清《南京條約》遺留下來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南京的和平協定至少有
4份補充文件：對第二款進行增補的關於過境關.的聲明；增補第十款的關於自由貿易的聲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則》以及《虎門條約》。談判和簽署這些協議耗費了數月時間，談判從
1843年元旦開始，直到
10月8日《虎門條約》簽署方告結束。中國輿論極其仇視外國人所強加的屈辱，把《南京條約》與其他條約一道視為
“不平等條約
”。這些條約既不公正，也未得到人民的認可，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這種觀點從國際法上.站不住腳，歷屆中國政府雖然堅持這一立場，實際上卻忠實履行了條約義務。外國政府作為這些條約的受益者，逐步重議了條約的條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除了中國大陸上的九龍新界租約外，所有外國租約和特權都已廢除。
然而，北京和台灣都堅持認為，香港地區的
3個部分均為中國領土合法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只是偶然地由英國人管治，但絕非英國
的殖民地。
1843年時，英國政府確實希望與中國達成穩妥、持久的和解。在野的布魯厄姆勛爵要求
“不惜一切代價
……與那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恢復真誠和友善的諒解，而非表面的和平
”，海軍大臣哈丁頓勛爵保證政府
將做到這一點。
(47)經過長時間的認真磋商，雙方以冷靜、合理的態度在虎門達成了協定，進一步完善了《南京條約》。英國商人憤怒抨擊這些條款，這充分.明它們並非單方面的。只要對條約的要點稍加審視便不難發現，雙方的討論始終是有條不紊的，這使得雙方能夠達成真正的諒解。璞鼎查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他在
1842年12月10日寫道： “我認為自己是從這兩個帝國的仲裁者的角度看問題
……所有的貿易協定只要能夠達成，就應當是互利的。 ”
璞鼎查爵士在南京一味堅決執行上司的指令（香港問題除外），拒絕做出任何實質性讓步，雖然為了顧全中國人的面子，他在某些問題上也有所退讓。日後的事實表明，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是璞鼎查始料未及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未能確保向北京派駐代表，這個問題以及中國拒絕外國人進入廣州城，將成為
1856年第二次英中戰爭的導火索。璞鼎查爵士在虎門的任務要複雜得多，而且面對的是以老謀深算的外交家耆英為首的代表團。耆英的助手是具有出色金融專業知識的漢人布政使黃恩彤以及廣東巡撫祁貢、.部文芳。就與如此幹練而出色的對手談判一項專業性很強的貿易協定而言，璞鼎查並非合適人選。
1841年12月，璞鼎查致信馬儒翰，自承不懂貿易事務：
“我首先必須承認，雖然我身為首席
商務監督，對貿易以及適宜的關.可.是一無所知。
”(48)璞鼎查首先尋求建立一種長期而有序的體制，這正是一個行伍出身、講求實際的人所能做出的貢獻。
璞鼎查堅持認為，應當以公平的.率固定徵收海關.，確保有合理比例的關.返還中國政府。英國派駐各通商口岸的領事將監督
“關.及
其他收費的定期繳納，對各種弊端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並且徹底禁絕走私
”。(49)英國商人本來期望監管會更寬鬆，當他們逐漸認識到這一條款的後果乃是中國海關緝私艇以及日後難以賄賂的官員，他們視之為對自身利益的背叛。在此後兩代人的時間裏，英國商人一直鼓譟要修改這項條款。
任何談判者在開始談判時都會確定一系列基本明確的目標，這些目標的實現取決於談判者的個人傾向以及他們能否成功地爭取對方。倘若雙方談判者向上司彙報時虛誇所取得的成果，情況就變得較為複雜。如果雙方又遇到翻譯造成的誤解，從某種程度上.，談判註定難以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這種情形就出現在南京和虎門的談判中，而且是在最為重要的香港地位問題上。《南京條約》中關於香港問題的條款如下：
耆英
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這項條款隻字未提海軍基地或貿易問題，貿易完全侷限於
5個通商口岸，雖然璞鼎查明確表示有意使香港島服務於上述兩個目標。在雙方
心照不宣的默契下，條約的措辭顧全了皇帝的臉面。
1843年6月，耆英為批准《南京條約》訪問香港，此時香港已經有了明顯的發展。他向皇帝報告.：
該夷於近年以來，在土名裙帶路一帶，鑿山開道，建蓋洋樓一百餘所，漸次竣工。並有粵東無業貧民蛋.（船民），在該處搭建棚寮，販賣食物，約計夷商不滿數百，而內民之貿易及傭力者已不止數千人
……查澳門地方，自前明迄今三百餘年，各該夷先後居住，安分貿易，從未為患，內地亦鮮偷漏.餉情事。今香港情形幾與相似，若不明定章程，妥為辦理，則走私
漏.，百弊叢生，轉恐與正.有礙。 (50)
.收乃是朝廷頗為關注的一個問題。虎門協定的詳細文本送達北京後，軍機處進行了討論。關鍵問題不在於香港已經給了英國（香港
“本屬荒島，重巒復嶺，孤峙海中，距新安縣城一百餘里。從前本系洋盜出沒之所，絕少居民，只有貧窮漁.數十家，在土名赤柱灣等處畸零散
處”(51)）。朝廷真正關切的是未來的收入，並因此指示耆英：
惟香港通市一節最關緊要，該處為售貨置貨之總彙，課.贏絀，全系乎此。而出口進口之牌照，若僅責成九龍巡檢會同英官隨時稽查，恐辦理稍疏，既不免有偷越之弊。其應如何設法嚴查之處，.耆英等再行悉心妥議具奏。其時各處出海船隻，仍著嚴飭各海口文武官弁，實力稽查，至五口通商口岸，並著一體知照各該省加意防範，勿任商船任意出入，以防偷漏而裕
課.。 (52)
這份上諭直到
1843年12月初才送到耆英手中，他因此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因為他無法變更業已達成的協定。他向皇帝所作的解釋既.長又夾纏不清，還提出了一個子虛烏有的關於英國人要求割讓香港的原因：
若夷商遠涉重洋，運貨來粵，不知內地貨值之滯旺高下，不能如華商之坐莊買賣，其返棹之期又有一定。諺雲：貨到地頭死，不得不聽命於洋商，貨到即賣，卸貨即買，復多例外掊剋。是以求給香港一島，藉以托足，其意不過探聽廣州貨值之滯旺高下，隨時搬運，效華商坐莊買賣之計也。
英國畫家奧古斯特 ·博吉特繪於 1838年的香港島上的村落
耆英巧妙地迴避了香港成為自由港的事實：
是香港似可不致遂為售貨置貨之總彙，利柄亦不致遽行外移。其九龍地方，徑對夷人聚居之地，船隻之往來香港者必泊於此，稽查甚為近便。若商船販賣出口前赴香港，應先在出口處所完納.銀，再行給發牌照，沿途及香港即以牌照為憑，分別驗收。其在香港販貨進口之
船，應在售口處完納.銀，本系仿照定例辦理，全在行之以實，不在驗照官之大小。
(53)
雖然這種體制適於出口貿易，英國人卻不可能允許九龍海關查驗英國商人的貨物或徵收關.。但是，這種牌照體制將確保中國船隻繳付.金，因為可以把牌照副本送到廣州的.部那裏。皇帝對耆英的解釋表示滿意，用硃批下令通商口岸的官員做出必要安排。
《南京條約》第十三款隱含更大的麻煩。這部分要歸咎於不合格的翻譯。不可或缺的馬儒翰已於
8月29日去世，留下羅伯聃一人負責校勘英、中兩種文字的條約文本。羅伯聃充其量算個不錯的商業譯員，顯然不能勝任此項工作。就中國方面而言，條約中文文本使他們有權終止香港與任何一箇中國港口的貿易往來（條約英文文本的準確性也好不到哪裏去，它使得香港需首先獲得中國方面的許可，方能與各通商口岸進行貿易）。條約的漏洞之一是香港中國居民的管轄權問題。當時無法接受、日後成為既定事實的是，香港的居民應該算是英國公民（除非是在對英國不利的情況下，例如
1981年《國籍法》的情形）。起初，璞鼎查提出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建議：英國人負責維持香港的秩序，華人犯罪者移交中國法庭，依照中國法律審判。白廳指出這一點無論如何也難以做到，璞鼎查爵士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因為他已經與耆英這樣商定了。殖民地部常務次官詹姆斯
·斯蒂芬爵士乾巴巴地評論道：
“在這場爭論中，佔上風的似乎是那位中國欽差大臣。
”此事若得不到及時解決，其他條款無法生效，這個問題便獲准擱置起來。
治外法權日後將成為西方國家在華的最大特權，同時也引發了中國人最強烈的憤怒。但是，最初它被視為一種折衷辦法。這場戰爭的直接起因就是治外法權，林則徐先是要逮捕顛地，繼而要求引渡應對林維喜一案負責的某一個人。《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規定，外國人與中國人發生爭端，
“均不可庇護隱匿，有乖和好 ”。“倘有英人違背此條禁約，擅到內地遠遊者
……交英國管事官依情處罪 ”，“倘有不法華民 ……即應交與華官按法處治
”。上述條款起初是對中國方面做出的讓步，以迫使那些放浪形骸的英國水手接受非常必要的紀律約束，他們以前曾在廣州闖下大亂子。在
1844年7月的條約（譯者按，《中美望廈條約》）中，美國人進一步明確了這個要點：
“合眾國民人由領事等官捉拿審訊，照本國例治罪。
”1844年10月的《黃埔條約》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法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只服從法國的法律：
“凡有佛蘭西人與中國人爭鬧事件 ……系佛蘭西人 ……照佛蘭西例治罪
……因所定之例，佛蘭西人在五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佛蘭西例辦理。 ”
雙方的討論嚴肅而深入， “反覆爭論和考慮 ……一次又一次地斟
酌，做了該做的一切
”，雙方送呈各自首腦的關於談判的詳細報告以及所達成的諸多妥協，無不表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則》是一份合法的國際文件，它當然有模稜兩可和疏漏之處，卻肯定不是一個戰勝的強國勒令哀求者接受的條款。耆英極富個人魅力，把璞鼎查爵士哄得飄飄然，贏得了英國對手的極大尊重。璞鼎查大概並未如耆英所請，正式給
自己的兒子起名為 “弗雷德裏克 ·耆英
”。(54)但是，他的確把這個孩子及其母親的肖像畫送給了這位欽差大臣，並以
“一種略帶敬畏的態度 ”向阿伯丁勛爵報告.，他的這位 “因－特－米－特
”（親密的）朋友令人 “對中國官員的品格和習慣刮目相看 ”。
同樣可以肯定，《南京條約》許多條款的先例可以追溯到上一個
10年英國（譯者按：應為中國）與浩罕可汗簽署的協定，那些協定同樣是外人強迫清政府簽訂的條約，同樣規定了固定.率以及享有司法權的派駐領事，卻從來未被視為不公正、不平等或單方面的條約。此後，雙方盡力充分履行條約義務，對懸而未決的事項做出安排，這進一步證明了我的上述觀點。費正清教授的看法是，這些協定
“體現了英國勢力強加於中國的新秩序 ”，總的.來，它們也是
“妥協的結果。英國人的要求不得不做出限制。亨利
·璞鼎查爵士最終勉強同意接受切實可行的方
案”。(55)
(1)威廉
·巴加將軍檔案現藏於格林尼治國立海洋博物館，其中大多從未利用過。這些檔案表明了與璞鼎查共事的種種困難。巴加是納爾遜手下的一位巡洋艦艦長，他厲行紀律，非常注重細節：
“巴加時代，沒有哪個海軍軍官對海軍的影響比他更大，他不是憑藉過人的才幹，而是因為他對目標異常執著。
”（《名人傳記辭典》）可以想見，他會覺得璞鼎查專橫而極端的做法令人不快，但即使是郭富這位最具侵略性
——從軍事意義上. ——的指揮官（他也像璞鼎查一樣 “脾氣火爆
”），也認為那位全權公使做得太過火了。我在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沒有找到香港的相關檔案，因為一些檔案已經在
1949年時運往台灣了。但清宮把所有奏摺以及皇帝在奏摺上所加批語都抄錄有副本，所以仍保留下大量有益的資料，這些文獻目前都用現代技術加以保存。本章所引耆英與皇帝的文牘往來是由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查爾斯
·艾爾默翻譯的，這些文獻表明道光關注的是維持歲入，而允許英國人得到香港則相對較為次要（譯者按：中文版均按《籌辦夷務始末》回譯為原文）。
(2)張馨保，前引書，第 212頁。
(3)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41年1月13日。馬地臣對義律的看法很複雜，他理解這位商務監督對於不
必要的屠殺的反感，讚揚義律的誠實，但常常被義律的優柔寡斷所激怒。
(4)《關於中國的通訊》，查頓致巴麥尊， 1839年12月14日。
(5)《中國叢報》第二卷，第 8期，第 369頁。
(6)外交部檔案， 1833年12月27日（ Foreign
Office（FO）17/4，27December1833）；另見馬克斯韋爾船長的航海日誌，引自塞耶：《香港的誕生、少年和成年》（
Sayer，Hong Kong：Birth，Adolescenceand Coming of Age），第
28頁。這裏所.的是東博寮海峽；阿美士德使團並未到達維多利亞港。
(7)外交部檔案， 1939年11月17日（ FO17/36，17November1839）。
(8)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上院， 1841年5月7日。
(9)此處的維多利亞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 ——譯註
(10)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 Queen Victoria，Letters），第一卷，
1841年4月1日。大公主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日後成為德國皇后，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
(11)此函件收錄於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Morse，Int.Rel.，vol.i）第一卷，附錄 G。 (12)義律信函。 (13)同上。
(14)
關於這場戰鬥，最好的.述是費伊的《鴉片戰爭， 1840—1842》（ Fay：The Opium
War 1840— 1842）。郭富是個一意孤行的人。第一次錫克戰爭期間，他與亨利
·哈丁也有過類似的衝突，這場戰爭大概是 19世紀最艱苦的戰役。
(15)
即使是魏斐德教授也受到中國人觀點的影響，他在《中華帝國的衰落》（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書的第 137頁寫道： “英國
”軍隊受到攻擊。正因為他們是印度士兵，因而受到威靈頓的特別稱讚（上院，
1843年2月14日）。
(16)艾米莉
·艾登：《書信集》（ Emily Eden，Letters），
1841年8月1日。艾米莉是她的堂兄弟查理最苛刻的批評者之一。 (17)義律信函，
1841年8月24日。 (18)同上， 1841年10月20日。
(19)格雷維爾，前引書， 1841年11月19日。 (20)均引自義律信函。
(21)休斯敦
1843年5月7日和 6月15日兩信，藏於得克薩斯大學休斯敦文獻（ Houston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
(22)
古伯察：《韃靼、西藏、中國遊記》（ AbbeHuc，AJourney Through Tartaryand
Thi bet），第二卷，第 285頁。
(23)
巴加檔案，現藏於格林尼治國家海洋博物館（ Parker Papers，National
Maritime Mu seum， Greenwich）。
(24)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第一卷，第 265頁。
(25)本廷克，前引書，第 1209—1210頁。
(26)艾米莉 ·艾登，前引書，致白金漢夫人， 1841年10月8日。
(27)莫尼彭尼、巴克爾：《狄斯雷利傳》（ Moneypennyand Buckle，The Life of
Disraeli）。 (28)外交部檔案（ FO17/56）， 1842年4月13日。 (29)巴加檔案。
(30)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31)布倫海姆戰役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的一次著名戰役，
1704年8月13日，以英軍將領馬爾巴勒為首
的聯軍打敗了法軍。 ——譯註
(32)奧赫特洛尼：《對華戰爭》（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第
232頁。
(33)奧立佛 ·克倫威爾（
1599—1658），英國內戰中國會軍名將，曾任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護國公。古斯塔夫－阿道夫（
1594—1632），瑞典國王，被稱為歐洲現代軍事之父。 ——譯註
(34)費正清：《貿易與外交》（ 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第 92頁。
(35)郭斌佳，前引書，第 163頁。
(36)
諾里斯：《霍普 ·克靈頓將軍傳》（ H.Knollys，The 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第一卷，第
36頁。克靈頓為人和善，作戰勇敢，因為嫻熟的大提琴技藝被任命為參謀，因為指揮官薩勒頓勛爵正在組建一個合唱團。
(37)《廣東記事報》， 1842年9月1日。
(38)
張喜的日記（鄧嗣禹英譯）提供了中國方面對於談判的看法，張喜在日記中以第三人稱自稱：
“夷酋……傾洋酒滿卮進公，公一吸不留涓滴，磊落光明，毫無疑怖。該夷已服其誠，而尤敬其雅量。
”（譯者按，此段引文出自張喜《撫夷日記》後附的《無品冠服張公小滄小傳》。）
(39)
諾里斯，前引書，第 34頁。 “海軍目擊者 ”的印象引自《航海雜誌》（ Nautical
Maga zine），第七卷，第748頁， 1843年。
(40)萊恩－普爾：《巴夏禮爵士在中國》（ S.Lane Poole，Sir Harry Parkesin
China），第 28，33頁。
(41)
克里：《日記》（ E.H.Cree，Journals），第 113頁。克里的日記由邁克爾
·萊維恩編輯，配有克里本人繪製的素描，出色地描繪了早期的香港。
(42)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第一卷，第 441頁， 1842年11月23日。
(43)《笨拙》（ Punch），第三卷，第 238頁。
(44)“最惠國
”概念被馬克思主義者視為資本主義的陰謀。它被當作確保 “自由貿易
”的手段，成為列強攫取對華特權的藉口。如今，這個概念對中國非常重要，因為她依然是一個
“最惠國 ”。
(45)《關於中國的通訊》，璞鼎查致阿伯丁， 1842年8月29日。
(46)厄姆森：《舟山與香港》（ J.B.Urmston，‘Chusanand Hong Kong’）。
(47)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上院， 1843年2月13日。
()外交部檔案（ FO705/53）， 1841年12月11日。
()關於通商口岸體制的論述，請見費正清：《貿易與外交》。
()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英譯者查爾斯 ·艾爾默。 ()同上。
()同上，皇帝致耆英，見於耆英 1843年12月14日奏摺。
()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英譯者查爾斯 ·艾爾默，耆英奏摺，
1843年12月31日。 ()小弗雷德裏克 ·耆英後來成為弗雷德裏克
·波廷傑爵士、新南威爾士警署督察，成為該州歷史上的重要
人物，並被羅爾夫 ·博爾德武德寫進了小.《劫掠》。
(55)費正清：《貿易與外交》，第 114頁。
第五章 貧瘠之島
“女王陛下的領地 ”
1841年1月26日義律宣佈香港為女王陛下的領地，
1842年2月1日亨利·璞鼎查爵士自北方戰場返回，以決定如何處置香港島，香港最初階段的歷史是短暫而模糊的。璞鼎查第一次到香港是在
1841年8月，當時，他匆匆忙忙趕到香港，在海灘上一頂帳篷裏與義律從前的副手亞歷山大
·參遜進行磋商。
7年前，參遜還只是律勞卑勛爵的隨從，如今意外地不得不挑起管治香港的重擔，而那位全權公使正在強迫中國人同意在揚子江提供一塊居留地。
威廉 ·堅是香港殖民地早期的關鍵人物之一
義律和璞鼎查兩人都曾授予參遜相機行事的權力，參遜本可以坐守不前，除了與軍隊指揮官合作之外，不越雷池半步。然而，他卻幹勁十足地加緊在島上修建基礎設施，從而在上司考慮如何處置香港之前就造成了一些既成事實。實際上，參遜非常熱衷於行使管理香港的職權，毫不猶豫地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乃至日後曾自稱是
“前香港代理總
督”(1)。
1841年6月初之前，義律一直忙於處理廣州的事務，花在香港的時間很少。事實上，他沒有多少機會視察他為女王奪取的這個
“海島基地”。他曾經乘 “復仇神 ”號環島一週，還在 4月和
6月數次短暫登島，此外一直與隨從待在澳門。除了參遜之外，島上惟一的常駐軍官是前喀麥隆第
26步兵團的威廉 ·堅上尉。 4月30日，威廉
·堅被任命為香港總巡理府；義律在被撤職前不久，任命 “復仇神
”號的海軍上尉威廉 ·畢打為船政廳。威廉 ·堅是個
1804年就入伍服役的老派軍人，認為要加強紀律就必須經常實施鞭笞。在未來的
18年裏，威廉
·堅先後擔任總巡理府和副總督，一直是這個殖民地的關鍵人物之一。
當地輿論閉口不談香港的前途問題。查頓回到英國後，極力主張恢復廣州貿易。他十分熟悉廣州，他的公司也在廣州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他本人並未經歷外國僑民在過去兩年裏的種種不便和危險。英國人被驅逐期間，美國人仍留在廣州，同樣不願意在事態明朗之前就放棄廣州的舒適住所。倘若香港成為英國王室的永久領地，外國商人希望在投資之前瞭解有關法規、土地租期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
19世紀 40年代初的香港島與維多利亞港，遠處的建築即為怡和洋行。
英國人，尤其是那些鴉片商人，認為至少要搭建一些臨時倉庫以堆
放貨物，這些貨物已經在船上放了兩年。若建造了倉庫，節省下來的可觀的保險金和船隻滯期費很快就能彌補購置地產的花費。鴉片庫存又開始逐步增加，因為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鴉片產量恢復到以往的水平。義律在寫給奧克蘭勛爵的函件中解釋了當時的情況：
“鉅額財富正源源不斷地流入我們手中，這恰恰成為我們在華行動所面臨的一個奇特而巨大的困難
……就在草擬這份公文的同時，又有大量船舶積壓。香港正在.手興建貨棧，我相信憑藉這種活力，我們能夠辦好這些船隻的出港手
續。 ”(2)
怡和洋行和顛地洋行都有數百萬元的鴉片和其他貨物積壓在船上，急於起貨上岸並看護起來。廣州的基地已經喪失，在澳門也受到諸多限制，所以還迫切需要辦公用房和家庭住所。他們以一貫的活力迅速行動起來。
早在
1841年2月，英國人就直接從中國人手裏買下了一些地皮，修建臨時的貨棧和工棚。據.林賽洋行最早在當地建造房屋，不久怡和洋行也開始大興土木。數週之內，香港就冒出了大大小小的建築，頗有一種淘金熱城鎮的氛圍。英國人往往憑藉最含糊其詞的合法地契從中國人手中買下土地，目的是為了馬上轉手獲取利潤。
地皮的好壞取決於所處的地理位置和附近海濱的水深。人們發現香港島港口的深水泊位正對.九龍，除北部海岸之外，該島只有如今的天星小輪公司碼頭的西面才有深水泊位。
40英尺的水深線距離海岸差不多有1英里遠，海船無法在近海停靠。不過，這有利於日後的圍海造地工程。香港的陸地等高線分佈類似於島嶼的水深線輪廓，地表坡度平緩上升，尤其是跑馬地方向的地區。佔領角
——1841年1月26日，拜爾秋艦長就是在此地升起國旗
——沿岸近海是深水區，但最初的居留地建在更東邊的地方，以便利用那裏較為平坦的土地。
1841年1月25日，英軍在香港大笪地（今上環水坑口街附近）登陸，強佔香港。
堅尼地城近海的硫磺海峽入口處有一道沙洲，吃水深度限制了西來的船隻。吃水深的船隻通常從東部穿過鯉魚門水道。鯉魚門水道是個狹窄的入口，周圍是陡直的山丘，能非常有效地保護港灣中的船隻免遭強勁東風的破壞。鯉魚門北面海底坡度很陡，如今這個地區大部分已經成為機場跑道。因此，如今香港的深水泊位都位於九龍半島的背風處。貨棧選址要便利深水航運，為了經濟上划算，還要遠離地皮較貴的中心地區。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怡和洋行非常滿意東角的地皮。居留地最初的範圍大致在東角與西角之間，東西兩地相距
4英里，因而當務之急是修築一條連接兩地的道路。這條路就是 “皇后大道
”，它距最高水位線約有 100英尺，留下一段適合的地段修建臨水又當街的建築。
當時有人主張 ——參遜在日後堅持認為
——即使佔領完全是暫時的，香港也不能毫無發展。即使香港像北方的遠征軍也不能沒有後方軍營、醫院和設施倉庫，這些設施需要有炮台來加以保護，此外還應修建一些道路、碼頭區和防波堤。義律爭取獲得印度奧克蘭勛爵的支持，在函件中再次表示：
閣下，如果.維護香港對於我們自身的貿易和利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於當地的居民來.，也完全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和保護，我們一直從他們那裏獲得幫助和供應。我們瞭解到關於這裏的居民與政府對抗的一些難以言述的可怕事例，拋棄他們會產生最致命的後果。
義律上校如果要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就必須讓自己選中的這個島嶼成為一個新的廣州。因此，他加緊開拓，把儘可能多的可用土地拿出來拍賣。一塊將近有兩英里長的狹長地帶
——大致位於如今的中央市場與律敦治療養院之間
——被劃成許多濱海的地塊，每一塊地皮都有
100英尺的馬路和港口地皮，地皮的縱深取決於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原計劃提供
100塊濱海地皮。再加上同樣數量不臨海的 “郊區
”地皮。義律急於加快進度，因此 1841年6月14日的拍賣只劃出了
50塊地皮。這位商務監督匆忙之中所導致的含混不清將在日後引起很多麻煩。
義律發佈公告，宣佈將以 “免役. ”的方式出售地皮。
7月17日，義律向兩位老相識、英國僑民的代表馬地臣和顛地解釋了拍賣的條件：
我在直接公開地宣佈我的計劃時會考慮商業機構的利益，女王陛下的政府將按照當前一兩年租金的價格把土地轉為不限定繼承的產業，或在將來徵收象徵性的免役.。親愛的先生們，請散發此函。
換句話.，土地將以至多兩年的租金轉為不動產所有權（不限繼承），或是以象徵性的租金長期出租。
(3)
土地拍賣的價格令人滿意，平均而言，毗鄰港口地區每英尺約
10先令，城鎮地區每英畝 20英鎊， “郊區 ”地皮每英畝
2英鎊。中心市場對面集市區的地皮專門留給華人，一塊長 40英尺、寬
20英尺的地皮，租金高達1英鎊。這些地皮首先分配給
“那些衝破重重阻礙在香港定居，以及那些在遠征艦隊無從獲得給養的各個時期為艦隊提供給養的人
”——華人小商販，沒有他們的熱情支持，這個殖民地難以維繫。顛地洋行奪得了臨水又當街的最佳地皮，怡和洋行本打算買一塊更大的地皮，可這塊地皮被政府部門強行獲得。作為補償，怡和洋行在東角附近獲得一塊土地，這塊地皮日後反倒成了一樁好買賣。政府和軍事機關自然有權優先選擇地點。海軍佔據了夏愨道外的一塊地方，此地至今仍是皇家海軍碼頭。陸軍偏愛遠離海邊、地勢較高的地點，以便修建炮台和醫院。位於下亞釐畢道的政府辦公樓和聖約翰座堂的原址是美利炮台和兵營，對面的旗杆屋最初被薩勒敦勛爵選作修建駐港英軍司令部的地點。一個多世紀以來，香港的官員能夠從高處俯瞰商業階層的活動，這種狀況如今已經改觀：從各家賓館大樓和辦公樓的數千扇窗.，可以看到總督的客人在總督府的草坪上消遣。
香港割佔初期，廣州仍是貿易的中心。
政府機關首先選擇地皮造成了一個後果，當政府部門發展起來之後就把這座新城鎮一分為二，這種狀況在當時很快就成為限制規劃設計的因素，時至今日幾乎依然如此。一段時間之內，香港的建築物還只是一些草棚和木屋，頂多有石頭的地基。林則徐沒收鴉片和行商債務所帶來的潛在損失實在太大，商人們根本不願意在固定資產上投入大量資金。
1841年8月，璞鼎查短暫來訪時被安置在一頂帳篷裏，這個事實突出表明了居所的匱乏。參遜收到許多此類申訴，他向英國政府發去一封信函，請求政府對他的服務給予更多肯定，他在信函中描述了當時的狀況：
“我抵達（香港）並切實承擔起職責時，沒有（從義律那裏）收到任何應當如何行事的指令
……香港與中國沿海的眾多島嶼毫無二致
……僅有的居民都有遷徙的習性，主要以漁業為生 ……我花了很大力氣才吸引到首批
100名勞工從澳門和廣州前來此地。 ”那些 “體面的中國人 ”對新政權抱有疑慮，
“他們用類似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眼光看待我
”。儘管如此，參遜仍然可以宣稱，在九龍建造了
6座炮台，每座炮台都配有一名軍官和
40名士兵的住所，在鴨利洲上安放了大炮，修建了兩座兵營、一座倉庫、三處炮兵陣地以及相關的道路，
“所有這些都是在沒有任何獎
勵或加薪水的情況下完成的 ”。(4)
璞鼎查時期的香港海灣戈登 ·伯麥
人口普查是參遜任職期間最先採取的舉措之一。
1841年5月15日的普查結果顯示，該島有居民 4350人，此外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