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個人品質足以確保他們能夠恰當地
履行任何一個崗位的職責
”。(7)律勞卑的看法並沒有贏得大家的贊同，託利黨的《晨郵報》尤為刻薄地嘲諷律勞卑勛爵
“對廣州港和將在那裏執行的異常棘手的使命的瞭解，同一頭猩猩一樣多
”，律勞卑的任職
“對於那些經驗豐富、品行端方的紳士來.，無疑是個侮辱和明顯的不公，這位花花公子般的貴族極為可恥地騎到了他們頭上
”。
為了掌管使團的那些令人厭煩的瑣事，律勞卑配備了兩名同事，約翰·弗朗西斯
·德庇時和喬治 ·貝斯特
·羅賓臣爵士，分別擔任第二和第三商務監督。德庇時作為即將卸任的大班特派委員會主席，已經在廣州就任新職。日後，德庇時曾任首席商務監督和香港新殖民地的總督，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德庇時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這要得益於其家族與東印度公司以及巴麥尊勛爵的關係，他的家族
“與公司董事會關係密切 ”，
而巴麥尊更是看.德庇時長大的。 (8)德庇時曾隨阿美士德使團出使北京，
1827年進入大班特派委員會，
1832年出任委員會主席。德庇時精通多國語言，少有地具備關於中華帝國外交政策的第一手知識，又有長達
20多年的商業經驗。
1829年，他曾給英國下院對華貿易特別委員會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委員會作證時，強調大班在維持穩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須組建一個有效的替代機構，這個機構應該具備類似他本人所擁有的素質，其中包括他尤為強調的精通漢語。中國人
——認為
“所有戴帽子、穿大衣的民族都屬於普通民族，而英國人肯定被他們視為這些民族的首腦
”——期待英國政府派出一個使團，使團首腦應當是擁有豐富經驗的權威人士，能夠有條不紊地處理任何可能出現的爭論，並能用滿清官員的語言進行交涉。
(9)
德庇時翻譯的字典。德庇時頗有語言天賦，早年在廣州和澳門時曾收集
5000個漢字，翻譯成英文和拉丁文。
德庇時被任命為第二商務監督（年薪
3000英鎊，他嫌太少），想必他覺得自己才是使團的真正首腦，因為第三商務監督委實無足輕重。喬治·羅賓臣爵士被公認是個大班，但他級別較低，當上大班的日子也不長，除了給上司添麻煩之外，他在廣州沒幹多少事情。然而，儘管羅賓臣膽小怯懦而又夜郎自大，他卻是位從男爵，而且是一位伯爵的孫子（雖然是個私生子）。在
19世紀
30年代的英國，這兩重身份中的任何一項都是不可小覷的資本。此外，羅賓臣的父親曾擔任東印度公司董事，這個家族與東方的關係可以一直追溯到加爾各答建立之初。
商務監督配備了一個頗為龐大的隨員班子，包括一名祕書、一名中文祕書（譯者按，我國史書稱
“漢文正使
”）、一名隨營牧師以及數名醫生。隨員人選大多是出於相互關照。祕書
J.H.阿斯迭當時年僅 27歲，其父威廉
·阿斯迭擔任東印度公司董事的時間長達創記錄的
47年。老阿斯迭起初反對政府的特許狀續訂方案，但最終改變了主意，因而順理成章地得到某種回報。亞歷山大
·參遜是首席商務監督的侄兒，便當上了叔父的私人祕書。參遜才具一般，其父亞歷山大
·參遜爵士卻是有權有勢的著名人物，經常為兒子四處活動。亞歷山大爵士
查理 ·義律
義律家族是英國政壇極有勢力的一個家族，圖為查理
·義律的伯父、第一代明託勛爵。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擔任印度總督的是義律的堂兄弟奧克蘭勛爵。
歷來是輝格黨的堅定支持者，
1832年被輝格黨人推上掌璽大臣的高位。亞歷山大爵士總是用小參遜有資格穿禮服之類的事情吵得巴麥尊不得安寧，他還向威靈頓公爵提出過一些
“指導駐華商務監督的指令要點”。
使團隨員中任人唯親的特徵表現得最突出的要算皇家海軍上校查理
·義律的任職，他被任命為負責管理船隻的船務總管。這是個比較低的職位，薪金與助理醫官相等，只是高於
“高級職員
”。義律夫婦此時手頭拮据，只是因為這是惟一能夠到手的職位，義律才勉強接受這項任命，
“倘若我決意不肯以船務總管這一公認不適當的品級前往中國，我
能想見他們（海軍部）的不滿
”。(10)義律本來指望謀一份美差，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先前的履歷頗為漂亮，同時也由於他出身於一個權勢薰天的家族，該家族在英國上流社會等級秩序中的地位比律勞卑家族還要高。在準備出航中國時，陪伴丈夫同行的克拉拉
·義律一想到要屈尊於律勞卑勛爵夫人的 “廣州禮節 ”就大為窩火。
1834年3月25日，克拉拉在給她姐姐希思洛普夫人的信中頗為節制地訴苦.：
“我不應當抱怨，你會問我為何如此氣憤，那還不是因為某個庶民。
”義律夫婦貴族氣勢十足，不願表現得粗俗，但他們還以善待自己而聞名。義律的堂兄明託勛爵是個忠心耿耿的輝格黨貴族，他在海軍大臣任上之所以出名，按照一位評論家的話.，
“完全是因為在海軍撈得一官半職的義律家族成員所激起
的強烈抗議之聲
”。(11)日後，政府派出一支海軍特遣艦隊前往廣州，艦隊司令是義律的另一位堂兄、海軍少將喬治
·懿律爵士。查理的父親休
·埃利奧特是第一代明託勛爵的兄弟，曾在法國接受理性主義哲學家大.
·休謨的教導，還與革命家米拉波成為朋友。休
·埃利奧特在外交界的起步相當不錯，但由於在那不勒斯大使任上不檢點，不得不另覓有利可圖的職位。他先是出任西印度.島中背風.島的總督，後來當上了馬德拉
斯總督。 (12)義律夫婦是奧克蘭勛爵的親戚這一點在日後變得頗為重要，因為
1840年英國與中國的第一次戰爭爆發時，奧克蘭勛爵正在印度總督的任上。
在家族勢力的庇護下，年輕的查理獲得了西印度.島分艦隊的職位，他在那裏指揮縱帆船和海岸炮艇從事反奴隸制的使命，這可是每一個年輕海軍軍官都夢寐以求的機會。義律年僅
27歲時就升任上校，接.又被授予 “英屬幾內亞奴隸的保護者
”的稱號。在幾內亞的所見所聞，使義律難以對英國海外商人產生欽佩之心，但他在倫敦贏得了廣泛讚譽。
1833年3月2日，霍威克勛爵（即後來的格雷伯爵，此時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寫道：
“國王陛下政府感謝他（義律）所做的遠遠超出其職責範圍的工作
……不僅僅因為他熱忱而高效地恪盡職守，還由於他提供了極
具價值的重要情報。
”(13)霍威克勛爵試圖勸.財政部發給義律一筆報酬，但義律的功勞和家族勢力都未能使之.現。義律夫婦出於無奈，不得不接受任何能夠到手的職務。不過，德庇時在致外交部的函件中對義律的評價預示義律會有更好的前程，
“這位紳士的才具、知識和氣質，極為適於擔任派駐這個國家的首要職位 ”。
第一個提議佔領香港的人
律勞卑使團收到的指令固然值得讚賞，使團失敗的命運卻早已註定。原因在於使團首腦毫無責任感可言，而且給他的指示只有三言兩語。巴麥尊的指令在其他方面都頗為得體，也確實表現出修好的意向，但正是指令中的一句話導致了災難性的結果：
“閣下抵達廣州後，應即以信函通知（兩廣）總督。
”就是這寥寥數語導致了兩場戰爭並帶來巨大的痛苦。
按照當時雙方交往的慣例，律勞卑使團應該在澳門等待進入廣州的許可。圖為
19世紀 30年代的澳門。
馬禮遜是基督新教第一位來華傳教士，也是英國漢學研究的先驅，翻譯了第一部中文《聖經》。
東印度公司艦隊巡洋艦 “伊莫禁 ”號
香港歷史博物館所藏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紀念碑
外交部正確地認識到，必須重新啟動瀕於停頓的廣州貿易，不能冒任何被拒之門外的風險，否則就會重蹈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的覆轍。國王陛下的出訪官員、一位貴族向中國皇帝的地方代表表示敬意，這難道不是起碼的禮節？但是，中國人可不這麼看，他們的外交禮節只有兩種選擇：律勞卑要麼作為進貢的使者，這樣的話他必須到北京覲見，行相應的大禮；要麼他以大班的身份來華，這樣的話他必須得到許可方能進入廣州，必須以通行的方式與行商和.部討論有關事宜，只能用
“稟帖”（懇求書）來與中國官員聯絡。然而，沒有哪個商人，不論他自稱有多麼高貴和顯赫，膽敢接近身為太子少保、官居一品、戴雙眼花翎的兩廣總督，而這正是律勞卑被指令要去做的事情。
1834年7月15日，律勞卑使團乘巡洋艦 “安德洛馬
”號抵達澳門，中國人注意到該船更適合運送使節而不是一位大班。不過，
“安德洛馬
”號因吃水太深，在駛往廣州的途中擱淺，無法繼續營造令人難忘的效果。使團不得不乘坐數艘小艇溯江而上，慢騰騰走完剩下的旅程。前往廣州之前，使團在澳門處理了一些事務，在廣州擔任大班特派委員會最後一任主席的德庇時趕來澳門加入使團。德庇時在廣州的繼任者只是作為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公司在廣州保留了一個辦事處，以協助清理貿易賬目），年薪卻有
5000英鎊。因此，德庇時提出自己應獲得某種補償，薪水應當從 “安德洛馬
”號離開英國之時算起，如同他當時已在船上就任新職。公司傢俱作價出售，皇家買下了公司的單桅帆船
“路易莎 ”號，這艘單桅帆船日後在珠江兩岸變得廣為人知。
律勞卑迅速安排妥當這些事務，未在澳門久留，便不顧中國人的抗議，起程前往廣州，把他的
“看護人
”德庇時和羅賓臣丟在澳門。律勞卑這個舉動非常輕率。按照當時清朝政府的規定，正確的方式應當是在澳門通知行商，告之新領導人已經抵達。隨後，行商以得體的謙卑措辭向兩廣總督請求允許夷人入城，在許可令發出之前使團必須待在澳門。
1834年7月25日，即抵達澳門後的第
10天，律勞卑進入廣州城，住在威廉·查頓提供的房子裏。為難的.部向總督報告.：
“午夜時分，一艘軍艦上的小艇載. 4名英夷進入廣州，他們在英國商館住了下來
……我們
認為以這種方式前來，無異於祕密潛入廣州。
”(14)翌日，兩位蘇格蘭人（譯者按，律勞卑和查頓）一道進餐時發現彼此有很多共同點。查頓得知3名商務監督中有兩人來自東印度公司，便憤憤不平地向馬地臣抱怨.：
“你若是知道第二和第三商務監督都是商館指派的人，一定會吃驚的。我敢肯定廣州僑民將一致譴責把國王與公司混為一談
……我不認為
這只是臨時性的安排，可我不會.什麼。
”(15)不過，他希望至少首席商務監督能倚仗皇家海軍的威望和力量，威嚇中國人改變貿易條件。
這正是律勞卑樂於扮演的角色，儘管英國政府給他的指示十分明
確。
(16)在抵達廣州後兩天之內，並且未與兩名同事德庇時和羅賓臣商量——他把兩人留在澳門乾等，律勞卑
“在6個方面違反了中國人的規定：沒有通行證就進入廣州；未經允許便留了下來；企圖以書信代替稟帖與總督聯絡；在信函中用了中文而不是英語；遞呈信件者人數超過兩
人；企圖直接與滿清官員聯繫，而不是通過行商居間轉達 ”。(17)
兩廣總督盧坤是個堅強的老軍人， 19世紀
20年代曾帶兵征戰新疆，以戰功威鎮於世。律勞卑的違規舉動與其.讓他感到憤怒，不如.是困惑不解，他在給皇帝的報告中寫道：
“該夷目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裏，即使實系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事關國體……”雖然盧坤認為律勞卑
“有心抗衡，不遵法度 ”，這位總督依然準備修好，
“繼思化外愚蠢初入中華，未諳例禁，自宜先行開導，俾得知
所遵循 ”。(18)
律勞卑勛爵辜負了盧坤的善意。他先是恣意違犯中國的法令，又錯上加錯地表現出侮慢的態度。在兩廣總督派代表參加的會晤中，律勞卑“嚴厲斥責
”對方未在約定時間到達，並把他們的延誤.成是 “對不列顛國王陛下的侮慢
”，還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完全做好了戰爭準備。此時，擔任商務監督中文祕書、年薪
1300英鎊的傳教士馬禮遜是惟一能夠挽回局勢的人。馬禮遜為人相當剋制，這個新職位卻讓他興奮不已，
“我將要穿上鈕釦上帶有國王印記的副領事制服 ……副領事制服替
換了道袍
”！(19)他沒有活多長時間來享受那件制服，與律勞卑一道工作兩天後，他就一病不起，一週之內就死了。如此一來，惟一一位具備足夠的知識、影響力和聲望，有可能改變律勞卑剛愎自用習性的人不復存在。
按照最初的安排，律勞卑並沒有任何軍隊來支持預定的和平使命。但是，很偶然的，除了仍停泊在澳門的
“安德洛馬 ”號之外，律勞卑手頭又多了一艘巡洋艦 “伊莫禁
”號，這艘船屬於東印度公司艦隊的常規巡航艦隻。首席商務監督多次設法打動中國人，一方面向倫敦發出怒氣衝衝的公函，要求進行武裝干涉，同時力勸高級海軍軍官布萊克伍德上校把軍艦駛往上游的黃埔，
“若到達那裏後缺乏足夠的防護，就停泊在城牆下的河道里
”。事實上，他們無法抵達黃埔。本來，兩艘海船不可能逆流而上強行通過兩岸有上百門海岸炮的狹窄航道，但這兩艘巡洋艦沒費多少力氣就做到了，儘管有一些傷亡。這次行動被英國報刊稱作
“虎門之戰
”，它是來自律勞卑使團惟一聽起來可信的消息，英國各報刊無不大肆渲染。
對於英方這種愚蠢的冒險行徑，兩廣總督的對策是封艙停止通商，與忤逆的夷人斷絕一切貿易往來。這項措施幾乎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士卒前去把守要道，不讓僕役接近英國商館，中國人禁止向英國人出售食品，違者處死。律勞卑勛爵本是以極大花費前來保障對華貿易的，現在卻成功地使之中斷。其他外國商人本來就對查頓
—律勞卑聯盟疑慮重重，如今紛紛拒絕服從律勞卑，稟請.部准許恢復貿易。
律勞卑發現局勢完全失去控制。他甚至無法再次不顧英國政府的指令憑藉武力穿越中國人的封鎖線返回澳門，因為兩艘巡洋艦早已返回澳門，而中國人已經徹底封鎖黃埔至廣州江面，就連小船也無法通過。
3周之後，律勞卑及其屬下不得不乞求廣州當局准許離開廣州，在兩岸中國人的嘲笑和譴責聲中回到澳門。
5周之後的
10月11日，律勞卑死於熱病。既然這個釘子已經拔除，廣州的貿易和平地恢復了。
律勞卑雖然有辱使命，卻應該算是第一個提議佔領香港的人，至少按照一個臨時的標準來看是如此（雖然有人，可能是查頓，告訴過律勞卑有關香港的情況，因為這位商務監督無緣親自造訪這個港口）。在
8月14日的一份函件中，律勞卑建議佔領
“珠江入口處的香港島，該島完全適於所有的目的 ”。
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
律勞卑使團令人遺憾地鎩羽而歸， “律勞卑的慘敗
”的.法迅速傳播開來。消息傳回英國，人們沒有表現出得知外交使團丟臉地被拒之門外後所應有的義憤。從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一次偶然的憲政事件導致巴麥尊勛爵暫時離職，否則他一定會對這次可笑的失敗狂怒不已。
日記作者查理 ·格雷維爾報告.， 1834年11月16日這天，
“本城因梅爾本政府下台的消息震驚不已，人們對這個近在眼前的大災難毫無思想準備
”。(20)威廉四世歷來憎惡輝格黨人，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接受了梅爾本的辭呈。他沒有依照憲政慣例任命另一位來自同一政黨的人，而是召集託利黨的羅伯特
·皮爾組閣。因此，收到律勞卑使團在華失敗消息的外交大臣是威靈頓公爵而非巴麥尊。威靈頓公爵對此事的反應是任何人都無法模仿的，他對律勞卑之死不置一詞，卻乘機大肆譴責輝格黨人：
“很顯然，強迫中國廣州當局的嘗試，一種奇怪的聯絡方式 ……徹底失敗了
……顯而易見，這樣一種嘗試必遭失敗，再度令國家蒙受恥辱。
”他簡要分析了巴麥尊發給商務監督的指令錯在何處，並提出了修正意見：
他們（譯者按：商務監督）受命前往並留駐廣州港。據稱廣州港位於虎門之內，國王陛下的船隻被告知不要駛入該地點。因此，商務監督被命令前往並留駐在中國當局不允許他們前往，也不允許他們留駐的地方。關於此事及其他事項，必須改弦更張。
皮爾兩度出任首相，是現代英國保守黨的創始人。
威靈頓公爵有 “鐵公爵
”之稱，在滑鐵盧戰役中徹底擊敗了拿破崙。在政治上，威靈頓極為保守。
清軍平定西部邊疆叛亂
查頓
美國商人貝內特 ·福布斯
這位公爵用極為務實的一句話概括了未來的政策：
“目前我們要做的就是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
”人們在這一點上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只有威廉國王始終
“對律勞卑勛爵在廣州的遭遇憤憤不平，想與中國開戰。他以這種筆調致函公爵，公爵不得已回覆了一封長長的答覆，非常
恭敬地告訴他，他是怎樣的一個老傻瓜 ”。(21)
中國政府有理由對結局感到滿意，也希望事態就此打住。 “伊莫禁”號和
“安德洛馬
”號強行闖入虎門的行徑理應受到譴責，兩廣總督盧坤因此被革去太子少保銜，拔去雙眼花翎，革職留任。傲慢的夷人首領被屈辱地驅逐出境後，盧坤又官復原職了。北京的議事議程上還有更為急迫的問題，這些問題發生在離廣州有數千英里之遙的地方，但仍影響到廣州的事態。如同印度西北邊境一樣，中國西部邊陲麻煩不斷，造成動盪的原因也與印度如出一轍。那個地區不安分的穆斯林土著與漢人統治者在種族、宗教和語言上格格不入，就像帕坦人、回教徒與英國統治者的關係。道光的祖父為了確保新疆南部的和平、保護絲綢之路的商貿往來，修建了一系列軍事要塞，這條商路一直通向塔什干、撒馬爾罕和布哈拉並穿過帕米爾高原，直達如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吉爾吉特）和浩罕。
19世紀
4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之後，英國大肆收買阿富汗土著居民，中國人出於維持邊境安寧的目的，同樣為浩罕可汗提供經濟援助，從而穩定了邊境。然而，得寸進尺的可汗先是在中國喀什噶爾煽動叛亂，之後入侵了這個地區。清朝花了
5年時間才平息叛亂，
1835年簽訂了一項條約，規定可汗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理人，在其他
5個城市設立商業代表，可汗的官員在司法及治安上享有對外國居民的治
外法權，可汗還享有一項有利的.制。 (22)這些條款類似於
7年後中國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
律勞卑使團的結局可以.是英國的國家恥辱（在查頓小集團看來尤其如此），但很難想像還有比託利黨政府的反應更少挑釁、更為.和的政策了。
1835年4月，巴麥尊勛爵重新執掌外交部，這種政策隨即成為輝格黨人的政策。
約翰 ·德庇時 ——他的意見曾被律勞卑棄之不顧
——情願讓廣州事態如他擔任特派委員會主席時那樣保持平穩。德庇時致函外交部，報告律勞卑的死訊，他在函件中建議：
“對我們來.，最可取的就是保持絕對的緘默與平靜。
”不過，這位新任首席商務監督確實做出了一項對未來影響重大的決定。律勞卑死後，要求獲得商務監督祕書職務的參遜失去了保護傘。德庇時對參遜的能力有所瞭解，不願提拔參遜，他調.了參遜的個人檔案，發現後者自稱的履歷與記錄不完全吻合。結果，直到德庇時辭職後參遜才得到升遷。查理
·義律升任祕書，開始接近商務監督的位子。至於其他方面，德庇時重新執行巴麥尊最初的指令，敦促英國商人
“不給中國人以抱怨的正當理由 ”。
這只是德庇時一廂情願的樂觀想法。在華英國商人是個野心勃勃的.體，從來不接受什麼
“絕對的緘默和平靜
”。他們把德庇時視為東印度公司的殘渣餘孽（《廣東記事報》抨擊.： “晚近
‘壟斷學派 ’培養出來的人，永遠不會成為自由商人的合適代表和管理者。
”），對德庇時成為主管憤憤不平。查頓親自跑回英國，一是護送守寡的律勞卑夫人，二是為了在國內挑起事端。廣州商會也向國王遞呈了措辭激烈的請願書，要求另外派一名代表在軍隊的護送下前來，務必使這名特使無權
“偏離一項直截了當的方針：沉.、冷靜、堅定地維護陛下之帝國的真正地位”。最重要的是，這位新使節不能與可疑的東印度公司有任何瓜葛，更不能與東印度公司狼狽為奸。
德庇時獲悉有關情況之後非常難堪，他向倫敦報告.，這份請願書“十分拙劣，難以卒讀
”，只代表 “廣州的部分英國商人（因為一些最體面的商號拒絕在請願書上簽名）
”——他指的是顛地洋行，
“據.請願書是由一位來自印度的不速之客起草的，此人根本不瞭解這個國
家”。(23)實際上，律勞卑使團的失敗已經動搖了德庇時的根基，他表現出名副其實的
“約翰公司
”(24)式的傲慢，對絕大多數廣州商人嗤之以鼻，無法再與廣州商人友好相處。他辭去商務監督之職，於
1835年1月返回英國，大概再也不想見到珠江了。
9年後，他重返中國，他的身份不單是商務監督，還是香港總督、駐華公使和從男爵。
前第三商務監督喬治
·羅賓臣爵士接任德庇時之職。德庇時辭職後，祕書阿斯迭也隨即辭職，義律和參遜分別擔任第二與第三商務監督。羅賓臣熱切地採納了以往的消極立場，惟恐激起任何細小變故。他完全做到了這一點，因為他把自己的總部搬到停泊在伶仃洋的小艇
“路易莎
”號上，安全地遠離了所有人。安全倒是有了保障，可生活極不舒適，他的下屬全都擠在這艘
80噸的船上，它充其量只是一艘武裝小艇。為了平息下屬的不滿，羅賓臣允許他們上岸居住，自己在船上又住了兩年，期間始終保持低姿態，同時不斷地向巴麥尊發出一連串自貶身份的函件：
“我希望我無須再多.什麼，我保證將以最大的尊重和敬意，絕對服從和執行我有幸在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收到的指令。一絲不苟、不折不扣地服從我收到的命令和指示
……乃是我一切決定的基礎。 ”
義律自始至終就不信任羅賓臣。義律十分高興能得到升遷， 1835年
1月19日，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表示，只要在這個位子上幹滿半年，就能償清所欠債務。然而，
“總的來.，我寧願他（德庇時）依然留任，
因為他讓一個極其愚蠢的傢伙來接替他
”。(25)羅賓臣任職期間的無為而治進一步加深了義律的疑慮，他無法忍受羅賓臣的軟弱態度，在他看來，私商乾的那些事情屬於明目張膽的違法行徑。義律尤其看不起那位無法用言語形容的詹姆斯
·英尼斯（經常接觸英尼斯的美國商人貝內特
·福布斯.過，英尼斯是個瘋子，應該被抓起來絞死）。英尼斯宣佈他打算個人對中國宣戰，除非海關官員發還沒收的一些貨物。羅賓臣畏縮不前，束手無策，既沒有對英尼斯，也沒有對中國人採取任何有力行動。這在義律上校看來太過軟弱了。身為第二商務監督，他有權越過羅賓臣直接向白廳彙報。義律設法.服參遜，兩人聯名向巴麥尊提交了一份抗議信，指責
“G.B.羅賓臣爵士的處事方式，一致認為必須採取措施，迫使英尼斯先生放棄他那充滿敵意的計劃
”。巴麥尊也認為此事太過出格，回函.英尼斯的舉動與海盜無異，如果他一意孤行，皇家海軍會對付他，如果英尼斯的要求是合理的，商務監督應當把他與中國當局的官司繼續打下去。羅賓臣的仕途就此終結，他被匆匆解職，義律取而代之。
最謙卑而順從的僕人
托馬斯 ·斯坦福德
·萊佛士，英帝國在遠東殖民地的主要奠基人，新加坡的創建者。
馬地臣
香港沒有自己的斯坦福德
·萊佛士，沒有以地名、紀念碑甚至旅館名來紀念的毫無爭議的創建人。查理
·義律本應有資格得到這種榮譽，卻被人們遺忘了。在以船務總管之職來到廣州兩年後的
1836年12月，義律開始負責英國與中華帝國的外交事務（薪俸比前任低得多），協助他的只有年輕的亞歷山大
·參遜。這並非一個值得羨慕的職位，因為不論是監督英國商人，還是與中國當局打交道，義律的職權範圍都很不明確，巴麥尊也未能給予明確的指令。這位外交大臣確實猛烈斥責英尼斯的“海盜
”行徑，同時也警告義律不要擅權行動。巴麥尊在 1836年11月8 日的信函
(26)中寫道：
“商務監督不具有開除或處罰任何人的實際權力”——儘管正是為此才頒佈樞密院令設立一所法庭。商務監督必須
“在實際享有的職權範圍之內，十分謹慎地對在華英國商人行使權
力”（1836年7月22日函 (27)），與此同時，還必須
“在你的職權範圍之內，盡一切可能消除冒犯中國當局的因素
”。這個目標很難實現，因為英國商人的行為本身就構成了 “冒犯的主要原因
”。義律試圖.明當時的情況，廣州 “到處是 ……當地人絕不會聽之任之的一.人
”，他接.指出：
“有跡象表明，普通老百姓越來越厭惡我們的同胞。年輕人尤其以最無理的侮慢和無禮對待中國人，這已成為一種風氣。
”
1836年，馬地臣跟隨查頓回到英國，他此行不單是為了委託製作律勞卑勛爵的墓碑，還想促成英國採取更為強硬的對華政策。為此，他出版了一本書《英國對華貿易的現狀及前景》。這本書的字裏行間充斥.對中國人的謾罵，就連上帝也未能逃.馬地臣的責難：
“上帝樂於指派中國人，一個以不可思議的愚蠢、貪婪、自負和頑固為特徵的民族，擁有遼闊的富庶土地和將近占人類三分之一的人口。
”中國人使無辜外國人遭受的
“傷害和侮辱，不但可用備受折磨來形容，簡直可以.是恐怖”。“自然法則受到踐踏
”（因為盼師夫人未獲準前往廣州），在華英國商人的境遇
“甚至比我們在西印度.島的奴隸還悲慘
”。東印度公司可恥地懦弱不振，奉行的政策是
“中國人是個偉大、強大、獨特的民族，奉行完全隨意地延續或斷絕與我們的交往，因為他們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受任何條約的約束。在沒有任何條約的情況下，國家間的行為準則不允許我們把我們的所謂要求強加給中國人
”。東印度公司的這項聲明相當準確地反映出威靈頓公爵、巴麥尊勛爵以及幾乎每一位政客和行政官員的看法，但這無關緊要，
“那些 ‘世間的巨擘 ’——商人 ”將扭轉整個局面，
“克服這種冷漠而矛盾的情緒。他們具備高尚、堅韌的進取精神，敢於面對一切危險，藐視各種困難
”。
馬地臣用平鋪直.的沉悶文字道出了未來的方向： “我們務必決意
維護我們受到侮慢的民族榮譽，保護我們受到傷害的商業利益 ……謙遜的我們
……丟臉地匍匐於地球上最忘恩負義、最懦弱的民族腳下。
”倘若中國人沒有馬上應允英國的要求，可取的補救辦法是獲取他們的一塊領土。這個地方不是澳門，儘管奪取澳門很容易，但澳門的港口條件很差，地理位置也不理想。
“如果要佔領一座島嶼的話，它應當位於中國中部，例如舟山。
”香港仍然沒有進入英國人的視野。顛地洋行為首的其他一些人沒有那麼好戰。義律寫道：
“此地有 ‘兩家商行
’，他們彼此勢同水火，兩家的宿怨影響了他們對世間事務的看法
……我惟願能有更有
勢力的.和派 ……但這種熱心紳士的人數為零。 ”(28)
儘管馬地臣牢騷滿腹，廣州的自由貿易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東印度公司撤出之後，皮棉進口翻了一番，絲綢出口也增加了一倍。如東印度公司預言的那樣，茶葉出口有所增加，質量卻下降了。市場已經飽和，難以駕馭，英國產品很難找到銷路。那些樂觀的新來者紛紛湧入廣州，希望在對人人都開放的貿易擴張中分一杯羹。只有鴉片這種大宗商品的需求一直保持強勁勢頭，這種毒品的進口量從
19世紀初年有限的年均4000—5000箱增長到最近 20年的 12，000箱左右，
1834年又猛增到 20，000箱。此後，鴉片進口與日俱增， 1835年超過
30，000箱， 1838年達到 40，000箱。
伶仃島附近的走私貿易
鴉片進口的大幅增長引起了恐慌，因為所有鴉片都屬非法進口，不繳納任何賦.，經紀人和滿清官員乘機勒索名目繁多的苛捐雜.，中飽私囊。鴉片走私極其興盛，商人們認為即使是進口合法貨物，也沒有必要經過廣州海關，他們不妨也在珠江河口卸貨，這樣就可以省下海關.金。由於合法進口貨物必須以白銀支付，這樣一來就對中國的白銀儲備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
“走私
”這一術語（取其偷偷摸摸的涵義）很難準確反映這種如此大規模、如此明目張膽的投機買賣。義律因為無權約束同胞感到苦惱，迫切要求
“女王陛下政府積極干預 ”，如果這種干預 “姍姍來遲，將導致重
大危險
”。(29)巴麥尊執意要義律直接與兩廣總督聯繫，而不是通過行商這一既定的中轉渠道，這無疑進一步增加了義律的困難。外交大臣尤其反對與中國人聯絡時使用
“稟帖
”，而在中國人看來，這種善意的聯絡方式不可或缺（巴麥尊不認為自己在嚴厲申斥義律的函件落款寫上
“您最謙卑而順從的僕人
”有什麼不妥，卻對別國的外交禮儀缺乏耐心）。首席商務監督竭盡全力執行巴麥尊的指示
——他稱之為 “走鋼絲的指令 ”，也確實與新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英國缺乏前後一致、切實可行的政策，主動權自然落到中國人手中。鑑於鴉片貿易日甚一日，就有兩條可能的途徑擺在中國人面前：要麼鴉片貿易合法化，要麼徹底查禁。
1836年初，北京就鴉片問題正式展開辯論。贊同鴉片貿易合法化的人自有一番大道理：雖然鴉片貿易合法化斷絕了非法收入的來源，滿清官員及其僚屬仍能從行商那裏榨取到數額更大的合法利潤，絕不會一無所獲。國家.收也能大大增加，鴉片零售價格將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從而起到勸阻吸食的作用。廣東省官員一致認為應當將這種貿易合法化。曾在廣東任高級法官的許乃濟（譯者按，許曾任廣東按察使）就力主推行馳禁方針，他的支持者，上至兩廣總督鄧廷楨，下至行商，都認為鴉片進口必須嚴格限制在廣州，嚴厲禁止這種可恥的貿易沿海岸北上。德高望重的學者阮元支持這種政策，據.皇后也持贊同態度。許乃濟的奏摺被譯成英文，發表在
1836年7月12日的《廣東記事報》，廣州的歐洲人和中國人都認為朝廷很快就會批准鴉片合法化。
7月27日，義律報告.： “（鴉片合法化）最後的正式命令很可能在一個月或
6周之內傳到此地。 ”8月6日，他將預期的這個舉措.成是
“無疑是這個王朝登基以來在對外貿易方面
……最不同尋常的措施”。馬地臣沒有飄飄然，他在 7月12日寫道：
“就我們的利益而言，我
並不看好這個計劃，儘管它使得（鴉片）價格上漲。 ”(30)6個月後的 1837
年2月，事態沒有任何進展，查頓仍然寫道：
“這種貨物遲早會得到許可，一旦獲得許可，消費量就將增加。 ”(31)是年
10月，查頓的合夥人已經持相反的看法了：
“這種貿易的合法化已不在考慮之列，政府顯然正
努力徹底禁絕它。當然，他們根本辦不到。 ”(32)
事實證明馬地臣是正確的。早在 1837年8月，廣州當局就採取了一
項制裁措施。怡和洋行店員在 8月13日的流水簿中寫道：
“走私船再次禁止出航，經紀人跑了。不會再有針對這種藥材的調查。
”(33)廣州的事態很快就明朗了，中國當局根本不打算將這種毒品合法化，而是決心以最強有力的方式，徹底地、一勞永逸地禁絕鴉片。皇帝決心不讓這種毒品繼續氾濫，惟一的問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禁絕鴉片貿易。
蘭斯洛特 ·顛地衣領之戰
格拉斯敦是 19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首相。
法國人繪製的這幅漫畫，指責英國憑藉武力向中國強行輸出鴉片。
林則徐，清末愛國政治家，
1838年任湖廣總督時禁止吸食鴉片，卓有成效，旋即受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
傳統觀點認為，第一次英中戰爭（ 1840—1842年） ——它導致了香港殖民地的建立
——是寡廉鮮恥的英國人向中國大量輸入違禁鴉片引起的。在當時，輿論在這個問題上就有分歧。
1840年4月25日，《泰晤士報》首先將這場戰爭稱作 “鴉片戰爭
”。當時是在野的託利黨議員的格拉斯頓深信戰爭就是因鴉片而起，他極為罕見地表達了對這場戰爭的懷疑：
“我不知道，也從未聽.過，還有哪場戰爭就其起因來.更不正義，就其進程而言更蓄意地給這個國家蒙上永久的恥辱。
”陸軍大臣馬考萊的觀點截然相反： “英國人的自由和生命受到威脅
……至於對華政策，不會有任何改變
……我只想表達一個熱忱的願望，希望這場非常正
當的爭端能夠迅速得到圓滿地解決。 ”(34)美國前總統約翰 ·昆西
·亞當斯在《紐約前驅論壇報》表明了一種出人意料的立場：
“誰是正義的一方？你們將驚異於我的回答
——英國！鴉片問題不是戰爭爆發的原因……戰爭的起因是磕頭！是中國人的傲慢和令人難以置信的自命不
凡。 ”(35)中國人在廣州沒收鴉片的行動
“只是這場爭端中的一個小插曲”。(36)法國人像以往一樣，深信應受指責的是奸詐的阿爾比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觀點十分明確，
“為了維護有利可圖的鴉片貿易，英國在 1840年以前就蓄謀發動對中國的戰爭
……儘管廣大人民和部分愛國官兵英勇抵抗，但是由於腐敗的清廷採取對內敵
視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使戰爭以失敗結束
”；(37)“海盜式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以鴉片貿易為基礎，開始侵入中國
”。(38)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另有看法，
“歷史學家反覆消除這樣一種錯覺，即這場戰爭是為了
把鴉片強加給中國人而起的，但它以一種非凡的耐性不斷出現於反鴉片小冊子和大學教科書中
……巴麥尊 ……非常清晰地表明，對於政府而言，鴉片問題並非主要問題
”；(39)“這場戰爭之所以被稱作鴉片戰爭，是
因為鴉片乃是導致戰爭的一種貿易物。戰爭不是為鴉片而戰，它是為貿易而戰，一個資本主義的、工業的、進步的國家迫切希望強行與一個儒教的、農業的、停滯的國家開展貿易
”。(40)費正清是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的老前輩，他對這場戰爭有一個尖刻的評價：
“大家都認為， 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是典型的非正義戰爭
……所以，這是地地道道用鴉片染成的戰爭
……這幅圖景究竟錯在什麼地方？無非是多少有些內
疚的個人
……或馬克思主義的愛國者（他們不得不正視一個事實：中國人是中國境內鴉片的分銷者，不久之後又變成鴉片的主要生產者）的事後解釋。
”(41)在西方的華裔學者往往同意，
“回顧歷史，鴉片顯然是這場戰爭的直接起因，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42)“從廣泛的意義上.，鴉片
戰爭是兩種文化的碰撞 ……英國的貿易擴張是導致這場文化衝突的決定力量
……鴉片貿易是促進這種擴張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二者密不可分。假如有一種貨物能夠完全替代鴉片，比如.糖漿或大米，這場衝突也許會被稱作
‘糖漿戰爭 ’或‘大米戰爭 ’。惟一的區別只是時間的遲早而
已”。(43)鑑於各種觀點分歧巨大，而且人們仍然從道義角度質疑英國佔領香港的合法性，我想在本章的其餘部分澄清關於鴉片戰爭的爭論。
道光皇帝決定禁絕鴉片貿易之後，便陸續收到各種禁煙建議。鴻臚寺卿黃爵滋主張採取嚴厲措施，
“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眾紅毛人環視，系其人竿上，以炮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者
……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況我皇上雷電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沉溺既
久，自足以發聵振聾
”。(44)琦善和穆彰阿這兩位通情達理的滿族人傾向於通過在廣州 “封艙
”來切斷鴉片供應，他們明智地指出，除非能夠得到普遍遵行，否則嚴刑峻法於事無補。他們的觀點得到大多數朝廷大臣的支持，但在爭論中大獲全勝的是林則徐。林則徐提出一個雙管齊下的禁煙方案，一方面勒令吸食鴉片者戒除毒癮，同時逐步加大對鴉片供應者的懲罰力度，最終徹底禁絕這種毒品。道光皇帝完全贊同林則徐的意見，在林則徐的奏摺上硃批加上許多褒獎之詞。
塞繆爾
·佩皮斯，英國文學家、政治家、海軍行政長官，以所寫日記聞名於世。他任職期間使英國海軍的實力大為增強，他還與牛頓等著名科學家、學者過從甚密。
西方人眼中的林則徐
“前額顯得非常睿智，面龐令人愉.，黑眼睛小而.利，富於生氣，嗓音高亢、清晰洪亮
”。
依照通行的官僚傳統，最佳方案的提出者負責將方案付諸實施，林則徐似乎比絕大多數文職官僚更勝任這一使命。林則徐是年
53歲，福建福州人，出身於一個從事沿海貿易的大家族。他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毫無瑕疵，贏得了
“林青天 ”的美譽。林則徐為人端方、有條不紊、才智超.， “親力親為
”地解決各種問題，即使在危急關頭也是如此。時至今日，他仍被中國人民視為英勇抵禦外國侵略的英雄，一位最傑出的儒家傳統的學者型政治家。
林則徐與 17世紀的英國人塞繆爾
·佩皮斯頗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都留下了日記，也都善於分析耳聞目睹的一切事物；兩人都愛好藝術，身邊的密友也都囊括了各自時代最優秀的學者。像林則徐一樣，佩皮斯也得到君主的絕對信任，而且按照
17世紀的標準，佩皮斯也算得上是正直的。就連英國人對林則徐的描述，聽起來也像是在描述佩皮斯：
“林（則徐）個子不高，體格強健
……前額顯得非常睿智，面龐令人愉.，黑眼睛小而.利，富於生氣，嗓音高亢、清晰洪亮。他衣.樸素（這大概不是佩皮斯的特點），舉止彬彬有禮，隨和而不生硬”；林則徐
“儀態高貴 ……和藹而活潑，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
相當強壯，有一張圓圓的面孔 ……和敏.的黑眼睛 ”。(45)
佩皮斯與林則徐最大的不同在於兩人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大相徑庭。佩皮斯曾到過歐洲和北非，並且每天都與散佈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海員保持聯繫，孟買的事務與普茨茅斯的事務都屬於他的日常公務範圍。林則徐則對於夷人世界抱有濃厚的興趣，對中國之外的生活基本上一無所知。他認為英國人如果沒有定期供應的大黃和茶葉就活不下
去， “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
”。(46)依他看來，衝突不會真的發生
——夷人怎敢與泱泱天朝抗衡？蠻夷士兵無法在海岸作戰，因為他們的腿綁得太緊，不能拳擊和格鬥。他們的船隻很龐大，但在淺水裏一無是處。尤為重要的是，林則徐堅信英國人與其他夷人毫無二致，是以懇求者的身份前來中國的。他在致維多利亞女王的檄諭稿中寫道：
“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
”接下來以一種高等文明的通情達理的口吻規勸英國人。
如果.林則徐很難正確估價夷人的實力，他的對手義律要想充分了解林則徐的策略也非易事。義律擁有在華
5年的有利條件，但沒有學過漢語，與當地平民也只有最膚淺的接觸，與大權在握的學者型官員沒有任何往來。雖然障礙重重，林則徐與義律
——兩人都十分反感鴉片走私
——這兩位非常通情達理的人本來是可以把事情處理妥當的。歸根到底，林則徐是為了有效地執行自己國家的法律，而義律不論從職責還是主觀意願上.都願意擁護這些法律。局勢發展到戰爭，英國政府應承擔一部分責任，他們拒絕授予義律相應的權力，恪盡職守的林則徐也因為不瞭解西方而犯了不該犯的錯誤。
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之前，廣州當局就已經加大了對中國鴉片販子的整治力度。
1838年12月3日，怡和洋行的職員寫道：
“四處流傳.許多毫無根據的謠傳，諸如總督決定在外國商館前絞死一名犯人，以儆效尤，將抓捕
……所有為外國商人服務的中國買辦、僕役和苦力，我們
不信這類傳聞。 ”(47)
這些傳聞是真的。廣州當局確實想在商館前處決一名中國鴉片販子，這個舉動大大觸怒了西方人，以至引發了騷亂。這次絞刑雖然沒有實施，其他打擊卻接踵而至。查頓寫道：
“總督一直毫不手軟地抓捕、審訊和絞死可憐的罪犯，我們從未見過如此嚴厲、如此廣泛的懲
處。 ”(48)商務監督義律更為嚴厲地警告桀驁不馴的英國人，
“從事上述違禁鴉片貿易的船舶的所有者
……如果中國政府認為必須捕獲那些船隻，女王陛下政府不會加以干涉
”，如果走私者在走私活動中導致中國人死亡，必將受到嚴懲。義律的積極步驟收到了實效，貿易重新開始，他對事態的發展非常滿意。
為了強化上述嚴厲警告，義律尋求兩廣總督鄧廷楨的支持。義律後來告訴妻子克拉拉，他甚至願意讓屬於王室的船隻
“路易莎 ”號協助抓捕罪犯， “我已經讓 ‘路易莎
’號按照皇帝的意志行動，我準備下令我們的軍官隨同他們的官員登上任何一艘他們認為合適的船隻
”。對於一位皇家海軍軍官來.，這是個異乎尋常的姿態。美國商人覺察到不祥之兆，最大的美國商號旗昌洋行決定
“終止與在華鴉片貿易的一切聯繫 ”，這種貿易很快變得 “聲名狼藉，十分危險
”。鴉片貿易對於英國商人更為得失攸關，他們懷.惟一的指望
——一旦事態惡化到極點，他們可以依靠皇家海軍來擺.困境
——頗為不安地等待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到來。
1839年1月8日，林則徐以皇帝授予全權的欽差大臣身份，從北京起程南下廣東禁煙。
1839年1月8日，廉正不阿的林則徐以皇帝授予全權的欽差大臣身份從北京起程南下。憤世嫉俗的查頓對林則徐銜命南下的消息無動於衷。
1月29日，他在自澳門返回英國的途中寫道：
“一位特使已經上任，人們情願他推行查禁法令，他擁有完全獨立於兩廣總督的權力，後者聽到這個消息時大為驚慌，竟然昏厥了一個小時
……為了組織一場熱烈的檢
.，總督和巡撫剛剛發佈了一道長篇通告。
”(49)查頓建議採取預防措施，把鴉片和部分貨物的運輸改道香港，再沿海岸北上。這表明香港島海域已有一些貿易往來。幾個月後，查頓的合夥人馬地臣表示考慮遣散鴉片船，只是由於
“顛地先生一貫的拖沓 ”，這個計劃未能達到預期的目
的。 (50)
林則徐直到
1839年3月10日才到達廣州，義律此時在澳門，廣州事務由參遜負責。林則徐事先指示廣州當局逮捕了近
60名查實積極參與鴉片貿易的中國人，在之後的數月中他們受到審訊，其中至少有
4人被判死刑。欽差大臣收集有關資料，鑑別主要外國鴉片走私商的身份。由於查頓不在，蘭斯洛特
·顛地被準確地列為頭號鴉片商。林則徐清楚表明，懲治的目標是中國人，洋人只要遵紀守法，不再走私鴉片，就不會受到傷害，仍會受到同過去一樣的仁慈對待；合法貿易至關重要，必須加以保護。
3月18日，欽差大臣開出了條件，洋人必須上繳全部庫存鴉片，具結保證今後不再販賣這種毒品。一旦這些先決條件得不到滿足，行商將被處以監禁、流放和斬首。洋人也不能逃避懲處，倘若他們拒絕
做出承諾或背棄誓言， “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 ”。(51)林則徐勒令洋人在
3天之內答覆，在此期間不得離開商館。
林則徐照會英國國王公文
外國人並沒有多大的不安，在以往的週期性整肅中，他們早已對這類事情見慣不怪了。
3月21日的會議上，商會只是無動於衷地表示強烈譴責鴉片貿易，作為一個姿態，他們同意繳出少量鴉片，數量只有
1000箱多一點。這可是大大地錯看了林則徐。林則徐認為這個舉動無異是明目張膽的拖延，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蘭斯洛特
·顛地。為加強這道命令的分量，
3月23日，林則徐派兩名年長的行商浩官和茂官前往十三行街，給外國人帶去一份警告：若顛地不自首，他們二人將在當晚被斬首。顛地自信與中國人關係友好，願意前去自首，其他商人也同意他去自首。此時，馬地臣出面干預，他認為整個事件
“完全是個圈套”。“眼看.浩官和較年輕的茂官扛.枷鎖，想裝出事態很嚴重的樣子，這真是一件樂事。不過，枷鎖並不妨礙他們時不時與碰巧遇到的朋友談論業務和新聞。
”馬地臣時常挖苦顛地兄弟，按照他的.法，他 “自
然不費吹灰之力 ”就.服顛地聽從自己的意見。 (52)
顛地當時是否真有危險，這一點業已成為爭論的焦點。林則徐在
1839年5月2日給道光皇帝的報告中提出：
“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遽知嚴禁，合無仰求皇上覆載寬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嚴儆將來。
”英國人內部圍繞如何看待林則徐的嚴正態度發生了分歧。顛地的合夥人英記利士認為，顛地並非真的身處險境。一年後，英記利士向下院特別委員會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與中國人打過交道的外國人當中，顛地先生大概是最有人緣的。他之所以被盯上，並非出於對他的仇視，恰恰相反
……是希望獲知他的意見。 ”蘭斯洛特的兄弟威爾金森沒有這麼篤定，而且
“情緒非常激動 ……如果他（蘭斯洛特）進了城，肯定會被處死
”。查頓對整個事件嗤之以鼻： “假如當初反抗得再堅決一點，就
不會有如今這樣的嚴厲舉措了。 ”(53)問題是此刻查頓並不在廣州。
不過，救援即將到來，而且是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美國人吉迪恩
·奈記錄下當時的情景： “和解而又無畏的義律完全驅散了
‘加爾各答黑牢’(54)的陰影，他手持長劍，從澳門乘小艇前來，歷經艱險抵達了英國商館。
”(55)義律的妻子克拉拉描述了顛地遇險的消息傳到澳門後的情
景：
“查理十分勇敢地匆匆趕往廣州，我非常擔心。他不得不乘一條小船（他的四槳小艇），從上百艘作戰帆船的圍堵中衝出一條路。幸虧他穿.制服大衣，這或許能救他的命
……在同胞們的一片混亂中，他安全登岸。
”就連憤世嫉俗的馬地臣也被當時的場面所打動，他寫道：
“場景十分引人注目，（ 3月24日）下午
6點鐘左右，我們在屋頂平台上望見一隻外國小船，上面坐.一個頭戴三角帽的人。船越來越近，一大.中國船隻在後面追趕。經證實是查理
·義律在設法登岸，眾多船隻組成的屏
障正在合圍，想在中途把他攔截下來。小船上立即升起旗幟。
”(56)這面旗幟只是這艘小艇的旗，正式的英國國旗不知道放到哪裏去了。但是，旗幟飄揚在商務監督的駐在之所，表明外國僑民此刻已經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這場爭端就此轉變為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正式衝突。
英國政府所能提供的只是道義上的保護，義律惟一可用的兵力是小艇上的
4名水手。林則徐的處境十分有利，他把相當大一部分在華外國人拘禁在廣州商館周圍方圓數英里範圍內，根本沒有意識到他所引起的轟動。林則徐堅持三項條件：第一、港口和珠江上的船隻必須繳出全部鴉片；第二、所有商人必須具結保證將來不再販賣鴉片；第三、必須交出蘭斯洛特
·顛地。除非洋人.現第一項條件，否則將一直封鎖商館，停止一切貿易，所有中國人一律離開商館。只要交出鴉片，其他條件即可放寬，逮捕顛地一事亦可暫緩。
收繳鴉片的地點穿鼻洋龍穴島。
1839年4月11日開始收繳，林則徐親自監督收繳全過程。到 5月18日，共收繳鴉片
19187箱又 2119袋，總重量 1188237公斤。
在外國人看來，答應不再進口鴉片問題不大，到時可以爭辯.身陷囹圄時做的承諾沒有約束力。馬地臣就明確表示願意簽字，
“至於怡和洋行，我們毅然決定服從，繳出鴉片
”。與此同時，他寫信給客.，讓他們把鴉片送往澳門的央孖地臣那裏，後者會樂於繼續賣掉這些鴉
片(57)，欽差大臣不大可能注意到一家商號與以個人身份行事的職員之間的區別。還有一種可能，商人們順從地交出全部鴉片
——因為林則徐掌握了準確的鴉片數量，然後寄希望於事後通過哄騙或威逼手段，使中國人補償商人的煙款。但是，義律的舉動使得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他以英國政府的名義
“吩咐並下令
”繳出鴉片。這道明確的命令意味.，至少在理論上，英國政府已經承擔了賠償這些滯銷鴉片的義務，商人們為此無不興高采烈。就連馬地臣也承認：
“雖然當時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始終懷疑義律上校的所作所為是否明智，現在我可以靜觀其變……我傾向於認為這個措施寬宏大量，頗具政治家風度，尤其是中國
人已落入了陷阱，將與英國王室直接對峙 ……義律上校期望他們儘可能全部打收條
……惟一潛在的變數是賠償比例問題。 ”(58)
中國人開出的收條如英國人希望的那樣完整，因為商人們交出了能夠找到的每一盎司鴉片，就連中國沿海以及正在印度來華途中的船隻也收到了收據，不管他們將供應何種貨物。上繳的鴉片數量達到令人震驚的2，613，879磅——超過
1000噸，這肯定是有史以來數量最大的一批毒品。林則徐親自監督，在珠江岸邊一個專門建造的場所銷燬了這批鴉片。
西人繪製的硝煙場面
林則徐監督銷燬鴉片圖
維多利亞女王即位時年僅 18歲
假如林則徐就此止步，事情或許會是另一種結局。圍繞誰來支付超過200萬英鎊的鴉片煙款，肯定會發生爭端。義律勢必會與財政部發生糾紛，中英雙方肯定會有歷時數年的艱苦談判，但一場開支浩繁的戰爭得以避免。中國政府看起來能夠輕而易舉地籌措這樣一筆款項。
3年後，中國最終同意立即交付一筆金額大得多的賠償 ——數額是原先的
3倍。此外，正如英國憤世嫉俗者指出的，由於世上仍然只有中國獨家出產茶葉，中國人能夠在任何願意的時候對出口茶葉徵收適當的.金，就足以彌補這筆開支，最終還是英國消費者承擔了全部費用。
當時英國國內的狀況使得上述推測顯得更有道理。英國政府並不順心。
3月21日，正當廣州總商會為林則徐的最後通牒憂心忡忡之際，梅爾本勛爵的輝格黨政府在議會遭到挫敗
——如同那個時代常常發生的那樣，起因又是愛爾蘭問題，這次表決失利只是在上院，還沒有直接威脅到政府。兩個月之後，正當廣州全面收繳和銷燬鴉片時，政府在下院提出的一項動議以
5票之差遭否決，政府被迫辭職。對於兩年前繼承叔父威廉四世的王位、年僅
19歲的維多利亞女王來.，梅爾本勛爵下台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維多利亞從梅爾本勛爵身上感受到最親切的慈愛，一想到要失去他的指點就心煩意亂。她在寫給梅爾本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痛苦：
“女王認為梅爾本勛爵也許想了解她今晨的情況 ……昨晚
9時之前，她始終未能擺.沮喪，她試圖使自己集中精力，盡力不那麼悲觀地
看待這個可怕的變故 ……昨晚她食不甘味，今早仍是如此。
”(59)反對黨領袖羅伯特
·皮爾爵士受命組閣，年輕的女王渴望一場戰鬥。皮爾的地位岌岌可危，極有可能在第一次議會表決時就被擊敗。一次憲政危機接踵而至，最終以梅爾本和輝格黨重新上台而告終。巴麥尊繼續擔任外交大臣，只是地位仍不穩固。
直到
8月份，倫敦才收到廣州爭端的報告。儘管交通不斷改善，廣州與倫敦的聯絡仍然不暢通，這次公函往來花了
4個月時間。對於疲憊不堪的政府而言，義律傳來的消息無異又增添了一重重負。在國內，憲章主義者的騷動方興未艾，要求擴大選舉權，實行選舉改革。在國外，法國人在中東陷入僵局，他們的被保護人穆罕默德
·阿里正熱衷於分裂土耳其帝國。在中國，明託的侄兒義律要求進行一次耗資巨大的遠征
——“應該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擊，事先連一個字的照會都不用給 ”。
——而他本人已經欠下英國商人 200萬英鎊之巨的債務。
按照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戰爭是服務於其他目的的外交手段。對於英國政府來.，戰爭似乎更是個屬於會計部門的問題。政府反覆討論了義律的建議，認為不可能用公款來補償遵照義律的命令交出鴉片的商人。政府根本拿不出這筆錢，因為本已不平衡的預算中，此時又增加了“便士郵政
”的開支。增.也不可行，因為這幾乎肯定會導致託利黨重新上台。從理論上.，政府本可以丟車保帥，拋棄義律，拒償債務。只是這種做法對於輝格黨政府而言同樣無異於政治上的自殺，因為作為狂熱的輝格黨人，義律家族名聲在外，義律上校的兩位堂兄弟明託和奧克蘭都是內閣成員，內政大臣約翰
·羅素勛爵還愛上了明託的女兒範妮。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讓商人們自作自受，等政府的財政狀況好轉之後，再通過談判達成一項補償金額大大低於原先數額的協議（後來的事實表明，數年之內，貿易利潤就完全彌補了損失）。
問題是這個辦法在當時看起來行不通，因為有報告.，廣州的貿易已完全中斷，而巴麥尊身邊一些有權勢者極力支持商人的要求。若要理解英國的目標，必須提及外交大臣收到的一份至關重要的建議書。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
”被要求就廣州事態提供對策，
1839年11月2日，協會向巴麥尊提交了一份長篇建議函。在這份建議中，協會認為，重要的是英國代表應獲准以平等方式直接與中國當局交涉，必須開放除廣州以外的指定口岸通商貿易。如果這一點未能獲准，英國
“應以購買或其
他方式獲得一座島嶼的割讓 ”。(60)協會同意英國臣民服從中國法律，原則是
“個人自負其責，不得良莠不分，傷及無辜
”，協會的這個建議等於是放任冒險分子從事鴉片貿易。協會在備忘錄附錄中詳盡開列了把中華帝國帶到談判桌前所需的兵力：兩艘戰列艦、兩艘大型巡洋艦、兩艘小巡洋艦，包括汽船在內的一些小型船隻，
2540名水手和水兵。
鴉片問題是協會備忘錄中最重要的部分。備忘錄完全同意，一旦中國政府真誠希望禁絕鴉片貿易，就必須遵從中國的決定：
“我們不希望被視為是在建議無視中國政府的正式反對，繼續該項貿易。我們完全準備承認，倘若中國執意禁止鴉片輸入，英國商人在今後從事對華貿易時便應當遵循那個國家針對這項貨物的法律，不得請求大不列顛王國政府以任何方式進行干預，幫助違反這些法律的英國臣民。
”巴麥尊全盤採納了協會的上述建議，這清楚地表明繼續鴉片貿易並非英國政策的組成部分。
為了給這份備忘錄造勢，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派出了一個代表團
進行遊.。代表團以銀行家、輝格黨議員約翰 ·阿貝爾
·史密斯為首，他代表怡和洋行。代表團最重要的成員正是 “鐵頭老鼠 ”威廉
·查頓本人，查頓不久後便當選為阿什伯頓的輝格黨議員。與查頓同行的有馬地臣和胡夏米，後者曾是
“阿美士德夫人
”號的大班。三人從中國出發，前往倫敦聲援他們的事業。在政府賠償鴉片煙款問題上，代表團未能勸.巴麥尊勛爵讓步，但他們成功地讓巴麥尊相信，不費多少力氣便可以強迫中國人做出賠償。他們還提出了迫使中國人賠償的切實可行的意見。查頓詳盡報告了目前廣州局勢的背景，還補充了一些非常明確的建議，外交大臣對這些建議極為關注。在
3年後和平達成之際，巴麥尊致函約翰 ·阿貝爾
·史密斯，表示從史密斯和查頓那裏受益匪淺：
“我們之所以能夠就我國對華軍事和外交事務發出詳盡訓令，並達致圓滿結果，主要是由於您和查頓先生惠予協助並提供情報
……毫無疑問，這個事件開闢了人類文明進程的新紀元，必將為英國商業利益帶來極為重大的益處（
1842年
11月28日）。 ”(61)
巴麥尊在議會發表演.
巴麥尊輕而易舉地.服其他內閣成員，有必要向中國派遣一支遠征軍，遠征軍將由印度政府和海軍部負責組建。內閣慢慢吞吞地接受了巴麥尊的建議
——畢竟當時是夏季，任何事情都不能火急火燎。在這次關鍵會議上，內政大臣羅素昏昏欲睡，而梅爾本備極疲倦，把大小事情都推給巴麥尊和新任陸軍大臣麥考萊。負責印度事務的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主席約翰
·卡姆 ·霍布豪斯評論.：
“那種.我們怠惰的指責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在他（麥考萊）參加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我們就決定對法國支持的埃及和.利亞的統治者（穆罕默德
·阿里）開戰，還決定對人
類三分之一人口的統治者開戰。 ”(62)
霍布豪斯的話聽起來像是嘲諷的笑話，因為擬議中的對穆罕默德
·阿里和中國的戰爭根本算不上是戰爭。英國根本不具備把這項計劃付諸實施的資源。作為制勝關鍵，要到另一個半球實施海岸封鎖的皇家海軍已經削弱到不足
3萬名官兵。 25年前的拿破崙戰爭時期，英國海軍的人數是現在的
4倍。最初認為，
3000名左右士兵就足以降服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這支部隊由印度政府提供，其中絕大多數是印度土兵，再加上從
3個英國營中抽調的一些部隊。這支部隊遠離印度基地
3000英里，只能起到武裝示威的作用，為英國對華談判增添籌碼而已。遠征軍乘坐怡和洋行的一艘快速帆船，而不是皇家海軍的軍艦前往中國。直到
1840年2月，義律才得知遠征軍集結的消息，此時離廣州衝突已有將近一年時間
——事態發展到臨界點，一場全面戰爭迫在眉睫。
林則徐取得了對蠻夷的重大勝利，備感驕傲，繼續推行禁令。他原先答應，洋人若滿足第一項要求，簽署承諾不再用船裝運鴉片的甘結，就可以解除監禁，並獲准繼續貿易。義律不允許英國船主這麼做，這倒不是出於支持鴉片貿易，而是因為林則徐的甘結是一份奇特的文件，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林則徐手下略通外語的人盡其所能地用幼稚的英文草擬了這份甘結：
ATruly and Willing Bond
…I，with my officer，and the whole crew are all dreadfully obey the new
laws of the Chinese Majesty，that they dare not bring any opium；if one
little bit of opium was found out in any part of my ship by
examination， I am will ingly deliver up the transgressor，and he shall
be punish to death according to the correctness law of the Government of
Heavenly Dynasty…
甘結
遠商同船上之夥長水手，俱稟遵天朝新例，遠商等並不敢夾帶鴉片。若察驗出有一小點鴉片在遠商船上，遠商甘願交出夾帶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連遠商之船貨物亦皆充公。
(63)
這份文件可能導致與中國人發生糾紛，義律不容許打開這隻潘多拉盒子。可能出現的情況包括：曾經發生過的認錯身份（中國人扣錯了船隻，這成為英國人要求賠償的另一個把柄）；官吏會先在船上放一些鴉片，再硬.發現了鴉片。義律若是不做任何妥協，英國臣民會被送交靠不住的中國司法當局，而保護他們正是義律的職責所在。林則徐堅持讓外國商人出具甘結，他向皇帝解釋.：
“蓋夷人最重然諾，即議一事，訂一期，從不爽約，其出結之事，絕無僅有。
”3月份時，外國人已經做出了大致的保證，但那還不夠，如果能強迫外國人簽署一份正式的具
結，則可以 “使該夷計窮心懾，至今始克遵依 ”。(64)
珠江口外的東角灣為畫上標有黑圓圈處，被義律攔阻的英國商船均泊於此處。
怡和洋行鴉片船 “鷹”號
義律採取了他認為惟一可行的措施，下令禁止任何英國船隻與中國貿易，並把僑民從廣州撤到澳門，留下美國人照看商館。一到澳門，鴉片商人便認為不必履行停止鴉片貿易的承諾，因為那是在林則徐的執意要求下做出的。他們立即重操舊業，拿出比過去更大的勁頭繼續走私販賣鴉片，同時採取了一定的偽裝手法。他們使用隱語暗號，用棉布等級來稱呼鴉片等級，船隻名稱也更換了。鴉片不再運到珠江河口，而是先運到馬尼拉，再用通常的方式轉運到中國東海岸。馬地臣在
6月10日寫給一位孟買顧客的信中表示， “我們已經偷偷摸摸地恢復了 ‘海斯
’號原先的用途 ”。他在同一天致函查頓.：
“沿海貿易可望暢通。里斯和他的手下像以前一樣在做事。 ”當月
27日，馬地臣告訴合夥人：
“在我的整個經商經歷中，從未像我們到澳門的這個月這樣精疲力竭
……您的朋友里斯、瓊塞、貝利斯、斯特雷奇和霍爾（等諸位船長）現在又在幹他們的老本行
……”顛地洋行也再度活躍地參與競爭，馬地臣聽.，蘭斯洛特獲釋後在馬尼拉買了一座房子，打算把馬尼拉港作為另一個鴉片轉運中
心。馬地臣提醒查頓， “我們要注意別在這個方面落於人後 ”。(65)
馬地臣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
8月24日，寫信的地點不是澳門舒適的怡和洋行辦公室，而是停泊在澳門的快速帆船
“瑪麗亞
”號上。林則徐向葡萄牙總督施壓，如同在廣州時一樣，成功地把英國人逐出了澳門。然而，他之所以決意讓英國人屈服，動因已不再是禁煙運動，而是為了那個老大難的治外法權問題，即由誰來行使對外國人所犯罪行的司法審判權，這個問題將成為引發戰爭的最重要的誘因。
7月7日，一.醉醺醺的水手 ——當然是英國人，大概還有幾個美國人
——在如今已是九龍商業中心的尖沙嘴海灘鬥毆，中國人林維喜因傷而死。義律認為這是對中國人的新挑釁，他大發雷霆，立即.手追查，提供懸賞，並向林維喜的家屬提供賠償。林家如英國人期望的那樣承認林維喜是死於意外，在收到
一筆錢後不再追究。
(66)義律調查的結果，無法確定是誰打了致命一擊。當時一片混亂，很有可能是這種情形。義律組織了一個法庭，傳訊了5名涉嫌水手，這個法庭是首次依照
1833年法案組建和開庭的。義律這麼做確實已屬越權，但他似乎別無選擇。這位商務監督不同意林則徐提出的把人犯引渡到中國法庭受審的要求，他保證主持公道：
“我不能把任何人送到他們手中，雖然他們要求我這麼做。我邀請他們的官員出席指控英國臣民犯有嚴重罪行（依我們自己的法律進行）的公平的審判，就好像那些罪行是對我們自己的同胞在我們自己的海灘上犯下的一樣。
”
陪審團以無法查明是何人在何種情況下打出了致命的一擊，推翻了謀殺指控，很難想像陪審員除此而外還能做出其他什麼判決。但是，被告被控有罪，
“粗暴地、非法地、危害性地闖入民宅
……粗暴地襲擊住.，包括男人和婦女，刺傷、毆打併用其他危險方式虐待他們
”。這些水手被處以罰款和短期監禁，隨後判為緩刑。
這種結果根本不能令欽差大臣滿意。林則徐依照中國慣例，要求交出一名罪犯，具體是哪一個人倒無關緊要，但一定要有一個人頂罪。義律不可能這麼做，林則徐把英國人趕出在澳門的庇護所，以逼迫義律就範。在發回國內的一封信函中，克拉拉
·義律無意中透露了在林則徐的壓力下外國僑民是如何緊緊抱成一團的：
“由於查理無法找出真兇，又不能拋棄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
8月15日我們被趕出了我們的房子。
”英國僑民有數百人，包括婦女和兒童，全部轉移到停泊在香港港口的船上，盡力安頓下來。林則徐上奏皇帝.，雖然這些英國難民肯定
有些乾糧，他們 “所嗜之肥膿（濃）燔炙日久必缺於供
”。(67)因此，林則徐使出最後一招，斷絕新鮮食物和淡水，告示發往九龍附近各個村莊，通知村民知曉。凡事親歷親為的義律上岸勸.九龍官員發發慈悲，他的努力收到一些成效：一些小船裝載食品向英國人駛來，但遭到中國平底戰船的攔截。義律下令
“路易莎 ”號的輕型大炮向帆船開火，一艘武裝縱帆船和一條小艇也開了火。
這樣，
1839年9月4日，打響了由衝突升級為戰爭的第一槍。但是，當時完全還有可能避免戰事進一步升級。義律相當冒險地僅把數艘小艇投入針對中國帆船的行動。自爭端開始以來，他第一次有機會投入更強大的火力，因為一艘配備
26門大炮的英國戰列艦 “窩拉疑 ”號在幾天前抵達，隨時可以投入戰鬥。 “窩拉疑
”號艦長士密迫不及待地想教訓中國人，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擊沉中國人的平底戰船，摧毀海灘上的炮台。義律頗費了一番脣舌，勸阻了士密。義律次日發出的一封函件表明了他一貫的剋制政策，這種政策的執行總是令其部下大為惱火：
我與士密艦長商議，他同意我的建議，不於次日早晨前去摧毀那三艘帆船，尤為重要的是不派士兵登陸進攻那座炮台，因為這一措施很可能導致對附近村莊的破壞，並大大傷害和激怒居民
……我覺得，建議使用女王陛下的軍艦去毀壞那三艘帆船是不明智的，實際上是不合適的，因為它們已被我本人的小艇在另一艘稍大船隻的幫助下最有效地擊敗了。
這位商務監督決不放棄與林則徐談判解決爭端的希望。中國人對九龍事件
——林則徐把它當做中國方面的勝利自豪地上報皇帝
——未加追究，還恢復了給養的供應。義律同意讓那些被中國人指定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離開，其中包括三孖地臣，但仍然拒絕引渡林維喜事件的一名人犯。義律一度有一個送上門的機會，既可以妥協，也能夠保全雙方的臉面。當時，海邊恰巧發現了一具溺斃的屍首，如果告訴林則徐這是真正的兇手，因一陣悔恨而投海自盡，欽差大臣將會愉快地接受這種.法。但是，義律不合時宜地堅持按自己的理解維護法律，不肯利用這個誘人的機會，結果時機稍縱即逝。即使如此，到
10月20日，似乎和平仍然有望。林則徐彬彬有禮地致函義律：
“義律上校表示必須等候君主的命令。函件系何時發出，答覆又可望何時收到？倘若義律上校行事謙恭，可以考慮對有關安排做出調整。
”義律上校準備做出更大的讓步，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職權範圍。他同意全面禁止香港的船隊裝載鴉片，允許中國人檢查任何一艘涉嫌船舶，所有英國商行承諾不再販賣這種毒品，他甚至願意與中國人一道再次對林維喜之死展開調查。但是，義律從未打算引渡一個可能是無辜的人，也不允許英國臣民簽署一份使他們在重大問題上服從中國司法權的甘結。
義律聲稱掌握了一份 “蓋有欽差大臣和總督關防的協議
”，這一點沒有得到中國方面的證實，但欽差大臣林則徐似乎至少是默許了這些條件。
10月20日，義律覺得可以發佈一份公告，宣佈恢復對華貿易，此時距離林維喜之死已有
3個多月。貿易的地點不在廣州，而是穿鼻，貿易的條件和限制與先前在黃埔時沒有什麼兩樣，似乎一切都很順利。英國人開始返回澳門的居所，在澳門避難的行商也回到廣州。
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克拉拉 ·義律.述.：
10月19日，我心情很好，因為查理剛剛成功地獲得欽差大臣的許可，在國內指令未到之前重開貿易，而且貿易將在虎門的
“外側 ”進行，而不是像平常那樣在虎門的 “內側
”。這是一個巨大的成果，因為在 “外側
”不會有任何被封鎖的危險，就像不久前發生的那樣 ……獲得這一允諾後
……查理建議英國僑民返回澳門的家中
……你簡直難以相信，我告訴你，欽差大臣又一次背棄了諾言
——一艘最近才從英國來的可惡的商船 “擔麻士葛
”號無視查理的禁令，駛入虎門……欽差大臣聲稱，如果一艘船能進入，那麼所有的船隻必會仿效。他的允諾化為烏有。查理與
“窩拉疑 ”號（有 26門炮）的士密艦長和 “海阿新 ”號（有
18門炮）的華倫艦長沒兩天便去了虎門，並送去一封函件，請求我們仍能不受騷擾地留在澳門並得到給養等等。這封函件沒有答覆便被退回，一支有
29艘帆船的艦隊前來驅趕他們，或是要消滅他們。在這種情況下， “窩拉疑”號和
“海阿新 ”號被迫（為了自.）狠狠地教訓了他們一頓。不到兩個鐘頭，
29艘帆船就失去了戰鬥力。 “窩拉疑
”號儘可能快地駛到此地通知英國人再次上船。
克拉拉是個準確的.述者， “擔麻士葛
”號確實如她所.的那樣進入虎門，因為該船船長認為義律無權禁止英國船隻接受林則徐提出的甘結，並在簽署甘結後獲得中國人的許可進入廣州。
“擔麻士葛
”號抵達廣州後，林則徐恢復了以前的強硬態度，威脅要採取措施立即摧毀所有不肯離去或不簽署甘結的船隻。
10月26日，義律接到林則徐的最後通牒，不得不警告所有英國船隻離開香港：
“欽差大臣和總督已於今天撕毀了蓋有他們關防的協定，使廣州港外的貿易面臨
……毀滅的威脅。 ”
1839年穿鼻洋之戰
如克拉拉所提到的，由於 “海阿新
”號的到來，義律的艦隊實力有所增強。戰鬥爆發的標誌可能是 “海阿新 ”號向
“羅壓爾色遜 ”號船首的那次警告性炮擊，後者當時正效法 “擔麻士葛
”號準備進入廣州，當時中國人的艦隻試圖保護該船。中國帆船繼續開進，
“窩拉疑 ”號開火，不到一個小時，
4艘中國作戰帆船被擊毀，英國方面僅有一名水手負傷。經過數月眼看就要成功的談判之後，戰爭於
1839年11月3日爆發了。
之後的戰爭進程沒有任何戲劇性，英國政府甚至尚未收到戰爭爆發的消息。林則徐接連發出懸賞，要求捕獲英國船隻和士兵，士兵不論死活，最好是抓活的；但沒有人因此致富。更具潛在威脅的是，這位欽差大臣
“永遠
”禁止英國人進入廣州。結果，美國人留守商館，輕而易舉地接管了英國兄弟的生意。至關重要的茶葉出口照常進行，合法的英國進口貿易也一如往常。就連鴉片也依舊在沿海港口出售，怡和洋行很快就開始彌補因這種毒品被沒收而造成的損失。巴麥尊勛爵致函義律，通知後者，一支海軍，也許還有一支陸軍小分遣隊，將於次年
3月底達到中國，並佔領某個合適的島嶼，這個島嶼可能是揚子江河口外的舟山，
“作為遠征隊的集結地和軍事基地，之後便充當我們的商業機構的穩固基地
”。這支部隊由義律的堂兄喬治
·懿律海軍少將率領，懿律將以艦隊總司令的身份與那位上校
——懿律的職位比義律高 ——共同擔任駐華全權大臣。
鴉片與威士忌
隨後發生的事件算得上一場 “鴉片戰爭 ”嗎？直接導致 “窩拉疑
”號舷炮齊射的事件本身沒有什麼可爭辯的，戰鬥的直接起因是義律企圖阻止“羅壓爾色遜
”號，以此強制執行其對英國船隻的正當要求。在此之前，義律拒絕交出一位英國臣民接受中國法律程序的審判，尤其是不可能辨明誰是有罪者。英國僑民不得不在甲板上生活，而中國人威脅要摧毀這些船隻，這位英國指揮官認為這種威脅迫在眉睫。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中國方面堅持要求籤署英國當局無法接受的極其嚴厲的甘結。
不論林則徐還是義律，都竭力推行各自政府的意志，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行事，雖然兩人的處事原則截然不同。義律的處境尤為艱難，因為倫敦的上司辦事拖拉，他們更願意忘掉有關中國的一切。繼短命的
1834—1835年皮爾政府之後，輝格黨人重新執政。律勞卑鎩羽而歸，肯定讓巴麥尊大為尷尬，議會對他在對華政策上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調查，幾乎導致他的政府垮台。涉及中國的英國官方文件並不是特別多，所有文件均表明了一個相同的強烈願望：別惹麻煩。英國在歐洲和近東有更為緊迫的事情要處理，所以英國政府當時對中國問題不屑一顧。
龔自珍手札。龔自珍是晚清思想家和詩人，他敏.地感覺到時代的危機，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危局。
中國不可避免地墜入實力的低谷。 19世紀
30年代，較之兩代之前的乾隆朝，中國的實力已大不如前。當時人們已開始覺察到衰落的跡象，漢人學者龔自珍悲歎道：
“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
士……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蔽澤無才盜。
”(68)儘管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他們的國家一如既往，實際上早已今非昔比。阿美士德勛爵被侮慢地打發走了，誤入歧途的律勞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義律建立良好關係的更為耐心的努力，同樣遭到冷漠的回絕。
鴉片真是這場衝突的根本原因嗎？林則徐的政策是基於對蠻夷實力的判斷，如果沒有鴉片的非法輸入，他不會被委以重任，這一點是不容辯駁的。但是，鴉片貿易幾乎不受任何干擾地持續了
30年，貪婪的商人和瀆職的官吏難辭其咎。前者肆無忌憚地完全無視他們選擇生活的這個國家的法律，後者則為這種走私貿易提供了
“保護 ”，好從中撈取大量金錢。英國政府當時並不急於堅持鴉片貿易，
1840年2月20日，巴麥尊在致“中國皇帝欽命大臣 ”的函件中表明瞭這一點：
……如果中國政府對它改變意圖（推行禁煙的法律，而不是任其成為 “一紙空文
”）一事提出適當通知之後，.手執行中國法律，拿獲並沒收在中國領土內查到的違法運入境內的所有鴉片，那麼，英國政府也就不會提出抱怨了。中國政府有權通過它本國官員在它本國領土上這麼做。但是，由於某種只有中國政府才知道的原因，該政府認為不適合這樣做。可是，它不拿獲違禁的鴉片，而決定逮捕愛好和平的英國商民
……
政治家的公開言論或許不能確鑿證明其真實意圖，但是，在同日發給義律的祕密指令中，巴麥尊清楚表示不反對中國方面推行他們的法律，義律將要談判的條約應當規定：
“如果任何英國臣民把中國法律禁止進口的商品輸入中國，中國政府官員可以查獲沒收這些商品。
”但是，巴麥尊指令義律必須堅持要求，
“決不能因為違法進出口商品所帶來的問題而妨害英國臣民的人身
”，“任何一個英國臣民被指控在中國領土上有任何違法或犯罪行為
”，中國方面必須將之交由英國商務監督的法庭審判。自從 1784年的 “休斯女士
”號案件以來，這一點始終是造成雙方衝突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年後，巴麥尊改變了立場。
1841年2月26日，巴麥尊在致義律的信函中要求義律向中國人提出，如果鴉片貿易合法化，事情就會順利得多，
“你應當.明，允許將鴉片作為合法貿易的商品輸入中國，不是你奉命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一項要求
……但是，你務須指出，如果允許鴉片
貿易維持目前的狀況，兩國政府間很難維持長久的有益諒解 ”。(69)
除上述信函和文件外， 1840年4月到
7月間英國議會圍繞這場戰爭的辯論，也充分.明鴉片貿易並非英國的首要考慮。托利黨人嗅到了血腥味，他們知道輝格黨政府難以在下院掌控多數，大臣們已經失去控制，梅爾本勛爵一門心思想退休。有望
“挫敗輝格黨人 ”的“大聲疾呼
”將受到歡迎，而政府在對華事務上的舉措似乎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藉此可以通過不信任投票打敗輝格黨人。威靈頓公爵在
3月18日託利黨領袖會議上喊道： “老天保佑！一旦舉行投票，他們就要下台！
”(70)在托利黨人看來，所有的一切都必須服從一個最重要的目標：搞垮輝格黨。一年前，托利黨人抓住暫緩實施牙買加憲法一事大做文章，在危機中差一點成功地推翻輝格黨政府。皮爾在清點選票時評論.：
“牙買加是借題發揮的絕妙題材。
”這一次，托利黨人又以同樣的玩世不恭心態抓住送上門來的機會。像牙買加問題一樣，大多數托利黨人並不關心中國的權利，就像他們並不關心牙買加的權利一樣。假如當時英國社會普遍反感鴉片，托利黨人照樣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利用。只是這種情形並未出現，於是，托利黨人憑藉敏.的政治本能，轉而攻擊巴麥尊在對華事務上處置失當，尤其是他未能恰當地指導處境困難的在華代表。托利黨人差一點就在這次不信任投票中取勝，輝格黨人以區區
9票的微弱優勢否決了託利黨的動議。議會表決時，曾有人提及 18世紀的
“詹金斯割耳之
戰”(71)。英中之間這場以試圖逮捕一名英國商人為開端的戰爭或許可以稱之為
“蘭斯洛特 ·顛地衣領之戰 ”。
不論這場戰爭的直接起因何在，英國執意將自己關於國家應當如何處理自身事務的觀點強加於中國，無疑提出了英國的行徑是否符合道義這樣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
1840年11月6日《泰晤士報》的文章使這一問題昭然若揭：
“事實上，這些盛氣凌人的要求 ——藉此可以為我們的干涉辯護 ——的真實涵義是
……文明民族在本質上遠遠優於無知的同類，所以有權使後者完全淪為生產茶葉和瓷器的工具，並在他們開始懈怠時炮轟他們。
”
(1)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3年6月16日。關於爭鬥與惡魔，請見馬士：《編年史》第 4卷，第 268頁。
(2)本章所引英國官方文件均見 1840年《藍皮書》，《關於中國的通訊》（ Blue
Book1840，vol.xxxvi， CRC）。
(3)《亞洲學刊》， 1833年附錄（ Asiatic
Journal，1833Annex）；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下院， 1833年3月26日；上院，
1833年10月5日（ Hansard，Commons，26March1833，Lords，5October1833）。
(4)《關於中國的通訊》，
1834年1月25日。樞密院令公佈後，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拉文肖（
J.G.Ravenshaw）致函本廷克，預言樞密院令將造成 “很大的混亂
”（本廷克，前引書，第 1155—1156頁）。
(5)請見貝爾：《蘇格蘭法律辭典及摘錄》（ Bell，Dictionaryand Digest of
the Law of Scotland）。 (6)唐寧，前引書，第 3卷，第 92頁。
(7)這並不是律勞卑第一次毛遂自薦。此前，他在上院很少發表演講，但曾兩次提出他本人應被任命為監
督廢除奴隸制的委員會成員（ 1830年11月30日和
12月10日），這個建議並不受歡迎。
(8)
《哈丁書信集》（ Hardinge，Letters），第
171頁，《巴麥尊－蘇利文書信集》（ Palmer ston Sulivan Letters），第
141頁。
(9)
1840年《藍皮書》，下院特別委員會備忘錄第 385—420號（ Blue
Book1840，Minuetes of Select Committee.Nos.385—420）。
(10)雖然亨利
·泰勒（ Henry
Taylor）在《自傳》中為香港的奠基人做了富有啟發性的辯護，但惟一的查理
·義律傳記是克拉吉特 ·布萊克所著《查理 ·義律》（ Clagette Blake：Charles
Elliot）。義律的通信以及他的妻子克拉拉與她的姐姐希斯洛普夫人的通信，現藏於蘇格蘭國立圖書館明託檔案集，編號
Assc.5534，7287；蘇姍 ·霍伊在《老香港的私人生活》（ Susan Hoe：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一書中出色地利用了這些文獻，其他歷史學家忽略了它們。雖然義律使英國獲得了香港，他卻不是新加坡的萊佛士一類的領土擴張主義者，他是一個盡責的海軍軍官，只是偶然地被置於一個極為複雜的境遇之中，他發揮了很大的主動性。
(11)《名人傳記辭典》（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DNB））。
(12)休·埃利奧特 21歲時就獲得了第一個外交職務。在之後
20年裏，他曾設法羞辱過腓特烈大帝，還與一位德國貴族決鬥，阻止了丹麥與瑞典之間的一場戰爭，並前往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從事祕密使命。
(13)義律函件（ Elliot Correspondence）。 (14)《亞洲學刊》， 1837年，第
4頁。 (15)威廉 ·查頓：《私人信函集》， 1834年6月10日。
(16)巴麥尊給律勞卑的指示有以下 5個要點：
1）一到廣州，即以書面形式通知兩廣總督； 2）儘可能把通
商擴大到廣州以外各地； 3）設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4）除特殊情況外，暫不與中國發生新的關係，如有這種機會，要先向政府報告，等待指令；
5）除非有特殊需要，不得把軍艦開進虎門。 ——譯註
(17)
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 Hsin pao Chang，Commissioner Linand the
Opium War），第 53頁。此書是關於這場衝突的最佳著作，但沒有利用義律文獻。
(18)
關於中國方面的反應，請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Morse，Int.Rel.vol.I），第一卷，第 123
—136頁。英國方面的評論見《關於中國的通訊》相應日期下的內容。
(19)
馬禮遜：《回憶錄》（ Robert Morrison，Memoirs，vol.ii）第二卷，第
524頁。
(20)
格雷維爾：《回憶錄》（ C.C.F.Greville，Memoirs）。
(21)格雷維爾：《回憶錄》（ C.C.F.Greville，Memoirs）， 1835年2月8日。
(22)
請見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 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
162—163頁。史景遷教授還提出，像盧坤這樣在新疆成名的官員和將軍被派駐東南沿海，目的是為了在沿海地區推行同樣的政策。
(23)
請見張馨保前引書，第 81—84頁， “極端 ”派有怡和洋行、英尼斯， “.和派
”有顛地、懷特曼和布萊特曼。
(24)
約翰公司是東印度公司的俗稱。 ——譯註 ()義律函件。
(26)《關於中國的通訊》。 (27)《關於中國的通訊》。 (28)見95頁註釋.。
(29)《關於中國的通訊》， 1837年2月21日。
()馬地臣：《私人信函集》，馬地臣致里斯船長。
(31)威廉
·查頓：《私人信函集》。 (32)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33)
《怡和洋行日誌》， 1837年8月12日（ Jardine Ma theson Day
Book，Canton，12Au gust1837）。 (34)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下院，
1840年6月7日。 ()引自《中國之友》（ Friend of China）， 1842年4月29日。
1842年3月17日，《中國之友》出版了創刊
號，這份時常引起爭議，但總是充滿生機的出版物一直延續到 1859年。
(36)《中國叢報》（ Chinese Repository）， 1842年，第 275—289頁。
(37)
白壽彝：《中國通史綱要》（ Bai Shouyi，Outline History of China），第
131頁。
(38)
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Jian Bozanetal，AConcise History of China），第
86頁。 (39)菲利浦斯，前引書，第 167、178頁。 ()希伯特：《巨龍甦醒》（
Hibbert，The Dragon Wakes），第 110頁。希伯特贊同張馨保的觀點。
(41)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第 92頁以下。
(42)
徐中約：《現代中國的興起》（ 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 246頁。
(43)張馨保，前引書，第 15頁。 (44)張馨保，前引書，第
92頁。第四部分是對中國方面關於鴉片貿易的爭論的最佳概述。郭斌佳：《第一
次英中戰爭評論》（ Kuo：A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文獻六全文收錄了林則徐的建議。
()賓厄姆：《記事》（ Bingham，Narrative），第 439頁以下。《廣州週報》（
Canton Press），
1839年7月20日。按照馬地臣的.法（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9年5月1日），林則徐掌握了一些外語詞彙，在談話時隨意.出英語或葡萄牙語詞句，令對方大為吃驚。另見陳其田：《林則徐》（
G.Chen，Lin Tse hsu）。
(46)鄧嗣禹和費正清，前引書，第 25頁。 (47)《怡和洋行日誌》，廣州。
(48)威廉 ·查頓：《私人信函集》， 1838年12月16日。 (49)同上。
(50)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9年5月3日：顛地不願意安排必要的保險。
(51)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Morse，Int.Rel.，vol.I）第一卷，第
216頁。 (52)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39年3月24日。
(53)《關於中國的通訊》，下院特別委員會備忘錄， 1840年5月7日。
(54)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座監獄，據. 1756年曾有
156名歐洲人被禁閉於此，次晨僅存 23人。 ——譯註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