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松
英国政府看重的依然是对华贸易的前景。发展中的工业国家凭借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品，英国出口商品遇到越来越大的阻碍。1880到1900年的20年间，英国铁和钢的出口增幅不大（从3200万英镑上升到3800万英镑），仍然被视为最重要出口货物的纺织品出口实际上下降了（从10，400万英镑下降到9700万英镑），其他国家的产品逐渐赶上英国产品。中国依然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898年，中国海关关税的56﹒4%来自英国商品的税收，俄国与法国商品分别仅占1﹒63%和2﹒49%。中国外贸总额为3﹒78亿两白银，英国占了2﹒34亿两，法国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份额仅为3500万两。只有日本和美国正在把他们在华的市场份额增加到相当大的比重。
从英国的角度看，中国市场的经济重要性有待进一步拓展。1898年英国对华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1﹒5%，即使把中国从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英国属地的进口都计算进来（其中鸦片进口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中国在英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仍低于荷兰。在25年时间里，英国对华出口几乎没有多大增长，英商中华社会却始终认为对华贸易前景广阔。在这个时期，阿根廷已拥有6000多英里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有340英里。外国政府强行从中国攫取特权，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英商中华社会在伦敦和海外的成员，他们提出了一连串过分的建议，对本国政府纠缠不休。怡和洋行的克锡先生提出，应当把所有中国沿海省份都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我们有这个实力，所以有这种权利”。来自渣打银行的立法局议员托马斯·怀特黑德要求致电外交部，“中国日益动荡，民怨沸腾，不可能无限期地防止大爆发，形势十万火急，迫切要求派出一支英国机动部队前往威海卫或香港”。怀特黑德的真实意图是占领整个扬子江河口，进而与地方当局合作，把北京政府抛在一边。那些在英国下院拥有议席的英商中华社会成员则建议，“如果有必要，英国应当做好战争准备，维护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这种近似歇斯底里大发作的背后，有着急迫的经济原因。棉花王国日渐衰落，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带正在走向衰退，英国棉纺织品出口逐年下降，从1880年的75，564，000英镑下降到1900年的69，751，000英镑。以往欧洲国家消耗的皮棉还不到英国进口皮棉的三分之二，如今这些国家的进口量已是英国的两倍。只有印度和中国依然是英国主导的市场，对于英国商人来说不祥的征兆是，1891年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家棉纺厂。同年7月13日，英商中华社会向政府发出了一封忧心忡忡的正式函件。协会书记盖德润私下里劝说外交部的F.L.伯尔蒂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最好是找到一位明朝遗老，扶持他在南京与北京‘对峙’。”(8)
这些建议不可能得到英国政府的认真对待。伯尔蒂——日后成为泰晤士的伯尔蒂勋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驻法大使——毫不含糊地驳斥了诸如此类不负责任的鲁莽想法，“政府永远不会同意这种行动”。这些建议也没有得到多少预期的支持。1898年1月，下院领袖阿瑟·贝尔福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在华利益并非领土方面，而是在贸易……领域。至于我们无需为潜在的军事行动提供基地，这不是一个有利因素，而是不利因素。”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紧随其后，在一周之内宣布了一份“对华门罗宣言”：“我们不把中国看成是任何欧洲列强的征服对象或猎物。我们把中国视为未来我国贸易和世界贸易自由开展的场所，大有希望之地。”是年3月，下院举行了一次辩论，主题是“应当维持对英国贸易和势力至关重要的中国领土之独立”。外交部常任次官乔治·寇松代表政府作答：“本届政府倾向于接受该项动议……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应当成为我们政策的主要基石……我们反对牺牲中国领土，反对牺牲中国的独立。”(9)
很难说这些言论预示着英国对帝国主义扩张有多大热情，不过，即便是寇松也注意到其他列强正在加紧对中国下手。这位常任次官提醒下院，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英国就需要改弦更张，尽管“英国政策的主线并不是攫取中国领土、兼并中国领地或僭越中国主权”。形势很快就有变化，虽然寇松有言在先，英国人发现必须回应所谓的俄国威胁。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亲自主持有关谈判，可是他在谈判中屡屡出错。索尔兹伯里未能与其他列强达成任何协议，也无力劝说中国收回给予德国、法国和俄国的租界。因此，英国人最终寻求一些小而弥珍的东西，抗衡其他列强获得的权益。(10)中国人提出，英国人可以考虑离德国人胶州湾租界不远的威海卫，索尔兹伯里起初拒绝了，理由是兼并中国领土不符合英国政策。随着局势日益明朗，其他欧洲列强不会因为英国政策而有所收敛，英国冷淡地接受了中国的提议，租借期“与俄国占领旅顺港的时间相同”。与此同时，英国要求中国同意拓展香港边界。
无视法律的恶例
1884年，萨金特将军首先提出香港拓址，伦敦回绝了他的提议。当时认为，倘若真的遇到麻烦，只要进行一次远征，就足以轻松占领香港防务所需的任何地方，因为英国要么是与中国开战，要么是站在中国一边向其他国家开战，相比之下，后者的可能性还要大一些。直到日本人证明能够多么迅速地打败中国军队，欧洲列强开始执行掠夺计划之后，英国人才有了紧迫感。1894年，香港驻军司令伯加将军向威廉·罗便臣爵士建议，出于防务的需要，香港边界应扩展到深水湾至大鹏湾一线，包括距香港3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岛屿（英国最终获得了这些岛屿，还增加了大屿山）。
1880年中国边境清军官兵
1896年6月9日，窦纳乐代表英国政府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签署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
保罗·遮打爵士支持这些意见，他是个出色的亚美尼亚金融家，1887至1926年间一直担任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议员。遮打曾倡议在维多利亚中区填海造地，他不仅关注其他许多事务，还注意到潜在的九龙拓址所带来的地产发展机会。他指出，中国虽然被日本打败，蒙受耻辱，“这个帝国固有的顽强，丰富的资源以及一如既往的忍耐和毅力，将使得她很快就能摆脱目前的状况”，英国应乘中国积弱不振之机采取行动。罗便臣对拓址十分热衷，甚至建议把惹麻烦的孙逸仙博士引渡给中国，以此作为拓址的交换条件——他因此受到申斥——伦敦却仍未答复。英国人认为，乘中国软弱之机拓展英国领土，不仅与英国政策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是不道德的，将为小国树立无视法律的恶例。直到那些国家开始仗势欺人，或如德国那样咄咄逼人，英国人终于认识到形势已不复从前，陆军部方才同意要求拓址。于是，驻北京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受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获得补偿性特权。
两年后，窦纳乐爵士在北京组织各国公使馆抵御义和团的进攻，旋即成为世界关注的人物。这样的大胆举动对于窦纳乐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至于他是否具备外交家的素质，却值得打一个问号。到北京之前，窦纳乐一直在陆军服役，服役24年之后才晋升到少校军衔，其间有9年时间担任驻西非总领事。他的全部外交经验仅止于此，他对中国的了解自然是少之又少。日后，外交部任命这位北京的英雄出任英国首任驻日大使，结果引起争议，外交部肯定对他不再信任。窦纳乐好战和尖刻的特点在拓址谈判中暴露无疑。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推行新政，变法图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
1847年，清廷修建九龙寨城，驻兵数百，以加强海防。图为1891年时的九龙城。
索尔兹伯里
此时，窦纳乐的谈判对手总理衙门已是一蹶不振，更何况这个机构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实权。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受此惨败的刺激，朝廷里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加紧推行彼此截然不同的计划。1898年6月，改革派占了上风，在一个不长的时期里，光绪皇帝决心行使权力，开始了短命的宪政改革。这次流产的尝试本来至少可以减少义和团造成的流血伤亡，避免外国列强随后索取巨额赔偿。改革仅仅推行了3个月，就被兵部侍郎袁世凯出卖，最终被慈禧太后无情地扼杀。无论如何，英国人要达成九龙拓址的协议并非易事，在一系列会晤和谈判中，条款是由中国人提出，英国人接受的。在英国，下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放手让阿瑟·贝尔福处理相关事务。协议必须包括三个要点：领地的范围，获得的条件以及该地区的司法审判权。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九龙城问题将成为一个障碍。九龙城城墙外已经形成了被称作“九龙寨”的城郊，声名狼藉的赌场、妓院和店铺都聚集于此，而九龙城本身是中国在这个地区设防的管治中心。香港当局很想肃清九龙城郊的不法活动，中国人也赞成这一点，但九龙城——其城墙修建于1847年，目的是防御香港的英国人——是中国主权的象征，北京当然希望维持现状。
谈判刚刚开始，窦纳乐就于1898年4月26日表示，“如果我们保证中国在九龙城继续行使管辖权，将对谈判大有助益”。贝尔福坚持认为：“不论我们如何克制我们的要求，这个城镇必须归我们所有。”（4月28日函）(11)英国的要求没有先例可循，在其他西方列强的租借中，中国一直保有“缓冲带”的主权。即便是威海卫，也允许朝廷官员进驻。若要使贝尔福和中国人双方都满意，势必要回避某些问题。
总理衙门对英国人提出的领地面积大为吃惊，他们“考虑的只是有限拓址，能够使英国当局在香港港口两侧设防，防御俯瞰港口的山丘”。英国人曾经设想拓址的两条理由，实际上只提出了其中的一条。在1898年5月27日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225号函件中，窦纳乐爵士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觉得香港方面提出的狭隘理由实在可笑。署理香港总督在函件中列举了“五花八门的赞同扩大香港领土的理由，诸如要兴建一座打靶场，为部队提供操练场地，香港公墓面积不足等等。但是，据我估计，鉴于所要求土地的面积约为200平方英里，我认为不适合把这些意见提交……总理衙门，他们将在与我会晤时给予我们为上述目的所要求的全部领土。”
英国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造炮术上最新的技术进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研究炸药的成果发明后，英国大炮的炮弹使用了无烟火药——这件事间接导致了自由党政府的垮台——再加上大型钢铁锻件铸造技术的进步，英国能够制造出威力更大的大炮（1893年的9.4英寸口径伍利奇大炮的射程将近3万码，射击精度相当高），这种重型大炮可以由当时准备修建的广州至九龙铁路——不论铁路的终点设在英国的还是中国的领土上——轻易地运送到发射位置。因此，香港的防御线若要覆盖林村山丘的反坡、深水湾水域和吐露港，势必比中国人原先设想的位置突前许多。当时中国人并不完全清楚英国建议的内容，窦纳乐也没有一份经过双方协议认可的地图，划分海上疆界时也出现了混乱，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英国人想要的超出了中国人的预料。英国人要求获得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半径20英里范围内的大陆和岛屿——其中大屿山的面积比香港岛大得多——从而形成了一条与中华帝国接壤的大约10英里长的陆地边界。
总理衙门极不愿意割让如此大面积的领土，争辩说已经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以抵消其他列强获得的租界。窦纳乐爵士认为，威海卫“租让给我们，既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假如俄国人离开旅顺港，我们明天就放弃威海卫”。至于香港，“倘若我们不是担心为其他列强树立先例，很早以前就让中国把这个殖民地的安全所必需的地方转让给我们”。窦纳乐还指出，出于非常相似的原因，为防御新获得的青岛领地，德国人已经获取了一块同样大小的地盘，法国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4月28日，窦纳乐通知英国政府，“必定是以租借方式安排所希望获得的地区”，他加上了一句听起来像是一项建议的话，即该协定日后可以转变为长期性的：“应当指出，英属九龙最初也是以租借方式获得的。”贝尔福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希望租借不要确定明确的时间，“其期限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像胶州湾一例”的99年租期也是可取的。当时外交界有一种极端的倾向，倘若原则上达成框架协议，细节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但是，问题就出在细节上。
英国最终做出让步，中国仍保留对九龙城的管辖权，九龙登陆点也仍由包括战舰在内的中国船只使用，中国战舰还获准使用深水湾和大鹏湾。这些让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总理衙门的主要顾虑，在香港却引发了强烈批评。窦纳乐意识到这些让步不会在这个殖民地受到欢迎，因而坚持要求香港当局通力合作，要求“香港政府尽一切努力与中国官员平稳共事”。他还赞成罗伯特·赫德爵士劝说香港在控制走私方面提供更多帮助，提出殖民当局应保证“采取适当措施整顿大鹏湾的秩序，把另一个地区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且防止走私”。
香港舆论充分表达了愤怒之情。香港总商会认为，中国保留九龙城管辖权，“无异于一个外国政府在英国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绝无先例可言”。英国上院也表示反对。6月13日，坎帕登勋爵提出，政府已经签署一项条约，“大意是大大地拓展了香港殖民地的边界”，议会两院却未得到任何正式通知，议员们只是从《泰晤士报》的专栏文章才获悉这项条约的内容。索尔兹伯里勋爵态度极为傲慢地亲自作答：“我高贵的朋友的不满，要归咎于电报所造成的新情况”（当时，伦敦与香港的电报已经开通27年，上院却没有多少发展）。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示，政府收到条约文本后会立即提交议会，但他“认为此事的细节无关大局，虽然它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还接着谈到“香港殖民地的些微拓展”。这位首相对这个问题所知甚少，不得不啰哩啰嗦地回避实质性问题。他宣称目前所做的一切，“符合谨慎的一般性军事原则，即修正所有战略考虑，以便在发生无法预见的突发事件时，我们不会受到任何危险或不利条件的影响”。中国政府“重视我们所表达的关切”，“在此事上异常坦率和慷慨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想再没有什么可以向这位可敬的贵族说明的了”。
1898年8月6日，两国政府批准了协定。英国人若要接管这个早已以“新界”闻名的地区，还面临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当时正值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正把大鹏湾作为基地，英国占领这个地区无疑会侵犯美国军舰停泊的权利。这是英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此时英国正试图修补1895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宣布美国对美洲大陆享有“实质上的主权”——以来陷入僵局的英美关系。此外，这个地区的中国海关检查站的前途也需要做出安排。罗伯特·赫德爵士从窦纳乐那里只得到数句安慰之辞，说中国的财政收入不会蒙受不利影响。总理衙门受到赫德的鼓动，何况本来就对殖民地当局抱有怀疑，依然关注关税征收问题。11月10日，罗伯特爵士承认，“中国不反对为防御香港所做的任何尝试，但绝不会积极从旁协助”，他希望在租借地区保留收税站。香港总商会坚决反对，“如果说我们有望从领土获得中得到更大的好处，那就是有望摆脱这些收税站”。他们认为中国的要求“完全无法接受……应当明确加以反对，这不但是为了贸易，也是为了英国在香港和中国的地位和声望”。(12)
1899年英国与清朝官员在标定粤港边界
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双方首先明确划定边界，但这项工作并未启动，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测量图。实际上，多年来双方一直围绕一些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甚至到1967年，两国官方出版物中仍有彼此矛盾的地方。两广总督勉强承认北京所作的割让，要求把他自己颁布的法规纳入租借地区的法令，这大概算是直截了当的不合作，表明他确实误解了租约的法律地位。索尔兹伯里勋爵正确评价了这位总督的要求，认为总督的要求是“试图把该租借地区视为一个通商口岸的租界”，并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不过，双方斡旋期间，香港辅政司骆克有机会详细考察了这个地区及其居民的状况。骆克的考察在日后带来了很多好处，为决定该地区前途的重大决策奠定了基础。
1898年中港边界的海关官员和武装护卫
由于双方存在诸多争议，耽搁了相关事宜，英国直到次年才占领新界。这引发了一些抱怨：“我们获知九龙内地现在已归我们所有，但是我们迄今仍未看到任何接管的迹象。”（《士蔑西报》，1899年1月19日）在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一些新界居民由于其前途未被考虑，表示要抵制英国的占领。有人断定这种反抗要归咎于三合会的密探，要么是受到乡绅和家族首领的鼓动，这些人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很多村民是自发地严密组织起来抵制占领。清政府的态度很有可能已经转变，这项条约批准后的数周之内，1898年9月发生了一场政变，首都的排外情绪十分强烈。当时，朝廷地方官出于慎重，鼓励乃至组织抵制外国人占领中国领土。英国人最终做出决定，即使依然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仍将于1899年4月17日实施接管。14日，一个连的香港义勇军(13)（当地的民兵）和一些警察前去该地区为接管做准备。他们发现清军驻守在预定的阵地，还有大炮的支援。于是，香港方面增派了3个连，每个连配备一挺马克沁机关枪，“名誉”号炮艇提供火力掩护。这样一来，英国的国旗提前一天，于4月16日升起。一些中国人死亡和受伤，英国方面无人死亡。香港义勇军很高兴参加这次行动，他们的司令伯杰上校写道：“在看惯香港自私的物质生活之后，与一群毫不做作的人相处真是一件乐事……一个人不会因为忘了在大衣上别一朵花，或是让自己的胡子保持卷曲而受人冷落。”17日又发生了一场混战，英国人轻易击溃了大约3000名中国人的数次进攻。总而言之，虽然中国人伤亡数百，“一头暴怒而爱国的水牛也对英国部队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中国人的抵抗并不激烈，也没有持续多久，却足以表明60年前可能遇到的麻烦，假如当时把殖民地选在富庶的舟山而不是人烟稀少的香港岛。
保存至今的这块刻石刻于南宋咸淳甲戌年间，即公元1274年。
1841年，香港岛仅有少数渔民。新界人口众多，居民有固定的职业。同样，英国人到来之前，香港岛只有不多的文字记载，大陆上的新安县虽然幅员不大，却是广东行政体制中公认的组成部分。(14)新安最早的居民大概集中在食物丰富的沿海地带，石刻留下了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永久痕迹。新界海岸边发现了一些石刻，它们不同于英国北部发现的同一时代刻在杯形或轮状物上的雕刻。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这些石刻中的人物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人”特有的体貌，虽然这里的土著居民并不是汉族人。
目前尚不清楚沿岸地区何时并入中华帝国，保留下来的11世纪之前的文字材料不多。在这个时期之前很久，汉人就已经来到此地，即使尚未在此地定居。有关记载的时间能够上溯到宋代，其中，最著名的是刻在大庙湾一块石碑上的碑文。这块公元1274年的石碑记录下一位盐官严益彰的慷慨，他在东龙岛建造了一座塔，修整了位于如今天后宫附近的吉澳天后宫。严益彰到达此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原汉族定居者不断迁徙到这个地区，自称是“本地人”（土著，他们其实不是）。据说，受排斥的土著居民形成了如今的船上人家“蛋家”，他们是香港岛最初居民的主体。香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是邓族、侯族、彭族、廖族和文族等5个中原定居者大家族修建的大屋，虽然目前保留下来的建筑可能并非全都建于17世纪末以前。
17世纪，新的清朝统治者残酷无情地征服了新安县的居民。1662年，新安县进行了彻底的强制性迁移，老百姓被迫迁离沿海地带，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的代理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用一根绳索笔直地划出一条界线……挖了一道深壕……越过此壕一步即处死……妻离子散，男童的卖价是两加仑大米，女童则是一百铜板……一些家庭全体服毒，另外一些则跳河自尽……当局对待这些人如同蝼蚁，不提供任何救济……据记载，有来自8个区的数万人死亡。
蛋家过去居住的船屋
这次迁移之前，当地曾发生过反清运动，结果，“这个县在3年之内有如一个战场……尸骨累累，昼则哀鸿遍野，夜则啜泣之声不绝于耳”。新安县人口锐减，这个地区的人口本已从16世纪的3万人下降到这次迁移前的17，871人，迁移后又锐减至2000人多一点。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从很大程度上说，人口增长是因为北方沿海省份的新来者大量涌入，“客家人”让当地农业再度恢复生机。“福佬”是来自福建沿海的渔业居民，他们从事与“蛋家”相同的行当。不同的民族难以共同生活。E.J.M.罗兹评论说：
这三个群体彼此关系的特征是争执不断，公开冲突时有发生。原因之一在于“本地人”看不起“福佬”和“客家人”，认为他们根本不是汉人，而是未开化的土人。另一个原因是客家人的攻击性，身处逆境的客家人赢得了刻苦、节俭和勤奋的名声。(15)
1899年4月，英国人将锦田吉庆围铁门运往爱尔兰，直到1925年才运回原位嵌装。
1573年之后的《新安县志》记载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宋学鹏（音译）的收藏则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传记资料。(16)两位令人印象最深的名士是两广总督周有德和广东巡抚王来任。1669年，他们上书康熙皇帝，请求撤消迁海令，锦田修建了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纪念祠堂。至今新界各地仍散布着各种宗祠、私塾、庙宇、炮台和围寨，这些古建筑往往深藏于新建筑群落之中，难觅踪迹。锦田还有吉庆围、永宁围、泰康围等邓族围寨，荃湾有三栋屋客家民俗博物馆，所有这些建筑都保留了1898年以前新界生活的痕迹。(17)大屿山的东涌炮台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与其说是名副其实的防御工事，不如说是设防的军事大本营。九龙城寨属于一个更大的类似设施。
广州的不合作以及起义的失败，给英国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英国人借此可以用于己有利的方式解释九龙城问题。最直接、最有吸引力的选择是不再承认中国对该城的管辖权，于是，英国人指出九龙城危及这个殖民地的军事防御，1899年12月27日，英国单方面对九龙城实施管治。依英国人看来，自那时起九龙城就并入了这个殖民地。中国人持保留意见，经常明确表示他们没有同意英国占领九龙城。香港的许多英国人强烈要求彻底割占这个地区，英国政府仍坚持不鼓励其他列强对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政策。英国政府的政策并未阻止历任香港总督鼓吹把握时机把租借转化为永久占有，梅含理于1905年，卢押于1909年，司徒拔于1921年，金文泰于1927年，都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
卜力
推迟占领新界的原因之一是希望等到新总督上任后再采取行动。1898年11月，亨利·卜力抵达这个殖民地。卜力是个友善的大块头爱尔兰人，不但具备前任约翰·波普·轩尼诗的仁慈品质，还拥有其他多方面的素质。1898年时，他已经有15年担任殖民地总督的经验，曾先后出任巴哈马、纽芬兰和牙买加总督。由于他在前一个职位工作了8年，探亲长假延误了他抵达香港的时间。卜力与下属和公众的关系不错，尽管他的妻子艾蒂斯首次邀请华裔女士到总督府曾招致了一些非议。艾蒂斯的姐姐是一位女公爵（圣阿尔班女公爵），这层关系使她的草率举动较易为英国妇女所接受。卜力是从爱尔兰警方进入殖民地部门的。他曾担任常任治安法官，这种经历对他掌握管理艺术大有帮助。他在紧急情况下施展出一名警察的技能，他曾亲自照料疫病病人，参加台风救援工作。卜力在日后的著作中记下了对华人处境的评价：
接触到外国列强的华人把外国人视为恶棍，凭借其破坏性的本领强迫中国接受他们。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出现明确的抱怨，但决不能认为没有任何愤怒的情绪……我们不知道，重新考虑对外关系的要求会多么迅速地变得日益紧迫。(18)
辅政司兼华民政务司骆克从一开始就负责管理新界。新界的面积有365平方英里，而不是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的200平方英里。(19)骆克与上司截然不同，他是个能干的苏格兰人，身材矮小，咄咄逼人，很少能够容忍笨人。他以官学生身份前来香港，已经在这个殖民地工作了18年。他学识颇为渊博，亲身了解华人的习俗，这个长处缓和了能干的殖民地官员时常表现出来的敏锐、有时甚至是冷漠的讲求效率的特性。对于那些“想到这个殖民地发财，以期尽快返回英国”的行商，骆克表现出职业性的厌恶。在香港这样的殖民地，居民是华人以及一心想尽快“发财”的英国人，骆克的这些情绪势必使他难以大展拳脚，惟一可以预料的是骆克在一系列问题上很难与卜力步调一致。英国与中国的条约签署时，骆克正在伦敦度假，他被迅速派回香港以做出初步的评估。日后，正是他商定了双方的边界，升起了国旗，与军队一道横扫新界。
骆克
卜力与骆克两人在处事方式上的差异很快就变得明显。就在英国人接管新界的当天晚上，3名中国村民被杀。骆克对这一罪行的处罚是烧掉嫌疑犯的房子，对村庄课以罚款。卜力抨击这种举动：“我们来此是为了引入英国法律体系，而不是采取中国人的做法。”骆克“颇为失望，至少可以说……英国法律体系在理论上是极好的，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但是，卜力提供悬赏的政策很奏效，杀人者被抓获、审问和判刑，其中一人是死刑。罪犯中有两人是乡绅，如果按照中国法律，他们本来能够逃过严厉的刑罚。
骆克还恼火地发现，一些乡绅为了阻止英国占领，曾经上书新安县知县。骆克试图立即驱逐这些乡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卜力否决了这种做法，认为上书者完全有权这么做，要赢得华人居民的支持就应当通过鼓励和公正的举措，而不是恃强凌弱。在必须尽可能保留与英国观念相容的中国法律和习俗方面，卜力和骆克的意见较为一致。
英国人颇为老练地着手管治这块新近获得的中国领土。关于新界问题的枢密院令特别强调，这个地区是“女王陛下香港殖民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它实际上已成为该殖民地的一部分一样”（1898年1月20日）。卜力意识到新界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香港，在城市化、发达的香港，居民已经适应了英国人的方式。他希望与一位英国驻外公使共同管理相关事务，采取一种最初在非洲实行的间接统治体制，由年长者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新九龙，此时九龙半岛的这一部分尚未割让，和大屿山则另行处理，这两个地方被认为有可能并入毗邻的香港地区。在少数官学生——其中包括日后成为总督的金文泰——的协助下，骆克受命在不过分打乱既有习惯的前提下，逐步把这个地区其余部分的8万名居民纳入到维多利亚女王的保护之下。
1900年九龙一家农户
1898年新界拓址后的香港（英国人绘制的示意图）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权是个敏感问题。新界不同于作为英国王室财产的其他殖民地，后者可以授予长期土地租约，而新界的99年租期限制了土地的自由让渡。总督宣布“土地和商业利益将得到保护，土地的使用和良好的习俗不会受到任何干涉”，(20)这不过是承认了土地使用期限的限制。要明确区分各种土地利益并非易事，有的土地按照地价划分成不同等级，有的分成五花八门的特殊类型（个人地产、祖传地产、庙宇地产、在册的会所地产），面积度量单位也不统一。正式记录中以“亩”（每亩约合0.15英亩）为单位，租金却根据播种一块地所需的种子数量来计算。由于缺乏平面图，不可能精确标出土地之间的界线，土地所有者往往无法辨认出自己的地产。许多人不愿意这么做，“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个多疑的民族，他们一旦起了疑心，就很难消除……对他们政府统治方式的长期经验使得居民普遍对所有的官员都疑虑重重”。不过，许多曾经体验过英国行政管理可靠性的人，急于用低价格从忧心忡忡的人手里购买土地。窦纳乐对香港侨民的不信任不逊于任何人，他宣称在过去数年间，一些殖民地居民在以爱国为由煽动扩张的同时，始终在偷偷摸摸地廉价购买他们希望变成英国领地的土地，“他们将使之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
问题及时得到解决。1899到1903年间，印度测量人员首次绘制出这一地区的测量图。新界地区不仅修建了道路，铺设了电话线，还引入了有效的治安体制。以往，这个地区治安混乱，海盗和土匪频繁出没，大跃头的一个围寨曾被强盗围困长达3个月之久。随着治安走上正轨，犯罪迅速减少，虽然这个地区仍有许多歹徒逍遥法外。英国人并没有立即推行英国标准和习惯，许多法令在新界没有执行，新界的管理方式也不同于香港。每一座村庄，或者一百人的小组，都有权指派小区委员会的成员同政府磋商，虽然这种磋商是以一种谨慎的家长制方式进行的。这种间接统治体制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巴克尔博士评论说，“以前的非官方体制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官方体制的不作为和无能”。(21)由于英国地方法官清廉、可亲，对法院的信任度迅速提高，该委员会没有收到多少要求协助解决争端的请求。农民第一次有机会摆脱乡绅对土地的控制，免除以往的各种宗族捐税和费用。至少有一个区，长洲，“主动提出支付增加的王室租金，我或许可以公正地称之为增加的土地税”。
这些争取公正的努力代价不菲，新界花费巨大。在最初的8个月之内，新界的开支就达233，034元，其中仅有7273元是各种收入所得。新界90%的地区是灌木丛和岩石，远远算不上肥沃的良田：
香港10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大约有67平方公里属于可耕地，其中已耕种的土地约有6943公顷。其余大多是陡峭不毛的山地，土壤一般为酸性，养分不足……自租借新界之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农民小面积地种蔬菜，主要是为了自己食用。(22)
农作物的成色不好，需要进行科学改良。1900年2月19日，总督在措辞谨慎的第一份报告中似乎想退而求其次：
新界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尚有待观察。这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在山坡上种植多汁植物或有商业价值的林木。如果前者可行，就有理由发展极有价值的养牛业。福特先生（政府林务主任）准备用樟脑树和葡萄藤做一些实验，这两种植物都能成为这个殖民地的宝贵资源。
虽然新界的获得终将改变这个殖民地的性质，效果的显现仍尚待时日。这个地区面积巨大，人口分散，人口仅占殖民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的习惯以及与维多利亚城不同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大屿山的大澳等地至今仍是如此。
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
19世纪90年代，香港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这主要是由于银价下跌造成的。汇丰银行的处境也岌岌可危，有谣言说汇丰银行将在1890年1月倒闭，罗伯特·赫德爵士闻讯后把存在该行的海关关余5万英镑转存到英格兰银行。两年之后，他依然感到担忧，1892年6月他写道：“我已经分批把存在汇丰的钱大多存到英格兰银行。情况依然叫人不放心。”赫德对汇丰银行的看法非常干脆：“谁让它总是举办板球赛……做事漫不经心……它（挪用利息）的新念头真是丢人。”(23)
前排左起依次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他们议论时政，抨击清政府，被时人称作“四大寇”。
在赫德爵士的中国雇主看来，更可恶的事情要数香港政府庇护那些致力于推翻清政府的中国人。相对中国的其他地方，香港为青年人提供了汲取西方宪政思想和学习英语的机会。19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人士就提出过一些早期的建议，这些建议很难说是革命性的。杨衢云和谢缵泰都曾在香港学习，他们在香港从小就讲英语（杨衢云甚至几乎不会讲汉语），从英国当局的统治手法中找到了他们认为足以取代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东西。他们凭借所受的教育认识到，他们在严格实行种族限制的英国政府部门机会十分有限。他们的社团“辅仁文社”(24)是个非常温和的组织，远远不如“四大寇”——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和孙逸仙——在“红楼”举行的秘密会议。红楼地处当时仍属广东省的屯门，在之后20年时间里，它始终是上百位革命者的庇护所、医院和炸弹工厂。
“四大寇”都是通过香港了解到西方的观念和习俗。未来的国民党缔造者和中华民国总统孙逸仙，1892年毕业于孟生博士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是书院培养出来的最杰出的学生。在他的性格形成时期，孙逸仙始终受到英国的影响。除开在瓦胡学院和一所广州医院的短暂时期之外，他一直就读于夏威夷的一所英国国教会学校和香港的皇仁书院。
倘若没有一些富裕赞助人的支持，年轻的革命者就无法从纸上谈兵转为实际行动。赞助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反常的立法局议员何启爵士。他曾经强烈反对推行西式卫生和医疗措施，同时又斥资创办了西医书院和雅丽氏纪念医院。何启是孙逸仙在西医书院的导师之一，几乎可以把他与孙逸仙的关系看作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只不过他走得更远，不但为武装暴动提供资助，还亲自参与构想中国未来社会的蓝图。像香港其他华人领袖一样，何启的中文水平不高，便找了一位合作者协助发表政治观点。借助也是在香港接受教育的胡礼垣的协助，何启完成了自己的文集。1887年，文集以《新政真诠》为名出版。这些论文没有翻译成英文，陈刘洁贞博士概述了它们的主要内容：“何启主张，要摆脱中国积弱不振的状况，必须从实质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了解和采纳西方知识和制度。不过，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必须遵循明确的轻重缓急次序。社会改革应先于军事改革，攘外必先安内。”
何启是清末民初香港最重要的一位华人领袖
何启谈不上有多少关于中国的经验，他借鉴的对象是英国，尤其是香港。他切身了解英国，更在20年间积极参与香港政治。何启的方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从来没有任何正式民主机制的国家，尚值得怀疑，但他提出的许多优先考虑事项实际上已被20世纪中国政府所采纳。何启希望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不幸的是，这一点至今仍需努力）“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政府”（这是中国的做法，但通常是采取极端手段），消除腐败，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只有在完成这些改革之后，才能着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巩固国防，不能像当时那样采取三心二意、零敲碎打的做法，事实表明这种做法收不到任何成效。
这项计划将在外国投资的帮助下实施，中国应当摒弃不宽容的排外立场，不再坚持中国能够“独立自主”。海关税务司已经表明外国人能够给中国带来何等重要的帮助，何启提出应将外国人的权限扩大到国内财政税收领域。何启所说的外国人特指英国人，他是彻头彻尾的亲英派，“明显偏爱英国，英国是他最看重的西方强国。依他的看法，英国当属强中之强，应当效法英国的政治制度”。此外——
何启引以为自豪并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出生地英属香港。在他看来，它是英国实力和威望皇冠上的宝石，是他所仰慕和倡导的政体的缩影。香港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远比中国优越。在这个殖民地，商业繁荣兴旺，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总而言之，何启认为香港华人受到英国人的公平对待，获得了社会中向上爬的一切机会，只要他们具备这种能力。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图为会员秘密宣誓的李昌住宅。
香港兴中会总部乾亨行旧址
康德黎
1895年2月，革命者从理论走上实践的道路。此时，毕业后即离开香港的孙逸仙又回到香港，在当地组建他在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的支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较少官方干预的自由，香港很快成为兴中会最重要的活动中心。兴中会香港分会的成员包括孙逸仙自红楼时期以来的老朋友，此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新成员、富商黄咏商。黄咏商是黄胜的儿子，如今接替了伍廷芳在立法局的位置。兴中会很快就筹划了一场由当地人提供资助的政变，目标是推翻广东政府。香港一家同情革命的英文报纸——何启查证过它的倾向——完全公开了政变计划：孙逸仙的组织被称作“改革党”，这个党的意图是保证实行“公正的改革，范围涉及现代教育、宗教宽容、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改革”。该党允诺开放更多的贸易中心和口岸，“废除一切妨碍贸易的法律”，所有这些无不令香港商界大为安慰和满意。
提前曝光起事计划并非上策，对密谋者毫无助益，他们的计划无可挽回地失败了。1895年10月，起义者在香港以每人10块钱的代价雇佣了400名苦力，用船把他们送到广州。他们一上岸立即被抓了起来，藏在水泥桶里的武器也遭起获。3名谋反者被处决，绝大多数人设法逃回香港，据说红楼一下子庇护了二三百名沮丧的革命者。
香港政府落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不论私下里如何赞同革命者的目标，他们不希望被看成在鼓励推翻一个友好大国的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并不赞同革命，当时中英两国并没有出于政治原因向中国引渡人犯的安排。罗便臣愿意考虑改变这种状况，以换取眼前的利益——他指的是九龙拓址。索尔兹伯里勋爵更反感那些扰乱既定秩序的人，认为这是一笔“上好的交易”，英国能够从中获得回报，还可以除掉“一小撮藏匿在香港的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25)在殖民地部，约瑟夫·张伯伦一开始就阻止了这个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举措。张伯伦并不反对在适当时机推行“现实政治”，1895年他参与特兰斯瓦的詹姆森突袭，就很能说明问题，但他认为罗便臣的建议“荒诞不经”，断然拒绝予以考虑。
为解决孙逸仙这个难题，罗便臣颁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孙逸仙重返这个殖民地。虽然有人提出抗议，命令依然生效了。1896年，英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孙逸仙在伦敦遭绑架，被秘密带往中国公使馆的消息。只是凭借他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的大力营救，孙逸仙才从中国公使馆获释。前芬尼党革命者迈克尔·达维特——如今他更让人肃然起敬，他蹲过两次大牢，并且在4次当选后最终获得议会席位——在下院质问，为什么孙逸仙未能在香港获得他在英国得到的政治避难的权利。达维特为人正直、口才过人，他成功地让政府出丑，却未能使禁令撤消。此后，孙逸仙不再去香港，虽然那里仍是他的革命组织的重要大本营。
何启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把筹码下在了输家身上，便不再公开支持革命者，除非时机更加成熟，从此满足于为革命事业募集资金。中国的局势前途渺茫。1898年，光绪皇帝企图获得自由，推行改革，结果百日之后遭慈禧太后废黜和软禁。改革派遭处决，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康有为设法逃到香港。从那时起，不可能再指望朝廷会实行任何宪政改革，一场成功的革命也就指日可待了。
图为义和团审讯俘虏的场面
八国联军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
卜力与李鸿章
之后，朝廷支持荒唐可笑的义和团起义，强迫西方列强做出只能有一种结果的决定，所有希望全都化为泡影。极端排外的义和团围攻北京的西方国家公使馆，西方国家派出远征军，这场主要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起义被迅速镇压。中国对所造成的损失和大约200名西方人的死亡支付了巨额赔偿，金额将近1亿两白银，赔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39年之内偿清。外国军队占领北京，王朝脸面尽失，丧权辱国。在香港，人们对义和团十分反感，除一家报纸外，所有中文报纸都把造反者污蔑为“强盗”。慈禧太后再次转而推行改革措施，但为时已晚，只不过激发了革命的浪潮。
1898年11月，亨利·卜力爵士抵达香港。新总督、何启与被贬谪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之间形成了不同寻常的三角关系，在香港避难的革命者处境有所改善。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李鸿章像许多十分明智的地方督抚一样，预见到其必然的结局，尽力置身事外。他竟然一度考虑宣布两广独立，还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孙逸仙到广州会晤。孙逸仙也认为义和团起义将遭到迅速镇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民众的愤怒浪潮，便同意与李鸿章会面。李鸿章发出邀请时，卜力不在香港。卜力返回这个殖民地的当天，何启便匆匆赶来争取他的支持。这位总督被告知，李、孙之间有可能达成协议，何启还出示了他自己起草、得到孙逸仙同意的一份声明，声明宣布成立一个“以李鸿章为首、有孙逸仙的合作和英国保护”的独立南方政府。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图为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卜力对此十分支持，同日致电殖民地部称，一些“中国绅士”通知他准备反抗朝廷，他们的计划没有任何排外的成分，事实上其首领还希望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持。10天后，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建议：“为维护英国的利益，应同意孙（逸仙）与李鸿章达成协议，根据卜力的消息来源，李鸿章甚至提出要武装‘改革者’。本总督认为，拟议中的协定完全能够防止（中国）南方出现可能发展成一场排外运动的大骚乱。”
相当让人惊奇的是，并不赞同革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愿意考虑支持孙逸仙，条件是相关计划必须得到李鸿章的首肯。问题是李鸿章已经改变主意。1900年7月17日，孙逸仙抵达香港，此时李鸿章已接到朝廷召他赴京的命令。李鸿章并不急于表态，没有马上接受英国人发出的会晤邀请。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惟一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物，在王朝行将崩溃之际出现在北京，可能会带来一项最高的奖赏，按照卜力的话说，李鸿章自己当“总统或国王”。李鸿章决定依靠列强的支持冒一冒风险，便在孙逸仙抵达香港的当天离开了广州。
李鸿章与索尔兹伯里和寇松
卜力事先获悉了李鸿章的打算，此时他念念不忘李孙联盟的念头，便要求英国驻广州领事劝阻李鸿章前往北京，还致电殖民地部请求允许把李鸿章拘禁在香港。张伯伦不容分说地否决了这个异乎寻常、根本不现实的建议，他在回电中答复说：“绝对禁止拘禁李（鸿章），或是以任何方式强行干预李的行动。”香港总督与两广总督确实在7月18日举行了会晤，孙逸仙没有到场，当时他在港口的一艘船上空等。李鸿章会晤卜力时只字未提以前的计划，还敦促卜力不要允许造反分子利用这个殖民地为基地。一旦有机会攫取权力，李鸿章就不想再与革命者打交道了。他甚至试图说服卜力相信这种权谋的智慧，极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力求作为‘中国最合适的人’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如果像到处传闻的那样，义和团确实已经杀掉了各国公使，列强就应当做出抉择”。
卜力没有放弃支持革命者的立场，何启也再度代表孙逸仙争取让英国支持另一次冒险行动，这一次是在九龙北面的惠州举行有计划的起义。英国人认为这太过分了。总督提出应当向列强递交一份请愿书，具体说明孙逸仙及其支持者想推行的改革，然后他再致电张伯伦，努力劝说这位殖民地大臣相信英国应当敦促把这些要求纳入和平协定。何启概述了改革者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是从他本人论述改革的著作中抽出来的：一位政府首脑将对“人民的意志负责，服从宪法的制约”；同时，他应得到外国代表的大力支持，随后稳步发展民主、现代化和经济，取消对贸易和工业的所有限制。这个方案适于吸引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外国政府，张伯伦对这类思想毫无兴趣，明令卜力终止和镇压这个殖民地的一切革命活动。
卜力不愿协助清朝广东当局实施镇压——张伯伦再次命令他与清政府配合。革命者发动了所筹划的起义，起义再次被血腥地迅速扑灭。何启又一次退到幕后，没有参与革命者在香港策划的下一次行动，那次行动也失败了。
广东政府并不满足于平息暴动，还想惩罚那些发动起义者，即使他们已在香港获得庇护。1901年1月10日，孙逸仙在香港最早的合作者杨衢云正在夜校授课，4名男子突然闯入，其中一人“抽出一把左轮手枪，迅即连开4枪……枪枪命中，一枪击中头部，另外3枪打中左肩、胸部和腹部……双方都未发一声，整个过程仅持续了数秒钟”。当时怀疑这些刺客是广东政府雇佣的，后来证实确实如此。
全港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对广东当局采取有力行动，最终事态通过各种方式平息下来。广东方面先是奖赏了罪犯，之后首先处决了那个开枪的杀手，后来又处决了另一个杀手，第三个杀手在香港被捕和处决。唆使谋杀的两广总督也死了(26)，卜力仍施加压力，要求赔偿和进一步惩罚，外交部却决定见好就收。卜力还代表革命者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广东当局送来一份香港涉嫌参加革命活动的人士的名单——其中有何东，即后来的何东爵士——这位总督愤怒地提出抗议，表示名单上的人全都没有牵连。真正的首领李煜堂甚至得到警方的大力保护，以防止广东当局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弥敦爵士的铁路
香港著名的华人领袖何东
弥敦
广九铁路施工
1903年11月，卜力离开香港，前去接任锡兰总督。在次年7月新任总督抵达之前，辅政司梅含理②负责掌管这个殖民地。梅含理毕业于哈罗公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881年来到香港。他为人缄默，不露声色，讲求效率，喜欢发号施令。梅含理比卜力年轻20岁，缺乏顶头上司那种对中国激进变革的热情，十分憎恶革命者。他尤其怀疑革命者接近总督的动机，虽然他的这些疑虑往往是出于正当的理由。他本人日后也曾担任总督之职，成为第一位担任总督的官学生。在总督任职期间，他猛烈抨击何启，指斥何启是个“奸诈之徒”。
梅含理马上利用他的新职位来拆前任总督的台，通过了旨在禁止非欧洲裔居民在山顶地区居住的《山顶区保护条例》。出于对英国国内自由主义舆论压力的顾忌，这项条例尚未胆大到公然禁止非欧洲裔居民出入山顶区。条例中有一项抚慰性的条款：“总督有权豁免任何一位华人遵行本条例。”事实上，总督认为只有一种情况下才适合这样做，那就是英籍华裔的何东爵士申请在山顶区居住（与何启不同，他总是身着中国服饰）。莱斯布里奇把山顶区描绘成“索比顿和温布尔登”，那里的环境就像烤牛肉和小松饼一样是地道英国式的。华人即使能够设法使总督相信他们适合在那里居住，也将被自动排除在山顶俱乐部之外，这个俱乐部是“晚餐前提供茶舞会和桥牌聚会的中心”。应该公道地补充一句，华人这个敏感的民族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想加入这种消遣的迹象。何启觉得这项条例带有“明显的阶级立法意味，便与华人团体进行磋商，发现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见或反对”，他们满足于“修订措辞，使华人遭到排斥一事看上去不那么显眼”。
梅含理的举措惹怒了卜力，他从锡兰致电殖民地部，控告这种种族歧视的做法。更让卜力气愤的是，梅含理驱逐了抨击清政府的华文报纸主编。严格说来，梅含理无权这么做，但驱逐令仍然付诸实施。殖民地部迟疑不决，卜力捍卫公民“自由思考和发表言论，只要遵守法律就可以依照自身意志行事”的权利，不过他的行动没有收到什么成效。1904年7月，新任总督马休·弥敦爵士抵达香港，更热切地支持梅含理的限制性法令。一位殖民地部官员评论说：“如果《笨拙》杂志是中国人办的，在香港肯定会受冷落。”(27)
不难想见，要服从对中国所知甚少，又比自己小两岁的弥敦，梅含理多半会觉得委屈，不过他完全克制住了自己的这种情绪。弥敦的偏见与梅含理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各有擅长的领域，令人欣慰地可以取长补短。弥敦有不少缺陷，他本人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是个年轻（当时42岁）的犹太人，家世背景一般，官阶不高（只是皇家工兵少校），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还是个单身汉，之后也终身未娶。这倒不失为一个有利条件，毕竟梅含理夫人已成为这个殖民地上流妇女的首领，在社交事务上一言九鼎。
虽然英国历来没有法国那样强烈的反闪族主义，像弥敦这样年轻的犹太人首次任职便担任殖民地总督——37岁时出任塞拉利昂总督——还是很难得的，更何况他是从军队中脱颖而出的。(28)只有才智出众，背靠得力的政治后台，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升迁。弥敦确实才华横溢，他曾在约瑟夫·张伯伦主持的殖民地防务委员会担任秘书，得到张伯伦的青睐。除此之外，弥敦雄心勃勃，能够割断可能会妨碍事业的感情纽带（他的继任者卢押的婚姻却与其事业息息相关）。弥敦没有亲密的同性朋友，与许多富有才华和情趣的女性友人（其中包括玛丽·金斯利）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弥敦爵士不爱出风头，虽然意识到必须维护自身职务的尊严，却很少流露出专横的态度。弥敦放手让有25年香港经验的梅含理去做他本人不愿亲自过问的所有事情。
殖民地部任命弥敦时，大概已经考虑到新界需要具备行政区长官经验的人选，这种管辖体制在非洲很普遍。弥敦确实对新界的发展抱有浓厚的兴趣，促成修建把九龙和新界连接起来的弥敦道，这项工程当时被称作“弥敦的荒唐事”。他最适合、对他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是九龙至广州的广九铁路。与怡和洋行有业务往来的中英公司获得了特许权，在6年时间里该公司与广东政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弥敦指责双方办事拖沓，怀疑该公司董事对转让特许权比工程施工更感兴趣。1905年，广州至汉口铁路的修筑权将要出售，一旦这条铁路与广九铁路相通，香港就可以与中国心脏地带建立起直接联系。弥敦认为如果与中国合作买下修筑权，就不但可以防止这条铁路落入法国或俄国之手，还可以推动广九铁路的修建。弥敦在殖民地部颇有势力，劝说殖民地部通过王室代理人为广州提供了一笔优惠贷款，利息为票面价值的4﹒5%，这一条件比以往所有贷款要优惠得多，但这笔贷款未能吸引市场，利润大部分落入承销人的腰包。
1915年竣工不久的广九铁路尖沙嘴车站
弥敦爵士十分得意于他所谓的“财政上的妙着”，实际上整个事情一团糟。又经过一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与两广总督达成关于铁路修建和运营费用的协定。这对弥敦的耐心是个严峻考验，他决定从九龙起始的铁路至少要延伸到中国边境。弥敦身为专业工程师，对铁路自然是行家里手。他急于参与具体施工，时常与承建商和殖民地部发生冲突。弥敦爵士的传记作者叙述了他“对铁路几乎是着魔般的兴趣，以及他暴躁而傲慢的举止”。结果，殖民地部对这位总督的热情开始消退。
这条铁路最终开通——1910年修到中港边界，两年后全线开通。此时弥敦已经离开香港很长时间了——九龙迅速发展起来。铁路开通前50年英国占领期间，九龙的建筑设施大多位于佐敦道以南。圣安德烈堂背面的金伯利道和加拿分道地区修建了一些舒适的民用住宅，但大部分土地仍由军队占据。如今九龙公园的所在地当时是威菲路军营，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较小的设施。为纪念那位总督而命名的弥敦道在他任职时还只是一条小路，在广九铁路的带动下，九龙开始发展成规模很大的社区。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引发的问题，使弥敦的才干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俄国舰队曾在北海把英国渔船误认作日本军舰，暴露出俄国舰队的无能。如今这支舰队侵入南中国海，英国海军部对此深感不安，惟恐俄国人进攻香港，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再次弄错都不能容忍。结果，这个殖民地的卫戍部队和皇家海军中国舰队进入长达6周的戒备。岛上挤满了俄国难民，他们旋即遭到拘禁。为杜绝向俄国输送武器的走私活动，香港实施警戒，香港华人开始表现出与祖国的团结。
弥敦在昆士兰
这种团结以抗议方式表现出来，华人的抗议不是针对俄国人，而是针对美国旨在——按照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话说——“驱逐异族，捍卫我们的文明”的法律。哈里森所说的异族是指华人，那位“智力迟钝”的国务卿詹姆斯·布莱尔声称华人“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疾患、贫穷和死亡的种子”。(29)美国在新征服的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粗暴实施这些法律，激起了极大义愤。一位学生在上海自杀以示抗议，这个事件在全中国激起广泛的抗议浪潮。苦力举行罢工，对美国货实行全面抵制，美国香烟被当众销毁。华人商会计划举行一次公众集会，弥敦迅速加以制止，称之为“侵犯一个友好国家的商业”，他还驱逐了一家刊登反美连环画的报纸的主编。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向弥敦表示感谢。此时殖民地部已由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执掌，殖民地部对此事不那么热情，认为这位总督采取的行动不合法。利特尔顿担忧这个问题的原因不难想见，正是他在1904年做出决定，允许华人契约劳工以英国公众认为几乎无异于奴隶制的条件前往南非，此事将导致他的政府垮台。
这个事件导致弥敦任职只有短短3年时间就被调离香港。弥敦提前离职并不意味着他已在白厅或香港失势，虽然新上台的自由党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去关照张伯伦的被保护人，尤其是弥敦反对自由党削减国防开支的政策，乃至曾在1905年以辞职相威胁。他的兄弟W.S.弥敦进入开平矿务局管理层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里的反闪族主义颇为兴盛。《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在抨击弥敦的同时，把这位矿务局主席说成是“一个在打牌时会欺骗自己的瞎眼老祖母的犹太人”。(30)
弥敦提前调任的真正原因在于，那位令人敬畏的弗洛拉·肖如今已是卢押夫人，她想让自己的丈夫迁到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而卢押夫妇的势力是难以抗拒的。弗洛拉·肖极为优秀，不但是成功的职业女性、有影响的新闻记者，还是殖民地事务的行家。按照L.S.艾默里的话说，“一位才华出众、勇于进取的女性”。弗雷德里克·卢押结婚4年后就当上了驻北尼日利亚的高级殖民地专员。为了给卢押腾出香港的位置，殖民地部搞了一个抢座位游戏。当时65岁的卜力被勒令从锡兰退休，亨利·麦卡勒姆爵士自纳塔尔调到锡兰，弥敦则不情愿地被派往纳塔尔，薪水也减少了。梅含理再次被留在香港独自支撑局面，等待一位新总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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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景迁在其大作《追寻现代中国》中写道：“1898至1899年间，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狂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国列强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和迫害。德国人以他们的传教士受袭击为借口，占领了山东省的港口青岛……英国攫取了威海卫的港口……还强迫清朝承认香港北面九龙半岛上一大片富饶的农田的99年租期，英国人随即把这一地区称作‘新界’。”（第231页）。那里确实有富饶的农田，但大部分是崎岖而荒凉的乡村。
(2)这篇文章刊载于1887年2月9日的《德臣西报》（China Mail），并且立即引起何启博士的批评。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他可以说是李鸿章和容闳的导师。曾纪泽曾随1876年任命的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松焘出使英国。
(3)赫德信函，第947号、942号。
(4)引自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35页。
(5)1850年8月13日，沙皇军队占领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用沙皇的名字改庙街为尼古拉也夫斯克。——译注
(6)克莱麦特，1896年11月28日，引自约瑟夫：《对华外交，1894—1900年》（P.Joseph，Foreign Diplomacyin China，1894—1900），第195页。
(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08页。
(8)佩尔科维茨，前引书，第250—206页。
(9)约瑟夫，前引书，第234—254页；另见利普逊：《守卫》（Lipson，Standing Guard），第43页；更为晚近的观点：“（英国对华）政策是严肃的，但它们做出了小心谨慎的限制。事实表明，在法国和德国的对外政策日益咄咄逼人的情况下，这些政策难以维系……即便如此，人们普遍不愿抛弃早先的做法。”值得指出的是，希克斯·比奇的“门罗宣言”比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早将近两年时间。
(10)约瑟夫，前引书，第286、306页。
(11)往来函件请见1898年议会文件，全面研究请见韦斯利－史密斯：《不平等条约，1898—1997年》（Wesley‐Smith，Unequal Treaty，1898—1997），本节关于英国占领新界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这部著作。
(12)约瑟夫·沃顿议员，载《中国及目前的危机》（Chinaand the Present Crisis）。
(13)香港义勇军基本是志愿人士组成的部队。1920年改称“香港防卫队”，1949年改组为“香港军团”，1995年解散。——译注
(14)关于新界的历史与文化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尤其是近年来，新界一直是中国少数传统社会形式得以延续的地区之一。最好的介绍性著作当属吴与贝克尔的《和平新市镇》（P.Y.L.Ngand H.D.R.Baker，New Peace County），海耶斯：《香港地方，1850—1911年》（J.Hayes，The Hong Kong Region，1850—1911），两本书都有很好的书目。
(15)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E.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第13页。
(16)请见《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第13、14卷。
(17)关于香港古文物的介绍，请见白德：《香港文物志》（S.Bard，In Search of the Past：AGuideto the Antiquities of Hong Kong），罗德威尔：《历史上的香港》（S.Rodwell，Historic Hong Kong）。
(18)卜力：《中国》（H.Blake，China（1909））。虽然本书基本上是画册，但卜力的说明文字饶有趣味，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
(19)关于骆克，请见艾尔利：《蓟与竹》（Airlie，The Thistleand the Bamboo），以及莱斯布里奇：《稳定与变革》（Lethbridge，Stablityand Change），第六章。
(20)此处及以下的引文，引自《关于香港新界的报告》（‘Reporton the New Territoryat Hong Kong’，cd.403），1900年11月。
(21)贝克尔：《一个华人同宗村庄》（H.D.R.Baker，AChinese Lineage Village），第12页以下。
(22)《香港地理》（Chiuand So，AGeography of Hong Kong），第161，164页。
(23)赫德书信，第736、843号（1896年6月19日）、1039号（1890年10月18日）。
(24)辅仁文社的宗旨是“开通民智”，这反映了这个运动的特征。关于香港的革命者，请见陈刘洁贞博士：《中国、英国与香港，1895—1945年》（Dr Kit‐ching Chan Lau，China，Brit‐ainand Hong Kong，1895—1945），下引文即引自该书。关于广东的事件，请见史景迁：《中国的助手》。
(25)陈刘洁贞，前引书，第36页。
(26)追捕革命者的两广总督是谭钟麟，他于1901年以病告归，卒于1905年。——译注②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关于梅含理的书目，也可以按照他的教名来查找。他在通信中署名“Frank”。
(27)关于弥敦，请见海登：《马休·弥敦爵士》（A.P.Haydon，Sir Mat thew Nathan）。弥敦是香港总督中少数有传记行世的总督之一，尽管任职香港在其公职生涯中所占的分量不重；另见海厄姆：《帝国与性别》（Hyam，Empireand Sexuality）。
(28)仅有的另一位犹太人殖民地总督是弗雷德里克·格吉斯伯格爵士（Sir Frederick Guggisberg），他也出身工兵部队，就任黄金海岸总督时已经50岁了。
(29)引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215页。关于布莱尔的性格，请见莫理森：《牛津美国史》（Morison，Ox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三卷，第44页。
(30)莫理循：《书信集》（Morrison，Letters），1906年9月8日，致V.奇罗尔函。
第十二章 香港与中国革命
恶毒的议员
1905年12月，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后的阿瑟·贝尔福内阁垮台，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领导的自由党取代了执政11年的保守党，随即凭借压倒性的大选胜利站稳了脚跟。新的自由党内阁在才具和品德方面堪与任何一届格拉斯敦内阁相媲美。那位“威严的老人”的孙子赫伯特·格拉斯敦担任内政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是格拉斯敦的传记作者约翰·莫利，爱德华·格雷爵士出任外交大臣，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出掌爱尔兰事务部。惟一名声不好的任命是劳合·乔治出人意料地出掌贸易部。在低级阁员中，殖民地部大臣是第九世额尔金伯爵、前驻华全权公使的儿子，自由党新成员、31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出任殖民地部次长。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
青年时代的丘吉尔
新政府在殖民地事务上猛烈抨击前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反映出新政府不从国教派支持者的道德关注。自由党在大选中提出所谓的“中国奴隶”问题，“中国奴隶”是对南非华人契约劳工的一个方便的称呼，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最恶劣地虐待早期中国移民的“猪仔贸易”已有所改观，但来自南非的报告打动了自由党人的良知。苦力签订为期3年的契约，到兰德的矿井做工。他们被关在围地里，条件简陋，管制很严，还常常遭受体罚，这样一种体制是自由党人早就承诺要废除的。公众舆论逐渐抛弃沙文主义的那一套，愿意弥补与自由党的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罪过。在这些罪过中，鸦片这个老问题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在南非矿井的中国契约劳工
1906年5月30日，兰开夏自由党人西奥多·泰勒在下院提出“印度—中国的鸦片贸易在道德上不可原谅”的动议，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迅速终止这种贸易”。印度事务大臣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他并不想为他在议会辩论中所称的“一种可怕的药物……瘟疫般的灾祸”辩护，然而正是这种“灾祸”平均每年带来225万英镑左右的收入，占印度政府年收入的7%。如果有人要求财政大臣用其他收入来取代鸦片收入，他肯定愿意进行讨论，但他“认为讨论不会持续多长时间”。不过，如果“中国严肃而真诚地希望限制这种药物在中国的消费，英国政府不会关上大门……尽管这或许要以我们做出牺牲为代价”。这项审慎的承诺并没有限制任何人的任何行动，下院只是走走过场便一致通过了动议。
让很多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似乎急于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半个世纪后仍在掌舵的慈禧太后颁布一道饬令，关闭鸦片烟馆，限期10年销毁鸦片制品。作为回应，英国和印度政府同意在10年内同步削减对华鸦片出口。
消息传到香港，立即引起一片惊慌。鸦片专卖收益巨大，对香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印度的重要性。包令推行实用主义的立法，设立鸦片专卖制度，授权在这个殖民地配制一定数量的鸦片，不管这些鸦片是就地销售还是重新出口。专卖权由出价最高的竞投者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颇有价值的专卖权带来了巨额财富。在上一年度，虽然鸦片专卖已经显露出衰退迹象，专卖收入仍然高达204万英镑，将近占到这个殖民地总收入的29%。弥敦被召回国内后，署理政府的梅含理曾给殖民地部发去一份措辞尖刻的备忘录，不过这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问题要留待即将上任的新总督来处理。
在非洲的卢押
1907年6月，卢押爵士抵达香港。他接受这项任命颇有些勉强，在写给其兄弟爱德华的信中，卢押表示自己从未承担过这样一项职位：“我感到自己才具不足，因此越发犹豫不决。”卢押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在阿富汗、苏丹和缅甸打过仗，参加过打大猎物的狩猎（他心爱的来复枪就是用打死一头食人虎的奖金买的）。他还曾在非洲探险，与奴隶贩子作战，效力于联合非洲公司的创始人、开发尼日利亚的乔治·戈尔迪爵士。(1)1900年后的6年时间里，为了平定和统一那个广袤的地区，卢押一直与北尼日利亚的酋长作战和谈判。在这6年中，他与伦敦社交界的一位女士有过一场并不幸福的恋爱，结果造成他情绪一直很紧张。
《泰晤士报》殖民地事务编辑弗洛拉·肖一直爱着乔治·戈尔迪。当戈尔迪赢得自由身，可以不受约束地与她结婚时，却抛弃了她，弗洛拉只好嫁给卢押。两人结婚时都已年届40，他们成为颇有势力的一对夫妇。卢押能够出任香港总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妻子（苏珊娜·霍伊引述罗兹图书馆佩勒姆档案的一份文件指出，卢押的传记作者认为：“一位尊贵的女士想去香港，看起来这不但是她的意向，也是他的。”(2)）。然而，卢押在香港留下了历任香港总督中最令人难忘的记录，他也成为那个时代英国殖民地部门最杰出的人物。卢押不但把大片非洲土地纳入英国统治，还差一点就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劝说殖民地部改变整个殖民地管理体制。他提出一项建议：殖民地总督每年只花半年时间处理辖区事务，另外半年回到白厅处理其他相关事务，协调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丘吉尔反对这种做法，以一种早期丘吉尔式的风格评论说：“我们不会为了殖民地总督休假，以一种把殖民地部变成万神殿的方式来简化工作。”(3)
1903年的总督府
卢押爵士精力异常旺盛，富于决断，不过并不独断专行。实际上，他为人相当腼腆——“实在太过腼腆了”，一位香港女士如此评价他。他喜欢在总督府花园里漫步，有一次还曾被一个渴望在总督府来宾签名簿上留名的年轻人误认作园丁。卢押夫妇不喜欢闲谈和轻佻的聚会，对外交礼仪和礼节秩序也不感兴趣。弗洛拉试图组织读书聚会，提升这个殖民地上流社会女士的知识水准，却并不受她们的赏识。从亿万富翁、前《泰晤士报》记者、立法局议员默里·史都华的言语，不难看出反对卢押夫妇的那些人的素质：“对于宝座的两位拥有者，我真的没有任何好话……我对他们不感兴趣，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史都华接着写道：“我们的一些‘红头阿三’臣民，巴格达人、帕西人、孟加拉巴布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因为与英国人的待遇不同，自然会觉得自己珍贵的情感受到伤害。难道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也是卡尔顿俱乐部的会员，其他人不也在夸耀与国王的友情吗？”(4)
来年5月，纽利敦的自由党后座议员威廉·约翰斯顿先生成功提出一项个人动议，要求重新就鸦片问题举行辩论。如此一来，任何周全地解决鸦片问题的机会都丧失了。约翰斯顿宣称，印度和中国政府已经有所行动，殖民地部却“几乎没有”动静，香港当局干脆根本没动。他提出的动议很明确：“采取措施迅速废除我们一些直辖殖民地目前通行的发放鸦片烟馆许可证制度，尤其是香港、海峡殖民地和锡兰。”西奥多·泰勒也重提两年前的旧话，尽管他在此期间曾经访问过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同样态度坚决，香港是“我们拥有的中国的一个偏远角落”，我们“从这种鸦片贸易中获取成百万的金钱”，香港“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答复动议这个不值得羡慕的任务交给了殖民地部新任常务次官杰克·西利上校。西利此人不是以谨慎，而是以勇气和干劲出名。答复动议的讲话是他新官上任后的首次演说。希莱尔·贝洛克评论说，这次演讲是“必要时刻的一次果敢行动，表明了谁是英雄，却没有任何成果”。在未与任何人协商的情况下，西利宣布已于前日致电卢押：“女王陛下政府已经决定，必须采取措施关闭香港的鸦片烟馆。”辩论过程中，有人提出警告，加速实施双方同意的取缔鸦片制品的计划可能会给印度带来影响，但没有人指出这将对香港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最终动议再次获得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香港，引发了愤怒和怀疑，人们获知下面这个消息后更是大为恼怒：1908年7月28日，西利因为自作主张而在下院受到批评，他答复说：“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来了解人们的意愿，却根本不可能从香港居民那里获得任何通情达理的意见。”在香港居民听来，西利的话不仅是谎言，而且是一个侮辱性的谎言。立法局举行了公开谴责西利的表决，全体非官守议员表示支持，官守议员以多数票否决了动议。卢押不得不尽力为伦敦的上司辩白，不过他的辩护毫无热情可言。他着手进行调查，不相信鸦片有害处，他曾走访过众多“吸烟室”——他更喜欢这个词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烟馆”，发现它们“与我从西利上校那里得知的‘烟馆’概念截然不同……那里一切都富于生气、深思熟虑，没有半点糊涂或眩晕……最后给人的印象是，这种所谓的‘恶习’实际上是酒精等物的极其温和、符合要求的替代品……在英国的酒馆里看不到这样的情景”。(5)
清末的吸食鸦片者
这个插曲典型地反映出伦敦与香港之间的误解。伦敦政府的政策不论好坏，都服从于政治压力，香港却无力维护自身所认为的，不论正确与否的本地利益。英国的议员，尤其是后座议员，认为最重要的听众不在下院，而是所在选区的选民。来自伍兹托克的自由党议员贝内特先生认为，必须谴责爱德华·格雷爵士，抨击“‘在现场的人’这种帝国主义的偶像，他们的出众才智和经验在决定重大政策和道德问题时是最为重要的”（1908年5月6日）。贝内特猛烈抨击卢押的主张，斥责卢押是“阻挠本国政府政策的帝国官员……难以容忍，我认为应当非常严厉地申斥这类官员”（1908年7月27日）。
卢押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加以严厉申斥的人，最终殖民地部提供了一笔津贴，帮助香港弥补潜在的收入损失，事情才平息下来。事实表明，这不过是暂时的解决办法，卢押离职后鸦片问题再度重提。1909年7月26日，卢押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谴责“赶时髦的人”，“这些恶毒的议员……因为他们是某个郊区住宅区的议员而得意忘形……造成了极大损害，使殖民地仇视宗主国。让华人获知对他们总督的这些指责，毫无益处可言”。(6)
爱国的通奸行为
这幢位于青山道的房子是当时孙中山等人在香港开展革命活动的地点之一
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卢押成为许多事件上首当其冲的理想人物。他倚重梅含理从旁协助，把这位副手说成是“知识的活字典”，他本人也像梅含理一样对革命者抱有谨慎的怀疑。鉴于官方高层的这种不支持态度，卢押任职期间革命运动在香港得以如此自由地开展，而且香港显然成为最巩固的革命基地，就显得很不寻常。
1905年8月，流亡的孙逸仙在东京创建同盟会，此时同盟会正逐步发展成国民党。同盟会很快在香港建立支部，在以后的6年里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7)革命者创办炸弹工厂，收集武器，招募成员，筹划一连串起义和刺杀行动。同盟会在广东和广西两省至少发动了6次起义，这些起义都是在香港谋划的，也全都失败了。何启与另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韦玉（珀斯郡克莱克曼南学院的毕业生，后封为爵士）虽然赞同暴动者的目标，却对这些不合格的造反者敬而远之。广东当局企图以莫须有的抢劫罪名引渡著名革命家尤少纨，何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担任律师。尤少纨的辩护律师、王室法律顾问亨利·伯克利爵士使法庭相信，他的当事人实际上是以政治犯身份被要求引渡的，理应受到香港法律的保护，不能被引渡回中国。
在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常常“孙黄”并称。孙是孙中山，黄就是黄兴。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
1911年4月，香港革命小组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仍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次起义在广州造成大规模流血牺牲，此后香港人对革命运动的热情几乎丧失殆尽。当年晚些时候最终成功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发生在湖北省的武昌城，与同盟会的努力没有多少关系。湖南、湖北两省的革命领袖黄兴偏离了孙逸仙的政策，推行自己的战略。这次起义不是平民的密谋，而是职业军队发动兵变点燃革命火种，随后其他省份纷纷举行起义，宣布脱离中央政府独立。北京的清政府把赌注全都押在圆滑的骑墙派袁世凯身上，一旦袁世凯决定支持革命，清王朝的下场也就注定了。1912年2月11日，5岁的宣统皇帝溥仪正式退位。从这时起，除一个省份之外，中国各省均为袁世凯或当地显要所控制。只有在广东，同盟会—国民党取得了成功。清朝在广东的最后一任总督是颇具才干的年轻人张鸣岐，他设法避免了广州城爆发军事革命，国民党得以在1911年11月和平接管城市，温和派的胡汉民成为政府首脑。
推翻满族统治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为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牺牲了上百万生灵，然而新政权并没有取得十分明显的进步。为了支持袁世凯，公认惟一可能担任政府首脑的孙逸仙推辞出任国家元首。1912年12月，举行了一次选举，虽然这次选举的选举权有诸多限制，仍是到那时为止中国仅有的一次合法选举。国民党在选举后成为第一大党，袁世凯觉得这未免民主得过了头，于是宣布国民党为“煽动性组织”，查禁了国民党。此后，袁世凯加紧推行新帝制，这种做法太不得人心，许多省份正式宣布断绝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912年2月12日，溥仪在隆裕太后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
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
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与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合影。
卢押写道，1911年11月广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过早地被视为帝国覆亡的标志，消息传到香港后，引发了“这个殖民地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最令人惊异的情感爆发……华人居民欣喜若狂，嘈杂的爆竹声……震耳欲聋，欢呼声不绝于耳，到处旗帜招展，对华人来说这是最不同寻常的狂热方式”。(8)这位总督还写信给他的兄弟：“就连妓女也在海报和报纸上宣布把收入的一半交给‘事业’，出于爱国的动机邀请额外的顾客光临。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种非常爱国的通奸行为！”(9)卢押明智地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干涉这些示威行动。11月13日，他征求何启与韦玉的意见。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华人再次举行示威，但示威不是认可一场仍处于初期阶段、远远谈不上成功的革命，而是“对广州没有发生流血表示欣喜”。何启和韦玉话里有话地向总督保证，示威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卢押明智地相信了。
数天后，11月19日，卢押召集华人领袖开会。他在会上解释说，华人有权对中国政局表达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同情他们合法的渴望”，但这个殖民地必须遵守某些行为规范。公众的热情已经过火，发生了不少排外行为、抢劫和妨害治安事件，其中大多是广东“船民”干的，坦率地说，这些人与歹徒没有什么两样。以前在尼日利亚时，卢押时常碰到这类问题，他也乐于应对这种局势。他派出武装巡逻队前往形势最紧急的地区，宣布实施紧急《治安维持条例》。这项条例授权法官当场执行鞭刑，“从而使大多数造反的地痞流氓当众出丑，宁愿老老实实待着”。到次年2月紧急条例取消时，共有大约50名“地痞流氓”遭到鞭打。香港似乎又回到过去的街头暴力和蓄意投毒的糟糕时期，人们大为惊慌，但与边界另一边所发生的一切相比，香港的事态不值一提。陈刘洁贞博士认为：“这位总督确保了革命期间香港在对外关系上举措得当。他采取无情的严厉政策对付所谓的不法之徒，成功地在这个殖民地恢复了法律与秩序。”(10)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称帝，图为袁世凯赴天坛祭天。
像之后数任总督一样，卢押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殖民地部设置的种种限制。中华帝国明显正在分崩离析，英国的政策却依然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这个帝国。1915年，英国决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表明英国希望这个帝国能延续得更久。香港的外部利益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些利益与北京的当权者没有多大关系，倒是与广东的局势密切相关。在卢押看来，这种局面委实令人沮丧。作为最后的领土扩张主义者，卢押惯于借助惩罚性的远征来强化外交努力，与随后数位继任者相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处境微妙，因此努力与广东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他在这个方面做得很成功，乃至引起殖民地部和外交部的不满，他们认为卢押僭越了本属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的职责。
卢押为香港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对香港大学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获得了两广总督的支持。(11)早在19世纪80年代西医书院创办之际，就已经有人提议设立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押提出新的综合性大学应由现有的西医书院与刚刚开办的工程学院联合而成，《德臣西报》主编W.H.唐纳德（“一个性格温和、笑口常开的人”）之前就热切地支持这种想法。
摩地
孟生博士的西医书院培养出为数不多的合格医生，始终依靠本地学生交纳的数额不等的学费勉强维持，政府资助每年仅有2500元。要创办一所新学校，筹措资金十分关键，这大概历来是艰巨的任务。一位卓有成就的帕西人H. N.摩地不仅极富同情心，还非常仰慕卢押夫人（卢押曾写信给弗洛拉说：“可爱的老摩地，他对你几乎是顶礼膜拜，这个可爱的老家伙。”(12)）。摩地捐赠了第一笔慷慨捐助。之后，筹建工作进展十分迅速，堪为任何想把工作做好的殖民地政府借鉴的榜样。摩地把初期筹备事宜托付给香港面粉厂的创办人A.H.赖内（“我看与卢押商量这件事没有用……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你……我的好友，我完全信任你，如果你对选址和其他方面的安排都满意，你就拥有了为兴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设的15万元。”(13)）。1908年2月17日，赖内面见卢押，提交了一页的可行性报告，报告设想新大学将开设医学、商科和工程等系科。卢押与保罗·遮打爵士进行磋商，决定立即着手筹建。3月13日，卢押又与赖内和梅含理（他对此事并不热心）开会。3天后组织了一个委员会，3月18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向东京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征求意见，详细研究资金和收入项目的可行性（就在面粉厂倒闭，赖内自杀后不久）。各方在校址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些争执，摩地认为预定的太平山校址是“一个疫病孳生的温床，连华人都避之不及”，西医书院校方则认为摩地选择的地点根本行不通。
到10月份，万事俱备，卢押发起了一场募捐运动，呼吁保守的华人为香港大学捐款。香港需要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在国外完成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要花10年时间，这段时间对于与父母离别的青年人来说太漫长了，“我还听说，华人父母凭经验得知，子女从国外学成归来时沾染了革命思想，成为国家的危害。香港大学将特别留意不鼓励或容忍任何此类有害的学说”。华人对卢押的呼吁反应谨慎：是否只有华人才为大学筹款？华人对大学的管理是否有发言权？学费是否比伦敦的学校低？最后，大学会不会比一所“红头阿三”的大学好不到哪里去？卢押保证，华人绝对能够进入大学管理部门，他们的贡献将“依照捐赠的数额而非捐赠者的社会地位”镌刻在合适的牌匾上。拟议中的名单送交华民政务司伊荣审查，他认为名单可行，“他们都是地道的平民，被推荐的惟一原因是他们都很有钱。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广州的吴道台接到总督的指令，指证这些人中有两人“是著名的以孙逸仙博士为首的革命党活跃分子”。1909年3月19日，警务专家梅含理在审查了名单后报告说：“陈（蔼廷）是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身着欧式服装……但不是革命党。倘若他真的像孙逸仙博士一样危险，那早就没命了。”
香港大学奠基
查理·埃利奥特
香港大学首次毕业典礼
起初，欧洲人甚至比华人更疑虑重重，当局迟迟没有募得大额捐赠。幸运的是，最大的行商之一太古洋行此时正与华人闹纠纷：他们的收票员踢死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华人，华人实行报复性的联合抵制。太古洋行慷慨解囊，提供了4万英镑捐赠，足以使抵制结束，英商中华社会也提供了同等数目的捐款。
人们必须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经过劝说，立法局同意为香港大学斥资5万元，殖民地部介入进来否决了这笔赠款。从某种程度上说，殖民地部此举是受了另一所竞争学校的影响，这所学校的后台是日后的埃塞克特大主教威廉·塞西尔勋爵。塞西尔正在为创办一所专门的教会大学寻求支持，他用虔诚的语句表达了对卢押计划的厌恶，“我们基督徒把更高的道德素养摆在他们（年轻人）面前。纯粹功利主义的大学很容易使年轻人的热情无从释放，将成为滋生革命密谋的温床”。帝国政府最终给予新大学的只有区区每年300英镑，用来设立爱德华三世国王奖学金。北京政府做得更好，提供了25，000英镑，广东也提供了大致相等的赠款，之后当局又多方募集了150万元资金。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举行了奠基仪式。卢押在典礼上作了演讲，这次演讲以缺乏先见之明而著称：“让我们展开丰富的想像……我们正在铸造用友谊和善意把我们与这个伟大帝国——本殖民地就位于其边界——连结起来的链条。”仅仅过了一年，这个帝国就彻底崩溃了。
虽然威廉·塞西尔勋爵做了悲观的预言，香港大学却非常成功地实现了当初设定的一个目标：防止学生热衷于革命学说。吸引大陆中国人前来就读的目标就不那么成功。在中国年轻人的心目中，日本是更令人向往的求学之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也不必忍受那种降尊纡贵的冷漠态度，英国人对待华人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如此。至于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大学，充足的资金使其办学水准远远超出香港大学。香港大学的规模也不够大。1912年，大学如期建成、配备师资以及合并后开始招生，全校只有77名大学生，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分别就读于医学院、工学院和文学院。远离尘世的威廉·塞西尔勋爵悻悻地写道：“非常不幸，英国人依照世俗制度开办香港大学……如果香港大学完全依照基督教原则来创办，并且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传授对儒家哲学的尊崇，广州就不会有任何麻烦。”(14)
香港大学首任校长的人选颇为出人意料。查理·埃利奥特爵士是本杰明·乔伊特在巴里奥尔学院的得意门生，“牛津的重要学术神童之一”。埃利奥特是个身材修长纤细的年轻人，眼睛明亮，嘴巴说个不停，他能够流利地说27种语言，但是“很难算出一堆英镑、先令和便士的数目”；他“厌恶工程师职业，认为这些人使城市浓烟密布，肮脏不堪，从而令老派的居民感到不满”。(15)上述这些品质大概无助于埃利奥特担任一所基本上属于工科性质的大学的首脑，何况这所大学最大的学院正是工学院。埃利奥特曾在外交和驻外部门工作，1901—1904年出任英属东非专员。在东非期间，他的白人至上主义立场和政策表露无遗。他曾发表自我辩白的《东非人的庇护者》，从这本书中摘录一些词句，可以让我们对这位香港大学首任校长的品质略见一斑：“美国黑人不适合有选举权”，“非洲人显然没有丝毫艺术感可言”，“欧洲人与黑人绝无融合之可能”，黑人“这个人类的劣等种族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到非正义的侵略，还应当确保有足够的土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我认为应加上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承认欧洲人的利益至高无上”。(16)在英属东非被解职后，埃利奥特当上了谢菲尔德大学校长，1912年从那里前来香港。他在香港大学并未取得多大成就，1920年，为了挽救香港大学，香港政府不得不提供170万元的补助。这笔款项用来偿还50多万元的债务，以及设立一项捐赠基金。这笔意外之财来自这个殖民地历史久远的财政支柱——鸦片。中国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正在雷厉风行地查禁这种毒品（通过枪毙吸食者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已经把累犯率几乎降低为零），结果使香港政府的鸦片专卖变得极为赚钱，香港大学也就成为由这种毒品贸易资助的少数对象之一。1918年，埃利奥特辞去香港大学校长之职，就任英国驻西伯利亚高级专员。围绕新校长人选发生了一场典型的香港式的争吵，立法局邀请威海卫行政公署长官庄士敦出任校长，香港大学评议会拒绝批准这项任命，原因据说是庄士敦有“明显的反传教士偏见”。有传言说殖民地部的金文泰有意出任此职，后来证实纯属子虚乌有。(17)结果，庄士敦前往北京，当上了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小皇帝的老师，金文泰则在6年之后以总督身份来到香港。
香港大学为新中国培养领袖人物的努力没有成功。1937年的一篇评论虽然颇有讽刺意味，却正确评价了香港大学的目标：
1911年，中国开始苏醒。她的教育体制依然可悲地不完备。中国的铁路、公路、自来水厂、发电站和工厂，无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英国一直在工程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应当在英国在华前哨提供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培养这种觉醒所需要的工程师。对于英国来说，有什么比这种角色更为恰当的呢？这将会带来威望，善行，以及间接的益处，当中国开始购买工厂设备时，中国的开拓者将考虑英国标准和原料。
卢押
这种期望没有成为现实。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大多没有回到中国，“多数人的职位很难与其所受教育的花费相称”。医科毕业生获得了国际承认的学位，更不愿回到国内，而文学院“像不那么受欢迎的异父兄弟一样隶属于两个科学学院，至少在其创立者看来，正是后两所学院做出了毫不含糊的承诺”。(18)
1912年3月，卢押离开香港，重拾他在非洲的事业。梅含理终于获得总督职位，至少在他本人看来，他的资历完全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实际上，梅含理这位一流的助手是否具备担任总督所需的素质是值得怀疑的。1893到1902年间，梅含理升任警务处长，他在警界推行全面改革，严格遴选警察。在署理总督期间，他采取
的行动往往是轻率和欠考虑的。他从不参与公共场合，而这本来可以使他能够严词反驳各种批评意见。梅含理的妻子海伦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总督本人的缺陷。海伦娜的名字来自同名会所，(19)同她丈夫一样，海伦娜也是香港的元老，她是提议拓展九龙的伯加将军之女，为这个殖民地充满活力的慈善事业工作了25年。
在初次踏上香港的土地31年之后，梅含理担任了此生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总督职位。1910年，他曾出任斐济总督。1912年从斐济回到香港后，他发现中国不再是他在波普·轩尼诗手下时所了解的样子，中国局势甚至与两年前也大不一样了。在这短短两年时间里，满清帝国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任总统的脆弱的共和国。
梅含理
1904年香港开通电车
梅含理上任的第二天，新环境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当时，梅含理从码头前往香港大会堂参加就职典礼，人群中有人向他开枪。香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针对官员的暴力事件，这与广州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10年的数月之内，广州先后有两位提督遇刺。针对梅含理的袭击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一个误会。1912年8月11日，梅含理致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针对我的袭击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敢肯定那人是个疯子，虽然在我的提议下，医生对他进行检查后认为他神智清醒。他反常地把斐济与南非（广东话叫‘非洲’）混为一谈，还以为我是特兰斯瓦的总督，把他的同胞赶出了那个国家。”(20)显然，当时的自由党政府禁止在特兰斯瓦使用中国契约劳工的禁令不受它所保护的人的欢迎。然而，虽然香港很少发生直接针对英国官员的政治暴力，广东的骚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个殖民地，尤其是新界，大量船民从新界涌入香港。1912年8月，海盗洗劫了大屿山附近的长洲岛，捣毁警局，杀死警员。
颇具香港特色的冲突发生在电车上。为了方便起见，香港历来广泛使用大小重量与港币相同的广东硬币。1912年秋，广东通货大幅度贬值，香港政府被迫着手实施币制改革，这势必要禁止广东硬币在香港流通。电车公司和天星小轮公司不得不坚持只收香港铸造的硬币，这个举措引发了普遍的愤怒。人们不但觉得不方便，还把这种做法视为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侮辱，因此发起抵制行动，拒乘电车。性格专横的梅含理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强制措施，颁布了一项《预防抵制条例》。这项条例赋予总督广泛的权力，惩处煽动抵制者，对发生抵制的地区征收惩罚性税收。
白厅颇为怀疑这项“极其令人不快”的条例，也确实曾指示香港废除该条例，但梅含理置之不理。(21)这位总督还愤怒地斥责那些在他看来没有尽力抗衡抵制的华人。实际上，当地报纸和几乎所有华裔名流都站在政府一边，但仍不足以使他们逃脱梅含理的愤怒指责。梅含理尤其死盯住老对头何启不放，指责何启“没有作过一次支持政府的演说”。梅含理无法接受华人应当进入政府机构的想法，对何启在当年被封为爵士耿耿于怀，他在给殖民地部的报告中写道：“我仍然很相信韦玉先生（另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经验表明这种信任放在其他任何一位华人身上也是稳妥的，我得遗憾地说，何启爵士是个例外。”(22)殖民地大臣刘易斯·哈考特爵士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自由党人，并不是梅含理的仰慕者，认为梅含理在电车公司一事上“处置失当”。哈考特尖刻地评论说：“这个人简直太能干了，我或许必须把他提拔到圣赫勒拿岛上去。”作为妥协，双方同意立法局议员不得连任两届，从而排除了1890年当选为议员的何启重新当选的可能性。一个月之后，梅含理就提名韦玉第三次出任议员，上述决定成为一纸空文。
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引起了广东和香港商人极大关注。1913年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袁世凯总统从北京提供一笔贷款，拯救了广东政府。这个举动受到香港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对于孙逸仙博士及其追随者的热情已大不如前。1913年7月，孙逸仙途经香港时竟然受到冷落，甚至有谣传说，有人朝这位革命之父的照片扔石头。当袁世凯进攻国民党控制的省份时，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在香港受到普遍欢迎。尤其是殖民地当局，他们认为广东稳定的先决条件就是建立一个得到北京支持的地方政府。因此，殖民地当局准备容忍“公然的腐败、低效、暴行和野蛮”，(23)只要边界那边发生的事情没有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图为1913年8月，他从上海经台湾赴日本途中。
1914年8月以后，欧洲不再关注中国的事件。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香港比过去更加无足轻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太多地扰乱香港的生活。汇丰银行董事局有若干德裔董事，汇丰银行与德国银行有业务往来，还受到一定的德国影响，因而成为神经过敏者的怀疑对象。德国人遭拘禁，对德业务也停止了，香港的英国人组织了人数众多的义勇队。香港在战争期间日趋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那种历史久远的支柱商品：鸦片。
虽然英国政府有所保留，中国人似乎比预想的要更认真地打算禁绝这种毒品。这种热情往往流于形式，陈刘洁贞博士指出：“该省（广东）以禁烟为幌子，在广州设立所谓的鸦片检查所，实际上是企图集中货源、集中出售，然后把利润输往北京。”(24)不过，其他省份采取了有力措施，尤其是1911年革命后，仅湖南一省就有包括5名妇女在内的47人因提炼或吸食鸦片被枪毙。这种嗜好如今变得如此危险，其吸引力很快便丧失殆尽，对进口鸦片的需求随之骤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状况，香港库存鸦片的价值达到1200万英镑，货款都是由远东的英国银行提供。中国禁绝鸦片消费的措施使得这些积压鸦片根本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卖出去，与此同时印度生产商仍按照十年协议的规定源源不断地大量生产鸦片。商人和银行家疯狂地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出面强迫中国当局遵守十年协定，允许鸦片再度进口。
当时的情形似乎就是1839—1840年事态的重演，下院同样举行了类似的辩论。1913年5月7日，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约西亚·陶恩·琼斯牧师在下院提出动议，要求废除中国允许鸦片进口的条约义务，那样的话，“她（中国）就有权禁止目前堆积在各通商口岸和香港的库存鸦片进口”。这项动议一旦获得通过，将导致巨大的、也许是灾难性的损失。琼斯请求人们原谅他首次演说的缺陷，因为英语对他而言是一门外语，但他讲得非常精彩：
在英国，我们把鸦片列为一种毒药……从其作用来说，不论肤色与种族，国家与地域，它四处传播疾病、堕落和死亡……英国政府正在违背中国人的意愿和良知，凭借极不正义的战争带来的不公正条约，强制推行这种不道德的贸易，这个事实无法估量地加深了我们的罪孽和耻辱。
怡和洋行的大班、从香港退休后当上代表伊普松的议员的亨利·克锡企图抗衡这股潮流，他在下院表示：“如果你们相信今晚在本院所说的一切，你们或许会以为吸食鸦片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恶。它的坏处并不比一杯啤酒或葡萄酒更大。”泰勒质问克锡是否愿意自己的儿子吸食鸦片，克锡回答说不会，“我本人吸鸦片，这确实使我身体很差”。他接着提出英国人的体质适合喝葡萄酒和威士忌，中国人适于鸦片，至于他的三个儿子，他希望他们“在适当的时候……自行决定”是否享用这种饮料。
1913年的自由党政府不可能采取巴麦尊的那种强硬路线，也不可能强迫银行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印度事务部常务次官爱德温·蒙塔古用恰如其分的华丽辞藻提出了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很高兴能够向本院报告……尽管我们与中国订有条约，尽管我们能够从这些鸦片中获得大约110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我们不打算在中国出售更多的鸦片，不光是今年，也不是这些库存鸦片都售完以后，而是永远。
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
司徒拔
动议被撤回，双方相互祝贺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正确的事情，辩论就此结束。
各国在禁绝鸦片问题上有了长足进步。1912年，各国通过《海牙公约》，规定通过“渐进的有效措施”彻底禁绝鸦片贸易。由于《海牙公约》以及禁止印度对华出口鸦片的禁令，香港政府在与鸦片承包商重议合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贸易困境。为努力扭转这种状况，殖民地部主动提出废止这种体制，香港政府应当把鸦片专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了弥补查禁鸦片烟馆造成的损失，同时对烟草、酒类征税，香港业已组建起打击走私的部队，所以政府掌握鸦片专卖权不会带来额外开支，海关人员能够同时控制各种成瘾的毒品。梅含理与立法局、行政局都同意这个方案，英国下院也对下面这样一种解释感到满意，即鸦片专卖权的变更是禁止鸦片贸易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这项工作确实拖得很长，因为直到32年之后香港才宣布鸦片为非法。1945年9月20日，战后香港军政府宣布禁止鸦片贸易，也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缺位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殖民地当局会像前任一样顽固地为这种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辩护。西奥多·泰勒活着庆祝了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一直活到1950年，享年102岁。）
鸦片专卖权的转手取得了直接的、甚至是令人尴尬的成功。在以往的体制下，经过废除鸦片贸易者的努力，1912年的鸦片收入已经下降到1，183，200元。政府专卖后的第一年，鸦片收入猛升到2，680，617元，1918年达到最高点的将近800万元，鸦片收入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46﹒5%。虽然收效异常令人满意，也必须保持得体的平静，以免热诚的改革家提出控告。当局为了掩盖真相，鸦片专卖收入的名目是“许可证、国内税收等专用账户”收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设立专卖制度时担任总督秘书的G.R.塞耶在其香港史著作中只字未提上述事实，把这个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繁荣说成是来自更为体面的收入，这种收入能够使香港提供500万元“供国王陛下政府使用”。(2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年间，香港的鸦片净收入超过2500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导致了作战人员的可怕伤亡，对英国的长远影响往往比人们想像的要小。在战后世界，爱德华时代的上流社会重新享受舒适的生活，大量的失业工人保证了军队依然有充足的兵源，虽然士兵们没有以前那么彬彬有礼。帝国的愿望得到莫大满足，聚集在帝国旗帜下的不但有白种人的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就连南非、爱尔兰和美国也派出成千上万的自愿者。印度军队忠心耿耿地为帝国效忠（一两次兵变除外），看起来帝国的各个地区能够恢复元气，重新聚合，逐步走上自治的道路。
在这种背景下，很难指望香港的统治者会轻而易举地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与中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的事物。在中国，先是尝试建立一个有望成功的共和国，接着是北京的帝制政府，都随着1916年袁世凯之死而失败。中国陷入地方割据之中，手握兵权的地方领袖掌握了各地的控制权。孙逸仙再度试图以广州为基地建立政权，1917年在广州建立起短命的政府。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权力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1923年2月孙逸仙复出，担任军政府的首脑——“大元帅”。
香港民众对任何一位大陆领袖的支持依然是有限的、不甚热情的，香港政府却未能享有战后的平静时期。梅含理得过一次不太严重的中风，之后不情愿地于1918年9月离职。司徒拔爵士将于1919年9月接任总督。两任总督之间有长达一年的过渡期，辅政司施勋在此期间负责管治香港。施勋是“一个机智、幽默的老胖子”，“一个和善的人，只是有点狂妄自大”。有一次，他负责将一位新娘交给新郎，结果在教堂等候的时候居然睡着了。(26)施勋来自一个体面的殖民地家庭，喜欢板球，爱写一些轻松的诗，深爱新婚妻子南恩，他的新上司却是在严格得多的环境里长大的。
司徒拔爵士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牛津主教斯塔布斯。斯塔布斯个性极强，是当时一流的历史学家。司徒拔“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学术才华，在言谈直率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7)司徒拔凭借古典文学和经典作品两门功课的第一名轻松过关，进入殖民地部。在白厅工作13年之后，他决定转到殖民地工作。年轻时，司徒拔如同所有的白厅官员一样，对“在现场的人”极尽抨击挖苦之能事，尤其是针对香港官员，在香港，“甚至连官学生也想以上帝的身份行事”。(28)在殖民地仅仅工作6年——在秩序井然的锡兰担任辅政司，这么短的见习期前所未有——之后，43岁的司徒拔就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司徒拔先是在氛围高雅的牛津和白厅，战争年代又一直在相对较为平静的锡兰，因此很难跟上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急速变革。此外，他脾气急躁，坚信只有自己的那些十分传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这往往使他陷入窘境，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困境。
战后，香港政府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两难境地。香港当局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与广州的任何一个政府打交道，广州离香港只有3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英国政府派出的大使和其他外交使团都驻在北京，控制北京的却是常常与南方发生冲突的另外一批政客和将军。在中国首都的朱尔典爵士从未更多地考虑过香港，而战后的和解似乎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机会，可以通过把新界归还中国来改善两国关系。朱尔典承认这将是“很大的牺牲……就获得或继承了1898年租借地区的所有列强而言，似乎不做出牺牲就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不理会这种“理想化又根本行不通”的看法，“我们不能把以往的割让、永久租借等等全都连根拔掉。我认为绝无可能归还九龙拓展地”。外交部负责中国的部门则始终持怀疑态度。
1919年，北京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
一般来说，中国北方发生的事件很少波及到香港。《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前任北京政府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把山东省的广泛权益转给日本。事情曝光后，全中国人都以愤怒和幻灭的心态反对这个协定。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引发的全国性骚动——只在香港激起些微涟漪。不论本身抱有何种政治态度，香港的华人居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支持任何一个能够在广东维护适度稳定的集团。1913到1916年，云南军阀龙济光将军残忍腐败的统治一直未受触动，还得到北京的支持。梅含理镇压了香港国民党支持者的活动。1916年5月4日，他致函殖民地部表示：“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致力于支持现政府，阻止香港华人用实际行动或革命宣传来支援反叛，该政府已经表明能够独力维持那个省的秩序。”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龙将军撤出广东，孙逸仙的老战友、以前香港同盟会的成员陈炯明上台，香港舆论开始出现分化。陈炯明致力于维护广东的安宁，出于实际考虑很少使用革命言辞，吸引了较为保守的人，孙逸仙则赢得更富热情的年轻人的支持。梅含理认为孙逸仙是“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毫不迟疑地支持陈炯明。司徒拔抵达香港之际，孙逸仙对共产主义的热情正在降温。袁世凯背叛革命后，孙逸仙的党已静悄悄地取消了所采用的“中华革命党”的称号，恢复了“国民党”的称呼。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说后与师生合影。
孙逸仙大概始终倾向于赢得英国的支持，他非常了解这个国家，十分推崇英国的体制。他在广东掌握政权后，旋即于1923年2月正式访问香港，司徒拔在总督府热情迎接和款待了他。孙逸仙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把这个岛屿说成是他的“智识之诞生地”，他在香港形成了“革命与现代之理想”。在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称赞英国的议会制度，敦促听众把这种良好政府的范例推广到全中国。(29)这种观点大受欢迎，司徒拔急欲支持孙逸仙，为此还在英国国内遇到麻烦，差一点就丢了官。
对于司徒拔而言，在前一年必须与广东政府保持友好关系无疑是很痛苦的。那里的地方政府一直面临财政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保留关税这一最可靠的收入来源。这笔收入直接上缴北京，倘若在扣除商定数额的外国债务之后，能够有一部分关余直接划归广东，地方政府就能够以之作担保，向香港借到急需的贷款。北京当局希望自己控制这笔钱，自然对此不予理会，理由是外交公使仍在北京。司徒拔收到广东的提议，请他代表广东开展有益的行动。司徒拔非常乐意这么做，他致函殖民地部，请求不要反对孙逸仙对海关税收的要求，“我最强烈地要求，国王陛下政府的干涉不应超过偿还外国贷款所必需的程度。采纳孙（逸仙）的最新建议，可以防止发生这种状况”。
寇松勋爵为首的外交部认为，一个小小的殖民地总督竟然插手国家对外政策，实在太出格了。寇松十分看重礼节和自身的地位，必须对司徒拔来个杀一儆百，要么把他解职，最低限度也要“严厉申斥”。结果，外交部斥责了司徒拔，司徒拔及时允诺改正，当危机再度出现时司徒拔已经能够采取正确的慎重姿态。(30)
1924年10月15日，广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广州商团头领陈廉伯逃往香港。
为广州叛乱商团私运枪械的丹麦轮船“哈佛号”
关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次异乎寻常的冒险之后不久，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就死了。在这次冒险中，一家声誉卓著的银行涉嫌军火走私。汇丰银行的总经理A.G.史提芬是个有创意的银行家，乐于抓住传统的出借人往往犹豫不决的机会。广州商团是一支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常见的私人武装，它由商人提供的捐款组建，目的是维护广州商人的利益，对抗外来的革命者。广州商团的首领陈廉伯负责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联络，陈廉伯是汇丰银行在广州的买办，极为富有。史提芬热切支持陈廉伯进口一批数量可观的轻型武器，至少有一万支步枪和手枪以及数百万发子弹。这项计划不但与英国政策相抵触，也违背了现有的协定。阴谋被揭露，武器也遭没收，史提芬暗示司徒拔至少是默认此事的。司徒拔愤怒地否认了这个极具潜在破坏性的暗示，“史提芬先生绝对从未与我谈起过此事……我不知道史提芬函件中……关于‘香港政府将保持善意的沉默’的说法……我难以相信像史提芬先生这样熟悉我的人会有这样一种看法”。(31)
两个月之内，这支商人武装就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结果国民党迅速赢得绝对胜利。香港舆论刻薄地看待这个消息，“孙（逸仙）必须离开”成为《士蔑西报》的头条标题，华人报纸的态度也同样苛刻。事态到这个时候已经很明显，由于已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孙逸仙决定依靠俄国人的支持。1923年10月，俄国“特别顾问”鲍罗廷抵达广州，试图使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起和睦关系。与此同时，一位退役的俄国内战时期骑兵指挥官加伦在黄埔新组建一所军事学校训练士官生。两人很快取得成功，到1925年3月59岁的孙逸仙去世之际，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联手控制了广州，全力以赴地把这个帝国主义前哨的动乱引向中国南方。
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同蒋介石（中）、何应钦（左）、王柏龄（右）合影。
香港海员和市民欢庆罢工胜利
1925年5月30日，上海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前往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遭公共租界巡捕镇压。图为五卅惨案现场。
1925年6月23日，英法水兵向广东各界示威群众用机枪扫射，造成死52人、伤170余人的“沙基惨案”。
以往，香港华人曾经通过有组织的罢工和联合抵制抗议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而司徒拔面对的是已臻于完善的罢工与抵制。他抵达香港后不久，1920年4月，香港就发生了第一次罢工。当时，香港华人机器会代表机工要求增加工资40%，以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香港华人机器会成立于10年前，一战后，香港物价腾贵，尤其是大米价格上涨，机工几乎难以靠工资维持生计，他们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雇主拒绝了他们客气的请求，于是大约9000名机工干脆离开香港前往广州。此时，香港至少已部分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通讯、电车、电力、煤气行业构成了这个发展中工业社会的基础，各种熟练工程技术人员的骤然丧失，很快导致社会生活陷入停顿。两个星期之后，雇主才同意增加工资32﹒5%。与以往的罢工不同，东华医院董事会之类的传统机构在这次罢工中没有任何干预的机会。这次罢工组织严密，工人直接与雇主对峙。
第二年，中国海员工会提出类似的增加工资要求，劳资双方爆发了更严重的冲突。(32)海员是最缺乏组织性、最底层的工人，华人海员处境尤为悲惨。他们的工资仅及相同岗位的欧籍海员的零头，还不得不把微薄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为他们提供职位，在航行间歇期提供饭食和寄宿处的船东。对于华人海员来说幸运的是，正是由于这种把海员集中在污秽不堪的寄宿所的体制，他们更容易组织起来。每一幢寄宿屋推选代表组成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加薪委员会，还配备了英文和中文秘书，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雇主竟然愚蠢无礼地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1922年1月13日，海员们仿效机械师的榜样，举行罢工并前往广州。越来越多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参加罢工，其中包括仆役、机工和苦力，罢工工人多达12万人，占这个殖民地劳动力总数的半数以上。苦力的雇主明智地表示立即增加工资。苦力们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决心，坚持继续罢工，直到海员的要求得到满足。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抵抗，雇主、政府和传统的华人领袖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毫无成效的秘密会议。以往维护华人利益的东华医院董事会成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袋，完全站在雇主和政府一边。他们污蔑罢工者是自私自利的蠢货，1926年当上行政局首位华人议员的周寿臣爵士要求政府决不能“后退半步”，希望公开镇压所有的工人联合会。在这种“明辨是非的华人舆论”的支持下，政府颁布一项赋予政府特殊权力的《紧急管制条例》，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组织，并袭击了工会总部。最丑恶的一幕终于上演：华人被禁止离开这个殖民地，印度士兵增援警察，向试图穿越边界的大批人群开火，当场打死5人。
这种镇压措施招致伦敦的指责。1922年3月6日，工党议员约西亚·韦奇伍德上校在下院指责香港政府阻止劳工离去，实际上就是“用饥饿代替工作”，香港政府的镇压行动不但是可耻的，也根本于事无补。政府和雇主咬牙切齿地指责共产党支持罢工工人，不得不承认自己遭到屈辱的失败，海员赢得了这次著名的罢工胜利。司徒拔意志消沉，1922年9月16日，他向殖民地部预言：“我们至多再保有香港20年时间。”(33)这大概是一个少有的精确的估计，19年之后，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占领了这个殖民地。司徒拔在同一份函件中做出了另一个同样准确的预言：“迟早将发生一次联合抵制。”3年之后，这个预言也完全应验了，这次联合抵制成为考验新的广东左翼政府和香港政府意志力的试金石。
这场联合抵制(34)的导火线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公共租界，11名示威者被英国人指挥的中国和印度警察杀害。这个事件在全中国激起极大愤慨，人们号召上海和香港举行总罢工。活跃在香港的广东共产党工人领袖本来还需要做大量宣传工作，以使人们广泛响应罢工号召。但是，3周之后，另一群示威者在广州遭到英国人为首的军队开枪射击，死亡52人。至此任何鼓动都是多余的了。香港政府拖拖拉拉的调查未能确定是哪一方挑起的冲突，但这与双方的伤亡（仅有一名外国人被杀）以及中国人对中国城市的心脏地带有武装的外国飞地的痛恨没有多少关系。广州的愤怒浪潮日益高涨，很多人呼吁对英开战。香港首次掀起了猛烈而明确的反英浪潮，罢工迅即发展成总罢工，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25万罢工工人和家属从香港前往广州，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的罢工委员会在广州为他们提供膳食和住处。从某种程度上说，罢工委员会几乎相当于一个政府，罢工委员会设有中央委员会，下设干事局、骑船局、联络部、宣传部和财政委员会，一个罢工者法庭和一支2000人的身着制服的纠察队。一个中国城市的行政当局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有效、可靠的管理机构。
香港当局做出回应，政府提供贷款，阻止对华人银行的挤兑，医院和基础设施行业配备了自愿人员，组建临时机构负责监督食品供应、劳工和运输。东华医院董事会也首次积极参与政治。当局正式颁布了常见的紧急管制条例。针对罢工者的宣传，当局组织了反共产党宣传，在很多情况下对罢工者的胁迫进行反胁迫。到7月末，罢工热潮已经降温，工人陆续返回这个殖民地。广州罢工委员会运用一个更有力的手段，即全面抵制英国商品，禁止所有船只进入香港。这次行动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司徒拔离去之后，给香港造成极大损失。
1925年6月至次年10月的省港大罢工。图为罢工工人示威游行。
司徒拔曾经请求留任以结束这场危机，但日趋明朗的事态表明，与以往的罢工不同，联合抵制不是香港能够解决的。广州罢工委员会的行动显然违背了条约规定，北京政府却无能为力。英国惟一可行的方案是重新采取炮舰政策，凭借武力维护条约规定，驱逐广东的当权者。从司徒拔到殖民地部都极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职责所在的外交部认为这么做无法自圆其说。总督越来越激动，坚决主张推翻广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1925年8月，似乎出现了一线机会，施勋在写给妻子南恩的信中说：“我们希望对广东和公然违背条约的行为采取行动。昨天，一名重要的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被刺杀，这或许会有一些效果。”(35)这名受害者是廖仲恺，他在革命前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国民党人，但除掉他根本无助于阻止轰轰烈烈的联合抵制。
司徒拔再次转而寻求资助一支“反共”力量的可能性，极力要求殖民地部批准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提出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提出征集100万元资金，这笔钱要么从公共基金划拨，要么向私人募集。外交部再次否决了这项提议。司徒拔在失望之余，不惜铤而走险，建议贿赂北京当局进行干涉，“迫使广州结束反英行动，为此目的，国王陛下政府应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1925年11月12日）。司徒拔提出给北京的适当报酬是300万元，这个计划同样遭到白厅否决。司徒拔迫于无奈，耍了一个可怜的小花招，让东华医院秘密（一个非常公开的秘密）提供5万元资金资助一次叛乱。这次行动一败涂地，东华医院除了财政赤字之外一无所获。最终，殖民地部不得不支付这笔开支，告诫司徒拔不得再次“可耻乃至是违法地盗用信托基金”。与此同时，左翼华人指责东华医院董事会是“英国人的走狗”，只顾保全自己的财产，无视“民族声望的沦丧”。
这个事件曝光的时候，司徒拔已经离开香港（1925年10月），而联合抵制正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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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乔里·佩勒姆夫人（Dame Marjorie Perham）权威的卢押传记至今依然是上乘之作，另见海厄姆：《帝国与性别》（Hyam，Empireand Sexuality）。陈刘洁贞博士深入研究了罗兹图书馆所藏卢押档案。
(2)霍伊，前引书，第209页。
(3)佩勒姆：《卢押》（Perham，Lugard）第二卷，第242页。
(4)致莫理循，1908年6月6日，莫理循书信。
(5)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29页。
(6)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35页。
(7)陈刘洁贞，前引书，第一、二章；A.Ng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上的文章，1981年第12卷。
(8)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03页。
(9)佩勒姆，前引书，第一卷，第361页。
(10)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05页。
(11)梅乐彬：《香港大学》（B.Mellor，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未分类档案：《香港大学的设想和创建》（Misc.Documents，‘The Conceptionand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CFUHK），现藏于香港大学孔安道纪念图书馆（Hung On‐to Memorial Collec‐tion）。
(12)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51页。
(13)《香港大学的设想和创建》。
(14)梅乐彬，前引书，第73页。
(15)帕莱特，《回忆》，载埃利奥特：《日本佛教》（H.Parlett，Memoir，in Eliot，Japanese Buddhism）。
(16)埃利奥特：《东非的庇护者》（Eliot，The East African Protectorate），1905年。
(17)关于这场典型的香港式争论的经过，请见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Severnmss.，Rhodes House Ind.Oc.S176）。
(18)香港大学评议会的报告，1937年。
(19)苏姗娜·霍伊认为，梅夫人妇女会是“一个成功的妇女俱乐部，地点在可爱的古代建筑。萨利·霍威尔认为它也以圣女静修而闻名”。
(20)莫理循，信函。
(21)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N.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第75页。
(22)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17页。
(23)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31页。
(24)同上，第134页。
(25)塞耶：《香港，1862—1919年》（G.R.Sayer，Hong Kong，1862—1919），第120—121页。
(26)斯特娜·本森，引自霍伊前引书，第184页。
(27)请见《名人传记辞典》的司徒拔条目，另见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28)佩勒姆，前引书，第二卷，第368页。
(29)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54页。
(30)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58页。
(31)关于广州商团事件，请见金前引书，第三卷，第156—157页。陈刘洁贞，前引书，第159—168页。
(32)关于罢工和联合抵制的最佳叙述，请见陈伟群前引书，第五章。史景迁：《中国的助手》。
(33)引自斯韦丁前引书，第393页。
(34)即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译注
(35)施勋手稿，罗兹图书馆。
第十三章 动荡的局势
冷若冰霜的面孔
总督司徒拔情绪激动地要求用贿赂或武力来结束抵制，继任者金文泰爵士则采取了较为平和的政策。金文泰是殖民地部门的一个怪人，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文官考试的成绩异常出色，足以让他任意挑选工作部门。他本可以去印度事务部、外交部或财政部，结果却选择了被视为才智平庸之辈避难所的东方殖民地司。金文泰兴趣广泛，颇具个人魅力，还曾编辑出版4世纪拉丁情诗集《维纳斯的不眠之夜》，这本书是少数出自殖民地总督之手的学术著作。1900年，金文泰前往香港，在新界从事土地登记工作。金文泰的上司全都热情称道他的才干，卜力认为他是“东方司最具才干者之一，一个学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
金文泰
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声援游行
将有所成就”。(1)卢押认为他才华横溢，富有同情心，令人愉快。在出任香港总督之前，金文泰曾被郑重其事地提名为香港大学校长。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学会了多种语言。1907年，他开始进行从中亚到九龙长达3000英里的徒步旅行。此后，由于殖民地部众所周知的原因，金文泰在英属圭亚那和锡兰工作了12年，关于中国的稔熟知识在那里毫无用武之地。
可怜的辅政司施勋竟然一度想当总督，1925年8月22日，他在给妻子南恩的信中写道：“金文泰被任命为总督让我非常吃惊，我想他会干得很出色，这个任命不失为明智之举，可是我也在香港，大家都认为我干得很不错，这个任命就很成问题了。”(2)金文泰很快理顺了司徒拔时期遗留下来的纠缠不清的各种关系，不但与广东政府，还与英国外交部及其驻北京、广州的代表建立了联系。驻广州总领事詹姆斯·杰弥逊长出了一口气，他认为司徒拔和施勋根本不了解中国人，“香港的外国人甚至比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更把握不住变革的性质和范围”。杰弥逊正确地觉察到中国“非常敏感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香港当局却对此“无动于衷，十分愚蠢地一无所知”。(3)
这位新总督谒力争取舆论的支持，他得到日后成为行政局议员的罗旭龢和周寿臣的帮助。罗旭龢得到一笔政府津贴的扶持，出版了一份在这个殖民地和华人中有众多读者的反共报纸。金文泰力图巩固这一成果，抱怨伦敦禁止他展开“防御性的反宣传……我希望上次大罢工的教训在本地劳工界形成足够强的舆论，使人们相信，相对于肆虐的工会暴政，资本主义剥削的鞭子还算仁慈的”。(4)金文泰认为必须猛烈回击共产主义宣传，只有那些盲目轻信的人才会相信政府为了保障桥梁的安全而把幼儿埋在桥底下的传闻。但是，印度旁遮普发生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大屠杀之后，下述传言就不是空穴来风了：“1919年，昂泽黎［？］部族1万多人在公园集会，结果遭到英国士兵用机关枪扫射，全部罹难。”殖民地部并未密切留意这个殖民地的民意，1927年2月21日，殖民地部助理次官沃尔特·埃利斯写道：“我认为不必理会那种认为香港华人‘秉性忠诚’的说法。中国佬一无所有，势必会感谢上苍让他们生活在英国正义护佑、而不是军阀和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香港。”(5)
广东政府全面支持罢工者，罢工者的行动很快就失去控制。他们要求资方彻底让步，恢复工作，发放金额超过2000万元的罢工津贴和赔偿。香港政府不愿输得如此灰头土脸，经过毫无成效的磋商，金文泰决定转而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决定遭到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约翰·白利安爵士的强烈反对，却得到殖民地部的大力支持。自去年11月以来，利奥·艾默里执掌殖民地部，总是乐于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帝国主义姿态，艾默里在自传中写道：“中国咄咄逼人的反欧民族主义的发展……导致我们与外交部发生巨大分歧，外交部主张采取绥靖政策，我们更关心英国企业在香港这样一个繁荣的殖民地的既得利益……但是，”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面对华人的抵制，香港几乎束手无策。”(6)
抵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不能赊账这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便。法国外交官保罗·莫兰幸灾乐祸地报告说：
香港正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革命的中国通过令其商业破产，竭力一点一点地使这座城市屈服……通常在这些地区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签单，就连鸡尾酒也可以赊账。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旅馆和商店贴出告示，提醒人们：“请付现金”。(7)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发表讲话。
不过，事态正朝着有利于这个殖民地的方向发展。孙逸仙去世后，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领导权。蒋介石曾在日本军队受训，到莫斯科考察过红军的体制，他被任命为黄埔的军事学校校长。他以这所军校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日后凭借这支军队重建中央政权。蒋介石的第一个举措是发动向上海和南京的北伐，这就需要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1926年3月，蒋介石支持者发动政变，解除了共产党人的武装，从而大大缓和了局势，白利安称之为“一次彻底的大转向”。6月，蒋介石提出一项“八点方案”，其中之一就是结束抵制。至此，秋后算账是迟早的事了。英国皇家海军小规模地炫耀武力，驱赶码头上的示威者，香港政府也坚决拒绝给罢工者任何金钱补偿，进一步加速了抵制的结束。1926年10月，在没有获得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抵制静悄悄地结束了。陈刘洁贞博士言中肯綮地指出：“很显然，罢工和抵制的结束是广东政府使然……教训没齿难忘。金文泰在香港任职的其余时间里始终确信，为了这个殖民地的安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善和维护与广州的友好关系。”(8)
在罢工和抵制的连续打击下，香港蒙受了严重损失。陈刘洁贞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是每周损失500万英镑，财产损失高达5亿英镑。1927年4月6日《泰晤士报》的估计要低得多，为1亿英镑。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数字都包含因财产价值缩水导致的无形损失，这些损失显然能够挽回，也确实挽回了，只有在危急情况下出售资产才会造成实际损失。流通损失应该从银行账户上反映出来，在危急的1926年，最大一家银行汇丰银行获得了创记录的港币收入，英镑收入也只是略有下降。即便如此，罢工和抵制对香港的贸易无疑造成了严重而持久的损害。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图为南京国民政府成员合影。
蒋介石的北伐最终取得了成功。到1928年，国民党以及配合北伐的地方统治者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满洲是个重要的例外，地方军阀张作霖在那里建立起半独立的政权。此外，毛泽东领导的一些忠诚的共产党人依然留在江西。中国的新首都建在南京，远离危险地毫无屏护的北京（当时更名为北平）。地区冲突仍时有发生，1929年，广西、广东两省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内战。内战结束后，两省又联合起来与南京对峙。与中央政府的冲突结束后，两广地区仍处于半自治状态，享有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其他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尽管农村地区依然落后。1928－1937年的南京政府似乎要成为国民党统治下新中国长治久安的开端。这个政权得到列强的承认，各国使馆也从北京迁到南京。中国陆续收回因西方侵略丧失的权益，日本和英国把青岛和威海卫归还给中国。国际间以务实的方式表达对中国的同情，降低拖欠公债的账面价值，重新谈判相关条件，还安排了新贷款。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独立民族主义国家签署的这些协定，其条款几乎与半个世纪前签订的那些被视为帝国主义剥削的条约如出一辙。
1928年6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等合影。
1927年，英国第一舰队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
在罢工的高潮阶段，施勋于1925年8月21日写信给妻子：“我确信即将发生一场巨变，人民意识到被愚弄后，广州的俄国人将面临可怕的惩罚。”(9)惩罚临头的时间略有推迟，最终在1927年12月残酷地兑现了。斯大林指示广州的代理人组织一次起义，指示得到忠实执行。起义导致了常见的暴行、破坏和伤亡，随后建立的短命的公社未能获得多少支持，被国民党军队迅速扑灭。镇压造成了更大的杀戮，6名仍留在领事馆的俄国人中有5人遇害。此后，广东先后被多个国民党派系控制，在派系交替期间比较稳定，变得日益繁荣。(10)过去的严酷被遗忘，金文泰访问这座城市时感受到“一种热情洋溢的亲英情绪”。
与暴力事件不断的广东相比，香港无异于风平浪静的避风港，生活也恢复了常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香港并非一个有魅力的地方。1902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条例，延续了自设立山顶保留区以来的种族隔离。这项条例仅以卫生这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华人灭蚊的能力受到怀疑），把九龙2万英亩土地划拨给欧洲人。自最初的时期以来，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已经改变，这与印度的情形颇为相似。最早的殖民者认为，他们遇到的中国人奇特、富于魅力，往往不好对付，不时有一些令人钦佩的人物，当时英国人至少是把中国人看成独特的同类。1842年，按察司与皇帝的叔父共舞；璞鼎查和耆英交情甚笃，璞鼎查手下的外科医生理查德·伍斯南还曾为“可怜的老伊里布”去世伤心落泪。但是，这些中国人都是大权在握的帝国高官，他们往往颇具魅力。殖民地建立之后，西方人接触的是地位卑微的华人，仆役、店主，充其量是买办或商人。这样一来，香港的种族歧视之外又加上了社会歧视。香港的西方人也并非来自社会顶层，除少数人外，文职人员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往那些指挥舰队、影响政府决策的显赫大班已经隐退，留下来的是经商的商业人士，这些人往往卓有成就，却不再有大班那样的威风。
在某些场合下，情况也会有些许变通。19世纪50年代，香港社交界就接纳了一位华人，即高和尔的妻子。她让自己的孩子在大教堂里受洗，还设宴款待过剧团经理阿尔伯特·史密斯，史密斯与她一家人度过了“此行最愉快的一个晚上”。高和尔夫妇是大教堂的重要支持者，还为多达24人的家眷延聘了一位私人牧师。宗教界本应主张人人平等，却变得墨守成规，至少英国国教徒是这样，他们死抱住社会等级观念不放。不从国教者比较开明，1877年，伦敦传道会的罗尔小姐描述了一次有华人家庭参加的宗教仪式：
他们使仪式具备一种社会功能，婴儿被带来参加仪式，由母亲负责照料，男女小孩同婴儿一道玩耍……就连家犬也与小家伙们逗乐……像一次沉默的野餐……歌声听起来有点可怕……凡是识字的人都觉得有义务把歌词大声喊出来，就像祭祀巴尔神的司祭那样，他们以为上帝睡着了。(11)
高和尔不但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还是共济会成员。多年前，共济会香港分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吸收华人入会，最晚到1895年就有这样的记载：“总会强烈反对批准华人加入共济会。我们不幸已经让一两个这种民族的人加入了分会，他们的人数不会再增加了。”(12)
1869年艾菲的香港之行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此时香港的英人社会已略具雏形。总督与常任官学生位于社会的中心，与驻军总司令、会督（当然是英国国教的）和大班构成了金字塔的顶端。这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加上他们的妻子共有30人。那些体面的人士，太平绅士、主要的陪审员、各个行当的业主，大概有300人。接下来是部属、职员和店主。少数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葡萄牙人和帕西人也得以跻身这个社会。他们清楚自身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在许可的范围内发财致富。在这个社会之外，有一定数量的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他们心安理得地担任基层文员和低级行政职务。从个人所属的俱乐部可以清楚地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精英分子是香港赛马会和香港俱乐部的成员，维多利亚俱乐部则允许其他人士入会，德国人有自己的俱乐部日尔曼尼亚俱乐部，葡萄牙人有卢西塔尼亚俱乐部。板球俱乐部和业余剧团广泛网罗人才，萨勒敦勋爵的牧歌俱乐部也是如此。
不久之后，有一两位华人进入英人社会，不过始终没有被完全接纳。何启爵士是第一位进入英人社会的华人，他兼具东西方背景，坚持认为华人是与众不同的。在他看来，一些欧洲人似乎“忘记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人与来自欧洲的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差异。他们容不下习性、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的差异”。(13)何启曾劝说卢押，随地吐痰当然令人不快，但不应该、实际上也无法禁止华人这么做。何启认为华人不反对种族隔离，但第二代华人爵士罗锦文在取消住宅隔离（直到1946年才实现）之际强调，“完全是由于种族歧视的缘故……华人居民十分坚定而强烈地反对这一举措”。(14)
格兰维尔·夏普出资创办以其妻子Matilda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明德医院是医院的中文名称。
明德医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变办院方针。明德医院开办于1906年，这家按照商人格兰维尔·夏普的遗嘱，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医院，“主要是为了给予无助的病人帮助、照料和幸福……尤其是……穷人、无依无靠者、被抛弃者和孤独者”。惟一的条件是病人必须是白人（1940年，一位美国妇女被禁止与华人结婚，很显然，正式提出来的原因是民族而不是肤色。“华人不得入内”被普遍视为理所当然，无须令人尴尬地加以明文规定）。夏普是个颇受尊敬的商人，不加掩饰地流露出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他在1896年时写道：“以前我们太仁慈了，我第一次来香港时，每个中国苦力都会脱帽致敬，站在一旁为你让道。如今你还能见到有苦力这么做吗？我们没有发挥我们确定无疑的优势，我们必须用权威来统治。”(15)
夏普抱怨欧洲人以往那种无动于衷的无情态度有所软化，这种态度已被令人气愤不已的自命不凡所取代，华人对此深恶痛绝。19世纪70年代，一位华人绅士抗议自己未得到他的同事都享有的“先生”的尊称。公共场所不允许有正式的种族隔离，这并不能杜绝为能否进入博物馆，或能否在公园里坐相同的椅子所发生的争执。1908年，甚至有人提议要专门为外国人保留一些停车场地和部分公交设施。“当然，”陈刘洁贞博士评论说，“如此露骨的歧视性立法没有成为现实”，(16)它所体现出来的心态却是毫不掩饰和十分普遍的。事实上，香港确实存在制度化的歧视。例如，华人不能获得东方殖民地政府部门的高级职务，直到1942年，殖民地部才取消高级官员必须是“纯欧洲血统”的要求。甚至到1992年，香港的最高职务仍全部由英国官员出任。(17)这种情况与印度事务部形成了鲜明对照。印度事务部是一个颇受重视的部门，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它一直鼓励印度籍求职者担任最高职务。在锡兰，最高级职位有三分之一由锡兰人担任。在香港，即便是那些在帝国其他地方总是由当地人充任的低级职位，也只留给外来的白人。政府宣称，一旦面临危急时刻，无法依靠广东籍警察管制他们的同胞，他们无力或不愿对抗罢工者的威胁。政府招募欧洲人、印度人以及威海卫的中国人来代替广东籍警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华人才得以在警界担任副帮办之职，但仍需听命于职位比他们低的英国警察。到1946年，极端保守的警察司辛士诚仍旧维护这种不可原谅的政策，还希望禁止种族间通婚。在香港其他政府部门，完全是出于种族上的原因，欧洲人——他们多半不是侨民，而是就地招募的——从事与华人相同的工作，报酬却比华人高。从试用期文员到卫生官员，华人与欧洲人在所有级别都受到区别对待。
华人在警界只能担任低级职务，直到二战前夕，这种状况才略有改善。
斯特娜·本森
斯特娜·本森时期香港英国人的婚礼
这种做法并未招致人们想像的那种明显不满。1936年，罗景文爵士甚至表示华人并不期望获得与欧洲人相同的薪水。(18)同时，还应考虑到华人自身的种族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歧视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华人一般不会特别希望与欧洲人一道消磨时光，与印度人不同，华人从不打板球和马球，既不骑马狩猎，也不会热切地仿效英国中产阶级的风俗。汉族人认为自己几乎与人类其他种族完全不同，其他民族在注意到华人的进步的同时，必定时常怀疑华人的这种信念是否有问题。如果那些散发着刺鼻的汗味、吃奶酪的西方人想保持他们令人反感的习惯，华人是不会有怨言的。英国高级官员是可敬的，华人社会本来就有尊重权威的传统，这些大人物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不去贪污受贿，就更值得敬重了。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愤恨，即不论是哪个种族的低级官员都不会放过小捞一笔的机会。过去，人们一直默认官员的手下，即衙役，凭借他们的职位捞油水，所以现代的跟班、听差之流干同样的事情，未必会引起怨恨情绪。平民与警察或其他官吏发生小摩擦，总是适度地送点礼物息事宁人，乃是常见的惯例，不会引起多大的愤怒。
在香港，其他民族的居民很可能因为某些英国人的态度受到伤害。葡萄牙人历来受人轻视，只能担任低级职务。以前曾有人数次提议让葡萄牙人进入立法局，直到1927年，葡萄牙人布力架才被任命为立法局议员。较之葡萄牙人遭受的侮辱，下院议员亨利·诺曼爵士对犹太人的侮辱更加露骨。他把香港俱乐部门厅的犹太人称作“以黑人小队闻名的古怪小分队，从他们的巴勒斯坦人的面容和斯皮特菲尔德口音就可以认出他们”。(19)布力架本人在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1921年，他劝说刚刚成立的联谊会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不分种族、阶级或宗教”。协会主席亨利·普乐想证明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在罗景文的支持下，布力架获得了胜利。此后，香港在这个方面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0)
愚蠢的势利和顽固地恪守礼仪，使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内部发生分化。小说家斯特娜·本森在日记里十分客观地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个殖民地的状况。斯特娜是个成功的作家，她的丈夫是中国海关税务司詹姆斯·奥戈曼·安德森，因而在香港社交界拥有稳固的地位。斯特娜的看法直截了当、不落俗套，往往危及她的社会地位。她对香港并无偏爱——“这是个乏味的地方”——虽然她喜欢航行和游泳。她对香港社会的狭隘感到厌烦，“这里没人读书，没人对欧洲政治感兴趣……实际上，这里甚至没有人喜欢最起码的诚实……人们的面孔冷若冰霜，除非是谈论娱乐和天气”。(21)闲聊是主要的消遣，施勋如实地向妻子转述了一些最重要的话题：“至于布罗克斯厄姆上尉的婚事，情况是这样的：在春天，一个杂耍剧团两度来本地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6位年轻女士跳一种名叫‘利·怀特的美人’的舞蹈。您的朋友哈里曼钦慕其中一位女子，还买了一枚戒指，据说她在马尼拉把戒指当掉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布罗克斯厄姆上尉与另一位女子奥黛丽·琼斯订了婚。”(22)
当作家、索瑟恩女男爵贝拉·伍尔夫向她求助时，斯特娜·本森找到了有益的消遣。贝拉·伍尔夫是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小姑子，她在自己的平庸之作中很少提及这层亲戚关系。作为辅政司的妻子，索瑟恩夫人（她当时还未被封为女男爵）负责接待二等英国居民，“她耍了一个聪明的计谋，设法把九龙家道衰微的贵妇人和太平山家道兴旺的贵妇人”一起拉到茶会上，她邀请后者“使这些下层社会的人变得优雅”。1931年8月18日的茶会上，斯特娜让气氛活跃起来，她“淘气地”教“索瑟恩夫人和两位很正派的华人，周和唐，玩扑克”。斯特娜并不喜欢索瑟恩夫妇，她在日记中写道：“索瑟恩先生为人还欠火候，他相当英俊，但不知何故显得软弱，不够厚颜……就像个小面团。索夫人十分精明、坦率，不知怎么的，她那十分讨人喜欢的做派使你觉得她的职责就是支持丈夫的事业，很奇怪她会是列奥纳德·伍尔夫的姐姐，她可一点也不聪明。”
当时香港华人和英国人中产阶级
1936年总督府
斯特娜敏锐地注意到香港社会的特点，“香港的女孩子似乎与伦敦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层后座上唧唧喳喳说着蠢话的女孩属于同一个类型”，热衷于“奴隶般地向男人自我奉献”。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瑞切尔·克劳迪夫人——她在战时负责护士自愿救护队，后担任国际联盟社会问题和鸦片贸易署署长——前来香港，她在去总督府之前先会见了斯特娜。直到面对总督“冷冰冰的面孔”，斯特娜才意识到：“我已铸成大错，在总督递给他的客人饼干之前就款待了她。我立刻感到非常忧虑，惟恐妨碍詹姆斯的前途。”总督的助手证实，瑞切尔夫人不恰当地前去会见斯特娜，总督为了等她，不得不将午餐推迟半个小时，为此总督确实相当不快，斯特娜应向总督深表歉意。斯特娜及时表达了歉意，也得到了原谅，但晚宴上詹姆斯被安排在末席，“非常奇怪，那些杀猪的、修电灯的、兜售保险的，席位都被排在中国政府的代表之上”。
斤斤计较于排名座次历来是香港社会的一个特征。每逢正式场合，人们都遵守一份公认的标明社会地位的等级名单。这份名单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安排，例如，（五级）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的夫人排在最低级爵士之女的前面，后者的地位则高于贵族次子所生次子的夫人。这份名单或许对关注此事的贵夫人有用，她们对自己所属的具体等级一清二楚，在香港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名单罗列了178个等级，香港社会几乎完全是由第173等级组成，这个等级排在皇家陆军中尉之后，属于“专业人士，如律师、代理人、学监、工程师、建筑师、开业医生、艺术家、文人、商人、大工厂主、教师和其他人”。人们注意到，这个阶层完全是由不同职业者组成，他们被视为“拥有某种社会地位”，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的前后次序。(23)
1922年，香港政府欢迎威尔士亲王来访。
“来宾签到”的例行仪式划分了不同的阶层。访问外国首都，尤其是殖民地，在大使馆、高级专员府或总督府的来宾签名簿上签名，在过去被视为雅事，直到如今在某些圈子里依然如此。在香港，这属于基本的外交礼仪。1935—1937年任香港总督的郝德杰爵士讽刺地描述了一个虚构的殖民地是如何实行这种礼仪的：“部门负责人必须签名，他们的副手应该签名，其他有10年以上资历的官员可以签名……立法机关议员必须，市镇委员会成员应该，商行负责人和其他授权‘代理’签名的人可以签名……其他人等一律不得签名。”(24)这本签名簿可以作为一本指南，决定邀请什么样的人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从私人晚宴到女王诞辰日举行的人员芜杂的游园会。
葛量洪爵士（1947—1957年任总督）写道：“浮夸似乎是辅政司和公司老板一类重要人物固有的秉性。香港政府机构极其臃肿，对小事斤斤计较。”葛量洪“对总督、辅政司和其他高级官员花那么多时间处理本应由低级官员去办的小事感到震惊”。(25)由于把财富的多寡当作重要的衡量标准，人们的判断力十分低下。香港的穷人也和英国的穷人一样，在绅士派头中求得些许慰藉，这一时期《笨拙》杂志的笑话取材于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穿了什么不该穿的衣服。
照片中可见1935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新大楼
大公司的惯例加剧了香港社会生活的狭隘和势利，开明人士对此难以忍受。汇丰银行的雇员必须答应在东方工作的最初10年里过一种体面的独身生活，只有得到总经理的许可才能结婚。20世纪30年代初，格兰朋出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格兰朋精力旺盛，“粗鲁、傲慢、刚愎自用，缺乏圆通”。他谈论下属职员婚姻的信函，真实反映出他的粗鲁：“我不赞成与非英国籍妇女结婚”，“外国人、本地人、混血儿肯定在禁止之列”。(26)（如果这条歧视性禁令生效，那么波普·轩尼诗和宝云两人的婚姻都在被禁之列，因为轩尼诗夫人是混血儿，宝云夫人来自意大利科孚岛。）格兰朋还仅仅是这种粗鲁言行的一个例子。汇丰银行的政策是不让华人进入董事会，种族主义倾向远比其他地方的汇兑银行严重。其他香港公司乐于让职员与欧洲人通婚，事实上，不少香港银行职员与外国人结婚，但没有一例是华人。哈迪上校在二战前曾是驻中国基地的下级军官，他亲口告诉我，他因为过分热情地与一位年轻华裔女士跳舞而受到上校警告，这位女士还是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出身于大富之家。(27)
葛量洪爵士曾于1932—1935年间在香港任政务官，战争结束后，他返回香港出任总督，此时他发现情况有所好转：
我回来后首先注意到的现象之一，就是社会上的势利风气有了显著的改观。“大班”和政府高级官员不再被人们——包括他们自己——敬为天人……我还注意到各民族之间更为和睦……正是一些欧洲人对亚洲人心理上的傲慢态度引发了极大的愤恨，尽管建立殖民地和治外法权这类实质性的侵犯更令人愤恨。欧洲人的傲慢基于如下的假定：欧洲人生来就比亚洲人优秀，其表现形式是拒亚洲人于俱乐部之外，彻头彻尾地无礼或是摆出一副恩人的架势。(28)
任何这类假定都在1941到1945年间被无情地打得粉碎。
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
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1922年9月16日，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督司徒拔沮丧地致函殖民地部：“这是毁灭的开始。我曾向你们表示，我认为我们会继续保有香港50年，现在我认为顶多不过20年。”(29)就在司徒拔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英国政府正不由自主地采取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使得英国在司徒拔爵士预言的时间之前就丧失了香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预定于1922年续订的《英日条约》就已经出了问题。这项条约是战前达成的，英国想借助日本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对抗德国海军的威胁。日本的参战，尽管不是特别积极，确实起到有益的作用。日本的中立同样可以保障至关重要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到1922年，局势已经明朗，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可能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大国，英国与这两个大国均保持了友好关系（英国人认为俄国陷入国内问题不能自拔，难以构成多大的威胁）。像以往一样，中国的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与美国的友谊是最重要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英日同盟中获益最大，以现实的态度看待美国不愿维护从前盟友的利益——此时美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不光彩的孤立主义时期。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试图解决问题，这次会议旨在确定未来各国的远东和太平洋政策，并就限制海军军备达成协议。会议开得拖拖拉拉，令人费解，期间有三个会议同时举行，每个会议有不同的与会国参加。美国、英国与日本最终达成协议，三国海军舰只总吨位的比例确定为5∶5∶3，各国主力舰的最大排水量限制为35，000吨，10年内暂停建造主力舰，停止扩建香港的防御工事。英国没有续订英日同盟条约，这个举动将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科勒利·巴内特认为《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30)但这项条约本身是否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值得怀疑。既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只愿意维持最低限度的军备，那么即使没有条约限制，英国也未必会向皇家海军投入充足的资金，使其能够发挥超出炫耀武力之外的作用。
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未能续订《英日条约》深感忧虑，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远东是最危险的潜在动荡地区。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不同意这种看法：“对日作战！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我认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决无可能……试想我们因为中国的缘故与日本发生冲突并对日宣战，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得不把我们最精锐的舰队开往新加坡。香港势必在最初阶段就被日本占领。”即使像丘吉尔这样热诚的海军支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自称是“海军的人”——也很愿意削减海军军费，“他们（海军）应当以未来20年之内不发生针对一支一流海军的海战为基础，重新确定全盘计划、规模和标准”。不仅如此，削减海军军费还有选举上的考虑，“如果我们带着这些巨额花费的海军财务报表参加大选，又提不出其他东西……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做法比这更会确定无疑地导致社会主义者的胜利”。丘吉尔认为，工党一旦上台更会大幅削减海军军费，那样的话，海军的下场更惨。(31)
英国之所以选择新加坡而非香港作为英国的远东基地，完全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一支巡洋舰舰队从新加坡出发，能够在两天之内到达印度洋，或是抵达中国南部海岸。新加坡位于一个半岛的顶端，这个半岛也属于英国领地，四周有英国、荷兰和法国属地的可靠保护，只有独立的暹罗有可能成为日本侵略的跳板。另一方面，香港的位置虽然也非常适合在中国海展开行动，却令人不安地靠近日本，离日本占据的领地福摩萨更近。人们大多同意丘吉尔的看法，即香港实际上无力抵御来自大陆的进攻，至少就为此目的配备的任何部队而言是如此。《华盛顿条约》规定不得扩建香港的防御工事，塞缪尔·霍尔爵士甚至希望采取进一步行动，拆除现有的一些工事，而这些工事本身就不完备（该岛的全部重型装备只有两门9.2英寸的大炮和两门6英寸大炮）。外交大臣寇松勋爵表示反对，霍尔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32)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安全取决于中国依然由对英国还算友好的人控制，至少由那些没有太大能力造成损害的人掌握。人们始终认为香港的积极防御有赖于皇家海军的迅速驰援，然而，两个因素将改变这种状况，一是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二是空中力量的发展。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列强在华盛顿确立的政策似乎有望获得成功。日本没有滋事的迹象，它加入国际联盟，举止适宜，像一个模范会员国。由于未能续订《英日条约》，英国这个昔日的朋友和顾问——英国人使得东乡平八郎海军司令成为打败俄国海军的民族英雄，第一支打胜仗的日本舰队也是在英国造船厂建造的——背弃了日本，日本没有表现出丝毫怨恨。其他国家也推行了十足的种族主义政策。1924年，美国通过一项移民法案，法案明显旨在限制非北欧移民的人数，尤其对日本移民做出严格限制，废止了以前实行的“君子协定”，把日本移民配额确定为低得荒唐的每年200人，当时仅加利福尼亚就有10万日本人。(33)
20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霞飞路
英国决定把远东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新加坡——虽然那里修建军事基地的进度大大落后于最初的预计——削弱了香港的战略重要性。上海的发展则使这个殖民地的贸易地位大受冲击，到1911年，上海的货物吞吐量为18，179，472吨，逼近香港的20，490，520吨。香港的货物吞吐量大部分属于运往其他港口的转口货物，所以上海的实际国际贸易额已经超过香港。1911－1915年间，中国28﹒3%的对外贸易是转口香港。大罢工和抵制之后的5年时间里，这个比例降至16﹒4%。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反英情绪高涨，英国对华贸易遭受打击，香港更是首当其冲。其他英帝国领地的对华贸易大多通过上海，其所占份额增加到几乎与香港持平，1930年上海为16﹒7%，香港为16﹒8%。英国对华贸易衰退，日本和美国从中获得实惠。到1918年，日本几乎占到对华贸易总额的40%，之后开始下降；美国对华贸易稳步增长，最终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到与其他主要竞争者相同的份额。
相对于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有趣得多，正如W.H.奥登所说：
在这里，疲倦或好色的商人能够找到满足欲望的所有东西……参加赛马会、棒球比赛或足球赛，看最新的美国电影。如果想要男孩或女孩，可以在公共浴室和妓院以不等的价格弄到手。如果鸦片瘾犯了，可以去最好的烟馆，鸦片就像下午茶一样放在托盘里。在这个地方很难弄到好酒，但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多得足以浮起一支舰队……最后，如果想忏悔，这里有各个教派的教堂和礼拜堂。(34)
贝璐
无论如何，香港也有这些赏心乐事，只是更多地受制于法律和社会禁忌的束缚。半个世纪之前，吉卜林就在《飘洋过海》一书中写道：“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如果有人想品尝堕落的乐趣，就去香港好了。”50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
香港的状况与上海贸易的持续发展形成鲜明对照，香港越发显得像个停滞不前的殖民地，金文泰之后的总督人选反映出香港的这种地位。作为在现场的人，殖民地总督传统上具备宗主国政府赋予的很大的行动自由，倘若总督是公认的人才，并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不受欢迎的独立性。金文泰不时让殖民地部感到担忧，“他觉得自己作为香港总督，有权掌管中国南部的全部海陆空部队，决定我们在那里的政策”。(35)
1930年，海峡殖民地发生危机，需要有一位资深官员出任总督，金文泰不得不前往海峡殖民地。金文泰对冷漠无情的殖民地部深感失望，与夫人佩尼洛普一道不情愿地离开香港，两人都很悲伤：“对于我们两人来说，离开我们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我宁愿快乐地留在这里，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36)
贝璐爵士被匆忙找来替代金文泰爵士，他从未想过竟然能获得如此重要的职位，不由得担心自己的前途。若论天资，贝璐远不及金文泰，但他为人端方，不大会让白厅神经紧张。“一个英俊而不动声色的老人”，这是斯特娜·本森对贝璐的第一印象。“与统治着帝国边陲殖民地的任何一个和蔼而正统的老人几乎毫无二致”，日后她觉得这位总督是“一位颇具魅力和聪明的老人”。这是贝璐爵士首次出任殖民地总督，此前他已在各个殖民地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2年。他的前一个职务是在马来联邦担任辅政司，所以对华人相当了解。在广为人知的“妹仔”(37)和卖淫问题上，他的这种知识很快就将面临考验。
关于如何控制香港的卖淫问题，殖民地部与香港政府过去就曾经发生过冲突，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见第九章）。改革家痛恨不已的《传染病防治法案》已经废除，香港政府仍然保留了查禁妓院的权力。既然得不到政府许可的妓院必须关闭，这就等于授权当局明确指定哪些妓院可以继续开业。实际上，对于香港政府而言，不论引入何种管理体制，都可以取得最佳效果。当局热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妓院分成接待欧洲人的妓院（这类妓院又可细分为拥有欧洲妓女、日本妓女和华人妓女的妓院）、接待印度人的妓院和接待华人的妓院（又分一、二、三等）。华民政务司署秘书科确定鸨母向手下的女孩收取食宿费的数额。凡有意操此行当者，必须携带三张本人照片到华民政务司署接受详尽的盘问，以证实她们是自愿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当局消除了疑虑，并且女孩的年龄超过19岁，就发给她一张贴有本人相片的卡片，上面有她的编号、姓名以及地址。另外一张相片由秘书科留底，第三张相片交给妓院老鸨，贴在妓院的花名册上。(38)
妹仔
这种制度化的卖淫体制完备有效，运行良好，当事各方都十分满意，还防止了性病的蔓延。国际道义力量要求废除这种体制。1921年，“防治性病全国委员会”的一个考察团访问香港，考察团由奥利佛·内维尔－罗尔夫夫人和哈勒姆博士组成。他们提出的措施日后最终付诸实施，结果导致性病发病率猛增3倍。总督司徒拔曾经在“妹仔”问题上遭到卫道士克拉拉·黑斯伍德夫人的严厉抨击，拒绝与考察团合作。
考察团不难找到抨击的靶子。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政府始终遵循既定的惯例，即华人事务由华人自行解决，政府只负责推行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标准。结果，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居高不下，对华人妓院的管制也比欧洲人妓院松懈得多。合理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在华人和欧洲裔居民中推行相同的标准。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躲避中国大陆不断升级的动乱涌入香港，那些主张采取不同标准的论调明显变得苍白无力，问题是这无异于鼓励堕落（在英国卫道士看来，“堕落”一词特指七宗罪中的卖淫）。无论如何，妓院必须关闭。
新加坡首先成为新兴的道义浪潮的牺牲品。1916年，新加坡查封了妓院。结果非常糟糕，乃至一个医疗委员会敦促全面恢复《传染病防治法案》。这当然与时代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白厅严令新加坡查禁妓院。数任香港总督巧妙地推行无为政策，司徒拔还有其他事情要应付，金文泰想方设法回避保守党政府并不热衷的这个问题。贝璐十分清楚新加坡的状况，在香港推行同样的方针，在殖民地部的支持下竭力维护既定体制。他徒劳地主张维护华人的“忠诚”，提出“华人看待卖淫的态度与我们不同……妓女不是‘西方’国家中的社会弃儿。妓女往往成为十分体面的妾”。(39)这种论调自然难以说服阿斯特尔夫人这样的反对者，在这些社会改革家看来，妾与妓女没有什么两样，都十分令人反感。贝璐的说法没有说服任何人，只得采取行动。1932年，接待欧洲人的妓院关闭。3年后，接待华人的妓院也关闭了。
结局正如在这个问题上富有经验者所料，街头流莺随处可见，伪装成按摩厅或舞蹈学校的“地下”妓院大量涌现，士兵感染性病的比例由7%上升到24%。普通居民患性病的人数无法估计，肯定更多。1938年，当局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的结论是“查禁妓院导致性病患者增加，对这个殖民地卫戍部队造成了可怕的影响，街头令人不快的状况比以往的妓院更有失体面”。(40)随着中国大陆的形势恶化，新来者蜂拥越过边界，加入到这个最古老的行当之中。湾仔成为有组织卖淫的新中心。1941年日本人到来时，南平妓院和舜华妓院被选中作为香港银行家的临时住所。
斯特娜·本森对当局拖延关闭妓院感到震惊，她在1930年11月1日写道：“眼下十分清楚，政府（目前的成员有哈利法克斯先生［华民政务司］、伍德先生、金文泰爵士）非常狡猾和不真诚，故意把众人注意的中心转到‘妹仔’或奴婢问题上，并且废除了那种习俗，因为那是一种华人的习俗，不会影响到欧洲人。”
妹仔
1922年，德文公爵阐述了日后成为英国殖民地政策基础的“德文宣言”。
1898年，东华医院新楼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