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即靖远街事件。——译注
(23)同①。
(24)这一段引文引自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1844年3月27日，1844年5月6日，1845年4月28日。
(25)柯林森上尉（柯林森手稿）的这些未发表的信函收藏于香港历史档案馆。这些信件是关于早期香港情况的最佳资料之一。
(26)科宁厄姆：《鸦片战争》（Conynghame，The Opium War），第230页以下。
(27)柯林森手稿。
(28)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引自雷德与克锡前引书。湾仔现在还有渣甸街和渣甸坊，但没有任何以他们的竞争对手颠地洋行命名的街道。
(29)柯林森手稿，1845年1月26日。
(30)欧德理，前引书，第222页。
(31)莱斯利（W.Leslie）等人，1844年12月6日。欧德理，前引书，第226页。
(32)安德葛：《香港的政府与人民》（G.B.Endacott，The Governmentand People of Hong Kong1841—1962），第75—76页。
(33)外交部档案（FO288/34）。
(34)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42页。
(35)同上，第135页。中文文献尚未公开发表，我在北京的档案馆也没有找到副本，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耆英不想公开这个让步。璞鼎查在1842年11月3日的函件中附上一份译文，英国人肯定认为（他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些让步令人鼓舞，请见上书，第36页以下。
(36)下引文见龚自珍：《与人笺八》。——译注
(37)韦特贝克：《龚自珍的历史观》（Whitbeck，‘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 Tzu－chen’），第205—206页。
(38)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138—143页。
(39)巴加档案，费正清似乎没有利用这些文献。
(40)米契尔报告，1850年12月28日，《关于香港殖民地的文件》。
(41)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42)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81页。
(43)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1844年11月。
(44)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1844年7月。
(45)同上，徐继畲的奏折记录了德庇时访问南通的经过。
(46)司蔑：《中国口岸城市巡游记》（G.Smith，Narrative ofand Exploratory Visit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第495页，另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71页。
(47)科斯廷：《大不列颠与中国》（W.C.Costin，Great Britainand China），第120—134页。
(48)《岩石上的字迹》（‘Pencillingson the Rock’），德忌笠手稿，藏于皇家英联邦协会。
(49)同上。德忌笠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麻烦，他于1847年3月写道：“越来越糟糕的是，一个英国人若是想证明自己，就会损害甚至危及他的生活。”
(50)奈，前引书。欧德理，前引书，第216—217页。
(51)1847年12月5日，6名英国人到广州近郊黄竹歧村骚扰，打死村民1人，重伤1人，村民在激愤之下将6名英国人全部殴毙。案发后，德庇时带兵船从香港赶到广州，要求将参与此事的村民全部斩首，否则将黄竹歧村及毗邻的两个村庄洗平。耆英先后抽捕了17名村民，在英人压力下，将4名村民判为斩立决，斩监候、绞监候各1名，充军流放3名，杖一百徒三年6名。——译注
(52)诺顿－凯泽，前引书，第96页。
(53)克里，前引书，第175页。
(54)欧德理，前引书，第249页。
(55)理雅各，前引书，第163页。
第七章 英法联军
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
蒙哥马利·马丁的抨击、休姆与德庇时的争吵以及当地居民的抱怨，促使英国政府对香港事务和对华贸易进行调查。1847年3月，下院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头面人物是前辉格党政府财政大臣弗朗西斯·巴林。一些老中国通为委员会提供贸易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接替查顿成为阿什伯顿的议员的马地臣、银行家约翰·阿贝尔·史密斯以及乔治·斯当东爵士。委员会其他成员还有爱德华·卡德威尔、威廉·尤尔特、本杰明·哈维斯，这些人都是明智的改革家。委员会的最后一位成员是阅历丰富的激进改革家约翰·包令博士，包令虽然学识渊博，却异常不老练，因此常常被视为一个滑稽的人。
19世纪英国下院
特别委员会为那些喧闹不已的香港商人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场所。央孖地臣的证词最为有力，他认为香港的条件得天独厚：
香港拥有中国最好的港口之一……第一批欧洲人在香港定居后，中国人非常乐于经常光顾此地，它很有希望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没有任何限制，人们来去自由……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毫无束缚的贸易自由，香港肯定会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它最终将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
但是，自从德庇时到任后，香港开始走下坡路。央孖地臣谨慎小心地避免把矛头对准总督本人。
然而，1843年正式宣告了和平，香港正式割让给我们。组建起一个正规的政府，政府花费巨大，最大限度增加财政收入几乎成为政府惟一热衷的事情，目的是应付当地的开支……从此，香港陷入了困境。
按照《南京条约》补充条款的规定，帆船贸易被“根除”了。警察（“由最寡廉鲜耻的华人组成”）和鸦片承包人“彻底毁灭了香港的贸易”，贸易转到淇澳岛，那里——
自1844年起兴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土著城镇，大约有3000到4000人，全部都是弃香港而去的小商人和船工。他们修建了房舍，几乎完全不用付地租。海滨有一座欧式旅店和台球厅（里面用的是从前东印度公司的台球桌）……在中国人的统治下，这个地方迅速发展，而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贸易销声匿迹了，每天都有一些人弃之而去。
央孖地臣最愤慨的是政府在土地拍卖和租金上过于苛刻。他强调必须放弃短租期和高地租，代之以适中的价格和永久租期。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再加上：
废除所有现行的包税区，废止现行的各种恶劣的税收，诸如对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等征收的税金。还要停止对华人进行登记，因为这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相信，香港在数年之内就会有新的转机，成为我们最繁荣、最有价值的领地之一。(1)
一位独立的证人、璞鼎查的副官麻恭上校支持央孖地臣的观点。约翰·包令博士率先询问麻恭上校，其间涉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包令：委员会认为，你的看法是，土地拍卖收入以及一项旨在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治安税乃是该殖民地惟一合理而正当的收入来源？
麻恭：我想是的。我认为应该从土地租金中获得更多收入，因此，若要在该岛彻底废除所有小税种，就应该拿出更多土地拍卖，如果取消所有那些税收，这个殖民地将更加繁荣。
包令：消除微不足道的不快，能够极大地鼓励人们在该岛定居？
麻恭：是的。中国人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不喜欢被人打扰。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无法了解我们的行为方式；当他们被告知要先做某事再做另一件事，他们就会感到害怕，也就不会接近我们了。
委员会最后提交了简短而审慎的报告，报告只对香港问题给予了有限的关注。这份报告有10页篇幅，7页是讨论降低茶叶税的理由。报告引证英国咖啡消费的迅速增加（1821年消费量达700多万磅，1846年时已超过3，600万磅，每磅税率4便士），说明降低茶叶税不一定导致政府总收入下降。这表明白厅同以往一样，关注的是来自茶叶而不是鸦片的财政收入，后者被不以为然地不予考虑。报告紧接着表示：“鸦片贸易在福州府很兴盛，带来了常见的败坏居民道德的作用，对该地金融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后者可以通过将这项贸易合法化来消除，前者恐怕不容置疑地与这种贸易密切相关。”
香港问题是委员会报告所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所占篇幅只有一页多一点。报告称委员会考虑了“居住在香港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们的抱怨……在告知买主用有限的75年租期来代替他们希望拥有的更为长期的权益时，没有体现出诚意”。
委员会同意：“我们认为下述做法是正确的，即维持一个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毋宁说是施加普遍影响和保护中国海一般性贸易的军事基地，其义务大部分应由商人或居住此地的其他人承担。”
报告声称，“整个体制”需要加以修正，“殖民地当局……的组建花费了不必要的开支”。报告还指出了总督的为难之处：“作为殖民地总督，他向殖民地部负责；作为王室派驻外国宫廷的代表和商务监督，他对外交部负责。最好是将这种关系加以简化。”此外，还应当努力与华人加强交流，“香港应该为掌握汉语提供便利条件，鼓励开办面向华人的学校，鼓励领事馆官员学习汉语”。
委员会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只要有良好的意愿，双方关系将得到和平的发展：
除了在广州之外，中国当局已经忠实地履行了亨利·璞鼎查爵士所达成的条约的各项规定。即使在广州，面临的困难似乎更多地是来自老百姓的骚动天性和敌视态度……而不是来自统治集团的恶意或缺乏诚意。任何臆测都不符合其他通商口岸执行的修好政策，尤其是不符合那位杰出的政治家耆英的性格，他执掌广东的政府，在各种场合表明他不仅支持和平交往，还开明地拥护他的国家的利益。
殖民地大臣格雷
这份报告在香港很受欢迎，商人们申诉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在第二年得到解决，999年的租期取代了以往的75年租期。不久，土地拍卖就将为香港政府带来了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尚待时日，英国政府却坚持认为必须停止为香港提供补贴。此时正值英国财政紧张时期，爱尔兰饥荒和铁路投机破产造成了额外开支，损害了商业信誉，破产成倍增加。作为一项应急措施，政府被迫暂停实施《银行法》。随着英国与法国的紧张关系升级，国防开支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尽管极不情愿，仍在征收皮尔政府规定的临时性所得税。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殖民地都很难指望宗主国政府同意增加开支，即使有可能增加，香港也不会在入选之列。在致首相约翰·罗素勋爵的信函中，新任殖民地大臣、严厉的格雷勋爵阐明了这一点：“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香港带来的非常庞大的补贴费用。”整个香港的冒险事业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个错误，“如果能够预见到这非常庞大的开支，以及事实表明的这个殖民地对我们的商业作用有限，那么人们是否还认为应当占领该地，就颇值得怀疑了”。
但是，一切责任应由前任托利党政府承担，“在您的政府组成之前很久，此事就木已成舟了。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努力削减该地行政部门的开支”。(2)因此，德庇时之后的香港总督将推行大幅度削减开支的政策。这种政策必将导致一个结果，即务必在中国避免卷入可能导致额外开支的纠纷。这个目标不难实现，因为此时的中国，清王朝正开始走向彻底的分崩离析。
咸丰皇帝
咸丰的宠妃懿贵妃，日后的慈禧太后。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
道光皇帝死于1850年，中国这艘“横冲直撞的一流军舰”（马戛尔尼语）已没有“够格”的人掌舵。正像马戛尔尼预言的，中国的局势迅速恶化。新皇帝咸丰只有20岁，为人轻浮，刚愎自用，又深受宠妃慈禧(3)的影响。慈禧即日后著名的慈禧太后，她在1856到1900年间始终把持着中国朝政。(4)咸丰继位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已是江河日下，濒于分裂的边缘，饥荒、洪水、战争不断，即使是更能干、更有经验的人，面对如此局面也会束手无策。1845年，黄河改道，淹没了北方的山东半岛，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大面积饥馑。3年后，明朝修建的宏伟工程、连接扬子江和华北的大运河断航。咸丰即位后数月之内，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了其毁灭性的进程，据称在未来14年里，这场反叛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守的估计有2000万人。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往往认为，西方列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太平天国起义者则是“光辉的”革命者，“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历史功勋，永远值得纪念”。(5)真实情况是，中国人民在传统儒家乡绅的领导下，自愿组成了新式军队。西方列强断定，支持清朝中央政府是确保稳定的最好方式。中国最终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新形势：其一，由于建立了职业化海关体制，帝国的财政资源有了更合理的安排；其二，一个乐于采纳西方方式的保守派改革者核心获得了支持。在弊端方面，低级乡绅的扩张及其接管地方行政，加之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北京的地方军队，最终导致暴虐的地主阶级和不负责任的军阀葬送了中国实行共和制的前景。
与中国相比，英国的政局和社会要平稳得多，虽然1846年皮尔政府垮台后的年代里，英国政局始终错综复杂。皮尔之后，历届政府在议会的多数地位总是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有时甚至还不占多数。政党忠诚受到个人好恶的左右，在最终演化为自由党和保守党之前，各党派成员在辉格党、保守—自由派、自由—保守派、保守—进步派以及皮尔派之间摇摆不定。除了这些派别之外，始终有一群不断寻找适宜机会申明自身主张的爱尔兰议员，他们通常与辉格党结盟，因为辉格党至少不会对爱尔兰人的要求置之不理。约翰·罗素勋爵的政府就是一个议会少数派政府，这届政府挺过了1847年大选和1851年的一次议会失败，一直维持到1852年2月，其实原因很简单：议会里没有足以取而代之的反对派。
文翰
像璞鼎查和德庇时一样，1848年3月就任香港总督的乔治·文翰爵士也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但他具有相当丰富的殖民地管理经验。文翰34岁时就被任命为威尔士王子岛（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即日后著名的海峡殖民地）的总督。海峡殖民地比香港大得多（人口为14万，香港仅有3万），但香港总督的地位更高。文翰在海峡殖民地时向印度三个管理分支之一的孟加拉总督负责，因此与伦敦隔了两个等级。在香港，他直接就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向内阁负责；在担任总督的同时，他还是驻华全权公使和商务监督。文翰爵士并不是担任驻华全权公使和商务监督之职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对中国人极端不信任。他在领事馆甚至不肯提升会说汉语的人，照他的逻辑，这些人会说汉语，显然是太同情中国人了。不过，文翰爵士是担任总督的上佳人选。巴麦尊评论说，之所以任命文翰，主要是考虑到他具备丰富的实际经验。在文翰担任总督的6年时间里，香港前所未有地平静下来。文翰爵士的看法与英国商人的观点十分接近，与前任不同的是，他与这些商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文翰爵士带着善于交际的妻子前来香港，这个事实有助于他与商人们融洽相处，也标志着香港进入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时代。为了安抚商人，他以香港总督的身份废除了德庇时征收的绝大部分令人厌恶的小额税种，还保证就殖民地内政事务与商人广泛协商。1850年6月，这种协商开始制度化，立法局有了两名平民议员。按照格雷的政策，应确保殖民地的每一项立法“更多地受到理智和有教养的居民的舆论影响”，行政局和立法局应该更多地参与殖民地的财政事务。首批成为“非官守”议员的平民是大卫·查顿和约翰·埃杰尔。从此时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始终认为立法局应有怡和洋行的一名代表。
香港为改善贸易状况所做的努力不够。理雅各认为香港的贸易“在整个（文翰）时期一直不景气”。在1852年提交给文翰的报告中，W.H.米契尔遗憾地指出：“与这个大国开展贸易10年之后，似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结局……中国所消费的我们的产品还不及荷兰的一半。”
乔治·维利尔斯
香港的商业侨民认为，振兴贸易的惟一途径是使中国内陆向外国商人开放，只有这样才能绕过中国当局在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有意设置的重重障碍。“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协会名称中“东印度”字样很快就去掉了，新的“英商中华社会”成为代表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强大的议会游说集团）发现巴麦尊勋爵乐于倾听他们的呼声。1850年，巴麦尊已经着手考虑寻求某种借口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拉兰敦勋爵维利尔斯都对英国对华政策发挥了影响。
文翰上任之初，并没有预料到会与中国人发生严重的冲突。理雅各曾经问过这位新总督，是否坚持必须按照1849年4月1日协定的规定开放广州城。“我能做什么，”文翰回答说，“给我的指示是维持和平，万万不可引发另一场与中国的战争”。然而，英国国内舆论正在转向。1848年欧洲革命的骚乱只在英国激起了小小的涟漪，最典型的是宪章运动者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签名者众多”的请愿书。但是，当巴麦尊被迫于1851年12月离开政府（他幼稚地热衷于祝贺路易·波拿巴在当月发动的政变，罗素无法再容忍与这位外交大臣的“小吵小闹”），政府的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巴麦尊在野仅仅3个月时间，就把从前的同事拉下马来，他得意洋洋地称之为“对约翰·罗素的以牙还牙”。之后的德比勋爵政府只维持了9个月，就被皮尔派保守党人和辉格—自由党人的联合政府取代，阿伯丁勋爵出任首相，罗素为外交大臣。人们仍不放心巴麦尊执掌外交部，他出任的是内政大臣之职。1853年，罗素辞职，已被封为克拉兰敦勋爵的乔治·维利尔斯接任外交大臣。维利尔斯上台后，巴麦尊的观点在外交部大行其道。联合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处置失当，结果在议会被反对派击败。1855年2月，巴麦尊在漫长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有机会组阁，克拉兰敦勋爵继续担任外交大臣。殖民地大臣从来不是最受欢迎的职位，一年之内创记录地先后有5人担任这一职务：乔治·格雷勋爵、西德尼·赫伯特、约翰·罗素勋爵、威廉·莫利斯沃斯、亨利·拉布谢尔。
庸医包令
像大多数继任者一样，德庇时和文翰的性格没有对香港的发展产生多大影响。总督们爱憎不一，处世方式也不尽相同，他们处在白厅和殖民地居民两重重压之下，仅有有限的行动自由，加之任期较短，限制了他们发挥个人影响。此外，还必须承认，香港总督中才干超群者寥寥无几。只有弥敦爵士（1904—1907年任总督）和卢押爵士（1907—1910年任总督）对日后的英国政治生活做出了贡献（弥敦还不是自始至终都有成就）。一些才干突出之人，如金文泰爵士（1925—1930年任总督），在这个殖民地的表现令人颇为失望。想在中国出人头地的少数人当中，领事馆、外交部门以及海关税务司署吸引了较有才华的人。但是，1849年约翰·包令爵士被任命为驻广州领事时就已经具有了欧洲声望（虽然这种声誉并不完全值得钦佩），他对香港的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
包令
包令编制的字母表
辉格党在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坛占了上风，自然有机会酬答党的支持者，包令就是一位受益者。1847年，包令曾在下院特别委员会质询证人，而在那之前20年，他就已经是个名声在外的人物。包令天赋过人、精力旺盛，是个观点多变的激进知识分子，功利主义改革家杰米里·边沁的著作执行人和亲密朋友，边沁就是在包令的怀抱里去世的。19世纪20年代，包令担任伦敦希腊委员会的干事，组织援助希腊独立战争，也曾卷入颇为可疑的希腊公债交易，还事出偶然地负责运送拜伦勋爵的遗骸回英国，是用一只装朗姆酒的大桶。(6)自1826年的坎宁开始，许多大臣都认为值得把这样的一个人才招致麾下。包令几乎具备所有的天赋，惟独缺乏常识，他熟悉几乎每一种欧洲语言，在西班牙、土耳其、埃及，尤其是法国，有广泛的联系。1827年，法国人把他当作间谍给抓了起来，但他幸运地逃脱了。5年之后，他又与法国人谈判一项贸易协定。包令不但是激进的下院议员（代表博尔顿和基尔马诺克），还是《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编，进而得以跻身伦敦文学界。他还写诗，所写的赞美诗至少有一首至今仍在传唱：“在基督的十字架下，我感受到欢乐/超越了时间的界限。”他还翻译过匈牙利语诗集。
一些英国高层政要对包令评价不高。梅尔本十分反感包令：“包令是个该死的家伙，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曾经抓住一位首相的领子！”（包令确实曾抓住法国总理梯也尔的领子，那至少部分是出于开玩笑。）巴麦尊乐于用其所长，同时又嘲笑这位“庸医包令”（包令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不过，包令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暹罗、奥地利、瑞典、俄国和荷兰等国王室获得了各种荣誉，在英国国内也不乏有势力的靠山。这些支持者当中最有势力的是克拉兰敦勋爵乔治·维利尔斯，他是辉格党—自由党政府的殖民地大臣和外交大臣，多年来始终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包令曾经与维利尔斯共同草拟了第一份关于法国与英国贸易关系的报告，并在1834年提交议会。这是包令最有分量的一次商业调查，维利尔斯从此对这位多才多艺的激进分子始终怀有一份诚挚的仰慕之情。
在写给克拉兰敦勋爵的一封信中，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姐姐艾米莉·艾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包令的形象：
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初次接触包令的第一印象，lepremier abord（译者按，法语第一印象之意），让人很难忘怀。他先是猛地全身在沙发上摊开，然后说：“好吧！说说你是怎么按照大致的方法行事的？”实际上我被他的鲁莽给吓住了，我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一本。“嗳！很好，非常好。你看，这就是旅行的成果。我喜欢有‘成果’。我凡事都要见成果！”……我在包令面前表现得最糟糕的地方，莫过于反驳了他的每一个看法，而且都是在我一无所知的问题上。我居然在西班牙谚语、荷兰渔业和比利时关税问题上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其实我对那种语言、鱼类或贸易一无所知。我想大概因为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不长，所以他没发觉我的无知，因为他一直在跟我争论，好像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谢天谢地，在两天的争论中我一直没有认输。在安特卫普，他非常客气地送我们上汽船，就在他要离开甲板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反驳他所说的一个地理学观点。你知道我的地理学再糟糕不过了，他必定是对的，这就使我觉得更有必要和他唱反调。不过，我不得不承认，除了他的态度令人反感之外……他是十分讨喜欢的一个人。他聪明而敏锐；其次，他是个如此自负之人，必定会在一天之内遭受十次羞辱，但他从来没让羞辱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总是富于幽默，热心助人。(7)
包令担任下院议员时就已经对香港产生了兴趣。1846年，他提醒下院注意“因轻微过失而频繁实施的鞭笞……4月25日星期六那天，至少有54人受此刑罚，只是因为没有带路牌”。关于鞭笞的争论持续了许多年，香港中产阶级与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前者赞同鞭笞，后者则谨慎地表示反对，而绝大多数总督，除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1877—1882年任总督）之外，全都支持鞭笞。
像经济专家通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包令的个人事务处理得很糟糕。希腊事件刚刚平息，他在铁制品上的投资又出了岔子，因此不得不在1847年寻求一份带薪的工作。此时，他的朋友在台上执政，为他在驻广州领事馆安排了一个职位。驻华领事并不是什么美差。在狄更斯的《小杜丽》一书中，这个职位是为巴纳克家族安排的最无利可图的职位，而且通常是为次要人物的次子或堂兄弟安排的职位。(8)包令虽然手头拮据，若不是想谋求更好的前途，本来不愿意接受这个职位。赴任之前，这位新领事与外交大臣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这可是个罕见的特权——得到了一些温和的鼓励。
巴麦尊显然希望包令能够在新的领域做出一番成就，他在1850年9月29日写道：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得不在中国实行另一次打击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这些半开化的政府，如中国、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需要每隔八到十年就训斥一顿，让他们服服帖帖。他们心智低下，难以接受长于这段时间的概念，而警告又没有多大用处。他们很少注意言辞，他们不但要看见棍棒，还要实际感觉到棍棒打在他们的肩上，才会服从使之服膺的惟一理由：“诉诸武力”。(9)
包令这位前和平协会主席似乎并不是挥舞棍棒的理想人选，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上任伊始便做出了一个典型的包令式举动：擅自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出一封言辞傲慢的亲笔信。包令本以通晓多种外语著称，奇怪的是这封信写得并不完美：
亲爱的总统：
我曾指望在动身去中国之前能够荣幸地与您见上一面，但这次行程非常仓促，政府要求我依照1847年的协定赶到广州城。中国人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开战理由……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也就是摆在您及所有人面前的只有一种前景……无论是您，还是我们，都不能接受屈辱的立场，否则我们就要听任他人摆布了。拉萼泥先生得到的那份条约（《法中黄埔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10)
19世纪洋人笔下的广州
这封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信函不仅反映了包令一意孤行的品性，还表明包令刚到中国不久就认为双方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除了包令自吹自擂的本事外，我们对其他事情并非全都一清二楚。很有可能，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他一直伺机寻找莫须有的理由来发动一场决定性的第二次对华战争。
广州是引发这样一场战争的潜在热点。1849年4月，包令抵达广州，此时正值耆英与德庇时商定的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居住的日期。但是，温和的文翰取代了德庇时，可靠的满族老人耆英在广东的职位也由汉人徐广缙接替，徐广缙自1848年2月起出任通商事务钦差。当约定日期来临，英国人开始力陈他们的理由，徐广缙轻而易举地挫败了文翰爵士。英国国内给文翰的指令是避免引发冲突，因而文翰无法采取行动。徐广缙像前任那样采取拖延战术，声称老百姓的敌意对于离开住所的外国人来说仍然太过危险。数月之后，他成功地使文翰放弃了入城要求，徐广缙声称文翰永远地放弃了这项要求，依据是由郭士立译成中文的文翰关于这次失败会谈的说明。(11)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句话：“所议各款，如前未定，必须存候也。”(12)巴麦尊在看到文翰急件的这一段文字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1850年10月8日，巴麦尊写道：“由于译成一种外国语言，它很容易包含中国人所赋予的涵义，也就是说，女王陛下政府彻底放弃了围绕进入广州城之权利的所有磋商。”此时，历来不那么靠得住的郭士立正在法国游历，为自己筹措资金，文翰不得不依靠其他译员来替自己辩白。他们的努力没有收到明显效果，这一句话在英语中不是很精确，其中一位译员甚至未能根据中文正确地将英文原文回译过来。“abeyance”一词的含义是暂停，而中国人认为“存候”的意思就是不再惹麻烦。一位见识广博的历史学家黄宇和也批评郭士立的译文，黄宇和认为郭士立译文表示的意思是这个问题“无须再讨论”，徐广缙完全正确地认为英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13)
钱纳利绘制的香港维多利亚城西部，图右侧旗帜处是大英火轮公司的仓库。
双方的讨论最终毫无结果，受挫的文翰再次越过广东官员，直接诉诸北京。此时，文翰渐渐相信有必要进行一次武力展示，如果能够找到合适借口，巴麦尊十分乐于批准这个行动。这位外交大臣收到建议，进入广州的权利是惟一的借口，就在事态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之际，巴麦尊已被迫下野。在这些激动人心的外交斡旋中，包令始终被晾在一旁，不得不从事琐碎的领事工作。他在广州找不到多少事情来运用其旺盛的脑力，便潜心学习汉语，而此前他已经掌握了20种左右的语言。
与此同时，文翰爵士在香港继续削减开支，格雷勋爵对此十分满意。文翰报告说，香港的开支已从1846年的49，000英镑降至1847年的36，900英镑，到1851年时更削减到15，500英镑；同期军事开支的削减幅度也超过50%，从1847年的115，100英镑降至51，900英镑。(14)1850年出版的一份小册子可能促使文翰爵士推行节约政策，这份小册子认为，“目前的香港政府”远远超出了“由一个非常低级的官员，总巡理府职位的官员管理的市政当局”所应有的运行规模和开支。(15)
1851年3月8日的《经济学家》借机报道说：“我们庞大的殖民帝国最近增加的地区之一——如果说不是惟一最新增加的地区……是香港这个多山多石的岛屿及其优良的港口。”香港的景色是这个殖民地惟一赢得绝对赞许的地方，“景致非常优美，难怪亨利·璞鼎查爵士曾说香港是个新迦太基……10年过去了……四五年来一直抱有希望……人们逐渐明白并且公开承认，这些美好前景不过是脑海中的幻觉……在那里定居的商人寥寥无几”。香港的成功商号只有两家，就是从事惯常的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经济学家》完全支持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贸易而言……该岛是个保税货栈……主要有两家商行从事这种贸易……对这两家商行而言，香港无疑是个加利福尼亚金矿”。正因如此，形势才有可能出现转机，“香港颇有希望成为有用的殖民地。无论如何，它是我们对华贸易的庇护所”。
1852年1月，文翰离开香港休假一年，包令受命以原职兼理商务监督和全权公使，这预示着香港将有更鼓舞人心的发展。这项任命来得颇不情愿。格拉斯敦后来表示，之所以选择包令，是希望担任领事的经验能使他胜任新职位。格兰维尔勋爵于上个月接替巴麦尊出任外交大臣，他向包令发出严厉的警告，凡是了解包令的人都会认为这样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女王陛下政府殷切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论……你不得就那些多多少少束缚你的政府行动自由的未决问题挑起争端；未事先与国内商议之前不得诉诸武力手段。”包令的任命恰逢其时，之后不久，巴麦尊就“以牙还牙”地导致了辉格党政府的垮台。1852年2月，德比勋爵的保守党政府取代了辉格党政府。为了回复政府的任命函，包令向伦敦发去一份长篇函件，向政府提出了作为代理全权公使的有益建议。他提出必须“严厉敦促”中国当局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应当着手谈判在北京设立公使馆，还宣布打算访问各个通商口岸。德比勋爵政府新任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敷衍了事地回复了一封只有短短3行的回函：“……女王陛下政府惟一希望的是你严格遵循格兰维尔勋爵给你的指示……你绝对不应提出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权利的问题……给你的指令是……着手处理你在香港的事务……因此，不会授权你访问各个中国口岸，如果你暗示你有意如此，请你放弃这种打算。”
马姆斯伯里
由于邮递的延误，包令在收到马姆斯伯里这封措辞严厉的函件之前就已经发出了装有他与徐广缙往来函件的第二封信。结果，1852年7月21日，他收到了另一封冷冰冰的函件：“……考虑到你的任职完全是暂时的，将在本年年末乔治·文翰爵士返回中国时结束……我不得不对你重申命令……不要在再三敦促之下才接受……我进一步指令你不得就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一事引起任何争端……你的任何不适当的干预都有可能引发极大的麻烦。”包令收到这封函件后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朝不保夕，不能对托利党政府抱有任何指望。9月8日，他回复了一封恭顺的函件：“我冒昧地向阁下保证，有关指令将得到毫无保留的绝对遵从。”
不过，包令鸿运当头。保守党政府仅仅维持了几个月时间，就在当年12月被阿伯丁勋爵联合政府取而代之。包令的老朋友和靠山克拉兰敦勋爵很快出任外交大臣（1853年2月）。文翰回到香港后，走运的包令到伦敦休假，第一次确证自己将接替将于6年任期届满后退休的文翰，在返回中国前与外交部多次进行讨论。1854年4月13日，已受封为爵士的包令从一个蒙受严厉批评的通商口岸领事正式成为驻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包令以特有的风格评论说，他“不单是奉派出使北京，还派驻日本、暹罗、中国和朝鲜，我相信我得到的信任比以往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实际上不少于全人类的三分之一）”。
包令的前任离开香港时虽然只有51岁，却没有再寻求新的职位。文翰幸运地始终得到异常明确的指示，这多亏了坚定的格雷勋爵以及下院特别委员会报告划定的授权范围。文翰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指令，与德庇时和包令不同，文翰成功地避免了与中国当局和香港商人发生纷争。
“亚罗”号事件
1841年，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服役的詹姆斯·布鲁克获得了沙捞越的统治权，成为第一任“白人王”。
不管包令性格上有什么缺陷，都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干练的外交家。19世纪30年代，他与乔治·维利尔斯同法国人谈判贸易协定的经过就证明了这一点。担任新职位后，他又一次大显身手。1855年，包令作为第一位西方国家的代表与暹罗王室达成了一项协定。陪同包令前往暹罗的是年轻的秘书巴夏礼。《南京条约》签字时，巴夏礼就在现场。巴夏礼出使暹罗时只有27岁，但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国通。1841年，他作为郭士立的被保护人被派往中国，后跟随马儒翰学汉语。两年之内，他的汉语水平就足以担任驻厦门领事阿礼国的首席译员，“阿礼国先生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走过来。全套的制服……至少有6枚西班牙骑士和骑兵勋章”。巴夏礼在广州时曾在包令手下当翻译，1856年6月至1858年9月间任代理领事。
包令在曼谷打交道的宫廷甚至比北京的朝廷还要专制，对现代世界也更隔膜，“国王乐于看到全体廷臣在他威严地出现时匍匐在地，廷臣大多穿着橘黄色衣服。这位博士费尽口舌解释，英国大臣和海军军官的佩剑和大多数礼服，与暹罗贵族涂在他们皮肤上的颜料一样，都是姜黄色的”。(16)不管美国还是印度总督的密使都未能获准进入暹罗宫廷，就连沙捞越的“白人王”詹姆斯·布鲁克爵士也不得不在满怀敌意的目光下离开这个国家。包令的成功当属他个人的胜利，不论当时他看上去多么滑稽可笑（为了显得更加威严，他披上了格罗宁根大学的学院长袍）。
前往暹罗之前，包令着手处理对华事务，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情。他终于获准沿海岸访问其他通商口岸，在访问过程中协助引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最有意义的新生事物：海关税务司署。英国驻上海领事就是巴夏礼所说的那位衣着“非常华丽”的阿礼国，他是个见解独到的有趣人物，日后当上了英国驻北京公使。1852—1853年间，太平军发动了席卷北方的强大攻势，占领了南京，屠杀了城中4万多名满族居民，建立了太平天国首都，此后又坚持了11年。上海的时局较少暴力色彩，1853年9月7日，一次组织严密的起义夺取了这座汉人城市，以广州为基地的三合会在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太平军并未触动上海的外国租界，帝国官员却早已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况下，阿礼国留下来处理必须解决的关税征收问题。
阿礼国日后成为英国驻华公使
上海海关
长期把持中国海关控制权的罗伯特·赫德
外国商人对此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上海已经被中国政府抛弃，理应宣布为自由港，不再征收任何关税。阿礼国不这么看，他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中国政府无力管治——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就剥夺其获得《南京条约》规定的合法税收。上海的起义之后不久，阿礼国立即向外国商人发出通知，“一个庞大帝国沿海的一个孤立海港被占领，决不意味着废止英、中国两国君主达成的神圣条约。条约义务对双方仍有约束力”。阿礼国打算在帝国官员逃离的情况下履行他认为属于自己分内的职责：代表帝国政府征收关税。美国全权代表马沙利有点不情愿地接受了阿礼国的这个想法。按照文翰的说法，马沙利是个“高大、粗鲁、顽固的人，在来此地之前从未离开过肯塔基”。马沙利同样希望公平对待中国人，只是对英国人的动机颇有疑虑。
外国商人对上海未能成为自由港牢骚满腹，抱怨这个国家的动乱给贸易造成了重重阻碍。不过，大多数商人还是顺从地签出期票缴纳关税。半年时间里，阿礼国成功征收到100多万元的期票，这笔金额大大高于帝国海关官员自己所能征收的税金（实际支付的没有这么多。事到临头只有一些美国人兑现了期票，英国商人无一兑现）。
乔治·文翰爵士作为商务监督，颇受香港当地舆论的影响，倾向于支持上海商人，包令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包令担任广州领事和代理香港总督期间，始终未获准插手外交事务，急不可耐地想在外交上一试身手，因此把上海的局势看成是在外交上大显身手的机会。阿礼国制订了一项正式计划，在上海设立“外籍税务司”。税务司由三个条约列强（英、法、美）与上海道台（高级地方官）共同任命，这种体制“足以成为最有效的手段，抑制海关官署的受贿和懒散”。(17)包令热切地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且得到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和指挥东印度与中国舰队的海军司令赐德龄爵士的支持。麦莲设法会晤了两江总督怡良，获得怡良的首肯后又与上海道台吴健彰会谈。吴健彰很快同意了阿礼国的方案，新机构于1854年7月21日成立，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领导下发展成海关总税务司署。费正清认为，海关总税务司署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财政支柱”，税务司成为“中国官场中可信赖的成员……他们起初行使了外交部门的某些职能……最重要的是总税务司署确立了清廉的公共部门以及忠于中央政府的标准，这一标准对于20世纪的中国政府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18)不仅如此，海关总税务司署还成为英国贸易团体和香港政府的眼中钉。
广州入城问题仍然是不断引发愤怒的一个刺激因素。包令代理总督期间，因为马姆斯伯里严厉的备忘录而变得异常谨慎，采取了一项预防措施。1854年4月25日，包令在致克拉兰敦勋爵的函件中解释了他希望采取的政策：
无可否认，我们有权要求补偿我们所遭受的因违背和漠视条约义务所造成的委屈……其中最突出的是：
未获准进入广州城；
很难直接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
包令提出，为了获得补偿，应派人前往北京朝廷，如果有必要就拉上美国人和法国人一同前往，抗议广东的钦差大臣把谈判的大门完全关闭。但是，“依据中国的办事规矩，我不打算提出任何我不准备坚持到底的事项”。克拉兰敦在1854年7月5日回函中批准了包令的建议，同时警告说：“你事先必须多加小心，反复探询，确保不至遭受任何需要进行报复的侮辱，特别是当中国海的英国海军还无法提供帮助的时候。”克拉兰敦的潜台词当然是，英国必将对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
1860年11月英国《笨拙》杂志所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漫画
英国很快就有了向中国施压的借口，因为1854年是《南京条约》的修约年（这个借口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其根据是依照最惠国条款要求享有美国与中国所订条约的待遇，美中条约规定在12年后对条约进行修订）。克拉兰敦态度谨慎，巴麦尊不反对采取行动，尤其是1855年后巴麦尊已经摆脱了联合政府的束缚。实际上，此时根本不是开展外交的有利时机。巴麦尊先前想通过文翰与北京重开谈判，正好碰上咸丰皇帝登基，而英国人大大地冒犯了这位皇帝。道光皇帝有理由对德庇时突袭广州和巴麦尊的恫吓感到愤怒，在统治末年对外国人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年轻的咸丰皇帝很快就撤换了那些对于夷人的手段了然于胸、经验丰富的满族谈判者，起用那些态度强硬的汉人。几乎相当于道光皇帝的宰相的穆彰阿被开革，耆英遭流放，激进的新人被选派到广东对抗外国人，先是徐广缙，后是叶名琛。包令对叶名琛尤为反感。费正清教授认为叶名琛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强硬派仇外者”，(19)但降服夷人绝非叶名琛最重要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在广东和广西兴起，叶名琛大肆进行镇压，其中一次行动就处决了上万名起义者和嫌疑犯。年轻的皇帝完全被起义吓破了胆，全力支持叶名琛采取残酷镇压手段。叶名琛在镇压起义的间歇不大愿意激怒英国人，北京朝廷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叶名琛的绝对信任。
叶名琛
广州附近各乡的“社学”
双方的交涉一开始称得上彬彬有礼。包令给叶名琛的第一封信如泥牛入海，他仍在之后的信函中保持了外交口吻，只是提出了含蓄的警告：“对我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怒气冲天和不友好的争论，这样将造成可悲的结果。最令人欣慰的则是友好地解决争端，维持长久的和睦。”叶名琛1854年4月25日的回函很简短，同样是有礼貌的：“与阁下会晤我颇感欣慰，我们可借此公开表明彼此友好的情感……”他接着表示自己忙于军务，无暇分身。言下之意，叶名琛会晤包令不过是出于周到的礼节，完全可以延期举行。局势恶化以后，叶名琛提议举行一次会晤，用带有侮慢意味的口吻把会晤地点定在“珠江河畔的金星货栈”。包令无法接受这种做法，坚持要求在两广总督官邸举行正式欢迎仪式。5月22日，叶名琛回函指出，会谈无需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文翰已经同意放弃进入广州的权利，文翰曾经致函徐广缙表示“更不得辩论此事”。包令此时急于起程访问各个通商口岸，希望能够与更接近北京的官员解决问题，便暂时放弃了要求。
包令与福建和南京官员的会谈同样不成功，他们非常有礼貌地要包令回去找叶名琛。叶名琛的态度有所改变，是年12月，叶名琛请求包令协助“消灭和追捕”已经十分“猖獗和难对付的水盗”。叶名琛的函件必定是出于真切的忧虑，这封信给包令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乘机乘汽船溯江而上前往广州，在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部队的陪伴下展示动力舰船的威力。危机过去后，叶名琛又恢复了以往的强硬立场，包令别无选择，只能离去。12月27日，包令“再度正式知会阁下，我们之间的往来状况很不令人满意和难以容忍。许多深切的不满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我将向英吉利女王陛下政府……进一步提出建议……俾使与一个大国的尊严相称的措施得以实行”。
“亚罗”号事件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亚罗”号就是这样一种三桅帆船。
在这个阶段，双方的得分似乎是中国人2分，包令1分。这位全权公使所得的1分，是在上海解决了关税问题。包令爵士根本没有达成最初设定的两项目标，即获得进入广州的权利以及与中国官员建立个人联系。因此，1856年10月，中国官员捕获了一艘小型沿海帆船，包令随即抓住这个事件大做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艘船就是快速帆船“亚罗”号，船主是中国人，但悬挂英国国旗。这个借口其实站不住脚，数天后“亚罗”号和船上的水手毫发无损地获释了，况且当时该船实际上无权悬挂英国国旗。但是，巴夏礼和包令两人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会，两人之间情绪激动的往来通信记录下事态一天天乃至是一小时一小时的升级。包令从香港致函巴夏礼，祝贺他执意要求叶名琛赔礼道歉：“我非常满意你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决意获得补偿……我们难道不能借此机会解决入城问题？如果有必要，我将召集整个舰队。”这个理由是否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或者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有说服力？那么，“‘亚罗’号被扣导致的耽搁和烦恼，使我更清楚地注意到他（叶名琛）未能遵守条款”（10月17日函）。军队是否支持这两个好战分子？“我刚刚见过海军司令。若我们无法获得海军军官异常明确的支持，那就务需谨慎从事。我认为海军司令不会开战”（10月20日函）。“你深信我们正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毫不怀疑我们能攻下炮台，如果固执的叶名琛迫使我们采取这种举措的话……因为我们如此强大和正义”（10月21日函）。倘若海军方面或伦敦仍然抱怨“战争理由”的分量太轻，就必须阐明“就当前事态而言，‘亚罗’号事件只是个次要因素”（11月1日的三份备忘录之一）。(20)
1856年进攻虎门的英国皇家海军“南京”号，有50门火炮。
反映广东人民在佛山湾打击侵略者的民间版画《大败鬼子真图》。图中附诗：“逆夷真可恶，扰乱民房土。天降红雨到，乡人皆大怒。鼓勇杀无数，幸得诛灭早。太平今后起，荣生自有路。”
科布顿与布莱特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和改革家
1801年，额尔金七世托马斯·额尔金将希腊巴特农神庙的艺术珍品洗劫一空，带走了所有能搬动的宝藏。
1860年，额尔金八世詹姆斯·布鲁斯为了报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
清代绘制的圆明园六景
显然，伦敦收到的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是经过修饰的，不论英国政府怎样看待这些报告——英国政府对这些报告有许多保留意见——克拉兰敦都没有理由抱怨，因为包令始终小心翼翼地让这位外交大臣同意向叶名琛接连发出不断升级的严厉警告。这场起因于三桅快速帆船“亚罗”号事件的战争与香港关系不大，坊间已有论著具体论及，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就饶有趣味地探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856年10月27日英军炮轰广州——皇家海军的新型浅水炮艇可以上溯到广州城外——到1858年已经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随着双方的战争状态一步步升级，香港的形势很快变得紧张，叶名琛严厉谴责英国人，悬赏斩获夷人首级。
“亚罗”号事件和炮轰广州的消息传到伦敦，议会内外一片哗然。巴麦尊的手下在中国又一次为托利党人制造了倒阁的机会。托利党召开决策委员会会议，格拉斯敦当时仍是托利党人，热情激昂地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德比勋爵坚持认为他的同事全都没有跟上党的路线。惟有狄斯雷利迟迟不愿表态，“对中国问题泼冷水”，(21)他认为虽然有可能在议会击败政府，选民会有不同的看法。狄斯雷利所不知道的是，他的观点得到女王的赞同，辩论结果公之于众后，女王写信给她的叔父、比利时国王列奥波德：“反对党极其愚蠢地输了一着。结果，老派托利党人全都宣布肯定不会给予支持，他们完全正确地判定，德比勋爵的党，就是那些想不惜一切代价上台执政的人，妄图靠口是心非来当选”（1857年3月24日）。(22)
然而，这次击败辉格党人的机会实在千载难逢，绝不能轻易放过。辉格党人已经连续执政11年，期间托利党人执政的时间只有区区几个月。一批人结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这些人当中既有理查德·科布顿和约翰·布莱特领导的激进反战者，也有皮尔派和传统的托利党人，就连约翰·罗素勋爵也想乘机报一箭之仇。这些人在议会辩论时一致猛烈抨击政府，下院的辩论持续了4天时间，上院也辩论了两天。可怜的包令蒙受了一些极不公正的人身攻击，时常被讥讽地称为“包令博士”，格拉斯敦则称他是“变态领事”，包令从前的上司马姆斯伯里勋爵也谈及他的“同事和对手巴夏礼的愚蠢”。包令所属的阵营也没有给予多少有力的支持。格雷勋爵当时正迅速地转向右翼，谴责这场“非正义战争……在中国的这场战争……给那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上院自由党领袖格兰维尔勋爵发表讲话支持包令，在3月10日写给朋友和政治盟友、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斯特拉福德·坎宁的私人信件中，格兰维尔写道：“你大概会觉得在野党对那位博士在广州的举动的判断是正确的，你还会觉得他们非常愚蠢，等于设法帮巴麦尊渡过了一届极为艰难的议会会期。”5月4日，当时英国最杰出的外交家坎宁回函说：“我认为你的演讲确实非常出色。若换作是我，肯定不愿意被迫作这种演讲。这个问题本来不该如此‘动人’。我想我们（英国人）在那艘快速帆船的问题上是错的，要求进入广州则是正当的。包令擅自行动、小题大做，表现出不可饶恕的自以为是。我真的认为我们别无他途，只能支持他，确切地说是支持这场战争，这样一来问题会变得更加棘手。”(23)在殖民地部的幕后，常务次官弗雷德里克·罗杰斯忧心忡忡：“我认为这场对华战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邪恶之一……我近乎惊慌失措……惟恐被认为要我对这场战争负责，因为我批准通过了那项（关于船舶注册的）殖民地条例，约翰·包令爵士用这个条例做了大蠢事。”(24)
托利党人渴望上台执政，曼彻斯特改革家反对对外侵略，双方的联盟确实成功地在下院击败了政府。像狄斯雷利一样，巴麦尊敏锐地把握了同胞的情感，便请求解散议会，在1857年3月举行大选。他颇为准确地指出，在野党把中国问题当作“增强政党实力的手段”，而不是原则立场问题。巴麦尊有力地诉诸民族主义情感，他告诉自己所在选区蒂佛顿的选民，叶名琛是“一个傲慢的野蛮人，集固执、背信弃义和残忍于一身”，而且亵渎了英国国旗。托利党人又一次判断失误，巴麦尊一举赢得大选胜利。在英国选民的眼中，叶名琛如同一个恶棍，托利党根本无法为之辩白。辉格党人卷土重来，在下院议席的多数地位更为巩固，这场胜利是巴麦尊个人的空前胜利（阿尔伯特亲王把这次事件称作“我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例”(25)）。格拉斯敦深感羞辱，“充分意识到他的公众地位面临新的困境”。(26)科布顿、布莱特和大多数改革家甚至失去了下院议席。
不过，包令已经声名扫地，不可能继续担任驻华全权公使。1857年7月，包令被贬黜，仅担任相对次要的香港总督之职，额尔金勋爵八世詹姆斯·布鲁斯受命出任英国驻华公使。令人遗憾的是，前后两位额尔金伯爵之所以被人们记住，乃是因为他们都干下了通常被视为故意破坏文物的可耻行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额尔金伯爵七世将家族资产大半用来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巴台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他的举动在当时就广受抨击，此后一直为人诟病。1860年，他的儿子为了报复中国人，焚毁了北京圆明园，这一行径就不是那么容易洗脱罪名了。无论下令破坏文物的行径有多严重（若放在英国，焚毁圆明园等于是摧毁了格林威治和布伦海姆宫），额尔金本人的品行无可挑剔，他比同时代人更敏感地意识到自身行为造成的苦难。或许，在中国的3年经历确实使他变得冷酷无情。
额尔金七世伯爵把家族财富挥霍大半，他的儿子要想飞黄腾达就只能靠自己了。额尔金八世干得十分出色，年仅21岁就当上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1841年当选为南安普敦的托利党议员，1847年被皮尔任命为加拿大王室总督，在加拿大的艰苦环境里表现十分突出。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大肆抢劫并纵火焚烧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额尔金的任务是收拾包令留下的烂摊子，与中国达成一项满意的协定。额尔金并不特别喜欢这个任务，它与10年前亨利·璞鼎查爵士的使命大同小异。与璞鼎查不同的是，额尔金不管香港事务，他也不愿与这个殖民地有任何牵连。他不信任包令，谴责权势薰天的商人（“香港总商会几乎成了怡和洋行的一个部门”），他还诅咒那些移居国外的英国人，“我不知道，我们那些看上去假惺惺的同胞……究竟属于哪一种野兽——虚伪、残暴、欺诈、恃强凌弱”。（额尔金迟早会对几乎每一个人都心生憎恶，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是“一个十足的流口水的呆子”，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则是“鬼鬼祟祟的无赖”。(27)）他尽可能少去香港，即使不得不前往香港，也宁愿待在停泊在港口的旗舰上。
1858年英军进攻广州
广州被确定为英军首先进攻的目标，这部分是由于英军兵力不足，直到1857年12月，英军才开始攻击行动。此时，法国决定加入英国的行动，法国人参战的理由是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甫在广西被用可怕的方式处死。初步炮轰之后，英法军队攻破广州城墙，大约有600中国人伤亡，联军死亡10人。广东当局对此毫不在意，叶名琛继续将起义者砍头——一个早上有700名起义者被杀——直到一周后联军失去耐心，进入了这座敌方的城市。巴夏礼得到报仇的机会，率领100名英国水兵进入广州。事实上，这支部队能够毫发无损地闯入广州市中心并抓获叶名琛。颇有意思的是，广州居民历来对外国人抱有敌意，巴夏礼的小分队却很少遭遇民众的抵抗，广州经历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平静的时期。巴夏礼爵士的传记作者S.莱恩－普尔写道：
这样一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联军与广州居民之间的感情：在持续3年零10个月的占领期间，中国人试图杀死我们的人的事件仅仅发生过两例……上面提到的那两桩事件中的罪犯是占领期间被我们判处死刑的仅有的两名中国人……占领至少表明，我们在占领该城之前所遭遇的民众的公然敌对是官方煽动的。(28)
只有区区300名联军士兵负责维持这座百万人口城市的治安，包括额尔金勋爵在内的外国人可以不受骚扰地在广州散步。
英法联军在广州
对于香港的历史而言，这场战争的经过无足轻重，但和平的结局意义重大，直接导致这个岛屿殖民地第一次扩展到中国大陆。1858年2月，巴麦尊政府让位于德比勋爵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前任政府毫无二致，由此可见，他们此前在对华事务上大做文章，实质上是政党的政治策略。英法军队开往北方，占领了拱卫天津城和通往北京的门户的大沽炮台。1858年6月，清朝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英法军队之所以进展如此顺利，是因为投入了克里木战争期间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炮艇。“小丑”炮艇是一种配备两门重炮的小艇，吃水仅有4英尺，能够沿河上溯到白河，非常适合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驻天津城防。
额尔金勋爵认为，随着这些条约的签署，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便于8月离开了中国。在回国途中，他访问了日本以签署一项协定。中国事务转由额尔金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负责。卜鲁斯曾在德庇时手下担任香港辅政司，日后成为首位进驻北京的英国公使。1858年3月，额尔金从上海启程前去签署《天津条约》之际，怡和洋行、颠地洋行以及上海其他英国商人送交了一份请愿书，商人们表示“高等文明的感化作用……将充分影响中国人民”。额尔金勋爵少有地克制住对这类狭隘之见的蔑视，答复说：“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野蛮愚昧，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有许多方面是衰败和有缺陷的，在其他方面足以赢得我们的赞许和尊重。”(29)
1858年6月26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
英国根据《天津条约》在北京设立公使馆
额尔金很快重返中国。弗雷德里克·卜鲁斯与海军司令何伯在《天津条约》换文程序上处置不当，英国军队在大沽口被击溃。当时，额尔金勋爵已是1859年6月重新上台的巴麦尊内阁的阁员，不得不勉强再次起程前往中国。到1860年底，和平最终得以达成，《北京条约》确认了《天津条约》的条款，外国人终于获准在帝国的京城设立公使馆。咸丰皇帝的一位能干的兄弟恭亲王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守旧的朝廷大臣勉强给予支持。新机构总理衙门相当于英国的外交部，外交政策的方向仍受慈禧的左右。她在1861年丈夫死后成为太后，在当年11月发动政变，镇压了摄政大臣，成为中国的最高权威。
北京建立起与外国政府的直接联系之后，香港不再是英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外交部警告那些试图直接与中国人接触的香港总督，与中国交涉属于外交部的职权范围，由领事馆官员负责，香港总督只需管好这个小小殖民地的内部事务。新的外交关系发展缓慢，由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总理衙门的使命变得更为复杂棘手：盲目排外的中国人把与外国的所有联系都视为不可饶恕的罪孽，处理对外事务者被污蔑为“汉奸”。由于武装抵抗的道路行不通，人们抱有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态度于事无补。《北京条约》与以往南京和虎门达成的条约完全不同。1843年时，外国人退回到各通商口岸的居留地和香港岛；1860年，他们获准到中国各地旅行，宣讲基督教教义，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沿扬子江而上，到汉口进行贸易：汉口与其他九个城市被确定为新的通商口岸。现在，夷人随处可见，不光圆明园被毁，皇帝也被迫屈辱地向外国人道歉。中国人不得不痛苦地步步退让，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丧失了另一小块中国领土——香港岛北面的一块数百英亩的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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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英国对华贸易现状的调查报告》（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to Enquire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between Great Britainand China），1847年3月，第1940节以下。
(2)格雷勋爵：《约翰·罗素勋爵政府的殖民地政策》（Lord Grey，The Colonial Policy of Lord John Russell’s Administration），第263—265页。
(3)原文如此。慈禧原为咸丰帝宫人，后封淑妃。1856年生同治帝载淳，封懿贵妃。载淳即位后，她被尊为慈禧太后。——译注
(4)魏斐德对这一时期做了精彩的概述，请见《中华帝国的衰落》。
(5)白寿彝，前引书，第43页。
(6)关于包令在希腊委员会的可疑交易，请见克莱尔：《希腊自由力量》（W.St.Clair，That Greece Might Stillbe Free），第22章。关于包令的经历，请见他的《自传》（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s）。
(7)克拉兰敦伯爵乔治·维利尔斯：《生平与书信》（George Villiers，Earl of Clarendon，Lifeand Letters），第80页。
(8)关于早期选拔政策及其他问题的生动描述，请见柯提斯：《驻华领事》（P.C.Coates，China Consuls）。
(9)引自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380页。
(10)法国外交部领事档案。
(11)此处所引相关档案引自《关于广州入城事件函件的下院文件》（Parliamentary Papers as Correspondence Relativeto Entranceinto Canton（CREC））。
(12)文翰致徐广缙书中，这一句的原文为：“…… thequestionatissuerestswhereitwas，andmustremaininabeyance”。若是直译，此句应译为“所争论的问题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程度，只得暂时搁置”。文翰的意思是说，这次关于入城问题的争论跟过去一样没有结果，在目前情况下，英方将暂时不提此事。这里并没有放弃以后继续要求入城的权利。郭士立中译文的含义远比英文含混。徐广缙据此理解成文翰永远放弃了入城要求。徐广缙向皇帝报捷的奏折更进一步解释说：“现经议定之后，再不辩论进城之事。”——译注
(13)关于此事的充分讨论，请见黄宇和：《中英关系，1839—1860年》（J.Y.Wong，Anglo‐Chinese Relations1839—1860）。
(14)格雷，前引书，第265页。
(15)针对弗朗西斯·斯各特议员所作的关于香港的声明与建议。
(16)引自莱恩－普尔，前引书，第一卷，第194页。
(17)阿礼国向包令提交的报告，1854年6月15日，载外交部档案（FO97/100），引自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五部分，第456页，注释K。
(18)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462页。
(19)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77页。
(20)此处所引巴夏礼与包令的通信不是引自CREC——这一点不难理解，它们清楚揭示了两人的共谋——而是引自巴夏礼档案，剑桥大学图书馆（Parkes Papers，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21)马姆斯伯里：《回忆录》（Malmesbury，Memoirs），第三卷，1857年2月6日。
(22)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三卷，第231页。
(23)菲茨莫利斯，前引书，第二卷，第245页。
(24)布拉赫福德勋爵：《书信集》（Lord Blachford，Letters），第162页。
(25)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三卷，第300页，1858年9月4日。
(26)莫利：《格拉斯敦传》（J.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第一卷，第565页。
(27)希伯特：《巨龙苏醒》（Hibbert，The Dragon Wakes），第14章以下。
(28)莱恩－普尔，前引书，第284页。
(29)外交部档案（FO17/287），1858年3月31日。
第八章 喧嚣与骚动
不顾一切的对抗
在伦敦，人们普遍对战争结束表示欢迎。这场战争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战争结束又使得所得税得以下调了1便士。在香港，约翰·包令爵士失去了驻华公使和商务监督的响亮头衔，安下心来行使殖民地总督相对有限的职权。包令并非承担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上流社会的上司等着拿他的狂妄自大做消遣，也欣赏他的聪明才智。香港侨民守旧、传统、狭隘，香港的官员和商人莫不如此，在他们的眼中这位总督是个不可理喻的人。伦敦在最初任命包令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是阿伯丁勋爵领导的联合政府，殖民地部由纽卡斯尔公爵掌管。纽卡斯尔并非包令的崇拜者，因而想方设法限制包令的权力。副总督、上了年纪的威廉·坚上校担任殖民地最高行政长官，包令接到指令，不得插手具体的殖民地事务，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进行干预。让包令成为“赋闲总督”的想法很快就落空了，1855年2月，辉格党人重新上台，巴麦尊第一次当上首相。包令轻而易举地说服巴麦尊和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使他们相信职权分离是“行政上的一大失误”，结果他立即恢复了全部权力。
包令爵士命运多蹇。1854年，可怕的托马斯·奇泽姆·安士迪出任香港律政司。安士迪被公认是英国最著名的令人生厌者，他进入下院仅仅5年时间（1847—1852年）就站稳了脚跟，成为接连两届政府的心头之患。他能够就人人都不感兴趣的话题，在下院滔滔不绝地讲上6个钟头。《笨拙》杂志1848年的字母表是这样开头的：“A是安士迪，他一开口讲话，下院就失去了知觉。”这份杂志还模仿《古舟子吟》，嘲笑安士迪：
郁闷不乐地演说，长凳上空无一人，
没有犹豫，没有停顿
他唾沫横飞，人人都在祈祷
他快点言归正传。(1)
安士迪是个狂热的罗马天主教皈依者，他猛烈抨击巴麦尊、种植菊苣者、海关官员以及看不顺眼的任何人与事。安士迪之所以被派到香港任职，完全是因为人们巴不得他离伦敦越远越好。
这幅漫画反映了安士迪在议会提交了大量议案
罗便臣
域多利监狱始建于1841年，是香港开埠初期最先以耐久物料建造的建筑物。
提灯、宵禁
图中右为拉布谢尔
这个举措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安士迪在香港只待了3年时间就返回英国。为了诉说自己的苦衷，他给《泰晤士报》寄出一封肯定是有史以来投给该报的篇幅最长的读者来信。日后，这封信作为一本小册子出版（《泰晤士报》当然拒绝发排），页码有116页之多，书名是《对现任香港政府令英国在华声望蒙受耻辱展开调查之理由》。(2)安士迪失去菊苣和巴麦尊这两个攻击目标后，热切地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情绪对几乎每一个香港官员大加训斥。官复原职的按察司休姆、总巡府禧利乃至总督本人，没有人能够幸免于安士迪的攻击。安士迪的主要攻击对象是负责华人事务的华民政务司高和尔。高和尔娶了一位华裔基督徒为妻（这件事令不少人感到惊奇，华裔情妇是可以接受的，无可挑剔的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就长期与一个中国女子保持体面的暧昧关系。但是，娶一个中国妻子会引发几乎是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还会说数国语言。高和尔很快就被安士迪指控犯有多项罪名，其中包括自营娼业、私通海盗和收受贿赂。
这些指控中至少有部分完全属实。高和尔此人颇有争议，这些争议的问题始终困扰着香港的法律与秩序。高和尔担任助理警察司期间，确实在捉拿窃贼、缉捕海盗方面十分得力，经常得到与之共事的皇家海军舰长的交口称赞。1849年11月3日，文翰向格雷勋爵报告说，高级海军军官海伊中校“用最为赞赏的言辞极力称赞高和尔先生……说若是没有他的效力，自己不可能取得成功”。文翰请求褒奖高和尔，“高和尔先生职责十分重要、责任重大，而且与他的正式职业毫无关系”。高和尔很容易招致批评，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一手组建的密探网络，因而不能把任务交给其他人，只能直接与香港黑社会打交道，更何况他总是经手大量现款，这些钱的来路很难说是清白的。
安士迪对高和尔特别反感，内中原由倒是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安士迪其人：“高和尔先生出生在圣赫勒拿岛，显然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当地民团的普通士兵，把他带到槟榔屿，他就是在那里和新加坡度过青年时代，从事岸边和海上的各种下等行当。”安士迪身为律政司，自然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把高和尔送交一个委员会接受质询。该委员会发现，针对高和尔的19项指控中能够证实的只有4项，而且是最不重要的4项指控。事实表明，其他人更应受到惩罚，其中就有署理辅政司布烈治博士。几乎可以肯定，布烈治烧毁了一些可能牵扯到高和尔的文件，安士迪认为这是“一个卑鄙、可憎的阴谋”。
安士迪异常狂热地抨击一切人和事，按照殖民地部的说法，乃是“不顾一切的对抗……十足的无礼”。因此，他的意见不管多么切中要害，都不可能受到认真对待。1861年，包令的继任者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主持调查，证实安士迪的指控确有其事。纽卡斯尔公爵也向安士迪承认，“针对高和尔先生的指控，你是这些指控的主要发起人……实质上已经成立了”。(3)但是，息事宁人的华人居民支持高和尔，不管其行为多么可疑，他确实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罗便臣的调查结果公布后，高和尔最终于1862年被解职，但仍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当局倚重的人”。1868年，他再度复出，为理查德·麦当奴爵士筹划发放赌博业许可证，组建华人侦探队，年薪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5，000元。
香港需要具备高和尔式特殊才干的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难民不断涌入香港，文翰任期内有所缓和的犯罪问题又日益突出。皇家近卫龙骑兵团的C.A.纽曼中尉把维多利亚城描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匪巢，我敢说这里是个贼窝。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在胸前佩带勋章去街上散步，等他回来时勋章肯定已被抢走……我以前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也永远不想去另一个类似的地方”。(4)叶名琛号召消灭夷人，进一步激化了华人的情绪。当地报纸登载了“华人暴行录”，内容包括：两周之内，“4人被投掷燃烧弹；因为喝过有毒的汤，3名欧洲人短暂昏迷；发现一具无头尸体；皇后大道中席棚起火”。(5)
最严重的事件是1857年1月15日发生的所谓集体投毒案。当时人们认为一名面包师在面包中加入大量砒霜，“骚动自然十分强烈。这个殖民地的医生也因中毒而痛苦异常，仍奔走于各家住宅之间，不时听到狂乱的呼救……急需催吐剂”。(6)中毒症状不算太严重，只是呕吐不止。据说，之后很长时间里还有人因这次中毒而死亡，包令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公众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当地报纸敦促总督“把裕升面包店所有下毒的伙计统统绞死在店铺门前”。法治再次发挥作用，陪审团宣判面包师无罪，因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面包中下毒。1839年的林维喜一案中，正是这种要求确凿证据的奇特英国体制让钦差大臣林则徐非常恼火。美国商人小奥古斯特·侯德沮丧地表示，这或许正是人们期望英国司法的地方，“张亚霖（面包店店主）在英国人的法庭受审，沾了英国人注重技术细节的光。我们的担心变成为现实，无法证明是他把砒霜掺入面粉，他被宣判无罪”。(7)
事情其实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值得称道。一个小插曲表明了香港与生俱来的矛盾，面包店伙计实际上全都被关进监狱，其中42人被囚禁在一间仅有15平方英尺的小屋。这种做法平息了愤怒，却很快激起抗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抗议正是来自那些治疗中毒者的医生。1845年接管香港警察队的伦敦警官查尔斯·梅理宣称，牢房的“房门开在皇后大道，我被告知、同时我深信不疑的是，这扇门经常打开”。此外还有惯常的借口：“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又面临其他各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依照通常的正规做法做好各种安排……不值得大惊小怪”。(8)
包令否决了英国侨民要求迫害全体华人的更为荒谬的建议，但还是采取了紧急措施，“任何华人在其居所之外的地方闲逛……不带通行证……将被太平绅士当场施以罚款、监禁、当众鞭笞或在码头上公开示众”。条例鼓励居民维持治安，“值勤哨兵或巡逻兵……若有理由怀疑（华人）图谋不轨……有权将其击毙”，“对于执行本条例的任何行为或企图，法庭不予追究”。(9)由于延误了向华人发放必备的通行证，晨报无法在早餐时间投递，这个小小的不便很快引起当地侨民的不满。《中国之友》提到“‘安全’的空谈”，还嘲笑包令，“埃塞克特大厅（和平协会以及所有诸如此类正义事业的总部）里的虎斑猫”会发现他们昔日的英雄堕入了野蛮的司法，“任何法庭都不会依照这个法令进行审理，不论是由于何种加利福尼亚式的死亡原因”。
不过，外来评论家注意到包令时期香港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亨利·埃利斯上尉曾在1855年描述过“凄凉的生活和囚犯般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维多利亚城难以再向两侧扩展一到两英里，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修建畅通的道路，部分是由于华人肆无忌惮的奸诈”。至于英国侨民，“人人都或多或少地抱定一个同样的目标：有机会就死命捞钱……愚蠢地谄上欺下”，“心胸狭窄、不近人情到十分可笑的地步”。3年后，埃利斯修正了自己的叙述：“记得这是1855年时的情况，自那以后……各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10)
包令实际上不愿采取专断措施，他始终是个坚定的民主派和改革者，愿意借机通过多方努力，使香港成为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包令最激进的举措是试图引入涵盖华人居民的名副其实的代议制。像包令爵士的许多尝试一样，这次努力最终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他不知变通，未能赢得自己的副手、辅政司孖沙的合作，后者提出了一份针锋相对的方案。更重要的是，辉格党政府此时已不再支持选举改革。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带给英国人的选举权十分有限，每5名成年男子中有投票权的还不到一人。巴麦尊勋爵无意继续改革，他本人所在的蒂佛顿选区有人口11，143人，选民仅有少得可怜的508人。阿什伯顿选区几乎成为在华利益代表者的一统天下，这个选区3，432名居民中，只有193人有投票权。约翰·罗素勋爵是辉格党上层中惟一热衷于改革的，但他已辞去殖民地大臣之职。因此，包令的建议，最初是以1855年8月2日第110号公文送呈罗素，被白厅搁置起来。
包令建议立法局增加3名非官守议员，非官守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没有种族限制，只要拥有每年收益10英镑的土地，或担任公职3年以上即可参选。新任殖民地大臣亨利·拉布谢尔不同意这种做法。拉布谢尔（即后来的陶顿勋爵）是个睿智的政治家、人道的自由主义者，不要把他与他的那位更为有趣和神气活现的同名外甥搞混了。后者是个政客和记者，在马戏团里工作，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在编号为1856年7月29日第29号的公函中，拉布谢尔阐明了限制香港代议制的理由，这份文件是理解日后历届英国政府在香港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的关键。这位殖民地大臣写道：
我确信，眼前提交的在亚裔居民中引入那些机制的初步建议只涉及极小一部分英国人乃至欧洲裔居民。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仔细权衡正反两方面的理由。
他认定不能在香港举行选举，因为香港居民不守规矩、不稳定，多为过境人口，这种状况短时期内很难改观：
那些非常了解华人的人士所作的证言表明，华人有很高的聪明才智，但十分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香港的华人居民，也许极少数体面的人士除外，道德素质非常低下。
但是，若把权力赋予人数很少的英国侨民，同样会带来很多问题，这大抵不是因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香港的英国侨民很少打算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永久在那里居住，他们仅仅是出于商业或职业上的目的在那里逗留不长的一段时间，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即离开这个殖民地。
不论在何种程度上部分引入代议制政体，把当地事务的控制权移交给这个阶层，结果必然会把权力越过永久的居民，交给与他们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不同，并且不会被他们的舆论所左右的临时居民。无论这些居民的品格如何值得敬重，我不认为这样一种安排能够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
这位殖民地大臣寄希望于将来，“如果日后你能够从华人居民中挑选出值得信赖的人士，你认为他们适合担任这种或那种行政职务，我将乐于批准这种任命”。这类职位没有必要举行选举，“倘若纯粹是出于选拔才干出众者的目的……我认为，要甄选管理这个政府的官员，考试……与公开选举一样有效”。(11)
19世纪60年代的行政局成员
殖民者把大量中国契约劳工输往海外
至此，包令的首次民主化尝试失败了。直到下一个世纪头25年，香港立法部门才第一次引入民主机制。即便在那时，民主机制也多为表面文章，虽然在确保华人发言权和职责方面取得了一些缓慢迟疑的进展。无论如何，包令设法为华人居民提供更多的机会，拉布谢尔曾经表示可以挑选华人担任法官，因此第一个步骤就是准许华人进入法律部门，包令很快做到了这一点。由于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充任领事和其他一些职务，早先的任命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恩惠，而文翰不信任会说汉语的官员，自然无助于选拔人才。有鉴于此，包令爵士着手推行招募和培养殖民地官员的计划。该计划倚重伦敦大学英王学院新设立的中文系，同时从爱尔兰各所大学征求应试者。起初，计划收效不大——包令认为英王学院中文系主任苏谋斯（前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既无知又无能——日后却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包令全力解决最恶劣的华人苦力贸易问题。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很快就需要大量干粗活的劳工。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苦力为了较高的工资也愿意踏上漫长的航程。这种贸易由包工头组织，包工头雇佣苦力，把他们送到港口的临时禁闭营等待上船。不幸的移民在禁闭营的状况十分悲惨，每人仅有8平方英尺的空间。这种“猪仔贸易”运输船的条件极为恶劣，甚至比贩奴船还要糟糕：一艘船装载了332名移民，竟然有128人自杀，尽管船上的水手可以凭借每一个活着上岸的苦力得到400美元的奖金。包令实施了一些最低标准，其中包括船上必须配备医疗设施和一名医生。一名香港法官的判决帮了倒忙，这位法官判决一名英国人和5名华人犯有囚禁移民的罪行，判处5名华人入狱，对那个英国人却只罚款5元。白厅批评这项判决没有“提高英国当局的声望，增进对英国司法的尊重”。然而，更为严格地执行1855年3月的《华人乘客条例》，不过是促使猪仔贸易从香港转到那些管制更宽松的港口。(12)
包令任职期间，香港逐渐摆脱了早先那种一团糟的形象，香港社会日益开化。总督携妻子一同赴任，住进总督府。1850年第一位主教来到香港，这些因素推动了进步。1850年之前，英国国教会在香港的惟一代表是随营牧师维克多·史丹顿。不从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会掌握了在香港传教的主动权，这两个教会分别以新加坡和澳门作为东方的基地。早在1842年，美国浸信教会就紧随天主教会之后在维多利亚城和赤柱设立了教堂。1844年，有着多重身份的郭士立以传教士身份协助修建了一座巴色会教堂。香港的英国清教徒令人不安地分裂成两大派别，一是国教派圣公会，二是包括不从国教者和苏格兰国教会在内的集团。圣公会作为英国国教，自然在香港殖民地地位确立伊始就成为官方教会，直到此时，圣公会的发展仍面临相当大的困难。清教传教士之间仍有明显分野，虽然他们常常共事，甚至颇为宽容罗马天主教徒，按照香港首位圣公会主教的话说，这些罗马天主教徒“信奉一种腐败的基督教”。曾经有人建议他们共用一座临时礼拜堂，白厅严令禁止这种促进基督教会团结的举措。英国圣公会宣教协会与伦敦传道会之间的竞争也反映出类似的对立，前者属于圣公会的传道组织，后者为不从国教者控制。所幸的是，早期传教士大多干练过人，为人宽厚，他们与妻子一道为香港社会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文明气息。
圣约翰教堂始建于1847年，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教会建筑。
亨利·科普尔
圣保禄学校创建于1854年，是香港享有盛誉的女校。
锡克警察
史丹顿夫妇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史丹顿早些时候曾有过遭华人绑架的不愉快经历，他对于组建圣保罗书院和第一所英国儿童学校贡献良多。1849年，圣保罗书院开始培训华人教师和神职人员。约翰·德庇时爵士高度评价这所学校“胸襟开阔，毫无门户之见”，为其他学校树立了理想的榜样。圣保罗书院首任院长苏谋斯频频表现出狭隘和偏颇，1849年，苏谋斯访问澳门，被要求在万圣节游行队伍经过时脱帽致意。为了表示对这种天主教奢侈仪式的抗议，他拒绝脱帽，结果当场被抓了起来。高级海军军官亨利·科普尔上校当时恰好在场，不容分说要求释放苏谋斯，结果未能如愿。于是，科普尔派一支突击队扫荡了监狱，杀死一名看守，救出苏谋斯。这个事件导致了一场全面国际争端，巴麦尊勋爵不得不正式道歉，并申斥了科普尔。这件事似乎丝毫没有伤及那位不思悔改的上校，他于94岁高龄去世时已是海军元帅。苏谋斯则去了伦敦大学英王学院教授中国文学。(13)
1850年，乔治·司蔑被任命为首任维多利亚会督（主教），这标志着正式确立为国教的宗教开始传入香港。此时，英国国教会因书册派运动发生分裂，高教会派与低教会派之间矛盾重重。司蔑出任会督之前，已为英国圣公会宣教协会在华传教3年，他虽然是个狂热的低教会派，但首先是个传教士。1847年，他回到英国，“蒙主荣耀，这个国家被选作把基督新教的纯粹之光传播到全世界的工具”。这种得意洋洋的自负正是这位新会督的特征，也反映出这个殖民地越来越受到重视。1851年，郭士立去世，声名狼藉的老修道会失去了一位特立独行的支持者。即便在此时仍然闹出一桩丑闻，司蔑手下的一名牧师爱上了郭士立的遗孀，结果因为行为不检点被遣送回国。
香港的一些传教活动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拔萃女书院被强行关闭，它有点过于成功了。欧德理可算是这方面的权威，他娶了该校的一名教师为妻。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所有幸运的华裔女子都接受西式教育，能说英语，之后又成为当地外国居民的主妇，生活优渥。(14)这种状况或许增进了香港生活的适意，却与学校创立者的初衷相去甚远。司蔑试图说服英国政府资助一所培训“本地译员”的书院，这些译员将凭借“欧式教育养成的效率和基督教教化过程所灌输的道德完善原则”，“以下级职员的责任感来表达感恩之情”，从而有助于“用基督徒的忠贞影响当地社会大众”。(15)当然，不言自明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应由英国国教会在该殖民地的教会代表负责管理”。当时，英国各教派激烈对立，没有哪届政府甘冒招致非难的风险把公共资金投入这样一项计划。作为一个悲观的功利主义者，包令认为圣保罗书院的男毕业生没有多少用处，他们当中还没有人能够在政府部门派上用场，他倾向于集中力量发展公立学校。1848年，包令开始实施计划，一个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华人学校得到政府提供的有限津贴（每月10元，约合2英镑）。这位改革派总督认为，在教育老百姓上只花120英镑，在管制老百姓上却花费8620英镑，“非常荒谬”。香港大约有9000名学龄儿童，其中仅有150人就读于公立学校（此外还有一些疏于管理的华人私立学校）。包令设法使入学人数增加到873名男童和64名女童，确保每年有1200英镑的教育预算，还任命了一名视学官。直到1864年司蔑离开之后，香港才得以建立起组织严密的公立教育体制。(16)不过，包令在斋戒日问题上挫败了司蔑，这位会督要求当局明文规定斋戒日，总督在殖民地部的支持下拒绝了这项请求。
像大多数激进分子一样，包令温文尔雅、富于教养、脾气温和，但无法融入所处时代的舆论主流，也未能与各种势力的代表和谐相处。他曾骑过马地臣的一匹赛马，还从马上摔了下来，这大概使他更喜欢其他的体育项目。他想要的是平和的心境，因为除了家庭变故（包令夫人中毒后，他们的女儿又决定出家当修女）和让人难以忍受的安士迪之外，这位总督还受到詹姆斯·吉南的伤害。吉南是个肯塔基上校，曾在墨西哥战争中服役，此时当上了美国驻香港领事。这个奖赏有点成问题，因为吉南素以争吵为乐，不论是清醒的时候，还是在经常性的喝醉之后。吉南与美国高级海军军官卡德瓦拉德·林戈尔德舰长有过书信往来，林戈尔德发现有必要提醒这位领事注意“海盗”与“领水员”之间的区别，还建议吉南读一点有益的书籍。香港在处理英国逃兵问题上遇到很大困难，这个港口的美国捕鲸人怂恿他们逃亡。辅政司孖沙向吉南提出抗议，1856年头3个月，第59步兵团（东兰开夏团）开小差的“大约有50人”，要求吉南在处理逃兵问题上合作。这件事肯定不会有着落，因为与许多美国人一样，吉南历来迁怒于英国人让锡克人当警察，他在往来信函中提到锡克人时始终称之为“黑鬼”或“黑人”。1855年发生了一起事件，起因是锡克人登上“河鸟”号汽船检查，《纽约时报》抓住这个事件大做文章，配上了一条通栏标题：“暴行！黑人登上一艘美国船只。美国领事被拖到大街上。”吉南被香港当局指控妨碍司法程序，他给美国国务卿威廉·默西发去一封充满怨毒的信函，控告英国人的执法，要求政府进行报复：
我最热切地请求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不仅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还要达到将所有涉及这一暴行的官员全部免职的目的。立即召回这个殖民地的总督约翰·包令爵士，并把查理.B.禧利、W.J.米彻尔（助理巡理府）和查尔斯·梅理（巡捕厅）撤职。
如果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惩罚这些亵渎国际法的无耻狂妄之徒……美国的声望……将成为笑柄，蒙受耻辱。
吉南领事接着以更歇斯底里的语调写道：“一群自称是来自巡理府法院和警察队的暴民的非法行径……中国佬和前来助阵的穆斯林黑鬼……英国官员日甚一日的敌意……英国坏疽……必须迅速加以诊治。”
老年的包令
包令爵士凭借“有节制的感化力”来安抚吉南。吉南随同美国海军进入广州，为自己过剩的精力找到了宣泄渠道。吉南自作主张地在广州城墙上升起美国国旗，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美国并没有参与进攻广州的行动。尽管吉南矢口否认，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博士还是将他免职，这引发了另一场激烈争吵，最终还是美国总统布坎南本人亲自把这位不思悔改的领事免职，事态才算平息下来。(17)
包令也不得不离开了。在他的同胞看来，包令太过激进。1859年5月，在大多数欧洲侨民憎恶目光的注视下，包令起程回国，此后他仍不断收到恶意的书信和无中生有的指控。另一方面，华人“由衷地敬重”这位卸任总督，把包令视为第一位把华人利益放在心上的总督。妻子去世，回国途中船只失事，包令爵士与其他乘客在珊瑚礁上搁浅，回国后包令又生了一场大病，所有这些变故丝毫没有改变他那乐于给人忠告的嗜好。巴麦尊完全原谅了包令，派他前往意大利为维克多·伊曼努尔国王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1872年，在他以80高龄去世前不久，人们还看到包令爵士在埃塞克特郡的家乡小镇对着300名听众发表演说。
九龙半岛
对于香港而言，“亚罗”号战争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好处：九龙半岛。九龙半岛位于维多利亚城北面的中国大陆，面积约为3平方英里。早在1844年7月27日，英国人就开始关注九龙半岛北部海岸。当时，《香港公报》刊载一份政府公告，宣称那里出现了“永久性房屋和建筑”，“倘若中国政府着手拆除这类建筑，英国政府不会进行干涉”。德庇时曾经向耆英表示，这些侵略行为——美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干了这种事——事先并未征得他的批准。入侵者随即被驱逐，“数年之内，九龙半岛上仅有五六个石匠和烧石灰工人租住的毫无价值的小村庄”。威廉·孖沙描述了1859年6月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景在我的记忆里历历在目。大约是1853年夏天，尖沙嘴开始形成现在的村庄，自那以后，它因为接收偷盗来的赃物而远近闻名。它在最近两年有了很大发展，其性质无疑也有所改变。
航运一直在向这个港口的另一端迁移，在台风季节，这个有伤风化的聚居地往往发展得更快。
1859年九龙半岛
保存至今的阿姆斯特朗大炮
为了进一步证实当地居民声名狼藉的习性和外表，孖沙曾在警察的护卫下到那里巡察了一番。他决定采取一个善意的、同时也是重大的行动：接管这个问题重重的地区。他列举了这么做的理由，“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防止九龙被另一个外国列强或是目无纲纪、不服管制、藐视中国管辖权的非法定居者占领，后一种情形尤其令人担忧”。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几乎就是如此，“一群客家匪帮”使得原有的官府形同虚设。如果占领这个地区，香港港口地区的界限将得到明确，“这个过度拥挤、生活费高居不下的城市”的居民可以“不时换换空气和景色，不必总是面对丘陵地区那种千篇一律的阴郁景致”。(18)
接管九龙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英国海军和陆军从一开始就因为大陆与香港如此接近而忧心忡忡，九龙半岛的任何一座要塞都可以凭借轻型大炮控制香港岛。在2000码的距离上，24磅炮的射击精度相当高，只要在尖沙嘴架起大炮，就能够控制这个新殖民地的大部分海岸线。义律很快觉察到这种危险，提出应当拆除现有的中国炮台，即使这些炮台被一位军事观察员说成是“年代久远、锈迹斑斑的铁家伙”，“如果想用这些大炮开火，炮手很可能会被炸死”。(19)士兵在战时放纵不羁，1842年时英军曾暂时占领过九龙地区，1857年战争爆发后，九龙再度被占，这次占领是以相当友善的方式进行的，没有遭到当地官吏和老百姓的反抗。约翰·包令爵士对军官们在九龙的行动感到不安，便假装自己遭到绑架，以撇清与此事的干系。他回到香港岛的总督府后，及时斥责了这一行动，把这个地区归还给中国。
自那以后，军事技术迅速发展，英国的态度有了变化。随着滑膛炮的发明，火炮的有效射程和威力大大提高。法国人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役中使用了滑膛炮，纽卡斯尔的律师威廉·阿姆斯特朗发明了新型野战滑膛炮，从此轻型的火炮可以装填更多火药，射程也更远。阿姆斯特朗大炮是后膛装弹，发射速率很高（1860年下水的“勇士”号装备了这种大炮，至今仍能在普茨茅斯看到这些大炮）。其他列强开始觊觎中国，九龙若掌握在相对友好和无能的中国人手中，局势还没有那么糟糕。一旦法国人或俄国人插手，在九龙修筑配备新式大炮的炮台，就足以威慑港口和维多利亚城。英国与俄国刚刚结束耗资巨大的克里木战争，与法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尽管此时英法两国还是盟友。指挥香港驻军的冯·斯托宾齐少将和后来成为“复仇神”号舰长，此时指挥“加尔各答”号的霍尔上校向包令指出了这种危险，劝说包令敦促英国政府至少要获取九龙半岛和距离海岸一英里左右的昂船洲。九龙半岛对于骑兵作战至关重要，斯托宾齐少将担心受到敌方炮兵的威胁，因而特别希望占领昂船洲。远征军到达香港后，再次来华的霍普·克灵顿爵士认为九龙“对于香港港区和维多利亚城的防卫来说不可或缺”，属于“我很想直接占领的地点”。克灵顿勉强承认，“强行夺取这个岬角不完全合法”。(20)
驻华公使额尔金及其兄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赞同军方的看法，两人也都深感忧虑，一方面从内心反对以武力攫取更多的中国领土，又担心这样做会为其他欧洲列强树立恶劣的先例，况且已经达成1858年《天津条约》，眼下正在等待北京批准。卜鲁斯建议在广州单独就九龙问题进行谈判，同时部分或全部免除早先商定的广州赔偿金。约翰·罗素勋爵尤其担心，倘若英法采取联合行动，最终结局却是英国获得领土，法国会因此不满，进而要求获得补偿。
事态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激化，因为巴夏礼找到了解决办法。1859年3月19日，巴夏礼与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广州解决了所有问题，两人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这份建议草案打消了霍普·克灵顿将军的顾虑。巴夏礼叙述了这次会谈的经过：
中午1点钟，我带着上述草案登上高地会晤了克灵顿将军，他完全同意这份文件。我还与他谈及警察等问题，立即使他授权我组织一支强大的骑兵队，即使不能给我100人，也要从现在的30人增加到80人。我与两位将军、他们可敬的夫人和全体参谋共进午餐，然后回到办公室。下午去见劳（崇光），口袋里装着我的函件。他同意了整个计划，我甚为快慰，只是身体有些不适。
曾参加两次侵华战争的霍普·克灵顿
第二天，巴夏礼“起草一份租借契约和关于九龙的公告，总而言之是把昨日的安排付诸实施，我很满意，我们渴望得到的租借契约在晚上签署、封缄和交换，我的一份给劳（崇光），劳的一份给我，它解决了九龙问题，直到该半岛彻底割让给我们，我坚信这将是下一步的行动”。(21)
一位清朝高官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九龙割让给一位英国领事，代价是500两白银，而此时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卜鲁斯批准了这项协定，虽然并不是十分热切，“这个协议还不完善，但我认为推迟获得一个地区的极其重要的所有权是不明智的”。一位年轻的领事馆官员——巴夏礼时年31岁——以个人名义把一块中国领土据为己有，殖民地大臣纽卡斯尔公爵显然对此甚为不安，“明智的做法是向达成这次租借的巴夏礼先生暗示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于是，罗素勋爵通知巴夏礼，女王陛下“将高兴地获得九龙半岛所有权”，大概在巴夏礼先生认为方便放弃他的所有权的时候。
这个地区的永久割让还需得到中国皇帝的正式批准，卜鲁斯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企图把责任推给其他人。1860年2月19日，在致冯·斯托宾齐的函件中，卜鲁斯模棱两可地写道：
女王陛下的政府已经表明希望割让这一部分九龙半岛，它对于这个港口的安全和在居民中维持秩序来说必不可少……我无法就中国人把它让与我们的可能性提出看法，实施占领将是有益的举措……阁下必将认为这种措施是明智的，您将看到，我认为这个举措不会遇到政治上的反对。
僧格林沁是蒙古人，袭封科尔沁郡王。
3月6日，卜鲁斯致函包令的继任者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我想向您，与此事关系最密切的人，申明我从外交角度对该问题的看法，其余的由您来决定……我无须表明，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共同采取行动，就有重大的政治理由反对讨论领土获得问题。”
巴夏礼再次让问题迎刃而解，不过这次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而且是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巴夏礼会讲汉语，又有18年与中国人办交涉的经验，因此成为1860年8月陪伴额尔金勋爵第二次北上的当然人选。在谈判过程中，满族将军僧格林沁抓获了巴夏礼和额尔金的部分随行人员，其中包括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和《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罗亨利和巴夏礼受了几天虐待后获释，僧格林沁刚刚放了他们，就收到了皇帝发来的下令将他们立即处死的命令。其他随行人员，包括包尔比和人数不多的护卫队，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22)这个事件立即导致谈判中断。中国人要么接受英国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不然就有可能遭受必将导致王朝崩溃的毁灭性打击。囚禁俘虏的圆明园遭到洗劫和毁灭，额尔金经过反复考虑，认定它是适合的报复对象。在额尔金看来，火烧圆明园不像洗劫北京那样严厉，却足以构成严重的警告。彻底割让九龙成为英法联军所提各项要求中微不足道的一项，立即获得了中国朝廷的认可。
英国吞并九龙半岛的条款
英军进驻九龙半岛
英国新近获得的这个地区前途未卜，不论是民用还是用于军事目的。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他曾协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开展提高军队护理水平的运动——提醒克灵顿将军“密切留意九龙。香港民众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认为获得该地区的所有好处全都应该留给他们。我已经向殖民地部强调，前往香港或其他地方的英国商人，必须为他们的货物承担风险。已派出士兵前去保护商人……政府的职责在于尽最大可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卫生和舒适条件”。(23)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代表殖民地居民宣称占据九龙半岛是他们提出来的，而《北京条约》明确宣布“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双方争论的结果是将军赢了总督，欧德理博士对此愤愤不平，殖民地居民“不容置疑的理由……仅仅因为帝国政府的一道命令就被弃之不顾。为了帝国的军事利益，无情地牺牲了这个殖民地的需求、繁荣和发展”。(24)一段时间里，九龙只是维多利亚城一个有用的附属地，只有一些码头、仓库和用作军事设施的避暑别墅。
《天津条约》签署后，香港进入了地位不明朗的时期。除原有5个通商口岸外又增加了新口岸，中国沿海对国际贸易开放的城市北达满洲里，扬子江也已开放，虽然要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才开始修建各种设施。广州入城问题再次得到解决，不过开始时双方争论得更加激烈。沙面岛建立起新的国际居留地，它比过去的居留地大得多，靠近以往的商馆区。英国驻华公使进驻北京，香港不再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惟一中心，香港总督也变成一位殖民地官员，归白厅的一个部门殖民地部直接管辖。即使在殖民地部，新兴力量也正在崛起。
殖民地部
自17世纪初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以来，英国相继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最初的北美殖民地，英国王室获得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大量领地。1843年，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同时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还有新加坡、马六甲、威尔士王子岛、纳闽岛、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锡兰、开普殖民地、赞比亚、塞拉里昂、圣赫勒拿岛、福克兰群岛、亚丁、众多加勒比海属地、直布罗陀和黑尔戈兰群岛。在澳洲，早先的流放居留地逐渐演化为适度授权的殖民地新西兰以及稍后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印度从未被看成是殖民属地，印度事务分别由监督委员会和印度事务部负责处理）。
当时，通信联络取决于最快的帆船（在这个时期，帆船大多比蒸汽船速度快）传递函件，根本不可能对广泛而分散的众多属地实行集中管理。唐宁街13、14号（殖民地部不舒适的办公楼）明智地没有推行集中管理，有关决策大多出自殖民地总督。殖民地部始终习惯由在现场的人解决问题。电报、电话、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使得这种做法不再那么绝对必要，殖民地部仍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这种惯例。
殖民地部常任官员的政治主人既没有提供多少帮助，也很少插手干涉。殖民地大臣（1854年前还兼任陆军大臣，虽然这两个部门的性质南辕北辙）从来不是什么美差。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辉格党人一度想撤销殖民地部，把殖民地部与内政部合并。一些能干的年轻人往往把殖民地部当作谋取前程的跳板，这个部门的首脑多是一些二流角色，很少有人在这个部门长期任职（1855年，殖民地大臣一职四度易人）。“亚罗”号事件之后的20年左右时间里，除军事改革家爱德华·卡德威尔（1864—1866年任职）之外，占据这个职位的人虽然都是体面的绅士，却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纽卡斯尔公爵、卡纳丰伯爵（绰号“叽叽喳喳者”）、格兰维尔勋爵和金伯利勋爵等人先后出任殖民地大臣，这些人当中只有金伯利勋爵认真对待殖民地事务。除非情非得已，这些人全都对香港毫无兴趣。下院则把殖民地事务视为彻头彻尾的琐事，只是偶尔举行相关辩论，还经常凑不足法定人数。
詹姆斯·斯蒂芬
亨利·泰勒
与殖民地大臣的情况相反，不论当时还是之后30年里，殖民地部的高级文官全都是十分优秀的人才，他们长时间从事本职工作，足以保证殖民地政策的形成和延续。这种传统的开创者是詹姆斯·斯蒂芬。1836到1847年，斯蒂芬爵士一直担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他是个学识渊博（日后成为牛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座教授）、尽职尽责的福音派新教徒。凭借个人素质和出众的工作能力，斯蒂芬组建起联络渠道畅通的体制，明确了殖民地部各个岗位的职权范围。斯蒂芬在巨大精神压力下退休之后，殖民地部不得不设立3个职位来应付本来由他独立完成的工作：赫尔曼·梅里韦尔担任常任次官，无所不在的义律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弗雷德里克·埃利奥特出任助理次官，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爵士（日后的布拉赫福德勋爵）担任法律顾问。这三人个个才干超群。梅里韦尔是当时惟一能够在知识的广博程度上与麦考莱相媲美的人，23岁就成为牛津大学巴里奥尔学院研究员，后来又当上了政治经济学教授。1860年接替梅里韦尔的罗杰斯一直是巴里奥尔学院研究员。殖民地大臣如走马灯一般频繁易人，掌握实权的始终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尖酸地评论道：“在过去整整15年里，各个殖民地实际上是由一个名叫罗杰斯的人统治的。”(25)
1872年，罗杰斯退休，常任次官的职位轮到1836年以来的三巨头中硕果仅存的那个人。殖民地部形成了一种公认的“世家风范”，这种独特风格或许可以定义为自由主义的倾向，即强烈主张维持法治，对所管辖的臣属民族尽心尽责，不愿再增加新的臣属民族。殖民地部的低级职员往往同样出色，事实上资深职员是地位很高的文官，如今一般称为“副次官”。亨利·泰勒爵士是文学大家，詹姆斯·斯佩丁也有很深的文学造诣，他们两人都是丁尼生的朋友。实际上，斯蒂芬退休后，斯佩丁曾被提名接任常任次官，他拒绝了，宁愿去编辑弗兰西斯·培根纪念全集。殖民地部官员的选拔是由著名人士推荐，几乎全都来自中上阶层，一般是乡绅而非贵族，更喜欢外交部里不那么严肃的氛围。
麦考莱
赫科莱斯·罗便臣
罗便臣离开锡兰
麦考莱勋爵首倡的体制变革已蔚然成风。1854年，他提议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东印度公司职员。麦考莱体制与中国官僚体制的选拔标准没有什么不同，“运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写诗作赋的技巧，确实与培养法官、金融家或外交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倘若一个年轻人能够把身边那些最具才干、最有雄心的青年想尽力做好的事情做得十全十美，一般来说就足以证明其才华出众”。(26)（麦考莱承认，就“运用古代语言赋诗的艺术”而言，苏格兰人的“教养异常贫乏”，因此必须在普通科目上胜人一筹。）1853年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把麦考莱的想法加以具体化，该报告建议设立文官委员会，监督官员选拔工作。1855年，这项建议付诸实施，1873年推广到外交部。实际上，这种做法并没有扩大应聘者的选拔面，一个世纪之后，应聘者仍是来自非常相似的背景，虽然政府千方百计拓宽选拔对象的来源渠道。不过，这种制度确实从总体上消除了官僚机构的无能状况，也进一步加深了成功者所特有的自鸣得意的优越感。
1859年9月，赫科莱斯·罗便臣爵士接替包令出任香港总督。罗便臣的一大成就在于，依照包令早先提出的思路，建立了招募和培训未来香港管理者的制度。罗便臣只是为了应急才实施这一计划，因为罗便臣到达香港时，政府中只有4个人懂广东话，4人中只有一人，一位法院译员，稍微懂一点中文。1862年，香港首次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学生”，这些人很快就脱颖而出。两年之内，塞西尔·克莱蒙蒂·史密斯就当上了华民政务司，负责华人事务。从那时起，香港政府无需再依靠由当地人和那些招募来香港的英国人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开始配备职业化的官员。这些官员创立了高效的管理体制，虽然他们与白厅高官之间依然有巨大的鸿沟。官学生大多来自正派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就读于“二流公立学校，或不出名的私立学校”，他们当中将近一半人毕业于地方大学，而此时进入内政部和外交部的大多是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27)
不过，殖民地部有时仍不得不沿袭过去的选拔方法，而香港政府官员的素质虽有所提升，却依然鱼龙混杂。罗便臣本人无须参加任何竞争性考试。罗便臣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盎格鲁－爱尔兰家族：西密特郡罗斯米德的罗便臣家族。这位新总督的父亲、海军上将赫科莱斯曾与柯林武德共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为了讨好这位依然健在的特拉法加尔战役的胜利者，他常常爱抚柯林武德的那条名叫“庞斯”的狗。老罗便臣的兄弟布莱恩在纽芬兰当过50年法官。海军上将的几个儿子中有两位当上了殖民地总督：威廉是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和昆士兰总督，他还是个著名作家；小赫科莱斯是新南威尔士、锡兰、南非总督和香港总督。小赫科莱斯·罗便臣先是在军队服役（1843年，罗便臣19岁时进入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服役，3年后退伍），后进入爱尔兰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济贫法》的实施和赈灾事务。之后，他出任西印度群岛中较小的蒙特塞拉特和圣基茨岛总督。罗便臣出任香港总督时年仅35岁，但已具备长期的殖民地工作经历。他退休之后，又于1895年复出，担任从前在开普敦担任过的职务，因为那里的局势陷入了僵局。罗便臣是个和蔼可亲的爱尔兰人，妻子年轻漂亮，二人“展现出健康的社交形象”。晚年在新南威尔士时，罗便臣自命为“德比和圣里格殖民地的获得者”。这种快活的言行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罗便臣“冷酷、精于算计，不讲亲情，不分好恶，最大的兴趣就是明哲保身”。约瑟夫·张伯伦对罗便臣在南非的表现颇有微词：“我希望他偶尔也能露一露峥嵘。”
经历过包令任职期间的动荡之后，香港需要有个性格温和的人掌管。在任职的最初数年中，罗便臣花了很大力气来消除以往刺激性事件的影响。罗便臣到香港将近两年之后，于1861年12月16日向殖民地大臣纽卡斯尔公爵提交了“文职部门滥用职权调查备忘录”，希望以此了结高和尔一案，稳定香港的政治生活。罗便臣的调查判定高和尔涉嫌“与海盗王麻子长期密切往来”，建议解除高和尔公职。1862年4月10日，纽卡斯尔公爵批准了这个提议，之后纽卡斯尔公爵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使安士迪保持沉默，“这次迟来的……偏颇的、不完整的、片面的调查”（1862年6月4日安士迪在一封信中以他特有的措辞写道）至少证实了安士迪提出的一项指控。
像高和尔一样，与动荡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也逐渐退出舞台。1852年，律劳卑使团的幸存者亚历山大·参逊离开香港；1859年，威廉·坚和约翰·休姆退休；早期的殖民地政府官员中，只有愤愤不平的孖沙依然在任。新任命的都是较为稳妥之人，正直而胜任。其中的朱利安·庞斯富特在此后10年中一直担任律政司，更算得上是个著名人物。官员的薪水标准确定下来，从总督的5000英镑到按察司的2500英镑不等，各部门负责人为1000英镑左右。部门负责人中还包括邮政司，因为香港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邮政系统。香港逐步脱离伦敦控制的另一个标志是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与其他新兴殖民地一样，香港的货币单位没有采纳英镑体系，而是中国传统的“元”。1862年，殖民地的账目以元计算。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创建于罗便臣任内，虽然这家银行与罗便臣本人没有多大关系。汇丰银行之于香港，相当于英格兰银行之于伦敦。在香港，汇丰银行始终被当作“银行”的代名词。汇丰银行在很短时间里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并且始终是一家重要的国际银行，对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8)创建汇丰银行的荣誉应归于大英火轮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苏石兰。苏石兰干练过人，白手起家，年仅28岁就被任命为大英火轮公司驻中国和日本代理行的负责人，还当上了香港立法局议员。1862年，在印度的F.W.肯德尔——日后在苏石兰任大英火轮
苏石兰
公司董事长时担任公司总经理——写道：“苏石兰终于熬过来了。我想，他回国时相当失意，如今威风八面地卷土重来，将成为香港的大班。苏石兰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聪明、更开通、更敏锐。他完全融入了上流社会……是个彻头彻尾的生意人，没有过多的苏格兰人习气。”(29)
1864年7月，苏石兰打听到孟买银行家正筹划开办一家“中国银行”，打算把这家银行办成一家主要的印资银行，赚取对华贸易的利润。苏石兰获知筹划者正在寻找在中国海岸开展业务的合法公司，便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组建了一家合适的商号。5天之内，他就准备好招股说明书，还争取到颠地洋行的支持，由颠地洋行发布招股说明书。鉴于颠地与怡和两大洋行的关系，他这样做显然是把怡和洋行排除在外。由于马地臣爵士6年来一直担任大英火轮公司董事会主席，这种做法势必在日后带来无穷的烦恼。颠地洋行的弗朗西斯·崇利牵头的临时委员会分派了股权：香港和上海商人认购8000股，2000股归印度商人，另外2000股给了日本、马尼拉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人。委员会不允许任何持股人拥有超过总股本2﹒5%的股份，确保了公司股票持有的广泛性。最终，苏石兰筹集了250万元股本，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金额。
几乎与“香港与上海银行”(30)同时，加尔各答筹资开办了印度国民银行，两家银行有着颇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印度国民银行有着与汇丰银行相同的目的，即让本地投资者能够从自己经营的银行业获利，也同样成功地募集了一笔巨额资本：500万卢比，约合50万英镑。印度国民银行很快就把伦敦作为基地，而汇丰银行始终是一家香港的注册银行，虽然该殖民地以外的人士拥有这家银行的大量股份。另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印度国民银行自成立之日起就拥有印度裔董事，此后一直延续了这个惯例，直到1984年这家银行被澳新银行兼并；汇丰银行选举首位华人进入董事局则花了一百年时间。(31)
苏石兰利用了商人们的积极性，正如招股说明书——事实上它不过是对预期利润的一个初步说明——的开场白所表明的：“在本殖民地创办一家本地银行，并在中国最重要的地点设立分行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招股说明书以乐观的口吻抨击竞争，规定了广泛的权利，这些权利会让今日的证券交易所新股发行部门震惊不已，在当时却完全兑现了：
目前，中国的各家银行仅仅是总部设在英国或印度的公司的分支机构……难以令人满意地为本地贸易提供比以往年代更广泛和多样的服务。“香港与上海银行”将弥补这个缺陷……预计该公司有充分的理由取得成功……银行将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开展业务。
怡和洋行当然不会支持有颠地洋行参与的项目，他们竭力在立法局施加影响，试图挫败竞争对手。但是，苏石兰和崇利都是立法局议员，开设银行所需的条例仍在立法局得以通过。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开张营业。
早期汇丰银行大楼
事后看来，汇丰银行似乎生不逢时。不到一年时间，伦敦一家期票贴现银行“奥佛兰与古内银行”倒闭，把整个英国金融界搅得天翻地覆。这家银行的破产引发了挤兑狂潮，多家公司连锁倒闭。在中国，怡和洋行靠拍卖大量资产再反租回来的办法勉强渡过难关，颠地洋行却不得不关门大吉，两家大行商并存的局面就此告终。(32)颠地洋行在香港的位置以及约定俗成地分配给他们的立法局席位转给了另一家最早的广州行商“仁记洋行”。但是，英国商号对于华人社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颠地洋行倒闭后的15年之内，只有怡和洋行始终位列香港18家最大纳税户之列，其余17家均为华人商号。
怡和洋行凭借所属轮船的速度优势，至少设法从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撤回了存款，其中一艘船甚至比从加尔各答带回消息的蒸汽邮船速度还快，“我们船上明轮翼的轰鸣声和蒸汽管道的嘶嘶声……让我觉得所有的轴承都要融化了”。怡和洋行赢得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设法提空了账户，兑现了全部未付期票，抢在其他香港人得知消息之前挽回了“整整一船的硬币，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金币”。(33)老对手颠地洋行退出舞台之后，怡和洋行顶替了他们在汇丰银行里的位置，从此在银行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在这段危机频仍的时期，香港的银行数量从10家减少到4家。汇丰银行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恰恰是因为它正处于草创时期。历史悠久的银行建立起资产负债表和贷款账目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够带来良好的收益，当时由政府债券无条件担保的贷款，利息可高达14%。但是，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消损耗了应付挤兑必备的即兑资产。新银行的业务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流动资产。不但汇丰银行得以幸免，印度国民银行也幸存下来，而印度的老银行几乎全军覆没，这个颇富戏剧性的事例表明了新来者的优势。
危机过后，汇丰银行面临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银行董事会迅速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10年之内，除了中国的分行之外，汇丰银行还在日本、印度、西贡、马尼拉、旧金山开设了分行或代办处。对手的竞争始终没有给汇丰银行造成多大威胁。1884年，东方最大的英资银行丽如银行倒闭。1869到1880年间，印度国民银行试图打入香港，也以亏损和互相埋怨而告终。1872年，汇丰银行成为香港政府的指定银行。总督理查德·麦当奴爵士致函白金汉公爵：“我很快就与汇丰银行达成了协议……行政局坚持认为应当毫不迟疑地抓住机会与汇丰银行达成更有利的条件，该银行实力雄厚，在商界信誉卓著，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34)两年后，北京公使馆的业务也委托给汇丰银行。从此，汇丰银行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第一大银行，同时也是银行总部所在地香港的一大财富。
非法游戏
轮盘赌
滚木球
香港的番摊赌馆
香港不再是英中关系的中心，殖民地当局转而忙于处理内部事务。白厅文官与香港政府在香港内政问题上常常发生意见分歧，前者总是认为他们的政治主人随时会引爆某些被忽视的殖民地问题。殖民地问题很少在英国引发争端，更不会引起辩论。但是，香港有一些特别令人尴尬的问题，卖淫、贩卖奴隶、鞭刑，尤其是引人侧目的赌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闻界也总是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
在上述问题中，赌博首先惹了麻烦。英国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限制赌博。(35)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双陆棋、弹子戏、台球、赛艇、滚木球、摔跤、惠斯特等消遣才是许可的。其他一些游戏，如骰子戏、法罗牌、轮盘赌，完全是非法的。拳击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有钱人在怀特俱乐部或塔特萨尔俱乐部等私人俱乐部里下注，想下多大赌注就下多大。穷人却不得不经常光顾非法赌场，或是同样非法地在街头巷尾下赌注。实际上，穷人被禁止参与赌博。起初，这些法规是为了阻止“狡诈之徒”诱惑诚实的人“接触桌球、网球、骰子、纸牌、滚木球、撞球、掷木游戏”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法游戏，“因为射箭术大大衰微了……失去工作的潜水夫、制弓匠、制箭匠前往苏格兰定居”。这些法规宣称，要想使“技师、手艺人、农夫、海员、渔夫、舟子或其他佣人远离”赌博，“除非是在他们主人的房子里过圣诞节”。(36)到维多利亚时代中叶，虽然射箭术的衰微早已不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基于等级划分的立法却依然适用于这一时期急欲抵御下层社会诱惑的英国人。问题是，这项立法在香港根本行不通。
人人都想不劳而获，华人热衷赌博却是个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与儒家世界观密切相关，儒家强调赢得神明宠幸的重要性，这个民族的生活从不同层面体现出对幸运的渴求，从皇帝亲自到天坛祭祀祈求风调雨顺，到苦力赌番摊（数一堆胡椒的粒数）。不论是赛马还是藏豆子游戏，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下注的对象，虽然中华帝国正式宣布赌博为非法，赌博却始终十分盛行。务实的包令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贯彻不下去的法律难以见效，建议仿效葡萄牙殖民当局不久前在澳门成功推行的办法，把赌博合法化，同时实行严密监督。包令的建议如石沉大海，老派的辉格党人依旧沉溺于玩法十分复杂的福克赛特牌，在牌桌上发大财或者输个精光。但是，辉格党正在演变成由极其可敬的格拉斯敦领导的不从国教派的自由党，不可能赞同赌博合法化，哪怕是在香港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
直到1867年，理查德·麦当奴爵士主动采取行动，局势才有所改观。麦当奴爵士没有什么顾忌，行事很少畏首畏尾。与各位前任不同，麦当奴出任香港总督时，已临近其漫长的殖民地生涯的尾声，香港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任职地。此前，他曾担任赞比亚、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南澳大利亚的总督，还获得了骑士封号，所以没有理由害怕与白厅发生争执。麦当奴天性专断，喜爱冒险——他曾在澳大利亚从事开拓探险——不能容忍懒散和欺骗。他对殖民地部大人物说话的习惯口吻在殖民地总督中是不多见的，这一点尤其令文雅而贵族化的格兰维尔伯爵恼怒不已。麦当奴还直接插手外交和领事部门，阿礼国愤愤不平地数落麦当奴“粗野傲慢、行事草率、不知礼仪”。麦当奴身为资深律师，曾任殖民地按察司，深谙法律。他在西非的经历，包括数次参加战斗，则表明他性喜冒险。他的公文生动、锐利，时常向殖民地部提出有争议的问题。
麦当奴
像所有类似性格的人一样，麦当奴事必躬亲、乃至独断专行地管理香港，既不倚重自己的属下，也不把公众舆论当回事。不论他的做法正确与否，麦当奴用前任总督不曾有过的方式把这个殖民地的华人与欧洲人重新团结成一个整体。为期4个月的调查结束后，他采取一系列有力行动，范围涉及税收、行业登记、敉平海盗以及刑事审判制度。在推行这些举措的过程中，麦当奴时常遭到强烈反对。麦当奴的革新举措中，争议最大的是发放赌场许可证。在香港，赌博习惯难以抑制，禁令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造成贪污蔓延。警察薪水低廉、缺乏训练，向非法赌场的老板索取巨额金钱。即便采取极端措施，用不那么容易受贿的苏格兰巡警来代替英国人，仍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麦当奴爵士游说不情愿的殖民地部采取发放许可证这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麦当奴很幸运，当时的殖民地大臣卡纳丰勋爵年轻而开明（他甚至支持妇女选举权），还拥有上院议席，从而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因此，卡纳丰乐于做出有可能不得人心的决定，而那些囿于前例的继任者往往不愿轻易改变传统的政策。
1867年9月，香港11家公开赌场开业，激起传教士的强烈反对。之后，倾向改革的伦敦“社会科学协会”也予以抨击，他们极力讽刺香港“地方当局自作主张地通过一项条例”，这项条例“使英国国内外的声望蒙受……巨大耻辱”。麦当奴反驳了协会的抨击，想必他内心格外苦涩，因为他本人就是该协会的成员。麦当奴表示，不知该协会从何处得知中国业已“彻底禁绝”赌博这一非常奇特的消息，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要想在短时间内禁绝赌博，只有采用中国曾经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把赌场夷为平地，拷打赌场老板，实际上本政府从未诉诸这些手段”。(37)
香港曾经尝试运用法律手段来禁赌，对参与赌博者施以英国司法所许可的态度暧昧的处罚，结果只是导致贪污和犯罪增加。麦当奴爵士不愿像委员会无意中建议的那样一如既往地利用这种借口，他还语带夸张地询问委员会成员，是否宁愿要那种“哗众取宠的立法，这种立法就像乏味的演说者为了赢得掌声而文过饰非，却不可能赢得真诚人士的认可，这些人士完全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他们的职责充满责任感”。
可以说，麦当奴爵士本来可以凭借自己的机智占得上风，只是他忽略了一个因素，即从前的害群之马：高和尔。
麦当奴发放赌场许可证的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乃至那些正在大发其财的赌场老板纷纷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总督不是希望禁止外国人进入赌场吗？好办，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赌场，尽管这样将损失一些利润。总督不是想把那些可疑分子和出名的恶棍抓起来吗？好，这些家伙很快被抓起来，数量还相当可观。治安好转靠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成问题但又十分得力的高和尔。高和尔如今受雇于那些有执照的赌场老板，协助赌场老板避免触犯法律，薪水每年2万英镑，几乎与总督本人的年薪一样高。高和尔颇为得力，一个月之内（1869年1月15日到2月14日），经过鉴别需要抓捕的24名“非法赌徒和危险分子”中，有21人被“高和尔先生的侦探”抓进了监狱。麦当奴意识到高和尔的价值，他致函格兰维尔勋爵（他继卡纳丰勋爵和白金汉公爵之后出任殖民地大臣，麦当奴任职期间先后与4位殖民地大臣打交道）：
高和尔先生在华人社会的口碑很好，对他们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力，我认为他完全配得上这种影响力。此外，从立法局热切表达的赞许可以大致看出他目前在外国人社会中的地位。1866年8月15日，（立法局）公开赞扬他，完全认可他以前和近年来的所作所为。
朱利安·庞斯富特
但是，麦当奴爵士没有意识到，维多利亚时代强大的道德浪潮足以席卷一切。英国国内政客难以启齿的是，赌场经营者上缴香港财政的牌照费之多，已经达到令人尴尬的程度。白厅担心被人指控利用“邪恶的利润”来弥补殖民地的财政缺口，因此不肯批准公开使用这笔收入，只用它来支付一两项特定的治安开支。白厅官员的这种态度得到斯马莱爵士的支持。斯马莱是这个殖民地的正按察司，正在发动一场要求废除赌场许可证制度的狂热运动。1870年，麦当奴离开香港度假，斯马莱着手联络香港辅政司和署理总督威菲路将军，他宣称：“在这个殖民地赌博的不良影响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迄今为止从未充分认识到……赌博的可怕后果……警察的可信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对于麦当奴来说幸运的是，当时香港的律政司是那位非凡的朱利安·庞斯富特，他日后成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英国首任驻美大使，还协助创立了海牙国际法庭。庞斯富特用最直言不讳的语言猛烈抨击斯马莱：
我无法认可他（斯马莱）所举事实的准确性，他竭力把这些事实作为反对这种体制的基础……相反，我坚持认为，由于实行了赌场许可证制度，犯罪大幅度减少……总之，我冒昧地表达一个愿望，正按察司不要再从法官的角度攻击政府的这项政策，无疑，他（这么做）等于是鼓励……每一种与发放赌场许可证制度有关的谎言，这些谎言将给这个殖民地带来耻辱。(38)
就连如此直率的反驳也不足以在殖民地部扭转局面。香港商人——他们可以悠闲自在地在俱乐部赌博——站在斯马莱一边，许可证制度最终取缔。欧德理当时在香港，他在事件尘埃落定后的1895年写道：“取缔赌场没有收到任何积极成效。自那以后，赌博和警界腐败依然肆无忌惮。这个问题完全被政府忽视，依然有待一位行家里手来解决。”(39)
香港警察标志上保留下来的香港徽章
围绕香港徽章的争论，集中反映出麦当奴爵士对待白厅上司的轻慢态度。香港徽章奇特的图案是在1842年时匆匆拼凑而成，图案描绘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海滩上交易，边上有一堆茶叶箱，背景有一个海岛，若不去深究，这个岛大概就是香港岛。1869年，这一图案成为这个殖民地新旗帜上的徽记。麦当奴很不喜欢这种图案，7月3日，他愤愤不平地致函格兰维尔勋爵：“（徽章）图案像是瓦平的一个油画颜料商为了区区3英镑拼凑出来的。”麦当奴提出“应该代之以一位身着晚礼服的绅士在九龙海滨——对于这种交易来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所——购买茶叶的图案……著名的大不列颠和英国雄师的图像”。
殖民地总督不是非得用这种冷嘲热讽的口吻对列位伯爵和内阁大臣说话的，恰巧徽章真的是瓦平一家体面的油漆供应商汤姆森公司设计的，这样一来，麦当奴的信函越发令人不快。结果不难想见，徽章图案依然如故。许多年之后，博学的总督金文泰再次试图更改徽章图案。他在1926年建议徽章应该加上一些头戴王冠的华人形象。这个建议遭到立法局否决，立法局议员、怡和洋行的C.H.罗斯评论说：“这个殖民地能够告诉你（徽章上）那些人物是谁的欧洲人”不会超过10个。金文泰非常愤怒，尖刻地挖苦说：“这个社会终于凭借自学达到了瓦平的美术水准。”虽然人们很不满意，徽章图案始终如一，直到1958年，总督柏立基爵士要求设计一款新图案，徽章才有一些细小改动。香港警察依然坚持保留老图案，这种徽章至今仍喷涂在香港警察“陆虎”巡逻车的两侧。(40)
麦当奴极为内行地从事缉捕海盗的斗争，外交部和海军部并不支持他，这两个部门都不愿意在未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到这个殖民地海域之外采取行动。总督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武装了两艘帆船（他把其中一艘命名为“荒谬”号），让九龙巡理府上船，从而使这种做法带有某种合法性。虽然没有得到白厅的支持，麦当奴如法炮制之后，海盗从此不再猖獗。
亲王来访
香港的戏剧演出
对华战争提升了香港社会的地位，刺激了贸易发展，讨人喜欢的军官们暂时加入到这个社会之中，为远征军服务的后勤部门也建立起来。包令、罗便臣和他们的妻子热情好客、款待殷勤，英国国内也开始出现适度夸奖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报道。一位伦敦剧团经理阿尔伯特·史密斯——19世纪50年代，他在伦敦皮卡迪里路埃及大厅的表演非常成功——决定创作中国题材的节目，为此在1857年开始了一趟收集素材的旅行。史密斯属于人们通常称作“怪人”的那类人，他是医生、最典型的波希米亚人、加里克俱乐部的显赫人物。狄更斯和萨克雷都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史密斯与前者是密友，与后者闹翻了。据说，正是他鼓励狄更斯着手创作了那些大受欢迎的公众读物。不过，史密斯本人的职业就不那么严肃了，他与一些华人女子表演的二重唱大获成功，他在表演中“化妆成老年妇女，像我在巴登博览会的舞台上常常表演的那样”。香港社交生活单调乏味，人们把史密斯的到访视为受欢迎的变化。炮兵上尉特威斯负责照顾史密斯，他带史密斯去了“一家美国酒吧，我们在那里吃了一些上好的草莓饼”。约翰·颠地邀请史密斯赴宴，这顿饭是“我曾经吃过的最好的晚餐之一，不论是与伦敦还是巴黎的餐馆相比”，晚餐是由颠地的法国厨师烹制。席间的话题总不外是赛马、赌博和赛艇。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是，“许多人乘马车进进出出，一些美国佬坐四轮轻便马车；黑人马夫牵着查顿先生的一群赛马出来遛马”。
斯托宾齐
温文尔雅的约翰·包令爵士博学地谈论他建立的植物园里的树木和植物。史密斯在总督府与包令爵士、冯·斯托宾齐将军和查尔斯·查顿友好地共进晚餐，“我们拿包令爵士的一些日本葡萄酒大开玩笑，这种酒实在难以下咽”。这位皮卡迪里的表演者收到了丰厚的礼物（其中包括叶名琛的裘皮大衣和他凌迟处死囚犯时用的十字架，以及颠地洋行的钱纳利绘制的素描）。尽管受到真诚款待，史密斯仍然觉得香港平淡乏味。犯罪依旧司空见惯，只是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戏剧性。史密斯钱包失窃，他发现一位朋友总是随身带着一根木棍，还养了条“凶猛的狗”。这里的英国人对华人所知甚少，而且似乎不愿意接近华人，英国人“很少提及当地多数居民的习俗，即公众必定会关注的那些细小的显著特征”。英国人彼此之间倒是了如指掌，“香港社交界有一个独特特点，人人都猛烈攻击其他人，都在我面前把其他人说得一无是处”。在经历过皮卡迪里刺激生活的史密斯看来，殖民地生活令人生厌：
大宅邸里年轻人时间观念很差。品茶被视为消遣，它算不上智者的有益活动。我从未见过哪个年轻职员手里拿着书，他们在阳台上虚掷光阴，要么就躺在长竹榻上打发时间；抽烟很凶；在俱乐部玩台球，俱乐部里台球的声音从一大早开始就无休无止；他们得空也浏览一下本地报纸。这些报刊通常充斥着最乏味、最无足轻重的本地小争论，安士迪先生、布烈治先生、约翰·包令爵士以及高和尔先生不时受到这些报纸的攻击，这让来访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很想知道这些小风波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41)
1856至1859年间，阿尔弗雷德·韦瑟黑德曾在香港担任政府职员，他的看法与史密斯的观点大同小异，虽然他略微为殖民地社会辩护的立场会影响其看法的准确性：
香港没有多少社交性娱乐。这里没有文学、科学研究机构和互济会等组织。这里有皇家亚洲协会的分会，更让人痛苦的是它只面向严格限制的少数人。这里倒是有一座图书馆和阅览室，靠每月两元的高额会费维持，会员可以在那里下棋、演奏乐曲、举办演讲会和晚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上课。但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最重要的场所，这类活动使不同圈子的人彼此相识，指责是很不妥当、令人不快的……在俱乐部这个特选者的乐园和殖民地绅士的会所，他们非常喜欢打台球。(42)
1868年香港跑马场
香港下层社会的生活要有趣得多。1850年，第59（东兰开夏）步兵团的詹姆斯·波德尔中士到香港服役。最初，他发现这里的情况令人吃惊：士兵们每天身穿全套制服和皮制硬颈带操练数个小时；患病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上校逃回英国，由于找不到接替的人选，最后把H.H.格雷厄姆少校提拔为团长。到此时，情况已经好转，板球、足球、拳击和九柱戏取代了过量操练，怡和洋行为士兵提供了一些制作精良的摇桨小艇。波德尔担任卫戍部队戏剧表演的舞台监督，还受到其他参与表演者的款待，“在炎热天气里……他们把麦芽酒、杜松子酒放在篮子里，吊入井中冰镇。这些饮料变得非常柔和，口感很好”。另一位有益的朋友是颠地的马夫，他是和两匹赛马一道从英国来的，他带领波德尔参观了赛马场，“你在赛马场一天见到的华裔贵妇，比在香港维多利亚城5年之内见到的还要多”，虽然那里“华裔妇女的名声不好的宅邸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多”。
1868年的怡和洋行
阿尔弗雷德亲王
缉捕海盗也是件趣事。皇家海军“雷纳尔”号抓获的海盗尤其多，因为它可以调低桅杆和烟囱，船上的排气后燃器可以减少烟雾，从而能够悄悄地沿江而上，不被海盗发现。波德尔“看到海盗被抓起来，彼此用辫子系在一起，后来被处决，排成3行，每行3人”。一位年轻女士的魅力诱使波德尔脱离了军旅生涯，他对这位女士“用情书大献殷勤”，1854年10月，他与萨拉·麦金莱结婚，团部乐队参加了婚礼，大家全都很开心。(43)
1869年10月31日，香港迎来了首位王室客人，阿尔弗雷德亲王、爱丁堡公爵指挥皇家海军蒸汽动力快速战舰“迦勒底”号抵达香港。“艾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备受众人的喜爱。他有“非常坦诚友善的气质”，与其兄长的任性脾气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幸运地获准加入皇家海军，而威尔士亲王无法从事任何有意义的职业。1869年，年仅25岁的艾菲已经遭到过一名爱尔兰恐怖分子的枪击（他幸免于难），并在公民投票中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希腊国王（他拒绝了）。公爵一到香港就表现出取悦于人的才华，他发现自己从前的指挥官亨利·科普尔——就是苏谋斯事件中的那位上校，如今已是海军少将——恰好将在他正式抵达前离开这个殖民地。艾菲马上安排手下的军官代替海军少将座艇上的水手，把科普尔从码头送上军舰，公爵亲自为科普尔系缆绳。
为公爵安排的娱乐表明香港在成为一个体面的殖民地方面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常见的舞会、焰火和宴会外，艾菲观看了业余剧团演出（约克先生还送给他一部莎士比亚选集）和德国唱诗班的演唱，两次活动都安排在新落成的香港大会堂（用煤气灯照明）。艾菲还亲自指挥了一场音乐会（他是个不错的小提琴手），观看了一出华人戏剧，打了板球（板球俱乐部早在1851年就成立了）和滚木球（在东方滚木球场），还为一座天主教堂奠基。公爵把剩下的时间用来平息3年前的一场争执，当时沃奇尔先生与托姆塞特上校为座次安排闹翻了。谁有资格坐教堂6号小包间的问题最后不得不提交白厅裁决，“虽然这个所谓的6号小包间离布道坛的距离比原先的6号包间近2英尺6英寸”。白厅决定支持上校，因为“教区居民有权要求按照职位和地位高低排定座次”。1860年，香港俱乐部的新会所投入使用，“会所的内部布置十分雅致，为建筑师（S.斯特罗恩先生）带来了很高荣誉”。俱乐部章程规定海军军官不得入内，如今这项规定对“迦勒底”号军官大概不再有效。共济会香港分会肯定不会遇到类似的窘境，因为总督本人就是分会成员。(44)
公爵的访问日程中，至少有一天时间专门由华人负责接待，这表明香港的华人居民事实上已经开始得到承认，虽然这种承认与华人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麦当奴收到的指示是出自权威的自由党改革家爱德华·卡德威尔，指令要求未经白厅批准，香港不得通过任何立法，因为“那里的非洲裔或亚裔会面临……欧洲人或其后裔所没有的不利条件”。麦当奴没有因为这道指令而停止采取那些让许多华人愤怒不已的行动，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为解决问题不惜开罪所有人，而不是出自对华人社会的偏见。事实上，华人社会很快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和融合。(45)
1870年香港的华人商号
伍廷芳
1880年的文武庙
太平天国起义给香港带来了一个好处，即相当数量“体面的”中国人首次涌入香港，他们为逃避大陆上持续不断的动乱，被迫抛弃安定和富裕的生活前来香港。与早期成群结队来香港的苦力不同，这些人是带着家眷一起来的。理雅各认为这是“香港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当广州面临危险时，富有的家庭匆匆弃之而去，其中很多来到这个殖民地”。1844年，香港人口的男女比例为5比1，到1869年，男女比例已稳定在2.7比1，在19世纪其余时间里始终维持在这个比例上下。1845年，香港仅有78幢家庭住宅，1867年时已增加到1775幢。许多移民实际上都是有财产、有胆识的人。到1859年，65家华人商号已经积累起相当雄厚的资本，其规模大得足以作为“行商”登记。一些华裔商人的实力堪与英国大商人相匹敌。大英火轮公司买办郭甘章买下了该公司工程部的全部产权，建立了自己的汽船航线，到1876年，他已是这个殖民地的第三大纳税人。
1869年，教会培养出第二代香港华人，他们掌握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人的经商手段和政治策略。他们不仅受教于苏谋斯这样固执己见的人，也受教于裨治文和理雅各这样的人，后者不仅秉持自由主义观点，还了解中国，同情中国人的渴望。自商务监督署成立伊始到1857年，罗寿嵩一直为商务监督效力，他的侄子罗善万后来成为立法局议员，他的孙子罗少铠当上了圣保禄教堂的院长。1871年，何福堂牧师去世，留下15万元遗产，这笔钱来自成功的地产投机。两年后，他的儿子何启前往英国学习法律，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何启的姐夫伍廷芳也到英国学习法律。1880年，伍廷芳成为立法局首位华人议员，他在立法局的继任者是黄胜，后者曾随容闳前往美国。1896年，伍廷芳的女婿韦玉也当上了立法局议员。
第二代华裔殖民地居民开始进入殖民地政府，与此同时，人们试图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建华人社会的传统。殖民当局态度谨慎，三合会一类的华人会所受到猜疑，而且是出于正当的理由。其他一些会社，包括商业行会在内，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不过，一些华人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扶持。华人更练最早获得官方承认。为了弥补正规警力的不足，麦当奴顶着很大压力，将华人更练作为辅助性警察部署在华人区。华人更练董事会逐渐成为是进入政界的阶梯，由此可以进入立法局，获得大英帝国的荣衔。传统的华人会所集中在庙宇附近，尤其是荷里活道的新文武庙，它已经发展成一个法庭，华人在熟悉的环境中用汉语诉说冤屈，解决争端。这里的诉讼程序完全不像新设立的英国法庭那样令人惊恐，哪怕英国法庭真诚地努力适应华人习俗，英国法官没有清朝法官那么专横凶恶。人们总是认为由自己人来平息事端更可取，这座庙宇建成后的8年时间里，英国法庭没有受理过一宗纯粹的华人案件。
庙宇委员会类似于英国的教区委员会，其成员是通过邻里组织推选产生。委员会成员很快就掌握了比教区委员会大得多的职权，他们“秘密地管理本地人事务，充当商业仲裁人，为途经香港的清朝官员安排合适的款待，就官职买卖进行磋商，成为香港华人居民与广州当局之间非正式的联系人”。街坊会最初并不专门针对香港政府代表华人社会的利益，他们的现实存在却使得政府官员在用得着它们的时候与这些新兴组织进行磋商。
殖民地政府以颇为赞许的态度看待华人会社，尤其是那些涉及贸易和治安的会社，这两个领域是双方都关注的。但是，英国官员很难理解华人的卫生和医疗观念。在数个世纪时间里，中国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始终停留在罗马帝国的水平，后者直到文艺复兴之前几乎毫无变化。时至今日，中医的基础仍是与伽林学说大同小异的“体液”和机体平衡理论。中医几乎完全不具备解剖学知识，外科技术停留在帕黑之前欧洲医学的水平。不过，中医有一部收罗完备的药典，这部药典甚至比中世纪伊斯兰药典还好。在某些生理学领域，中医至今仍被欧洲医生接受（最受认可的是针灸、心智训练和吐纳术）。
1869年香港的公墓
显然，19世纪欧洲医学迅速涌现出来的最新发现没有传到中国。麻醉术和无菌法使外科手术彻底变革，公共医疗管理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维多利亚时代中叶，英国人凭借巨大的活力清洁了城市，仅仅一代人之前这些城市还同狄更斯笔下的城市一样令人作呕。英国人把这种新兴的热诚信念应用于解决香港的问题。中国文化对医疗领域受到侵入感到震惊和厌恶，所有外科手术都引起恐惧和反感，西式医院那种陌生的秩序常常被打扰。强制性的卫生措施尤其使家庭隐私完全暴露，还侵犯了华人传统中许多最受重视的东西，包括死亡、土葬以及对死者遗体的尊重。
在香港这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本地人，而且有大批移民过境，很快就需要有一所死者在被送回原籍村庄安葬之前暂时停灵的“义祠”，以及一座保存祖先牌位的公共祠堂。临终过程总是要举行各种花钱而烦琐的仪式，死过人的房屋被视为不洁，人们惟恐避之不及，因此香港义祠逐渐成为停放垂死者的场所。不难想见，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让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按其卫生和道德标准而大感震惊的了。1869年，首批官学生之一的阿尔弗雷德·李斯特描述了义祠的情况：
一间屋子里有一块木板，上面躺着两个半死的可怜人，还有一具尸体，泥地上到处是一洼洼的尿液。另一间屋子里是那些陪同者认为还活着的人……其他各间屋子到处是痛苦而羸弱的人，他们要么已不能言语，要么无法行动，他们身上褴褛的衣服显然自来到这里以后就一直没有换过，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匮乏到难以言述、令人难过的程度。
1872年，东华医院总理合影
郑观应
麦当奴对于领地内的这种可悲状况感到尴尬，便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关闭义祠，制订改善计划。政府部门中的一些华人首先提议，华人社会应该开办和自行管理一家医院，这所医院将提供传统的中医治疗，收治晚期病人，同时接受官方的监督。香港社会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伦敦也很快批准了，殖民地部此时正为动荡不已的新西兰和加拿大忙得不可开交。华人领袖迅速组成董事会，筹集了大笔资金，麦当奴获准从政治上令人尴尬的赌场许可证收费中拨出一笔津贴。东华医院应运而生，这所医院新奇和富有想像力地融合了西方与中国的观念。从华人角度看，意义最大的一点在于，他们的意见即使只是“偏见和迷信”也应当得到体谅，传统中医得到正式承认。
新医院的管理机构由香港最富有、最有势力的华人组成，从而把帝国的学者型官僚和家族士绅排除在外。董事会与街坊会和商人行会联系密切，几乎立即成为这个殖民地的华人权力中心。仁记洋行的买办梁安担任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一些头面人物，如大英火轮公司、汇丰银行、琼记洋行和有利银行的买办，也都是委员会成员。这些人以得到官方认可的“东华医院董事会”名义行事，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立即就彬彬有礼地这么做了。
东华医院董事会是个守旧的小集团，非常热衷于名分地位，很多成员花钱买了当时是自由买卖的清朝官职和荣誉。不过，他们当中也有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如伍廷芳与何福堂牧师，虽然医院董事会只能由商人和行业公会代表组成。董事会中最有势力的是买办。华人买办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与广州的公行商人大同小异，他们是外国商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华人的语言和习俗，华人社会特有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与义务体系，使得外国人无法在没有中介者的情况下从事贸易。买办由最初卑微的家仆或商行管事人之类的人物演化成职员，他们为外国商人效力，也充当外国商人的合伙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外国商人争相获得他们的帮助。
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常常公开表示对买办的憎恶，这个阶层被看成是叛徒和外国人的走狗。显然，买办必须掌握不错的英语，日渐精通西方人的生意之道。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的买办融合了华人的世故和进取心，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对19世纪中国的经济进步贡献良多。(46)买办对中国早期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这种贡献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一位年轻的买办郑观应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郑观应曾受雇于颠地洋行，期间出版了一部著作。这本书在30多年时间里以各种名目和版本印行不衰，青年毛泽东显然曾热切地阅读过这本书(47)。郑观应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不在于军事技术，而在于商业、工业以及社会组织：“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英国士兵之所以能够摧毁宁波，不是凭借他们的毛瑟枪，而是射击纪律。
郑观应与何启等人的思想冲破了他们所属的传统，东华医院董事会逐渐发展成新兴的华人行政机关，尽管其权力有限。而殖民地当局首次有了了解华人舆论的可靠途径。
附：
中国企业的资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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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笨拙》，第15卷，1848年，第125页。
(2)安士迪的传奇事迹的详尽细节见于已经出版的《关于香港殖民地弊端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Abuses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Blue Book）），本章的相关引文均出自于此。
(3)香港律政司、日后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朱利安·庞斯富特对高和尔抱有一种更为务实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他受到刻薄对待，但不失为一个体面的人，其他人不赞同这种看法，但只要他跑过来表示‘我能抓住凶手’，我们只能回答说：‘我们很高兴你能抓凶手。’”莫瓦特：《庞斯富特勋爵传》（Mowat，The Life of Lord Pauncefote），第17页。
(4)希伯特，前引书，第13章，注释1。
(5)欧德理，前引书，第310页以下。
(6)同上，第311页。
(7)引自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第200页。
(8)《香港公报》（Hong Kong Gazzette），第35期，第14页。
(9)同上，第95期，1857年6月25日。
(10)埃利斯：《从香港到马尼拉》（Ellis，Hong Kongto Manila），第5—7页。
(11)《关于组建香港立法会的通讯》（Correspondence Relative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Blue Book）），1855年，1856年。
(12)关于这种贸易的状况，请见陈伟群前引书，第5章。
(13)关于科普尔自己关于这次事件的毫无悔意的叙述，请见他的自传。关于袭击行动，请见司蔑：《中国口岸城市巡游记》；史密斯：《中国的基督徒》（C.T.Smith，Chinese Chris‐tians）；安德葛：《维多利亚教区》（Endacottand She，Diocese of Victoria）。
(14)霍伊，前引书，第121页。
(15)外交部档案（CO129/22），1847年1月16日，引自斯威廷：《香港的教育》（Sweeting，Educationin Hong Kong），第177页。这部有用的研究著述广泛使用了原始资料。
(16)主教除非在香港闹出丑闻，否则不会撤换。接替司蔑的柯尔福主教是作为一项政治“职业”被任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