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学生之外，所有的欧洲人，实际上也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因为当时还没有哪位中国人会说英语——只能用洋泾浜英语进行交流。这种混合语言使用英语、汉语、葡萄牙语的词汇和印度英语的单词，句法则是广东话的句法。例如，它使用的量词或类别词中，汉语的“个”、“份”变成“块”，如“三块报纸”（意思是三份报纸）。一些洋泾浜用语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shroff（收账员）最初指试金者和银钱兑换商，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许，godown（仓库）是货栈之意，这些都是16世纪的印度英语；joss（神像或好运）、amah（阿妈）则是来自葡萄牙语；hong（洋行）、taipan（大班）、junk（舢板）、chow（中国狗）则源于汉语。混合语言易学，而且足以满足商业交易之需，但只能进行最基本的交流，从而在讲汉语者和讲英语者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用洋泾浜语言来翻译一篇名作会闹出笑话：
One young man walkee；no can stop.
Maskee de snow；maskee de ice！
He Carry with chop so nice－
Topside galow！(27)
不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中国人，总是倾向于把外国人看成是难以相处的小孩，这种幼稚的语言成为惟一的交流工具，更坚定了他们的成见。裨治文牧师指出了这种危险：“几乎没有哪个外国人肯花一小时时间学习中国人的语言，双方的交往如此有限，只会导致双方在仁慈、同情、尊重和友谊等方面完全隔绝。”(28)
一群花花公子
东印度公司与私商、英国人与美国人共同参与的贸易极为重要，这种贸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长途贸易，每年的贸易额将近5000万元。中国的大宗进口货物有皮棉、毛织品，当然还有鸦片，出口的则是茶和丝。鸦片和茶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宗进出口贸易商品：
茶叶行
1833年前后的广州商馆。当时，清朝政府严禁外国妇女进入广州城。
威廉·本廷克在1828—1835年间任印度总督
到1831年，英、美两国私商已经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私商贸易的年进口额为2000万元，主要是鸦片，出口额也达1400万元。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额分别为370万元和900万元，其中出口几乎全部是茶叶，因为公司仍控制了茶叶专营权。与此同时，鸦片贸易逐步排挤了其他印度进口贸易，特派委员会的极度自信正在一点一滴地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神经过敏的盛气凌人。行商在合法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朝不保夕，合法贸易乃是行商的收入来源，现在遭到走私贸易的排挤，东印度公司越发惴惴不安。特派委员会向伦敦利登霍尔街的公司总部报道说，仅有3家实力雄厚的行商挺住打击存活下来。“中国政府的勒索和苛捐杂税，使得几乎所有外国商人都从事非法贸易。如此一来，公共税收减少，只剩下诚实的公司近乎孤立无援地支撑着该港口的大量需求。”(29)
1829年，大班威廉·盼师为首的更为激进的集团掌握了特派委员会的权力，他开始尝试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没做成的事情，企图强行从中国人那里索取新特权。保守的特派委员会主席部楼东一贯反对盼师，却始终未能成功。部楼东沉湎于公司的传统，如今发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激进分子向总督提交了一份清单，开列了许多专横要求，为了施加压力，还命令英国船只驶离广州，这样可以不再缴纳港口费用和关税。他们选择能够继续进行贸易的停泊点，中意的地点是“香港岛西北岬内侧、朝东对着鲤鱼门水道的锚地”。这个地点正在如今横渡九龙的天星小轮公司码头的位置，特派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消息以及部楼东未被采纳的规劝传到利登霍尔街，公司董事会勃然大怒。胆大妄为的盼师及其同伙被直截了当地召回，可以预料，公司将任命一个更加保守的委员会。但是，就在这些决定传达到广州之前，盼师做出了另一桩轻率的举动：他带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往广州。
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不允许欧洲妇女前往广州，这项禁令在一个多世纪的贸易往来中始终得到遵奉。盼师不但使广州贸易停顿了6个月，还把盼师夫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带到广州，还有其他妇女的陪伴。威廉·亨特记下了盼师夫人造成的情绪冲动：“她是晚会上的美人儿……穿着精美的伦敦式样的衣裙……令我们大为倾倒。”洋人中也有对此事不以为然的：“前往拜访女士们。大衣、手套和领饰——同样的领饰！我听见某人在回来后说：‘感谢上帝，总算结束了！’说完取了一件夹克和黑色领带。他又点燃了一支雪茄，看上去就像卸掉一大负担似的。”中国官员对盼师夫人的首次造访提出异议之后，她“在一排小艇的护卫下离开，每个水手都像打仗似的全副武装。印度佬在商馆屋顶上架起了一门大炮”。这些妇女还公然无视中国人的习俗，厚颜无耻地公然乘坐轿子。(30)
两广总督严厉谴责这一行径：“英吉利国大班盼师擅违旧制，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向例番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该国夷人，固皆顽蠢……每有违拗之处……惟有随时稽查，严切晓谕，一体恪尊天朝禁令。”总督除了痛斥英国人之外，不会做失策之事，但盼师夫人所乘船只的保证人、倒霉的兴泰行老板被投入监狱，还被处以很重的罚款。(31)
盼师的上司行事没有那么戏剧化，但十分果断地做了决定，公司董事会从香港召回盼师，调令中写道：“大不列颠与中国的贸易如此重要，若非发生最急迫和最紧急的情况，断不容有任何损害，而且根本不考虑个人问题。”贵族与生俱来地不信任这些社交上一塌糊涂的商人，这种本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1830年3月22日，孟加拉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致函印度事务部埃伦巴勒勋爵：“我们认为那个特派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最冒险、最不明智……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后果……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恐慌。”埃伦巴勒勋爵在1830年9月23日复函称：“广州事务处理得十分拙劣（一群花花公子）……不再是贸易的保护者，而是危及了贸易。”(32)
收入不错的行当
这些“花花公子”虽然受到伦敦和加尔各答当局的指责，却得到了许多广州私商的积极拥护。一方面，私商们深陷违禁贸易不能自拔，同时又希望法律做出有利于他们的修订，他们非常热切地提出自己的要求。1830年圣诞节前夕，他们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清楚无疑地表明了这一点。1831年7月28日，这份请愿书送达议会。请愿书很可能是出自马地臣的手笔，因为他的文体风格独具特色。请愿书抱怨说：“广州官员是个贪赃枉法的阶层，他们花钱将职位买到手，满脑子想着勒索和不讲道义地聚敛钱财”。“对于频繁前往这个帝国的英国臣民而言，贸易素来是惟一的目的”，可实际上他们“备尝艰辛，所受待遇实为世上少见”。马地臣抱怨说：“就连神圣的家庭生活纽带也遭漠视，夫妻分居，母子分离。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是由于那些禁止外国妇女在广州居住的出尔反尔的禁令，因为似乎并没明确的相关法律，除了以习俗为借口，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在这篇冗长文件的结尾，马地臣提出一个补救办法：
如果上述建议难以实现，阁下的请愿者深切希望大不列颠政府，在立法机构的认可下，做出有利于国家的决定，并且通过获取一个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属地，使英国在世界这个遥远一隅的贸易免受来自暴政和压迫的影响。
威廉·查顿是当时广州最大的鸦片私商，人称“铁头老鼠”。
虽然当时没有多少人想到香港，这个荒凉岛屿将成为马地臣所说的“岛屿属地”。
英国议会非但没有依从请愿书签名者的请求，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或攫取一两个岛屿，甚至对请愿书反应冷淡。托利党因为罗马天主教徒待遇问题发生分裂，被格雷勋爵的辉格党取代。埃伦巴勒勋爵随之下野，他再次抨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是“那些使我们的利益危在旦夕的人”，“应当命令英国商人服从所在国的法律”，中国人设置的种种限制“也许非常荒谬，却是该国法律所规定的”。英国的支持者对这些商人们情绪化的言辞困惑不已，他们不明白后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抱怨。《中国丛报》试图做出解释：“我们获悉一些非常睿智的来访者询问，我们不绝于耳的委屈和苦恼究竟何在，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愤愤不平，乃是因为我们比古时的先辈更知晓人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感到自身的处境犹如囚徒，盼望获得自由。”(33)广州的外国人当中，最桀骜不驯的人物当属詹姆斯·英尼斯，他处处与中国法律和东印度公司的规定对着干，而且往往能够得逞。一次，他朝一位冒犯了他的清朝官员的宅邸扔石头，并接受了对方的道歉。英尼斯后来报告说，“总督和户部给我写了非常得体的答复”。
威廉·查顿博士是最有名的私商，被人称作“铁头老鼠”，(34)他与马地臣共同创立了最大的欧洲商号“怡和洋行”。查顿1802年第一次踏上东方的土地时，只是东印度公司一般商船的助理外科医生。他在“特许”贸易中赚足了钱，便先后在伦敦和孟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公司。1822年，他在广州组建了一家代理商行。这种代理行无需多少资金，是广州私商贸易的基本形式。香港成为新殖民地后的最初数年里，代理行依然很兴盛。广州代理商仅限于为委托者——通常是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站稳脚跟的私商——代理买卖事宜，代为处理在华事务。代理商的职责包括充当执行人，管理资产，收回贷款和债务，以及运输和租赁等等，最重要的是货物交易。代理商的报酬按固定比例计算，除鸦片和宝石外，所有货物均提取5%的佣金，鸦片和宝石更易脱手，所以只有3%的佣金。这个行当十分稳当，也不乏诱人的机会。早先，广州代理商曾开发银行业和保险业务，代理商涉足保险业最早、最大胆的尝试是1805年组建的谏当水险公司。与所有股东都负有无限责任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不同，谏当水险公司由两家英国大商行轮流管理，即大卫逊洋行以及莫克尼亚克洋行，前者日后发展为颠地洋行，后者则是怡和洋行的前身。英国商行开始被称作“行”，商行合伙人称“大班”，查顿的商行叫“怡和”，颠地洋行叫“宝顺”。
怡和洋行由查顿和马地臣创办，是当时最大的欧洲商号，主要贩卖鸦片，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
怡和洋行的创办人之一马地臣，原在印度经商，1818年到广州，与查顿共同组建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1840年回国，1851年被册封为爵士。
颠地家族是英格兰人，所以他们的公司旗是英格兰的旗帜，白底红十字的圣乔治十字旗。
圣安德鲁十字为苏格兰旗帜，蓝底白色斜十字。
各商行在银行业务上很少合作，每家商行都在印度和伦敦安排有自己的代理人。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广州、印度和伦敦之间转运货物和汇款所需时间太长，三地一个轮次的航程需耗时一年有余，汇款尤其成问题。广州商人缺乏可让渡票据，从东印度公司购买的汇票只能维持进货之需。私商贸易日渐发展，公司所占份额下降，汇票便完全不敷使用了。作为权宜之计，私商不得不求助于追索权，其中包括美国人开具的汇票，但最终往往只有将银锭运出中国，商人彼此之间才能完成汇兑。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法律，而且如第三章所述，将成为引发禁烟运动的一个因素。
公行商人很难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公所基金”的宗旨是偿还行商债务，但不断遭到侵吞。1815年，东印度公司向岌岌可危的行商提供了25万两白银，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帝国的税收（如同英国人不能拖欠国内税务局的税，朝廷捐税不得拖欠，必须首先缴纳）。与此同时，公行商人所欠外国私商的债务由3位外国商人管理。这样，在各方一致认同的情况下，欧洲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国官商的管理权。行商即使有能力偿债，也总是愿意支付高额利息——在当时的广州，普遍认为15%的利息是十分合理的，而在欧洲，这个数字的一半就被认为太高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钱交给广州代理商而不是送回国内。
谨小慎微的人大概会满足于当个代理商，从这个“收入尚可的行当”（这是马地臣对这一职业的称呼）安安稳稳地赚取高额佣金，但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多种投资，以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在一个缺乏通行法规的小团体中，这样做需要具备很高的商业行为准则：不能饥不择食，自相残杀。结果，虽然竞争异常激烈，广州商人重信守诺，代理行也在相当长时期里没有辜负委托人的信任。愤世嫉俗的冒险家查顿像以往一样我行我素，但从未有人怀疑过他的诚实。C.T.唐宁博士在《中国番鬼录》中写道：“查顿先生用睿智和判断力来指导庞大的商业买卖，他是个个性很强、极为慷慨的绅士。”(35)查顿的书信表明其为人相当粗鲁，他在办公室里只放一把椅子，为的就是不让来客多停留，这对于一位代理商来说真是个奇特的举止。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他大概从未读过拜伦的作品，所以很少能正确拼写出他拥有的纵帆船“希腊”号的名称，(36)而且字体拙劣。他生性节俭，给伦敦的“裁缝斯卡奇特先生”的定单是“一件蓝色大衣，一件黑色大衣和一件黑色开司米毛衣”。(37)怡和洋行年轻的合伙人马地臣则要时髦和风雅得多，按照唐宁的话说，马地臣是一位举止温和有礼，常施善行的绅士。实际上，马地臣经历坎坷。马地臣出身于苏格兰高地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不过，据一些史料记载，他的父亲并不是从男爵。(38)年轻时，马地臣曾在爱丁堡大学短暂居留，之后跑到伦敦当学徒，1819年前往印度。与查顿相比，马地臣更愿意与人交往，与人相处得更融洽，他进入叔父在加尔各答开办的马金淘西公司，在会计室找到一份差使。马金淘西公司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商行之一（不久后就破产了，负债高达25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他很快就离开加尔各答，前往广州，与罗伯特·泰勒一道贩卖走私鸦片。1820年泰勒去世，鸦片买卖无以为继，26岁的马地臣便留在广州找事干。马金淘西公司给了马地臣一个机会，这家公司在亚洲南部许多客户中有一家西班牙商行，这家商行最初设在马尼拉，在加尔各答设有代理行，该代理行的合伙人艾塞维尔·伊利萨里决定迁往广州，并邀请马地臣加入新的伊利萨里公司。马地臣大喜过望，吹捧伊利萨里将把生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能使我们成为大大超出我最乐观想像的商业机构”。在5年时间里，伊利萨里胆大妄为地从事鸦片投机走私买卖，史无前例地沿中国海岸贩卖鸦片，还企图独占市场。之后，伊利萨里死了，又一次留下马地臣一人收拾残局。
马地臣很快便再度卷土重来，组建的合股商号至少有25万元资金，据称其中属于伊利萨里的股份仅有17，000元。研究这家公司的张荣洋博士认为，这笔数额“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马地臣致函这位前合伙人在西班牙的财产执行人的口气听起来“十分刺耳，让人难以接受”，“除了原有财产所占股份之外，伊利萨里没有向他和我名下的商号投入一分钱资金，我惟一能向他姐姐报告的好消息是，这些财产要少于在我们合作的5年左右时间里过一种富足生活的费用”。马地臣先是装模作样地与竞争对手颠地洋行周旋——他大概从未严肃对待此事，更多是为了安抚他叔父的公司，他叔父通过伦敦的银行，与颠地洋行关系密切——之后便带着与伊利萨里合伙所赚的钱投奔查顿，他与查顿早已是朋友。(39)
颠地家族是来自威斯特摩兰的英格兰边地居民，这个事实加深了查顿与颠地之间的敌意，因为边地居民历来对苏格兰人没有好感。两家商号的公司旗帜反映出这种对立，查顿的公司旗图案是圣安德鲁十字，颠地洋行是圣乔治十字。张博士认为，最初导致两家商行彼此敌对的起因是颠地洋行运用在伦敦的影响力，使查顿开出的汇票遭到拒付。之后，一个胆大妄为的骗子尼斯比特未能蒙住颠地洋行，却成功地从马地臣那里骗到钱，双方的怨憎从此成为死结。(40)
兰斯洛特与威尔金森兄弟是与马地臣同辈的颠地家族成员，他们没有那位苏格兰人的自信，但人们认为他们更可敬，也更富有。兰斯洛特为人端方、处事严谨，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一次破产拍卖时，他在信中一丝不苟地详细说明是否购买拍卖品，实际上他放弃了大多数拍卖物品，他在信的末尾写道：“不要以为我在这件事上有疏忽或委托他人的恶习，除非给我一些钱，总在两三块到10块之间……如果这样，必须事先声明，并在我吃饭之前付清。再说一遍，我放弃比尔起居室的那盏小灯，我买一个购自阿基诺先生处的抽水马桶，记在我账上。”(41)广州特派委员会热衷于攻击怡和洋行（在谈及怡和洋行的一封函件时，委员会认为“它的语气令人不快，内容也不真实”，“怡和洋行以及指挥鸦片船的格兰特船长处心积虑地想树立起他们独立于特派委员会的权威”(42)），千方百计地证明没有任何理由抱怨颠地洋行及其属下的船只；东印度公司商馆办事员英记利士更是脱离公司投奔颠地洋行。特派委员会主席、首席驻华商务监督、香港总督约翰·德庇时爵士看不起绝大多数私商，却认为颠地兄弟是“非常体面的”英国侨民，德庇时的这番话是在比较过颠地兄弟与查顿一伙之后说的。另外，颠地洋行雇员较少惹出侵犯中国人的麻烦。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前大卫逊—颠地公司年长的合伙人大卫逊曾在1829年下院委员会预言，收回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将导致“一场战争，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毁灭”，(43)这个看法与查顿支持者的好战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颠地
怡和洋行在中国沿海贩卖鸦片的船只“赫尔克里士”号
不管怎么说，颠地洋行并不受欢迎，马地臣却受到人们的喜爱。究其原因，马地臣慷慨大方的禀性肯定是一个因素，他写给约翰·怀特的一封信就很能说明问题。怀特已故的兄弟一度是马地臣的客户，死后在澳门留下一位无人供养的“靠抚恤金生活的妇人”。马地臣认为怀特应当“继续向她提供津贴，匮乏会使她生活悲惨，这将令亡者的朋友感到极大的痛苦，她是一名上流社会的妇女，受过教育，并在澳门成为基督徒，当然，她被自己的同胞抛弃”。(44)马地臣非常忙碌，他接手解决一位华人妇女的烦恼，显示出他不同寻常地关切他人。
1832年，广州鸦片市场接近饱和，查顿和马地臣在拓展新业务上争得先机。就在这一年，他们派出两支远征队沿海岸北上，最远到达天津。对于以往的市场范围而言，这当然是个空前的扩展，收到了令人鼓舞的成效。自那以后，整个海岸线的便利地点都有定期的鸦片交易，而且很少受到中国官方的阻挠。
怡和洋行沿海岸线贩卖鸦片的诸位船长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巴厘船长和格兰特船长。巴厘是“赫尔克里士”号的船长，就连宽厚的马地臣有时也觉得巴厘难以容忍。马地臣向在英国的查顿报告说：“一个不幸的消息，巴厘在女王诞辰那天大摆筵席，晚餐后他穷极无聊”，便点燃了船上的一门大炮，想试试大炮的射程，结果击中了一艘中国官员的大帆船，引起“巨大的骚动”。查理·格兰特早先也曾指挥过“赫尔克里士”号，根据官方的说法，“由于侵犯和冒渎中国人，他已经和‘赫尔克里士’号一样臭名远扬……格兰特船长从头到尾干的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是海盗行径，他完全不应再指挥任何一艘英国船只”。(45)
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1833年英国下院。乔治·海德绘制的这幅油画中，囊括了当时和日后英国政坛众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阿伯丁、格拉斯敦、德比伯爵和格雷伯爵。
约翰·马尔科姆1769—1833年间任印度孟加拉总督。
格兰特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了格莱纳瑟勋爵。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年幼时曾随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觐见乾隆皇帝。
倘若在几年前，特派委员会肯定会对查顿和马地臣采取严厉措施，因为他们的举动完全打破了早先形成的惯例。但是，特派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更何况委员会本身也不安分。1829年，查理·马奇班克斯接替失宠的盼师成为特派委员会主席，他很快也同样自作主张，命令一支非法远征队沿海岸北上开拓潜在的市场。恪尽职守的“阿美士德夫人”号船长拒不从命，因为马奇班克斯的命令“违背了我收到的指令和海军条例，从法律角度来说也是非法的”。(46)在更换了更顺从的船长后，远征队还是出发了。公司董事会指责这次行动，并于次年召回了马奇班克斯，私商们对“这种严酷而不可思议的措施”深感遗憾，觉得马奇班克斯之举“颇具眼光”。(47)马奇班克斯不会因为遭到贬黜而发愁，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职员都很清楚，他们作为经商者的时代日益临近尾声。如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许状是1833年颁发的，而一届无情的政府将做出左右他们前途的决定。
在英国，诺丁汉郡、德比郡和布里斯托尔多次发生罢工和农民暴动，9人被绞死，250人遭流放。在伦敦，市长官邸遭抢劫，骑兵队开进伦敦，霍乱流行，政府面临财政危机，一场宪政危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上院勉强通过了伟大的《议会改革法案》，1832年12月，持反对意见的威廉四世批准了法案。议会改革之后，新组成的辉格党格雷勋爵政府不得不面对工厂立法和《新济贫法》引起的骚动，以及解放奴隶和挥之不去的爱尔兰问题。倘若能够推迟解决东印度公司特许状问题，处境艰难的政府肯定求之不得。可实际情况总是难遂人愿。上一次续订特许状是在1813年，迄今已有20年时间，重新立法已势在必行。
相关立法的原则很清楚，东印度公司必须实实在在地不再成其为一个商业机构，东印度公司已经发展成一个当之无愧的泱泱大国，统治着比宗主国多得多的人口，公司还拥有常备陆军和海军，从而能与很多大国平起平坐。总之，东印度公司的地位与一家贸易公司的身份完全不符，它所行使两项职能只能保留一项。本来，可行的替代方案是由英国政府承担直接统治印度的职责。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乐于这么做，但是辉格党人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他们甚至不把印度视为永久的属地。麦考莱曾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英国将继续统治印度（他死于1853年）。1830年时，贵族学者和改革家拉姆·莫恩·罗伊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延续“至少40到50年”。(48)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通情达理地看护着印度，就连政客们也意识到腐败和捞取官职的诱惑，倘若英国是“一个绝对专制国家，英国议会”将获得印度的财富。（这倒不是说执政党——不论执政的是哪个党——会赞同这么做，谁能完全明了对手的意图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广州贸易的前途；二是如何补偿持股人放弃商业活动的损失。不论公司董事会如何恳求，东印度公司再也不可能保留不受限制的对华贸易专营权。若干年以来，垄断经营早已过时了。早在1820年，下院委员会就曾报告说：“垄断经营能成功地维持，或得到耐心容忍的时代……一去不返了。”13年之后，就连亲托利党的《每季评论》也不得不承认：“毫无疑问，‘自由贸易’的狂热如今蔚然成风，这一情况将使对华贸易专营权遭到致命打击。”(49)
自由贸易者确实让人见识到自己的力量，请愿书铺天盖地地扑向前首相威灵顿公爵。这些请愿书来自普茨茅斯、桑德兰、利兹、基德明斯特、科克茅斯、兰开斯特、利默里克、刀剪匠协会和莱斯贸易商协会。在反对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的宣传声浪中，喊得最响的是英国在广州的商人，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有望借此一举摆脱特派委员会施加的种种限制，从而可以自由地盘剥中国人。1830年，广州私商计划周密、资金充足的宣传运动在议会的代言人J.克劳福德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克劳福德开篇即引用爱德华·吉本的名言：“垄断者的本质是狭隘、怠惰和暴虐”，接着大肆攻击东印度公司专营贸易的主张“充斥着谬误、愚蠢和站不住脚的理由”。(50)
许多东印度公司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并不在意所遭到的攻击。他们要求，倘若无法保住贸易专营权，至少应允许东印度公司继续参与对华贸易，保留特派委员会的监督权。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力证据：在中国朝廷官员的眼中，自由贸易是个不可思议的概念；私商是一群厚颜无耻、虚伪透顶的家伙；贸易一旦停顿，英国财政每年仅在茶叶一项商品上就将损失300万英镑税收。查理·福士爵士为上述观点进行了英勇的辩护。福士是孟买最大的私商组织前主席、马姆斯伯里选区的议员，他属于托利党强硬派，污蔑《改革法案》是“罪恶的《改革法案》，是议会中出现的最令人惊骇的可怕怪物”。(51)一些不那么顽固的托利党人提出了站得住脚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在他们看来，在特派委员会的庇护下，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目前该港口（广州）的贸易便利而安定，十分顺利。”私商们不接受这种观点，他们希望摆脱东印度公司以及那些动不动就摆绅士派头的大班，代之以乐于推行强硬路线的人。
如果说私商的观点反映了新兴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呼声，那么，也有人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前孟买总督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在公司股东会上指出，无论中国人多么傲慢，“英国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多地僭取了凌驾于其他国家法律和习俗之上的权利”（听啊，好哇！笑声）。当然，马尔科姆是苏格兰人。(52)马尔科姆还质问，如何才能劝说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处事方式？作为边沁的忠实信徒的辉格党政府或许会争辩说，只要允许自由经营，市场经济的无情法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有利的最佳结果，但马尔科姆仍持怀疑态度，“政治经济学家像对待算术问题那样看待人类的习惯，他们的普遍原则的应用前景……并不比聪敏的巴比奇(53)先生的奇妙机器的应用前景更看好”。中国人很可能难以说服，倘若他们依然冥顽不化，另一个选择就是战争，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利益而战。但是，谁想为了推动贸易的缘故打一场对华战争”？(54)
马尔科姆直言不讳地反对强权政治，认为那只是老百姓荒诞不经的幻想：“谈论英国受损害的荣誉并不是件坏事，但如果这个国家在每一次小争端中都支持对华贸易的商人……将导致最为恶劣的后果。”就连查理·福士爵士也认为：“征服中国的念头太过狂妄，（公司）董事会和英国领土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有这种念头，虽然在广州的某些明智人士似乎抱有这种看法。”但是，查理爵士在讲话中指出了“急躁的迹象”，新来者正在失去对前辈们过时的行为准则的耐心。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辩论纯粹是务虚。时任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的查理·格兰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我必须重申，不论针对公司做出何种决定，政府不打算向议会建议恢复公司在对华贸易中的独占地位。”他清楚地表明，倘若公司不同意政府的决定，政府将会采取没收公司全部财产和起诉公司的措施。“或许有人要问，如何处置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用什么基金来支付股息？”(55)格兰特本人渴望在印度谋得一个职位，与公司董事会公开争吵对他不利，所以经疏通最终达成了协定。东印度公司必须“以最适当的速度”停止在印度和中国的一切贸易活动，出售公司“在国内外的全部货物、库存和财产”。作为回报，股东将得到利息5%的63万英镑可兑现年金。
1833年7月26日的下院辩论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两名议员分别指出了同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坚定的老派托利党人英记利士爵士担心，“由于欧洲人缺乏一个公正的权力机关，对中国的贸易有中断的危险”。英记利士在下院的对手、南汉普郡议员乔治·斯当东爵士支持他的观点，这位幼年时曾与父亲一道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并用汉语同乾隆皇帝闲聊的乔治·托马斯警告说，中国当局与外国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除非派驻某个更高的权威，一位公共代表到那里对双方进行监督”。他的看法十分正确，但他的警告如泥牛入海。只有少数议员听他演说，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他被迫提前结束了演说。
查理·格兰特不耐烦地表示同意：“我无需指明……必须向广州派驻一位或若干位由王室委任、依法赋予监督所有英国臣民的充分权力的官员。”这项提案在昏昏欲睡的下院及时获得通过。麦考莱评论说：“下院既没有时间，也不了解情况，更没有兴趣……几位议员睡着了，要么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在马地臣热情洋溢的文章的影响下，就连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也赞同派遣一名英国代表，但这名代表不是为了监督英国商人的行为，而是为了强迫中国人放弃限制措施，转而采取现代的做法。查顿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与这些天朝的野蛮人达成一项贸易章程……我们有权要求公正的贸易协定”。(56)这个要求在白厅是无法解决的，查顿听说一名海军军官被中国人逮捕并铐上手铐后，恼火地表示：“希望国王陛下最忠实的大臣也尝一尝铁镣的滋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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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马士的必备之作，人们并未充分探究那些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商业活动停止的争执，而公司商业活动的终止为香港的真正创立者私商铺平了道路。本章主要依靠原始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怡和洋行档案，以及英国议会出版的议会文件《蓝皮书》。这些文件通常在最初出版数年后进行整理，因此，1829年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直到1840年才问世。邓嗣禹和费正清翻译和编辑了中国文献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S.Y.Tengand J.K.Fairbank：China Responseto the West），可供不懂中文者使用。
(2)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请见克兰默－宾前引书，阿兰·佩雷菲特：《两个文明的冲突》（美国版《停滞的帝国》）。关于中国与西方最初的接触，下面两部著作也堪称佳作：科利斯：《大内》（Collis，The Great Within）和奈杰尔·卡梅隆：《蛮夷与清朝官员》（Nigel Cameron，Barbariansand Mandarins）。史景迁的《中国的助手》（美国版《改变中国》）（Jonathan Spence，The China Helpers，UStitle To Change China）探讨了20世纪中国与西方的接触。
(3)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吴先生调阅所有相关档案，找到了乔治·斯当东留下的一张便条。斯当东日后成为乔治爵士、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皇家亚洲学会的创始人。
(4)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5)关于鸦片，请见拉蒂默与戈德堡：《罪恶之花》（D.Latimerand J.Goldberg，Flowers in the Blood）。
(6)贺加斯（1697—1764），英国雕刻家、画家，创作了讽刺英国社会众生相的系列版画，其中包括《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译注
(7)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译注
(8)英国重量单位，等于14磅（1英石约为6﹒4公斤）。——译注
(9)《喀利多尼亚学会会刊》，1820年（Caledonian Society Journal，1820）。
(10)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316页。
(11)史景迁，载魏菲德等：《冲突与控制》（Spence，in Wakemanetal.，Conflictand Con‐trol），第149页。
(12)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325页。
(13)马戛尔尼收到的指令引自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239页：“如果（鸦片的进口）成为一项绝对的要求，或是拟议中的通商条约的条款……你必须予以应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就很有可能要靠运气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或是东方国家沿海分散而迂回的贸易中销售。”
(14)英格拉姆：《关于英属印度的两种观点》（Ingram，Two Views of British India），第237页。
(15)资料来源：东印度公司的总收益。东印度公司岁入和年度账目与下院的会议记录一并发表。
(16)格林堡（前引书，第67—69页）指出，勒索实际上使得合法贸易越来越无利可图，行商在进口时若是用实物而不是用现金支付，几乎总是会招致亏损。
(17)在印度发财后回国的欧洲人。——译注
(18)斯威尼·图恩上校，引自菲利浦斯，前引书，第190页。
(19)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158页。
(20)阿美士德以语无伦次而闻名，按照日后坎宁的说法，阿美士德“根本就不是恰当的人选”。（菲利浦斯，前引书，第239页）
(21)中国人的传记，请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A.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ing Period），关于阮元，请见Weh Peh‐t’i，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1981年第21卷（JHKBRAS，vol.21，1981）。
(22)唐宁：《中国番鬼录》（C.T.Downing，The Fan‐Quiin China），第54—55页。
(23)1821年，“埃米利”号船上的水手特拉诺扔了一只陶壶，正好砸到下方小船一名卖水果的中国妇人头上，结果这名妇人落水而亡。中国当局要求交出特拉诺，美国人最初坚持必须在船上审判，最后特拉诺被交付中国审判，他被判有罪，次日即遭处决。此判决之重，处决之速，都违反了清律意外杀人的量刑与处决程序。——译注
(24)请见1840年《蓝皮书》，第7卷，《下院特别委员会1829年备忘录》第442号（Blue Book1840，vol.vii，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1829minute442）。
(25)1807年，大卫逊接管了乔治·巴林的鸦片贸易，1824年卖给了托马斯·颠地。他被视为与“更为咄咄逼人的下一代”形成对比的早先一代“英国私商”的代言人（格林堡，前引书，第71页）。颠地家族最初是威斯特摩兰的普通“自耕农”，即“约曼”。兰斯洛特（生于1799年）和威尔金森（生于1801年）是特雷恩兰德（克罗斯比－雷文斯沃思）的威廉·颠地之子，托马斯·颠地的兄弟。颠地兄弟的侄子约翰继承了他们在香港的商号，约翰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与兰斯洛特更为精细的做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威尔金森的名气不如他的兄长。颠地兄弟下属的一位船长写道：“WD（威尔金森·颠地）力图取得兰斯洛特·颠地的权力，但纯属徒劳。乌鸦即使披上孔雀的羽毛，也不见容于鸟群。”（T.C.Leslie，引自琼斯：《在华高级军官，1840—1853年》（Jones，Chief Officerin China，1840—1853），第88页）
(26)关于广州和香港的报刊，请见金：《中国沿海报刊研究指南》（F.H.King，ed.，Re‐search Guide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中国丛报》的印数反映了广州外国人的广泛兴趣，在当地的销量有1200份，美国有154份，印度和英国的销量大体相等。
(27)当然，这是选自朗费罗的诗篇《奋勇向前》：Ayouthwhoborethroughsnowandice/ Abannerwithastrangedevice：‘Excelsior’.一个年轻人穿行于冰雪之中/成为一面奇特的旗帜：“奋勇向前”。
(28)《中国丛报》第4卷（Chinese Repository，vol.iv），第429页。
(29)马士：《编年史》第4卷，1829年11月23日（Morse，Chronicles，vol.iv，23Novem‐ber1829）。
(30)盼师事件请见马士：《编年史》第4卷；亨特，前引书，第120—121页；唐宁，前引书，第135页。
(31)请见《星期六杂志》，1838年6月号（Saturday Magazine，June1838）。对兴泰行的罚款导致了该行于1837年破产，这是导致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不和的另一个事件。见第146页。
(32)本廷克勋爵：《书信集》（Lord W.C.Bentinck，Correspondence），第513—514页。
(33)《中国丛报》第1卷（Chinese Repository，vol.I），第142—143页。
(34)中国人给出名的欧洲人起了绰号：查顿得名“铁头老鼠”，是因为他在打斗中头部被击后，仍能保持冷静；郭士立则以“郭实腊”闻名。
(35)唐宁，前引书，第135页。
(36)英国诗人拜伦的名篇之一是《哀希腊》，故作者有此讥讽之语。——译注
(37)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William Jardine，Private Letter Book（WJPLB）），怡和洋行档案，剑桥（Jardine Ma theson Archives，Cambridge）。查顿的大胆与其合伙人的老练形成了鲜明对比。
(38)例如，科利斯：《外交泥淖》（Collis，Foreign Mud），第79页。
(39)马地臣早年经历的叙述，我是根据张荣洋《清朝官员与商人》的第2章（J.W.E. Cheong，Mandarinsand Merchants，Chapter II）。这是惟一根据怡和洋行档案，详尽考察怡和洋行早期历史的著作。
(40)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1年8月25日（James Ma theson，Private Letter Book（JMPLB），25August1831）。
(41)现藏于罗兹图书馆，未编目。
(42)马士：《编年史》第4卷（Morese，Chronicles，vol.iv），第356页。
(43)请见张荣洋前引书，第81—84页。另见《下院特别委员会1829年备忘录》第87号（Select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1829minuteno.87）。
(44)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2年3月11日。
(45)关于巴厘的胡作非为，请见前引，1839年5月30日。对格兰特的指责，请见1840年《蓝皮书》《关于中国的通讯》（Blue Book1840，vol.xxx，‘Correspondence Relatingto China’（CRC））。
(46)马士：《编年史》第4卷，第333页。
(47)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1年1月31日。另见1833年《蓝皮书》《关于“阿美士德夫人”号的文件》（Blue Book1833，vol.xxv，‘Papersrelatingto theship Amherst’）。
(48)《亚洲学刊》第12卷（Asiatic Journal，vol.xii），第212页。
(49)《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vol.l），第431页。
(50)克劳福德：《反思对华贸易垄断》（J.Crawford，China Monopoly Examined）。
(51)英国议会关于东印度公司问题的争论，一种有启发性的当代观点，请见《亚洲学刊》，第11卷附录（Asiatic Journal，vol.xi，Annex）。
(52)马尔科姆在讲话中用来表示“英国人”的是English，而不是British，前者有时特指英格兰人。——译注
(53)查理·巴比奇（1792—1871年），英国数学家和分析仪发明者，现代自动计算机的创始人。——译注
(54)斯莱特：《英国对广州港的贸易》（J.Slater，Noticeson the British Tradeto the Port of Canton），第8页。
(55)1833年《蓝皮书》（Blue Book1833，vol.xxv，12February1832）。
(56)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2年2月29日。
(57)同上，1832年3月16日。
第三章 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凄凉的墓志铭
巴麦尊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邓多纳德勋爵托马斯·科克兰以勇敢著称，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海军英雄之一。
德庇时
伦敦寻求谈判之际，广州局势再起风云。商船水手与当地居民在伶仃岛发生争斗，两广总督把这场争斗归咎于“死不悔改的恶魔莫克尼亚克（马地臣）”。马地臣却在1833年6月16日写道：“我们在此一无所获，事态平稳，总督看来已拿定主意，只要条件许可就以通达的心态来管理外国人。”(1)广州当局意识到外国商人中发生了变故。很显然，英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以中国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导致了商人群体的人事变动。在清朝官员看来，洋人不论由谁来做代表都一样，只是洋人必须明白一点，无论什么人与朝廷谈判，都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既定的基础。
此时，负责指导对华新使团的外交大臣是那位热情洋溢、往往是咄咄逼人的巴麦尊勋爵。即便是巴麦尊，也不可能满足在广州的英国商人的请求去胁迫中国。1833年12月，政府任命了一个使团前去接替特派委员会，他们受命以最温和的言辞行事，使团的成员——日后以“驻华商务监督”而闻名——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所有不必要的恐吓性语言……以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研究如何维持善意和友好的谅解，确保所有英国臣民认识到服从中华帝国法律和习俗的义务”。(2)使团应当“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中国人民或政府嫉妒和怀疑，违背其信念和成见的行为、言辞和态度”，他们将前往广州，遵守现行的、习惯的联络方式。批评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的人士应该承认，这种政策是以良好的愿望为开端的。
不过，众所周知，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糟糕的结局。驻华商务监督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督在华英国商人，为此他们被授权在广州或任何一艘英国船舶上组建拥有刑事和海事审判权的法庭。这样的措施是基于两个不大可能实现的假定，即中国人会容忍他人在自己的国家僭越行使司法权，固执的英国臣民会接受该法庭的裁决。威灵顿公爵就不赞同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以为有权任命行政长官，那将是个错误。”查理·福士爵士尖锐地指出：“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皇帝陛下会甘愿忍受‘夷人’的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那是大错特错了。”他还嘲讽驻华商务监督“被授予了前所未闻的权力……惩处一切违法行为（当然，走私不在其列）”。(3)巴麦尊力图兼顾各方意见，他一方面颁布枢密院令授权首席商务监督（公开地）组建法庭，私下里却指示首席商务监督不必遵从枢密院令，“除非已思之再三”。(4)
辉格党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英国政坛纷争不已。辉格党人在议会上下两院欠下了支持者的人情，尤其是喧嚣的托利党人占绝对多数的上院。《改革法案》通过后，有功之臣纷纷登场，其中一位就是早先以《关于通常适用于伊特里克森林多山地区和苏格兰畜牧区的切实可行的农业贮藏方法》的论文而出名的律劳卑勋爵八世威廉·约翰·律劳卑。
《改革法案》艰难通过的过程中，律劳卑勋爵在上院贡献良多，却未能凭借世袭权获得永久的上院席位。律劳卑不是英国贵族，只是一名苏格兰贵族，因此他若想进入上院，必须由其他苏格兰贵族以选举方式推举他为代表。苏格兰和爱尔兰贵族只有权分别推选16名代表进入议会，未当选的贵族可以竞选下院议席。(5)巴麦尊勋爵就是以爱尔兰贵族的身份跻身下院达16年之久。自1824年以来，律劳卑一直是苏格兰贵族推选的议员，作为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为辉格党提供了可靠的一票。1832年，托利党人占多数的苏格兰贵族不再推选律劳卑进入下一届议会。按照以往的规矩，律劳卑拥戴的政党要为之提供足以报答他的职位。
在不抱成见的旁观者看来，律劳卑早先的经历并未清楚表明他适合担任外交使命。在潜心畜禽饲养之前，律劳卑一直是海军军官，曾以海军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过特拉法加尔战役。律劳卑效力于爱冒险的邓多纳德勋爵托马斯·科克兰——科克兰远征使之成为霍恩布劳尔、杰克·奥布雷等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原型——并在科克兰手下升任海军上尉。日后，律劳卑与科克兰家族联姻。对于律劳卑的外交生涯来说，始终笼罩在科克兰的权势之下，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科克兰虽然是个好战的优秀海员，却极难相处、缺乏风度、固执己见。律劳卑勋爵行事唐突，是个出了名的虔诚的长老会派，同时也不具备同入世而老练的中国人打交道所应有的素质。他在贸易、外交和亚洲事务上肯定毫无经验可言，却又深信遭人非难恰恰是承担谈判使命的最佳理由。最后，律劳卑勋爵一头红发，而按照随使团前往广州的唐宁博士的说法，中国人对红头发抱有“一种特殊而刻毒的憎恶”。(6)
但是，至少有一个人丝毫不怀疑律劳卑勋爵具备担任国王陛下首席驻华商务监督（年薪6000英镑）所需的各项品质。此人正是这位绅士本人。1832年5月23日，他在上院就《海军法案》所作的演说就很能说明问题。律劳卑声称，现役军官不管多么缺乏经验，都非常适合担任公职，“那种身份的人在处理事务时比其他人更干练、更有效，他们在10分钟内做的事，要比那些公职部门培养出来的任何一位尊贵的贵族在许多个小时里所能做的还要多……这种个人品质足以确保他们能够恰当地履行任何一个岗位的职责”。(7)律劳卑的看法并没有赢得大家的赞同，托利党的《晨邮报》尤为刻薄地嘲讽律劳卑勋爵“对广州港和将在那里执行的异常棘手的使命的了解，同一头猩猩一样多”，律劳卑的任职“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品行端方的绅士来说，无疑是个侮辱和明显的不公，这位花花公子般的贵族极为可耻地骑到了他们头上”。
为了掌管使团的那些令人厌烦的琐事，律劳卑配备了两名同事，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和乔治·贝斯特·罗宾臣爵士，分别担任第二和第三商务监督。德庇时作为即将卸任的大班特派委员会主席，已经在广州就任新职。日后，德庇时曾任首席商务监督和香港新殖民地的总督，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德庇时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这要得益于其家族与东印度公司以及巴麦尊勋爵的关系，他的家族“与公司董事会关系密切”，而巴麦尊更是看着德庇时长大的。(8)德庇时曾随阿美士德使团出使北京，1827年进入大班特派委员会，1832年出任委员会主席。德庇时精通多国语言，少有地具备关于中华帝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手知识，又有长达20多年的商业经验。1829年，他曾给英国下院对华贸易特别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大班在维持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须组建一个有效的替代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具备类似他本人所拥有的素质，其中包括他尤为强调的精通汉语。中国人——认为“所有戴帽子、穿大衣的民族都属于普通民族，而英国人肯定被他们视为这些民族的首脑”——期待英国政府派出一个使团，使团首脑应当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权威人士，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争论，并能用满清官员的语言进行交涉。(9)
德庇时翻译的字典。德庇时颇有语言天赋，早年在广州和澳门时曾收集5000个汉字，翻译成英文和拉丁文。
德庇时被任命为第二商务监督（年薪3000英镑，他嫌太少），想必他觉得自己才是使团的真正首脑，因为第三商务监督委实无足轻重。乔治·罗宾臣爵士被公认是个大班，但他级别较低，当上大班的日子也不长，除了给上司添麻烦之外，他在广州没干多少事情。然而，尽管罗宾臣胆小怯懦而又夜郎自大，他却是位从男爵，而且是一位伯爵的孙子（虽然是个私生子）。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这两重身份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不可小觑的资本。此外，罗宾臣的父亲曾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这个家族与东方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加尔各答建立之初。
商务监督配备了一个颇为庞大的随员班子，包括一名秘书、一名中文秘书（译者按，我国史书称“汉文正使”）、一名随营牧师以及数名医生。随员人选大多是出于相互关照。秘书J.H.阿斯迭当时年仅27岁，其父威廉·阿斯迭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时间长达创记录的47年。老阿斯迭起初反对政府的特许状续订方案，但最终改变了主意，因而顺理成章地得到某种回报。亚历山大·参逊是首席商务监督的侄儿，便当上了叔父的私人秘书。参逊才具一般，其父亚历山大·参逊爵士却是有权有势的著名人物，经常为儿子四处活动。亚历山大爵士
查理·义律
义律家族是英国政坛极有势力的一个家族，图为查理·义律的伯父、第一代明托勋爵。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担任印度总督的是义律的堂兄弟奥克兰勋爵。
历来是辉格党的坚定支持者，1832年被辉格党人推上掌玺大臣的高位。亚历山大爵士总是用小参逊有资格穿礼服之类的事情吵得巴麦尊不得安宁，他还向威灵顿公爵提出过一些“指导驻华商务监督的指令要点”。
使团随员中任人唯亲的特征表现得最突出的要算皇家海军上校查理·义律的任职，他被任命为负责管理船只的船务总管。这是个比较低的职位，薪金与助理医官相等，只是高于“高级职员”。义律夫妇此时手头拮据，只是因为这是惟一能够到手的职位，义律才勉强接受这项任命，“倘若我决意不肯以船务总管这一公认不适当的品级前往中国，我能想见他们（海军部）的不满”。(10)义律本来指望谋一份美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先前的履历颇为漂亮，同时也由于他出身于一个权势薰天的家族，该家族在英国上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比律劳卑家族还要高。在准备出航中国时，陪伴丈夫同行的克拉拉·义律一想到要屈尊于律劳卑勋爵夫人的“广州礼节”就大为窝火。1834年3月25日，克拉拉在给她姐姐希思洛普夫人的信中颇为节制地诉苦说：“我不应当抱怨，你会问我为何如此气愤，那还不是因为某个庶民。”义律夫妇贵族气势十足，不愿表现得粗俗，但他们还以善待自己而闻名。义律的堂兄明托勋爵是个忠心耿耿的辉格党贵族，他在海军大臣任上之所以出名，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在海军捞得一官半职的义律家族成员所激起的强烈抗议之声”。(11)日后，政府派出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前往广州，舰队司令是义律的另一位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爵士。查理的父亲休·埃利奥特是第一代明托勋爵的兄弟，曾在法国接受理性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教导，还与革命家米拉波成为朋友。休·埃利奥特在外交界的起步相当不错，但由于在那不勒斯大使任上不检点，不得不另觅有利可图的职位。他先是出任西印度群岛中背风群岛的总督，后来当上了马德拉斯总督。(12)义律夫妇是奥克兰勋爵的亲戚这一点在日后变得颇为重要，因为1840年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爆发时，奥克兰勋爵正在印度总督的任上。
在家族势力的庇护下，年轻的查理获得了西印度群岛分舰队的职位，他在那里指挥纵帆船和海岸炮艇从事反奴隶制的使命，这可是每一个年轻海军军官都梦寐以求的机会。义律年仅27岁时就升任上校，接着又被授予“英属几内亚奴隶的保护者”的称号。在几内亚的所见所闻，使义律难以对英国海外商人产生钦佩之心，但他在伦敦赢得了广泛赞誉。1833年3月2日，霍威克勋爵（即后来的格雷伯爵，此时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写道：“国王陛下政府感谢他（义律）所做的远远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工作……不仅仅因为他热忱而高效地恪尽职守，还由于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13)霍威克勋爵试图劝说财政部发给义律一笔报酬，但义律的功劳和家族势力都未能使之兑现。义律夫妇出于无奈，不得不接受任何能够到手的职务。不过，德庇时在致外交部的函件中对义律的评价预示义律会有更好的前程，“这位绅士的才具、知识和气质，极为适于担任派驻这个国家的首要职位”。
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
律劳卑使团收到的指令固然值得赞赏，使团失败的命运却早已注定。原因在于使团首脑毫无责任感可言，而且给他的指示只有三言两语。巴麦尊的指令在其他方面都颇为得体，也确实表现出修好的意向，但正是指令中的一句话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阁下抵达广州后，应即以信函通知（两广）总督。”就是这寥寥数语导致了两场战争并带来巨大的痛苦。
按照当时双方交往的惯例，律劳卑使团应该在澳门等待进入广州的许可。图为19世纪30年代的澳门。
马礼逊是基督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也是英国汉学研究的先驱，翻译了第一部中文《圣经》。
东印度公司舰队巡洋舰“伊莫禁”号
香港历史博物馆所藏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纪念碑
外交部正确地认识到，必须重新启动濒于停顿的广州贸易，不能冒任何被拒之门外的风险，否则就会重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覆辙。国王陛下的出访官员、一位贵族向中国皇帝的地方代表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起码的礼节？但是，中国人可不这么看，他们的外交礼节只有两种选择：律劳卑要么作为进贡的使者，这样的话他必须到北京觐见，行相应的大礼；要么他以大班的身份来华，这样的话他必须得到许可方能进入广州，必须以通行的方式与行商和户部讨论有关事宜，只能用“禀帖”（恳求书）来与中国官员联络。然而，没有哪个商人，不论他自称有多么高贵和显赫，胆敢接近身为太子少保、官居一品、戴双眼花翎的两广总督，而这正是律劳卑被指令要去做的事情。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使团乘巡洋舰“安德洛马”号抵达澳门，中国人注意到该船更适合运送使节而不是一位大班。不过，“安德洛马”号因吃水太深，在驶往广州的途中搁浅，无法继续营造令人难忘的效果。使团不得不乘坐数艘小艇溯江而上，慢腾腾走完剩下的旅程。前往广州之前，使团在澳门处理了一些事务，在广州担任大班特派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的德庇时赶来澳门加入使团。德庇时在广州的继任者只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公司在广州保留了一个办事处，以协助清理贸易账目），年薪却有5000英镑。因此，德庇时提出自己应获得某种补偿，薪水应当从“安德洛马”号离开英国之时算起，如同他当时已在船上就任新职。公司家具作价出售，皇家买下了公司的单桅帆船“路易莎”号，这艘单桅帆船日后在珠江两岸变得广为人知。
律劳卑迅速安排妥当这些事务，未在澳门久留，便不顾中国人的抗议，起程前往广州，把他的“看护人”德庇时和罗宾臣丢在澳门。律劳卑这个举动非常轻率。按照当时清朝政府的规定，正确的方式应当是在澳门通知行商，告之新领导人已经抵达。随后，行商以得体的谦卑措辞向两广总督请求允许夷人入城，在许可令发出之前使团必须待在澳门。1834年7月25日，即抵达澳门后的第10天，律劳卑进入广州城，住在威廉·查顿提供的房子里。为难的户部向总督报告说：“午夜时分，一艘军舰上的小艇载着4名英夷进入广州，他们在英国商馆住了下来……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前来，无异于秘密潜入广州。”(14)翌日，两位苏格兰人（译者按，律劳卑和查顿）一道进餐时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点。查顿得知3名商务监督中有两人来自东印度公司，便愤愤不平地向马地臣抱怨说：“你若是知道第二和第三商务监督都是商馆指派的人，一定会吃惊的。我敢肯定广州侨民将一致谴责把国王与公司混为一谈……我不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可我不会说什么。”(15)不过，他希望至少首席商务监督能倚仗皇家海军的威望和力量，威吓中国人改变贸易条件。
这正是律劳卑乐于扮演的角色，尽管英国政府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16)在抵达广州后两天之内，并且未与两名同事德庇时和罗宾臣商量——他把两人留在澳门干等，律劳卑“在6个方面违反了中国人的规定：没有通行证就进入广州；未经允许便留了下来；企图以书信代替禀帖与总督联络；在信函中用了中文而不是英语；递呈信件者人数超过两人；企图直接与满清官员联系，而不是通过行商居间转达”。(17)
两广总督卢坤是个坚强的老军人，19世纪20年代曾带兵征战新疆，以战功威镇于世。律劳卑的违规举动与其说让他感到愤怒，不如说是困惑不解，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写道：“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虽然卢坤认为律劳卑“有心抗衡，不遵法度”，这位总督依然准备修好，“继思化外愚蠢初入中华，未谙例禁，自宜先行开导，俾得知所遵循”。(18)
律劳卑勋爵辜负了卢坤的善意。他先是恣意违犯中国的法令，又错上加错地表现出侮慢的态度。在两广总督派代表参加的会晤中，律劳卑“严厉斥责”对方未在约定时间到达，并把他们的延误说成是“对不列颠国王陛下的侮慢”，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此时，担任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年薪1300英镑的传教士马礼逊是惟一能够挽回局势的人。马礼逊为人相当克制，这个新职位却让他兴奋不已，“我将要穿上纽扣上带有国王印记的副领事制服……副领事制服替换了道袍”！(19)他没有活多长时间来享受那件制服，与律劳卑一道工作两天后，他就一病不起，一周之内就死了。如此一来，惟一一位具备足够的知识、影响力和声望，有可能改变律劳卑刚愎自用习性的人不复存在。
按照最初的安排，律劳卑并没有任何军队来支持预定的和平使命。但是，很偶然的，除了仍停泊在澳门的“安德洛马”号之外，律劳卑手头又多了一艘巡洋舰“伊莫禁”号，这艘船属于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常规巡航舰只。首席商务监督多次设法打动中国人，一方面向伦敦发出怒气冲冲的公函，要求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力劝高级海军军官布莱克伍德上校把军舰驶往上游的黄埔，“若到达那里后缺乏足够的防护，就停泊在城墙下的河道里”。事实上，他们无法抵达黄埔。本来，两艘海船不可能逆流而上强行通过两岸有上百门海岸炮的狭窄航道，但这两艘巡洋舰没费多少力气就做到了，尽管有一些伤亡。这次行动被英国报刊称作“虎门之战”，它是来自律劳卑使团惟一听起来可信的消息，英国各报刊无不大肆渲染。
对于英方这种愚蠢的冒险行径，两广总督的对策是封舱停止通商，与忤逆的夷人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这项措施几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士卒前去把守要道，不让仆役接近英国商馆，中国人禁止向英国人出售食品，违者处死。律劳卑勋爵本是以极大花费前来保障对华贸易的，现在却成功地使之中断。其他外国商人本来就对查顿—律劳卑联盟疑虑重重，如今纷纷拒绝服从律劳卑，禀请户部准许恢复贸易。
律劳卑发现局势完全失去控制。他甚至无法再次不顾英国政府的指令凭借武力穿越中国人的封锁线返回澳门，因为两艘巡洋舰早已返回澳门，而中国人已经彻底封锁黄埔至广州江面，就连小船也无法通过。3周之后，律劳卑及其属下不得不乞求广州当局准许离开广州，在两岸中国人的嘲笑和谴责声中回到澳门。5周之后的10月11日，律劳卑死于热病。既然这个钉子已经拔除，广州的贸易和平地恢复了。
律劳卑虽然有辱使命，却应该算是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至少按照一个临时的标准来看是如此（虽然有人，可能是查顿，告诉过律劳卑有关香港的情况，因为这位商务监督无缘亲自造访这个港口）。在8月14日的一份函件中，律劳卑建议占领“珠江入口处的香港岛，该岛完全适于所有的目的”。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律劳卑使团令人遗憾地铩羽而归，“律劳卑的惨败”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消息传回英国，人们没有表现出得知外交使团丢脸地被拒之门外后所应有的义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宪政事件导致巴麦尊勋爵暂时离职，否则他一定会对这次可笑的失败狂怒不已。
日记作者查理·格雷维尔报告说，1834年11月16日这天，“本城因梅尔本政府下台的消息震惊不已，人们对这个近在眼前的大灾难毫无思想准备”。(20)威廉四世历来憎恶辉格党人，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接受了梅尔本的辞呈。他没有依照宪政惯例任命另一位来自同一政党的人，而是召集托利党的罗伯特·皮尔组阁。因此，收到律劳卑使团在华失败消息的外交大臣是威灵顿公爵而非巴麦尊。威灵顿公爵对此事的反应是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他对律劳卑之死不置一词，却乘机大肆谴责辉格党人：“很显然，强迫中国广州当局的尝试，一种奇怪的联络方式……彻底失败了……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尝试必遭失败，再度令国家蒙受耻辱。”他简要分析了巴麦尊发给商务监督的指令错在何处，并提出了修正意见：
他们（译者按：商务监督）受命前往并留驻广州港。据称广州港位于虎门之内，国王陛下的船只被告知不要驶入该地点。因此，商务监督被命令前往并留驻在中国当局不允许他们前往，也不允许他们留驻的地方。关于此事及其他事项，必须改弦更张。
皮尔两度出任首相，是现代英国保守党的创始人。
威灵顿公爵有“铁公爵”之称，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拿破仑。在政治上，威灵顿极为保守。
清军平定西部边疆叛乱
查顿
美国商人贝内特·福布斯
这位公爵用极为务实的一句话概括了未来的政策：“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人们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只有威廉国王始终“对律劳卑勋爵在广州的遭遇愤愤不平，想与中国开战。他以这种笔调致函公爵，公爵不得已回复了一封长长的答复，非常恭敬地告诉他，他是怎样的一个老傻瓜”。(21)
中国政府有理由对结局感到满意，也希望事态就此打住。“伊莫禁”号和“安德洛马”号强行闯入虎门的行径理应受到谴责，两广总督卢坤因此被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革职留任。傲慢的夷人首领被屈辱地驱逐出境后，卢坤又官复原职了。北京的议事议程上还有更为急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离广州有数千英里之遥的地方，但仍影响到广州的事态。如同印度西北边境一样，中国西部边陲麻烦不断，造成动荡的原因也与印度如出一辙。那个地区不安分的穆斯林土著与汉人统治者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格格不入，就像帕坦人、回教徒与英国统治者的关系。道光的祖父为了确保新疆南部的和平、保护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修建了一系列军事要塞，这条商路一直通向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并穿过帕米尔高原，直达如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和浩罕。19世纪4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之后，英国大肆收买阿富汗土著居民，中国人出于维持边境安宁的目的，同样为浩罕可汗提供经济援助，从而稳定了边境。然而，得寸进尺的可汗先是在中国喀什噶尔煽动叛乱，之后入侵了这个地区。清朝花了5年时间才平息叛乱，1835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可汗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理人，在其他5个城市设立商业代表，可汗的官员在司法及治安上享有对外国居民的治外法权，可汗还享有一项有利的税制。(22)这些条款类似于7年后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
律劳卑使团的结局可以说是英国的国家耻辱（在查顿小集团看来尤其如此），但很难想像还有比托利党政府的反应更少挑衅、更为温和的政策了。1835年4月，巴麦尊勋爵重新执掌外交部，这种政策随即成为辉格党人的政策。
约翰·德庇时——他的意见曾被律劳卑弃之不顾——情愿让广州事态如他担任特派委员会主席时那样保持平稳。德庇时致函外交部，报告律劳卑的死讯，他在函件中建议：“对我们来说，最可取的就是保持绝对的缄默与平静。”不过，这位新任首席商务监督确实做出了一项对未来影响重大的决定。律劳卑死后，要求获得商务监督秘书职务的参逊失去了保护伞。德庇时对参逊的能力有所了解，不愿提拔参逊，他调阅了参逊的个人档案，发现后者自称的履历与记录不完全吻合。结果，直到德庇时辞职后参逊才得到升迁。查理·义律升任秘书，开始接近商务监督的位子。至于其他方面，德庇时重新执行巴麦尊最初的指令，敦促英国商人“不给中国人以抱怨的正当理由”。
这只是德庇时一厢情愿的乐观想法。在华英国商人是个野心勃勃的群体，从来不接受什么“绝对的缄默和平静”。他们把德庇时视为东印度公司的残渣余孽（《广东记事报》抨击说：“晚近‘垄断学派’培养出来的人，永远不会成为自由商人的合适代表和管理者。”），对德庇时成为主管愤愤不平。查顿亲自跑回英国，一是护送守寡的律劳卑夫人，二是为了在国内挑起事端。广州商会也向国王递呈了措辞激烈的请愿书，要求另外派一名代表在军队的护送下前来，务必使这名特使无权“偏离一项直截了当的方针：沉着、冷静、坚定地维护陛下之帝国的真正地位”。最重要的是，这位新使节不能与可疑的东印度公司有任何瓜葛，更不能与东印度公司狼狈为奸。
德庇时获悉有关情况之后非常难堪，他向伦敦报告说，这份请愿书“十分拙劣，难以卒读”，只代表“广州的部分英国商人（因为一些最体面的商号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名）”——他指的是颠地洋行，“据说请愿书是由一位来自印度的不速之客起草的，此人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23)实际上，律劳卑使团的失败已经动摇了德庇时的根基，他表现出名副其实的“约翰公司”(24)式的傲慢，对绝大多数广州商人嗤之以鼻，无法再与广州商人友好相处。他辞去商务监督之职，于1835年1月返回英国，大概再也不想见到珠江了。9年后，他重返中国，他的身份不单是商务监督，还是香港总督、驻华公使和从男爵。
前第三商务监督乔治·罗宾臣爵士接任德庇时之职。德庇时辞职后，秘书阿斯迭也随即辞职，义律和参逊分别担任第二与第三商务监督。罗宾臣热切地采纳了以往的消极立场，惟恐激起任何细小变故。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把自己的总部搬到停泊在伶仃洋的小艇“路易莎”号上，安全地远离了所有人。安全倒是有了保障，可生活极不舒适，他的下属全都挤在这艘80吨的船上，它充其量只是一艘武装小艇。为了平息下属的不满，罗宾臣允许他们上岸居住，自己在船上又住了两年，期间始终保持低姿态，同时不断地向巴麦尊发出一连串自贬身份的函件：“我希望我无须再多说什么，我保证将以最大的尊重和敬意，绝对服从和执行我有幸在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收到的指令。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服从我收到的命令和指示……乃是我一切决定的基础。”
义律自始至终就不信任罗宾臣。义律十分高兴能得到升迁，1835年1月19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示，只要在这个位子上干满半年，就能偿清所欠债务。然而，“总的来说，我宁愿他（德庇时）依然留任，因为他让一个极其愚蠢的家伙来接替他”。(25)罗宾臣任职期间的无为而治进一步加深了义律的疑虑，他无法忍受罗宾臣的软弱态度，在他看来，私商干的那些事情属于明目张胆的违法行径。义律尤其看不起那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詹姆斯·英尼斯（经常接触英尼斯的美国商人贝内特·福布斯说过，英尼斯是个疯子，应该被抓起来绞死）。英尼斯宣布他打算个人对中国宣战，除非海关官员发还没收的一些货物。罗宾臣畏缩不前，束手无策，既没有对英尼斯，也没有对中国人采取任何有力行动。这在义律上校看来太过软弱了。身为第二商务监督，他有权越过罗宾臣直接向白厅汇报。义律设法说服参逊，两人联名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抗议信，指责“G.B.罗宾臣爵士的处事方式，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迫使英尼斯先生放弃他那充满敌意的计划”。巴麦尊也认为此事太过出格，回函说英尼斯的举动与海盗无异，如果他一意孤行，皇家海军会对付他，如果英尼斯的要求是合理的，商务监督应当把他与中国当局的官司继续打下去。罗宾臣的仕途就此终结，他被匆匆解职，义律取而代之。
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
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英帝国在远东殖民地的主要奠基人，新加坡的创建者。
马地臣
香港没有自己的斯坦福德·莱佛士，没有以地名、纪念碑甚至旅馆名来纪念的毫无争议的创建人。查理·义律本应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却被人们遗忘了。在以船务总管之职来到广州两年后的1836年12月，义律开始负责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外交事务（薪俸比前任低得多），协助他的只有年轻的亚历山大·参逊。这并非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位，因为不论是监督英国商人，还是与中国当局打交道，义律的职权范围都很不明确，巴麦尊也未能给予明确的指令。这位外交大臣确实猛烈斥责英尼斯的“海盗”行径，同时也警告义律不要擅权行动。巴麦尊在1836年11月8日的信函(26)中写道：“商务监督不具有开除或处罚任何人的实际权力”——尽管正是为此才颁布枢密院令设立一所法庭。商务监督必须“在实际享有的职权范围之内，十分谨慎地对在华英国商人行使权力”（1836年7月22日函(27)），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消除冒犯中国当局的因素”。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因为英国商人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冒犯的主要原因”。义律试图说明当时的情况，广州“到处是……当地人绝不会听之任之的一群人”，他接着指出：“有迹象表明，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厌恶我们的同胞。年轻人尤其以最无理的侮慢和无礼对待中国人，这已成为一种风气。”
1836年，马地臣跟随查顿回到英国，他此行不单是为了委托制作律劳卑勋爵的墓碑，还想促成英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为此，他出版了一本书《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及前景》。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中国人的谩骂，就连上帝也未能逃脱马地臣的责难：“上帝乐于指派中国人，一个以不可思议的愚蠢、贪婪、自负和顽固为特征的民族，拥有辽阔的富庶土地和将近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人使无辜外国人遭受的“伤害和侮辱，不但可用备受折磨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恐怖”。“自然法则受到践踏”（因为盼师夫人未获准前往广州），在华英国商人的境遇“甚至比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还悲惨”。东印度公司可耻地懦弱不振，奉行的政策是“中国人是个伟大、强大、独特的民族，奉行完全随意地延续或断绝与我们的交往，因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受任何条约的约束。在没有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国家间的行为准则不允许我们把我们的所谓要求强加给中国人”。东印度公司的这项声明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威灵顿公爵、巴麦尊勋爵以及几乎每一位政客和行政官员的看法，但这无关紧要，“那些‘世间的巨擘’——商人”将扭转整个局面，“克服这种冷漠而矛盾的情绪。他们具备高尚、坚韧的进取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危险，藐视各种困难”。
马地臣用平铺直叙的沉闷文字道出了未来的方向：“我们务必决意维护我们受到侮慢的民族荣誉，保护我们受到伤害的商业利益……谦逊的我们……丢脸地匍匐于地球上最忘恩负义、最懦弱的民族脚下。”倘若中国人没有马上应允英国的要求，可取的补救办法是获取他们的一块领土。这个地方不是澳门，尽管夺取澳门很容易，但澳门的港口条件很差，地理位置也不理想。“如果要占领一座岛屿的话，它应当位于中国中部，例如舟山。”香港仍然没有进入英国人的视野。颠地洋行为首的其他一些人没有那么好战。义律写道：“此地有‘两家商行’，他们彼此势同水火，两家的宿怨影响了他们对世间事务的看法……我惟愿能有更有势力的温和派……但这种热心绅士的人数为零。”(28)
尽管马地臣牢骚满腹，广州的自由贸易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东印度公司撤出之后，皮棉进口翻了一番，丝绸出口也增加了一倍。如东印度公司预言的那样，茶叶出口有所增加，质量却下降了。市场已经饱和，难以驾驭，英国产品很难找到销路。那些乐观的新来者纷纷涌入广州，希望在对人人都开放的贸易扩张中分一杯羹。只有鸦片这种大宗商品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势头，这种毒品的进口量从19世纪初年有限的年均4000—5000箱增长到最近20年的12，000箱左右，1834年又猛增到20，000箱。此后，鸦片进口与日俱增，1835年超过30，000箱，1838年达到40，000箱。
伶仃岛附近的走私贸易
鸦片进口的大幅增长引起了恐慌，因为所有鸦片都属非法进口，不缴纳任何赋税，经纪人和满清官员乘机勒索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中饱私囊。鸦片走私极其兴盛，商人们认为即使是进口合法货物，也没有必要经过广州海关，他们不妨也在珠江河口卸货，这样就可以省下海关税金。由于合法进口货物必须以白银支付，这样一来就对中国的白银储备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走私”这一术语（取其偷偷摸摸的涵义）很难准确反映这种如此大规模、如此明目张胆的投机买卖。义律因为无权约束同胞感到苦恼，迫切要求“女王陛下政府积极干预”，如果这种干预“姗姗来迟，将导致重大危险”。(29)巴麦尊执意要义律直接与两广总督联系，而不是通过行商这一既定的中转渠道，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义律的困难。外交大臣尤其反对与中国人联络时使用“禀帖”，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善意的联络方式不可或缺（巴麦尊不认为自己在严厉申斥义律的函件落款写上“您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有什么不妥，却对别国的外交礼仪缺乏耐心）。首席商务监督竭尽全力执行巴麦尊的指示——他称之为“走钢丝的指令”，也确实与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英国缺乏前后一致、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动权自然落到中国人手中。鉴于鸦片贸易日甚一日，就有两条可能的途径摆在中国人面前：要么鸦片贸易合法化，要么彻底查禁。1836年初，北京就鸦片问题正式展开辩论。赞同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人自有一番大道理：虽然鸦片贸易合法化断绝了非法收入的来源，满清官员及其僚属仍能从行商那里榨取到数额更大的合法利润，绝不会一无所获。国家税收也能大大增加，鸦片零售价格将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从而起到劝阻吸食的作用。广东省官员一致认为应当将这种贸易合法化。曾在广东任高级法官的许乃济（译者按，许曾任广东按察使）就力主推行驰禁方针，他的支持者，上至两广总督邓廷桢，下至行商，都认为鸦片进口必须严格限制在广州，严厉禁止这种可耻的贸易沿海岸北上。德高望重的学者阮元支持这种政策，据说皇后也持赞同态度。许乃济的奏折被译成英文，发表在1836年7月12日的《广东记事报》，广州的欧洲人和中国人都认为朝廷很快就会批准鸦片合法化。7月27日，义律报告说：“（鸦片合法化）最后的正式命令很可能在一个月或6周之内传到此地。”8月6日，他将预期的这个举措说成是“无疑是这个王朝登基以来在对外贸易方面……最不同寻常的措施”。马地臣没有飘飘然，他在7月12日写道：“就我们的利益而言，我并不看好这个计划，尽管它使得（鸦片）价格上涨。”(30)6个月后的1837年2月，事态没有任何进展，查顿仍然写道：“这种货物迟早会得到许可，一旦获得许可，消费量就将增加。”(31)是年10月，查顿的合伙人已经持相反的看法了：“这种贸易的合法化已不在考虑之列，政府显然正努力彻底禁绝它。当然，他们根本办不到。”(32)
事实证明马地臣是正确的。早在1837年8月，广州当局就采取了一项制裁措施。怡和洋行店员在8月13日的流水簿中写道：“走私船再次禁止出航，经纪人跑了。不会再有针对这种药材的调查。”(33)广州的事态很快就明朗了，中国当局根本不打算将这种毒品合法化，而是决心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禁绝鸦片。皇帝决心不让这种毒品继续泛滥，惟一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禁绝鸦片贸易。
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格拉斯敦是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首相。
法国人绘制的这幅漫画，指责英国凭借武力向中国强行输出鸦片。
林则徐，清末爱国政治家，1838年任湖广总督时禁止吸食鸦片，卓有成效，旋即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次英中战争（1840—1842年）——它导致了香港殖民地的建立——是寡廉鲜耻的英国人向中国大量输入违禁鸦片引起的。在当时，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1840年4月25日，《泰晤士报》首先将这场战争称作“鸦片战争”。当时是在野的托利党议员的格拉斯顿深信战争就是因鸦片而起，他极为罕见地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怀疑：“我不知道，也从未听说过，还有哪场战争就其起因来说更不正义，就其进程而言更蓄意地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陆军大臣马考莱的观点截然相反：“英国人的自由和生命受到威胁……至于对华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想表达一个热忱的愿望，希望这场非常正当的争端能够迅速得到圆满地解决。”(34)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纽约前驱论坛报》表明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立场：“谁是正义的一方？你们将惊异于我的回答——英国！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起因是磕头！是中国人的傲慢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命不凡。”(35)中国人在广州没收鸦片的行动“只是这场争端中的一个小插曲”。(36)法国人像以往一样，深信应受指责的是奸诈的阿尔比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十分明确，“为了维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英国在1840年以前就蓄谋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尽管广大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但是由于腐败的清廷采取对内敌视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使战争以失败结束”；(37)“海盗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以鸦片贸易为基础，开始侵入中国”。(38)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历史学家反复消除这样一种错觉，即这场战争是为了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人而起的，但它以一种非凡的耐性不断出现于反鸦片小册子和大学教科书中……巴麦尊……非常清晰地表明，对于政府而言，鸦片问题并非主要问题”；(39)“这场战争之所以被称作鸦片战争，是因为鸦片乃是导致战争的一种贸易物。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它是为贸易而战，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的、进步的国家迫切希望强行与一个儒教的、农业的、停滞的国家开展贸易”。(40)费正清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老前辈，他对这场战争有一个尖刻的评价：“大家都认为，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典型的非正义战争……所以，这是地地道道用鸦片染成的战争……这幅图景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无非是多少有些内疚的个人……或马克思主义的爱国者（他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中国人是中国境内鸦片的分销者，不久之后又变成鸦片的主要生产者）的事后解释。”(41)在西方的华裔学者往往同意，“回顾历史，鸦片显然是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42)“从广泛的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英国的贸易扩张是导致这场文化冲突的决定力量……鸦片贸易是促进这种扩张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二者密不可分。假如有一种货物能够完全替代鸦片，比如说糖浆或大米，这场冲突也许会被称作‘糖浆战争’或‘大米战争’。惟一的区别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43)鉴于各种观点分歧巨大，而且人们仍然从道义角度质疑英国占领香港的合法性，我想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澄清关于鸦片战争的争论。
道光皇帝决定禁绝鸦片贸易之后，便陆续收到各种禁烟建议。鸿胪寺卿黄爵滋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44)琦善和穆彰阿这两位通情达理的满族人倾向于通过在广州“封舱”来切断鸦片供应，他们明智地指出，除非能够得到普遍遵行，否则严刑峻法于事无补。他们的观点得到大多数朝廷大臣的支持，但在争论中大获全胜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提出一个双管齐下的禁烟方案，一方面勒令吸食鸦片者戒除毒瘾，同时逐步加大对鸦片供应者的惩罚力度，最终彻底禁绝这种毒品。道光皇帝完全赞同林则徐的意见，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朱批加上许多褒奖之词。
塞缪尔·佩皮斯，英国文学家、政治家、海军行政长官，以所写日记闻名于世。他任职期间使英国海军的实力大为增强，他还与牛顿等著名科学家、学者过从甚密。
西方人眼中的林则徐“前额显得非常睿智，面庞令人愉悦，黑眼睛小而锐利，富于生气，嗓音高亢、清晰洪亮”。
依照通行的官僚传统，最佳方案的提出者负责将方案付诸实施，林则徐似乎比绝大多数文职官僚更胜任这一使命。林则徐是年53岁，福建福州人，出身于一个从事沿海贸易的大家族。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毫无瑕疵，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林则徐为人端方、有条不紊、才智超群，“亲力亲为”地解决各种问题，即使在危急关头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他仍被中国人民视为英勇抵御外国侵略的英雄，一位最杰出的儒家传统的学者型政治家。
林则徐与17世纪的英国人塞缪尔·佩皮斯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都留下了日记，也都善于分析耳闻目睹的一切事物；两人都爱好艺术，身边的密友也都囊括了各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像林则徐一样，佩皮斯也得到君主的绝对信任，而且按照17世纪的标准，佩皮斯也算得上是正直的。就连英国人对林则徐的描述，听起来也像是在描述佩皮斯：“林（则徐）个子不高，体格强健……前额显得非常睿智，面庞令人愉悦，黑眼睛小而锐利，富于生气，嗓音高亢、清晰洪亮。他衣着朴素（这大概不是佩皮斯的特点），举止彬彬有礼，随和而不生硬”；林则徐“仪态高贵……和蔼而活泼，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当强壮，有一张圆圆的面孔……和敏锐的黑眼睛”。(45)
佩皮斯与林则徐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相径庭。佩皮斯曾到过欧洲和北非，并且每天都与散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海员保持联系，孟买的事务与普茨茅斯的事务都属于他的日常公务范围。林则徐则对于夷人世界抱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国之外的生活基本上一无所知。他认为英国人如果没有定期供应的大黄和茶叶就活不下去，“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46)依他看来，冲突不会真的发生——夷人怎敢与泱泱天朝抗衡？蛮夷士兵无法在海岸作战，因为他们的腿绑得太紧，不能拳击和格斗。他们的船只很庞大，但在浅水里一无是处。尤为重要的是，林则徐坚信英国人与其他夷人毫无二致，是以恳求者的身份前来中国的。他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檄谕稿中写道：“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接下来以一种高等文明的通情达理的口吻规劝英国人。
如果说林则徐很难正确估价夷人的实力，他的对手义律要想充分了解林则徐的策略也非易事。义律拥有在华5年的有利条件，但没有学过汉语，与当地平民也只有最肤浅的接触，与大权在握的学者型官员没有任何往来。虽然障碍重重，林则徐与义律——两人都十分反感鸦片走私——这两位非常通情达理的人本来是可以把事情处理妥当的。归根到底，林则徐是为了有效地执行自己国家的法律，而义律不论从职责还是主观意愿上说都愿意拥护这些法律。局势发展到战争，英国政府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拒绝授予义律相应的权力，恪尽职守的林则徐也因为不了解西方而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之前，广州当局就已经加大了对中国鸦片贩子的整治力度。1838年12月3日，怡和洋行的职员写道：“四处流传着许多毫无根据的谣传，诸如总督决定在外国商馆前绞死一名犯人，以儆效尤，将抓捕……所有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中国买办、仆役和苦力，我们不信这类传闻。”(47)
这些传闻是真的。广州当局确实想在商馆前处决一名中国鸦片贩子，这个举动大大触怒了西方人，以至引发了骚乱。这次绞刑虽然没有实施，其他打击却接踵而至。查顿写道：“总督一直毫不手软地抓捕、审讯和绞死可怜的罪犯，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如此广泛的惩处。”(48)商务监督义律更为严厉地警告桀骜不驯的英国人，“从事上述违禁鸦片贸易的船舶的所有者……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必须捕获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不会加以干涉”，如果走私者在走私活动中导致中国人死亡，必将受到严惩。义律的积极步骤收到了实效，贸易重新开始，他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满意。
为了强化上述严厉警告，义律寻求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义律后来告诉妻子克拉拉，他甚至愿意让属于王室的船只“路易莎”号协助抓捕罪犯，“我已经让‘路易莎’号按照皇帝的意志行动，我准备下令我们的军官随同他们的官员登上任何一艘他们认为合适的船只”。对于一位皇家海军军官来说，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姿态。美国商人觉察到不祥之兆，最大的美国商号旗昌洋行决定“终止与在华鸦片贸易的一切联系”，这种贸易很快变得“声名狼藉，十分危险”。鸦片贸易对于英国商人更为得失攸关，他们怀着惟一的指望——一旦事态恶化到极点，他们可以依靠皇家海军来摆脱困境——颇为不安地等待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来。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以皇帝授予全权的钦差大臣身份，从北京起程南下广东禁烟。
1839年1月8日，廉正不阿的林则徐以皇帝授予全权的钦差大臣身份从北京起程南下。愤世嫉俗的查顿对林则徐衔命南下的消息无动于衷。1月29日，他在自澳门返回英国的途中写道：“一位特使已经上任，人们情愿他推行查禁法令，他拥有完全独立于两广总督的权力，后者听到这个消息时大为惊慌，竟然昏厥了一个小时……为了组织一场热烈的检阅，总督和巡抚刚刚发布了一道长篇通告。”(49)查顿建议采取预防措施，把鸦片和部分货物的运输改道香港，再沿海岸北上。这表明香港岛海域已有一些贸易往来。几个月后，查顿的合伙人马地臣表示考虑遣散鸦片船，只是由于“颠地先生一贯的拖沓”，这个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50)
林则徐直到1839年3月10日才到达广州，义律此时在澳门，广州事务由参逊负责。林则徐事先指示广州当局逮捕了近60名查实积极参与鸦片贸易的中国人，在之后的数月中他们受到审讯，其中至少有4人被判死刑。钦差大臣收集有关资料，鉴别主要外国鸦片走私商的身份。由于查顿不在，兰斯洛特·颠地被准确地列为头号鸦片商。林则徐清楚表明，惩治的目标是中国人，洋人只要遵纪守法，不再走私鸦片，就不会受到伤害，仍会受到同过去一样的仁慈对待；合法贸易至关重要，必须加以保护。3月18日，钦差大臣开出了条件，洋人必须上缴全部库存鸦片，具结保证今后不再贩卖这种毒品。一旦这些先决条件得不到满足，行商将被处以监禁、流放和斩首。洋人也不能逃避惩处，倘若他们拒绝做出承诺或背弃誓言，“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51)林则徐勒令洋人在3天之内答复，在此期间不得离开商馆。
林则徐照会英国国王公文
外国人并没有多大的不安，在以往的周期性整肃中，他们早已对这类事情见惯不怪了。3月21日的会议上，商会只是无动于衷地表示强烈谴责鸦片贸易，作为一个姿态，他们同意缴出少量鸦片，数量只有1000箱多一点。这可是大大地错看了林则徐。林则徐认为这个举动无异是明目张胆的拖延，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兰斯洛特·颠地。为加强这道命令的分量，3月23日，林则徐派两名年长的行商浩官和茂官前往十三行街，给外国人带去一份警告：若颠地不自首，他们二人将在当晚被斩首。颠地自信与中国人关系友好，愿意前去自首，其他商人也同意他去自首。此时，马地臣出面干预，他认为整个事件“完全是个圈套”。“眼看着浩官和较年轻的茂官扛着枷锁，想装出事态很严重的样子，这真是一件乐事。不过，枷锁并不妨碍他们时不时与碰巧遇到的朋友谈论业务和新闻。”马地臣时常挖苦颠地兄弟，按照他的说法，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颠地听从自己的意见。(52)
颠地当时是否真有危险，这一点业已成为争论的焦点。林则徐在1839年5月2日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提出：“惟念从前该夷远隔重洋，未及遽知严禁，合无仰求皇上复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英国人内部围绕如何看待林则徐的严正态度发生了分歧。颠地的合伙人英记利士认为，颠地并非真的身处险境。一年后，英记利士向下院特别委员会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当中，颠地先生大概是最有人缘的。他之所以被盯上，并非出于对他的仇视，恰恰相反……是希望获知他的意见。”兰斯洛特的兄弟威尔金森没有这么笃定，而且“情绪非常激动……如果他（兰斯洛特）进了城，肯定会被处死”。查顿对整个事件嗤之以鼻：“假如当初反抗得再坚决一点，就不会有如今这样的严厉举措了。”(53)问题是此刻查顿并不在广州。
不过，救援即将到来，而且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美国人吉迪恩·奈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和解而又无畏的义律完全驱散了‘加尔各答黑牢’(54)的阴影，他手持长剑，从澳门乘小艇前来，历经艰险抵达了英国商馆。”(55)义律的妻子克拉拉描述了颠地遇险的消息传到澳门后的情景：“查理十分勇敢地匆匆赶往广州，我非常担心。他不得不乘一条小船（他的四桨小艇），从上百艘作战帆船的围堵中冲出一条路。幸亏他穿着制服大衣，这或许能救他的命……在同胞们的一片混乱中，他安全登岸。”就连愤世嫉俗的马地臣也被当时的场面所打动，他写道：“场景十分引人注目，（3月24日）下午6点钟左右，我们在屋顶平台上望见一只外国小船，上面坐着一个头戴三角帽的人。船越来越近，一大群中国船只在后面追赶。经证实是查理·义律在设法登岸，众多船只组成的屏障正在合围，想在中途把他拦截下来。小船上立即升起旗帜。”(56)这面旗帜只是这艘小艇的旗，正式的英国国旗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但是，旗帜飘扬在商务监督的驻在之所，表明外国侨民此刻已经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这场争端就此转变为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冲突。
英国政府所能提供的只是道义上的保护，义律惟一可用的兵力是小艇上的4名水手。林则徐的处境十分有利，他把相当大一部分在华外国人拘禁在广州商馆周围方圆数英里范围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所引起的轰动。林则徐坚持三项条件：第一、港口和珠江上的船只必须缴出全部鸦片；第二、所有商人必须具结保证将来不再贩卖鸦片；第三、必须交出兰斯洛特·颠地。除非洋人兑现第一项条件，否则将一直封锁商馆，停止一切贸易，所有中国人一律离开商馆。只要交出鸦片，其他条件即可放宽，逮捕颠地一事亦可暂缓。
收缴鸦片的地点穿鼻洋龙穴岛。1839年4月11日开始收缴，林则徐亲自监督收缴全过程。到5月18日，共收缴鸦片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237公斤。
在外国人看来，答应不再进口鸦片问题不大，到时可以争辩说身陷囹圄时做的承诺没有约束力。马地臣就明确表示愿意签字，“至于怡和洋行，我们毅然决定服从，缴出鸦片”。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客户，让他们把鸦片送往澳门的央孖地臣那里，后者会乐于继续卖掉这些鸦片(57)，钦差大臣不大可能注意到一家商号与以个人身份行事的职员之间的区别。还有一种可能，商人们顺从地交出全部鸦片——因为林则徐掌握了准确的鸦片数量，然后寄希望于事后通过哄骗或威逼手段，使中国人补偿商人的烟款。但是，义律的举动使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吩咐并下令”缴出鸦片。这道明确的命令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英国政府已经承担了赔偿这些滞销鸦片的义务，商人们为此无不兴高采烈。就连马地臣也承认：“虽然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怀疑义律上校的所作所为是否明智，现在我可以静观其变……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措施宽宏大量，颇具政治家风度，尤其是中国人已落入了陷阱，将与英国王室直接对峙……义律上校期望他们尽可能全部打收条……惟一潜在的变数是赔偿比例问题。”(58)
中国人开出的收条如英国人希望的那样完整，因为商人们交出了能够找到的每一盎司鸦片，就连中国沿海以及正在印度来华途中的船只也收到了收据，不管他们将供应何种货物。上缴的鸦片数量达到令人震惊的2，613，879磅——超过1000吨，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大的一批毒品。林则徐亲自监督，在珠江岸边一个专门建造的场所销毁了这批鸦片。
西人绘制的硝烟场面
林则徐监督销毁鸦片图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年仅18岁
假如林则徐就此止步，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围绕谁来支付超过200万英镑的鸦片烟款，肯定会发生争端。义律势必会与财政部发生纠纷，中英双方肯定会有历时数年的艰苦谈判，但一场开支浩繁的战争得以避免。中国政府看起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筹措这样一笔款项。3年后，中国最终同意立即交付一笔金额大得多的赔偿——数额是原先的3倍。此外，正如英国愤世嫉俗者指出的，由于世上仍然只有中国独家出产茶叶，中国人能够在任何愿意的时候对出口茶叶征收适当的税金，就足以弥补这笔开支，最终还是英国消费者承担了全部费用。
当时英国国内的状况使得上述推测显得更有道理。英国政府并不顺心。3月21日，正当广州总商会为林则徐的最后通牒忧心忡忡之际，梅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在议会遭到挫败——如同那个时代常常发生的那样，起因又是爱尔兰问题，这次表决失利只是在上院，还没有直接威胁到政府。两个月之后，正当广州全面收缴和销毁鸦片时，政府在下院提出的一项动议以5票之差遭否决，政府被迫辞职。对于两年前继承叔父威廉四世的王位、年仅19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梅尔本勋爵下台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维多利亚从梅尔本勋爵身上感受到最亲切的慈爱，一想到要失去他的指点就心烦意乱。她在写给梅尔本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痛苦：“女王认为梅尔本勋爵也许想了解她今晨的情况……昨晚9时之前，她始终未能摆脱沮丧，她试图使自己集中精力，尽力不那么悲观地看待这个可怕的变故……昨晚她食不甘味，今早仍是如此。”(59)反对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受命组阁，年轻的女王渴望一场战斗。皮尔的地位岌岌可危，极有可能在第一次议会表决时就被击败。一次宪政危机接踵而至，最终以梅尔本和辉格党重新上台而告终。巴麦尊继续担任外交大臣，只是地位仍不稳固。
直到8月份，伦敦才收到广州争端的报告。尽管交通不断改善，广州与伦敦的联络仍然不畅通，这次公函往来花了4个月时间。对于疲惫不堪的政府而言，义律传来的消息无异又增添了一重重负。在国内，宪章主义者的骚动方兴未艾，要求扩大选举权，实行选举改革。在国外，法国人在中东陷入僵局，他们的被保护人穆罕默德·阿里正热衷于分裂土耳其帝国。在中国，明托的侄儿义律要求进行一次耗资巨大的远征——“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而他本人已经欠下英国商人200万英镑之巨的债务。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外交手段。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战争似乎更是个属于会计部门的问题。政府反复讨论了义律的建议，认为不可能用公款来补偿遵照义律的命令交出鸦片的商人。政府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因为本已不平衡的预算中，此时又增加了“便士邮政”的开支。增税也不可行，因为这几乎肯定会导致托利党重新上台。从理论上说，政府本可以丢车保帅，抛弃义律，拒偿债务。只是这种做法对于辉格党政府而言同样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因为作为狂热的辉格党人，义律家族名声在外，义律上校的两位堂兄弟明托和奥克兰都是内阁成员，内政大臣约翰·罗素勋爵还爱上了明托的女儿范妮。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让商人们自作自受，等政府的财政状况好转之后，再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补偿金额大大低于原先数额的协议（后来的事实表明，数年之内，贸易利润就完全弥补了损失）。
问题是这个办法在当时看起来行不通，因为有报告说，广州的贸易已完全中断，而巴麦尊身边一些有权势者极力支持商人的要求。若要理解英国的目标，必须提及外交大臣收到的一份至关重要的建议书。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被要求就广州事态提供对策，1839年11月2日，协会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长篇建议函。在这份建议中，协会认为，重要的是英国代表应获准以平等方式直接与中国当局交涉，必须开放除广州以外的指定口岸通商贸易。如果这一点未能获准，英国“应以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得一座岛屿的割让”。(60)协会同意英国臣民服从中国法律，原则是“个人自负其责，不得良莠不分，伤及无辜”，协会的这个建议等于是放任冒险分子从事鸦片贸易。协会在备忘录附录中详尽开列了把中华帝国带到谈判桌前所需的兵力：两艘战列舰、两艘大型巡洋舰、两艘小巡洋舰，包括汽船在内的一些小型船只，2540名水手和水兵。
鸦片问题是协会备忘录中最重要的部分。备忘录完全同意，一旦中国政府真诚希望禁绝鸦片贸易，就必须遵从中国的决定：“我们不希望被视为是在建议无视中国政府的正式反对，继续该项贸易。我们完全准备承认，倘若中国执意禁止鸦片输入，英国商人在今后从事对华贸易时便应当遵循那个国家针对这项货物的法律，不得请求大不列颠王国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帮助违反这些法律的英国臣民。”巴麦尊全盘采纳了协会的上述建议，这清楚地表明继续鸦片贸易并非英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为了给这份备忘录造势，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进行游说。代表团以银行家、辉格党议员约翰·阿贝尔·史密斯为首，他代表怡和洋行。代表团最重要的成员正是“铁头老鼠”威廉·查顿本人，查顿不久后便当选为阿什伯顿的辉格党议员。与查顿同行的有马地臣和胡夏米，后者曾是“阿美士德夫人”号的大班。三人从中国出发，前往伦敦声援他们的事业。在政府赔偿鸦片烟款问题上，代表团未能劝说巴麦尊勋爵让步，但他们成功地让巴麦尊相信，不费多少力气便可以强迫中国人做出赔偿。他们还提出了迫使中国人赔偿的切实可行的意见。查顿详尽报告了目前广州局势的背景，还补充了一些非常明确的建议，外交大臣对这些建议极为关注。在3年后和平达成之际，巴麦尊致函约翰·阿贝尔·史密斯，表示从史密斯和查顿那里受益匪浅：“我们之所以能够就我国对华军事和外交事务发出详尽训令，并达致圆满结果，主要是由于您和查顿先生惠予协助并提供情报……毫无疑问，这个事件开辟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新纪元，必将为英国商业利益带来极为重大的益处（1842年11月28日）。”(61)
巴麦尊在议会发表演说
巴麦尊轻而易举地说服其他内阁成员，有必要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远征军将由印度政府和海军部负责组建。内阁慢慢吞吞地接受了巴麦尊的建议——毕竟当时是夏季，任何事情都不能火急火燎。在这次关键会议上，内政大臣罗素昏昏欲睡，而梅尔本备极疲倦，把大小事情都推给巴麦尊和新任陆军大臣麦考莱。负责印度事务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约翰·卡姆·霍布豪斯评论说：“那种说我们怠惰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他（麦考莱）参加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我们就决定对法国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开战，还决定对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开战。”(62)
霍布豪斯的话听起来像是嘲讽的笑话，因为拟议中的对穆罕默德·阿里和中国的战争根本算不上是战争。英国根本不具备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的资源。作为制胜关键，要到另一个半球实施海岸封锁的皇家海军已经削弱到不足3万名官兵。25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的人数是现在的4倍。最初认为，3000名左右士兵就足以降服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这支部队由印度政府提供，其中绝大多数是印度土兵，再加上从3个英国营中抽调的一些部队。这支部队远离印度基地3000英里，只能起到武装示威的作用，为英国对华谈判增添筹码而已。远征军乘坐怡和洋行的一艘快速帆船，而不是皇家海军的军舰前往中国。直到1840年2月，义律才得知远征军集结的消息，此时离广州冲突已有将近一年时间——事态发展到临界点，一场全面战争迫在眉睫。
林则徐取得了对蛮夷的重大胜利，备感骄傲，继续推行禁令。他原先答应，洋人若满足第一项要求，签署承诺不再用船装运鸦片的甘结，就可以解除监禁，并获准继续贸易。义律不允许英国船主这么做，这倒不是出于支持鸦片贸易，而是因为林则徐的甘结是一份奇特的文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林则徐手下略通外语的人尽其所能地用幼稚的英文草拟了这份甘结：
ATruly and Willing Bond
…I，with my officer，and the whole crew are all dreadfully obey the new laws of the Chinese Majesty，that they dare not bring any opium；if one little bit of opium was found out in any part of my ship by examination，I am will‐ingly deliver up the transgressor，and he shall be punish to death according to the correctness law of the Government of Heavenly Dynasty…
甘结
远商同船上之夥长水手，俱禀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63)
这份文件可能导致与中国人发生纠纷，义律不容许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曾经发生过的认错身份（中国人扣错了船只，这成为英国人要求赔偿的另一个把柄）；官吏会先在船上放一些鸦片，再硬说发现了鸦片。义律若是不做任何妥协，英国臣民会被送交靠不住的中国司法当局，而保护他们正是义律的职责所在。林则徐坚持让外国商人出具甘结，他向皇帝解释说：“盖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出结之事，绝无仅有。”3月份时，外国人已经做出了大致的保证，但那还不够，如果能强迫外国人签署一份正式的具结，则可以“使该夷计穷心慑，至今始克遵依”。(64)
珠江口外的东角湾为画上标有黑圆圈处，被义律拦阻的英国商船均泊于此处。
怡和洋行鸦片船“鹰”号
义律采取了他认为惟一可行的措施，下令禁止任何英国船只与中国贸易，并把侨民从广州撤到澳门，留下美国人照看商馆。一到澳门，鸦片商人便认为不必履行停止鸦片贸易的承诺，因为那是在林则徐的执意要求下做出的。他们立即重操旧业，拿出比过去更大的劲头继续走私贩卖鸦片，同时采取了一定的伪装手法。他们使用隐语暗号，用棉布等级来称呼鸦片等级，船只名称也更换了。鸦片不再运到珠江河口，而是先运到马尼拉，再用通常的方式转运到中国东海岸。马地臣在6月10日写给一位孟买顾客的信中表示，“我们已经偷偷摸摸地恢复了‘海斯’号原先的用途”。他在同一天致函查顿说：“沿海贸易可望畅通。里斯和他的手下像以前一样在做事。”当月27日，马地臣告诉合伙人：“在我的整个经商经历中，从未像我们到澳门的这个月这样精疲力竭……您的朋友里斯、琼塞、贝利斯、斯特雷奇和霍尔（等诸位船长）现在又在干他们的老本行……”颠地洋行也再度活跃地参与竞争，马地臣听说，兰斯洛特获释后在马尼拉买了一座房子，打算把马尼拉港作为另一个鸦片转运中心。马地臣提醒查顿，“我们要注意别在这个方面落于人后”。(65)
马地臣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24日，写信的地点不是澳门舒适的怡和洋行办公室，而是停泊在澳门的快速帆船“玛丽亚”号上。林则徐向葡萄牙总督施压，如同在广州时一样，成功地把英国人逐出了澳门。然而，他之所以决意让英国人屈服，动因已不再是禁烟运动，而是为了那个老大难的治外法权问题，即由谁来行使对外国人所犯罪行的司法审判权，这个问题将成为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诱因。7月7日，一群醉醺醺的水手——当然是英国人，大概还有几个美国人——在如今已是九龙商业中心的尖沙嘴海滩斗殴，中国人林维喜因伤而死。义律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新挑衅，他大发雷霆，立即着手追查，提供悬赏，并向林维喜的家属提供赔偿。林家如英国人期望的那样承认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在收到一笔钱后不再追究。(66)义律调查的结果，无法确定是谁打了致命一击。当时一片混乱，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形。义律组织了一个法庭，传讯了5名涉嫌水手，这个法庭是首次依照1833年法案组建和开庭的。义律这么做确实已属越权，但他似乎别无选择。这位商务监督不同意林则徐提出的把人犯引渡到中国法庭受审的要求，他保证主持公道：“我不能把任何人送到他们手中，虽然他们要求我这么做。我邀请他们的官员出席指控英国臣民犯有严重罪行（依我们自己的法律进行）的公平的审判，就好像那些罪行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在我们自己的海滩上犯下的一样。”
陪审团以无法查明是何人在何种情况下打出了致命的一击，推翻了谋杀指控，很难想像陪审员除此而外还能做出其他什么判决。但是，被告被控有罪，“粗暴地、非法地、危害性地闯入民宅……粗暴地袭击住户，包括男人和妇女，刺伤、殴打并用其他危险方式虐待他们”。这些水手被处以罚款和短期监禁，随后判为缓刑。
这种结果根本不能令钦差大臣满意。林则徐依照中国惯例，要求交出一名罪犯，具体是哪一个人倒无关紧要，但一定要有一个人顶罪。义律不可能这么做，林则徐把英国人赶出在澳门的庇护所，以逼迫义律就范。在发回国内的一封信函中，克拉拉·义律无意中透露了在林则徐的压力下外国侨民是如何紧紧抱成一团的：“由于查理无法找出真凶，又不能抛弃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8月15日我们被赶出了我们的房子。”英国侨民有数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全部转移到停泊在香港港口的船上，尽力安顿下来。林则徐上奏皇帝说，虽然这些英国难民肯定有些干粮，他们“所嗜之肥脓（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67)因此，林则徐使出最后一招，断绝新鲜食物和淡水，告示发往九龙附近各个村庄，通知村民知晓。凡事亲历亲为的义律上岸劝说九龙官员发发慈悲，他的努力收到一些成效：一些小船装载食品向英国人驶来，但遭到中国平底战船的拦截。义律下令“路易莎”号的轻型大炮向帆船开火，一艘武装纵帆船和一条小艇也开了火。
这样，1839年9月4日，打响了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第一枪。但是，当时完全还有可能避免战事进一步升级。义律相当冒险地仅把数艘小艇投入针对中国帆船的行动。自争端开始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投入更强大的火力，因为一艘配备26门大炮的英国战列舰“窝拉疑”号在几天前抵达，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窝拉疑”号舰长士密迫不及待地想教训中国人，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击沉中国人的平底战船，摧毁海滩上的炮台。义律颇费了一番唇舌，劝阻了士密。义律次日发出的一封函件表明了他一贯的克制政策，这种政策的执行总是令其部下大为恼火：
我与士密舰长商议，他同意我的建议，不于次日早晨前去摧毁那三艘帆船，尤为重要的是不派士兵登陆进攻那座炮台，因为这一措施很可能导致对附近村庄的破坏，并大大伤害和激怒居民……我觉得，建议使用女王陛下的军舰去毁坏那三艘帆船是不明智的，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已被我本人的小艇在另一艘稍大船只的帮助下最有效地击败了。
这位商务监督决不放弃与林则徐谈判解决争端的希望。中国人对九龙事件——林则徐把它当做中国方面的胜利自豪地上报皇帝——未加追究，还恢复了给养的供应。义律同意让那些被中国人指定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离开，其中包括三孖地臣，但仍然拒绝引渡林维喜事件的一名人犯。义律一度有一个送上门的机会，既可以妥协，也能够保全双方的脸面。当时，海边恰巧发现了一具溺毙的尸首，如果告诉林则徐这是真正的凶手，因一阵悔恨而投海自尽，钦差大臣将会愉快地接受这种说法。但是，义律不合时宜地坚持按自己的理解维护法律，不肯利用这个诱人的机会，结果时机稍纵即逝。即使如此，到10月20日，似乎和平仍然有望。林则徐彬彬有礼地致函义律：“义律上校表示必须等候君主的命令。函件系何时发出，答复又可望何时收到？倘若义律上校行事谦恭，可以考虑对有关安排做出调整。”义律上校准备做出更大的让步，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他同意全面禁止香港的船队装载鸦片，允许中国人检查任何一艘涉嫌船舶，所有英国商行承诺不再贩卖这种毒品，他甚至愿意与中国人一道再次对林维喜之死展开调查。但是，义律从未打算引渡一个可能是无辜的人，也不允许英国臣民签署一份使他们在重大问题上服从中国司法权的甘结。
义律声称掌握了一份“盖有钦差大臣和总督关防的协议”，这一点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但钦差大臣林则徐似乎至少是默许了这些条件。10月20日，义律觉得可以发布一份公告，宣布恢复对华贸易，此时距离林维喜之死已有3个多月。贸易的地点不在广州，而是穿鼻，贸易的条件和限制与先前在黄埔时没有什么两样，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英国人开始返回澳门的居所，在澳门避难的行商也回到广州。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克拉拉·义律叙述说：
10月19日，我心情很好，因为查理刚刚成功地获得钦差大臣的许可，在国内指令未到之前重开贸易，而且贸易将在虎门的“外侧”进行，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在虎门的“内侧”。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因为在“外侧”不会有任何被封锁的危险，就像不久前发生的那样……获得这一允诺后……查理建议英国侨民返回澳门的家中……你简直难以相信，我告诉你，钦差大臣又一次背弃了诺言——一艘最近才从英国来的可恶的商船“担麻士葛”号无视查理的禁令，驶入虎门……钦差大臣声称，如果一艘船能进入，那么所有的船只必会仿效。他的允诺化为乌有。查理与“窝拉疑”号（有26门炮）的士密舰长和“海阿新”号（有18门炮）的华伦舰长没两天便去了虎门，并送去一封函件，请求我们仍能不受骚扰地留在澳门并得到给养等等。这封函件没有答复便被退回，一支有29艘帆船的舰队前来驱赶他们，或是要消灭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被迫（为了自卫）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不到两个钟头，29艘帆船就失去了战斗力。“窝拉疑”号尽可能快地驶到此地通知英国人再次上船。
克拉拉是个准确的叙述者，“担麻士葛”号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进入虎门，因为该船船长认为义律无权禁止英国船只接受林则徐提出的甘结，并在签署甘结后获得中国人的许可进入广州。“担麻士葛”号抵达广州后，林则徐恢复了以前的强硬态度，威胁要采取措施立即摧毁所有不肯离去或不签署甘结的船只。10月26日，义律接到林则徐的最后通牒，不得不警告所有英国船只离开香港：“钦差大臣和总督已于今天撕毁了盖有他们关防的协定，使广州港外的贸易面临……毁灭的威胁。”
1839年穿鼻洋之战
如克拉拉所提到的，由于“海阿新”号的到来，义律的舰队实力有所增强。战斗爆发的标志可能是“海阿新”号向“罗压尔色逊”号船首的那次警告性炮击，后者当时正效法“担麻士葛”号准备进入广州，当时中国人的舰只试图保护该船。中国帆船继续开进，“窝拉疑”号开火，不到一个小时，4艘中国作战帆船被击毁，英国方面仅有一名水手负伤。经过数月眼看就要成功的谈判之后，战争于1839年11月3日爆发了。
之后的战争进程没有任何戏剧性，英国政府甚至尚未收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林则徐接连发出悬赏，要求捕获英国船只和士兵，士兵不论死活，最好是抓活的；但没有人因此致富。更具潜在威胁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永远”禁止英国人进入广州。结果，美国人留守商馆，轻而易举地接管了英国兄弟的生意。至关重要的茶叶出口照常进行，合法的英国进口贸易也一如往常。就连鸦片也依旧在沿海港口出售，怡和洋行很快就开始弥补因这种毒品被没收而造成的损失。巴麦尊勋爵致函义律，通知后者，一支海军，也许还有一支陆军小分遣队，将于次年3月底达到中国，并占领某个合适的岛屿，这个岛屿可能是扬子江河口外的舟山，“作为远征队的集结地和军事基地，之后便充当我们的商业机构的稳固基地”。这支部队由义律的堂兄乔治·懿律海军少将率领，懿律将以舰队总司令的身份与那位上校——懿律的职位比义律高——共同担任驻华全权大臣。
鸦片与威士忌
随后发生的事件算得上一场“鸦片战争”吗？直接导致“窝拉疑”号舷炮齐射的事件本身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战斗的直接起因是义律企图阻止“罗压尔色逊”号，以此强制执行其对英国船只的正当要求。在此之前，义律拒绝交出一位英国臣民接受中国法律程序的审判，尤其是不可能辨明谁是有罪者。英国侨民不得不在甲板上生活，而中国人威胁要摧毁这些船只，这位英国指挥官认为这种威胁迫在眉睫。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方面坚持要求签署英国当局无法接受的极其严厉的甘结。
不论林则徐还是义律，都竭力推行各自政府的意志，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行事，虽然两人的处事原则截然不同。义律的处境尤为艰难，因为伦敦的上司办事拖拉，他们更愿意忘掉有关中国的一切。继短命的1834—1835年皮尔政府之后，辉格党人重新执政。律劳卑铩羽而归，肯定让巴麦尊大为尴尬，议会对他在对华政策上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几乎导致他的政府垮台。涉及中国的英国官方文件并不是特别多，所有文件均表明了一个相同的强烈愿望：别惹麻烦。英国在欧洲和近东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英国政府当时对中国问题不屑一顾。
龚自珍手札。龚自珍是晚清思想家和诗人，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危机，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危局。
中国不可避免地坠入实力的低谷。19世纪30年代，较之两代之前的乾隆朝，中国的实力已大不如前。当时人们已开始觉察到衰落的迹象，汉人学者龚自珍悲叹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蔽泽无才盗。”(68)尽管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一如既往，实际上早已今非昔比。阿美士德勋爵被侮慢地打发走了，误入歧途的律劳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义律建立良好关系的更为耐心的努力，同样遭到冷漠的回绝。
鸦片真是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吗？林则徐的政策是基于对蛮夷实力的判断，如果没有鸦片的非法输入，他不会被委以重任，这一点是不容辩驳的。但是，鸦片贸易几乎不受任何干扰地持续了30年，贪婪的商人和渎职的官吏难辞其咎。前者肆无忌惮地完全无视他们选择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后者则为这种走私贸易提供了“保护”，好从中捞取大量金钱。英国政府当时并不急于坚持鸦片贸易，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在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的函件中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中国政府对它改变意图（推行禁烟的法律，而不是任其成为“一纸空文”）一事提出适当通知之后，着手执行中国法律，拿获并没收在中国领土内查到的违法运入境内的所有鸦片，那么，英国政府也就不会提出抱怨了。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它本国官员在它本国领土上这么做。但是，由于某种只有中国政府才知道的原因，该政府认为不适合这样做。可是，它不拿获违禁的鸦片，而决定逮捕爱好和平的英国商民……
政治家的公开言论或许不能确凿证明其真实意图，但是，在同日发给义律的秘密指令中，巴麦尊清楚表示不反对中国方面推行他们的法律，义律将要谈判的条约应当规定：“如果任何英国臣民把中国法律禁止进口的商品输入中国，中国政府官员可以查获没收这些商品。”但是，巴麦尊指令义律必须坚持要求，“决不能因为违法进出口商品所带来的问题而妨害英国臣民的人身”，“任何一个英国臣民被指控在中国领土上有任何违法或犯罪行为”，中国方面必须将之交由英国商务监督的法庭审判。自从1784年的“休斯女士”号案件以来，这一点始终是造成双方冲突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年后，巴麦尊改变了立场。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在致义律的信函中要求义律向中国人提出，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事情就会顺利得多，“你应当说明，允许将鸦片作为合法贸易的商品输入中国，不是你奉命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要求……但是，你务须指出，如果允许鸦片贸易维持目前的状况，两国政府间很难维持长久的有益谅解”。(69)
除上述信函和文件外，1840年4月到7月间英国议会围绕这场战争的辩论，也充分说明鸦片贸易并非英国的首要考虑。托利党人嗅到了血腥味，他们知道辉格党政府难以在下院掌控多数，大臣们已经失去控制，梅尔本勋爵一门心思想退休。有望“挫败辉格党人”的“大声疾呼”将受到欢迎，而政府在对华事务上的举措似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此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打败辉格党人。威灵顿公爵在3月18日托利党领袖会议上喊道：“老天保佑！一旦举行投票，他们就要下台！”(70)在托利党人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搞垮辉格党。一年前，托利党人抓住暂缓实施牙买加宪法一事大做文章，在危机中差一点成功地推翻辉格党政府。皮尔在清点选票时评论说：“牙买加是借题发挥的绝妙题材。”这一次，托利党人又以同样的玩世不恭心态抓住送上门来的机会。像牙买加问题一样，大多数托利党人并不关心中国的权利，就像他们并不关心牙买加的权利一样。假如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反感鸦片，托利党人照样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只是这种情形并未出现，于是，托利党人凭借敏锐的政治本能，转而攻击巴麦尊在对华事务上处置失当，尤其是他未能恰当地指导处境困难的在华代表。托利党人差一点就在这次不信任投票中取胜，辉格党人以区区9票的微弱优势否决了托利党的动议。议会表决时，曾有人提及18世纪的“詹金斯割耳之战”(71)。英中之间这场以试图逮捕一名英国商人为开端的战争或许可以称之为“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不论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何在，英国执意将自己关于国家应当如何处理自身事务的观点强加于中国，无疑提出了英国的行径是否符合道义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1840年11月6日《泰晤士报》的文章使这一问题昭然若揭：“事实上，这些盛气凌人的要求——借此可以为我们的干涉辩护——的真实涵义是……文明民族在本质上远远优于无知的同类，所以有权使后者完全沦为生产茶叶和瓷器的工具，并在他们开始懈怠时炮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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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3年6月16日。关于争斗与恶魔，请见马士：《编年史》第4卷，第268页。
(2)本章所引英国官方文件均见1840年《蓝皮书》，《关于中国的通讯》（Blue Book1840，vol.xxxvi，CRC）。
(3)《亚洲学刊》，1833年附录（Asiatic Journal，1833Annex）；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833年3月26日；上院，1833年10月5日（Hansard，Commons，26March1833，Lords，5October1833）。
(4)《关于中国的通讯》，1834年1月25日。枢密院令公布后，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拉文肖（J.G.Ravenshaw）致函本廷克，预言枢密院令将造成“很大的混乱”（本廷克，前引书，第1155—1156页）。
(5)请见贝尔：《苏格兰法律辞典及摘录》（Bell，Dictionaryand Digest of the Law of Scotland）。
(6)唐宁，前引书，第3卷，第92页。
(7)这并不是律劳卑第一次毛遂自荐。此前，他在上院很少发表演讲，但曾两次提出他本人应被任命为监督废除奴隶制的委员会成员（1830年11月30日和12月10日），这个建议并不受欢迎。
(8)《哈丁书信集》（Hardinge，Letters），第171页，《巴麦尊－苏利文书信集》（Palmer‐ston‐Sulivan Letters），第141页。
(9)1840年《蓝皮书》，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第385—420号（Blue Book1840，Minuetes of Select Committee.Nos.385—420）。
(10)虽然亨利·泰勒（Henry Taylor）在《自传》中为香港的奠基人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辩护，但惟一的查理·义律传记是克拉吉特·布莱克所著《查理·义律》（Clagette Blake：Charles Elliot）。义律的通信以及他的妻子克拉拉与她的姐姐希斯洛普夫人的通信，现藏于苏格兰国立图书馆明托档案集，编号Assc.5534，7287；苏姗·霍伊在《老香港的私人生活》（Susan Hoe：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一书中出色地利用了这些文献，其他历史学家忽略了它们。虽然义律使英国获得了香港，他却不是新加坡的莱佛士一类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他是一个尽责的海军军官，只是偶然地被置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境遇之中，他发挥了很大的主动性。
(11)《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DNB））。
(12)休·埃利奥特21岁时就获得了第一个外交职务。在之后20年里，他曾设法羞辱过腓特烈大帝，还与一位德国贵族决斗，阻止了丹麦与瑞典之间的一场战争，并前往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从事秘密使命。
(13)义律函件（Elliot Correspondence）。
(14)《亚洲学刊》，1837年，第4页。
(15)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4年6月10日。
(16)巴麦尊给律劳卑的指示有以下5个要点：1）一到广州，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两广总督；2）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3）设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4）除特殊情况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指令；5）除非有特殊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译注
(17)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Hsin‐pao Chang，Commissioner Linand the Opium War），第53页。此书是关于这场冲突的最佳著作，但没有利用义律文献。
(18)关于中国方面的反应，请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vol.I），第一卷，第123—136页。英国方面的评论见《关于中国的通讯》相应日期下的内容。
(19)马礼逊：《回忆录》（Robert Morrison，Memoirs，vol.ii）第二卷，第524页。
(20)格雷维尔：《回忆录》（C.C.F.Greville，Memoirs）。
(21)格雷维尔：《回忆录》（C.C.F.Greville，Memoirs），1835年2月8日。
(22)请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162—163页。史景迁教授还提出，像卢坤这样在新疆成名的官员和将军被派驻东南沿海，目的是为了在沿海地区推行同样的政策。
(23)请见张馨保前引书，第81—84页，“极端”派有怡和洋行、英尼斯，“温和派”有颠地、怀特曼和布莱特曼。
(24)约翰公司是东印度公司的俗称。——译注
(25)义律函件。
(26)《关于中国的通讯》。
(27)《关于中国的通讯》。
(28)见95页注释①。
(29)《关于中国的通讯》，1837年2月21日。
(30)马地臣：《私人信函集》，马地臣致里斯船长。
(31)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
(32)马地臣：《私人信函集》。
(33)《怡和洋行日志》，1837年8月12日（Jardine Ma theson Day Book，Canton，12Au‐gust1837）。
(34)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840年6月7日。
(35)引自《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1842年4月29日。1842年3月17日，《中国之友》出版了创刊号，这份时常引起争议，但总是充满生机的出版物一直延续到1859年。
(36)《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2年，第275—289页。
(37)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Bai Shouyi，Outline History of China），第131页。
(38)翦伯赞：《中国史纲要》（Jian Bozanetal，AConcise History of China），第86页。
(39)菲利浦斯，前引书，第167、178页。
(40)希伯特：《巨龙苏醒》（Hibbert，The Dragon Wakes），第110页。希伯特赞同张馨保的观点。
(41)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第92页以下。
(42)徐中约：《现代中国的兴起》（Hsü，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246页。
(43)张馨保，前引书，第15页。
(44)张馨保，前引书，第92页。第四部分是对中国方面关于鸦片贸易的争论的最佳概述。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Kuo：A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文献六全文收录了林则徐的建议。
(45)宾厄姆：《记事》（Bingham，Narrative），第439页以下。《广州周报》（Canton Press），1839年7月20日。按照马地臣的说法（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1日），林则徐掌握了一些外语词汇，在谈话时随意说出英语或葡萄牙语词句，令对方大为吃惊。另见陈其田：《林则徐》（G.Chen，Lin Tse‐hsü）。
(46)邓嗣禹和费正清，前引书，第25页。
(47)《怡和洋行日志》，广州。
(48)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8年12月16日。
(49)同上。
(50)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3日：颠地不愿意安排必要的保险。
(5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vol.I）第一卷，第216页。
(52)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3月24日。
(53)《关于中国的通讯》，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1840年5月7日。
(54)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座监狱，据说1756年曾有156名欧洲人被禁闭于此，次晨仅存23人。——译注
(55)奈伊：《中国问题的根源》（Nye，The Rationale of the Chinese Questions），第37页。
(56)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3月24日。
(57)同上，1839年3月25日。
(58)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3日。
(59)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Letters，vol.I），第一卷，第156页。
(60)载《关于中国的通讯》。
(61)伊斯顿：《一个银行家族的历史》（H.T.Easton，History ofa Banking House），第29页。
(62)克兰布鲁克：《日记》（Cranbrook，Diary），第588页。
(63)《中国丛报》第8卷，第854、327页。引自张馨保前引书，第181页。
(64)林则徐致英国国王，1839年10月6日，引自张馨保前引书，第185页。
(65)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8月21日。
(66)水手属于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的商船。义律本人支付了赔偿金，怡和洋行爽快地偿还了这笔钱，但颠地洋行没有偿还，他们的“芒格洛尔”号船长艾雷拒绝支付这笔钱。马地臣于1839年8月2日愤怒地写道：“亲爱的义律上校，人人都会因为得您私人掏腰包支付吹笛人而感到羞愧。”当然，颠地洋行的那些应受谴责的人除外。
(67)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A.Waley，The Opium Warthrough Chinese Eyes），第64页。这份取自中国资料来源的记述纠正了英国方面的观点。
(68)韦特贝克：《历史观》（J.A.Whitbeck，Historical Vision），第129页。
(69)类似的情况如今依然存在。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法律禁止进口和出售威士忌，而英国则可以自由出售。一些英国人认为酒精饮料是可憎的，但这并不是一种主流的观点。更多的人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司法是野蛮的。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当局无疑采取了有力行动，但英国政府无法阻止胆大妄为的商人在沙特阿拉伯管辖之外的地方设立威士忌仓库，并且劝说尽可能多的居民购买尽可能多的苏格兰威士忌。甚至有可能，许多人希望商人获得成功，但英国外交部是否希望劝阻这类行动，取决于他们遵守沙特阿拉伯政府法律的意愿。19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鸦片可以自由进入英国，也可自由出售，一些人反对鸦片，但这种反对意见绝非主流；而中国司法被英国人视为野蛮。中国当局只是断断续续、软弱无力地查禁这种贸易。人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中国放弃毫无理由的禁令，允许鸦片进口和出售。
(70)引自莫利：《格拉斯敦传》（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第2卷，第225页。反对鸦片贸易当然有其道义的考虑，在野的托利党虽然乐于利用这种主张（他们并不赞同这种主张，但格拉斯敦家族中有人是瘾君子），但自始至终想把辉格党人整垮。
(71)1731年，英海军上校詹金斯乘船从西印度群岛回国，途中被西班牙海岸警卫队拦截，他们强行登船搜劫货物，并割掉了詹金斯的一只耳朵。“独耳詹金斯”回伦敦后向国王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出示了装着耳朵的皮箱，但国王当时未采取报复行动。7年后，英国为夺取西印度群岛，便在下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及此事，并将装在箱内的耳朵辗转传看，激起公愤，舆论哗然，英国遂以詹金斯割耳受辱为借口对西班牙宣战。——译注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1)
保护神
乔治·懿律
这场冲突最终以英国夺取香港告终。在冲突的最初阶段，英国政府赋予全权的代表查理·义律成为主事者。正式任命的全权大臣还有查理的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查理在与妻子克拉拉谈及懿律时说，懿律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害怕承担责任”。懿律海军少将深信，必须以尽可能小的武力尽快实现和平，从长远角度考虑应当保持对华友好关系。懿律总是缠绵病榻，大小事务都落到年轻的查理身上。义律已经向商人们承诺，补偿上缴鸦片的价款，所以必须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笔至少相当于这一数额的赔偿，但他不愿拿生命来换取金钱。他充分意识到，只要重开贸易，很快就可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因此，开舱贸易成为首要的目标。
巴麦尊勋爵在1840年2月20日发给义律的训令中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展示海军力量，这种展示并非直接开战而是要足以打动中国人。实际上，之前派出的3000人多一点的小部队除了炫耀武力外，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支小部队是由司令官戈登·伯麦爵士指挥的，他手下有3艘配备74门大炮的三等战列舰——这些军舰在对岸炮轰时很有用，在狭窄水域则显得笨重（其中的两艘因在舟山触礁很快退出了战斗）——两艘大型巡洋舰以及包括东印度公司部分武装汽船在内的一些小型船只。喀麦隆步兵团的奥格兰德上校是远征军中官阶最高的陆军军官，他死于途中，接替者是无能的布耳利。布耳利隶属皇家爱尔兰第18步兵团，怡和洋行译员罗伯聃把布耳利称作“饶舌的蠢材”。
巴麦尊指示远征军首先封锁珠江，接着“占领舟山群岛，封锁那些岛屿对面的河口、扬子江口以及黄河河口”，这等于是要封锁中国所有的主要河流。最后，远征军应北上到达白河，在那里等待北京对巴麦尊所提要求的答复。义律认为这个方案能够避免过多流血——义律知道，大量流血伤亡将损害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因而忠实地执行了命令。6月，远征队起程开往舟山，留下一艘巡洋舰和数艘单桅帆船监视广州的局势。经过9分钟的初步炮击，俯瞰主要城镇定海的炮台投降。次日，在双方都无伤亡的情况下，定海被攻占。
1839年7月6日，英军攻占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
琦善到白河口英舰上谈判
郭富
占领舟山之后，远征队把当地的司法机关委托给靠不住的郭士立——“不折不扣的一出闹剧”——之后继续北上，开到白河河口，确切地说，是尽可能接近了白河河口，实际离河口有数英里之遥。巴麦尊不知道渤海湾是个混浊的浅水海湾，根本不适合展示海军实力。深水区离河口有6英里，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舰上的人几乎看不到低平的陆地。白河河口有一道沙洲，只有吃水浅的船只方能驶入。义律乘坐战舰上的小艇亲自侦察了河口，发现只有吃水12英尺的东印度公司汽船“马达加斯加”号能够过得了沙洲，其他稍大些的船只均无法通过。英国海军舰队本来想营造十分壮观的场面，陆地上的人却什么都看不见，舰上大炮也无目标可射。北京远在100英里之外，这段距离近得足以激怒北京，却远远难以使朝廷感到畏惧。
虽然有种种不利因素，示威行动并非一无所获。只要将英国人的行动时间与皇帝的御批对照一下，就很能说明问题。8月8日，道光皇帝颁布饬令，下令采取有力行动抵御英国人；8月9日，英国舰队出现在渤海湾，声调就变了。皇帝任命一位国戚、世袭侯、直隶总督琦善前去安抚夷人。15日，巴麦尊的照会送达琦善手中，皇帝指示琦善接受，不管照会可能会有什么失礼。21日，皇帝收到一份至少是处理过的照会文本，向广州的林则徐发出一道严厉申饬的上谕，叱责林则徐“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2)此前，皇帝一直相信林则徐关于一连串胜仗的报告，支持林则徐咄咄逼人的计划。现在看来，似乎是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激怒了这些令人不安地近在眼前的夷人。琦善受命前去劝说义律离开敏感的北方，回广州进行下一步的谈判。琦善将取代林则徐接管广东，以达成一项协定。义律认为继续留在直隶已没有多大意义，同意掉头南下。除开留守舟山的部队——那里染病人员之多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义律可以在广州集中兵力，以获取最大的好处。
远征军逗留在直隶的4个月时间里，广州舞台上的角色已经换了人。林则徐虽然被解职，仍受命留在广州协助琦善。懿律海军少将的身体完全垮了，因而不得不辞职，留下堂弟查理一人指挥远征军，并作为惟一的全权大臣负责英国对华事务。伯麦临时去了加尔各答，远征军由海军上校辛好士爵士代行指挥。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位称职的将官郭富爵士，但他要到次年2月方能抵达广州。琦善到达广州，表面上看是来完成始于直隶的谈判，但显然奉命拖延时间，仅被授予了微不足道的谈判权限。义律的权限也很有限，不过他并不打算阻碍达成和平协定。在写给另一位堂兄弟、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函件中，义律承认曾建议在“政府的要求远未实现”之际停止采取行动，他认为这么做不至使贸易中断，也可以避免“延长敌对行动，以及战争必然带来的强烈仇恨”。
到11月，远征军在珠江重新集结，兵员减少了数百人，他们在舟山死于疟疾。不过，马德拉斯第37土著步兵团的600名印度土兵和“复仇神”号汽船前来增援，加强了远征军的力量。“复仇神”号是一艘出色的舰船，成为日后炮舰的先驱。该船设计吃水仅有6英尺，能够穿越以往无法通行的浅水航道，武器配
备也较强，有两门32磅大炮和一架火箭发射筒以及其他一些轻型武器。“复仇神”号火力虽然不及最小的战舰火力的零头，却能够驶往帆船所能行驶的任何水域，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持。有必要记住这样一点：至今还没有哪位中国高官亲眼目睹过皇家海军的威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林则徐把去年双方在穿鼻的交战误报为一场胜仗；舟山的小规模炮轰也只是局部的事件；而中国人在白河最多只能看见舰队战舰的中桅。就连义律也认为，要说服琦善达成协定，必须明白无误地表明英国的实力。于是，他提出强行进入铁链封锁的虎门，摧毁拱卫虎门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打虎门炮台。
1841年1月7日，战斗打了一整天，英国人无一伤亡。英国人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战果，是因为对炮台实施了快速的侧翼进攻，把3门野战炮拖曳到战场，战舰则从珠江上炮击，“复仇神”号在炮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水手们很高兴轻易攻克了本以为是坚固的阵地，急切希望继续攻打上游的炮台。因此，义律“满心懊悔、或许并非不近人情地”(3)宣布事情到此为止，水手们颇为不满。琦善似乎愿意妥协，义律也希望尽快结束这种一边倒的战斗。1841年1月28日，英国全权大臣觉得可以宣布一些初步安排的条款，这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义律十分清楚，这些条款与国内政府的指示相去甚远。草约第一条是：“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但规定香港岛继续向中国当局缴纳捐税。以下几项条款都是安排支付一笔600万元的赔偿，分6年逐年偿还，以及“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和开放广州海口贸易”。草约没有提及开放其他港口的贸易和英军撤出舟山，这一点日后成为对义律的一项严重指控。
拜尔秋
清代新安县地图，图片下部两个较大的岛屿，中间为香港岛，左侧为大屿山。
海军大臣巴罗曾随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
1841年1月26日上午8时15分，皇家海军“硫磺”号舰长拜尔秋在香港岛升起英国国旗，并为女王的健康三次欢呼。义律在皇家海军“威里士厘”号甲板上宣布，香港已是女王陛下的领地，他本人暂行管制该岛。
义律清楚意识到巴麦尊会反对《穿鼻草约》，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仍在各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中指定香港？英国人曾考虑获取某个“海岛基地”，这样的基地应当是个岛屿，不会带来边界压力和不可避免的纠纷，可以凭借海军来加以保护。大家都认同马戛尔尼勋爵的判断：“想在中国大陆获取领地的期望……太过狂妄，不可能是严肃的。”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一个印度帝国就够操心的了。
争论的焦点转到究竟选择哪一个岛屿为好。福摩萨（台湾）成为最受青睐的候选对象，不光英国商人，就连美国人日后也贪婪地觊觎这个岛屿。义律上校一度对大约1000英里之外的小笠原群岛颇感兴趣，这个群岛位于日本列岛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早在1827年就已经成为英国的属地。巴麦尊中意的是舟山或宁波，两地都是人所共知的重要港口，而香港此时仅有的村落是个小渔村。威廉·查顿向外交大臣建议，应当占领“三到四个岛屿，即福摩萨、金门和厦门……还有重要的舟山岛”，迫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查顿认为，务必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将打开广州之外的其他通商口岸。查顿提出的口岸有：“宁波、上海，如果我们能办得到，还有胶州”；获取岛屿只是服务于谈判这一目的。(4)查顿的建议既未提及香港，也没有表示要永久保留所占领土。查顿及其同伙是生意人，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
只有在珠江发生战事的情况下，香港才有重大意义，“倘若我们确实有必要在广州附近拥有一个岛屿或港口，那就应该夺取香港岛”，查顿的建议实际上更倾向于福摩萨。即便在此时，香港也只是查顿提及的诸多选择之一，理想的选择当然是更靠近广州的地点：穿鼻或伶仃岛。其他商界人士不同意查顿的看法，他们反对、而且往往是激烈地反对领土扩张。“从政治和商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丛报》以教训的口吻指出，“想通过攫取一个小岛来左右一个大帝国，这样的念头实属幼稚无知……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个念头长成了沉重的翅膀，很难在皮奥夏晦暗的空气里飞起来”。(5)
义律身为职业海军军官，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商人不同。香港是个良港——他正在此地躲避中国人——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当年随马戛尔尼航行、如今已是海军大臣的约翰·巴罗爵士也持这种看法。巴罗为义律提供的一份最新勘测图中载明：“鲤鱼门（准确地说它仅是香港港区的东入口，当时被用来指称整个海港）……是一个良港，可以停泊任何型号的船舶，一旦发生战事，它可以抵御强大敌军。”(6)1839年11月，巴罗解释了选择香港作为海军补给中心的原因：“首先，审慎的做法是把军事行动局限于广州，占领虎门之外的香港岛，众多船只就有了适宜的近岸锚地以及大量新鲜淡水。只要在此地配备少量大炮和炮手，再加上一艘战舰，就可以为商业航运提供保护。”巴罗极为不悦地指出，外交部并未注意到“福摩萨比爱尔兰还要大得多”，如果占领并控制它，势必带来无尽的烦恼。(7)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向义律发出一份训令，其中包含一份条约草案。巴麦尊表示并非一定要割占一个岛屿，如果中国人愿意保证“女王陛下在华臣民的安全和贸易自由”，指定英国臣民可以不受骚扰地生活和贸易的通商口岸，英国政府将“放弃对任何岛屿的永久占领”。开放的口岸大致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府、上海县和宁波”。英国的全部要求就是与中国签订一项贸易协定，以解决这些引发不满的问题，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对于英国人而言，获取殖民属地无异于自寻烦恼，很可能会不断引发与嫉妒的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纠纷，况且保护这样一个属地需要花费大量财力。
一年之后，巴麦尊开始意识到巴罗建议的长处，因为他派出的公使在占领舟山、炮轰厦门、入侵白河河口之后，已被中国人劝说返回广州。1841年2月3日，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函件中首次提及一个建议：“位于广州河河口的一个岛屿，能够为进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仓库和基地……应宣布永久并入英国版图，置于英国王室的保护之下。”
舟山是中国富庶的华东地区的门户
但是，巴麦尊完全是因为不同意这个建议才提及它。如果必须拥有一个“海岛基地”，“对于女王陛下政府来说，东海岸某处的一个岛屿，要么位于舟山群岛，要么离该群岛不远，更为适合贸易目的，它能够为英国商人打开富庶而繁华的中国东海岸中部城市，还将为英国商品提供进入中华帝国内陆的便利渠道”。因此，“虽然在广州河河口保有某个安全的基地也是合宜的，但首选之地是东海岸的某个地点”。全权大臣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个中意的岛屿，不要被中国人答应给予的条件所蒙蔽。
义律上校无视政府一再要求获得舟山或某个东海岸岛屿，最终选择了香港，巴麦尊对此勃然大怒，政府也乱作一团。在野的埃伦巴勒勋爵乘机在议会发难。政府确实打算批准《穿鼻草约》吗？梅尔本勋爵给予了否定的回答。香港不是“已经通过该协定占领了吗”？梅尔本勋爵认为的确如此。那么，远征军是否已经撤出了舟山？梅尔本勋爵回答说不知道。(8)外交大臣对义律大加指责。在1841年4月10日送交女王的报告中，巴麦尊怒气冲冲地数落全权大臣的恶劣行径：“巴麦尊子爵对中国远征军的结局深感羞辱和失望……义律上校似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给他的指令，就在舰队的军事行动大获成功之际，他仅凭一己之愿，认可了非常不恰当的条款。”
维多利亚女王以喜欢加着重号的习惯方式，向她的叔父、比利时国王列奥波德转述了巴麦尊的意见：“中国事件让我们大伤脑筋，巴麦尊为此深感羞辱。如果不是因为查理·义律（不是那位因健康欠佳被迫离职的海军少将懿律）莫名其妙的奇怪举动，我们本来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他完全违背了给他的指令，试图接受所能获得的最低条件。”当然，也有好消息：“海军异常英勇地……对穿鼻炮台实施了袭击和猛攻，中国人损失巨大……阿尔伯特非常高兴我获得了香港岛，我们考虑维多利亚(9)应该在大公主的称号之外，再加上香港公主的头衔。”(10)
义律必须走人了。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发出了将义律免职的函件。他在函件中对义律冷嘲热讽，对香港则不屑一顾：“你获得了荒芜之岛香港的割让，岛上几乎没有一幢房屋……很显然，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我们的贸易将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他们（英国侨民）可以前往荒凉的香港岛，在那里修建房屋来隐居。”(11)
伦敦的巴麦尊和身在珠江的义律各有各的理由。英国政府处境微妙，既要有看得见的成功，又必须弥补远征军的开支。凭借长期从事谈判的经验，外交大臣深知控制了像舟山这样有战略意义的大岛，就等于掌握了一张王牌，借此可以迫使中国人妥协。义律丢掉了这张王牌，就不可能获得赔偿和让步，他能得到的只有香港。两年后，巴麦尊勋爵恢复了平静，向义律说明了上述考虑。义律在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一份文件中叙述了这次会面。按照义律的说法，巴麦尊语气极为客气，“他立刻使我相信，他十分懊悔将我召回……他告诉我，他肯定不应那么做，即使我不同意把舟山岛归还给中国人。照他的判断，本打算把舟山岛作为一个保障……我说，如果不是已经牢牢地占领了香港岛，彻底征服了广州城，从而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必要保障，我是不会放弃舟山的……”(12)
在这次会见中，义律解释了作为富有经验的海军军官而非政客，不愿意占领舟山的原因，“凭借对舟山的亲身了解，我认识到，与我们以往的偏爱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适合我们在中国的目标。航行……充满危险，除了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几乎无法航行”。1842年1月25日，义律在送交巴麦尊的继任者阿伯丁勋爵的长篇报告中指出，与舟山相反，香港这样的口岸拥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来保护等长处，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都很适合我们的需要”。(13)
英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吉特1838年绘制的香港岛及海湾
倘若义律抓紧在香港建立居民区，打消那些倾向于获取扬子江基地的陆海军将领对于该岛是否适合作基地的疑虑，最重要的是说服商人前来此地投资，那么，事实将证明义律的选择不失为明智之举。问题是时间非常紧迫。伦敦对义律与琦善在穿鼻的协定几乎可以肯定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大约需要6个月时间，这段时间就是这位全权大臣可以用来建立殖民地的时间，期间他还必须继续在华军事行动。义律采取了一项预防措施，争取自己的亲戚、印度奥克兰勋爵的支持。1841年6月21日，他从澳门致函奥克兰勋爵，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
我冒昧地提出我的看法，一项规定英国商人和船只可以前往厦门、宁波港和上海县的条约，绝不是把弥足珍贵的人质交到一个被激怒的政府手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商人的急躁，中国人的背信弃义，将很快引发新的麻烦……我非常清楚……女王陛下的政府必须保有香港岛……以及立即在坚实和广泛的基础上组建该殖民地，并非只是个提议，而是绝对必要的……
图为英国画家科林斯绘于1841年的九龙尖沙嘴炮台
珠江口海战
在伦敦的答复到来之前，还有不少仗要打。如果说《穿鼻草约》很可能让英国政府气愤，中国人则肯定会拒绝接受。义律日后解释说：“我清楚意识到，（中国）朝廷有可能——虽然还谈不上肯定会——推翻琦善的承诺，因此我十分谨慎地把广州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事态很快就明朗了，中国人准备尽快重新开战，充实要塞兵力，修建新炮台，横跨江面的障碍物也准备就绪。2月底，义律获悉琦善无法提交中方的那一部分穿鼻协定，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推动。英国军队已经如约撤出舟山（中国人对这个行动困惑不解，他们因此认为英国人是被迫撤退），即使算上患病者和卫戍部队，这支军队仍只有2000人多一点，他们可以在两艘战舰的支援下猛烈攻打任何眼前的敌人，却无法进入广州。只有勇敢的“复仇神”号这样的小型船只才能进入广州。战事的初期阶段毫无悬念可言，虎门再度被攻占。尽管中国人修筑了各种防御工事，英国的小型战船仍在36小时之内到达黄埔。这对林则徐必定是个打击，他仍留在广州，刚刚得意地在日记中写下英国人已被击退的消息。
远征军耽搁数天之后——毫无结果地等待谈判者前来，因为不出义律所料，琦善已被匆匆押解回京——凭借小型船只向广州推进。广州商馆再度升起英国国旗，贸易也重新开放。在当地官员的合作下，贸易兴盛了3个月，义律非常满意。大量茶叶装运上船，每天超过50万磅。不久，茶叶税就为英国财政带来可观收入，这是义律始终关心的问题。与中国人的进一步谈判没有多大进展，琦善的接替者杨芳“不过是把北京让广州解决的问题又踢回北京”。
随着合法贸易重开，鸦片贸易也再度死灰复燃。义律徒劳地试图阻止这种毒品的涌入，要求高级海军军官从旁协助。辛好士爵士愤怒地拒绝了。辛好士向此时不在广州的同事伯麦抱怨说，义律要求他“以中国水上缉私警首脑的身份行事”。巴麦尊的一道训令成为辛好士的挡箭牌：海军无权干涉完全合法——按英国法律的规定完全合法——的贸易。如果中国人希望禁止鸦片输入，那是他们的事情，英国军队不会保护走私者，也不会去干涉走私活动。
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强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图为三元里农民的指挥旗三星旗
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中国人的后援即将到来，他们受命进攻目前聚集在虎门内的外国人，“断其退路，四面合围，收复香港”，皇帝还翘首等待打胜仗的消息。5月21日，进攻开始，中国人用火船袭击英国战舰，伪装好的炮台也开了火。中国人与胜利失之交臂，这次依然是“复仇神”号凭借出色的火力和机动性力挽狂澜。英国人伤亡不大，伤亡人员中包括纽约港务局长的儿子，他在广州商馆附近被俘，被中国人处死。于是，英军下达了迅速向广州城挺进的命令。
值得指出的是，司令官郭富少将——他曾参加过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服役期长达46年，所以肯定能够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自信能够凭借这支由印度土兵、英国士兵、水兵和水手组成的2395人的军队，征服一座人口在百万左右，至少由2万名士兵和1万人的民团把守的城市。英军突袭广州外围的炮台，仅用数分钟就攻克了炮台，代价是一名英国人死亡，而中国人仓皇逃跑，更是无一伤亡。义律下令停止战斗时，郭富已经抵达广州城下，停战命令让这位英国指挥官愤怒不已。“黎明时分，不祥的白旗再次出现，数小时之内不停传来‘义律，义律’的叫喊声，就好像他是他们的保护神一样。”(14)义律上校再次达成，或者说被认为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一次义律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不过仍然大大低于他受命提出的条件：立即支付600万元，外加进一步的损失赔偿金。在这个危急时刻，义律的想法是复杂的。最重要的是避免流血，这与他常常表现出来的仁慈相吻合。义律向那位恼怒而又不理解的指挥官下达的指令很能说明问题：“保护广州的人民，鼓励他们对我们友好，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义律还担心，凭借占领一座桀骜不驯的城市，难以对抗狂暴的乡民和正在赶来的皇帝军队，郭富对此肯定毫不在意。中国学者特别强调村民仅有的一次拿起武器攻击英国军队的事例，所有的中国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关于三元里战斗的描述。事实是，1841年5月29日，3名英国军官和大约60名印度土兵在广州城外陷入包围。他们击退了数百名袭击者，一人被杀，数人受伤，后被两个连的皇家海军部队救出。郭富将军嘉奖了这些印度土兵，依然认为中国人不会带来多大麻烦，不论是正规部队还是非正规的民团。(15)
三元里临时指挥所三元古庙
珠江的水深很可能是制约义律选择的关键因素。到第二年，战舰上对准南京的大炮就足以构成强大的威胁，促成一项条约。而在广州，一线作战军舰根本无法靠近城墙。1841年时，只有小型舰船能够提供支援，占领军在广州处于缺乏保护的危险境地。直到1857年，情况才彻底改观，新型炮舰能够驶入广州以及西江的所有河道。
军事史家严厉批评义律上校终止进攻行动的命令，不论他在1841年春夏的政策有何功过，召回他的决定已经无可更改了。奥克兰勋爵的姐姐艾米莉·艾登注意到，堂兄弟查理“想向世上每一个人证明自己。我预计会有一部长篇传记小册子问世，您不这样认为吗”？(16)义律上校并不是热衷写小册子的人。8月10日，他乘“克莱德”号离开香港，马地臣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公开表示广州英商总会的感激之情：“我们很高兴在您离开的时候能有机会吐露感情……我仍打算（在澳门）为您饯行。”(17)在孟买，义律收到另一封来自噫之皮的感谢信，这封信表明义律克制而审慎的品性受到一些人的称道：“您始终仁慈为怀，宁可寻求引导和劝说中国人民，而不是凭借英国军队的武力去征服和控制他们，这极大地增加了您的荣耀。”(18)
义律上校回到伦敦后，马上着手让新政府认可自己的立场；皮尔领导的托利党已经取代了梅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义律问心无愧，公众舆论也大多站在他的一边，因此他心情似乎十分轻松。格雷维尔对他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正急于辩白的人，义律“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快活、灵敏、热切、兴致勃勃而令人愉快”。这位日记作者还写道，义律“觉得关于他的中国之行的报道很有趣……我倾向于认为他能够为最近在广州的英勇行为辩白……他与陆海军将领互相指责……他极为蔑视……他们和他们的看法。他也不赞成我们正在进行的斡旋，认为我们考虑用舰艇对华开战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