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地放租 成致富王道
富商何啟的父親何福堂，祖籍廣東佛山。何福堂少年時隨父親移居到馬六甲，認識到當時還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工作的理雅各牧師，並於1843年跟隨理雅各來到香港，是初代的華人傳教士。自1850年代開始，何福堂把全部積蓄及收入購買物業，然後放租，再以租金收益另購新物業再出租，二十年間累積大量財富成為大地主，何福堂家族隨之崛起。其兒子何啟更上一層樓，除了擁有醫生和大律師的專業資格外，又是極具名望的政治家，更是一名商人。何啟晚年與地產商人區德成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合作投資九龍城海濱項目，名叫「啟德濱」，選址於九龍寨城旁，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地，面積超過68座標準足球場，旨在打造城市花園式住宅區域。可惜何啟於1914年逝世，「啟德濱」工程最終遇上1920年代的罷工浪潮而擱置。港英政府於1927年向啟德營業有限公司收購部分土地，改建成啟德機場。
香港地產發展自1870年代開始進入頂峰時期，由於人口增長自開埠以來幾乎未曾中斷，而城市及經濟發展亦開始漸上軌道，房地產生意愈做愈有，引來許多商人插手地產行業。華籍商人的本業即使不屬地產界，亦會投資物業做業主收租。無良業主更會將單位拆分成多間細小的板間房，但仍能吸引不少收入不高的華人勞工承租，從而賺取更多租金。板間房生活空間狹窄，衞生狀況惡劣，無異於今天的「劏房」。
華籍商人經過三十年的打滾，在1870年代逐漸穩佔香港納稅人二十大排行榜，從1876年八名華人上榜，到後來1881年已經有十七名華人上榜。由此可見，本地華籍商人逐漸取代外商成為香港最賺錢的一群。而根據1881年港督軒尼詩公佈的土地報告，華人向洋人及政府購買的土地總值約172萬元，遠多於洋人向華人購買的1.6萬元 [3] 。
蔡贊、郭松、曹永容、鄧六、吳泩都是1870年至80年代的著名地產商，長期佔據香港納稅人二十大排行榜，地產未必是他們的本業，如郭松經營航運業、吳泩經營進出口業，拜投資地產所賜令他們躋身最顯赫的華人精英之列 [4] 。而且，地產商人之間還懂得出於經濟考慮而互相結盟，擴張並鞏固自身勢力。地產商人成功的例子潛移默化地在香港形成一種怪異的社會現象：投資地產可以賺大錢，於是樓價愈炒愈貴。
土地收益取代關稅 維持庫房收入
有些人來到香港要做牛做馬，有些人卻懂得把握機會，將香港變成他們賺大錢的好地方，當然也有失敗的例子。因為投資地產並非保證賺錢，不小心「炒燶」便敗走香港，第一位華人非官守立法局議員伍廷芳，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生於英屬馬六甲商人家庭的伍廷芳本身不是一名商人，而是從英國留學回流的高等知識分子，在林肯律師學院攻讀法律取得大律師執業資格，成為第一位華籍大律師，及後在香港加入立法局展開政治生涯。伍廷芳不但參與了1870年代香港的地產熱潮，又當了何福堂的女婿，即何啟的姐夫。可惜他未有學到岳父的投資功力，遂於1881年地產泡沫爆破時一下子變成負資產，最終離開香港轉投李鴻章，運用其專業的西方法律學識，成為晚清至民國時期影響深遠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何東家族有一句家訓：「一要勤力，二要銀紙在手揸到實，千祈唔好跣手！」雖然，何東並非正面抽擊伍廷芳把賺到的金錢掉失了，但背後的觀念就是帶出金錢的重要性。不論是南來香港的貧困華人，或是帶著資本從海外來港的華僑商人，甚或是西方商人，其目標不外乎是在香港追求安穩賺錢的日子，整座城市風氣就是鼓勵大家不斷追求金錢。
地產霸權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41年6月義律的第一次劃地拍賣，從此價高者得的賣地政策成為港英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政府刻意限制每年賣地數量，避免一次過大量發售而貶低土地價格。香港作為自由港，不設關稅，故此政府需要設法維持公共收入。從數據可見，在1870年至1910年期間，土地收益長期穩佔庫房收入的15%至20%，甚至達到30%，政府必然繼續維持高地價政策來支撐庫房收益，政策難以避免向地產商傾斜。另一方面，華籍地產商人逐漸在政府面前形成一股不能忽視的勢力，足以左右政府決策。而華籍商人從洋人手中重奪社會話語權的關鍵，正是他們控制了香港最寶貴的土地資源。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20
Ibid. pp. 19
莊玉惜（2018）。《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香港：商務印書館。pp. 48
Ibid. pp. 147-157
4.2
精英主義在作祟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底下，生產工具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勞動階層只能靠出賣勞力換取報酬，生活各方面都受到資本家掌控，從而衍生出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由於資源及利潤分配均偏重於資本家，資本家成為有財有勢的一群，在社會上的話語權也會隨之提升。珍貴的土地亦由少數資本家所控制，情況持續至今。
拉攏華籍富商 鞏固政府管治威信
港英政府起初提出宵禁、嚴禁華人居住半山等種族政策，令人誤以為英國人只懂欺壓華人。然而，種族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低下階層的華人社群，對於坐擁資本的華籍商人，英國人的態度則是愈來愈開放。當然，政府也擔心華籍資本家勢力過於壯大，會威脅到政府的管治威信。為了消弭政治風險，政府以不同方式賦予華籍商人社會地位，透過設立太平紳士、擴張立法局及行政局的議員席位；及在1870年通過《東華醫院條例》讓華商自行籌組東華醫院，並於1872年正式啟用。東華醫院除了取替廣福義祠，為華人提供中醫及善終服務之外，更是華人社群與港英政府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
東華醫院的董事們多由華籍精英或富商擔任，其角色原則上是站在華人的角度，與政府就有關華人事務作出交涉及調和。華籍商人在殖民體制中擁有超越基層華人的特殊地位，在華人社群中成為「精英分子」。然而，本地社會到底如何界定「精英」所需的條件，是金錢、權力？還是知識和才智？
正因為精英階層沒有絕對客觀的界定方法，在不同時空可以有不同定義，所以現存的華人精英有必要保障自身的特殊地位，確保不會受到時勢所動搖。世襲和結盟有助鞏固、延續以及提升其精英階層地位。華商生意多數以家族形式經營，以世襲相傳，譬如說1880年代在香港興起的李陞家族，以鴉片貿易、金山莊的契約勞工貿易及房地產賺取暴利。李陞的胞弟李節也是地產商人。李陞生前登上香港首富之位，去世時更為後人留下600萬港元的巨額遺產，李陞的兒子李寶樁承續父業，遂以紡織、地產及飲食業，延續李陞家族的名望。時至今天，在香港各處仍能找到不少以李陞和李寶樁命名的街道及建築物 [1] 。贏在起跑線上的富二代、三代以世襲形式繼承家族財富，繼續在大眾面前展示「社會精英」的形象。
另一個例子自然少不了何東家族，由何東、何福及何甘棠組成的第一代家族成員自十九世紀後期至戰前時期，一直是香港最有名望的精英世家。何東家族與同為香港四大家族的羅文錦家族建立姻親關係。律師出身的羅文錦成為何東女婿，他身兼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活躍於1920至50年代，尤其在日佔時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種以姻親結盟維持精英階層的方式在早期香港社會屢見不鮮。世襲及結盟不僅是統治者賴以維持權力的方法，商界精英亦懂得運用這個方法保持優勢，共建利益集團 [2] 。
家廁之爭 暴露富商主導決策的弊病
精英階層的崛起，令社會發展方向的主導權落入少數精英手上，普羅大眾因而失去自主性及選擇權。自1870年起，華籍商人已成為港英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每當政府制定政策時，必然要權衡各方持份者的利益，有權有勢的持份者可以透過其政治及經濟地位來影響政策方向，以保障自身利益。
1886年，港英政府以公共衞生理由成立潔淨局，目的在於改善華人住宅環境。政府遂於1887年將《公共衞生條例》交上立法局辯讀，草案建議每間房屋必須設有通風良好的獨立家廁、廚房及排污設備。十九世紀時，普遍華人住宅並無家廁，但人類有吃便有痾，華人的大小二便除了使用馬桶解決，就只能到公廁解決。草案一出卻遭華商群起抗議，何啟更以潔淨局委員的身份帶頭反對，聲稱華人的居住空間本來已經相當狹窄，若果強制要求加建家廁只會令居住環境更加擠逼，最終受苦的只會是基層華人。然而，何啟似乎在代表業主發聲，多於站在基層華人的角度出發，業主會因改裝室內結構而花上一大筆費用，家廁亦浪費了單位的可用面積，令可出租的地方減少，租金收入便會大減，得不償失。
何啟在反對草案時更指出獨立家廁、廚房只是歐洲人的玩意，不符合華人習性。先不在此深究華人習性如何，但這番言論不但打算代表華籍業主立場，更企圖代表大眾的意見。雖然何啟在反對過程中表明自己不是業主，亦強調自己是同時站在業主和租客的身份角度出發，但他的言論明顯是側重於業主的利益，多於大眾的健康。最終，在何啟帶領一眾華人業主大力反對草案之下，《公共衞生條例》於二讀辯論時需經大幅修改才獲得通過，條文刪除了獨立家廁、通風設備等要求，改為納入《建築物條例》之中。簡而言之，現有房屋將不受影響，惟新建房屋必需設有獨立家廁設施，業主們終可鬆一口氣，但衞生問題卻未有得到解決 [3] 。
從獨立家廁一事可見，其實不論華人業主贊成與否，精英階層都有權力將一些他們認為是美好、對社會有益，或可改善生活質素的事物，透過立法或不立法來強制民眾跟隨。在奉行精英主義的香港，精英階層擁有話語權去決定大眾的福祉。基層市民往往缺乏參與和發表己見的機會，但同時他們亦會選擇相信精英階層。這種家長式管治非常危險，特別在非民主國家，精英階層或統治階層為了鞏固其特殊地位，會先以自身利益作優先考慮，而不必受制於民意。結果，基層利益被犧牲，而民眾亦欠缺獨立思考能力去反省問題所在，遭受剝削仍懵然不知。
廢除「妹仔」制度 揭精英主義禍害
再看另一個例子，早年香港的「妹仔」制度一直飽受英國政府及英籍人士批評，直指華人收養婢女的陋習與奴隸制度無異。十七至十八世紀時，英國海外殖民地的蔗糖莊園依賴大量非洲黑奴提供勞力來賺取龐大利潤，直至十九世紀英國社會高舉道德旗幟，遂於1833年正式立法嚴禁奴隸制度；另一邊廂，香港早於1844年已通過第一號法例，禁止香港出現奴隸制度。但隨著華籍商人於1870年代冒起，不少華人出錢收養「妹仔」來幫忙打理粗重家務。大多「妹仔」自四歲至十三歲幼童時期便被父母賣到富戶人家，成為只屬於主人的財產，不時受盡屈辱，任勞任怨，從此失去自由 [4] 。
雖然香港一早立法禁止奴隸制度，但港英政府遲遲不願積極解決蓄婢問題，變相放任「妹仔」繼續受到不公平對待。同時間華人精英反駁「妹仔」制度非奴隸制度，乃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傳統風俗，並且強調買賣雙方都是心甘情願的。但事實上，窮困家庭要將親生女兒賣走，或多或少都是因為無力撫養。與其說雙方是自願買賣，倒不如說是為世所迫。所謂傳統風俗根本欠缺道德倫理，甚至有些人覺得賣兒賣女是稀疏平常之事 [5] 。
直至1920年代，時任殖民地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批評港英政府在立法禁止「妹仔」制度上拖拖拉拉，倫敦當局不再希望這種敗壞道德的制度繼續存在於英國殖民領土之上 [6] 。香港隨之掀起激烈的反蓄婢運動，但部分華商仍然堅持「妹仔」制度對整體社會有利，他們反駁蓄婢既可減少孤兒數目，又有助解決窮困家庭無力撫養幼童而被迫把孩子殺害的社會問題。早年香港精英階層就這樣一直主宰著基層民眾的選擇權，偏偏民眾反思自覺的意識仍然不足，對於社會的不公義仍然無動於衷，繼續附和權貴的私慾。
即使今天香港普遍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但我們仍未脫離精英主義的漩渦，早已習慣一廂情願地趨附專家及權威，而不加反思是否已無意之中將自主權拱讓他人。
馮邦彥（2020）。《香港華資財團（1841-2020）》。香港：三聯書店。pp. 34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08
Ibid, pp. 202-203
梁寶龍（2017）。《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pp. 115
Ibid. pp. 118
Ibid. pp. 129
4.3
善忘的香港人
熱潮來了便一擁而上。熱潮過後呢？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朝著商業型社會方向發展，民眾為三餐溫飽辛勞工作，已經花上全副精力，營營役役到底是為了生活，還是為了生存？但有時候一些社會事件，能夠打破香港人每天埋頭工作的這個規律。1884年香港曾經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罷工事件，是甚麼驅使民眾放下生計踏上罷工之路？答案是清法戰爭。
反法大罷工 工人淪為棋子
北洋艦隊這支海軍在教科書時有提及，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但除了北洋艦隊之外，原來清政府於1875年還建立了一支南洋艦隊鎮守南海水域。雖然同為現代化艦隊，但南洋艦隊無論噸位、裝備以至實力都遠遠不及北洋艦隊。當南洋艦隊遇上法國海軍時，慘遭擊敗。不過法國戰艦拉加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ere）在台灣海峽擱淺損毀，需駛往英國殖民地船塢等待修復。這座船塢正是香港黃埔船塢。
法國雖是英國的競爭對手，但英國在清法戰爭中保持中立，亦容許法國戰艦在香港維修，好讓英商從中賺取一筆補給費用。拉加桑尼亞號於1884年9月3日停泊等待修復，華籍修船工人罷工拒絕維修。而罷工工人正是受到兩廣總督張之洞的「諭示」，呼籲民眾不要為法國人工作，目的在於阻撓法軍行動。張之洞同時抗議港英政府向法國軍艦提供補給。
隨後數天，罷工浪潮逐漸擴大，華工拒絕向其他法國商用船隻提供煤炭燃料，又拒為法國船隻卸貨。後來更拒絕向所有外國船隻提供服務，令港口近乎停擺。連番舉動旋即引起法國輪船公司不滿，向港英政府提出控訴。政府拘捕罷工工人，並起訴部分工人罰款港幣五元。結果罷工事件不再局限於反法，連帶港英政府亦成為工人宣泄對象。9月30日清早，罷工工人於西營盤街道聚集。隨後華人開始圍毆街上的洋人和警察，警察開槍擊斃一名華人，民眾向警察擲石還擊。兩廣總督張之洞見香港形勢漸趨失控，偏離阻撓法軍的原意，加上他無意觸怒英國當局，故此急急下達「諭示」勸退民眾 [1] 。
事情發展至此，兩廣總督所謂的勸告已無人理睬，民眾更揚言要火燒英人民宅。政府為平息事件，派出軍隊進駐東華醫院，企圖向華人士紳施加壓力平息罷工浪潮。華人士紳作為既得利益者，對他們來說罷工會導致社會動盪，終究影響經濟，自然希望罷工事件能夠盡快結束。最終，東華醫院的總理們發揮華洋協調角色，嘗試與政府交涉特赦被捕民眾及撤銷罰款，為罷工浪潮降溫。事實上，反法熱潮隨著法軍遠離廣東，戰線轉移至台灣及越南而減退，部分華人已逐漸返回工作崗位。因為華人大多是單身男子來港打工，家眷留在廣東家鄉，起初法軍在廣東沿岸與清兵交戰，在港華工擔心家人遭受戰火影響，因此容易被廣東政府激起仇法情緒，待戰事遠離廣東一帶之後，在港華工還是以生計為上，打消罷工念頭 [2] 。
1885年6月9日，清法戰爭在英國出面干涉之下結束，雙方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清國將越南宗主權親手交予法國。此時此刻，儘管清國喪失越南，但香港的反法情緒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看來善忘的罷工工人早已將此事拋諸腦後，只想重返「正常生活」。是次反法情緒由廣東政府帶動，華籍商人與廣州生意素來緊密，自然需要附和兩廣總督張之洞的號召支持罷工，說實話民眾只是一顆棋子任由統治階層及精英階層所擺佈。由於民眾聚集起來能夠發揮強大影響力，煽動工人罷工便是其中一項手段，但當政治任務達成之後，民眾便慘被遺棄。另外，如果法國在清法戰爭中真有道義上的缺失，為何反法罷工不再堅持下去，反之如果法國在事件上沒有道德虧欠，為何當初又要掀起反法情緒？
新界原居民的「主權」之戰
香港人善忘的例子多不勝數，當中不乏被遺忘的「新界六日戰」。1898年4月，英國駐大清公使竇納樂（Claude MacDonald）與李鴻章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展開談判，李鴻章認為假如租借範圍不是太大都能接受，萬料不及英國竟打算租借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及島嶼，將香港領土擴大至原本的十一倍，李鴻章面對強勢的英國只能選擇屈服，答應這條影響香港日後前途的條約。1898年7月1日條約正式生效，深圳河以南的「新界」、「離島」及「新九龍」歸英國所有，但不包括九龍寨城 [3] ，租借期為99年，直至1997年。
港英政府知道新界原居民眾多，圍村習俗及土地契約等問題比起港島及九龍更為複雜，計劃先用一年時間籌備接管新界的事宜，及向鄉紳解釋港英政府必會妥善保障原居民的權益。而新界原居民得悉英國取得新界管轄權後，起初對英國人予以歡迎，但後來因為政府遲遲未有公佈接管的詳細安排，居民擔心英國人終會侵犯他們的傳統文化、風水和土地權益，觸發一連串的反英行動。鄉民由1898年10月開始募捐集資，到1899年3月在村內大肆張貼反英文宣。另一邊廂，港英政府準備於大埔搭建席棚作臨時警署，並計劃在4月17日舉行接管新界的升旗儀式，同時間亦感受到原居民的敵意漸濃。
4月3日，大埔新墟文武廟的鄉紳父老對於港英政府在旗桿山上興建臨時警棚表示非常不滿，認為席棚位置破壞風水，時任警察隊長梅含理（Herny May，1912年就任港督）與鄉老激烈爭論，但事情卻演變成一場衝突。幾名英警被百多名鄉勇重重包圍，席棚更被鄉勇放火燒掉。梅含理害怕被怒火沖天的鄉民追打，只得躲在附近叢林之中，並命令部下向港督要求增援。翌日英國海軍驅逐艦駛至大埔沿岸海域，試圖震懾鄉勇。政府重申4月17日會如期舉行接管儀式。
結果在4月14日，近2600名大埔鄉勇無懼砲艦，向英軍提早開戰。起初英軍只有125人 [4] ，處於下風，後來英軍呼叫增援，並聯同英警向鄉勇策動反攻。鄉勇利用舊式火槍和大砲，配合戰壕及叢林地形與英軍駁火，憑著靈活戰術跟英軍打足六日，戰線從大埔伸延至林村、粉嶺及八鄉。縱然過程中英軍戰術混亂，但雙方火力差距實在太大，鄉勇最終於4月19日投降，戰死五百餘人，英軍僅一人受傷。
戰事結束後，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只將這場內戰定性為民眾騷亂，輔政司駱克（James Lockhart）卻主張嚴懲「叛亂分子」，但前者認為必須低調處理此事，以免觸動進一步的仇英情緒。另一方面，新界六日戰中犧牲的鄉勇大多只是年輕人，年紀介乎16至28歲，但背後策動的鄉紳父老卻少有親身上陣殺敵。政府和新界鄉紳雙方達成和解後，政府釋出善意表明不會起訴反英分子，鄉紳因而接納英國人的管治，戰事就此被淡忘，結果受苦的只有年輕人 [5] 。
罷買美貨 華商打著愛國旗幟賺大錢
踏入二十世紀初，香港發生過兩次大型杯葛外資運動，其中一次是1905年至1906年的杯葛美資運動，另外一次是1908年杯葛日資運動。自1840年代始，美國舊金山的金礦吸引許多華南地區工人，以契約勞工的身份橫跨太平洋遠渡而去掘金，及後又參與了1860年代的美國東西部鐵路貫通工程。華人薪酬低、效率高，吸引當地財團招募，反令不少白人勞工飯碗不保，激起一股排華風潮。美國政府為保障自家工人，對海外華工諸多限制，加上長久而來的歧視問題，最終激發華人的反美情緒。
不同於上一次由清政府帶動的反法罷工，今次的反美活動主要由維新派及革命派在清國國內醞釀，並透過報章媒體將反美思潮傳入香港 [6] 。起初，香港各行各業的華資商家紛紛響應杯葛美國商品。可是，美國乃香港的第二大轉口貿易夥伴，加上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工商業崛起，挑戰英國一直以來的龍頭地位，華商杯葛美國商品可說是一記七傷拳，傷人七分，損己三分。不過，香港人從百多年前已經證明自己是很會做生意的一群，任何事情都能轉化為商機。
有華資商家藉著杯葛美國商品的浪潮，改為發展本土自家製產品。本土工業有助於本地經濟實現自給自足，原意本來無壞，但問題是商家們在廣告上大力揮動「愛國主義」旗幟，利用愛國情懷吸引華人消費，自己便可賺得盤滿鉢滿。商人究竟是為了賺錢，還是真心想杯葛美貨，影響美國經濟，迫使美國政府改變華人政策？身為商人，賺錢固然是天職，愛國就變成口號，只不過這個口號叫得夠好，就可輕易煽動消費者參與「愛國活動」。
其中例子有廣東南洋煙草公司，創辦人簡照南和簡玉階兩兄弟原是日本華僑，宣稱「凡我同胞必要食中國煙」，但後來南洋煙草公司一度倒閉，兩兄弟於1910年代離開香港移居上海。另一例子是廣生行的創辦人馮福田，本是廣州商人，但在廣州生意不濟結業後便來香港擔任洋行買辦。馮福田有感當時香港的洋資化妝品價格昂貴，華人無力負擔，於是在1905年反美浪潮下看準機會於蘭桂芳設立廣生行分行，專賣華資香水及化妝品。廣生行最有名的就是旗下的雙妹嘜花露水，於二十世紀中葉伊始享負盛名。
利益當前 政治在後
華商口裡說著杯葛美貨，但他們仍舊要依賴美國進口的原材料及機器去生產自家商品，如果消費者購買一件本地商品但當中卻包含著美國原料，豈不是繼續讓美國佬賺我們的錢？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要做到整條生產線均是出於香港，非不能為，只是需要克服不少困難。商家利用「愛國主義、杯葛美貨」的口號去推廣靠著美國才能生產的本地商品，希望他們心底裡不會感到諷刺就好。
另一方面，不少香港華商是對美貿易的既得利益者，特別是經營美國商品進出口及舊金山契約華工的金山莊商人。時間一久，他們對於杯葛運動開始舉棋不定，因為罷買美貨直接衝擊金山莊的生意 [7] 。最終，何啟與金山莊商人共同壓制罷買行動，歷時數個月的杯葛美貨運動於1906年曲終人散，商人始終還是利字當頭，抵制外資這種政治運動在利益權衡之下便難以為繼。
當運動結束之後，華商重新進口美國商品，繼續在報紙上賣廣告大讚美國產品。草根階層為求生存已經耗盡力氣，未能花上精力參與及理解社會議題，只要不是關乎切身利益的盡量都置之不理。或許，香港這座城市的性格早在百多年前已經奠定了。民眾一出生已被社會同化，信奉金錢至上，慣性將一切商品化，又不加以批判思考。即使有新思潮帶來衝擊，惟熱潮過後便容易忘記初衷。善忘的香港人，繼續無意識地被社會勞役。
延伸閱讀：
蔡榮芳教授生於台灣，卻花上七年時間編寫一部以香港人角度出發的香港歷史書──《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對喜愛讀香港歷史的我們來說絕對是如獲至寶。蔡教授在書中不斷探討「愛國」這個概念，並且指出愛國思想不應由別人所灌輸，而是應發自內心。但不幸地，歷史卻告訴我們，很多時候人們的愛國情懷，未必每次都是內心所向。
「實是求是的歷史知識，可望促進政治智慧。」（蔡榮芳, 2001, pp. 295）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4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92
九龍寨城因此成為內飛地，日後發展成「三不管」區域，即英國、中國及香港政府皆不管，進入無政府狀態。
以香港軍團的印籍士兵為主力部隊。
有關新界六日戰詳情，可參閱：夏思義著，林立偉譯（2014）。《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香港：中華書局。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71-72
Ibid. pp. 75
第五章
貧窮使人生病 ──瘟疫下的香港
1894年，黑死病從廣東蔓延至香港，這種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於其後三十年期間導致兩萬人死亡。殖民政府最初的防疫手法惹來華人社會嚴重反彈，其中原因在於衞生意識差異及對政權的不信任。
5.1
讓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
人類史上曾經爆發過三次黑死病（Black Death）大流行。第一次的查士丁尼大瘟疫發生於公元541年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國，消滅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四成人口，屍橫遍野，及後半世紀接二連三的餘波嚴重削弱了拜占庭帝國在地中海地區的實力。
第二次大流行是最多人認識的歐洲黑死病，發生於1346年至1350年，估計導致接近一半歐洲人死亡。病人發病時皮膚發黑，故此稱為黑死病。有研究指歐洲黑死病是由蒙古人西征歐洲時從中亞引入，再經歐洲傳播到亞洲及非洲，最終導致全球超過7500萬人死亡。黑死病削弱了歐洲的宗教霸權，結束黑暗時期，間接推動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一場瘟疫大流行，的確能夠改變世界格局。
第三次黑死病大流行始於1856年的雲南，遂於1894年在廣州爆發，同年再傳入香港，及後造成全球超過1000至1500萬人死亡。自此起三十年間，鼠疫在香港每年都會捲土重來，陰霾一直不散。
日法學者 在港發現鼠疫成因
值得一提的是，鼠疫傳入香港後，人類才真正知道這種可怕疾病的成因，原來是匿藏在老鼠身上的一種桿菌。這種桿菌被瑞士裔法籍細菌學家亞歷山大．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於香港發現。耶爾辛來自醫學界巨擘巴斯德研究所，研究所創立人就是發明巴斯德消毒法的微生物學之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時年25歲的耶爾辛獲巴斯德研究所舉薦，於6月15日抵達香港，耶爾辛缺乏港府支援，只能在上環雅麗氏醫院旁搭建臨時草棚進行調查。港府另外邀請兩名來自日本的著名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和青山胤通前來調查，更安排兩人在醫院實驗室裡進行研究 [1] 。兩國學者在香港比併誰能更快找出這次鼠疫的成因，惟青山胤通在研究時不幸染疫，而北里柴三郎先於耶爾辛發現鼠疫桿菌，不過醫學界認為耶爾辛的研究較為完整，承認耶爾辛的成果。新發現的鼠疫桿菌以巴斯德氏命名，直至1954年才改以耶爾辛氏命名。
由此可見，十九世紀末日本的科學發展正追趕上歐洲的步伐，反觀當時清國仍然是一頭「沉睡中的獅子」。翌年，李鴻章旗下的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中完敗於日本，神州百姓才猛然發現清國已窮途末路。港英政府願意厚待日本的主因是基於雙方的盟友關係，英國希望將日本扶植成東亞帝國，相反法國是英國宿敵 [2] ，所以耶爾辛的待遇自然與北里柴三郎等人差天共地 [3] 。
不過耶爾辛終究憑著自己的實力取得成果，但鼠疫桿菌如何感染人類在當時仍是個謎。直至日本學者緒方正規及法國學者保羅路易士．西蒙（Paul Louis Simond）於1898年才證實，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可透過咬人將老鼠體內的桿菌傳播到人體，使人感染鼠疫。然而，原本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為甚麼忽然想到要咬人？（警告！以下內容可能有點恐怖，膽小的請自行跳到下一段）原來當跳蚤咬過受感染的老鼠後，桿菌會與血液混合並阻塞跳蚤的消化管道，令跳蚤即使不停吸血，肚子仍然餓得咕咕響，便會不理三七二十一見到會動的生物都跳過去咬，病菌就是這樣散播開去。重點是，幸運的老鼠本身對鼠疫免疫，但跳蚤和人類就沒這個運氣，在傳播的過程中，跳蚤和人類都會因受感染而死亡。順帶一提，剛出繭的幼年跳蚤會因為尋找不到血源而餓死，但只要吸過一次血後，即使畢生不再進食也不會餓死。
黑死病與鳥嘴醫生 促成醫療制度化
所以，只要人類身邊有老鼠，鼠疫桿菌便有機可乘。倘若我們時光倒流回到公元前9600年，可發現冰河時期結束不久後，人類逐漸放棄四處打獵的生活，開始聚居起來，改以務農為生。聚居之後，人類產生的垃圾堆積於居所附近，久而久之吸引不同的小動物來覓食，野狗和老鼠從此與人類結緣，差別在於狗和人類成為了好朋友，老鼠則不然。不過老鼠體形細小又聰明，懂得匿藏在人類找不到牠們的位置，千百年來成功與人類共存 [4] 。
隨著人類群居，農作物產量上升，養活更多人口，零散社群逐步發展成複雜的城市，唯一不變的是環境衞生問題仍然困擾著人類。瘟疫絕非純天然災害，而是由潛伏在不同生物身上的病菌與人類長期交雜後，互相結合並演化，繼而在人類社會中散播，再加上人口密集及交通方便等因素，便可形成疫症大流行。
三次黑死病大流行的共通點，就是一旦爆發之後便難以收拾，短則維持數年，長則斷斷續續持續數十年，甚至更長。譬如說第二次的歐洲黑死病大流行，儘管發生於十四世紀，但隨後三百年連番捲土重來。從不同時期發生的鼠疫，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應對瘟疫的手法同樣不斷改變。在歐洲黑死病時期，形象甚為經典的鳥嘴醫生手持木杖四出治理病人，部分醫生會以鞭打病人的方式趕走病菌，因為當時有歐洲人相信疾病是來自上帝對世人的懲罰，鞭打病人可以降低其罪孽。從科學角度去看當然會覺得很可笑，但自古以來人類遇上逆境時，往往會借助宗教力量來解決問題，至少在心理層面上能夠起到某種作用。不過並非每一位鳥嘴醫生都會靠鞭打來治病，某些鳥嘴醫生透過隔離病人、增加病房空氣流通、改善食水質素去控制疫情，這些方法相比起以神明力量去解決瘟疫，更接近現代衞生觀念，只可惜黑死病本身是致命率極高的傳染病，以那時的醫療科技根本不足以治癒病人。
發生在1665年至1666年間的倫敦大瘟疫，近五分之一的倫敦人在這場瘟疫中被奪去性命。英國政府有感於不少鳥嘴醫生缺乏專業醫療資格，因而想到倒不如運用公權力提供更有系統的醫療服務處理疫症，例如招聘具資格的公立醫生、改善社區衞生情況，將醫療服務納入公共政策之列。然而，當時英國人仍然未察覺到黑死病的病源是來自「大隱隱於市」的老鼠，甚至誤以為人類身邊的動物──貓、狗才是致病源頭，屠宰大量貓狗，將老鼠的天敵剷除，反而間接助長了可怕的鼠疫。可見在十七世紀的英國，面對瘟疫時仍然會使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防疫方法。
後來，倫敦瘟疫在一場大火過後便消聲匿跡，亦是英國至今為止最後一次本土黑死病爆發，但也有說法指大火與瘟疫同時消失純屬巧合，兩者並無因果關係。然而，這並不代表英國人自此不用再面對瘟疫。反之，英國人在緊接下來的殖民時代要面對的，是來自地球上不同地區發生的瘟疫，例如印度於1817年至1824年曾經發過大規模霍亂，單計印度已超過1500萬人死亡。霍亂病菌從印度傳至周邊地區，包括泰國、馬來半島及清國，甚至經海路傳到歐洲地區，及後數十年綿綿不休地發生過不下八次霍亂大流行。
霍亂爆發 迫使公權力介入衞生管制
十九世紀中期的霍亂大爆發迫使英國政府拋出更多公共衞生政策，英國人認為惡劣環境是病菌溫床，印度恆河便是絕佳例子。1848年英國通過《公共衞生法》（Public Health Act），針對城市街道、污水排泄及垃圾處理，運用政府的公權力介入公眾地方的衞生管制。歐陸國家見識過黑死病及霍亂的可怕，法、德兩國相繼跟隨英國步伐進行衞生政策改革。曾經不少歐洲大城市的公共環境也十分骯髒，自從衞生政策改革後，情況逐漸得到改善。於是當歐洲人踏足清國之際，便覺得這裡的衞生狀況難以接受：人有三急便隨便找條窄巷解決、牲畜死後便棄屍街頭、垃圾隨處可見。
晚清時期，系統性的公共衞生政策仍然欠奉，縱然在北京有大型污水排放設施，但因日久失修而荒廢堵塞，其他城市的衞生設施更是寥寥可數。萬一發生瘟疫大爆發，惡劣環境便成為瘟疫的催化劑，一發不可收拾。
雲南──位處中國西南邊陲地區，與廣西接壤，在清末時期已不時爆發鼠疫，成為該省的風土病 [5] 。隨著1856年至1872年的雲南發生回民起義，不少人為逃避戰亂而離鄉別井，加上前往雲南鎮壓起義的清兵來回粵滇兩地，人口流動增加令病菌抓緊機會向外散播 [6] 。不過散播速度沒有想像中快，直至1894年1月16日，廣州才錄得第一宗鼠疫確診個案。十九世紀末的廣州是一座繁忙的國際港口，而且地理位置非常接近香港，再加上香港作為外商對華貿易最重要的轉口海港 [7] ，每年約有五十萬人坐船往返兩地。如此看來，鼠疫從廣州傳入香港，不難令人理解。
鍾金湯、劉仲康（2014）。〈耶爾辛─鼠疫菌的發現者〉。《科學發展》，7月號，第379期。pp. 26-27
英國與法國的宿敵關係可追溯至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戰爭，及後又經歷過十八世紀中的七年戰爭和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但在十九世時末香港鼠疫爆發時兩國並非在戰爭狀態。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20
伊安．摩里士著，潘勛等譯（2015）。《西方憑什麼》。台灣：雅言文化出版。pp. 73-74
James A. Lowson. (1895). 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1894. Medical Report. pp. 1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14
W.J. Simpson (1903). Report on the Causes and Continuance of Plague in Hong Kong and Suggestions as to Remedial Measure. pp. 5, 22
5.2
清洗太平地
1881年，英國皇家工程師奧士拔．查維克（Osbert Chadwick）受英國政府委託，對維多利亞城的衞生狀況作一次深入的獨立調查。查維克於1882年7月完成調查後向香港輔政司呈交報告，指出華人貧民區──上環太平山區的住屋環境甚為惡劣，井水亦受到細菌污染，另外又詳細列出華人房屋的通風、排水、排污系統的各種問題及提供解決辦法。1891年，太平山區人口超過三萬人，區內有近四百幢唐樓，30至40人同居於數百平方呎的單位內甚為平常，居住環境相當擠逼 [1] ，如果政府不及時作出改善，瘟疫爆發之時便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成疫埠 政府下令封城
1894年1月16日，廣州發現第一宗鼠疫感染個案 [2] ，3月廣州城內大規模爆發，短短三個月便奪走近五萬人性命 [3] 。廣州與香港貿易往來頻繁，4月時期又是清明回鄉祭祖的高峰期，鼠疫終在5月傳入香港。5月8日，西營盤國家醫院出現第一宗疑似個案，患者在國家醫院工作，初期發燒屬於弛張熱型（Remittent Fever），故亦有可能是患上敗血症或肺結核，後來才被國家醫院署理院長婁遜（James Alfred Lowson）診斷為鼠疫 [4] 。5月10日，東華醫院接到二十宗鼠疫個案，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港英政府於同日引用《公共衞生條例》正式宣佈香港已成疫埠，下令封城，不准華人離開香港，所有來港船隻必須通過檢疫才可進入 [5] 。
上環太平山區人口密集，衞生環境惡劣，迅速成為鼠疫重災區。當時普遍基層華人從未接觸過西方醫學，病人紛紛選擇向以中醫診症的東華醫院求醫，但東華醫院一來未能有效地診斷出病人所患何症，二來又對此疫束手無策，故接收的病人死亡率達90%。鼠疫病人的生還率極低，由發病到死亡的過程又快，發病初期發高燒，然後身體淋巴腺腫脹至如雞蛋般大，腫脹之處極為疼痛，甚至有病人痛至昏迷，不消四十八小時便與世長辭 [6] 。病人屍體有時就這樣待在民宅、路邊或無人之地，無人處理。更可怕的是，屍體尚有傳染性，當處理屍體時稍不留神，便容易染上絕症。
從十四世紀的歐洲黑死病至十七世紀的倫敦大瘟疫，英國人多次經歷過鼠疫的驚人殺傷力，對鼠疫並不陌生。即使在十九世紀時西方醫學突飛猛進，但對於鼠疫仍然一知半解，並沒有一套針對性的方法來防範疫情爆發，更莫論有效的治療方法。當時港英政府深知這種疾病傳播力極強，不能掉以輕心，亦不願放任東華醫院自行處理，認為有必要介入控制疫情，而暫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先將病人強制隔離，再採用西醫方法治理，目標是不能讓鼠疫病菌在維多利亞城（尤其是洋人區域）擴散開去。
英兵突擊搜查民居 捉拿病人海上隔離
5月12日，港英政府將原本用作治理天花的海上隔離醫院「海之家」（Hygeia），從昂船洲調至西環附近的維多利亞港海域，作為鼠疫專用的海上隔離醫院，並派合資格的歐籍醫生治理病人。政府於瘟疫爆發數天後指示潔淨局到上環太平山區，執行清理工作。潔淨局的任務除了清洗街道及逐家逐戶檢查，還要消毒患者住宅，又要找出匿藏在家裡不肯求醫的病人，更要處理病死的屍體。礙於當局人手嚴重不足，於是邀請駐港英軍分擔工作。史路比郡輕步兵團第一營（1st Bn., King’s 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自1892年開始進駐香港，全營約有一千名英兵，超過三百名志願兵夥同皇家工程兵、皇家砲兵、政府衞生官員、警察及華籍苦力組成的清潔小隊，到太平山區進行吃力不討好的清理工作。史路比郡團英兵穿著一身白色軍服及軍帽，故有The Whitewash Brigade的別稱，而這次清理工作又稱為「洗太平地」。
史路比郡團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尋找匿藏在家的鼠疫患者，再送往「海之家」隔離船治理。然而，絕大部分華人並不願意被帶到隔離船上，即使船上有歐籍醫生診治，但病人死亡率仍然高企，讓人有種一去不返的感覺，所以寧願留在家中聽天由命，放棄治療機會 [7] 。一些病人為了不被帶走，會盡力避開英兵搜索，或者染病後仍強裝無事，甚至同居華人亦會幫忙隱瞞病情，讓政府感到十分頭痛。有見及此當時政府採取強硬態度，史路比郡團英兵不需得到居民同意、更不需要預先通知，不分晝夜可以隨時進入華人民宅突擊搜查。
只要被英兵發現發燒同時淋巴腫脹，你就會被判斷為鼠疫患者，得乖乖待在隔離船上接受治療。而跟你同住的親友，全部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搬走，政府官員有權將懷疑受感染的物品、傢俬和衣物清空，並立時在街頭燒毀 [8] 。未經潔淨局批准之下，無人可以返回自己的居所。此外，為徹底消滅屋內殘留的鼠疫病菌，潔淨局會用煙薰和消毒藥水清理房間三天 [9] 。換言之，如果屋內被發現有鼠疫患者，同居親友起碼有三天時間無家可歸，難怪太平山區的華人都互相隱瞞病情。
而如果英兵發現民居中有病死的屍體，就會馬上被帶走並由潔淨局負責埋葬。政府規定必須在屍體上撒上石灰，再放入棺木裡，蓋棺後再鋪上石灰，部分棺木被運到沙灣埋葬在九尺的地底深 [10] 。石灰又名氧化鈣，除了常見於中學實驗室製作石灰水外，另一個主要用途是當乾燥劑，可以讓屍體和棺木保持乾燥，以免濕潤環境令到細菌及微生物大量滋生。潔淨局會為華人棺木畫上記號，再交予東華醫院處理，不准帶離香港。華人傳統習慣落葉歸根，死後屍體需厚葬於家鄉，以供後人祭拜，如今屍體只能安葬在香港，對於不少離鄉別井的華人而言，顯然難以接受。
另一方面，維城內的華人人口比例雖以男性為主，但也有不少婦女和小孩同住。英兵的突擊搜查亦相當擾民，經常被指侵犯屋內婦女私隱和嚇驚小童。究竟政府能否將公權力伸延至私人住宅範圍，甚至不惜一切侵犯個人自由？太平山區的華人社群對政府的抗疫措施都很有意見。5月19日，有華人向清潔小隊擲石抗議，清理工作被迫中止 [11] 。如果政府態度繼續強硬，華人的反撲只會愈來愈大。華人期望東華醫院再次發揮其華洋協調的角色，但今次卻失敗收場。
東華醫院協調失敗 太平山區終夷為平地
5月20日，東華醫院主席劉渭川 [12] 聯同多名華人領袖，與殖民地醫官艾爾斯（P. B. C. Ayres）及警察首長梅含理商討如何平息華人憤怒。劉渭川等人向政府代表請求停止搜查民居及強制隔離治療，同時希望可以解封關口讓香港華人回鄉，以避開瘟疫或求診。梅含理遂向劉渭川解釋，英國人於二百年前曾遭鼠疫所害，受過教訓後知道隔離病人的好處，強行隔離措施也是出於好意，另外封關原是廣州政府的意思，廣州不接受帶菌者入城 [13] 。會議期間，大批華人一直在場外圍觀，更有人衝入會場抗議。與此同時，劉渭川的東生和行被群眾包圍滋事，劉渭川得知後欲中止會議趕赴解圍，甫出醫院大門即被群眾追打，最終在警察保護之下才能離開。
施襲的群眾認為劉渭川身為潔淨局成員，根本沒有站在太平山區居民的角度出發。此時疫情並沒有緩和跡象，外國禁止香港船隻入境，香港航運業大受打擊，港英政府只想盡快解決疫情。時任港督威廉．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認為香港乃英國殖民地，居民選擇安居於此，便必須接受英國法律和抗疫措施。政府態度繼續強硬，即使面對華人抗議也決不讓步。5月24日，港督命令英軍砲艦特維德號（HMS Tweed）開赴太平山區及東華醫院對開的海域，以震懾華人，停止騷亂 [14] 。鼠疫爆發至此，報章記錄每天的死亡人數均以雙位數計，而且只包括官方即醫院提供的數字，不少華人寧願留在家中等死也不願到醫院求診，實際死亡數字遠不止於此。
最終，港英政府於6月1日通過《清拆太平山條例》，決定將整個太平山區夷為平地。所有居民必須在限時內遷出，建築物通通都要拆毀，政府對受影響業主作出相應賠償 [15] 。
如果你想知道太平山區在哪，只要搜尋「卜公花園」的位置即可。當年政府清拆太平山區期間，細菌學家耶爾辛指出其泥土及污水管道已被鼠疫桿菌污染，為免瘟疫重降此地，故將其中一塊空地列為永久不再作住宅用途，藉此降低該區的居住密度 [16] 。卜公花園於1903年建成，以時任港督卜力命名 [17] ，公園門前設有一塊橢圓形小牌匾，以紀念這場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瘟疫。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14
W.J. Simpson (1903). Report on the Causes and Continuance of Plague in Hong Kong and Suggestions as to Remedial Measure. pp. 21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08
Ibid. pp. 109
Ibid. pp. 116
Ibid. pp. 109-100
Ibid. pp. 122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Extraordinary. May 11, 1894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18
Ibid. pp. 119
Ibid. pp. 126
劉渭川同時身為滙豐銀行的買辦。
Hong Kong Daily Press. May 21, 1894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28
Francis A. Cooper (1895). Report on The Resumption of Certain Properties in the Taipingshan District in the City of Victoria. pp. 135-137
何佩然（2016）。《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pp. 33-34
以港督卜力命名的建築有建於1900年的卜公碼頭，現已遷至赤柱。不過同樣位於中環的皇后碼頭卻沒有這個福分，2007年強拆後至今重置無期。
5.3
無知使人恐懼
鼠疫自政府決定封鎖並清拆太平山區後逐漸緩和，這場可怕的瘟疫由1894年5月開始爆發，受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以5月至6月初最為嚴重，每天均有十幾至數十宗死亡個案。疫情在7月至8月漸見曙光，單日死亡個案回落至單位數。直至10月關於鼠疫的報道日趨減少，有時甚至未見報章列出感染及死亡數字，疫情終於暫告一段落。總結而言，鼠疫個案集中於華人社區，統計數字顯示1894年的感染人數為2679人，華人佔97%；死亡人數為2485人，華人佔98%，整體死亡率高達92.7%。
華人不看西醫 提高抗疫難度
由於華人與英國人的醫學觀念存在鴻溝，因此華人非常抗拒政府處理疫情的手法，其中原因之一是普遍華人對西醫缺乏認知，港英政府早在1848年已設立國家醫院，主要為公務員提供西式醫療服務，亦向公眾開放，但華人使用率持續偏低。在國家醫院裡，華人不諳英語，醫生不會粵語，雙方在治療過程中溝通難免會出現困難，難以建立互信。政府在鼠疫爆發之前，雖有成立潔淨局和修訂《公共衞生條例》，但以上政策並未有改變華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而且國家醫院收費相對昂貴，東華醫院所提供的贈醫送藥服務仍是華人的首選。
當華人生病時，習慣到藥堂或醫院領取藥材後，便回家自行服用調理。住院留醫是西式醫院的特色，華人認為只有將死之人才會住院。所以當鼠疫爆發時，華人對於隔離治療特別抗拒，甚至誤信來自廣州的謠言：指西醫會帶走華人孕婦，取出體內嬰兒並挖走器官；又指港英政府隔離治療的措施意圖不軌，目的是將華人屍體割開解剖。《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華人相信無論生前抑或死後都應保持身體完整，挖走器官和死後解剖均嚴重違反傳統。此外，部分人仍舊迷信瘟疫是神靈對人間的懲罰，燃燒香火爆竹可驅魔辟邪。綜合華人本身的價值觀，以及四周揚傳的謠言，令到政府的抗疫措施舉步維艱，政府直斥華人簡直是無知和迷信 [1] 。
事實上，面對鼠疫這種致命疾病，以當年英國的醫學水平仍無有效之法根治，但西醫會根據病人情況先進行分類，再用冰敷方式替病人退燒，以安替比林止痛藥（Antipyrine）和非那西丁止痛藥（Phenacetin）減輕病人痛楚，盡量將病人安置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並會不時消毒病房，避免感染醫護人員。即使如此，以上做法大多只是紓緩症狀。
香港爆發鼠疫的初期，全世界都還未知道鼠疫是由哪種細菌引致，根本無從對症下藥。縱然第一劑鼠疫疫苗在1897年面世，但效用有限，鼠疫病人十居其九都無法成功撐過 [2] 。5月期間共有143名鼠疫病人被送到「海之家」隔離船，在西醫及護士照料下最終仍有114人病逝，死亡率高達八成，許多人一去不返。
中、西醫看待鼠疫之別
起初政府的抗疫態度非常強硬，但隨之亦明白到中、西醫療觀念差異太大，再加上來自廣州的謠言愈傳愈烈，政府擔心再堅持下去，只會激起華人更大的反彈。於是自6月中旬，政府決定稍作讓步，允許華人離港返鄉，而病人屍體亦可以運返鄉下安葬。其實早在通關之前，已有不少華人偷渡離港。據政府統計，截止6月16日已累計近八萬人分別乘坐舢舨、小艇或渡河輪船離港，亦有不少人經九龍步行過境回鄉（新界尚未屬於香港範圍） [3] 。當年香港人口約有21萬人，即流失近四成人口。
另外，政府決定不再強制將病人送往「海之家」隔離船，允許病人留在東華醫院治理，並將堅尼地城一座玻璃廠改建成臨時醫院，交由東華醫院管理 [4] 。臨時醫院雖受政府及海軍醫官監管，但由中醫師進行隔離治療，嘗試緩和華人的不滿情緒。截至6月12日，堅尼地城臨時醫院床位已嚴重爆滿，原本只能容納一百名病人，但當時有近二百名病人入院留醫。醫院環境擠迫不利於治理病人，政府於6月16日決定關閉堅尼地城臨時醫院，將部分病人移送至廣州醫院，其餘病人被轉移至屠宰場改建而成的臨時醫院，新院舍能夠同時容納140名病人。屠宰場醫院同樣交予東華醫院管理，今次政府安排更多歐籍醫生進駐屠宰場醫院，務求醫院能夠符合英國處理瘟疫的手法。由此可見，華人不信任西醫，政府亦不信任中醫能夠控制疫情。
中、西醫兩者理論明顯有別，從中醫角度會認為鼠疫源於體內的正氣不足，受邪氣入侵所致，使病人陰陽失調、氣血失常。針灸仍是中醫治療病人的常用方法，目的是透過銀針或鋼針刺激人體穴道，驅走邪氣，令病人氣血回復暢通 [5] 。同時間，中醫師亦會煎藥給病人服用，以紓緩發燒、嘔吐等症狀。然而，當面對傳染性高的疾病時，中醫缺乏消毒殺菌的知識，病菌容易散播開去。西醫凡事講求科學，而正邪陰陽難以用科學方式驗證，令西方認為中醫是訴諸迷信，無法有效根治鼠疫。
培養華籍西醫 改革中醫為主格局
在1895年鼠疫暫告一段落之後，港英政府決定調查東華醫院應對疫症的表現。當時國家醫院署理院長婁遜非常不滿東華醫院處理疫情的方法，直言：「如果在英國，有像東華醫院這樣的醫院，必被即時殺院。 [6] 」其實婁遜心裡明白，關閉東華醫院只是基於其處理疫症的惡劣表現，但東華醫院的最大功用終究是其政治角色。如果政府決定殺院，以東華醫院在華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但會激起香港華紳、基層群起抗議，廣州政府亦必定乘機追擊港英政府和英國政府。英國人向來善於政治操作，絕不會將自己陷入如斯困局。不過，東華醫院經過鼠疫殘酷洗禮後，董事們的地位岌岌可危，剛好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予政府對東華進行大幅改革，而其中一項改革就是將西醫服務引入東華醫院，打破以中醫主導的格局。就此，政府聘請華籍西醫鍾本初加入東華醫院，為東華醫院設立西醫服務，以及監察醫院的運作。一場瘟疫讓港英政府逮到機會，收緊東華醫院的自主權，控制日漸壯大的華人士紳勢力。換句話說，改革東華醫院也是一項政治任務 [7] 。
政治任務完成，但改變華人的醫療觀念同樣重要。如何讓華人願意接受西醫這個截然不同的觀念，關鍵可能在於香港西醫書院。1887年，何啟成立香港西醫書院，但當時書院尚未擁有獨立校舍，只能附設在由何啟全資捐款而建的雅麗氏紀念醫院之中。書院與醫院共用同一個地方，為醫科學生提供一個大好機會，累積更多臨床經驗。港英政府意識到，香港西醫書院和雅麗氏紀念醫院有潛力使得更多華人願意接受西醫，故此於1896年成立調查小組，研究改善西醫書院的可行辦法。報告提議政府應注資西醫書院，並委任政府醫官擔任書院的當然校長、聘請合資格的教授及增設更多醫療設備。此外，學生必須通過入學試才能入讀五年制的醫科課程，希望藉此提升西醫書院的認受性，緊貼英國本土醫學院的質素。
香港西醫書院致力培訓華人西醫，學生平日待在雅麗氏紀念醫院實習，順便分擔日常的醫療工作，雖然畢業之後未能獲得醫生執業資格，但仍可留在雅麗氏紀念醫院繼續服務社群。另一方面，與雅麗氏紀念醫院關係密切的那打素醫院和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亦積極培訓華籍護士和助產士，逐漸改變了香港西醫由白人主導的局面。華人面對華人西醫，比較容易放下戒心，而且醫院為華人提供免費西醫及住院服務。當初華人抗拒西醫的兩大原因：不諳英語和醫藥費昂貴，在雅麗氏紀念醫院中都不成問題，加上院舍由華人出資興建，而且位處於華人住宅區──上環荷里活道，相比國家醫院，華人更容易接受雅麗氏紀念醫院。
港英政府對華人公共政策的不足，在瘟疫期間表露無遺，威脅到政府的管治威信。時任港督羅便臣為免重蹈覆轍，期望藉著大幅度的西醫改革政策，以改善華人對西醫的接受程度。只可惜，由於西醫書院畢業生的醫生執業資格一直未能獲得英國政府認可 [8] ，直至1912年西醫書院升格為香港大學醫學院，英國當局才批准醫學院畢業生可以取得執業資格，正式成為註冊醫生，令香港的西醫發展再邁進一步。
港英政府開始摸索到如何讓他們眼中「無知」的華人，願意放開心懷接受西醫。或者無知只是源自於對新事物的不了解，鼠疫重災區太平山區的華人大多是窮人，學識不多，謠言四起又無處查證，再加上初期政府防疫手法強硬，才會表現出對西醫和政府官員的恐懼。但華人亦非固執不通、一成不變，只要找到適當的方法，循循善誘，也可以讓華人衝破「無知」的界限。奈何思想改變並非一朝一夕，鼠疫在香港亦變成風土病，往後三十年間超過千人感染的大爆發，竟發生過十次，而每次大爆發的死亡率均達九成，總共超過兩萬人死於鼠疫。直至1926年，鼠疫才銷聲匿跡。
延伸閱讀：
1894年所發生的鼠疫富有研究價值，不論是由港英政府的對策、官員言論、民間反應、精英階層的態度，甚至乎清政府的舉動入手。羅婉嫻博士於《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中運用了大量政府檔案重構當年香港社會各界對鼠疫的反應。
「鼠疫是西醫在港發展的轉捩點。鼠疫爆發前，港府未有意識將西醫介紹給華人。當鼠疫爆發時，港府執行控制鼠疫的防治政策，結果促使華人漸漸接受西醫。同樣，經歷華人的激烈反對，港府意識到『統一 』 醫療觀的重要性，以減低施政造成的摩擦。」（羅婉嫻, 2018, pp. 143）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31-134
現時醫學界大多使用抗生素治療鼠疫患者，治癒率頗高。
Government House (1894). Governor’s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lague, June 20, 1894, pp. 286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05
James A. Lowson. (1895). 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1894. Medical Report. pp. 59-60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6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05-206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pp. 175-178
第六章
辛亥革命 ──制度外抗爭
沒有陳勝、吳廣，或者就沒有往後的項羽、劉邦；同樣地，沒有晚清的劇烈動盪，或者就沒有辛亥革命的結局。其中的重要人物──孫中山曾提及過香港是他革命思想的來源，此章探討孫中山浪跡天涯的經歷，再透徹地進行一場自我反思。
6.1
改革還是革命
1894年鼠疫爆發，使港英政府重新審視對華人的管治策略，是香港殖民管治的重要轉捩點。同樣地在清國，1894年亦是多事之秋。甲午戰爭於7月25日爆發，北洋艦隊曾被寄予厚望，但戰果卻令中外大跌眼鏡。日本海軍的勝利印證了明治維新的成功，直接將清國的洋務運動比下去。
反法罷工 為孫文埋下推翻滿清的種子
1894年11月24日，孫文剛過29歲生日，眼見清國因甲午戰爭而元氣大傷，他認為這是推翻滿清千載難逢的機會，隨即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訂立入會誓言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照字面解，就是起義革命，建立共和國家。究竟是甚麼原因激發孫文非要走上這條革命不歸路？
孫文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孩童時期在村內私塾勤奮讀書，而授課的老師竟是一名太平天國的老兵。曾有記載孫文深受私塾老師影響，自幼傾聽老師分享太平天國反清起義的故事，便萌生推翻清朝的想法，孫文更自稱是洪秀全二世 [1] 。當然以上描寫略嫌帶點英雄傳奇色彩，而孫文的老師就像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中的黃石老人。根據《留侯世家》記載，張良刺殺秦皇失敗，流亡期間遇上一名老人，在老人連番戲耍之下，張良都能捺得住脾氣，才發現原來老人是在考驗他。老人說道：「孺子可教。」續道：「只要你用功讀書將來必成輔王之才，十三年之後，我將化身成大黃石在濟北穀城山下等你。」及後老人將畢生所學傳授張良，而張良學有所成後輔助劉邦建立漢朝。黃石老人的故事，內容富有神話色彩，但自古以來歷代皇朝的英雄傳記都愛用這種描寫手法，讓別人覺得英雄就是與眾不同，所以不能輕易盡信 [2] 。
或者孫文的大哥──孫眉才是真正的「黃石老人」。1878年，孫眉在夏威夷的農場生意愈做愈大，並將弟弟帶到夏威夷，希望培育他分擔公司業務，不過孫文當年也只有十三歲而已。孫文對大哥的農場生意沒有半點興趣，卻受到夏威夷的西方文化所影響，懇求大哥批准他入讀當地的英語學校。結果，孫文在夏威夷短短四年多的時光，先入讀意奧蘭尼書院潛心學習英語，再入讀歐湖書院接受基督教的感召。正當孫文決定洗禮入教之際，大哥孫眉加以阻止，並將弟弟送返翠亨村。
此時孫文已經見識過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文化，起慕西學之心。即使面對孫眉的反對，孫文仍堅持要成為一名基督教徒。回到翠亨村後，孫文與好友陸皓東將村內的北帝、關帝、天后神像統統破壞，因為基督教義認為上帝只得一個，而上帝反對偶像崇拜，村民拜祭神像就等同崇拜偶像，是愚昧行為。村民見狀大怒，哪會理會孫文口中的甚麼基督真理，父母在別他無法之下唯有將他送到香港讀書 [3] 。
1883年，十七歲的孫文來到香港，先後入讀以英語授課的拔萃書室和中央書院，並接受由美籍牧師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主持的洗禮，正式入教。1884年11月，大哥孫眉聞訊後隨即設法阻止孫文，將弟弟急召到夏威夷。孫文的學業被迫中斷，不過，他在香港留學期間留意到在英國人的管治下，香港的城市規劃井然有序，讓他留下深刻印象。與此同時，孫文於1884年間親身經歷香港的反法罷工浪潮，工人因不滿法軍侵犯華南而罷工抗議，相反清國國民竟未有挺身反抗無能的滿清政府。孫文後來憶述，正是香港的反法罷工使他萌生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國家的念頭。
本為李鴻章效力 陰差陽錯放棄上京
1886年，孫文離開夏威夷返回廣州，獲邀留在由美國人創立的廣州博濟醫院學醫。一年之後，孫文得悉香港西醫書院成立，決定再次來港報考，成為第一屆西醫書院的學生，當屆共有十二名學生。在書院中，孫文結識到不少日後在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商人何啟、良師康德黎（James Cantile）和陳少白等人，前兩者是孫文的老師，後者是孫文的師弟。孫文與陳少白二人結拜為兄弟，與尢列和楊鶴齡被清政府視為「四大寇」。相比在廣州，香港言論比較自由。在閒時，孫文便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高談闊論革命思想，不過仍留於紙上談兵的階段，未有實際行動。
經過五年西醫書院的嚴格訓練後，孫文於1892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事實上該屆能夠成功畢業的也只有兩位學生，另一位是來自南美的華僑江英華。港督羅便臣將孫文和江英華推薦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並獲李鴻章同意：「來京候缺」。這是孫文第一次有機會加入李鴻章陣營，為朝廷效力。李鴻章乃當時清廷第一大臣，坐擁北洋軍隊，如日中天。孫文雖然主張推翻政府，但李鴻章亦屬改革派，如果能夠順利跟隨麾下，或許可以將心中的理想影響李鴻章。孫文受邀應赴，卻在廣州遭到兩廣總督的刁難，最後決定放棄上京。可見當時孫文對於制度裡改革仍抱有希望，到底應改革還是革命，此刻還未定斷。
建言被無視 創興中會走上革命之路
因為港英政府並未容許香港西醫書院的畢業生在港執業，孫文唯有前赴澳門行醫，但始終對於國家大事念念不忘。兩年之後，孫文在廣州花了十六天時間撰寫《上李鴻章書》，準備親赴天津求見李鴻章，向朝廷分享他的改革思想。當時文中寫道：「西方的富強之中，不盡在於船堅砲利，而是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簡單而言，即國家要富強不能單方面仿效西方的軍事武力。
首先，孫文提出「人能盡其才」，即是國家要針對不同領域而培訓不同專才，讓專才盡量發揮所長，以免錯配人力資源及冷落有識之士，則百事俱舉。接著是「地能盡其利」，孫文批評清國的農業技術落後，勞多而收穫少，朝廷應常設農官以妥善管理土地資源，則可五穀豐登。而「物能盡其用」則帶出機器的重要性，西方國家早已使用大量機器進行採礦及織造，惟清國仍依賴人力生產，若以機器取替人力，則可事半功倍。最後是「貨能暢其流」，鐵路、輪船雖可增加貨流速度，互濟彼方之不足，然而減少各地關卡的徵稅，商品才能真正地全國通行，屆時商貢雲集，則可財源豐裕。
其實《上李鴻章書》並非甚麼高見，文章的重點在於批評洋務運動側重於軍事改革，忽視了官僚、農業、工業及商業改革的重要性。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早於日本1867年的明治維新，而日本的改革成績大家亦有目共睹。有趣的是，《上李鴻章書》全文八千字竟無一言指責滿洲外族，與孫文主張的革命思想不符 [4] ，尤其他在文章開頭作自我介紹，用詞謙虛，不禁令人懷疑整篇文章其實是一封自薦信，盼望中堂大人能夠「人能盡其才」，委以重任。
孫文事前做足準備，因為他心裡明白自己只是一介普通西醫，若無旁人鋪橋搭路，上書李鴻章計劃必然失敗。《上李鴻章書》的初稿雖在1894年1月完成，但孫文花上五個月時間修改，甚至請求理雅各的御用助手及《循環日報》的創辦人──王韜協助修正文章。王韜送佛送到西，親筆寫信將孫文介紹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同時間，孫文又得到另一位李鴻章的親信盛宣懷安排上書會面，上書計劃至此階段甚為順利。孫文與陳少白共同前赴天津，由羅豐祿將《上李鴻章書》交付予李鴻章。儘管計劃周詳，孫文亦很有信心能夠打動中堂大人，但最終還是棋差一著，因為當時李鴻章正忙於應付甲午戰爭，根本沒空理會他的建言 [5] 。其實以李鴻章的資歷，又怎會沒考慮過《上李鴻章書》內的四大改革，但平心以論，《上李鴻章書》欠缺明確的改革政策，實在很難想像李鴻章看罷之後有甚麼理由要召見孫文。
事敗之後，孫文放棄投身建制，不再抱有改革可以讓國家富強的幻想。他認為國家積弱的原因在於滿洲外族的無能統治，只有驅除韃虜，結束帝制，建立以中華民族為主軸的共和國家，國家才有希望。孫文為求達到目標，唯有走上革命之路。於是，孫文回到少年時期的啟蒙之地──夏威夷檀香山，成立地下秘密組織，招攬成員推翻滿清，今次更得到大哥孫眉出錢出力協助，興中會（國民黨的前身）就是如此誕生。1895年2月21日，孫文將興中會總部遷至香港，與輔仁文社合併，會址位於中環士丹頓街13號，以「乾亨行」的商號作為掩飾，並醞釀第一次革命行動。香港，正是辛亥革命的發源地。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14
楊照（2020）。《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台灣：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pp. 220-223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27-28
Ibid. pp. 38
晁介嶺（1971）。〈國父上書李鴻章考實〉。《師大學報》，第16期。pp. 137
6.2
革命不是一場起義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孫文總共策動過十次起義，但不包括武昌起義。孫文的十次起義皆以失敗收場，但正如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所言：「輸掉一場戰役，會讓你發現贏得戰爭的新方法。」
1895年4月17日甲午戰爭結束，清國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當時孫文與陸皓東、鄭士良和楊衢雲等人正積極部署第一次武裝起義，發動時間為10月26日（即農曆9月9日重陽節），地點在廣州。孫文選擇發動革命的時機和地點並非無因，甲午戰爭的挫敗使清廷不論兵力或士氣均元氣大傷，再加上前一年鼠疫肆虐廣州，為革命提高了不少勝算。
香港頒驅逐令 孫文成政治犯流亡日本
雖然孫文胸懷大志，但畢竟從未接觸過軍事訓練，亦沒有自己的軍隊。鄭士良以洪門（即天地會）廣州頭目的身份，在這方面提供不少支援，彌補了孫文的不足。洪門歷史悠久，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期間，相傳由鄭成功所創，另有一說是由陳近南所創。洪門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以秘密結社形式運作，說白了就是三合會。其實，鄭士良所提供的會黨成員亦未受過正統軍事訓練，論質素，絕對比不上正規清軍。
起義又怎能沒有武器，鄭士良的會黨軍雖為興中會的主力部隊之一，但會黨軍的武器裝備火槍型號古舊，子彈數量不足，質量遠比不上清軍，正面交鋒之時勝算甚低。孫文為填補雙方差距，指派陸皓東暗中在香港及海外搜羅武器，再偷運到會黨軍手上。香港奉行自由港政策，方便興中會運送革命物資。
更重要的是，起義的籌備工作必須暗中進行，不然消息外洩只會導致行動失敗，甚至招致殺身之禍。孫文在策劃廣州起義之時，曾經數次造訪日本駐港領事館，請求日本提供支援。可是，以孫文當時的身份地位，根本無法說服日本領事館，日本政府官員更稱孫文的計劃只是「空中樓閣」，不可能成功。結果支援未至，孫文已犯下一個嚴重錯誤：連番造訪日本領事館令到起義計劃外洩，使廣州政府早有防備 [1] 。如此一來，第一次廣州起義注定失敗。
1895年10月，會黨軍二百餘人按照原定計劃發動起義，但武器竟未能如期送至，於是孫文緊急下令終止行動。不過一切已來得太遲，最大問題不是在於武器，而是廣州政府一早截獲孫文起義的情報。清兵早有準備，靜待義軍自投羅網。結果，孫文的好兄弟陸皓東連同一眾義軍被捕，陸皓東於11月被判死刑。起義失敗之後，身在香港的孫文被列為朝廷通緝犯，還好當時港英政府沒有將孫文引渡到清國受審。不過礙於外交關係，港英政府在1896年3月還是頒下了驅逐令，嚴禁孫文於往後五年踏足香港。不過，孫文等人未等驅逐令生效，早已在前一年的11月離開香港，展開了漫長的海外流亡旅程。
孫文流亡的第一站是日本。日本人與孫文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少日本浪人、政治家受到孫文的號召力所影響，前仆後繼支持孫文，例如宮崎滔天、內田良平、平山周、萱野長知等人，出錢出力之餘，有的甚至直接參與革命，犧牲自己的性命。其實日本人願意協助孫文，某程度也是出於利益所趨，雖然日本政府沒有直接參與行動，卻默許日本政治家和浪人團體──黑龍會積極支援革命 [2] ，主要目的是企圖透過扶植一個親日的中國政權，聯手制衡俄羅斯在遠東的勢力擴張。那時候日本野心很大，曾經打算從俄國手上奪取西伯利亞 [3] 。
被禁錮公使館後 成國際傳媒焦點
於日本逗留一個月之後，孫文到赴夏威夷向海外華僑宣傳反清革命，藉此籌集資金。1896年6月，孫文離開夏威夷抵達舊金山，同年9月從紐約乘坐英國白星公司的蒸氣輪船，到訪英國利物浦，準備前往倫敦拜訪在香港西醫書院結識的康德黎老師。雖然孫文改以短髮、西裝打扮，並以化名登記入境，盡量避開清廷耳目，但原來在舊金山之時早已被清廷委託的密探盯上。清國駐倫敦公使館更委聘私家偵探潛伏在利物浦王子碼頭，更憑著照片上的面貌成功鎖定孫文 [4] 。
孫文在9月30日抵達倫敦之後，幾乎每天都會拜訪康德黎老師。孫文最初暫住在泰晤士河旁的酒店，需經過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再轉入砵蘭大街（Portland Place），走到德文郡街（Devonshire Street）再向左拐，才能到達康德黎的寓所 [5] 。可是，孫文不知道清國駐倫敦公使館就在砵蘭大街上，即今天中國駐英大使館的位置。孫文未有察覺這座建築物的危險性，本以為英國是法治之國，人身安全理應受到保障。豈知清廷官員一直匿在公使館裡監視孫文，並在10月11日清晨將他綁架到公使館內，甚至密謀將他偷運回清國受審。
孫文心知今次玩完了，如欲脫身，唯一的辦法就是向康德黎求助。在綁架期間，公使館有一位叫高爾（George Cole）的英僕負責看守孫文，孫文視高爾為逃脫的關鍵，請求他幫忙通風報信。起初，高爾並不願意提供協助，更將孫文的計劃告知公使館官員。後來，孫文向高爾解釋其革命理念，更嘗試以重金收買他，高爾內心開始動搖，但最後挺身而出協助孫文的原來另有其人。公使館的女管家同情孫文的遭遇，於10月17日將孫文被綁架的消息偷偷告訴康德黎 [6] ，但康氏對此半信半疑而未敢行動。第二天，高爾終於鼓起勇氣將孫文的親筆信條交予康德黎，此時康氏才知事態嚴重。
康德黎第一時間到蘇格蘭場報案，惟警察只當他是瘋子，拒絕立案調查。然後康德黎決定親自闖入公使館對質，公使館職員回覆：「這裡沒有孫逸仙這個人。」康德黎失望而回，於是想到不如利用《泰晤士報》的輿論力量，迫使英國政府調查此事。可是，第二天的《泰晤士報》竟對此事隻字不提，康德黎唯有指望英國外交部出面干涉 [7] 。
康德黎今次終於找對了人，英國首相兼外相梳士巴利侯爵（Lord Salisbury）親自下達調查命令，警察迅速包圍清國公使館，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監視公使館的動靜，防止孫文被非法運走。英國政府採取行動之後，媒體終相信康德黎所述並非虛言，《地球報》率先報道，讓孫文成為城中熱話。各大報社隨即爭相加入採訪行列，公使館頓時被記者重重包圍。10月23日，孫文終獲解禁，在眾目睽睽之下，與康德黎和警察一同乘坐馬車離開鬼門關，並且成為傳媒追訪的焦點，瞬間由一個寂寂無名的革命分子，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知名的革命家 [8] 。
三民主義 誕生於英國
事後，孫文仍舊頻繁拜訪康德黎一家。在國際社會的注視之下，清國公使館不敢再輕舉妄動。這趟倫敦之行，對孫文往後的革命事業影響深遠，經歷過死亡邊緣，革命意志仍未減退。孫文曾在香港讀書，有感英國人管治有方，如今身在倫敦，得以直接感受現代民主制度的魅力。倫敦的商業發展、科技創新、城市規劃、歷史文化讓孫文嚮往其中，圍繞著民族、民權及民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誕生 [9] 。
孫文及後到訪舊金山、紐約、法國、加拿大等多地進行革命演講，兜兜轉轉在1897年回到日本。儘管這幾年孫文在國際社會間知名度大幅提升，又獲得不少海外資金支持，但推翻滿清還是需靠自己雙手去實現。1899年孫文資助陳少白十萬日圓，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報社位於中環士丹利街24號，即現今陸羽茶室。報章內容主要是抨擊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並宣傳革命意志，成為香港及清國第一份革命報刊。不過，興中會這幾年的會員人數未有顯著增加，人數只有三百餘名，而站在前線的義軍還是側重於綠林中人的會黨成員，武器質素參差，實戰經驗和策略欠奉，距離革命成功之日，路仍遙遠。
義和團之亂於1899年9月在華北地區爆發，義和團群眾高呼扶清滅洋的口號，濫殺外國傳教士，而慈禧太后一向討厭外國勢力，所以放縱義和團針對外國教堂、洋行、大使館肆意破壞，更於1900年6月21日不惜向十一個國家宣戰，觸發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和奧匈帝國的八國聯軍圍攻清國。北方大亂之際，南方各省總督卻擁兵自重，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及兩廣總督李鴻章均拒從皇命，與義和團劃清界線，更與外國簽訂和平協議，免受戰火牽連，史稱「東南互保」。
八國聯軍打破了地方政權絕對服從中央的必然格局，也許是繼五年前的甲午戰爭，另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推翻滿清，孫文又怎會放過，經歷過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已積聚了不少國際力量、名氣和資金，如今機會已在眼前。輸掉一場戰役，不等於輸掉一場戰爭，從失敗中學習成功的方法，是邁向最終勝利的必經過程，能否把握這次機會復興中華，將考驗孫文等人的智慧和能力。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43-44
Ibid. pp. 67-74
Ibid. pp. 56
黃宇和（2007）。《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台灣：聯經出版。pp. 55
Ibid. pp. 60
Ibid. pp. 73-80
Ibid. pp. 81-82
Ibid. pp. 83-93
關於三民主義的思想起源，黃宇和於《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一書中作出了不少分析。
6.3
國父的啟示
1900年，八國聯軍對於清廷管治威信的衝擊，相比起甲午戰爭絕對有過之而不及，「東南互保」的局面幾乎讓清國四分五裂，當聯軍攻佔京師，入主紫禁城，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被迫逃至西安避難，南方各省竟無人願意派兵救駕。但有趣的是，八國聯軍竟然沒有結束滿清皇朝的統治，武昌起義的出現還需多等十一年。
支持兩廣獨立 欲立新政府
早在6月初，慈禧太后尚未向諸國宣戰時，李鴻章已心知清廷命數將盡，萌生擺脫中央政府的念頭。興中會把握這個契機，向兩廣總督李鴻章積極遊說，希望達成兩廣獨立。所謂的兩廣即是廣東和廣西，與香港相鄰來往甚密，故此香港亦是策動兩廣獨立的重要據點。或者是緣分，孫文與李鴻章再次出現在同一個舞台上。五年前，李鴻章忙於處理甲午戰爭，無睱理會孫文，如今朝廷遭受八國聯軍圍攻，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李鴻章反而按兵不動。孫文乘坐日本輪船「佐渡丸」前往香港，但為期五年的港督驅逐令仍然生效，輪船只能停泊在香港外海。孫文被拒上岸，遂派兩名親信宮崎滔天和內田良平打探李鴻章對兩廣獨立的看法，而李鴻章的顧問劉學詢回覆表示：中堂大人同意兩廣獨立 [1] 。
李鴻章旗下的每位幕僚都獨當一面，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敬重孫文。當年羅豐祿、盛宣懷為孫文鋪路會見中堂大人，而劉學詢更私下協助孫文革命。然而，兩廣獨立的進展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此時慈禧或光緒在戰亂中駕崩，那麼兩廣獨立，繼而觸發南方各省紛紛獨立的機會便會大增。問題是八國聯軍圍攻京師之際，南方電報通訊受阻，以致李鴻章未能及時掌握慈禧和光緒的生死，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政治家，自然不會輕易向任何一方押上重注。
7月，天津被聯軍攻陷，北京危在旦夕。孫文的西醫書院老師何啟加入兩廣獨立的遊說陣營。何啟、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及孫文等興中會骨幹成員聯署《平治章程》，文中上半部內容是力數滿清政府的罪狀，而下半部則主張成立中央民選政府、設立議會，及成立地方自治政府。雖然《平治章程》的上款是香港總督，但孫文等人的意圖相當明顯，就是呼籲英國政府促使李鴻章自立新政府。
港督卜力贊成兩廣獨立，並且有意與孫文、何啟等人聯手策劃，若果事成，港英政府的影響力將可延伸至兩廣地區。不過英國政府反對兩廣獨立，理由是目前八國聯軍正打得如火如荼，俄羅斯是英國的眼中釘，英國著眼於如何在戰勝之後爭取最大權益，自然對兩廣獨立缺乏興趣。於是，英國殖民地部發出電報阻止卜力輕舉妄動 [2] 。
李鴻章出爾反爾 左右局勢
同時間，慈禧太后已知自己鑄成大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話，清國隨時被列國瓜分，自己甚至會被指控為義和團之亂的始作俑者。面臨刑責，在這個危難當前，清國上下只有李鴻章能夠挽回劣勢。太后立即提拔李鴻章為直隸總督，並召回京城準備向列國和談。在兩廣獨立或是回京述職的抉擇下，李鴻章選擇了後者，孫文再一次遭到遺棄。李鴻章離開廣州準備北上直隸之前，曾經短暫到訪香港，並在總督府與港督卜力會面，卜力作出最後挽留，但無阻中堂大人離開的決心，而孫文受制於驅逐令的阻限，未能參與其中。
李鴻章的離開，加上英國政府的反對，間接宣判兩廣獨立的計劃失敗收場。當年李鴻章已是雪鬢年顏老，不像孫文年少氣盛，另一方面太后對戰事的取態逐漸由主戰轉為求和，使得李鴻章更傾向回京收拾殘局。正如司馬遷所言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兩廣獨立的成敗既在「天」：時勢轉變令到兩廣獨立的契機消逝；又在「人」，宣佈獨立的重要人物──李鴻章已經離去。
革命多次失敗 黨員損兵折將
兩廣獨立失敗之後，孫文在「佐渡丸」上策劃另一次起義，目標是惠州三洲田鎮。翻開地圖便會發現，三洲田鎮距離香港只有一個海灣之隔。經過上一次廣州起義的挫敗，孫文自知鄭士良的會黨軍力量不足，於是運用自身在日本的知名度，企圖遊說日本政府派兵相助。台灣總督 [3] 兒玉源太郎起初答允孫文：會黨軍在惠州發難，駐台日軍則進攻廈門，並向會黨軍提供武器和彈藥作支援 [4] 。惠州起義定於1900年10月發動，當時八國聯軍已經攻陷北京，清政府的威嚴已名存實亡，加上日本願意遺兵相助，革命漸見曙光，但最終行動仍然未足以推翻滿清皇朝。
雖然兒玉源太郎願意相助，但遇上日本政府換屆，日本內務省於9月29日推翻原先與孫文的協議，會黨軍將不獲支援。向來依賴外國勢力的孫文，今次被日本擺了一道，情急之下唯有派人另購武器，又被日本人私吞軍費。鄭士良雖然成功招募近六百名會黨軍，惟只有一半人獲發型號古舊的槍枝。禍不單行，兩廣獨立的消息已傳到廣州巡撫，清廷對於孫文的行動早有防備。
縱使形勢不甚明朗，鄭士良帶領的會黨軍還是於10月8日成功佔領惠州三洲田鎮，更吸引附近鄉民紛紛加入革命，陣容聲勢浩大，一度擴展至兩萬人。清政府即派兵鎮壓，可惜會黨軍不敵裝備優良的清軍，抵抗一個多月後便彈盡糧絕。鄭士良在11月7日解散義軍，惠州起義宣告失敗 [5] 。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之役迎來的革命契機，孫文等人還是無法成功把握。
翌年9月，李鴻章與十一國達成《辛丑條約》，賠償款項達四億五千萬兩，超越以往所有的戰敗條約。《辛丑條約》包括外國軍隊有權駐紥在清國境內，為多年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伏線。兩個月之後，李鴻章離開人世，終年78歲。同年，輔仁文社創辦人及興中會前會長楊衢雲，在中環結志街被清廷刺客暗殺；會黨軍首領鄭士良亦在香港疑被清廷毒害。然而，革命道路並非只有興中會孤身一黨，在華中地區──湖南，有以黃興、宋教仁為首的華興會，吸引不少外國回流的留學生加入；而在上海，又有以蔡元培、陶成章和秋瑾領導的光復會，主要成員大多是浙江人。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革命思潮已在全國蔓延開來。1905年，興中會、華興會及光復會於日本合併成中國同盟會。
宋教仁主張華中起義 比邊陲更成功
連續兩次起義失敗，令孫文的革命事業受到沉重打擊，繼而重返漫長的流亡生活。七年之後孫文捲土重來，在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間密鑼緊鼓地發動了八次起義。綜觀孫文的十次起義，1895年的乙末廣州起義、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義、1907年的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的欽廉上思起義以及雲南河口起義，還有1910年的廣州新軍起義和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皆選擇在遠離京城的邊陲城市發動，全部失敗告終。雖然革命軍偶有成功佔據城縣，擊殺清軍將領或地方官員，但卻被增援的清軍所敗。孫文採用的策略是攻擊清廷中央政權較難顧及的邊境城市，當革命軍成功推翻當地政權之後，全國各地的群眾便會挺身而出，響應革命行動，威逼滿清放棄皇權。
相反，華興會的副主席──宋教仁主張起義行動應該集中在華中地區進行，甚至突襲首都北京，才能迎頭痛擊清廷要害。論風險，在華中地區發動起義遠比在邊境地區危險，因為事敗之後不像孫文等人可以快速離開清國。不過高風險往往帶來高成效，華中地區被長江流域所貫穿，從地理位置而言是連結華北與華南的重要樞紐，南方地區自古都是中華帝國的主要糧倉。倘若革命軍能夠成功佔據此地，則掌握著清國的命脈，將比起邊陲地區更具威脅 [6] 。
事實證明，宋教仁的策略比孫文更加奏效，由於鐵路大臣盛宣懷（李鴻章昔日的幕僚）在1911年5月堅持將川漢鐵路國有化，四川及重慶等地的民眾發起「保路運動」，湖北清兵被調往鎮壓。10月10日，駐守在武昌的清廷新軍發動兵變，燒毀總督衙門，革命黨員得以乘虛而入，成功佔據武昌。及後在短短41天內，全國有十五個省分相繼宣佈獨立，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正是發生在華中地區。而武昌起義之際，身在美國的孫文卻未有參與其中，只能從報章得知革命成功的消息。
孫文VS.宋教仁 革命成功後的黨內鬥爭
辛亥革命成功後，同盟會的黨派之爭愈演愈烈，形成嚴重的內部鬥爭。宋教仁、陶成章等人認為孫文專制霸道，只會堅持自己的想法，從不聽取別人意見。孫文則反駁，同盟會的經費都是由他募集而得，沒有孫文也沒有同盟會。
孫文堅持共和國的成立過程必須順序經過三個階段：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及憲政時期，此為三序。所謂的軍政時期，即以革命黨擔任中央政府，實行軍政獨裁，消滅其餘反革命勢力，才可以進入另一個時期。訓政時期，地方政府在此階段逐步建立，但中央政府仍然為軍政獨裁，在憲政時期中央政府才以憲法治國，放棄軍政獨裁。三序的政制發展容易讓民國變成一黨專政、以黨治國，而且可行性亦存疑慮，期望一個獨裁政府會將權力下放，似乎有點不設實際。反之，宋教仁認為民國成立之後應盡快落實議會制度，不需要經歷軍政獨裁，並且批評孫文是一個獨裁主義者 [7] 。中國歷史課本素來對孫文有高度評價，但歷史亦說明孫文絕不是全無缺點的完美人物。
孫文與宋教仁的爭鬥，直至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才告終結，有人將事件歸咎於袁世凱，但亦有人將嫌疑指向孫文 [8] 。民國初年，政治暗殺頻繁，不少至今仍是歷史懸案，而這段時期的明爭暗鬥，亦令中華民國無法仿照西方成為制度健全的民主國家。
延伸閱讀：
孫文與香港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黃宇和於《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中嘗試證明，作為香港當時宗主國首都的倫敦，對孫文日後的政治生涯亦同樣有著深遠的影響，孫文更曾提及三民主義理論是他在倫敦期間完成。
「倫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馬克思在那裡構思了他的理論，該理論雖然目前已經沒有甚麼信徒了，但不能說它未曾有過叱咤風雲的時代。甘地是在倫敦受教育的，他的思想與行動改變了整個南亞的歷史。胡志明也曾旅居倫敦，回到越南就領導獨立運動。」 （黃宇和, 2007, pp. 2）
孫文年少時於夏威夷讀書，初次接觸到西方文化，及後來到香港讀書，逐步建立起推翻滿清腐敗政權的思想。不過，橫山宏章同時在《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中勾畫出孫文的另一面貌，讓我們可以跳出以往國父崇高的形象，認識一個不施脂粉的孫文。
「此一『三序構想』，之後又分成了『軍政』（革命軍獨裁）、『訓政』（革命黨獨裁）、『憲政』（建立民主政府）三個階段，基本上仍是相同的思維。至於體會過軍事獨裁滋味的掌權者，是否真的能夠如此甘願地權力轉讓出去，實在讓人存疑，無論如何，孫文依然提倡此三階段革命論」（橫山宏章, 2019, pp. 87, 李雨青譯）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48-4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25-226
台灣於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割讓予日本，直至1945年二戰結束，中華民國從日本手上接管台灣。興中會於1897年在台灣設立分會，主要由陳少白統領。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51-52
Ibid. pp .55-56
張正修（2018）。〈孫中山是中國現在的威權主義、非民主體制的起源─孫中山真相的解構（一）〉。《台灣守護周刊》，第338期。pp. 13-14;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99-100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2014）。《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灣：八旗文化。pp. 87
張正修（2018）。〈孫中山是中國現在的威權主義、非民主體制的起源─孫中山真相的解構（一）〉。《台灣守護周刊》，第338期。pp. 15
第七章
左右之爭 ──夾縫中的香港
十九世紀末起歐洲盛行一種批判資本主義的論調，當中的佼佼者非社會主義莫屬。香港踏入二十世紀初，接連不斷的罷工浪潮，乍看之下是工人階層對於資本階級的不滿，但背後有一股力量左右著香港工運的走勢，但其目的卻不是為工人爭取權益。
7.1
辛亥革命對香港的衝擊
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帶動資本主義崛起，資本主義將西歐、美國、日本等國的經濟推上高峰，各國相繼擠身世界霸主之列。在資本家和政府層面來看，資本主義為社會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踏入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資源分配的正當性，並批評社會在資本主義底下，無產階級被資本家無情剝削；生產程序過度分工，而導致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愈見疏離。哲學家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認為無產階級將會發動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取替，但社會主義只是過渡階段，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社會終極形態。
馬克思身體力行，在1864年創立第一國際（IWA），支持各國工人鬥爭活動，宣揚社會主義思想，但組織在1876年便宣告解散。社會主義的崛起嘗試與傳統資本主義分庭抗禮，但綜觀整個十九世紀列強的經濟模式，資本主義暫佔上風。
西方政治光譜中，社會主義被歸為左翼，資本主義則被納入右翼。而左右翼的起源是來自法國大革命，當年的激進派坐在議事堂的左側，主張以激烈的方法進行社會革新；而保守派則坐在右側，主張保留傳統制度，以謹慎的態度來達致社會進步。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被列為右翼思想，孫文所提倡的三民主義當中包含民族主義，所以亦被視為右翼的意識形態，但當中的民生主義亦有左翼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政治光譜遠比想像中廣闊。二戰期間摧殘眾生的法西斯主義也屬於右翼的一種，法西斯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主張對其他種族趕盡殺絕，同時間亦奉行極權主義，要求人民絕對服從政權。有趣的是，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自由，也反對共產主義。孫文的繼承者──蔣介石仰慕法西斯主義，視希特拉（Adolf Hitler）為仿效對象，希望將德國在二戰前迅速崛起的成功模式，複製在中華民國上 [1] 。
剪辮放爆竹 賀清朝滅亡
民族主義素來與殖民主義互相對立，在香港，港英政府憂心辛亥革命會激起香港華人的民族情感，動搖英國人的管治地位。自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兵變之後，香港市民可以透過報章緊貼武昌革命的發展去向 [2] ，但當時大家還未搞清楚狀況，還將武昌革命與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國相提並論 [3] 。幾天之後，武昌不斷傳來電報，指革命黨軍聲勢愈演愈烈，眾人才逐漸意識到滿清皇朝大限將至。10月18日，香港的華人社群正在籌備孔誕慶祝活動。大清銀行、交通銀行及招商局按照傳統於門外懸掛滿清黃龍旗。同日，有四百名民眾在最高法院聚集，意圖將附近的黃龍旗扯下來，警察前來驅散群眾，並將帶頭人士拘捕。翌日，《孖剌西報》形容警方的行動是將暴亂及時制止於萌芽階段 [4] 。
在港居住的華人，亦會不時往返粵港，所以仍然會保留剃髮束辮的滿清傳統。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數千名華人爭相到理髮店剪辮，更有人拿著剪刀在街上強行替人剪辮。11月6日，革命黨人攻陷北京的消息傳到香港時，華人連續兩天放爆竹慶祝，後來證實只是假消息 [5] 。中華民國於1912年1月1日成立，及後1月26日溥儀皇帝被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宮退位。隆裕太后遂於2月12日頒佈詔書，授權袁世凱成立臨時共和政府，清朝正式劃上句號。事實上，北京政權只是換了主人，革命黨人仍未能控制北京。袁世凱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包攬中央實權，繼續與南方的地方政權和革命黨派互相對峙。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廣東成為革命黨重要的根據地，並由元老級人物胡漢民管治。廣東與香港貿易來往頻繁，香港四邑商會在革命前後亦出錢出力支援革命黨人，包括原籍台山的富商李煜堂。以人壽保險業致富的李氏為陳少白的好友，革命期間借出文咸東街的金利堂藥材店為革命黨作秘密通訊之用，革命之後曾出任廣州政府的財政部長。另外，同鄉的李樹芬醫生在1908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可說是孫文的師弟，擔任廣州政府的衞生部長，後來更成為養和醫院院長。香港四邑商人主導廣州政府不少重要職位，商會與廣州政府關係密切，引起港英政府關注，並將四邑商會視為具有政治陰謀的邪惡組織。香港立法局於1911年11月通過《社團法令》，規定所有社團必須向政府註冊，否則即屬非法組織，目的是壓制香港商人在中國的政治參與 [6] 。
袁世凱得商界支持 成正式大總統
西方主流國家傾向承認袁世凱領導的北洋政府，而非革命黨的南方政權，其中一個原因是袁世凱才是滿清皇權的最後終結者，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最有實力的人物就是袁世凱。不過，民國成立之初，稅收嚴重不足，僅得清朝末年的十分之一，而且還繼承了清朝欠下的巨債條款，造成政府巨額赤字。1913年4月，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繞過國會，以鹽稅作為抵押，向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及日本的銀行團合共借款2500萬鎊。銀行團以滙豐銀行為首，滙豐在取得英國政府的同意之後，與北洋政府正式簽署借款條約，年息五厘，分47年償還，史稱善後大借款。
畢竟袁世凱曾接替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政治手腕遠比革命黨老練。袁世凱與時任港督梅含理疏通關係，後者容許善後大借款的部分資金存入香港的銀行戶口，用作重整廣東貨幣，並成功奪取廣東財政主導權。袁世凱的舉動引來廣州國民黨黨員的強烈不滿，直斥善後大借款出賣國家的鹽稅收益，等同賣國行為 [7] 。可是，香港不少華商擁護袁世凱，甚至推舉袁世凱成為正式大總統，期望北洋政府可以穩定大中華的局勢。對於商界而言，社會穩定有利於營商，革命黨的長期內鬥已使不少香港華商失去耐性，轉而支持袁世凱政權 [8] 。
袁世凱政權僅維持四年就要面臨垮台，但其影響力對於香港及中華民國往後的命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913年6月，袁世凱進一步削弱國民黨勢力，短短三星期內罷免江西總督李烈鈞、安徽總督柏文蔚及廣東總督胡漢民。李烈鈞率先發難，出兵討袁。及後在孫文和黃興的領導下，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安徽、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紛紛宣佈獨立，嘗試以武力推翻袁世凱政權。其實當時黨內也有不少聲音勸說孫文，可用議會或憲法等和平的方式拉倒袁世凱，但孫文仍然堅持革命。孫文被後世冠上革命家之名，或者是因為他一生都堅持以革命方式推翻政權。可惜三個月之後，二次革命失敗，孫文再次逃到日本，同年10月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
軍閥割據時代之始
與此同時，世界局勢急劇變化，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9] ，香港的宗主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日本是英國的盟友，而中華民國在1917年之前仍然保持中立。港英政府擔心香港遭受德國戰艦襲擊，曾經與日本政府協商如何保護香港。日本海軍派艦停泊在鯉魚門防範德軍，另一邊廂，日本在1915年向袁世凱政府暗中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迫使袁世凱在5月9日死線前簽訂條約。在現在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眼中，《二十一條》固然是賣國條約，袁世凱也是賣國賊，但在日本右翼史家眼中卻認為中華民國沒有承認過往清國與日本在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締結的條約，所以訂立新約只是確保中華民國會履行承諾，以保障日本在南滿及東蒙地區的經濟權益，特別是鐵路及礦產營運權 [10] 。然而，這段期間香港主流傳媒皆以大篇幅集中報道歐洲戰況，香港對於中日簽訂的條約並無掀起太大的抗議。
直至1916年初，袁世凱復辟稱帝，中華民國由共和制被改為君主立憲制，引發南方各省再次獨立兼且發動護國戰爭。今次護國軍成功擊退北洋軍，袁世凱只坐了三個月皇位就被迫退位，然後再耗多三個月便撒手人寰。北洋政府群龍無首，頓時分裂成無數個軍閥勢力，而其實國民黨也算是軍閥的其中一員。正值此時，民國初年的動盪結合晚清時期的挫折，正誘發著一股強烈的破舊立新思潮。袁世凱死後不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世代知識分子帶頭批評儒家思想（舊思想）和封建帝制如何阻撓共和制度的發展（新思想），即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 促共產黨成立
陳獨秀在1915年於上海創立《新青年》刊物，吸引不少知識分子投稿參與討論，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陳獨秀曾寫道：「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乾淨不可。」陳獨秀、胡適及魯迅等人認為傳統文體如古文、詩賦是續存儒家思想的關鍵，而儒家思想則賦予君臣制度的正當性。因此，眾人提倡文學革命，應以白話文取代古文，才能改變根深蒂固兼且阻礙政治改革的傳統思想。另外陳獨秀又宣揚「德先生」及「賽先生」觀念，德先生即是民主（Democracy）；而賽先生便是科學（Science），藉以西方現代觀念進一步批評傳統儒家學說的不足。
最初，新文化運動只是一場文學革新運動，批判舊文體、提倡白話文。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結束之後，中華民國雖無派兵直接參戰，但仍以戰勝國姿態躋身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知識分子們期望中華民國的代表能夠在和會上廢除《二十一條》等過往訂立的嚴苛條款，遺憾的是，期望往往帶來失望。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5月4日演變成一場學生政治運動，群眾發起大規模罷課遊行，鼓吹抵制日貨及打倒帝國主義。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以暴力宣泄對北洋政府官員的不滿。五四運動承繼了新文化運動的餘熱，眾多知識分子在學術、文化、文學、意識形態及政治啟蒙各自提出不同觀點和論據，既有志同道合，也有分道揚鑣的例子，繼而衍生出各種形式的政治及社會運動，也佐證了所謂的五四精神絕非用三言兩語就能解讀清楚。
另一邊廂，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列寧帶領布爾什維克以暴力推翻羅曼諾夫皇朝，建立無產階級專制政府，並成立共產國際，在世界各地暗中策動無產階級鬥爭，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抗衡。而共產主義則在五四運動期間傳入中華民國。1921年7月23日，以陳獨秀為首的十多名成員，與兩名共產國際成員在上海召開秘密會議，同年8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自此之後，共產黨與國民黨一時鬥得你死我活，一時又結盟共謀，而香港，則無可避免地成為左右兩派的試金石和角力場。
余杰（2020）。《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台灣：大是文化。pp. 100-105
《香港華字日報》。1911年10月12日
《香港華字日報》。1911年10月14日
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19, 1911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39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95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42-243
Ibid. pp. 244
第一次世界大戰由1914年7月28日開始，至1918年11月11日結束。英國將11月11日定為和平紀念日，在香港皇后像廣場旁設置和平紀念碑以作紀念戰爭中犧牲的英靈。
宮脇淳子著，岡田英弘監修，王章如譯（2015）。《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台灣：八旗文化。pp. 200-201
7.2
五四運動後的漣漪
在香港，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並未如北京及上海般熾熱，原因是港英政府及香港富商仍抱著保守觀念，排斥五四啟蒙思想，雙方亦不約而同地，從多方面嘗試壓抑啟蒙思想在香港社會蔓延。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之後，眾多晚清秀才雅士頓失地位，香港成為他們的落腳點，而私立漢文學校則是他們繼續發揮所長的地方，例如湘父學塾在1911年由澳門遷至香港，創辦人盧湘父是康有為的弟子。從1917年湘父學塾的師生合照來看，學生人數超過一百人，雖然規模上無法與中央書院等傳統公立英語學校相比，但不少華籍富商寧可將子弟送入讀漢文私塾，培養傳統儒家道德觀念，可見私塾在香港仍具一定地位。
雨傘遊行、張貼文宣 推廣五四思潮
然而，五四風潮席捲神州大地，香港自然不免受到牽連。6月3日，有九名陶英中學學生手持寫上「國貨」兩字的雨傘在皇后大道遊行，年紀最小的只有九歲，吸引近百名群眾跟隨，惹起警方注意，警官巴剌司路（Inspector Brazil）一直隱藏身份尾隨學生，待時機成熟後才將其拘捕。年紀最大的學生伍秉德被視為帶頭者，需付25元方可保釋，另外八名學生則各付10元作保釋。事件觸發不少學生群起購買雨傘，以聲援被捕學生 [1] 。政府決定檢控該九名陶英學生，控以未得華民政務司牌照下遊行及持有惹人注目的標貼品兩項罪名，旨在殺雞儆猴，但最終只有前項罪名成立，伍秉德被罰10元，其餘學生受警誡後即獲釋放 [2] 。
隨後數日有學生在書攤擺賣新文化思想的書刊，被警察查封沒收。在街上，有人隨處張貼五四文宣，亦被警察到場撕毀 [3] 。在二十世紀初香港與日本商業關係愈趨頻密，日本在亞洲的經濟影響力亦愈來愈強，再加上英國與日本建交，因此吸引不少日僑來港投資和定居，其中灣仔更有「小日本」的別稱。縱是如此，香港仍有出現響應五四運動而抵制日貨的行為，但市面上不少商鋪、百貨公司及餐廳均習慣使用日貨和海產已久，難以霎時之間改用其他貨源。另一方面警察亦加緊巡邏，保護日資商店，以防群眾聚集演變成大規模反日示威。
正如辛亥革命時一樣，港英政府亦加緊防範五四思潮在香港過度擴散，以致社會未有出現大規模罷工罷課示威，但並不代表香港能夠在中華民國的動盪局勢下獨善其身。民眾逐漸受到新思潮所啟蒙，五四運動只是1920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浪潮的序幕。1920年3月，香港機械工人總工會發動罷工，要求資方加薪四成，以彌補通貨膨脹的影響，即使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Richard Hallifax）介入雙方談判，也未能達成共識。清明期間，大批工人返鄉探親，但節日過後卻沒有回港工作，廣州工會對工人提供接濟，使罷工情況一直維持下去。最終，夏理德成功說服資方加薪，工人以勝利姿態結束罷工行動 [4] 。事件發生之後，工人對於工會這類能夠為他們爭取權益的組織信心大增，以致各行各業的工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華籍海員被壓榨 工會發動罷工
1921年2月28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於香港德輔道中成立，工會會長陳炳生、主要委員蘇兆徵和林偉民也是國民黨黨員，工會背景與孫文及廣州國民政府關係非常密切。起初，港英政府拒絕海員工會成立，海員於是聘請律師向倫敦當局上訴。在倫敦施加壓力之下，時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也不願開罪國民黨，故此改變決定批准工會成立，孫文派出代表參加工會的成立典禮。同年，海員總會多次向船公司提出要求改善待遇，包括向華籍海員加薪、允許工會代表在場見證公司與海員的簽約過程，但船公司不但沒有答應上述要求，反而向外籍船員加薪，薪酬還比華籍海員高出幾倍，無異是火上加油 [5] 。
海員總會被船公司多番無視之後，蘇兆徵和林偉民決定於1922年1月13日將行動升級，下午號召幾千名海員罷工返回廣州。航運業是香港經濟支柱，怡和洋行及太古洋行為香港航運業龍頭，海員罷工令到百餘艘船隻在維多利亞港滯留，未能如期靠岸運貨，大小船公司蒙受損失。港英政府固然無法坐視不管。根據《華字日報》的報道，政府曾經在罷工發生當天派華民政務司夏理德親赴海員總會會址，嘗試調停罷工，惟無功而返。
海員參與罷工即等於失去工作，手停口停，在物價騰貴的香港難以生活，而他們大多只是來港謀生，未有落地生根的念頭，因此不少海員在罷工之後選擇離港返粵。當時廣東省長陳炯明乃國民黨資深黨員，希望取得罷工海員的支持，累積自己在廣東省的聲望，所以廣州政府及工會在廣州越華酒店設立罷工總辦事處，表示願意向罷工海員提供膳食和住宿等經濟上支援，以作安頓。
直至1月底，總共超過一萬名海員參與罷工，海員總會煽動其他行業的工會罷工，挑煤工人及渡海小輪工人向資方發出加薪的最後通牒後，翌日加入罷工行列聲援海員。2月，政府態度轉趨強硬，首先將海員總工會定性為非法組織，並派英警查封會館，拘捕工會成員，更將工會的招牌拆走。英警亦荷槍實彈在市區巡邏，防止示威活動發生。
同時間，華商受到罷工影響，生意停頓，於是懇請東華醫院再度挑起調解紛爭的重擔。東華醫院的經費多由華商募捐，自然要站在華商的角度處理問題。東華醫院致函廣州罷工總辦事處，邀請海員派代表回港磋商。蘇兆徵為首的四名代表在2月12日回到香港，其時港英政府亦稍作讓步，不以非法組織罪名即時拘捕蘇兆徵等人。東華醫院希望勞資雙方各讓一步，先安排海員復工，再詳談待遇問題。及後東華醫院以中間人身份替海員代表引見華民政務司夏理德，會上蘇兆徵表明，政府必須恢復海員總會，並歸還被沒收的招牌，才讓海員復工，惟夏理德堅拒蘇兆徵的要求。蘇兆徵等人再被邀請到渣打銀行大廈，與洋人商務局主席商談，但記者不被允許在場採訪，會談內容外界不得而知 [6] 。總體來說，蘇兆徵等人這趟行程並未能緩和罷工浪潮。
蔓延全港大罷工 港府質疑國民黨策動
港英政府為阻止工人離開香港，於2月28日暫停九廣鐵路。罷工至此已維持近一個半月，情況開始急轉直下，廣州罷工總辦事處更動員封鎖粵港關口，暫停向香港輸入糧食，以圖威脅港英政府就範。直至3月1日各行各業響應海員總會的呼籲，超過十二萬名工人參與罷工，佔香港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香港經濟活動幾近停擺，天星小輪需依靠英軍航駛艃；牛奶公司缺乏人手送貨，如欲購奶只能自備空瓶領取 [7] 。3月3日，近二千名罷工工人於油麻地集合，準備徒步沿著大埔道離港返粵，途經沙田遇上政府軍警持槍戒備，阻擋去路。罷工工人不顧安危繼續前進，怎料軍警突然開槍，當場擊斃三名工人，多人受傷，再有兩人重傷不治，此為沙田慘案。
沙田慘案將海員大罷工推至高潮，港英政府似乎已無力挽回局面，英國當局指示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出面調停。其實英國領事早在沙田慘案發生的前一日已抵埗香港，著手與港督司徒拔磋商如何平息事件，最後決定於3月4日香港大會堂舉行和解會談，邀請各方出席，包括海員總會全權代表（以林偉民為首）、洋人船公司全權代表（由怡和洋行擔任）、華人船公司全權代表（由周少岐、胡禧堂、李冠春等人擔任）、廣東政府代表及四名總商會代表（以陸敬科為首）。
在談判桌上的都是各界別的全權代表，皆是極具分量的人物，會談最終成功達成和解。港英政府同意恢復海員總會，並將工會招牌歸還，釋放被捕工人，而所有罷工海員亦可回復原職及加薪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另外沙田慘案的受害者家屬可獲恩恤金。3月8日，政府派員親自到德輔道中送還海員總會的招牌，當時整個中環萬人空巷，附近商鋪紛紛燒放爆竹，群眾在街上巡遊慶祝 [8] 。儘管各行各業工人並未完全復工，但也陸續返回工作崗位，而歷時56天的海員大罷工亦宣告完滿結束。
長期受到資本主義支配的香港，面對這次海員大罷工的衝擊固然不輕，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共產主義迅速崛起，其首項要務就是煽動無產階級工人發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所以港英政府以至英國政府對於香港的罷工行動，確實不可不防。港府認為海員大罷工不盡是出於經濟目的，懷疑是由國民黨策動。縱然海員大罷工不是由孫文親自領導，國民黨也必然在背後推波助瀾，於海員總會代表的國民黨黨員身份，及廣東政府在罷工期間的積極援助，可見一斑 [9] 。即使這次罷工並非由中國共產黨發動，港英政府仍然擔心孫文所領導的國民黨會受到共產主義的左翼思想薰陶。這份擔憂，終究變成事實。
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pp. 124
Ibid. pp.125
Ibid. pp.124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254-255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11-112
《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2月15日
《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3月4日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18
江關生（2012）。《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pp. 44
7.3
左派掀起的粵港罷工浪潮
海員大罷工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省只有32名黨員 [1] ，黨部在南方勢力仍然薄弱，而共產黨初期的營運開支，極度依賴蘇聯共產國際的定期撥款資助。相反，因為海員大罷工的勝利，廣東政府受到省港海員的擁戴，在罷工之後總共有12000名海員加入國民黨 [2] 。對於正在籌備討伐北洋軍閥的孫文而言，國民黨絕對是海員大罷工的受惠者，但若與各省軍閥相比，廣州國民政府的軍事實力顯然還未足以逐鹿中原。
「聯俄容共」期間 常見國共雙重黨籍
孫文渴望提升軍事實力，正好遇上蘇聯駐華代表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接洽中蘇合作事宜。越飛表示蘇聯願意向孫文的廣州國民政府提供大量資金及軍事物資支援，孫文雖不同意蘇維埃制適用在中華民國，但仍然接受越飛的國民黨改組建議，在1923年1月26日共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自此之後，國民黨提出三項新綱：「聯俄、容共、扶助農民」，同樣也是孫文對於國民黨的遺訓，成立於1924年的廣州黃埔軍校，正是中蘇合作之下的產物 [3] 。
孫文宣佈第一次國共合作不久後，便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儘管當時孫文是國民黨的靈魂人物，但他死後亦沒產生嚴重影響，因為黨內仍有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廖仲愷等接班人，支撐廣州國民政府的運作。即便廣東楊希閔及劉鎮寰藉著孫文去世而起兵叛變，還是由胡漢民平息下來。孫文生前對胡漢民評價最高，稱讚胡漢民在學問和道德方面是廣東難得的人才，當總理更是綽綽有餘 [4] 。不過，胡漢民與孫文經常意見不合，早年曾反對孫文以武力討伐袁世凱，後來又不滿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但孫文心中敬佩胡漢文，所以一直重用他處理國民黨的內務。
曾在日本軍校留學及遠赴蘇聯考察的蔣介石，對於「聯俄容共」亦有意見──他認為蘇聯目標是扶正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誠心協助中華民國發展。而廖仲愷與汪精衛皆是國民黨著名左派人物，廖仲愷贊成「聯俄容共」，而汪精衛起初亦贊成與共產黨合作，但於1927年轉趨反共。另外，當年策動海員大罷工的海員領袖林偉民及蘇兆徵，分別在1924年及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林偉民到訪蘇聯時加入，而蘇兆徵則是受到李大釗的邀請而加入，短短三年間更爬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個領導階層。必須指出的是，在「聯俄容共」期間，同時隸屬國民黨和共產黨身份的情況相當普遍，共產黨始創人毛澤東和鄧中夏在1920年代都曾經加入過國民黨。
六大訴求 爭取自由
1925年5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委員包括蘇兆徵及林偉民，而鄧中夏被選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各人正看準時機在香港醞釀另一場罷工運動。當時共產黨在香港只有十名黨員，另加成員僅有十餘名的共青團，均是屬於地下組織 [5] 。鄧中夏並無信心、亦沒有資源引發像海員大罷工這般規模的運動。足夠的資金、糧食和住宿以安頓罷工工人，是維持長時間罷工運動的基礎，以當時共產黨的狀況實在無法負擔。反之，左傾的廣州國民政府恰巧有這個本錢，此刻鄧中夏只需依附國民黨的力量，並等待契機出現。
1925年5月30日，近三千名學生及工人在上海遊行示威，抗議日本工廠虐待華工。遊行期間遭租界的英警開槍鎮壓，造成十三名華人死亡，多人被捕，史稱「五卅慘案」。慘案發生之後，隨即觸發全國激進的反英風潮。在廣州，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號召近萬人參與集會及遊行，反對英國帝國主義。鄧中夏、林偉民、蘇兆徵等工會委員當然不能錯失良機，在6月初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通過發動香港罷工動議，成立全港工團委員會。鄧中夏與楊殷等黨員親自趕赴香港，遊說各行各業的工會領袖組織「三罷」行動──罷工、罷課及罷市，並且表示委員會能夠解決罷工工人的糧食及住屋等需要。
雖說香港為英國殖民地，但單憑「五卅慘案」而觸發的反英情緒，確實難以煽動香港工人放低生計參與罷工。鄧中夏固然深明這個道理，為鼓勵香港工人支持罷工，全港工團委員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項訴求 [6] ，為本地工人爭取權益，藉此拉攏民心。第一項訴求明確指出華人應享有集會、結社、罷工、言論及出版自由，並要求港英政府立即釋放被捕記者；而華工享有立法局的選舉權被列為第三項；限時每日工作八小時、設立最低工資則為第四項，以上訴求由左派人士提出，作為工人復工條件，並為香港華人爭取民主、自由及人權 [7] 。不過，罷工是結合多項動機而成的一場民眾運動，不可能純粹基於反英愛國或爭取權益便可推動。更何況，民主自由的價值在現今社會中仍然有人不放在眼內，莫說從前。
二十萬人參與 比海員罷工更浩大
經歷過海員大罷工之後，香港海員總會的政治取態已明顯左傾，在6月19日率先響應鄧中夏的號召，緊隨其後的是電車工會及印務工會，還有洋務、起落貨、煤炭、機器工、船塢工會紛紛宣佈罷工，每日都有數以千計的工人罷工離港。6月23日，在廣州沙基發生另一宗慘案，駐紥在沙面租界的英、法士兵向對岸沙基的示威群眾開槍鎮壓，釀成幾十人當場死亡，直接將罷工浪潮推至高峰。短短十五天，全港有二十餘萬人罷工，近十三萬人離港，展開一場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發展得如斯順利相信連鄧中夏也感意外，規模之大比起三年前的海員罷工，青出於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