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戴望舒離港去京前，是住在葉靈鳳家裏的。葉靈鳳 送戴望舒北上，但他自己卻並沒有離開香港。1950年戴望舒在北 京因哮喘突發去世，葉靈鳳寫文章悼念，文中說：“我想他一定
20《文學導報》（即《前哨》），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5日。
21魯迅：《〈集外集〉•〈奔流〉校編後記》，載《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60頁。
22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5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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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靈鳳（右）與羅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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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死得瞑目的，雖然有點依依不捨。因為他終於能夠埋骨在 新生的祖國土地上；若是客死在這孤寂的島上，我想作為詩人的 他，一定死得不能瞑目了。”23是不是可以反過來說，葉靈鳳客死 香港就不能瞑目了？
1975年葉靈鳳去世的時候，香港出現過一批悼念文章，如羅 孚的《我所知道的葉靈鳳先生》、黃蒙田的《小記葉靈鳳先生》、 三蘇的《悼葉靈鳳先生》和劉以圏的《記葉靈鳳》等。不過，這 些文章都避開了葉靈鳳的淪陷區經歷，免談“漢奸”問題。
新時期以後，葉靈鳳的“漢奸”問題始被揭開。首先，1981 年版《魯迅全集》改變了對於葉靈鳳的註釋。該版《魯迅全集》 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將潘漢年與葉靈鳳合註，曰："葉靈 鳳( 1904-1975)，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他們都曾參加創造 社”。拿掉了葉靈鳳“漢奸文人”的帽子，這在後來被稱為“註 釋平反”。
致力於為葉靈鳳平反的代表人物，是香港資深文化人羅孚。 自1985年起，羅孚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葉靈鳳的文章，為他辯 護。1985年9月16日，羅孚寫下《葉靈鳳的後半生》一文，文 中提到有“金王”之稱的香港金融界鉅子胡漢輝寫於1984年的一 篇回憶文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胡漢輝說：被國民黨中宣部派 到廣州灣的陳在韶，“要求我配合文藝作家葉靈鳳先生做點敵後 工作。靈鳳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屬大岡公司工作的方便， 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給我負責轉運”。z，羅孚由 此認為，“這至少說明，葉靈鳳名義上雖然是在日本文化部門工 作，實際上卻是暗中在幹胡漢輝所說的抗日的彳青報工作’的“。
23葉靈鳳：《望舒和〈災難的歲月〉》，載陳智德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 葉靈鳳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7)，225頁。
24註：葉靈鳳工作的是大同公司'這裡的“大岡”公司應係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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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有關於1957年版《魯迅全集》對葉靈鳳的註釋，羅孚認為“1957 年版《魯迅全集》的那一條注文，顯然是’左’手揮寫出來的， 那些迷霧應該隨着新的註文而散去”。25
羅孚以“柳蘇”之名發表於1988年第6期《讀書》雜誌的 《鳳兮鳳兮葉靈鳳》，是一篇較有影響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 羅孚開始涉及葉靈鳳在淪陷期間發表的文字。他主要提到了三篇 文章：（1 ） 1942年發表於《新東亞》月刊上的《吞旃隨筆》；（2） 1944年發表於《華僑日報》副刊“僑樂村”的《煤山悲劇三百年 紀念——民族盛衰歷史教訓之再接受》；（3）1945年在《香島日 報》連載兩期的小說《南荒泣天錄》。羅孚高度讚揚了葉靈鳳在 日本統治下借古喻今，“寄故國之思，揚民族大義”的做法。羅 孚也提到了《大眾周報》，“而在可能是他自辦的《大眾周報》中， 每期都有署名‘豐’的《小評論》，就看到的幾篇來說，也多是 不痛不癢的文字。這一切看來屬於負面的東西，似乎並不能掩蓋 ‘吞旃'、彳'青報’和坐牢的正色”。由此，他再次強調：“舊版《魯 迅全集》（ 1957）的注文，說葉靈鳳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不 能說它毫無‘似是’的根據（連戴望舒在抗戰勝利後也被檢舉過 曾經‘附敵‘呢），而‘文革’後新版《魯迅全集》（1981）注文 中替他摘下了 ‘漢奸文人’的帽子，就更不能說不是實事求是的 平反了。” 26
羅孚的文章奠定了 80年代以後學界對於葉靈鳳的基本評 價，後來出現的材料和文章則在不斷地進一步地驗證和深入這種 說法。羅孚本人在後來的文章中，也不斷推進自己的看法。1990 年4月，朱魯大在香港《南北極月刊》發表《日本憲兵部檔案中
25羅孚：《葉靈鳳的後半生》，載馮偉才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羅孚卷》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224、226頁。
26柳蘇：《鳳兮鳳兮葉靈鳳》，載《讀書》，第6期7988年，2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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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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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淪陷區
的葉靈鳳和楊秀瓊》一文，披露出日佔時期香港憲兵隊本部編寫 的“極秘”文件《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其 中提到淪陷時期的葉靈鳳，在“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 室香港站任特別情報員，後來更兼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香港黨務 辦事處幹事”，“每月支領工作費五十元”。朱魯大稱讚羅孚在《鳳 兮鳳兮葉靈鳳》一文中對於葉靈鳳的平反，不過同時批評了羅孚 認為葉靈鳳並非“正規”地下工作者的說法，並且認為羅孚忌諱 葉靈鳳與國民黨的關係，“不可因葉靈鳳早年參加創造社，受過 國民黨警憲拘捕，便斷然一口咬定’不能把葉靈鳳稱為國民黨的 地下工作者’。當時的中共不也要搞統一戰線，為了抗日可以捐 棄一切成見麼” ?27
如朱魯大所言，羅孚的確不願意把葉靈鳳與國民黨扯到一 起，他辯解說：“他不是國民黨員。他是先成為’特別情況員' 後，才成為’常務幹事’的。他似乎不是為‘國民黨’辦事， 而是為國辦事，為中國對日抗戰的大業服務”。反過來，羅孚 似乎很希望把葉靈鳳與中共聯繫起來，他專門提到葉靈鳳與潘 漢年乃親密朋友，“潘漢年後來又是著名的中共情報高手，開展 甚至主持對國民黨、尤其是對日本佔領軍的情報工作，取得輝 煌的成績。葉靈鳳這個’特別情報員’和他沒有關係，在這方 面，葉是遠遠不能和他相比了。但戰爭結束後，潘漢年又來到 香港，兩人還是有來往的。共同有些什麼‘機密'，一般人就不 會知道了”。28
羅孚將葉靈鳳與中共聯繫起來的說法，還真的不無根據。
27朱魯大：《日本憲兵部檔案中的葉靈鳳和楊秀瓊》•載《南北極月刊》，第 239 期 7990 年 4 月 18 日'58-62 頁。
28羅孚：《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載《香港筆薈》，第11期T997年3 月，158-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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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姜德明，早在戰後戴望舒與葉靈鳳被聲討為“漢奸”的時候， 夏衍就在1945年10月24日終刊號《建國日報》“春風”副刊上 以編者名義為戴望舒和葉靈鳳辯護。關於葉靈鳳，夏衍這樣寫， “葉靈鳳也是香港文協分會理事，他也是當時香港反對汪逆’和 平’的健將，香港淪陷後，本報同人之一曾和葉氏在防空洞中相 遇，約其同行離港，葉答以有事不能遽離……”。夏衍的措詞還 是較為謹慎的，他提到葉靈鳳在淪陷時期出獄後編過敵偽刊物的 事，同時也提到葉靈鳳自淪陷後即負有使命留港的說法，“葉氏 經過詳情，恐怕要等他脫險後自己來說明，我們希望暫時不作過 早的結論”。1988年，姜德明在回顧這段往事的時候，感到“夏 衍同志公開發表這意見是用心良苦和實事求是的，或者還有什麼 難言之隱”。他便致函夏公詢問此事，夏衍在8月12日回覆了 他，言：“在防空洞裏遇他的是我，他說‘有事'則是1939年潘 漢年交給他的'事'，後來（解放前的四七、四八年）潘說過： 要他（指葉）保持超然的態度，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將來’為 我們幫忙，。
此外，有關於葉靈鳳出席“大東亞文學家會議”的事情，也 被洗冤。葉靈鳳夫人趙克臻於1988年6月24日致信羅孚，對此 進行了說明。羅孚在1988年8月的《葉靈鳳二三事》一文中予以 了糾正：“還弄錯了一件事情。一九四二年，東京召開了一個’大 東亞文學家會議’，當時的香港報紙上有消息，說香港將有兩名 代表出席，其中之一就是葉靈鳳，另一人不見刊出姓名。但這以 後我所見到的資料中就不再有葉靈鳳和另一人參加會議的報道 了 '推想大致是人出席了——而沉默對待，沒有發言，因而無 事可記。這是想當然，事實卻並不如此，葉靈鳳夫人趙克臻說，
29姜德明：《夏衍為戴望舒、葉靈鳳辯護》，載《文匯報》'198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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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就沒有參加過這個會議，也從來沒有去過東京。” 3。隨着證 據的不斷出現，葉靈鳳的形象愈來愈“完美” 了。
此後，對於葉靈鳳淪陷時期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羅孚的方向 上，於微言大義之間解讀他的“民族大義”。這一點可以張詠梅 於2005年發表的《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讀〈華 僑週刊•文藝週刊〉(1944年01月30日至1945年12月25日) 葉靈鳳的作品》一文為代表。從題目上屈原的詩句就能看出來作 者的思路，此文對於葉靈鳳發表於《華僑日報》的《鄉愁》、《讀 獨漉堂詩》、《記鄭所南》、《風情小品•杜鵬》和《少年維特之 重讀》等文章進行了重讀，分析“葉靈鳳在文章中借用中外歷史 文學典故，暗中抒發家國情懷”的做法。作者專門提醒我們，“葉 靈鳳沒有離開香港，還要在日本統治下寫稿編輯，恐怕內心不無 所感，在現實環境的種種限制下，他不能公然表白個人立場，只 能夠盡量在文章中埋下伏筆，筆者循此方向解讀葉靈觀淪陷時期 的作品，希望能夠讀懂其‘真‘意”。3]
(二)
筆者對於葉靈鳳的印象，原先基本上來自於上述研究，但在 實際看到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時期所發表的文字後，看法卻完全改 觀，並且感覺相當意外。
羅孚在談到《大眾周報》的時候說：“就看到的幾篇來說， 也多是不痛不癢的文字”，其他學者給人的印象，也是這些材料 無足輕重，完全不能掩住葉靈鳳抵抗日本人的光輝。事實怎樣
30羅孚：《葉靈鳳二三事》(1988)■載馮偉才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 羅孚卷》，244頁。
31張詠梅：《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讀〈華僑週刊•文藝週 干[|〉(1944.01.30-1945.12.25)葉靈鳳的作品》-载《作家》，第37期，2005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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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下面，我把葉靈鳳的這些媚日親汪的文字大致整理出來，請
讀者自行判斷。
香港淪陷以後，葉靈鳳任職於日本軍方辦的大同
書印務
I圖
局，1942年8月主持《新東亞》雜誌，1943年4月任《大眾周報》 社長，1944年1月主編《華僑日報》“文藝週報”，1944年11月
30日主編了《香港日報》“香港藝文”。葉靈鳳在多種報刊發表 了大量的文章，這裏面除了 “書淫艷異錄”系列' 讀書筆記'電
影評論等之外，還有大量的公然支持日本侵略者和汪偽的文章， 這些文章主要發表在《大眾周報》上。
1943年12月，是太平洋戰爭也是日本侵佔香港兩週年， 葉靈鳳發表《聖戰禮讚》，稱：“為了東亞，也為了自身，我們 應該協力日本從事大東亞戰爭。這也就是東亞戰爭之所以為聖 戰。”“為了東亞的未來，為了中國的未來，協力日本完成這名 副其實的聖戰，我們責無旁貸。”非文章公然沿用日本侵略者的邏 輯，將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說成是“聖戰”，是對於中國的拯救， 並號召中國人協力支持。
在《日本真意之認識》一文中，葉靈鳳代表四萬萬中國人 表示理解日本人的善意，“中國民眾已經從日本所表示的真誠態 度上，理解日本所企望於中國者，決不是四萬萬人成為日本的奴 隸，而是四萬萬人成為日本的友人。” 力在《當前局勢之認識》一 文中，葉靈鳳居然為自己這一代人能夠趕上這個“解放亞洲”的 機會而榮幸-“這一場戰爭的執行責任恰巧落在我們這一代身上， 我們應感到自己所肩負的歷史責任之重大，同時也應感到一種光
32葉靈鳳：《聖戰禮讚》，載《大眾周報》，2卷11號37期，1943年12月11 日，署名“豐”。
33葉靈鳳：《日本真意之認識》'載《大眾周報》，2卷23號49期，1944年3
月4日，署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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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如果驅逐英美侵略勢力，解放亞洲的大任能在我們這一代的 手中完成，為了子孫，則目前任何艱苦的忍受也是值得”。34日本 侵略中國，美英幫助中國抗擊日本，是中國的同盟國，葉靈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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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認為，日本是幫助中國抗擊美英，這無疑是一種顛倒的說法Q
葉靈鳳認為，在這“聖戰”中，文化人應該承擔自己的責 任。在《筆桿報國——紀念大東亞戰爭兩週年》一文中，葉靈鳳 響應日本文學報國會及言論報國會的主張，談到“道義的戰爭必 然是長期的，不僅是物質的建設戰，而且也是思想的建設戰。長 期建設戰的真諦，不在‘全國皆兵’，而在動員所有的人力和物
力，各就本位去從事戰爭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生產工作。因此在文
化人在長期建設戰爭中的任務，不是’投筆從戎‘，而是‘筆桿 報國’” ”5他還提出了 “生活決戰化”的口號，認為“不要誤認
戰爭是
家的事，至少是前線戰士的事”，而是與我們的生活息
國
息相關，所以我們要將生活看成是一場戰鬥，“人生無一刻不是
在戰鬥中，尤其是目前的這場戰爭，戰爭的勝敗不僅關係着我們 自身'也關係着我們的子孫。我們如果不願再做旁人的奴隸，我 們如果想獲得一個自由的將來，則唯一可靠的保證便是在這戰爭 中戰勝英美”。我
那麼，大東亞戰爭與中國民族文化之間是什麼關係呢？葉靈 鳳在《中國人之心》一文中回應了日本人谷川徹三在香港有關“日 本人之心”的演講，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是與正在進行的 大東亞戰爭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他甚至於提出：“也許是由於 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的醒覺太遲鈍了一點，否則，發動大東
34葉靈鳳：《當前局勢之認識》，載《大眾周報》，2卷26號51期7944年3 月18日，署名“豐”。
35葉靈鳳：《筆桿報國——紀念大東亞戰爭兩週年》，載《大眾周報》，2卷 10號36期，1943年12月4日。
36《大眾周報》，2卷18號44期7944年1月29日，署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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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周報》1
《大眾周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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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戰的責任，早已在多年以前由中國，或者中日雙方共同擔負 了也說不定”。“從當前的環境說，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東亞的 未來，我們在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的過程中，除了加緊認識日本 之外，應該一面更加緊認識自己”。37也就是說，由於中國人思想 落後，“大東亞戰爭”才由日本人領了先，當下的中國人只能提 高覺悟，配合日本人的“大東亞戰爭”。
葉靈鳳還發表了不少直接吹捧日本統治者的文章。《記香港 三長官》一文，分三個部分分別寫日本在香港的司法官栗本一 夫、稅務所長廣瀨駿二和電訊局長今村守三。日本侵略者在葉靈 鳳的筆下無不誠懇可親，在第一部分中有栗本一夫與葉靈鳳的對 話，栗本一夫說：“我立心要使中國人詳解我們的好意，所以我
決心要用誠懇的態度和平等的待遇來對中國人，使中國人漸漸
地對我們明白詳解而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你以為我的政策對
嗎？"葉靈鳳寫到，“是的，’誠懇的態度，平等的待遇’，這正
是我們中
人夢寐求之的事兩國間的聯合和融洽，就可以
國
從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實現了，”非
葉靈鳳對於日本人的吹捧，常和“中日友好”的論述結合 起來。他在《華僑日報》“文藝週刊”第9期“編輯後記”中， 感謝神田先生和島田先生兩位，並提到“中日事變已相持了六七 年，但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下-中國文藝者從不曾在文化上將日本 當作過敵人。這一種信念，我相信日本文藝家聽了之後和我們一 樣從這上面會感到無限慰藉的”。葉靈鳳吹捧日本人的文章非止 一處，其他還有《兩長陸大的飯村穰中將》、《日本駐德大使大島
37葉靈鳳：《中國人之心》' 載《大眾周報》，1卷24期, 1943年9月11日， 署名“葉靈鳳”。
38葉靈鳳：《記香港三長官》，載《大眾周報》，2卷12號38期，1943年12 月18日，署名"鳳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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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和《秋燈照顏錄》等，從文中看，葉靈鳳與日本官員來往密 切，相當熟稔。
葉靈鳳吹捧日本海軍，甚至不惜以中國甲午戰爭之敗作為陪
襯，“四十年前，日本海軍以戰勝滿清北洋艦隊餘威，進而殲滅
帝俄龐大艦隊，遂成為東方唯一大海軍國”。葉靈鳳認為，“巍
立於東亞”的日本海軍今日與英美海軍一戰，頗有當年日本戰勝 中國與俄國的氣勢，“今日日本海軍主力艦隊深自韜晦，靜候良 機，未始不是在襲用當年東郷元帥的故智”。讀這篇文章，感覺 作者像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39
除支持日本侵略者，葉靈鳳還鼓吹汪偽投降主義。他創作了 《和平救國》一劇，在日本官方報紙《香港日報》“綠洲”上連載。 這個劇本的主要情節，是中國抗日部隊中的軍長、參謀長等官兵 間的對話，內容是主張中國將士不應該抗擊日本，因為日本不是 侵略中國，而是幫助中國人實現國父的理想。劇中指出：“現在 的戰爭，是國父的理想，是為了完成’大亞洲主義’，實現大東 亞和平的戰爭，並非是日本對於中國侵略的戰爭，因此，一般人 的作戰目標，也就為了這一大轉變而放棄和日本敵對的態度了。” 劇中甚至還提出，戰爭“是我方主動的，並非日本主動的，只要 我們不惹他，不敵視他，日本決不來侵犯我們”。劇中明確提倡 “和平救國”，這“‘和平救國’的論調，就是一個當小兵的，也 都能了解，只是膽小的不敢說，膽大的呢？就是槍斃他，他還是 要說，所以少數人還抱着抗戰到底的意念之外，多數都不願意再 打了”。這個劇本看起來就是公然在替日本策反，劇本中的確也 提到，“我們所逮捕的‘漢奸’，多半是兵士的家屬親友，他們 在軍人監獄所講述的一切 ' 非但能激起反叛的局面，更足以引起
39葉靈鳳：《日本海軍》，載《大眾周報》，3卷9號61期，1944年5月27日，
署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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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戰的心情”。劇中認為，國內之所以主張“抗戰救國”，其原 因是“中國要人”的財產寄存在英美兩國，“我們現在是為了保 護中國要人的財產而抗戰，並不是為了國家興亡而抗戰了”！由 此，官兵們今後的目標，不是對付日本人，而是對付“英美”， 對付“共產黨”，並且喚醒抗戰分子，“我們今後，進一步的作戰 目標，都是對付’亞洲公敵英美’，同時要負責’維持中國的治 安，肅清危害中國的共產黨’，更加要努力，把‘盲目抗戰分子， 喚醒過來’，造成’整個東亞的和平體勢’”。40
對於漢奸劉吶鷗，葉靈鳳也不吝吹捧。本來私下的朋友，即 使漢奸，從個人角度懷念也並無不可，但葉靈鳳卻是從“中日親 善”的角度去稱讚劉吶鷗的，“他是中日親善的實踐者，他愛日 本，他更愛中國，他對於中日親善，東亞共榮的努力，可惜壯志 未酬，竟以身殉”！由此他認為，劉吶鷗的去世，是“中國文化 界和電影界的重大損失”。41聯想到新感覺派的另一位大將穆時英 附逆的時候，戴望舒毫不容情地將自己的這位妻兄驅逐出香港文 協，葉、戴兩人在境界上無疑有天壤之別。
葉靈鳳這些公然支持日本侵略者及汪偽的賣國文字，實在讓 人難以置信。上述文字多數來自於《大眾周報》的“小評論”， 這些“小評論”並不“小而是置於首頁最顯著位置的社論， 是每期《大眾周報》的靈魂文章。事實上《大眾周報》剛創刊的 時候，用的都是“社論”，後來“社論”和“小評論”交替使用。 作為負責人的葉靈鳳，在此發佈媚日親汪的思想，無疑具有惡劣 的社會影響，絕非無足輕重。
40葉靈鳳：《和平救國》，載《香港日報》，1944年2月10-11日、1944年2月 13-18日、1944年2月22日，署名“趙克臻”。
41葉靈鳳：《看“瓊宵綺夢”有感》，載《大眾周報》，1卷25期，1943年9 月18日，署名“趙克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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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孚認為《大眾周報》“小評論”的文章是“不痛不癢”的，
這顯然是誤判。由於沒有看到原始文獻，羅孚先生還產生了另外 一些誤判。在《鳳兮鳳兮葉靈鳳》一文中，羅孚說：《南荒泣天靈》 “很可能是以南宋在廣東抗元的故事為背景的一個歷史小說”， “如果是這樣，這顯然是在日軍統治之下，寄故國之思，揚民族大 義的作品”。事實上，《南荒泣天靈》所寫的並非南宋發生在廣東 的抗元故事，而是關於明清之際的。羅孚的主要錯誤並不在於朝
代這一點，而在於他對於葉靈鳳以南宋寄託民族大義的一廂情願 的想法。葉靈鳳恰恰有一篇論述南宋與今天中日戰爭的文章，可 以說直接打了羅孚的臉。這篇文章題為《國破山河在》，發表於 1943年10月23日《大眾周報》。文章提到：“聽說國內的論者， 近來很喜歡將中國目前的現狀比作南宋。不錯，擅腥遍地，半壁 偏安，粗粗一看，確是有點南宋末年的淒涼情狀；可是仔細一 想，醒覺了的中華民族意識，決不是臨安小朝廷君臣那麼的銷沉 頹唐，而今日的日本帝國，一再反覆申說對中國並無絲毫領域野 心，也決非意存牧馬中原的當年金人可比，則這比喻，不僅不倫 不類，而且根本沒有認清當前的局勢。” “如果我們能夠協力日本 完成大東亞戰爭，則我們必然從這次戰爭中擺脫世紀的桎梏而獲 得解放。”“這就是我們所以要沉着努力的原因，這也是當前的中 國局勢決不能同南宋末年相提並論的原因。”在葉靈鳳看來，今 日之日本人對中國毫無領土野心，怎能與宋金相比，而當下進入 了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中華民族意識，又怎能與南宋臨安小 朝廷相比？羅孚如果看到這篇文章，大概要跌破眼鏡了。
陳君葆是一位知名的香港文化人，當時也留在香港淪陷區， 與葉靈鳳過從較多，他對於葉靈鳳的記錄評論無疑具有重要價 值。當時，葉靈鳳經常動員他去參加日本人組織的活動，約他寫 文章，讓他不無怨言。在《陳君葆日記》中，1944年7月6日有 一則葉靈鳳動員他參加香港新聞學會成立大會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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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靈鳳們組織新聞學會邀我作名譽會員，已設法推辭，今天他們開 成立大會，靈鳳又寫信來約去參加並說“總督也出席 ' 而且有午餐”， 我待不去，他打電話來說“座位是排好的，缺席恐不好看”，於是我只 得去了，在一方面看，倒像哺飲似的。
午前便到東亞酒家去，坐在我旁邊的是鮑少游，佈置倒有些特別。 這也許因為幾年來參加這種儀式還是第一次。演說台兩旁分列各官員座 位，首為磯谷總督，他右手是大熊海軍司令，以下則左右分開計泊總務 長官，市來民治部長，那邊則為野間憲兵隊長等武官，和羅旭和周壽臣 等，環繞着在中心的來賓和會員座位，這種排法，很有些特別，彷彿有 點像北帝廟裏的情形。42
文中開頭提到“葉靈鳳們”組織新聞學會，下文又提到學會 理事長是際籐俊彥，顯然學會是日本人成立的，葉靈鳳是中方組 織者，所以他積極催請陳君葆。在成立大會上，葉靈鳳與總督及 日本軍方上層濟濟一堂，儼然風光一時。從行文看，陳君葆對於 葉靈鳳的做法不太以為然。
至日本投降，陳君葆覺得葉靈鳳的作風仍未改變，並因此對 於他的人格發生了懷疑。據1945年8月23日記載，“靈鳳的意 志似見動搖了，他的《文藝週刊》時期的作風仍未能免。我真不 明白，他留港的目的在發財呢，抑或在有所建樹？現在的結局不 曉得當時他曾否有着真正的信心；抑或純然投機主義” ？ 43這個問 題，到現在還沒有答案。
需要提及的是，2013年盧瑋鎏、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 的《淪陷時期杳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就已經披 露了葉靈鳳的相關材料，但並沒有引起注意。這應該與編者的態
42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2〔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2004〕 ， 262-263 頁。
43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2，399-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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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關，盧瑋鎏等人自身就沒有重視葉靈鳳的這些賣國文字，而 是一如既往地維持着羅孚等人的看法。直至2017年，盧瑋鎏等人 在編另一本《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時，仍然只是輕描淡寫 地說：“他最為人詬病的寫作是為《大眾周報》寫的‘社論‘、‘小 評論'欄目。作為該刊負責人，代表該刊或統治者發言，社論非 寫不可。題材必須應付時局，但又不能只抒己見，夾於兩難中， 那就要靠筆鋒轉彎抹角處了。” 2018年陳智德出版的《板蕩時代 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一書，是香港學界研究香港 抗戰時期文學的最新成果'其中對於葉靈鳳的評價仍然未有變化。
（三）
前文提到葉靈鳳之妻趙克臻曾給羅孚寫過一封信，說明葉靈 鳳並沒有出席大東亞會議。信中還提及葉靈鳳出獄的情況。
信中說：“在香港淪陷後，那時國民政府的特務頭子’葉秀 峰’，他指揮留港的特務人員，組織了一個通訊機構，負責人名 叫‘邱雲’，他暗中聯絡各界人士，計有金融界的胡漢輝、教育 界的羅四維 、 文化界的葉靈鳳等人。並在另一特務人員’孫伯年' 的家中，設有小型電台。可惜此組合進行不到一年，已被日軍偵 破，在孫君家抄到一份名單，就此將葉靈鳳'羅四維等，及其他 被拘捕的約有五十多人。”三個月後，葉靈鳳終於出獄，“不久 邱氏兄弟及羅四維亦相繼出獄，聽說在某種條件下，要為對方服 務。可惜其他四十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獄中，內中也有 無辜的，此案就此了結”。在這裏，香港學者鄭明仁的疑問是， “由於趙克臻認為葉靈鳳的‘同黨’邱氏兄弟是答應為日本人服 務才獲得釋放，故很難相信葉靈鳳的釋放，是沒有條件的”。"這
44鄭明仁：《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
司，2017），149 頁。
202
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個疑問，我以為是有啟發意義。
從趙克臻的敘述上看，被釋放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除胡漢 輝事先逃脫外，國民黨這個地下通訊機構的負責人邱氏兄弟、教 育界的羅四維、文化界的葉靈鳳等人俱被釋放。很顯然，是因為 這些人尚有利用價值，在他們答應某種為日本人服務的條件後， 釋放出來是對日本人有利的。葉靈鳳被釋放的原因，大概就是 如此。
這可能是解釋問題的一條思路：即葉靈鳳開始的確是地下黨 員，然而在被捕後，答應了日方某種條件，於是後來積極為日方 服務。葉靈鳳被捕的時間是1943年5月，而他所寫的媚日文章 的確都在此後，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偶然？在沒有充分依據的情 況下，這只能是一種推測。至於葉靈鳳內心仍有痛苦和掙扎，並 通過微言大意和弦外之音表現出來，我覺得這並不奇怪，畢竟他 還是中國人。
以上的論述，主要從真偽、表裏的角度着眼，我總覺得，將 葉靈鳳的行為完全視為被脅迫，有點過於簡單，這裏試圖從另外 一個路徑深化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在我看來，葉靈鳳的言 論其實有其內在思想脈絡，它與香港的殖民地處境密切相關。
在有關抵抗與投降的問題上，葉靈鳳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葉 靈鳳認為在勝利無望的情況下，為拯救國民於水火而選擇和平， 是明智的做法，它較之於統治者為了個人利益而戰，犧牲國民生 命，更為高明。葉靈鳳在《投降，賣國與光榮的和平》一文中指 出：“眼見戰爭的目的一時無法達到，或是除了訴諸武力之外尚 有其他途徑可循，這時，為了國家民族的福利，為了不忍生靈塗 炭•領導戰爭者毅然將戰爭結束，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 燒’的絕大決心，只要對於國家民族有利，即使與敵人作城下之 盟也不辭'即使自己成為一時唾罵的目標也不辭，這樣的'和平' 就是光榮的和平，而這樣的和平工作也非真正的大勇者不能擔
203
任。”45葉靈鳳對於戰爭的這種看法，其實並不孤立。值得注意的 是，葉靈鳳的這篇文章寫於1943年9月18日“九一八” 12週年 紀念的時候，而在12年前的時候，這正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國民 政府的想法。葉靈鳳對於汪偽“和平救國”思想的同情，應該就 是從此思路延伸而來的。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香港的特殊性。日本的“大東亞 戰爭，，，對於中國與對於香港的意義是大不一樣的。日本的，，大 東亞共榮圈”理論以解放殖民地為號召，其前提是歐美殖民主義 對於世界的霸權，特別是對於東亞的殖民侵略，其基本點是以東 亞為單位抵抗歐洲的殖民主義。就此而言，“大東亞宣言”認為， 東亞各國應該攜起手來，“使大東亞解脫英美之桎梏，保障其自 存自衛”，而大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尊重其自主獨 立”、“互相尊重其傳統”和“撤廢人種的差別”等。46
對於主權獨立的中國而言，“大東亞理論”就是侵略的借口， 對於香港以及東南亞前殖民地國家而言，“大東亞理論”卻有恰 中懷抱的意味。香港本來是英國殖民統治地區，在日本人看來， 是他們幫助香港人推翻了英國殖民統治，恢復了東方文化。就認 同來說，香港人的確處於尷尬的地位。一般來說，殖民地是通過 認同舊的政權來抵抗外族侵略的，然而香港之舊政權本身卻是英 國殖民統治。日本之推翻西洋殖民主義，恢復東方文化，對於香 港人來說，不能不說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事實上，同樣受到日本 侵略的東南亞國家，事後並不怎麼憎恨日本，原因就在於日本幫 助他們推翻了西方帝國主義。
45葉靈鳳：《投降•賣國與光榮的和平》•載《大眾周報》，第1卷25期， 1943年9月18日。
46《大東亞共同宣言》-載《大眾周報》，第2卷7號33期，1943年11月13 日。
204
對於日本在香港的“去殖”行為，學界很少予以注意，而 從葉靈鳳的記載看，正是這種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打動了他。在葉 靈鳳主編的《新東亞》雜誌第1期上，有一篇署名“黃連”的文 章，題為《香港的透視》，其中這樣描寫日本佔領香港後的新貌： “香港重光後，文化事業有着很大的改變。換句話說，香港的文 化，已由洋化回復東方文化了。流行的洋文、洋話，已完全不合 時宜；厚厚的重重的而價值又特殊昂貴的洋書，多成廢物，不為 人所珍愛。街道的洋名，已經更改了。日文書籍，特殊暢銷；中
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國國文國語，也頓見抬頭而顯見其原有的價值。港大馮平山圖書
館的國粹書籍，幸能保存，當局很重視它。除好好保存它外，還 計劃設立一間博物館。”日本佔領香港之初，即把香港大街上的
英文招牌全部拆除，又把維多利亞皇后像移走。對於中文的圖書
館、書局則加以保存。據《陳君葆日記》，日本佔領香港後，要
找陳君葆談話，陳君葆及同事都忐忑不安，召見他的是日本人
肥田木，“他所命的，是我要主持整個
事，其名稱為香港圖書
屬
館，要我作一個計劃，先事’搜集然後整理編製，以期此為一完 善的東方圖書館’”。47陳君葆這才釋然，從日記中可以看到，他 此後的工作就是聯繫調査各個學校機構的圖書館，以期合併。
對於日本人的這種行為，葉靈鳳是加以肯定的。他在《新東 亞》雜誌第2期發表了 “香港放送局特約放送稿”《新香港的文 化活動》，文章一開頭就寫道：“如果戰前離開香港的人，現在 再回到香港來看看，旁的不用說，第一件使他們吃驚的是，馬路 上以前觸目皆是的英文招牌，現在一家也沒有了。”接着，葉靈 鳳批判了英國殖民統治者對於香港中文文化的忽視，“本來，嚴 格地說，過去的香港本身是沒有文化可言的”。在這種情形下， 日本可以說解放了香港，“現在，香港已經進入大日本皇軍的掌
47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2，55頁。
205
握•已經成為東亞人的香港。過去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毒素一律要 徹底的加以掃除，因此英國殘餘的文化毒素當然也在掃除之列。 新香港文化的趨向，不僅將發揚中國固有的東方文化，而且要介 紹日本的新文化，使她能在大東亞共榮圈內，擔負起中日文化交 流總站的任務”。
在教育上，日本人也有動作，“戰前公立私立的英文學校， 差不多可說是經已無復存在”，“學校復課的，經有好幾間；課程 注重中文和日語”。48對此，葉靈鳳也是贊成的，他說：“在過去英 國人的統治下，整個的香港教育，從大學以至小學，不是‘洋化 教育‘，便是‘奴隸教育’，而且對於課程的選擇和師資的標準 也荒唐得嚇人，因此非徹底加以推翻，根本重新做起不可”。49
值得一提的是，葉靈鳳不僅在公共場合公開發表文章，私 下在自己的書房裏也進行“革命”。他貫徹“英美思想應該從東 亞驅逐出去”的思想，重新組織自己的讀書生活。葉靈鳳觀察自 己的書架，“架上僅有的幾冊線裝書，不僅沒有去動過，而且早 給逐漸添置的西洋文化史 ' 藝術史之類，擠到書架背後去了”。 他覺得慚愧，“於是放任着自己眼和手，將一些線裝書都搬了出 來，從正史讀到野史，從散文讀到韻文，每晚在燈下，將闊別了 許多的舊時愛讀的許多作品，重新盡情地溫讀了一遍”。50
從葉靈鳳的敘述來看，他把日本人在香港的行為，看作是 驅除英國殖民文化，恢復中國文化，這的確是他所支持的。在他 看來，日本之抵抗英美，亞洲及中國都是受益者，而最受益者是 香港，他引用劉鐵城先生之語說：“英美以廣義的鴉片政策毒害 東亞民眾，受禍害最深者為中國，而歷時最久者恰為香港。香港
48黃連：《新香港的透視》，載《新東亞》，1卷1期，1942年8月1日。
49葉靈鳳：《新香港的文化活動》，載《新東亞》，1卷2期，1942年9月1日。
50葉靈鳳：《秋燈夜讀抄》,載《新東亞》，1卷3期，194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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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被遺忘的淪陷區
‘土生華人’以及旅居斯土稍久之僑胞，所受英人殖民政策毒害 之烈，凡略有民族思想者無不扼腕太息”。如此，日本人“去殖” 就顯得很有必要了。51
值得注意的是，葉靈鳳對於英國殖民主義之反省，對於香港 史地之熱愛，非一時之現象，而是一直持之以恆。1947年，葉靈 鳳在《星島日報》主編“香港史地”。1953年，他在《大公報》 發表系列文章，後來結集為《香港方物誌》。60年代，他在《新 晚報》“霜紅室隨筆”專欄發表香港史地的文章，後來結集為《張 保仔的傳說和真相》（ 1970）和《香江舊事》（1971）。後來他又 出版了《香島滄桑錄》、《香海浮沉錄》和《香港的失落》等書。 在較少有殖民反省的香港史上，葉靈鳳的這些著述是很獨特的。 筆者在《小說香港》一書中，曾經評論說：“（香港）開埠百年來 的歷史全是由西人敘述的，葉靈鳳以詳盡的歷史敘事的方式申訴
了中國人的立場，打破了西方人對於香港的知識壟斷，這是他的
香港著述的根本意義所在。葉靈鳳在著述中，以詳盡的歷史材料
揭露了英國殖民者侵略中國的各種史實，這就戳穿了西方歷史敘 事中對於自己侵略行為的‘美化‘。" 52由此看來，葉靈鳳對於日
本“大東亞共榮
的正面評價，都是建立在香港的特殊歷史經
驗的基礎之上的，葉靈鳳的歷史選擇，有其獨特的思想基礎，這 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51葉靈鳳：《精神食糧之重要》，載《大眾周報》，第2卷12號38期，1943年 12月18日。
52趙稀方：《小說香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118-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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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七章
批評的風暴
第一節 《大眾文藝叢刊》：清理文壇
（一）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8月30日，英國恢復 對香港的殖民統治，當日遂定為重光紀念日。
香港的重光，是國共兩黨較量的開始。1945年9月，日本一 投降，中共中央就給廣東區黨委發來電報，指示在香港建立宣傳 陣地。尹林平書記從東江縱隊的機關報《前進報》抽出楊奇和黃 少濤等6人，於9月16日迅速到了香港，這一天正是英軍夏慧 少將接受日本投降之日。1945年11月13日，《正午報》創刊。 時值國民黨大舉進攻，國共血戰，國民黨新八軍軍長高樹勳率部 起義。《正午報》發表了相關報道，震動海內外。1946年7月， 《正午報》改為雜誌（初為旬刊，後為週刊），由黃文俞和李超負 責，一直出到1948年11月停刊。
1945年9月，南方局和周恩來派夏衍和徐邁進去上海籌備黨 報《新華日報》和民主報《救亡日報》，但受到國民黨阻撓，《新 華日報》未能出版，《救亡日報》出版12天就遭國民黨上海市黨 部查禁，“於是，黨中央，南方局就決定派章漢夫、胡繩 '喬冠 華、龔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劍涯、邵荃麟等同志到香港，會 同廣東區黨委派出的饒彰風、楊奇等同志，重新建立新的傳播據 點”。】1946年1月4日《華商報》復刊，總經理仍是薩空了，總 編是劉思慕。《新華日報》停刊後，《華商報》成為中共唯一的黨 報，這也可見當時香港在中國左翼文壇的中心位置。1946年1月 29日“文協港粤分會”正式成立，取代了 1945年11月戴望舒牽 頭組織的“全國文協香港會員通訊處”。
國民黨方面,早在1945年12月1日，《國民日報》就在香
1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382頁。
210
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港復刊。“《國民日報》的副刊並不出色，只關心’文化漢奸’問 題”。2《國民日報》追究“文化漢奸”問題，確乎在當時引起了較 大的關注。《國民日報》在1946年6月7日發表《通緝岑維休》 一文，告知全港，《華僑日報》老總岑維休是香港頭號文化漢奸， 讓港人監視和活捉岑維休。結果很有戲劇性，岑維休不但沒有被 活捉，《國民日報》反倒被港英當局以違反香港法律之名，停刊 一個月。據分析，由於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一度試圖收回香 港，導致港英當局對於國民黨勢力有所防範。
《華僑日報》和《星島日報》都是香港老牌報紙，從淪陷區 延續而來。戰後的《華僑日報》，由侶倫任“文藝週刊”主編， 他本人在上面發表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如《轟炸》、《愛與仇》和 《那個露西亞女人》等。《星島日報》在香港淪陷期間，被迫改為 《香島日報》，後於1945年10月14日復刊。葉靈鳳繼續主編《星 島日報》“星座”，連載了傑克的長篇小說《合歡草》和望雲的專 欄“星下談”，這兩位都是香港的通俗小說家。所刊載的其他作 品，政治性也不強。《新生晚報》則是1945年12月新創辦的，這 份較為本地化的報紙由高雄主持文藝副刊，也由於他的《經紀日 記》的連載而暢銷一時。
在抗戰勝利之初'香港文壇並不熱鬧。1946年4月13日，
茅盾經過廣州去上海，順道去了香港。因為等船票，他在香港和
澳門呆了一個多月。據茅盾說，“香港經過戰亂，文化工作正在
恢復，《華商報》已經復刊，一些進步的文化
體也在陸續建立，
但與一九四一香港文化界的局面相比，就差得多了。在四一年香 港知名的文化人就有幾百人，而現在我所熟悉的朋友只有劉思 慕、薩空了、章泯、韓北屏、呂劍等有數的幾位”。
2鄭樹森、黃繼持、盧瑋樂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
(19457949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7頁。
211
及至1946年夏天以後，南下香港的左翼文人才開始增多。 國共內戰爆發後，左翼人士的活動在內地受到限制，由於二戰後 租界已被取消，他們除了去解放區之外，只有南下香港一條路。 來香港的內地人大致來自於三個地方：一是廣東附近的，二是 由重慶來的，三是由上海來的。1947年10月下旬•郭沫若和茅 盾等大批左翼文化人到達香港，這種聚集在1948年前後達到高 峰。1947年底，茅盾再到香港的時候，發現香港已經發生了很 大變化，熱鬧非凡，“一九四八的香港十分熱鬧，從蔣管區各大 城市以及海外彙集到這裏來的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總在千數以 上，隨便參加什麼集會，都能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3周而復也 曾描繪這一時期香港的極盛狀況，“香港當時形成以郭沫若、茅 盾為首的臨時文化中心，重慶的、上海的和廣東的文化界著名人 士幾乎都來了，’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極一時之盛”。“可以 說，這是全國文藝界著名人士第二次在香港大集會（第一次是抗 日戰爭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其陣容、聲勢和影響遠遠超 過第一次”。4
中共在香港的活動，由華南分局香港工委負責。華南分局書 記是方方，副書記是尹林平。工委書記由方方兼任，副書記是章 漢夫。工委屬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香港的文化工作，文委書 記是夏衍，副書記是馮乃超，委員有胡繩、邵荃麟和周而復等。 夏衍去新加坡後，書記由馮乃超擔任，周而復擔任副書記。文委 的主要工作是在香港及南洋宣傳中共方針政策，在文藝上宣傳實 踐毛澤東的“講話”精神。
《群眾》週刊以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名義登記，於1947年1 月30號由章漢夫創立，刊務由林默涵、廖沫沙、黎濁和范劍雄
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405-406頁。
4周而復：《往事回首錄》，載《新文學史料》，第2期7992年，111頁。
212
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等負責。其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共中央的方針和政策，報道、評論 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和戰績，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 《群眾》第15期連載了《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的講話》的部分內容。
《華商報》副刊“熱風”初期由呂劍主編，在呂劍1947年7、 8月間北上解放區後，由華嘉接編，直至1948年8月24日，然 後又由杜埃接編，後者將“熱風”改為“茶亭”。關於《華商報》 副刊，除了 “熱風”和“茶亭”，還有嚴傑編的“文藝專頁”（只 出了 5期）、呂劍與洪遒編的“港粵文協”、李門編的“電影與 戲劇”和呂劍編的“書報春秋”等。《華商報》副刊刊登的連載 有郭沫若的《抗戰回憶錄》（此即後來的《洪波曲》）、茅盾的《蘇 聯見聞》、薩空了的《兩年的政治犯生活》和愛倫堡的《美國印象》 等。《華商報》上最有名的小說，是自1947年11月14日起開始 連載的黃谷柳的長篇小說《蝦球傳》。
據周而復，“為了宣傳介紹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有計 劃澄清和批評一些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乃超 '荃麟和我們經常在 醞釀準備創辦一個以文藝理論為主的刊物”，那就是1948年3月 1日創辦的《大眾文藝叢刊》。此刊係由中共香港文委發起，生 活書店出版。《大眾文藝叢刊》每期以主要文章為刊名，不設主 編，實際負責人是馮乃超和邵荃麟，積極參與其事者有潘漢年、 胡繩、喬冠華和周而復等，多是文委的負責人，夏衍從新加坡回 港後，也大力支持此刊。
有感於發表創作的陣地太少'尤其中篇小說及萬字以上的作 品難以發表，周而復想辦一個類似30年代左聯領導下的《小說 家》那樣一個刊物。他和葉以群、樓適夷談了想法'兩人都很支 持。周而復和葉以群去拜訪茅盾，請他出馬主編《小說》月刊。 茅盾支持這個想法，但他沒時間主編，建議讓樓適夷來主編。後 來，《小說》月刊乾脆不設主編，由樓適夷負責具體工作，編委
213
有茅盾、巴人、葛琴、孟超、蔣牧良、周而復、葉以群和適夷等 人。稿源上是充足的，“葉以群負責’文藝通訊社’，把解放區
的、國統區的進步和優秀的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寄往南洋一帶報
刊發表。他手裏有一些解放區作家比較短小的作品。我收到解放 區帶出來的作品轉給他處理”。5《小說》月刊於1948年7月1日 創刊，是這一時期最有分量的小說雜誌。《小說》月刊創刊號發 表了茅盾的《驚蟄》、西戎的《喜事》'沙汀的《選災》、巴人的 《一個頭家》、適夷的《山村》和郭沫若的《塗家埠》等作品，還 分6期連載了周而復的《白求恩大夫》。
需要提及的，還有周而復主編的《北方文叢》。按照周而復 的說法，《北方文叢》即“解放區文叢”，這一 “文叢”囊括了解
放區多數代表性作品：第1輯包括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 馬加的《滤沱河流域》、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和柳青的《地 雷》等，第2輯包括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孫犁的《荷花澱》、
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韓起祥的《劉巧
圓》等，第3輯包
括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柳青 的《犧牲者》和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香港雖然處於南 方殖民統治地區，現在儼然成為了宣傳毛澤東“講話”政策以及 宣傳解放區文學的一個中心。
需要提及的，還有《大公報》和《文匯報》。《大公報》在抗 戰勝利後面臨着左右之間的選擇，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爭取它。 1948年3月15日，《大公報》在香港復刊，同年11月10日發表 《和平無望》，宣告“向人民靠攏”，從此成為左翼報刊。《文匯 報》是民革的機關報，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復刊。其督印人徐 鑄成乃中共地下黨員，因此《文匯報》也為左翼所掌握。《大公 報》和《文匯報》後來成為1949年後香港左翼文學的主要陣地。
5夏衍：《懶尋舊夢錄》，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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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香港文壇的繁榮時間並不長。1948年5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號召，建議成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
大會，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做準備。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立即
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通電全國，熱烈響應。自此以後，香港成為討論建國運動的中 心。1948年9月底，沈鈞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船北上，郭沫若 等人於11月下旬第二批離開香港，茅盾等人則於1948年除夕離 開香港北上。大批左翼及民主人士的北上，把香港丟在了後面。 據統計' 1948年在香港市面流通的刊物有11種，至1949年1月 變成了 5種，再過一個月後，就變成3種了，香港畢竟只是一個 過渡之地。
（二）
這一時期香港最有影響的報刊，並非文學創作刊物，而是理 論批評刊物《大眾文藝叢刊》。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大眾文藝叢 刊》主動發起批判，清理文壇，引起相當大的震動。
由邵荃麟執筆，“本刊同人”共同署名，刊登於《大眾文藝 叢刊》創刊號首篇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 判•和今後的方向》一文，可以看作是這一場批評運動的開始。 這篇文章明確提出：當前思想批評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1947年 12月25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的講話《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 務》，“它是當前中國一切運動的總指標”。就文藝來說，中國當 前文藝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即不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文藝或 者人民的文藝，而是新民主主義的文藝，“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 藝，一般說，是以無產階級思想和馬列主義文藝觀作為領導的， 主要為工農兵服務的，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文藝”。在這 種新的目標之下，我們需要重新檢討文壇。文章認為：“這十年 來我們的文藝運動是處在一種右傾狀態之中。形成這右傾狀態 的，是由於長期抗日統一戰線運動中，我們忽略了對於兩條路線
215
鬥爭的堅持，在克服’關門主義’的傾向的同時，卻也自覺不自 覺地削弱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因此，我們的文藝運動中就缺乏 一個以工農階級意識為領導的強旺思想主流，缺乏這種思想的組 織力量”。也就是說，對於抗日統一戰線以來的文藝寬鬆政策， 現在要開始“收” 了。文章指出：需要徹底打擊的對象，“首先 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直接文化侵略”，“其次，也是更主要的， 是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和幫閒文藝。這中間有朱光潛、梁實 秋、沈從文之流的’為藝術而藝術論’，有徐仲年的’唯生主義 文藝論’和’文藝再生產論’，有顧一樵的’文藝的復興論’， 以及易君左、蕭乾、張道藩之流一切莫明其妙的怪論。這些人， 或則公然擺出四大家族奴才總管的面目，或者扭扭捏捏化裝為 '自由主義者’的姿態，但同樣掩遮不了他們鼻子上的白粉”。看 得出來，“為藝術而藝術”以及“自由主義者”等中間派，現在 已經與張道藩等國民黨文藝完全一鍋煮了，不是左翼的'就是反 動的。
《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後的方 向》一文對於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和蕭乾等人的直接點名， 讓人感覺火藥味很濃。接下來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一文中的 批評，則更為直接和激烈。
郭沫若開頭就指出：在當前形勢下，首先需要“衡定是非善 惡”，其標準是“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 便是是，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 動。我們今天來衡論文藝也就是立在這個標準上的，所謂反動文 藝，就是不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那種作品'傾向和提倡”。看得 出，在郭沫若看來，當前的任務是區分敵我'從後面的論述來 看，區分的標準相當苛刻。郭沫若將沈從文、朱光潛和蕭乾分別 指為“紅”、“藍”、“黑”色的作家，這裏除朱光潛是學者外， 沈從文和蕭乾都是作家。郭沫若首先將矛頭對準沈從文，他將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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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劉志丹 評路翎的短篇小說 實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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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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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的《摘星錄》和《看雲錄》等看作是“文字上的裸體畫”和“文 字上的春宮”，並歷數他的反動行徑，“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 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 存亡的時候，他高唱着’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正 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 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 從火裏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謚之為’民 族自殺悲劇’”。對於蕭乾，郭沫若的評價更加嚴厲，“什麼是 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所想舉以為代表的， 便是《大公報》的蕭乾。這標準的買辦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貴 族的芝蘭’，其實何嘗是芝蘭又何嘗是貴族！舶來商品中的阿芙 蓉，帝國主義者的康伯度而已！ ”“對於這種黑色反動文藝，我 今天不僅想大聲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聯想到抗戰初期， 沈從文同時在《星島日報》“星座”和《大公報》“文藝”連載小 說，聯想到蕭乾在《大公報》“文藝”刊載延安解放區文學作品， 我們不能不感慨時代變了。
對於沈從文與蕭乾的批判，說明在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時 候，左翼文藝已經不能容納自己以外的文藝流派。事實上，郭沫 若單單挑出沈從文與蕭乾幾個人，也有個人恩怨在裏面。本着反 對文學政治化的立場，沈從文一直很看不上郭沫若的小說創作。 早在30年代起，他就發表文章貶低郭沫若的小說。1948年郭沫 若的這篇反擊文章，給沈從文帶來了滅頂之災。1949年前夕，沈 從文所在的北京大學校園轉抄《斥反動文藝》的大字報，讓沈從 文走上了自殺之路。至於蕭乾開罪郭沫若，緣於1947年5月 他在《大公報》上發表的一篇批評郭沫若“稱公稱老”的文章， 這四個字讓蕭乾惹上大禍，並導致他後來被打成右派。
即使在左翼內部'也不再允許有不同傾向的存在，《大眾文 藝叢刊》在對外批判的同時，又開始進行內部清理，那就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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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於胡風“主觀精神”的批判。《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 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一文對於胡風的“主觀精神”是這樣 概括的，“對抗着那些自然主義的傾向，便出現了所謂追求主觀 精神的傾向。他們認為創作衰落的原因，是作家熱情的衰退，生 命力的枯萎，缺乏向客觀突入的主觀精神，因此要求這種精神的 加強，強調了文藝的生命力與作家個人的人格力量，強調了創作 上內在精神世界的追求”。文章認為，雖然這種“追求主觀精神 的傾向”是針對內容的蒼白而提出來的，但仍然是不正確的，它 “是個人主義意識的一種強烈的表現。因為它不是把問題從階級 的基礎上，從社會經濟原因上，而卻是從個人的基礎上出發；不 是首先從文藝與社會關係上，而只是從文藝與作家個人關係上去 認識問題”。從一再出現的“階級”和“文藝與社會關係”等關 鍵詞來看，邵荃麟等人都在以毛澤東“講話”以來的中共文藝思
想統一左翼文藝界的認識。從措詞上看，對於胡風的內部批判較 之於對朱光潛、沈從文和蕭乾等人的批判要緩和一些。
此後，沿着內外兩條路徑，《大眾文藝叢刊》上分別出現了 不少批判專論，批判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的文章有乃超的 《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和荃麟的《朱光潛的怯懦與凶殘》等文， 批判胡風的文章有邵荃麟的《論主觀問題》、喬冠華的《文藝創 作與主觀》和胡繩的《評路翎的短篇小說》等文。
除胡風之外，其他左翼作家作品也受到批評。在這一方面， 《大眾文藝叢刊》發表的文章有默涵的《評臧克家的“泥土的 歌”》、黎紫的《評柯藍的“紅旗呼啦啦飄”》和胡繩《評姚雪垠 的幾本小說》等。
《小說》月刊本是文學創作期刊，但在批評上也並不落後， 並且與《大眾文藝叢刊》有一種配合的關係。《小說》月刊的批
評目標，主要是《大眾文藝叢刊》沒太涉及到的國統區作家，如
《小說》月刊創刊號上發表的“無咎”（巴人）的批評錢鍾書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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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讀〈圍城〉》、1卷2期發表的胡繩批評駱賓基的文章《關
於〈北望園的春天〉》和1卷3期發表的巴人的批評李廣田的文
章《讀〈引力〉並論及其他》等。這些批評覆蓋面廣，論述的套
路也差不多，無非以“講話”為標準，批評知識分子作家的資產
階級傾向，語調也是批判式的，它們大致奠定了 1949年後文學 批評的模式。
第二節《華商報》：《蝦球傳》
我們注意到，由邵荃麟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 見——檢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一文提出一年來的文藝創作 “已經跌落到前所未有的慘狀”，《小說》月刊編輯樓適夷在1卷 6期的《回顧》一文以及2卷2期的《一九四八年小說鳥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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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文中，也提到1948年是“可怕的歉收的一年”、“呈現了極度沉 寂的氣象”。大凡批評興盛的時代，文學創作大約就不得不“歉 收” 了。不過，這裏所說的“歉收”，其實是指解放區以外的文 學，對於解放區文學，他們還是引以為驕傲的。
就香港而言，抗戰時期與國共內戰時期是香港文壇的兩次高 峰。不過，這兩個時期的特徵是完全不同的。抗戰時期的香港組 成了抗日統一戰線，文壇相當兼容，各種不同的文學派別和刊物 並存，左翼作家與京派、海派、自由主義等各路文人濟濟一堂， 文學創作成就斐然。國共內戰時期，香港則成了中共文藝思想清 理文壇的陣地。在創作上，香港這一時期注重引進宣傳解放區文 學，自身的創作卻有強弩之末的感覺。從郭沫若的《洪波曲》、 茅盾的《蘇聯見聞》到薩空了的《兩年的政治犯生活》等作品看， 這些名家似乎都在回顧過去。
這一時期的小說成就，較為值得一提的只有黃谷柳的《蝦球 傳》。茅盾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將其稱為國統區的代表性作品，這 個說法顯然並不準確，因為香港並非國統區，而是英國殖民統治 區，不過這已經是對於香港文學很高的褒揚了。黃谷柳在抗戰勝 利後的1946年重回香港，貧困潦倒，受夏衍鼓勵，他開始在《華 商報》上連載小說。《蝦球傳》第一部《春風秋雨》自1947年11 月14日起在《華商報》連載，直至12月28日結束，第二部《白 雲珠海》連載於《華商報》1948年2月8日至5月20日，第三 部《山長水遠》連載於《華商報》1948年8月25日至12月30日。 《蝦球傳》發表後，在文壇引起轟動'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 1948年當年，這三部著作就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並 由吳祖光改編，由香港大中華影業公司拍成電影。
《蝦球傳》是一部成長小說，寫香港少年蝦球的流浪經歷。 第一部《春風秋雨》一開始，少年蝦球在香港紅硼船塢附近賣麵 包，後來生意被一個賣牛脯粉的搶走了，賣牛脯粉的生意不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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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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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被價格更加便宜的賣白粥的搶走了。蝦球被迫採取了赊帳的方 法，因為拿不到錢而被媽媽責打。倔強的蝦球離家出走，先跟王 狗仔做馬仔，有了飯吃，然而在海上碰到緝私船的時候，他被無 情拋棄了。蝦球又被鱷魚頭收為馬仔，跟着參加“爆倉”，事情 敗露被抓捕，在獄中呆了三個月。出獄後，他無處可去，又加入 了王狗仔的扒手圈。蝦球沒想到自己偷了從金山回來的老父親的 錢，導致老父親發了瘋，這對他刺激很大，他自此決定離開這個 圈子，和牛仔一起向北方去尋找遊擊隊。小說第二部《白雲珠海》 開始，蝦球和牛仔已經到了廣州。他倆找不到遊擊隊，卻被抓了 壯丁，中途逃脫，遇到已經到廣州的鱷魚頭，又加入了他們一 夥。在廣州至海口的途中，因為私貨超載軍艦沉沒，鱷魚頭打死 了牛仔，這讓蝦球對鱷魚頭徹底絕望了。第三部《山長水遠》寫 蝦球投奔遊擊隊，並最終擊敗了鱷魚頭。
《蝦球傳》的成功之處，主要在於其濃郁的地方色彩。《蝦 球傳》有兩個主要人物，一是蝦球，二是鱷魚頭，他們倆分別代 表了香港的底層和黑社會兩個領域。蝦球、牛仔、亞娣和六姑等 人，分別向我們呈現了香港流浪兒、漁家、妓女等下層人的生活 方式，鱷魚頭、馬專員、洪少奶、蟹王七和王狗仔等人則向我們 呈現了黑社會及上層官員的所作所為。由於蝦球後來當了馬仔， 加入了黑社會，兩條線索就交織起來了。
黃谷柳自幼熟悉香港下層生活，寫起來如數家珍。小說既有 傳奇性的故事，又有富於質感的生活場面。第二部《白雲珠海》 一開始鱷魚頭從香港逃到廣州，船上遇到廣州黑社會煙屎陳的 搜查，武力衝突後，煙屎陳“弄一弄手勢露出三根香煙頭，中 間一根突出最高，左右兩根稍低，仰手遞給鱷魚頭。鱷魚頭很內 行地伸手把中間最高一根按下去，把最低的一根拔出來”。這是 香港黑社會千百種秘密手語中的一種，意思是鱷魚頭不自居老大 哥，把突出的上位讓給煙屎陳。他們兩人心領神會，接着就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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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谷柳與家人
稱兄道弟了。這個細節，讓我們看到作者對於港穗黑社會秘密行 規的熟悉。
接下來，小說提到鱷魚頭對於從香港到廣州這90里航道的 了解，“鱷魚頭簡直是一個船長，又好像是一個帶水人，口講指 劃，把沿途的小地名背得爛熟。例如青州、燈台' 交椅洲、汲水 門、大磨刀 '小磨刀、沙洲' 銅鼓燈台 '抒洲、大產、小產、三 板洲...等等小地方，連地圖都沒有記下來的，他也十分清
楚，令九叔異常敬佩。鱷魚頭還有一個本領，他看河水混濁的程 度，就知道離廣州白鵝潭有好遠。他告訴九叔道：’廣州長堤碼 頭邊的水色和荔枝灣的不同，荔枝灣的又和白鵝潭不同，白鵝 潭的又和黃埔不同，黃埔的又和虎門的不同，我一看就分得出 來’。九叔問鱷魚頭，’洪先生，你看，我們現在來到什麼縣了 呢’？鱷魚頭說：’我們右岸是東莞縣，現在將要到番禺縣境了。‘ 九叔問：’看水色也分得出縣境來的嗎？’鱷魚頭回答：’我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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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球傳》第一部《春風秋雨》
（自1947年11月14日起在《華商報-熱風》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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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邊的水草看出來的。‘亞娣插嘴說：’到處楊梅一樣花，到處 河邊一樣草。我看不出有什麼分別。’鱷魚頭指着岸上說：’這 種草是東莞縣的特產。英國駐香港的商務專員，很看得起這種草 哩。英國人說，用這種草織成的席，鋪在名貴的地板上，地板就 不會生白蟻。'”正是這種真實的地貌人情，再加上傳奇的故事， 牢牢地抓住了讀者。
《蝦球傳》後來出現丁大哥和三姐，這兩個人牽出小說另一 個維度，即蝦球所嚮往的遊擊隊生活。由於脫離了作者所熟悉的 區域，這部分的寫作較為理念化，致使第三集虎頭蛇尾，人物模 糊。黃谷柳計劃中的第四部'則徹底寫不下去了。
《蝦球傳》面世後，引起了巨大反響，受到讀者的廣泛閱讀 和喜愛。據馮乃超：“谷柳先生的這一部尚待繼續完成的作品， 在報紙上連載的時候，就開始為文藝界所重視。據說：’還引起 成千成萬的勞苦大眾的共鳴共感’（林清），這句話決不會太誇 張。”不過，奇怪的是，馮乃超在文章中並沒有把批評矛頭對準 反面人物鱷魚頭和馬專員，卻指向了小說中的“劉導師”，“作者 對於馬專員和鱷魚頭一類人物的罪惡，僅表示厭惡的心情；但對 於人間‘天國’的暴露，卻流露出他的最高度的憎惡。——對於 一面殺人一面超渡的陰險惡毒的做法；對於貌為慈善，心地兇惡 的做法，對於從人的內部，從人的精神來殺人的做法；即磨滅窮 苦人的獨立不羈的精神的做法，對於這些，作者是痛恨入骨的。 因此那個劉導師的嘴臉，就刻畫得非常的成功”。在小說中，蝦 球出獄後無處可去，經人介紹進入了香港的一家兒童俱樂部。在 這裏，劉導師教他們唱歌，並教育他們“有恆”。以偷竊為業的 蝦球和馬仔不能忍受這裏的管束，終於逃了出來。馮乃超的眼 光，可以說相當離奇。劉導師在小說中並非主要人物，連次要人 物也算不上，只是一個插曲中的臨時人物，以後再也沒有出現• 小說中只有三言兩語的描寫，肯定說不上是“刻畫得非常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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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功”。此外，劉導師是慈善組織兒童俱樂部的教師或管理人，把 他作為小說中“最高度的憎惡”的對象，可以說完全脫離了小說 自身。事實上，蝦球後來為了不讓牛仔再偷竊，還親自把他送進 了另外一家基督教浸信會的孤兒院，並且喜歡上了那裏的一個紅 褲小姑娘。
馮乃超上面這段評論的下文是，“這個劉導師就是今天中國一 切失去中國性平民性的洋奴’自由主義者’的化身”。由此我們 才發現了馮乃超的邏輯所在，他在延續《大眾文藝叢刊》對於自 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批評。這篇評《蝦球傳》的文章，題為《〈春 風秋雨〉評價——讀〈蝦球傳〉第一部》，寫於1948年4月17 日，發表於《正報週刊》第35期（總第85期），時間上離《對
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後的方向》一文僅
僅差一個月的時間。馮乃超認為：“拿蝦球傳來做一個鏡子，照照
知識分子自己的軟弱性，我想是最好的一種研究它的方法。”某
一文藝青年
體討論《蝦球傳》，提出下列問題：“是不是方言
關
小說？ ”“蝦球的出走是否突然？ ”“蝦球與亞娣的戀愛是不是健 康？”“作者寫這本書，寫的是暴露黑社會的剝削關係，還是封建 剝削抑資本主義剝削？”馮乃超指出-這些問題的討論是沒有“益 處”的。事實上，馮乃超本人的批評，是一種脫離了小說文本的 主觀發揮，肯定不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說，《蝦球傳》發表和風靡的1947年至1948年，正 是香港文壇刮起左翼批評風暴的時候，《蝦球傳》也未能倖免。 對於《蝦球傳》的左翼批評，可以樓適夷的文章為代表。1948年 8月1日，樓適夷在《青年知識》36期發表了《蝦球是怎樣一個 人？》。他在文中承認《蝦球傳》中“有一種濃郁深沉的人情味 流露着這構成它強烈的感人力量”。然而，在他看來，這種愛 “是用非階級的、溫情的人道主義的愛來教育人的。（這只是一種 虛偽的教育），因此，它不能給予讀者以更多的生活與鬥爭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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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由此，他斷定蝦球的形象是失敗的。被《蝦球傳》所感動 的讀者，不能接受這種批評。秋雲在1948年9月16日《文匯報》 第2期發表了《重讀〈蝦球傳〉——並就教於適夷先生》一文， 提出“無產階級也有無產階級的'愛'與‘人情’”。為此，樓 適夷又專門發表了一篇回應文章《重來一次申述——關於〈蝦 球傳〉第二部》，刊登於1948年10月21日《文匯報》上。在這 篇文章中，樓適夷向讀者說明，他的批評立場出自於“現實主義 文學的基本命題”，它的要求是“反映出現實的本質的關係來”， 這個本質關係就是階級關係，“正如階級集團的一般性必須通過 人物個性來表現，個性的特徵不能離開一般性的特徵由作者主觀 去安排”。由此，樓適夷認為《蝦球傳》是“非現實主義的”， 小說中運用了過多的“偶然”因素，未能體現蝦球的階級必然性。
左翼批評影響了黃谷柳，同在《文匯報》第2期上，他在秋 雲文章之外，同時發表了《答小讀者》一文，像模像樣地談論階 級理論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追隨先進。黃谷柳在文中 表示：“愛並不是姑息和對弱點的饒恕，愛並不妨礙我去鞭策他， 批判他。我不願意滿足於做一個人道主義者，無原則地憐憫一個 弱小者。”他對蝦球做了階級分析，“蝦球如果入了工廠做機器 仔，那他就變成一個產業式人，成為一個可以配稱做無產階級的 工人了。不幸他沒有這樣幸福，他僅能在船塢的大門外賣麵包求 活，而且還活不下去，這就是他的境遇”。如此，蝦球的出路就 是投入革命，“今天中國的革命要求，是拔除帝根和封建的根， 而不是消滅任何人身。這件大工程，工農兵和革命先進固然是開 路先鋒和不可少的建築師，但單是他們還完成不了。還需要喚醒 大的落後的群眾，連二流子和流浪兒小撈家在內，自覺地而不是 被驅使地參加進來，才能加速或提早完成這件大工程。這是擺在 政治家也是文藝工作者的面前的重要議題之一”。顯然，黃谷柳 已經接受了左翼的批評，其結果就是他在《蝦球傳》第三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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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長水遠》寫蝦球投奔遊擊隊。事實上，黃谷柳的修改不限於第三 集，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他表示對第一集和第二集也進行了修 改，“事實上，我從人家的身上已經學到不少了。在三版《春風秋 雨》和二版《白雲珠海》中，可以看出我糾正錯誤的痕跡”。這 種後期修改，從《蝦球傳》的第一句話就可以看出來。在《華商 報》連載時，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在船塢的附近，蝦球的生意碰 到了勁敵”。1956年通俗文學出版社版本的第一句是“在香港紅 硼船的附近，蝦球好容易逃過了英國警察的追趕，想不到他的生 意又碰到了勁敵”。黃谷柳不顧句子的拗口，無端加上了 “英國警 察的追趕” 一句，顯然是因為“反帝反殖”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
第三節《新生晩報》：《經紀曰記》
當時也有脫離了左翼文學批評視線的作品，那就是香港本地 報載流行小說。倒不是因為這些小說令人滿意，恰恰相反，是因 為左翼文壇認為它們根本不值得批評。
不過，對於這些通俗小說的暢銷，追求“大眾化”的左翼文 人卻十分羨慕。1948年1月，茅盾在《雜談方言文學》一文中轉 引華嘉的話說：“這是香港出版界的事實，一般作家的作品（解 放區除外），二三千本要銷一年半載才銷得完，而香港市民作家 ‘書仔’，如《牛精良》就不止一萬份。” 6左翼文壇倡導“方言文 學”正是緣起於此，其目的就是想佔領流行小說的市場。然而， 左翼方言文學並不成功，正如黃繼持所說：“作為方言文學整體 後來的發展，則與政治的文藝路線相關。這關涉到發動華南工農 群眾反抗國民黨政府，希望文章可以為工農所閱讀。所以華嘉、 樓棲、薛汕等人純粹方言結合民族、民眾、農民的形式去寫作。
6茅盾：《雜談方言文學》，載《群眾》，第53期794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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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裏卻有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他們實際面向的讀者是香港的 小市民，他們意想的讀者則是廣東工農，實際讀者與意想讀者分 割，所以社會作用遠遜於華北方言文學的成效。” 7
香港本地流行小說的特點，恰恰是在内容上迎合了香港市民 的胃口。上文提到的《牛精良》乃周白頻（任護花）的小說，描 寫“香港淪陷期間最大膽而又最殺得人多之好漢”牛精良。事實 上，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報載作品並不是傳奇性的《牛精良》， 而是經紀拉的紀實小說《經紀日記》。
經紀拉是高雄的筆名，他的筆名還有三蘇、小生姓高、許 德、史德和石狗公等。《經紀日記》初刊於《新生晚報》1947年 4月20日，連載至1955年1月27日更名《拉哥日記》，至1957 年再次更名為《茶經》，直至1958年2月19日才結束，連載時 間前後長達11年，是這一時期最為流行的連載小說。正如今聖 歎所說：“香港有一本名書，在《新生晚報》連載了四五年，可 以說是最通行的了，那便是人人知道的《經紀日記》；香港有一 個作家的筆名，他幾乎已成了 ‘香港名流’，這人便是《經紀日 記》的作者經紀拉。這篇連載數年不衰的日記體長篇小說，不但 為一般讀者所欣賞，文人學士、商行夥計，三百六十行，幾乎包 括香港的各色人等，都人手一篇，其影響與魔力之大，真是未之 有也。本來讀報章上的連載長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天 天追’，要保持四五年的歲月，一天也不間斷，說來容易，做來 卻難。如果說我讀某一種或某一部書最有興趣而又最有恆心的 話，此生至今只得一部那便是《經紀日記》了。” s不同於其他
7鄭樹森、黃繼持、盧瑋爨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 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14頁。
8今聖歎：《經紀日記•序》，原載經紀拉：《經紀日記》（香港：大公書局，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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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日記》作者高雄
《經紀日記》單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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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類通俗小說，《經紀日記》是一種日記體寫實文類，寫實到 了瑣碎。小說主人公經紀拉，人稱拉哥，是香港的一個經紀人。 香港本是商埠，經紀人多如牛毛，拉哥只是中下流經紀人中的一 個。他只是在商品轉手過程中掙點差價，並非有錢人，連經紀人 必有的電話都裝不起，“做我們這行的人，家中非有一個電話不 可，但是電話黑市已漲到三四千元，真是談何容易”（“經紀拉登 場”）。有時拉哥真不想幹了，但又沒錢幹別的，“連日不發市， 甚無聊。做經紀真難，如有機會，我真有轉行之想，但轉什麼 行，人家手上有一百幾十萬者都冇生意做，我之本錢連一棣買雪 糕之小型冰室本錢都未夠，真係不知做什麼好也”（“孔家駒辦 學”）。
別看一個小小的經紀，牽扯的卻是戰後香港經濟政治、文化 教育和風土人情各個方面，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徵和地方色彩。
這一時期的時代特徵是“戰後”，一切都與此相關。“海派 辛直氣”中有上海客人要買翁老先生的舖位，不過“此舖乃淪陷 時期所買，至今政府還未承認，恐怕有困難也”。淪陷時期之房 產交易，政府還沒有承認，可見香港還處於戰後過渡階段。抗戰 勝利後之內地政治，也與香港息息相關。在“濕身鍾行逢” 一節 中，拉哥得到一筆生意，是賣某公在廣州的物業，此公抗戰時期 在廣州曾“落水濕身”，後來事發，政府要查封他的財產。
戰後不久國內又陷入內戰，而香港相對穩定，於是香港成 為國內的投奔和投資之處。首先是上海的投資客，“中午，辛直 氣來時，另攜兩個上海佬，據言今晨始乘飛機來者，謂要找寫字 樓，倘有佳者，一二百兩黃金，亦非所吝……頻頻問我，香港 之金融統制條例如何，出入口貨物之管理辦法如何，上海話國語 英文，夾雜而來，有如大學教授之盤問學生，我實在所知無多， 不敢胡亂答覆”。在“大舅廣州來” 一節中也提到，“據上海客 眼中看來，半山區地域之產價，將必高漲，因內戰關係，內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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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日記》於1947年4月20日開始在報上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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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營，闊佬大亨，空群南下，無錢者不能來，來者多係手上有 美鈔之人，投資建屋，當不在市區而在半山以上也。上海人之口 氣，亦自不凡”。除有錢人來香港投資外，戰後也頗有公務員來 香港。“孔家駒辦學” 一節提到，好多內地省城公務員來到香港， 做不了別的，又有幾個錢，就開學校。“冇得撈，就辦學。一來 佢等手上有幾個錢，二是不會做生意，亦冇做生意咁多本錢。如
果媼工打，香港對公務員冇有位置，既不要中國公文格式，又不
要中國法規條例，公務員多數不識英文，確冇謀。最好出路就係
教書，教書未必有人請，既然手上有兩個錢，不如夾夾埋埋頂間
學校也「香港商人將學校當成“舖位”來經營，連拉哥都覺得 有點瞥扭「鄭伯父居然將校址稱舖位，真奇”。
《經紀日記》中所呈現的，完全是香港的市民商業世界，與
前文所談的戰後左翼文化政治“主流”完全無關，這也說明左翼
文化只是停留在南來文人的
子裏，不太能夠進入市民社會。不
過，《經紀日記》裏有一個小事件，可以作為國共兩黨政治在香 港的反映。“孔家駒辦學” 一節裏提到金新城問他是否有門路租 船去華北，並幫他的兒子買一張船票。拉哥奇怪，金新城之子一 向在香港讀書，今年中學畢業，日前金新城還提到讓他在公司做 事，怎麼突然要去華北？金新城說：他兒子“醉心老共主義，日 中讀埋曬都係個種書，連我同國民黨人員來往都話唔好也”。還 說，他的一個朋友的孩子，才讀初中二年級，都“走左”，害得 家長“猛登尋人”。金新城表示，“佢自己成日想去，我亦不願阻 止。”拉哥笑曰：“將來豈非父子，一人一邊” ？金新城曰：“是 亦無所謂，而且，佢在個便對我亦未必冇好處-我遲早都會返過 去矣，不過未到時機。”香港青少年投奔中共的現象-說明了左 翼文壇的青少年工作還是有成效的。金新城對於國共兩黨的兩可 態度'也說明了香港商人的投機心態。
另外一個與政治相關的事件，是拉嫂想競選國大代表。拉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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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對拉哥說：“我等要援助全港婦發，舉辦貧民義學、幼兒園……” 繼以演說，無非增加女權，解除女人痛苦之類，其中更夾有“總 動員法案”' “三民主義新中國”等等名詞。拉哥笑曰：“一旦女 經紀而做國大代表，料可謂認真能代表今日香港之社會也。”拉 嫂笑曰：“人家想做國大代表耳！我不過藉此多識幾個人，好做 頂屋經紀耳。其實那一班人亦無非撈撈吓耳。”拉哥暗笑，“如 此則應以周二娘為委員長，因係女撈家也。”拉嫂想競選國大代 表之事，說明中共在香港成年市民中影響不大。當然，拉嫂競選 國大代表的目的，只是為了多認識幾個人，好做頂級經紀，這種 可笑的做法，再次說明港人對於政治的商業心態。
在香港，文化常常也是生意之一種，自然也是經紀拉的工 作對象。“經紀拉登場”後不久，就碰到辦報發家的梁君，“他私 下辦了三家小報，因為門路走得通，他的小報以超額’鹹濕’著 名，大行其道，聽說他每天至低程度要拉一隻牛仔回來”。此 類黃色小報非為文化，乃為賺錢。“大舅廣州來”中，有電影界 中人向周二娘介紹香港拍電影的方法，“一套粵語片只需二萬餘 元，就可拍成。製片之法，先行找現金萬餘元，以支銷一部分賞 薪金片場租膠片等等之用，各項費用，皆可先給若干，於是開 拍，拍到之半，自然不夠錢，那時節'可以將片權出賣，向戲院 又赊又借，班夠條數，就此大功千成，公開面世。據該人云：本 港方面可以收得萬餘二萬元，南洋片權可收萬餘，便已夠本，廣 州上海美洲等地，可以作利。照普通計，起碼有五六分錢生意， 何況本錢實出一半，更為着數”。這裏所談的拍電影，完全就是 生意經，考慮的是如何掙錢，沒想過內容的事，內容上自然也是 愈吸引觀眾愈好。由此看，左翼文化批評香港本地流行文學乃 “黃色小說”是有針對性的，不過香港本埠流行小說有各種層次 類型，“黃色”只是其中一種，並非全部。《牛精良》不是，《經 紀日記》更不是。如果說，它們基本上都是商業文字，則基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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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高雄從來認為自己只是寫手，不敢稱作家。當然，商業性的 文字，也並非都沒有可取之處。今天在學界十分風光的金庸的新 派武俠小說，當初即是商業性文字。
在社會文化習俗風貌上，《經紀日記》也有不少表現。“孔家 駒辦學” 一節提到，孔德成公開演說的時候，上着長衫，下着臘 腸褲，孔家駒解釋說：“長衫所以表示中國本位文化，臘腸褲所以 表示接受西洋文明。我來港雖不久，唯觀察所得，已深得其中三 昧。”他接下來進一步解釋香港文化特徵：“最上流之人，都係一 口講四書五經，一口講英文者。東華三院總理上場都要拜關帝， 同時有一部分人又係教徒，可知中西文化，盡集一身，此乃香港 之本位文明也”。戰後上海人來到香港，帶來了與本地不同的風 格，這一點在小說中也有表現。“大舅廣州來” 一節拉哥拜訪辛直 氣，只見其公司“家旭簇新，佈置整然”，感覺“上海佬派頭確 非廣州人可及。生意大小別人不知，排場講究嚇壞人也”。在拉 哥表示有貨先給辛直氣，並不要佣金時，辛直氣稱讚拉哥說：“你 有上海人氣質也！”直讓作為廣東人的拉哥“思之甚覺吹漲！”
在《經紀日記》的社會史價值方面，論者多沒有異議，正如 鄭樹森所說：“小說通過主角經紀拉所接觸的人物，讓讀者看到 社會上中下階層 ' 展現當時香港社會的一個‘全景視野’。”在 小說的藝術性方面，論者的評價卻有較大分歧。《經紀日記》是 日記體，完全由經紀拉這個人物的活動過程構成。全書並無中心 事件，是拉哥的一本流水賬，他到哪裏，小說便到哪裏。內地學 者袁良駿將《經紀日記》收入小說史，是有眼光的，然而他的評 價很低，甚至認為它根本算不上是文學作品。他列舉了《經紀日 記》第一日的人物和活動，“《經紀拉日記》9的這‘第一日’，便
9袁良駿此處有誤，書名應是《經紀日記》，而非《經紀拉日記》，經紀拉是
作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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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出現了 ‘我‘、‘她‘、周二娘、王仔、莫伯、‘一西人‘、大班 陳、陳姑娘、陳子（細路）等9人，而事件頭緒則更紛繁：飲早 茶、買鑽石 ''猛擦'一輪、打電話問金價、與莫伯吃飯、到陸 羽（店）、途遇大班陳、作了他一尺水’，見陳姑娘暨細路。第 一天便這樣多人多事，一年三百六十天又該有多少人，多少事？ 四年、五年豈不更加可觀？說它是活生生的香港社會史豈有誇 張？”不過，在袁良駿看來，《經紀日記》的社會史價值，並不 等於它的文學價值。在他看來，“在中外文學史上，日記體小說 甚多，但大都有中心事件和主要人物，而不是漫無邊際”。由此 看來，“《經紀日記》的寫作違背了文學創作的一系列規律和要 求，它算不算文學作品，很值得懷疑”。10
香港學者鄭樹森也認為，僅僅有社會材料的展示，是遠遠不 夠的，“《經紀日記》提到香煙、牌子、價錢、衣服質地、領帶 和鑽石等等，這些細節雖然增加小說的真實感，但日子一久，時 空變異不免成為閱讀鴻溝。假如社會風貌小說本身沒有其他層面 （例如人性、道德等超越時空的因素），很容易只成為社會生活的 流水注，失去更大的提升意義，其中的平衡殊不容易。”然而， 鄭樹森的看法與袁良駿完全不同，他認為《經紀日記》恰恰達到 了平衡，“《經紀日記》可說是兩方面都能兼顧，既有人性層面， 也有社會記錄”。"給《經紀日記》寫序的今聖歎，更認為《經紀 日記》在人物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讀到相當時日之後，我和 其他讀者一樣，發現我們另有一群時常見面的男女朋友，如鄒伯 父、莫伯、飛天南、吳抽富、周二娘……他們和她們都好像同我 很熟，很要好，而且有生意往來似的。每一個《經紀日記》的讀
10袁良駿：《香港小說史》第1卷（香港：海天出版社'1999），111-112頁。
11鄭樹森：《地方色彩與社會風貌——高雄的“經紀日記”》'載熊志琴編：
《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1）' 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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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定都生活在這些書上朋友之中。同時每到中環，對那熙來 攘往的忙人中，總覺得其中有飛天南、斬眼蔡、麥小姐、孔老校 之流內，他們幾乎已是活生生的香港人了。就文學言，我這裏不 妨借幾句古人對施耐庵《水滸傳》的序言：’所敘，敘一百八人， 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一手而 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耐庵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 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 人' 固不以為難也。‘經紀拉先生寫《經紀日記》，而使其中的 人物，人各有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非格十年香港之物而 一朝香港之物格，不可得也”。12
在對《經紀日記》的評價上，內地學者袁良駿何以與香港 學者鄭樹森、今聖歎有如此大的差異呢？作為與袁良駿同為北方 學者的我初讀《經紀日記》第一章，感受和他差不多，覺得線索 汗漫，人物隨出隨隱，的確不像小說。加之對於粵語上的陌生，
閱讀吃力，自然難以卒讀了。袁良駿先生讀了開頭就打住了，只
留卜r一
糟的印象。我倒是硬着頭皮讀下去了，速度雖慢，倒
也慢慢順暢了不少。開始猝遇那麼多人物出場，的確難以適應， 但接下來，這些人物慢慢又在不同場合再次出現了。需要注意今 聖歎的頭一句話，“讀到相當時日之後”，的確，《經紀日記》是 連載了 11年的小說，拉哥所接觸的人畢竟有限，慢慢就會熟悉 起來。
《經紀日記》是“三及第”小說，使用由白話、文言及粵語 構成的混合語言，這讓我們非粵語區的讀者大致能看明白。今聖 歎對於《經紀日記》的語言特點概括如下，“（一）粵語詞彙用 於必須用這種詞彙才能狀述的描寫敘述中，以及對白的聲口中。
12今聖歎：《經紀日記♦序》，原載經紀拉：《經紀日記》。熊志琴編：《經紀眼
界——經紀拉系列選》-273-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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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批評的風暴
（二）用幾個常見的文言字，如’者之也矣‘、'曰' ' ‘乎’等， 其中尤以用’曰’字代表‘說道’於文白夾雜之文體中，最為簡 單生動。（三）這日記並沒有全用土白粵語的意思，它要使不懂 粵語的人也能讀懂。它包含國語、文言' 粵語詞彙，以及’上海 人‘傳入的‘吃豆腐’之類的其他中國流行方言。正如《水滸傳》 是山東語，《紅樓夢》是北京話，但全國人都能讀得懂”。較之 於40年代後期左翼文學的方言文學作品，《經紀日記》反而好讀 得多。不過，今聖歎將《經紀日記》的語言比之以《水滸傳》和 《紅樓夢》，未免誇張。如上所言，高雄雖然盡量改良了三及第文 體，令其通俗，然而對於外地人來說，《經紀日記》中粵語還是 不易讀的。
40年代後半期，香港最有影響的小說是《蝦球傳》和《經紀 日記》。這兩部小說都具有濃郁的地方性，《蝦球傳》寫香港底層 流浪兒和黑社會，有傳奇色彩，《經紀日記》寫經紀人的工作， 是香港商業社會的日常生活。在語言上，《蝦球傳》以白話為主， 雖有地方方言，但只增加生動性卻不影響外地人閱讀，《經紀日 記》是“三及第”文體，在白話中混入了文言和粵語，地方性更 強。左翼文學評論認為，《蝦球傳》的價值是蝦球後來走向了革 命，香港學者的看法卻恰恰相反，“《經紀日記》和《蝦球傳》都 用方言，但兩者最大的分別是，《經紀日記》完全是都市的，《蝦 球傳》寫下去則漸漸發展成’勞動人民回大陸搞革命’的一套， 由此可見《經紀日記》在當時的突破性”。13
13鄭樹森：《地方色彩與社會風貌——高雄的“經紀日記”》，載熊志琴編：
《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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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背文學
第一節 《自由陣綫》與《人人文學》
（一）
1949年前後-左翼文人北上，不容於新中國的文人南下。香 港文壇由此變得蕭索 ' 但並沒有立刻變色。據當年反共文學的主 要人物趙滋蕃回憶：“當年香港的三大報——‘華僑‘、‘星島’、 ‘工商’——的副刊，還把持在‘廣幫’的手裏。除‘工商‘外， 其他兩大報嚴守中立，態度灰色。”“《香港時報》'《工商日報》、 《自然日報》'《呼聲報》，當時號稱’四大金剛’，稍微大一點的 東西都裝不下。可以投稿的雜誌，前有《大道》後有《前途》， 刊載的盡是學院派的狼抗論文。”從出版上看，當時主要以流行 小說為主，“黃天石（傑克）先生似為當年文壇祭酒，張恨水馮 玉奇的小說，仍擁有廣大讀者，’小生姓高’的方言小說與鹹濕 短篇，嶄然顯露頭角”。1
同屬右翼文人的慕容羽軍對當時文壇的情形也有回憶，他
將這段時間與抗戰結束的情形相比較，“四十年代末期的香港， 情況當然比起日本投降那段時間像樣許多，至少，舊日的三份 老牌報紙《星島》'《工商》、《華僑》復刊了，外加一份大眾化 的《成報》，便顯示這一階段的香港並不寂寞。可是，如果把目 光專注於'文學’的方向看，那就未免過分沉寂了”。2按照慕容 羽軍的說法，左翼文學抽身北上，剩下的只有傳統和半傳統的文 人填補留下來的真空地帶。所謂半傳統文人，即趙滋蕃所說的流 行小說作者，慕容羽軍在這裏提到的是孟君、碧侶、望雲和俊人 等，所謂傳統文人，即如王香琴、靈霄生和怡紅生等文言小說群
1趙滋蕃：《港九文藝戰鬥十五年》，载《文學原理》（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88），601・603頁。
2慕容羽軍：《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香港：普文社，2005）， 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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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趙滋蕃與慕容羽軍兩人所提到的情況大致相同，即在1949 年前後左翼文人北上以後，香港文壇凋落，被新老通俗文人所 佔領。
第八章
綠背文學
香港文壇的變化，開始於1950年春美國大使吉賽普(Philip Jessup )訪問香港。吉賽普大使在香港的談話，“在當時的人聽 來，不啻注射了一針強有力的興奮劑”。決定性的因素是韓戰， 韓戰使香港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韓戰既起，香 港由‘難民城‘成為‘民主櫥窗'與‘大陸觀光站’”。美國的資 金，由此開始進入香港文化界。
美國在香港活動最重要的機關,是美國新聞處(USIS 一
Hong Kong)。美國新聞處原屬於1942年成立的美國戰時情報
局(US Office of War Infbrmation) 7945 年二戰結束後，美國戰
時情報局完成了歷史使命後撤消。新成立的美國新聞處附設在美
各地大使館內，隸屬美國國務院，主要工作是負責美國的對外
文化宣傳。美國新聞處聯合了多家非政府基金組織，共同資助香
港文化，這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人們常常提到的亞洲基金會。其 實，在50年代初並無所謂的亞洲基金會，它的原名為“自由亞 洲協會”(Committee on Free Asia) 7954年才更名為亞洲基金 會 (Asia Foundation )。
在50年代初的香港，最早受美元資助的文化機構是哪個
呢？據筆者所見，是來自於第三勢力的《自由陣綫》。《自由陣綫》 是香港綠背文化最早的一個陣地，頗具規模和影響，可惜未被研 究者所注意。
《自由陣綫》創辦於1949年12月3日，社址在香港九龍鑽 石山上元嶺石堪村456號A。發行人是“自由陣綫社”，督印人 是“柳林”。1951年9月28日7卷3期，督印人改為“謝澄平”。
3趙滋蕃：《港九文藝戰鬥十五年》，载《文學原理》，603-6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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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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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陣綫》主要是一本政論刊物，原係青年黨左舜生和謝澄平
南來香港所辦。《自由陣綫》與美元文化的聯繫，發生於1950年
春美國大使吉賽普來港以後。在吉竇普未到香港之前，《自由陣
綫》就十分期待。1950年1月7日《自由陣綫》1卷5期發表了
史農夫的《吉賽普與亞洲局勢》，表示：“吉
賽普先生奉命到亞洲
來調查，我們非常興奮、非常歡迎，並寄以很大的希望”。吉賽 普來港希望尋找並扶植第三勢力，《自由陣綫》正好符合期待，
第八章
綠背文學
加之謝澄平是吉賽普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的校友，兩者一拍即 合，資助的事情很快確定。此後，謝澄平接手《自由陣綫》。他 還在1950年5月1日特别出版“第三勢力運動專號”，表明其作 為第三勢力旗手的決心，專號中的文章包括史農夫的《第三勢力 起來了》、張一之的《第三勢力的歷史使命》和盛超的《中國第 三勢力與自由世界》等文。張一之在《第三勢力的歷史使命》一 文中，將第三勢力的歷史使命概括為，“一，摧毀中共政權，恢 復祖國獨立；二，確立民主制度，還我人民自由；三打倒極權主 義，永建世界和平”。
有了美元資助後，《自由陣綫》創辦了 “自由出版社”。“自 由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反共書籍，根據《自由陣綫》刊登的書 目，其中包括：胡越的《辯證法的新發展》、李微塵的《中國局 勢的必然發展》、張仁正的《光復大陸戰略戰術》、于平凡的《中 國民主自由運動史話》、何自求的《無法好轉的中共財政經濟》、 鍾國仁的《清算毛澤東思想》、董時進的《我認識了共產黨》、 衛聚賢的《我為什麼反對共產黨》和董時進的《共區回憶》等。 自由出版社最火的反共作家是陳寒波，他的《我怎麼樣當毛澤東 的特務》、《今日北平》、《地下火》和《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 等書流行一時。陳寒波因為寫反共作品而被中共刺殺的說法，轟 動香港。自由出版社還藉機為自己做宣傳，出版其遺著。此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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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可以參照慕容羽軍的回憶4。不過，慕容羽軍並不認同陳寒 波被中共殺害的說法，他認為那只是陳寒波和給他提供材料的人 分贓不均所造成的結果。
《自由陣綫》開始時幾乎沒有文學作品，後來開始有少量連 載小說。最早連載的小說是黃思騁的長篇小說《漩渦的邊緣》， 從1951年1月第4卷第1期至同年6月第5卷第12期，計連載 19篇次。
《自由陣綫》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是徐速。徐速（1924-1981） 原名徐斌，又名徐直平，抗戰時期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 業後曾出任青年遠征軍參謀。抗戰勝利後，隨軍進駐北平。1948 年，徐速在北京創辦了《新大陸》月刊。1949年，隨着時局變 化，徐速在兵荒馬亂中抵達香港。在香港，他舉目無親，只能住 在客棧的一處樓梯底下。他偶然發現有一本叫《自由陣綫》的週 刊公開徵稿，稿費頗豐，於是投去稿子，並附上他在《新大陸》 發表的處女作中篇小說《春曉》。沒想到，徐速遇到了伯樂，自 由出版社的重要人物丁廷標賞識徐速的文才'親自來到徐速的住 所，替他付清了房費，並請他去《自由陣綫》任編輯。
徐速開始在《自由陣綫》上發表的兩個短篇小說，分別 是《操刀者》5和《重上梁山》6。兩者都寫共產黨在土改中胡作 非為，霸佔婦女，導致百姓走投無路，暴力反抗。徐速到香港 的第一個長篇小說，是在《自由陣綫》連載15次的《星星之
4慕容羽軍：《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概述》，載《文學研究》，第8期，2007 年，106-112 頁。
5徐速：《操刀者（上、下）》，載《自由陣綫》，7卷11至12期，1951年11 月23至30日。
6徐速：《重上梁山（上、中、下）》，載《自由陣綫》，8卷7至9期，1951 年11月8日至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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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綠背文學
火》7。這篇小說寫1949年大陸解放前夕，國內的年青知識者進 行政治選擇，最終出走香港、投奔自由的故事。以上三篇小說 都是標準的反共小說。徐速在香港最有影響的作品，是接着《星 星之火》在《自由陣綫》上連載20次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 太陽》8。這篇小說的連載出自偶然。據徐速回憶，當時《自由陣 綫》的總編是張葆恩，文藝版負責人是端木青。徐速的《星星 之火》剛剛連載結束，本來沒有繼續連載小說的計劃。有一天， 大概稿件臨時出了問題，到田風印刷廠校對時，張葆恩讓徐速 即席寫了一篇千字散文頂上。哪知徐速下筆不能自休，竟然寫 出了一部三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這是一 部愛情小說，描寫“我”（徐堅白）與三個女性——其中阿蘭 代表真，秋明代表善，亞南代表美——在抗戰時期悲歡離合的 故事，政治色彩沒有前三篇小說濃重。《星星•月亮•太陽》面 世後風行一時，高原出版社所出版的單行本，從1953年至1962 年，印了 12版，銷量達10萬冊以上，還被分別改編成電影、話 劇' 廣播劇和電視，影響巨大。
（二）
人人出版社由許冠三和孫述憲（齊恆）創辦於1951年，地 址最初設在鑽石山上元嶺566A號，1953年3月遷往彌敦道749 號A2樓。
關於美元資助這樣一個問題，當事者常常含糊其詞，人人出 版社卻並不避諱。孫述憲承認幫助美國新聞處出書，“那是美國 新聞處提供稿件、版權，供我們出版，賣得的利益，歸出版社所
7徐速：《星星之火》，載《自由陣綫》，9卷1期至10卷4期，1952年2月 27日至6月11日。
8徐速：《星星•月亮•太陽》，载《自由陣綫》，10卷12期至12卷8期， 1952年8月6日至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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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賣不好，他們可以包銷……出版社經濟當時十分拮据，為了 生存，這樣一種商業交易，未嘗不可接受……”9。黃思騁也坦認 出版《人人文學》的錢，來自於給美國新聞處出書賺的錢：“《人 人文學》的出版，和美國新聞處（現稱國際交流總署）是有點關 係。因為人人出版社替它們印了十多本書籍，如《美國通史》， 賺了點錢，便用來辦這個刊物”。1°
人人出版社給美國新聞處出了哪些書呢？想知道並不難， 《人人文學》前三期上都刊出了書目。人人出版社開始時出版“四 大叢書”：一是“平凡叢書”，二是“美國問題叢書”，三是“蘇 聯問題叢書”，四是“人人叢書”。“美國問題叢書”的宗旨是， “它告訴你美國真相，幫助你展望未來”。“蘇聯問題叢書”的宗 旨是，“它掀開鐵幕，讓你細看俄羅斯的真面目”。在“新書欄” 中，黃思騁提到的《美國通史》在列，其他的還有《蘇俄的強迫 勞工》、《奴役之路》和《列寧傳》等。由此看來，這些書的冷戰 政治色彩相當深厚。
至於“人人叢書”，則是一套創作叢書，包括黃思騁的《當 春天再來的時候》、力匡的《燕語》、百木的《北窗集》和夏侯 無忌的《夜曲》等。至第5期，“四大叢書”加上“世界文學精 華選”，變成了 “五大叢書”。“世界文學精華選”是一套譯著， 包括馬克吐溫著《頑童流浪記》、愛倫坡著《愛倫坡故事集》和 梭羅著《湖濱散記》等。
《人人文學》於1952年5月20日創刊，社長是許冠三，經 理是孫述憲（齊恆），主編是黃思騁。力匡開始擔任“學生文壇”
9關夢南：《感覺、現象和影響——“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波瀾”》，载《信 報》，1994年9月11日，第12版。
10《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記“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載《新晚報》， 198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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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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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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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從第8期起與齊恆一起主編《人人文學》，自第16期開始 單獨主編《人人文學》。“《人人文學》的作家，包括黃思騁、力 匡、徐速、慕容羽軍、黃崖、柳惠 '齊恆、姚拓、岳骞、李素和 貝娜苔等。這樣一個作家群及其作品，在當時很受關注，也產生 了較大影響。
《人人文學》一出場，就先聲奪人，反共味十足。在第1期 《人人文學》上，主編黃思騁發表了小說《殉道》。小說的主人公 是江西省共產黨縣委書記林青，他因為在暴亂中“殺人放火”而 被捕，在國民黨的監獄裏懺悔。他知道活着出來沒有出路，因 為古田那邊正在“清黨”。在律師的幫助下，林青被釋放，然而 他最終沒有逃過1949年後共產黨的審判。小說利用審判這個結 構，借林青本人之口，對於共產政權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第2期《人人文學》上，黃思騁又發表了《古城夜談》。小說 中的主人公金偉成，是追求“進步”的學生，他積極參加遊行和 發傳單，挨警棍也在所不惜，最終卻因為家庭不好而不能加入共 產黨，最後跳樓而死。
《人人文學》上的另一個反共色彩濃重的作家，是孫述憲。 他在《人人文學》第1期上以夏侯無忌的筆名發表的《金貴彪同 志》，是這一期的重頭小說。金貴彪本來是一個土匪頭子，後來 擄了些肉票賣到上海的妓院，賺了不少，成為上海灘上無惡不作 的流氓商人。抗戰時期，他又投靠了日本人。1949年後跑到香 港，後卻因為投資大陸經濟，受到共產黨人民政府的熱烈歡迎， 毛主席還要接見他。就這樣，小說以一幅諷刺的筆墨，描寫了流 氓金貴彪與中共的投合，以此諷刺新政權。《金貴彪同志》以外， 孫述憲還以“齊恆”之名在《人人文學》第1期發表了另外一篇
11力匡：《關於阿黃——黃思騁》，載《香港文學》，第22期，1986年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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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愛情圈外》。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是家庭條件優越的玲玲， 她看不上周圍的花花公子，愛情很不順利。後來她喜歡上一個神 秘的男青年陳諒，沒想到，陳諒是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人，“他 不願看着中國和這個社會從此就慢慢地衰微而興亡在異族和異教 的魔爪裏，他在盡自己的力量從事意識形態的戰爭來挽救她”。 只有玲玲答應和他一起獻身，他才能答應她的愛情。愛情的故 事，再一次回到了反共的意識形態鬥爭中。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新聞處處長R.M.麥卡錫還親自上陣。 他撰寫的小說《北方的故事》，發表於《人人文學》第1期。這 篇小說寫美國人在上海受到中共糾纏的故事，枝節橫生。麥卡錫 本人在《人人文學》發表作品，可見《人人文學》與美新處關係 之密切。
《人人文學》是一個文學刊物，然而第2期還發表了一個新 聞“文藝整風運動在上海”，大概不願意放棄這樣一個大陸知識 分子受迫害的消息。《人人文學》第1期甚至刊載了一組諷刺蘇 聯的笑話，題為“如此幸福”：包括“史太林與上帝”、“奇妙的 電話”、“原來如此”、“姑妄聽之”和“分裂的世界”。這些新聞 和笑話，與小說一起，構成了刊物反俄反共主題的一個部分，然 而顯然破壞了《人人文學》的文學體例，不太諧調。
《人人文學》除了介紹人人出版社的書目外，還刊登了《自 由陣綫》的目錄，台灣《中國文藝》的目錄，還有錢穆和唐君毅 等人創辦的《人生雜誌》的目錄等，這些書刊從不同領域構成了 50年代初反共文化的平台。
《人人文學》頭兩期反共色彩深厚，其後政治色彩逐漸平淡。 這一點後文還會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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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今日世界》與亞洲出版社
（一）
值得一提的是，美方還直接援助知識分子難民進行反共寫 作。1952年春•親國民黨的美國共和黨議員'利用基金會的資 金，成立了 “救助中國流亡知識分子難民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 °它總部設在紐約 , 在香港和澳門設 辦事處，旨在援助流亡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1953年4月，美 方在香港啟動"遠東難民項目"（Far East Refugee Program） , 與“救助中國流亡知識分子難民協會”進行合作，援助香港的 文人，讓他們參加到反共文化中來。“救助中國流亡知識分子難 民協會”，以“資助寫作”的方式，救助流亡文化人。主持這 一機構的是丁文淵博士，機構下屬三個部分：左舜生負責審查 社會性稿件，王聿修負責審查翻譯稿件，易君左負責審查文學 稿件。稿費資助的標準是千字10元，較之於當時香港報刊的一 般千字5元的標準，價格已經翻了一倍。
1952年3月15日，美國新聞處親自創刊《今日美國》（兩 年後改為《今日世界》），稍後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今日世界 出版社的翻譯引人注目。《今日世界譯叢目錄》便列出了三百 多本譯本，包括文學類、科技類、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等不同性 質的書籍，其中以文學作品數量最多。據統計，其中包括文學 史與文學評論15本、小說70本、詩歌與散文15本、戲劇18
本。參與翻譯其事的，包括林以亮、張愛玲、董橋、李如桐和
戴天等人，俱一時之選12 o這些譯作，雖然目的在於“文化外
交”，宣傳美國自由世界的形象，然而畢竟引進了大量的外國
12參見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
文化政治》，載《翻譯與脈絡》（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109-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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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經典，自有其貢獻，這些書日後在港台海外產生了較大 影響。
《今日世界》第1號“寫在前面”說：“‘今日美國’在兩年 前創刊，最初，只是介紹美國的生活方式及其他種種給讀者。後 來，時局瞬息萬變，世界其他各地的實況，亦在報導與分析之 列。因此，‘今日美國’這個名稱，已不太適合。在過去的數月 中，迭接讀者來函，要求改名。為順從讀者意旨，改名為’今日 世界‘。”《今日世界》上文學作品的數量較少，第1期刊載了 秦風的《清算》，第2期刊載了秦風的《巴蕾舞人的瘋狂——共 區的學習班裏的悲劇》，都是反共小說。第1、2期連載的桑簡 流的《鳥麗谷》，寫世外桃源鳥麗谷，並不涉及反共。徐訐的小 說常在《今日世界》上連載，他的《盲戀》分13次連載於《今 日世界》1953年52期至73期，他的《江湖行》第一部刊登於《今 日世界》69期至88期，最後一期文末有云：“第一部完。作者 正續寫《江湖行》之第二部，不日將在《祖國週刊》發表，本刊 因與作者合約期滿，未克續刊，謹向讀者致歉”。
就綠背文學而言，《今日世界》刊載的最出名的小說是1953 年和1954年連載的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 小說獲得了外界的高度評價。《秧歌》的扉頁上就影印着胡適 之先生的親筆題讚：此書“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 了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 當然是最好的了”。夏志清在其小說史中也稱“《秧歌》在中 國現代小說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龍應台女士更將其稱為 “世界級的作品”。如果將張愛玲的這兩部小說放回綠背小說的 背景中去，其獨特性將會大打折扣，因為類似的反共小說實在 不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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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著作《秧歌》，先在《今日世界》連載，連載結束後出版單行本。
（二）
談及“綠背文學”，最具規模的是1952年9月成立的亞洲 出版社。據慕容羽軍說：“50年代屬於美援支持的出版社，還有 '亞洲出版社’。在大形勢下，與‘自由‘、‘友聯’鼎足而立。 論結構、規模，’亞洲出版社’比前兩者更具氣派”。在他看來， 自由、友聯和亞洲是當時三足鼎立的出版社，而亞洲的氣派更 大。慕容羽軍所沒有提到的是，自由出版社和“友聯”出版社出 版的書籍以政經為主，而亞洲出版社側重於人文方面的作品。因 此，對於討論綠背文學而言，亞洲出版社的重要性更為突出。
亞洲出版社的創辦出自“偶然”。中共出逃黨員馬義（司馬 璐）寫了一本《鬥爭十八年》，向“亞洲協會”和“救助中國流 亡知識分子難民協會”尋求出版資助。“亞洲協會”很有興趣， 不但同意資助該書出版，並且建議建立機構系統出版此類書籍。 就這樣，“亞洲出版社”在“亞洲協會”的支持下成立了。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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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由黃震遐擔任主編，司馬璐和楊仲碩擔任副主編，編輯有 趙滋蕃和李建白等。出版社出版了《亞洲畫報》，主編是蔡漢生。 出版社還有附設機構“亞洲電影公司”，曾經拍攝過趙滋蕃的《半 下流社會》和沙千夢的《長巷》等電影。
亞洲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數量龐大，人文方面涉及小說、報 告文學、社科、人物傳記、翻譯以至連環畫等等。比如，“報告 文學”：許瑾《毛澤東殺了我丈夫》、蔡慕年《潮汕淪陷三年》' 裴有明《我來自東北奴工營》；“學術著作”：趙蘭坪《馬克思經 濟學說批評》、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專題研究”：馬伯 樂《蘇聯能戰勝嗎》、何雨文《中共財政解剖》、丁淼《中共文 藝總批判》；“人物評傳”：鄭學稼《魯迅正傳》、史劍《郭沫若批 判》；“翻譯名著”：雷神父著、李潘郁譯《中國赤潮記》等；“文 學作品”：趙滋蕃《半下流社會》、林適存《鸵鳥》、張一帆《春 到調景嶺》、傑克《隔溪香霧》和《山樓夢雨》等等。
1957年10月，亞洲出版社的旗艦刊物《亞洲畫報》刊登了 一篇題為《五年來之亞洲出版社》的文章，總結1952年至1957 年的工作成果，談到出版叢書250種，吸納260多位作家進行寫 作，而全部工作的目標是：
1 '創立中共脫黨人員挺身報道之英勇榜樣；
2 -堅定香港流亡知識分子之政治信念；
3 '豐富自由創作之範圍及內容；
4 ，促進港台間及海外間之文化交流。
亞洲出版社等之所以能夠有這麼多稿源，與其高額資助有 關。當時香港報刊的一般稿酬均為千字5元•亞洲出版社的稿酬 卻高達每千字20元。賀寶善在回憶亞洲出版社創辦人張國興的 時候，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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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由大陸南來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甚多，經濟環境極差'不少人 住在木屋區，國興將稿費提高，每千字二十元，且可預支稿費'幫助他 們解決不少生活問題。我記得當時我家傭人工資每月的四十元'可見當 時的稿費是相當高的了。至一九六o年，亞洲出版社已經出版四百多部 書籍。
從內地南來香港的人，剛來的時候因為攜帶了數目不同的 資金，尚能周轉，以至過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時間一長，坐吃山 空，就窮困潦倒下來，很多人就從酒店淪落到了公寓，最後就到 了難民營。當時香港的難民營所在地調景嶺，是這些小說中最常 見的場景。小說《春到調景嶺》對於當時香港南來人物的住房 遷移有一個描繪，“住公寓的人還是大批向林屋區移殖，住酒店 的人又向公寓裏轉移。這象徵着自己的天地愈移愈小”。小說的
開始，住在公寓裏的李志良等人去難民營參觀了一次，讓我們
得以一窺那裏的情狀：“見公路下邊的山坡，儘是搭蓋的油紙小
棚，高者五六尺，低者三四尺，鱗次櫛比，直到海邊……這兒的 人，大半是衣衫濫褸，面帶菜色。”在張一帆的小說《春到調景 嶺》中，王仲鳴曾和主人公李志良談起在香港寫作的情形，“目 前香港的稿子出路並不寬……除非是内容兼臻上乘，或是在國內 鼎鼎大名的作家，可能佔得一席一盤。至於如你我這種人，儘管 文筆不在水準以下，也很難得被編者採用”。林適存的小說《駝 鳥》的第19節題為“八千字”，主人公李維文與朋友黃汕淪落 到棚戶裏，只能靠給黃色小報寫稿為生，但仍然想去舞廳跳舞。 他們直接以文章的字數計算可以跳舞的時間：“八千字夠兩人快 樂一個晚上。”“這麼罷，我們只跳兩千字，兩千字寫一個多鐘 頭。” “好！兩個人跳三千字，再加一千字。”這段看起來詼諧 的文字，形象地表明了文學寫作對於南來難民生計至關重要的作 用。在這種情形下，高額美元稿費的吸引力就可以想像了。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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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於生計的難民來說，為了掙錢，什麼不能寫呢？況且，他們本 來就是因為不滿大陸政治而出來的。這就是當時香港的出版社稿
源爆滿，反共文學不斷地被製造出來的原因。
香港都市的燈紅酒綠'難民生活的流落失所、大陸紅色政權 土改中的暴力迫害，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等，這些元素 的不同組合，構成了反共難民小說的不同模式。13
第三節“友聯”與《中國學生周報》
第八章
綠背文學
（一）
“友聯”是1949年後香港的一個受美國資助的反共文化組 織，擁有研究所、出版社和一批報刊，持續了幾十年，影響了好 幾代香港文化人，成為引人矚目的文化現象。不過，由於政治敏 感，當事人有所忌諱，“友聯”的面目一直隱晦不清，產生了各 種不同說法，莫衷一是。
所幸的是，自2002開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 發起“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工作項目，首先將目光聚焦 於“友聯”及《中國學生周報》。盧瑋鎏帶領博士生熊志琴走訪 了 “友聯”歷年來的重要人物何振亞、奚會障、古梅、孫述宇、 王健武、林悅恆、胡菊人和戴天等人，受訪者多能直言，採訪者 記錄下來，整理成口述史，再經過當事人修改定稿。這一過程前 後歷經十二年，成果終於在近年公開出版N。在這裏，很多內幕首 次被披露出來。儘管受到記憶及立場的影響，受訪者的說法不盡 一致，但經過相互印證，再參照其他的研究資料，“友聯”及《中
13參見趙稀方：《五十年代美元文化與香港小說》，载《二十一世紀》，2006 年第12號。
14盧瑋饗、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1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14〕。《香港文化眾聲道》第2冊於201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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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生周報》的歷史輪廓現在大致可以呈現出來了。
此前有關“友聯”的緣起，權威說法來自於鄭樹森、黃繼持 和盧瑋鎏合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19551969）: “一九五一年 四月友聯出版社受資助成立”。現在看起來，這短短一句話就充 滿了問題，“友聯”成立的時間和受資助的時間都成了疑問。
據1950年加入“友聯”、曾任總經理的何振亞回憶：他是 1950年經中央大學同學陳濯生介紹加入“友聯”的，那時候“友 聯”已經存在，“我加入的時候是一九五。年，還是很早，他們成 立應該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間” 坨。這把“友聯”成立的時間 提前了不少。據稱，“友聯”研究所開始成立的時候，並沒有受到 資助。《中國學生周報》後期社長林悅恆說：“'友聯’的工作是 從一開始就進行的，到了後期尤其是韓戰之後，美國覺得要加強 對遠東和中國事務的了解，覺得‘友聯’的工作對他們有幫助， 於是支持研究所”。“友聯”早期的工作開始於“友聯”研究所， 也即剪貼搜集研究大陸情報，最早一批人有陳濯生、徐東濱、史 誠之、燕歸來和胡越（司馬長風）等，許冠三和孫述憲等有興趣 的人也來參加。17林悅恆認為，“友聯”的工作早已經在做了，只不 過後來得到美方賞識，撥款鼓勵他們繼續做下去。他專門強調， “《周報》早期也不是他們撥款才搞的”。18
後來《周報》的編輯羅卡，在1975年7月至8月香港大學 學生會和文社開設的“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上，談到“友
15鄭樹森、黃繼持、盧瑋變編：《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年）》（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14頁。
16對於何振亞的採訪，見盧瑋鎏、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10-46 頁。
17後因合作上有分岐，許冠三和孫述憲退出另辦《人人文學》。
18對於林悅恆的採訪■見盧瑋爨、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 176-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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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研究所是由台灣政府在亞洲基金會的支持下成立的。這一說 法，與《周報》元老人物奚會障和王健武的說法相牴觸，這一點 我們後面還會談到。
美方資助的牽頭人，一直是一個謎。訪談者進行了多方詢 問，當事者多不清楚，說法不一。不過，據現有線索看，大體可 以確定是桂中樞。他是“友聯”核心人物燕雲（燕歸來）父親的 朋友，通過燕雲認識了這幫年輕人以後，將他們介紹給“自由亞 洲協會”的代表James Ivy。燕雲也成為“友聯”的主要“外務” 聯繫人，負責與美國基金方面的接洽。
資助方式，說法不一。何振亞說：“所有的出版物都接受資 助，《兒童樂園》、《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友聯‘研 究所的出版社物，還有一些小書。”燕雲之後，奚會障曾在1956 年至1959年擔任“外務”工作，並於1963年後正式代表“友 聯”和美方聯繫。他大體也持這種說法，“我們都是做budget （預算），我們的研究所要多少，我們的收入可以有多少，那麼 basically * financially ' it supported （基礎上,財政上，它支持）。 我們有印刷廠，也有賺錢的，有發行的，但是大部分，I should say （我應該說），大部分是Asia Foundation贊助的。有段時間， I represented （我代表）（‘友聯’），跟他們接觸的，所以我跟 他們也做了還不錯的朋友。他們的headquarter （總部）在San Francisco （三藩市）。”徐東濱的看法不太一樣，他曾發表文章 指出：“‘友聯’也從不曾全部由外資助，而是個別項目在不同時 期按具體需要向’亞洲協會’申請援助。林悅恆則認為美方只 資助了 “友聯”研究所、《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等部
分項目'其他如出版“活頁文選”和教科書的編譯所及《祖國週
19王延濱（徐東濱）：《漫談“周報”和“友聯”》，載《星島日報♦灌茶家言》，
1988年11月1日TO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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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兒童樂園》等刊物都沒有得到資助，“我們常常以為所有
出版社都是他們支持的。他們只支持他們認為應該支持的工作， 由他們選項目，給'友聯’的錢不是給’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的”。2°這兩種說法，固有分歧，不過問題似乎不大，大概是“友 聯”所提出的項目，做出的預算，美方多會同意並資助，所以容
易給人全部資助的印象。
美元資助撤離的時間，此前也一直眾說紛紜。這一點多位訪 談者的說法大體一致，即60年代末。據回憶，當時通知“友聯”
的人，是接替James Ivy成為亞洲基金會代表的袁倫仁「他說舊 金山總部通知他，經費沒有了，他們願意資助我們最後一次”。方
這最後一筆錢，1969年至1973年擔任“友聯”董事長和社長的
王健武說，“友聯”用來購買了香港新蒲利森大廈。林悅恆則說 是設立了印刷廠。“友聯”出版社業務一直持續到1997年香港回 歸，而結束刊憲的時間在2000年以後，當時一直由林悅恆負責。
“友聯”的人很多來自於新亞書院，如余英時、黎永振、奚 會障、古梅、孫述宇和陸離等，其中有不少都是在讀時就兼職， 後來留下來工作。新亞書院成立於1949年10月，是由從大陸南 下的錢穆、唐君毅和張丕介幾個人發起的，旨在重振中國文化。 新亞書院不但為“友聯”提供人才，錢穆和唐君毅等還親自為《中 國學生周報》寫文章，他們的書也由“友聯”出版。新亞書院所 提倡的新儒家思想，也是“友聯”的精神資源所在。1955年加入 “友聯”，後來歷任社長、督印人的胡菊人認為，“‘友聯’雖然 沒有特別談新儒家，沒有以此作為刊物的理想或什麼，但基本上
20對於林悅恆的採訪，見盧瑋鎏、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1冊，
213 頁。
21對於王健武的採訪，見盧瑋鑒、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1冊，142-
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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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生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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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有新儒家精神，對‘新亞’幾位先生都十分尊重”。22
新亞書院的情況，與“友聯”有點相似，也是後來主要由美 方基金資助而成的。因為體量大，資助新亞書院的美方基金除亞 洲協會外，還有美國雅禮協會、哈佛燕京學社和福特基金會。稍 有不同的是，新亞書院初期曾受蔣介石總統基金的支持，不過在 接受美方資助後，台灣方面的資助就取消了。“友聯”初期則與 台灣關係有點緊張，“友聯”的報刊甚至都不能進入台灣。奚會 障說，“其實我們並非'反台’，更不是他們的敵人，只是我們不 贊同國民黨在大陸時做的一套，到了台灣後也未施行民主，我們 對他們有所批評，而這正是他們不樂意聽到的。反正是別人叫我 們第三勢力的，不是我自己戴上的帽子”。王健武也說：“當時我 們這群人，都是對國內情形不贊同而出來的，既不是國民黨，也 不贊同共產黨，這群人出來以後，台灣也不想去，所以很多人以 為'友聯’是第三勢力。” 23 “友聯”與台灣方面的關係後來得到 了改善，王健武說：“最初他們認為'友聯’是共產黨，後來他 們認為'友聯’是第三勢力，慢慢才對‘友聯’了解，才拉攏。” 奚會障曾以“友聯”社長的身份受邀去台灣，和蔣介石見面。王 健武也受邀去過兩次台灣。70年代初，“友聯”由《祖國》雜誌 而來的《中華月報》，開始得到國民黨方面的資助。
“友聯”與在港美方機構關係相當密切。開始的時候，美新 處自己沒有出版機構，就委託“友聯”替他們做出版發行，當時 所出版的主要是翻譯方面的書。據林悅恆，當時他們還替張愛玲 出書，記得有張愛玲的英文版《赤地之戀》。美新處在《今日世
22對於胡菊人的採訪，見盧瑋鑒、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1冊，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