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科國際主席
042
林家名
新龍國際集團總裁
043
江澤峰
手球運動員/學生
044
梁兆燾
IBM 環球商業顧問
045
林順潮
中大眼科系主任
046
林大輝
手球總會會長/校監
047
戴希恩
醫生
048
樊德明
可口可樂經理
049
郭伯鈞
牛奶公司總裁
050
曾憲梓
金利來集團主席
051
馬觀生
龍舟隊教練
052
陳國華
觀塘區議員
053
崔康常
恆生商學院院長
054
陳易希
大學生
附錄五
295
林向陽 微軟香港總經理
李穎詩 前港精英運動員
陳旭智 職業足球員
黃金池 黃大仙區議員
曾 光 大學生
余心怡 港單車隊成員
阮元健 中學體育教師
鄭禮騫 港足球隊成員
溫健儀 港田徑隊成員
施幸余 港游泳隊成員
帖雅娜 港乒乓球隊成員
官惠慈 港羽毛球隊成員
沙飛露 港曲棍球隊成員
李家傑 恆地副主席
丘莉莉 港馬術隊成員
葉錫安 港馬術總會主席
何劍暉 前港划艇隊成員
林德坤 傷健運動員/學生
麥珮軒 港壁球隊成員
鄭家豪 前港武術隊成員
李惠光 馬會資訊執行總監
艾維朗 電盈董事總經理
朱經武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陳祖澤 香港賽馬會主席
蘇樺偉 港田徑傷健運動員
葉少康 馬術運動員
利子厚 馬術比賽公司董事
鄭雨滇 香港賽馬會騎師
陳念慈 騎師學校校長
鄭文傑 港馬術隊成員
296
附錄
085
李嘉文
划艇運動員
086
石偉雄
港體操隊成員
087
劉靳麗娟
拔萃女書院校長
088
汪明荃
藝人
089
李奇光
中文大學醫科生
090
李 剛
中聯辦副主任
091
金炳昱
三星電子香港董事長
092
黃建恆
聯想港台區總經理
093
吳家樂
前划艇及泳隊成員
094
阮維新
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
095
梁嘉銘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096
葉詠詩
港小交響樂團總監
097
李 暉
武術教練
098
李國華
離島體育會副主席
099
許 健
大眾汽車中國副總裁
100
何超瓊
信德集團董事總經理
101
吳小莉
鳳凰衛視資訊台副台長
102
郭 俊
香港青年會秘書長
103
胡曉明
體育活動事務委會主席
104
馮錫江
商人
105
范徐麗泰
立法會主席
106
和廣北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
107
王敏超
前港泳隊成員
108
馮馬潔嫻
殘奧會暨傷殘體協主席
109
鍾建民
攀山運動員
110
冼仙舟
南區康體會委員
111
伍雪葵
前香港田徑隊運動員
112
趙資強
東區區議員
113
陳奕迅
藝人／歌手
114
鍾國樑
中學生
附錄五
297
陳紀新 電盈董事總經理
張學友 藝人/歌手
蔡曉慧 港游泳隊成員
王 晨 港羽毛球隊隊員
霍震霆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
黃金寶 港首席單車手
註：
原定負責第四十一棒的火炬手施懿庭，因飛機航班延誤，未能如期回港。他負責的路段由前一路段（第四十棒）的火炬手鄭玉嫻兼顧。
資料來源：
http://www.lcsd.gov.hk/TorchRelay/b5/torchbearer.php?page=6#name
註
導言
有關矛盾，參閱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5–9頁。
胡錦濤，「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4日，http://www.china. com.cn/17da/2007-10/24/content_9119449_10.htm。
中央統戰網，「如何理解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我們黨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專題），第二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2008年6月3日，http:// wztz.66wz.com/system/2008/06/03/100559627.shtml。
同上。
繼曹二寶的文章發表後，香港媒體就只有《星島日報》就此作出報導。紀曉華，「管治力量一分為二」，《星島日報》，2008年2月1日。再一次就事件撰文評論的是，陸恭蕙在《南華早報》發表了“One City, Two Teams”一文，2009年 4月16日。其後，很多報章紛紛報導事件及刊登多篇評論。
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表示中共「已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 2002年1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 content_632254.htm。
Wei Pan, “Crossing the River: Legalism,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Ha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6年5月6日，第42頁。
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修改憲法時正式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章程》。
Kellee S. Tsai,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8年1/2月，第15頁。
Huang Yashe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08年出版。作者在書中強調，自1990年以來，中國採取快速的城市發展模式，從而催生了國有企業及大型外國跨國公司，使農村及民營企業資金匱乏，發展受到限制。
雖然中國已在過去 25年使2.5億人擺脫了貧困，但同時，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卻增加了一倍。城市居民的人平均壽命比農民的平均壽命多出5年以上。 UNDP, Report on Social Inequality in China, 2005年。
Kellee S. Tsai,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8年1/2月，第15頁。
根據特區政府2007年6月的統計數字，香港的堅尼系數由1996年的0.518增加到2006年的0.533，這不但是亞洲最高的，而且在發達國家中也名列前茅。在過去10年中，月收入4,000港元的家庭增加了80,000戶，而月入超過
300 註 7–14 頁
40,000港元的家庭增加了10萬戶。「政府統計處公布住戶收入研究的結果」，
《新聞公告》，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6/18/P200706180129. htm，2007年6月18日。同時參閱，Audrey Parwani, “Warning as Income Gap Widens”，《南華早報》， 2007年6月19日；Dennis Eng, “Hong Kong’s Wealth Gap Is the Biggest in Asia”，《南華早報》，2008年10月25日。
陳佐洱1995年的聲明，見Fanny WY Fung and Albert Wong, “Veteran Head of HK and Macau Of ce Steps Down after 14 Years”，《南華早報》，2008年4月9日。
Stephen Brown, Edward Fung, Christine Loh, Kylie Uebergang and Steve Xu，
The Budget and Public Finance in Hong Kong, 第6–10頁。
曾蔭權，《協造新香港，共創好環境》競選宣言，2007年2月1日。
陸恭蕙及黎文燕，《解構董建華和曾蔭權的領導1997–2007》，第181–182頁。
劉兆佳列出十個特點，見“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Order”載於Yue-man Yeung, The First Decade，第140–141頁。
「中共在港地下黨大老」，《開放雜誌》，2008年11月。
Emily Lau, “Where’s the Party?”，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6年6月12
日，第16頁。
辯論是由本書作者（時任立法局議員）提出的。見《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5年4月26日及1997年3月5日。
余國春問董建華：「如果你成為特區首長，你同新華社的關係如何？」董建華回答：「新華分社是中央在這裏的一個組織，將來新華分社之外還會有解放軍、外交部。在這方面我都會維持溝通，保持經常聯繫的關係，新華分社自己本身的工作，我想中央會有一個界定，我一定會同他們維持溝通的關係，我知道特區特長是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我知道你同好多人想知道未來香港是否有太上皇，我知道香港不會有太上皇。因為我知道中央、香港以及所有的人都一定執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依據《基本法》辦事」。《文匯報》，1996年11月27日。
傳言為地下黨員的四名人士為民建聯工聯會的譚耀宗、梁振英、梁錦松和港進聯的鍾瑞明，《開放雜誌》，1997年5月，第54頁。
牛虻，「從反英暴動到紅頂商人— 左派社團『學友社』的一段歷史」，《開放雜誌》，1997年2月，第50頁。
這兩個傳聞是中共黨員的人是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時任中央政策組顧問、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童行，「董建華身邊的港共名單」，《開放雜誌》，2003年8月，第38頁。
Albert Wong, “DAB’s Tsang Still Silent on Communist Membership”，《南華早報》，2008年10月8日。
Yau Chui-yan, “Voice of Reason”《, 南華早報》，2009年2月4日。
吳康民，「共產黨形象全是負面嗎？」，《明報》，2008年10月13日。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機關的全稱是港澳工作委員會。它也被一些作者稱為港澳工作組。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470頁。
註 15–23 頁
301
同上，第69頁。
在Robert Ash的Hong Kong in Transition 一書中，其中“Be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93–1997”一文中的第129頁註腳提到，Yin Qian表示英國《泰晤士報》東亞部總編Jonathan Mirsky告訴他，回歸前在一個特別部門工作的好友向他透露，香港有23,000–28,000名中共黨員。此外，他還引用了林和立估計的數字，在香港約有15,000名中共黨員。
“Beijing’s Fifth Colum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Hong Kong: 1993–1997”載於Robert Ash, Hong Kong in Transition，第113–114頁。
鄧小平，「中國不允許亂」，《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9年3月4日。
Wei Pan, “Crossing the River: Legalism,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第42及44頁。作者的模式也被稱為「協商法治」模式。
第一章
列寧在《怎麼辦》中指出，只有以職業革命家為先鋒的政黨，才能使人民達到革命的覺悟，實行民主集中制，《列寧全集第5卷》，第347–530頁。
有關中共基本結構的簡介，參閱Ching Cheong, “China’s Administration over Hong Kong —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the Hong Kong — Macau
Affairs Of ce”載於Nyaw Mee-kau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6年，第111–114頁。
同上，第113頁。此圖顯示出，在每一個行政級別中，黨的機關總是比行政機關略高一些。
同上，第114頁。
同上。
自1977年以來，每隔五年開一次中共黨代表大會，來自全國各地的黨代表聚集在北京，選出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黨的全體會議上的最終決定或決議沒有投票權，其地位也低於正式委員。只有正式委員才可以被選入政治局。
共產黨的核心部門包括辦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四部，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及對外聯絡部。還有三個政策研究中心，包括政策研究中心、黨史研究中心、文獻研究中心，以及中共中央委員會出版的《人民日報》和《求是》雜誌。中央黨校也是黨的核心機關。除了核心機關以外，還有負責社會治安、保密和指導精神文明建設的委員會。
Ching Cheong, “China’s Administration over Hong Kong —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the Hong Kong — Macau Affairs Of ce”載於Nyaw Mee-kau
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1996年，第116頁。
程翔稱港澳事務辦公室為港澳辦，同上，第119–123頁。但是，官方引用的都是全稱。
2001年，中國有4,050萬黨員幹部。自1960年代開始，黨員數量穩步上升，到2001年佔中國人口的3.3%。在黨員幹部隊伍中，47.5%或1,920萬黨員在所
302 註 23–30 頁
謂的事業單位（學校、醫院、大學、研究機構、圖書館、博物館等）工作、 35.2%或1,430萬黨員在企業單位工作、17.2%或700萬黨員在黨和政府機關工作。婦女幹部佔35%，少數民族為6.8%。Erik Brodsgaard, “Improving Party Cadre System to Better Govern China”, East Asia Institute EAI Bulletin, http://
www.nus.edu.sg/NUSingo/EAI/Erik.htm。
對此曾作最廣泛的研究是John P. Bur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menklatura System: A Documentary Study of Party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以及他的“Strengthening Central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1990 Nomenklatur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年(138), 第458–491頁。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第748–65頁。
Ching Cheong, “China’s Administration over Hong Kong —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the Hong Kong — Macau Affairs Of ce”載於Nyaw Mee-kau
及Li Si-ming,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1996年，第114–115頁。
同上，第116頁。
同上，第115頁。本圖提到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指的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成立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其職責為聯絡、信息交流以及有關過渡問題的磋商，直至2000年1月解散。
Laszlo La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第7–8頁。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認為，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完全是基於不同的經濟範疇之上：封建主義所取代貴族，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這全是根據永恒的規律。帶領群眾加快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第22章討論思想改造與脅迫。
這句話被認為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而非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態度源於鄧小平的話：「不管你是白貓還是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有關中共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可參考中共十三大官方文件，1987年。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第193–194頁。
Kellee S Tsai,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8年1/2月，第13頁。
198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出版了一本名為《關於黨的組織工作的250個問題及答案》的書。見Laszlo La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第514–516頁。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24–25頁。
余錦賢，「中共在港地下黨大老」，《開放雜誌》，2008年11月8日。
註 36–43 頁
303
第二章
改編自Michael Saward, Co-optive Politics and State Legitimacy, 第1–2頁。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見全國政協官方網站：http://www.cppcc.gov.
cn/page.do?pa=2c90489523208b1d012328e994c60365&guid=0f1effdc03604b5d
8c64e6cb9fffa259&og=402880631d4c692f011d4c8f6119008b。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第一卷》，第33頁。
全國政協官方網站：http://www.cppcc.gov.cn/08htm/minglu/zhuxi2008.html。
Fanny WY Fung及Albert Wong, “Veteran Head of HK and Macao Of ce Steps Down after 14 Years”，《南華早報》，2008年4月8日。
Anthony B L Cheung及Paul C W Wong, “Who Advi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Absorption before and after 1997”, Asian Survey,
第883頁。
見http://www.cppcc.gov.cn/page.do?pa=2c90829522ccc60b0122cd7860ca0936。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5年4月26日，第2701頁。
Gary Cheung及Eva Wu, “City Liaison Of ce Deputy Defends HK Delegates”，
《南華早報》， 2000年3月19日。Mary Ma, “No Truth to Power Sharing”, The Standard, 2009年3月25日。Joseph Wong, “Liaison Office Must Put Out Fire Raging over Delegates”，《南華早報》，2009年3月25日。
本章提及「說服」和「宣傳」的定義，見G S Jowatt及V O’Donnel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第1頁。
同上，第12頁。
同上，引用丁關根的話，第13–14頁。丁關根於1990–1992年任統戰部部長，
1992–2002年任宣傳部部長。
詳細討論可參閱何清漣：《霧鎖中國》，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其他黨的國家機關報紙包括《光明日報》和英文版《中國日報》，它們都是由中宣部控制，而《經濟日報》則為國務院所控。這些機構屬於副部級。
更深入的討論請見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及 Alex Chan,
“From Propaganda to Hegemony: Jiaodian Fangtan and China’s Media Policy”,
《當代中國》，第35–51頁。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第80頁。
更深入的討論，見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第287– 302頁。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第50頁。
Wang Zhenghua, “Hong Kong to View Buddhist Finger Bone Treasure”，《中國日報》，2004年5月20日。
“HK Holds Grand Opening Ceremony for Veneration of Buddha Sarira”《, 新華網》，
2004年5月26日，http://english.sina.com/special_report/040526buddha.shtml。
304 註 43–52 頁
同上。
同上。
曾蔭權，《2007–2008施政報告》，第116–120段，http://www.policyaddress.gov. hk/07-08/chi/p116.html。
Ambrose Leung, “Fury at DAB Chief’s Tiananmen Tirade”，《南華早報》，2007
年5月16日。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第101、104–109頁。
《新編黨的宣傳工作實用手冊》，2003年。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第80、82、88–89、98頁。
29. 同上，第107–108頁。
30. 同上，第118–119頁。
31. 同上，第124–125頁。
第三章
其他香港早期活動家包括4名學生和3名工人，見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9–30頁。
楊少平，「中共香港黨（團）組織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動」，《廣東黨史》，第28頁。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30頁。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59年改稱共青團）1922年成立於廣州，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群眾組織，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共青團官方網站： http://www.cycnet.com/chinayouth/index.htm。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38–45頁。
同上，第47頁。
Chan Ming Kou,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斯丹福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引自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2頁。
1920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的詳細討論，見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第96–97頁。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48頁。
顧汝德指出，僑民之間的親密關係只局限於同種族內，只有團結一致才能
「克服他們在陌生環境內所承受的壓力」，Uneasy Partners，第21–22頁。
曾銳生在《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一書中，描述政務官的制度和演變。
中國海員的薪金極低（大約只有歐洲海員的四分之一），每天至少工作14小時。他們還遭受招聘代理的剝削，只有賄賂代理人才能被船運公司聘用。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41頁。
註 52–54 頁
305
中國海員工會與孫中山早就有緊密聯繫。在孫中山的早期革命生涯，海員工會原是一個秘密組織，曾協助孫中山將信息從一個港口傳到另一個港口。孫中山授與中國海員工會的名字。1921年2月，孫中山還派私人代表來港出席工會的成立大會。由於這種密切的關係，有指控說，海員大罷工其實是孫中山謀劃的，但他堅決否認了這一說法。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Boycott, 第32–33頁。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7頁。
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0–162頁。
14個不同的船運公司遭受總額至少500萬港元的損失，米價漲幅超過100％，其他食品如魚、牛肉和豬肉的價錢也上升了30%–50%。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Boycott, 第57頁。
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0–162頁。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6頁。
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2頁。
20. 同上，第162–166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8頁。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370–371頁。
殖民部129/474， Stubbs to Devonshire, 1922年3月18日。Ta Chen,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22年5月， 引用David Faure, Society, 第162–166頁。
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31–32頁。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89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9頁；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60–61頁。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23–26頁。
同上，第26頁。陳劉潔貞認為，雖然中共宣稱該宣言是罷工的指導方針，但由於大部分罷工工人是文盲，宣言所產生的影響不可能太大。此外，因為廣東新生的共產黨能力有限，所以不可能有那麼大的影響，第23–26頁。
例如，2002年3月，工聯會鄭耀棠在慶祝香港海員罷工80周年的講話中，稱罷工是「香港海員爭取和維護權益的鬥爭，是中國海員反抗外國航運資本家和港英剝削壓迫的民族鬥爭，帶有鮮明的愛國反帝反殖的性質，罷工的勝利也就是中國工人階級愛國反帝的偉大勝利」。見 http://www.ftu.org.hk/view. php?Tid = 502；「人民網」還稱罷工是「罷工從要求增加工資的經濟鬥爭，發展成為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鬥爭罷工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氣焰，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見http://politics.people.com.cn/ BIG5/8198/65833/66255/4471229.html。
香港海員罷工後，發生了一連串勞資糾紛，涉及大量的工人，例如麵包師、汽車司機、中餐館員工、香港電力公司員工等，見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Boycott, 第59頁。
306 註 55–58 頁
孫中山曾尋求蘇聯的援助。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1924年1月26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布一項反帝國主義宣言，譴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國家。Edmund Fung, “The Sino-British Rapprochement, 1927–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年(17), 第80頁。 又見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62–71頁。Michael Share對共產國際在1921年至 1927年之間在香港的活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在海員罷工期間，劉鑄伯（ 1867–1922，著名領導人、立法局議員）在立法局會議上表示，工會得到布爾什維克有力的支持。周壽臣（ 1861–1956 ）也建議總督不要向罷工妥協，並支持鎮壓一切勞工行會。見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46–1048頁。
有關傷亡人數的報導有所不同。有人曾引述日本消息來源，指出有9人死亡和數十人受傷。見Stever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第92頁； Stephen Uhalley Jr指出有10人死亡，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第27頁；而胡繩說有13人死亡，《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66頁。
楊少平，「中共香港黨（團）組織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動」，《廣東黨史》，第29頁。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3頁。
“The trouble started with the Queen’s College strike”，《南華早報》，1925年6月 20日；及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1–1052頁。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120頁。
隨後的調查未能確定衝突由哪一方開始，而衝突最終演變成槍擊事件；英國、法國哨兵以及中國的示威者都開了槍。死亡的52人當中，51人是中國人，只有一名是法國人，傷者中有8個歐洲人和一個日本人，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4頁；以及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371–372頁。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4–95頁；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67–68頁。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120頁。又見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48頁。Philip Snow指出，除非中國人是被邀請或者是送貨的，否則他們不得上山。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3頁。
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48頁。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2頁。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3–1054頁。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3頁。又見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9–105頁。 蘇聯支援大罷工， 見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62–72頁。
註 58–59 頁
307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7–149頁；以及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2–13頁。
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100–108頁；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372–373頁；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6–97頁；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5–96頁；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4頁。
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125頁。
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47頁。
見1924年及1926年《香港年報》。
Rosemarie Chung Lu Cee, Study of the 1925–26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oycott, 第128–141頁。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2–1053頁。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5–146頁； 及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02頁。
總督司徒拔在沒有倫敦授權的情況下，為陳炯明撥款10萬港元，以幫助他在廣東發動政變；司徒拔還建議皇家海軍封鎖珠江，但被拒絕。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6頁。Liu Shuyong, An Overall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7頁。作者記載了司徒拔收買了陳炯明和另一軍閥鄧本殷，為英國服務。雖然有初步的成效，但他們最終還是失敗了。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3頁。周壽臣和羅旭龢從東華醫院委員會籌得港幣5萬元，支付給另一個軍閥魏邦平，在廣州發動政變，反對國共政權，但最終失敗。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49–152頁。
北伐戰爭（ 1925–1926 ）是一次軍事行動，使國民黨在1927年在廣州建立了政權。北伐中途，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告終。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6–97頁。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53–156頁。周壽臣和羅旭龢都是被委任的立法局議員。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82–186頁；Oliver Lindsay,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第222頁。
成立了兩個代表會，包括香港華民代表會和香港華民各界協會，由香港工商業和專業精英組成，包括周壽臣和羅旭龢。見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83–186頁。Carroll指出，到了1944年，戰勢不利於日本，香港當地領導人開始迴避這些組織的職責，羅旭龢甚至以健康原因退出兩會。
Paul Gillingham, At the Peak, 第33、43–44頁。
Barbara Barnouin及Yu Changgen, Zhou Enlai, 第34–39頁。
308 註 60–64 頁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98–100頁。
這一和解在本質上，是殖民地政府並不反對國民黨徵收所有香港進口貨物
2.5%的稅，以及所有進口奢侈品5%的稅，而收入將用於資助罷工工人。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67頁。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119–120頁。當時，香港有超過130個工會，其中海員工會、印刷工會和電車工會已在中共積極分子控制下，中共黨員試圖滲透到其他工會。最後，中共控制的工會首先開始罷工，其他十幾個工會隨後加入罷工，有25萬名工人參加了大罷工。香港當時的人口約為75萬。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第19頁。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54–1055頁。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第20頁。
Butters, Report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1939年1月。於 Ming K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第53頁引用。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4頁。李鵬的父親從海南島經香港到內地，在過境時被捕，後被特別小組轉交給廣州。
第四章
許多廣東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包括劉爾嵩、鄧培、李啟漢、蕭楚女都被逮捕並被處決。還有一些與香港有密切聯繫的共產當活躍分子，如彭月笙、張瑞成和何耀全也被處死。見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78頁。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是中共歷史上的首次軍事起義。其目的是要從國民黨手中奪取當地政權。許多著名的中共領袖和統帥像周恩來、朱德、賀龍和葉挺均參與了這次軍事起義。然而，中共很快被打敗，許多成員逃亡到香港和上海。8月1日被定為解放軍建軍節。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84頁。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86–89頁。
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第8頁。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第339–343頁。另參考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02頁。
在1931年6月胡志明在香港被捕入獄，1933年獲釋。越南共產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於1935年在澳門舉行。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第123頁。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年12月(164)，第1060頁。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第20–24頁；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7頁。
註 65–68 頁
309
日本已經在1931年佔領滿洲。1937年7月7日，日軍打電報給國民黨軍隊，表示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允許軍隊進入北京，尋找這名士兵，而後來發現該士兵安然無恙。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意外事故，而另一些則認為，這次事件是捏造的，是用以作為入侵中國的藉口。
上海和南京分別於1937年10月和12月淪陷，1938年廣州被日軍佔領。
張學良被國民黨軟禁了54年。蔣介石在1949年逃離大陸時把他帶到台灣，90嵗時獲准離開台灣（蔣介石去世後已15年），在夏威夷度過餘生。除宋美齡外，他的壽命超過同時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宋美齡於2003年去世。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252頁。
Margaret Macmillan, Seize the Hour, 第43頁。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7頁。
在中日戰爭開始之時，英國政府對日本入侵中國採取了模棱兩可的態度。英國允許運往中國軍隊的軍事物資通過香港。同時，英國政府不願公然激怒日本。例如，儘管當地華人社會極力呼籲，殖民地政府拒絕提供財政援助救濟中國的受害者。見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第26頁。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第161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7頁。
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3頁；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8頁。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29頁。
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左翼作家如夏衍和張友魚由桂林和重慶前往香港，並在廖承志的領導下，開始出版《華商報》、《大眾生活》、《筆談》、《文藝陣地》、
《耕耘》、《世界知識》、《青年知識》、《大地畫報》等。見葉漢明和蔡寶瓊，
「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與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5頁。
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3頁。司徒慧敏等上海電影工作者和香港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了「血濺寶山城」及「游擊進行曲」等一系列抗日影片。
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4–55頁。
宋慶齡成功邀請了殖民地政府首席醫療官司徒永覺的妻子和香港大學 Norman教授，分別擔任名譽秘書及財政總監。在國際上，宋慶齡成功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母親的支持。此外，許多來自西方國家的醫務人員組織起來，前往內地戰區提供醫療服務。見楊漢卿，「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統戰工作」，《廣東黨史》，第56–57頁。
東南亞的華僑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客家是以梅縣、惠州、寶安和惠陽作為其主要居所。見陳瑞璋，《東江縱隊》，第9–14和20–21頁。
1999年5月1日，利德蕙 (Vivienne Poy) 在香港郵票會一次題為“China and Hong Kong History, Philately and Culture Society”的講話。講話內容見： http://sen.parl.gc.ca/vpoy/english/Special_Interests/speeches/Speech%20-%20
HK%20Stamp%20Society.htm。
310 註 68–73 頁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7–28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7頁。
Oliver Lindsay,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第48頁。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38頁。
同上，第41頁。
同上，第24和81頁。
同上，第67頁。
同上，第38–39頁。在一些出版物中，港九獨立大隊也被稱為香港獨立營或香港九龍獨立連。
35. 同上，第81–83頁。
參閱1999年5月1日利德蕙在香港郵票會的講話及《東江縱隊》，第50頁。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44–49頁。
同上，以及張雷鋒，「香港大營救」，《軍事歷史》，第60頁。
英軍服務團由逃離香港的英國戰俘、英國軍醫賴廉士上校組建。有關游擊隊，見Sally Blyth及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第17–23頁。游擊隊成員劉錦文回顧了游擊隊和英軍服務團在整個戰爭期間密切合作；見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11–113頁；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20–421頁；及陳瑞璋，《東江縱隊》，第49–56頁。
賴廉士上校向英國陸軍部讚揚了游擊隊，稱其為「我們的游擊隊」，見
1999年5月1日利德蕙在香港郵票會的講話。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49–64頁。
42. 同上，第79–80頁。
1999年5月1日利德蕙在香港郵票會的講話。
同上。
同上。
顧維鈞是參加1919年巴黎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他要求日本歸還中國山東，但遭到西方列強拒絕。中國沒有簽署《凡爾賽條約》。
R W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7年，第1062頁。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29–260頁以及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24–126頁。曾認為，英國決定留在香港有三個原因：英國努力建設了香港；戰後香港作為貿易基地更重要；香港被日本佔領，收回香港是國家的榮譽，見第132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27頁。
同上，第128頁。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45–248頁。又見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34–138頁。1949年前，香港的未來是蔣介石和英國之間爭議最大的問題。1946年6月，蔣介石在與英國大使的會議上提出這一問題。他認為，與英國的關係將不會是「滿意」的或「相互信任」的問題，而香港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的辦法」。對於這一問題，見S. R. Aston, “Keeping a
註 73–78 頁
311
Foot in the Door: Britain’s China Policy: 1945–50”,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第
88頁。
Liu Shuyo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75–177頁。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48頁。Kevin P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第41–60頁。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on, Hong Kong Remembers, 第21–22頁。Philip Snow 在The Fall of Hong Kong中沒有提到國民黨軍隊的存在。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48頁。詳見陳瑞璋，《東江縱隊》，第
85–106頁。
1945年8月16日詹遜離開赤柱監獄，並從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香港，擔任代理港督。他召集所有前任官員組成了臨時政府。8月27日，他在電台宣布臨時政府成立。1946年詹遜被任命為新加坡總督。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430–434頁；以及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1249–1251頁。
袁小倫，「戰後香港進步文化革命」載於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香港與中國革命》，第263頁。
陳瑞璋在《東江縱隊》中，對該事件及人物作了詳盡的描述。
港九獨立大隊史編寫組，《港九獨立大隊史》，第184–185頁。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102頁。以及周奕，《香港英雄兒女——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第217頁。
陳瑞璋，《東江縱隊》， 第103–105頁。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BIG5/paper464/16721/1471723.html。
與國民黨的關係詳見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50–55頁。
63. 同上，第29、55–57頁。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182–186頁；及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第253–260頁。
詳見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第24–31頁。
陳瑞璋指出，1953年2月，由於中共幹部執行土改政策的失誤以及壓力過大，造成805個地主自殺。1953年春，廣東西部地區就有1,165名幹部自殺。到1953年，估計有7,000名廣東高級幹部受到處分。有關東江縱隊成員的命運，詳見《東江縱隊》，第135–158頁。
陳瑞璋，《東江縱隊》，第158–161頁。
1999年特區政府修改了《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條例》，在1942年到 1945年間，任何受傷、陣亡或被日本逮捕的獨立大隊成員及家都會得到撫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