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事實、偽造照片，到散佈謠言、憑空捏造不存在的事件。謠言包括：可能但不真實的大米短缺、停電停水，以及完全不可能的中國炮艇逼近殖民地的照片和地圖出現在親共報紙上。共產黨的記者和攝影師每一次都會出現在事發現場，從他們的角度報導事件經過；並且，許多遊行示威是為達到宣傳目的而組織的⋯⋯ [另一個]宣傳媒介是大字報。在衝突的開始就已有大字報出現⋯⋯ 到 5月底6月初，數量達到最高峰。無論是陸上或水上，大字報和標語隨處可見。38
香港殖民當局認為這些不斷升級的宣傳活動，目的是為了
爭取北京的支持。3「9
工人」要求釋放所有在新蒲崗被捕的示威
者、賠償損失、懲辦兇手，並向所有香港華人作書面道歉。40 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要求英國政府指示香港政府，停止一切「法西斯暴行」、釋放被逮捕人員，並要求當局立即接受工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警告港英當局，必須「懸崖勒馬」。41 羅貴波還向英國駐華代辦遞交了正式抗議書。外交部革命領導小組負責人姚登山通告中共香港機構，北京全力支持他們，並鼓勵他們將香港的鬥爭繼續下去。42 這個指示像一支強心針，在精神上振奮了香港的左派，從而加快了他們的行動步伐。
中國就香港問題的真正用意何在，英國審時度勢，試圖理解外交部及大陸媒體對騷亂口頭支持的含義。中國是否將進行干預，勢態並非很明朗。姬達的感覺是：「很明顯，北京，特別是周恩來，並不喜歡香港左派惹的麻煩」，而且這次鬥爭運動是本地策劃的。43
1967年5月16日，所有左派組織，包括商業、教育、勞工、電影和其他行業聯合起來，成立了港九各界反抗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它的建立是為了製造一個各階層人士廣泛團結的表象，是典型的統戰伎倆。該委員會應該是規劃、組織和指揮人民鬥爭的中心，但實際上是香港的中共機構在幕後對鬥爭進行策劃和操控。44 鬥委會主席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擔任，成員有17位。45 楊光在鬥委會成立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殖民地當局壓迫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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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號召「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各業工人和和界同胞，定要把反迫害鬥爭升級，定要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不獲全勝，誓不收兵」。46 鬥委會還向港英當局提出了近似於中國外交部口吻的要求。47
在北京的支持下，中共在香港的領導人發動來自香港各界左派團體的數百名支持者，來到港督府外舉行示威。5月16日以後的幾天中，每天都有大批示威者聚集在港督府前的上亞厘畢道，高呼共產主義口號，高唱革命歌曲，揮舞革命標語，發表演講，並且將總督府大門貼滿寫有毛澤東語錄的大字報。
左派還在中環的中國銀行大廈天台安置了大喇叭，進行共產主義宣傳廣播。警方也不示弱，將更強大的揚聲器安放在馬路對面政府新聞處的天台上，播放流行音樂和粵劇，淹沒了對方的宣傳廣播。48 不過，持續三天的廣播戰產生的噪音使皇后像廣場一帶的市民無法忍受。49 5月下旬，港英政府終下令禁止使用擴音器廣播。
據現有資料顯示，港督府前示威者意外地表現得相當有秩
序：
⋯⋯到了午飯時間，示威者全體收兵，並於一個小時後返回，恢復示威，高喊口號，直到五點他們就都回家了。唯一的受害者是總督的寵物狗，它變得像發瘋一樣，只好被帶離現場⋯⋯ 50
實際上，警察和左派領導人之間曾有秘密接觸，並達成協議，即只要示威者不用暴力，就可以在總督府示威。51 然而，5月17日左派要求跟總督見面被拒。
另一份報告顯示出示威者的另一面：
港督府的大門被貼滿了大字報，迫使港督由後門出入。不過，港英政府很聰明，他們會給那些前來示威的人發出特別通告；有不少示威領導者比較富裕，他們會乘坐名貴房車到示威現場。政府張貼的通告上寫著：「此路通往示威者的停車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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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北京的形勢更加嚴峻，5月17日一百萬示威者高呼英國撤離香港，並遊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翌日北京體育場有十萬群眾集會，中國高層領導人周恩來、陳毅都參加了。在上海，英國駐華外交代表的家被暴徒闖入，並遭破壞。53 此後不久，周恩來召開會議討論香港問題。陳毅、廖承志和羅貴波都出席了會議。周恩來對香港左派鬥爭的方式表示不滿。他認為，他們的行動是對英國殖民地當局的挑釁。周恩來擔心，港英政府是否會姑息左派的行為。他下令成立一個特別的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領導港澳事務，以繼續適當的鬥爭。也許，周恩來的目的是利用這個特別事務辦公室作為與極左革命領導小組抗衡的手段。羅貴波負責這個港澳辦公室的事務，並由擁有外交經驗的工作人員任其下屬。54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時期所起的作用最神秘和最值得細味，本章的結尾會有詳細介紹。
日益升溫的狂熱
對於每天在港督府前的示威活動，左派陣營中當然有人表示憂慮，他們擔心這樣很容易發生暴力衝突。這種憂慮遭到梁威林和祁烽的批評，被指為「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右傾主義」。55 結果不出所料，5月22日，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在總督府前徹夜示威時，和平抗議變成了暴力衝突。警方要求抗議者分成小組才可繼續示威，但遭拒絕，並與警方發生衝突。左派分子隨即將騷亂擴展到各地區。警察使用催淚氣和木製子彈進行報復，並拘捕167名暴徒。左派報紙指有幾百名示威者受傷，並稱之為「五二二血案」。《文匯報》的社論指責殖民地當局進行的血腥鎮壓是一場大屠殺。56 新華社香港分社稱，有二百名示威者傷亡。57
香港中共黨組織派出一個十人代表團前往北京，向新港澳辦公室匯報工作。對於如何繼續香港的鬥爭問題，北京的領導認為，要求英國無條件投降是不切實際的。會議討論了如何對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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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施加壓力的具體做法，但認為全不可行。例如，切斷或減少對香港供應食品和水，但這只會傷害香港同胞；還有任何涉及邊境的軍事行動都是不合時宜的。最後達成的共識是，這場鬥爭必須是以香港人為主的反殖鬥爭。在5月24日和27日的會議上，周恩來警告不要使用「極左」的方式處理香港的鬥爭。他再次強調，任何反抗殖民地當局的鬥爭必須按既定政策執行，即必須
「有理，有利，有節」。58 在5月30日的另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否定了香港中共黨組織提出以武力攻擊香港警察的建議，他們的理由是殖民地警察既腐敗，又不得人心。其他計劃還包括進行三輪大罷工。第一輪從6月10日開始，八至十萬工人參加，以運輸工人為骨幹，這樣可以癱瘓交通運輸；第二輪罷工可以擴大到三十至四十萬工人，向當局施加更大壓力；第三輪即最後的全體罷工，旨在造成香港全面癱瘓，與1925—1926年間的省港大罷工一樣（見第三章）。周恩來和廖承志對香港左派是否真有發動如此大規模罷工的能力表示懷疑。周恩來的最壞打算是北京最後被迫提早收回香港，但這將對中國很不利。中央領導人最後決定對這些計劃作進一步研究。他們指示香港代表團先返回殖民地執行他
們的原定計劃，而北京會同時考慮修改有關計劃。59
因此，從5月底開始，左派在香港不同行業組織發動一系列的停工和罷工，旨在癱瘓公共交通、水力和電力供應。60 香港在 1966年和1967年的另一個問題是自然災害，因降雨量很低而導致極度缺水。香港為此要向廣東購進更多的水，但增加供應的要求一直沒有得到廣東答覆。為節約用水，政府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配給制：1967年夏天在香港，限定每4天供水4小時。到了8月和9月，大雨緩解局勢。61 直到1967年10月1日，才與廣東續訂供水合同；再加上那時周恩來在中央又完全控制了外交事務，香港缺水的情況才得到真正解決，這同時也標誌著香港的對抗局勢有所緩和。62 不過，在此之前還要發生許多事情。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嚴詞譴責英國，並鼓勵香港同胞動員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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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國主義是一個反面教員，他 們用法西斯暴行，迫使港九同胞展開一場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英帝國主義的殖 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 一定要大張旗鼓地、千軍萬馬地揭發和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犯下的滔天 罪行，發動群眾進行血淚的控訴⋯⋯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 爭吧！⋯⋯ 這一場鬥爭，主要地應依靠香港的工人階級，他們是革命的主力軍。還應當充分地發動廣大的青年學生，使青年學生運動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63
這篇社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7年以來對香港最強烈的譴責，並且被視為含有擾亂殖民地當局的潛在威脅」。64 它進一步激起了香港左派的反英狂熱情緒。左派以為，黨中央的領導人已經放棄了以前的謹慎政策，而且已做好了很快收回香港的準備。左派陣營的革命熱情激升。65 他們的希望不僅僅是要在街頭抗議中打敗港英政府，更重要的是顯示英國已訂定非殖民化政策，再無能力維持其對香港的管治。66
殖民地當局加強了應對騷亂的措施。當局實行了緊急狀態法，禁止張貼類似「吊死戴麟趾」字樣的煽動性大字報。警方對左派書店、銀行、百貨公司和電影院進行了搜查，並沒收了武器和煽動性宣傳材料。在搜繳和查封過程中，暴力衝突時有發生，有三名左派在兩次衝突中被打死。他們因此成為「烈士」，左派宣布「血債血償」。67 為了表示抗議，中共香港首腦梁威林致函港督，要求殖民政府道歉，否則港英當局「除了被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打得粉身碎骨之外，絕不會有別的下場」。68
1967年6月，港共展開了一場新運動，發起勞工罷工、罷市和罷課。當時，中國政府在香港擁有超過五十家百貨司、許多小型商店、出版社、餐館、中國銀行和八家規模較小的銀行、兩家保險公司和三家金融集團等。69 新運動的目的是將香港變成
「死港」，動搖殖民統治的基礎，通過破壞施加壓力，促使英國投降。70 左派煽動分子試圖說服食品銷售商進行罷市，但是那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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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到，因為民以食為天，就是左派分子也不得不吃飯。6月13日，廣東省對香港施行了象徵性的斷絕糧食供應一天。71 6月24日，來自20多個行業，包括海運、陸運、碼頭、紡織和公共服務的六萬工人響應了左派的罷工號召，其中一些工人是政府僱員或英資企業僱員。6月27日，32所左派學校的二萬名學生開始罷課。6月28日，廣東方面不顧香港開始罷市，不斷將食品運送到粵港邊境。翌日，所有親共企業開始為期四天的抵制運動，食品進口商拒收來自廣東的食品，致使食品堆積在邊境。港英政府對事態的評估是，殖民地左派的行動是香港本地領導人唆使的，而非北京經過深思熟慮下達的政策。廣東解放軍的部署情況和英國獲得的情報都可以證明這一看法。72 事實上，在整個困難時期，儘管紅衞兵製造障礙，使交通運輸遇到困難，但是大陸還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維持向香港供應食品。這表明大陸的各種力量都在幕後發揮了不同作用。73
左派媒體稱，有二十多萬人參加了罷工抵制運動，74 並宣布香港群眾獲得勝利。在7月1日的會議上，楊光表示這次運動已搞得殖民地當局「頭昏腦脹、大滅敵人的威風」。75 然而，事實卻是，此次運動既未達到預期效果，即使香港癱瘓，也未能動搖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左派的運動未能獲得廣泛的支持。香港的勞動人口總數有一百五十萬人，相比之下，六萬人罷工造成的衝擊微不足道。有頭腦的左派人士曾質疑罷工抵制運動是否明智，因為受其影響最嚴重的是工人階級和小型企業。事實上，到了6月底，罷工抵制運動已經變得有氣無力。7月2日，食品禁運被取消。
暴力的高峰
1967年7月8日，大陸武裝民兵越過沙頭角邊界，並向警崗開槍，打死5名香港警察。雙方發生槍戰，香港警員受困崗位，需要增援。事實上，6月24日已有一夥人越過邊界製造事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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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民政事務處及香港啹喀指揮官為調停事件，簽字道歉了事。然而向警崗開火事態更令人擔憂：
這是否是本地人一意孤行，還是入侵的正式開始，目前還不清楚⋯⋯ 派軍隊奪回警崗的決定⋯⋯ 必須在周末得到倫敦的批准。等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才得到批准，在這段時間啹喀兵已集結在邊界廳命。當命令最終到達時，他們發現大陸民兵已經撤回。從那時起，英國軍隊接管邊界，直到香港回歸中國前不久，才由警察管理。76
姬達認為，周恩來並沒有批准沙頭角行動。姬達說：
北京要我們「忍耐」，他們會提供幫助。不過，他們自己也亂作一團。在中國大多數省份發生了暴亂，有很大的麻煩。他們當時是自顧不暇。77
香港政府對沙頭角事件的結論是，事件雖然嚴重，但不屬於對殖民地的武裝入侵，因為沒有正規解放軍部隊參與。這事件很可能是邊界地區的極左分子自發的行動。78 但是，左派媒體卻將沙頭角事件描繪成北京對香港反帝鬥爭的支持。此外，據一位老左派稱，當時在廣東有大批紅衞兵準備前往邊境解放香港，周恩來及時打來電話才將他們制止。79
由於罷工造成的影響未能達到左派預期效果，他們變得越來越絕望，越來越激進。7月9日，150名左派分子在西區與警方發生衝突，一個暴徒和一名警察被打死。《晶報》喻警察被刺死為「生劏黃皮狗」。同日，三百多左派分子在北角與警方發生了激烈暴力衝突。暴徒搗毀了一個電車站、襲擊路過的公共車輛，並放火焚燒一輛巴士。警方在北角發射催淚彈鎮壓，並搜查了左派的幾個據點。暴亂一直持續到午夜。在接下來的數天，左派分子的暴亂愈演愈烈，他們用石頭和酸性液體襲警。一些左派分子還試圖策反華人警察。鬥委會讚揚了左派的暴力行為，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把刀鋒對準港英法西斯強盜及其走狗，窮追猛打，決不留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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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愈演愈烈的暴力衝突，港英政府決心嚴厲打擊左派。在1967年7月12日，署理布政司在立法會上表示：
⋯⋯ 暴力活動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甚至會演變成手段卑鄙的恐怖活動⋯⋯ 我們堅信現在是掌握主動權的[時刻]；毫無疑問，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有香港絕大多數民眾全心全意的支持，我們堅信會贏得最終的勝利。與此同時，我們要提高警惕，並且要堅決果敢。81
那天晚上，在香港島和九龍實行了宵禁。同時，因為對付暴力不夠嚴厲，總督戴麟趾決定替換警務處處長戴磊華，翌日他就宣布退休。82 在英國陸軍協助下，警察對已知或有嫌疑的左派據點進行了一系列搜繳行動。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警方搜查了六十多所左派工會、學校、商店和戲院，繳獲大量武器和非法物品。在一次特別行動中，政府出動一千多名警察和士兵，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昇機載著軍警從27層高的大樓天台降落，與地面部隊上下夾擊，場面很有戲劇性。此後，左派分子在中國銀行樓頂佈滿障礙物，以防止直升機降落。83 大多數搜查行動遭到抵抗，據左派消息來源，總共有五人死亡，一千五百人被逮捕。84
港英政府也開始逮捕知左派名人士和有影響力的左派領袖。例如，鬥委會關鍵成員、中華總商會司庫湯秉達被逮捕；著名的左派影星傅奇和石慧也被扣留；左派西貢公立學校的校長凌宏仁被撤職。
7月20日，在繼續查抄左派場所的同時，港英政府通過了新的緊急條例，以加強其權力。新法例規定，散佈「口頭或書面、可能會引起公眾恐慌或混亂的虛假報告或描述」屬非法行為，法院有權對嫌犯進行閉門刑事審判，以防止證人遭到恐嚇。其他應急條例授權警方收繳武器、強制市民與警方合作提供所需姓名和地址、驅散集會；還包括不得阻礙武裝部隊例行公事、禁止非法集會以及保護公務車輛等。7月28日，又有三個緊急條例在立法局通過，條例授權警方逮捕和拘留那些躲在後台指使他人的「陰謀策劃，煽動群眾者」。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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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全面行動，對左派的打擊很大，但他們並不打算就此罷休。根據中共港澳工委的指示，他們認為暴力程度必須升級，決定在全城擺放炸彈，予以報復。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梁上苑說，當時他們已是黔驢技窮。86 事實上，在這以前，左派已經開始擺放炸彈。這些炸彈用爆竹中的火藥自製。87 7月12日，左派分子放在新界及九龍的兩枚炸彈爆炸，無人受傷。7月 20日，鬥委會呼籲其支持者要「應當更加放手」，並要「多點幾個火頭」來「多開闢幾個戰場」。88 7月26日，在不同地區發生九宗爆炸事件，造成多人受傷。鬥委會讚揚說，炸彈「遍地開花」，使港英當局「備受騷擾、疲於奔命、狼狽不堪」。89左派的炸彈戰術一直持續到1967年底才結束，不過也有很多假炸彈混在當中。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警方在暴動期間拆除了八千枚炸彈或可疑爆炸裝置，其中只有一千一百多枚炸彈是真的。由於左派學校學生開始參與了暴動，香港政府視親共的學校為「集中灌輸煽動教育的中心，甚至被用於製造真假炸彈的場所」。901967年11月 27日，中華中學的一名學生在學校的實驗室被炸傷，據警察報告說，他當時在製造炸彈。為此，警方突擊搜查，並關閉了該校，致使北京提出抗議。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50年代初就讀於中華中學，船王的兒子讀上這所學校，實在極不尋常。在 1967年暴動期間，中華中學校長黃祖芬被警方逮捕拘留。91 暴亂分子也將炸彈放在包裹裏寄到英國公司，如匯豐銀行和怡和洋行。92
炸彈對港英當局和香港市民構成重大威脅。許多無辜市民被炸死、炸殘或炸傷，當中包括兒童。由於炸彈事件連續發生，政府禁止銷售煙花爆竹，以防左派分子使用爆竹火藥製造炸彈。香港公眾認為使用炸彈是不可原諒的恐怖主義行為。支持共產主義的人被普通人貶稱為「左仔」或「土共」。93 左派陣營中的極端分子還使用暗殺手段繼續其鬥爭。香港商業電台著名節目主持人林彬常在節目中譴責左派暴行，結果在8月24日開車上班途中遇害。一夥左派亡命徒冒充修路工人攔下林彬的汽車，隨即潑以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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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縱火，林彬當場被活活燒死，林彬的表弟當時也在車上，被燒成重傷，幾天後死亡。94 殺人兇手至今沒有被抓到。林彬被殺的當天下午，左派報紙《新晚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歷數林彬
「所犯的罪行」。95 另據報道，香港一些著名人士對暴動表示強烈反對，例如，簡悅強（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查良鏞（《明報》社長）、鍾士元（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和陸海安（右翼報紙《真報》編輯），這些人都在暗殺名單上。96 謀殺林彬的直接影響，是至今仍在播放的商業電台廣播劇《十八樓C座》的誕生。此劇在六七暴動之後開播，其製作與林彬遇害分不開，也標誌著敢於痛斥社會不平的精神。97
暴力的尾聲
7月19日，自稱新華社記者的薛平因涉嫌參與暴動，被香港法院判處兩年徒刑。981967年8月19日，警方突擊搜查三家左派報社，並拘捕社長、主編和印刷人員，理由是這些報紙散佈虛假及煽動性內容。99
⋯⋯ 逮捕《田豐日報》、《香港夜報》、《新午報》三家報社社長，查封報社，不僅僅因為他們是左派報社，也是因為他們煽動群眾在街頭放置炸彈。他們不但使用暴力，而且更為極端。100
《文匯報》指責警方的行動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暴行，徹頭徹尾的民族迫害」，並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編輯。逮捕報業人士激怒了北京的激進派。1967年8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英國政府在48小時內，解除報紙禁令，釋放被捕港人。英國拒絕北京的要求。對英國來說，同意就等於徹底投降。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連續兩天發表社論，抨擊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8月22日，紅衞兵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示威遊行，然後開始火燒代辦處。101英國外交人員在逃離時被毆打，英國駐華代辦處幾乎完全被燒毀。柯利達也是被毆打的英國外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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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一，102他後來回到北京出任英國駐華大使(1978–1984)，並帶領英方談判團與北京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談判。
此時，儘管周恩來已不再全面控制外交事務，但是所發生的一切讓他極為憤怒，他嚴厲斥責那些極端分子為「無知」和「無政府主義」。由於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是一個嚴重的外交衝突，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周恩來向英國政府作出正式道歉，並承諾中國將重建英國駐華代辦處。該事件使毛澤東吃了一驚，從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折點。103 毛澤東還意識到，大陸的經濟已陷入危機，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十四，外貿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中國需要借助香港創造外匯，以望克服政治動盪帶來的經濟困難，104 而不希望倒貼資金賠償騷亂造成的損失。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通過與香港的出口貿易換取外匯對中國來說極為重要。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國內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如果不是與香港有金融方面的聯繫，中共的資金來源會大量減少。
因此，1967年9月初北京的態度有所改變。但在香港，左派還想繼續使用炸彈、擴大罷工運動、計劃發動漁船在香港海上示威等活動。105 與此同時，周恩來也重新掌控外交權，並下令對參與燒毀英國代辦處的革命造反派的頭頭予以處罰。106 就香港政府看來，北京並沒有繼續對香港虎視眈眈，也沒有全力支持香港的左派。這一事件讓香港的左派明確地了解到，推翻殖民地政府的行動得不到北京全力支持。事實上，當周恩來道歉的新聞傳到香港後，本地的共產黨人覺得難以置信，有如中央否定了他們推翻殖民地政府的鬥爭一樣。他們對這一消息作了低調處理。107 此後，中英關係好轉，到9月底，英國駐聯合國大使明確表示，英國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108
儘管左派在香港的行動盡屬徒勞，但10月13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史都華（ 1918–2001，1967–1970在任）訪問香港時，還是引發了另一輪暴力衝突。警方買通線人，得知炸彈的製造地點和安放人的身份，減少了炸彈事件的發生。當局繼續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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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物業進行搜查，有力干擾左派的行動。此時，支持罷工的資金也所剩無幾。許多罷工工人被解僱，他們對所得的罷工補貼很不滿。據稱，一些最忠實的罷工者得到的只是免費電影票，而不是罷工津貼。109 很多罷工者經濟拮据，已經到了不得不求助於政府的地步。大陸控制的銀行和百貨公司開始清除大字報和標語，以望奪回失去的商機和客戶。110
1967年10月底，據說周恩來將梁威林、祁峰及其他香港中共高級幹部召回北京，對他們犯的「極左」錯誤給予嚴厲批評。他們被責令停止在香港的煽動行為。111事實上，他們呆在北京兩個月，是周恩來讓他們「冷靜頭腦」的手段。112鬥爭在1968年1月就無聲無息了。事實上，六七暴動的直接結果與預期的目的正好相反，那就是鞏固了殖民地當局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梁威林和祁峰只是遭到周恩來訓斥，並沒有受罰。直至1977年12月，前者繼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後者也仍然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直到80年代中期退休為止。
香港警察部隊以英勇果敢、堅忍不拔的精神應對暴動，得到了許多讚譽；1969年為表彰香港警察的傑出貢獻，英國女王伊麗莎伯二世授予香港警察「皇家」二字。
六七暴動的影響
為時八個月的暴動，使香港社會陷入焦慮、痛苦和困難之中，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1967年香港全年總存款金額為81.62億港元，比1966年底的84.05億元減少2.43億元。113暴動期間，香港股票交易所兩次被迫暫停交易，股票價格全線下滑，1968年1月才開始回升。114 儘管有六七暴動的影響，香港貿易仍然保持了上升趨勢，出口量增長了17%，轉口貿易增長了 14%。115
絕大多數港人並未響應左派推翻英國統治的號召。他們很清楚，如果讓紅衞兵管治香港，那麼他們就必須堅持毛澤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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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生活水平必將下降。然而，六七暴動將香港少人過問卻又顯而易見的社會問題暴露出來，特別是在勞工、住居和教育等範疇。這就促使殖民地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以提高行政管理質量和勞工階層的生活條件。在香港山寨式工廠工作的人，工時超長，工作條件既不安全又不健康，年輕人都沒有受過教育，前途暗淡，苦無出路。自從1951年的東頭大火和1953年12月的石硤尾大火後，港英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實施大規模的公共房屋建設計劃，安置災民和寮屋居民，但社會和教育設施還是沒有跟上戰後人口的快速增長。姬達承認，「如果不是暴動，我認為政府不會進行任何改革」。116 任職於行政、立法兩局和政府各委員會中的政治精英都是被委任的，他們為推動社會改革所付出的努力少之又少。他們當然更希望在保持低稅率的同時將社會福利控制在最低水平。117 因此，由政府任命的調查委員會提出建立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建議方案後，都被殖民地政府和其任命的政治精英否決了。118
暴動後的五年是香港對其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作出新的
評估的階段，來自社會、醫療和教育界的專業人士要求改革的呼聲佔了上風。在政治方面，港英政府將問題歸咎於「政府與百姓之間嚴重缺乏溝通」，119 而非權力分配不均。因此，政治上的解決辦法是在市區建立一個政府與社會各界的調解機構，以改善公共關係。新界理民府的設立反映了這一特點。1968年中，政府將港九劃成十區，每區設立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將盡可能方便區內的居民，並與所有地方組織保持聯絡；對區內政府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評估，並對政策、政府面臨的困難和取得的成果作進一步解釋；民政處不必履行許多行政職能，它們將負責提供諮詢、協調公共服務；根據區內情況對政府政策提出修改意見，若市民要求強烈，可提出新政策建議；在區內市民的態度轉變前去了解區內的問題、衝突和思想變化。我們希望民政處的工作將增強政府的能力，在經濟條件容許的情況下，讓所有區內的市民得以享受這些服務。120
134 地下陣線
從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來看，市區的民政事務處為政府與香港社會底層建立了聯絡網，達到了有效溝通目的。121 以後，此計劃又經過協商和諮詢機構的建立得到補充，這些機構屬於「以行政吸納政治」，目的是增選精英支持殖民地當局。122 政府還指定中文與英文同為香港的官方語言。另一個政治小改革，是在拒絕設立申訴專員公署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可以有稍微多一點處理申訴的權力。123
這次暴動也暴露了香港工人的工作條件何等惡劣。在1960年代，許多香港工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時。他們不但沒有工作保障，也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工作環境和條件只是最基本的。在1968年2月14日，勞工處長宣布一系列立法議案，分階段實施，在勞工福利、健康和安全方面有很多改善措施。124 政府從英國請來兩位勞工顧問，以協助香港建立勞資審裁處，並且完善工會法。然而，直到1973年，所有勞工立法建議才制定成為法律。125
六七暴動也迫使殖民地政府檢討香港教育程度低下的情況。1967年，超過十五萬適齡兒童無法上小學，10歲至14歲的兒童只有39%可以上初中，15至19歲的孩子只有13%可以上高中。到1971年，香港19歲以下人口有200萬，這對已經捉襟見肘的教育制度造成更大壓力。126 1971年，政府承諾為所有合資格的兒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並在1979年實行9年免費教育，規定兒童必須上學上到15歲。
六七暴動使香港社會開始思考身份認同問題。精英和其他大多數群體並不支持左派，沒有人想讓紅衞兵管治香港。1967年 5月中旬，98個地方團體宣誓支持香港政府鎮壓暴徒。這些團體包括商業、貿易協會、專業團體、學校和街坊協會。幾天後， 300多個社會團體在兩份中文報紙上發表聯合聲明，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暴亂，恢復法律和秩序。民眾甚至建議採取比政府原本計劃更嚴厲的手段對付左派，「因為他們真的害怕共產黨」。127維護新界原居民傳統利益的農村組織新界鄉議局，也發表公開聲明，反對左派的行動。128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5
本土意識也開始出現在香港的其他社會層面。從1947年底到1965年底，由於本地的高出生率和來自大陸移民的增加，香港人口從180萬增加至362.5萬。新來港定居的人主要是貧窮的難民，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其中大多數人並不打算返回大陸。 1966年和1967年兩年間，香港人口大約增加了13.5萬。1968年至
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下台，香港人口增加到超過455
萬。
暴動對本地共黨的影響
毫無疑問，在這場暴動中，左派是最大輸家。暴動期間，一大批中共地下黨員和支持者被逮捕並監禁，中共的絕大多數地下網絡被暴露，遭到破壞。中共經過多年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殖民政府內部和社會各界的情報系統幾乎完全被瓦解。此外，中共在香港的對台情報工作也受到嚴重破壞，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恢復。129
就經濟損失來看，這次暴動使共產黨付出了血本。報告指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作為中共的執行機構，向罷工工人每人每月支付補助金480港元。那些放置「詐彈」的人每次可得40港元，而那些放置真炸彈的人則每次可得200元。130 然而，鬥委會的資金有限。當時的新聞報導指出，到1967年7月底，中共在暴動中損失至少二億六千萬港元，其中包括二億港元的貿易損失、四千萬港元的本地業務損失、二千萬港元撥給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搞騷亂。131 當時有一份報告指出：
（本地左派）在鬥爭中作了錯誤的決定，濫用了北京匯給他們的「鬥爭基金」，錯估了民意支持度，向北京提供毫無價值的情報，對中國在香港的貿易和商業造成了重大損失。中共在香港過去17年的宣傳工作徹底失敗，左派報紙（不得不）用香港其他媒體的新聞。132
136 地下陣線
暴動也改變了許多左派人士的生活。許多罷工工人遭解僱後，很長一段時間仍然失業。他們的共產主義熱情變成了沮喪。許多人與左派陣營斷絕了聯繫，整個陣營的士氣，特別是工人，陷入低谷。133 左派工會在香港傷了元氣，他們變得很低調，很少參與社會事務。在香港社會中的自我孤立狀態，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變。134
對於許多受到共產主義鼓舞的青少年來說，他們的人生歷程從此永遠改變。曾家就是一個例子。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暴動期間是一名高中生。1967年9月，因在學校散發煽動性材料，被判處兩年監禁，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他出獄後，曾在《大公報》工作，直到1998年被董建華委任到中央政策組工作。他的妹妹曾勵予，當時15歲，就讀於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因參與騷亂被判處入獄一個月。後來她曾在一家左派報社作公關經理。135 大哥曾鈺成，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創黨主席，現任立法會
主席(2008–2012)，雖然1968年他以一級榮譽畢業於香港大學，但他決定放棄繼續深造的機會，選擇到左派學校任教近30年。曾鈺成這樣回憶當年的暴動：
政府以非常專橫的殖民地方式處理當時的騷亂。我覺得那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壓迫工人階級。我認識很多參與暴動的工人和工會會員，他們都是很好的人。⋯⋯現在流行的觀點是當時警察非常克制，而左派陣營的人是暴徒⋯⋯ 這都不是事實，當時政府的強硬行動是不必要也是不合理的。⋯⋯ 那時候影響我最深的事，是我的弟妹被補入獄。我的弟弟⋯⋯ 是聖保羅男校的中六學生。他很膽怯⋯⋯ 他被送到赤柱監獄，那裏囚禁的都是工會會員和不使用暴力的工人⋯⋯ 兩個月後，我15歲的妹妹同樣被捕。她當時是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中三學生。她和另外十三個女孩子在學校球場上，上課鐘聲響起後，她們拒絕進入課室。我不記得她們要求甚麼，總之，校長斷定她們是在惹麻煩，於是報警。14個女孩子全部被審訊，並被判違反在1967年生效的緊急法例，送去荔枝角收押所囚禁了一個月⋯⋯ 那時候對於我同樣是非常困難的時期。弟弟被捕後，我在大學內很孤立⋯⋯ 這些經歷把我推向左派陣營。我崇拜毛澤東，他成為了我的偶像。136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7
曾鈺成的觀點得到了當時的年輕記者、前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 1997–2010在任）的同聲相應。他訪問了很多暴動中被逮捕的人，並對其中一百份報告進行了核對。李國能還追根究底找到了暴動的根源——社會不平等。他還發現，當時香港青少年認為自己前途暗淡，毫無希望。李引用了一次很有代表性的採訪：
如果勞工處公平、公正地處理好勞資糾紛，什麼都不會發生。相反，港英派出警察處理勞資糾紛，並毆打華人同胞。希爾頓或花園道事件標誌著一個轉折點。華人同胞有秩序地進行示威，但遭警察毆打。此後，就變成一場激進的政治鬥爭。137
對中共打擊最大的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工作。暴動期間使用的暴力行為使一代香港人對共產主義中國變得冷淡了。暴動後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左派恐懼症。例如，因為擔心遭到排斥，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員工不願透露他們的身份。曾經有一段時間，香港人稱新華社的工作人員都屬虎，有「吃人」的本性。138 許多在暴動中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員直到1980年代初，還保持著地下黨員的身份。139 直到1977年12月，梁威林辭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廖承志1978年在北京重新負責香港事務，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仍然毫無進展 (廖被清算後於1972年獲釋 )。從各個方面都顯示出左派信譽掃地。主要左派報紙的發行
量在暴動後急劇下降。《大公報》和《文匯報》的發行量從每天十萬多份下降到每天只有一萬份。140 有一段時間，許多顧客不願光顧大陸開的百貨公司。元朗村民向當局遞交公開信，反對讓漢華中學擴展，從中可以看出人們甚至無法繼續容忍區內左派學校擴展：
該校曾被警方搜出非法武器，以及指派學生投擲炸彈等事實⋯⋯ 實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 漢華中學經過鬥爭失敗之餘，即改頭換面，包藏禍心，企圖死灰復燃⋯⋯ 本區鄉民世代過慣寧靜生活，如一旦有此搗亂分子，在此設校授徒，鼓吹鬥爭邪說⋯⋯ 勢必喧擾不堪，使鄉民驚心動魄，寢食不安，危害地方。141
138 地下陣線
正如曾鈺成所述，左派認為他們被主流社會排斥：
這些人讀愛國報紙，到戲院去看愛國電影，在只售中國產品的愛國商店買東西，參與愛國工會，更將子女送往愛國學校唸書⋯⋯ 每當有人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群忠心的人都感到有責任為她辯論。不管是好是壞，他們總會站在祖國的一方⋯⋯ 像任何一個比較封閉的社群一樣，他們有自己的次文化⋯⋯ 這個左派群的成員都被排除在英國殖民地建制之外。142
值得關注的內情
周恩來是六七暴動時的一位核心人物。他被形容為「完美的革命家」，因為他「幾乎沒犯過一個錯誤。這是他過去數十年和整個動盪時代成功的關鍵」。當他被捲入政治狂潮之中，他總是能「找到中庸之道」，如有必要則以毫無意義的「瞎扯」搪塞過去，他「總能領會毛澤東的政治意圖，維持他的中庸之道」，煞費苦心地在不同派別之間打圓場。143
1967年5月，周恩來面臨嚴重的政治威脅，有人試圖把他趕下台。144 意識到局勢危險，周恩來自知必須非常謹慎。他不能譴責香港的左派，試圖對暴動表現得既鼓勵又抑制。他下令在外交部設立香港事務專案辦公室，以監督、影響決策。他批准或支持所有本章提到的重要決定—— 外交部聲明、出席運動場及英國駐華代辦處前的群眾集會。周恩來並沒有阻止有意癱瘓殖民地的罷工計劃。7月，他私下告訴廣州軍區司令員，使用武力不符合
中國的利益。8月17日，極左分子企圖批鬥陳毅，實際上是攻擊周恩來。那天他憤怒至極，心臟病突發。由於他的健康，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控。8月22日，當示威者試圖佔領英國駐華代辦處，周恩派北京衞戍區安全部隊保護英國代辦處及其工作人員，卻無濟於事。只是在代辦處被燒後，他才表示憤怒，召集有關各方予以痛斥。當毛澤東為燒毀英國代辦處一事大為光火時，他抓住機會，扭轉了政治方向，使之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捩點。145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39
中共內部人士披露的信息也很有啟發性。據梁上苑透露，5月22日的流血事件發生後不久，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另一位副社長朱曼平前往北京，請示周恩來。周恩來告訴他，左派在香港的所作所為「迫中央上馬」。此外，在暴動期間，周恩來禁止解放軍越過香港邊界，並且不得將武器和炸彈運往香港。他顯然無意改變「長遠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更不用說以暴力手段收回香港了。梁上苑認為，在香港的中共黨組織必須對六七暴動負責。雖然他們清楚周恩來的意圖，但是本地左派想在香港造成一種不可逆轉的局勢，所以北京也只得被迫接受。146 朱曼平和梁上苑均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清除出黨。梁在1968年返回北京，香港有人匿名指控他是「台灣間諜」。他被囚禁到1973年周恩來提出重審他的案子為止。147
暴動期間在香港負責宣傳工作的一位中共官員，同意梁上
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他說，暴動是地方左派在北京極左分子的慫恿之下發起的。周恩來批准了香港的行動，但他從來沒有真正支持香港的鬥爭。1967年底周恩來會見梁威林和祁峰時，明確表示左派的抗爭與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相矛盾。148 一些左派希望通過採取逐漸加強的暴力手段，將香港的鬥爭提升為國際鬥爭，即中國和美英之間的鬥爭。149
一些老左派在反省六七暴動時，將這形容為一場權力鬥爭的鬧劇。150他們覺得自己被利用，並對做過的一切感到後悔。151另一些人則感到失望，並認為他們的「愛國行為」從未得到香港中共黨組織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承認，也未得到任何交代。152 他們為自己鳴不平，可能是因為1997年9月董建華邀請了幾個暴動的積極分子參加香港禮賓府的中秋聚會。1999年，一些香港著名的左派被授予獎章或被委任為太平紳士，以獎勵他們對社會的貢獻。2001年，經工聯會提名，當年的反迫害鬥爭委員會主席楊光獲授予大紫荊勳章。此舉在香港造成了很大爭議，因為楊光被認為是六七暴動的重要人物之一。
140 地下陣線
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人民和國家都遭受了巨大的磨難和嚴重的挫折，中共應作何解釋？總體而言，文革仍然是一個可怕的回憶，因為它在人們的肉體、情感和心理上都留下永遠抹不去的創傷。1981年中共建黨60周年之際，中共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革是毛澤東發動並領導的，是黨的歷史上「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既不符合馬列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現實。毛澤東「作為領導犯下了錯誤」。中共稱，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中共中央自己也承認：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文化大革命為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153
研究這一時期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們仍然在尋問為什麼中共那麼多富有能力、經驗、堅韌和聲望的領導人，都未能制止毛澤東胡作非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出一個經過全面研究的答案。154
難怪2007年10月12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引發了各方爭議，他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談到香港政制發展時，將文革稱為「極端民主」。155 曾蔭權被批評的原因有二。首先，他居然表明，民主的必然結果將是極端主義；其次，他忽略了一個事實，在文革時期，特別是在1967年，港人拒絕參加暴動的號召。翌日，他不得不公開道歉，以期平息公憤。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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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委員於1985年7月7日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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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右起）李嘉誠、魯平、李柱銘、李柱銘夫人、鄔維庸於1988年6月8日出席一個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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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89年5月23日懸掛於跑馬地新華社門外的示威海報及大字報，上書「李鵬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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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許家屯（右二）與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彤（左一）、何鴻燊（右一）於1989年12月11日主持新世界皇朝會開幕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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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許家屯於1990年2月5日出席在立法局大樓舉行的許家屯餞別酒會，旁為李鵬飛和鄧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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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示威者於2009年5月31日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中環政府總部，紀念
「六四」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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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港同盟於1991年派出十四名成員參與首次立法局直選，並於7月26日在立法局大樓前集會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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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魯平（中）和周南（右三）於1995年4月13日與香港政協代表會面，周南身旁依次為曾憲梓和霍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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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姜恩柱和戴維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於1995年10月20日乘直昇機遊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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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魯平（中）出席1996年4月13日在凱悅酒店舉行的特區預委會會議，右方為預委會經濟小組召集人方黃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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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特區預委會於1996年1月25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右起：董建華、魯平、霍英東、王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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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周南和董建華於1997年2月17日出席新華社春節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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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左起）高祀仁、董建華、曾蔭權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於2005年7月 12日出席民建聯成立13年酒會，中立者為時任民建聯主席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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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曾鈺成於2008年10月8日獲選為立法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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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2008年4月30日，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楊樹安護送奧運聖火抵港，由高祀仁（左）、曾德成（右）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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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2009年6月4日為「六四」二十周年，以萬計市民出席維園紀念晚會。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977年至1984年間，中共在香港的活動主要圍繞著兩個中心問題：第一，發揮香港的作用，協助加快中國大陸現代化的進程；第二，貫徹中央的決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這兩個中心問題對中共非常重要，香港事務在黨內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在以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指導下，事實證明了香港在中國經濟改革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中共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問題上，不得不面對民主改革的挑戰。1984年，中英雙方經過艱難的談判最終簽署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英方談判策略的最重要後遺也許就是，在談判的最後一刻提出直接選舉的要求，造成中英雙方的深層互不信任，影響了往後多年的政制改革討論。
鄧小平與中共皆對民主持懷疑態度。1 他駁斥了中國需要民主的論說，2 並認為民主會使國家動盪不安。實際上，中共的政治容忍度有必要在這裏闡明：1979年，黨提出了指導未來政策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歸根究柢，四項堅持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不可動搖。3
然而，為了實現統一，鄧小平制訂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允許香港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其資本主義制度。此外，鄧小平也為統一做好了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並不適用於香港」的準備，而事實上，香港也難以掙脫中共巨靈之掌。鄧小平表
142 地下陣線
示，共產黨期望香港人都能「愛國」。在這裏，愛國人士被定義為愛祖國、愛香港，並擁護祖國恢復對香港行使的主權。因此，每一個香港人都需要認真考慮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特別是加深了解中國，進而支持共產黨的領導。對香港而言，一位愛國人士不論相信哪種經濟制度都會得到諒解：
愛國人士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4
鄧小平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區別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鄧小平在1992年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5 換句話說，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接受不平等和剝削行為，那麼中國也會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希望中國抓緊一切時間把失去的補回來。在1978年的國家發展計劃中，他提出中國將進行一個新的長征，「在二十世紀末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6鄧小平全力支持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1978年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國將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南方城市定為四個經濟特區，取其地理位置靠近香港、澳門和台灣三地海外華人社區的優勢，吸引投資，成立合資企業，發展出口製造業。鄧小平還知道有必要改革那些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他發明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以此來說明中國的嘗試與資本主義的分別。
許多出版物都詳細地記載了鄧小平的改革大計及其對香港的影響，以及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中英談判歷程。本章所關注的，是中共收回香港的政策形成過程以及談判期間贏得香港人心的策略。雖然香港市民未能參與談判，但在中英聯合聲明簽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3
署前的幾個月裏，中共統戰工作的重點是令香港社會擁護中國的立場。
恢復中共在香港的工作
為了實現經濟現代化，中共在香港的工作節奏和方式都需要改變。六七暴動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無法繼續開展下去。為了重整旗鼓，中共需要對此進行改革。中國竭盡全力在經濟和金融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嘗試，例如允許在港的中資企業投資股票、外匯和不動產項目；中國也開始大量投資香港房地產、建築、航運和銀行等行業。鄧小平時代是一個讓資本主義經濟形式重獲尊重的時代。中國對經濟發展的極大興趣震動了香港，因為它意味著狂熱共產主義的終結，同時也標誌著潛在的巨大商機。7
要充分利用香港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必須重組新華社香港分社。事過境遷，六七暴動時期的關鍵人物，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20年的梁威林第一個要離開。當然，他得以穩坐社長長達20年之久，一定是因為他的工作表現頗令人滿意。1977年12月，他被調回內地，擔任廣東省副省長。那麼新社長又會是誰呢？
與此同時，北京需要就香港工作進行機構調整。鄧小平指定廖承志全權負責這項任務。廖承志與香港很有淵源，他十分認識這個殖民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到清算，1972年獲得平反，最後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78年5月中共決定，在國家最高權力和行政機關國務院成立新的港澳事務辦公室，由廖承志負責，主要人員還包括對香港事務有長期工作經驗的李後（見第五章），連同他的主要助手魯平。8 但是，中共直到1982年才正式公開新港澳事務辦公室已經成立的消息，可能是為了避免引起香港和英國對中國收回殖民地意圖的懷疑和猜測。新港澳事務辦公室的首要任務是把大陸與香港間的交通搞好，以便商務往來。9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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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兩地並沒有直通車，前往大陸的香港旅客必須在香港邊界下車，然後步行過橋再轉乘國內的火車。在航海和航空交通方面，當時兩地也沒有直航。不過，1979年，一班從上海運往香港、滿載大閘蟹的包機標誌著兩地首次的直航。10
廖承志不僅對香港了如指掌，是公認的香港專家，他也是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共中央委員，而且是國家最高政府機構中處理香港問題的負責人，因此在中共黨內他是處理香港事務的最重要人物。直到1983年廖承志去世，可以說，他是對香港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領導人。
1978年7月，中央出版局前局長、著名作家、記者王匡，抵達香港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1在第五章中已經提到，1950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設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宗旨：
組織港澳工作委員會及相關部門研究、制定港澳政策，並針對解決1997年港澳問題提出建議，使各部門和辦事處在未來15年內可以解決港澳問題並進行必要的準備工作。
在港澳兩地進行調查和研究工作，掌握當地的政治、經濟趨勢，並及時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匯報工作情況。
協助中共中央管理下列港澳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一）高層統戰工作；（二）工人和學生的基層群眾工作；（三）新聞媒體、出版、電影等愛國宣傳，文化和教育工作；
（四）共產黨、共青團工作和幹部工作。
協調中央各有關部門，管理中國的（一）經濟工作（二）外交事務（三）台灣事務（四）華僑事務和旅遊業（五）在港澳進行文化、體育、學術、科學和技術各方面的交流；以及調查並批准各地區、各部門即將派駐港澳的組織和人員。
領導廣州的中聯辦工作。
圖5 港澳事務辦公室 12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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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王匡的工作範圍就已涉及香港事務。1978年，他成為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領導幹部，因而也是中國在香港的首席代表。換言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代表了中共和中國政府在香港的公眾形象。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辦公室也從灣仔遷往跑馬地一座22層的大廈。13 王匡在任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有大約100名職員，其中多數是廣東人，在香港的中共幹部約40人，不僅包括那些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幹部，也包括大陸在港企業的重要幹部。14
中共在香港的組織架構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當地的黨組織，其成員直接向廖承志匯報工作；第二部分是由中共的各個機關組成，其成員來自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各省市的幹部；第三部分是僑務委員會派出的人員。根據中共章程，中共黨員應服從中共香港機關黨委的領導，這意味著新華社香港分社扮演的是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角色。1983年，中共在香港和澳門約有 6,000名黨員，香港本地人大約佔了一半。不過，一般認為大部分黨員的能力有限，約70%的黨員是文革前招募的較年長的藍領階層，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另外，中共在香港的幹部並沒有分布到社會各階層。15
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黨委副書記
新華社香港分社六位副社長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
香港華潤集團董事長香港招商局集團總裁
香港中旅集團董事長等等
秘書處
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
常務委員會
由上述成員組成
中共港澳工委成員
其他在港的大陸機構重要領導成員，涉及國家安全的有關部委代表。
圖6 香港的中共黨組織16
146 地下陣線
王匡抵達香港後不久，為了結交香港人士，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宴會，邀請香港社會各界名流和有影響力的人士參加。8月 3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兩位副社長——李菊生和羅克明出席了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新委員就職儀式，這是國內代表首次出席香港金融機構的活動。由此可見，大陸有意參與香港的金融事務。17
不久，香港事務就出現了重要轉機。1979年，在北京還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英國要求與中國討論香港的未來。
香港問題
中國近代歷史中有兩大主題：外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佔據中國領土（導致收復領土的反帝運動）；中國在國際上得不到尊重。孫中山在遺囑中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使命賦予他的接班人。18 國民黨政府在1931年還指出，中華民族不會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19 因此，解決香港問題一直是歷史賦予中國的使命。為抹去歷史的屈辱，中國收回香港，不過是時間問題。
1971年10月，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替代了台灣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之後不久，香港問題就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72年3月8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大使任期1971–1976 ）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要求立即從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的文件中把香港和澳門從解殖程中刪除，這是基於：
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區。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名單之內。對香港和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用適當方式加以解決。聯合國無權討論這一問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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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中國致函聯合國前，英國政府在希思的領導下已經確定必須處理新界租約問題。早在1970年，希思指定英國國會保守黨議員羅義爾為外交部設立一個由外交官和內閣成員組成的內部委員會，研究此事。該委員會認為，中國依靠香港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並很有可能希望在1997年以後仍然維持現狀。何時提出新界的租期問題將至關重要。鑒於此事並非緊急，被暫置一旁。21
雖然英國並不反對中國在1972年的聲明，但英國重新評估了英國與香港的關係。希思政府認為，若中國提出收回，英國不得不交還香港，並就具體安排進行談判。事實上，英國看到這是改善中英關係的良好時機，並認為香港問題不應該成為兩國間的障礙。22 經過一年的談判，1972年3月13日，中英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同意兩國互換大使。那麼，英國默然接受中國在香港問題的立場是出於對現實的理解嗎？如果並非如此，很難想像還有什麼其他原因，但英國外交官堅持表示，兩件事純屬巧合。23 1972年11月2日，在英國和葡萄牙沒有反對的情況下，聯合國大會將
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剔除。黃華此舉的實際影響，是英國從此不必延續過去26年每年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香港資料的做法。24
至於中國將何時收回香港這一重要問題，周恩來在1972年 10月接受採訪時說：「條約到期時就要談判」，「在適當的時機」英國將與中國談判，而中國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25 此外，英國官方也將「殖民地」一詞改為「領土」。由於大多數的英屬殖民地都已獨立，1966年英國殖民部和英國聯邦關係部合併，改名為英國聯邦事務部。1968年，英聯邦辦事處併入外交部，後來改名為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本書簡稱外交部）。於是，香港問題轉交英國外交部負責。1973年，港英政府終於釋放了六七暴動的最後一批囚犯，英國政府以此向中國表示友好。26
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60年代初擔任香港政治顧問的麥理浩27 在1971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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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戴麟趾出任港督，任期直至1982年。在此之前，港督都來自殖民地部，麥理浩是第一個來自外交部的外交官。他曾主理遠東事務部，所以對羅義爾成立的委員會已有所了解。事實上，麥理浩在1971年10月的外交部會中就提出了近似於後來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概念。
我認為，我們所能作的最好打算就是在保證香港一定特殊地位的條件下，將主權歸還中國，但為了便利外國人繼續在香港居留，香港可以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來進行管理。28
在1972年的一份報告中，麥理浩概括地介紹了他對中國立場的看法，以及為何他要根據前任的房屋計劃實施社會建設的方案：
⋯⋯（中國領導人可能）會意識到，在香港建立一種特別制度的優勢，在於它可以從名義上消除殖民地的恥辱，維護中國的尊嚴⋯⋯（這一公式）可以使香港在經濟和政治利益方面維持部分現狀，免得中國接受那些生活水平和政治思想都截然不同的人，將這一切集中在一個區域內，既能維持外國人自由交易的場所，而又不影響中國內地的生活⋯⋯ 我認為（社會改革）是香港政府在圓滿解決回歸問題上可以做出的最大貢獻，但是它需要10年的努力才能實現。29
曾與麥理浩工作的人認為，就香港問題來說，麥理浩個人明顯表現出與中共和解的願望。30 進一步了解後，會發現麥理浩做事十分謹慎。麥理浩任職期間，取消了每日的左派活動情報匯報。一些人將此舉視為扭轉港英政府以前對中共這個具有顛覆本性的組織的敵視態度；31 隨著本地左派不再製造騷亂（見第六章），政府各部之間傳閱這些報告也變得全無必要了。不過，香港政府中的一個特別部門一直收集中共的活動情報，並向政府有關高級官員匯報。這個部門一直運作至1995年，是英國撤出香港的部署之一。麥理浩以前的香港政府是通過新聞處與中共保持聯絡，因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照理是一個「新聞」機構，當然，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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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性也眾所周知。但是，在麥理浩執政時期，政治顧問辦公室接管了與中共聯絡的工作，拉近了中共事務與港督的距離。麥理浩也首次對香港政府公務員進行個人全面審查。在英國，這一措施是用來應對共產主義顛覆行動的，任何公務員及重要職位候選人，都必須經過嚴密的背景審查。麥理浩對招聘及晉升高級職位的人提出了最嚴格的審查標準，與中共有任何關聯，無論是直接還是通過其親屬的間接關係，概不錄用。要通過全面審核，公務員必須提供至少兩名了解其詳細情況的推薦人，這兩位推薦人必須向審批人員證明這位被審核的公務員不會被共產黨收買。通過這些具體的措施可以看出，麥理浩是一位謹慎的政治家。
在人們的心目中，麥理浩是一位「鴿」派人物，因為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他專程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弔唁冊上簽了名；在1978年9月30日，他更成為第一位出席新華社香港分社每年一度十一國慶典禮的港督。從此，港督參加中國國慶活動成為香港回歸前的慣例。中方看到麥理浩改善了與北京的關係，邀請也隨之而來。1978年12月，麥理浩在港督府設宴款待來訪的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席間李強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一份正式的書面邀請信隨即發出，這是香港總督第一次受到中國部長級官員的正式邀請。
中國期望把重點放在發展經濟關係上，沒有計劃討論香港問題。麥理浩要求與中國重要領導人進行會談，並得到中方首肯，於是麥理浩向英國外交部建議將香港前途問題納入此行的議程。1977年，麥理浩曾當時的外交大臣歐文提出過租期的問題，但歐文認為討論此事言之尚早。32 這次英國接受了麥理浩的建議，決定利用這個天賜良機，試探北京決策層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態度。33 北京是否會以「澳門方案」解決九七後的香港問題？澳門自1967年以來，比較貼切地說是「中國主權，葡萄牙管治」（見
第六章）。
1979年3月，麥理浩出訪北京，隨行包括總督政治顧問衞奕信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衞奕信與麥理浩曾同時供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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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事務部，而且對彼此的評價都很高。英方決定讓麥理浩「旁敲側擊」提出香港問題，尋求以技術解決，以觀察中國的反應。麥理浩將從促進長期投資以符香港利益的角度出發，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問題。因為新界的租期日益縮短，土地投資者和銀行家對按揭貸款就越來越擔心。因此，若能稍稍淡化1997年這個最後期限，那就更有利於穩定投資者信心。34
雙方為此次訪問積極準備。當中方得知麥理浩會提出新界租約問題，外交部就如何應對香港總督請示了中共中央。麥理浩向中方表示，他想向鄧小平提出英方的建議，即港英政府在出售新界土地時繼續以15年為期，而不受1997年期所限。35 中方的回應很明確：中國將收回香港，麥理浩不應向鄧小平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中國還沒有做好準備。中方認為，他們還沒有制定出一套解決香港問題的可行方案。36 麥理浩則堅持己見，一定要提。香港布政司姬達（ 1978–1981 ）對此表示反對，37 他有兩個理由：第一，他認為中國是「見機而動而不會主動出擊」，因此不應該由英國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第二，對按揭貸款的擔心是「無稽之談」，姬達稱香港當時沒有這種擔憂。簡悅強反對麥理浩提出的新界租期問題另有原因，他擔心中國會斷然拒絕這一提議，反而會令投資者恐慌。據衞奕信回憶，當時商界人士，特別是美國
人，對投資物業表示懷疑；時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鍾士元
回顧說，銀行家們顯得憂心忡忡。38
3月29日，鄧小平與麥理浩見面，鄧小平希望麥理浩鼓勵到大陸投資；同時，香港總督希望中國更有力阻止非法入境者進入香港。會談接近尾聲時，麥理浩提出新界問題，也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了誤會。當麥理浩將準備好的新界土地租約問題說完後，翻譯員把他的話說成港督建議允許英國延長新界的租期。衞奕信雖及時澄清，但氣氛驟變，鄧小平似乎有些不耐煩。據在場的人說，鄧小平給人的印象「不是完全沒聽懂對方提出的要求，就是他敏銳地聽出那弦外之音」。鄧小平說，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殖民地是會被收回來，但中國將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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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判解決其未來前途的過程中，中國將會把它作為一個特別地區處理，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讓香港搞它的資本主義，而中國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據中共黨史記載，鄧小平在此次會談中雖則沒有用上「一國兩制」一詞，實際上已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39 麥理浩繼續堅持英國的方案，鄧小平明確指出，不管怎麼去說土地租期，但必須避免提及「英國的管治」，而九七後香港實行何種政治制度中國尚未決定。鄧小平不想讓英方有絲毫錯覺，認為中國將允許英國在九七後繼續統治香港，因此他堅持認為英國政府不應再提及此事。鄧小平以權威的語氣說「請香港的投資者放心」。40
與鄧小平會談後的當天，麥理浩與外交部長黃華(1976– 1982)進行了會談。黃華說，英方向鄧小平提出新界租地一事不合時宜。這是對香港總督的一個禮貌性的指責。麥理浩說，土地契約是一個實際問題，黃回答時表示鄧小平的保證就足以讓投資者放心。41 麥理浩要求當晚會見廖承志，但會面卻只有15分鐘。他試圖進一步解釋他對鄧小平說的話，廖承志的回應是，鄧小平已經說過了，他本人也沒有更多的話要說。42
雖然麥理浩碰了一鼻子灰，但回港後仍然大力宣傳鄧小平的許諾，讓投資者不必擔心，不過他並未提及會談的其他內容。關於這次會談，簡悅強也沒有說什麼，甚至跟朋友和同事也沒有提過。43
對於鄧小平的反應有幾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認為因為事先沒有人向鄧小平匯報港督會提出新界租約問題，所以他沒有準備，不過，鄧小平基本上闡明了中國的官方立場。另一種解釋是，鄧小平作為一個老革命家，將統一中國、根除帝國主義作為他本人及中共的使命。還有一種可能性是，鄧小平認為他的權力基礎尚未完全鞏固，在恢復主權問題上最好的辦法就是表現出強硬的態度。鄧小平當然希望收回香港，從而可以表現出他堅定的愛國立場，幾年後他在一次講話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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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44
柯利達（ 1978–1984英駐華大使）也出席了麥理浩與鄧小平的會談，他對會談的結果也不滿意。柯利達無法肯定中方是否真正理解了英方所要表達的意圖。隨後，他會見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並重申英方的觀點，但他被告知以後不要提出延長1997年後香港的主權問題。45 然而，英國在其他幾個場合還是向北京提出了這個問題。46 當時，中國認為，英國抓住這一問題不放不外有兩個原因，不是讓北京亮出底牌，47 就是不甘心放棄香港。毫無疑問，當時北京就香港問題所作的決定，是對英方在這一問題上窮追不捨的反應。英方在其提議中將主權和行政管治權分別處理使中方震驚，因為它表明了英國無意離開香港，就算英方沒有強調這一點，任何人也都能想像得出結果是什麼，因為所有證據都表明了中國收回主權勢在必行。許家屯在1993年堅稱，如果當年麥理浩沒有去試探鄧小平，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很可能會推遲，而且結果很可能不同。48 1993年時任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回憶：
自1978年以來，收回香港這個問題已列入[港澳事務辦公室]的議事日程，並決定收回香港。當時的港督是麥理浩，他提出新界租約問題，要求將土地契約延續至1997年以後，我們當然不同意。對於不平等條約，我們不承認。如果只將新界歸還給中國，那麼香港將難以在英國的統治之下生存，因此，香港問題應該作一個全盤考慮。49
歷史學家只能等到官方向社會公開全部檔案後，才可以推斷本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假如英方沒有給中國留下欲保住香港不放的印象，那麼中方會否考慮以澳門方案解決香港問題？今天我們只能就事論事，歷史可已是無法改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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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198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但決策層對具體解決方案持有爭議，直至1982年1月才最終達成共識。50 因此，1981年4月，英國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 (1979–1982) 訪問北京時，黃華並不想討論香港問題，就是因為中共最高領導層還未達成一致意見。當卡林頓向鄧小平提出這一問題時，鄧小平說，「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不過，鄧小平最感興趣的是談論台灣問題。51
麥理浩在1979年3月向鄧小平提出香港的前途問題時，北京所關注的其實是台灣問題。同年1月，北京制定了一套實現和平統一的新原則，出席鄧小平與麥理浩會談的廖承志當時正在忙於制定統一台灣方案的細節。因此，當鄧小平告訴麥理浩中國會把香港作為一個特區來處理時，考慮的可能是用台灣方案解決香港問題，不過，他既不打算深入討論，也不想被追問下去。到了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在北京提出了實現台灣和平統一的方針，其中提到成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建議，供國民黨參考。52 然而，台灣問題未能迅速解決，北京決定將心思轉至香港。如果香港可以順利回歸，也許統一台灣就可以較為容易。
雖然中國領導人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對英國沒有更多的表示，但實際上，從1981年初，他們就一直著手處理香港問題。鄧小平希望黨中央討論香港問題應該保持堅定的立場，他本人也密切關注工作的進展。廖承志負責制定具體政策，並向黨中央領導匯報工作。廖承志的工作小組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組成，這樣中共就可以盡早得到香港實地的報告、觀點和建議。中方也開始與眾多香港要人聯絡，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試探他們的反應。53
廖承志在向黨中央領導提交的報告中建議，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應當基於三項設想：（一）維持香港的長期安定繁榮；
（二）保留香港的作用，包括自由港地位和經濟制度；（三）香港政府原有官員也不改變。54 中共的高層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黃華和廖承志在1981年12月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就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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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收回香港作出了決定；北京並且為實施「一國兩制」起草憲法修正案，通過法律授權政府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區別於大陸其他地區提供了法律依據。最後，這項修正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中共成立了一個五人工作小組，主要負責恢復主權的細節工作；小組成員有兩名來自新華社香港分社，由魯平任組長。該小組制定出一套1997年後中國對香港政策的十二點計劃，這套計劃是從統一台灣的計劃中衍生而來的，最後成為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基礎。55
到了1981年12月，北京已確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具體政策。1982年1月6日，趙紫陽總理在北京會見英國外交部負責香港的副部長阿金斯 (1981–1982)。趙紫陽一反中共以往的迴避態度，談到中國會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重視香港作為自由港、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56 他說在制訂計劃過程中將「與香港各界人士協商並考慮他們的意見」。57 阿金斯後來在香港表示，中方意識到如果香港問題不解決，信心就會受到損害，這就意味著北京願意與英國就香港前途談判。實際上，北京正處於準備談判的過程，尚未完全做好準備。中共需要時間在中共中央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就香港問題的政策作進一步的闡釋和諮詢，並且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關鍵問題
上，中共最高領導人需要最終取得一致意見 。58
麥理浩在1982年1月會見了王匡，再次表示英國希望繼續管治香港30到50年59；同年稍後，麥理浩退休離港，獲封為終身貴族勳爵、終身男爵，封邑梅博爾區凱爾、卡里克和維多利亞（香港）。1997年他返回香港出席主權交接儀式。
北京的香港
中英談判前夕，雙方在都謹慎地採取了一些措施。中方通過加強統戰工作將香港的精英團結起來，而英方則試圖在香港進行適當的政治改革，鼓勵政治參與。直至1997年，雙方各自的戰略部署都顯示出本質上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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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在1980年發表了一份有關改善地方行政的綠皮書，為基本層次的政治討論提供平台。公布這份公眾諮詢文件的前一天，港督政治顧問衞奕信就此通告新華社香港分社。英國的這一做法純屬禮節性。隨後，香港政府於1981年發表了白皮書，設立通過選舉產生的區議會。60 1982年區議會成立，根據地區情況向政府提供意見和建議。中方並未對區議會的成立提出反對意見。同年3月，新界區議會選舉，三分之一的席位由普選產生，香港市區的選舉則在9月舉行。61 此舉對於殖民地香港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變革，在此之前，只有市政局有選舉，以及一些極少圈子的選舉。從此，市政局及後來的區域市政局選舉都實行了普選。不過，設立區議會的動力從何而來還不清楚，因為公眾似乎沒有強烈要求改革。從這舉動的性質和時間安排上看，它預示著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不會太遙遠了。只有待政府檔案公開後，才能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62
雖然北京的香港政策還在制定中，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機
器已展開了新一輪的攻勢。起初是通過左派媒體提醒香港市民，鴉片戰爭是中國屈辱的歷史，當時懦弱的中國政府是如何被迫將土地割讓給英國的，而現在正是結束帝國主義壓迫的時候了。另一項重要的統戰任務是與香港知名人士建立關係，培養感情，影響他們的思想。1982年3月至6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多次安排香港名流到北京訪問，與鄧小平和其他高層領導人會面，這種安排可以讓他們親耳聽到中國的意圖和立場。63 這種統戰策略是讓這些香港要人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恢復主權是愛國的表現，並且勢在必行，以爭取他們的支持。
在中共領導人面前，這些來自香港的貴賓難以完全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然而實際上中國收回香港引起極大的疑慮。據新華社香港分社收集的意見顯示，如果就恢復主權進行投票，連大多數的左派成員都可能投反對票。64 香港人關心的各種問題似乎沒有得到反映。1983年7月，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指出，他抵達香港前得到的工作預報（ 1983年5–6月）稱，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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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都希望香港回歸中國，只有少數例外。許家屯上任後很快就發現，雖然有人告知北京領導人港人是愛國的，並歡迎統一，事實上大部分人持懷疑態度，而且成千上萬的人開始移居澳洲、加拿大、美國和其他國家。65
戴卓爾訪京
1982年5月，尤德接替麥理浩任港督(1982–1986)，他的上任標誌著香港人更加關注香港的未來。歡迎他到任的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行政局1980–1988 ）建議，新港督的首要任務應該是解決香港的前途問題。尤德上任後，首先是為戴卓爾夫人 9月訪京作準備，並將香港的前途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柯利達除了積極參與這次訪問的準備工作外，也參加了後來的中英談判。
9月22日，戴卓爾夫人抵達北京，開始了正式訪問。英國的立場是，香港的繁榮和商界的信心建立在英國繼續統治香港的基礎上。此外，香港市民也傾向於保持現狀，不要共產黨的統治。在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中，她承認北京之行目的是「以香港島的主權來換取英國繼續長期對整個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權」。66 戴卓爾夫人很不樂意談判放棄英國屬地，尤其是將它交給一個共產主義政權。67態度強硬的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6月福克蘭群島戰爭中剛剛獲勝，頗有戰無不勝的信心，可萬萬沒想到，鄧小平比她還強硬。
讓英方非常惱火的是，中方實行「擴音筒外交」手段，即中方與英方進行會談以前就公開宣布其立場。這是北京爭取主動權的方式，也表明了主權問題是不容談判的立場。就在戴卓爾夫人到北京訪問前，中國在香港就公布了其談判立場—— 中國已決定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97年以後任何形式的港英政府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時，中國還希望在恢復行使主權之前得到英國的通力合作，促進香港的繁榮。同樣，9月23日戴卓爾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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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趙紫陽討論香港問題開始之前，趙紫陽停下來轉向記者說，中國要收回香港，並會實行適當的政策和措施確保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直到此刻，所發生的一切都顯示出北京無視公認的外交程序，並不願保守相關秘密。毋庸置疑，北京要顯示的是，誰掌握主動權和主權問題，至於這一做法是否會得罪英國，中方並不在乎。68
因此，到了9月24日，當戴卓爾夫人和鄧小平會談時，氣氛已經非常緊張。鄧小平重申，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國不能繼續管治香港；中英雙方最多在兩年內要妥善商定如何使香港順利過渡；如果談判結果令中國無法接受，那麼中國將宣布自己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下去，而且現有的法律可以繼續有效。英國沒有預料到中方已經決定了最後期限。這次會談是兩國之間的一次較量。69 戴卓爾夫人說，中國宣布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顯然將造成「災難性的影響」，而鄧小平的回答則是，中國會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鄧警告說：
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在這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不要發生大的波動。70
如果1997年前香港發生動盪，中方顯然已經準備好以武力收回香港。71 北京認為過渡期至關重要，「必須準備可能會出現一些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問題」。72鄧小平在1984年接見英國外交大臣賀維(1983–1989)時再次警告說，中國將「非常關注往後十三年的過渡期」，北京不希望看到的是：港元的地位受到動搖、港英政府在行政方面浪費金錢、增加公務員的人數和他們的薪金、為還未成立的特區政府選定行政人員，以及讓英資撤離香港。73北京於1993年7月公開發表了1982年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的談話，作為對英國在香港實行政治改革計劃的警告。2003年 7月1日，香港市民發起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反對23條立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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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再次公開發表鄧小平就香港問題的講話，重申了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結束了與鄧小平的會談之後，戴卓爾夫人走出人民大會堂，不小心在石階上摔了一跤。鄧小平擔心香港會出現「大動亂」，而英國就是罪魁禍首這一思想對以後的北京與香港的政治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的會談開啟了中英香港談判的大門。北京提出英國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以此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但遭到英國拒絕。戴卓爾夫人抵達香港後，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她說，根據國際法，那三項不平等條約是有效的，英國對香港有「道義上的責任和義務」，然後說：「如果一個國家不遵守一個國際條約，那麼它將不會遵守其他國際條約」。74 換言之，戴卓爾夫人不僅堅持條約有效，以支持英國的立場，她還對中國的可信度表示懷疑。對一些人來說，她的發言很不誠實，因為在1981年通過的《英國國籍法》中已經明確剝奪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有英國居留權，此時此地她卻提到道德上的責任和義務就顯得很虛偽了。75
中英雙方彼此互不信任。針對戴卓爾夫人在記者招待會上
的言論，北京發表了一篇特別評論，其中闡述了中國對香港的立場，並為主權移交定下了基調。76 北京堅持中國政府是對香港人負責的唯一合法政府。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香港問題是中國國家利益問題，也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利益問題。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英談判於1982年10月開始。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恢復主權不容置疑，但與英國商議一些安排是有可能的。英方的立場是，堅持條約有效，盡力保留香港島和九龍的主權（這是不可能的）；英國可以用主權換取1997年後香港的管治權（應該探討）；或者英國可以順應談判的進程，履行對香港的職責（這是底線，也是英方最終所做的）。77
英方強調，在1997年後英國必須留在香港有兩個主要理由，經濟方面的理由是，英國的存在可以穩定商業信心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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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理由是香港的民意傾向於英國一邊。這兩點被稱為英國打
「經濟牌」和「民意牌」。中國也有其反駁的理由，首先，中國可以自行制定有利於香港商業和經濟的政策，從而動搖英方經濟方面的論點；第二，民意，特別是那些資本主義精英的立場，可以被強大的統一戰線宣傳攻勢扭轉過來，支持中國。鄧小平相信中國人一定能把香港管好，不比英國人差。78
1982年10月至1983年6月，中方促使英國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以此作為實質談判的前提條件。1983年1月，中方官員下了更大的賭注，他們告訴那些訪京的港人，中國已經制定了一套「港人治港」的計劃，但英方還被蒙在鼓裏。到了3月，英國似乎可以肯定，中國將不會改變其立場。戴卓爾夫人致函趙紫陽說，如果談判可以達成令香港市民接受的協議，那麼她就準備向英國議會建議移交香港的主權。戴卓爾夫人的信表明了兩個重要態度：首先是主權問題，英國不想承認，但也不想繼續辯論；第二，中英雙方的協議必須達到使英國國會可以接受的限度，因為它必須在英國進行公開辯論才得以通過。趙紫陽接受了第一點，但第二點，後來的發展顯示，直到最後一刻才得到解決。北京將
選舉權作為最後的讓步。
1983年5月，中方將戴卓爾夫人的信洩露給媒體，並故意造成英方在主權問題上已經做出讓步的印象。由於英國繼續堅持九七後的行政管治，使接下來的談判也不容易。1983年7月底，中方公布了九七後將實行的十二點計劃的細節。香港社會的緊張程度日益加劇，很明顯中英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第二輪談判在1983年9月23日結束，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香港的反應非常強烈，翌日就變成了黑色星期五，緊接著是同樣令人沮喪的黑色星期六。港元兌美元跌至歷史最低點，股市暴跌。在倫敦，戴卓爾夫人將此歸咎於政治前景不確定。在北京，姬鵬飛說，如果中英談判到了1984年底還不能達成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10月中旬，香港政府實行港元與美元掛鈎，有效地恢復了金融界的信心。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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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3年11月中旬，英方首先示弱，不再堅持對1997年後香港行使治權的立場，雙方就底線問題達成了共識，即英國1997年後將放棄香港的主權，並於1997年離開香港。歸根究柢，這都是出於對中英兩國長遠關係的考慮。1984年1月6日，身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鄧蓮如（太古集團高級行政人員）公開表示，九七後英國繼續留在香港是毫無必要的，她不僅支持在香港進行立法局選舉，並認為進行行政局選舉也未嘗不可。80 這是首次有行政局議員公開表態支持選舉，標誌著英國放棄主權後，應該以務實的態度審慎安排平穩過渡，以確保未來的香港享有中方所承諾的自治權。那一時刻也標誌著香港的政治精英們願意承認北京有力保持香港的現有制度。
很多香港人都擔心自己的未來。每個家庭談論的都是他們
能做些什麼，以及他們有哪些選擇，他們的焦慮實在難以掩飾。北京聲稱，真正代表香港人民利益的是中國政府而非英國政府。英國則表示，他們對香港有道義上的責任，但又不願給予英籍港人居英權。香港人都知道他們被兩個大國夾在中間，而兩國皆稱是港人代言人，卻又不願意聽取港人的意見。81 直至1984年3月 14日，港人的不滿才得以在立法局的辯論會上宣洩出來。由前香港政治精英組成的、被委任的立法局議員們通過了一項動議，特別強調：「所有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定前，必須在立法局辯論」。82 北京認為這就是所謂的「三腳凳」策略，即港府欲在中英談判中佔一席之地，成為第三方，中方對此極為不滿。中方懷疑英方是在利用那些被委任的議員加強自己的談判籌碼，同時又擺出英方可以代表香港民意的姿態。83從辯論上的發言可以看出當時港人如何被排除在外，而這也充分顯露出殖民地的政治體制：
本人無意特別強調立法局一向代表香港人的意願。據我所知，本局所有議員從未試過這樣做。惟我們無須如此才能確立我們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但這項動議的目的就是為了公開承擔我們的責任。
羅保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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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緣參與關乎我們前途的辯論，要五百五十萬港人長期保持冷靜、自信和不聞不問，簡直不可思擬。
吳樹熾
我們從來沒有稱我們代表香港市民，但我們總是盡力反映民
意。
李鵬飛
有人告訴我們，這項動議背後必定有一些險惡的動機，〔他們〕警告我們不要重提「三腳凳」的概念，也不要再打「民意牌」。我們僅僅是在這個會議廳對這一問題進行辯論，卻被指控為搗亂。我們還知道，因為我們不是經選舉產生的，我們不能說是代表香港人，因此這意味著我們今天所說的話對任何人都是沒用的。
張鑑泉
在1984年4月20日，賀維告訴香港市民，繼續英政府的管治是不現實的，但香港有可能獲得「高度自治」，因為中方一再表示，在中共統治下，香港市民可以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英方的立場轉向了逼迫中方讓步，希望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不過，中英雙方就如何起草協議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我們希望能有一個詳盡的協議，長得像《大英百科全書》，中方則只想要一份兩三頁的文件」。84
中方希望協議越短越好，而英方則希望協議盡可能詳細。香港政府還提供了關於香港行政運作的豐富資料，應有盡有。英方認為，協議的細節是贏得香港社會信任所必要的。中英雙方於 1984年9月26日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包括一項簡短聲明和一系列的附件；聲明是中方所希望的，附件是英方所需要的。85
對中方而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原則意味著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大陸的理論家引用鄧小平的話闡釋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
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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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 就必須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
⋯⋯ 我們提出香港繼續保持資本主義就是實行「一國兩制」。86
鄧小平稱《中英聯合聲明》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傑作，而戴卓爾夫人則將其形容為「一個絕妙的想法」。87柯利達謹慎地將其描述成「在可能達成的條件下盡可能地全面保護（香港）」。88換句話說，這是能實現的最理想狀況，也是一個要麼接受要麼放棄的協議，這就大大影響了香港人對此協議的看法；如果沒有別的選擇，那麼最好還是接受。當香港立法局就此協議進行辯論時，只有一位議員投了棄權票，理由是對香港市民來說，此協議不夠好。89
在整整22輪中英談判過程中，北京大搞宣傳統戰活動，竭盡全力影響談判結果。90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的儀式上，可以看到來自香港的101名嘉賓，顯而易見，中共的統戰工作成果豐碩。這些香港嘉賓在中英談判過程中都是中共的主要統戰目標，而中共還會繼續培育與他們的關係，因為他們都是精英，在過渡期內北京還需要他們繼續支持
（第八章和附錄二）。
中方和英方未覺察到的是，香港市民正處於政治意識的劇烈轉變過程中。圍繞著中英香港談判所發生的一切，對香港產生了巨大的政治性衝擊，徹底改變了香港。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983年6月30日，乘火車從廣州到香港赴任的中共駐香港首席代表許家屯走下列車後，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為祖國統一而來的。」他到香港接替王匡，從這一天起到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還有整整十四個年頭。作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新任社長，許家屯的任務是為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制定一套可行的戰略計劃。在許家屯任職期間，他初步確定了如何挑選服務於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人選和團體。北京收回香港主權的立場是建立在其對香港資本主義社會認知的一些假設的基礎上，這些假設至今仍在繼續發揮著作用，因為九七後的政治制度就是根據這些假設而設計的；同樣，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和手段也是基於這些假設而定的。
1983年5月，中英談判過程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被中央撤換，對左派來說顯然意料不及。雖然有人說，王匡因健康理由離開，但更有可能的是，中央認為處理香港回歸問題很複雜，王匡力有不逮。1 王匡在政治上被認為過於保守，而中共的幾位最高領導人都認為王匡「太左」。2 據說，他並不支持中央建立經濟特區，另又不鼓勵香港商人投資一些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事業。3 然而，他在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期間，已開始接觸香港的重要人物，作為其統戰計劃的一部分。例如在1982年初，香港新華社邀請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已退出香港政壇的簡悅強以及工業家安子介，加入全國政協。鍾士元和簡悅強都婉言謝絕，但安子介接受了。1983年3月，香港新華社再次向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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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元發出邀請，並表示此邀請永遠有效。4此外，香港新華社於 1982年秋多次積極安排香港商界人士訪問北京，與中共最高領導人會面。5
許家屯來港前是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也是黨的最高機關中共中央的委員。雖然他沒有處理香港或外交事務的經驗，但由於他在江蘇的工作給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於是獲派到香港工作。為了提高許的政治權威，中共中央將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提升為省級單位，作為中央直屬機關。因此，在中國的政治構架中，中共港澳工委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成為同級單位。這樣的安排提高了香港新華社的重要地位，中共港澳工委的首腦享有部長級待遇。6此外，許家屯在黨內的資歷，表明他的地位等同
於接替廖承志的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姬鵬飛，雖然姬鵬飛曾任外交部長(1972–1974)，有更大的聲望。
許家屯的級別給了他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因為他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匯報工作，如果涉及外交事務，外交部也會收到一份報告。這就導致了許家屯和港澳事務辦公室之間的權力之爭。許家屯任職香港新華社社長期間，港澳事務辦公室與香港新華社之間產生了很多歧見，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7 1990年許家屯離開後，香港新華社被降回到許家屯上任前的級別（見第九章）。8許家屯透露，他對港澳事務辦公室的李後、魯平，以及外交部的周南（後來接替許家屯的職位）都有看法；在許家屯看來，北京所了解的香港是他們精心製造的假象，聲稱香港公眾已經迫不及待回歸祖國，事實正好相反，當時很多港人都疑團滿腹。9
若要重新收回香港、澳門和台灣（在適當的時候），同時堅
持要求它們接受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因此，實際上，為了統一就必須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繼續下去。不過，許家屯發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並沒有提到，在共產黨領導下長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設想。他承認，《中英聯合聲明》中體現的「一國兩制」模式對中共來說是全新的使命和極大的挑戰，需要以新思維來完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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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0此外，正如鄧小平所說，四項基本原則將不適用於香港。由於香港不實行共產主義制度，所以共產黨人也就不能領導香港；實施「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必須是「港人治港」。從定義上來解釋，就是一個由資產階級為主的行政管理機制，而不是以工人階級為主的行政管理機制。因此，香港未來的政府架構中資產階級應佔主導地位。11 有趣的是，許家屯認為，中共幹部不應該參與治港，但如果某一幹部（其黨員身份是秘密的）參與香港的行政管理，那麼他仍然必須執行非共產主義政策，如果中共的指令違背這一宗旨，他應該拒絕執行。12 或許就是這種信念令許家屯於1989年陷入困境（見第九章）。
從1983年6月起，許家屯在獲得任命後到他抵港前，一直有渠道了解中英談判的進展。到港後，他可以看到為何英國打的
「經濟牌」和「民意牌」對英方有利，但他的任務是幫助中方拆解英方這一招數。然而，他上任後，很快就發現中共港澳工委對於香港主權回歸並沒有一套總體的戰略計劃。到了1983年11月，許家屯制定出工作計劃，並專門在深圳舉行會議與中共港澳工委以及黨的各級機構代表對此計劃進行討論。該計劃從六個方面指導未來幾年的工作：
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過渡時期，中國對英鬥爭策略，是通過和平談判，既鬥爭又聯合，通過鬥爭取得聯合，保證香港回歸，保證香港繁榮穩定。
依靠香港工人階級、依靠廣泛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是實踐「一國兩制」方針的兩翼，缺一不可。
宣傳愛國思想、一國兩制方針。可以批評共產主義和宣傳資本主義。
為了維護香港的經濟繁榮，得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台資，壯大中資。
整頓黨的隊伍，以面對新的挑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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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戰略計劃，許家屯必須重建香港的統一戰線，並將其延伸擴大。
內部整頓
香港新華社的法律地位是什麼？它註冊為新聞機構，是中共在香港的前店。在香港，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根據香港的法律，任何有組織的團體必須向社團註冊處註冊，只有以慈善事業為唯一功能的團體才可能獲豁免。該法還明確規定，當局可拒絕批准那些香港境外的政治性組織、其分支機構和與其有聯繫的組織註冊。中共並沒有向香港政府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香港當局也沒有對此大驚小怪，否則雙方都會很難堪。一方面，作為已經宣布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中國執政黨為什麼要向帝國主義當局申請註冊？另一方面，為什麼英國人要正式接受中共在其殖民地活動？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全不理會中共在香港存在的合法性問題，而且有關各方也習慣不談及這一話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1997年前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經費從何而來？雖然中國的國家預算會包括中共在香港的營運經費，但由於涉及外匯問題，香港新華社很可能收到了來自在港的中資機構的資金，如中國銀行香港分行。14
1983年至1990年許家屯在香港任職期間，香港新華社的工作人員從大約100增至400人左右，許家屯希望的是600人。不過到了過渡期，他的繼任者周南將香港新華社擴大到600人（見第九章）。作為收回香港的戰略計劃，許家屯建立了一個在結構上近似於香港政府主要部門的機構，包括經濟事務、金融、貿易、航空運輸、教育、文化和體育等各個範疇，並重組新華社各部門，以施行統戰及其相關工作（圖 7 ）。
許家屯上任後發現，香港的共黨幹部士氣低落，其中許多人出於愛國反帝的熱情參加了六七暴動，但他們對事後受到批評，心中不滿的情緒延續至今；而且黨員總數並沒有增加。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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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屯看到，香港本地的黨員隊伍不能承擔實現「一國兩制」的使命，必須進行重大整頓。他宣布香港新華社實行四化：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並立即實施。15許家屯將統戰部改稱協調部，「統戰」一詞含有非常濃厚的共產黨宣傳味道，令港人反感。許還針對香港的青年和婦女工作，建立了青年工作領導小組和婦女工作領導小組，加強統一戰線的力度。最重要的是，中共在香港島、九龍塘及沙田成立了三個分區工作委員會，開展社區工作。16
至於情報工作，許家屯則交由保安部統一管理。過去，情報工作在社會各行業中進行，但當中可能有太多質素差劣的線人。中國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派出了專業人員到香港負責情報工作，公安部派來的人員負責香港新華社和大陸其他國有機構的保安工作，一小部分人還負責情報工作；所有國家安全部派出的人員都是做情報工作的。然而，這些部委也同意，合併後，一些特別重要的「關係」（尤其是秘密的情報人員）仍然由它們直接控制，同時，也會向香港新華社社長通報情況。許家屯在任期間，安全部情報人員提供了與中英談判有關的重要情報，並兩次受到國家安全部和外交部的表揚。17
在香港還有其他一些情報人員，不在許家屯控制範圍之內。中央軍事委員會不同意將其派駐香港的情報人員與新華社新成立的安全部合併。不過，香港新華社社長會得到情況通報。此外，沿海省份，如江蘇、浙江、福建的國家安全部門，以及廣州軍區和南京軍區，在香港也都各自派出情報人員。18 因此，香港有許多大陸各部門派來的情報特工，往往單獨行動，或不為香港新華社所知。許家屯認為，中共對這些情報人員的管理很混亂。19
更重要的是，許家屯估計到，香港當局對香港新華社在香港所做的事，以至於其主要幹部的情況都很清楚。香港當局24小時竊聽香港新華社的電話，可以肯定中共的很多活動已不是秘密了。當許家屯有重要情況向北京匯報，他會到深圳打電話。20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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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共一方面雖允許香港的幹部出席公開活動，但他們不能以黨員身份出現，因為共產黨在香港仍然是個地下組織。另一方面，有必要「發展一個絕對秘密的新組織」，開展社會上層的工作。21可以推測，他們按計劃執行了，當然沒有留下紀錄也可以理解。
一般來說，許家屯提拔的都是新人、年輕人，使香港新華社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從 65歲降到55歲。他要求將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地素質好、有經驗的幹部調到香港，22從而改變了香港新華社人員以廣東人為主的狀況。他也將副社長從六個減少到四個，23 提升了兩個香港本地的黨員幹部擔任助理副社長。24 許家屯還把香港新華社的政治功能和新聞功能分開，把新聞部從跑馬地新華社總部搬到灣仔霎西街一帶。他還使香港新華社有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公開了其組織架構。過去，由於
香港新華社表面上是個新聞機構，負責政治工作的人員都是所謂的「記者」。許家屯上任後根據各部門的實際職能改變了它們的名稱。26 在1986年改組後，中國在香港的最高層領導人的情況如下：
新華社社長、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書記：許家屯
新華社副社長、中共港澳工委常委、副書記：李儲文、鄭華新華社副秘書長：喬宗淮、毛鈞年
新華社社長助理：王如登、陳鳳英
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
特殊的統戰工作
許家屯剛到香港時就表示，「希望把中央、國務院的政策與香港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務求港人滿意，各界人士都滿意安心」。26可見，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成為香港統戰工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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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小組
辦公室
委員會
部門
統戰工作
香港新華社辦公室
金融
組織部（人事部）
台灣工作
政策研究室
貿易
外事部
經濟工作
航空運輸
台灣部
調查研究工作
經濟部
青年工作
安全部
婦女工作
協調部（統戰部）
宣傳部
文化教育部
文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