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3
這次罷工不但癱瘓了航運、交通和生產，同時還將原本已很高的米價推得更高。16 港英政府和中國買辦試圖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但未獲成功。到了1月16日，港英當局認為有必要宣布戒嚴，為了維持秩序，於是部署武裝軍警在戰略要點，但當時的報告顯示，罷工進行得有條不紊。17 到了1月底，已有一萬多名船員離開香港前往廣州，他們在廣州得到羽翼未豐的廣東陳炯明軍政府以及他的對手孫中山的同情與支持。陳欲利用這個機會削弱孫中山的影響以達到其倒孫的目的。18 工會讓越來越多工人跨越粵港邊界，一方面可以防止港島內發生混亂，另一方面可以減輕補貼罷工工人的財政負擔，因為廣州的生活費用較低。19
2月1日，在香港華商精英的支持下，殖民當局宣布封閉海員工會，理由是工會造成了社會危機。另外兩個同情罷工的工會也被宣布為非法組織。海員罷工很快蔓延到香港各行各業，轉變成了五萬多人參加的總罷工，包括廚師、傭人、麵包房工人、糕點師傅、公事房聽差、送貨員、奶房工人、電車工人、人力車夫、一般苦力、銀行職員和其他工作人員。20 總督府的華人服務人員也離開了他們的工作崗位。21 政府遂在一天內通過了緊急情況規例法案，禁止公眾集會、禁止張貼海報、檢查信件、搜身檢查以及搜查私人住宅，例如工會的辦公室等。到了2月底，大約十二萬工人參加了罷工。為了防止更多工人離開香港，殖民政府禁止開往廣州火車運行。3月4日，兩千名傭人決定從香港步行前往廣州，使緊張的政治局勢惡化。當他們試圖衝破防止他們離開香港的沙田封鎖線時，警察和英屬印度軍隊向工人開槍。22 政府報告顯示，5人被打死，多人受傷。23 這事件稱為沙田慘案，引起公眾對殖民政府的極大憤愾，導致更多罷工，使香港陷入癱瘓狀態。
由於經濟原因造成的罷工後來演變成重大的政治鬥爭。航
運公司和殖民當局不得不讓步，同意舉行有海員、僱主、廣州及香港有關當局多方參與的談判，並達成協議，船員平均加薪酬 30%，並於3月6日返回工作崗位。陳炯明與孫中山也非常希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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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罷工可以中止，因為他們希望香港給予他們的軍政府經濟援助以及外交承認，並因此盡力避免得罪英方。24 從工人的復工速度可以看出，這次罷工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不是一次政治鬥爭，對中國海員工會的禁令隨後也被取消。儘管船員罷工取得勝利，但是通脹抵消了他們薪酬的漲幅，而且他們從未收到協議中規定賠償部分損失的工資。25
海員大罷工成為重要歷史事件的另一個原因是其規模空前。因為華商精英的目光完全集中在其自身的商業利益上，所以他們不再能勝任調解中國工人和外國大班之間矛盾的職責。此外，儘管中共發揮的作用不大，但是這次海員大罷工是中共介入香港事務的首次。雖然一些海員工會的領導人後來成為共產黨員，其中最著名的是蘇兆征和林偉民，但是大罷工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加入共產黨。26 1922年1月罷工開始之際，中共廣東省支部還處於起步階段，只是在1921年7月第一次中共黨大會在上海舉行後，才在廣州成立。廣東支部意識到海員大罷工可以作為擴展黨在廣東影響的契機，進而組織了各種支持香港罷工工人的活動。例如，動員廣州市民支持罷工，發出三千份《敬告罷工海員書》給海員，成立了一個支持委員會，接待罷工工人，並勸阻寧波海員不要前往香港填補罷工工人的空缺。當時，中共廣東支部
的積極分子簡直太少、太窮、太缺乏經驗、並且無人知曉，所以
起的作用微乎極微。27
不過，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海員大罷工被視為共產黨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章。而事實可能是，罷工對共產黨員的激發比共產主義對工人的鼓舞更多；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事件則被譽為是一場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政治鬥爭。28 同樣重要的是，這是首次讓殖民政府和當地商界精英感到嚴重威脅的事件。此外，這次成功的罷工增加了工人解決後來其他勞資糾紛的鬥志。29
最後，總督司徒拔（ 1919年至1925年在任）認為，海員大罷工是一個由孫中山和蘇聯影響下的廣州國民黨組織的陰謀活動，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5
目的是破壞香港殖民政府。30 儘管國民黨為越過邊境的罷工者提供生活補助和解決住宿，但這次罷工還是由香港本地工人組織的。此外，國民黨的右派並沒有支持後來的罷工，因為他們與當地商人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次罷工使香港華商的商業利益受到很大的影響，他們反對共產主義的情緒自然也更為強烈。他們認為，工會「有很強的布爾什維克的支持」、「政府不能後退一寸」；在與罷工工人談判時，他們敦促政府「鎮壓一切勞動行會」。31 殖民當局視華商為對地方負責的代表，而事實上，這些華商不但忽視海員的申訴，並且對於海員的生活困境也不予同情。從此，華商界的精英和香港殖民政府更加堅決反共、反工會。
省港大罷工 1925–1926
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初始，儘管香港的共產黨員並不太多，在香港也沒有太大組織能力，但在國民黨的資助和共產黨的配合下，省港大罷工造成巨大的影響。罷工維持了16個月，因國民黨欲緩解局勢而告終。實際上，這段歷史錯綜複雜。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導致國民黨內的權力爭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利益很快出現了分歧。在香港，雖然華人富民族感和嚮往社會公義，但同時也希望恢復社會秩序和正常生活。在一個充滿利害矛盾的社會中，港人往往左右為難，要麼效忠於一個既不理解又不信任他們的殖民政府，要麼承受面對大陸政局紊亂、兵荒馬亂的恐懼。
由上海日商內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廠的日本工頭毆打中國女工引起的1925年2月紡織工人罷工，點燃了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隨後，其他20個日資工廠的工人也加入了罷工的行列，罷工人數增加到了三萬五千多人。5月15日，一名第七廠的工人、中共黨員顧正紅與資方交涉時被槍殺。中共認為這是一個發動大規模行動的好機會。5月28日，中共決定組織工人和學生於5月30日舉行顧正紅追悼會那天，在英管公共租界發動反帝國主義示威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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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5月30日遊行隊伍來到了南京路，英國督察命令錫克教警察向遊行隊伍開槍，數人被打死，數十人受傷。32 此外，警方還逮捕了許多人。這一事件激起了反英的情緒，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中共藉此機會號召在6月1日開始總罷工。罷工開始的幾天裏，有更多參加公共租界罷工的工人被槍殺。
在上海發生的令人憤慨事件震撼了整個中國。上海的中共中央視此為鞏固政治地位的時機，指示各城市黨支部動員民眾支持上海的大罷工。在這背景下，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和香港開始大力煽動罷工。當時，林偉民和蘇兆征已經加入了共產黨，並成為罷工的主要策動者。33 國民黨響應了立即發起總罷工的號召，並與共產黨採取聯合行動。國共雙方都認為利用排外借題發揮可以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中共「與國民黨的左翼緊密合作」，如果當時沒有國民黨的資助，罷工就會在短期內崩潰。34 因此，不同於海員大罷工，這次中共廣東省委的活動深入到省港大罷工的
各個層面。
6月18日，罷工在香港開始，皇仁書院80%的高年級學生罷了課。第二天，油麻地官立學校大多數高年級學生也開始罷課。35 6月19日，海員、電車工人和印刷廠工人首先響應罷工，離開香港前往廣州。中共成立了一個黨的核心小組，為罷工工人安排食宿。36 6月21日，皇仁書院學生也離開香港前往廣州。6月 23日，周恩來也在其中的遊行隊伍走到外國租界沙面島對岸的沙基時，英法軍隊向人群開火，打死52人，打傷170多人。37 另一資深共產黨人劉少奇當時也在廣州。槍擊事件點燃了廣州的憤怒之火。這一事件史稱「沙基慘案」。香港很多外資機械製造廠、電報、餐飲業等行業工人一起加入了罷工行列。38 反英怒潮席捲香港，越來越多工人及家屬到了廣州。參加早期罷工的人當中還包括禁止華人居住的在山頂豪宅工作的華傭。
有一點值得強調的是，中國最著名、最能幹的革命家在
1920年代加入共產黨時，都還很年輕。其中有些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廖承志等，在他們的悠長政治生涯中，以其思想和意念影響了中國後來幾十年的政策方針。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7
在國民黨財政部長廖仲愷（客家人）的精心安排下，中共獲得了大量資金，以支持在廣州的香港罷工工人。廖仲愷是一個左翼國民黨領袖，對罷工積極支持。國民黨右派曾號召過進行小規模的罷工，但未成功。海外的愛國華僑也捐助資金支持罷工。國民黨政府強徵賭場、鴉片煙館和其他空置地方來安排香港罷工工人。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後來的抗日戰爭和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見第四章和第七章）。
香港政府斷絕了與廣州的經濟聯繫，以回擊接連不斷的反英浪潮，並對國民政府擺出強硬態度。在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下，來自香港與大陸的各工會代表在廣州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的目的是組建省港罷工委員會，該委員會隸屬於負責勞工運動的國家機構——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兆征任罷工委員會主席，指揮許多小組委員會，包括武裝自衞隊、糾察隊和其他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工人參加罷工不只是支持中國的工運，同時也有他們自己的要求。他們呼籲言論自由、華人和非華人應得到平等待遇、普選立法機關、改善工作條件、降低房租以及有權選擇在殖民地的任何地方居住。39 換句話說，他們對外國人的特權表示不滿，並要求得到平等待遇。這很可能是香港人歷史上第一次要求享有民主政制。有意思的是，在省港大罷工的最後階段，中共領導層認為，這些要求是不現實的，不應該繼續堅持。40
這次罷工嚴重影響了香港的日常生活，香港的經濟活動陷於停頓狀態，城市癱瘓。隨著市場關閉，食品價格開始飆升，垃圾沒人收集。人們從銀行大量提款，銀行系統幾乎崩潰。香港有關當局只好撥出專項貸款三千萬元港幣，當地企業才得以正常運行。41 在罷工開始頭兩天，殖民當局呼籲志願者來維持城市基本設施的運行。因為當局不信任華人，最初號召的對象是歐洲人，但隨後意識到此舉行不通，另外招來了兩千華人志願者，還有一千人隨時準備效命，可惜為時已晚。42 成功召集當地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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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英國人感到驚訝。港英政府還借助緊急狀態法令來對付共產主義和反英帝國主義的宣傳攻勢。於是反宣傳局成立了，目的是改變香港乃至包括英國在內的港外地區的觀念，指出種種事端乃出於左翼工人興風作浪，而非因港人的不滿。43 1925年中，一個由政府贊助的反宣傳中文報紙《工商日報》成立。該報社論主要揭露廣東的混亂局勢是由於共產黨人的煽動。《工商日報》被視為一個非常成功地煽動「反共」情緒的工具。44
當時，代表本地商業利益的華人商會、商人行會及東華三院，都大力支持殖民政府，指「布爾什維克」為罪魁禍首。到了7月底，工人開始逐漸從廣州返港，最艱難的時期算是過去了。到了1925年9月，香港的大部分工人已經復工。畢竟，長期沒有收入又能維持生活的只佔少數。45
但是，當一切正要恢復常態，大罷工卻進入了一個新的緊張階段——廣東罷工委員會呼籲抵制所有英國貨物，並禁止船隻停靠香港。罷工委員會公布了一系列規定，禁止屬於英國和日本的船隻進入廣東的港口，其他國家船隻沒有停靠過香港始准進入廣東。規定中明文禁止食品和原材料出口到香港。46 罷工委員會成立了糾察隊，搜查所有進入廣東港、載有英國進口貨物的船隻，來自香港的貨物、來自香港和英國的船隻都不得進入任何廣東港口。黃埔軍校為糾察隊提供武器和彈藥，並給予
特別培訓。47
到1925年中，省港大罷工使香港的進出口貿易比上一年減少約一半。48 殖民政府的稅收也大幅降低。許多企業關閉，對銀行業亦造成嚴重影響。49 同時有報告顯示，對工人進行恐嚇並阻止他們返回香港的事件時有發生。50 這促使殖民當局建立了秘密的勞工保護局。其職責是保護工人免受恐嚇並對恐嚇者進行反擊。曾做過海盜的梁危晨，是陳炯明被推翻前的部下將軍，正好出任此職。他帶領150名特別警察—惡棍，執行他們的秘密使命，顯然「工作得很出色」。51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9
香港總督司徒拔在危機時刻未能妥善應對，廣東政府更使他日益寢食難安，甚至試圖設法顛覆廣東國民政府。52 到了11月，金文泰接替司徒拔成為港督（任期為1925年至1930年），新任總督會操廣東話，更了解中國國情，但他也同樣認為廣東政府意在摧毀香港。不過，他願意通過當地華人作為協調人與國民黨領導人對話。53 1926年3月機會來了，孫中山逝世後，國共關係走向低谷。長期的抵制運動代價太高，國民黨又正在積極準備北伐。54 另外，金文泰也一直極力栽培地方精英，以培養對他的忠誠。1926年，他高明地任命了周壽辰為第一位華人非官守立法局議員。此舉目的有二：一是為了展示殖民政府和華人之間開展新關係，二是為了獎勵周壽辰。55 周壽辰與半中半帕西的羅旭龢兩人都是省港大罷工期間殖民政府最信賴的本地顧問。實際上，香港反宣傳運動就是他們兩人精心策劃的。1936年，周壽辰辭去行政局職位，空缺由羅旭龢填補，任期直至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56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周和羅被誣衊曾與日本合作。在香港淪陷一個星期內，當時的殖民政府領導成員要求兩人與日本合作，以促進中國與征服者的友好關係。當時主要關注的問題是恢復社會秩序，57 香港的華人精英被用作為中間人，以減少流血和鞏固日本統治。58
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國民黨人為了爭奪領袖地位勾心鬥角。8月，廖仲愷被暗殺，權力最終落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手中。蔣介石當時注意到英國在遠東的勢力高峰期已過。59 到了1926年3月，蔣介石擊敗了他的競爭對手。為遏制中共在統一戰線內部的勢力，他解除了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可是他又將沒收的武器還給了中共。1926年夏天北伐兵起，蔣讓共產黨在戰鬥中付出了很大代價，同時，他計劃利用與上海流氓團夥的長期關係消滅共產黨。在後來的數月中，很多共產黨人被殺害。60國共合作走到盡頭。對蔣介石來說，促進國家統一比反帝國主義更有政治意義。當時，由斯大林(1878–1953)領導的蘇聯認為，國民黨統一中國的機會更大，也願意看到國民黨的成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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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中共停止支持香港的罷工抵制運動，以確保英國不得以此作為藉口干預北伐。與此同時，金文泰的戰略是，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同時，也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但在9月初，談判陷入僵局，而國民黨正在武昌鏖戰之際，英國政府應金文泰要求派遣皇家海軍戰艦消滅了在廣州碼頭的糾察隊。事實上，糾察隊沒有戰鬥就迅速潰散。61 談判及後恢復，並達成妥協。62 1926年10月10日，正式解除對香港的封鎖，同日，國民黨進佔武昌。
這次省港大罷工被視為中共早期歷史上的重大政治成就，因為它大大增强了中共在中國的影響力。中共在廣東的支部通過罷工也擴大了黨組職，增加了黨員人數。在廣東的共產黨員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總數從罷工前夕只有700名，增加至罷工結束時的7,000名，當然新黨員的質素可能不盡人意。63
從香港的角度來看，大批工人參加了省港大罷工。有些報告顯示，罷工期間有25萬人參加，約佔殖民地人口的三分之一。64大罷工使商業信心大大受挫，影響了香港以後多年的繁榮。65 政治方面，大罷工讓香港老百姓痛苦地意識到極端主義的代價實在太大。大罷工對市民的懲罰是，他們的正常生活受到嚴重的干擾。很多香港的罷工工人也因不獲前僱主僱用而吃盡苦頭。66 殖民政府也取締了工會制度。若干左派工會，包括中國海員工會被取締，他們的領導人也被捕。政府還制定了新的法律，禁止工會附屬於殖民地以外的機構，並將帶有政治因素的罷工定為非法。這些反工會措施一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有所放寬。67總之，省港大罷工使工會被視為「貧窮且不受歡迎」的組織，它
們是那種「看似善意的社團，但關心死者的殮葬費多於改善人的
生活條件」。68 香港的勞工運動在省港大罷工以後基本上停滯了 20年。1920年代的運動並沒有為工人在政治上爭取到什麼利益優勢。在1926年後的幾年中，英國政府在香港採取很多措施，防止由大陸引發的政治動亂。
從1925年起，媒體在香港受審查制度約束，當局在1927年鎮壓了十幾個主要的華人工會。為防止中共的進一步影響，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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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加倍努力取締眾所周知的親共香港總工會和中國海員工會；並在警署成立了特別反共小組，追捕共產黨員，1929年年底逮捕了一個流散的共產黨活動分子，也就是其後當上中國總理李鵬的父親。到了1935年，警方可以胸有成竹地說，殖民地的「共產黨組織完全被清除」。李鵬的父親在被香港警方移交給廣東當局後即被處決。69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不大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曾一度設在香港這片英國殖民地的事實，它曾擔當的吃重角色同樣鮮人知曉。1927年，蔣介石在全國展開剿共，使共產黨陷入混亂狀態，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因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殘酷的清黨在4月中旬開始，先在上海，後在廣州。許多重要的中共黨員或懷疑激進分子都被逮捕，其中大部分被處決，1 中共在廣東的黨組職幾乎完全被毀。很多倖免於難的共產黨員逃到香港——一個距離國民黨管轄範圍最近的地方。事實上，中共領導層決定將中共廣東省委從廣州遷到香港，以避過國民黨的窮追猛打。直到1936年，中共在廣東才重新建立組織。
在這段時期，共產黨在香港非常活躍，其工作重點為支持大陸的共產主義運動。例如，在1927年8月1日，中共發動了其歷史上第一次推翻國民黨的武裝行動——南昌起義。設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為到達東江的中共部隊提供支援；起義失敗後，香港奉命接收外逃的共產黨人。2 後來，中共香港黨組織也積極參與策劃，並煽動發起1927年12月的廣州起義，以期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共產主義政府。無獨有偶，廣州起義也以失敗告終，6,000多名共產黨人犧牲。3 這兩次起義都是在前蘇聯的指使和資助下發動的，結果以失敗告終，並且造成多人死亡。事實上，起義失敗大大削弱了羽翼未豐的共產黨。可以公平地說，蘇聯影響之深「對中共來說是災難性的」。4 廣州起義後，設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繼續竭盡全力重振廣東的共產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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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員前後幾批逃到香港，他們的生活極為艱難。經歷過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見第三章）的總督金文泰對中共懷恨在心，他與國民黨當局結成了緊密聯盟鎮壓共產黨。按中共的說法，共產黨員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香港經歷了一個白色恐怖時期。港英政府根據國民黨提供的情報逮捕了許多共產黨人，然後將他們押往廣東。中共在香港藏身之處經常遭到警察搜查，殖民當局甚至允許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搜捕共產黨人。截至 1934年底，中共在香港的活動被抑制至幾乎陷於停頓。5 儘管殖民當局對共產黨人實行打壓，1930年2月胡志明(1890–1969)還是在香港成功創立了越南共產黨。6
在此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儘管棲息於香港，但宣揚共產主義幾乎一籌莫展，況且香港人對共產主義根本不感興趣。雖然廣州起義歷時短暫，但共產黨人的暴動和國民黨血腥報復，在香港造成了巨大的恐懼。人們得出的結論是，最好遠離政治激進派，漠不關心為上策。7 商界精英對於殖民政府反共的強硬立場予以支持。8 對中共廣東省委和香港的共產黨組織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黑暗以及困難的時期——共產黨幾乎完全被瓦解。
還值得指出的是，英國政府和總督金文泰認為，新界對殖民地在經濟和戰略上意義重大，如果有一天歸還中國，那麼香港島和九龍也就不能長久維持下去。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後，金文泰考慮到了新界99年的租賃期，並認為英國應與國民黨討論以高價延長新界租期，但忙於其他事務的英國政府未予更多考慮。9 在此，也許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英國設法說服國民黨延長新界租期，那麼情況又會如何？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企圖奪回香港，從這點來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未必對延長新界租期感興趣（見下文）。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5
日本侵華戰爭1937–1945
時機主宰一切。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火。10 日本入侵中國，反而拯救了瀕於滅絕的中共。日軍很快佔領了許多主要沿海城市如上海、南京和廣州。11日本的入侵使中共在國民黨的清剿中得以喘息。共產黨人全線退入內陸地區，在1930年代他們穿越11省，跋涉6,000里，終於完成了著名的長征。
儘管國共之間的仇恨極深，但迫於形勢，只好再次結成統一戰線聯合抗日。就在國共合作前夕，發生了歷史上最詭異的事件之一——西安事變。其時蔣介石在西安策劃圍剿中共，1936年12月12日，與國民黨結盟的東北軍閥張學良綁架了蔣介石。張學良希望國共雙方團結抗日，由於蔣不願與中共合作，遂認為有必要除掉蔣介石。後來，經過周恩來從中斡旋，蔣介石才獲釋放。蘇聯共產黨，甚至有些中共領導也擔心若沒了蔣介石，中國形勢將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蔣介石儘管態度勉強，國民黨還沒有哪位領導者能有同樣聲望可以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最後，國共雙方達成協議。作為釋放的條件，蔣介石同意不再圍剿共產黨，並與共產黨聯合抗日。12 國民黨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
共產黨得以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由於抗日有功，到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時中共已在國際上聲名大噪。毛澤東宣稱共產黨有120萬黨員，指揮91萬大軍，13 並且到了那個時期，已經控制了長江以北大部分農村地區。14
1938年9月，日軍開始向南推進。淪陷後的上海和南京可謂人間地獄。1937年冬天，日軍佔領南京後，對平民和戰俘進行長達六個星期的大屠殺。雖然各方估計不盡相同，但普遍認為至少有25萬男丁、婦女和兒童被屠殺。日軍進城前富人得以逃離，飽受磨難的都是窮人。
同年10月，日軍在廣東沿海地區登陸，九天就攻下廣州。50萬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尋求避難。15兵臨城下，香港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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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英國就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前，香港一直是非戰區，殖民當局不得不謹慎對待敏感問題。他們對中國人自然是同情，並未取締香港華人援助大陸抗戰的活動。然而，港英當局無膽惹怒日本，也不敢無視英國政府 1938年9月宣布香港為中立區的政策。16 因此，香港當局不僅要禁止反日集會之類的活動，還審查反對日本的中文報章。港英當局拒絕了立法局內華人非官守議員為內地提供救災資金的要求，也不允許香港紅十字會派人支援內地。不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香港為內地抗戰籌款，當局都視而不見。17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在抗日戰爭年代，香港對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都非常重要。 1938年1月，殖民政府允許共產黨在香港建立一個聯絡處。18這是周恩來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1882–1951)在重慶談判後達成的協議。在中環皇后大道18號打出了粵華茶葉批發公司的招牌，實際上是中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該聯絡處由廖承志負責，歸屬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領導，其主要任務是為中共進行採購，以及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進行統戰工作，贏得香港、澳門和海外華僑對中共的同情以及對抗日的支持。19 廖承志後來當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為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發揮了重要作用（見第七章）。
1939年3月11日，香港警方以粵華公司進行抗日活動為由，進行突擊搜查，並拘捕數名工作人員。該公司被關閉，直至周恩來在重慶向英國駐中國大使提出抗議，工作人員才獲釋，所有文件亦退還。然而，在日方的巨大壓力下，港英政府於年底再次強行關閉粵華公司，但廖承志和他的同志們繼續進行地下活動；不過，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整個香港都知道他們仍然是中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20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7
共產黨人繼續在香港進行多種形式的活動。首先，他們鼓勵藝術家和作家團結抗日。1939年和1940年分別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及香港青年文藝研究社，進行宣傳活動。中共也在內地組織作家和記者到香港創辦抗日報紙和雜誌。21 多位來自上海的電影工作者聯同香港本地的電影業聯合製作抗戰電影。22 其次，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香港為基地，籌款抗日，也接收華僑捐贈的現金和物資。23 廖承志依靠他的家庭和朋友關係網，為抗戰做出了重大貢獻。再其次，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是中共的盟友。以宋家的特殊政治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她使中共獲益匪淺。1938年6月，她在香港成立「保衞中國同盟」，這個同盟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抗戰救援組織。廖承志的母親出身名門，也成為同盟之一員，並幫助她兒子給中共籌集資金。24
為支援廣東的游擊戰，中共在香港也執行了一些半軍事任
務，包括救援工作，以及招募新兵並派送到戰區。中共還借助與中國海員工會等香港各工會的聯繫，組織抗日活動。海員工會主要組織者和書記曾生，開始招攬香港志願者參加廣東的敵後游擊戰，而促使這些新兵加入抗戰行列的動力主要是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僅馬來亞、新加坡和印尼就有230多萬華僑，當中許多都是客家人，老家在珠江三角洲地區，25 這也就是華僑更容易被動員參加抗戰的原因。華僑以行動證明了他們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起了關鍵作用。
戰爭中的游擊隊
1938年10月12日，日軍擊退國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翌日，在東江，一支由120人組成的游擊隊成立了，成為另一股抗日武裝力量。他們抗日源於愛國而非共產主義。隨著廣州淪陷，海外華僑成立了一個特別協會，以便在客家老鄉廖承志的幫助下，派代表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區。實地考察結束後，來自東南亞的年輕人，尤其是客家人，被招募加入服務隊，從事宣傳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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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作。客家人和其他廣東籍新游擊隊員，從此成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最活躍的抗日游擊隊。到了1938年12月，惠州寶安人民抗日游擊部隊和東莞寶安惠州人民抗日游擊部隊成立。國民黨為他們提供了一些武器，但其他援助不算充裕。26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對德國宣戰，香港也因此被捲入戰爭。即使香港名義上是一個中立的殖民地，但已經捲入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香港除了是一個貿易港口，一些新興行業也陸續湧現，包括為中國生產防毒面具、頭盔及其他戰時用品。直到那時，國民黨接收的海外援戰物資中，大約60%至70%都要經過香港。為了加快物資運轉，國民黨在香港設立了行政機構。據英國外交部稱，1939年國民黨在香港共有32個「官方和半官方」的業務機關。事實上，國民黨高官將香港作為一個海外度假地，一去就是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時間。27 國民黨在香港還出版了
自己的報紙，號召支援抗日。28
1941年聖誕節，日軍佔領香港。抗日游擊隊早在年初已開始在香港活動，港英政府起初並不知情。游擊隊的指揮官是蔡國樑。他們滲透到新界，目的是組織村民為應對日本入侵做準備。游擊隊剛到步，人們還以為他們是土匪。游擊隊必須贏得村中父老的信任，爭取村民的合作。由於游擊隊證明了他們有力對付真土匪，漸漸接手鄉村的管理。許多村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抗日，都不怕危險投入戰鬥。村民們驍勇善戰，熟悉地形，增強了游擊隊的戰鬥力。
香港有優良的海港，可為日本艦船提供關鍵停靠地，戰略意義重大，因此日本非攻下香港不可。此外，廣州淪陷後，九龍至廣州的鐵路運輸被切斷，中國內地軍隊的重要戰爭物資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輕易轉運，因此香港為數眾多的帆船開始了走私物資的行動，支持內地抗戰。據東京估計，香港帆船每月輸送多達 6,000噸彈藥過境。日本認為，佔領了香港，就可以大大削弱內地的抗戰能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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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儘管只花了18天便長驅直入，卻未能控制整個香港。他們能夠控制的只是城區，農村地區和新界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鄉間崎嶇的山路讓日軍很難控制，游擊隊可以利用地形優勢繼續進行秘密行動。因此，在戰時中共從來沒有停止在香港活動。30
廣東游擊隊沒給日本人好日子過。經過幾年的戰鬥，游擊隊員們在總司令曾生（曾任香港海員工會秘書長）的領導下，已成為紀律嚴明、經驗豐富的優秀戰士。廣東游擊隊遵循毛澤東的戰術：骨幹核心隊伍由訓練有素的戰士組成；半民半兵的民兵組職藉招募組成，主要職責是保衞自己的村莊；以及一個輔助部隊，負責通信、運輸和勞動。31 截至1943年12月，按照統一戰線策略，游擊隊歸國民黨指揮。然而，194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宣布，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五個游擊隊整編為東江縱隊，全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並由中共直接領導。32 到1943年，東江縱隊分為六個大隊，正式隊員約五千人。33
蔡國樑的部隊主要活動於大鵬灣和西貢區，但同時也設法滲入部分九龍市區活動。1942年2月3日，這支部隊因驍勇善戰而被指定為港九獨立大隊，並在西貢黃毛應村的一所教堂內舉行了成立儀式。34 1943年12月2日，該隊歸屬共產黨領導。因此，新界成為廣東省游擊隊的一個分區，每個分區都由支隊長、政治委員和一名政治部主任領導。35 如果沒有村民提供食物、住所，並協助戰俘和平民逃離，游擊隊不會有多大作為。
年僅10歲的兒童都可能被挑選為通信兵，並接受培訓。他們被稱為「小鬼」，這些孩子刻苦耐勞，沒有他們，游擊隊的情報工作就不可能做好。男孩子通常單獨行動，而女孩則搭伴而行。經父母同意，這些小通信員認識到工作的重要性和絕對保密性，並且在必要時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孩子被捕了，慘遭殺害，但是沒有一個成為叛徒。他們接受三角形和十字架密碼系統訓練。標有三個十字架和三個三角形的信就得以最快速度將信送到。在城市內，兒童也被用來做間諜工作。這些「小老鼠」提供了有關啟德機場的情報。這些孩子們來去自如，讓日本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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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得厲害。游擊隊訓練他們丈量牆壁的厚度、記住整個地區佈局，以便繪製地區圖表。他們還訓練那些孩子們記住飛機和跑道的數目，以及起飛方向。這些情報經由中共領導機構審核後被傳遞給盟軍。關於這些智勇雙全的孩子的故事多不勝數。女游擊隊員也在香港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婦女擔任通信員，有些在軍事單位工作，但其中大多數在無線電通訊、情報、宣傳，以及負責軍需品的軍事單位。女游擊隊員們通常成雙結對地進行活動，她們把信藏在頭髮或菜籃子裏。36
游擊隊的活動在三個方面對抗戰起了關鍵作用。首先是在香港被日本佔領初期，協助重要人士逃出香港，免於被捕。香港淪陷不久，周恩來指示東江縱隊幫助著名作家、記者和友好政治活動家撤離香港，到尚未被日本佔領的「自由」中國地區。從 1941年底到1942年初，有兩條路線可以逃出香港。東線，從牛池灣經西貢到大鵬灣，然後到大梅沙，再到惠陽。西線在上海街開始，到青山道、大埔、元朗、落馬洲，後到梅林和白石。37
廖承志在1941年1月通過東線離開香港，但不久即被派回營救其他重要人士，包括其母和宋慶齡。這些人裝扮成難民，由游擊隊的通信人員帶到中國大陸。1942年1月5日，廖承志和其他人得以逃離香港。3個月內，在共產黨人的協助下，大約有800名重要人士安全逃離香港。38 在日本人面前成功將人送離香港，游擊隊的組織能力和巧妙手段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游擊隊還救出很多英國和盟軍戰俘，並將他們送往安全地區。在1942年1月9日，通過李耀彪與游擊隊的安排，第一批戰俘在賴廉士中校領導下逃離虎口。新界村民為他們提供了食物和藏身之處，後經多次輾轉，最終由游擊隊通信人員帶領，越過省港邊界。隨後，賴廉士中校在中國南部建立了英軍服務團，以協助救援戰俘並將藥品帶入香港戰俘營。39 游擊隊為英軍服務團提供了重要情報，而英軍服務團的成功也是游擊隊的成功，因為他們把戰俘營與外面的世界聯繫在一起。40 1942年後，很少戰俘企圖逃跑，因為害怕那留下來的戰俘會遭到報復。此後，游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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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與盟軍之間的合作主要是搜集情報、破壞日軍設施以及向戰俘營和平民集中營走私醫療用品。他們繼續幫助平民、難民逃離香港並把他們送到自由中國。41
到了1944年，游擊隊的主要任務是救援被擊落的盟軍轟炸機飛行員。1944年2月，美軍第14航空隊的克爾中尉在轟炸啟德機場時被擊落，一個13歲的小鬼把他救出。加上一個翻譯，他們三人在山洞裏躲了20多天才逃過日軍的搜索。越過邊界，克爾被安全帶到惠陽游擊隊總部。大約100名外國人，包括英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美國的空軍人員以及印度士兵獲救。成功的救援工作，為中共贏得友誼，其聲譽也有所提高。由於游擊隊的援助非常重要，1945年3月，美國海軍派人到東江縱隊，要求他們為盟軍在中國南部登陸做準備。42
兩個故事描述了游擊隊是如何在香港開展情報工作的。一個名叫李成的游擊隊員，滲入日本憲兵情報部的總部。在游擊隊 1944年4月成功炸毀位於亞皆老街的鐵路橋以後，李成仍然能夠將敵人有關香港、九龍及新界的軍事地圖通過東江支隊交給美國人。在1945年7月13日，憲兵隊情報總部發出緊急命令，封鎖所有道路和港口，以消滅市區內的游擊隊。李成及時將消息通知各單位成員。李成一共為日本工作了三年零八個月，也就是整個日本佔領期。43
另一個是雅文，她用一副走私來的望遠鏡奉命觀察港口內所有船隻的動向。望遠鏡被拆開，分別偷運兩次才到她手中。她將所有的浮標做了記號並記錄下來，同時也觀察船隻的類型。這些情報通過游擊隊轉交給轟炸航運港口的美國空軍。44
游擊隊的另一個關鍵任務是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對日軍進行騷擾。事實上，他們的行動對日本人來說並非無關痛癢，他們的確能使日軍提心吊膽，惶恐不安。舉例來說，港九獨立游擊隊派出短槍隊攻擊日軍據點、切斷日本的物資補給線並且暗殺叛徒。騷擾分兩個部分：一是開展宣傳活動，例如印刷並大範圍發放抗日傳單張和海報，甚至發到了日本軍事基地的門前，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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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得暴跳如雷；二是尋找機會製造破壞，以阻礙日軍行動。例如，在1944年，利用空襲為藉口，每周至少一次在九龍船塢拉響警報，讓工人四散停工，從而減緩生產速度。發生在同年九龍鐵路4號橋的爆炸，就是由自來水廠的一位公務員完成的。這些炸藥由新界的女游擊隊員化裝成出售木柴的小販和裝扮成牧童的少年游擊隊員零散地帶入市區內。為抗擊日本海軍，港九游擊隊破壞了日本海軍的物資和設備。45
誰來接收香港？
香港屬盟軍的中國戰區，此戰區還包括整個中國、印支和泰國。1942年1月，蔣介石成為這一戰區的最高統帥。蔣介石試圖利用這次戰爭取消「不平等條約」。有美國為他撐腰，蔣介石指示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46 向英國提出建議，要求英國在1942年放棄香港，或者至少交還新界。英國很清楚，美國總統羅斯福不會熱衷於幫助英國在戰後恢復其帝國地位。英國外交部官員甚至認為，香港已經是一個無用之地，因此，做出割讓的姿態將向美國表明，英國不是為了維護大英帝國的地位而參戰的。47 香港的未來成為1942年英國政府內部一個激烈辯論的主題。英國殖民地部不想放棄這片殖民地，並且得到丘吉爾 (1941–1945、 1951–1955英首相）的支持。國民黨最終與英國妥協：中國只是通知英方，中國政府「保留」提出「日後討論香港問題的時間」的
「權利」。48 此外，香港華人精英也向英國清楚地表明，在戰後他們寧願讓英國統治。
了解到蔣介石有意收回香港後，英政府於1943年在倫敦組成香港規劃組，籌建日本投降後的香港政府，以便盡快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打破蔣介石的如意算盤。直到1943年11月，羅斯福還繼續向蔣介石保證，美國將幫助他收回香港。然而，到了1944年，由於考慮到強大的英國是與蘇聯對抗的最好堡壘，美國對恢復大英帝國的態度有所軟化。此外，美國人對蔣介石的軍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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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失望。1945年4月，羅斯福總統去世後，杜魯門接任成為美國總統(1945–1953)。1945年4月，美國不再堅持戰爭結束後香港要交回中國。與他的前任不同，杜魯門並不熱衷於推動去殖民化。為了均衡勢力，他相信，保持英國在這一地區的强勢更有利於美國。英國意識到這一點，自然不會放棄香港，並且更急於在日本投降後收回香港。49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盟國決定，中國境內、台灣和法屬印支北緯16度以北的日軍由蔣介石受降。按照這種安排，香港應包括在內。不過，英國政府想恢復其亞洲殖民地的司法管轄權，不希望有任何阻礙，故認為如此安排不符其利益。儘管蔣介石保證過，受降後他不會試圖收回香港。50 為了確保蔣介石會信守諾言，英國明確表示，不論盟軍作戰區的安排如何，英國都將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蔣介石試圖以外交手段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幾輪角力，最後達成的協議是，蔣介石必須先在中國大陸正式接受了日軍投降後，再由海軍少將夏慤代表英國與蔣介石同時在香港舉行受降儀式。當時，夏慤的艦隊已到達菲律賓蘇碧灣，因此可以快速到達香港。
為什麼蔣介石接受這個他極不滿的安排？最有可能的是，
他當時已為大陸的受降事務而忙得不可開交。雖然華南的國民黨軍隊可以即時行動，但若英國不想交回香港，蔣介石很可能要使用武力。也許他不想冒失敗而招致身敗名裂的風險，此外，他想維護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就需要英美兩大強國的繼續支持；蔣介石當然也不希望中共利用這個機會擴大其影響力。事實上，8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已向香港進發，但國民黨聲稱不會收回香港，而是要阻止共產黨人收回香港的企圖。51 不出所料，大陸一些歷史學家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未能在當年收回香港。52然而，有一點要說明，當時蔣介石下了決心阻止中共收回香港，他寧可讓英國重新佔據香港。53
國民黨要求全國各地的日軍向國軍繳械投降。同樣，中共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在其控制下的地區的日軍應該向共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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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國軍發出指令，與日本有關的事宜不應由共產黨處理；而中共同時也發出了自己的命令，指示共軍要求日本士兵向他們投降。從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起，國民黨和共產黨就已經兵戎相見。
奇怪的是，中共雖對佔港日軍投降發揮過作用，卻沒有自行奪回這片領土。英國部隊到達香港前，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唯一的軍事力量，54 控制了大埔、元朗和所有其他新界地區的鄉鎮及離島。中共游擊隊所到之處，日軍大都逃的逃、散的散。游擊隊讓村民管理地方行政並且組成自衞隊。他們檢獲日軍的彈藥和物資後，留下一部分自用，額外的會送往廣東其他游擊隊。當時沒有跡象表明，游擊隊想要阻止英國重佔香港。結果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相互猜疑和敵對，互為抵銷，最後導致香港落入虎視眈眈的英國之手。55
日本投降的消息傳遍關押英國高級官員的赤柱戰俘營，詹遜（ 1890–1975，日軍侵略香港的前一天抵港履任輔政司一職）向日軍司令官提出，在英軍到來前，由他全權負責。英國政府通過重慶英國駐華大使，再通過英軍服務團等機構，命令詹遜盡快恢復香港政府的管治，是以詹遜早便得悉身負重任。這一步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沒給蔣介石或共產黨任何收回香港的機會。日本投降後，詹遜任命自己為香港代理總督，並要求日本協助維持秩序。56 海軍少將夏慤帶領英軍終於在1945年8月30日抵達香港並
全權接管香港；翌日，夏慤宣布成立軍事政府，他自己任總督，詹遜為副總督。1945年9月16日，夏慤在總督府正式接受日本投降。
港九獨立大隊就其作用與英國談判，並達成諒解，即中共
將容許繼續留駐香港，並建立一個聯絡辦事處。只要不進行「非法」活動，他們可享有通行及出版自由。57 黃作梅是中共和英國的中間人，而游擊隊領導方方日後在內戰期間，將在香港指揮游擊隊在廣東、廣西和江西活動，直至1949年。起初，聯絡處設在九龍彌敦道172號，最後演變成新華社香港分社，黃作梅任第二任社長。首任社長喬冠華在香港度過戰爭年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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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英軍由於兵力不足，要求游擊隊協助管理香港的治安。游擊隊同意並留下一支部隊，負責沙頭角、元朗及西貢的管治，直到1946年6月30日。然而，港九大隊的主力部隊北移到深圳河。在新界，由英軍協助成立了一支自衞隊，一直活躍至1946年的秋天。59 港九獨立大隊在1945年9月28日撤出香港，他們發表了一份感人的告別書，結尾是這樣的：
⋯⋯ 別了！親愛的港九新界同胞們！今天，我們離開港九了，但我們關心你們的自由幸福仍和以前一樣。經過了長期困苦鬥爭以後，我們希望你們能獲得香港政府的救濟，重建家業，改善生活。我們希望你們光榮的鬥爭能引起國際人士應有的尊敬，獲得應有自由、和平與幸福的生活。60
在中國內戰時期，北方戰鬥激烈，廣東省也戰事連場。從 1945年10月起，港九大隊在廣東省與國民黨開戰。據報道，他們在深圳與國軍發生多次小規模衝突，其中一次就有100名游擊隊員陣亡，30多人重傷。重要的是，許多傷員被送到九龍醫院接受治療。東江縱隊最後被調到山東與國民黨繼續作戰。
東江縱隊的翻譯和國際關係主任黃作梅被英國視為英軍服務團的成員，獲邀請參加1946年5月在倫敦舉行的勝利大遊行，另因他在戰爭期間的英勇表現，獲國王喬治六世頒發獎章，並授予MBE勛銜。61 這時共產黨與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可以說達到了高峰。
英國收回香港後，需要重新建立權威。日本佔領香港前，港英政府取締了在香港的國民黨機構，但二戰結束後則必須接受國民黨。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從大局出發，國民黨知道與港英政府合作而不惹麻煩，才有利於自己。62共產黨也不想給英國製造麻煩，保持低調。中共從來沒有忽視過大局，一直都關注國內形勢。中共的目標是促進統一戰線，擊敗國民黨，支援廣東省內的游擊戰，並利用殖民地作為一個國際聯絡點。63 在1946年，香港的英國軍政府由文官政府取代，港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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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需重建其地方精英的支持基礎，免受國共兩黨干擾。大多數前商業和專業精英，應英國殖民地政府之邀返回香港為政府服務。作為回報，這些精英加倍努力工作，以恢復英國統治。共生對雙方是必要的。64
在1946年5月1日楊慕琦（香港總督1941，1946–1947）返港，重任1941年12月交出的總督職位。他在再任的短暫時間裏，曾討論在香港實行民主的問題。楊慕琦提出了一項提高政治代表性的計劃，並被英國政府接受，但新總督在1947年7月上任，楊慕琦的計劃被擱置，因為他的繼任者葛量洪（總督1947–1957 ）的想法與之大相徑庭。葛量洪認為，既然香港不會獨立，那麼也就不同於其他殖民地，沒有必要進行為準備獨立所需要的改革。此外，時值中國爆發內戰，殖民政府官員還擔心選舉可能會使香港變成一個國共兩黨的選舉戰場，所以英國政府沒有堅持進行政制改革。65 香港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又沒有捲入連番戰火。
游擊隊的過去和現在
1949年中共建國後，方方獲任命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負責實施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但被指責對當地人手軟，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拒絕吸取各地的土地改革經驗；二是無視上級指示，推行「地方主義」，即違背中央的命令。為了保護方方和其他人，廣東省最高領導人葉劍英承擔了責任，和方方一道作了自我批評。廣東省的許多幹部被降職或被解職，方方被中央一降再降，最終免去所有黨內職務。經過在北京僑務委員會擔任高級官員的潮州同鄉的努力，方方在1955年獲委為國家僑委會副主任。葉劍英的地位使他受到保護，但他對中央在廣東的肅整極為不滿，但可以做的很有限。第六章討論到文革時期，方方和很多人，包括葉劍英在內，被指控「裏通外國」。方方於1966年12月被捕，歷經五年的關押與折磨後於1971年去世。直到1994年，中共才承認對方方的指責和懲罰是錯誤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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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縱隊領導人之一的曾生，1960年當上廣東省副省長和廣州市市長，上級對其工作評價極高。然而，1967年他在北京被捕，並遭毆打，一直被監禁到1974年。最大的諷刺是，他被指戰爭期間曾為帝國主義效力，並且是「土匪」。1975年10月，曾生獲任命為電信部副部長，1979年升任部長，1983年退休，1995年死於廣州。當年東江縱隊的譚幹，曾在最早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一直到90年代初退休；陳達明後來在北京做黨的工作，在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又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出任副社長；楊奇在50年代被清除出黨，但後來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掌管新聞部。1982年，楊奇升任新華香港秘書長，於1984年在香港主辦《大公報》，1992年退休。67
截至1997年，估計大約共有300名港九大隊的成員仍然居住在香港，約130人住在內地，亦有人住在澳門。香港回歸組委會邀請了港九大隊的成員參加回歸慶典活動。此外，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97年8月為他們舉行了招待會；之後，香港特區政府開始整理一份港九大隊成員陣亡名單，1998年10月，最終將115人增補到香港大會堂紀念龕的榮譽名冊中。從1999年起，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及配偶獲給予等同退伍軍人的養老金待遇。68有關這一時期的歷史，實在值得繼續研究。除了香港檔案處和英國檔案局的檔案外，香港大學圖書館也藏有英軍服務團賴廉士中校留下的史料。69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歷史書中並沒有多提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
抗戰結束，內戰開始
8年抗日，中華民族歷盡艱辛。戰爭使許多人家破人亡。中國人民飽經創傷，一貧如洗，孤立無援。很多家庭流離失散、經濟蕭條和通貨膨脹，深刻的戰爭瘡痍隨處可見。蔣介石面臨重建政府、振興工商業以及賑濟飢荒等艱鉅任務。戰後的復興與重建是一項極其艱鉅的任務，在這個時候，中國最不能承受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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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流血。國共兩黨曾有一線希望和平共存。儘管自1927年以來，中共的實力有所發展，但他們清楚自己實際上是相對薄弱的。因此，在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前往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欲達成權力分配協議。蔣介石迫於來自各方要求他與共產黨談判的壓力，邀請共產黨出席重慶談判。70 當時，約五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由中共控制，主要在北方農村地區。71 經過43天的會談，雙方同意採取和平共存、兩黨合作、避免內戰、重建國家的政策。可是，到頭來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國共雙方未能就如何組建聯合政府以及如何將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達成協議。當時，杜魯門總統派遣馬歇爾將軍(1880–1959)為特使，調解國共衝突，但未成功，並對國共雙方大失所望。國共雙方當時都已劍拔弩張，一派山雨欲來的景象。1946年6月26日，內戰爆發。但是，最終的勝利是否屬於中共還是未知之數。
從中共的軍事史上可以看出，共產黨的策略是先消耗掉國
民黨軍隊的精力，才展開重大戰役。72 共產黨通過抗日戰爭完善了自己的游擊戰術。1937年，毛澤東在其著名的論著《論游擊戰》中詳細地闡述了如何借鑒《孫子兵法》，調整思路，進行游擊戰。73
內戰分三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消耗戰。中共的戰略是將國軍引入遙遠的東北和深入山西，從而將國軍一分為二。1947年3月，解放軍不戰自退，故意放棄延安，撤退到農村，而只在敵軍分散或孤立，敵寡我眾，並可以穩操勝券的情況下，才與敵軍開戰。74 中共在戰爭第二階段的目的是保存自身力量，在擴大戰區的同時，以有限、精心佈置和有選擇的反攻來消滅敵人的力量。1947年秋冬兩季，因為國軍不適應北方的嚴寒，共產黨在滿洲終於等到了消滅國民黨軍隊的好機會。全國各地都目睹了中共在北方的勝利。中共勢力的增強，掀起了「華人社會地震式的變化」，為共產主義事業帶來了更多新生力量。75 與此同時，中共擁有令人信服的思想意識形態，讓飽受戰爭磨難的人民產生共鳴，再加上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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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奪人，他們有能力將政權從大勢已去的國民黨手中奪回來。到了1948年夏末，中共的軍隊已發展到二百萬人，與國民黨軍隊不相上下。中共士兵當中有很多是從國軍投誠而來的。這時，正值內戰最後階段，即進攻時刻，國軍不僅疲憊不堪，而且因腐敗以及殘酷懲罰逃兵不得人心。與此同時，國民黨內鬥，導致蔣介石1949年1月被逼辭職。共產黨用了短短的5個月就大獲全勝。76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12月，在成都負隅頑抗的蔣介石在霧中爬上飛機，逃往台灣，試圖在那裏統治中國。蔣介石打算有朝一日反攻大陸，奪回中國，而共產黨則繼續把台灣作為未完成的歷史問題。
香港在內戰中的角色
國共內戰期間，由英國管治的香港不受國民黨控制，有利於中共。77 對中共來說，香港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有其重要戰略價值，因為可以用香港作為基地，支援華南戰場。中共的主要目標不是香港的普羅大眾，而是打好與英國官員的關係，並慎防挑戰英國在香港的統治。
中共非常清楚公開與秘密活動相結合的重要性。在進行公開宣傳和動員群眾的同時，搜集情報和組織滲透的地下活動也從無間斷。周恩來是中共的主要組織者，他清楚知道香港的重要作用。內戰第一階段開始後，從1946年下半年起，資深共產黨員被派往香港，開展活動。78 當年12月，周恩來指出，不但對兩廣、南洋，對歐美聯絡方面香港也日益重要。周恩來知道有需要更善用香港這個地方，以便統一領導公開和秘密工作。79 於是，中共中央於1947年1月16日決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共香港分局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反美反蔣統一戰線的宣傳，支援解放
區的游擊戰爭。80 中共香港分局書記是當年的游擊隊領袖方方。中共香港分局正式成立於1947年6月，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具體運作服從中共上海中央局領導，實際上，方針政策主要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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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81香港分局的工作所涉地域相當廣泛，包括廣東、廣西、福建、湖南、雲南和貴州六省。為反映其區域性，1949年2月，廣州中共分局改名為中共中央中南分局。在這個結構內設有幾個委員會和小組：港粵城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中共在各省大城市的秘密工作；農村工作委員會是一個小機構，管理僑務工作、統戰、文化、金融、經濟以及青年和婦女工作。各地區也有不同的地方黨委，負責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地下工作。82 此外還組建了香港工作委員會，管理香港及華南的各類活動。公開活動包括統一戰線工作，鼓動人民支持共產主義事業，如出版雜誌和報紙、舉辦文化活動，並將青少年、工人、婦女、海外華人社區以及外交事務一把抓。香港工作委員會也從事秘密情報蒐集工作。83
中共利用這種組織架構進行游擊戰、組織黨員幹部和支持
者接受軍事技能訓練及在香港動員群眾的技巧訓練，然後再把他們派到華南各地農村，發動群眾對國民黨進行武裝反抗。從1946年到1948年底，大約有3,000人 曾接受培訓。84
當時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與擺脫國民黨來港的人士建立良好關係。這些人包括一些小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和受到國民黨壓迫的青年人。其他逃離內地來港的，如商界人士，他們所擔心的是不斷惡化的政治局勢。85 中共認為他們是重要的統戰對象，可以建立廣泛的聯盟，共同抗敵，即國民黨。中共邀請他們參加各種討論會，並向他們闡明共產黨的政策，以贏得支持。86 例如，共產黨重點培養與著名政治人士的關係，如李濟琛元帥和何香凝女士都是前國民黨高級要員，後來與國民黨鬧翻，並在香港成立
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目標是推翻蔣介石。另一個統戰目標，是由知識分子和被國民黨取締的小黨派組成的中國民主同盟。 1948年1月，中國民主同盟決定在香港與中共建立聯盟。87 其中許多政治人物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返回大陸，並在中共政權中擔當各種政治角色。1954年，李濟琛被任命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88 不過，當時中共在文件中卻以蔑視口吻提及這些黨外人士，就連與李濟琛一樣在香港培養建立起來的關係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1
也不例外。共產黨只是將他們當作實現共產主義事業的工具。在研究過香港警方從中共領導家中抄獲的文件後，英國得出的結論是：「他們會被利用，但就算他們被所謂的聯合政府委以要職，也必須是在他們接受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下才行，而且他們不會有自己的政策。中共顯然無意允許在政府以外存在任何反對黨」。89
內戰期間，香港對推動中共的宣傳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宣傳工作目的在挑起反國民黨情緒，將中共的政治思想傳播到華南地區。為了推行「文化主導權」，香港工作委員會成立了報刋工作委員會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以在香港的教育、新聞、文學和藝術等方面廣泛開展統戰宣傳工作。中共一直知道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因為他們可以利用知識分子優異的語言能力搞出版業，也可以在文化、教育活動以及動員群眾等方面加以利用。
在同情共產黨的商人資助下，共產黨在香港建立了中學，由共產黨員任教。這種安排，一方面可以向青年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另一方面讓黨員可以解決在香港的生活。90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共有必要為到香港的幹部和同情共產黨的人在香港建立一個基地。於是，中共與各民主黨派黨員一起，於1946年10月在屯門一座漂亮的別墅成立了達德學院。許多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如千家駒、郭沫若和茅盾等都曾在達德任教。學生大多是來自廣東游擊隊員和東南亞的共產黨員，也有少數來自香港。在 1948年入學的250名學生中，只有10%是香港人。香港學生少得可憐，是因為這些殖民地的青年人被認定患有「香港腦袋⋯⋯，一種思想綜合症，包括傲慢、自私、以城市為中心、數典忘祖，
並鄙視自己的文化」。91經過馬克思主義課程的強化培訓，學生
們被派往大陸工作。1949年，香港政府以這所學院無異中共幹部培訓中心及進行不符合香港安全的活動為由，取消學校註冊。達德學院在其短暫的歷史中培訓了740多名學生。92
共產黨還投資辦報和雜誌，這些出版物明顯是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主要手段。中共發行了《正報》、《華商報》、《經濟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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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光明報》、《人民報》、《文匯報》、《願望周刊》和《群眾周刊》。為贏得海外支持，還出版了英文雙月刊《中國文摘》。這些出版物都有自己的編輯重點，一般來說，他們散佈反國民黨信息並為共產主義搖旗吶喊。93 中共幹部與其他地方報紙編輯如《華僑日報》和《星島日報》定期會晤，以說服他們對共產黨保持同情的立場。94 中共還成立許多音樂、戲劇、文學社團，以建立與藝術和文化界的聯繫。95
新華通訊社與香港
1937－新華社成立於延安
1947－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 第一任社長－喬冠華1947–1949第二任社長－黃作梅1949–1955第三任社長－梁威林1958–1977第四任社長－王匡1978–1982 第五任社長－許家屯1983–1989第六任社長－周南1989–1997 第七任社長－姜恩柱1997–2002
200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聯絡處第八任社長－高祀仁2002–2009
第九任社長－彭清華2009年至今
中共的組織架構與新華通訊社
中共對香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1946年11月創建新華社香港分社，即新華社的首個境外辦事處。這是出自當時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決定。直到1997年，作為中共中央駐港機關，新華社香港分社一直行使著半外交使命。
1937年4月，新華通訊社於延安成立，1936至1949年中共總部也設在延安，而首任社長是廖承志。新華社是中共的官方喉舌、新聞機構和廣播電台，其任務是製造輿論，宣傳共產主義。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3
在抗日戰爭中，新華社在很多省市都設立了分支機構，並在1944年9月開始了英文廣播，號召海外華僑支援抗戰。96
喬冠華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任社長，也是當時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黨委書記，97 他有望成為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和中國外交部部長。1980年代，他的兒子喬宗淮也在香港分社工作
（見第七章）。香港分社成立初時，只有15名工作人員，分成三組，每組五人。第一組包括東江縱隊香港行政辦公室的成員；第二組負責中南局的地下電台；第三組由前《正報》（當時中共在香港辦的黨報）的五位編輯組成。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南地區發揮黨的喉舌作用，為當地媒體和駐港的外國記者提供中英文公告。必要時，喬冠華代表中共與殖民當局聯絡。成立伊始，新華社香港分社就是一個政府間的半外交渠道。由於喬冠華的特殊身份，外國記者就中國和中共政策問題經常與他保持聯繫，而香港分社則通過這些接觸，收集到西方社會對中國內地活動的反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統戰工作達到了國際水平」98。中共當時在香港的實力雖然是個未知數，但是據估計大約有五千支持者。99
中共與英國的關係
內戰早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動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中共非常清楚，他們在香港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英國的容忍度。據報道，1946年毛澤東告訴英國記者：
我們是否要回香港⋯⋯ 中國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我對香港不感興趣；中國共產黨對香港也沒有興趣；香港從來都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或許10年、20年、30年後我們可能會要求討論香港回歸的問題，但我的態度是，只要中國人在稅收和政治代表性上不被歧視，我就對香港不感興趣，而且肯定不會允許香港成為貴國與我國之間爭議的焦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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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採訪中被問及香港時，毛澤東說：「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101
因此，內戰時期中共在香港工作的指導方針，是在避免進行任何損害香港利益的情況下，協助內地的工作。因此，中共並不進行會造成混亂的勞工運動或學生運動。102 此外，有報道稱，當一些地方積極分子在他們的出版物中提出收回香港主權的建議時，受到中共的批評。103 事實上，1948年共產黨人在英國的另一個亞洲殖民地馬來西亞積極活動時，香港的中共很快發表公開聲明，與這些活動劃清界線。事後，英國的報告很有啓發性：
直到目前為止，對香港來說，他們（中共）的路線是避免招致當局的不滿，而且這是中共在香港過去一年中的基本活動方針。對中共來說，香港作為直接指揮國外活動的基地甚有價值，不能因當地活動而被取締，乃至黨的領導人被驅逐。104
此外，在二戰期間，中共與英國之間的關係有所改善，也使英國對香港的中共更加寬容。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以及在國內取得的成就都為英國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時英國也看到國民黨執政中國無望。105 加之，英國與蔣介石和國民黨就香港的未來有過節。正如喬冠華所說：「一方面（英國）和蔣介石拉得很緊。另外，他對我們也不拒絕。」106 這種態度促成了英國對中國內戰保持中立，殖民當局也未制止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英國實行有利於中國的政策，是因為中共的統戰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戰期間，周恩來強調改善中英關係，因為他知道英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重要，為了抗日，中國必須與其增進友誼。周恩來主動與英國建立友好關係。他邀請英國官員、記者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訪問中共延安總部。107 他還特別熱衷於與英國駐華外交代表建立友誼，尤其是他與薛穆爵士（英國大使 1942–1946 ）保持經常聯繫，最終與薛穆成為好友。宋慶齡與薛穆夫人的友誼為中共與英國建立友好關係助了一臂之力。薛穆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5
大使在任期間，在提交給外交部的報告中多次提出有利中共的建議，影響到英國的政策。薛穆建議，英國應該遵循中立、不干預國共內戰的政策。108
因此，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中共並沒有對香港政府構成威脅。一宗涉及九龍城寨的事件有一定的影響，但中共顯然無意製造事端。屬於九龍的這塊小地方的合法地位對港英政府來說一直是個不穩定的因素。1898年《北京條約》將九龍割讓給英國，但在清政府的堅持下，劃出了一個面積約六百英畝的地方，由中國政府繼續管理。1899年，英國簽發命令，將該地區納入殖民地範圍。雖然中國從未承認這個單方面的修正，但也未能奪回該地的管轄權。這些年來，寨城變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那是個貧民窟，擁擠、破舊、火警險情隨處可見、犯罪猖獗。1947
年，殖民當局決定清拆城寨，並予以重建，此舉將影響區內二萬五千名居民。11月27日，政府給他們兩個星期時間遷出。居民自發組織起來，抵制這個政策，並求助於國民黨政府，為他們爭取了更多時間。不過，香港當局卻指控他們擅自佔用官地。在 1948年1月12日，政府失去耐心，派出警察強行搬遷，但他們拆遷未成卻開槍傷人，造成一名居民死亡，數十人受傷。在國民黨政府和港英政府試圖解決此事之際，中共並未火上加油。中共控制的報紙對當地居民始終表示同情，並且批評國民黨。即使在槍擊事件發生後，中共只是表示遺憾，並指出港英政府的錯誤在於不給更多的談判時間。中共向港英當局保證不會借此事件製造事端。109
儘管如此，內戰後期港英政府收緊了對中共在港活動的控制。1948年5月，英國對中國政局發展的判斷是，最終中共可能打敗國民黨，統治整個中國。至於香港這個地方，英國擔心如果廣東落入中共之手，可想而知，在香港的中共會利用這個機會在香港大搞顛覆活動110。總督葛量洪也明確地表示了這種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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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在香港的政策仍然是保持低調，避免與港英當局硬碰硬，否則他們公開活動就會受挫⋯⋯ 這一政策能維持多久則完全依賴於局勢的發展，但目前共產黨人已經打過長江，應該預見的是，中共的敵意很可能更為強烈，在任何時候中共高層都可能決定轉為直接進攻（也應該是預期的）。這意味著，在香港可能發生罷工、游擊活動，甚至直接的軍事進攻。111
從1948年起，港英政府預計中共可能會在香港搞顛覆活動，殖民當局對中共開始加強管制。中共活躍分子和支持者日益受到監視，其領導人物如方方、連貫、章伯鈞的住宅都曾被警方搜查。港英政府政治部的人員對中共辦的刊物，像《正報》和《華商報》也定期進行檢查，並對工作人員進行審問。112 殖民政府還頒布了限制中共在香港活動的法令。例如，1948年修訂了教育條例，禁止成立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學校，達德學院因此於1949年2月關閉。港英政府還制定或修訂了人口登記條例、驅逐不良人士登記條例和緊急狀況條例，賦予治安部門權力，可以進行搜查、拘留、逮捕和驅逐肇事者。另外，《社團條例》也經修訂，要求所有民間社團在政府登記，政府有權取締並不隸屬香港的政治組織。當局認為這項修訂：
不僅是為了防止中共在香港建立辦事處，而且是為了阻止共產黨在體面的偽裝下進行滲透活動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們無意壓制可以造福香港的政治活動，只是針對那些與香港毫無關係並且將外部矛盾帶進香港的政治活動。113
港英政府知道，中國民主同盟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都是共產黨在香港的重要盟友，會受到新法例的制約。114 此外，另有 38個左派會所也都被拒註冊，因而成為非法組織。115 修訂《社團條例》對在香港的中共具有深遠的影響。由於必須獲得殖民政府允許，中共才能在香港公開活動，所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在香港被迫轉到地下，成為地下黨，繼續活動，直到今天。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7
港英政府雖然視共產主義為「政治威脅」，並且「要高度警惕，以防任何顛覆運動萌芽」116，但同時又不希望挑起中共對香港的直接敵意。英國擔心，「如果港英政府與中共的關係嚴重惡化，會導致來自華南的強大經濟壓力，中共會對香港實行抵制運動、切斷來自廣東的物資供應以及煽動香港工人罷工」。117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給香港帶來的經濟災難仍然讓港英政府心有餘悸。
中共打敗國民黨之前發生的一件事，影響了中共與英國的關係。1949年4月20日，英國護衞艦紫石英號為英國大使館運送物資，從上海沿長江開往南京。當紫石英號行至離長江入海口約160里處，遭到正準備在次日發動渡江戰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擊，造成許多傷亡。紫石英號艦長受傷，不久傷重不治。隨後，企圖前來救援的英國遠東艦隊軍艦也遭受重創。1949年5月，在與美國駐中國大使的一次非公開會談中，中共一位高級官員要求，作為解決紫石英號事件的條件之一，英國應同意討論香港問題。紫石英號被解放軍扣押超過3個月，直到7月30日在新艦長的指揮下趁夜成功逃脫。118 此後，這一問題被擱置，中共後來沒有再次直接或間接提出這個問題。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1949年4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23日攻佔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長江下游出口江陰要塞，當時，英國「紫石英」號等四艘軍艦正在南京附近江面，為國民黨助威，劉伯承、鄧小平下令全面封鎖長江，不讓紫石英號等英國軍艦「逃逸」。情報為尤德獲知。英國大使館令他設法通知該艦22日夜冒險突圍。尤德為此立功受獎。119
尤德於1982年獲委任為香港總督。1949年，他任英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與共產黨進行談判，釋放被扣押英艦。經過一天半的長途跋涉，尤德到達談判地點時，紫石英號已成功逃走，不
88 地下陣線
過他還是為此立功。120 許家屯認為尤德是一個情報官，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尤德是大使館武官。大概許家屯的假設是基於中國人的做法，與尤德地位等同的中國官員也作情報工作。1949年 4月21日，許家屯當時任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九軍第八十七師政治委員，在渡江戰役中指揮一個營。在尤德接任香港總督不久，會見了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許家屯和他的部隊是在 4月22日夜間挺進到東部戰線的無錫。據許家屯回憶，他的部隊第二天才知道紫石英號已設法逃往香港了。121
因為沒有預料到紫石英號會受到解放軍攻擊，英國感到羞辱。雖然英國認為這一事件未必預示著中共將很快進攻香港，英軍仍然派出增援部隊到香港加強防範，香港駐軍人數從幾千人猛增到三萬，包括坦克、戰鬥機和海軍部隊。紫石英號事件的陰影，導致香港左翼團體及其活動受到進一步管制。122
火山現象
儘管發生了解放軍砲擊紫石英號事件，內戰時期中共在香港活動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對香港主權問題靈活應對。基於中共的兩個重要政治主張，即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中共按理應該在香港問題上挑戰英國，但中共卻寧願把這個問題擱置一旁。事實上，中共黨員接到指示，不提香港問題，更注重華南地區：
我們在這場鬥爭中必須有所取捨。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而一旦國民黨收復香港，又將使我黨處於十分不利的地步。只要能在香港站穩腳跟就可以對其利用。因此，黨中央指示我們，應利用國、英、美之間的矛盾，利用我黨在抗戰期間打下的基礎，迫使港英當局實現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動之條件，並將其建設成為華南民主運動的基地。123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8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對此解釋說，對中共來說「沒有準備就輕率地處理香港問題」是很「不明智」的124。從1949年到 1980年代初就香港的未來進行中英談判的這段時間內，中共一直保持了這種靈活務實的態度。不過，英國官員認為，香港「生活在可能隨時爆發的火山邊緣」。125 總督葛量洪指出：「中方對香港的態度混合了一種消極的敵對情緒與偶爾爆發的刻意敵視。」126紀1950年代磨擦衝突偶有發生，而在1967年和1989年更演成暴力事件。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從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一直是中共大力推動統戰和宣傳活動的中心；同時，香港也為中共蒐集情報起重要作用。共產黨本可以採取行動奪回香港，但時值建國之初，百廢待興，毛澤東和周恩來權衡輕重，審時度勢，認定將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會更為有利。中共認為，國民黨及其主要後台美國為國家帶來不穩定因素，可隨時製造事端，因而要提高警惕，防範任何顛覆新中國的活動。
國共內戰後期，中共穩操勝券，其政策已很明確，即將香港留給英國，並與英國保持良好關係。1948年12月，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向英國表示，中共執政後，不會使用武力奪回香港或鼓動香港回歸大陸。1 1949年4月香港警方在方方家中搜獲的機密文件證實，中共佔領華南地區後，沒有任何收回香港的意圖。中共準備將香港問題與其他國際問題分開處理。英國的紀錄指出：
我們得出更重要的推論是，中共決定佔領廣東後不會侵擾香港。香港不僅沒有被列入廣東計劃內，而且被刻意排除在外。與內地其他問題不同，香港問題被單獨處理。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時擔任國家主席一職。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兼任外長直至1958年，但即使在這之後，他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繼續發揮關鍵作用）。周恩來的宗旨是根據實際情況，利用矛盾為國家爭取利益，必要時作出妥協以拖延時間。
92 地下陣線
中國當時有充分理由不收回香港。在國共內戰的最後階段，中共最關心的是，美國會否軍事介入，支持國民黨。周恩來知道，若收回香港，會引起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給西方列強以軍事干預中國內戰的藉口。因此，1949年10月，中共命令人民解放軍到達深圳後不要越過香港邊界。3
香港的中共黨員接到的第一個指令，是周恩來在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天後從北京發出的。周恩來對喬冠華領導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作出具體指示：現階段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但要繼續在香港開展活動；要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包括那些反對共產黨的人；要安心於寄身港英統治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要想去反對它或改變它。4 這些指示，可能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表明中共希望維持香港現狀，但當時就如何利用香港並沒有一個全面的計劃。
1950年春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黃作梅回京匯報工作，周恩來向他詳細說明了中共對香港的政策。周恩來表示，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鬥爭整體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美國和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有所衝突，對華政策也有極大分歧。5 英國比較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0年1月便正式承認新中國政府。英國認為，1949年以後英國公司不能繼續留在大陸，香港就成為英國與中國貿易往來的最大希望。6 此外，與現有政府建立關係是英國一貫的外交政策。然而，華盛頓則視中國為潛在威脅，並擔心香港會被用作向北韓、蘇聯和中國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的基地。7
儘管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並知道有必要與其保持良好關係，但對當時香港的安全還是有些憂慮。中共可以隨時擾亂殖民地的穩定局勢。港督葛量洪非常清楚一點，他需要再次向商界保證，英國定會維護商界在香港的主導地位。在隨後的幾年中，港英政府通過了《社團條例》，禁止成立所有外國政黨的分支機構、或有隸屬關係的社團活動。換句話說，共產黨和國民黨因此成為非法組織。同時還通過了其他一些法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3
律，禁止受政治煽動的罷工、驅逐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並勒令關閉共產黨開辦的學校。這些都是可以逐一實施《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8
社團條例》同時也禁止國民黨在香港進行反共活動，其
中一個例子就是「十四K 」。「十四K 」成立之初即以反共為宗旨，
1949年因中共佔領廣州而遷至香港，同時也從事犯罪活動。9
中共的香港政策機關
中國的一黨制體現於中共制定政策，政府機構負責執行，中共黨員同時兼任黨和政府的職位。從1949年到1957年，中國的對港政策主要由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制定，周恩來是組長，陳毅是副組長。任何有關香港的重大問題，周恩來會與毛澤東密切商討。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制定的政策，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執行，陳毅和廖承志分別為主任和副主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有若干小組，包括港澳組和宣傳組，兩者都負責有關香港的事務。 1950年代，李後擔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宣傳組副組長，負責香港事務直到2008年。10
1949年至1957年，中共的香港政策機構多次重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首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被調回北京；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也隨之解散，有關職能交由廣州的中南局負責。當時葉劍英是中南局的第一書記。黃作梅（見第四章，東江游擊隊）為華南分局駐港特派員，並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52年，中南局改組，並在廣州成立了新的港澳工作委員會，11 第一書記由廣東省書記區夢覺擔任，第二書記王匡後來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見第七章）。任何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指示，首先轉達至國務院僑務委員會，然後通過廣東省委傳達到港澳工作委員會予以執行。12
1955年，周恩來要求英國政府允許中國在香港設立中國外交特使辦公室，英國則建議中國設立領事館。這是中共不可接受的，因為意味著中國承認香港為英國領土的一部分。港督葛量
94 地下陣線
洪強烈反對中國在香港派駐身份特殊的代表，認為這將有助中共在香港進行統戰，其政治功能更會造成無休止的爭端，一句話：
「香港不能有兩個總督。」13 在以後的幾年中，中共又提出類似要求，但同樣未果。14 因此，北京希望新華社香港分社發揮更大的作用。英國拒絕北京在香港設立專門的辦事處的要求，造成兩個後果：第一個是直到1997年，中國政府只得繼續發揮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半官方作用。第二個是北京和港英政府之間不能直接溝通，這種溝通渠道一旦打開，很可能會提高香港的「外交地位和影響力，成為中英間無形的第三勢力」。15
毛澤東在1956年視察廣東時批評說，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和工作並不理想，負責香港問題的機關不應留守在內地，工作應該直接做，而不是在廣州間接完成。16毛澤東的批評，導致了一系列組織結構的變化。首先，任命梁威林（前東江縱隊領導人）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將分社從廣州遷回香港，直接在殖民地內部開展活動。1949年，梁威林在廣東省擔任黨的高職，有望成第一書記。被調往香港以前，梁威林任廣東省教育局局長。有趣的是，中共香港機構的二把手黄施民卻被留在廣州，也許是為了遷就廣東省黨委，才作如此安排。其次，共產黨在香港的一切工作由中共香港機構統一指揮。其三，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指示直接傳達給中共在香港的機構，無須經過國務院僑務委員會或廣東省委。17 從梁威林任期開始，新華社香港分社就擺脫了其原有作
為新聞機構和政府交流渠道的主要職能，變成了中共在殖民地運
作的門面。18
東西角力
中國捲入韓戰 (1950–1953)，帶來多項決定性的影響。除了保住朝鮮金日成政權，這次戰爭也迫使北京、平壤和莫斯科結成緊密的聯盟，同時使中國不可能與西方建立友好關係，特別是華盛頓。事實上，中國抗美援朝，無異把冷戰擴大到亞洲。19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5
中國面臨國家重建的艱鉅任務，本無心捲入韓戰，但別無選擇，只能加入朝鮮和蘇聯陣營。在美國眼中，共產主義蠢蠢欲動：「毋庸置疑，中共的矛頭現在已經對準亞洲，直接攻擊目標是韓國、中南半島、緬甸、菲律賓、馬來亞；中期目標為香港、印尼、泰國、印度和日本。」20 因此，美國在聯合國授權以武力保護韓國以前，總統杜魯門就下令美軍採取行動。經過三年鏖戰，韓戰以停火協議告終，加深了中美之間的鴻溝。
1950年12月，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全面禁止所有商業和金融往來（直到1971年）。1951年5月，聯合國向中國實行戰略物資和材料的部分禁運，使中國與國際市場隔絕。美國無視香港乃英國領土的政治地位，禁止所有對香港的出口，經逐項審批准許者除外。經由香港轉運到中國的貨物驟減，嚴重損害了殖民地的貿易利益。殖民地當局不得不游說華盛頓，期望區分香港與中國的對待。1952年，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放鬆政策，1953年朝鮮停戰後，才進一步寬免。不過，應美國要求，香港必須採取一系列新的轉口管制法。21
美國在香港設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領事館，部分出於須禁止中國商品以任何形式通過香港進入美國市場，反之亦然。22 美國檢察人員的思維，體現了頑固的冷戰邏輯已經達到荒謬的地步。港督葛量洪舉了一個例子，表明香港的無奈：「最典型的例子是出口臘鴨。這些鴨在香港加工，然後出口到美國，但其中許多鴨子是中國內地運來的鴨蛋在香港孵化而來，那麼這些鴨子是共產鴨子還是正宗英國鴨子？」23 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鴨蛋孵化時美國的檢察人員必須在場，以在小鴨子腳上蓋印；屠宰前美國的檢察人員也必須在鴨腳上蓋印，這時，鴨子才可以被加工出口美國。海蝦面臨同樣的窘境。那些在香港水域捕獲的蝦，很可能出生在共產黨的水域，那又如何？雙方政府未能找到解決辦法，因此所有香港蝦被禁出口美國。24
然而，對新界的原居民來說，韓戰倒是條財路，因為他們
為中國和中共提供一個取得稀缺產品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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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變得非常富有。對中國的貿易禁運，為許多人創造了走私非法商品進入中國的機會。走私很簡單，因為中港邊境上只有一個象徵性的柵欄，往來便利⋯⋯ 走私路線從大鵬灣的吉澳至落馬洲再到元朗。中國需要的一切都在走私範圍之內—— 輪胎、汽油、藥品、甚至飛機引擎！ 25
中國的態度—— 坐收漁人之利
北京認為，「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 使英國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部署跟得太緊」。因此，中國「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從中漁利。換句話說，中國要坐山觀虎鬥。因此，「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而且中國可以在香港開展「最大限度地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以協助中國對抗美國及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另外，香港也可以作為「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26 周恩來指示黃作梅，中共的香港機構必須意識到這個「重大的戰略意義」，並盡力「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地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27 這項政策後來被中共闡述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在往後40年中基本上沒有改變。28
儘管中共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構成直接威脅，然而香港能
否繼續留在英國手中則視乎它是否仍然對中國大陸有利。最重要的是，儘管實行貿易禁運，香港仍從大陸進口糧食、原材料和其他產品。其後香港製造業出口量大增，工業迅速發展，從大陸的進口亦大幅度增加。29 這塊彈丸之地為中國的發展建設提供了穩
定的資金來源，為此，中共可以把任何主義都拋在一旁。30
1957年，周恩來進一步闡釋中共應該如何利用香港，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
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 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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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31
在政治策略上，周恩來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中國從西方收集情報和廣交朋友的一個「天文台」和「交際處」。32 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周恩來就認為，香港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對中共的統戰、宣傳、情報蒐集工作同樣重要。
到1959年，香港當局認為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很少製造事端。港督柏立基 (1958–1964) 把中共的變化歸結與中國對外與蘇聯、印度日益嚴峻的關係，以及內部大躍進運動的慘敗。中共適時自我約束，避免樹立不必要的敵人，尤其是不能疏遠英國，因為香港的存在與繁榮更有利於發展中國的經濟。事實上，中國
「非常現實，未讓意識形態干擾他們；儘管蘇聯指責中共在香港問題上離經叛道⋯⋯ 但總體而言，他們擺脫了蘇聯對其香港政策的控制⋯⋯ 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明顯地克制，這顯然是遵從上級指示的結果。左派工會聯合會的主要公共活動只限於真正的工會事務，並避免發出反政府的言論⋯⋯ 同樣，左派學校避免與當局發生衝突，對學生的政治思想灌輸的範圍亦有限度，並不是針對政府」。33 1964年港督柏立基說：「目前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令人滿意，這對一個殖民地政府與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來說也許是夢寐以求的」。34
主權問題
儘管在香港主權問題上中共顯示出政策的靈活性，但並非沒有限度。中共將十九世紀簽署的香港、九龍割讓條約與新界的租賃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條約」，不具有任何約束力。35 因此，香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最終將回歸祖國。香港留於英國之手，是為了實際需要而暫時忍痛割愛；北京保留在任何時候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權利。36 中共這一立場意味英國從未擁有香港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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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任何單方面涉及到非殖民化、民主化和擴大自主權的政治改革，都將侵犯中國對香港的主權。
此外，中共也為英國繼續留在香港制定了基本方針。1955年，港督葛量洪赴北京進行非正式訪問時，周恩來警告說，只有香港不被作為一個反共基地，中共才會容忍英國繼續留在香港；港英政府必須制止任何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必須保護在香港的中國政府組織及代表。37 中英兩國政府就此達成共識，儘管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大陸的各種政治運動導致嚴重後果，但雙方都按共識辦事。1959年，毛澤東讚揚此政策，認為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表示中國不急，香港對中國還有用處。38
政治動盪
儘管中英大致保持友好關係，其中亦有波折。對中共而言，國民黨一直是顆眼中釘，而台灣則是一個「大瘡疤」。39 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述，香港可能會成為國共間深仇大恨的犧牲品。 1949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就71架轉移到香港的
飛機所有權發生爭執。這些飛機是中共1949年夏天佔領上海後，由國民黨轉移到香港的。為防止共產黨使用這些飛機入侵台灣，國民黨認為應該扣留這些飛機。於是，他們成立了一家美國公司，將所有飛機轉入其名下，並以該公司名義在香港開始有關所有權的訴訟。1950年2月，香港最高法院裁定所有飛機歸屬中國。就在這之前一個月，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政府。為此，美國威脅切斷對香港的緊急和軍事援助，要求英方不得向
中國交出飛機。遵照英國政府的指示，港英當局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將飛機扣留了數月。後來，有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香港法院的裁決被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在1952年，倫敦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就這一上訴案裁定，所有飛機歸屬美國公司。當時，中共本可以藉此大做文章，但它卻「因不想破壞與英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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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忍受此裁決的傷害與不公正。」40 事實上這些飛機已失去飛行能力，這可能也是影響中共決定的一個原因。41 在飛機所有權的爭議尚未解決之際，1951年4月又發生了更嚴重的事件。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英國在香港強行徵用中國永灝油輪。北京視此為比飛機事件還惡劣的公然敵意行為，因為該船只是一艘民用油輪，而且毋庸置疑的屬於中國。作為報復，北京徵用了蜆殼牌公司在大陸的大部分資產。42
1955年4月11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包乘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前往雅加達參加萬隆會議，在香港加油後，起飛不久發生爆炸，墜入太平洋。黃作梅是機上16名遇難者之一。據印尼的調查報告顯示，一顆計時炸彈炸毀了飛機，而且極有可能是在香港加油時被安裝在飛機上的。香港當局懸賞緝捕疑犯，並向71個接觸過飛機的工作人員問話。當警方開始重點懷疑機場清潔工周梓銘時，他已經逃往台灣。後來有人認為這次暗殺的真正目標是周恩來。中國官方稱周恩來突患盲腸炎，需立即施行手術，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行程。43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後，中共加強了對台的情報工作。一年後，又有在天安門廣場國慶典禮上
暗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預謀，但這一情報被香港的中共特務截獲，台灣特務剛過邊界就被逮捕。44
1956年10月10日（雙十節）是辛亥革命周年紀念日，亦是中華民國「國慶日」。那天一件小事引起了暴亂。一位徙置屋邨的經理依照規定，撤除了一些住戶懸掛的中華民國國旗。此舉激怒眾群，他們聚集要求掛回旗幟。局勢緊張，警察奉召到場。聚集的人愈來愈多，黑社會十四K的捲入引發了暴力衝突。荃灣很多親共商店和辦公室被洗劫一空，損失嚴重。起初，港英當局以為雙方會自行平息怒氣，並未採取強硬手段，但事與願違，國民黨支持者變本加厲，成為不受控制的暴民。他們搶掠店舖，殺死
多人。香港警方終於採取大規模行動，當天下午宣布宵禁，並派警隊平暴，局勢才得到控制。此次暴力事件持續了12天，最終造成59人死亡，443人受傷，其中包括被暴徒燒死在汽車內的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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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的妻子。警方逮捕了六千人，其中4人被判處死刑。45 1956年騷亂過後，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在北京兩次召見英國代辦，強烈譴責英國依照美國的指示串通國民黨，允許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殘殺掠奪。周恩來甚至表示，中國政府保留對香港政府提出要求的權利，然而他並沒有提供任何細節。46
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中共領導層普遍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反共陰謀基地。負責中共香港日常工作的廖承志，為香港的黨員制定了政策。梁威林回憶，廖承志在1958年指出：
不要設想對香港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把國內的一套搬出去是不妥當的⋯⋯ 同英國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47 要區別國內和香港的環境。你們的工作任務不是為了收回香港，而是充份利用香港。在10年內不考慮這個問題，除非它在香港乒乓乒乓打起來。因此，你們的工作要從長遠打算，不要搞得過份緊張，過份暴露，對英是要鬥爭的，但鬥了之後，要適可而止，頭腦始終要保持冷靜，不要發熱。48
此外還強調，黨在港澳的宣傳工作的「內容方面應注意不要觸犯當地的政策、法令，不要出版當地禁止出版的東西，也要照顧華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49
從這些政策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方式應不同於國內；第二，其活動應該避免與殖民地政府發生衝突；第三，共產黨員應遵守當地法規。廖承志曾經跟《文匯報》前總編輯李子誦開玩笑說，那些因犯法被驅逐回國內的人將被打屁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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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工作
在香港，中共專做本地居民的工作，以抗衡國民黨的影響力，並確保英國或其他國家無法將香港變成反共基地。51 周恩來對中共在香港的機關做出指示，盡可能廣交朋友，包括那些生活在殖民地的外國人。據梁威林所述，統戰工作是他在香港任期20年中最重要的任務。他回顧說，周恩來經常提醒他，中共應做好在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目的是「平時要團結各種各樣朋友，到需要時使用」。因此，香港的統戰工作被中共視為「各項工作的立足點和出發點」。52 中共展開了廣泛的統戰活動，包括影響外國人、地方精英和工人階級；加強媒體的影響力；並在親共學校進行思想教育。
通過香港面向國際
1956年，支持共產黨的陳丕士律師成立了馬可孛羅會，中共希望藉此與可以交流意見的人士聯繫。陳丕士出生於特立尼達， 曾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 於Middle Temple完成其見習。 1926年，陳丕士回到中國，並且深有「回家」之感。其父陳友仁是國民黨的外交部長，陳丕士亦在外交部任職。陳丕士對國民黨失望至極，最終决定擁護共產黨。1947年，他在香港私人執業。馬可孛羅會是一個會員制的飲宴會所。會員包括外國商人、記者、工會代表和領事館官員。馬可孛羅會不收會員費，會員只需付餐費。邀請函以簡單的明信片形式，每月一次寄給會員，邀請會員出席雞尾酒會、歐式的正式晚宴，而且每月最後的星期四，在文華大酒店的包房內放映一部中國電影。鑒於中美之間的惡劣關係，直到1972年，陳丕士才邀請美國人出席餐會。這是世界上唯一允許西方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非正式定期聚會的社交組織。在酒會的觥籌交錯中，西方、日本和其他人士可以通過與會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中國銀行的代表打探到大陸的最新發展動向。在1970年代，每次約有30個中共幹部出席晚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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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賈和工人——統戰不分高低
統一戰線的工作之一就是按黨的方針闡明中國的政策，消除誤解。中共與香港多位商界巨賈成功建立了友好關係，包括利銘澤（行政立法兩局議員）、54 莫應溎（著名買辦家庭成員）、55 何賢（澳門要人）、56 霍英東（韓戰期間不理聯合國貿易禁運，走私鋼材和橡膠到中國）。57 莫應溎後來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支持者，1952年被港英政府遣返廣東。莫應溎和霍英東後來被任命協助起草九七後的香港基本法（見第八章）。這些聯繫也有助於中共聯絡其他香港知名人士。中共安排這些重要人物到大陸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梁威林回憶說，通過這些在商界和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可以更好地聯絡其他人，推動黨的統戰工作。另外，中共也與殖民地政府的華裔公務員建立聯繫，但因公務身份，他們不能應邀前往大陸進行非官方接觸。58
除了精英以外，統一戰線的另一個目標是工人階級。新華
社工作人員會定期訪問寮屋及臨屋區，為他們提供援助，以贏得人心。他們還積極參與工會活動，並積極培育工會領袖。59 開展這些工作，主要是通過成立於1948年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及其他友好工會進行。據工會登記處的報告顯示，1962年有超過九萬工人加入了工聯會及其兄弟工會。60香港政府的一份秘密文件指出，工聯會的目標是團結所有香港工人，支持共產主義事業，並招募更多的成員加入左派工會，以抵制、削弱右派工會在勞工運動中的影響。61 工聯會還開辦了義學及工人診所等服務，
自然吸引了很多工人加入。62
左派工會經常組織學習小組。例如1960年，中共在左派工會中大搞政治學習運動。他們將工聯會屬下工會的領導執委和積極成員組成若干政治學習小組，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63 工會領導人也應邀訪問大陸與中國官員見面，讓他們感到自己很受重視。例如在1960年代，陳毅和廖承志在北京接見了一個工會代表團。在會議上，他們談到香港計劃重新簽發身份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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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廖承志說，這是殖民地政府加強控制本地華人的措施。根據該計劃，香港人可以選擇申請英國國籍。廖並未批評那些申請者，只表示應該努力團結和教育他們。廖還表示，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香港、九龍及新界為英國領土，但目前香港有利於中國政府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交往，以及獲取中國急需的物資。64
思想教育，宜早不宜遲
左派辦學成為五、六十年代中共香港組織與港英當局之間產生嚴重摩擦的根源。65儘管香港政府沒有普及教育政策，部分家長卻強烈期望送子女上學，北京可沒有加強力度利用這一形勢，招攬年輕人參加共產主義事業。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失策，使得工人階級、貧困家庭，包括大多文盲漁民未能送子女上學。
1950年，殖民地註冊學校的學生人數估計約有十五萬，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得到政府資助。到1950年代中期，在校學生人數增至近三十萬。香港左派學校學生總數不明，但據估計在一到兩萬人左右，約佔學生總數的4%。66 到1960年，估計香港有大約20所左派學校，約佔學生總數3%。在中學階段，大約 11%的香港中學生就讀於中共控制的學校。港英政府形容這些學校是「貨真價實」，「毫無疑問是培育青年共產幹部的中心」。67同時，還有大量左派工會創辦、未經註冊的學校。1959年1月教育署的報告顯示，有多達1,263所未經註冊的左派學校，容納了約六到七萬名學生。68 不僅如此，中共還積極開展青年工作。最著
名的左派青年組織為學餘聯誼社。69
據當時的政府文件顯示，中共指示香港本地教師針對大躍進及其他中共政策問題，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思想路線要明確；教師應該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繫，與非共產主義學校的教師建立友好關係。70港英當局採用各種方法遏制共產主義在教育界的滲透。例如，教育署署長定期派員視察親共學校，如果學校被發現違反教育規例，政府將收回對該校的財政補助。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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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的教師，教育署署長可以取消他們的教師資格。港英政府還利用城市規劃，阻止共產主義學校擴展。71 另一項措施是，若發現左校違反建築物安全法，就立即封校，在 1958年勒令關閉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就讀的中華中學就是一例。72 此外，培僑中學校長因在校內宣傳共產主義，被遣返大陸。73 六七暴動後，左派學校數量明顯減少，殖民地政府和中共在香港教育界的爭鬥也有所緩和。
工會
與中共在教育界的活動相比，政府嚴密監視下的左派工會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衝突不算明顯。當局總是憂慮工會不斷強調
「加強工人的團結，並通過改善工人福利鞏固地位」，因為「儘管工會的這種政策不太可能促使本地左派勞工運動直接反對政府，但如果工人真的加強團結，一旦工會恢復以前的激進手段，就會形成一股難以對付的力量」。74
黨的喉舌與宣傳機器
宣傳工作也是中共活動的重要一環。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作，主要是通過幾個中共控制的報紙進行。這些報紙包括《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晶報》和《香港商報》。這些報紙都有其特定的編輯方針和讀者群。《文匯報》和《大公報》都是由本地共產黨負責，正面報導中國的新聞。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會與報社編輯人員開會，討論如何報導和報導甚麼大陸新聞。因此，這些報紙的編輯自由不大。《文匯報》面向香港廣大市民，而《大公報》則以商界和知識分子為對象。《晶報》和《香港商報》針對台灣進行宣傳。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些報紙都辦得相當成功，總發行量佔香港報紙市場的三分之一。75但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作與殖民地當局也時有衝突，最重要的一次是1952年3月1日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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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寨東頭村寮屋發生火災，成為這一事件的前奏。火災燒燬了約五千間寮屋，估計有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人無家可歸。76 很多工會成員參加了救災活動，並因此在1952年1月被驅逐離港。與此同時，多個廣州團體藉此機會大力宣傳，為受災者募捐。2月，廣州的組織通過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高卓雄與港英政府聯繫，請求政府批准粵穗慰問團前往香港把捐款交給災民。因為工聯會與共產黨關係太密切，他們並未尋求工聯會幫助。港英政府拒絕了廣州慰問團的赴港請求。殖民地當局認為粵穗慰問團的使命「不難預見⋯⋯ 屆時將會發表言辭激烈的反帝國主義的即時演說，並代表祖國給予承諾⋯⋯ 暴亂會隨之爆發。」77 後來，通過陳丕士的調解，該團獲准赴港，但前提是，代表團成員不得帶有任何政治使命，只能作為捐助者的代表，也不得公開發表任何政治演說。高卓雄和陳丕士只想幫助受害者，不希望發生任何政治事件，否則他們可能會被驅逐出境。78
粵穗慰問團帶著102,040.81港元捐款，計劃於1952年3月1日抵達香港。就在當日，爆發了嚴重的騷亂：
數以千計共產黨領導的學生和工人沿彌敦道遊行⋯⋯ 襲擊警察、軍人和歐洲人，打、砸、搶、燒⋯⋯ 中午左右，這群人聚集在九龍尖沙咀火車站，迎接來港慰問東頭村大火災民的廣州慰問團。當得知該團被拒絕入境未能抵達，人群開始示威、揮舞旗幟、高呼口號。示威者情緒高漲，演變成騷亂。79
莫應溎作為中華總商會高級要員，本擬率團在粵港邊境的專列上與「粵穗慰問團」見面，以示歡迎。3月1日上午，港英政府未准專列入境，原因始終不明。在中午前，慰問團通知中華總商會行程被取消，並向新聞界發表公告。不過，這個消息顯然沒有傳達到聚集在尖沙咀的一萬多人。下午3時，終於得到慰問團列車不會來的通知，人們開始和平散去。當一夥人走到距火車站半里的佐敦道交界處，事件發生了。據目擊者表示，一輛警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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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衝入人群，撞傷一個女孩。當事警員與人群發生口角，混亂接踵而至。很快，武裝部隊抵達現場，並使用催淚氣，騷亂爆發。當人群抵達旺角，一名警察被人群圍住，他開槍打死一人，槍傷兩人。兩個小時後秩序才恢復正常。最後，有一百多人被捕，十二人被驅逐出境。80
《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紛紛發表文章，支持抗議者，譴責殖民地政府。殖民地政府以「煽動罪」逮捕並起訴這些報紙的出版人，以作報復。《大公報》轉載了《人民日報》（全國性的中共機關報）批評香港政府的文章。殖民地當局依照法庭命令，勒令《大公報》停刊六個月。最終，北京被迫進行干預， 1952年5月，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為緩和事態，英國允許《大公報》於1952年6月復刊，撤消對《文匯報》、
《新晚報》的指控。81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曾作出明確指示，香港左派報紙應該對香港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別於國內報紙的
「社會主義教育」。廖承志說：
我們辦的報紙有兩類，主要的一類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國內的報紙⋯⋯ 另一類報紙，是我們在香港和海外辦的報紙⋯⋯ 在華僑中辦的報紙，是以愛國主義為方針的⋯⋯ 能不能在香港辦一家社會主義的報紙？不可能，也不必要⋯⋯ 香港報紙的任務就是要對大多數同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銷路愈多愈好…要面對港澳大多數群眾，為他們所愛看，為他們所懂⋯⋯ 我們的報紙不要脫離香港大多數人的覺悟程度。82
北京一再強調香港的左派報紙不應該聽起來像黨的喉舌，陳毅還表示：「若要你們在香港辦黨報，倒不如叫《人民日報》去搞一個分社，乾脆把《人民日報》拿到香港去印發。」83 但是，中共控制的香港報紙，編輯方針一般有很濃的革命色彩，可能是因為有關人員熱衷於反帝，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不願被指控思想不正確。正如梁威林回顧，周恩來曾批評新華社香港分社幾乎將
《大公報》變成了《人民日報》。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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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情報
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開放的環境，使之成為冷戰時期有利西方搜集中共情報的中心。事實上，香港是對「紅色中國」的
「最佳監聽站」。大陸及台灣的特務都以香港為基地，香港是「少有的幾個地方，雙方可以接觸，如果形勢需要，互通彼此政府的信息」。85
1949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內建立了一個監聽站。此後不久，美國關閉了駐北京的大使館，搜集中國情報的工作完全轉移到香港，1950年代，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力明顯增加。香港是一個理想之地，可以從往返內地的遊客或居民當中獲得有關中國的信息。86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的報告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在1960年代滲透與中共有聯繫的香港機構，而香港與巴黎、斯德哥爾摩、阿爾及爾、達累斯薩拉姆和墨西哥一道，是重要的行動中心。87 被滲透的機構包括中國銀行和華潤集團。88 中國政府因英國允許美帝以香港為顛覆中國的基地，喻之為「美國的傀儡」。89
香港同時也是中共獲取西方情報的最重要窗口。由於中共沒有一個全球的聯絡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香港來驗證在其他地方獲得的情報。90 據許家屯（ 1983–1990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透露，到1960年代，中共已在香港建起了比較健全的情報網：公安部、中央調查部和解放軍都派特務到香港。他們以新華社香港分社或國內派駐香港的企業為掩護。許家屯透露，中共情報人員已成功滲透到香港殖民地政府的高層，以及台灣設在香港的情報網。例如1955年，中共獲悉台灣特務策劃在克什米爾公主號放置炸彈暗殺周恩來。1961年，助理警司曾昭科被揭發是中共的秘密特工，被遣返大陸。他隨即獲得了省部級官員的職位，並獲任命為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及全國政協委員。91 據許家屯透露，中共情報人員遍及香港社會各階層，而且大部分都是廣東人。然而，文化大革命引發的六七暴動，導致了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網基本上被殖民地政府完全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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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左派——「可愛又可憐」
在香港的中共黨員，時有違背北京强調不要反應過激、恪守法律的政策。例如，1952年3月1日的事件是由本地共產黨造成的，非出於北京指示。92 在教育方面，共產主義學校採用大陸的教育方法，如組織「學習小組」，從而導致殖民地當局對此採取強硬措施。另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1953年，香港中華總商會的親共商人要求在國慶日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當時，該商會主要是由政治溫和派的商人組成，少數激進成員支持共產黨或國民黨。懸掛國旗事件在成員中產生了鴻溝。
無可否認，殖民地政府的鎮壓措施，挑起了本地共產黨更激進的行動。左派的激進傾向，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共最高領導人缺乏國際戰略眼光，使他們無法意識到，維護香港安定的重要性。激進的策略並未令中共在香港的發展有所進展，使得北京不悅。在1959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會議上，陳毅對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表示失望，並委婉地批評他們「左得可憐，左得可愛」。93 香港六七暴動證明了陳毅對香港左派激進手段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國內的政治運動
周恩來與其他負責香港事務和外交政策的領導者都是運籌帷幄、頭腦冷靜的政治家。他們非常清楚，將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更有益於中國。因此，只要英國理解中國的寬容是有限度的，殖民地就可以「維持現狀」。儘管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很有節制，但從 1949年起，一河之隔的廣東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是標誌著中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土地改革。大陸新政權讓香港社會一直感到不安的，就是難民不斷逃亡到香港。香港人知道，大陸的生活跟宣傳的並不一樣。廣東親屬要求他們郵寄食品包裹，回鄉探親的香港人可以目睹活在共產中國的悲慘生活狀況。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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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全國性政治運動
1950–1952：土地改革運動
1950–1951：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1–1952：三反五反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1953–1956：農業合作化運動
1957：百花齊放；反右運動
1958–1961：大躍進運動
1966：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看來，建設新中國就是徹底改造全社會，但他卻急於求成。他指出，人民必須通過再教育，才能鏟除資產階級思想；只有確立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思想才會起主導作用。94 新中國以意識形態和「正確思想」為其政策和行動的指導方針。每個人都必須經過「思想改造」。特別是要求知識分子承認他們的「錯誤」思想，接受共產主義的正確思想。全國人民在工作單位或居民區定期開會，學習正確思想。此外，毛澤東的社會變革需要一條新的戰線，以便清除那些實現共產主義的障礙。儘管最初曾經給人們希望，但不斷的政治運動使新中國很快就陷入水深火熱中。幸運的是，香港殖民地的特殊性質使它避開了這一系列災難性的衝擊。事實上，殖民地香港成為大陸難民的避難所。早期土改消滅了中國農村傳統的地主士紳階層。地主的土地被沒收並重新分配給農民。地主被農民批鬥，許多被處決。在社會主義新農村，黨員幹部作領導，中農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從事個體經營。95 在廣東土改時期，有不少重要官員與香港有著緊密的聯繫。葉劍英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方方出任廣東省三位副主席之一，其他如東江縱隊的曾生也擔任了重要職位。方方也是省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他們認為，實施土地改革有必要考慮到廣東的特殊情況。
當時珠江三角洲已是高度商業化的地區，不同於中國北
部，地主佔地不多。許多地主實際只擁有小面積土地，而且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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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種。此外，大多數回到廣東老家的華僑，買了土地只為退休養老。此外，抗戰或內戰時期，所有參加或支援過游擊隊的人都需要好好保護，葉劍英與方方不想反過來打擊他們。葉劍英認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地主階級，不是消除擁有土地的個人。結果，如何在廣東進行土地改革成為與毛澤東產生分歧的焦點。 1952年6月，毛澤東嚴厲批評廣東省實行土地改革的步伐太小、太慢。方方被撤職，葉劍英被調到北京工作。陶鑄接替了方方的工作，並以強硬措施證明其工作更有效，但有些人認為他手段殘酷。1950年代到60年代初，陶鑄和鄧小平保持了良好的工作關係。鄧小平還結識了來自河南的年輕幹部趙紫陽，他在陶鑄手下指導土地改革。1965年，陶鑄晉升後，趙紫陽被任命負責廣東的工作。後來，身為中國總理的趙紫陽與鄧小平緊密合作，就香港回歸問題與英國進行談判。96
1950年至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相當殘酷，針對的是前國民黨分子、「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執行方式是群眾審判和公開處決。97 三反五反運動發生在1951年和1952年，即所謂的反腐敗運動，目標也針對資本家和那些被懷疑不忠於共產黨的人。98 而思想改造運動則是一場洗腦運動，目標是改造學者的思想，向他們灌輸馬列主義思想路線。99 中共也通過統一戰線工作，將群眾從「資產階級思想」當中「解放」出來，並提高他們的
「社會主義覺悟」。100
這些政治運動在黨內和群眾當中引起了相當大的不滿。 1956年至1957年短暫的百花齊放運動，旨在讓人民公開批評黨和政府，改善之前各個運動的不良影響。起初，毛澤東表面上公開支持，說：「我們的社會不能倒退，只能向前發展⋯⋯ 批評官僚主義是推動政府向好的方向發展。」鼓勵人們發出批評的聲音，只要它們「有建設性」（「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具「仇恨和破壞性」（「敵我矛盾」）。101 到1957年7月，毛澤東認為人民的怨言並無建設性，並已達到無法控制的地步，因為他們不僅表現出對中共政權的普遍不滿，而且從根本上懷疑共產主義，必須中止。102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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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中，那些敢言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103 後來成為中國總理的朱鎔基（ 1998–2003年任總理）就曾因批評毛澤東的政策而遭迫害。為了提高農業和工業生產，毛澤東又推行大躍進（ 1958–1961年）。原本旨在推動中國的工業超英趕美，卻導致了全國的大飢荒。截至1962年底，有數百萬人餓死。104 在同一時期，人民公社運動開始。農戶被組織成公社，從而可以使中國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1955年加快農業合作化運動，到1958年底，幾乎整個中國農村都被改成公社制。105
1949年至1965年，大批難民從中國大陸湧入香港，其中包括與前國民黨有聯繫的人、商人（即「資本家」）、普通人（即「小資產階級」）。許多人從上海逃往殖民地，在香港開始新生活、新事業，從而進一步推動了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的人口在1949年底為186萬，1952年底，香港的高出生率加上來自內地的人，人口增至218萬。1956年港英政府關閉粵港邊界，但許多難民仍得以通過。到1957年底，香港人口已增至近280萬。1968年香港政府加強了邊界管制，使內地人難以非法越境。然而，到了1960年底，香港人口增至312.8萬，至1965年底，香港共有362.5萬人。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香港捱過了韓戰造成的干擾和破壞。來自大陸的避難企業家和工人使香港的製造業興旺起來，製造業出口取代了傳統的轉口貿易。香港人強盛的活力，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香港的特徵。社會流動量很大，香港人辛勤工作，重建他們的生活。106
在大陸，毛澤東為災難性的大躍進承擔了責任，1959年辭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劉少奇取代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與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鄧小平一起，為振興經濟採取了緊急措施。1962年夏天，開始解除公社制，經濟顯示復甦跡象。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如陳雲和彭德懷一直以來都主張以深思熟慮的政策替代政治運動，促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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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並指出，共產主義不可能一步到位。毛澤東擔心的卻是經濟復甦將使中國遠離革命路線。他堅信，要繼續革命，就有必須消除黨內的修正主義傾向。毛澤東不希望中國走蘇聯的老路，中國必須在革命的道路上堅持鬥爭下去。在他看來，赫魯曉夫 (1894–1971) 摒棄斯大林的思想方針，蘇聯已遠離共產主義。毛澤東也不喜歡美蘇關係的發展。他認為，赫魯曉夫不再將美帝視為「邪惡」，而只是作為一個對手。107 毛澤東開始批判蘇修，極力宣揚中國必須堅持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得到了他的妻子江青以及林彪的支持。為確保中國繼續堅持革命路線，另一場運動已在醞釀之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六七暴動是香港中共歷史的重要事件。這是自1925年至 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後，中共以最激進、最暴力的行為挑戰英國統治。1966年4月，天星小輪加價，觸發社會對剝削欺壓的不滿，引致持續不到一星期的騷亂。六七暴動則大不相同，它持續了八個月之久。暴動結束後，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幾乎全部被殖民地政府摧毀，香港人亦對中共失去了同情。
文化大革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66年開始到1969年4月。1 這也是香港參與最多的階段，因為1967年和1968年中共在香港一手策劃了六七暴動。第二個階段從1969年4月至 1973年10月，包括林彪的浮沉與「四人幫」的篡權。暴動之後，香港政府經歷了一段改革時期，以加強其誠信與合法地位。香港市民也經歷了一段反思時期，思考如何建立港人身份。第三個階段，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及10月6日「四人幫」被捕。2 那時，香港市民自覺以香港而絕非中國大陸為榮。儘管文革時期的所有歷史事件都有所記載，但學術界的研
究仍相對較少；當然，隨著英國檔案局已公開這一時期的歷史檔案，更多的研究工作指日可待。本章僅著眼於六七暴動及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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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要清楚理解香港社會的動盪，便需要同時了解在大陸發生的事件。毛澤東為了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鏟除國內的「自由資產」分子，並繼續堅持「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聲號角由中共官方《人民日報》於1966年6月1日吹響，《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所有「帝國主義」、「勾結帝國主義的人」和「帝國主義學術權威」都必須被清除。8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了一項將中國推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的決定。3 該決定指出：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斜體為作者所加］4
毛澤東的結論是，革命還未消除社會中的資產階級。令毛澤東更為擔憂的是他認為中共已經失去了它的革命熱情，黨的領導人也已經軟化。他擔心中國會走上蘇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於是他開始為清除中共高層領導人作準備。在以後的幾年中，除了周恩來和數個領導人，其他所有戰爭英雄、老革命家，包括那些跟毛澤東並肩戰鬥多年的領導幹部都被清除，無人是清白的。文化大革命演變成一場無休止的清黨運動，在這期間，黨和政府的大批官員遭到批鬥，並被免職。
為了打倒黨內的當權派，毛澤東繞過中共中央，直接轉向激進的青年一代，他呼籲學生和青年剷除剝削，大搞「除舊俗，樹新風」。特權階層、特殊地位和高層領導都必須受到批判。他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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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青年是革命傳統的接班人，必須清除對他不忠的人。他鼓勵青年發揮主觀能動性。教育機構被認為脫離群眾，都被關閉。高雅文化、學術、技術及專業知識都被視為一文不值。相反，印發了數百萬本的《毛主席語錄》才是人人必學的。文化和藝術只能為革命服務，非革命的藝術品被認為無用。許多珍貴文物被毀壞，山東曲阜的孔廟就是一例。
青年人聯合起來組成紅衞兵，並受鼓動對政治敵人進行批鬥，5 連家人、朋友、同事、老師、鄰居也都不能倖免。許多人遭受令人痛心的公開羞辱，家產亦遭掠奪和破壞。紅衞兵響應毛澤東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無階級社會的號召，將他們的憤怒也對準了外國人，特別是佔領中國領土香港的英國殖民者。1967年8月，在北京發生了當年外交事務中最嚴重的事件，紅衞兵燒毀了英國駐華代辦處。6 在文化大革命最猖獗的時期，共產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機關的職能都陷於癱瘓狀態。7 事實上，從1966年中到1971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無法有效運作。革命運動與國家管治的關係有如水與火，永不相容 。
作為中國最重要領導之一的北京市市長彭真被解職，成為大陸醞釀中的政治動亂的第一個信號，此消息1966年5月經旅客傳到香港。從牆上的大字報也可看到，國防部長林彪是毛澤東最忠誠的擁護者，而且到處都有傳言說中共的權力鬥爭是毛澤東、林彪一方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一方的角力。到了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爆發後迅速蔓延全國。內地連串事件的消息引起了香港關注，但社會仍保持穩定。10月至11月廣州交易會的成交額很低，因為商業談判被冗長的毛澤東思想講座干擾。同一時間，有消息傳到香港稱劉少奇被趕下台。8
開紅色暴動的綠燈
最初，周恩來通過廖承志將中共的指示傳達到香港，說文化大革命不會擴大到香港，它的目標只是大陸的資產階級和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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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分子。同時也明確指出，在香港進行任何革命行動將毀掉中共長期在香港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9 1966年10月，香港的中共黨員回北京慶祝國慶，廖承志重申了周恩來的指示。10 但為時已晚，有跡象表明，大陸事態已容不得在香港的中共黨組織保持冷靜。9月，廣東的紅衞兵將香港更名為「驅帝城」，當港英發言人表示香港會接收來自大陸寫上寄往「驅帝城」的信件時，紅衞兵認為他們贏得了宣傳戰的勝利。11 給香港改名儼然是一場鬧劇，但也顯示出港英政府面對大陸的過激革命行為無可奈何。
大陸的形勢瞬息萬變，革命熱情日益高漲。儘管周恩來和廖承志再三強調保持冷靜，可香港的中共黨員及其支持者仍然蠢蠢欲動。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北京的高級幹部被一一拉下馬來，意識到此時此刻犯意識形態錯誤至為危險，自保烏紗帽成為當務之急。12 中共在香港機構的領導幹部害怕像其他駐外幹部一樣被召回大陸而凶多吉少。如果他們不想回去，黨組織無法迫使他們離開香港，但他們吃共產黨的飯，還是小心為妙。13
看到澳門的例子，香港是否會步其後塵？ 1966年11月，澳門警方試圖拆除在左派學校內非法擴建的建築物，左派人士利用這個微不足道的爭執，在學校舉行示威。12月3日，學生們試圖阻止拆房，並稱被警察毆打。翌日，學生聯同澳門工會聯合會遊行示威，反對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示威者在澳門總督府前大聲朗讀《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12月5日，由於示威群眾使用暴力，總督嘉樂庇命令葡萄牙軍隊開槍防暴，打死了數名示威者，隨即實行宵禁。中國派軍艦進入澳門領海，北京遣責葡萄牙當局對澳門華人施行「法西斯暴行」。暴徒衝擊總督官邸，葡萄牙當局很快讓步，他們接受了左派的要求，作出公開道歉，並賠償予被殺害的示威者。14
中共香港機構隨後派員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回港後，他
們躍躍欲試，準備行動，將周恩來和廖承志的指示拋諸腦後。15港英當局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英國意識到，葡萄牙政府不但失去了控制澳門的能力，而且「無法把澳門奪回來」。16 葡萄牙在澳門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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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控制後，願拱手將澳門歸還中國，但中國卻拒絕了。英國則不願像葡萄牙那樣，非正式地與中國分享權力。1974年，葡萄牙再次試圖歸還澳門，也同樣被拒絕。直到1986年香港問題解決後，中國才願意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問題。
1967年3月，香港發生了一系列勞資糾紛，左派媒體開始指責港英政府「作為台灣和美帝的幫兇」壓迫香港華工。這使英國感到苗頭不對，17 總督戴麟趾(1964–1971)在倫敦的一個內部新聞通報上說，紅衞兵的目標是「以澳制港」。18
香港左派認為北京政局的發展看來要求他們採取行動。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北京成立中央文革小組，起初是起草政策文件，後來就成為向毛澤東個人提供信息的另一個渠道。到了8月，中央文革小組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總指揮部，並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機構，在釣魚台佔據幾座辦公樓。到 1967年2月，它取代了中共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所有職能。經過多次清洗，這時中共的組織結構已被打亂。19 香港的中共左派也一定注意到以江青為首的激進派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勢。
中國的外交事務也受到了北京極左分子的衝擊。中央文革小組堅持要求向全世界傳播毛澤東思想。外交部長陳毅因拒絕這樣做而被迫作出自我批評。20 紅衞兵在外交部設立了聯絡站，監督工作。在這動盪時期，極左分子還奪了負責香港日常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權，以外事革命領導小組取而代之。極左分子批判了前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工作人員，並將他們調派到其他部門。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第一副主任廖承志被迫下台，遭到清算， 1968年被關進監獄。大多數負責港澳事務的工作人員被調到外交部西歐司。21 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直接監督中共在香港活動的頂頭上司。
雖然周恩來還在其位，但香港的左派並不確定他是否仍完全掌控香港事務。22 1967年1月，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對在香港的中共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黨員「糾正」陳毅和廖承志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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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錯誤路線」，「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23 顯而易見，周恩來的地位已經受到威脅。24 這正是香港的激進左派期待已久，在殖民地發動革命的「指示」。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極左分子控制了外交部後，對香港並不予以重視，廣東省軍管委員會則更多參與有關香港的事務。軍管會第二小組的任務是協助本地幹部的工作及接待來自港澳，主要包括工會、學校和其他左派團體的訪客。有學者認為，這個第二小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在香港的騷亂發揮了關鍵的組織作用。25
雙方嚴陣以待
隨著文化大革命而來的六七暴動，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策劃的。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是梁威林，副手是祁烽。他們兩人後來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繼續工作了10年（見第七章）。值得提出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無法不捲入北京極左分子製造的文革政治浪潮。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兩個副社長，朱曼平和梁上苑都遭到清算並被解職。其中負責僑務工作的梁上苑，被指控勾結台灣。到了1973年，兩個副社長的職位一直懸空，這可能也影響了北京和香港之間的溝通。26
1967年初，中共黨員及其支持者在殖民地做好了行動準備。港英政府也做了充分準備，不過，港府的高級官員並未意識到事態已迫在眉睫。4月初發生街頭騷亂後，他們才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27 殖民地當局在1956年10月暴亂之後，改革了警隊，此舉在鎮壓六七暴動中體現出優勢。1966年天星小輪騷亂後，當局才意識到弱勢社群的不滿情緒和欠缺歸屬感。28 那一個星期的騷亂後果嚴重，造成59人死亡、443人受傷、1,740人被懲處。不過，當局把事件當作對警察防暴能力的測試，同時吸取經驗教訓，作了進一步的改進。警務人員定期接受防暴訓練，警方的三個防暴連隨時待命，增援部隊也可隨時跟進。港英當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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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6年12月澳門發生的暴亂中吸取教訓。1967年衝突開始時，香港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有組織、配備精良、訓練有素、高效率的防暴警察隊伍。29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警方在六七暴動中的傷亡低於上一年的事件。1967年的暴動，警察和示威者的衝突持續8個月之久，發生1,200起炸彈爆炸事件，在香港總共有51人死亡，848人受傷，2,077人被法庭定罪。30
暴動初期
香港當局注意到在1967年3月和4月間，先後曾有七次重大的勞資糾紛，包括航運、的士、紡織、水泥各行業，但並無危在旦夕之感。香港人造花廠1967年4月下旬的勞資糾紛拉開了六七暴動的序幕。坐擁億萬身家、現任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是當時香港人造花廠的老闆。31 中共決定好好利用這次糾紛的機會。當時，工廠的條件和許多其他工廠一樣，不是太好，也不算太差。雖然至今還不能證明當時是中共指使人造花廠的工人與資方進行勞資談判，並形成對峙局勢，但
「事實上很可能就是這樣。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以共產黨為主的工聯會成員參與了這次工人運動」。32 此外，上述各事件中採用的手段都很雷同。先是聲稱工人遭到恐嚇和威脅，然後故意破壞談判，隨之而來是喧鬧的示威遊行，目的是施加壓力。33 當時的保安司姬達被派任港督特別助理（特別職務），專門對付暴動。保安司在1967年間的每一天都向總督匯報情況。姬達後來當上了香港政務司。
李嘉誠在新蒲崗的兩家工廠中較大的那家有686個工人， 1967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那天，騷亂從這家工廠開始。雙方的糾紛持續一周後，在5月6日那天：
一群被香港人造花廠解僱的工人⋯⋯ 在工廠廠區進行糾察，並不顧警方多次警告，執意非法阻礙廠方搬運貨物。警方只得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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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拘捕21名男子。這只是件小事，幾乎沒有暴力發生，沒有人受傷；然而，卻足以挑起媒體的強烈反響。親共報紙的頭條新聞以最激烈的言辭譴責政府和警方對手無寸鐵的工人進行殘酷迫害和鎮壓。34
工聯會將5月6日的事件定性為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國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35 5月11日，衝突升級。左派動員群眾到工廠支持工人，並試圖闖入工廠，廠方再次向警方求援。事實上，因為事態嚴重，那一天當局下令全港警察不得休假。到了晚上，示威人數大增，一些暴徒開始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瓶子，警察以警棍、木製子彈和催淚彈鎮暴。騷亂蔓延到鄰近的東頭村，當晚整個東九龍實行宵禁，有一百多人被捕。5月12日，廖承志在北京主持會議，討論香港發生的騷亂。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也出席了會議。廖、羅兩人並不鼓勵以抗爭手段解決此事，但會議最後決定支持這次鬥爭。36 與此同時，5月12日和13日，左派團體在九龍及香港島組織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動，並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巴士被燒、政府辦公室被搶、建築物和財產遭到破壞，更多人被警方拘捕。直至5月14日秩序才恢復正常。
《大公報》隨後發表社論，將暴力衝突稱為殖民政府對香港
華人的野蠻鎮壓。37 其他中共控制的報紙也予以強烈譴責。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殖民地當局看來是這樣的：
5月，共產黨控制了所有宣傳機器，以展開全面的宣傳戰。他們的三家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的運作和發行量都很好；另有六家報紙也全力支持他們，不僅隨聲附和，有時甚至憑空捏造。他們的印刷設備齊全，足以滿足其他宣傳材料的印刷要求；他們還有製作新聞紀錄片的人員和設備。同時，他們還得到⋯⋯ [新華社香港分社] ⋯⋯ 的大力支持和鼓勵⋯⋯ 該社主要負責指導宣傳工作⋯⋯ 這一點可以從親共報紙對其他類似事件的報道得以證明⋯⋯ 該社也為北京當局提供扭曲事實的報告，以滿足需要。這些添枝加葉、誇大其詞的報導，無疑大大煽動中國反殖民政府的輿論。共產黨使出了渾身解數，大肆宣傳，從故意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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