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漁民住在船上， 800名主要是移民的商人住在市場，還有來自九龍的
300名勞工。義律曾經向奧克蘭勛爵指出，佔領該島時之所以沒有遭到當地中國人的反抗，原因就在於島上稀少的人口及其分佈狀況。如果香港像舟山那樣人口眾多、繁華富庶、廣為人知，肯定會是另外一種結局，英國人的角色就會是侵佔者而非事實上的奠基人。赤柱是香港最大的居民點，
“這個首府是個大城鎮 ”，按照人口普查，這裏有
2000居民。數月之後，《廣州週報》曾經提及赤柱，當時它應該還沒有多少變化，它是
“捕魚船隊常去的地方，一個相當大的城鎮
……有個非常好的市場，很大的制繩所和一些貨物齊全的商店，這些商店供應以航海為業的中國人
”。
北部海岸的深水港幾乎就是香港島惟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此，沒有多少華人因為島上的開發而受到打擾，也就不足為奇了。
1841年5月 15日的《廣州週報》挖苦地評論道：
“主要城鎮的選址是出於英國在華當局特有的判斷力。要證明這一點，我們只要提及所有街道根本吹不到南風，在即將到來的炎熱季節，這些街道會異常舒服。那裏有充足的花崗巖和冷水供應。
”到來年 3月，《中國之友》已經對香港表現出很大的熱情：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該居留地（澳門）的鄰居們繼續在建築上投入大量資金
……在殖民地歷史上，香港的發展速度前所未有，成為一個自由而價廉的庇護地，為個人和財產提供了充分保障。
”
1841年1月26日的最初聲明和一週後的補充公告，都是義律在未經細緻考慮的情況下主動發佈的，反映出他本人所關注的問題。香港將有兩套法律文本，英文和中文各一，香港將儘可能地保留中國的法律和習俗，只是廢除
“各種刑訊 ”。人人都受到保護，
“免遭任何敵意行動的傷害，還保證享有自由舉行宗教儀式、慶典和社會習俗的權利，保障其合法財產和利益
”。6月7日，義律宣佈香港成為自由港， “不向英國政府支付……任何款項
”。除未能保留兩套法典之外，日後繼任者完全實現了義律的各種良好意願。
1841年8月義律上校離開中國時，沒有人相信海岸邊零星散佈.幾幢棚屋的香港島日後會發展成
“巨大的商業中心
”。隨即爆發的一場熱病使形勢更加惡化，在以後的若干年裏熱病成為一年一度的災難；一場颱風接踵而至，更是差一點要了義律和伯麥爵士的命，當時義律與從印度歸來的伯麥正乘
“路易莎 ”號前往澳門。疫病和暴風雨過後，
8月12日又發生了一場毀滅性火災，燒燬了絕大多數臨時搭建的建築物。面臨種種不利條件，倘若香港已經是英國的永久屬地，很有可能始終只是個海軍基地和設防的兵營，貿易重新回到廣州，社交生活則在澳門。中國人徹底消除了這種可能性，
1841年12月，他們洗劫並摧毀了廣州的商館，如果必須進行重建，那麼完全有理由把資金投到相對安全的香港而非廣州。香港島有可能歸還給中國的危險令美國人裹足不前，英國商人並不
擔憂，他們不相信 “獅子會放過它的利爪已經攫住的獵物 ”。(5)
與參遜短暫會商之後，璞鼎查曾下令停止一切土地拍賣和民房建造。
1842年2月，璞鼎查自北方的戰場返回香港，發現參遜並未執行自己的指令，而維多利亞城（
1843年6月起，它正式成為地名）過去的草棚和帳篷已經變成一個
15，000人的居民區，其中華人居民超過 12，000人。皇家工兵沿海岸修建了一條
4英里長的寬闊碎石路，公共建築地皮上也修建了一批永久性建築：住宅、倉庫、土地局、警署和郵政局，還有一座寬敞的監獄，更不用.海軍和陸軍營地了。一些房屋是石制建築，其中一幢屬於參遜本人。很多住宅正在興建，這些住宅的主人目前正在草棚或小竹屋裏將就.過日子。
1842年1月14日的《廣東記事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香港與香港人》的文章，給這位
“出眾而著名的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一些不那麼漂亮的建築物。從這篇文章中看，似乎當時香港就已經具備瞭如今所擁有的許多設施：
寬闊大路兩旁的店鋪顯示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熱鬧景象。這裏有新建的 “維多利亞
”旅館……著名的華人醫師 ……飯店
……還有那些墮落女性的居所，她們漂亮但充滿邪惡
……總而言之，（香港）令人感到興奮、新奇、有趣
……富麗堂皇的賭館把我們引入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迷宮
……它是按照公認的香港式建築模式建造的，潮濕的外部結構採用威尼斯式，內部明顯是阿提卡式。每一邊各有
10到12張光線充足的賭桌 ……最南端有一個宴會廳 ……北面則是賭館老闆的居室。
1842年8月，璞鼎查離開香港，北上前往中國戰場。
此外，在香港還可以欣賞到戲劇。一個澳大利亞巡迴演出團在當年訪問了香港，之後又有一個意大利歌舞團登台獻藝。有傳聞.加斯東
·達特龍奎依先生將引入一些 “有超凡美貌和才華，美德無瑕
”的女演員。不久之後，維多利亞劇院提供了較為體面的娛樂（當時，劇院不過是灣仔的一座兩層倉庫的二樓），戲院每天上演一出名為《洋洋大觀》的戲：
“從中午 12點到 1點，一頭名叫 ‘哥特魯
’的大猩猩端坐在桌旁椅子上吃晚餐，它會用湯匙和刀叉，用毛巾揩嘴，還會打開一瓶葡萄酒為觀眾
的健康舉杯，然後點燃一支雪茄。 ”(6)
香港很早就擁有自己的報紙。
1842年3月24日，《中國之友》創刊，標誌.生機勃勃的香港新聞界開始起步。這份報紙的主編是美國浸信會教士叔未士和詹姆斯
·懷特（後者曾擔任倫敦城高級市政官，到東方來重新積累財富，他顯然在東方發了財），他們反對鴉片貿易（
“這種令人銷魂的墮落 ”）。第二年，《廣東記事報》進入香港，
1839年動亂時該報一度遷往澳門。《記事報》由馬地臣家族出資，因而在鴉片問題上與《中國之友》唱反調。該報在宗教問題上並非始終站在教會一邊，常常發表反華言論，批評教會的傳教活動。由於顛地洋行支持《德臣西報》（
1845年創刊），這個殖民地 300名講英語的人就有機會挑選
感興趣的讀物。
(7)《中國之友》熱衷於談論這個新殖民地的前途問題，在1842年5月26日的一期，叔未士武斷地表示：
“我們相信，無法掌握的力量左右.香港的命運，它將成為海軍和陸軍的行動基地，這些行動遲早會徹底改變或顛覆中國的現狀。與此同時，我們認為必須滿足於一項政策，即拿破崙稱我們為小店主的民族時必定注意到的政策。
”150年後，對於香港可能會 “根本改變或顛覆中國的現狀
”的擔憂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參遜認可這些新的進展，從而違背了璞鼎查關於在收到明確指示前維持原狀的指令。和義律一樣，璞鼎查已經擅自決定允許這個居留地生存下去。因此，璞鼎查認可了參遜的舉措，
1842年3月22日，璞鼎查授權組織土地登記，
“在女王威嚴而仁慈的命令到來之前，土地的所有權屬於、並且只屬於英國王室
”。當地人很自然地認為這個指令等於是表明香港永久歸屬英國已成定局。
璞鼎查做出這些大膽舉動之際，英國下院正圍繞香港的前途展開議而不決的辯論。日後，璞鼎查爵士曾致函接替奧克蘭出任印度總督的埃倫巴勒勛爵，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我千方百計地在不損害這個殖民地的前提下，延緩其發展速度。但是，在我們的保護下開拓殖民地的傾向極其強烈。我吃驚地發現，我採取的拖延措施未能阻止一個富裕的大城鎮勃然興起，我目前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為那些蜂擁而至的體面而富有的
中國商人提供場地。
”(8)遺憾的是，最後一句話顯然有些言過其實。許多年之內，體面而富有的華人在香港如鳳毛麟角，這個問題始終令香港當局頭疼不已。
兩週後，璞鼎查準備從香港前往揚子江上的新戰場之際，收到阿伯丁發來的一份函件，阿伯丁在函件中敦促
“立即停止 ”修建所有 “帶有永久性質 ”的工事。璞鼎查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5月20日，璞鼎查向倫敦發出長篇申辯函，這封函件在行文上有時顯得語無倫次。在引述了義律、參遜和駐軍司令薩勒敦勛爵的意見之後，璞鼎查爵士熱切地表示：
如我所堅信的那樣，該殖民地已經取得了無與倫比的顯著進步
……這得益於參遜先生所
採取的下述舉措
……我抵達中國時的第一印象使我相信，不應把義律上校在香港問題上的所有舉措都擱置一旁……那位司令官已經指明並且建議採取了該島所出現的廣泛的、我認為是非常明智的改進措
施……包括一座炮台、固定工事以及在大陸對岸的兵營 ……
我僅補充我本人慎重而公允的意見
……該殖民地已經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不應將其歸還給中華帝國，這符合女王陛下及其臣民的榮耀和利益。
璞鼎查爵士給自己留了一條退路，他讓香港公眾明白，倘若事情出了差錯，責任應當由參遜承擔。璞鼎查在發出上述熱情洋溢的函件的同時，還寫下了一份備忘錄：
“自從義律上校安排在該島建立文職政府以來，一年時間過去了
……參遜先生在我不在此地期間所採取的措施
……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該島有朝一日將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璞鼎查不願批准這些措施，尤其是義律關於拍賣土地保有年限的那些十分明確的指令。英國僑民曾經表示希望修建一座教堂，璞鼎查答覆.，雖然他樂於批准教堂的選址，並從公共資金中拿出與私人為修教堂而籌集的捐款等額的資金，但是，
“明智的做法是推遲.手建造這個工程或為之籌措資金 ”。
璞鼎查向白廳隱瞞了自己的不同意見，英國政府注意到璞鼎查爵士函件中流露出來的熱情，態度還算不錯地認可了香港的割讓。璞鼎查被大度地批准放手去做絕大部分事情：建造營房、出售土地以及鼓勵開發。可憐的參遜為了替自己辯白，向璞鼎查爵士遞交了一份正式備忘錄，他抱怨.：
（我）被留下來負責該島的政府，卻沒有任何指導我行事的指示
……我認為，我所做的不過是繼續推行前任全權大臣業已付諸實行的措施。按照我的理解，您
8月12日的通知並未表明您希望介入，除非已獲知女王陛下樂於如此。我還認為我在此地的職責是承擔巨大的責任，促進我所管轄的這個社會的利益和繁榮
…….手修建整齊有序的建築物，鋪設名副其實的街
道。 (9)
不論當時還是以後，參遜都沒有得到多少回報。從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他的主動，香港才得以進一步發展。
璞鼎查時代
璞鼎查爵士直到最終完成《虎門條約》，才把全部注意力轉到其他問題上。作為全權公使，他負責英國對華外交關係，為此應向外交大臣彙報情況。作為商務監督，他的使命之一是組建領事機構，行使領事法庭的職能。因此，璞鼎查要接受殖民地大臣和陸軍大臣的監督，貿易部希望他報告有關情況，王室檢察官也有權對相關問題發表意見。為了獲得陸軍和海軍的支持，璞鼎查不得不求助於印度總督，戰場指揮官一方面服從這位全權公使的指令，同時也向海軍部或皇家騎兵.隊報告。只有香港總督之職的隸屬關係相對較為直接，屬於殖民地部的管轄範圍。
璞鼎查
馬地臣用販賣鴉片的利潤購買和開發了劉易斯島，圖為島上馬地臣所建城堡。
圖為央孖地臣回到英國後所建豪宅
薩勒敦勛爵
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看，這樣一種安排荒誕不經，各項職責如此隨意地劃分，難以發揮良好作用。更糟糕的是，不同職務往往要求任職者具備彼此互不相容的素質。一位殖民地總督必須耐心、機智、富有魅力；管轄領事法庭，避免與國內當局發生衝突，則要求主事者具備當機立斷的素質以及對當地習俗、語言和貿易管理的豐富知識；外交代表得有狡黠、演戲的本事，能夠覺察到最細小的潛在妥協機會，還要具備無與倫比的談判技巧。一個人很難同時具備上述諸種品質。在現場的人也無法依靠倫敦嫻熟的指導來彌補缺陷，通信聯絡的不便意味.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必須通過印度總督或當地的陸海軍指揮官來解決。只有倫敦的政府內閣才可以向這位集全權公使、總督和商務監督於一身的璞鼎查發出指令，這些命令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方能送達（所需時間逐漸縮短，到
19世紀 50年代，從發出到收到指令所需的時間縮短到
6個星期），因此，中央控制始終是微不足道的。
1841—1846年皮爾政府執政期間，託利黨的在華利益微乎其微，這種狀況沒有引起多大麻煩，等到巴麥尊重新掌權，就肯定會激起諸多矛盾。
1842年12月2日，璞鼎查從南京回到香港。《中國之友》以歡呼之辭來迎接這位總督，
“面對宏大、興旺的事業，我們幾乎有不知所措之感”。這種熱情很快就消退了。兩週後，遠征軍起航返回印度，只留下一支
700人左右的.戍部隊。遠征軍軍官大多出身於良好的家庭，愛好交際，他們的到來令香港社交界熱鬧非凡，他們離去之後，社交界的吸引力大不如前。當時香港社交界僅有數十名商人和極少數政府官員，因為軍士、列兵、店主和那些來自澳門的葡萄牙人當然不能踏入這個圈子。華人不論是否體面，被認為最好是放任自流。
香港社會是個奇特的混合體，而且是個頭重腳輕的社會。以往的廣州大班大多已經離去：詹姆斯
·英尼斯死了，威廉
·查頓當上了代表德文郡阿什伯頓的可敬的議員（他當議員的時間並不長，因為他死於
1843
年）。 (10)蘭斯洛特
·顛地和馬地臣很快也離開了，馬地臣的那位不那麼令人愉快的侄子，
“一個孤僻、脾氣暴躁 ……乖戾的傢伙 ”，(11)接替了馬地臣。
1843年，馬禮遜的兒子、能幹而勤奮的馬儒翰死於熱病。到
1844年年底，早先時代的遺老都不在了，要麼死了，要麼去英國當上了紳士。蘭斯洛特和威爾金森兄弟備受稱讚，他們
“盛情好客 ……堅毅正直，寬容慷慨，一貫仁慈
”。他們按照雄偉的托斯卡納風格重建了位於威斯特摩蘭的祖居，還配備了各種現代化的便利設施，包括中央供暖系統和不下兩間浴室，還為教區教堂修建了一座禮拜堂。馬地臣幹得更出色，他買下了劉易斯島，在島上建造了一座宏偉的城堡。下述事實足以.明鴉片貿易的利潤有多豐厚：馬地臣能花
50多萬英鎊購買和開發劉易
斯島，央孖地臣退休後用 773，020英鎊在英弗尼斯郡買下了很大一塊地
皮，還在羅斯郡購買了價值 30萬英鎊的土地。
與英國維多利亞早期的人士一樣，廣州大班的繼承人念念不忘社會等級觀念。當時英國社會正在開始熱衷於社會分層。攝政時期
(12)社交界較為寬鬆的氣氛 ——廣州和澳門的英國人亦步亦趨地加以仿效
——已經讓位於對紳士派頭的自覺追求。英國政治家的個性有了變化，羅伯特
·皮爾爵士的文雅可敬取代了輝格黨人放蕩不羈的貴族做派（梅爾本總
是習慣使用那些讓所有聽眾都反感的語言）。到過英國的遊客時常驚異地發現，英國的
“等級體制如同東方的種姓制度一樣絕對 ……令人難堪、閉塞和不健康
”。(13)薩克雷、狄更斯、特洛羅普和瑟斯蒂等人敏.
地記錄下 19世紀 40年代的這種成見，
“紳士派頭意味.英國中產階級社會幸福的毀滅和終結
”。(14)香港社會也是如此，而且與英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社會人數不多，這使得問題更加突出。香港的英國臣民有300人左右，大致相當於一個英國大農莊的人口，其社會差異卻相當於英國一個郡。
起初，高高在上地居於香港社會頂層的人物並非總督，而是駐港英軍總司令、十六世男爵、近.步兵第一團的陸軍少將薩勒敦勛爵。薩勒敦魅力出眾，頗具教養，是一位技藝高超的音樂家和出色的戰士，威靈頓曾稱讚薩勒敦
“不論作為男子漢還是戰士，都堪稱陸軍的楷模
”。滑鐵盧戰役中，薩勒敦率領近.第一團分遣隊堅守在胡格諾花園，打退法國人的數次進攻，也正是他迫降了拿破崙的.隊，親手接過了康布隆的佩劍。這位將軍常駐香港，總督卻不得不為外交事務東奔西走。不但如此，雖然從理論上.全權公使是上司，但不論從等級、資歷還是個人能力上.，璞鼎查難望薩勒敦之項背。
總督和總司令之下，有
43位居民自命為紳士。人數之所以如此精確，是因為這個數字是璞鼎查認為必須任命的地方法官的人數，這些人
有權審訊 “頻繁前往中國皇帝疆域的每一位英國臣民
”。他們的人數大大超過實際需要，究其原因，倘若把他們中的任何一位排除在外，都是對他們極大的冒犯。在英國，充當
“太平紳士
”，坐鎮地方法庭，乃是鄉紳階層的特權和職責，地方法官有權被尊稱為 “大人
”，從而與身為庶民的商人區分開來。在香港，如果一個人不是太平紳士，那就只是
“老百姓”。一位殖民地居民憤憤不平地抱怨.： “‘大人
’也賣東西，我也賣東西，彼此究竟有什麼不同？
”人們用頗為挖苦的方式表達了憤慨，尤其是那些沒有當上太平紳士的人。
1843年7月17日的《中國之友》刊登了一封來信（不用.，新聞記者沒有被視為紳士）：
“我們的總督採取的第一項舉措就是任命一.太平紳士（附帶.一下，他們
……在香港一無是處），他們的人數超過整個保安部隊的三分之一，若是在英國，會有人相信這一點嗎？
”這種荒謬可笑的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那些地方法官很快就被悄悄解職。
璞鼎查難以容忍上流社會的地位之爭。他一直生活在東方，與印度人、士兵和東印度公司職員打交道，缺乏對付商業紳士的經驗。像義律一樣，璞鼎查發現很多商人脾氣很壞、令人生厭，與義律不同的是，璞鼎查脾氣暴躁，缺乏耐性。璞鼎查爵士一回到香港，就身不由己地捲入怡和洋行與顛地洋行的衝突。當時，馬地臣給他寫了一封信，請求調停在他上任
5年前發生的一場糾紛。這場糾紛起因於興泰行的債務問題，這家廣州商行組建於
19世紀
20年代，是靠不住的數家行商之一。怡和洋行冒失地用鉅款扶持這家行商，金額高達
300萬英鎊。 1835年，興泰行倒閉，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行商委員會
“審查興泰行和怡和洋行的索賠”。不知是太缺乏圓通，還是刻意的預謀，蘭斯洛特
·顛地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按照顛地本人的.法，他
“被隨意地選中，以提供外語和賬目方面的必備知識
”。顛地委員會認為本金應歸怡和洋行，但不得支付
3年的利息，這筆利息的金額高達 432，543英鎊。馬地臣異常憤怒，寫信指責顛地
“多管閒事，插手這筆利息或借貸雙方的賬目，這個決定荒唐而又不公正
”。事實上，顛地的做法合情合理，並未超出授權範圍，問題是雙方的敵意由來已久，此事無疑起到了火上澆油的效果。《南京條約》規定償還拖欠的行商債務，怡和洋行便舊事重提，請求璞鼎查出面干預，敦促行商償還這筆利息。璞鼎查沒有從顛地那裏得到任何有用的幫助，顛地只是向璞鼎查解釋了設立委員會的前因後果，鄭重其事地拒
絕重翻 5年前的老賬。 (15)
依璞鼎查看來，整個事情的經過不可思議。
1842年3月8日，他把相關文件全部發往倫敦。德庇時和義律均認為顛地洋行更值得敬重，但璞鼎查爵士在倫敦時就與怡和洋行往來密切，並且決定一到香港就拜會央孖地臣。事實上，這兩家商行都曾冒犯過璞鼎查。顛地洋行在承.一張政府匯票時大加刁難，總督在一封信函中流露出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情緒（“我很遺憾，在我表達自己的意見時涉及到某些英國商人，尤其是那
些我一直希望、並有義務支持的商人
”(16)）。怡和洋行則曾經阻撓璞鼎查收取郵件，璞鼎查抱怨.： “摩爾號已在
3天前抵達香港，我還未拿到我們的函件。它停泊在離陸地有一段距離的海面，先將馬地臣先生的包裹送上岸，他們在
20號早上就收到了！真是聲名狼藉的可恥做法。
”如今，璞鼎查已經就賠償問題與中國人達成協議，每一個商人都想從政府那裏儘可能多地撈一筆，璞鼎查寫道：
“就我所知，一些誠實的英國商人一想到能獲得超出他們預想的利益就欣喜若狂，另外一些人則因為有
300萬元可分，便捏造事實，要求賠償。 ”(17)
璞鼎查不想讓這些商人干擾井然有序的政府。
1843年6月26日，英國政府頒佈《香港憲章》，香港成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這份文件內容貧乏，倫敦方面制訂時頗為匆忙，沒有與新總督進行任何磋商。按照憲章的規定，總督擁有廣泛的自由決定權，他將組建一個立法局，這個機構沒有任何實權，總督甚至可以隨時解除立法局成員的職務。行政局掌握實權，實際上它也僅有很少的幾項權力，其成員均為英國王室官員。只有當總督提出要求時，行政局才開會討論由總督提交的事項。如果行政局成員認為總督舉止失當，惟一可行的補救辦法是他們有權直接與國務大臣聯繫，在缺乏有效通訊手段的時代，這項權利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從開埠伊始，香港就註定是個例外，殖民地部的詹姆斯
·斯蒂芬不無遺憾地承認： “香港必須實行其他英國殖民地聞所未聞的做法
……（香港的）法律和條例 ……在很多方面應服從出乎其制訂者意料的迫切需要。 ”
璞鼎查想方設法推.總督的分內工作。他.手與中華帝國結算賠償，但不是以香港殖民地總督的身份行事，他認為這個殖民地僅有幾百名歐洲人，其中絕大多數人他都看不上眼。他儘可能不去香港，在
1843年年底以前一直待在澳門的商務監督署。璞鼎查最終在香港安置下來，宣佈將在約定的時間會晤求見的紳士，這個努力似乎並未帶來多大的益處，直到繼任者約翰
·德庇時爵士上任後才.手將憲章付諸實施。璞鼎查把政府簡化，只任命同樣的
3個人 ——這是最低法定人數 ——進入立法局和行政局。這
3個人當然都屬於有薪的官員，他們是參遜、威廉 ·堅和馬儒翰。
1843年8月，馬儒翰去世，他的死給璞鼎查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馬儒翰處事不驚，是香港行政部門惟一能講漢語的高級官員。璞鼎查素來極為倚重馬儒翰，他不在香港時幾乎每天都寫信給馬儒翰，他認為馬儒翰之死
“不亞於是國家的悲劇
”。馬儒翰去世，參遜又因病休假，璞鼎查得以隨心所欲地行事，常常未經事先討論便發佈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璞鼎查的許多舉措遭到商人們的強烈反對，商業僑民認定璞鼎查是有意作對，卻無法進行任何有效的干涉。璞鼎查對他們態度專橫，這進一步加深了商人們的這種印象。璞鼎查在信函中流露出來的語氣，或許會被鄉村雜貨商所接受，在地位很高的商人看來卻無異於難以容忍的侮辱。這些人認為財富足以使自己受到尊重，即使是全權公使也不例外。
1842年12月璞鼎查寫給廣州英國商人的信函就很能.明問題。這些英國商人請求在廣州保留部分軍隊，最好還有
“伯勞西伯 ”號蒸汽船，這位總督詰問他們：
此函的收件人，你們不論作為.體還是個人
……可曾在任何場合、任何方面盡力協助執行我的安排，這些安排本是政府恭順而真誠的舉措，而政府已經為你們提供了史無前例的保護。我要補充.明的是，這也正是你們一直樂於要求和期待的
……我甚至可以質問，如果沒有
明確的危險，你們是否就不會恣意阻撓和非難你們如此熱切地盼望加以完善的安排和措施？
(18)
複雜的土地轉讓問題乃是導致雙方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英國政府並沒有認可義律最初採取的土地處置辦法。阿伯丁勛爵自始至終排斥香港，即使批准《南京條約》後，他仍然在土地拍賣和使用期限問題上猶豫不決。
1843年1月4日，阿伯丁向璞鼎查發出指令，這份指令缺乏明確的指導方針，充斥.吞吞吐吐的暗示：
土地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如果外國人和英國臣民被該島實施的公平的貿易規定所吸引，前來該島定居，並使之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成為一個大貿易中心，那麼，女王陛下的政府認為完全有理由確保王室獲得預期得自土地增值的全部利益。因此，女王陛下的政府正式提醒你，不得將任何土地作永久的讓渡，最好是由當事人以向王室租借的方式保有土地，租約的期限可以足夠長，以使土地持有者在他們的小塊土地上建造房屋。
在指令的末尾，阿伯丁把所有責任全都推給璞鼎查：
以拍賣的方式把土地分塊出租可能也是有利的。這種方法的得失利弊，你當然能夠在現場做出最明智的判斷。
從義律拍賣土地，到收到阿伯丁勛爵的謹慎提醒的兩年時間裏，香港已經有了長足發展。棕棚草屋日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雅緻的石制建築和運自新加坡的預製安裝的木屋。從灣仔到市場的整個濱海地區，隨處可見海軍和陸軍營房以及堅實的二層或三層石砌貨棧。貨棧的樓上是辦公和生活區，這種格局大概是模仿廣州商館。在東角，怡和洋行開發自己的獨立王國。官方在山頂的緩坡上修建建築，第一座也是最大的官方建築是一座寬敞的監獄，用來關押威廉
·堅的犯人，如今他已提升為少校。一些不那麼重要的建築，如劇院、教堂和清真寺，仍是臨時性建築。中央市場對面的集市十分興旺，越來越成為城鎮向西發展的障礙，突顯出早期規劃的缺陷。為了解決問題，不得不在更西面的太平山華人區為土地租賃人提供新房屋，這引發了大量的糾紛。
1846年香港英國高官的住宅
理雅各是早期的漢學家之一，完成了四書五經及《老子》、《莊子》的翻譯工作。圖為戴假辮子的理雅各。
香港貿易的發展動力基於這樣一種假定，即義律最初拍賣的土地將轉為終身持有的不動產。璞鼎查遵照阿伯丁勛爵猶豫不決的指令，把土地租期定為
75年，從而引起了土地承租者的極大憤怒。大概要等上數年時間，才能弄清楚政府當局是否批准續約，由此而來的混亂和不確定足以讓任何人打消投資新項目的念頭。鴉片商人雖然財源滾滾，依然因為有權獲得的賠償遲遲不到位而憤憤不平。在前廣州特派委員會成員胡夏米的促成下，
1842年3月17日下院就此問題進行了辯論。威廉
·查頓在辯論期間少有地做了一次演講，要求迅速支付賠償：
“再清楚不過的是，在考慮此次遠征的花費之前，應當首先賠償商人的損失。 ”
璞鼎查認為香港令人生厭。他住的地方是一座新建的小別墅，雖然它被堂而皇之地命名為總督府，與他回到印度後所能享有的宮殿相比，簡陋得可笑。他完成了與中國人達成和解的使命，又不樂意承擔千頭萬緒的組織工作，這個任務再次落到了勤勉的參遜和厲行紀律的威廉
·堅身上。立法局和行政局的癱瘓大大有利於參遜和威廉
·堅，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不經任何討論，直接以一般的公告形式發佈政府條例。這些條例的起草沒有任何專業人員的參與和協助，頗多疏漏，不斷招致殖民地部的非議。這些條例程序太過專斷，同樣不受香港社會的歡迎。英國商人要求積極參與該島的政治活動，在此後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裏，他們一直要求參政議政。當然，他們並不打算允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有任何發言權。
談妥《虎門條約》的條款後，璞鼎查爵士立即向阿伯丁勛爵遞交了辭呈。繼任者要在將近一年之後方能抵達香港。在這段時間裏，璞鼎查似乎從
“金髮、豐滿、漂亮、年屆 40的摩根太太 ”的陪伴中找到了慰
藉。 (19)1845年6月，璞鼎查離開香港，之後在好望角任職。他名聲不
佳，
“非但沉溺於杯中物，而且情人不斷。嘴裏總叼.雪茄，對大事小情全都處之泰然
”。(20)一位不那麼寬厚的作者寫道：
“沒有哪位（開普）殖民地的總督像他這樣如此公開地過.淫蕩的生活。若是換作一個年輕男人，偷情還情有可原，他都將近
60歲了，這些私通行徑是可恥
的。 ”(21)
我們無法確知，璞鼎查離開之際，香港的英國人厭惡璞鼎查爵士的
程度是否更甚於璞鼎查對他們的反感，不過雙方肯定相互憎惡。 1844年
3月4日《中國之友》刊登的一篇文章或許可以看作是對璞鼎查爵士的告別演.：
有許多事例表明，商界同人一直受到干擾和壓制，我們無須特別提及他們對政府表現出來的心胸開闊和寬宏大量的風範
……一位軍人立法者已經通過了十項特別條例
……這些公文中令人反感、非法和違憲的內容，超過了我們數量眾多的殖民地在
20年裏發佈的所有此類條例……倘若上了年紀的紳士要騎兒童木馬，我們並不反對，只要他們安安靜靜地騎就是了，反正這種動物並不兇猛。
傳教士兼學者的理雅各為我們描述了璞鼎查時代的香港。他列舉了少數幾家歐洲商號的建築：埃傑爾公司、吉布公司、利文斯頓公司、約翰斯頓公司、
“亨利 ·璞鼎查爵士和之後的約翰 ·德庇時爵士臨朝聽政的小別墅
”、格默爾公司、弗萊徹公司、林賽公司，當然還有顛地洋行 “宏偉的平頂建築
”以及查頓在東角的商號。理雅各
“.迷於這個地區多樣的景緻，讚歎在處置土地和加緊建造上表現出來的活力
”，他發現 “很多居民因為此地的.生狀況而愁眉不展。
1843年無疑是個疾病多發的年份 ……當時，所有陰溝全都散發出
……致病氣體，只有體魄最強健和生活規律
的人才能抵禦疾病 ”。(22)
體面而富有的華人
19世紀 40年代的文武廟
一旦打消了參遜所.的牴觸情緒，那些有膽識的中國人很快就前來香港並適應了香港的生活，尤其是以前曾經與夷人打過交道的那些人。在馬六甲和新加坡殖民地，英國人鼓勵當地華人學習外國語言，適應外國人的習俗；一個多世紀以來，珠江的貿易往來也培養出一批適應對外貿易需要的商人。這些商人當中最著名的是盧亞貴（又叫盧亞景），他歷盡艱辛當上了海盜頭目，靠為鴉片商人提供給養發財致富。他把錢投資香港地產，包括數家妓院和鴉片煙館、一座賭場和亞貴戲院。
1845年
12月，這座戲院上演了香港首部業餘劇作。另一位大商人是譚亞財，他曾在新加坡造船所當工頭，在香港發跡後成為承建商和地產投機商。
1847年，盧亞貴和譚亞財共同出資修建了一座文武廟，寺廟位於荷里活道，廟內供奉文武諸神，很快就成為中國移民公認的社會中心。這座寺
廟成為仲裁和商議社區事務的場所，替代了家鄉村落裏的宗族和士紳組織。盧亞貴和譚亞財等首領人物被華人社會認可，形成了一種替代的渠道，因為華人難以理解英國人的管治方式。
(23)
與這些外來者相比，原住民的地位相當不利。外來者在人數上很快就超過了原住民，這些外來者把幾代人迎合夷人的經驗帶到這個殖民地，迅速在華人社會.穎而出。他們充當承建商、商販、家僕，也幹一些基本的體力活。一些當代香港人的祖籍可以一直追溯到
1842年之前，在英國人到來之前就定居在此的那些人融入到這些外來者當中，而且可能仍舊從事漁夫和花匠的老行當。
耶魯時期的容閎
日後容閎成為中國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
伍廷芳
外來者大多是包工頭招募來的單身男子，他們不打算在香港定居。包工頭擁有大量資產，能夠從事
“各種工作
……他們在英國也一樣能幹好”。(24)他們手下的勞工大多性情.順，一心想避免接觸外國人。另外一些人，如三合會的發起人和伺機而動的海盜，也蜂擁進入香港島，這些人很快引起了英國當局的密切關注。不那麼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是，香港正在形成一個.英語的華人階層，這些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原有傳統，接受西方價值觀。
容閎是這些人當中最著名的一位。
1842到1847年，他在香港度過了數年時間。容閎畢業於馬禮遜教育會英華學校，該校於
1842年從澳門遷到香港。這所學校由當地商人出資興辦，蘭斯洛特
·顛地給予了資助。 1847年，該校校長、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塞繆爾
·布朗牧師離開之後，學校沒有支撐多長時間就垮了。布朗把容閎帶到美國，容閎成為第一位畢業於美國大學的中國人。回國後，容閎被曾國藩招致麾下，發展清政府的兵器工業。曾國藩與容閎的不同經歷標誌.中國的學者型鄉紳到現代官僚、
18世紀到
19世紀的轉變。曾國藩是備受敬重的儒家學者和高級官員，他用極為傳統的方式挑選和組織手下人，日後招募、訓練和裝備軍隊鎮壓了
19世紀
50年代蹂躪中國南部的太平天國起義。容閎娶了一位美國婦女，把孩子送到耶魯大深造，精通英語的程度不亞於漢語。他以平等的方式同外國企業談判，購買武器，用最新式的歐美機.裝備新的兵
工廠。 (25)
其他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仍留在這個殖民地，並與殖民地當局通力合作。這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要到一代人之後，香港華人才有資格參與複雜的殖民地政治。這類家族中最著名的要算何福堂牧師家族。何福堂的父親是個工人，為新加坡政府工作。何福堂的兒子日後成為令人肅然
起敬的何啟爵士，
(26)何福堂的女婿伍廷芳是第一位獲得英國律師資格的中國人。何啟和伍廷芳兩人都在
19世紀
80年代當上了立法局議員。直到40多年後，香港政府中才有華人輿論的代表，即便在當時，華裔名流在絕大多數問題上往往附和歐洲裔商人的意見。
在殖民地的初期階段，買辦勢力也有所發展。買辦是歐洲人商行中的華人，他們不僅充當委託人與中國商界之間的中介，還是打通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的嚮導。買辦把歐洲人的貿易慣例和操作技巧引入中國，與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同胞一樣，買辦的勢力要在一代人之後才趨於成熟。一段時間之內，香港沒有任何傳播傳統華人觀念的機構。寺廟和同業公會衍生出來的各種機構自發形成之前，香港最早的這些
“體面的”華人別無選擇，只能接受殖民地體制，努力增加自身的財富，審慎地與殖民當局和社會下等階層都保持一定的距離。
(1)參遜手稿，現藏香港檔案館。
(2)請見《關於中國的通訊》。作為印度總督，奧克蘭勛爵直接負責英國對華遠征軍，他和義律對彼此的親戚關係心照不宣。
(3)
《中國之友》（ Hong Kong Gazzette Friend of China），
1841年6月7日；歐德理：《歐西於中土：從初期到 1882年的香港歷史》（
Eitel，Europein China），第 172頁以下。 (4)參遜手稿。
(5)《廣東記事報》（ Canton Register）， 1836年4月25日。
(6)《中國之友》， 1844年5月4日。
(7)
關於中國沿海的報刊，請見金：《中國沿海報刊研究指南》（
F.H.F.King（ed.）， A Research Guide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1822—1911）。
(8)外交部檔案（ FO17/56）， 1842年5月3日。
(9)外交部檔案（ FO705/49）， 1841年11月。
(10)阿什伯頓是個支持對華貿易的口袋選區。即使在議會改革法案通過後，該選區仍僅有
262名選民（1846年），無須多少花費便可以把他們全都收買。查頓之後，馬地臣又當選為該選區議員，馬地臣之後是央孖地臣。
(11)雷德，載 M.克錫主編：《薊與玉：怡和洋行 150年》（ M.Keswick（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150Years of Jardine Ma theson）。
(12)英國史上的攝政時期是 1811到1820年的時期。 ——譯註
(13)
西季威克：《海外書簡》（ C.Sedgewick，Lettersfrom Abroad）。
(14)
薩克雷：《布朗先生的書信》（ Thackeray，Mr Brown’s Letters）。
(15)外交部檔案（ FO705/42and/49）；另見張榮洋前引書。 (16)外交部檔案（
FO705/54），引文引自璞鼎查馬儒翰的私人信函， 1842年3月3日。 (17)同上，
1843年2月22日。 (18)《廣東記事報》， 1842年12月18日。
(19)
霍伊：《老香港的私人生活》（ Hoe，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第 58—59頁。
(20)
波廷傑：《斧頭之戰》（ G.Pottinger，The War of the Axe），第 273頁。
(21)
西爾：《南非史》（ G.M.Theal，History of South Africa），第 51頁。
(22)
載《中國評論》（ Chinese Review），第一卷，第 163—176頁。
(23)陳偉.：《香港社會的形成》（ W.K.Chan，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第
75頁以下，這部著作引證了怡和洋行和東華醫院的資料以及官方文獻，對於理解香港華人領袖的演變頗有助益。
(24)德庇時，載外交部檔案（ CO129/23），引自陳偉.前引書，第 72頁。
(25)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 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
197—198頁。
(26)像許多香港的著名華人一樣，何啟的名字可以有多種拼法。除了 Ho
Ch’i之外，另一個最常用的拼法是 Ho Kai。
第六章 德庇時突襲馬丁的報告
1843年2月17日，查理 ·納皮爾指揮英軍，在海德拉巴附近戰勝信德人。
1843年8月，英國將整個信德地區併入英屬印度。
璞鼎查並沒有因為在華的所作所為得到提升。 1856年，璞鼎查客死馬耳他。
中國遠征軍的安全有了保障，加之已簽署了令人滿意的條約，羅伯特·皮爾爵士的政府不再為香港擔憂，政府要處理一些更重要的事務。信德戰役之後，查理
·納皮爾爵士佔領了印度的另一大片地區；在塔希提，法國擺出好鬥的姿態；所得.引發了新麻煩；廢除《穀物法》之爭如火如荼；愛爾蘭人在熱烈談論恢復自己的議會。璞鼎查爵士提出離職申請後，白廳遲遲沒有.手尋找替代人選。白廳自然傾向於找一個性格.和、經驗豐富的管理者，這個人必須對貿易有所瞭解，而不是光有堅強和好鬥的個性。羅伯特
·皮爾爵士是托利黨人，根本不考慮那些顯然站在輝格黨一邊的私商。
約翰
·德庇時是阿美士德使團的老手、前廣州特派委員會主席，他曾接替律勞卑勛爵擔任過不長時間的首席駐華商務監督。德庇時的入選
不僅屬於政黨的政治性任命，也是託利黨政府對私商的一個公開的直接侮辱。私商們預料德庇時到任後將造成最糟糕的後果，這個人
“十分同情東印度公司的歷史所體現出來的混合.衰朽、專制和壟斷的觀念
”。《中國之友》載文表示：
“我們必須表明任命德庇時為總督乃是一個錯誤。他談不上莊重，也沒有氣質
……擺.不了那種老派約翰公司的見
解……越早將他召回就越有利於我們在華的前途。
”(1)央孖地臣就差公開咒罵了，德庇時 “非常坦誠，和藹可親，但心胸極其狹隘
”。儘管如此，央孖地臣認為商人們 “能夠逼迫他（德庇時）接受自己的觀點
”。(2)
璞鼎查不願把一年的大好時光用來無謂地乾等接任者。央孖地臣寫道： “亨利
·璞鼎查爵士對於被迫在此地耽擱十分惱火，他對香港已經提不起任何興趣。
”(3)1845年5月，璞鼎查終於獲得解.，此時離他提出辭呈已有
10個月時間。巴麥尊的許諾沒有.現，璞鼎查爵士並未被提升為馬德拉斯總督，而是被排擠到南非，出任開普殖民地總督，等待輝格黨重新執政後再給予他獎賞。更讓他憤憤不平的是貴族頭銜的獎賞也落了空，他甚至沒有被冊封為愛爾蘭貴族。璞鼎查完成《南京條約》談判之後，人們覺得貴族頭銜是他的應得之份，就連皮爾也認為應該為條約的簽訂燃放
“煙花和節日之火 ”。1843年，有人提出為了感謝亨利
·璞鼎查爵士的服務，應當給他安排一個下院席位。完全出乎人們的預料，皮爾冷冰冰地否決了這個提議，
1845年4月7日的《倫敦插圖新聞》把皮爾的這次否決稱作
“有史以來最奇怪的否決之一
”。1856年，璞鼎查客死馬耳他，此前上院領袖格蘭維爾勛爵曾去看望他。格蘭維爾寫道：
“剛剛見到H.璞鼎查爵士，他過.隱居生活，除了身體虛弱帶來的負擔之外，還
承受.因他的服務受到忽視所造成的最痛苦的悲傷和羞辱。 ”(4)
1844年5月，約翰 ·德庇時爵士抵達香港。按照阿伯丁勛爵的.法，德庇時擁有
“比通常賦予國王御下任何一位官員更廣泛、更難得的職權”。(5)他不但要管理一個新殖民地，還是商務監督和駐華公使。作為
商務監督，他每年必須訪問各個新通商口岸；作為駐華公使，他代表英國與其他列強進行談判。當時，人們公認英國對華交涉的地點不是北京，而是廣州。在廣州，璞鼎查的老朋友耆英出任兩廣總督和欽差大臣。實際上，在之後的
12年裏，耆英及其繼任者在中國與西方列強的談判中充當了外交大臣的角色，直接向皇帝報告有關情況。廣州入城問題仍然是英國與中國交涉的主要問題。英國人認為《南京條約》規定外國人有權進入廣州，中國人不同意，雙方將圍繞這個問題反覆發生爭執。
卜魯斯日後曾任英國駐華公使，照片為晚年的卜魯斯。
新總督配備了一套殖民地官員班子，這不單是為了在這個殖民地建立合適的政府，也是為了管轄通商口岸的外國人。這支隊伍魚龍混雜、素質低下。弗雷德裏克
·卜魯斯出任這個殖民地的二把手輔政司，他是額爾金勛爵的幼弟，後者在
13年後出任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很快就調升離職，繼任的威廉
·孖沙在這個職位上幹了
23年，成為此後歷屆政府的主要支柱。孖沙是德庇時的侄子，就任輔政司時年僅
22歲。他與德庇時長得非常像，是個 “有紳士風度、學者氣質的人
”。在前後兩任總督的間隔期，孖沙在整整
3年時間裏掌管這個殖民地，而他所做的最糟糕的事，也不過是寫了幾首歪詩，比如這首吟詠一個華人顱骨的詩：
噢，周氏，或王氏，或人們稱呼你的任何一個姓氏，上帝此刻召喚你 ……
急庇利是另一位在香港待了
20多年的外來者，他擔任總測量官並設計了總督府。其他新來者的素質就有些差強人意了。考數司
A.E.些利在投機生意中不走運，還被指控詐騙。約翰 ·沃爾特
·休姆出任按察司，在他之前已有
5名律師拒絕接受這一職位。休姆以豐富的法律知識聞名，但沒有任何實際的司法經驗。顯然，休姆從一開始就很難與總督德庇時融洽相處，他們在來香港的船上就爭吵不休，但直到
3年之後兩人才徹底決裂。
庫務司羅伯特 ·蒙哥馬利
·馬丁的反應更快。到達香港數週後，馬丁就斷定此地絕非久留之地，決意棄之而去。就擔任殖民地職務而言，馬丁並不具備相應的資歷或行政管理經驗（他曾花過一兩年時間學醫）。他撰寫了許多極其.長的著作，第一部是
1840年出版的五卷本《英國殖民地史》。 1840年時，他就聲稱已經
“在印度和各殖民地刊行和出版了 5萬冊書籍 ”，這些書籍涉及不同的主題，諸如
“《聖經》解析 ”、“東印度古蹟史 ”、“愛爾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等等。不難想見，蒙哥馬利
·馬丁到香港之後，就荒廢自己的本職工作，一門心思用.長激昂的文字，對這個殖民地大加撻伐：
……維多利亞城令人窒息，它沿海岸線綿延將近 4英里，卻只有大約
60幢歐洲人的宅邸和一些華人的茅舍和市集
……多石、崎嶇、陡峭的懸崖以及佈滿巖石的深谷使得維多利亞城完全不可能形成共同保護、清潔舒適的擁擠城鎮。
香港島的風光同樣一無是處：
……小山丘帶有某種淺綠色，像發黴的斯蒂爾頓奶酪的顏色
……（大陸上的山丘）看上去就像一個黑人臉上因麻風病留下的斑痕
……風化的花崗巖像死掉的動植物一樣正在瓦解 ……
陽光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
即使在西邊僅 40英里處的澳門 ……歐洲人可以在
7月裏整日地散步，而在香港，這麼做幾乎肯定會死人。
香港也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香港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貿易 ……主要的商號是那些從事鴉片貿易的商號
……他們坦白承認那是香港惟一的貿易 ……島上幾乎沒有一家商號
……能夠收回他們在這個殖民地所花金錢的一半，並且撤出這個地方
……香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為一個貿易城鎮
……沒有什麼比愚蠢地堅持錯誤地開始的事業更糟糕的了。如果繼續下去的話，最終勢必以失望及國家的損失和衰退而告終。
英佔初期的香港島景緻
馬丁把抨擊的矛頭對準璞鼎查，因為璞鼎查鼓勵 “荒謬和招致毀滅的計劃
”，這些計劃只有 “最瘋狂的理論家才會籌劃或接受 ”。(6)
德庇時大概並未因為這些對其前任的尖刻抨擊而過分苦惱，倘若香港的局勢惡化，這些抨擊就會成為有用的盾牌。
1844年8月20日，德庇時把馬丁的報告送往殖民地部，只是附上了一份口氣非常緩和的否認聲明：
“公平地.，馬丁先生的評論只是他（在香港）僅僅待了數週之後寫下的
……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出有關事實和結論的錯誤（我確信有必要仔細研究這個問題）
……我不同意它的基本觀點。 ”
馬丁的報告在白廳引發了軒然大波。阿伯丁素來不喜歡這個殖民地，當時倫敦又銀根吃緊，因此阿伯丁非常樂意考慮抑制這個殖民地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托利黨人馬上想到可以乘機指責輝格黨人把香港強加給英帝國，主張通過談判取得適當補償之後把香港歸還給中國。這樣做在政治上也大有好處，託利黨政府承諾降低.收，又實現了鉅額預算盈餘，因而厭惡任何白白耗費錢財的計劃。因此，政府要求德庇時做出.明，香港若要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最好是證明自身的價值。
1844年12月17日，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勛爵（日後以德比伯爵的身份出任首相）致函德庇時：
“很顯然，除非那位先生（馬丁）的看法完全錯了，否則女王陛下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慎重考慮是否批准擬議中的數額巨大的民用和軍事開支。這些開支本是為了使香港成為英國的永久殖民地，成為包括歐洲人和亞洲人在內的眾多居民的勝地，以及廣泛的和有價值的貿易的中心和主要集散地。
”
斯坦利勛爵即日後的德比伯爵，曾兩度出任首相，是
19世紀上半葉英國重要的政治家。
這個殖民地的前途再次岌岌可危。斯坦利的函件送達香港後，德庇時發出了一封措辭婉轉的信函，用樂觀的語調徹底推翻了馬丁的報告：
“鑑於馬丁先生異乎尋常地敏感，而且他休假的時間比政府部門的任何人都要長，他在那份報告中表現出明顯的偏見，根源在於他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擔憂。
”香港的死亡率雖然仍是引起嚴重關注的問題，但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在此前的
6個月裏，有超過 350名政府僱員和囚犯染病，僅有
9人死亡，其中一人還是死於暴力。建造兵營的計劃已經付諸實施，事實證明有益於士兵的健康。雖然對於這個殖民地的.生事業來.，患病者中超過
15%的死亡率並不是多好的宣傳，德庇時卻堅定地為香港辯護。香港的氣候
“與澳門的氣候毫無二致 ……多年來，我和其他
一些人就像在英國時一樣身體健康 ”。至於舟山
——馬丁言辭懇切地遊.把它作為替代香港的殖民地
——“如果中國人履行他們的諾言，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獲取舟山）
”。最後，香港的局勢還沒有糟糕到幹練而富有經驗的管理者，比如德庇時本人，無法收拾的地步，
“這個殖民地的發展，消除阻礙早先進步的一些弊端，所需要的僅僅是時間而已
”。
這位總督的觀點並沒有徹底.服阿伯丁，尤其是當時謠傳法國人打算奪取舟山。很多人都認同馬丁對舟山島得天獨厚條件的看法，這就使得上述謠傳
“尤為令人惱火，政府充分意識到，如果獲得的是舟山而非香港的話，事情要好辦得
19世紀法國人繪製的舟山地圖
多”。1845年10月21日，阿伯丁抱怨.，倘若法國人成功奪取了舟
山，無異於 “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極度嘲諷
”。(7)因此，倫敦有保留地接受了德庇時的保證，馬丁仍接二連三地抨擊香港，終於引起倫敦足夠的重視，政府覺得有必要舉行一次下院聽證會。
不論德庇時的一些助手多麼乏善可陳，英國政府也不得不把組建殖民地政府的任務提上議事日程，因為無法再延續璞鼎查的那種過於簡單化的直接統治（事實上，德庇時抵達香港之前，由於不足法定人數，立法局和行政局從未開過會）。殖民地部想在香港推行錫蘭等殖民地實行的直轄殖民地政體模式。按照這種模式，總督之下設立一個行政局，行政局充當樞密院或內閣的角色，成員由總督手下各部門負責人組成。行政局從屬於總督，只有諮議權，行政局擁有的惟一權力是將所提要求記錄在案，在總督與行政局多數成員的建議背道而馳時責成總督向倫敦做出解釋。
立法局是政府的另一個分支，它最初負責制定法規，這些法規不僅針對本殖民地，還針對
“中國皇帝領土上的所有英國臣民 ……以及中國海岸
100英里範圍之內的所有艦隻或船舶 ”。直到
1853年之後，立法局的職權範圍才侷限於香港。英國僑民希望依照移民殖民地的慣例，在立法局中發揮積極作用，要麼像新西蘭、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各邦等白人居民很快占人口多數的殖民地的做法，要麼像南非的情況一樣，完全把有色人種排除在外。在香港，歐洲人
——迫於壓力，香港的英國人打算把代表權擴展到印度人和其他歐洲人
——永遠只會是人數很少的少數民族，沒有哪一屆英國政府願意相信這個僑民團體會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做到公正無私。允許華人蔘政的可能性甚至未被列入考慮之列。統治權掌握在白廳，只是授權總督及其同事作為代表。
1850年之前，立法局沒有一位非官守議員，從那以後，非官守議員也要經過極為嚴格的甄選，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不久之前。香港將繼續有一個專制的政府，但最高權威是法律而不是心血來潮的個人。
刑罰
圖為 19世紀 40年代的上海，鴉片從碼頭直接運上船。
馬丁無疑誇大了這個殖民地生活的艱辛，但不爭的事實是香港商人的種種希望大多破滅了。起初，新通商口岸的貿易前景十分誘人，情況很快就變得明顯，上海最有可能成為各種貿易的口岸。（徵收固定關.是《南京條約》帶來的益處之一，關.記錄可以作為確定貿易量的手段。
1844—1845年間，上海已成為最大的新通商口岸，所徵關.卻僅為廣州收入的
5%；6年之內，上海關.收入與廣州收入的比例上升到
80%。）不論是絲還是茶葉，上海的銷售狀況都要好於香港。上海進口貿易發展迅速，
1844年只有 44艘外國船隻抵港， 10年後，到港境外船隻超過
400艘。茶葉歷來是廣州出口貿易的主要支柱，茶葉貿易的中心未能轉移到香港，要麼仍在廣州，要麼遷往更靠近貿易增長地區的北部港口。在香港，嚴厲的《虎門條約》第十三款嚴重打擊了帆船貿易，進口貿易始終沒有多大起色：
1844年到港噸位為 189，275噸， 3年後僅小幅上升為 229，465噸。 (8)
有人用最悲觀的語調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這個偏僻的、完全微不足道的殖民地 ……其重要性僅僅在於充作外交和軍事基地
……商行現在已經減少到 10到12家……房子裏空無一人
……廣州和上海是中國主要的（幾乎是僅有的）從歐洲和印度進口、從中國出口的商業中心
……亨利 ·璞鼎查爵士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選
擇一個像香港這樣荒無人煙的島嶼作為英國的殖民地。 (9)
傳教士理雅各 1843年來到香港，是早期香港的見證人。
穿水手裝的郭士立
1842年審判罪犯圖景
郭士立受命調查貿易增長緩慢的原因，他認定海盜是最重要的因素。海盜確實人數眾多，膽大妄為。
1844年，一支武裝護.隊在赤柱遭到伏擊，在這起搶劫薪水案件中數名英國陸軍護送士兵被殺。海盜能夠輕而易舉地掌握獵物的情報，因為他們當中許多人既是漁民也是商販，能夠用不多的錢從港口的政府僱員那裏收集到消息。當時，皇家海軍不願搜捕海盜（後來這項政策有所鬆動，至少部分是衝.高額獎金去的），他們找了許多借口，如缺乏合適的艦隻，很難區分開潛伏的海盜與基本守法的商販，可能與中國官員的船隻發生衝突等等。德庇時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指揮一艘武裝船隻打擊海盜活動，當然這只是治標不治本。海盜一旦被抓獲，無不受到嚴酷的對待。
1843年來到這個殖民地的理雅各認為，他一生當中 “最悲慘的經歷 ”，就是去
“探望那些被判死
刑的海盜和其他殺人犯 ”。(10)
維多利亞城的情況也沒有多少好轉。理雅各發現，該城 “幾乎沒有任何警察的保護
”。商人的宅邸都配備了武裝保鏢，歐洲人晚間外出時帶.手槍。日後，央孖地臣在向下院特別委員會提交報告中描繪了當時的狀況：
“我見過 30、40、甚至 50個人全副武裝聚在一起。我還親眼看
見兩個人朝我們的房子開槍。一天夜裏，我們開槍打死了兩個人。
”(11)一個名叫瑪麗 ·安妮 ·勒福伊的婦女在家裏幾乎是死裏逃生，她發現
“.室裏跑進來 50箇中國佬。她從.上跳起來，沒穿外衣就衝出去
……叫警.。搶劫者在她回來之前就逃跑了 ……可憐的瑪麗
·安妮丟失了正準備穿上的衣服，他們也被嚇了一大跳。這種事情在香港屢見不鮮，這裏的
華人是最老練、最大膽的強盜 ”。(12)
羅伯特 ·蒙哥馬利
·馬丁並不是最可靠的見證人，不過，較為公允的材料證實了馬丁對華人社區的描述：
“千真萬確，我在這個殖民地生活了3年，沒有看到一位體面的華人居民
……實際上，那些人像貝督因人一樣不斷遷移，他們性喜遊蕩、劫掠、賭博、放蕩，完全不適合從事固定的行當。在組建新殖民地的努力中，他們非但沒有任何幫助，還是非常有害的臣民。除了他們之外這裏沒有其他居民了。
”郭士立接.寫道：
“人數最多的階層來自黃埔，許多人品性極為惡劣，隨時可能犯下暴行
……很自然，墮落、懶散和邪惡之徒 ……如過江之鯽來到這個能掙
錢的殖民地 ……居民的道德水準 ……等而下之。 ”(13)喬治 ·司蔑會督被問
及“香港居民的品行是否比美國太平洋沿岸居民更為低下 ”，他回答.：
“是的。他們是人渣。 ”(14)可信而又見識過人的塞繆爾 ·費倫 (15)解釋.：
“我們的艦隊所提供的庇護和防.，很快就使我們的海濱成為罪犯、鴉片走私者，實際上是所有觸犯了中國法律的人的勝地。
”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德庇時想吸引一些 “體面的中國人
”前來香港，把東角的部分地皮劃給來自福建的 “財主
”。這些紳士反覆估量了香港的前途，拒絕了這個提議。費倫把犯罪歸咎於來自北方的移民
“客家人”（這個稱呼與德語中的 Fremde同義，意思是外來人），他們到處遊蕩，
“不講體面，惟利是圖。這個殖民地的不安定狀況，以及初期階段的大量犯罪活動，充分證明了他們帶來的傷風敗俗的影響
”。費倫補充.： “三合會組織已經滲透進香港，三合會成員 ……犯下了滔天罪
行。 ”(16)
成長階段的香港瀰漫.美國西部開拓時期的獨特氛圍。一名華人在天黑後被人開槍打死，可能他正在為非作歹，案卷上卻只是簡單地標明“槍擊而亡
”，案子就此了結。 1845年人口普查表明，妓院有 26家之多，家庭卻僅有
25.。威廉 ·堅少校如今已升任中校，
1846年弗雷德裏克·卜魯斯離開香港後，他被任命為副總督。威廉
·堅從前商船上的夥伴禧利接任總巡理府，威廉 ·堅對待禧利 “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與威廉 ·堅一樣，禧利也是個 “出了名的喜好鞭笞者
”。英國當局面臨的真正困難是對付華人犯罪。德庇時招募了倫敦警察幫辦查爾斯
·梅理來組建香港警察，香港警察隊經費短缺，力量不足，素質也很低。警察大多是歐洲人或印度人，
1847年才開始招募華人警察，而且華警人數很少。由於存在語言障礙，香港要想有效維持治安可謂難上加難。少數幾位譯員散佈在各個通商口岸，例如，羅伯聃就在廈門。費倫擔任華民政務司僅僅數月，便被任命為倫敦大學英王學院中文教授，當時他非常年輕，只有
26歲。郭士立是香港惟一有經驗的漢語翻譯，自
1844年起，副警司高和爾也能擔任一些翻譯工作。郭士立並不是真正靠得住的人，當他最終離開中國時，法國駐澳門領事陸英致函法國外交部，提醒.郭士立正在前往巴黎途中。陸英希望外交部不要重視郭士立，郭士立
“歷數他在中國的福音傳道工作，要求獲得金錢上的幫助
……他是個相當有創造性的人，總是挖空心思想發財
……我得遺憾地.，這位漢學家的話沒有一句是真
的”。(17)
查理
·義律在最初的告示中宣佈將按照中國法律和習俗來管治香港華人。璞鼎查在南京時也原則上同意這一點，他還同意把香港華人的司
法管轄權劃歸九龍地方法院。倫敦沒有批准，認為既然香港已經割讓給英國，就不能由中國來管轄香港居民。不過，他們承認不應直接對華人居民實施英國的法律和慣例。英國人在印度曾經遇到類似的困難，就連廢止寡婦殉夫之類的陋習也耗費了數十年時間。在較次要的問題上，倫敦至少是默許華人自行解決問題，只是試圖加以規範。英國政府的控制可以.是非常寬鬆的，基本上把立法權授予了在現場的人，尤其是總督。
早期香港警察懲罰犯人
香港當局面臨一個特殊難題，即採取何種適當的刑罰。在英國人看來，監禁非但沒有拷打，還提供定時膳食，無助於懲戒華人犯罪者。於是，
1844年第十號條例規定，法院
“將遵照到目前為止中國當局通常對在本殖民地犯罪的土生土長的華人所實施的習慣法，判處任何一個華裔相應的刑罰
”。傳統的懲戒手段通常是罰款 15元，或是用藤杖鞭打 20下。
1847年1月25日，霍斯先生在下院代表外交部為該條例進行辯護，他承認香港推行的懲處方式還包括
“割掉他們的辮子
”——這被中國人視為奇恥大辱。但是，香港不得實施中國法律特有的
“有史以來最靈巧的野蠻行徑
”。若是其他殖民地，殖民地部不會批准這種與英國法律相牴觸並且是公開執行的刑罰，殖民地部勉強承認香港是個例外，
“香港的
地位模稜兩可，造成的眾多無法解決的難題之一 ”，就是
“未能明智地找到一條途徑消除那些看似可信和理由充分的異議 ”。(18)
外國僑民並沒有為華人居民帶個好頭。 1845年， “一位居民
”對香港夜晚的平靜發表意見：
“從本質上.，追捕的實質是鼓勵隱居。我們軍隊中的紳士在世界各地都毫無二致。
”司蔑會督更直率地表示：
“歐洲人在大街和房子裏頻頻做出反宗教的行徑，有損於傳教士的同胞在當地人心目中的形象。
”司蔑認為警察對待華人的方式於事無補。華人 “被看成一個低等的民族
……若沒有他們的歐洲裔僱主的燈籠和通行證，他們不得在晚上某個鐘點之後上街
”。香港自始至終普遍存在對華人的漠視，這種漠視有時甚至達到蠻橫的程度。不過，對於亞洲其他地方來.，香港的法治程度之高也是聞所未聞的。判處死刑的案例中，法律和刑罰對所有人一視同仁。若是犯了與華人一樣的罪行，歐洲人將以同樣的方式公開審判、鞭笞乃至被絞死。
1845年7月3日，人們目睹了 “一名英國人在香港被絞死的可怕情景
”。第一個被處決的歐洲人是英國人查理 ·英格伍德，他是皇家海軍 “德賴為
”號上的水手，因謀殺一個名叫威爾金森的.包師被判死刑。更糟糕的是，英格伍德蒙受了
“更大的屈辱，他與一箇中國佬陳阿福一道被絞死
”。不過，人們似乎並未過分地為英格伍德鳴不平。這個殖民地在死刑案中一視同仁的判決，給美國觀察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與美國、尤其是南方各州的慣例形成鮮明對比。一位美國觀察家評論道：
“只有在香港和澳門殖民地，歐洲人才會因為謀
殺了華人而被處死。 ”(19)
西方的鴉片走私船
恰恰是一些不那麼嚴重的案例引發了一連串的問題。根據以往在廣州特派委員會的經歷，德庇時很清楚自己難以約束廣州的歐洲私商。如今，商人們散佈在各個通商口岸，情況勢必會變得更加複雜。按照香港殖民地憲章的規定，歐洲商人不但要服從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還必須遵守香港總督以商務監督身份發佈的各項命令。然而，通商口岸沒有警察來實施這些法規。鴉片走私船上的水手自然是最難駕馭的惹是生非者。駐廈門領事坦普爾
·萊頓認為，這些走私船是
“竊賊、強盜、皮條客和妓女的老巢，幾乎每一艘船都是如此
……最邪惡的華人居民與我們的
鴉片船密切勾結 ”。(20)
行為不軌的英國臣民帶來的危險受到非常認真的對待，璞鼎查
——他並非神經過敏的人
——在每一個通商口岸都派駐了一艘軍艦。這個舉措不是為了保護英國利益，而是為了
“有效地阻止有犯罪傾向的女王陛
下臣民擾亂和妨礙治安
”。(21)這個辦法在制止犯罪上並不總是有效，但是戰艦的出現確實為那些與中國地方當局爭吵不休的英國領事提供了道義之外的力量。領事館官員藉助稍加武裝的炮艇威脅滿清官員，在鎮壓騷亂時提供重要的支援。這些相對來.和平達成的地方性和解往往成功
地防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卻被過分地貶斥為 “炮艦外交
”的源頭。正如金頓案件
(22)所表明的，炮艦無論如何也不能取代正規的維持治安。
阿伯丁勛爵曾經虔誠地相信，普通英國人對法律的敬畏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種缺陷。但是，
“為這種新方法辯護的理由，只是一意使我們在中國的同胞逃避有效的地方管制
”。(23)
硫磺、樹脂、啤酒和黑啤酒 ——還有鴉片
阿伯丁的同僚更擔心這個新殖民地可能帶來的花費。馬丁先生估計香港一年的開支超過
50萬英鎊，事實證明這個數字顯然誇大了，卻仍然令人不安。況且馬丁是這個殖民地的庫務司，不論他多麼不加剋制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他的觀點仍必須認真加以對待。這個殖民地已經成為英國對華貿易的倉庫和中樞，英國政府可以給予一定的補助，但絕大部分開支必須依靠當地的.收，而這樣做肯定會遇到激烈的抵制。德庇時在
1845年4月的一份函件中承認徵.困難重重，主要原因在於海盜劫掠和《虎門條約》第十三款（
“只有簽署新協定方能挽回這一條款造成的損害”）。德庇時僅以馬丁關於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土地拍賣收入的估計，就推翻了馬丁
“在庫務司的專門領域 ”所作的預言。馬丁估計土地拍賣有
5000英鎊收入，實際獲得了
13，000英鎊。不過，增加的數額實際上並未推翻馬丁的整個預計。德庇時爵士認為這個殖民地前景一片光明（“去年冬天的進展相當令人振奮
……本地的潛力以及面臨的自然困難都將大大超出最初的估計
”），但隨.失望情緒四處蔓延，土地收入逐漸減少。
商人們沒有總督那麼樂觀，他們人人牢騷滿腹。賺錢是他們到香港來的惟一目的，此刻卻沒有多少錢進賬。
1845年8月29日，一個代表團向殖民地大臣報告.：
“香港根本就沒有貿易，只是當地政府及其官員、一些英國商人和少數窮人的棲身之所。
”1846年8月8日的《經濟學家》贊同這種看法，
“香港只是少數鴉片走私者、士兵、軍官和戰艦水手的補給站
”。海盜和犯罪會導致贏利下降，貿易不振的根本原因卻在於商人的期望值過高。
《南京條約》後，寧波成為五口通商的口岸，甬海關的所在地。
1845年前後怡和洋行在東角的建築
格拉斯敦
《南京條約》最終打開了對華貿易的大門，滿腔熱情的商人，主要是英國人，也有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手把各種貨物大量輸入中國市場。問題是並非每一種貨物都能找到現成的買主。愛丁堡霍利魯德玻璃廠的約翰
·福特先生髮來一大批玻璃器皿，這批貨積壓在怡和洋行的貨棧裏多年無人問津。央孖地臣向福特保證貨物肯定能賣出去，但是，
“社區規模不大，再加上自給自足的習俗，造成總體上需求不足
”，使得銷售成為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新西蘭威靈頓的出口商伯爾科茨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
“我們很遺憾，石板瓦和肥皂仍然積壓在手裏，前者完全不適合頻繁遭受颶風襲擊的東方式房屋，後者在此地的庫存量大大超過了數年之內的消耗量！
”非常奇怪的是，雖然酗酒不再定罪，葡萄酒和烈酒的需求依然很有限。雪利酒有一定的銷路，馬沙拉葡萄酒卻是滯銷貨，甚至連軍隊也不要這種酒。芬切奇大街的詹姆森
·亨特先生被告知：
“我們已經盡最大努力來銷售它（葡萄酒），甚至把它提供給軍需官，所有的努力均未奏效
……過去數年中我們一直規勸我們的朋友不要再把大量葡萄酒和類似貨物輸送到這樣一個國家，除了寥寥數百名外國僑民，這裏沒人需要這些東西
……希望這些話能使您接受我們措辭最為強烈的勸告，不要再把白蘭地、小葡萄乾、通心粉、硫磺、樹脂、
啤酒或黑啤酒之類的貨物往這裏送。 ”(24)
馬地臣一類的商人認定土地可以長期租用或轉成不動產，因而在第一次土地拍賣時就購置了土地，還在建築上投入了大筆金錢。當租期確定為
75年時，他們發現自己的投資代價高昂，他們本以為已經支付了土地的全部價款。一家商號在
1847年下院特別委員會作證.，他們曾派合夥人從澳門趕到香港，參加義律上校宣傳的第一次拍賣，
“我們認為為一塊濱海地皮花
50到60元租金就差不多了，當價格漲到後來的水平時，我們徹底打消了在那裏購置土地的念頭
”（第 1352號證詞）。央孖地臣表示，除非保證
999年的租期，他們才會對目前的租金滿意， “如果土地租期只有
75年，沒有哪個英國商人會花 1萬英鎊去蓋房子 ”（第
2175號證詞）。實際上，私人確實付出了大筆資金。 1845年1月，薩珀的伯納德
·柯林森上尉
——就在這一年，他繪製出第一張十分精確的香港地圖，旗杆屋的主體建築大概也是由他設計的
——寫信給遠在英國的父母：
“如果離開香港一個月，等你回來時，原先還只是一塊巖石的地方會冒出一
間豪華裝飾的印度式客廳；原來水深 20英尺的地方會有一條馬路。 ”(25)阿瑟
·科寧厄姆上校在同一個時期寫道： “城鎮本身又大亂
……每天都在以令人吃驚的方式擴展，很難.清楚它的界限。我初來時這裏還不過是一片竹棚小屋，現在已經成為一座大城鎮
……這些建築會吸引哪怕是最漫不經心的觀察者，更為富麗堂皇的建築
……是兩位遠東商業鉅子馬地臣先生和查頓先生的貨棧。緊挨.貨棧的兩幢漂亮的別墅，或者.避暑
公館，同樣屬於這兩位業主。 ”(26)
皇家工兵繪製地圖，修建道路、排水溝、港口設施和公共建築。並
不是人人都感到滿意： “改革者
……鋪設排水溝，設計街道，用倫敦〔？〕的地名來給各地命名，管理點燈人和街燈，根本不考慮那些老兵，宣稱在
‘女王陛下的臣民 ’——他們這樣稱呼這些老兵 ——到來之
前，一切都很完美。
”(27)不過，與廣州和澳門相比，香港的設施仍然少得可憐。科寧厄姆並不特別喜歡這個殖民地，
“.到香港的氣候，一年當中倒有 9個月是又熱又悶的
……沒有大型建築物、圖書館、.球室或其他消遣場所，對於沒有固定工作的人來.，住在這裏極其乏味單調”。
除非平息人們對租約期限的不滿 ——此事最終於 1848年得到解決
——否則不大可能從土地出租和拍賣中獲得不斷增加的收入。香港的日常生活開銷居高不下，進一步加深了不滿情緒。《廣東記事報》（現已更名為《香港記事報》）報道.，維多利亞城僅有一家英國旅館，
“經營規模小，質量上乘
……價格自然昂貴，單人食宿費每天兩元，還不包括葡萄酒和啤酒
”。科寧厄姆抱怨.： “那裏（維多利亞城）一座
4個房間的住宅，每月租金始終維持在 60到70元左右
……奢侈品的價格同樣居高不下。 ”他舉一則廣告為例： “香港的紳士
……向一家名為 ‘不列顛的驕傲 ’的公司預定，可以獲得上等英國羊肉（每磅
1.5元）。 ”
約翰
·德庇時的性格和經歷決定了他不會去安撫失望的殖民地僑民。德庇時為人冷漠，難以接近，個子矮小，碌碌無為，完全沒有璞鼎查那種自信而威嚴的氣派。他愛好中國文學，用拉丁文寫詩的水平馬馬乎乎，這些愛好並不足以使他得到極不開化的僑民的喜愛，他們
“認為盧比和金錢重要得多 ”。央孖地臣對任人唯親的德庇時十分不滿，
“剛才，我從急庇利那裏得知，德庇時用他自己朋友的名字命名維多利亞城的各條街道，我對此極其反感
……甚至沒有一條小巷是用商人的姓氏命名……極為可笑的 ‘些利街
’是以一個騙子的名字命名的。本來，若是把街道命名為查頓街、顛地街、吉布街等等，聽起來多麼自然。一條也沒
有！除非投資確實有利可圖，否則我不會在香港投入哪怕一分錢 ”。(28)
德庇時爵士的總督任期開局不利，他 “與每一個人爭吵，並不是很得人心
”。(29)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個殖民地，德庇時運用手中的廣泛權力頒佈了一項條例（
1844年10月）。這項條例規定全體居民，包括英國人在內，必須進行登記。這個條例從公佈到生效僅有兩週時間，出台後立即遭到猛烈抨擊，
“人頭.不單向華人流浪漢徵收，還涉及所有居民
……英國商人與華人苦力惟一的區別在於前者一年要交
5元，後者交1元”。40年之後，歐德理仍然認為這項措施令人反感，而歐洲人當時的反應簡直可以.是歇斯底里，
“他們憤怒至極，認為他們的自尊、民族尊嚴和公民自由遭到踐踏，抱成團奮起反抗
”。(30)
總督不斷收到抗議，條例被.成是
“現代英國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項舉措，勢必將造成巨大的危害
……一旦強行付諸實施，顯然會把香港島降格到流放殖民地的地位
”。(31)德庇時予以回擊，譴責商人們
“憑藉卑劣手法唆使華人居民消極抵制，損害了無知而不幸的華人
”。事實確實如此，歐洲商行的買辦張貼告示，敦促華人抵制這項措施。實際上，華人無需勸.。在第一次抵制行動中，華人舉行靜坐和罷工，大約有
3000人乾脆離開了這個殖民地。日後的事實表明這種抵制方式十分有效。
香港社會對這項條例的反應表明，雖然總督在理論上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威，歐洲人和華人能夠阻止總督推行任何他們堅決反對的措施。這項條例隨即修訂，免除了所有可能提出抗議者進行登記的義務（
“全體文職和陸海軍僱員，所有從事學術性職業者，商人、店主、房主、王室土地的租賃者，以及年收入
500元以上者
”。這樣一來，絕大多數歐洲人都無需登記），華人的人頭.也廢除了。《中國之友》主編仍不滿意，在騷動的最高潮過去之後，他於
1845年1月25日寫道：
“不論閣下此刻作何評價，我們擔心該條例會受到殖民地部的譴責，若閣下尚有自尊，就該立即提出辭職。
”
土地收益令人失望，德庇時為彌補缺口，不得不盡力搜刮所有能夠想到的.種，最終徵收的.種有拍賣.、婚姻.、喪葬.、車馬.、.球.、酒.、煙草.和棉布.。這些.收，尤其是最後一項.，使殖民地居民忍無可忍。他們向殖民地大臣威廉
·格拉斯敦遞呈一份函件，控告德庇時在沒有代表權的情況下 “強行 ”徵收
“惱人的捐.
”——這可是一句歷史悠久的政治口號。他們要求成立一個市政委員會，格拉斯敦拒絕了，理由是這樣會賦予
“難以託付的少數英國人
”凌駕於華人之上的權力。香港的英國人辯稱，英國已將該地作為一個戰略基地，政府應當支付香港的開支。格拉斯敦仍一口回絕，強調英國獲得香港
“完全是出於
商業利益的考慮 ”。(32)他的這種.法並不十分準確。
人口登記和.收問題並未很快平息，日後成為商人與宗主國政府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商人們成功地抵制了德庇時對進口葡萄酒和烈性酒徵.的企圖，立法局全體官守議員始終不同意對酒類徵.，堅持把反對意見上報殖民地大臣，格拉斯敦站在反對者一邊，總督不得不撤回動議。
德庇時決定把香港的鴉片經營權分包出去，從而再度引發了爭執。蒙哥馬利
·馬丁強烈反對這種 “鴉片承包
”的做法，甚至遞交了辭呈。德庇時為了獲取收入，剋制了
10年前在特別委員會表現出來的對這種毒品的厭惡。他先是出售了在這個殖民地供銷鴉片的專營權，接.又推行向建築物和零售商發放許可證的體制。白廳這一次支持他的做法，只是這個嘗試成效有限，還激起了鴉片進口商的極大憤怒。然而，中國其他地方的鴉片銷售量迅速增長。
巡視戒煙的清朝官員
德庇時到香港後不久，就由璞鼎查引見了耆英。德庇時在會晤耆英時提出了
“鴉片合法化這個重要而微妙的問題，反覆強調這樣的舉措既明智又巧妙，將消除目前的不愉快爭論
……為（中華）帝國提供可觀的收入，還可以遏制這種眼下根本不上.的商品的消費
”。德庇時還用心理學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人們天性喜歡那些很難得到的東西
……在中國，由於鴉片被禁，人們貪婪地想得到它
……在英國，鴉片歷來是合法的，人們卻普遍厭惡它。
”德庇時的爭辯沒有任何結果。耆英贊同尋求一條解決途徑，他早先曾提議用繳納一筆款項來代替對鴉片課.，璞鼎查認為這個方法不切實際。如今，耆英
“不敢擅起釁端 ”，不得不拒絕德庇時的提議。
1844年6月13日，德庇時向阿伯丁彙報了此事，表示仍然有望爭取鴉片合法化，
“如果將來某個時候，我能夠榮幸地向勛爵閣下宣佈該項貿易已經合法化，我將把它視為我眼下在這個國家駐紮的豐厚
回報
”。(33)雖然德庇時提出的鴉片合法化的建議遭到拒絕，雙方仍需要做出一些安排。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是非正式的，但依然得到雙方的充分諒解。
鴉片煙館
中國的禁煙運動一直時緊時鬆，人們平常對鴉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偶爾激烈抨擊鴉片。人們早已對鴉片熟視無睹，針對吸食鴉片者的起訴不過是一種
“障眼法 ”。(34)1843年，全中國只有
24名毒品罪犯受到審判，其中絕大多數是吸食者。 1845年，
60人被判有罪，但判決延期執行； 1846年審理了 9宗案件； 1848年為 8宗，其中
7宗是在北京。收繳的鴉片微乎其微，數量以盎司計。然而，根據 W.H.米契爾
1850年12月提交的鴉片貿易報告，中國在這一時期僅從印度進口的鴉片就超過每年
4萬箱，大約有
3000到4000噸。此外，還必須加上數量無法確知的土耳其鴉片和中國本土鴉片。
毋庸贅言，中國當局並未竭盡全力限制鴉片進口。 1842年，耆英實
際上承認了這一點，
“各國商船不論是否夾帶鴉片，中國不必加以盤查，或是針對鴉片採取任何行動
”(35)，大概沒有什麼比這更接近鴉片合法化的了。中國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吸食鴉片乃是對社會的譴責，併為此
深感悲哀 (36)：
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煙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棰祖父之世宇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尚且可恥而可憂。
(37)
璞鼎查同意，除《南京條約》規定的開放口岸外，英國船隻禁止進入其他中國港口，英國船隻不得越過北緯
32度線（在上海的北面一點）。為了加強璞鼎查公告的分量，英國外交部發布了一道樞密院令。璞鼎查認為這道命令不亞於
“本應由中國政府強制執行的禁令
”，憤世嫉俗的馬地臣指責禁令只是想討好英國國內那些 “聖徒
”，沒有人打算認真對待這條禁令，而是把它看成 “大笑話 ”。
顛地洋行的飛剪船 “依蒙特 ”號，除裝有兩門迴旋炮外，船側各有四門能發射
18磅炮彈的大炮。
圖為鴉片商人魯斯特羅捷 1847年8月20日的信函，信中.：
“相信你可以儘快設法將我公司的鴉片售出，並望早日聽到你的好消息。 ”
皇家海軍從來不認為 “英國大臣會發布根本無意付諸實施的公告 ”。
1843年4月，查理 ·霍普上校在舟山指揮緝捕了怡和洋行的 “維克森
”號。鴉片商人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向璞鼎查提出強烈抗議，他們通情達理地承認“他們總是樂於服從，前提是他們對委託人的義務和他們本人認可政
府頒佈的合法的規章制度
”。(38)如果.璞鼎查爵士曾經對傲慢的商人們嗤之以鼻，那麼這一次應該也是如此。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璞鼎查十分了解鴉片收入對於印度的重要性以及與耆英所訂協議的意義。倒黴的霍普上校遭到拋棄，被遣送回國。軍方提出抗議，但即使是威靈頓出面也未能扭轉結局。鴉片實在太過重要，英國和中國政府都不會反對。璞鼎查認為應當向霍普做出解釋，便給巴加將軍寫了一封透露內情的信函，還抄了一份副本給霍普。這位全權公使解釋.，自己一直“不間斷地
”向福建總督提及鴉片問題，總督
“承認我的看法十分正確，但表示禁止這種貿易可以取.皇帝
”，因此他所能做的只是承諾
“中國當局不會自尋煩惱地去查究哪些船隻夾帶了鴉片，哪些船隻沒有夾
帶，他們的分內之事就是不讓士卒和老百姓購買這種毒品 ”。(39)
這樁突發事件結束後，事態平息下來。不論英國還是中國官員，都不再幹預鴉片商人的活動；走私者也無法從官方的保護中獲益。他們的船隻不得進入英國領事管轄的港口，因而更易遭受海盜的襲擊。完全是因為這個緣故，鴉片商人才對這道禁令感到有些不便。不管怎麼.，他們慣常的停泊地獲得官方准許，載入航海指南，他們甚至偶爾還根據當地清朝官員的建議更改停泊地。合法商人與走私者之間有嚴格區分；合法貨物與違禁貨物必須用不同船隻分別裝運，船隻即使只帶了少量鴉片，也不會獲准駛入通商口岸。
這種做法造成了強者愈強的後果，富有的商人實力大增。
1844年時，這類商號實際上只有兩家：怡和洋行和顛地洋行。香港對於這兩家商號來.不啻為一塊寶地。在英國人的保護下，鴉片可以在香港進口和存放，再由鴉片飛剪船運往中國沿海。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若是企圖擠進來分一杯羹，怡和洋行和顛地洋行的雙頭壟斷只需聯手降低價格就足以打敗競爭對手。怡和與顛地把過去的敵意拋到腦後，兩家商行的鴉片船成雙成對地出沒於不為官方承認的各個重要卸貨地。這種狀況對於香港經濟並沒有什麼好處，因為怡和洋行和顛地洋行控制了鴉片，並且只是沿中國海岸線銷售，不可能吸引其他人前來香港。
1850年的米契爾報告描述了當時的狀況：
令我大為吃驚的是，香港怎麼還會有貿易。我們在此地有兩家實力雄厚的商行，每隔一個月都要花費大把的金錢把企圖強行進入這個殖民地的任何貿易趕回中國沿海，從而完全把糖和藥材
——比如樟腦、明礬和類似原料
——的貿易拒之門外。不然的話，本地的沿海船隻就可
以給我們帶來這些貨物。這種狀況極其嚴重，足以令任何一個年輕的殖民地難以抵禦。除此之外，我們與中國的那項條約又把這個港口的所有帆船貿易限定為在五個通商口岸辦清了手續的船隻，甚至還對這些帆船施加了種種最刁難的限制。我實在驚訝這個殖民地居然還有貿易。
(40)
廣州城裏的是是非非
《瀛寰志略》插圖。《瀛寰志略》在傳播近代地理知識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1890年梁啟超曾.： “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 ”
圖為太平天國拜上帝會做禮拜的情形。太平天國開創者皆入拜上帝教，奉洪秀全為教主。
天王玉璽
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進入南京，並改名天京，定為太平天國首都，以兩江總督衙門為天王府。
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政府痛感《南京條約》的屈辱，所以不打算遵守條約規定，想抓住任何一個機會進行報復。事實遠非如此。中國政府，不論是帝制、共和國還是共產黨政府，在履行國際義務方面的記錄要遠遠好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北京歷史檔案館的史料表明，道光皇帝以最大的誠意批准了這項條約，還親自做出安排，讓臣屬遵守條約規定。
1844年4月，耆英向皇帝報告.，法國人和美國人的船隻正駛往廣州，官府已警告廣州的老百姓要守規矩。皇帝認可了這種做法。
4個月之後，皇帝硃批指示： “凡涉夷人事宜，務須小心從事，以免有失國
體，妄生事端。 ”(41)
中國出現了一批努力適應英國人，同時維護帝國利益的官員。這些人當中最傑出的一位是徐繼.，他先後出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撫、署理閩浙總督，後進入
1861年成立的負責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 1850年，
徐繼.出版了《瀛寰志略》，這部著作
“註定要成為整整一代中國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圖集
”。(42)徐氏家族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徐繼.的孫子徐向前是中國內戰時期的著名將領。徐向前是毛澤東早年的戰友和紅四方面軍總司令，後來支持周恩來結束文化大革命。徐繼.的
上司劉韻珂寫道： “我們需要更多像徐這樣的人
……靈活、通曉事務、能夠權衡利弊，而且熟知夷人風俗。 ”皇帝再次表示贊同：
“所議甚是。 ”(43)
這位皇帝也曾在璞鼎查的函件上批註 “所議甚是
”，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中國人卻不欣賞璞鼎查的恫嚇方式。耆英向皇帝報告虎門談判經過時抱怨.，璞鼎查
“無禮、苛求、總皺.眉
——我不得不跟他爭得口乾舌燥。他提出了各式各樣名目繁多的要求，所有這些要求不外是低賦.、輕刑罰、允許登記交易、自由管理香港、修建住宅、教堂、墓地，
傳教士自由傳教
”。(44)相比之下，德庇時則顯得態度和藹，令人愉快，從一開始就改變了其粗魯前任的一些做法。中國人聽到禮炮聲感到不安，德庇時便在巡視各通商口岸時廢止了鳴炮致敬的慣例。徐繼.高興
地發現這位夷人的新首領 “異常謙恭，總是.帽致意，彬彬有禮
”。(45)德庇時樂於運用中國語言和習俗的豐富知識來緩和關係。
儘管有皇帝的支持、德庇時的經驗和耆英始終如一的良好意願，廣州入城問題仍將給英國人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這或許是因為廣州居民比其他港口的居民更敵視外國人，在其他通商口岸，雙方關係的發展令人滿意。另一個原因是即將引發太平天國起義的社會動盪日趨激烈。
太平天國運動錯綜複雜，引人入勝，它幾乎與美國的摩門教運動同時，兩者的進程也頗多相似之處。洪秀全是個受過初等教育的年輕人，他極富想像力，闡述了一種特殊的基督教學.，致力於建立一個神權政治國家：太平天國。洪秀全出生於客家血統的農民家庭（客家是
17世紀前後從遙遠北方遷來的移民，其方言和習俗都有別於廣東人）。 1843
年，洪秀全開始傳教， 6年之內吸引了大約 1萬名徒眾。
1852年，他領導了一場反儒教、反士紳、反滿清的聖戰。到次年 3月，太平軍征戰
1300英里，佔領了南京，在之後
11年裏把這座城市作為首都。廣州依然掌握在滿族人手裏，他們鎮壓了起義者，很多廣東人反感客家人的事業，更何況這項事業還帶有令人不快的西方影響。
司蔑曾於 19世紀 40年代在中國廣泛遊歷，他注意到
“北方城市的居民友善.和，廣東民眾則具有傲慢騷動的典型特徵，南北之間有.廣泛而顯著的差異
”。在廣東，鼓動公然反抗的招貼
“取代了印刷品，它們都是匿名的，文字肆無忌憚，大多具有煽動性，往往大肆辱罵
”。這些招貼專門煽動老百姓對外國人的不滿： “夷人必須誅滅 ”，必須下決心
“先
殺盡這個可惡的民族，再焚燒和摧毀他們的老巢 ”。(46)
身為皇帝的欽差大臣，耆英力圖與英國人建立友好的關係，但未能與德庇時建立起他曾非常成功地與璞鼎查結成的親密友誼。耆英正式訪問過一次香港，按照柯林森（
1845年11月23日）的記述，為期 3天的
“檢.、舞會和正式會晤，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向亨利
·璞鼎查爵士的朋友耆英表示敬意，他是兩廣總督、欽差大臣、皇室宗親。他在星期四乘
‘維克森
’號前來，不管他負有什麼特殊使命，他都無暇去做，因為自從上岸以來，他幾乎一刻不停地吃喝
……無論如何，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中國佬，但胖得像豬一樣 ”。
1845年11月，耆英訪問香港。圖中央站立者是郭士立，耆英右邊坐.德忌笠，左邊是德庇時，德庇時左邊站立者是卜魯斯。
耆英嚴厲阻止並適當懲處了襲擊外國人的行徑，但是，一些英國人的侮慢激化了事態。自特派委員會時期以來，英國官員不斷譴責其同胞的生活方式，情況卻始終沒有明顯改善。一名非常招人厭惡的英國私商引發了最嚴重的騷亂，造成了最為嚴重的後果。
1846年4月4日，英國商人金頓 ——他在廣州做生意，據.屬於
“作威作福的一類人，以不斷對中國人拳腳相向而出名
”——被一名中國水果販子惹惱，他嫌水果販子的叫賣聲太吵鬧，於是掀翻了水果攤。
3天后，金頓又一次襲擊了那個小販，把他拖到外國人居住區打了一頓。這個事件立即引發了騷亂。廣州出現了要求殺掉英國人的招貼：
“這些狼子野心、肆無忌憚的英國人……可惡之極。
”英國商人請求派一艘戰艦來保護他們，英國領事馬額峨竭力平息事態，將此案提交領事法庭。
作為首席駐華商務監督，德庇時渴望與耆英保持友好關係，把金頓視為另一個作惡多端的英尼斯，判定金頓有罪，罰款
200元。金頓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正按察司休姆認為
“整個訴訟程序極不正規，之前的所有判決完全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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