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證實必須放棄這筆交易，股東們被告之尚需
5000萬港元才能終止交易。到第二年，這筆金額上升到
5700萬美元，大約是一年前的
8倍。即使是怡和洋行這麼大的公司，這筆款項也堪稱鉅額虧損。如同這種時刻時常發生的那樣，怡和洋行迅速更換常務董事，甚至連董事局主席也換了人。洋行老闆由紐璧堅換成美國人鮑富達，後者迎合了怡和洋行擴充新領域的渴望，但任職時間不到
6個月。亨利
·克錫早些時候被其兄弟西蒙取代，此時重新出任董事局主席，把局勢穩定下來。
怡和洋行嘗試多元化投資，但大部分資產仍然集中在香港， 1990時為股東基金的
66%以及.後利潤的
58%。這些數據並不準確，因為怡和洋行在香港的資產主要是房地產，房地產市場的波動將直接影響到資產價值。怡和洋行歷來留意避免與（按照亨利
·克錫的話.，由一個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政府管理的
(25)）人民共和國有過於密切的關係，在中國只有適度的投資，他們比較看好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乃至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前景。到目前為止，這些政策已證實是成功的。
1982到1985年危機四伏的
4年間，公司股息沒有附加擔保，此後藉助出售資產和讓渡儲備金，公司的利潤開始穩步增長。
1984年，怡和洋行決定把公司註冊地遷往百慕大，這還僅僅是公司法人離開香港的開始。怡和洋行管理層渴望淡化這一變化的重要性，強調他們仍是香港最重要的上市公司（總公司及旗下公司的股票約佔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總市值的
12%）。
1990年，公司財務年報首次沒有把公司總部所在地註明為香港。董事局主席的報告中沒有提及這一變化，報告首頁沒有註明總部的地址，所列的審計事務所也不是普萊斯
·沃特豪斯事務所的香港辦事處，而是該事務所的倫敦辦事處。同樣，公司註冊地從香港改為百慕大。董事局主席亨利
·克錫解釋.：
“董事局認為，在政制變化迫在眉睫，維持貿易伙伴和本公司賴以成功的其他人士的信心顯得至關重要之際，本公司主要管理中心仍然留在香港不符合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公司把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報價列為當前調整的當務之急 ”。總經理奈傑爾
·裏奇更直截了當地寫道， “問題的關鍵 ”乃是 “擺.為政治所左右的管制 ”。
太古集團是另外一家延續至今的英資洋行，它不像怡和洋行那樣擔憂香港的商業前途。由於擁有表決權的股票十分有限，太古受到妥善的保護，沒有理由擔心會遭遇競爭性收購，雖然他們過去的貿易記錄並不那麼成功。作為怡和洋行在對華貿易中最早的競爭對手之一，太古洋行歷來對中國持積極態度，他們在
1926年的舉動就是一個例證。當時，金文泰籌劃一項計劃向廣州的工人糾察隊挑釁，藉此使皇家海軍插手干預。怡和洋行雖然有些勉強，仍同意予以合作。但是太古洋行拒絕參與其事，聲稱
“不願冒險在廣州採取任何可能對它在中國其他口岸的利益
造成損失的行動
”。(26)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洋行創始人的孫子施懷雅出任董事會主席，他冒了很大風險支持剛剛興起的航空業，這家公司日後發展成國泰航空公司。這是一家頗具規模的國際性航空公司，肯定也是最好的之一。
有一家香港機構雖然也歷經多事之秋，卻鮮有氣餒的跡象，這就是匯豐銀行集團。倫敦銀行家動輒以貴族式的輕蔑把匯豐銀行稱作
“香港佬與上海佬銀行
”。他們認為匯豐銀行反應遲鈍，僱員都是正直、勤奮、無可挑剔的蘇格蘭人，在國際金融界顯得天真而笨拙。日後，.這些話的人不得不承認自己看走了眼。香港擁有一家中央銀行還是最近的事，此前匯豐銀行一直充當清算銀行和最終借貸銀行的角色，承擔.英格蘭銀行在援助和重組英國公司方面所承擔的大多數職責。這些業務有助於管理層逐步提高危機處理和清算作業能力，這種技巧對於日後接管紐約海豐銀行大有助益。海豐銀行總部設在布法羅，由於在
20世紀 70年代輕率地擴張業務，銀行瀕臨破產。匯豐銀行先是在
1980年獲得了海豐銀行
51%的股份，後來海豐銀行的壞賬繼續增加，匯豐銀行便買下了該銀行的全部產權。解決海豐銀行問題以及在澳大利亞的投機失敗，使得匯豐銀行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價，不過局勢已經得到控制。海豐銀行的虧損降至兩億美元以下，匯豐銀行澳大利亞分行的虧損也降到
3000萬美元，由此獲得的管理經驗將有助於匯豐銀行整頓新近獲得的英國米特蘭銀行。
匯豐銀行收購米特蘭銀行，意味.匯豐銀行開始向海外大規模多元化經營。米特蘭銀行是一家英國清算銀行，也是在英國各主要街道設有分支機構的
“四大銀行 ”之一，有 57，000名僱員、 1600家分支機構，客.達
400萬人。收購米特蘭銀行之前，匯豐銀行已經在倫敦金融界小試身手，收購了一家歷史悠久但業務蕭條的商業銀行安東尼
—吉布斯銀行，以及一家著名的交易商詹金寶公司。相比之下，收購米特蘭銀行要重要得多，也是對匯豐銀行管理層業務水準的考驗。在匯豐銀行收購前，米特蘭銀行的規模要比匯豐銀行大得多。
1972年該行的資產是匯豐銀行總資產的
3倍，但自那以後該銀行不可救藥地衰落了。這家銀行在發展中國家和美國投入過量貸款和投資，還非常不明智地收購了克羅克國民銀行。為了彌補這些失誤，米特蘭銀行改弦更張，致力於國內信貸業務，卻受衰落的房地產市場拖累，適得其反地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結果。再加上
20世紀
80年代英國經濟特有的一連串交易失敗帶來的鉅額損失，註定了米特蘭銀行被接管的命運。
英國另一家清算銀行勞埃德銀行也想爭奪這個戰利品，但匯豐銀行早已佔得先機，
4年前就用在當時來.是慷慨的價格收購了米特蘭銀行
略少於
15%的股份，並.手把兩家銀行的業務進行有限的合理化整合。匯豐全盤接管米特蘭銀行的消息公佈後，倫敦金融城明顯感到一陣輕鬆，這不啻是對匯豐銀行聲譽的稱讚，人們合情合理地認為，米特蘭銀行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如此大規模的多元化經營不可避免地徹底改變了匯豐銀行業務的性質。接管米特蘭銀行之前，匯豐銀行在亞洲和中東的資產為
533.9億英鎊，在美洲只有 202億英鎊。兼併米特蘭銀行後，銀行上述兩項資產僅
有少許增加，在歐洲的資產卻從 156.1億英鎊猛增到 719.27億英鎊。 (27)
新組建的匯豐控股有限公司將不再是一家主要業務在亞洲，尤其是在香港的銀行，銀行的資產或許只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香港。即便匯豐銀行不打算縮減在香港的業務，銀行業務重心的轉移也足以產生深遠影響。甚至在收購米特蘭銀行之前，匯豐就已經進行了重組，在英國組建了一家新的控股公司
“匯豐控股 ”，並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目前的計劃是這家新銀行將成為
“一家總部設在英國，在歐洲、亞洲和北美擁有重要銀行業經銷權的國際銀行集團
”。作為一家英國銀行，它將實行更為嚴格的業務報告規範，這可能會導致銀行壓縮公司業務領域的經營活動。目前看來，作為
“逐步壓縮非金融性投資
”政策的一部分，匯豐銀行減持了國泰航空公司的股份。但是，香港將因為擁有一傢俱有強大金融實力的國際性大銀行而獲益。匯豐銀行即使不能常駐香港，也將在香港擁有十分龐大的勢力。
所有這些發展，不論是政治、社會還是金融領域，都開始於 20世紀
70年代，一直持續到
90年代。香港從一個殖民地管制的社會邁向一個獨立的城市國家，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政策以及某種名副其實的民族認同感。
(1)
兩位長期居住在香港的新聞記者撰寫了兩部為香港鳴不平的著作：凱文
·拉弗蒂的《巖石上的城市》以及菲歷克斯 ·帕特里基夫的《黴變的珍珠》。迪克
·威爾遜的《香港！香港！》體現出《遠東經濟評論》（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創始主編對香港內幕的瞭解。劉兆佳的《香港的社會與政治》（ Lau Siu
kai， Societyand Politicsin Hong
Kong）從社會學角度深入分析了香港的社會態度的演變。兩卷本《香港評論》是對往往是乏味的官方觀點的有益補充。
(2)
霍浦金斯：《香港：一個工業化殖民地》（ Keith Hopkins，Hong Kong：The
Industrial Colony），第 277頁。
(3)帕特里基夫，前引書，第 66—67頁。
(4)《
1971年香港年度報告》（ 1971Hong Kong Annual Review）。
(5)阿加西，載伽維、阿加西，前引書，第 248頁。 (6)拉弗蒂，前引書，第
156頁。
(7)《
1992年香港年度報告》（ 1992Hong Kong Annual Review）。
(8)《
1990年香港評論》（ The O ther Hong Kong Report1990）。
(9)《
1991年香港年度報告》（ 1991Hong Kong Annual Review）。
(10)1992年，新總督彭定康提出了一項社會改革方案，主動接受對公共開支不足的批評。方案承認，這個殖民地有其
“陰暗面 ”。方案建議採取廣泛的措施改善這種狀況，包括承諾在 5年內投入
73億港幣，實施 “污水處理戰略
”，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對.生、教育、研究和培訓的投入。彭定康先生提出，到
1997年，香港經濟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望達到 30，500美元
——相當於意大利和荷蘭 1992年的水平
——完全能夠承受上述這些舉措的費用。他圓滑地迴避了一個事實：
1992年時，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低於他用來作為例證的那兩個國家。畢竟，他是英國內閣成員，而此時英國已經淪為二流國家。
(11)
弗隆為英制長度單位，一弗隆等於八分之一英里。 ——譯註
(12)《
1991年皇家香港賽馬會年度報告》（ 1991Royal Hong Kong Jockey Club Annual
Report）。
(13)
輔政司的英文名稱從以往的 Colonial Secretary（殖民地司）改為 Chief
Secretary（布政司）。華民政務司的英文名稱從帶有歧視性的 Secretaryfor
Chinese Affairs改為 Secretaryfor Home Affairs（民政司）。 ——譯註
(14)本節所描述的香港政體狀況截止到 1992年年初。當年
10月，新總督彭定康徹底改變了立法局與行政局之間的力量對比。
(15)
民政司報告， 1976年8月，引自邁樂文：《香港政府與政治》（ Miners，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第 206頁，另見劉兆佳前引書，第
145—148頁。
(16)
阿德利：《香港鉅變》（ R.Adley，All Change Hong Kong），第 29頁。
(17)
莫利斯：《香港》（ J.Morris，Hong Kong），第 243頁。
(18)萊斯布里奇：《香港的貪污》，本書是關於廉政公署的權威之作。
(19)卡梅隆，前引書，第 319頁。 (20)拉弗蒂，前引書，第 313頁。
(21)拉弗蒂，前引書，第 332—333頁。
()迪克 ·威爾遜，前引書，第 185頁。 ()金，前引書，第四卷，第 708頁。
()拉弗蒂，前引書，第 297頁。 ()迪克 ·威爾遜，前引書，第 182頁。
()陳劉潔貞，前引書，第 216頁。
()資料來自兩家銀行的年度報告，以及匯豐銀行的最終報價。匯率按照 1美元.換
14港幣計算。
第十七章 退場
香港的前途
政治家們，尤其是那些很少被問住的政治家，一旦被逼得.話語無倫次的時候，多半就是陷入了非常狼狽的境地。在應邀接受採訪，被問及是否希望英國在
1997年之後繼續留在香港時，撒切爾夫人正是處於這種手足無措的狀態。
1972年，英中兩國就已經明確了香港的前途，整個事件的細節至今仍未公開。曾經有人提出，如果當時英國不主動與中國接觸，就不會觸發整個問題，也不會擾亂現有秩序。有人認為香港對於中國來.太過重要，中國不會冒香港動亂的風險。工黨國防大臣威廉
·羅傑斯曾談及 “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應當維持現狀
”。一些樂觀派人士認為，在承認中國對整個地區享有主權的前提下，英國可以與中國談判延長新界租約，畢竟澳門的情形與此類似。研究香港憲制的權威史維禮博士指出，這一點完全能夠做到，前提是接受中國的論點：以前的各項條約無效，
因為將於 1997年到期的新界租約從法律上.站不住腳。 (1)
香港的銀行家，不論是本地銀行家還是美國銀行家，十分關注抵押貸款的安全，離租約期滿只有不到
20年時間了。新界租約是 1898年達成，預定於
1997年到期。在銀行家們的要求下，總督與他們會晤了一次，會上決定就這個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接觸。一些經驗豐富的行政部門人士指出，挑明問題即意味.關注，依照人所共知的中國傳統，這無疑是一種拙劣的談判策略，明智之舉是等北京先邁出第一步。這種意見得到詹德隆博士的贊同，他在
1989年《香港評論》的序言中寫道：
如果英國不向中國提出
99年租期的問題，就北京來.，本來一切都將繼續，就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倘若外國銀行在
1982年以後擔心向新界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提供
15年抵押貸款的安全，中國銀行會帶頭向界線街以北的房地產項目提供抵押貸款，事情就這麼簡單。中國領導人能夠忍受問題的存在，在條件尚未成熟之前不會提出解決方案
……
直到
1981年4月，在英國和香港政府反覆不斷的試探下，中國人才做出迴應，中國方面的香港政策類似於這樣的邏輯：
“你們認為有問題，我們認為沒有問題，如果你們堅持認為有問題，那只是你們的問題。
”中國領導人拒絕表態，私下裏埋怨英國官員 “想強迫我們表態 ”。(2)
1979年1月，中國副總理鄧小平出訪美國。
1978年年底，麥理浩爵士應中國外貿部長的邀請訪問北京。英國一直努力扭轉對華出口不振的局面，自然不會錯過這樣一個機會。
1979年 3月和 4月舉行的雙邊會談
“打開了誤會、故作姿態和不守信用的潘多拉之盒
”，雙方經過艱苦談判，就香港的前途達成協議。麥理浩爵士受到殷勤款待，麥理浩之行無疑是個歷史性事件，這是在任香港總督首次訪問北京，而且是在中國對外關係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
1979年1月1日，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中美建交勢必要求廢除美國與台灣的防務協定，終止華盛頓與台北的外交關係。美國正式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
”。到那時為止，台灣已經能夠在沒有美國庇護的情況下完全應付自如。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於
1975年繼位，開始引領.灣走向更為規範的民主。台灣經濟也取得了成功，年增長率高達
20%。但是，一種從前遺留下來的情緒，即認為美國將來有責任幫助台灣的觀點，在美國決策層中仍有很大市場。
與此同時，中國肅清了 “文化大革命 ”的最後殘餘 “四人幫
”——四人中包括毛澤東的妻子
——.手推行更合理的經濟政策，其中一項舉措就是效法台灣人的做法創辦經濟特區。經濟特區位於兩個沿海省份廣東和福建，其中兩個特區設在以往的通商口岸廈門和汕頭，分別毗鄰澳門和香港。緊鄰新界的深圳是最重要的經濟特區，它已經發展成廣東省的動力源泉，每年商品出口總額達
5億美元。中國意圖使這些經濟特區像過去的通商口岸一樣，成為吸引外國投資的中心。
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會見中曾談及香港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不希望嚇跑投資者，削弱香港對促進中國不斷繁榮的重要作用，進而損害中國的發展前景。他們寧願把香港的前途問題暫時擱置起來，毛澤東的繼承人、國家主席華國鋒宣佈：
“可以通過協商找到一種合理的解決方案。
”麥理浩爵士提出應該採取一些措施，緩解人們對租約臨近期滿的憂慮，畢竟離
1997年只有 18年時間了。鄧小平建議這位總督向投資者保證他們可以 “放心
”，他在私下裏明確表示中國將在租約到期後恢復行使主權。早在
1972年，中國就發出明確無誤的信號，不承認英國對香港享有主權。兩年後希思先生證實了這一點，中美兩國的各項宣言和聲明也都正式予以確認。因此，若還有人對中國的這一立場表示懷疑，那真讓人感到吃驚。不過，有一種樂觀想
法認為，即使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也不一定意味.英國管治的結束。 (3)
不時有人建議英國應該乾脆拒絕做出任何讓步，應該堅決主張對香港島和九龍城享有絕對主權，並要求重新談判續訂新界租約，這些建議大多是不嚴肅的。一些右翼人士甚至鼓吹沿界線街修築一道
“柏林牆
”，把英屬九龍與新界隔開。這麼做顯然根本行不通，只要中國反對，英國就根本不可能保住新界，供水問題還只是許多明顯難以克服的難題之一。對於英國來.，坦率地拒絕中國的立場倒有些可能。國際法有可能承認英國對香港島和九龍的主權，國際輿論很有可能會同意英國賦予香港獨立，中國很難完全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間的親善關係一意孤行。
自1979年起，瑪格麗特 ·撒切爾夫人連任三屆首相，是
20世紀晚期英國最重要的政治家。
但是，在
1982年，推行這樣一種政策十分危險。蘇聯仍是一個世界強國，雖然它陷入阿富汗以及東歐.星國日益加劇的困境難以自拔。中蘇關係雖然仍處於緊張狀態（兩國關係直到
1985年才開始改善），俄國將在聯合國否決任何中國堅決反對的香港獨立的動議。如果美國進行干預，情況或許會有所不同，但當時入主白宮的是里根總統，美國人的目光更關注伊朗、尼加拉瓜、越南和蘇聯。美國對華軍事和民用產品出口不斷增加，人權問題還沒有像日後那樣成為美國關注的重要問題。
另外，從根本上.，英國並不準備與中國決一雌雄。香港作為重要的戰略或商業資產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香港若能獨立當然是求之不得，更重要的是與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開展貿易和保持良好關係。
謹慎的香港商人充分意識到英國這種雖不體面但務實的態度，他們的憂慮隨.時間的推移日益加深。惴惴不安的西蒙
·克錫試圖爭取自由派的支持，
“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共產主義者奪走這個地方 ”。(4)
1982年底，羅得西亞獨立問題塵埃落定，阿根廷人也被趕出福克蘭.島，瑪格麗特
·撒切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政府做好了與中國談判的準備。冷嘲熱諷者指出，英國一反常態地匆匆解決了處理香港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這至少很容易讓人懷疑英國政府的動機。
1981年《英國國籍法》為了照顧福克蘭.島和直布羅陀.島居民，在 “英國屬土公民
”的界定上留下一個漏洞（確定了英國居留權的判斷標準）。這樣一來就把香港居民排除在外，而他們作為英國臣民，從憲法上.享有與福克蘭.島和直布羅陀居民完全相同的權利。一旦與中國的談判破裂，香港局勢變得難以忍受，英國至少不會因為
330萬香港華人要求英國居留權而頭疼。
1982年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
1982年9月，首相訪問北京，標誌.正式談判開始。談判並不成功。撒切爾夫人還陶醉在戰勝阿根廷加爾鐵裏將軍的勝利之中，頗有勁頭地提出英國的立場基於確認了英國權益的各項既定條約，問題是中國多年來反覆明確表示不承認這些條約的合法性。菲利克斯
·帕特里基夫報道.，撒切爾夫人 “明顯顯得異常天真。她在會見鄧小平時強調
19世紀簽訂的幾項涉及香港的條約的重要性，這些條約自然對英國有利。當她的話翻譯給鄧小平，他反應極為強烈，有很多異常激烈的言辭，乃至無法翻譯給撒切爾夫人聽
”。保守的《每日電訊報》援引鄧小平對一位助手低聲抱怨：
“我簡直沒法跟這個女人談，她根本不講道理。
”關於這次訪問，還有一個謎團沒有解開。 1984年12月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撒
切爾夫人宣稱對麥理浩勛爵 1979年訪問北京時的會談內容一無所知。
(5)這個聲明令人難以置信，因為駐北京大使柯利達爵士既參加了
1979年麥理浩和鄧小平的會見，也參加了撒切爾夫人訪華時舉行的會談，首相對上一次會談毫不知情這個.法很難站得住腳。
1982年9月，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討論香港問題，首相結束對北京
的訪問後又訪問了香港。《泰晤士報》的戴維 ·博納維亞報導.：
“撒切爾夫人於次日離去，有點像西太平洋刮來的一陣颱風，留下一連串破壞的痕跡。英國殖民地歷史上很少有哪一個人在如此短時間裏對如此多人的利益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損害。
”菲利克斯 ·帕特里基夫暗示，首相表現出對香港 “二流 ”商人的 “憎惡
”。不過，除了使英國談判代表的任務變得更為艱鉅之外，很難.撒切爾夫人造成了什麼長期的災難性後果。事實上，中國決心已定，英國沒有什麼底牌可打。
從軍事上.，倘若中國採取行動，英國無論如何無法抵禦。福克蘭遠征的成功其實非常僥倖，問題是中國並非阿根廷，香港也不再是一個荒島。中國完全清楚自身的權利，聯合國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撤消，從法律上承認了中國的權利。即使在香港，雖然大多數人已經習慣英國管治，傾向於維持現狀（
1982年的一次民意調查表明， 85%的被調查者
傾向於維持現狀，只有 4%的人希望香港歸還中國
(6)），仍有非常直率的少數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猛烈抨擊 “不平等條約
”，表現出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感情。
美國的支持是給予英國談判代表重大幫助的關鍵因素。戰後歷屆英國政府都意識到，倘若沒有美國參與，任何一項外交政策的推行即使不是完全行不通，至少也是極其困難的。
1954年7月5日，丘吉爾曾經談到過這個問題：
他用極為坦率的口吻懇求（安東尼
·艾登）不管中國能否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不要與美國發生爭吵
……“1944年7月之前，英國在許多事情上都有相當大的發言權。自那以後，我意識到是美國在重大問題上.了算。如今依然是美國決定大事。
”
.斯頓是用下結論的語氣.這番話的。
“我們迄今仍未了解美國所具備的無窮無盡的實力。 ”(7)
尤德
英國與中國談判之際，英美關係正處於蜜月期，更何況里根總統與撒切爾夫人保持.良好的私人友誼。正是由於美國支持，福克蘭遠征雖然遇到很大阻力，但在聯合國沒有受到阻撓。為了回報美國的支持，日後美國入侵格林納達這個英聯邦成員國時，英國保持了沉默。美國有充分理由希望看到香港和平移交，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國當時正在進行鍼對
“邪惡帝國
”蘇聯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國是必不可少的盟友；其次，如果不能首先圓滿地解決香港問題，台灣與大陸就不可能達成和解。這樣一來，與中國搞好關係的需要導致英美兩國的外交政策誤入歧途，兩國竟然支持卑鄙的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原因只是因為美國人眼裏的反派角色越南反對波爾布特，中國又與越南不和（這種不和導致了一場邊境衝突，人民解放軍的弱點在這場衝突中暴露無疑）。更為現實的考慮是，美國在香港有上億美元投資，務須保護這些投資的安全。
但是，撒切爾夫人在北京宣佈了英國的新外交方針之後，事情就沒
有多少轉圜餘地了。
1982年秋，雙方開始談判，英國不願承認恢復中國的主權，談判陷入僵局。實際上，這可能是由於首相與外交部之間缺乏溝通所致，人們很難相信外交部會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對於
“不平等條約”的感受。早在
1975年，外交部就以務實的姿態表明了這一點。當時外交部平靜地從正式國際條約記錄中刪除了這些條約。法國人沒有效法這個舉動，依然認為以往與中國簽訂的協定有效。按照最恰當的中國習慣，傳統程序應該是英國體面地承認這些條約並不存在，雙方從清白的歷史從頭開始。這樣，
1997年即將到來的緊迫感不復存在，也能照顧到雙方的面子，或許還可以做出包括讓英國繼續管治在內的安排。希思充分了解中國的立場，本來可以提供寶貴的指導意見，但撒切爾夫人與外交部和希思先生關係不和。撒切爾夫人對外交部在福克蘭遠征行動中的表現頗為失望，外交大臣卡林頓勛爵為此辭職，希思先生也沒有掩飾對這位繼任者的不滿，對此撒切爾夫人脣槍舌劍地予以回敬。撒切爾夫人是律師出身，決意恪守法律條文。
撒切爾夫人最初的這種強硬態度既有政治考慮，也有個人原因。福克蘭之役勝利後，首相認為舉行全國大選的機會成熟了。在大選順利結束之前，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表現出任何讓步的跡象都是不謹慎的。人們會把香港問題上的讓步與福克蘭的勝利做出令人不安的比較，置疑政府把英國臣民交由中國統治，更尷尬的是《國籍法》的問題。早在
1972年
12月，中國就明確表示決不接受英國繼續對這個殖民地的任何一個部分享有主權。直到
1983年6月保守黨順利贏得大選之後，雙方的談判才得以恢復（確切地.，才真正開始）。英國代表團以駐華大使為首，起初是柯立達爵士，後來是伊文思爵士，成員包括新任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他在
1982年北京會談前夕接替麥理浩。與麥理浩一樣，尤德的背景也是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尤德是個非常優秀的人選，戰後即在南京和北平開始在華生涯，負責與人民解放軍談判釋放皇家海軍
“紫石英 ”號。此後，尤德爵士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
1974到1978年出任駐華大使。尤德在倫敦期間曾一度擔任首相私人祕書，因而既富於對華事務經驗，也十分了解唐寧街。尤德富於獻身精神，廣受讚賞，不知疲倦的工作使他於
1986年過早去世。
在外交大臣傑弗裏
·豪爵士堅韌而耐心的領導下，英國代表團花了一年多時間試圖就香港的前途達成協議。談判並不順利，他們從一開始就處於不利地位，一位代表團成員承認中國人把他們搞得
“狼狽不
堪”。(8)1984年12月5日，傑弗裏
·豪爵士向下院提交協議最後文本，在解釋了這一年時間的延宕時只能表示：
“香港人民一開始確實希望我們考慮（保留主權）的可能性。 ”
談判只是在英國與中國之間進行，香港沒有代表參加。（尤德爵士曾經提出以香港總督的身份代表香港人蔘加談判，遭到中方的嚴厲駁斥。中方指出，香港人都是中國人，他們的利益理應由中國代表。尤德爵士自始至終是以英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談判的。）除了向行政局祕密通報過簡要情況之外，再沒有就英中雙方的談判徵詢過香港人的意見，有關談判進展的報告也是含糊其詞和不確定的。
1983年11月14日，一位反對特權階層的資深左翼人士芬納
·布羅克韋（日後成為布羅克韋勛爵）在上院提出質詢時表示，
“應當採取措施消除香港人民（
98%為華人）的失落感，談判是由非選舉產生的立法局、非選舉產生的總督進行的
”。負責香港事務的大臣特雷夫加恩勛爵回答.：
“代表聯合王國的人士充分考慮了香港人民的意見。
”當然，特雷夫加恩勛爵無法清楚.明，在談判代表與香港人民沒有任何溝通的情況下，這些意見是如何傳達給談判代表的。（值得一提的是特雷夫加恩勛爵此前的從政經歷，他曾在
4年前當過保守黨督導員，之後在貿易部幹過幾個月的常務次官，他在外交與聯邦事務部同樣任職時間不長，後升任.生與社會服務部，英國政府對香港的不重視由此可見一斑。）在各種混亂和不確定因素的作用下，香港人的信心大受打擊，發生了一場金融危機，港幣也受到衝擊。因此，英國將於
1997年把香港主權和治權完全移交給中國的消息披露後（
1984年1月22日《星期日泰晤士報》首先披露， 4個月後，傑弗裏
·豪爵士正式宣佈），人們普遍鬆了一口氣，知道最壞結果總比時刻對未知的將來提心吊膽要好得多。
在中國的強大壓力和傑弗裏 ·豪的熱誠支持下 ——他在訪問北京期間解決了
“大多數關鍵問題
”——1984年9月，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已是既成事實，
“不可能再做任何修正。如果不接受現有協議，再也無法達成任何協議
……這是香港歷史的現實所賦予的抉擇 ”。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84年9月26日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草簽的《聯合聲明》無疑是一
份卓越的文件。 (9)退休的前任總督麥理浩勛爵認為：
“一個共產黨政府承諾維持這塊資本主義飛地，這聽起來十分怪異，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10)這確實需要經過極為耐心的談判，所有參與其事的人都值得稱
道。《聯合聲明》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這份協定移交了一個人口超過挪威、以色列或愛爾蘭的地區，移交不是通過戰爭方式，所涉及的居民也沒有直接參與其事。中國在這份協定中承諾保留香港與大陸截然不同的法律、習俗和社會制度，允許香港人享受大陸人民享受不到的自由。
在主權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毫無疑問佔了上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 “新界
”，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
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決定恢復行使主權
”這句話清楚地表明，與其.這是雙方的協定，不如.是中國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聯合聲明》沒有提及主權移交後英國繼續參與香港行政的可能性。
1997年以後，香港問題將成為中國的內部事務，英國無權過問。英方對此不得不做了委婉的解釋：
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
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隨.主權問題的解決，中國頗為體面地終結了被視為一個半世紀以來屈辱的歷史。中國當局能夠表現出、也確實被要求表現出大度和寬容，《聯合聲明》的
“附件一
”詳細規定了中國對香港的義務，包括保留香港現行法律、司法體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貿易制度以及教育政策。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將組建自己的政府，保留包括一名行政長官在內的各種現行機制，實行
“高度自治
”。特別行政區還獲准自行徵.，所有.收全部用於自身需要，自行決定貨幣和金融政策，繼續發行自己的可.換貨幣。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不會干涉特區內部事務，香港可以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和貿易協定，並且在國外派駐官方機構，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區旗。
“附件一 ”還對個人權利做了詳盡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持香港原有法律中所規定的權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組織和參加工會、通信、旅行、遷徙、罷工、遊行、選擇職業、學術研究和信仰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婚姻自由以及自願生育的權利。
任何人均有權得到祕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在法庭上為其代理以及獲
得司法補救。任何人均有權對行政部門的行為向法院申訴 ……
宗教組織和教徒可同其他地方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關係，宗教組織所辦學校、醫院、福利機構等均可繼續存在。
表面上看，中國做出了不同尋常的讓步，這使得香港仍然比中國其他地方更為合意。出於各種實際的考慮，一切都是為了使香港成為一個通商口岸，很像根據《南京條約》建立起來的那些口岸。舉例來.，香港就像以前的上海，將成為由本地居民控制的一塊飛地，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而是服從於自身司法體制所頒行的法令，這有點近似於以前歷屆中國政府嚴厲譴責的治外法權。獨立性體現在許多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以往通商口岸所不具備的特權：特別行政區.收不上繳中央，還有一個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
《聯合聲明》成為詳盡研究的對象，尤其是在香港，經過研究也確實發現了許多潛在的不足之處。普遍存在的一個疑慮是，《聯合聲明》做出了各種承諾，中國政府是否打算履行。人們還注意到，《基本法》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法，將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雖然起草委員會有香港代表參加。然而，不論有何種保留意見，《聯合聲明》仍是令人鼓舞的成就，也是惟一能夠達成的協議。
協議草案及時提交給香港現行的代議制機構。香港不存在舉行公民投票的問題，也沒有任何更具權威性地批准協議條文的民選機構，因此草案不是直接向香港人民徵詢意見，而是通過散發一份解釋性的白皮書，再進行一系列民意測驗和民意調查。這些調查普遍顯示出公眾廣泛的支持，雖然.這種支持算不上熱情。
10月的一次最可靠的民意測驗表明，在隨機調查的 6124人當中，
79%的人認為主權應該歸還中國，
77%的人相信這一協定是現有條件下所能達成的最好方案，有 71%的人只認
為這一協議 “很不錯
”。(11)調查還表明，相當多的人實際上並不理解所發生的事情。在另一次民意測驗中，
4614名受訪者中有
27%的人承認並不理解這份協議。青年人尤其堅持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香港人能夠積極參與制訂《基本法》。
經驗豐富、正直誠實的政務官帕特里克
·奈恩爵士、高等法院法官李福善領導的評估委員會和無黨派監督小組就這些民意調查提交了報告，他們的結論是：
“大多數香港人認為協議草案可以接受
”，“普遍存在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希望在協議草案的基礎上建設香港的未來
”。報告也提及所收到的
1000餘份書面答覆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對協議不滿意。工商界對協議草案幾乎沒有什麼保留意見，畢竟協議做出了一些有力保證，消除了令人憂慮的變數，即使沒有得到板上釘釘的保障，商人們也沒有指望絕對的萬無一失。匯豐銀行主席沈弼爵士反問道：
“什麼樣的承諾才能保證 1997年時香港仍會有西德那樣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市
場？ ”(12)西蒙 ·克錫也表示 “無條件支持
”這項協議。問題是，沈弼爵士也好，克錫先生也罷，一旦形勢不妙，他們就會像其他鉅商大賈一樣離開香港。那些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在他們看來，能否.現協議的保證取決於北京政府能否延續一以貫之的政策。自
1949年以來，西德始終有穩定的民選政府，而中國經受了一連串不幸的衝突、方針的改變、
“百花齊放
”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直到最近中國才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確立了合理穩健的經濟政策。鄧小平之後會發生什麼，仍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不難理解，人們覺察到未來困境的徵兆。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羅德承先生辭職，兩位議員在立法局就是否接受協議草案的表決中投了棄權票，其中一位是施偉賢先生，他認為英國的移民政策使得英國對那些自認是英國臣民的香港人關上了大門。他們發現自己的前途取決於英國的決定，他們在談判中沒有任何發言權，卻不得不接受談判結果。撒切爾夫人
“當即駁斥 ”了這個道義責任的問題，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後短
暫訪問香港時，撒切爾夫人在這個問題上 “敷衍應付 ……威脅恫嚇 ”。(13)
英國談判代表同意了《聯合聲明》中一些可能造成目前困境的條
款：
1.中國在制訂
97後香港的《基本法》問題上擁有最後決定權，這符合《聯合聲明》的原則。一些香港人士應邀提出他們的觀點，而關於
“民主 ”、“代表機構
”對於北京和倫敦來.具有迥然不同的含義的意見，被扣壓下來。
2.英國將與中國組成 “聯合聯絡小組 ”，“確保 1997年政權的平穩交接
”。聯合聯絡小組將工作到 2000年，但它只是個聯絡機構，
“不參與香港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也不對之起監督作用
”。在其對香港不成功的訪問期間，撒切爾夫人曾宣佈總督尤德爵士將是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她從來沒有打算這麼做，尤德爵士也從未參加聯絡小組。這不過再一次表明，首相要
麼是在胡.八道，要麼就是幾乎毫不關心那些決定香港前途的事務。 (14)
3.關於如何以某種未指明的方式徵詢香港人的意見，《聯合聲明》沒有做具體規定。
直接選舉問題
香港很難就《聯合聲明》徵求意見，因為缺乏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機構。《聯合聲明》中有一項讓人感興趣的承諾：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
”當然，選舉形式多種多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選舉不同於西方國家的選舉。在英國統治時期，香港立法機關根本沒有選舉。因此，有人認為香港應該勇於在建立西方式代議制政府方面取得進展，不管這會遭到中國方面的何種冷遇。作為這方面嘗試的第一步，
1984年7月的《代議政制綠皮書》表示，政府打算 “逐步建立一種政府體制
……能夠可信地代表香港人民，更直接地向香港人民負責 ”。
《綠皮書》提出，立法局 57個議席中的
12個席位將由選舉產生，英國下院把這一計劃修正為
24個席位由選舉產生。選舉不採取西方社會常見的直接民主方式，而是採取一種被邁樂文博士形容為
“極其複雜 ”的體
制。 (15)選舉有
12個功能組別，分別代表工商界和各個行業，其中包括勞工界的兩個議席，再加上一個選舉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包括市政局、區域市政局以及以區議會為基礎組成的地區組別。設立功能組別的動因是典型的寡頭政治手段，目的是確保那些認真
“負責 ”的人士能夠當選。
功能組別議席分配給各行業和社團組織，如商界、金融界、工會和社會服務機構等。許多功能組別內部關係緊密，甚至無需選舉，因為候選人往往沒有任何競選對手。
1985年10月第一次選舉時，
12位候選人中有5位無需投票表決就獲得當選。一些界別有嚴格限制，例如醫學界組別就把護士排除在外。選舉委員會成員也有類似限制，每一界別的委員人數由
27人到 63人不等。在這樣一種選舉體制下， 1985年立法局選舉，
25，206名投票人選舉產生
24名議員。也就是.，在通常體制下本應享有投票權的人當中，僅有略多於
0.5%的人蔘加了這次選舉，這很難.是極大地擴大了民主。在英國政治中，除了工黨在工會代表選舉中仍保留了類似體制之外，這種不民主的做法早已蕩然無存。
1985年以後，立法局的選舉機制有所簡化，也更為民主。 1992年，立法局僅有
3名議員是前官守議員， 18人是委任議員， 21人是功能組別推選的議員，
18人是由地區組別直接選舉的議員，地區組別議員是
1991年首次選舉產生的。每一位直選議員大約代表
225，000名選民（假定具備資格的選民都參加了登記）。另一方面，功能組別議員僅需
216票即可當選，有
12位功能組別議員根本沒有經過選舉程序，就因為沒有競選對手而直接當選。在公認的當選者中，最受認可的是葉杜錫恩女士，她在市政局工作多年，成就卓著，作為市政局的代表進入立法局。
很少有人會想到，自 1985年第一次選舉之後，一直要等到 1991年才有所進展。
1984年，英國政府官員含糊其詞地暗示將在適當時機儘快實行直接選舉。當時有許多人談及
“英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決心履行對香港人民道義上的義務
”（1984年5月21日範肖勛爵在上院的發
言）。 (16)1982年9月27日，撒切爾夫人訪問香港時也曾提到英國
“對香港人民的道義責任和義務 ”。傑弗裏 ·豪爵士許諾：
“在今後數年之內，香港政府將沿.日益民主的方向發展。
”在1984年的時候，人們很難相信他所.的 “今後數年之內 ”居然是 1991年。
1984年12月5日，傑弗裏 ·豪爵士屬下大臣理查德 ·盧斯在下院表示：
“我們完全同意，從現在起到
1997年的這段時間裏，我們應該在香港建立一個基礎堅實的民主政府。
”次年1月21日，盧斯先生談及 “未來
10年內在這個地區逐步強化代議制政制”。但是，直到這個 10年的第
6個年頭，這一進程才剛剛起步。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所有這些言論和類似聲明，並不意味.明確承諾迅速實施至少是部分民主化的舉措，那些非常希望如此的人們十分看重這些言論和聲明，這種看重其實合情合理。
1985年進行第一次選舉程序改革的同時，香港政府還發表了一份《白皮書》。《白皮書》進一步充實了前一年的建議，提出將在
1987年就直接選舉問題徵詢香港人的意見。到 1987年，離 1997年政權交接只有
10年時間了，有理由認為政府在徵詢意見之後，會很快採取一些實際步驟，因為
1988年選舉之後只剩下
9年時間讓民主習慣紮下根來。這一提議立即遭到中國政府的嚴厲抨擊，中國認為這個提議與《聯合聲明》背道而馳。北京認為既然在過去的
150年時間裏，倫敦對一成不變、沒有任何民主氣息的香港政制感到滿意，也就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政制已經過時。正如俗語所.，適於此者亦適於彼，不必加上民主的香料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北京的態度令香港政府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香港政府認為既然已經做出某種承諾，仍於
1987年5月發表了一份《綠皮書》，提出一些意見以供討論。由於沒有可靠的代表機構，討論只得再次在全香港範圍內進行，當局為此做出了適當安排。
眾所周知，可以通過答在問中的方式來提出問題。人們懷疑
1987年香港政府就直接選舉問題徵詢意見時，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1987年《白皮書》是一份錯綜複雜、雜亂無章的文件，或許這是有意為之，問題是許多香港人都看不明白。人們憤憤不平地拒絕發表看法，認為這是政府在試圖迴避問題。麥健時諮詢公司的經理
——香港政府請該公司評估民眾對選舉建議的反應
——未能打消人們的疑慮。在下院被問及如何看待調查的有效性時，這位經理回答.：
“如果是自由地向更廣泛的抽樣對象詢問更直接的問題，那麼此次調查所提的問題就不會是現有的那
些問題了。 ”(17)
調查所列的問題得到了香港政府希望得到的回答，即直接選舉尚未引起廣泛的熱情，那些傾向於在未來某一時刻舉行直選的人認為
“時機尚未成熟
”。但有證據表明，收到的答覆中贊成直接選舉的人數被縮小了。評估人員拒絕接收一份有
23萬人簽名的請願書，其他民意調查的結果也與麥健時公司的評估截然不同。邁樂文博士認為評估人員的結論
是“離奇的 ”，因為在總共 368，431份書面回答或請願書中，有
265，078份贊同在第二年舉行直接選舉。 (18)
工商界內部意見統一，他們與北京步調一致，認為改變香港政制沒有多少好處。他們幾乎獨霸了行政局，在立法局也佔絕對多數。即使在
1991年選舉之後， 21個功能組別席位中的
12席仍可以確保工商界的利益。此外，政府任命的
18名委任議員不大可能與政府政策完全唱反調，因而可以抑制過大的民主壓力。就摒棄民主這一點而言，一位傑出的商界人士、立法局議員蘇海文博士比大多數人都要激進。他的觀點屬於柏拉圖以來典型的寡頭政治觀。依他看來，選舉將
“貶低過去和現任的那些委任或間接選舉出來的議員們的作用和出色工作，他們在公眾心目中
的地位將落到那些直選出來的同事之下，淪為二等乃至三等人物 ”(19)
——.到底，這正是民主的內涵所在。民主選舉的代表比委任的議員更具道義權威性，但道義是個微妙的問題。
1988年1月20日，英國下院就這個問題舉行辯論。一些人士強烈呼籲當年即舉行直接選舉。最有分量的支持者當屬愛德華
·希思，他強調“行動拖沓比過於草率更危險 ”，並且警告.：
“除非現在就迅速採取行動，否則我們將無法移交任何具備豐富經驗的代議制政府。
”這位前首相的話比任何人的話都權威。
1972年時正是他首先做出了終止香港殖民地地位的重大決策，從那以後，每當他的同事嚴重偏離既定路線時，他總是能夠正確地理解中國人的態度。工黨影子內閣外交大臣傑拉爾德
·考夫曼也贊同立即舉行直接選舉，但大多數人傾向於採取漸進方式，於是下院決定對此事不做決定。
動議沒有付諸表決，但辯論的結論並非不.邊際。傑弗裏 ·豪爵士正在發言：
香港的前途不會有任何嚴格的保證，對於任何國家和地區來.都是如此。我相信香港會做好準備迎接未來
……
此時已是下午七時，主席按照下院議事規則第
16款（關於議員處理個人事務時間的規定）指令議員處理個人事務，其他事項暫緩討論。
破舊的帝國揹包 (20)
1984年後，香港人普遍抱有隨遇而安的心態。
1986年，廣受愛戴的總督尤德爵士去世，.奕信爵士接任總督。.奕信爵士也出身外交部，他的經歷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他曾先後在香港（受外交部委派學習漢語）和北京（駐華代表處一祕）工作，後辭職到倫敦東方與非洲研究院撰寫博士論文，之後又主編《中國季刊》。重返政界後，他任職哈羅德
·威爾遜首相的內閣辦公室，後到香港擔任麥理浩爵士的政治顧問。.奕信具有豐富多彩的有益經歷，性格堅韌，富於魅力，非常適合承擔艱鉅的使命。
《聯合聲明》發表後的最初幾年，香港經濟繼續發展。
1986、1987兩年有很高的經濟增長率，經濟接近滿負荷運行。像其他市場一樣，香港受到
1987年證券市場崩潰的衝擊，
1988年，香港經濟顯示出通貨膨脹上升、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危險徵兆。
.奕信
香港發生了一連串頗為可疑的事件，這些事件與當時的證券交易所主席有牽連（其中之一是佳寧集團的倒閉案，這個案件揭露出該公司對馬來西亞土著銀行有重大欺詐行為。這一事件的內幕仍有待澄清），這進一步表明香港仍然有滋生醜聞的土壤。香港與中國的經濟合作蓬勃發展。
1985年，中國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伙伴，並一直保持至今；
1987年，香港取代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1988年，中國出口商品佔到香港對外貿易總額的
29%，香港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也佔到相同的比重。雙方在金融領域的聯繫也日益密切，到
1988年底，中國各家銀行擁有的香港債權已達
1000億港元，香港佔中國境外投資的比例約在 50%到
70%之間。雙方的人員交往也增加了， 1988年一年中約有 1800萬人次的
香港居民和旅遊者前往中國大陸。 (21)
1989年6月4日之後，雙方的交流進程戛然而止。以前高呼
“打倒不平等條約！不承認強加於中國的各項條約 ”，(22)要求實現統一的學生大
概開始重新考慮，他們開始急切地反覆探詢這樣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是否仍然同意把這個殖民地交還給中國。一種可能的策略是，即使不撕毀《聯合聲明》，也至少應該把《聯合聲明》無限期擱置起來。但是，相反意見佔據了絕對優勢。如果放棄或擱置《聯合聲明》，香港前途問題無疑要重起爐灶，將導致人們不願看到的不確定性和巨大混亂。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將會惡化，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的鄧小平很有可能會被其他更為咄咄逼人的強硬派所取代。進一步.，英國此時已不具備以香港人民的名義採取這種極端行動的道義權威性。在經過艱苦談判達成《聯合聲明》、確保《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為人們所接受之後，只有具備廣泛代表性的香港政府才能夠採取這樣一種立場，但這樣一個政府還是很遙遠的事情。英國本身也並非無可指責，雖然英國不會對治理香港有多少慚愧，但僅僅在
17年前，政府還動用傘兵團對倫敦德里赤手空拳的示威者開槍。這個行動類似於人民解放軍在北京的行動，
雖然規模上要小一些。
(23)對於英國而言，更合理的做法是，在早些時候就應該抗議中國每年處決上萬名罪犯，這些罪犯的罪行在其他國家不會受到如此嚴厲的懲處。不過，如果英國真採取了這種易於辯解的姿態，雙方根本不可能開始談判。
英國政府曾考慮過採取其他極端措施。早先做出的道義承諾又被翻了出來，一旦香港在中國的統治下前途莫測，英國難道不應該.現這些承諾，為香港人提供保護？這種觀點得到總督的支持，他曾談及英國負有道義責任給予香港的英國公民進入英國的權利。英國也有人士贊同並且歡迎有活力、有膽識的香港人進入英國，振作長期掙扎在衰退邊緣的英國經濟。《泰晤士報》表示，責任和榮譽要求英國歡迎那些持有英國護照的香港人，即使這些護照依照
1981年《國籍法》已經失效。.奕信爵士和立法局資深議員鄧蓮如夫人都贊同這種意見。這些意見雖然值得稱道，卻不可能指望得到多少迴應。沒有哪一個英國政府會同意擴大居留權範圍，即使是針對那些擁有英國公民權的香港人，他們在香港的560萬人口中約佔
330萬人。英國失業人口已經上升到至少
30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素來厭惡移民的地方選區決不會接受如此眾多的人口湧入英國。保守黨政府和在野的工黨在這個問題上看法相同（自由民主黨在護照問題上倒是傾向於持肯定態度，但他們深知自己在下院只有少數議席，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發言權）。
1989年7月5日，工黨發言人傑拉爾德 ·考夫曼在下院清楚闡明瞭工黨的態度：
“反對黨認為，向香港的英國附屬領地護照持有人做出任何有權進入聯合王國的承諾，將是錯誤的。
”
諾曼 ·特比特
前排演講者為英國前首相希思，後排為撒切爾夫人和傑弗裏 ·豪。
赫德
外交部反對那些抱有不同看法，認為道義責任應該超越政治利己原則的人士。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任何大規模授予居留權的行為都將被視為嚴重的冒犯，因為這表明英方完全不信任中方的承諾，這些承諾業已載入《聯合聲明》並在《基本法》中得到詳細的闡述。外交大臣傑弗裏
·豪爵士反覆強調屬下部門所達成的協定。
1984年4月，當他在香港試圖體面地解釋上述事實時招來了一片斥責他 “胡.八道
”的噓聲，令他非常
尷尬。這件事之後不久，傑弗裏爵士就離開了外交部。 (24)
英國政府採取了有些許安慰作用的折衷辦法。 1990年7月，政府同意向
5萬.家庭發放正式的英國護照，理由是這些人士對於香港的正常運轉十分重要，因此給予特別照顧。英國政府之所以做出這一讓步，乃是因為
1989年7月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要求向儘可能多的人頒發英國護照。這場運動得到了香港各大商業機構的支持，其中包括匯豐銀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記洋行、香港證券交易所、香港中華總商會和其他機構。怡和洋行主席西蒙
·克錫指責外交部 “鼠目寸光 ”。克錫與和記洋行的馬世民都把傑弗裏
·豪對於中英協定的保證比作 1938年
內維爾 ·張伯倫在慕尼黑會晤希特勒之後揮舞的一紙協定。
(25)據.一些香港商界人士以實際方式提供 “贊助
”，向保守黨提供大筆捐贈。雖然保守黨對此予以否認
——這個贊同自由企業的政黨顯然不願泄露其收入來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香港商界領袖可以自由出入唐寧街
10號，在1990年11月撒切爾夫人下台前後都是如此，以至於香港駐倫敦辦事處對此大為驚奇。香港的頭面人物並非一致贊同英國政府在護照問題上的折衷方案，鄧蓮如夫人就認為這種做法將製造分裂，造成不可原諒的錯誤。
最終的護照分配情況是： 7000份給 “紀律部門 ”（警察和海關）， 6000份給
“敏感部門 ”（資深公務員和媒體人士），
36，500份給其他被認為是關鍵性崗位的工作者（專業人士和商界人士），
500份留給重要的投資者。通過各方施加巨大壓力，香港義勇軍的葡萄牙裔和華裔倖存者最終也獲得了護照。申領護照的人數比原先預計的要少，第一批發放的護照有
43，250個名額，申請者為
65，700人。這個方案確實給保守黨政府帶來了政治上的好處，使在野的工黨陷入了兩難處境。工黨領導人雖然希望表現出開明的姿態，但認識到普通黨員不會允許他們贊同接收如此多的移民，所以他們不得不滿足於反對把護照發放對象限定為
“精英人士 ”。至於政府方面，以言語率直著稱的前保守黨主席諾曼
·特比特在1990年1月的一次採訪中聲稱：
“如此眾多的移民從香港來到英國後，不會融入（英國社會）
……他們將依然是香港華人，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習俗
……一種極為危險的怨恨之情正在.釀，只有當生活變得相當好時，這種情緒才會消除。但是，血緣、歷史和宗教紐帶的力量遠遠超出了政府的命令。
”特比特先生表示，英國民主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在於政府若無正當理由，不得違背自身公開做出的承諾。這番話等於是在抨擊他從前的內閣同事。保守黨已經明確保證反對進一步的大規模移
民，
“那些以這樣一種宣言參加競選並當選的人士，如今卻指責我具有新種族主義特徵的人民黨主義，這讓我有點氣憤
”。(26)他認為至少有
100位保守黨後座議員認為政府的政策是錯誤的，並且還在設法.服其他
43位保守黨議員 ——“那些寧願目睹香港毀滅，也不願投票表決修改《國
籍法》以幫助非高加索人的立法者
”(27)——投票反對這項法案，確保表決時能有穩固的多數。
中國政府自然認為，英國政府決定以這種方式簽發護照，嚴重違背了《聯合聲明》，既毫無必要，也是對中國的侮辱和挑釁。中國明確表示，任何持有這種護照的人恐怕不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擔任公職，這種證件甚至可能在特別行政區和中國大陸得不到承認。中國人沒有讓反對意見成為阻礙雙方關係的絆腳石。不過，北京方面確實掌握了一張王牌，這就是有權決定新的《基本法》的框架。《基本法》數稿草案進行了長時間的認真討論，香港輿論各界幾乎都有代表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由北京任命，諮詢委員會則由香港居民組成。《基本法》草案的各項原則得到中肯的討論，尤其是著名民權律師李柱銘資深大律師提出了許多意見，北京方面同意了許多實質性的修改意見。
憲法律師和那些能夠理解這個問題的人士密切關注.《基本法》的討論，但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並不關心。當時有這樣一種疑慮，不管《基本法》做出何種規定，其執行都有賴於未來的北京政府。雖然起草過程中北京表現出誠意，仍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北京與倫敦關於憲法觀念的語彙大相徑庭。直到
1982年，中國才擁有一部公認的憲法。在這部憲法之下，法治才具有了一定影響，但圍繞憲法的討論尚未成氣候。實際上，《基本法》起草過程的一個有趣特徵在於，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中國法學家和政府官員得以有機會明確自己的憲法思想。既然存在如此多的潛在誤解，一項真誠的協定還能夠維持下去嗎？
《基本法》在許多方面規定了比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法律更先進的民
主機制。行政長官不是任命，而是選舉產生，他擁有廣泛的權力，但其權力不及英國統治時期的總督。行政長官主持的立法局有權制定法律，甚至彈劾行政長官。英國很少行使範圍廣泛的宗主國權力，還逐步認可由香港自行處理自身事務；在白廳看來，香港無足輕重。
然而，對於中國而言，香港確實極其重要。它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外資來源以及主要的投資者，同時也是體現中國政府靈活性的一個典範，意在吸引台灣回到大陸的懷抱。與英國政府相比，中國政府更希望運用自身的憲法權力。
1989年出版的首期《香港評論》刊登了華樂庭的一篇怒氣衝衝的文章。華樂庭在殖民地政府供職
30餘年，
1981年從民政司司長任上退休。他在文章中指責英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前途問題時表現出
“拙劣的政治判斷力、一廂情願的思維、言而無信、缺乏果
斷以及蓄意的顛倒是非 ”。(28)
《基本法》最終於
1990年4月4日頒佈，其基調相當平和。草案的修改部分正是事關香港人切身利益的問題。雖然起草《基本法》完全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但起草委員會中香港代表提出的意見都得到認真對待。人們特別關注新的自治區行政長官的職責範圍和任命方式：行政長官將取代總督，通過選舉方式產生。更為多疑的人指出，任何事關選舉的文獻，倘若沒有確定共產黨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都危險地近似於幻想。然而，應當看到，中國的政治實踐看來正朝.民主方向發展，以往過分的強制至少已經不那麼普遍。在沒有多少異議的情況下，人們接受了《基本法》。由於無法預料
1997年後中國會有什麼樣的政府，對單獨某項條款提出異議沒有多大作用。人們大多認為北京政府會採取任何它認為必要的舉措。對於保障人權而言，大街上的電視攝像機比任何憲法文件都有力。
人們平靜地接受了《基本法》， “對這份文件沒有多大興趣，人們
認為香港人繼續享有的自由將限於跳舞和賽馬的自由
……他們的自由、人權和法治可能會受到侵蝕 ”。(29)資深記者迪克
·威爾遜評論.：
“繼續生活在此地的人將享有一種不同的自由。我想他們會繼續享有賺錢和按
照中國人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對於社會上地位較低的一半人來.，這不大成問題。成問題的是那些西化的華人，有可能離去的也正是這些人。
”(30)但是，曾經擔任新加坡《海峽時報》編輯部顧問的威爾遜認
為，香港的結局不會像新加坡一樣出現 “一人一黨
”的體制和他所謂的“僵化的政治 ”。
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對《基本法》表示了審慎的歡迎。.奕信爵士評論.：
“真正重要的是大多數香港人民現在已經接受了《基本法》的存在，接受了不論他們是否同意它的每一項條款，它都已經獲得通過的
事實，接受了它就是目前的體制的事實。 ”(31)
向英國議會提交《基本法》的任務，落到了新任外交大臣道格拉斯
·赫德的頭上。赫德在首份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中向議會提交了《基本法》文本。赫德先生被任命為外交大臣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在他任職期間英國政府將更為老練地處理香港問題。赫德是第一位有過在華經歷的外交大臣，
20世紀 50年代末他曾在駐北京代辦處工作過兩年，他還曾經撰寫過一部關於
“亞羅
”號戰爭的出色書籍（以及一本在香港付排的小.《老虎的笑容》）。不過，這位新任外交大臣的在華經歷和外交部背景也可能使之更傾向於尋求與北京達成和解，而不是積極地代表香港的意見。
1991年4月26日，赫德在向下院所作關於香港問題的年度報告中表示：
“（《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始終存在的一個擔憂是如何確保《基本法》與《聯合聲明》的連貫性。大體上看，（香港政府）對這一目標得以實現以及《基本法》為香港未來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奠定的堅實基礎感到滿意。但有一些條款，他們本來傾向於刪除或是以
其他方式來加以表述。
”(32)從香港政府的年度報告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對《基本法》的熱心程度，它所佔的篇幅與拓展訓練學校一樣多，比關於市政局停車場的篇幅少得多。為了保護那些不管願意與否都將留在香港的人，正在起草一項《權利法案》，它將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框架內具備法律效力，從而在
1997年前後指導香港的立法。
雖然天安門事件極大地打擊了香港的信心，香港與中國的經濟往來依然是一片繁榮景象。
1990年，香港與中國的有形貿易總額達到 3950億港元，比上年增加了
15%左右，雖然這一增長率要遠遠低於前 10年年均
35%的增長率。政府報告把增長率的下降簡單地解釋為 “至少部分是因
為中國推行了緊縮計劃
”。(33)從那以後，香港貿易又開始加速發展，證券市場一片興旺，股指上升到歷史最高水平，這表明人們至少對香港金融業的未來恢復了信心。
與此相應，決定離開香港的人數迅速增加。
1989年之前，香港政府年度報告認為沒有必要提及出境移民，此後香港政府很快發現
“出境移民是 100多年來香港生活的一個特點 ”。離港人數急劇上升， 1990年達
62，000人，預計 1991年離港人數將與上年持平。
(34)實際數字肯定要更高一些，因為一些不夠移民條件的人也設法獲得了外國居留權，而且在國外學習的年輕人滯留不歸。政府官員時常發表一些樂觀的聲明，聲稱許多出境移民正在回到香港，這種論調得打一個折扣。由於近期
4萬多名“經濟上活躍
”的出境移民中有一半是來自專業或管理階層的人士，其餘的又多為學生，人才外流正成為日益關注的一個問題。詹德隆博士在為《香港評論》所寫的文章中指出：
“香港的管理水準比前些年要低。香港開始出現的一些跡象很能.明問題，許多一流酒店的職員不懂英語，許多售貨員不會操作所銷售的辦公設備，公用事業公司的發票開始出差錯，一些高級公務員既不會.英語，也不會.漢語。所有人的水準
普遍下降。 ”(35)
《基本法》頒佈後，.奕信爵士就提出， “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們
的注意力如今集中在香港更為迫切的事情上，如怎樣成功舉行
1991年選舉”。作為英中兩國政府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復交的一部分，雙方就立法局直接選舉的進度達成一致。舉行直選的步驟要遠遠落後於英國政府
1984年提出的進度，也比愛德華 ·希思等富有見地的人士建議的速度慢。
1984年，盧斯先生曾談及到 1997年建立 “基礎堅實的民主政府 ”，但直到
1991年， 60個立法局議席中只有
18個議席是直選產生，這與盧斯的願望相去甚遠。在之後每四年一次的選舉中，直選議席將逐步增加為
20席、 24席， 2003年達到 30席。屆時直選議員人數將與功能組別推選的
30名議員持平。直選進程如此緩慢倒不全是英國政府的責任，因為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提出的建議比英國議會的方案更加遲疑不決。很難.立法局和行政局是香港人民的代表，他們自身的地位有保障，因為作為
“最重要的行政機關
”，行政局議員將依然完全由任命或依照職務來產生，儘管確實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最好是任命一些立法局直選議員進入行政局，至少這是朝民主方向做出的一個姿態。
1991年9月舉行了第一次選舉，民主派候選人表現得比預期好。香港民主同盟
——被稱為 “與草根聯繫密切的有經驗的政治家壓力集團 ”(36)
——預計至少能獲得立法局半數議席，結果他們獲得了 18席中的
12個席位，其他自由派候選人也獲得
3席。該黨令人矚目的領導人李柱銘大獲成功，獲得了
76，831張選票，佔全部選票的十分之一強。與之相比，當選議員中得票最少者僅有
21，702票。所謂的保守派候選人未能很好地應對自由派的挑戰，只有 3位“獨立
”候選人當選，而親北京人士的表現如預料的那樣糟糕。這場民主活動對這個殖民地真正的權力結構並未造成多大影響。
選舉結果揭曉後，政府確實抓住時機任命了一位直選議員進入行政局。行政局有
4位新任議員。一位是周梁淑怡女士，她是立法局委任議員，另外兩位何承天和許賢發是由功能組別推選的立法局議員。許賢發是由社會福利界一致推選出來，何承天是在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以552票重新當選為議員的。既然新當選的行政局議員中有一位是民選的，看起來行政局第一次有了能夠有效代表人民意志的議員。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黃宏發先生令人信服地贏得了大量選票，他並非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員，而是
3位獨立候選人之一。他甚至不是新界東選民所偏愛的人選，民主同盟的劉慧卿小姐在新界東贏得了
46，515張選票，而黃宏發僅得
39，806票。此外，黃宏發先生並非英國公民，不清楚這個事實與其所得選票多少是否有關。
這樣一來出現了這樣一種情勢，即那些選舉 “所謂的 ”自由派
(37)的60多萬投票者（約佔投票人數的
85%）在行政局沒有任何代表，這次選舉確實只是香港在通向民主政體道路上取得的極為有限的進步。
雖然立法局選舉的政治意義更為重大，其他選舉也具備與以往不同的重要性。市政局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擴大了選民範圍。
1981年的市政局選舉總共只有少得可憐的 6195張選票，選出了
12名議員，而潛在選民有將近
300萬人。同年，現行的有限選舉擴大為成人普選。登記選民人數大幅度增加，總數超過
70萬人，其中大約 16萬人參加了投票，這表明政治參與方面有了長足進步。
1985年，區域市政局接手市政局在新界地區的職責，區域市政局同樣由委任議員和直選議員共同組成，共有議員
36名，其中
12人由選舉產生。許多委任議員和直選議員來自鄉議局。鄉議局成立於
1926年，最初是村中的長者組成的諮詢機構。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這些自由民主的選舉中，不善表達的民眾是否能夠充分表達自身的意志。香港的各類選舉中，有資格參加投票者大約為369萬人（
1992年政府年報數字），其中 1，916，925人進行了登記，佔選民總數的
51.9%。表明這些人對政治有一定興趣，但通常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蔘加投票。
1991年， 215，869人蔘加了市政局選舉，佔登記選民數的
21%，不到有資格參加投票人數的 10%。區域市政局選舉中，
177，895人蔘加了投票，佔登記選民數的 23.6%。兩次參加投票的人數
相加，共有 393，764人蔘加投票，不到潛在選民數的
11%。在區議會選舉中，參加投票者有 423，923人，登記人數為
1，305，714。而在 1985年，投票人數為
477，000人，這表明公眾對選舉的興趣實際上有所下降。
上述這些選舉都是在 1991年5月舉行的，同年 9月進行了立法局選舉，
750，467人蔘加投票。這一數字佔登記選民數的 39%，略微超過潛在投票人數的
20%。立法局選舉的投票情況大大好於其他選舉，不過並不像
1992年年度報告聲稱的那樣， “選舉熱在秋季席捲香港， 39%的選
民參加了香港第一次立法局直接選舉 ”。(38)將近
80%本應參加投票的人顯然未受這股熱潮的影響，關於香港人政治冷漠的.法看來也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當局為選舉造勢，抱懷疑態度的人覺得受到愚弄。
事實表明，愛德華
·希思以及楊慕琦等人提出的儘快在香港引入民主選舉的主張是正確的。香港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培育民主習慣了。香港社會的各種申訴渠道維繫了不願與官方過從甚密的傳統習俗（除非是希望某位官員採取特殊行動，人們往往以古代人的眼光把官員視為父母官
——個人難題的解決者）。苦惱的市民可以求助各種政府或政府主管的機構，這些機構有互助委員會、地區委員會、民政事務專員、鄉議局、區域市政局或市政局、立法局議員辦事處、警方投訴機構、廉政專員公署、申訴專員公署等等。到
1991年，這種根深蒂固的態度之外又增添了新的擔憂。到
1997年，香港將會有一個新的最高權力當局，這個最高權力當局並非以容忍政治反對派而著稱，因此公開露面是不謹慎的，哪怕只是被人看見前去參加投票（在香港選舉期間，政黨工作人員可以聚集在各投票站外），人們肯定不願意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被列入任何政治名單。
但是，單純把直接選舉提前到 1988年，並不會對
1991年的事態產生多大影響。無論如何，如果選舉在
1988年舉行，當選的自由派候選人將
少於
1991年實際當選的人數，英國政府也會面臨更大的要求增加護照發放數額的壓力。回首往事，隨.楊慕琦計劃及其派生方案的夭折，難得的機會就已經一去不返了。
1947年時，中國還沒有站在反對實行民主改革的立場，美國也會對改革方案持歡迎態度。甚至到
1950年，當時的工黨政府以炫耀武力的方式表明英國決意維護在香港的統治，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無法進行干涉。自那以後，人們不再要求民主進步，直到
1966年天星小輪公司騷亂事件發生後，這種公認的見解才受到廣泛質疑。殖民地政府因此變得異常緊張，惟恐自由化會引發騷亂，乃至不願採取哪怕最細微的改革舉措。楊慕琦爵士的計劃提出
35年之後，香港才產生了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立法者。
殖民主義的終結
英國人歷來對他們在中國的這塊殖民地熱情不高。巴麥尊、丘吉爾和貝文不時發出保.香港的咆哮；薩金特將軍藉助當地突然爆發的反法情緒，成功地奪回了他的大炮（儘管他費盡力氣，依然丟掉了自己的職位）；在真正面臨抉擇的
1940、1941年，香港卻被判定為
“並非真正重要”。戰爭結束後，這個殖民地的成就讓英國人感同身受地自豪不已，但香港首先被看成是麻煩的根源，一個妨礙英中、英美關係的障礙，而香港取得的成功也被視為從側面映襯出英國經濟衰退的恥辱。某些人士抱.一種解.的心態等待
1997年的到來，而在許多年以前，英國就已經開始逃避對於這個最後的直轄殖民地的責任。
最近的《香港政府年度報告》老練地隻字未提香港的直轄殖民地或附屬領地地位，只是平和地表示：
“香港由香港政府管轄，其行政管理依照應用於英國治下的所有海外領地的基本模式。
”(39)這一表述明智地迴避了英國在任何情況下都對香港負有責任，也沒有提及英國對香港的主權。這種精心設計的措辭給人造成一種完全與事實不符的印象，此時外國僑民控制了香港所有最高級別的職位：總督、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駐港英軍總司令、立法局的全體當然官守議員，再加上
1220名主任級官員中的
40%（1991年數字）。至於比例逐漸增加的本地官員，其中大多數很可能將獲得正式的英國護照，享有在英國居留的權利。數年之內就會出現一種複雜的情況，絕大多數高級官員能夠隨時離開香港，低級官員不論局勢如何變化都只能留在香港。
香港本質上仍是一個殖民地，
1992年的事件表明英國是如何堅定地維護宗主國權力的。但不論從經濟上還是社會生活上來.，香港都已不再是一個英國領地。中資企業完全取代了英國大洋行的地位，就連怡和洋行和匯豐銀行也表示打算把大部分業務遷出這個殖民地。未來的大班都是李嘉誠和
“合和實業 ”的吳應湘一類的人士。 1991年，香港最著名的社會團體 “香港俱樂部
”更名為 “香港中國會
”，這標誌.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個裝飾豪華的新會所設在老中銀大廈的頂層，中國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周南為會所開幕剪綵。出席儀式的有英國內閣大臣、成功的企業家邁克爾
·赫塞爾廷、香港商界的代表徐展堂以及鄧小平的女兒。即使是作為境外投資者，英國的地位也正在被日本和美國所取代，
1991年，日本在香港的投資已經超過 10億美元。正如伍廷芳在
1914年指出的，英國保有香港不會在經濟上有多大的好處，雖然殖民地的納.人對預期將要繳納充作防務費用的金額抱怨不已。除太古洋行之外，這個殖民地最初的英資公司都已經變成股權分散的上市公司。查頓、馬地臣等人聚集起來的龐大個人財富如今已經轉移到香港華人的手中。那些留下來的英國人比上一輩人更少墨守成規，更為精明。實際上，即使按照嚴格的國際標準來衡量，許多人也堪稱才幹出眾，其中一些人，例如和記黃埔的總經理馬世民，具備馬地臣所特有的敏.力。他們比英國出口商幹得更出色，香港擺.了英鎊區的種種限制之後，英國出口商的優勢便喪失殆盡，不得不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他們顯然在競爭中落了下風。到1986年，英國商品在香港的市場佔有率從過去的絕對領先地位下降到
3.9%，在隨後的 6年中又降至
2.1%，不到台灣商品所佔份額的四分之一。中國已經成為香港不可動搖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日本和德國也
都是強有力的競爭者。 (40)
廣東省無疑是中國經濟中對香港影響最大的地區。虎門水道
——當年，為了躲避清朝要塞大炮的轟擊， “海阿新 ”號和 “伊莫禁
”號曾在此處作Z字形航行
——將建起一座橫跨兩岸的宏偉公路橋，高速公路把虎門的東西兩岸銜接起來，把廣州與珠江三角洲東部的深圳、香港與西部的珠海、澳門連接在一起。第一期工程為全長
123英里的香港至廣州路段，預計將於
1993年6月建成通車。這項工程竣工後，將與大嶼山的香港新機場一道確立起廣東作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的地位。高速公路建設主要應歸功於吳應湘，從某種程度上.他已成為新一代華人大班的代表。吳的祖父到香港時只是個花匠和豬倌，吳的父親省吃儉用買了一輛出租車，到退休時已經擁有了一家有
378輛汽車的車隊。吳應湘與其.是個迅速獲得暴利的房地產開發商（沒有多少真正的香港人能夠抵禦這種巧妙交易的誘惑），不如.是一個非常強調運作的策劃者。如果.香港新一代英籍商人具備馬地臣和顛地那樣的氣質，吳應湘與早期的華人企業家卻毫無相似之處。他似乎並不熱衷皇家榮譽或地位，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有時是不受歡迎的方式行事。
大嶼山新機場成為英國與中國之間大多數爭論的焦點，北京對於建設費用將耗盡香港財政儲備表示了嚴重關注。據.新機場的建設費用超支十分嚴重，而北京正確地代表了香港人的看法，懷疑是否有必要投入如此巨大的資金（
1992年香港政府年報估計，以 1989年價格計算，機場總投資約為 95億英鎊，摺合
1270億港幣）。有報導.英國官員
“指責中國拒絕批准新機場項目是為了迫使英國限制香港的民主
”（1992年7月7日《泰晤士報》）。確實，每當英國與中國關係緊張，新機場的前途就受到威脅。中國國內利益集團也持反對態度，新機場建成後將是中國迄今為止最現代化的機場，成為中國國際交往的門.，從而增強廣東省在中國經濟中的領先地位。
站在北京的角度來看，廣東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廣東省政府下屬的“粵海集團
”是一家大型跨國公司，分支機構遍佈廣東、香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泰國，年收入到達
32億美元。據.，廣州三分之二家庭的年均可支配收入達
1400美元，《遠東經濟評論》（ 1991年5月16日）表示這一數字
“顯然低估了真實的富裕程度。更能.明問題的是，官方統計數字表明，在上一個年度廣州
90%的家庭擁有一台彩色電視機……這座城市 76%的家庭擁有電冰箱
”。香港對於廣東而言至關重要，廣東對香港的未來也至少是同樣重要的。香港工業的競爭優勢有賴
於300萬廣東人
“要麼以合資方式，要麼以香港公司來料加工的方式，為香港企業工作
”。(41)這樣一來，廣東相對較低的工資與香港在設計、市場營銷和管理上的技能優勢互補，儘管廣東的工資要比中國其他地區高出許多。這樣一種局面不會一成不變，內地進入廣東的移民正在增加。
1992年2月時每天有
10萬工人達到廣州火車站，他們前來尋找工作機會，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買得起電冰箱和彩色電視機。很有可能，廣東不會再滿足於僅僅向香港企業提供勞動力。
北京是否會繼續允許各個地區之間的生活水平繼續拉開差距，這也是個問題。人們常常用
“山高皇帝遠
”這句成語來表示沿海省份的獨立傾向將進一步增強，甚至會導致與北方的實際分離。前蘇聯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後，有人輕率地認為中國也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但還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中國，包括香港和台灣在內，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同一性遠比蘇聯要高。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認同感歷經一切災禍，依然保持了活力。
在中國早先的動盪時期，香港一直安全地置身事外，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佔領時期，香港人民才被其殖民統治者置於毫無保護的狀態。他們從這場大浩劫中恢復了元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力更生，既沒有從英國得到多大幫助，也沒有受到英國的阻礙。整個戰後一代人除了最基本的社會供應之外一無所有，他們往往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辛勤工作，迸發出令人驚歎的活力。他們憑藉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他們完全有理由為之自豪的社會。
因此，英國與中國用帶有偏見的眼光看待香港，也就不足為奇了。戰爭結束後，英國在一次接一次的經濟危機中蹣跚，不屈不撓地遊走在發達國家的行列。英國在處理香港歸還中國問題時缺乏公正性和堅定性，讓人不由產生一種幻滅感，有時甚至令人反感。到
1992年，在這個殖民地推行民主的真切願望與這樣一種同樣緊迫的渴望交織在一起，即不要激起對抗，避免危及主權的和平交接。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歷了時常是紊亂不堪的
20年之後，已經習慣於一個更為有效的社會。
站在英國的角度，可以.英國從來沒有被迫運用軍隊來保.香港免遭中國的侵犯，但這至少部分是因為英國沒有決意像在馬來西亞、朝鮮和婆羅洲一樣承擔責任。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殖民主義者，英國人歷來擺出一副屈尊俯就的姿態，時常剝削殖民地資源，有時甚至誤入歧途，但他們確立起法治，明確和保護了個人權利。香港當然始終沒有成為“民主的櫥窗
”，雖然香港居民幾乎從來沒有表現出希望如此的壓倒一切的願望，這或許是英國所犯的一個可以原諒的疏忽。世界各地腐敗的獨裁國家無不響亮地宣稱始終奉行民主原則，但是，亞洲沒有一個社會像香港這樣如此長久地自由享受了通常認為必須加以保護的民主。
附：
出口、進口與轉口貿易
(1)關於威廉 ·羅傑斯的談話，見帕特里基夫前引書，第
117頁。史維禮的談話，見鄭於碩前引書，第
203頁以下。鄭於碩翻印了許多寶貴的文獻資料。
(2)《1989年香港評論》，第 xxiv頁。
(3)鄭於碩，前引書，導言、第一章。
(4)帕特里基夫，前引書，第 115頁。
(5)同上，第 1123、1136頁；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下院， 1985年1月21日。
(6)鄭於碩，前引書，第 85頁。
(7)吉爾伯特，前引書，第七卷，第 1016頁。
(8)帕特里基夫，前引書，第 128頁。
(9)1984年9月26日的英國政府《白皮書》，我所引證的《聯合聲明》文本即引自於此（譯者按：譯文是按照《聯合聲明》中文文本）。
(10)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上院，
1984年10月10日。(11)評價委員會報告，第三章。 (12)拉弗蒂，前引書，第
441—442頁。 (13)帕特里基夫，前引書，第 135—136頁。 (14)丹尼斯
·西利樂於強調這一點（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下院，
1985年1月21日），但並未解釋清楚。 (15)邁樂文，前引書，第 119頁。
(16)1970到1974年間，範肖勛爵安東尼 ·羅伊爾一直是負責香港事務的大臣。
(17)英國議會辯論記錄，下院， 1988年1月20日。 (18)《1989年香港評論》，第
3頁。
(19)引自拉弗蒂前引書，第 446—447頁；另見索門：《立法插曲》（
H.Sohmen，Legislative Interludes）。
(20)“（香港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負擔之一。破舊的帝國揹包上依舊凌亂地掛.前一個歷史時期遺留下來的尚待處理的枝節問題。
”見卡林頓勛爵：《往事回想》（ Lord Carrington，Re flectingon Things
Past），第 220
頁。 (21)《1989年香港年度報告》，第 60—61頁。 (22)鄭於碩，前引書，第
30頁。學生反對以往的條約並不是基於深刻的認識。鄭於碩（第 16頁）記下了
1983年中文大學的入學考試中，只有不到
5%的學生能夠正確回答那些條約的名稱和簽署時間。 (23)“流血星期日
”是1972年1月30日，有 13名示威者被射殺。 (24)帕特里基夫，前引書，第
227頁。 (25)拉弗蒂，前引書，第 483頁。 (26)《獨立報》（ Independent），
1990年1月25日。 (27)同上， 1989年6月8日。 (28)《1989年香港評論》，第
55頁。 (29)《1990年香港評論》，第 33頁。
(30)《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0年4月17日。
(31)《獨立報》（ Independent）， 1990年9月26日。
(32)《1991年香港年度報告》。 (33)同上，第
58頁。到中國內地的香港遊客人數仍在不斷增加。 (34)同上，第 375頁。
(35)《1989年香港評論》，第 xxxii頁。 (36)李明.，載《
1990年香港評論》，第五章。
()這是香港政府在倫敦辦的報紙新聞標題。 ()《1992年香港年度報告》。
()《1992年香港年度報告》，第 17頁。 ()見本章後附表。
()《香港年度報告》，第 54頁。
尾聲
時勢變遷，英國政治生活卻因循一成不變的模式。
1833年，輝格黨人不得不為堅定的支持者、失去下院議席的律勞卑勛爵找個體面的職位，便以十分豐厚的薪金把他派往珠江入海口。
159年之後，托利黨人必須為精力充沛的黨主席、失去下院席位的彭定康找個適合的顯赫位置，同樣以十分優厚的薪金把他派到珠江入海口。這表明殖民地始終被用來服務於同一個目的。前內政大臣戴維
·瓦丁頓在另一場選舉中慘敗，也得到了百慕大總督的美差。
彭定康
同律勞卑勛爵一樣，彭定康先生沒有任何外交經驗，雖然與律勞卑勛爵相比，彭定康曾經
3次短暫到訪香港，空中旅行自有其優越性。但是，兩人之間的相似之處僅此而已。彭定康先生已經證明自己是個高雅、幽默、能幹和敏.的政治家，律勞卑勛爵並不具備這些素質。彭定
康先生還是保守黨領袖的親密政治盟友，可以直接進出唐寧街；律勞卑勛爵沒有這種資格，他不過是巴麥尊勛爵所敬重的一個人而已。
(1).奕信爵士必須履行 “各種手續
”，與格萊納瑟勛爵、凱斯尼思勛爵或者任何一位主管香港事務的低級大臣磋商。彭定康先生不會跟.外交部的指揮棒轉，他可以直接與外交大臣乃至首相一起把事情安排妥當。
彭定康抵達香港後很快就表現出這種獨立性。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先生在立法局發表長篇演.，談到了對未來的打算。這篇演.措辭無禮，乃至頗為武斷：
“我領導的政府的政策將立足於四項原則
”，這種口吻傳遞了明確的信息，卻很難.是共識政治的態度。
這些原則中的第四項引起了一片譁然：
“……我們必須盡最大可能推進香港人民民主參與自身事務的管理，同時增強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彭定康先生把他個人的政治信條概括為：
“我有責任向公眾闡明我的立場，我一生都致力於以代議制民主為基礎的政治制度。
”
這位新總督承認在推進民主制度時受到 “束縛 ”，但進步只會受到約束，
“不會在前進道路上止步
”。以往曾經認為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的議員後，民主化進程就走到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許可範圍的盡頭。彭定康不同意這種看法。
“止步不前 ”，他堅持認為， “並非可行的選擇
”。他指出起草《基本法》的人士無疑承認香港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即使退一步.，他的這種.法也站不住腳。《基本法》的起草由中國政府負責，雖然香港代表的觀點會得到重視，而中國政府對
“民主 ”的理解不大可能與彭定康先生的解釋完全相同。
總督的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作為 “既成事實
”提出的，這些建議如若實施，將立即徹底改變香港的政制：
我已經決定，在我們現階段的政治進程中，行政局與立法局不應有兼任的議員。我暫時打算把這兩個機構的非官守議員分開。
同時擔任立法局議員的行政局議員
——他們當中有些人剛剛上任一年——必須辭去行政局的職務，其空缺由新任命的議員取代，新議員不但有政府官員，也有任命的社會人士。
立法局將不再與行政局有任何聯繫，立法局將
“自行處理自身事務，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發展與政府的關係
”。機敏的觀察家會由此得出結論，這意味.立法局將被架空，不再有任何實權。總督的聲明也證實了這種.法，他表示自己
“將作為行政局的首長對該局（立法局）負責”。彭定康先生把 “負責
”二字定義為：
“在你們每月至少一個星期四召開的會議上，我本人將回答議員們的問題，討論政府的政策和建議。
”這可是對 “負責
”一詞的一種特殊定義，按照《牛津英語詞典》的定義，該詞的第一個義項是：
“應負責的；有責任的 ……例句 1：他對他的上司負責。 ”
彭定康的上司不大可能會為立法局操心，但政改方案的第二部分激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不同，彭定康提出了希望能夠達成
“諒解 ”的一系列建議，這些引起了極大爭議的建議包括：一、選民的投票年齡由
21歲降至
18歲；二、分區直選實行單議席單票制；三、功能組別選民有重大變化。最後一項建議的內容是每一功能組別內部由現有的法人團體投票改為個人投票，增設了
9個新的功能組別，選民資格涵蓋所有工商業部門的從業人員。這麼一來，選舉權就從
30個功能組別選民擴大到所有的合格選民，幾乎是全體就業人口。
中國對此反應極為強烈。中國方面宣稱彭定康的建議是對《基本法》的公然蔑視，如果彭定康一意孤行，和平交接的前景將化為烏有。中國將不再與英國合作，取消以往同香港政府簽訂的各項貿易協定，直至廢止《聯合聲明》。
香港內部也有反對意見，許多商界人士支持中國政府的反應。
1992年12月9日，香港證券交易所前主席霍禮儀致信《泰晤士報》，抱怨彭
定康 “選擇了錯誤的議事日程來.手他的總督工作，而他.手的方式加重了他的錯誤
”。其他人士也談及 “破壞性的冒險 ”和“保守黨政府犯下的諸多錯誤之一 ”。
柯利達爵士也提出了反對意見，他是前任英國駐北京大使，也是《聯合聲明》早期談判者中最傑出的一位。他同樣認為彭定康的提議是不明智的，他也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
1992年12月1日），告誡人們注意 “公然決裂和威脅的勢力，香港將為此付出代價
”。
中國方面之所以做出憤怒反應，主要是針對彭定康提出的改變選舉權範圍的建議。然而，彭定康的建議不過只是建議而已，一旦遇到太大的壓力，是可以改變或撤回的。更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位總督的行事方式，他可以在政制改革之初，憑藉一道簡單的指令改變整個政府結構。這個例子表明一位殖民地總督只要有上司大臣的支持，又得到整個英國內閣的支持，就肯定擁有廣泛的權力。彭定康先生的舉措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包令爵士曾經把他的國家帶到與中國交戰的邊緣，不過他身兼香港總督與駐華公使雙重身份，而且有交通不便所帶來的有利因素。但是，包令在
1992年的後任彭定康只是一位總督，並且通常被視為一個點綴性的角色，卻引起了外交上的軒然大波。在中國當局看來，彭定康的做法屬於冒失的越權，這更加強了他們的憤怒。中國當局堅持認為協商是應該的，但談判只能在兩國政府之間進行。
彭定康的這項魯莽的計劃前途未卜。 1997年的最後時刻日益臨近，此時此刻
——1993年——英中兩國政府都面對尚未確定的未來。到
1997年，英國將舉行全國大選，中國的接班人問題也將水落石出。對於英國政府而言，香港的利害關係依然是次要的，這一點與過去毫無二致。對於北京來.，香港的未來重要得多，但香港人民將不快地意識到，他們現有的自由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時局而不是任何憲政安排。
(1)1992年，彭定康先生年僅 48歲。他從牛津大學直接進入保守黨政策研究部，
1974年成為研究部主任。 1979年當選為巴斯的下院議員，
1992年大選中落敗，失去了議席。他不那麼受本黨右翼的歡迎，但頗受大多數人士的喜愛。
附錄一 歷屆英國政府與中國的重要人物
附錄二 歷任香港總督
1841年1月—1841年8月 查理 ·義律上校（管治者）
1841年8月—1844年5月 亨利 ·璞鼎查爵士（管治者： 1841年8月
—1843年6月）（總督： 1843年6月—1844年5月） 1844年5月—1848年3月 約翰
·德庇時爵士
1848年3月—1854年4月 喬治 ·文翰爵士 1854年4月—1859年5月 約翰
·包令爵士
1859年9月—1865年3月 赫科萊斯 ·羅便臣爵士
1865年3月—1866年3月 （署理）威廉 ·孖沙
1866年3月—1872年4月 理查德 ·格雷夫斯 ·麥當奴爵士
1866年4月—1877年3月 亞瑟 ·堅尼地爵士
1877年4月—1882年3月 約翰 ·波普 ·軒尼詩爵士
1882年3月—1883年3月 （署理）威廉 ·馬殊爵士
1883年3月—1885年12月 喬治 ·寶雲爵士
1885年12月—1887年4月 （署理）威廉 ·馬殊爵士
1887年4月—1887年10月 （署理）金馬倫少將
1887年10月—1891年5月 威廉 ·德輔爵士
1891年5月—1891年12月 （署理）伯加少將 1891年12月—1898年1月 威廉
·羅便臣爵士 1898年2月—1898年11月 （署理）畢拉克少將
1898年11月—1903年7月 亨利 ·卜力爵士
1903年11月—1904年7月 （署理）弗朗西斯 ·梅含理爵士
1904年7月—1907年4月 馬休 ·彌敦爵士 1907年7月—1912年3月 弗雷德裏克
·盧押爵士 1912年7月—1919年2月 弗朗西斯 ·梅含理爵士
1919年9月—1925年10月 司徒拔爵士 1925年11月—1930年2月 金文泰爵士
1930年5月—1935年5月 貝璐爵士 1935年12月—1937年4月 郝德傑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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