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关于吉南事件，请见美国国务院档案，香港领事文件（USState Departments Ar‐chives，Hong Kong Consular Papers）。
(18)《关于九龙半岛的备忘录》（‘AMemorandumon the Kowloon Peninsula’），1859年6月6日。
(19)波德尔：《一个士兵眼中的帝国》（J.Bodell，ASoldier’s View of Empire），第64页。
(20)诺里斯，前引书，第二卷，第49页。
(21)请见巴夏礼文件，剑桥大学图书馆，莱恩－普尔，前引书。
(22)魏斐德教授（《中华帝国的衰落》第157—158页）缩小了这项罪行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些谈判者只是“遭囚禁”。拷打和杀害《泰晤士报》记者，更不必说还有其他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骇人听闻的。若是放在当今，只怕会更加无情地进行报复。
(23)诺里斯，前引书，第二卷，第164页以下。
(24)欧德理，前引书，第362页。
(25)致乔治·阿瑟爵士，1844年4月6日，引自塞尔：《19世纪中叶的英国殖民地管理》（J.W.Cell，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in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第15页。
(26)请见特里维廉：《麦考莱的生平与书信》（G.O.Trevelyan，Macaulay’s Lifeand Let‐ters），第17章。
(27)关于官学生，请见莱斯布里奇：《香港：稳定与变迁》（H.J.Lethbridge，Hong Kong：Stabilityand Change），第17章。
(28)弗兰克·金教授的巨著《汇丰银行史》（History of the Hongkong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帮助研究者解决了众多困惑，我在此处大量引证其研究成果。
(29)肯德尔信函，现藏于国立海洋博物馆。
(30)汇丰银行最初的英文名称为Hongkongand Shanghae Bank，其中，Hongkong是一个词，Shanghae后拼作Shanghai，直译应为“香港与上海银行”。——译注
(31)关于印度国民银行，请见泰森：《亚洲、非洲银行业百年》（G.Tyson，One Hundred Years of Bankingin Asiaand Africa）。
(32)颠地洋行倒闭的部分原因是约翰·颠地的挥霍无度，他在香港赛马上仅买赛马就花了1万英镑。年轻的阿尔弗雷德·颠地当时是上海办事处的职员，他决意复兴家族的商行，他创办了一家公司，以后成为英国国民波尼奥公司。
(33)卢博克：《鸦片飞剪船》（B.Lubbock，The Opium Clippers），第371—373页。
(34)金，前引书，第一卷，第160页。
(35)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第四卷第13章中对下文提及的游戏和赌博做出了法律上的界定，他把这些游戏和赌博定为“Public Wrong”（公众过失）。——译注
(36)亨利八世（33HenryⅧc.9）。
(37)此处及下引文引自《关于香港赌场的通信》（Correspondence Relatingto Gambling Housesin Hong Kong，1868（Blue Book））。
(38)同276页注，《律政司备忘录》（Memorandum of the Attorney General），1870年11月27日。
(39)欧德理，前引书，第440页以下。
(40)请见《印章与旗帜》（‘Sealsand Flags’），现藏于香港大学香港历史文献馆。
(41)史密斯：《中国纪行》（A.Smith，To Chinaand Back），第23—35页。
(42)韦瑟黑德手稿（A.Wea therheadmss.），现藏于香港大学香港历史文献馆。
(43)波德尔，前引书，第61—71页。波德尔比第98团中尉奥兰多·布里奇曼过得更自在，他写道：“我今天下午去观看部分粗心的驻军士兵打板球。我之所以称他们是粗心的，是因为我认为那简直是疯狂的举动……他们就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打板球……我可不想在这种可怕的地方赤身露体。”Robin Maclachlanin JHKBRAS，vol.14，1974。
(44)关于共济会的活动，请见哈夫纳：《东方的行会》（Haffner，The Craftin the East）。
(45)许多关于香港的历史著作都忽视或曲解了这个殖民地内部华人组织的兴起。1989年，冼玉仪博士发表关于东华医院的论文《权力与慈善》（1991年），陈伟群博士出版了《香港社会的形成》，人们对这种超政府组织的发展必须给予全新的认识，它们很有可能对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
(46)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Y.P.Hao，The Comprador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第201—206页。关于买办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财政上的重要性，请见郝延平编制的表（附本章后）。
(47)这本书是《盛事危言》。下文所引出自《盛世危言》自序。——译注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话题
在晚清中国的政治人物中，李鸿章可谓是“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
污水与肉刑问题
坚尼地
1869年“艾菲”的到访，标志着香港进入了一个备受重视的时期。和蔼的罗便臣和活泼的麦当奴这两位继任者更为关注内部事务，已经消除了包令——他自以为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那些怪异行径的影响，接替麦当奴的亚瑟·坚尼地爵士也没有卷入任何国际纠纷。清政府极端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恢复了对中国的统治。朝廷军队在占得上风之后，常常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屠杀起义者。朝廷同样用屠杀手段镇压19世纪60年代的骚乱，如新疆、四川的穆斯林暴动以及持续时间很长的山东捻军起义。经过10年征战，中国形成了一支战斗力强、纪律严明的核心军队，涌现出一位杰出的领袖李鸿章。在之后的40年时间里，李鸿章成为“自强”政策的领军人物，是中国与世界打交道所不可或缺的代表。此时，在愿意接受西方援助的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领导下，统一的中国似乎能够避免进一步动荡，在世界强国之林占据一席之地。
麦当奴属于香港人欣赏的那类总督，坚忍不拔、坦白直率。麦当奴担任总督7年之后，于1872年4月11日离开香港，欧洲人和华人都感到依依不舍。麦当奴有丰富的殖民地管理经验，认识到香港“极为特殊”的处境，殖民地的老规矩在香港根本行不通。殖民地部官员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牛津的兴趣远比对远东的兴趣大（当时没有哪位英国殖民地部的高级官员到过地中海以东的地方）。
麦当奴离开一周之后，亚瑟·坚尼地爵士抵达香港，当时他63岁，行将结束自己的殖民地生涯，渴望过一种安宁的生活。他听从劝告，支持商人侨民提出的抱怨，批准了一些离经叛道的做法，比如在某些特殊场合邀请华人进入总督府，增加华人警察人数，使用曾令吉南领事大为恼怒的锡克人充当监狱看守，因而颇得人心。
香港的人口稳定在12万人多一点：
1895年后，外国人的总数维持在两万人以内，而华人人口不断增加。
种族分布如此不成比例，势必带来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文化和习俗根深蒂固，影响极为显著，华人难以适应英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习俗。溺婴和海盗行径激起一致反对，也确实日渐减少，但缠足、赌博、抽鸦片、童婚和纳妾等陋习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卖淫虽然很普遍（仅伦敦一地就有大约25万名妇女靠卖淫为生），官方肯定不会承认。就连华人显然能够接受的刑罚，也受到越来越敏感的英国选民的反对。黥刑（按照通常的说法，这种刑罚是用墨汁在耳朵上纹上一个粗箭头，据说毫无痛楚）肯定不是英国式的刑罚。鞭笞是比较常见的刑罚（英国军队直到1880年才废除鞭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监狱仍在实行鞭笞），但必须控制在适当限度之内。
所有这些问题引起了殖民地部官员的严重关注，他们总是惴惴不安，选民的道德义愤让他们大为头痛。但是，香港当局另有看法。同以往一样，殖民地部与香港政府都意识到几乎不可能改变华人的习惯，也都认为华人不愿做出改变，五花八门的拖延手段层出不穷，使得一些陋俗，例如逐渐变为童养媳和姬妾的“妹仔”，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令英国舆论大为震惊。
华人住宅
中医得到容忍，进而在东华医院指导下得以制度化。西方人无不指责华人缺乏卫生观念，华人对个人整洁一丝不苟，但毫无公共卫生观念。他们可以在最不卫生的环境中挤作一团，自然也会在床底下养猪（当局曾在一套公共租屋中找到过172头猪）。他们把污物倒在提桶里，不肯让那些专门收垃圾的人运到广州做肥料。不能卖钱的东西被扔进雨水沟，排水沟因此成了公用下水道。在家里养牛没有养猪那么普遍，1875年的一次调查发现，由于养牛的房子太小，牛犊一长大就被当场宰杀。究其原因，不幸的华人居民并非性喜如此，而是受到房东、通常是华人房东的剥削。这些房东把成百户家庭硬塞进狭小的聚居屋，收取高额房租。倘若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仅限于华人区，外国人也就准备容忍了，尤其是外国人自身也是房东，正急于通过修建高密度的住房来牟利。一旦这些问题开始波及外国侨民的住宅区，他们的耐心便烟消云散了。欧式住宅与华人住宅之间泾渭分明，由于香港空间狭小，两类住宅靠得很近。1874年，精力充沛的新任总医官菲尼亚斯·艾尔斯博士视察了华人区，发现那里的情况十分糟糕，“我常常忍不住从房子里跑到街上呕吐”，“倘若情况得不到改善，将发生可怕的流行病”。(1)
当年晚些时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毁灭性台风袭击了香港，进一步恶化了本已恶劣不堪的环境。当时在香港的欧德理描述说：“该城看起来像是遭到一场可怕的炮轰。成排成排的房屋被掀掉屋顶，上百幢欧洲人和华人的房屋毁坏，大树被连根拔起……随处可见死尸漂浮在水上、散落在废墟中……35艘外国船只沉没或严重受损。”(2)
1874年，法国炮艇在海湾被台风吹翻。
轩尼诗
香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着经济上的原因。当局认为糊墙纸比混凝土便宜，而且一样能充当建筑材料。当局颁布了一系列值得称道的卫生条例，却很少切实改善排污系统。艾尔斯博士与同时被任命为总测量官的J.M.普赖斯结成默契的搭档，共同致力于修建有效的污水排放系统。殖民地部拖延不决，他们的努力一一落空，不要说开工新工程项目，就连一些基本的修缮工作也完全停顿下来。医院在暴风雨中损坏严重，花了3年时间才修好。伦敦方面不断抨击艾尔斯和普赖斯关于兴建完善排水系统的建议，拖延方案的实施，不断削减其规模。这种拖延战术一直有效地维持到1877年，这一年香港迎来了一位坚决反对抽水马桶之类现代时尚的新总督，很难指望这样一位总督能够在环境卫生方面取得进展。
约翰·波普·轩尼诗大概是天底下最不适合担任殖民地总督的人。轩尼诗极富个人魅力，是个矮小、傲慢的爱尔兰人，对他眼中的弱者抱有天生的同情心，但他几乎毫无常识，缺乏条理，既不可靠也不老练，没有驭下手腕。他的总督任命完全是出于政治恩宠，是托利党政府安慰落选的托利党议员的酬答。轩尼诗不仅是托利党议员，而且是最少见的那类人：托利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徒。(3)人们必须为轩尼诗做点什么，因为他第二次参加大选就遭败绩，失去了议会席位，同时又债台高筑，一对私生子的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866年托利党的大选胜利挽救了他，狄斯雷利钦佩轩尼诗气宇轩昂的派头，答应为他找一个“待遇好又安闲的总督职位”。(4)
纳闽岛被选中作为安顿轩尼诗的合适地点。纳闽岛是婆罗洲海岸的一个小岛，岛上白人人数尚不足100，可以说是最小、最没人愿意去的英国殖民地。轩尼诗不停地抱怨这个任命是对自己的侮辱，仍于1867年被打发到那个小岛。他先后出任纳闽岛总督、黄金海岸总督和向风群岛总督，在各个殖民地站稳了脚跟，把闷闷不乐的白厅官员和心怀不满的殖民地居民踩在脚下。他时常使白厅常任官员陷入近乎绝望的境地，这一点可以从白厅官员在备忘录中对他的评价看出来：“诽谤”，“刻薄、心胸狭窄、充满恶意”，“轩尼诗先生的风流韵事数不胜数”，“轩尼诗先生显然没有管好任何一个托付给他的政府”。(5)
金伯利
1883年香港的卫生检查人员
即使有如此明确的反对意见，殖民地部仍然在1877年把波普·轩尼诗提升到香港总督这个重要职位，说来实在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其实，轩尼诗的任命依然是出于政党的政治姿态。另外，他之所以能获得提升，是因为狄斯雷利在1874年再度执政，托利党又掌握了一些肥差可供追随者瓜分。殖民地部常任官员表现出可以理解的紧张，“我希望这个不安分的人安静下来”，一位官员写道。殖民地大臣金伯利勋爵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我不幸把亚瑟·坚尼地爵士调到香港……任命波普·轩尼诗更是让我遗憾不已……他消息灵通、颇具才干，但自视过高、没有操守、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常识，还经常与下属争吵”。(6)另一方面，出色的仲裁者罗伯特·赫德爵士认为轩尼诗“基本上还算正直，是个亲华派和亲海关派”，在罗伯特爵士眼里，亲华和亲海关都是长处。
轩尼诗爵士肯定不缺想像力、才干和真正的仁慈，但自始至终未能通情达理地与同事相处，这几乎完全抵消了这些天赋。轩尼诗与同事的关系非常糟糕，乃至正常的通信联系都几乎难以为继。轩尼诗的政策总是顾及华人利益，如那些心怀不满的官员所说，轩尼诗总是赞同华人的嗜好，这当然无助于改善轩尼诗与白厅和香港官员的关系。轩尼诗声称：“我时常与我的华人朋友协商本殖民地应当采取的最佳方针。”这种做法当然值得称道，却不为外国侨民所喜。这位新总督还有一个怪癖，那就是倾向于使用土茅坑，或者干脆用马桶，始终如一地反对他所谓的“在房间里冲洗秽物的恶行”。轩尼诗曾向殖民地大臣递交一份怒气冲冲的备忘录（想必这位大臣会对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目瞪口呆），指责下属普赖斯“着手……让政府批准在新医院中安装抽水马桶”，“香港已经不合时宜地修建了182座抽水马桶”，他要求伦敦准许用茅坑来取代这些有害的设施。普赖斯和艾尔斯都提出申诉，但总测量官和总医官的反对意见有如石沉大海。按照欧德理的话说，艾尔斯“每年一次的猛烈抨击”非但无人理睬，还被总督压了下来。实际上，这位总督做得更绝，他不仅废除了一些卫生条例，还指示身为视学官的欧德理开列一份需要废除的条例的清单，后者明智地没有答应。1881年8月15日，普赖斯不得不致函殖民地部，抨击“官方认可的……热病蔓延的兽穴……令人发指的人类养兔场”，“官方支持使用肮脏的下水道”，迫使他“绝望地放弃了进一步努力”。(7)
援助很快就来了。1881年初，副总医官麦金农博士担心日趋恶化的卫生环境会影响军队士兵的健康状况，向陆军部提出申诉，还派了一位检疫官前去伦敦报告有关情况。金伯利勋爵向总督发去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函件，指出“反对那些该殖民地卫生官员认为实属必要，你的前任也批准了的措施，你要承担重大责任”，还宣布任命“一位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官员对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调查和报告”。(8)任命的这位官员是瞿域，瞿域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德温·柴德维克爵士。老柴德维克是边沁和包令的同事和合作者，自19世纪3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历届辉格党政府推行市政改革计划的幕后推动者。
瞿域的报告颇具权威性，或许这只是因为这份报告直到轩尼诗离开香港之后才发表。报告承认，在安装适当的冲水排污设施之前，“倒便盆”的方法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完全不赞同使用干土去污的茅坑。报告还指出：“提倡使用的是‘冲水的’设施，我并不是提倡使用普通的（有褐色座位和铜把手）‘抽水马桶’。”他言辞激烈地谴责现有的排污方法：
华裔工人阶级的住处极为不便、肮脏、有害身心。他们的住处垃圾遍地……最重要的是供水状况十分糟糕。除非为他们提供适合的清洁手段，否则把他们指责为不洁的民族是不公正的。我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并运用这些手段。(9)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内心深处，肉刑是与环境卫生同样重大的事情，而肉刑正是总督轩尼诗的另一个嗜好。在这个殖民地的早期阶段，令人生畏的威廉·坚上校对华人实行准军事化的管制。1844年正按察司休姆组建殖民地法庭之前，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威廉·坚掌握了很大权力，他可以决定为期3个月的监禁，处以最高达400元的罚款，或是最高为100下的鞭刑。华人很少有人能拿出这么多现金，加之监狱容量有限，滥施肉刑也就不足为奇了。1846年，包令博士插手干预，暂时停止了当众鞭笞。不久，当局又恢复了鞭笞，这多半是为了让欧洲侨民满意，他们相信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护自己免遭心怀叵测的华人侵害。当众鞭打英国人的场景自然更易引起争议，所以，1866年之后，对欧洲人的鞭刑就得体地改为秘密进行了。
九尾鞭
理查德·麦当奴爵士像殖民地居民一样嗜好实施肉刑，他认为以前用藤鞭来执行鞭刑太过宽厚，便用当时英国军队仍在使用的九尾鞭代替藤鞭。他还制定了一种灵活的体制，规定定罪的犯人在施以黥刑之后，可以选择驱逐出境的惩罚。他们若是接受判决，就可以得到赦免，倘若日后又回到香港，并因为脸上的烙印被认出来，就必须服原先所判之刑，还要额外加上一顿鞭打。这种诉讼程序完全不符合英国法律体制的规定，却受到香港欧洲侨民的赞同，而实施效果似乎又证明它是正确的，犯罪率和被判监禁的人数几乎下降了一半。殖民地部开始还对麦当奴的措施抱有疑虑，不久就允许其便宜行事。
只有一桩案子引起了麻烦。1866年，阿伯丁市自由党议员、年高德劭的老兵、下院里声名狼藉的令人生厌者威廉·亨利·赛克斯上校提出控告，一个名叫莫旺（音译）的人要求在这个殖民地政治避难，却被移交广州当局，遭到凌迟处死，而且行刑一结束他的心脏就被吃掉了。威廉·孖沙——他在罗便臣与麦当奴之间的空位期代理总督，可贵地保持了政策延续性——逐条反驳了赛克斯的报道，孖沙断言：“很少见过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如此错误百出的报告。”(10)
1877年，波普·轩尼诗抵达这个殖民地，立即着手解决肉刑问题，下令对鞭刑问题展开调查。鞭打不仅针对一些最轻微的行为失检，如“随地大小便……常见的游手好闲……单独监禁时唱歌……偷摘水果”，也针对一些严重的罪行，如“反常的犯罪”。一些受害者遭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一个名叫李阿义（音译）的人两次被判鞭打90鞭，入狱后又受到一次36鞭和两次12鞭的鞭打，4年之内一共被鞭打240鞭。当众鞭打尤其令波普·轩尼诗震惊：“半裸的囚犯招摇地通过拥挤的街道，一名英国狱卒狠狠地当众鞭打一个华人，华人身上血流不止。”在得知公开鞭打远比他所想像的要少之后，轩尼诗感到庆幸而不是失望，“我完全没有想到鞭刑中只有如此小的比例（1150次鞭刑中有55次）是公开执行的。我印象中当众鞭打似乎很频繁”，(11)他轻而易举地说服各级官员切实废除当众鞭打的做法。1880年，香港不再执行当众鞭打，即使对华人也是如此。
公开鞭打
香港的英国人历来是当众鞭笞和公开死刑的忠实观众，倒不是他们热衷于这两种刑罚，只是没有哪个人激进到建议彻底废除肉刑的地步。应当如何实施肉刑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新总督下令就执行鞭刑的最佳方法展开调查。调查由两名医生奥布莱恩和威尔斯主持。威尔斯担任皇家海军外科医生已有33年时间，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判断用九尾鞭抽打背部和臀部的效果”。两位医生认为，尽管“九尾鞭导致的重伤很可能造成多种恶性后果”，它还是比藤鞭更可取，藤鞭是“十分厉害的刑具，其鞭打创口很可能深入到细胞和肌肉组织，导致肌肉坏死，伤口长时间无法愈合”。（威尔斯在海军服役时，从来没有见过超过48鞭的鞭刑，由此可见李阿义受到多么残酷的对待。）两名医生建议，最好是采用已证明效果良好的九尾鞭，同时采取“戴上厚帆布假领的防护手段，使颈部不至受伤，腰部也用同样方法加以保护”。对年龄在13至18岁的犯罪者，“用六尾鞭抽打臀部”，“对更年少的犯罪者则使用‘桦条’”。(12)
轩尼诗真诚同情弱者，顾及华人利益，其政策与包令基于功利主义立场的政策如出一辙。20年前，拉布谢尔在答复包令的建议时表示：“如果日后你能够从华人居民中挑选出值得信赖的人，你认为他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巡理府）或任何其他行政职务，我将乐于批准这种任命。”拉布谢尔接着提到“应当十分谨慎地进行尝试”。(13)由于英语是辩论和立法的惟一语言，英国国籍是获得皇家职位的必备条件，当时不可能有符合条件的候选人。
米切尔·希克斯·比奇
这种任命直到第二代香港华人才能实现，即便如此，其范围也十分有限。1880年，这个殖民地仅有一位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华裔专业人士，这个人就是伍廷芳。伍廷芳生于新加坡，拥有英国国籍，3年前成为第一位被称作“大律师”的华人。轩尼诗任命伍廷芳为暂任支薪巡理府和同属暂任性质的立法局议员。白厅勉强批准了这项任命，虽然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是以心胸开阔著称的保守党人米切尔·希克斯·比奇爵士。伦敦对此事缺乏热情，主要是极端不信任轩尼诗，而不是不愿给华人机会。白厅认为，只要是轩尼诗要做的事情，多半就是错的。实际上，比奇的继任者、自由党人金伯利勋爵在拒绝任命伍廷芳为常任官员时写道：“告之轩尼诗的继任者有望使一名华人进入立法局。”只是这个人选大概不会是轩尼诗属意的人。最后，伍廷芳由于经济拮据，于1883年4月辞去了立法局职务，转而为清政府效力，一跃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后任首位中国驻美公使。(14)
梅毒只能通过接触传染
对于驻扎香港的英国士兵和水手来说，生活在炎热、乏味、湿热的香港，一个主要的补偿是廉价的烈酒和性。统计数字表明，英国士兵的性欲远比欧洲大陆的战友旺盛，在性事上也更轻率，不论什么时候，他们当中总有多达四分之一的人染上了“哈瓦那流感”。
每千人中因患性病缺勤的人数(15)
迄今为止，疾病始终是海外驻军的头号杀手，性传播疾病更是难以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在早期阶段，香港性病发病率与印度不相上下。1853年，皇家海军“温彻斯特”号上有三分之一的水手感染性病。1856年，香港总医官报告说：“警察，不论欧籍还是本地的，都因这种最可怕的疾病苦恼不已。”第二年他又写道：“从香港的警察和水手当中可以找到某些最严重的性病……我已经把那些染上我曾见过的症状最触目惊心的妓女（警察在街头抓到的，她们显然是因为患上性病而被妓院老鸨抛弃）看护起来。死亡将最终结束她们的痛苦。”就连在东方待过很长时间的威廉·坚上校也曾说性病“荼毒太甚，难以详叙”。(16)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坚定的功利主义者包令采取了标准的边沁主义方法：妓院登记注册，定期体检和强制治疗。当局还采取了针对嫖客的强制措施，商船海员由船长下令接受检查和治疗。国内政府十分勉强地批准了包令的措施，拉布谢尔像所有善良的自由党人一样，对任何隐含奴役因素的事物十分敏感。他在发给香港政府的函件中指出：
我认为，殖民地政府未能充分重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在一个英国殖民地，大量妇女为了卖淫而处于事实上的奴役状态……被放任……悲惨地死于疾病……只是为了使欺压她们的那些人获取财富。整整一个阶层的人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而受到这样的对待，迫切需要政府加以有力的保护。(17)
香港早期的妓院
《伦敦插图新闻报》上关于伦敦妇女游行反对《传染病防治法案》的图片
1867年，作为军队改革和公共卫生改革的组成部分，英国政府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案》，规定在驻军城镇和指定海港对妓女实行强制体检。香港略加变通地推行了这项法案，政府向所有获准开业的妓院发放许可证，强制体检只针对接待外国人的妓院，华人经常光顾的妓院妓女无需体检。华人妇女将被迫接受体检，有可能转到西方人开设的医院治疗，这种想法极大地伤害了华人的情感，强制体检难以实行。香港正式出现了接待外国人和华人的红灯区。警察受命搜寻没有注册的“地下”妓院，所以毫不奇怪，警察的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1869年，患病警察中有16.6%感染了梅毒，而军人患梅毒的人数比例略低于7%。
除了可以想见的一些差异之外，香港采取的控制措施取得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工作者希望看到的成效。性病感染率下降了50%，总医官报告说：“我有把握认为这将带给这个殖民地难以估量的好处……我希望这些规定不但涵盖所谓的纯华人住宅，也囊括船民这一依然较易滋生疾病的感染源。陆军和海军当局都赞同我高度评价这项条例给他们的士兵健康带来的好处。”(18)美国随船外科医生马库恩博士惊喜地发现，美国军舰“德拉维尔”号访问香港之后舰上人员无一感染，而军舰到访日本时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他祝贺香港总医官获得了“成功……出于人道目的付出的辛劳……取得了圆满成功”。
波普·轩尼诗对推行妓院注册制度的种种理由毫无兴趣，他的个人经历——他在爱尔兰西部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度过童年，有个领养老金的情妇、两个私生子和一位年轻貌美的混血妻子——使他对于所有涉及到性的事情特别敏感（他曾把那不勒斯国立博物馆的目录斥之为“猥亵”）。他猛烈攻击妓院注册制度，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轩尼诗式泥潭。(19)他任命了一个仅有3名成员的调查委员会，事先告知委员们希望得出的结论。殖民地大臣卡纳丰勋爵对轩尼诗的做法大为不满，“我姑且认为你有充足的理由任命这个委员会，我毋需指明，组织非官方人士委员会调查一个重要政府部门的行政工作，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你预先确定该委员会的结论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20)
1877年11月，委员会着手开展调查，除政府官员之外，委员会未能得到任何一个欧洲人的证词，政府官员提供证词也多是出于自身的考虑。不仅如此，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怡和洋行的威廉·克锡，反对另外两位成员的大多数结论，轩尼诗试图掩盖委员会的内部分歧。不过，正是由于这次调查，负责巡视有照（性病）医院的海军巡视员W.H.斯罗吉特博士提交了一份详尽报告。斯罗吉特报告充分表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英国本土官员也很难了解香港的特殊体制。斯罗吉特认为，颁发许可证无异于正式认可在英国被视为犯罪的卖淫，提议废除许可证制度，又希望对妓院进行登记和管理，不论是接待华人还是外国人的妓院。他不了解华人妓院不受管制的原因，“委员们对华裔鸨母和妓女的情感和成见极为敏感，因为华人妓女被认为是专门接待华人的”。他还奇怪地发现，当局对于那些“受保护的妓女”表现出“毫无必要的体谅和容忍”，她们把“自己的房子提供给未登记的妓女作为卖淫场所”。
斯罗吉特驳斥了委员会关于没有证据表明法规能有效防止性病传播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与“民间、海军和陆军医疗当局的意见截然相反”。他讥讽地评论说：“委员们似乎不了解梅毒的历史以及这样一个病理学上的事实，即它只能通过接触传播，患病妇女只要不与其他人接触，就不会传播这种疾病。”(21)这句话清楚表明了他对委员会的蔑视。
英国国内的态度正在转变，道义规范日渐取代严格的功利主义成为立法的准绳，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不意味着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正如斯罗吉特指明的，公开认可“堕落”（它只有一种含义）是不道德的。反对派的首领是非凡的约瑟芬·巴特勒，他们尤其抨击《传染病防治法案》规定的地方法官和高级警官有权强行实施体检。双方的争论很快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尤其是一个完全无辜的青年妇女（事后被证明还是处女）因被怀疑是妓女而被迫接受强制体检。1883年，该项法案在英国暂停实施，3年后废除。
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也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不论他们认为自身所处环境与英国本土有多大差异。香港尽力拖延，向伦敦转达了妓院鸨母和妓女向总督提出的保留该项法律的请求。香港借助这种办法推迟了数年时间废除这项法案。立法局也有意见分歧，最终官守议员凭借多数票强行废除了这项法案。
废除《传染病防治法案》给海外军人带来了意料之中的后果。性病发病率直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下表所示，到1890年，英国驻印军队中有一半人染上了性病。
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
香港凭借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避免了最糟糕的后果，这个办法就是当局阳奉阴违，权当该法案依然有效，继续对妓院实行管理，妓院也依然分成接待欧洲人和接待华人的。接待欧洲人的妓女继续接受体检，接待华人的无须体检。即便如此，伦敦当局仍百般阻挠，1890年，立法局在提出强烈抗议后被迫取消了整个监管机制。这一次香港是在劫难逃了，立法局华人议员（当时有两名华人议员）抱怨“地下”妓院迅速增加。英商中华社会的统计数据表明，包令推行首批法令之后，情况“不断改善”，“法令废除后出现了剧变和恶化”。承认感染性病者的比例和患者人数都增加了一倍，这一数字足以让人印象深刻。1897年头4个月，香港驻军每千人中承认感染性病者达499.26人，其中213.29人患梅毒。3年之内，香港驻军有一半以上的人接受过性病治疗。
显然，当局必须有所行动，结果找到一种变通的解决办法。英国公众舆论不能容忍向妓院颁发许可证，并没有反对“地下”妓院。于是，殖民地部和香港政府同意授权巡理府查封警察指明的任何一家妓院，这个举措引来卫道士一片喝彩。实际上，警察不让巡理府注意到那些继续让妓女接受体检的妓院。如此一来，各方皆大欢喜，这种简单的办法此后一直沿用多年。
从某种程度上说，年轻的拉迪亚德·吉卜林引发了英国公众对香港妓女问题的关注。1889年，他报道了造访一家香港妓院的经过。吉卜林不是特别喜欢这家妓院，他受到科林西安·凯特的恐吓，还发现这些妓女“曾经到过丹佛市的利德维尔以及广袤西部的荒野，她们有一些未成年的同伴……她们普遍行为不端，各有令人心焦的烦恼”。(22)
总税务司赫德
19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办公地唐宁街
引人注目的排污、毒品、妓院和鞭刑问题，还不是导致香港欧洲裔居民与白厅政府部门争吵不已的惟一原因。香港显然已成为归殖民地部管辖的属地，其他不时与殖民地部发生利害冲突的政府部门逐渐开始敌视香港，其中最突出的是外交部。一直以来，外交部与殖民地部这两个政府部门明争暗斗乃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外交大臣属于最重要的三个职位之一，由资格最老的政客把持，殖民地大臣之职虽然官阶仅低于前者，却被视为鸡肋，适合有功劳的二流角色或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两个部的官员各具特色，体现出外交部与殖民地部的差异。外交部官员如同举止优雅的大使，被培养出来前往巴黎和维也纳的大臣官邸周旋，他们居高临下地看待殖民地部官员，认为后者无疑是可敬而干练地与双手起茧的殖民者打交道，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很简单。殖民地部官员对外交部官员的这种态度颇为反感，他们要么消极抵制，要么不予合作。
贸易部更乏善可陈，而且像其他部门一样，根本不信任任何实际从事贸易的人。所有的文官，不论属于哪一个部门，全都不信任中国沿海的英国商人。贸易部常任次官路易·马莱爵士在1863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与中国交涉时要避免的最大困难和危险，乃是英国商人与当地人之间毫无必要的接触。想挤进这个尚未开拓的新领域的不列颠人主要是那些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冒险家，他们只求凭借特殊的交易获取巨额利润，很少去关注长远的贸易利益，更不会顾及真理和正义的原则。这些人总是用爱国主义和文明来掩饰他们的不公正行径。(23)
很显然，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没有哪位香港商人会承认自己是马莱所说的那种人，但这个殖民地非常容易引发这种误解。殖民者、总督和殖民地部都关注这个殖民地的安宁，虽然对于如何维护安宁他们想法各异。外交部负责对华关系，其渠道是驻北京公使和向公使报告的领事。外交部通过白厅政府部门掌控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必然有许多事务涉及其他的政府部门，如贸易部和财政部。这带来了重重阻碍，即便是纯粹的殖民地事务，总督的行动自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国通向印度和中国的航路大大缩短。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第二年，连接英国与香港的海底电缆投入使用。从理论上说，既然交通和通讯有了改善，伦敦可以密切控制殖民地事务。实际上，殖民地事务仍由在现场的总督负责，哪怕总督的所作所为像轩尼诗那样令人不安。不过，较之19世纪40、50年代的平静时期——当时香港总督还身兼外交使节、商务监督和全权公使，可以得到商人的直接支持——新形势成为引发殖民者愤怒的根源。殖民者更为沮丧的是，外交部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远比香港的本地事务重要。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外交部顶住了对华贸易游说者在议会施加的压力（至今英国人不愿承认情况依然如故，不愿承认香港的安宁是历届英国政府重大的、然而是次要的目标，不愿承认英国选民对香港根本不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香港人的不满和挫折感的原因）。
香港总督常常与广州总领事发生激烈冲突。驻广州总领事布鲁克·罗伯逊抱怨历任总督总是被商人支得团团转，试图进行不妥当的干涉，他们“看不出控制与谈判的区别，他们墨守成规的做法不适合中国”。(24)香港总督与殖民地部也时有龃龉，麦当奴就曾因发放赌场许可证一事与白厅发生冲突。总督与殖民者也屡有摩擦，例如，持续不断的税收问题，以及波普·轩尼诗任期内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几乎所有问题。不过，在即将到来的“封锁香港”问题上——香港的殖民者关注这个问题长达20年之久——商人、总督和殖民地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交部及其官员。
赫德与税务司，中坐者为赫德。
这场争端始于包令时期设立、日后发展为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江海关税务监督。外国商人从一开始就反对税务监督，他们根本不愿看到清廉而高效的税收机关把收入原封不动地送交北京。1861年，怡和洋行评论说：“这个国家正陷入瘫痪状态……这个对外海关征收的关税被用于皇帝而不是各省的需求。”(25)尽管面临商人和守旧的朝廷官僚的重重阻力，在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强有力的领导下，新海关在1861至1906年间（严格地说是从1863到1908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机构。赫德上任伊始就在给海关官员的指令中明确表示，他们与他本人一样是中国政府行政部门的一员，“最重要的是应当时刻清楚牢记，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不论其他外国人举止有多么恶劣，也不论赫德在言语间流露出对许多同胞的蔑视，赫德明白无误地告诉手下人应当如何行事：
不论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外国人自认为有权做什么，不论他们这种想法是出于他们的地位，或是自认的对于中国人的优越感，或是通过横行霸道的歧视来展现他们高人一等的教化……人们期望那些支取薪水的人，那些中国政府的雇员，至少既不会伤害人们的感情，也不会引起嫉妒、怀疑和反感。在与当地官员交涉和与人民交往时，（应当记住）他们是同僚，而且由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人的同胞，从而就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明确的义务和责任。(26)
赫德意识到，一个具有如此动机的机构不可能指望获得外国商人的支持，“商人们大都对税务监督抱有根深蒂固的厌恶。他们中的许多人毫不费力地掩饰起这种嫌恶，一旦管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全都大声抱怨”。赫德在训令的末尾特别强调，自总税务司以下的所有海关职员都是由中国朝廷支薪的雇员，“总税务司对中国政府负责……他可能会被一纸通知而解职……倘若政府确实不满意的话”。
海关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的估计完全正确，外国商人确实百般阻挠，其中尤以香港的大班跳得最凶，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只按自己的规矩行事。怡和洋行向伦敦的朋友求援：“（中国的）整个海关体制业已成为阻碍贸易的重大障碍……外国人越早不支持它越好，亟盼国内有影响力的贸易人士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的报纸《上海载纪》呼吁取消所有关税和限制，但朝廷官员置之不理。他们还要求贸易由个人当场完成，并且像以前一样以私人武装船只作为后盾。起初，香港总商会带头反对实际上已经实施的土地法规。他们认为赫德手下的英国职员帮中国人说话，尤其可恶的是赫德的手下办事还很有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赫德的手下背叛了自己的同胞，这种强烈的、虽然并非经常公开表露的情绪令香港商人更加恼羞成怒。(27)
1898年长洲岛上的海关检查站
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时，不但要应付常常得到香港政府支持的桀骜不逊的外国人，还要对付长期以来腐败低能的朝廷政府部门。赫德的部门只负责国际贸易，沿海贸易仍掌握在传统的朝廷官员手中，他们一直靠武装帆船来管理，“让小艇、爬龙和快蟹得以逃脱”，帆船水手也肯定不会有蒸汽缉私艇水手的高标准，因此走私活动屡禁不止。鸦片现在已经合法化，但就连5%的关税也被认为值得走私，何况数十个鸦片球很容易藏匿夹带。食盐比鸦片更难藏匿，由于中国对这种国家专卖品征收更高的赋税，走私食盐始终有利可图。
与早先时期一样，广州依然是贸易的中心，不论是合法贸易还是走私贸易。贸易依旧归同样的官员“户部”管辖，户部照旧在管理贸易时追求自己和朋友的个人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户部把持了大把的海关职位，有权在直抵香港边界的中国水域巡逻。赫德充分意识到潜在的问题，他乐于看到中国知府或他本人控制的部门来承担户部的职责，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明确”和“突出”的身份。(28)
当时，香港水域的范围只有环绕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3平方英里海域。日后成为“新界”的所有岛屿和海湾——它们为不法之徒提供了理想的藏匿地——在当时还属于中国领土，距香港只有半英里远。因此，缉私巡逻队往往十分惹人注目，缉私队汽船作为国际法许可的军舰，可以使用香港的港口设施。赫德向广州税务司包腊阐述了当时的形势：
1.关于向中国领水内的中国船只装运的货物征税，中国无须与任何人协商就有权立法并采取行动。
2.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只要中国不在香港采取行动，并确实尊重完全标注为属于英国的水域，殖民地当局不得干涉广州官员的行动。
3.不论是香港总督还是广州领事，他们采取的任何违背中国官员意愿的查禁鸦片仓库的行动都不会得到支持。
此前，赫德曾于1871年3月7日告诉包腊：“威妥玛先生（接替阿礼国出任驻北京公使）站在我们这一边，贸易部和外交部也支持我们，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香港当局）不会大力反对我们。”(29)
与赫德的估计相反，他们遇到了重重阻碍。中国人的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或大或小的违法乱纪现象，那些挖空心思钻空子的香港商人乘机大造舆论。他们认为香港属于外国港口，是一个自由港，贸易管制应当降低到最低限度。香港船政厅的统计资料反映出这种利己主义的态度。所有进入香港的船只，甚至包括来自数英里外的中国港口或澳门的船只，一律被视为“外国”船只，这样一来统计数字大为膨胀。1906年，香港自豪地宣布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达22，453，007吨，超过了伦敦和纽约（两者的年吞吐量都在2000万吨上下）。但是，香港的进出港货物大部分属于沿海贸易，真正来自外国港口的货物仅为8，812，827吨，这个数字更准确地反映出香港的国际地位。
1898年维多利亚港全景
阿礼国
1867年，《天津条约》的十年修约期临近，香港商人认为机会来了。他们用一种令人联想起20年前曾大大激怒过璞鼎查的口吻，要求中国方面“从形式到实际一体遵守那些始终被回避，从未兑现过的条款规定”。他们还否认“中国海关有权裁决违反税则的案例”，这无异于否认中国政府在本国法律范围内的司法管辖权。不论是英国领事、北京的驻华公使还是外交部，都不打算支持商人们这种专横傲慢的要求，殖民地部则陷入了窘境。
这一回商人们占据了上风，他们在英国召集强大后援，说服格拉斯敦政府支持他们暧昧的要求。阿礼国爵士——巴夏礼从前的上司，1865年接替卜鲁斯出任英国驻北京公使——本已同总理衙门达成修订《天津条约》的条款，包括开放更多口岸和适当提高关税。商人集团强烈反对这些合情合理的条件，继续要求获得充分的贸易和居住自由。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在北京经过友好而艰难的谈判完成的这次修约，本应标志着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新阶段，但是，商业利益压倒了一切。商人们以香港为基地，成功说服英国政府否决了阿礼国的方案。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的贸易大臣正是那位正直得无以复加的激进派约翰·布莱特。贸易部不仅支持政府否决阿礼国方案，还提出了一项有失公正的建议：政府否决阿礼国的方案“不应公开地归之于商人的反对。这样一种做法难免会给中国政府造成一种印象，即时常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商人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对本政府施加影响，甚至在本政府的信念与商人的观点相抵触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实际上事实正是如此。如果说19世纪英国政府曾经与英国商人联合起来强行伤害中国，这一次就是明证。阿礼国深感失望，强烈指责他的同胞对总理衙门采取的行动，总理衙门的文祥对他表示同情：“我也被指责为变节者，只不过穿着中国服装而已。”(30)
图为格拉斯敦政府成员，中间为格拉斯敦，还有格拉斯敦政府一些重要成员，如约瑟夫·张伯伦、伦道夫·丘吉尔。
外交部官员也颇为失望，他们本来是鼎力支持阿礼国的。英国政府以一种最为奇特的措辞宣布了自身的屈从：政府“极为遗憾地”“决定推迟批准那些非常急切地发出呼吁的商业团体的要求”，尽管他们断定批准这些要求将带来“巨大的直接利益、以及更为重大的长远利益”。对于格拉斯敦政府来说，这个决定异常软弱，因为政府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地位十分稳固。惟一可以替格拉斯敦内阁开脱的借口是，像以往频繁发生的那样，政府被重要得多的爱尔兰土地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1866—1867年的危机过去之后，贸易复苏并未延续多久。1873年又发生了一次大衰退，这场衰退持续了数年时间。1882—1886年，又爆发了更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是一家法国大银行兴业银行的破产引发的。危机首先对香港带来了很大冲击，破产公司数量激增，其中包括历史悠久的广州行商奥古斯特·侯德。由于与多家破产公司有业务往来，汇丰银行损失巨大，被迫出让股份，就连怡和洋行也曾数次面临危机。英国对华出口下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低于1869—1872年的水平。像以往一样，香港商人为了寻找替罪羊，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当局。
香港商人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那些怨声载道的人。不出所料，他们发现“始终存在一种十分令人气愤的封锁体制……这些水域的范围内……各种型号的巡逻艇四处横行”。(31)商人们对布鲁克·罗伯逊爵士的评价非常低：“身为保护英国利益的英国官员，他的言谈实在奇怪。”英国政府应当采取外交行动，摆脱这种糟糕的局面，倘若外交行动不奏效，就用炮舰来对付中国缉私艇，这些缉私艇“如今毫无阻碍地肆意损害这个殖民地的贸易”。为了声援这些主张，商人们向总督递交了一份据称是由数位华裔商人联名提交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用“几乎难以卒读的中文”写成，实际上是出自一些英国商人之手，目的是掩盖自己的利害关系。这个点子是卡德威尔与布里尔顿公司想出来的，其中的卡德威尔就是日后被逐出这个殖民地的高和尔的不争气的儿子。
1880年维多利亚港
起初，坚尼地对商人们的抱怨还有所保留。随着商人们的愤怒日渐升级，他不得不采取行动。1874年9月14日的公开会议上，商人们提到了“（中国人）明目张胆、史无前例地违背国际惯例……（香港的）贸易面临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1874年12月1日，布鲁克·罗伯逊发往外交部一份条分缕析的长篇函件，极力揭露香港总商会似是而非的主张。罗伯逊揭示了香港商人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走私才是造成困境的真正根源。麦当奴曾经用他一贯的挖苦口吻表示，中国海关的建立“致命地打击了这个殖民地的繁荣，毫无疑问，这种繁荣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走私的繁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人有意干涉合法贸易，恰恰相反，当时帆船贸易稳步发展，甚至在贸易状况普遍恶化的头两年，沿海帆船贸易的货运吨位也仅有小幅下降，从1，817，810吨降至1，789，598吨。这么小的降幅恐怕很难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怡和洋行高级合伙人詹姆斯·域陶也认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表示从未见过合法的中国商人发过什么牢骚。中国人只是征收他们有权征收的关税，对该港口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封锁，贸易衰退完全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罗伯逊毫不含糊地支持广州知府，同情后者的政府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不仅未从香港得到丝毫的帮助，就连他们用来防止走私的仅有的安排，也遭到指控……在香港，总商会以及所有商人——只有极少数例外——全都公开指责所谓的封锁体制，他们要求摧毁这个体制，却提不出任何替代这种体制的方案。正是这种不讲道理的态度加剧了目前的困境”。
卡纳丰
19世纪70年代广州
在伦敦，坚尼地的请求送到了卡纳丰勋爵和殖民地部官员的手中，罗伯逊有力的反驳则摆到外交部德比勋爵的桌上。当时的驻华公使是有34年在华经验的巴夏礼爵士，他站在罗伯逊一边。伦敦收到坚尼地首封函件将近一年之后，事情才有眉目。1875年3月22日，卡纳丰勋爵向坚尼地发出回函，卡纳丰虽然态度上同情商人，却拒绝了商人们的要求：“中国政府在公海或其领海上搜查本国船只的权利不容置疑……所申诉的中国政府行使这一搜查权利……并未影响该港口的自由，不构成提出外交抗议的有效理由。”卡纳丰几乎是直截了当地申斥香港官员使“该殖民地蒙受保护和鼓励走私贸易的指责”。他警告说，英国只会支持“符合女王陛下政府历来维护的那些国际法原则”。
卡纳丰勋爵的答复在这个殖民地遭到冷遇。国际法在香港商人的眼里没有这么高的地位。一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承认，“从某种技术角度上说”，罗伯逊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1876年2月10日，香港总商会对英国政府决定遵守国际法感到遗憾：“十分不幸，政府决定与目前涉及的那些具有战舰性质的船只保持一致，这些船只无权做任何事，他们从事的惟一战争就是扼杀本殖民地的贸易。”
于是，各方开始了新一轮函件往来，总督坚尼地此时已经完全倒向殖民者一边，抨击罗伯逊领事。1876年7月13日，他写道：“我对广州当局毫无理由的要求和主张感到吃惊，女王陛下驻广州领事不但默许这些要求和主张，还积极给予支持。”香港总商会找到一个小题大做的新理由：广州的布朗先生（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托马斯·布朗）居然在收集本殖民地境内走私者的情报！“通常……密探报告某艘帆船……装运了鸦片，‘鹏程’号（海关炮艇）随即尾随其后将船只捕获。上船搜查……一旦发现任何走私货物，这艘帆船旋即被带往广州”（巡理府报告，1876年5月3日）。这些行动听起来像是一流的情报工作，香港司法当局却惊讶地称之为“代表中国海关在本殖民地进行有组织的间谍和秘密侦察活动”（署理律政司，1876年6月6日），“为中国政府效力的低级官员大搞恐怖手段，这些恐怖行动严重妨碍了本殖民地爱好和平的华人居民”（正按察司，1876年6月13日）。愤怒的罗伯逊写道：“我几乎从不在意香港总督及其属下的意见，我知道情况远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糟。”(32)
1876年9月的《烟台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僵局。除了其他较为重大的事项，这项条约组建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所谓的封锁问题，并警告香港商人，中国当局不会改变巡逻举措，“总期于中国课饷有益，于香港地方事宜无损”。(33)委员会直到1886年才正式组成，英国政府再一次肆无忌惮地拖延，之后进行了相当艰苦的谈判，谈判主要是由赫德代表中国政府与香港当局进行。赫德一度被香港政府“畏惧鸦片走私势力”所激怒，威胁说要辞职。双方最终同意由经过认可的政府代理人单独从事鸦片贸易，所有帆船贸易，不论是否贩运鸦片，一律脱离户部的管辖，转而置于赫德的总税务司署的可靠控制之下。赫德爵士很高兴能够离开香港（“在上了年纪的老古板看来，此地极其乏味”(34)），对会谈结果感到满意。1887年8月10日，他致函美籍同事杜德维：“我们促成了户部制度的消亡……25年来我一直想得到这些帆船，现在可以说我们终于把它们弄到手了。那些想留住这些帆船的老绅士坐立不安的样子有趣又可气，我同情他们，但我们不能让弊端阻碍改革的道路。”(35)
来访者的评述
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
伊萨贝拉·柏德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到19世纪70、80年代，海上旅行变得更安全、更稳妥。随着复合发动机、双推进器、水密仓的发明，船只尺寸的增大，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到东方的航行不再是一种冒险。不过，许多旅行者仍然渴望领略异国风光，他们在漫长的航程之后往往在这个殖民地短暂逗留，享受文明的舒适设施。未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特别喜欢新鲜奶油，他曾在1880年下榻总督府。波普·轩尼诗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这位亲王打草地网球时“劲道十足，实际上他打球太用力了，虽然我们的球场非常大”。第二年，亨利亲王的两位堂兄弟来到香港，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与日后成为乔治五世的乔治亲王都是海军军官候补生，随皇家海军“伯坎蒂”号作为期3年的环绕帝国航行。总督想借他们的到来小题大做，声称拥有“女王陛下的特别指令”。两位亲王的指挥官阻止了总督，两位海军军官候补生也平静地接受了。两位亲王对一部表现首批葡萄牙人登陆的日本电影尤其着迷，记下了“船上的人都穿着肥大的灯笼裤”。这次访问期间，轩尼诗爵士仅花在照相上的费用就达800英镑，此事曝光后，殖民地部大发雷霆。(36)1879年，前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到访，他与过去的对手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互相打趣，莫斯比在内战中曾任南方联邦的骑兵指挥官，当时任美国驻香港领事。(37)
与官方人物相比，私人访问者的记述当然要有趣得多。其中一位来访者是不知疲倦的著名旅行家伊萨贝拉·柏德。柏德小姐是个十分虔诚的新教徒，对“罗马”教会疑虑重重，很适合担任会督之职。她喜欢并赞许维多利亚城，“通过电缆与英国连接，大企业和英国奢侈品随处可见”。但是，她对香港上流社会持保留态度，“它的派系、无尽的殷勤、生活的铺张、各种争执、庆典、野餐、舞会、赛船会、赛马、宴会、草地网球聚会、业余剧团、下午茶会，以及所有其他一大串被视为乐事的时尚”。私下里，她更强烈地表达了不满，“我相信那些人当中有一半人不和另一半人讲话，除两个人之外，所有传教士彼此互不理睬……总督（轩尼诗）……据说是葡萄牙籍会督高主教的喽啰（后者是香港罗马天主教会会督）”。她对轩尼诗也没有多少好感，轩尼诗“穿着太过考究……有一张永远在笑的嘴巴和从来不笑的阴险眼睛”，而且表现出“对罪犯的……显然是病态的同情”。(38)
戈登·卡明夫人与伊萨贝拉·柏德同时来到香港，时间是在1878年12月。她看到了香港生活的另一个侧面，似乎也从中得到更多的享受。卡明夫人先是与她的朋友、经纪人阿特韦尔·考克森之妻路易莎·考克森住在一起，她们一起观看赛马，考克森夫人颇为大胆地赶着一辆小马车，这是“那场盛会中惟一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卡明夫人的这位女主人即使不能说很放荡，至少颇为鲁莽，她在业余剧团的首次演出中扮演贵夫人，用艺名把这事掩饰过去，1879年演出的剧目恰好是《谎言学堂》。考克森夫人还是妇女游乐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个会所专门接待贵妇人玩草地网球。其他接待卡明夫人的女主人——律政司的妻子斯诺登夫人和洛科克夫人，后者的丈夫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则显示出香港上流社会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面。(39)
布拉西夫人无须与朋友同住，她是与丈夫托马斯爵士一道来香港的，住在自己的“日光”号游艇上。托马斯爵士应邀与“几位华人绅士”共进晚餐，发现他们“掌握的英语完全可以同受过最好教育的英国人媲美”，这正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托马斯爵士被款待享用各种美味佳肴，其中包括“鸭掌、鱼脑和燕窝羹”，这些菜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托马斯爵士是鸦片考察专员，前来香港执行调查鸦片贸易的正式使命。他造访了香港的工厂，发现“财富的积累与雇员的低工资”反差巨大，雇员工资从每天1便士到4便士不等。(40)
来访者很少称赞香港的欧洲人社会。在他们的记叙中，大洋行老板慷慨好施的款待不再像以往那样占据显著位置，反而有许多对殖民者狭隘、暴躁性情的批评。19世纪70年代中叶，杰出的摄影师詹姆斯·汤姆森对欧洲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为他的英国助手提供的住所以及“他们乐此不疲的豪华设施”感到震惊，“我认为他们过着大大超出他们应得的奢侈生活”。汤姆森得出结论，美国人和德国人生活更有节制，与英国人不同，美国人和德国人不辞劳苦地学习当地语言。(41)
汤姆森的最后一项指责时有耳闻，它表明英国人沾沾自喜、志得意满的心态日甚一日，乃至最终丧失了早先曾经拥有的工业和贸易领先地位。许多来访者对华人遭受的冷漠乃至无情的对待感到震惊。柏德小姐指责说：“在香港，你不时能看到欧洲人用手杖或伞柄殴打苦力。”罗纳德·高尔勋爵指责第74步兵营（高地轻步兵营）的陆军少尉对待华人的方式“如同对待低劣的动物。难怪我们英国人所到之处总是被人深深地厌恶”。(42)1854年，年轻的罗伯特·赫德刚刚从乌尔斯特来到香港，非常吃惊地“看到上司是如何对待华人的：他把华人的货物扔到水里，用手杖敲他们”。(43)最早的华人传教士之一的黄宽博士——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抱怨说他的工作困难重重，华人“对英国人成见很深，他们（华人）认为英国人事事专横”。
汤姆森是19世纪后期著名的英国旅行摄影家。图为1871年约翰·汤姆森在厦门与清兵合影。
詹姆斯·汤姆森对香港下层生活出言谨慎，他报告说有180家“演艺剧场”，还发现与警察打交道时“明智地使用该地区的货币，就可以获得安全以及体面的沉默”。拉吉亚德·吉卜林对社会底层的描述不那么谨小慎微，披露了该岛生活的诸多层面。他叙述了与“该岛最大、也是最正派的大班”的会晤经过，道出了当时乃至今日香港的本质。吉卜林问道：“怎么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铜臭味？”他被告知：“这是因为这个岛正在蓬勃发展。凡事都要付钱。”他看到一份股票目录，所有股票都在溢价出售。“从牛奶场开始，样样都要付钱。”(44)（这家牛奶场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者孟生博士富于想像力的产物，他想为欧洲儿童提供新鲜牛奶，在香港，就连这项适度的投机也难免涉及金钱交易。）
吉卜林鞭辟入里地分析了香港的殖民地情结：“侨民们深信不疑的依赖心态中有一些十分可悲的东西，想必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性情乖僻、缺乏信心。”吉卜林是在1889年时说这番话的；香港将不再“依赖”，或许正在变得“乖僻”，却仍然没有清楚意识到“宗主国”对香港是多么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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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Restrictionsupon Chineseat Hong Kong（PRRC）），艾尔斯，1880年7月8日。
(2)欧德理，前引书，第514页。
(3)历史上，托利党是坚决反对爱尔兰独立的，也是反天主教的。——译注
(4)引自波普·轩尼诗的孙子詹姆斯·波普－轩尼诗为祖父所作传记《阳台》（Veran‐dah）。有人暗示轩尼诗是特罗洛普小说主人公菲尼亚斯·芬的原型。
(5)《波普·轩尼诗档案》，现藏于罗兹图书馆（Rhodes House：Pope Hennessy Collec‐tion），第8匣。在许多文件里，恼怒的文官对波普·轩尼诗评头品足。常任文官不但难以忍受这位总督为人尖刻，还对其未能区分资本收益与税收收入气恼不已。
(6)金伯利日记，约翰·伍德豪斯（Kimberley Journal：John Wodehouse），1880年自由党上台后，金伯利伯爵担任殖民地大臣。当时，轩尼诗已经无法再得到自己所属政党的支持。
(7)《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轩尼诗，1880年4月19日，1881年4月29日；普赖斯，1881年8月15日。
(8)《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1881年8月20日。
(9)《关于限制香港华人的文件》，柴德维克，第248节，1882年7月18日。
(10)1866年《蓝皮书》，第一卷，1865年7月25日。
(11)《关于香港鞭打囚犯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the Flogging of Prisonersin Hong Kong）：轩尼诗致希克斯·比奇，1878年9月28日，1878—1879年《蓝皮书》，第51卷。
(12)同上，1879年5月13日。
(13)拉布谢尔致包令，1856年7月29日，另见第八章。
(14)请见安德葛：《香港政府与人民，1841—1962年》（Endacott，The Governmentand People of Hong Kong1841—1962），第95页。在中文历史著作中，NGChoy拼作Wu Ting‐fang（伍廷芳）。
(15)资料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Source：Encyclopaedia Britanniaca），第9版。
(16)关于妓院的条例，请见《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Hong Kong（PRCDO）），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N. 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1912—1941），第10章。
(17)拉布谢尔致包令，1856年8月27日，载《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第270页。
(18)总医官1869年的报告，见英商中华社会递交殖民地部的报告，包括1897年6月30日罗便臣致张伯伦的函件，《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
(19)詹姆斯·波普－轩尼诗：《阳台》（J.Pope‐Hennessy，Verandah），关于轩尼诗的私生子，见第52页，轩尼诗在香港的任职，见第六部。
(20)卡纳丰致轩尼诗，1878年1月25日，《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
(21)1879年11月13日，《关于香港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文件》。
(22)吉卜林：《飘洋过海》（Kipling，From Seato Sea）。
(23)1863年2月10日备忘录，上海英国总商会1862年9月4日致约翰·罗素勋爵的备忘录。（BTGen Dept114/1863）。
(24)科提斯，前引书，第198页。
(25)《怡和洋行函件集》（JMLetter Book），1861年3月30日。
(26)1864年第八号指令，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附录D。
(27)关于英国商人与对华投资者——双方的代表分别是英商中华社会和英国当局——的关系鲜见真诚，双方始终无法彻底消除对对方的怀疑，马奈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请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外交部》（N.Pelcovit，Old China Handsand the Foreign Of‐fice）。
(28)关于税收之争，请见坚尼地于1874年7月10日发出的冗长乏味的《关于香港商业侨民对中国税务缉私船及本殖民地邻居的申诉的通信》（‘Correspondencerelating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in Hong Kongagainst the Action of Chinese Revenue Cruizersand theneighbourhood of the Colony’），以及署理总督柯士甸（Gardiner Austin）于1875年6月9日的《其他通信》。
(2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2页。
(30)引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204页。直到1876年去世前，文祥一直是恭亲王在总理衙门的得力助手。英国政府的观点，请见1870年《蓝皮书》，中国问题，第11、7卷。
(31)《蓝皮书》，《关于税务缉私船的通信》和《其他通信》。
(32)科提斯，前引书，第198页。
(33)《烟台条约》中文文本相关条款如下：“香港洋面，粤海关向设巡船，稽查收税事宜，屡由香港官宪声称，此项巡船有扰累华民商船情事。现在议定，即由英国选派领事官一员，由中国选派平等官一员，由香港选派英官一员，会同查明核议、定章遵办。总期于中国课饷有益，于香港地方事宜无损。”——译注
(34)赫德：《书信集》（Hart，Letters：The I.G.in Peking），第577封（1886年7月11日）和第595封（1887年8月8日）。
(3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9页。
(36)詹姆斯·波普－轩尼诗，前引书，第六部。
(37)莫斯比在《回忆录》（Mosby，Memoirs）中叙述了领事生涯，看上去他很喜欢这个工作。
(38)柏德：《黄金半岛》（I.Bird，The Golden Chersonese），第125页，在罗兹图书馆收藏的1879年1月8日信函中（Rhodes House CHBox8），柏德曾说“会督夫人有点像普罗迪夫人”。苏姗·霍伊的出色著作收录了伊莎贝拉·柏德的一些未刊书信，第125—126页。
(39)卡明夫人：《漫游》（Mrs G.Cumming，Wanderings）。另见史密斯：《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C.T.Smith，JHKBRAS），第22卷，1982年。
(40)布拉西夫人：《“日光”号的航程》（Lady Brassey，AVoyagein the‘Sunbeam’），第373页。
(41)汤姆森：《马六甲海峡》（J.Thomson，The Straits of Malacca），第203—208页。
(42)詹姆斯·波普－轩尼诗，前引书，第193页。
(43)赫德：《步入中国清廷仕途》（R.Hart，Journals：Entering China’s Service），第15页；陈伟群，前引书，第117页以下。
(44)吉卜林：《飘洋过海》。
第十章 香港要塞
捍卫英帝国
巴麦尊
罗素
1865年，巴麦尊勋爵去世，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巴麦尊首次出任公职是在59年前，即耶拿战役打响的1806年。1868年，巴麦尊的同事和对手、1804年进入议会的约翰·罗素勋爵也终于退休了（他一直活到可以亲自教导年幼的孙子伯特兰·罗素，后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曾让艾登和麦克米伦两位首相的日子不好过）。巴麦尊和罗素步入政坛之际，世界正处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罗素与拿破仑有过一面之缘）；当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俾斯麦的身影笼罩整个世界。(1)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似乎是个地道的欧洲强国，“这两个老人”比同时代人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操纵欧洲事务的有限能力。1864年，奥地利、普鲁士入侵丹麦，英国公众舆论强烈支持丹麦，要求政府进行干涉，派遣舰队前往波罗的海。然而，巴麦尊从来就是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英国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在欧洲大陆有所作为。
英国的资源极度匮乏、太过分散，无力推行独立的欧洲政策。俾斯麦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这一要害，他曾经表示，如果英军在普鲁士登陆，他将派一名警察把他们全都抓起来。这句教训式的话传到英国6年后，1870年夏，普鲁士军队在一场动员了100万人的战争中，只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就打垮了法国。此时英国即使想插手干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外交部德国问题专家罗伯特·莫里尔爵士宣称，倘若政府在24小时之内向英国公众表明自己的勇气，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皇家骑兵禁卫军总司令剑桥公爵的评论引起了激烈争论：“没有军队，哪里谈得上勇气，我们根本无勇气可言！”(2)此时，英国的全部陆上武装力量，包括自愿者在内，尚不足10万人，仅此一点就难以组织起一支1万人的远征军。
1870年，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图为在巴黎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
巴麦尊—罗素当政之后，托利党政府上台，1866—1868年的托利党政府先后由德比勋爵和狄斯雷利领导。在之后16年里，格拉斯敦和狄斯雷利两人交替执政，自由党两度执政5年时间，其余都是托利党当权。在这一时期，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已改变。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奥匈帝国复兴，俄国作为现代强国崭露头角，法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国家以及荷兰、比利时和美国，都把发展工业放在首位，政府通过提供资助、修建铁路、码头、运河，实行保护性关税等方式给予本国工业广泛的支持。英国开始丧失早先不可动摇的世界工厂地位。1870年，英国生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强，钢产量也将近占到世界产量的半壁江山。20年之内，美国在这两项指标上超过了英国。
美国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国，不过美国工业的发展对世界市场影响不大，因为美国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很快就消化了生产能力。19、20世纪之交，后起之秀德国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钢产量一举超过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钢铁很快就打入早先是英国产品一统天下的市场。有一些市场是德国产品难以渗透的，例如移民殖民地和印度，其他一些地区则向德国出口商敞开了大门，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洲和中国。
尽管其他现代工业国家日渐领先，英国仍保住了世界贸易的头把交椅。1870年，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6﹒75亿英镑对6﹒04亿英镑）。20年之后，这一格局仍未改变，为10﹒38亿英镑对9﹒97亿英镑。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英国特有的投资海外和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海外投资固然利润可观，却导致国内工业部门缺乏适应新竞争所需的资金。世界贸易模式有很大的差异，英国海外投资总额通常至少达到国内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更高。1881—1890年的10年间，英国海外投资上升到国内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三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对海外商业和工业企业的投资达到国内投资额的75%。海外投资虽有一定风险，回报也比国内投资丰厚得多，更何况英国人凭借银行业的财富和伦敦金融界的交易经验，能够较好地规避风险。
德国的克虏伯工厂
爱德华·卡德威尔
英国有如此大比例的国民财富需要加以保护，而此时德意志帝国政府在制造商的影响下推行咄咄逼人的政策，通过殖民扩张来获取新市场。英国历届政府面临保护现有投资和市场的巨大压力，要实施这种保护，至关重要的是拥有强大的海军，庞大的陆军则远非必要。
格拉斯敦政府的陆军大臣爱德华·卡德威尔不顾剑桥公爵的顽固阻挠，制订了1869—1874年大规模重整陆军计划。之后的历届政府，不管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十分广泛的必要措施，包括废除军职买卖，改进设施和装备（最终引进了后膛来福枪，将军们仍拒绝接受除前膛炮之外的任何大炮），改组团的编制，甚至还规定用卡其布而不是红色哔叽来制作埃及沙漠作战部队的军服——这个想法让剑桥公爵狂怒不已。经过改革，陆军兵员有所增加，陆军的目标是以快速的殖民地战争保护海外既得利益，而不是打一场欧洲规模的阵地战。即使是有限战争，人们也疑虑重重。殖民者受命避免冲突，如果需要防卫，也应自行解决。
卡德威尔为了实现扩充本土陆军的计划，从各个自治殖民地遣返了大约两万人的部队。殖民者要自行安排本殖民地的防务，而格拉斯敦素来怀疑任何可能导致额外开支的殖民地冲突。狄斯雷利像过去一样，四处寻觅机会“挫败辉格党人”，抓住自由党人渴望逃避承担帝国义务大做文章。狄斯雷利1872年6月24日发表的演说常常被看成是一个转折点，从此英国决定扮演世界性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狄斯雷利嘲笑功利的辉格党人丝毫没有帝国荣誉感，他们——
已经如数学验证般明白无误地表示，英国的王冠上从来没有过一颗宝石，拥有印度实际上代价高昂。屡屡有人提出我们应当立即从这个梦魇中摆脱出来！他们（辉格党—自由党人）把英国的殖民地，甚至把与印度的关系当做这个国家的负担，他们从财政角度看待一切，却完全忽略了使民族变得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因素，忽略了人所特有的有别于动物的感化力。(4)
狄斯雷利是19世纪中叶十分有影响的政治家，英国第一位犹太血统的首相。
1874年，狄斯雷利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数月之前，格拉斯敦在下院遭到失败（这次仍是因为爱尔兰问题，两大政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爱尔兰问题上摔跟头），宣布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人赢得压倒性胜利。狄斯雷利曾在1868年担任过9个月首相，这次是他惟一完整的首相任期。他推行“使民族变得伟大”的政策，其标志是为维多利亚女王安排了一个“印度女皇”的新头衔，这个头衔不过是惠而不费的象征性举措（虽然女王感到莫大满足），购买苏伊士运河7/16的股份才是狄斯雷利政策的真正成就。英国通向印度之路从此有了保障，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英国此后不断与法国发生争端，还卷入开支浩大、错综复杂的埃及局势。直到1956年，英国与埃及的冲突还把一位英国首相拉下马来。(5)
保守党与自由党在殖民地事务上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分歧，更多地是表面的分歧。格拉斯敦政府不管多么希望避免卷入，还是被迫承担了帝国义务。1877年被狄斯雷利并入英帝国的特兰斯瓦的布尔人认为格拉斯敦会恢复他们的自由，他难道没有把这次兼并称作“近乎疯狂之举”，还表示拒绝承认用“令这个国家蒙受耻辱的手段”实现的兼并？然而，在事实面前，所有美好的愿望彻底破灭。1880年自由党政府上台后，决定推行压制布尔人的政策，布尔人直到打败英国军队才保住了格拉斯敦曾经应允恢复的独立。埃及的情况也是如此。1882年批准炮轰亚历山大城、镇压阿拉比起义的不是保守党政府，而是自由党政府。阿拉比起义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民族主义起义，起义者承诺建立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责任政府。
布尔战争中的英军
真实情况是，不论政治上如何花言巧语，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总是被无法驾驭的因素拖入殖民地争端，要么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如特兰斯瓦和缅甸（1885年），要么必须回应其他欧洲列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政策。殖民地部常任官员仍然反对再增加任何负担，大臣们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断削减殖民地开支，结果形成了两党合作的殖民地政策，这种政策至少延续到19世纪末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之际。两党合作并没有彻底贯彻到所有的政府部门，外交部与殖民地部在香港问题上依旧争吵不休。外交部始终坚持认为这个殖民地的利益必须服从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关系，殖民地部则传达殖民地居民的意见，尽管他们对殖民地居民的态度忽冷忽热。
海军部和陆军部与殖民地部也有分歧。一段时间以来，海军上将约翰·科洛姆爵士接连向海军部提交防御战略报告。1877、1879年，他相继出版《殖民地防务》和《大不列颠及其属地的防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6)科洛姆阐述了凭借强大海军防卫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方针，强调只有海军才能抵御潜在的入侵，这样一支海军必须配备一系列安全的燃料、食品补给站和维修点。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亚拉巴马”号劫掠舰的事例表明，蒸汽船对这类港口的依赖性很大，蒸汽舰只完全依靠这些港口补充给养，必须按照预定航线航行。科洛姆认为新加坡和斐济的重要性超过香港，海军部采纳了他的原则，只是认为斐济不如香港重要。从此，香港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只是重要性不及新加坡。香港将不仅是有益的贸易中心，还将成为帝国防务体系的重要一环。谁来为此付账，殖民地居民还是英国纳税人？这个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争论的焦点。
格拉斯敦及其继任者对内政的关注远胜于对欧洲及殖民地事务的关注，爱尔兰问题当属最要紧的国内事务，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自由党的毁灭。欧洲大陆似乎有望进入一个稳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狄斯雷利的最后一个大动作是签署《柏林条约》（1878年），该条约表面上是为了结束俄国与土耳其重新爆发的冲突，实际上树立了一种解决欧洲争端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已经没有争夺的空间，列强在不同因素的驱使下，纷纷把注意力转向殖民扩张。
法国的野心
路易·菲利浦
1790到1852年间，法国经历了9次政体转变：三个王朝、两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一届执政府和一届督政府，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暴力。历届法国政府无不对公众舆论异常敏感，深切意识到他们的继续执政乃至个人生命都取决于不能过分激怒老百姓（直到1885年，法国对华政策还差一点导致一位总理被私刑处死）。英国佬接二连三的阴险行径总是令法国人愤慨不已，英国佬越是看起来不那么令人讨厌就越是可疑。1815年后，法国的国策就是坚定地与英国合作，毕竟除法国之外，英国是当时惟一非独裁的立宪制欧洲强国。但是，只有可靠而自信的法国统治者才敢冒犯势力很大、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恐英派游说者。1838到1840年，法国公众舆论激愤到顶点，奥尔良王朝借助人们对于拿破仑的热情，提高自身的世俗号召力。1840年，拿破仑的遗骸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巴黎举行了场面宏大感人的仪式。总理梯也尔完全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局势，巩固了法国在那里的统治。法国人热衷于重新武装，满心希望打一场对英战争，“举国上下沉浸在狂暴的激情之中……法兰西利剑在握”。(7)然而，务实的国王路易·菲利浦把与英国合作当做法国政策的基础，将梯也尔免职，接受了《伦敦条约》，这项条约解决了英法两国的争端，却让法国人民极度失望。
菲利浦国王急欲转移臣民的注意力，便把目光转向东方。当时，法国没有多少理由关注中国。法兰西民族嗜好咖啡和葡萄酒，法国财政收入也不像英国那样依赖来自茶叶的税收。法国人拥有严密保护的丝绸工业，由于丧失了绝大部分印度属地（被无耻的英国佬夺去），他们无须为棉花或鸦片寻找市场。即便如此，法国政府一直渴望及时获知中华帝国的一举一动。1839年，一位密使受命前往中国。
路易·菲利浦政府委以秘密使命的M.马奈·德·巴斯兰大概算不上有见识的间谍，英国商人显然乐于迷惑这个轻信的法国人。他们用酒宴款待他，使之相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仍有势力，“只是名称有所变动”，而且有接管整个中国的奸诈密谋，初步计划是推翻“鞑靼蒙古人的皇帝”，代之以一个汉人，也可能是个适合的英国人，此人非怡和洋行的年轻人罗伯聃莫属。(8)
不论法国人是否相信这些天方夜谭式的幻想，他们在两年后派出了以真盛意为首的正式使团。真盛意成名于印度，渴望在中国取得同样的成功。法国人和中国人对真盛意使团的报道大相径庭。从公开角度说，他是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私下里他为法国向中国要求一块居留地，就像英国人得到香港那样，他提出这块地方应是狮子洋入口处的虎门－穿鼻。耆英以彬彬有礼的嘲弄态度拒绝了这项要求，法国的对华贸易并未大到足以获得像英国一样的待遇，虎门具有战略意义，是中国极为重要的门户，其地位与香港不可同日而语，香港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外围岛屿。
一个突发事件使事态变得更为复杂，法国快速战舰“爱里贡”号舰长则济勒自作主张，于1843年8月抵达上海，这个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9)则济勒告诉中国人，法国与中国没有矛盾，法国的宿敌是英国人，所以会帮助中国人抵御英国人，中国借助法国的帮助，可以掌握建造战舰和大炮的技术以及海战战法。耆英依然不相信，当时他正与英国人谈判一项协议，了解并信赖英国人，况且英国的实力一目了然，法国的实力尚在未知（他肯定曾被告知特加法加尔战役）。(10)
法国人为中国设计的堡垒
法国的幕后活动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1844年，法国派出一个正式使团，使团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拉萼尼率领。拉萼尼曾参加过维也纳会议，当时就坐在杰出外交家塔列朗的身边。拉萼尼使团抵达中国后，发现法国驻广州领事已经获得了《南京条约》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拉萼尼高超的外交手腕毫无用武之地。但是，拉萼尼的使命中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预测法国未来的亚洲战略。他受命寻找一个战略地点作为法国在东方的前哨，这回选中的是菲律宾群岛中棉兰老岛附近的巴锡兰岛。这座小岛已被西班牙人占领，很难由中国人说了算，除非法国是想找理由与西班牙开战。不用说，拉萼尼在这个问题上也毫无进展。
拉萼尼决定把宽容传教活动作为法国的要求，这大概是为了挽回颜面，不然的话，耗资巨大的法国使团除了本已到手的利益外一无所获。拉萼尼是受保守的基佐内阁派遣，基佐政府一直致力于赢得天主教会的支持，因为天主教会大多敌视奥尔良王朝。在这种情况下，拉萼尼的这个举措将被巴黎视为有益的政治让步。中国人应允了这个要求，为法国人日后在必要时炮制“开战理由”埋下了伏笔。
到下一个王朝，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法国人着手利用原先条约的规定，1858—1860年的英法远征进一步确认了这些条款，条约（译者按：《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第十三款）此时，马奈·德·巴斯兰又跳了出来。1857年2月至1859年12月间，他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系列正式报告，这些文件充斥着仇英情绪和可笑暗示，“他们（英国人）将尽一切努力反对（法兰西）帝国，惟有帝国能够阻止他们”。德·巴斯兰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埃及的骚乱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英国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占领它”。他还预言英国人肯定会干涉西藏（这两项预言日后都兑现了）。他还指出了中国南部河流的重要性，这些河流很快就成为法国在华扩张的跳板。(11)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向俾斯麦投降。
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在华商业利益不大，所以能够与英国合作。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次年又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形势发生变化。法国在欧洲一蹶不振，无望收复战后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望凭借外交成功来挽回脸面。虽然德国企业家游说俾斯麦攫取法国领地作为战争赔偿，法国殖民地在战争结束后未受触动，这种情形完全是滑铁卢战役后欧洲局势的翻版，当然此时的形势要严重得多。滑铁卢战役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着手征服阿尔及尔；路易·菲利浦王朝巩固了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统治，之后，法国历届政府先后入侵墨西哥、塔西提和埃及。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公开把该岛作为反英战略的一步棋。激进派议员、海军部长德·拉纳桑在《法国的殖民扩张》一书中指出，法国舰队以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为基地，“切断英国与新加坡、香港和中国的所有贸易往来，直至威胁印度”。(12)
中法战争中在谅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刘永福
不论是否自觉地采纳了巴斯兰的建议，路易·波拿巴政府转而把扩张矛头指向印度支那，企图以印度支那为基地，与英属印度相抗衡。1862年，法国在西贡建立据点，但英国兼并下缅甸，旋即抵消了法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此后的5年间，法国占领了整个湄公河流域，湄公河三角洲成为法属交趾支那省，问题在于湄公河流域毫无商业价值可言。从海洋到河内和中国云南必经的出入口是地处现今越南北部的红河，红河归属东京省，后者是古代安南帝国的一部分，而安南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中国的领地。安南皇帝在种族上是汉人，帝国政府的部分官员是汉族学者型官僚。
中国人未必履行对藩属的义务。例如，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中国人出于谨慎，没有坚持传统的权利。但是，这一次中国答应支援安南。中国人很有可能认为安南本身不值得大动干戈，但东京省构成了中国与掠夺成性的法国之间的缓冲带。于是，朝廷决定派兵干预，抵御法国侵略。中国至少派出了一支精锐的非正规军：黑旗军。中国最杰出的革新派人物李鸿章十分清楚他的国家军事和海军力量有限，试图避免冲突，后党却热衷于对法开战。
孤拔
1885年2月，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图为镇南关清军布防图。
法国人决意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幅员有限的帝国扩展成西方第二大殖民帝国，这个决定并非一蹴而就、毫无争议。法国军队的建制是针对大规模欧洲军事行动，不适应小规模殖民地战争，而且很多人反对任何干扰“复仇”——打赢下一次对德战争，收复法兰西的失地——准备的事情。法国左翼人士当中开始流传一种奇特的想法：即使是传播法兰西文化，也不证明对外冒险是正当的。法国政局不稳，难以形成一以贯之的政策。在法国历史上，19世纪70、80年代是政府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的时期之一。1879年2月到1883年3月，法国至少先后有8届政府执政：瓦丁顿内阁、弗雷西内内阁、费里内阁、甘必大内阁、第二届弗雷西内内阁、杜克勒克内阁、法利埃内阁和第二届费里内阁。直到儒尔·费里凭借反教会教育和致力殖民扩张的纲领再度执政，法国政坛才稳定下来。
1884年8月，在双方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卷入了与法国的战争。海军司令孤拔轻而易举地打了一场胜仗，在福州摧毁了装备非常落后的中国舰队；双方的陆上军队互有胜负。前往福萨摩的法国远征军在基隆被包围。1885年2月，法国军队在靠近中国与东京省边界的谅山被打败。这场败仗导致费里内阁垮台，费里本人侥幸逃过一名狂怒的巴黎暴徒的毒手（中国军队促成了此事，他们归还法国阵亡者时，把头盔灵巧地缝在无头尸体上）。不过，法国虽然几乎输掉了战争，却赢得了和平。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协助下，中法两国在巴黎达成协议，法国对安南帝国、东京省和交趾支那的主权得到承认，法国的直接统治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暹罗帝国，即现今的老挝和柬埔寨，被纳入法国势力范围。这样，法国控制了大小相当于其本土面积的地区，与中国南部接壤的边境线绵延1000英里。一些法国政客贪得无厌，想攫取更大地盘。颇有权势的出版商约瑟夫·夏莱－伯尔认为，法国的“文明使命”应当囊括暹罗、澳门和部分中国本土。(13)
图为黑旗军与法军作战场景
马尾海战
法国的殖民野心日益膨胀，似乎要把殖民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帝国和中国南部边境，这引起白厅的严重关注。在这个地区，掠夺成性的法国取代了无足轻重、很大程度上只剩下空架子的中国，法国人计划把扩张矛头直指云南。英国政府考虑到在华利益，对此保持善意的中立。英国已经把中国纳入其“非正式帝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对华贸易中占据最大份额。另一方面，法国人的一举一动始终受到怀疑。
1884年8月，法军炮击福州，造成大约3000名平民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巴夏礼认为，法国此举“无异于背信弃义”。英国下院也提出质询。1884年10月28日，来自艾尔的托利党议员阿什米德·巴利特先生要求“英国海军将领阻止这些海盗行径”。法国宣布封锁中国海岸，还考虑把大米列为战时禁运品，英国愤怒地做出反应，暗示将调遣皇家海军进行对抗。一位观察家认为这个举动“震撼了文明世界”，上院则把法国人的行动斥之为“野蛮行径”。伯里勋爵发言说，本国随时可能卷入战争。因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而以“中国的”戈登而闻名的戈登上校写道：“根据以往的经历，倘若中国与法国开战，我们必定会采取相同的行动。”
戈登
法国的进攻立即点燃了中国人的愤怒，电报和蒸汽印刷机第一次使炮轰福州和中国舰队覆灭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中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两广总督发布公告，号召中国人凿沉法国船只，把下过毒的食物卖给法军。在香港，当局颇为惊恐地获知中法开战的消息，香港举行了反法游行，码头工人拒绝为法国船只服务，这是该殖民地普通民众第一次自发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是针对一个特定国家，完全不同于过去常见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外国人的仇外情绪。殖民地政府没有认清这一点，不合时宜地采取了独断强横的做法。罢工者被勒令复工，还被课以罚款。结果，当局不得不召集军队镇压随之而来的骚乱，立法局也匆匆通过授予政府广泛权力的紧急条例。这些举措遭到广泛的抨击，许多英国人表达了对华人抗议行动的同情。代表威格顿的议员、曾在中国服役的海军少将约翰·海伊爵士支持罢工者，要求香港当局“发出指令，禁止把任何契约强加于工人……他们出于爱国热情，理当反对这种强制”。一家香港法院否决了政府对一位报纸主编的起诉，这家报纸刊登了两广总督的文告。(14)
这场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约对法国的让步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不大，因为清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享有对印度支那的权利。然而，这场冲突彻底打破了《北京条约》签署后25年间逐渐形成的稳定局面，其他欧洲列强怀着对法国在华野心的戒备，决意在随后的坐地分赃中不落人后。英国也意识到香港很容易遭到法国或其他列强的攻击。各国海军战略家目睹了中国的新舰队被轻而易举地击溃，日本海军军方对此最为关切，他们的现代化进程迅速而有力。中国本来指望得到西方的庇护，如今全部希望都化为泡影。英国和美国被中国视为盟友，却没有进行干预。但是，法国难以为所欲为，中国也开始形成一种好战的民族主义。
萨金特将军的大炮
任昆士兰总督时的宝云
任香港总督时的宝云
在国际局势紧张、危机重重的时代，香港不得不忍受一位软弱胆怯的总督。乔治·宝云爵士在殖民地仕途一帆风顺，却是个典型的华而不实之人。宝云在牛津大学表现十分出色，三一学院学生，古典学名列榜首，两任学生会主席，巴里奥尔学院研究员。1847年，年仅26岁的宝云被任命为科孚的爱奥尼亚大学校长（该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由英国人管治），还当上了爱奥尼亚群岛政府的政务秘书。1849年，他在匈牙利有过一次历险，协助解救了匈牙利革命英雄路易·科苏特。他还出版了包括《默里氏希腊指南》在内的若干著作，一直是公众瞩目的人物。《澳大利亚传记辞典》恰如其分地指出，宝云“刚愎自用、固执、讲话啰嗦”，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他总是把名人的名字挂在嘴上，还热衷于大谈名人的趣闻逸事。不过，他之所以能够在1859年以38岁的年龄获得首任昆士兰总督之职，靠的是与格拉斯敦的交情。
宝云34岁时就已是二等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士，出任昆士兰总督之后，又获得了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15)他似乎有望爬得更高，因为在傲慢自大和趋炎附势的外表下，他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但是，对宝云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太大了，他把澳大利亚的养羊场说成“有如荷马笔下的竞技场”，放牧权之争是“古罗马贵族与平民公地之争的翻版”，让人联想起贺拉斯《拉里萨战场的战利品》里的达林丘陵草原。(16)宝云的殖民地生涯持续了20多年，其间也并非一事无成，在新西兰尤其有所建树。1867年，他接替好战的乔治·格雷爵士出任新西兰总督，说服那些不满于白厅所给待遇的殖民者不要转而要求并入美国。1872年，宝云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州总督，在那里他遇到了麻烦。1877年，该州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与终身任职的政务会围绕预算案发生激烈争执，“一场政治风暴……一些政务会成员扬言要雇佣和武装爱尔兰匪徒……与此同时，一些立法会议员呼吁采取暴力和革命手段”。宝云未能平息事态，此事“极大地损害了我的……声誉和前途，我再也无法挽回”。(17)这一点给他说中了。之后他在毛里求斯待了3年，1882年被派往香港担任他此生最后一个公职。殖民地部之所以任命他，是希望在桀骜不驯的轩尼诗之后，他能够起到安抚作用。宝云爵士乐于合作，只要这有助于他尽可能轻松地向上爬。
1883年，宝云抵达香港。此时，他已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令人生厌者，游手好闲，自视甚高，一味谄媚那些高高在上的相识。宝云的上司全都瞧不起他，格兰维尔勋爵说他是“自命不凡的猴子”，金伯利注意到他“荒唐可笑的自私自利”。殖民地部助理次官W.R.马尔科姆向里彭勋爵透露说：“宝云已经服务了很长时间，我们在公开场合说他很出色。实际上他满口空话，他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保住职位，完全是由于宝云夫人的机智、声望以及与赫伯特（殖民地部常任次官罗伯特·赫伯特爵士，他在澳大利亚时曾在宝云手下工作）很深的个人交情，他极其过分地滥用了这种交情。”(18)宝云的继任者威廉·德辅叙述了卡纳丰勋爵一次晚宴的情景：当时宝云的前任轩尼诗也在场，宝云“像往常一样大声说话，大意是说他一天之内接连见到了罗马教皇、维克多·伊曼纽尔和加利波第，在这个话题变得相当乏味之后，他接着废话连篇地说道：‘非常奇妙的事情，实在奇妙。我在同一天应邀与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道进餐。’”话音未落，“矮小的波普·轩尼诗”马上尖刻地反驳了他。(19)
宝云本来完全有望在香港度过愉快闲散的任期，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看来，与我以前管理的任何一个直辖殖民地相比，香港政府的日常和紧迫工作从一开始就要轻松得多”。这多半要归功于政务官的贡献，这些官员都是通过20年前设立的官学生招募计划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包括骆克（1883年任助理辅政司）、阿尔弗雷德·李斯特（财政司）、沃尔特·迪恩（警察司）和詹姆斯·罗素爵士（巡理府），他们都通过严格的考试，具备关于华人及其语言的丰富知识。在宝云任职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辅政司威廉·马殊爵士管理着香港政府，事实证明马殊完全能够独力挑起总督的担子。宝云的不幸在于，他抵达香港之际，正值战事频繁、战争谣言四起的时期，香港的防务负责人又是一位十分活跃、性情暴躁的军人J.N.萨金特中将。
“霍奇”级铁甲舰
此时正值萨金特在远东的第三次海外服役期，他第一次海外任职是在1860年。自那时以来，铸炮技术又有了重大进展，巨型钢制大炮普遍投入使用，火药有所改进，大炮的射程和精确度都大大提高。即使是美国内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铸铁滑膛炮，其射程也大大超过3英里，新型大炮可以射得更远。法国“霍奇”级战列舰的主战武器是重达75吨的13﹒4英寸大炮，足以在现有岸防炮射程之外轻而易举地摧毁维多利亚城。香港的防御工事甚至无法抵御轻型火炮的打击，一些最重要的战略防御工事都是开放式的露天炮塔，只能防御正面火力，无法抵挡头顶上方落下的炮弹。萨金特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欠缺，确信陆军部清楚他的观点。英法合作已有70年历史，萨金特与白厅的皇家骑兵卫队依然忧心忡忡地把法国视为潜在的侵略者，法国在东方扩张造成的紧张局势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香港从穷乡僻壤的殖民地被推到国际冲突的最前沿。1881年，杰出的军事工程师、日后当选为代表普茨茅斯的下院议员威廉·克罗斯曼爵士访问香港，为香港设计了合适的防御体系，但工程一直没有开工建造。军需司令安德鲁·克拉克爵士同意萨金特将军的看法，认为香港的“防御工事远远比不上许多中国港口，一旦爆发战争，法国人用6艘铁甲舰的优势兵力就足以摧毁香港的首府和航运业”。克拉克建议采取应急措施，大力加强卫戍部队，再增加3个以上的印度团，两艘最好的鱼雷艇，更多重型大炮和速射武器。德比勋爵十分关切，下令把准备配置在普利茅斯新要塞的大炮“十万火急”改道运往香港。
安德鲁·克拉克爵士还致函宝云：“目前，香港面对一艘铁甲舰等于是手无寸铁，一旦战事突然爆发，我想你会沦为阶下囚。”宝云也清楚意识到这种危险，1884年3月8日，他向殖民地部提出警告：“任何外国列强的4000到5000名士兵一旦在这个岛屿的背面登陆，肯定能够冲入城镇（离海岸只有4英里），我们弱小的卫戍部队难以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安德鲁爵士的信函让宝云大为惊慌。1884年9月13日，德比勋爵发来一封简短函电通知更让宝云无法释怀，德比勋爵表示希望该殖民地支付萨金特所需榴弹炮的费用：“军事基地的全部费用……同时垫付驻军总司令所要求的各项费用。”宝云哀怨地询问那位将军：“‘垫付’究竟是什么意思？”两天后，他以风湿病复发的可疑理由，只身一人前往日本避难去了。
萨金特暴跳如雷，写信给宝云说：“此刻正是置生死于度外，不可苟且偷生的时刻。”殖民地新闻界也是一片嘲讽之声，9月13日的《士蔑西报》写道：
在无疑是自上一次中国战争以来本殖民地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那位大人凭借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平静地背弃了自己的职责。不论有多少靠不住的理由，身体欠佳之类软弱无力的辩解，对事实的歪曲和大量老掉牙的托词……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总督宝云……凭轻易弄到手的一纸医生证明作为站不住脚的理由……前往日本的浴室去过轻松惬意的假日……如果王国政府部门的负责官员有很多是乔治·宝云爵士这种素质的话，英国的霸权不可能长久。(20)
萨金特将军虽然得到了榴弹炮——卡纳丰勋爵在5年后抱怨说，这些大炮的口径仍嫌太小——却丢掉了职位。乔治·宝云爵士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足以敦促英国政府召回这位将军。萨金特写了一本书，字里行间不断指责宝云爵士和剑桥公爵极不公正的行为。(21)然而，仅靠这些迅速装配起来的新式大炮，仍不足以确保香港的安全。萨金特将军曾亲自侦察过一些敌军可能藏匿的海湾和港口北面能够威慑这个殖民地的制高点，他得出结论，除非占领这些要冲，否则，“中国人拥有的该港口的北岸将成为麻烦和不安全的根源……一旦这个地区落入英国之外的外国列强之手，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不能占领这些重要的战略地点，至少也要使之中立化。萨金特写道，这一点“对于我们及时阻止那两个欧洲强国（法国与俄国）中的任何一个攫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控制香港港口入口和港口本身的中国领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萨金特当时未必是想获得如今以“新界”闻名的整个地区，他仅仅是指“对于我们的防务来说绝不可少的……地区”。萨金特接连向陆军大臣哈丁顿勋爵发出措辞强硬的函件，宝云通过殖民地部进行了反驳。伦敦收到了萨金特发出的信息，但英国染指更多中国领土的时机尚未成熟。
这个殖民地的官员一直饱受宝云无能统治之苦，对萨金特的离去感到惋惜。骆克表达了深切的遗憾，这个殖民地需要“坚强有力、朝气蓬勃、无所畏惧的领导人”。塞西尔·克莱门蒂·史密斯写信给萨金特：“我非常遗憾您离开这支部队，我们再也不会有能够如此融洽相处的将军。”宝云自己也没能在香港久留，1885年12月，宝去离开香港，他担任香港总督32个月，在这个殖民地的时间仅有15个月。一位“商界领袖”写信给萨金特：“我想不会有任何人惋惜他的离去。他是个爱慕虚荣的、愚蠢的老人，有一种毫无顾忌乃至令人反感的自我膨胀情绪。没有安排任何告别仪式，他曾派人请赖里先生为他安排仪式，但那位绅士拒绝了。”(22)
瘟疫
不论荣誉应归于宝云还是那些优秀的下属，宝云任职期间香港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其中，意义最重大的要算立法局改组。继伍廷芳出任临时议员之后，首位华人议员正式进入立法局。宝云代表殖民者与殖民地部进行了讨论，最终的决定正如金伯利勋爵曾经建议的那样，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中至少应有一名华人。立法局还引入代表制，授权全体太平绅士和香港总商会各推选一名议员，这种间接选举方式一直沿用至今。立法局将有5名“非官方”议员（非官守议员），从理论上说将比以往更好地履行代表社会舆论的职能。问题在于商人势力占了上风。
保罗·遮打
香港总商会的成员和太平绅士大多是英国人。总商会成员中有20名英国人、6名欧洲人、3位犹太人、两位华人、一位帕西人和一名美国人。79位太平绅士中，62人是英国人，7位华人、7位帕西人和美国人、3名犹太人。只有60位不支薪的“非官守”太平绅士才有投票权，他们必须拥有英国国籍，全体华裔太平绅士也是如此。（香港华人可以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并非必须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到这个殖民地旅行或居住。）
太平绅士推选出来的立法局议员是来自孟买犹太大家族的大卫·沙逊。这么做是为了有意识地增加立法局中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成员（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沙逊的继任者是亚美尼亚人保罗·遮打爵士）。香港总商会推选的是乃则臣，他是汇丰银行总经理，一位无可挑剔的大班。
立法局其他两个非官守议员名额中有一个必须留给怡和洋行，因此立法局的意见总是明确的、毫无悬念的。整整一个世纪之内，这种体制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直到1985年才引入选举机制，而且是非常间接的选举。
德辅
不过，香港并不缺乏无拘无束的批评，这个殖民地享有言论自由，有时候这种自由的言论近乎谩骂。宝云也没有想压制对他本人的抨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历早已使他习惯了这一切。他安排对外分发立法局会议记录和政府部门报告，设立了由非官方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体制。这些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财政委员会，它有权在预算案送交白厅之前发表意见，这种体制至少产生了有益的心理平衡作用。这些改革几乎没有遭到殖民者的反对，他们因为无须再对付约翰·波普·轩尼诗而松了口气。宝云离开这个殖民地时，立法局资深议员菲尼亚斯·赖里已经能够表示，尽管以前立法局曾有过“官守与非官守议员之间的摩擦与严酷的气氛”，“现在已烟消云散了”。
1887年10月，宝云的继任者威廉·德辅爵士上任，也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宝云离职后，前后两任总督之间有将近两年的空位时期，代理总督威廉·马殊爵士继续承担自1879年担任辅政司以来先后在难以共处的波普·轩尼诗和不称职的宝云手下一直从事的工作。德辅从切身经历中领会了塔列朗对年轻外交家的那句忠告：“尤为重要的是，不能有太多的热情。”德辅29岁时获得多伦多大学的学位，对于一位殖民地总督而言算是少有的经历。1863年，他受命前往查理·义律过去的领地英属圭亚那担任法官。像义律一样，德辅抗议种植园主对待劳工的方式。同义律时代一样，这些劳工并非黑奴，而是契约华人苦力，他们的状况与过去相比没有多少明显的改善。德辅的抗议被《泰晤士报》说成是自75年前沃伦·哈斯丁斯在印度因莫须有罪名受审以来“公职官员所做的最为严厉的控告”，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德辅的一些抨击之辞被认定言过其实，日后他也因此仕途受挫。另外部分原因是他身体很差，需要经常休假。德辅爵士的私人秘书梅含理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总督本人也乐于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依然觉得有必要“每周一到两次”完成从山顶的夏季别墅到总督府的痛苦行程。宝云建立的立法局例会制度侵占了这位总督的闲暇时间，便被取消了。
德辅爵士把主要精力用于拜会名人。德·巴尔迪伯爵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这位伯爵很难说是享有国际声望的人物，不过毕竟是波旁家族成员，又是尚波城堡的拥有者，德辅很高兴收到尚波城堡的回访邀请。1891年，俄国亚历山大大公爵和日后成为沙皇的尼古拉皇储也曾下榻总督府，他们还进行了所有访问香港者都乐此不疲的一项消遣：购物。这是一次微服出行，未来的沙皇头戴圆顶软毡帽，脚穿褐色皮鞋。相比之下，年轻的乔治·寇松虽然已在议会和社交界崭露头角，仍属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日后一个不长的时期内，他曾对这个殖民地的前途发挥了重大影响。寇松热衷于靠得住的东西，对维多利亚城“乐土般的优雅”非常着迷。
1907年干诺公爵到访
德辅爵士十分遗憾的是，1889年他因长期休假，错过了艾菲的弟弟、维多利亚女王宠爱的儿子干诺公爵的来访。公爵访问期间，德辅道和干诺道正式开始动工兴建，从而启动了新的围海造地计划，滨水区将延伸到干诺道，在香港岛中心地带提供宝贵的土地。1862年之前，最初的海岸线就已经向外扩展，用海堤加以保护，还进行了围海造地，只是工程一直时断时续。这项新计划完成后（17年后才全部竣工），将修建一所新会馆、最高法院大楼、一座板球场以及电车道，所有这些都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新建筑。
不过，德辅爵士不得不关注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问题：公共卫生。瞿域1882年的报告已经移交给一个新的委员会“洁净局”，在洁净局实施瞿域的建议之前，瞿域与艾尔斯的一个预言就已经应验了。在轩尼诗阻碍进步的任职期内，当局忽视卫生状况，等于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1883年，这颗炸弹以霍乱大流行的方式爆炸了。新组建的洁净局不得不停下手来应付传染病的直接后果，等到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制订未来的规划，又遭到强烈的反对。在大潭兴建了瞿域提议的自来水厂，污水也做了处理，关于食品管理、市场监督和重建垃圾处理工程的建议也付诸实施。但是，居住密度过大问题没有解决，必然导致疾病蔓延。在香港，没有钱来改善住房条件始终是个充足的理由，更何况数千名欧洲人都有相当宽敞的住宅，即使他们的房子算不上豪华。19世纪90年代，在《香港指南》上刊登广告的旅馆，客房都有浴室。最严重的过度拥挤集中在华人区，很多证据表明，一英亩大小的地皮上要住1000多人，这意味着高房租和房东的高收益。惟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强制留出净空，这肯定会招惹麻烦。
瞿域希望人均有300立方英尺的居住空间，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拥有一间12平方英尺的房间。在香港的房东看来，即使是这样一个有限的标准也显得太大了。反对派的首领是何启（很奇怪，何启本人是个合格的医生），为了使事情能够顺利进展，他被邀请进入洁净局。何启是东华医院创始人之一何福堂牧师的儿子，作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何启身上体现出香港所有的长处和矛盾，在日后3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是这个殖民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23)何启曾在英国待过10年，学习医学和法律，成为皇家外科医师协会和林肯律师协会的会员。在回到这个殖民地之前，他娶了一位英国妻子，还热衷于英国的宪政和社会思潮，同时致力于提出中国人的观点。早在何启25岁时，就有人提议推选他进入立法局，1890年他被任命为立法局议员时仅有31岁。洁净局草创之初，百事待举，成效甚微，即使洁净局拥有杰出的寄生虫病学家孟生博士这样的成员。孟生创立了伦敦热带病学院，他辨别出象皮病的病因，还是疟疾病因研究的先驱。华人似乎宁愿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中，也不愿支付高房租和接受体检。实际上，曾有47名华人上书反对任何卫生管制。
1879年，卡明夫人对这个殖民地简陋的卫生状况感到震惊，她写道：
（香港）没有任何可用的下水道或排水沟……不管什么样的污水都顺着（雨水管）直接沉淀在整个港口的海滨，污染了本应是宜人的环境……就“卫生设施”一词通常的含义来说……所有此类必备的设施都是最最原始的。各家每天一次（穷人是两周一次！）运出垃圾（然后作为一种农业贸易的货物运往大陆）的处理方法在女王陛下帝国的卫生统计上写下极不光彩的一笔。(24)
直到瞿域报告发表7年后的1889年，香港才在殖民地部的敦促下采取了改善卫生状况的初步举措。当年发布的《收回官地条例》授权进行强制性购买，“促成旨在永久改善本城卫生状况的预期实验。本城很大一部分居民居住在拥挤密集的住房，这些住房没有后院或后窗，其中六分之五的房间始终密不透风”。即使这项实验没有收到成效，德辅仍认为无须担心：
原本希望对翻修住房的需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因提供“后院”所带来的改建费用和建筑面积上的损失。倘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项目不应再继续执行。但是，我认为值得付出一些代价来消除公众对公共卫生的极大反感和严重危害，惟有采取目前提出的不会导致华人居民普遍猜疑和不满的措施。
无论如何，欧洲人始终是安全的，因为上一年发布了《欧人区保留条例》。外国居民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消除一个显著的不幸”，即“众多当地人竟然获准聚集在离欧洲裔居民如此近的地方”。(25)现在，保留条例弥补了这个“不幸”，规定保留城镇中地势较高的中心地区，这个地区“并非完全由欧人占据，而是用于建造欧式房屋”。对于这种颇为丢脸的种族隔离做法，当局闪烁其词地做了许多解释：“华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大概是因为他们本身颇为倾向于与欧人隔开。”欧洲人在香港生活是为了华人的利益，“华人虽然具备很多宝贵品质，却缺乏真正进步所必需的某些素质，他们或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习惯“密密麻麻地挤在房子里……这是他们各个阶层的普遍状况”；他们“经过长时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之后，逐渐对与人口极度密集直接相关的健康状况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了”。毕竟，倘若他们想在欧人区居住，“条例并没有禁止他们这么做”。(26)
华人住宅与英人住宅
1894年瘟疫流行，当局出动工人清洁。
但是，复仇之神即将到来。1894年，瘟疫袭击香港，这场瘟疫是横扫亚洲的大范围流行病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广州就曾经爆发过一场严重的疫病，据报告有1000多人死亡。这场疫病爆发之际，香港社会已截然分为传统的华人社会和现代的英人社会，只有极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享受到科学的公共卫生医疗。当时对疫病的起因只有粗浅的认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香港发现的疫病杆菌是由两名日本医生青山和北里分离出来的。中国的科学仍然落后于时代500年之际，日本已经开始取得重大的科学发现。
人们一度怀疑这种疾病的传播媒介是老鼠，但没有得到证实。可以肯定，过分拥挤、不卫生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疫病迅速蔓延，香港成为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如果说香港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疫病爆发，他们却依照地道的家长制统治传统，相当利落地应付了这场危机。士兵自愿小分队——他们当中有的将死于这场疫病——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搬走尸体，用石灰对感染的房屋消毒。当局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控制疫情，建立紧急隔离医院，还准备了一艘水上巡回医疗船。“然而，不幸的是，”总督报告说，“华人没有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27)但是，不论是德辅还是他手下的官员，谁也没有想过要站在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1891年5月，德辅离开香港，之后又度过了18年愉快的退休生活，这表明他时常发作的疾病并不那么严重。
威廉·罗便臣
继任者威廉·罗便臣爵士毫不掩饰地敌视华人的习俗和思想。香港总督是罗便臣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此前他经历过一番艰难的努力。他没有上过大学，最初是以小职员身份进入殖民地政府部门，他能爬到殖民地总督的高位实属难得。他的职业生涯是在伦敦和西印度群岛度过的，因此不具备任何关于中国的经验和知识。他在香港总督任上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冷漠，在公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欧洲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成为他任职期间的突出特征。按照罗便臣爵士的说法，华人之所以不愿对他的预防措施给予合作，是因为
他们养成了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他们非常乐意像羊一样地死去，只要他们不被打扰，疾病就在他们当中传播……无疑，这些看法是盲目的偏见和迷信的产物，驱使他们东躲西藏，最终必须组成搜索队，挨家挨户地寻访。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情况：当一支搜索队进入一座有数名患者的房子时，（华人）仓促间想尽办法躲藏……华人的聪明才智从未经受过如此严重的考验，或者说从未应用于如此可悲的事情上。(28)
东华医院与保良局
华人也不相信政府医院的治疗方法，宁愿接受对疫病几乎束手无策的传统中医治疗。西医并未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82%的华人患者死亡，欧洲人的死亡率却只有18%。东华医院董事会能够干预两种文化的冲突所导致的危机，自1872年成立以来，东华医院董事会一直深得人心，在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的扶持下，医院董事会几乎承担了华民政务司（同时兼任抚华道）的职责。轩尼诗有充分理由认为，仅仅委任一名官员（在当时甚至不懂汉语）负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的福利，简直是荒谬绝伦，华人应当是政府最关切的对象。轩尼诗宣布东华医院董事会大厅将是“经常与我的华人朋友就本殖民地应采取的最佳方针进行磋商”的场所，这足以招致欧洲侨民做出不友善的反应。他们认为东华董事会不该插手政策问题，董事会“接管了本应由华民政务司履行的职责”，正在扮演政府“总顾问”的角色。轩尼诗赶走了与自己的关系剑拔弩张的威廉·马殊，之后恢复了华民政务司的职位，任命一位能讲流利广东话的官学生出任此职。
在轩尼诗的支持下，医院董事会组建了一个姊妹机构：保良局，这个机构旨在保护妇女儿童免遭拐卖，她们常常被卖入妓院。保良局很快就发展成类似替代性法律体制的机构，“保良局的总理们身着清朝官员的服饰，长袍马褂，顶戴花翎……总理们审理案件的方式与清朝官员如出一辙。审案多在晚间，每次至少有两位总理出席。听审开始之前，所有涉案者由局里的访事护送到局”。(29)只有当总理们写下裁决意见之后，一桩案子才送交华民政务司处裁决。这样的体制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远比英国法庭有效，英国侨民并不欢迎，他们根本不了解华人居民的失望情绪。
总督及其高级官员难免常常与少数最重要的欧洲公民打交道，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招待会、花园聚会、赛马、俱乐部、板球比赛、草地网球、音乐和戏剧演出，以及殖民地社交生活必不可少的各种茶会和晚宴。这个排外的上流社会中见不到一位华人（就这一点来说，也没有多少下层英国人），香港俱乐部、香港赛马会（成立于1884年）、维多利亚游乐会（成立于1872年）以及业余剧团（成立于1844年）的成员没有一个是华人。即使是宣称致力于促进人类同胞之情的共济会，最初也墨守成规地反对华人加入。在这种氛围下，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太可能无视欧洲侨民的意见。欧洲人与华人的接触受到重重阻碍，双方即使有接触，也几乎完全限于商业事务，大概各民族只有在商业领域才有一致的利益。立法局华人议员本来应该维护华人的观点，但是，像何启这样的人忙于生意，大多数时候与他们的欧籍同事保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罗便臣勉强与东华医院董事会合作控制瘟疫。在东华董事会通情达理的赞同下，这位总督没有放弃实际上绝对必要的挨门挨户查访，他还设想了一个计划：
不论从医学角度看它有多么行不通，当前的紧迫局势和危急情况证明它绝对是正确的。我指的是建立一所临时性疫病医院，由东华医院的华裔医生主持……华裔患者现在可以选择欧洲或本国的治疗方法，很多人选择了前者，但绝大多数人宁愿由他们自己的同胞照料。
位于坚尼地城玻璃工厂内的临时医院
对于受到伤害的感情而言，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由于死者太多，“掩埋队不得不把棺材埋在壕沟里……对于一个主要宗教仪式就是葬礼，每年都要祭扫死者的民族来说，这无异于感情上的巨大打击”。罗便臣发现华人对此怀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惧。绝大多数华人出生在这个殖民地之外的地方，非常希望死后回到故乡与祖先葬在一起，这位总督认为这只会导致疫病进一步蔓延。自中世纪以来，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就是控制瘟疫的惟一途径。时至今日，那些可能发生瘟疫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依然强制执行严格的检疫所隔离制度。广州与香港一样疫情严重，这种限制本来没有必要，但罗便臣认为，华人要求允许疫病感染者离开这个殖民地的请求“极为荒谬，当这项要求是由一个华人绅士代表团提出来的时候就越发显得荒唐，这些人本应很清楚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驻广州总领事白利安爵士被罗便臣的态度“激怒”，徒劳地想支持华人的主张：“香港的立场似乎是，尊重华人的情感就是怀疑西方的医学……像以往一样，香港新闻界把对华人情感和宗教信仰的同情污蔑为在香港出卖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30)
形势日益严峻，罗便臣不得不采取行动。他记录下当时的情况：由于被禁止离境，“华人以大批离开本殖民地来报复，买办、承包商、收账人、商贩、家仆和苦力全都加入了大逃亡，人数多达10万之众”。难民逃往广州，那里的排外狂热如火如荼，医生被指控用新生婴儿的眼珠炮制治疗瘟疫的药，公开张贴的布告谴责“本政府的种种暴行，号召民众向外国人复仇”。香港政府不得不安排一次有组织的疏散，用专门的帆船把患者送往广州，虔诚地相信他们在广州会被隔离在医院里。
人员流动状况令人焦虑不安，东华医院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不但殖民地政府，就连受过科学教育的华人也指责医院董事会纵容“苦力阶层为主的愤怒、无知、暴乱的民众”，煽动“无知、狂热和荒唐的嫉妒”。另一方面，华人民众愿意相信一切与外国人有关的传闻（有一个传闻说，外国人运走疫病患者的尸体是为了给英国皇室作药），东华董事会主席承认必须采取医疗措施，结果差一点被华人百姓私刑处死。
1894年瘟疫过后，疫情最严重的太平山地区进行了重建。
孟生博士是香港西医教育的开创者，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业师。
随着秋季来临，气候变得凉爽，瘟疫消退了。在之后的年代里，瘟疫又不同程度地复发过。政府强行征购了疫情最严重的太平山地区，费用高达821，000元。洁净局试图进一步推行改革，又遇到麻烦。(31)4年前的1891年，当局曾颁布过地方法律，要求移民来港的苦力居住的公寓进行登记，以便实施相应的卫生管理。在华人看来，任何性质的登记都极其令人反感，他们把登记视为收税、勒索和其他骚扰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在何启的领导下，华人居民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最终使得该法律被悄无声息地束之高阁。这场瘟疫彻底改变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的政策，当局宣布将再次实施这项法令。
政府从这场瘟疫吸取了教训，花了3个月时间解释登记的目的，试图使疑虑重重的苦力相信并没有什么邪恶的阴谋。虽然当局做出了不少努力，登记仍无法进行，政府决定“不再会商，直接实施该项法令”，结果得到的回应是一次港口罢工。这场罢工迅速发展成全面停工，有大约两万名工人参加，货物搬运完全中断。与以往针对法国或为了提高薪酬的港口罢工不同，这次罢工是第一次明确地旨在迫使香港政府改变其决定的大规模行动。总督罗便臣虽然十分激动，却正确地认识到这次罢工的性质，“显而易见，这次罢工不是经济罢工，实际上是对抗该项法令和政府”。他提醒香港总商会：“华人确实像孩子。父母不与孩子讨论问题，他们只是说明要做的事情，坚持要把事情做完。”不过，总商会仍试图直接与罢工者谈判，信心十足的罗便臣不愿接受总商会打算提出的妥协条件，敦促他们争取彻底的胜利。于是，资方以略微提高的工资在大陆招募苦力——大陆的苦力资源总是非常丰富的——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罗便臣得意洋洋地报告说：“那些开始时认为他们掌握了政权的罢工者和苦力已经得到了一个反面教训，希望他们不要忘了这个教训。”
整个事件有两个引人深思的特点。首先，它揭示了英国人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其次，它标志着公众情感业已成为香港政治生活的要素。若是英国人推行十足的文化帝国主义，显然会无视华人对那些无疑属于改良举措的不合理的反对。很难设想法国、美国或德国政府会表现出同样的宽容，他们肯定会表现出不耐烦和高人一等的态度。但是，英国政府吸取了印度的经验教训，侵犯其他民族的情感必定要付出代价。一名英国军官若被指控蔑视穆斯林仪式，就有可能被免职（确实曾有人因此被撤职）。像以往一样，广州的清朝官员想方设法避免骚乱，英国殖民地大臣和香港总督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同时，人们认为确实不应该再让华人按照“盲目的偏见和迷信”去安排他们的生活，为此必须提高英语和西式教育的水准。
孟生博士在发展西式教育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887年，他创办西医书院。就在这一年，何启的雅丽氏纪念医院正式启用，为西医书院的创办奠定了基础。这所医院为书院输送指导教师，并为临床研究提供设施。孟生对原始的中医不抱幻想，但他显然具备英国官员所缺乏的敏感，认识到嘲弄一切的优越感于事无补。他对中医的评价大概是实情：
（中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概念是荒谬的；没有名副其实的外科；他们有丰富的药物，但不具备关于药物功效以及疾病病理和诊断的知识……如今不应满足于新奇的观察和思考……而是应当不懈努力，使想像与事实相符合。
但是，西方人不能指望华裔听众专心聆听他们的指导，当他们如此频繁地——
把无知、没有教养的不明事理归结为愚蠢，把知识归结为智慧……我们在他们面前装模作样，用语言和行为告诉华人：你们是一群笨蛋。你们奉为神明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你们的祖先崇拜，你们的文化，你们关于孝道的空谈，你们的家长制政府……不过是愚昧、迷信和空洞的言辞。相反，看看我们吧，我们的蒸汽船、铁甲舰、铁路、电报、工业机器、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难道我们不是神灵，你们不是白痴？！(32)
西医书院教职工
孟生的西医书院取得了当之无愧的成就，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逸仙博士是该学院最早的毕业生之一。
第二年，香港继续朝着正确方向迈进，洁净局引入选举机制，何启与孟生都当选了。洁净局虽然仍像过去一样权力有限，效率低下，却是香港第一个拥有民主选举成员的官方机构。1888年6月的首批选民包括所有列入陪审员名单的纳税人，不限民族，“所有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英语……善良而合格的人士”，这就在所难免地会把一些华人囊括进来。最初两次选举的投票率令人失望，名单上的669人只有187人参加投票，1891年第二次选举时，738名选民中有492人投票。看起来香港将拥有一个真正民主（这是按照英国对地方选举的定义，英国的地方选举仅限于纳税人参加）的市政当局。然而，不管如何限制选举资格，在不远的将来华人选民的人数仍会超过英国人。当时，英国殖民地没有从种族角度对选举权做出绝对限制，在牙买加、洪都拉斯和毛里求斯，黑人享有与白人相同的投票权。
然而，香港再一次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20世纪20年代的总督金文泰爵士认为：“这个殖民地如此小而紧凑，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市镇，所以，香港政府应当、而且必须始终关注市政事务。我认为我本人实际上是香港市长。”(33)像一个世纪之后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乔治·宝云爵士把管治香港比作管理一个郡议会。不过，香港可是在一个暗藏敌意的庞大帝国边界保持平衡的“郡议会”，而且大多数选民对这个帝国负有某种效忠的义务。
香港社会的欧洲侨民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这个要求在伦敦得到“英商中华社会”的支持。该协会的前身为“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主要由那些从香港和上海回国的人士组成，成为致力于劝说英国政府支持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最重要的院外游说集团。对于香港来说，这个组织有一点值得提及，它结束了一段由来已久的宿怨。阿尔弗雷德·颠地是老颠地洋行的低级职员，1866年颠地洋行破产后他不得不前往上海，如今他已经成功地爬到了社会顶层，成为阿尔弗雷德·颠地爵士、英国诺思·波尼奥公司总裁，在英商中华社会董事会与怡和洋行的大班们友好共事。一直以来，克锡家族始终控制着怡和洋行，克锡家族是怡和洋行创始人威廉·查顿博士的姐姐简·查顿的后裔。在半个世纪时间里，这个伦敦的对华事务游说组织以及香港和上海总商会的活动宗旨没有多少变化，尽管1875到1895年间，英国对华出口的状况令人失望：
1875年香港大会堂
这些数据令人惊奇地几乎一成不变，掩盖了以港币结算的出口贸易的增长，究其原因，当是与汇率的变动有关。不容辩驳的事实是，英国对华出口仍然不到英国对荷兰出口的三分之一。制造商和商人依然认为补救办法只有一个，只要摆脱所有限制，贸易就会迅猛增长。他们并没有费力去解释同期日本是如何设法把对华出口从746，000英镑增加到2，794，000英镑的。
这些人不得不承认香港本身发展得并不慢，只是苦于受到不理解香港特殊情况的英国政府的控制（这种抱怨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据称，香港对于英国的对华贸易至关重要，应当被视为帝国的一份资产，由帝国政府支付开支。相反，本地人的钱财被用来做大方的善举，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当然也就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早在1863年，香港承担的殖民地防务费用确定为每年2万英镑。1884年，这一份额被英国政府单方面提高到56，000英镑。次年，萨金特的新防御工事又使得这笔款项提高到60，375英镑。为了支付这些开支，香港政府不得不募集贷款，被迫以英镑结算贷款，虽然其收益是以港币结算的。对于香港来说，这笔贷款很不是时候，随着银价下跌，港币对英镑汇率大大贬值。1889年，伦敦决定将香港每年上缴的费用翻一番。英国政府指出，这笔费用仅占已增长的殖民地财政收入的17%，不过是恢复到原先的比例，稳定在香港年收入的16%上下。渣打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托马斯·怀特黑德为首的殖民地居民反对这种说法，不过他们在确认了一些条件后接受了这个方案。这些条件包括用英国军队充实卫戍部队，为此印度土兵被遣送回国。德辅离职后担任看守总督的菲林明爵士也认为，白厅既不坦诚也不开明。人们极为愤慨，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一致反对提高岁贡，投票决定降低政府官员的薪水以示不满。
里彭勋爵
至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殖民地居民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怀特黑德、何启和遮打支持提交伦敦的一份请愿书，另外两名非官守议员，怡和洋行的詹姆斯·克锡和这个殖民地最大的鸦片商人庇理罗士，表示反对。这份请愿书提及“英国人的惯有权利”，声称有权管理地方事务，控制这个殖民地的开支，这个要求暴露出这些殖民者的主张前后矛盾。不幸的事实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香港人口有221，400人，其中华人211，000人，其余的居民中只有1450人是英国人。这些英国人当中，又只有800人符合成年男子选举权的条件，有资格参加投票。英国政府决不可能允许一个人数如此少的寡头集团决定将近25万人的命运。殖民地大臣里彭勋爵认为，香港成为“尽可能不分阶层和种族”的直辖殖民地，要远胜于“将导致大多数居民完全没有代表权的选举制度”。(34)
里彭小心翼翼地提及那份请愿书，他注意到，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下，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华人社会而非英国人社会，而且这种状况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显著。他认为行政局引入非官方代表是合情合理的，提醒那些请愿者不要指望这种代表必定落到欧洲人头上。事实上，这位殖民地大臣曾致函威廉·罗便臣，提出行政局应有两名非官守议员，其中一人应为华人。罗便臣闻讯大惊，回避了这个问题。罗便臣提出，华人不了解代议制政治，况且没有合适的候选人。伦敦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约瑟夫·张伯伦已取代了里彭。张伯伦决定立法局应再增加一名非官守议员，他清楚地暗示这名议员不应是华人。与此同时，行政局两名非官守议员将完全择优录用，不考虑阶级或种族。结果不出所料，两名议员分别是怡和洋行的伊荣先生以及保罗·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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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麦尊政治生涯之长在英国政坛几乎无出其右者。从美国政坛看，能与之相比的是林肯，他的政治生涯始于杰弗逊政府时期。
(2)奥宾：《高贵的乔治：剑桥公爵传》（G.St Aubyn，The Royal George：The Life of the Duke of Cambridge），第144页。
(3)资料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九版。
(4)莫利彭尼、巴克尔，前引书，第五卷，第194—196页。
(5)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迫使安东尼·艾登辞职。
(6)科洛姆的兄弟、海军上将菲利浦同样不屈不挠地鼓吹捍卫帝国。
(7)迪吕伊：《法国史》（V.Duruy，Histoiredu France），第五卷，第899页。
(8)马奈·德·巴斯兰案卷，法国外交部档案（Malletde Bassilan，Quaid’s Orsai）。
(9)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197—198页。
(10)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耆英与则济勒的通信。在华传教士与教民
(11)马奈·德·巴斯兰案卷。
(12)引自迪尔克：《英国扩张的难题》（C.Dilke，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第二卷，第526—527页。
(13)关于“文明使命”和法国殖民地政策，请见珀塞尔：《法国殖民地游说者，1889—1938年》（S.M.Persell，The French Colonial Lobby1889—1938）。
(14)关于这此罢工，请见洗玉仪博士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的文章，第22卷，1982年。
(15)在19世纪，各种荣衔尚没有1916年设立英帝国勋章之后那么泛滥。圣迈克尔勋章和圣乔治勋章设立于1818年，最初是为了奖励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的居民，1868年扩大到殖民地和外国政府官员。英帝国勋章等级有：圣迈克尔及圣乔治爵士伙伴勋章（简称CMG，谑称：“叫我上帝”（Callme God））；二等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士（简称KCMG，谑称“温柔地叫我上帝”（Kindly Callme God））；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简称GCMG，谑称“上帝叫我上帝”（Godcallsme God））。
(16)欧文·卡莱尔，见《名人传记辞典》（Irving Carlyle，in DNB）。
(17)请见宝云的自传作品《殖民地政府三十年》（Bowen，Thirty Years of Colonial Gov‐ernment）。
(18)布雷克利：《殖民地部》（B.L.Blakely，The Colonial Office），第118页。
(19)德辅：《我的殖民地生涯》（W.Des Voeux，My Colonial Service）第一卷，第263页。
(20)《士蔑西报》有倾向性，其创办人和主编罗伯特·弗雷泽－史密斯坚决反对宝云，而且在报上发表不敬的言辞；他曾两次因诽谤罪入狱。
(21)萨金特的经历取自《一位士兵的通信》（ASoldier’s Correspondence）。
(22)宝云关于任职——玫瑰色的任期——的叙述，请见《殖民地政府三十年》，德辅（前引书，第二卷，第275—276页）表示自己“完全不赞同”前任的宪政改革。
(23)请见蔡永业：《何启爵士的生平与时代》（Choa，The Life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像肯尼迪总统和戴高乐总统一样，何启的名字也被用来命名机场，香港的国际机场命名为启德机场。
(24)卡明夫人，前引书，第25页。
(25)陈伟群，前引书，第118页。
(26)《1889年香港年度报告》。
(27)《1889年香港年度报告》。
(28)引文引自《1884年香港年度报告》。更为公允的评价请见洗玉仪：《权力与慈善》（‘Powerand Charity’）。
(29)陈伟群，前引书，第88页。
(30)科提斯，前引书，第204页。
(31)见伊文斯（D.E.E.Evans）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的文章，1970年，第10卷。
(32)请见《孟生爵士传》（Life of Sir Patrick Manson），第七章。
(33)《香港立法局会议录》（Hong Kong Hansard），1930年1月23日。
(34)关于香港宪政问题的讨论，请见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1912—1941年》（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1912—1941）。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合适的动手机会
中国无条件割让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至少在英国人看来，这两个地方已经成为英国王室的永久领地。这个殖民地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面积大得多的新界地区，在1898年时仅获得99年租期。这个事实使得之后的香港历史更趋复杂，而且这种复杂性将一直延续下去。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恭亲王奕
历史学家一致谴责19世纪末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1)来自香港的看法却大相径庭。1894年之际，中国似乎将再次走上稳步发展之路，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中国在30年时间里基本维持了稳定。朝廷的改革者松散地围绕在李鸿章——按照追随者的话说，他是“中国的俾斯麦”——周围，引导中国朝现代经济迈进。铁路、棉纺厂、汽船航运开始出现，还建立起一支理论上能够抵御任何潜在侵略的舰队。在总理衙门，皇帝的兄弟恭亲王与外国政府建立起正常的外交联络渠道。罗伯特·赫德爵士使总税务司署成为清廉、可靠的政府收入来源。除了俄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攫取了边境省份伊犁——经过反复谈判，包括割让很大一片并非很有价值的领土和支付一笔赔偿，才把俄国人逐出这个地区——中国的边境线基本完整。1879年，日本兼并琉球群岛，中国宣称从未认可该群岛的归属。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得到正式承认，在350年既定事实之后，这已经算不上一个重大事件。法国征服印度支那和英国兼并上缅甸，与其说在实质上，不如说是理论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实际是中国未行使宗主国权力的属地转到了实际行使这一权力的法国和印度手中。英国在对华贸易稳执牛耳，把利益的砝码置于维护中国的稳定之上。因此，尽管英国并未帮助中国抵御法国的侵略，却站在清政府一边阻止外国劫掠。1886年卸任的驻英公使曾纪泽认为：“（与法国的）每一次冲突，尤其是最近一次冲突，中国不但看到自身的弱点，也觉察到自身的力量。”他预言中国很快就能够“正式废除”涉及“领土主权割让”的条约，主权的丧失包括“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和其他一些方面”。(2)
然而，这种信心所托非人。极端保守的慈禧太后始终把持大权，先后充当她的儿子同治和外甥光绪的摄政。大笔资金从国防工程中挪用，用于皇宫开销，包括在北京城外修建一座奢侈的夏宫（颐和园）。除赫德的领地外，贪污受贿十分猖獗，据说李鸿章本人就聚敛了数额巨大的非法财富。改革派本已不敌顽固派，他们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洋洋自得，一旦出了问题，就陷入歇斯底里之中难以自拔。
朝鲜海峡对面的那个国度实行了真正的变革。日本同样曾面临西方的强大压力，结果，日本与西方人达成了条约，但未获批准，外国人遭到刺杀，报复行径层出不穷，外国人索取赔偿，宫廷则开展了反抗西方入侵的艰巨行动。然而，德川幕府崩溃，年轻的明治天皇即位，在与美国人签署第一项条约之后，仅过了10年时间，日本就足以不再被迫签署任何条约。新的明治王朝推行“维新”，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把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而且是像所有欧洲列强一样的一意扩张的现代国家。
慈禧太后
明治天皇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北部海域相遇，遂爆发了中国近代海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
1874年的事件预示着未来的趋势。就在这一年，日本占领福摩萨（即台湾）。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爵士提出抗议，之后日本人被赶出了那里。20年之后，中国与日本在独立的王国朝鲜发生一连串冲突，日本炮制了一个合适的借口，未经正式宣战就挑起战端，未经任何正式程序便击沉了一艘运载中国军队前往朝鲜的英国船只。虽然西方列强试图阻止，中日两国最终还是爆发了全面战争，其结果是明确和决定性的。数月之内，清朝海军和陆上部队被彻底击败，这次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个人的腐败把防务经费消耗殆尽。赫德发现，有3600万两白银被挪作他用，导致海军的“克鲁伯大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大炮没有火药”。(3)
在这种腐败行径中大发其财的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1895年3月20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伊藤博文问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如此缓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4)李鸿章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而藤伊的绅士气息太浓，不会去回忆往事：作为一名年轻的武士，他曾经屈尊降纡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船只的船桅前找了个铺位，他在伦敦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和风俗。
对于同一阶层的中国人来说，伊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它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比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国自愿废除了早先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直到35年之后，同样的事情才在中国发生。
李鸿章与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人会面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代表签定《马关条约》。
英国《笨拙》杂志漫画，船上方是德皇威廉二世，解雇了“领水员”俾斯麦。
威廉二世与帝国海军官兵合影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极其苛刻，提出的条件远远超出了此前任何西方列强的要求。整个福摩萨、澎湖列岛和满洲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赔偿金为两亿三千万两，十倍于英国从《南京条约》获得的赔偿。这个条约在中国引发了极大愤怒，人们视之为巨大的耻辱。尤其是，辽东半岛地处满清皇室的心脏地带，隔着渤海湾与北京所在的直隶相距不过百里之遥，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丧失辽东半岛都意味着这个王朝的没落。不过，俄国的干涉扭转了局面，俄国人也一直对这个地区虎视眈眈。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日本人被劝说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同时获得一笔额外赔偿。不过，这种有益的居间调停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国干涉还辽是德国首次有机会对远东施加有力影响。1890年之前，俾斯麦牢牢地掌握着德国的政策，他并不特别热衷殖民扩张。缺乏经验、趾高气扬、颇为疯狂的年轻皇帝威廉二世斥退了这位引航员，笨拙地亲自掌管德国大政。之后，殖民扩张就成为时代的命令，中国被看成是为德国新“世界政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过，俄国是向清政府勒索租界的始作俑者。俄国迅速向东扩张，19世纪时抵达阿穆尔河，1850年在那里建立了尼古拉也夫斯克城(5)。8年后，根据在天津达成的条约，俄国获得了从阿穆尔河到新城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之间幅员达700英里的广大地区，俄国从此与朝鲜和日本接壤。作为帮助中国抗衡日本的代价，俄国还获得了一个最高奖赏：欧俄所没有的一座不冻港。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罗拔诺夫亲王和维特伯爵达成秘密协议，但协议内容当时就成为公开的秘密。协议规定，如果日本进攻俄国或中国（包括朝鲜），两国将采取一致行动，允许俄国舰只使用中国所有港口；俄国人还获准把铁路从莫斯科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俄国的成功刺激了德国人。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密切关注着中日战争的进程，确信必须在中国建立煤水补给站，合适的地点是胶州湾和大鹏湾。大鹏湾距离九龙东北仅15英里，因为离香港太近而作罢。德国选中胶州湾和青岛作为据点。1896年11月，驻北京德国公使收到指示，“要特别留意促成合适的动手机会”。(6)机会没多久就来了。次年11月，两名传教士被杀，德国有了派遣舰队的口实。1897年12月18日，德国舰队开往中国，带着威廉皇帝要求获得赔偿的指令，“如果必要，就采取最严酷无情的方式”。最后通牒的夸张词句暴露出德国的扩张野心，“德意志的大天使米迦勒已经把镌有德意志雄鹰的盾牌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海军上将亨利亲王（他在17年前特别欣赏约翰·波普·轩尼诗的奶油）响应了皇帝的上述宣言，“激励我前进的目标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宣告神圣陛下的福音，向将要听到的每一个人宣讲福音，还要向那些听不到的人宣讲”。(7)
这个事件成为其他列强动手的信号。俄国维特伯爵就把它看作是“我们攫取一个中国港口，特别是旅顺港的有利时机”。他还与法国人达成协议，表示俄国不反对法国对广州湾的要求。德国和俄国很快就分别获得了青岛和大连湾附近的旅顺商港。在随后的谈判中，以租借方式确认了这些地区的让渡，英国人把这些租借条件当成拓展香港的先例。整个胶州湾地区和毗邻岛屿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另外50平方公里地带的主权仍归中国，由德国军队驻扎，其管治需得到德国的认可。俄国人的租借地租期只有25年，但规定进入旅顺港的船只仅限俄国和中国船只，虽然大连湾向所有国家开放。俄国人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安全区，主权归中国，控制权由俄国人掌握。
上述两项协定都是在1898年3月达成的。同年4月，法国宣布租借广州湾作为海军基地，这次的租期又是99年，租借地范围从广州港向外扩展35海里。
所有这些事件令英国政府大为恼火，把这些武装干涉视为对地区稳定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局也有了新变化。格拉斯敦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上院的坚决反对下未能通过。1894年，罗斯伯里勋爵接替了格拉斯敦的首相职位，继续与贵族反对派作斗争，最后因为很次要的火药供应问题在信任投票中被击败。1895年，保守党政府上台，索尔兹伯里勋爵和阿瑟·贝尔福在此后11年中先后执政。保守党执政的头9年时间里，约瑟夫·张伯伦一直担任殖民地大臣，事实表明他是曾任此职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历任殖民地大臣。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张伯伦推行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保守党政府有理由宣称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
列强瓜分中国。漫画中人物从左自右分别代表英、德、俄、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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