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预计，托利党人会支持义律。毕竟，托利党曾经指责巴麦尊抛弃了在现场的人，义律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定。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会正式宣布，他对义律的“正直和可靠给予最大限度的信任”。就连被挫败的辉格党人也表示了谅解。乔治·维利尔斯（后来成为克拉兰敦勋爵）写道：“梅尔本用十分得体的方式称赞了义律。”经约翰·巴罗爵士批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任命了义律的一个儿子作为奖励。义律一度曾考虑争取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里彭勋爵的支持，“他却像海豹一样咧嘴一笑，不停地来回晃腿，不肯谈论整个事情”。义律几乎无需这种支持，因为维利尔斯记下了义律上校得到的最高荣誉：“威灵顿公爵提高了义律的声誉和品行，他用议会内外迄今从未有过的动人和巧妙的口吻，历数义律曾经面对的困境。在这种事情上，公爵自然是本国的权威，义律从此可以对诋毁者报以嘲笑。”(20)
义律必须留在伦敦，与财政部解决鸦片烟款问题。这个部门素来以行动拖沓而著称，直到1846年才最终认可了义律整整齐齐、乃至是令人钦佩地准备好的账目。虽然舆论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尚有分歧，义律在下一个职位、驻得克萨斯共和国临时代办的经历表明，他兼具个人魅力和勇气。他很快就赢得了共和国先后两任总统塞缪尔·休斯敦和安森·琼斯的尊敬。(21)出使得克萨斯之后，义律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接连获得了一连串不那么重要的殖民地职位，先后担任过百慕大、特立尼达和圣赫勒拿岛的总督，最后带着不多的荣誉以海军少将和爵士头衔退休。最后要提一提义律的老对手琦善。琦善也在其主子的盛怒之下得以幸免，而且也被打发到中华帝国最偏远的角落。法国旅行家古伯察神父偶然在西藏拉萨遇到了琦善，两人谈论起那场战争，琦善认定英国人砍了义律的头：“对于可怜的义律来说，这是个可怕的命运。他是个好人。”(22)
瞄准琉璃塔的大炮
璞鼎查到中国后，进一步扩大了对华战争。
梅尔本
1841年9月，英舰侵袭舟山群岛，定海再度失守。
巴麦尊对义律的狂怒平息之后，着手寻找一个替任者。这个人要不那么容易因脆弱的良心而苦恼，不那么过分关心中国人的情感，还要值得信赖、能够精神抖擞地履行职责。巴麦尊认为，此时正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驻信德的政治代表亨利·璞鼎查爵士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璞鼎查来自乌尔斯特，精力充沛，英俊潇洒，为人多情，说话带有很浓的爱尔兰土腔，处事特立独行，不能容忍异己之见。他能够片刻之间就与人交上朋友，也会很快翻脸成仇。璞鼎查对满族谈判者耆英颇有好感，厌恶英国商业侨民，而这些好恶全都挂在脸上。在华英军指挥官经历过义律出于人道主义的迟疑不决，欣赏璞鼎查的好斗性格，但时常抱怨璞鼎查特别热衷于“权力和礼仪”。郭富和在辛好士死后负责指挥海军的海军少将巴加都认为璞鼎查不难共事。不过，虽然他们措辞圆滑，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埋怨之意。巴加写道：“亨利·璞鼎查爵士是个干练的外交家，富于决断，性格坚毅，很适合承担他在这里的使命，大概是长时间在印度工作的缘故，他养成了我们在欧洲时看不惯的那种颐指气使的作派。”(23)自1804年起，璞鼎查就在东印度公司军队里服役。1825年，他弃武从政，先后在信德出任总督代表和代理人。信德是下印度河谷的一个地区，当时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的版图。作为英国政府的政治代表，璞鼎查有力地维护了英国的利益，曾经很成功地威逼当地统治者允许英国军队假道入侵阿富汗。1840年，璞鼎查从印度退休，凭借这些功绩得到了爵士头衔的奖赏。
1841年5月3日，梅尔本勋爵将召回义律、任命璞鼎查之事告诉了女王。梅尔本表示，璞鼎查“最近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战功卓著”。(24)璞鼎查爵士从未踏入阿富汗半步，倒是他的侄子埃尔弗雷德·波廷杰最近在那里出了名。尽管如此，出任总督的肯定是亨利而非埃尔弗雷德，因为在奥克兰勋爵建议下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巴麦尊而非那位首相，大概只有梅尔本把两个人搞混了。就迅速结束战争这个目的而言，巴麦尊算是选对了人。早在1834年，璞鼎查从信德发出一封措辞激烈的函件曾让威廉·本廷克勋爵目瞪口呆。当时，璞鼎查胁迫信德王公归顺，力劝印度政府“将火与剑带到整个阿富汗”，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本廷克觉得必须敲打敲打璞鼎查，便警告璞鼎查：“强大而开明的强国，倘若不得不与弱小而愚昧的国家打交道，正确的做法历来是容忍（对方的）过失，但作为最后的手段，你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你的实力。”(25)
璞鼎查在中国问题上并不打算接受上述建议。他很可能认为凭借一支远征军，即使目前人数已增至8000人，根本不可能征服一个大约有3亿人口的国家。然而，巴麦尊希望看到的正是从一开始就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英国的实力。在这一点上，璞鼎查没有让他失望。
这一次再没有犹豫不决，也不再有善意的减少伤亡。艾米莉·艾登评论说：“查理（义律）和戈登（伯麦）爵士离去后，H.璞鼎查爵士走上了一条正确道路……从他们的文告来看，中国人似乎完全给吓住了。将军和全体海军官兵狂喜不已，因为再没有人会阻止他们投入战斗。如果H.璞鼎查爵士以常见方式直接开战，从而在6个月之内彻底结束战争，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26)战争持续了10个月而不是半年，不过，艾登小姐的其他预言都应验了。就在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首次造访香港——他前去中国北方处理相关事宜，途中曾在香港停留数个小时——之前，伦敦又产生了新一届政府。在6月举行的大选中，托利党人赢得压倒性胜利，终结了辉格党人长达12年的长期执政。在这12年当中，托利党人的执政记录仅有1835年的威灵顿—皮尔政府。
1842年7月，英军攻打镇江城。
梅尔本内阁早已显露出彻底衰败的征兆，按照格雷维尔的话说，这届内阁“如此意志消沉、迟疑不决、软弱无能和胆怯懦弱”。英国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841—1842年度，政府预算比上年增加了150万英镑。政府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几度受挫，最终在一次信任表决中败北，被迫辞职。对于梅尔本勋爵来说，最后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不啻为一种解脱，他对领导自己的政党几乎已不抱任何指望。罗伯特·皮尔爵士受命接管政府，这次与女王打交道不会再有什么困难，阿尔伯特亲王已经成为女王的新主心骨。
在19世纪的英国政坛，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算不上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之所以直到今天仍未被遗忘，主要是因为他在10年后出任首相期间在克里木战争中处置失当。格拉斯敦紧紧追随阿伯丁，其他人对阿伯丁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据说，阿伯丁在议会辩论时有“一副嘲讽的腔调”，巴麦尊把这种腔调归之为“他的过时而弱智的原则”。从来不厚道的狄斯雷利评论说：“他的性格固然是孤僻的，如今转变成放纵的乖戾……带有语无伦次的女巫所特有的那种执拗的怨毒。”(27)如果说狄斯雷利的描述不无准确，那么1841年时阿伯丁还不是这样，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阿伯丁缺乏前任巴麦尊所具备的许多素质。阿伯丁几乎就是巴麦尊的对立面，巴麦尊沉默寡言，计划周密，愿意在最后关头做出妥协；阿伯丁则忙于处理频繁发生的英法纠纷，在对华事务上采取了明智的无为政策，把问题交由印度当局处置。新任陆军和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勋爵具备阿伯丁所缺乏的从容自如，但他的兴趣主要在爱尔兰，很少关注对华事务。
1842年5月，英军进攻浙江乍浦，遭到清军的坚决抵抗。
巴加
“皋华丽”号战列舰
璞鼎查要到数月之后才能得知国内政府更迭的消息，他继续积极推进，毫不含糊地执行巴麦尊勋爵的指令。1842年4月，璞鼎查在南京采取最后行动之前曾数次致函外交部，这些报告表明这位新任驻华全权大臣毫无保留地遵守了巴麦尊勋爵的指令。璞鼎查用一种成熟的帝国口吻写道：“我忽然感到，中国人必定要么屈服、要么被挫败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在后一种情况下，事情取决于英国女王要把哪些中国港口，或中国海岸的哪些部分纳入女王陛下的版图之中。”(28)
从军事角度来看，1841—1842年的远征行动无可挑剔，堪称教科书式的范例：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在海上力量的支援下征服了一个帝国。这一次，远征军即将取得决定性战果时，再没有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全权大臣下令停止行动了。事实上，在宁波城遭遇顽强抵抗时，军方不得不阻止暴躁的璞鼎查爵士下令洗劫该城。“你所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睿智的郭富建议说，“莫过于用我们的克制和公正向那里的人民证明，我们的天性被糟糕地误解了”。巴加支持璞鼎查，1842年2月5日，他以个人身份致函阿伯丁勋爵：“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提及我的同事们之间的意见分歧……H.G.（郭富）反对H.P.（璞鼎查）和我的意见，我们主张把查封的私货作为赎金和关税……我猜想，那位将军不愿强行从个人那里获取收益。”(29)
这场战争的细节对于香港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但结束战争的条约极为重要。较之义律主事的时期，战斗普遍要惨烈得多。清军各自为政，指挥失当，始终未能投入优势兵力。中国方面大约有两万正规军和人数更多的民团，投入一次战斗的兵力却只有数千人。他们在所难免地遭受重大伤亡，而战场上的失利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信心。“皋华丽”号的赶到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英国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拖曳到扬子江。1842年8月4日，“皋华丽”号停泊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实际上，“皋华丽”号只是一艘三等战列舰，而且是一艘过时的军舰。但是，按照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支地面部队的标准来衡量，它的火力十分强大。这艘军舰牢牢封锁了扬子江以及通往北京的大运河，从而一举切断了这个帝国最重要的联络渠道。
不论当时还是之后的岁月里，中国人错误地理解了这场武装冲突的教训。为了找出英国战胜的原因，中国的间谍从某些靠不住的渠道收集情报。琦善的一位幕僚提供了最早的一份报告，他听一个英国妇女说，英国舰船是用橡木或柚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建造，舰上的大炮则是铜铸，重达8000磅，能够发射32磅的炮弹。他接着报告说，英国人的统帅显然是一位妇女，有20个家庭与之有血缘关系，女人们全都自己找丈夫，这些夷人根本不讲礼仪和纪律。道光皇帝对此印象深刻，赞许地批注说：“备极明晰详尽。”(30)中国人从此几乎一直认定西方人的胜利完全是倚仗坚船利炮，一旦中国掌握了这些专门技术，就能克服暂时的失利。这种看法只是部分正确，而对事实的曲解导致清朝政府日后不断陷入徒劳和相互指责。
英国的海上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必须指出，自1637年查理一世建造“海上君主”号以来，英国的战舰和舰炮技术没有多大进步，只是增添了一些主要用作拖轮、运输船和陆军支援船只的小型蒸汽船。但是，英国形成了独特的大西洋造船传统，这种传统与中国海面上形成的造船惯例截然不同。中国造船技术的演进受制于诸多地区性因素，最大的限制是缺乏制作龙骨的木材。因此，中国建造的是平底大帆船，虽然有复杂和非常完善的设计思路，却缺乏支撑重型大炮（此
清军使用过的大炮
广东沿海的中国老式平底战船
时，这些大炮还不是铜制，而是铸铁的）的坚固制材。但是，中国的海岸炮台足以对没有装甲的木船实施毁灭性打击，在日后的一次战斗中，这些炮台就取得了不错的战果（1859年，大沽炮台彻底击溃了一支蒸汽炮船组成的英国舰队）。中国有很完善的铸炮工厂，能够铸造大口径的精良武器，如1845年运回英国伍尔维奇的重达9吨、口径27英寸的铜制臼炮。中国的要塞炮属于无膛线的前膛炮，操作规程与西方的大炮没什么两样。
英国在陆地上的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了。1842年时，敌对双方的骑兵和步兵使用的武器相仿，并且都将在数年之后过时淘汰。绝大多数英国步兵的武器，与他们在1704年布伦海姆战役(31)中使用的差不多，都是0.753口径的毛瑟枪。这种枪有燧发枪机，前膛装弹，枪管没有膛线。英国海军和少数陆军士兵配备了带击发装置的枪支，这种枪虽然没有提高射击速率和射程（最大射程200码），但适合在潮湿天气使用。中国的步兵使用火绳枪，与克伦威尔的军队曾使用过的武器完全相同。中国军队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机动的大炮，他们的野战炮远不如英国能够发射6磅炮弹的大炮。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战斗中，双方使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武器：刺刀、剑、长矛。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使用的竹制火铳
双方军队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训练、纪律和通信联络。可以肯定，英国军队最有价值的武器不是兵器，而是诸如信号旗、怀表和水平仪之类的装备。英军的军事行动有相当详尽的计划，而且是精确地同步实施，而中国军队的时间观念很淡薄，只有最高指挥官才有一块表。英国军舰或工兵军官每到一地，都会绘制精确的海图或地图，中国指挥官却不得不依靠当地人的印象。虽然中国人传闻说夷人毫无训练，纪律松懈，但正是英军的纪律和训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英国高级军官和海军指挥官知道应当开往何处，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逆境可能会出现，但绝不会发展成灾难。
奥奇特洛尼上尉描述了1842年3月9日宁波发生的一场战斗，他的记述充分说明了训练有素所收到的效果。英国人在这次战斗中将一门大炮投入战斗，击退了中国人的进攻：
仅仅三次炮击之后……步兵队恢复了排枪火力，前面一排在开枪射击后分别向左右两侧后退，装填子弹，并在后面形成新的一排，他们的位置由第二排补上，依次类推；用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当不再有活动的目标时，士兵受命前进，他们踏过整个15码之内密密麻麻的尸体和垂死者。(32)
即便双方在武器上没有差距（中国人人数上的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消了武器上的差距），战争依然很有可能以相同的结局告终。奥立佛·克伦威尔或古斯塔夫－阿道夫(33)的军队也只装备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武器，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在同等情况下照样能够赢得胜利。
中国人的另一个错误是认为征募来的农民要胜过正规军，三元里的传说强化了这种信念。日后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军最初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而且战胜了较为职业化的国民党军队，这种传奇已经成为公认的正统学说。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上图）同伊里布赶赴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皇家海军“皋华丽”号未放一枪一炮。考虑到南京必然会遭到的破坏，中国人被迫坐到谈判桌前。“殊为可恶！”1842年7月9日皇帝获悉璞鼎查正式要求与一位全权特使谈判时喊道。皇帝经过考虑，同意派两名满族高官前往南京，全权负责就赔偿、平等外交和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等事宜进行谈判。在两名官员中，伊里布资格更老，由于身体和精神太差，不得不把大多数事务交给他的同事耆英处理。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道光皇帝的近亲和密友，他是一位世袭的侯爵，也是1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数代中国学者一直斥责耆英，认为他为了王朝利益把国家出卖给了英国人。实际上，这位满族人讲求实际，风度翩翩，巧妙地达成了一项协定，准确地说是一系列协定。耆英一露面就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止优雅、高贵……步履沉稳，面相敦厚，看起来就像一位刚勇、矍铄、富于幽默感的老绅士。”(34)
英国军队已显示威力，占领了仅次于北京的两座最大的中国城市，因此，除了应允璞鼎查的要求之外，南京的谈判者没有多少转圜的余地。耆英向皇帝解释了当时的情势：“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望之是非……第念寇事方张，据我要害。”(35)英国人开出的条件就是巴麦尊最初的那些要求：割让香港（这一条是璞鼎查爵士自己的主张，与阿伯丁勋爵最新的指令背道而驰），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广州等5个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负责监督贸易和英国臣民，并享有领事裁判权。今后两国将以对等的大国进行交往，此外还有2100万元的赔款，这笔数额远远超过了义律要求的600万元，也大大超出远征军的军费、行商债务和收缴鸦片烟款的总和。白厅决定把义律已经收到的600万元作为广州城的赎金，算是英国财政的一笔意外收入。
《南京条约》签字页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南京城的琉璃塔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在“皋华丽”号上签署《南京条约》时的情景
很难说能否如此明确地从会计角度来衡量最终的得失利弊。义律获得了600万元赔款和香港的割让，代价是十多名英国人——那些死于霍乱和疟疾者不在其列——以及大约2000名中国人的生命。璞鼎查遵从巴麦尊的指令，结果以上百名英国人和数千中国人的死亡为代价，换得了额外的1500万元，还引发了迄今仍未彻底消除的激愤之情。条约只字未提棘手的鸦片问题，《中国之友》尖刻地评论道：“这样一个忽略，会使人联想起一个老生常谈的比喻，就好像演出《哈姆雷特》却遗漏了王子这个角色。”
若把《南京条约》与璞鼎查同耆英次年签署的补充协定联系起来看，似乎并未证明这些条款特别地不平等或过分。英军指挥官注意不表现出侵略军的姿态。在向南京行进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受到老百姓的阻碍，还很容易得到帮助。士兵为了收集纪念品，从南京著名的琉璃塔上撬瓷片，“这种暴行必定会造成恶劣的公众效应”，结果受到“严厉申斥，更不必说每一个内省的人士都会对这种恣意破坏一座如此闻名的建筑痛惜不已”。(36)一支武装卫队受命前去保护琉璃塔，并赔偿了4000元。(37)（15年后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这座塔被中国人“不负责任地毁坏”。）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谈判。(38)萨勒顿勋爵手下的副旅长霍普·克灵顿注意到，“神气活现的中国大臣似乎很喜欢黑樱桃酒、草莓白兰地和果仁酒，他们喝得太多了，以至其中一位一把抓住我们的翻译、方脸膛的高个子波兰人郭士立先生，带着醉意亲热地吻他”。(39)一位海军目击者写道：“老K（耆英）肯定喝了不下50杯酒”，还唱了一首歌，“你能想象皇帝的叔父唱歌的样子吗？”但是，璞鼎查表示希望访问南京，“中国人予以拒绝，亨利·璞鼎查爵士自然也就让步了”。
1842年8月9日，双方在“皋华丽”号的巨大船舱里举行了最后的签字仪式，年轻的巴夏礼——14年后，他与约翰·包令爵士发动了另一场更具破坏性的战争——认为气氛算得上友好。巴夏礼当时只有14岁，负责照看郭富爵士“硕大的三角帽和羽毛饰”。按照巴夏礼的描述说，年老多病的中国谈判者伊里布“在船舷受到璞鼎查爵士、海军少将以及将军的迎接，他们半搀半扶地把他引到后舱，安置在一张沙发上”。条约签署完毕后，“他们坐下来共进午餐……双方看起来感到满意和愉快”。(40)外科医生爱德华·克里喜欢那些鞑靼卫兵，他们“衣着华丽，皮肤黢黑，饱经风霜，他们的帽子上缀有狐狸或松鼠的尾巴，5个人当中就有一名手持旗帜的军官”。(41)
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并未激起多大的热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来自阿富汗的报告于同一天（11月22日）抵达伦敦。在阿富汗，开伯尔山口被突破，喀布尔被占，城内的大市场也遭焚毁。与喀布尔的惨烈状况相比，南京就远没有那么令人激动了。斯坦利勋爵曾经挖苦过发动这场战争的辉格党人，在向女王递呈相关公文时也不得不表现出假慈悲：“在中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最终结束了流血伤亡……这在几乎难以估量的程度上为英国企业打开了对华贸易之门。陛下将欣慰地获悉，商务监督已经在那个城市审查了直接与宁波开展贸易的船只。”(42)《笨拙》杂志辛辣而富有预见性地指出：
这场罂粟战争结束了……“辉格党人遗赠给”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这场战争回报给这位首相……用枪弹和火药从这场针对蒙昧的中国人的重大道德惩戒中获得的可观利润……不过，钱还只是次要的好处。约翰牛先生已在中国人那里消耗了如此多的火药和枪弹，动用了如此多的生铁，将来会受到绅士般的对待。他用两三千个两足动物的血，淘汰了“野蛮人”……除了那些钱和礼仪，我们还会有五个对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港口。政客和推销员们无不欣喜若狂，他们带着对利润的期盼，想象着中国皇帝身穿曼彻斯特衬衫，后妃们身着曼彻斯特棉布衣裙，大小朝臣手持谢菲尔德刀叉的情景。(43)
在战争结束之前，皮尔的新政府始终不愿对有关香港的政策明确表态。代表蒙茅斯的辉格党议员R.J.布莱维特在下院就这个问题提出质询，皮尔暴躁地回答说：“说真的，对华战争尚未结束之际，我只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1842年3月15日）阿伯丁勋爵对该岛的前途忽冷忽热。1841年11月4日，这位外交大臣致函璞鼎查，表示英国政府只是把香港以及舟山视为临时性的基地，也许可以通过交还两地来换取中国人做出让步：
女王陛下政府不倾向于把这样获得的领土视为永久的征服。他们宁可希望，女王陛下的臣民同中华帝国的通商应通过允许对中国东部沿海四五个主要城市进行贸易的一项条约予以保证……
除香港岛之外，女王陛下的军队很可能将再度占领舟山……但是，将这些领地永久地保持在女王陛下的版图之内势必花费巨大……它还将使我们在政治上同中国人的接触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多，也许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我们卷入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争执和变化。
阿伯丁日后成为英国首相，在克里木战争中举措失当。
西人绘制的这幅画作于1814年前后，外国船只来到香港岛上的瀑布取淡水。
接下来，阿伯丁勋爵明确了此后历届政府都遵循的一项原则：“我们只想获得安全的、管理完善的贸易。你应当时刻记住，我们不谋求任何独占的利益，不要求我们不愿看到任何其他国家臣民所享有的任何利益。”推而广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英国期望平等地分享其他国家获得的任何利益——“最惠国”条款成为所有此类条约的一个特征。(44)
这项原则既非纯粹的利他主义，也不是经济帝国主义，而是表明绝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不管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近乎宗教狂热般地信奉自由贸易原则。他们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将造福所有国家，带来普遍的繁荣和更好的相互理解，还能消弭争端和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是最大的贸易国，英国只要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直到其他国家显然没有依照同样的规则竞争，英国工业被其他国家赶超，贸易保护的好处更为显著时，英国政府才在19世纪90年代抛弃了上述原则。
1842年1月，阿伯丁进一步阐明了政府的指令。香港不再被看成永久的英国属地，而仅仅被视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个军事占领的地点，女王陛下政府实现对华目标时有可能归还给中国政府”。该岛“应当被看成是单纯的军事地点，并且……应立即停止修建违背上述原则的建筑物和设施”。阿伯丁担心中国人将来会把香港的殖民地当作发动军事袭击的理由，因为“不光是商业机构，就连必备的长期驻军，都将构成持续的挑衅和诱惑”。最好是既避免维持一个殖民地的开支和麻烦，又能保障至关重要的贸易。
在这个阶段，香港极有可能获准归还给中国。但是，璞鼎查完全赞同义律的观点，“保留香港是我惟一有意识地违背我所收到的新指令（1841年11月4日训令）的地方，在这个壮丽的国家度过的每时每刻都使我确信，我们占有这样一个殖民地乃是必要的和可取的”。(45)不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璞鼎查的这种态度。前特派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詹姆斯·厄姆斯顿爵士，依然力主占领舟山，抱怨香港“已经被称赞和吹捧到了极其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贸易角度看，在目前的状况和条件下，这个岛屿不但对我们毫无用处，也很难设想或指望它有朝一日能变成一个商业中心”。(46)中国当时处于被动境地，若是英国提出割占一个更为可取的地方，中国实际上也无力反对。当英国人提出割占香港岛的要求时，中国谈判代表并无讽刺之意地问道：“就这些？”
英国政府直到1843年1月4日才决定保有香港。当日，阿伯丁致函璞鼎查，告之政府已认可《南京条约》。阿伯丁勉强承认：“批准书互换后，香港岛即成为英国王室的领地，你要尽可能迅速地组建那里的政府……你将管理该岛的政府，做好一切抵御外来侵略的准备。”批准书直到6月份才送达香港，同月26日，双方举行了正式换文程序。
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南京条约》文本
璞鼎查爵士完成外交使命之前，还必须理清《南京条约》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南京的和平协定至少有4份补充文件：对第二款进行增补的关于过境关税的声明；增补第十款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声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以及《虎门条约》。谈判和签署这些协议耗费了数月时间，谈判从1843年元旦开始，直到10月8日《虎门条约》签署方告结束。中国舆论极其仇视外国人所强加的屈辱，把《南京条约》与其他条约一道视为“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既不公正，也未得到人民的认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这种观点从国际法上说站不住脚，历届中国政府虽然坚持这一立场，实际上却忠实履行了条约义务。外国政府作为这些条约的受益者，逐步重议了条约的条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了中国大陆上的九龙新界租约外，所有外国租约和特权都已废除。
然而，北京和台湾都坚持认为，香港地区的3个部分均为中国领土合法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是偶然地由英国人管治，但绝非英国的殖民地。
1843年时，英国政府确实希望与中国达成稳妥、持久的和解。在野的布鲁厄姆勋爵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与那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恢复真诚和友善的谅解，而非表面的和平”，海军大臣哈丁顿勋爵保证政府将做到这一点。(47)经过长时间的认真磋商，双方以冷静、合理的态度在虎门达成了协定，进一步完善了《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愤怒抨击这些条款，这充分说明它们并非单方面的。只要对条约的要点稍加审视便不难发现，双方的讨论始终是有条不紊的，这使得双方能够达成真正的谅解。璞鼎查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42年12月10日写道：“我认为自己是从这两个帝国的仲裁者的角度看问题……所有的贸易协定只要能够达成，就应当是互利的。”
璞鼎查爵士在南京一味坚决执行上司的指令（香港问题除外），拒绝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虽然为了顾全中国人的面子，他在某些问题上也有所退让。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璞鼎查始料未及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未能确保向北京派驻代表，这个问题以及中国拒绝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将成为1856年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导火索。璞鼎查爵士在虎门的任务要复杂得多，而且面对的是以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耆英为首的代表团。耆英的助手是具有出色金融专业知识的汉人布政使黄恩彤以及广东巡抚祁贡、户部文芳。就与如此干练而出色的对手谈判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贸易协定而言，璞鼎查并非合适人选。1841年12月，璞鼎查致信马儒翰，自承不懂贸易事务：“我首先必须承认，虽然我身为首席商务监督，对贸易以及适宜的关税可说是一无所知。”(48)璞鼎查首先寻求建立一种长期而有序的体制，这正是一个行伍出身、讲求实际的人所能做出的贡献。
璞鼎查坚持认为，应当以公平的税率固定征收海关税，确保有合理比例的关税返还中国政府。英国派驻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将监督“关税及其他收费的定期缴纳，对各种弊端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并且彻底禁绝走私”。(49)英国商人本来期望监管会更宽松，当他们逐渐认识到这一条款的后果乃是中国海关缉私艇以及日后难以贿赂的官员，他们视之为对自身利益的背叛。在此后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商人一直鼓噪要修改这项条款。
任何谈判者在开始谈判时都会确定一系列基本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谈判者的个人倾向以及他们能否成功地争取对方。倘若双方谈判者向上司汇报时虚夸所取得的成果，情况就变得较为复杂。如果双方又遇到翻译造成的误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谈判注定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种情形就出现在南京和虎门的谈判中，而且是在最为重要的香港地位问题上。《南京条约》中关于香港问题的条款如下：
耆英
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这项条款只字未提海军基地或贸易问题，贸易完全局限于5个通商口岸，虽然璞鼎查明确表示有意使香港岛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在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下，条约的措辞顾全了皇帝的脸面。1843年6月，耆英为批准《南京条约》访问香港，此时香港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他向皇帝报告说：
该夷于近年以来，在土名裙带路一带，凿山开道，建盖洋楼一百余所，渐次竣工。并有粤东无业贫民蛋户（船民），在该处搭建棚寮，贩卖食物，约计夷商不满数百，而内民之贸易及佣力者已不止数千人……查澳门地方，自前明迄今三百余年，各该夷先后居住，安分贸易，从未为患，内地亦鲜偷漏税饷情事。今香港情形几与相似，若不明定章程，妥为办理，则走私漏税，百弊丛生，转恐与正税有碍。(50)
税收乃是朝廷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虎门协定的详细文本送达北京后，军机处进行了讨论。关键问题不在于香港已经给了英国（香港“本属荒岛，重峦复岭，孤峙海中，距新安县城一百余里。从前本系洋盗出没之所，绝少居民，只有贫穷渔户数十家，在土名赤柱湾等处畸零散处”(51)）。朝廷真正关切的是未来的收入，并因此指示耆英：
惟香港通市一节最关紧要，该处为售货置货之总汇，课税赢绌，全系乎此。而出口进口之牌照，若仅责成九龙巡检会同英官随时稽查，恐办理稍疏，既不免有偷越之弊。其应如何设法严查之处，着耆英等再行悉心妥议具奏。其时各处出海船只，仍著严饬各海口文武官弁，实力稽查，至五口通商口岸，并著一体知照各该省加意防范，勿任商船任意出入，以防偷漏而裕课税。(52)
这份上谕直到1843年12月初才送到耆英手中，他因此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无法变更业已达成的协定。他向皇帝所作的解释既冗长又夹缠不清，还提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关于英国人要求割让香港的原因：
若夷商远涉重洋，运货来粤，不知内地货值之滞旺高下，不能如华商之坐庄买卖，其返棹之期又有一定。谚云：货到地头死，不得不听命于洋商，货到即卖，卸货即买，复多例外掊剋。是以求给香港一岛，藉以托足，其意不过探听广州货值之滞旺高下，随时搬运，效华商坐庄买卖之计也。
英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吉特绘于1838年的香港岛上的村落
耆英巧妙地回避了香港成为自由港的事实：
是香港似可不致遂为售货置货之总汇，利柄亦不致遽行外移。其九龙地方，径对夷人聚居之地，船只之往来香港者必泊于此，稽查甚为近便。若商船贩卖出口前赴香港，应先在出口处所完纳税银，再行给发牌照，沿途及香港即以牌照为凭，分别验收。其在香港贩货进口之船，应在售口处完纳税银，本系仿照定例办理，全在行之以实，不在验照官之大小。(53)
虽然这种体制适于出口贸易，英国人却不可能允许九龙海关查验英国商人的货物或征收关税。但是，这种牌照体制将确保中国船只缴付税金，因为可以把牌照副本送到广州的户部那里。皇帝对耆英的解释表示满意，用朱批下令通商口岸的官员做出必要安排。
《南京条约》第十三款隐含更大的麻烦。这部分要归咎于不合格的翻译。不可或缺的马儒翰已于8月29日去世，留下罗伯聃一人负责校勘英、中两种文字的条约文本。罗伯聃充其量算个不错的商业译员，显然不能胜任此项工作。就中国方面而言，条约中文文本使他们有权终止香港与任何一个中国港口的贸易往来（条约英文文本的准确性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使得香港需首先获得中国方面的许可，方能与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条约的漏洞之一是香港中国居民的管辖权问题。当时无法接受、日后成为既定事实的是，香港的居民应该算是英国公民（除非是在对英国不利的情况下，例如1981年《国籍法》的情形）。起初，璞鼎查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英国人负责维持香港的秩序，华人犯罪者移交中国法庭，依照中国法律审判。白厅指出这一点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璞鼎查爵士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已经与耆英这样商定了。殖民地部常务次官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干巴巴地评论道：“在这场争论中，占上风的似乎是那位中国钦差大臣。”此事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其他条款无法生效，这个问题便获准搁置起来。
治外法权日后将成为西方国家在华的最大特权，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最强烈的愤怒。但是，最初它被视为一种折衷办法。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治外法权，林则徐先是要逮捕颠地，继而要求引渡应对林维喜一案负责的某一个人。《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规定，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端，“均不可庇护隐匿，有乖和好”。“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倘有不法华民……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上述条款起初是对中国方面做出的让步，以迫使那些放浪形骸的英国水手接受非常必要的纪律约束，他们以前曾在广州闯下大乱子。在1844年7月的条约（译者按，《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人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要点：“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1844年10月的《黄埔条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法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服从法国的法律：“凡有佛兰西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系佛兰西人……照佛兰西例治罪……因所定之例，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佛兰西例办理。”
双方的讨论严肃而深入，“反复争论和考虑……一次又一次地斟酌，做了该做的一切”，双方送呈各自首脑的关于谈判的详细报告以及所达成的诸多妥协，无不表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是一份合法的国际文件，它当然有模棱两可和疏漏之处，却肯定不是一个战胜的强国勒令哀求者接受的条款。耆英极富个人魅力，把璞鼎查爵士哄得飘飘然，赢得了英国对手的极大尊重。璞鼎查大概并未如耆英所请，正式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弗雷德里克·耆英”。(54)但是，他的确把这个孩子及其母亲的肖像画送给了这位钦差大臣，并以“一种略带敬畏的态度”向阿伯丁勋爵报告说，他的这位“因－特－米－特”（亲密的）朋友令人“对中国官员的品格和习惯刮目相看”。
同样可以肯定，《南京条约》许多条款的先例可以追溯到上一个10年英国（译者按：应为中国）与浩罕可汗签署的协定，那些协定同样是外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同样规定了固定税率以及享有司法权的派驻领事，却从来未被视为不公正、不平等或单方面的条约。此后，双方尽力充分履行条约义务，对悬而未决的事项做出安排，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上述观点。费正清教授的看法是，这些协定“体现了英国势力强加于中国的新秩序”，总的说来，它们也是“妥协的结果。英国人的要求不得不做出限制。亨利·璞鼎查爵士最终勉强同意接受切实可行的方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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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廉·巴加将军档案现藏于格林尼治国立海洋博物馆，其中大多从未利用过。这些档案表明了与璞鼎查共事的种种困难。巴加是纳尔逊手下的一位巡洋舰舰长，他厉行纪律，非常注重细节：“巴加时代，没有哪个海军军官对海军的影响比他更大，他不是凭借过人的才干，而是因为他对目标异常执著。”（《名人传记辞典》）可以想见，他会觉得璞鼎查专横而极端的做法令人不快，但即使是郭富这位最具侵略性——从军事意义上说——的指挥官（他也像璞鼎查一样“脾气火爆”），也认为那位全权公使做得太过火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没有找到香港的相关档案，因为一些档案已经在1949年时运往台湾了。但清宫把所有奏折以及皇帝在奏折上所加批语都抄录有副本，所以仍保留下大量有益的资料，这些文献目前都用现代技术加以保存。本章所引耆英与皇帝的文牍往来是由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查尔斯·艾尔默翻译的，这些文献表明道光关注的是维持岁入，而允许英国人得到香港则相对较为次要（译者按：中文版均按《筹办夷务始末》回译为原文）。
(2)张馨保，前引书，第212页。
(3)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41年1月13日。马地臣对义律的看法很复杂，他理解这位商务监督对于不必要的屠杀的反感，赞扬义律的诚实，但常常被义律的优柔寡断所激怒。
(4)《关于中国的通讯》，查顿致巴麦尊，1839年12月14日。
(5)《中国丛报》第二卷，第8期，第369页。
(6)外交部档案，1833年12月27日（Foreign Office（FO）17/4，27December1833）；另见马克斯韦尔船长的航海日志，引自塞耶：《香港的诞生、少年和成年》（Sayer，Hong Kong：Birth，Adolescenceand Coming of Age），第28页。这里所说的是东博寮海峡；阿美士德使团并未到达维多利亚港。
(7)外交部档案，1939年11月17日（FO17/36，17November1839）。
(8)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841年5月7日。
(9)此处的维多利亚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译注
(10)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Letters），第一卷，1841年4月1日。大公主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日后成为德国皇后，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
(11)此函件收录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vol.i）第一卷，附录G。
(12)义律信函。
(13)同上。
(14)关于这场战斗，最好的叙述是费伊的《鸦片战争，1840—1842》（Fay：The Opium War 1840—1842）。郭富是个一意孤行的人。第一次锡克战争期间，他与亨利·哈丁也有过类似的冲突，这场战争大概是19世纪最艰苦的战役。
(15)即使是魏斐德教授也受到中国人观点的影响，他在《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书的第137页写道：“英国”军队受到攻击。正因为他们是印度士兵，因而受到威灵顿的特别称赞（上院，1843年2月14日）。
(16)艾米莉·艾登：《书信集》（Emily Eden，Letters），1841年8月1日。艾米莉是她的堂兄弟查理最苛刻的批评者之一。
(17)义律信函，1841年8月24日。
(18)同上，1841年10月20日。
(19)格雷维尔，前引书，1841年11月19日。
(20)均引自义律信函。
(21)休斯敦1843年5月7日和6月15日两信，藏于得克萨斯大学休斯敦文献（Houston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
(22)古伯察：《鞑靼、西藏、中国游记》（AbbéHuc，AJourney Through Tartaryand Thi‐bet），第二卷，第285页。
(23)巴加档案，现藏于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Parker Papers，National Maritime Mu‐seum，Greenwich）。
(24)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一卷，第265页。
(25)本廷克，前引书，第1209—1210页。
(26)艾米莉·艾登，前引书，致白金汉夫人，1841年10月8日。
(27)莫尼彭尼、巴克尔：《狄斯雷利传》（Moneypennyand Buckle，The Life of Disraeli）。
(28)外交部档案（FO17/56），1842年4月13日。
(29)巴加档案。
(30)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31)布伦海姆战役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1704年8月13日，以英军将领马尔巴勒为首的联军打败了法军。——译注
(32)奥赫特洛尼：《对华战争》（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第232页。
(33)奥立佛·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内战中国会军名将，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瑞典国王，被称为欧洲现代军事之父。——译注
(34)费正清：《贸易与外交》（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第92页。
(35)郭斌佳，前引书，第163页。
(36)诺里斯：《霍普·克灵顿将军传》（H.Knollys，The 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第一卷，第36页。克灵顿为人和善，作战勇敢，因为娴熟的大提琴技艺被任命为参谋，因为指挥官萨勒顿勋爵正在组建一个合唱团。
(37)《广东记事报》，1842年9月1日。
(38)张喜的日记（邓嗣禹英译）提供了中国方面对于谈判的看法，张喜在日记中以第三人称自称：“夷酋……倾洋酒满卮进公，公一吸不留涓滴，磊落光明，毫无疑怖。该夷已服其诚，而尤敬其雅量。”（译者按，此段引文出自张喜《抚夷日记》后附的《无品冠服张公小沧小传》。）
(39)诺里斯，前引书，第34页。“海军目击者”的印象引自《航海杂志》（Nautical Maga‐zine），第七卷，第748页，1843年。
(40)莱恩－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S.Lane‐Poole，Sir Harry Parkesin China），第28，33页。
(41)克里：《日记》（E.H.Cree，Journals），第113页。克里的日记由迈克尔·莱维恩编辑，配有克里本人绘制的素描，出色地描绘了早期的香港。
(42)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一卷，第441页，1842年11月23日。
(43)《笨拙》（Punch），第三卷，第238页。
(44)“最惠国”概念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的阴谋。它被当作确保“自由贸易”的手段，成为列强攫取对华特权的借口。如今，这个概念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她依然是一个“最惠国”。
(45)《关于中国的通讯》，璞鼎查致阿伯丁，1842年8月29日。
(46)厄姆森：《舟山与香港》（J.B.Urmston，‘Chusanand Hong Kong’）。
(47)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843年2月13日。
(48)外交部档案（FO705/53），1841年12月11日。
(49)关于通商口岸体制的论述，请见费正清：《贸易与外交》。
(50)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英译者查尔斯·艾尔默。
(51)同上。
(52)同上，皇帝致耆英，见于耆英1843年12月14日奏折。
(53)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英译者查尔斯·艾尔默，耆英奏折，1843年12月31日。
(54)小弗雷德里克·耆英后来成为弗雷德里克·波廷杰爵士、新南威尔士警署督察，成为该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并被罗尔夫·博尔德武德写进了小说《劫掠》。
(55)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114页。
第五章 贫瘠之岛
“女王陛下的领地”
1841年1月26日义律宣布香港为女王陛下的领地，1842年2月1日亨利·璞鼎查爵士自北方战场返回，以决定如何处置香港岛，香港最初阶段的历史是短暂而模糊的。璞鼎查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841年8月，当时，他匆匆忙忙赶到香港，在海滩上一顶帐篷里与义律从前的副手亚历山大·参逊进行磋商。7年前，参逊还只是律劳卑勋爵的随从，如今意外地不得不挑起管治香港的重担，而那位全权公使正在强迫中国人同意在扬子江提供一块居留地。
威廉·坚是香港殖民地早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义律和璞鼎查两人都曾授予参逊相机行事的权力，参逊本可以坐守不前，除了与军队指挥官合作之外，不越雷池半步。然而，他却干劲十足地加紧在岛上修建基础设施，从而在上司考虑如何处置香港之前就造成了一些既成事实。实际上，参逊非常热衷于行使管理香港的职权，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乃至日后曾自称是“前香港代理总督”(1)。
1841年6月初之前，义律一直忙于处理广州的事务，花在香港的时间很少。事实上，他没有多少机会视察他为女王夺取的这个“海岛基地”。他曾经乘“复仇神”号环岛一周，还在4月和6月数次短暂登岛，此外一直与随从待在澳门。除了参逊之外，岛上惟一的常驻军官是前喀麦隆第26步兵团的威廉·坚上尉。4月30日，威廉·坚被任命为香港总巡理府；义律在被撤职前不久，任命“复仇神”号的海军上尉威廉·毕打为船政厅。威廉·坚是个1804年就入伍服役的老派军人，认为要加强纪律就必须经常实施鞭笞。在未来的18年里，威廉·坚先后担任总巡理府和副总督，一直是这个殖民地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地舆论闭口不谈香港的前途问题。查顿回到英国后，极力主张恢复广州贸易。他十分熟悉广州，他的公司也在广州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本人并未经历外国侨民在过去两年里的种种不便和危险。英国人被驱逐期间，美国人仍留在广州，同样不愿意在事态明朗之前就放弃广州的舒适住所。倘若香港成为英国王室的永久领地，外国商人希望在投资之前了解有关法规、土地租期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19世纪40年代初的香港岛与维多利亚港，远处的建筑即为怡和洋行。
英国人，尤其是那些鸦片商人，认为至少要搭建一些临时仓库以堆放货物，这些货物已经在船上放了两年。若建造了仓库，节省下来的可观的保险金和船只滞期费很快就能弥补购置地产的花费。鸦片库存又开始逐步增加，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鸦片产量恢复到以往的水平。义律在写给奥克兰勋爵的函件中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巨额财富正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手中，这恰恰成为我们在华行动所面临的一个奇特而巨大的困难……就在草拟这份公文的同时，又有大量船舶积压。香港正在着手兴建货栈，我相信凭借这种活力，我们能够办好这些船只的出港手续。”(2)
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都有数百万元的鸦片和其他货物积压在船上，急于起货上岸并看护起来。广州的基地已经丧失，在澳门也受到诸多限制，所以还迫切需要办公用房和家庭住所。他们以一贯的活力迅速行动起来。
早在1841年2月，英国人就直接从中国人手里买下了一些地皮，修建临时的货栈和工棚。据说林赛洋行最早在当地建造房屋，不久怡和洋行也开始大兴土木。数周之内，香港就冒出了大大小小的建筑，颇有一种淘金热城镇的氛围。英国人往往凭借最含糊其词的合法地契从中国人手中买下土地，目的是为了马上转手获取利润。
地皮的好坏取决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附近海滨的水深。人们发现香港岛港口的深水泊位正对着九龙，除北部海岸之外，该岛只有如今的天星小轮公司码头的西面才有深水泊位。40英尺的水深线距离海岸差不多有1英里远，海船无法在近海停靠。不过，这有利于日后的围海造地工程。香港的陆地等高线分布类似于岛屿的水深线轮廓，地表坡度平缓上升，尤其是跑马地方向的地区。占领角——1841年1月26日，拜尔秋舰长就是在此地升起国旗——沿岸近海是深水区，但最初的居留地建在更东边的地方，以便利用那里较为平坦的土地。
1841年1月25日，英军在香港大笪地（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登陆，强占香港。
坚尼地城近海的硫磺海峡入口处有一道沙洲，吃水深度限制了西来的船只。吃水深的船只通常从东部穿过鲤鱼门水道。鲤鱼门水道是个狭窄的入口，周围是陡直的山丘，能非常有效地保护港湾中的船只免遭强劲东风的破坏。鲤鱼门北面海底坡度很陡，如今这个地区大部分已经成为机场跑道。因此，如今香港的深水泊位都位于九龙半岛的背风处。货栈选址要便利深水航运，为了经济上划算，还要远离地皮较贵的中心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怡和洋行非常满意东角的地皮。居留地最初的范围大致在东角与西角之间，东西两地相距4英里，因而当务之急是修筑一条连接两地的道路。这条路就是“皇后大道”，它距最高水位线约有100英尺，留下一段适合的地段修建临水又当街的建筑。
当时有人主张——参逊在日后坚持认为——即使占领完全是暂时的，香港也不能毫无发展。即使香港像北方的远征军也不能没有后方军营、医院和设施仓库，这些设施需要有炮台来加以保护，此外还应修建一些道路、码头区和防波堤。义律争取获得印度奥克兰勋爵的支持，在函件中再次表示：
阁下，如果说维护香港对于我们自身的贸易和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也完全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和保护，我们一直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和供应。我们了解到关于这里的居民与政府对抗的一些难以言述的可怕事例，抛弃他们会产生最致命的后果。
义律上校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必须让自己选中的这个岛屿成为一个新的广州。因此，他加紧开拓，把尽可能多的可用土地拿出来拍卖。一块将近有两英里长的狭长地带——大致位于如今的中央市场与律敦治疗养院之间——被划成许多滨海的地块，每一块地皮都有100英尺的马路和港口地皮，地皮的纵深取决于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原计划提供100块滨海地皮。再加上同样数量不临海的“郊区”地皮。义律急于加快进度，因此1841年6月14日的拍卖只划出了50块地皮。这位商务监督匆忙之中所导致的含混不清将在日后引起很多麻烦。
义律发布公告，宣布将以“免役税”的方式出售地皮。7月17日，义律向两位老相识、英国侨民的代表马地臣和颠地解释了拍卖的条件：
我在直接公开地宣布我的计划时会考虑商业机构的利益，女王陛下的政府将按照当前一两年租金的价格把土地转为不限定继承的产业，或在将来征收象征性的免役税。亲爱的先生们，请散发此函。
换句话说，土地将以至多两年的租金转为不动产所有权（不限继承），或是以象征性的租金长期出租。(3)
土地拍卖的价格令人满意，平均而言，毗邻港口地区每英尺约10先令，城镇地区每英亩20英镑，“郊区”地皮每英亩2英镑。中心市场对面集市区的地皮专门留给华人，一块长40英尺、宽20英尺的地皮，租金高达1英镑。这些地皮首先分配给“那些冲破重重阻碍在香港定居，以及那些在远征舰队无从获得给养的各个时期为舰队提供给养的人”——华人小商贩，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这个殖民地难以维系。颠地洋行夺得了临水又当街的最佳地皮，怡和洋行本打算买一块更大的地皮，可这块地皮被政府部门强行获得。作为补偿，怡和洋行在东角附近获得一块土地，这块地皮日后反倒成了一桩好买卖。政府和军事机关自然有权优先选择地点。海军占据了夏悫道外的一块地方，此地至今仍是皇家海军码头。陆军偏爱远离海边、地势较高的地点，以便修建炮台和医院。位于下亚厘毕道的政府办公楼和圣约翰座堂的原址是美利炮台和兵营，对面的旗杆屋最初被萨勒敦勋爵选作修建驻港英军司令部的地点。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官员能够从高处俯瞰商业阶层的活动，这种状况如今已经改观：从各家宾馆大楼和办公楼的数千扇窗户，可以看到总督的客人在总督府的草坪上消遣。
香港割占初期，广州仍是贸易的中心。
政府机关首先选择地皮造成了一个后果，当政府部门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这座新城镇一分为二，这种状况在当时很快就成为限制规划设计的因素，时至今日几乎依然如此。一段时间之内，香港的建筑物还只是一些草棚和木屋，顶多有石头的地基。林则徐没收鸦片和行商债务所带来的潜在损失实在太大，商人们根本不愿意在固定资产上投入大量资金。1841年8月，璞鼎查短暂来访时被安置在一顶帐篷里，这个事实突出表明了居所的匮乏。参逊收到许多此类申诉，他向英国政府发去一封信函，请求政府对他的服务给予更多肯定，他在信函中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我抵达（香港）并切实承担起职责时，没有（从义律那里）收到任何应当如何行事的指令……香港与中国沿海的众多岛屿毫无二致……仅有的居民都有迁徙的习性，主要以渔业为生……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吸引到首批100名劳工从澳门和广州前来此地。”那些“体面的中国人”对新政权抱有疑虑，“他们用类似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眼光看待我”。尽管如此，参逊仍然可以宣称，在九龙建造了6座炮台，每座炮台都配有一名军官和40名士兵的住所，在鸭利洲上安放了大炮，修建了两座兵营、一座仓库、三处炮兵阵地以及相关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奖励或加薪水的情况下完成的”。(4)
璞鼎查时期的香港海湾
戈登·伯麦
人口普查是参逊任职期间最先采取的举措之一。1841年5月15日的普查结果显示，该岛有居民4350人，此外还有2000渔民住在船上，800名主要是移民的商人住在市场，还有来自九龙的300名劳工。义律曾经向奥克兰勋爵指出，占领该岛时之所以没有遭到当地中国人的反抗，原因就在于岛上稀少的人口及其分布状况。如果香港像舟山那样人口众多、繁华富庶、广为人知，肯定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英国人的角色就会是侵占者而非事实上的奠基人。赤柱是香港最大的居民点，“这个首府是个大城镇”，按照人口普查，这里有2000居民。数月之后，《广州周报》曾经提及赤柱，当时它应该还没有多少变化，它是“捕鱼船队常去的地方，一个相当大的城镇……有个非常好的市场，很大的制绳所和一些货物齐全的商店，这些商店供应以航海为业的中国人”。
北部海岸的深水港几乎就是香港岛惟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此，没有多少华人因为岛上的开发而受到打扰，也就不足为奇了。1841年5月15日的《广州周报》挖苦地评论道：“主要城镇的选址是出于英国在华当局特有的判断力。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提及所有街道根本吹不到南风，在即将到来的炎热季节，这些街道会异常舒服。那里有充足的花岗岩和冷水供应。”到来年3月，《中国之友》已经对香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该居留地（澳门）的邻居们继续在建筑上投入大量资金……在殖民地历史上，香港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成为一个自由而价廉的庇护地，为个人和财产提供了充分保障。”
1841年1月26日的最初声明和一周后的补充公告，都是义律在未经细致考虑的情况下主动发布的，反映出他本人所关注的问题。香港将有两套法律文本，英文和中文各一，香港将尽可能地保留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只是废除“各种刑讯”。人人都受到保护，“免遭任何敌意行动的伤害，还保证享有自由举行宗教仪式、庆典和社会习俗的权利，保障其合法财产和利益”。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不向英国政府支付……任何款项”。除未能保留两套法典之外，日后继任者完全实现了义律的各种良好意愿。
1841年8月义律上校离开中国时，没有人相信海岸边零星散布着几幢棚屋的香港岛日后会发展成“巨大的商业中心”。随即爆发的一场热病使形势更加恶化，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热病成为一年一度的灾难；一场台风接踵而至，更是差一点要了义律和伯麦爵士的命，当时义律与从印度归来的伯麦正乘“路易莎”号前往澳门。疫病和暴风雨过后，8月12日又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火灾，烧毁了绝大多数临时搭建的建筑物。面临种种不利条件，倘若香港已经是英国的永久属地，很有可能始终只是个海军基地和设防的兵营，贸易重新回到广州，社交生活则在澳门。中国人彻底消除了这种可能性，1841年12月，他们洗劫并摧毁了广州的商馆，如果必须进行重建，那么完全有理由把资金投到相对安全的香港而非广州。香港岛有可能归还给中国的危险令美国人裹足不前，英国商人并不担忧，他们不相信“狮子会放过它的利爪已经攫住的猎物”。(5)
与参逊短暂会商之后，璞鼎查曾下令停止一切土地拍卖和民房建造。1842年2月，璞鼎查自北方的战场返回香港，发现参逊并未执行自己的指令，而维多利亚城（1843年6月起，它正式成为地名）过去的草棚和帐篷已经变成一个15，000人的居民区，其中华人居民超过12，000人。皇家工兵沿海岸修建了一条4英里长的宽阔碎石路，公共建筑地皮上也修建了一批永久性建筑：住宅、仓库、土地局、警署和邮政局，还有一座宽敞的监狱，更不用说海军和陆军营地了。一些房屋是石制建筑，其中一幢属于参逊本人。很多住宅正在兴建，这些住宅的主人目前正在草棚或小竹屋里将就着过日子。1842年1月14日的《广东记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与香港人》的文章，给这位“出众而著名的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一些不那么漂亮的建筑物。从这篇文章中看，似乎当时香港就已经具备了如今所拥有的许多设施：
宽阔大路两旁的店铺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热闹景象。这里有新建的“维多利亚”旅馆……著名的华人医师……饭店……还有那些堕落女性的居所，她们漂亮但充满邪恶……总而言之，（香港）令人感到兴奋、新奇、有趣……富丽堂皇的赌馆把我们引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它是按照公认的香港式建筑模式建造的，潮湿的外部结构采用威尼斯式，内部明显是阿提卡式。每一边各有10到12张光线充足的赌桌……最南端有一个宴会厅……北面则是赌馆老板的居室。
1842年8月，璞鼎查离开香港，北上前往中国战场。
此外，在香港还可以欣赏到戏剧。一个澳大利亚巡回演出团在当年访问了香港，之后又有一个意大利歌舞团登台献艺。有传闻说加斯东·达特龙奎依先生将引入一些“有超凡美貌和才华，美德无瑕”的女演员。不久之后，维多利亚剧院提供了较为体面的娱乐（当时，剧院不过是湾仔的一座两层仓库的二楼），戏院每天上演一出名为《洋洋大观》的戏：“从中午12点到1点，一头名叫‘哥特鲁’的大猩猩端坐在桌旁椅子上吃晚餐，它会用汤匙和刀叉，用毛巾揩嘴，还会打开一瓶葡萄酒为观众的健康举杯，然后点燃一支雪茄。”(6)
香港很早就拥有自己的报纸。1842年3月24日，《中国之友》创刊，标志着生机勃勃的香港新闻界开始起步。这份报纸的主编是美国浸信会教士叔未士和詹姆斯·怀特（后者曾担任伦敦城高级市政官，到东方来重新积累财富，他显然在东方发了财），他们反对鸦片贸易（“这种令人销魂的堕落”）。第二年，《广东记事报》进入香港，1839年动乱时该报一度迁往澳门。《记事报》由马地臣家族出资，因而在鸦片问题上与《中国之友》唱反调。该报在宗教问题上并非始终站在教会一边，常常发表反华言论，批评教会的传教活动。由于颠地洋行支持《德臣西报》（1845年创刊），这个殖民地300名讲英语的人就有机会挑选感兴趣的读物。(7)《中国之友》热衷于谈论这个新殖民地的前途问题，在1842年5月26日的一期，叔未士武断地表示：“我们相信，无法掌握的力量左右着香港的命运，它将成为海军和陆军的行动基地，这些行动迟早会彻底改变或颠覆中国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满足于一项政策，即拿破仑称我们为小店主的民族时必定注意到的政策。”150年后，对于香港可能会“根本改变或颠覆中国的现状”的担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参逊认可这些新的进展，从而违背了璞鼎查关于在收到明确指示前维持原状的指令。和义律一样，璞鼎查已经擅自决定允许这个居留地生存下去。因此，璞鼎查认可了参逊的举措，1842年3月22日，璞鼎查授权组织土地登记，“在女王威严而仁慈的命令到来之前，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并且只属于英国王室”。当地人很自然地认为这个指令等于是表明香港永久归属英国已成定局。
璞鼎查做出这些大胆举动之际，英国下院正围绕香港的前途展开议而不决的辩论。日后，璞鼎查爵士曾致函接替奥克兰出任印度总督的埃伦巴勒勋爵，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千方百计地在不损害这个殖民地的前提下，延缓其发展速度。但是，在我们的保护下开拓殖民地的倾向极其强烈。我吃惊地发现，我采取的拖延措施未能阻止一个富裕的大城镇勃然兴起，我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为那些蜂拥而至的体面而富有的中国商人提供场地。”(8)遗憾的是，最后一句话显然有些言过其实。许多年之内，体面而富有的华人在香港如凤毛麟角，这个问题始终令香港当局头疼不已。
两周后，璞鼎查准备从香港前往扬子江上的新战场之际，收到阿伯丁发来的一份函件，阿伯丁在函件中敦促“立即停止”修建所有“带有永久性质”的工事。璞鼎查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5月20日，璞鼎查向伦敦发出长篇申辩函，这封函件在行文上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在引述了义律、参逊和驻军司令萨勒敦勋爵的意见之后，璞鼎查爵士热切地表示：
如我所坚信的那样，该殖民地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显著进步……这得益于参逊先生所采取的下述举措……
我抵达中国时的第一印象使我相信，不应把义律上校在香港问题上的所有举措都搁置一旁……那位司令官已经指明并且建议采取了该岛所出现的广泛的、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改进措施……包括一座炮台、固定工事以及在大陆对岸的兵营……
我仅补充我本人慎重而公允的意见……该殖民地已经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不应将其归还给中华帝国，这符合女王陛下及其臣民的荣耀和利益。
璞鼎查爵士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他让香港公众明白，倘若事情出了差错，责任应当由参逊承担。璞鼎查在发出上述热情洋溢的函件的同时，还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自从义律上校安排在该岛建立文职政府以来，一年时间过去了……参逊先生在我不在此地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该岛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璞鼎查不愿批准这些措施，尤其是义律关于拍卖土地保有年限的那些十分明确的指令。英国侨民曾经表示希望修建一座教堂，璞鼎查答复说，虽然他乐于批准教堂的选址，并从公共资金中拿出与私人为修教堂而筹集的捐款等额的资金，但是，“明智的做法是推迟着手建造这个工程或为之筹措资金”。
璞鼎查向白厅隐瞒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英国政府注意到璞鼎查爵士函件中流露出来的热情，态度还算不错地认可了香港的割让。璞鼎查被大度地批准放手去做绝大部分事情：建造营房、出售土地以及鼓励开发。可怜的参逊为了替自己辩白，向璞鼎查爵士递交了一份正式备忘录，他抱怨说：
（我）被留下来负责该岛的政府，却没有任何指导我行事的指示……我认为，我所做的不过是继续推行前任全权大臣业已付诸实行的措施。按照我的理解，您8月12日的通知并未表明您希望介入，除非已获知女王陛下乐于如此。我还认为我在此地的职责是承担巨大的责任，促进我所管辖的这个社会的利益和繁荣……着手修建整齐有序的建筑物，铺设名副其实的街道。(9)
不论当时还是以后，参逊都没有得到多少回报。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的主动，香港才得以进一步发展。
璞鼎查时代
璞鼎查爵士直到最终完成《虎门条约》，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其他问题上。作为全权公使，他负责英国对华外交关系，为此应向外交大臣汇报情况。作为商务监督，他的使命之一是组建领事机构，行使领事法庭的职能。因此，璞鼎查要接受殖民地大臣和陆军大臣的监督，贸易部希望他报告有关情况，王室检察官也有权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为了获得陆军和海军的支持，璞鼎查不得不求助于印度总督，战场指挥官一方面服从这位全权公使的指令，同时也向海军部或皇家骑兵卫队报告。只有香港总督之职的隶属关系相对较为直接，属于殖民地部的管辖范围。
璞鼎查
马地臣用贩卖鸦片的利润购买和开发了刘易斯岛，图为岛上马地臣所建城堡。
图为央孖地臣回到英国后所建豪宅
萨勒敦勋爵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安排荒诞不经，各项职责如此随意地划分，难以发挥良好作用。更糟糕的是，不同职务往往要求任职者具备彼此互不相容的素质。一位殖民地总督必须耐心、机智、富有魅力；管辖领事法庭，避免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则要求主事者具备当机立断的素质以及对当地习俗、语言和贸易管理的丰富知识；外交代表得有狡黠、演戏的本事，能够觉察到最细小的潜在妥协机会，还要具备无与伦比的谈判技巧。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上述诸种品质。在现场的人也无法依靠伦敦娴熟的指导来弥补缺陷，通信联络的不便意味着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必须通过印度总督或当地的陆海军指挥官来解决。只有伦敦的政府内阁才可以向这位集全权公使、总督和商务监督于一身的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些命令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方能送达（所需时间逐渐缩短，到19世纪50年代，从发出到收到指令所需的时间缩短到6个星期），因此，中央控制始终是微不足道的。1841—1846年皮尔政府执政期间，托利党的在华利益微乎其微，这种状况没有引起多大麻烦，等到巴麦尊重新掌权，就肯定会激起诸多矛盾。
1842年12月2日，璞鼎查从南京回到香港。《中国之友》以欢呼之辞来迎接这位总督，“面对宏大、兴旺的事业，我们几乎有不知所措之感”。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了。两周后，远征军起航返回印度，只留下一支700人左右的卫戍部队。远征军军官大多出身于良好的家庭，爱好交际，他们的到来令香港社交界热闹非凡，他们离去之后，社交界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当时香港社交界仅有数十名商人和极少数政府官员，因为军士、列兵、店主和那些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当然不能踏入这个圈子。华人不论是否体面，被认为最好是放任自流。
香港社会是个奇特的混合体，而且是个头重脚轻的社会。以往的广州大班大多已经离去：詹姆斯·英尼斯死了，威廉·查顿当上了代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可敬的议员（他当议员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死于1843年）。(10)兰斯洛特·颠地和马地臣很快也离开了，马地臣的那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侄子，“一个孤僻、脾气暴躁……乖戾的家伙”，(11)接替了马地臣。1843年，马礼逊的儿子、能干而勤奋的马儒翰死于热病。到1844年年底，早先时代的遗老都不在了，要么死了，要么去英国当上了绅士。兰斯洛特和威尔金森兄弟备受称赞，他们“盛情好客……坚毅正直，宽容慷慨，一贯仁慈”。他们按照雄伟的托斯卡纳风格重建了位于威斯特摩兰的祖居，还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包括中央供暖系统和不下两间浴室，还为教区教堂修建了一座礼拜堂。马地臣干得更出色，他买下了刘易斯岛，在岛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城堡。下述事实足以说明鸦片贸易的利润有多丰厚：马地臣能花50多万英镑购买和开发刘易斯岛，央孖地臣退休后用773，020英镑在英弗尼斯郡买下了很大一块地皮，还在罗斯郡购买了价值30万英镑的土地。
与英国维多利亚早期的人士一样，广州大班的继承人念念不忘社会等级观念。当时英国社会正在开始热衷于社会分层。摄政时期(12)社交界较为宽松的气氛——广州和澳门的英国人亦步亦趋地加以仿效——已经让位于对绅士派头的自觉追求。英国政治家的个性有了变化，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文雅可敬取代了辉格党人放荡不羁的贵族做派（梅尔本总是习惯使用那些让所有听众都反感的语言）。到过英国的游客时常惊异地发现，英国的“等级体制如同东方的种姓制度一样绝对……令人难堪、闭塞和不健康”。(13)萨克雷、狄更斯、特洛罗普和瑟斯蒂等人敏锐地记录下19世纪40年代的这种成见，“绅士派头意味着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幸福的毁灭和终结”。(14)香港社会也是如此，而且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社会人数不多，这使得问题更加突出。香港的英国臣民有300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英国大农庄的人口，其社会差异却相当于英国一个郡。
起初，高高在上地居于香港社会顶层的人物并非总督，而是驻港英军总司令、十六世男爵、近卫步兵第一团的陆军少将萨勒敦勋爵。萨勒敦魅力出众，颇具教养，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和出色的战士，威灵顿曾称赞萨勒敦“不论作为男子汉还是战士，都堪称陆军的楷模”。滑铁卢战役中，萨勒敦率领近卫第一团分遣队坚守在胡格诺花园，打退法国人的数次进攻，也正是他迫降了拿破仑的卫队，亲手接过了康布隆的佩剑。这位将军常驻香港，总督却不得不为外交事务东奔西走。不但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说全权公使是上司，但不论从等级、资历还是个人能力上说，璞鼎查难望萨勒敦之项背。
总督和总司令之下，有43位居民自命为绅士。人数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这个数字是璞鼎查认为必须任命的地方法官的人数，这些人有权审讯“频繁前往中国皇帝疆域的每一位英国臣民”。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究其原因，倘若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排除在外，都是对他们极大的冒犯。在英国，充当“太平绅士”，坐镇地方法庭，乃是乡绅阶层的特权和职责，地方法官有权被尊称为“大人”，从而与身为庶民的商人区分开来。在香港，如果一个人不是太平绅士，那就只是“老百姓”。一位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大人’也卖东西，我也卖东西，彼此究竟有什么不同？”人们用颇为挖苦的方式表达了愤慨，尤其是那些没有当上太平绅士的人。1843年7月17日的《中国之友》刊登了一封来信（不用说，新闻记者没有被视为绅士）：“我们的总督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任命一群太平绅士（附带说一下，他们……在香港一无是处），他们的人数超过整个保安部队的三分之一，若是在英国，会有人相信这一点吗？”这种荒谬可笑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地方法官很快就被悄悄解职。
璞鼎查难以容忍上流社会的地位之争。他一直生活在东方，与印度人、士兵和东印度公司职员打交道，缺乏对付商业绅士的经验。像义律一样，璞鼎查发现很多商人脾气很坏、令人生厌，与义律不同的是，璞鼎查脾气暴躁，缺乏耐性。璞鼎查爵士一回到香港，就身不由己地卷入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的冲突。当时，马地臣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调停在他上任5年前发生的一场纠纷。这场纠纷起因于兴泰行的债务问题，这家广州商行组建于19世纪20年代，是靠不住的数家行商之一。怡和洋行冒失地用巨款扶持这家行商，金额高达300万英镑。1835年，兴泰行倒闭，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行商委员会“审查兴泰行和怡和洋行的索赔”。不知是太缺乏圆通，还是刻意的预谋，兰斯洛特·颠地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按照颠地本人的说法，他“被随意地选中，以提供外语和账目方面的必备知识”。颠地委员会认为本金应归怡和洋行，但不得支付3年的利息，这笔利息的金额高达432，543英镑。马地臣异常愤怒，写信指责颠地“多管闲事，插手这笔利息或借贷双方的账目，这个决定荒唐而又不公正”。事实上，颠地的做法合情合理，并未超出授权范围，问题是双方的敌意由来已久，此事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南京条约》规定偿还拖欠的行商债务，怡和洋行便旧事重提，请求璞鼎查出面干预，敦促行商偿还这笔利息。璞鼎查没有从颠地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帮助，颠地只是向璞鼎查解释了设立委员会的前因后果，郑重其事地拒绝重翻5年前的老账。(15)
依璞鼎查看来，整个事情的经过不可思议。1842年3月8日，他把相关文件全部发往伦敦。德庇时和义律均认为颠地洋行更值得敬重，但璞鼎查爵士在伦敦时就与怡和洋行往来密切，并且决定一到香港就拜会央孖地臣。事实上，这两家商行都曾冒犯过璞鼎查。颠地洋行在承兑一张政府汇票时大加刁难，总督在一封信函中流露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我很遗憾，在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涉及到某些英国商人，尤其是那些我一直希望、并有义务支持的商人”(16)）。怡和洋行则曾经阻挠璞鼎查收取邮件，璞鼎查抱怨说：“摩尔号已在3天前抵达香港，我还未拿到我们的函件。它停泊在离陆地有一段距离的海面，先将马地臣先生的包裹送上岸，他们在20号早上就收到了！真是声名狼藉的可耻做法。”如今，璞鼎查已经就赔偿问题与中国人达成协议，每一个商人都想从政府那里尽可能多地捞一笔，璞鼎查写道：“就我所知，一些诚实的英国商人一想到能获得超出他们预想的利益就欣喜若狂，另外一些人则因为有300万元可分，便捏造事实，要求赔偿。”(17)
璞鼎查不想让这些商人干扰井然有序的政府。1843年6月26日，英国政府颁布《香港宪章》，香港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份文件内容贫乏，伦敦方面制订时颇为匆忙，没有与新总督进行任何磋商。按照宪章的规定，总督拥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将组建一个立法局，这个机构没有任何实权，总督甚至可以随时解除立法局成员的职务。行政局掌握实权，实际上它也仅有很少的几项权力，其成员均为英国王室官员。只有当总督提出要求时，行政局才开会讨论由总督提交的事项。如果行政局成员认为总督举止失当，惟一可行的补救办法是他们有权直接与国务大臣联系，在缺乏有效通讯手段的时代，这项权利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从开埠伊始，香港就注定是个例外，殖民地部的詹姆斯·斯蒂芬不无遗憾地承认：“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香港的）法律和条例……在很多方面应服从出乎其制订者意料的迫切需要。”
璞鼎查想方设法推脱总督的分内工作。他着手与中华帝国结算赔偿，但不是以香港殖民地总督的身份行事，他认为这个殖民地仅有几百名欧洲人，其中绝大多数人他都看不上眼。他尽可能不去香港，在1843年年底以前一直待在澳门的商务监督署。璞鼎查最终在香港安置下来，宣布将在约定的时间会晤求见的绅士，这个努力似乎并未带来多大的益处，直到继任者约翰·德庇时爵士上任后才着手将宪章付诸实施。璞鼎查把政府简化，只任命同样的3个人——这是最低法定人数——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这3个人当然都属于有薪的官员，他们是参逊、威廉·坚和马儒翰。
1843年8月，马儒翰去世，他的死给璞鼎查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马儒翰处事不惊，是香港行政部门惟一能讲汉语的高级官员。璞鼎查素来极为倚重马儒翰，他不在香港时几乎每天都写信给马儒翰，他认为马儒翰之死“不亚于是国家的悲剧”。马儒翰去世，参逊又因病休假，璞鼎查得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常常未经事先讨论便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璞鼎查的许多举措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商业侨民认定璞鼎查是有意作对，却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璞鼎查对他们态度专横，这进一步加深了商人们的这种印象。璞鼎查在信函中流露出来的语气，或许会被乡村杂货商所接受，在地位很高的商人看来却无异于难以容忍的侮辱。这些人认为财富足以使自己受到尊重，即使是全权公使也不例外。1842年12月璞鼎查写给广州英国商人的信函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英国商人请求在广州保留部分军队，最好还有“伯劳西伯”号蒸汽船，这位总督诘问他们：
此函的收件人，你们不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可曾在任何场合、任何方面尽力协助执行我的安排，这些安排本是政府恭顺而真诚的举措，而政府已经为你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保护。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也正是你们一直乐于要求和期待的……我甚至可以质问，如果没有明确的危险，你们是否就不会恣意阻挠和非难你们如此热切地盼望加以完善的安排和措施？(18)
复杂的土地转让问题乃是导致双方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英国政府并没有认可义律最初采取的土地处置办法。阿伯丁勋爵自始至终排斥香港，即使批准《南京条约》后，他仍然在土地拍卖和使用期限问题上犹豫不决。1843年1月4日，阿伯丁向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份指令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充斥着吞吞吐吐的暗示：
土地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外国人和英国臣民被该岛实施的公平的贸易规定所吸引，前来该岛定居，并使之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那么，女王陛下的政府认为完全有理由确保王室获得预期得自土地增值的全部利益。因此，女王陛下的政府正式提醒你，不得将任何土地作永久的让渡，最好是由当事人以向王室租借的方式保有土地，租约的期限可以足够长，以使土地持有者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建造房屋。
在指令的末尾，阿伯丁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璞鼎查：
以拍卖的方式把土地分块出租可能也是有利的。这种方法的得失利弊，你当然能够在现场做出最明智的判断。
从义律拍卖土地，到收到阿伯丁勋爵的谨慎提醒的两年时间里，香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棕棚草屋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雅致的石制建筑和运自新加坡的预制安装的木屋。从湾仔到市场的整个滨海地区，随处可见海军和陆军营房以及坚实的二层或三层石砌货栈。货栈的楼上是办公和生活区，这种格局大概是模仿广州商馆。在东角，怡和洋行开发自己的独立王国。官方在山顶的缓坡上修建建筑，第一座也是最大的官方建筑是一座宽敞的监狱，用来关押威廉·坚的犯人，如今他已提升为少校。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建筑，如剧院、教堂和清真寺，仍是临时性建筑。中央市场对面的集市十分兴旺，越来越成为城镇向西发展的障碍，突显出早期规划的缺陷。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在更西面的太平山华人区为土地租赁人提供新房屋，这引发了大量的纠纷。
1846年香港英国高官的住宅
理雅各是早期的汉学家之一，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图为戴假辫子的理雅各。
香港贸易的发展动力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义律最初拍卖的土地将转为终身持有的不动产。璞鼎查遵照阿伯丁勋爵犹豫不决的指令，把土地租期定为75年，从而引起了土地承租者的极大愤怒。大概要等上数年时间，才能弄清楚政府当局是否批准续约，由此而来的混乱和不确定足以让任何人打消投资新项目的念头。鸦片商人虽然财源滚滚，依然因为有权获得的赔偿迟迟不到位而愤愤不平。在前广州特派委员会成员胡夏米的促成下，1842年3月17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辩论。威廉·查顿在辩论期间少有地做了一次演讲，要求迅速支付赔偿：“再清楚不过的是，在考虑此次远征的花费之前，应当首先赔偿商人的损失。”
璞鼎查认为香港令人生厌。他住的地方是一座新建的小别墅，虽然它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总督府，与他回到印度后所能享有的宫殿相比，简陋得可笑。他完成了与中国人达成和解的使命，又不乐意承担千头万绪的组织工作，这个任务再次落到了勤勉的参逊和厉行纪律的威廉·坚身上。立法局和行政局的瘫痪大大有利于参逊和威廉·坚，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经任何讨论，直接以一般的公告形式发布政府条例。这些条例的起草没有任何专业人员的参与和协助，颇多疏漏，不断招致殖民地部的非议。这些条例程序太过专断，同样不受香港社会的欢迎。英国商人要求积极参与该岛的政治活动，在此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参政议政。当然，他们并不打算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有任何发言权。
谈妥《虎门条约》的条款后，璞鼎查爵士立即向阿伯丁勋爵递交了辞呈。继任者要在将近一年之后方能抵达香港。在这段时间里，璞鼎查似乎从“金发、丰满、漂亮、年届40的摩根太太”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19)1845年6月，璞鼎查离开香港，之后在好望角任职。他名声不佳，“非但沉溺于杯中物，而且情人不断。嘴里总叼着雪茄，对大事小情全都处之泰然”。(20)一位不那么宽厚的作者写道：“没有哪位（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像他这样如此公开地过着淫荡的生活。若是换作一个年轻男人，偷情还情有可原，他都将近60岁了，这些私通行径是可耻的。”(21)
我们无法确知，璞鼎查离开之际，香港的英国人厌恶璞鼎查爵士的程度是否更甚于璞鼎查对他们的反感，不过双方肯定相互憎恶。1844年3月4日《中国之友》刊登的一篇文章或许可以看作是对璞鼎查爵士的告别演说：
有许多事例表明，商界同人一直受到干扰和压制，我们无须特别提及他们对政府表现出来的心胸开阔和宽宏大量的风范……一位军人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十项特别条例……这些公文中令人反感、非法和违宪的内容，超过了我们数量众多的殖民地在20年里发布的所有此类条例……倘若上了年纪的绅士要骑儿童木马，我们并不反对，只要他们安安静静地骑就是了，反正这种动物并不凶猛。
传教士兼学者的理雅各为我们描述了璞鼎查时代的香港。他列举了少数几家欧洲商号的建筑：埃杰尔公司、吉布公司、利文斯顿公司、约翰斯顿公司、“亨利·璞鼎查爵士和之后的约翰·德庇时爵士临朝听政的小别墅”、格默尔公司、弗莱彻公司、林赛公司，当然还有颠地洋行“宏伟的平顶建筑”以及查顿在东角的商号。理雅各“着迷于这个地区多样的景致，赞叹在处置土地和加紧建造上表现出来的活力”，他发现“很多居民因为此地的卫生状况而愁眉不展。1843年无疑是个疾病多发的年份……当时，所有阴沟全都散发出……致病气体，只有体魄最强健和生活规律的人才能抵御疾病”。(22)
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19世纪40年代的文武庙
一旦打消了参逊所说的抵触情绪，那些有胆识的中国人很快就前来香港并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尤其是以前曾经与夷人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殖民地，英国人鼓励当地华人学习外国语言，适应外国人的习俗；一个多世纪以来，珠江的贸易往来也培养出一批适应对外贸易需要的商人。这些商人当中最著名的是卢亚贵（又叫卢亚景），他历尽艰辛当上了海盗头目，靠为鸦片商人提供给养发财致富。他把钱投资香港地产，包括数家妓院和鸦片烟馆、一座赌场和亚贵戏院。1845年12月，这座戏院上演了香港首部业余剧作。另一位大商人是谭亚财，他曾在新加坡造船所当工头，在香港发迹后成为承建商和地产投机商。1847年，卢亚贵和谭亚财共同出资修建了一座文武庙，寺庙位于荷里活道，庙内供奉文武诸神，很快就成为中国移民公认的社会中心。这座寺庙成为仲裁和商议社区事务的场所，替代了家乡村落里的宗族和士绅组织。卢亚贵和谭亚财等首领人物被华人社会认可，形成了一种替代的渠道，因为华人难以理解英国人的管治方式。(23)
与这些外来者相比，原住民的地位相当不利。外来者在人数上很快就超过了原住民，这些外来者把几代人迎合夷人的经验带到这个殖民地，迅速在华人社会脱颖而出。他们充当承建商、商贩、家仆，也干一些基本的体力活。一些当代香港人的祖籍可以一直追溯到1842年之前，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定居在此的那些人融入到这些外来者当中，而且可能仍旧从事渔夫和花匠的老行当。
耶鲁时期的容闳
日后容闳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伍廷芳
外来者大多是包工头招募来的单身男子，他们不打算在香港定居。包工头拥有大量资产，能够从事“各种工作……他们在英国也一样能干好”。(24)他们手下的劳工大多性情温顺，一心想避免接触外国人。另外一些人，如三合会的发起人和伺机而动的海盗，也蜂拥进入香港岛，这些人很快引起了英国当局的密切关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香港正在形成一个说英语的华人阶层，这些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原有传统，接受西方价值观。
容闳是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一位。1842到1847年，他在香港度过了数年时间。容闳毕业于马礼逊教育会英华学校，该校于1842年从澳门迁到香港。这所学校由当地商人出资兴办，兰斯洛特·颠地给予了资助。1847年，该校校长、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牧师离开之后，学校没有支撑多长时间就垮了。布朗把容闳带到美国，容闳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回国后，容闳被曾国藩招致麾下，发展清政府的兵器工业。曾国藩与容闳的不同经历标志着中国的学者型乡绅到现代官僚、18世纪到19世纪的转变。曾国藩是备受敬重的儒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他用极为传统的方式挑选和组织手下人，日后招募、训练和装备军队镇压了19世纪50年代蹂躏中国南部的太平天国起义。容闳娶了一位美国妇女，把孩子送到耶鲁大深造，精通英语的程度不亚于汉语。他以平等的方式同外国企业谈判，购买武器，用最新式的欧美机床装备新的兵工厂。(25)
其他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仍留在这个殖民地，并与殖民地当局通力合作。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到一代人之后，香港华人才有资格参与复杂的殖民地政治。这类家族中最著名的要算何福堂牧师家族。何福堂的父亲是个工人，为新加坡政府工作。何福堂的儿子日后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启爵士，(26)何福堂的女婿伍廷芳是第一位获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何启和伍廷芳两人都在19世纪80年代当上了立法局议员。直到40多年后，香港政府中才有华人舆论的代表，即便在当时，华裔名流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往往附和欧洲裔商人的意见。
在殖民地的初期阶段，买办势力也有所发展。买办是欧洲人商行中的华人，他们不仅充当委托人与中国商界之间的中介，还是打通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向导。买办把欧洲人的贸易惯例和操作技巧引入中国，与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同胞一样，买办的势力要在一代人之后才趋于成熟。一段时间之内，香港没有任何传播传统华人观念的机构。寺庙和同业公会衍生出来的各种机构自发形成之前，香港最早的这些“体面的”华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殖民地体制，努力增加自身的财富，审慎地与殖民当局和社会下等阶层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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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逊手稿，现藏香港档案馆。
(2)请见《关于中国的通讯》。作为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直接负责英国对华远征军，他和义律对彼此的亲戚关系心照不宣。
(3)《中国之友》（Hong Kong Gazzette Friend of China），1841年6月7日；欧德理：《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Eitel，Europein China），第172页以下。
(4)参逊手稿。
(5)《广东记事报》（Canton Register），1836年4月25日。
(6)《中国之友》，1844年5月4日。
(7)关于中国沿海的报刊，请见金：《中国沿海报刊研究指南》（F.H.F.King（ed.），A Research Guide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1822—1911）。
(8)外交部档案（FO17/56），1842年5月3日。
(9)外交部档案（FO705/49），1841年11月。
(10)阿什伯顿是个支持对华贸易的口袋选区。即使在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该选区仍仅有262名选民（1846年），无须多少花费便可以把他们全都收买。查顿之后，马地臣又当选为该选区议员，马地臣之后是央孖地臣。
(11)雷德，载M.克锡主编：《蓟与玉：怡和洋行150年》（M.Keswick（ed.），The Thistle and the Jade：150Years of Jardine Ma theson）。
(12)英国史上的摄政时期是1811到1820年的时期。——译注
(13)西季威克：《海外书简》（C.Sedgewick，Lettersfrom Abroad）。
(14)萨克雷：《布朗先生的书信》（Thackeray，Mr Brown’s Letters）。
(15)外交部档案（FO705/42and/49）；另见张荣洋前引书。
(16)外交部档案（FO705/54），引文引自璞鼎查马儒翰的私人信函，1842年3月3日。
(17)同上，1843年2月22日。
(18)《广东记事报》，1842年12月18日。
(19)霍伊：《老香港的私人生活》（Hoe，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第58—59页。
(20)波廷杰：《斧头之战》（G.Pottinger，The War of the Axe），第273页。
(21)西尔：《南非史》（G.M.Theal，History of South Africa），第51页。
(22)载《中国评论》（Chinese Review），第一卷，第163—176页。
(23)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W.K.Chan，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第75页以下，这部著作引证了怡和洋行和东华医院的资料以及官方文献，对于理解香港华人领袖的演变颇有助益。
(24)德庇时，载外交部档案（CO129/23），引自陈伟群前引书，第72页。
(25)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第197—198页。
(26)像许多香港的著名华人一样，何启的名字可以有多种拼法。除了Ho‐Ch’i之外，另一个最常用的拼法是Ho Kai。
第六章 德庇时突袭
马丁的报告
1843年2月17日，查理·纳皮尔指挥英军，在海德拉巴附近战胜信德人。1843年8月，英国将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
璞鼎查并没有因为在华的所作所为得到提升。1856年，璞鼎查客死马耳他。
中国远征军的安全有了保障，加之已签署了令人满意的条约，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不再为香港担忧，政府要处理一些更重要的事务。信德战役之后，查理·纳皮尔爵士占领了印度的另一大片地区；在塔希提，法国摆出好斗的姿态；所得税引发了新麻烦；废除《谷物法》之争如火如荼；爱尔兰人在热烈谈论恢复自己的议会。璞鼎查爵士提出离职申请后，白厅迟迟没有着手寻找替代人选。白厅自然倾向于找一个性格温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这个人必须对贸易有所了解，而不是光有坚强和好斗的个性。罗伯特·皮尔爵士是托利党人，根本不考虑那些显然站在辉格党一边的私商。
约翰·德庇时是阿美士德使团的老手、前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他曾接替律劳卑勋爵担任过不长时间的首席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的入选不仅属于政党的政治性任命，也是托利党政府对私商的一个公开的直接侮辱。私商们预料德庇时到任后将造成最糟糕的后果，这个人“十分同情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所体现出来的混合着衰朽、专制和垄断的观念”。《中国之友》载文表示：“我们必须表明任命德庇时为总督乃是一个错误。他谈不上庄重，也没有气质……摆脱不了那种老派约翰公司的见解……越早将他召回就越有利于我们在华的前途。”(1)央孖地臣就差公开咒骂了，德庇时“非常坦诚，和蔼可亲，但心胸极其狭隘”。尽管如此，央孖地臣认为商人们“能够逼迫他（德庇时）接受自己的观点”。(2)
璞鼎查不愿把一年的大好时光用来无谓地干等接任者。央孖地臣写道：“亨利·璞鼎查爵士对于被迫在此地耽搁十分恼火，他对香港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3)1845年5月，璞鼎查终于获得解脱，此时离他提出辞呈已有10个月时间。巴麦尊的许诺没有兑现，璞鼎查爵士并未被提升为马德拉斯总督，而是被排挤到南非，出任开普殖民地总督，等待辉格党重新执政后再给予他奖赏。更让他愤愤不平的是贵族头衔的奖赏也落了空，他甚至没有被册封为爱尔兰贵族。璞鼎查完成《南京条约》谈判之后，人们觉得贵族头衔是他的应得之份，就连皮尔也认为应该为条约的签订燃放“烟花和节日之火”。1843年，有人提出为了感谢亨利·璞鼎查爵士的服务，应当给他安排一个下院席位。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皮尔冷冰冰地否决了这个提议，1845年4月7日的《伦敦插图新闻》把皮尔的这次否决称作“有史以来最奇怪的否决之一”。1856年，璞鼎查客死马耳他，此前上院领袖格兰维尔勋爵曾去看望他。格兰维尔写道：“刚刚见到H.璞鼎查爵士，他过着隐居生活，除了身体虚弱带来的负担之外，还承受着因他的服务受到忽视所造成的最痛苦的悲伤和羞辱。”(4)
1844年5月，约翰·德庇时爵士抵达香港。按照阿伯丁勋爵的说法，德庇时拥有“比通常赋予国王御下任何一位官员更广泛、更难得的职权”。(5)他不但要管理一个新殖民地，还是商务监督和驻华公使。作为商务监督，他每年必须访问各个新通商口岸；作为驻华公使，他代表英国与其他列强进行谈判。当时，人们公认英国对华交涉的地点不是北京，而是广州。在广州，璞鼎查的老朋友耆英出任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实际上，在之后的12年里，耆英及其继任者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谈判中充当了外交大臣的角色，直接向皇帝报告有关情况。广州入城问题仍然是英国与中国交涉的主要问题。英国人认为《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进入广州，中国人不同意，双方将围绕这个问题反复发生争执。
卜鲁斯日后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照片为晚年的卜鲁斯。
新总督配备了一套殖民地官员班子，这不单是为了在这个殖民地建立合适的政府，也是为了管辖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这支队伍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弗雷德里克·卜鲁斯出任这个殖民地的二把手辅政司，他是额尔金勋爵的幼弟，后者在13年后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很快就调升离职，继任的威廉·孖沙在这个职位上干了23年，成为此后历届政府的主要支柱。孖沙是德庇时的侄子，就任辅政司时年仅22岁。他与德庇时长得非常像，是个“有绅士风度、学者气质的人”。在前后两任总督的间隔期，孖沙在整整3年时间里掌管这个殖民地，而他所做的最糟糕的事，也不过是写了几首歪诗，比如这首吟咏一个华人颅骨的诗：
噢，周氏，或王氏，或人们称呼你的任何一个姓氏，上帝此刻召唤你……
急庇利是另一位在香港待了20多年的外来者，他担任总测量官并设计了总督府。其他新来者的素质就有些差强人意了。考数司A.E.些利在投机生意中不走运，还被指控诈骗。约翰·沃尔特·休姆出任按察司，在他之前已有5名律师拒绝接受这一职位。休姆以丰富的法律知识闻名，但没有任何实际的司法经验。显然，休姆从一开始就很难与总督德庇时融洽相处，他们在来香港的船上就争吵不休，但直到3年之后两人才彻底决裂。
库务司罗伯特·蒙哥马利·马丁的反应更快。到达香港数周后，马丁就断定此地绝非久留之地，决意弃之而去。就担任殖民地职务而言，马丁并不具备相应的资历或行政管理经验（他曾花过一两年时间学医）。他撰写了许多极其冗长的著作，第一部是1840年出版的五卷本《英国殖民地史》。1840年时，他就声称已经“在印度和各殖民地刊行和出版了5万册书籍”，这些书籍涉及不同的主题，诸如“《圣经》解析”、“东印度古迹史”、“爱尔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等。不难想见，蒙哥马利·马丁到香港之后，就荒废自己的本职工作，一门心思用冗长激昂的文字，对这个殖民地大加挞伐：
……维多利亚城令人窒息，它沿海岸线绵延将近4英里，却只有大约60幢欧洲人的宅邸和一些华人的茅舍和市集……多石、崎岖、陡峭的悬崖以及布满岩石的深谷使得维多利亚城完全不可能形成共同保护、清洁舒适的拥挤城镇。
香港岛的风光同样一无是处：
……小山丘带有某种浅绿色，像发霉的斯蒂尔顿奶酪的颜色……（大陆上的山丘）看上去就像一个黑人脸上因麻风病留下的斑痕……风化的花岗岩像死掉的动植物一样正在瓦解……
阳光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即使在西边仅40英里处的澳门……欧洲人可以在7月里整日地散步，而在香港，这么做几乎肯定会死人。
香港也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香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贸易……主要的商号是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号……他们坦白承认那是香港惟一的贸易……岛上几乎没有一家商号……能够收回他们在这个殖民地所花金钱的一半，并且撤出这个地方……香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贸易城镇……没有什么比愚蠢地坚持错误地开始的事业更糟糕的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最终势必以失望及国家的损失和衰退而告终。
英占初期的香港岛景致
马丁把抨击的矛头对准璞鼎查，因为璞鼎查鼓励“荒谬和招致毁灭的计划”，这些计划只有“最疯狂的理论家才会筹划或接受”。(6)
德庇时大概并未因为这些对其前任的尖刻抨击而过分苦恼，倘若香港的局势恶化，这些抨击就会成为有用的盾牌。1844年8月20日，德庇时把马丁的报告送往殖民地部，只是附上了一份口气非常缓和的否认声明：“公平地说，马丁先生的评论只是他（在香港）仅仅待了数周之后写下的……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有关事实和结论的错误（我确信有必要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我不同意它的基本观点。”
马丁的报告在白厅引发了轩然大波。阿伯丁素来不喜欢这个殖民地，当时伦敦又银根吃紧，因此阿伯丁非常乐意考虑抑制这个殖民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托利党人马上想到可以乘机指责辉格党人把香港强加给英帝国，主张通过谈判取得适当补偿之后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这样做在政治上也大有好处，托利党政府承诺降低税收，又实现了巨额预算盈余，因而厌恶任何白白耗费钱财的计划。因此，政府要求德庇时做出说明，香港若要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最好是证明自身的价值。1844年12月17日，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勋爵（日后以德比伯爵的身份出任首相）致函德庇时：“很显然，除非那位先生（马丁）的看法完全错了，否则女王陛下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慎重考虑是否批准拟议中的数额巨大的民用和军事开支。这些开支本是为了使香港成为英国的永久殖民地，成为包括欧洲人和亚洲人在内的众多居民的胜地，以及广泛的和有价值的贸易的中心和主要集散地。”
斯坦利勋爵即日后的德比伯爵，曾两度出任首相，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重要的政治家。
这个殖民地的前途再次岌岌可危。斯坦利的函件送达香港后，德庇时发出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函，用乐观的语调彻底推翻了马丁的报告：“鉴于马丁先生异乎寻常地敏感，而且他休假的时间比政府部门的任何人都要长，他在那份报告中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根源在于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香港的死亡率虽然仍是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但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在此前的6个月里，有超过350名政府雇员和囚犯染病，仅有9人死亡，其中一人还是死于暴力。建造兵营的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事实证明有益于士兵的健康。虽然对于这个殖民地的卫生事业来说，患病者中超过15%的死亡率并不是多好的宣传，德庇时却坚定地为香港辩护。香港的气候“与澳门的气候毫无二致……多年来，我和其他一些人就像在英国时一样身体健康”。至于舟山——马丁言辞恳切地游说把它作为替代香港的殖民地——“如果中国人履行他们的诺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获取舟山）”。最后，香港的局势还没有糟糕到干练而富有经验的管理者，比如德庇时本人，无法收拾的地步，“这个殖民地的发展，消除阻碍早先进步的一些弊端，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而已”。
这位总督的观点并没有彻底说服阿伯丁，尤其是当时谣传法国人打算夺取舟山。很多人都认同马丁对舟山岛得天独厚条件的看法，这就使得上述谣传“尤为令人恼火，政府充分意识到，如果获得的是舟山而非香港的话，事情要好办得
19世纪法国人绘制的舟山地图
多”。1845年10月21日，阿伯丁抱怨说，倘若法国人成功夺取了舟山，无异于“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极度嘲讽”。(7)因此，伦敦有保留地接受了德庇时的保证，马丁仍接二连三地抨击香港，终于引起伦敦足够的重视，政府觉得有必要举行一次下院听证会。
不论德庇时的一些助手多么乏善可陈，英国政府也不得不把组建殖民地政府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无法再延续璞鼎查的那种过于简单化的直接统治（事实上，德庇时抵达香港之前，由于不足法定人数，立法局和行政局从未开过会）。殖民地部想在香港推行锡兰等殖民地实行的直辖殖民地政体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总督之下设立一个行政局，行政局充当枢密院或内阁的角色，成员由总督手下各部门负责人组成。行政局从属于总督，只有咨议权，行政局拥有的惟一权力是将所提要求记录在案，在总督与行政局多数成员的建议背道而驰时责成总督向伦敦做出解释。
立法局是政府的另一个分支，它最初负责制定法规，这些法规不仅针对本殖民地，还针对“中国皇帝领土上的所有英国臣民……以及中国海岸100英里范围之内的所有舰只或船舶”。直到1853年之后，立法局的职权范围才局限于香港。英国侨民希望依照移民殖民地的惯例，在立法局中发挥积极作用，要么像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邦等白人居民很快占人口多数的殖民地的做法，要么像南非的情况一样，完全把有色人种排除在外。在香港，欧洲人——迫于压力，香港的英国人打算把代表权扩展到印度人和其他欧洲人——永远只会是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没有哪一届英国政府愿意相信这个侨民团体会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做到公正无私。允许华人参政的可能性甚至未被列入考虑之列。统治权掌握在白厅，只是授权总督及其同事作为代表。1850年之前，立法局没有一位非官守议员，从那以后，非官守议员也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甄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不久之前。香港将继续有一个专制的政府，但最高权威是法律而不是心血来潮的个人。
刑罚
图为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鸦片从码头直接运上船。
马丁无疑夸大了这个殖民地生活的艰辛，但不争的事实是香港商人的种种希望大多破灭了。起初，新通商口岸的贸易前景十分诱人，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显，上海最有可能成为各种贸易的口岸。（征收固定关税是《南京条约》带来的益处之一，关税记录可以作为确定贸易量的手段。1844—1845年间，上海已成为最大的新通商口岸，所征关税却仅为广州收入的5%；6年之内，上海关税收入与广州收入的比例上升到80%。）不论是丝还是茶叶，上海的销售状况都要好于香港。上海进口贸易发展迅速，1844年只有44艘外国船只抵港，10年后，到港境外船只超过400艘。茶叶历来是广州出口贸易的主要支柱，茶叶贸易的中心未能转移到香港，要么仍在广州，要么迁往更靠近贸易增长地区的北部港口。在香港，严厉的《虎门条约》第十三款严重打击了帆船贸易，进口贸易始终没有多大起色：1844年到港吨位为189，275吨，3年后仅小幅上升为229，465吨。(8)
有人用最悲观的语调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这个偏僻的、完全微不足道的殖民地……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充作外交和军事基地……商行现在已经减少到10到12家……房子里空无一人……广州和上海是中国主要的（几乎是仅有的）从欧洲和印度进口、从中国出口的商业中心……亨利·璞鼎查爵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选择一个像香港这样荒无人烟的岛屿作为英国的殖民地。(9)
传教士理雅各1843年来到香港，是早期香港的见证人。
穿水手装的郭士立
1842年审判罪犯图景
郭士立受命调查贸易增长缓慢的原因，他认定海盗是最重要的因素。海盗确实人数众多，胆大妄为。1844年，一支武装护卫队在赤柱遭到伏击，在这起抢劫薪水案件中数名英国陆军护送士兵被杀。海盗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猎物的情报，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既是渔民也是商贩，能够用不多的钱从港口的政府雇员那里收集到消息。当时，皇家海军不愿搜捕海盗（后来这项政策有所松动，至少部分是冲着高额奖金去的），他们找了许多借口，如缺乏合适的舰只，很难区分开潜伏的海盗与基本守法的商贩，可能与中国官员的船只发生冲突等等。德庇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指挥一艘武装船只打击海盗活动，当然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海盗一旦被抓获，无不受到严酷的对待。1843年来到这个殖民地的理雅各认为，他一生当中“最悲惨的经历”，就是去“探望那些被判死刑的海盗和其他杀人犯”。(10)
维多利亚城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理雅各发现，该城“几乎没有任何警察的保护”。商人的宅邸都配备了武装保镖，欧洲人晚间外出时带着手枪。日后，央孖地臣在向下院特别委员会提交报告中描绘了当时的状况：“我见过30、40、甚至50个人全副武装聚在一起。我还亲眼看见两个人朝我们的房子开枪。一天夜里，我们开枪打死了两个人。”(11)一个名叫玛丽·安妮·勒福伊的妇女在家里几乎是死里逃生，她发现“卧室里跑进来50个中国佬。她从床上跳起来，没穿外衣就冲出去……叫警卫。抢劫者在她回来之前就逃跑了……可怜的玛丽·安妮丢失了正准备穿上的衣服，他们也被吓了一大跳。这种事情在香港屡见不鲜，这里的华人是最老练、最大胆的强盗”。(12)
罗伯特·蒙哥马利·马丁并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不过，较为公允的材料证实了马丁对华人社区的描述：“千真万确，我在这个殖民地生活了3年，没有看到一位体面的华人居民……实际上，那些人像贝督因人一样不断迁移，他们性喜游荡、劫掠、赌博、放荡，完全不适合从事固定的行当。在组建新殖民地的努力中，他们非但没有任何帮助，还是非常有害的臣民。除了他们之外这里没有其他居民了。”郭士立接着写道：“人数最多的阶层来自黄埔，许多人品性极为恶劣，随时可能犯下暴行……很自然，堕落、懒散和邪恶之徒……如过江之鲫来到这个能挣钱的殖民地……居民的道德水准……等而下之。”(13)乔治·司蔑会督被问及“香港居民的品行是否比美国太平洋沿岸居民更为低下”，他回答说：“是的。他们是人渣。”(14)可信而又见识过人的塞缪尔·费伦(15)解释说：“我们的舰队所提供的庇护和防卫，很快就使我们的海滨成为罪犯、鸦片走私者，实际上是所有触犯了中国法律的人的胜地。”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德庇时想吸引一些“体面的中国人”前来香港，把东角的部分地皮划给来自福建的“财主”。这些绅士反复估量了香港的前途，拒绝了这个提议。费伦把犯罪归咎于来自北方的移民“客家人”（这个称呼与德语中的Fremde同义，意思是外来人），他们到处游荡，“不讲体面，惟利是图。这个殖民地的不安定状况，以及初期阶段的大量犯罪活动，充分证明了他们带来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费伦补充说：“三合会组织已经渗透进香港，三合会成员……犯下了滔天罪行。”(16)
成长阶段的香港弥漫着美国西部开拓时期的独特氛围。一名华人在天黑后被人开枪打死，可能他正在为非作歹，案卷上却只是简单地标明“枪击而亡”，案子就此了结。1845年人口普查表明，妓院有26家之多，家庭却仅有25户。威廉·坚少校如今已升任中校，1846年弗雷德里克·卜鲁斯离开香港后，他被任命为副总督。威廉·坚从前商船上的伙伴禧利接任总巡理府，威廉·坚对待禧利“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与威廉·坚一样，禧利也是个“出了名的喜好鞭笞者”。英国当局面临的真正困难是对付华人犯罪。德庇时招募了伦敦警察帮办查尔斯·梅理来组建香港警察，香港警察队经费短缺，力量不足，素质也很低。警察大多是欧洲人或印度人，1847年才开始招募华人警察，而且华警人数很少。由于存在语言障碍，香港要想有效维持治安可谓难上加难。少数几位译员散布在各个通商口岸，例如，罗伯聃就在厦门。费伦担任华民政务司仅仅数月，便被任命为伦敦大学英王学院中文教授，当时他非常年轻，只有26岁。郭士立是香港惟一有经验的汉语翻译，自1844年起，副警司高和尔也能担任一些翻译工作。郭士立并不是真正靠得住的人，当他最终离开中国时，法国驻澳门领事陆英致函法国外交部，提醒说郭士立正在前往巴黎途中。陆英希望外交部不要重视郭士立，郭士立“历数他在中国的福音传道工作，要求获得金钱上的帮助……他是个相当有创造性的人，总是挖空心思想发财……我得遗憾地说，这位汉学家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17)
查理·义律在最初的告示中宣布将按照中国法律和习俗来管治香港华人。璞鼎查在南京时也原则上同意这一点，他还同意把香港华人的司法管辖权划归九龙地方法院。伦敦没有批准，认为既然香港已经割让给英国，就不能由中国来管辖香港居民。不过，他们承认不应直接对华人居民实施英国的法律和惯例。英国人在印度曾经遇到类似的困难，就连废止寡妇殉夫之类的陋习也耗费了数十年时间。在较次要的问题上，伦敦至少是默许华人自行解决问题，只是试图加以规范。英国政府的控制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基本上把立法权授予了在现场的人，尤其是总督。
早期香港警察惩罚犯人
香港当局面临一个特殊难题，即采取何种适当的刑罚。在英国人看来，监禁非但没有拷打，还提供定时膳食，无助于惩戒华人犯罪者。于是，1844年第十号条例规定，法院“将遵照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通常对在本殖民地犯罪的土生土长的华人所实施的习惯法，判处任何一个华裔相应的刑罚”。传统的惩戒手段通常是罚款15元，或是用藤杖鞭打20下。1847年1月25日，霍斯先生在下院代表外交部为该条例进行辩护，他承认香港推行的惩处方式还包括“割掉他们的辫子”——这被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但是，香港不得实施中国法律特有的“有史以来最灵巧的野蛮行径”。若是其他殖民地，殖民地部不会批准这种与英国法律相抵触并且是公开执行的刑罚，殖民地部勉强承认香港是个例外，“香港的地位模棱两可，造成的众多无法解决的难题之一”，就是“未能明智地找到一条途径消除那些看似可信和理由充分的异议”。(18)
外国侨民并没有为华人居民带个好头。1845年，“一位居民”对香港夜晚的平静发表意见：“从本质上说，追捕的实质是鼓励隐居。我们军队中的绅士在世界各地都毫无二致。”司蔑会督更直率地表示：“欧洲人在大街和房子里频频做出反宗教的行径，有损于传教士的同胞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形象。”司蔑认为警察对待华人的方式于事无补。华人“被看成一个低等的民族……若没有他们的欧洲裔雇主的灯笼和通行证，他们不得在晚上某个钟点之后上街”。香港自始至终普遍存在对华人的漠视，这种漠视有时甚至达到蛮横的程度。不过，对于亚洲其他地方来说，香港的法治程度之高也是闻所未闻的。判处死刑的案例中，法律和刑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若是犯了与华人一样的罪行，欧洲人将以同样的方式公开审判、鞭笞乃至被绞死。1845年7月3日，人们目睹了“一名英国人在香港被绞死的可怕情景”。第一个被处决的欧洲人是英国人查理·英格伍德，他是皇家海军“德赖为”号上的水手，因谋杀一个名叫威尔金森的面包师被判死刑。更糟糕的是，英格伍德蒙受了“更大的屈辱，他与一个中国佬陈阿福一道被绞死”。不过，人们似乎并未过分地为英格伍德鸣不平。这个殖民地在死刑案中一视同仁的判决，给美国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与美国、尤其是南方各州的惯例形成鲜明对比。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道：“只有在香港和澳门殖民地，欧洲人才会因为谋杀了华人而被处死。”(19)
西方的鸦片走私船
恰恰是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例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根据以往在广州特派委员会的经历，德庇时很清楚自己难以约束广州的欧洲私商。如今，商人们散布在各个通商口岸，情况势必会变得更加复杂。按照香港殖民地宪章的规定，欧洲商人不但要服从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还必须遵守香港总督以商务监督身份发布的各项命令。然而，通商口岸没有警察来实施这些法规。鸦片走私船上的水手自然是最难驾驭的惹是生非者。驻厦门领事坦普尔·莱顿认为，这些走私船是“窃贼、强盗、皮条客和妓女的老巢，几乎每一艘船都是如此……最邪恶的华人居民与我们的鸦片船密切勾结”。(20)
行为不轨的英国臣民带来的危险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璞鼎查——他并非神经过敏的人——在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派驻了一艘军舰。这个举措不是为了保护英国利益，而是为了“有效地阻止有犯罪倾向的女王陛下臣民扰乱和妨碍治安”。(21)这个办法在制止犯罪上并不总是有效，但是战舰的出现确实为那些与中国地方当局争吵不休的英国领事提供了道义之外的力量。领事馆官员借助稍加武装的炮艇威胁满清官员，在镇压骚乱时提供重要的支援。这些相对来说和平达成的地方性和解往往成功地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却被过分地贬斥为“炮舰外交”的源头。正如金顿案件(22)所表明的，炮舰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正规的维持治安。阿伯丁勋爵曾经虔诚地相信，普通英国人对法律的敬畏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但是，“为这种新方法辩护的理由，只是一意使我们在中国的同胞逃避有效的地方管制”。(23)
硫磺、树脂、啤酒和黑啤酒——还有鸦片
阿伯丁的同僚更担心这个新殖民地可能带来的花费。马丁先生估计香港一年的开支超过50万英镑，事实证明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却仍然令人不安。况且马丁是这个殖民地的库务司，不论他多么不加克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的观点仍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个殖民地已经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仓库和中枢，英国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但绝大部分开支必须依靠当地的税收，而这样做肯定会遇到激烈的抵制。德庇时在1845年4月的一份函件中承认征税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海盗劫掠和《虎门条约》第十三款（“只有签署新协定方能挽回这一条款造成的损害”）。德庇时仅以马丁关于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拍卖收入的估计，就推翻了马丁“在库务司的专门领域”所作的预言。马丁估计土地拍卖有5000英镑收入，实际获得了13，000英镑。不过，增加的数额实际上并未推翻马丁的整个预计。德庇时爵士认为这个殖民地前景一片光明（“去年冬天的进展相当令人振奋……本地的潜力以及面临的自然困难都将大大超出最初的估计”），但随着失望情绪四处蔓延，土地收入逐渐减少。
商人们没有总督那么乐观，他们人人牢骚满腹。赚钱是他们到香港来的惟一目的，此刻却没有多少钱进账。1845年8月29日，一个代表团向殖民地大臣报告说：“香港根本就没有贸易，只是当地政府及其官员、一些英国商人和少数穷人的栖身之所。”1846年8月8日的《经济学家》赞同这种看法，“香港只是少数鸦片走私者、士兵、军官和战舰水手的补给站”。海盗和犯罪会导致赢利下降，贸易不振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商人的期望值过高。
《南京条约》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甬海关的所在地。
1845年前后怡和洋行在东角的建筑
格拉斯敦
《南京条约》最终打开了对华贸易的大门，满腔热情的商人，主要是英国人，也有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着手把各种货物大量输入中国市场。问题是并非每一种货物都能找到现成的买主。爱丁堡霍利鲁德玻璃厂的约翰·福特先生发来一大批玻璃器皿，这批货积压在怡和洋行的货栈里多年无人问津。央孖地臣向福特保证货物肯定能卖出去，但是，“社区规模不大，再加上自给自足的习俗，造成总体上需求不足”，使得销售成为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新西兰威灵顿的出口商伯尔科茨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很遗憾，石板瓦和肥皂仍然积压在手里，前者完全不适合频繁遭受飓风袭击的东方式房屋，后者在此地的库存量大大超过了数年之内的消耗量！”非常奇怪的是，虽然酗酒不再定罪，葡萄酒和烈酒的需求依然很有限。雪利酒有一定的销路，马沙拉葡萄酒却是滞销货，甚至连军队也不要这种酒。芬切奇大街的詹姆森·亨特先生被告知：“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来销售它（葡萄酒），甚至把它提供给军需官，所有的努力均未奏效……过去数年中我们一直规劝我们的朋友不要再把大量葡萄酒和类似货物输送到这样一个国家，除了寥寥数百名外国侨民，这里没人需要这些东西……希望这些话能使您接受我们措辞最为强烈的劝告，不要再把白兰地、小葡萄干、通心粉、硫磺、树脂、啤酒或黑啤酒之类的货物往这里送。”(24)
马地臣一类的商人认定土地可以长期租用或转成不动产，因而在第一次土地拍卖时就购置了土地，还在建筑上投入了大笔金钱。当租期确定为75年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投资代价高昂，他们本以为已经支付了土地的全部价款。一家商号在1847年下院特别委员会作证说，他们曾派合伙人从澳门赶到香港，参加义律上校宣传的第一次拍卖，“我们认为为一块滨海地皮花50到60元租金就差不多了，当价格涨到后来的水平时，我们彻底打消了在那里购置土地的念头”（第1352号证词）。央孖地臣表示，除非保证999年的租期，他们才会对目前的租金满意，“如果土地租期只有75年，没有哪个英国商人会花1万英镑去盖房子”（第2175号证词）。实际上，私人确实付出了大笔资金。1845年1月，萨珀的伯纳德·柯林森上尉——就在这一年，他绘制出第一张十分精确的香港地图，旗杆屋的主体建筑大概也是由他设计的——写信给远在英国的父母：“如果离开香港一个月，等你回来时，原先还只是一块岩石的地方会冒出一间豪华装饰的印度式客厅；原来水深20英尺的地方会有一条马路。”(25)阿瑟·科宁厄姆上校在同一个时期写道：“城镇本身又大乱……每天都在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扩展，很难说清楚它的界限。我初来时这里还不过是一片竹棚小屋，现在已经成为一座大城镇……这些建筑会吸引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更为富丽堂皇的建筑……是两位远东商业巨子马地臣先生和查顿先生的货栈。紧挨着货栈的两幢漂亮的别墅，或者说避暑公馆，同样属于这两位业主。”(26)
皇家工兵绘制地图，修建道路、排水沟、港口设施和公共建筑。并不是人人都感到满意：“改革者……铺设排水沟，设计街道，用伦敦［？］的地名来给各地命名，管理点灯人和街灯，根本不考虑那些老兵，宣称在‘女王陛下的臣民’——他们这样称呼这些老兵——到来之前，一切都很完美。”(27)不过，与广州和澳门相比，香港的设施仍然少得可怜。科宁厄姆并不特别喜欢这个殖民地，“说到香港的气候，一年当中倒有9个月是又热又闷的……没有大型建筑物、图书馆、台球室或其他消遣场所，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来说，住在这里极其乏味单调”。
除非平息人们对租约期限的不满——此事最终于1848年得到解决——否则不大可能从土地出租和拍卖中获得不断增加的收入。香港的日常生活开销居高不下，进一步加深了不满情绪。《广东记事报》（现已更名为《香港记事报》）报道说，维多利亚城仅有一家英国旅馆，“经营规模小，质量上乘……价格自然昂贵，单人食宿费每天两元，还不包括葡萄酒和啤酒”。科宁厄姆抱怨说：“那里（维多利亚城）一座4个房间的住宅，每月租金始终维持在60到70元左右……奢侈品的价格同样居高不下。”他举一则广告为例：“香港的绅士……向一家名为‘不列颠的骄傲’的公司预定，可以获得上等英国羊肉（每磅1.5元）。”
约翰·德庇时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会去安抚失望的殖民地侨民。德庇时为人冷漠，难以接近，个子矮小，碌碌无为，完全没有璞鼎查那种自信而威严的气派。他爱好中国文学，用拉丁文写诗的水平马马乎乎，这些爱好并不足以使他得到极不开化的侨民的喜爱，他们“认为卢比和金钱重要得多”。央孖地臣对任人唯亲的德庇时十分不满，“刚才，我从急庇利那里得知，德庇时用他自己朋友的名字命名维多利亚城的各条街道，我对此极其反感……甚至没有一条小巷是用商人的姓氏命名……极为可笑的‘些利街’是以一个骗子的名字命名的。本来，若是把街道命名为查顿街、颠地街、吉布街等等，听起来多么自然。一条也没有！除非投资确实有利可图，否则我不会在香港投入哪怕一分钱”。(28)
德庇时爵士的总督任期开局不利，他“与每一个人争吵，并不是很得人心”。(29)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殖民地，德庇时运用手中的广泛权力颁布了一项条例（1844年10月）。这项条例规定全体居民，包括英国人在内，必须进行登记。这个条例从公布到生效仅有两周时间，出台后立即遭到猛烈抨击，“人头税不单向华人流浪汉征收，还涉及所有居民……英国商人与华人苦力惟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一年要交5元，后者交1元”。40年之后，欧德理仍然认为这项措施令人反感，而欧洲人当时的反应简直可以说是歇斯底里，“他们愤怒至极，认为他们的自尊、民族尊严和公民自由遭到践踏，抱成团奋起反抗”。(30)
总督不断收到抗议，条例被说成是“现代英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举措，势必将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旦强行付诸实施，显然会把香港岛降格到流放殖民地的地位”。(31)德庇时予以回击，谴责商人们“凭借卑劣手法唆使华人居民消极抵制，损害了无知而不幸的华人”。事实确实如此，欧洲商行的买办张贴告示，敦促华人抵制这项措施。实际上，华人无需劝说。在第一次抵制行动中，华人举行静坐和罢工，大约有3000人干脆离开了这个殖民地。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抵制方式十分有效。
香港社会对这项条例的反应表明，虽然总督在理论上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欧洲人和华人能够阻止总督推行任何他们坚决反对的措施。这项条例随即修订，免除了所有可能提出抗议者进行登记的义务（“全体文职和陆海军雇员，所有从事学术性职业者，商人、店主、房主、王室土地的租赁者，以及年收入500元以上者”。这样一来，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无需登记），华人的人头税也废除了。《中国之友》主编仍不满意，在骚动的最高潮过去之后，他于1845年1月25日写道：“不论阁下此刻作何评价，我们担心该条例会受到殖民地部的谴责，若阁下尚有自尊，就该立即提出辞职。”
土地收益令人失望，德庇时为弥补缺口，不得不尽力搜刮所有能够想到的税种，最终征收的税种有拍卖税、婚姻税、丧葬税、车马税、台球税、酒税、烟草税和棉布税。这些税收，尤其是最后一项税，使殖民地居民忍无可忍。他们向殖民地大臣威廉·格拉斯敦递呈一份函件，控告德庇时在没有代表权的情况下“强行”征收“恼人的捐税”——这可是一句历史悠久的政治口号。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市政委员会，格拉斯敦拒绝了，理由是这样会赋予“难以托付的少数英国人”凌驾于华人之上的权力。香港的英国人辩称，英国已将该地作为一个战略基地，政府应当支付香港的开支。格拉斯敦仍一口回绝，强调英国获得香港“完全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32)他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
人口登记和税收问题并未很快平息，日后成为商人与宗主国政府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商人们成功地抵制了德庇时对进口葡萄酒和烈性酒征税的企图，立法局全体官守议员始终不同意对酒类征税，坚持把反对意见上报殖民地大臣，格拉斯敦站在反对者一边，总督不得不撤回动议。
德庇时决定把香港的鸦片经营权分包出去，从而再度引发了争执。蒙哥马利·马丁强烈反对这种“鸦片承包”的做法，甚至递交了辞呈。德庇时为了获取收入，克制了10年前在特别委员会表现出来的对这种毒品的厌恶。他先是出售了在这个殖民地供销鸦片的专营权，接着又推行向建筑物和零售商发放许可证的体制。白厅这一次支持他的做法，只是这个尝试成效有限，还激起了鸦片进口商的极大愤怒。然而，中国其他地方的鸦片销售量迅速增长。
巡视戒烟的清朝官员
德庇时到香港后不久，就由璞鼎查引见了耆英。德庇时在会晤耆英时提出了“鸦片合法化这个重要而微妙的问题，反复强调这样的举措既明智又巧妙，将消除目前的不愉快争论……为（中华）帝国提供可观的收入，还可以遏制这种眼下根本不上税的商品的消费”。德庇时还用心理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人们天性喜欢那些很难得到的东西……在中国，由于鸦片被禁，人们贪婪地想得到它……在英国，鸦片历来是合法的，人们却普遍厌恶它。”德庇时的争辩没有任何结果。耆英赞同寻求一条解决途径，他早先曾提议用缴纳一笔款项来代替对鸦片课税，璞鼎查认为这个方法不切实际。如今，耆英“不敢擅起衅端”，不得不拒绝德庇时的提议。1844年6月13日，德庇时向阿伯丁汇报了此事，表示仍然有望争取鸦片合法化，“如果将来某个时候，我能够荣幸地向勋爵阁下宣布该项贸易已经合法化，我将把它视为我眼下在这个国家驻扎的丰厚回报”。(33)虽然德庇时提出的鸦片合法化的建议遭到拒绝，双方仍需要做出一些安排。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是非正式的，但依然得到双方的充分谅解。
鸦片烟馆
中国的禁烟运动一直时紧时松，人们平常对鸦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激烈抨击鸦片。人们早已对鸦片熟视无睹，针对吸食鸦片者的起诉不过是一种“障眼法”。(34)1843年，全中国只有24名毒品罪犯受到审判，其中绝大多数是吸食者。1845年，60人被判有罪，但判决延期执行；1846年审理了9宗案件；1848年为8宗，其中7宗是在北京。收缴的鸦片微乎其微，数量以盎司计。然而，根据W.H.米契尔1850年12月提交的鸦片贸易报告，中国在这一时期仅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就超过每年4万箱，大约有3000到4000吨。此外，还必须加上数量无法确知的土耳其鸦片和中国本土鸦片。
毋庸赘言，中国当局并未竭尽全力限制鸦片进口。1842年，耆英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各国商船不论是否夹带鸦片，中国不必加以盘查，或是针对鸦片采取任何行动”(35)，大概没有什么比这更接近鸦片合法化的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吸食鸦片乃是对社会的谴责，并为此深感悲哀(36)：
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宇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37)
璞鼎查同意，除《南京条约》规定的开放口岸外，英国船只禁止进入其他中国港口，英国船只不得越过北纬32度线（在上海的北面一点）。为了加强璞鼎查公告的分量，英国外交部发布了一道枢密院令。璞鼎查认为这道命令不亚于“本应由中国政府强制执行的禁令”，愤世嫉俗的马地臣指责禁令只是想讨好英国国内那些“圣徒”，没有人打算认真对待这条禁令，而是把它看成“大笑话”。
颠地洋行的飞剪船“依蒙特”号，除装有两门回旋炮外，船侧各有四门能发射18磅炮弹的大炮。
图为鸦片商人鲁斯特罗捷1847年8月20日的信函，信中说：“相信你可以尽快设法将我公司的鸦片售出，并望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
皇家海军从来不认为“英国大臣会发布根本无意付诸实施的公告”。1843年4月，查理·霍普上校在舟山指挥缉捕了怡和洋行的“维克森”号。鸦片商人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向璞鼎查提出强烈抗议，他们通情达理地承认“他们总是乐于服从，前提是他们对委托人的义务和他们本人认可政府颁布的合法的规章制度”。(38)如果说璞鼎查爵士曾经对傲慢的商人们嗤之以鼻，那么这一次应该也是如此。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璞鼎查十分了解鸦片收入对于印度的重要性以及与耆英所订协议的意义。倒霉的霍普上校遭到抛弃，被遣送回国。军方提出抗议，但即使是威灵顿出面也未能扭转结局。鸦片实在太过重要，英国和中国政府都不会反对。璞鼎查认为应当向霍普做出解释，便给巴加将军写了一封透露内情的信函，还抄了一份副本给霍普。这位全权公使解释说，自己一直“不间断地”向福建总督提及鸦片问题，总督“承认我的看法十分正确，但表示禁止这种贸易可以取悦皇帝”，因此他所能做的只是承诺“中国当局不会自寻烦恼地去查究哪些船只夹带了鸦片，哪些船只没有夹带，他们的分内之事就是不让士卒和老百姓购买这种毒品”。(39)
这桩突发事件结束后，事态平息下来。不论英国还是中国官员，都不再干预鸦片商人的活动；走私者也无法从官方的保护中获益。他们的船只不得进入英国领事管辖的港口，因而更易遭受海盗的袭击。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鸦片商人才对这道禁令感到有些不便。不管怎么说，他们惯常的停泊地获得官方准许，载入航海指南，他们甚至偶尔还根据当地清朝官员的建议更改停泊地。合法商人与走私者之间有严格区分；合法货物与违禁货物必须用不同船只分别装运，船只即使只带了少量鸦片，也不会获准驶入通商口岸。
这种做法造成了强者愈强的后果，富有的商人实力大增。1844年时，这类商号实际上只有两家：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香港对于这两家商号来说不啻为一块宝地。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鸦片可以在香港进口和存放，再由鸦片飞剪船运往中国沿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若是企图挤进来分一杯羹，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的双头垄断只需联手降低价格就足以打败竞争对手。怡和与颠地把过去的敌意抛到脑后，两家商行的鸦片船成双成对地出没于不为官方承认的各个重要卸货地。这种状况对于香港经济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控制了鸦片，并且只是沿中国海岸线销售，不可能吸引其他人前来香港。1850年的米契尔报告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香港怎么还会有贸易。我们在此地有两家实力雄厚的商行，每隔一个月都要花费大把的金钱把企图强行进入这个殖民地的任何贸易赶回中国沿海，从而完全把糖和药材——比如樟脑、明矾和类似原料——的贸易拒之门外。不然的话，本地的沿海船只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货物。这种状况极其严重，足以令任何一个年轻的殖民地难以抵御。除此之外，我们与中国的那项条约又把这个港口的所有帆船贸易限定为在五个通商口岸办清了手续的船只，甚至还对这些帆船施加了种种最刁难的限制。我实在惊讶这个殖民地居然还有贸易。(40)
广州城里的是是非非
《瀛寰志略》插图。《瀛寰志略》在传播近代地理知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890年梁启超曾说：“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图为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做礼拜的情形。太平天国开创者皆入拜上帝教，奉洪秀全为教主。
天王玉玺
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进入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痛感《南京条约》的屈辱，所以不打算遵守条约规定，想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进行报复。事实远非如此。中国政府，不论是帝制、共和国还是共产党政府，在履行国际义务方面的记录要远远好于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北京历史档案馆的史料表明，道光皇帝以最大的诚意批准了这项条约，还亲自做出安排，让臣属遵守条约规定。1844年4月，耆英向皇帝报告说，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船只正驶往广州，官府已警告广州的老百姓要守规矩。皇帝认可了这种做法。4个月之后，皇帝朱批指示：“凡涉夷人事宜，务须小心从事，以免有失国体，妄生事端。”(41)
中国出现了一批努力适应英国人，同时维护帝国利益的官员。这些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徐继畲，他先后出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后进入1861年成立的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1850年，徐继畲出版了《瀛寰志略》，这部著作“注定要成为整整一代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图集”。(42)徐氏家族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徐继畲的孙子徐向前是中国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徐向前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和红四方面军总司令，后来支持周恩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徐继畲的上司刘韵珂写道：“我们需要更多像徐这样的人……灵活、通晓事务、能够权衡利弊，而且熟知夷人风俗。”皇帝再次表示赞同：“所议甚是。”(43)
这位皇帝也曾在璞鼎查的函件上批注“所议甚是”，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欣赏璞鼎查的恫吓方式。耆英向皇帝报告虎门谈判经过时抱怨说，璞鼎查“无礼、苛求、总皱着眉——我不得不跟他争得口干舌燥。他提出了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要求，所有这些要求不外是低赋税、轻刑罚、允许登记交易、自由管理香港、修建住宅、教堂、墓地，传教士自由传教”。(44)相比之下，德庇时则显得态度和蔼，令人愉快，从一开始就改变了其粗鲁前任的一些做法。中国人听到礼炮声感到不安，德庇时便在巡视各通商口岸时废止了鸣炮致敬的惯例。徐继畲高兴地发现这位夷人的新首领“异常谦恭，总是脱帽致意，彬彬有礼”。(45)德庇时乐于运用中国语言和习俗的丰富知识来缓和关系。
尽管有皇帝的支持、德庇时的经验和耆英始终如一的良好意愿，广州入城问题仍将给英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或许是因为广州居民比其他港口的居民更敌视外国人，在其他通商口岸，双方关系的发展令人满意。另一个原因是即将引发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动荡日趋激烈。
太平天国运动错综复杂，引人入胜，它几乎与美国的摩门教运动同时，两者的进程也颇多相似之处。洪秀全是个受过初等教育的年轻人，他极富想像力，阐述了一种特殊的基督教学说，致力于建立一个神权政治国家：太平天国。洪秀全出生于客家血统的农民家庭（客家是17世纪前后从遥远北方迁来的移民，其方言和习俗都有别于广东人）。1843年，洪秀全开始传教，6年之内吸引了大约1万名徒众。1852年，他领导了一场反儒教、反士绅、反满清的圣战。到次年3月，太平军征战1300英里，占领了南京，在之后11年里把这座城市作为首都。广州依然掌握在满族人手里，他们镇压了起义者，很多广东人反感客家人的事业，更何况这项事业还带有令人不快的西方影响。
司蔑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广泛游历，他注意到“北方城市的居民友善温和，广东民众则具有傲慢骚动的典型特征，南北之间有着广泛而显著的差异”。在广东，鼓动公然反抗的招贴“取代了印刷品，它们都是匿名的，文字肆无忌惮，大多具有煽动性，往往大肆辱骂”。这些招贴专门煽动老百姓对外国人的不满：“夷人必须诛灭”，必须下决心“先杀尽这个可恶的民族，再焚烧和摧毁他们的老巢”。(46)
身为皇帝的钦差大臣，耆英力图与英国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但未能与德庇时建立起他曾非常成功地与璞鼎查结成的亲密友谊。耆英正式访问过一次香港，按照柯林森（1845年11月23日）的记述，为期3天的“检阅、舞会和正式会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亨利·璞鼎查爵士的朋友耆英表示敬意，他是两广总督、钦差大臣、皇室宗亲。他在星期四乘‘维克森’号前来，不管他负有什么特殊使命，他都无暇去做，因为自从上岸以来，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吃喝……无论如何，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中国佬，但胖得像猪一样”。
1845年11月，耆英访问香港。图中央站立者是郭士立，耆英右边坐着德忌笠，左边是德庇时，德庇时左边站立者是卜鲁斯。
耆英严厉阻止并适当惩处了袭击外国人的行径，但是，一些英国人的侮慢激化了事态。自特派委员会时期以来，英国官员不断谴责其同胞的生活方式，情况却始终没有明显改善。一名非常招人厌恶的英国私商引发了最严重的骚乱，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后果。1846年4月4日，英国商人金顿——他在广州做生意，据说属于“作威作福的一类人，以不断对中国人拳脚相向而出名”——被一名中国水果贩子惹恼，他嫌水果贩子的叫卖声太吵闹，于是掀翻了水果摊。3天后，金顿又一次袭击了那个小贩，把他拖到外国人居住区打了一顿。这个事件立即引发了骚乱。广州出现了要求杀掉英国人的招贴：“这些狼子野心、肆无忌惮的英国人……可恶之极。”英国商人请求派一艘战舰来保护他们，英国领事马额峨竭力平息事态，将此案提交领事法庭。
作为首席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渴望与耆英保持友好关系，把金顿视为另一个作恶多端的英尼斯，判定金顿有罪，罚款200元。金顿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正按察司休姆认为“整个诉讼程序极不正规，之前的所有判决完全无效”。休姆还在判决书中严厉谴责总督的做法，指责这些做法“不公正、越权和不合法……完全无视各种法律步骤和法律本身”。德庇时把这项裁决视为直接的侮辱和对自身权威的挑战，于是向伦敦上诉。(47)
约翰·罗素是19世纪英国重要的政治家，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祖父。
1850年的广州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马德拉斯印度土兵
在科克伦海军少将舞会上的休姆，E.H.克里绘。
白厅已经又换了一届政府，辉格党人重新执政，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有所改变。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托利党政府着手处理棘手的废除《谷物法》问题，从而大大疏远了党内右翼。托利党再次在爱尔兰问题上受挫后，约翰·罗素勋爵于1846年7月组成辉格党政府，巴麦尊重新执掌外交部，格雷勋爵出任殖民地大臣，后者的父亲就是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格雷伯爵。格雷并不赞成巴麦尊的为人，经过劝说才与巴麦尊同在内阁共事。所以，德庇时不得不向彼此难以共处的两位上司汇报情况。巴麦尊全权负责对华事务，积极着手安排有关事宜。1847年3月11日，外交部向金顿发出一封公函，很遗憾地表示：“由于诉讼程序的不正规，你逃脱了你本应承受的惩罚。”公函还附有巴麦尊同一天写下的亲笔信，巴麦尊在信中警告金顿，如果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导致人员死亡，将按照英国法律以谋杀罪起诉他，“女王陛下政府决定……确认女王陛下对在华英国臣民的独有司法权不应损害中国的和平和良好秩序”。
金顿事件之后，广州又发生了一桩案件，这个新案件中的挑衅者似乎是中国人。在广州的一次骚动中，两名英国水手受重伤，德庇时对允许水手进城的船长课以罚款。巴麦尊得知情况后大发雷霆，1847年1月12日，他致函指责德庇时：举止合宜的义务是相互的，英国臣民必须得到“免受骚扰的自由”，“我不得不命令你，要求惩治这场暴乱中有罪的当事人……如果中国当局未行使权威惩处和阻止此类暴行，英国政府将被迫采取行动”。外交大臣相当彬彬有礼地指出了他所认为的基本事实，接着补充说：“如果我们低调处理……就将丧失我们本已掌握的全部优势……当然，我们——我的意思是指所有在华的英国人——不要给中国人任何抱怨的理由，更应该避免任何类似的挑衅和冒犯。但是……我们必须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条约权益必须得到尊重……中国人必须记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臣民和商馆，将遭到射杀。”
巴麦尊措辞严厉的函件可能刺激了德庇时采取鲁莽的行动，他的官方往来信函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歇斯底里迹象。1847年3月12日，一些英国游客在广州附近的佛山被当地人扔石头，这件小事竟使德庇时向耆英接连发出措辞强硬的信函：“我有责任通知你，你将把灾难带给中国人民……事情已无可挽回，我要带领一支军队前往广州，就地要求赔偿。”当时，德庇时手下可供调遣的部队的指挥官是德忌笠少将。德忌笠起初是个步枪兵，1799年成为第86团（皇家爱尔兰步枪团）的军官，他随该团驻扎印度时曾多次参加战斗。1810年起，他一直是个出色的参谋，主要在副官部门任职，还曾受命见过著名的亚尼纳的阿里帕夏。德忌笠富有教养，为人仁慈，只是脾气暴躁。他对香港军队疾病流行的状况大为震惊：“马德拉斯第4印度团给毁了，已派不上任何用场……（士兵）大多骨瘦如柴。”出于责任感，他争取主动把该团全部送回印度，成功遏制了疾病的蔓延。他积极修建更为卫生的营房，满意地看到部队的健康状况迅速改善。
1847年4月1日，怒火中烧的德庇时向德忌笠提出对广州进行讨伐，德忌笠此时所能召集的全部兵力不足1000人，他却热烈赞同这一计划。以前，璞鼎查和德庇时都曾不得不压制这位将军对于军事行动的强烈渴望。德忌笠在1845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没有任何外交和政治权力，他们势必以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他接着预言：“如果他们日后不求我帮忙，那才怪呢。”(48)现在，“他们”确实来求他了。第二天，这位总督和将军就带着部队出发了，这支部队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一些士兵和第42马德拉斯团的印度土兵。英军分乘4艘汽船，这次冒险靠的正是这些小船，它们吃水浅，能够沿江上溯到广州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们不知以什么方式直接通过了虎门防御线。德忌笠报告说，“在一次意外的散步中”，“进攻并夺取了虎门各主要炮台，进入珠江，炸毁了军火库，塞住了827门大炮的火栓”。(49)由于没有遭受任何值得一提的伤亡，这支小部队充满自信地准备扫荡这座城市。对于双方来说幸运的是，耆英平息了事态。他承诺肯定会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只是时间应在两年之后，到那时老百姓的骚乱已经平息（那时他和德庇时都不再担任现在的职位了）。德庇时突然采取战争行动，让外国侨民大吃一惊，现在他们松了一口气，并没有对德庇时心悦诚服。老广州吉迪恩·奈写道：“阁下1847年的行动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兵力不足，二是最主要的商人彼此意见不合。”他还正确地评论说，这次行动毫无成效，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即进入广州城的切实权利，并未得到承认，“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类似于亨利·璞鼎查爵士的手法，等于是放过了广州，没有使其因一犯再犯的过失而受到惩罚”。(50)
然而，巴麦尊勋爵很欣赏这次不流血的武力恫吓——通常以“海盗式远征”而闻名——并向所有有关人员表示祝贺。中国民众本已对外国人不满，他们的愤怒情绪不断升温。数月之后，6名年轻英国人在广州城外的一个村庄被杀，酿成了最严重的事件。(51)
德庇时别无良策，只能警告耆英：“你要么是无能，要么是不愿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英国政府此次不仅要求对过去有个满意的交代，还要求确保未来的安全。”德庇时表示，倘若无法找出并处决罪犯，就应惩治整个村庄。1847年11月7日，他收到一份不失尊严的抗议函：“俗语说冤有头债有主，目前该村涉嫌者甚众，若不辨良莠……上苍何忍如此过分地牵连无辜百姓？世间断无此理，阁下的国家亦必无此等惩罚。”耆英确实审判了那些主要的涉嫌谋杀者，在外国人进城问题上却没有做任何让步。
此时，德庇时去意已决，他完全厌倦了这个殖民地。1846年，义律上校征用鸦片的款项最终偿付，偏激的商人们并未就此满足，坚持要求征服所有中国省份，以便“理智而充满活力的撒克逊种族移民取代退化的当地人”。桀骜不逊的商人们情绪激动，德忌笠将军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是个喜怒无常的绅士，曾经冒犯过平民。这位将军不但反对商人们“策马疾驰”，还曾派一名下士去打断韦尔奇在家中举行的欢宴，“在他高贵的耳朵听来，庶民粗鲁的欢笑声显得尤为可憎”。韦尔奇表示，倘若德忌笠亲自前来的话，他会把这位将军扔出去。当地报纸试图弄清楚这位将军“古怪行径”的原因，“他大概一直与古代斯巴达的希洛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对英国侨民高尚的独立性所知甚少”。(52)
德庇时爵士卷入到一场后果更严重的是非之中，这一次不是全权公使的职责出了问题，而是香港总督之职遇到了麻烦。正按察司休姆在金顿案件中尖锐抨击德庇时，两人关系恶化，德庇时极力想摆脱休姆。德庇时爵士致函格雷勋爵，要求召回休姆，理由是休姆经常当众喝得烂醉。休姆确实是个和蔼快活、喜好交际的人，E.H.克里医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休姆在科克伦海军少将举办的舞会上的举止：“董（‘一个快活的家伙……是一位皇族公主的丈夫’）和这位正按察司跳起角舞，结果破坏了一场四对舞，两个人都太随便了。他们的表演令人捧腹，董很胖……像只大象似的蹦蹦跳跳，那位法官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庄重，他穿着马裤和黑色丝袜，到处乱甩他那两条长长的瘦腿。他的脸很长，鼻子突起，脑袋乱蓬蓬的，不时咧嘴大笑，没有半点法官的样子。”(53)不过，一位总督致函殖民地大臣控告属下官员习惯性醉酒，这无论如何都是十分严重的事，而且要比德庇时想的严重得多。指控信是德庇时在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休姆的盛怒之下匆忙发出的。立法局不顾德忌笠将军的反对，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德忌笠清楚意识到这个事件可能导致的后果。有证据表明，虽然正按察司确实比一般人更爱喝酒，却并非不称职的酒鬼，即使在司法界高层，嗜好杯中之物乃是普遍的现象。德庇时把自己逼入了死胡同，调查结果公布后，他仍将休姆停职并遣送回国。香港社会一致支持休姆，强烈反对总督，伦敦最终裁定整个事件颠倒了黑白，正按察司官复原职，香港人感到莫大的满足。白厅也意识到香港正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争执，于是组织了一个下院特别委员会对这个殖民地的事务展开调查并就其前途提出建议。
对于德庇时来说，一切都太迟了。他递交了辞呈，1848年3月，他离开这个殖民地，开始了长达47年的赋闲生活。由于他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人们对他离开中国海岸毫无惋惜之情。欧德理写道：“侨民们带着不动声色的冷漠远远观看施放礼炮，少数知心朋友没精打采地欢呼……没有公开演说，没有宴会，没有民众欢送会。这个殖民地主要报纸表达了公众的情绪，宣称德庇时爵士的‘个人举止和性格不适于执掌一个殖民地政府’。”(54)比较宽厚的理雅各写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的各位总督当中，他是在民众最强烈的不满中离职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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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之友》，1846年8月5日。
(2)央孖地臣：《香港私人信函集》（Alexander Ma theson，Hong Kong Private Letter Book（AMPLB）），1844年6月14日。
(3)同上，1844年3月27日。
(4)菲茨莫里斯勋爵：《格兰维尔伯爵二世传》（Lord Fitzmaurice，Life of the Second Earl Granville），第一卷，第148页。
(5)外交部档案（FO17/85），1844年4月28日。
(6)马丁的指控最终汇编成多卷本的《关于香港殖民地的文件》（Papers Relatingto the Colony of Hong Kong（PRCHK）），此处是引自第1卷，1844年8月20日。本章关于马丁事件的其余各处引文均来自相同的资料来源。
(7)张伯伦：《阿伯丁勋爵》（Chamberlain，Lord Aberdeen），第367页。
(8)统计数据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Rel.），第一卷。
(9)针对弗朗西斯·斯各特议员所作的关于香港的声明与建议（Statements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Hong Kong Addressedto the Hon.Francis Scott M.P.）。
(10)理雅各：《香港殖民地》，载《中国评论》（Legge，‘The Colony of Hong Kong’，in Chi‐nese Review）1872年，第一卷。
(11)1847年《蓝皮书》，第五卷，《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第2175节。
(12)霍伊，前引书，第52页。
(13)《关于香港殖民地的文件》，第一卷。
(14)1847年《蓝皮书》，第五卷，《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第2882节。
(15)塞缪尔·费伦22岁时就是公证人、验尸官、法院职员和译员，24年后成为华民政务司，他是查尔斯·费伦和伊莱扎·费伦的儿子，自19世纪20年代起就住在澳门。
(16)外交部档案（CO129/12），1845年6月20日。
(17)法国外交部，领事档案（Affaires Diverses Consulaires，Quaid’Orsay）。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香港的资料不多，主要是因为一段时间之内法国在这个殖民地没有设置领事馆，但现有资料颇为有益和有趣。
(18)外交部档案（CO129/11），1845年3月8日。
(19)《中国之友》，1845年7月5日。关于香港法庭的活动，请见诺顿－凯泽：《香港法律与法院史》（J.W.Norton‐Kyshe，History of the Lawsand Courts of Hong Kong）。
(20)引自费正清：《贸易与外交》，第245页。
(21)外交部档案（CO129/377），184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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